作者：(美)蒂莫西·F·盖特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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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试试读：
译者序
写书是需要级别的，共事是需要圈子的，做事是需要决心的，而最苦最累的就是码字写书。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使众多金融大佬和企业巨子走下神坛，也成就了一批业余财经畅销书作家：曾经的财政部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当然也包括本书的作者盖特纳。卸任奥巴马的财政部长一年后，他现在已经是著名的私募基金——华平基金的董事长了。99次出访，国际飞行距离达60万公里，出席国会听证67场，签名被印在170亿张不同面值的美元上，是这位美国第75任财长任期内的部分业绩。没有级别不要写书，想码字最多可以帮他们翻译一下。
盖特纳在2009年1月就任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时不到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政部长，而在此之前，2003年他就担任了纽约联储的行长，更在1999年即担任过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更为可贵的是，盖特纳小时候的学习生活可以用颠沛流离来概括，他从小随在福特基金会任职的父亲周游世界，曾在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和津巴布韦生活过，学习过中文和日语，并从泰国首都曼谷一所高中毕业，最重要的是后来考上美国常春藤联盟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还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念了研究生。据我研究，盖特纳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与达特茅斯学院关系不小，他的前任保尔森就是从达特茅斯学院本科毕业，当时是常春藤东部联盟明星橄榄球达特茅斯校队的内边锋，保尔森在自己的回忆录《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中总是把他的小师弟盖特纳称为“我值得信赖的朋友”，可以想象盖特纳被奥巴马提名为财政部长候选人遭到强烈反对时，保尔森的支持多么有力。
在美国的政坛和商界，“圈子”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得强大。保尔森的妻子温迪是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的，这家学院其实就是只招女生的麻省理工学院，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有学术联合关系，如果学生参加5年双校课程项目，毕业后将获得韦尔斯利和麻省理工学院双重学位。巧合的是，温迪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同班同学兼闺蜜，而且在学生活动中关系密切：温迪是毕业班的班长，希拉里是学生会主席，当2000年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时，温迪在纽约为她主办了最早的募捐活动。希拉里虽然竞选总统输给了奥巴马，但还是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盖特纳在书中记述了他2013年卸任财政部长时同事为了送别排演的一场情景剧：“这场戏剧的结尾是，2017年1月21日，希拉里·克林顿——好吧，也是由财政部职员饰演——在总统办公室里，说她需要我在财政部再待上6个月，或者是一年。”译者的眼睛可是雪亮的，谁能够否认当盖特纳被提名财政部长，遭到偷税指控等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式炮轰时，女强人、前总统克林顿夫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没有助一臂之力呢？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著名女作家冰心都是韦尔斯利学院的校友。
除了奥巴马，盖特纳提到最多的重要人物就是劳伦斯·萨默斯。萨默斯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经济学者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他的叔叔保罗·安·萨缪尔森（没看过他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一定不是科班经济学出身）和舅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默斯属于神童，年仅16岁就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28岁那年就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后来还当过颇具争议的哈佛大学校长。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萨默斯担任奥巴马竞选班子的经济顾问，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提名他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他曾经是盖特纳的领导，当时他也是盖特纳财政部长位置强有力的竞争者。
书中没有过多着笔墨的是盖特纳在美联储的犹太裔同事珍妮特·耶伦，其实她也是个厉害角色，后来接任伯南克成为美联储首任女主席，她是经济学教授，其丈夫、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曾因为提出信息不对称模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盖特纳在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也非常有趣，这件事发生在奥巴马准备提名他当财政部长前的尽职调查时，“参议员奥巴马随后询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背景的问题，所以我描述了我在印度和泰国的童年轨迹。我们讨论到了一个奇怪的家族巧合：当我的父亲在运作福特基金会亚洲区项目时，基金会为参议员奥巴马已故的母亲安·邓纳姆提供了资助，那时她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一个小额贷款项目。”看来圈子不仅存在于平行的空间，也潜伏在历史的时间长河。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共事需要圈子”的威力了吧，校友圈、夫妻闺蜜圈、家族圈，当然在多种族的美国，千万不能忘记族裔圈，而盖特纳正好也是犹太人。2008年，名为尤里·奥纳里的好事者做了一个统计，当时美联储的联邦储备理事会所有最高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伯南克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100%的数值表征，而犹太人只构成美国人口的大约2%。在12名地方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有9名是犹太人，占75%，当时盖特纳是纽约联储行长，耶伦是旧金山联储行长。
我很久以前在美国旅行时，在超市或者奥特莱斯买东西结账，往往发现大大咧咧的收银员算不清账目，慢条斯理，有退货、还钱等“复杂”业务时就恨不得把脚趾头都搬出来。当地华人解释道，美国社会是1%的精英带领着99%的平民，有了几百万的精英人群，整个美国就可以称霸世界。看看盖特纳的朋友圈，的确如此。
可是，为什么在云集了顶尖聪明人的精英团体领导下，2008年在美国爆发了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金融危机？译者认为，人类发展除了需要聪明智慧之外，还需要道德。华尔街集聚了精英中的精英，但2008年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的形势，激发了一些精英的发财梦，他们居然设计出不考虑还款能力，而且没有首付的住房按揭产品，并且将之证券化卖给全球投资者。因为他们是精英，所以纯朴的99%的美国老百姓都相信，踊跃购买这些有问题的金融产品，并且通过羊群效应传染给了全球的投资者。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在这些“金融创新”幌子下大发横财，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背景的住房金融机构也乐享其成，美国国际集团居然还敢于为这些违背金融规律的业务活动提供保险背书，高盛、花旗、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巨型金融公司既煽风点火又隔岸观火，一旦房价走势从持续上涨开始逆转，按揭客户出现违约，即次贷危机出现，华尔街精英们设计的产品漏洞暴露之后，沙滩上的多米诺骨牌就开始坍塌，自贝尔斯登破产后，前后两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盖特纳便开始纠结于救助与道德风险的两难境地。
危机开始之初，监管层很自然地倾向于让市场去教训这些坏小子和纵火犯，于是就有了百年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该公司的老板福尔德因为之前的业务风生水起便有了骄娇二气，而当时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原来是高盛的老板，两人以前是竞争对手，所以保尔森顺水推舟不救助，百年老店轰然倒塌，曾经神气活现的福尔德也在健身房被原来的手下员工痛扁了一顿。按常理出牌的结果在非常时期往往会得到灾难性的后果，雷曼兄弟既然是一家大型的百年老店，其业务势必与同业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盖特纳任纽约联储行长，与华尔街最近，也是保尔森、伯南克监管层的核心成员，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雷曼兄弟破产导致了银行挤兑，恶性循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貌似大而不会倒的金融公司都岌岌可危，平日里趾高气扬、道貌岸然的银行家也都惶惶不可终日，这也让公务员出身的盖特纳感到很解气，不过保尔森可是投行出身，马上意识到经济已经处于峭壁边缘，不可继续快意恩仇，必须把精英内部矛盾暂时搁置，实施大规模的救助措施，打破“挤兑–破产–挤兑”的恶性循环，防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1%的精英里有正义感者有责任拯救善良纯朴却被蒙骗的99%的美国人民。
于是2009年1月，盖特纳接过财政部的权杖之后，立志成为拆弹专家，“这里的炸弹，我指的是巨型的、有许多分支机构的、滥用杠杆的金融机构，其破产会导致类似雷曼2008年秋天破产引发的全球性恐慌，如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以及美洲银行。它们都比雷曼大得多，也都获得了政府现金注入以避免破产，其中美国国际集团在4个月里曾被救助了3次。但是它们现在又都陷入了困境，我们需要保证它们不会爆炸——不是不分好歹地护犊，而是防止虚拟经济乱中出错，伤害了实体经济。”对于救助纵火犯与道德风险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政治是可怕的，人民憎恶政府紧急救助那些愚蠢的金融巨兽，但是如果他们的债权人或者整个市场失去对他们履行义务的信心，全球范围的金融系统就会彻底崩溃，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秉承这个理念，盖特纳在书中反复强调了他与各方反对救助华尔街力量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也因此任职财政部长期间经常受到非议，人们说他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走得太近，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含蓄地说他与市场太近。所以盖特纳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为自己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决策做了辩护和解释。贯穿着这部书的线索之一就是压倒性力量的金融救助，以及由此造成的道德风险之间的矛盾，盖特纳就像美国队长，遇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压力，排除了党派斗争的压力，强行推进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坚信亡羊补牢不如治未病的理念，虽然当时的行为似乎南辕北辙，但结果却很棒：盖特纳被提名财长时，金融危机正在肆虐，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GDP下滑速度达到9%。在2009年他上任的那一天，美国股市标准普尔指数收于836.59点，距离2007年的高点已骤降了47%。而就在我翻译完这本书的时候，美国股市迭创历史新高，2014年7月24日标准普尔指数又创历史新高1991.23点，比当时翻了一番还不止。不仅还清了纳税人当时救助支出的钱，还大赚了一笔。就像好莱坞大片的情节一样，在遭受了诸多毁灭性打击之后，美国队长最终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示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盖特纳延续了保尔森的政策精神，尽管两人各事其主：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却保持了政策的完整性和持续性，他们在应对危机的决心上坚定无比。
前面提到圈子的重要性时，我并没有提到表面上显而易见的党派圈，从盖特纳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我感到党派争斗其实都是幌子，真正起作用还是各团体圈子的核心利益，而这些圈子里的密友可以使不同党派人士亲密无间。盖特纳年轻时曾经加入共和党，后来脱党，他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入阁奥巴马政府的。保尔森的母亲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但1995年之后，她开始转而支持民主党，痛恨伊拉克战争，尤其反对小布什，而这并不影响保尔森入阁布什政府。2001年，原本是民主党人的布隆伯格，却以共和党人身份首次竞选纽约市长，并获得成功。他“叛党”的原因很简单，民主党推举候选人的程序太过复杂；如果是共和党候选人，他胜出的概率更大。更为搞笑的是，他于2007年6月突然宣布，自己已不再属于共和党阵营，而将成为独立派人士。
盖特纳几乎是保尔森的影子，布什请保尔森出山乃一奇招儿，奥巴马也是三顾茅庐把争议颇多的盖特纳请出。2014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前财长、刚刚上任的华平投资集团主席盖特纳，这是怎样的一份机会和荣耀啊。
从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我觉得最值得汲取的一个宝贵经验就是，对待非常规的金融经济形势，需要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以强大的决心去贯彻，而不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
在书中贯穿着的另外一条线索就是盖特纳不断地为投身公共服务鞠躬尽瘁，两地分居，忽略家人而对妻子儿女感到内疚，为政敌、媒体对他的污蔑攻击而给其家人带来的伤害感到内疚。这种宣扬家庭和睦、家庭生活至上的精神值得赞赏，值得借鉴。当然，说易行难，我仅仅为了翻译他这部书，在两个月时间里夜以继日，埋头苦干，对我年迈的父母、活泼的妻儿都不说话，在家里制造出不能被打扰的气氛，我也对我的家庭感到内疚。最苦最累的就是写书可不是一句玩笑话。至于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学术政策方面的信息，还是请大家耐心听作者解读吧。益智 于杭州2014年10月12日
引言 定时炸弹
2009年1月27日早晨，就任财政部长的第一天，我就在总统办公室拜晤了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依旧在肆虐，而总统先生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银行体系已经崩溃，更广泛的实体经济在以萧条的速率紧缩。消费者信心跌至历史低谷，千百万美国人民濒临失业、破产甚至失去家园。尽管都是坏消息，刚刚进驻白宫一周的总统先生看似镇静，也理所当然地惬意一会儿。
我要告诉他的却是：祸不单行。
首先，我感谢他前一天晚上亲自出席我的就任仪式，这是对我表示充分信任的姿态。我们只在三个月前刚刚认识，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都不是领导财政部的最佳人选，我不是银行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政客，甚至不是一个民主党人。我是一个没有多少公众印记的独立选民，我的履历并不能完全代表奥巴马式的愿景与变革。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我曾经与共和党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以及共和党人，财政部长小亨利·保尔森共事，策划了一系列关于金融危机的引人注目但并不被认同的挽救金融危机的措施。或许，我看起来也不像一个财政部长，我那时47岁，没有灰白头发装饰出来的威严感。巴尼·弗兰克，我在国会中最紧密的同盟者之一，后来评论道，我发表公众演说时青涩得像是在自己的成年礼上。
况且我早已是政治意义上的次品了，在审议听证会中，我一直被描绘成一个逃税者，一件华尔街的工具，一个布衣街的公敌。尽管之前的20多年我都服务于公共领域，但还是照例被打上唯利是图的投资银行家标签。有人认为我可能是自内战以来第一个被否决的财政部长提名人，我自己也曾考虑在表决之前退出。结果我以“二战”以来最微弱的优势获得通过，而我早就对我给家庭带来的耻辱，以及总统对我的政治信任，感到无比内疚。
但是现在箭在弦上，我坐在面朝玫瑰花园的一张沙发上，在今后的4年中，我会无数次坐在这个位置。总统坐在我右边的办公椅上，我对面沙发上坐着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拉瑞·萨默斯，他是前任财长，当我还是财政部的一名小职员时，他就认识我，并且后来还提拔了我。现在拉瑞操纵着国家经济委员会，我们将共同应对危机。这对我而言本该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职业技术专家、杰出的前老板和鼓舞人心的新总统一起进入了权力的中枢。
现实却恰好相反，这是一个黑暗而可怕的时刻！
我的职业生涯大都在对付各国的金融危机——比如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的金融危机——但这次情况比较严重，是百年不遇的风暴。伯南克、保尔森和我早就制订了一系列对付金融巨头的紧急预案，汇制成《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是一项7000亿美元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干预措施，但我们没有能够终结这场危机。结果表明，公司违约状况的指数甚至比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导致市场崩塌时还要高，而那时股市暴跌，债市陷于混乱，就连被公认为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也受到重创。抵押品赎回权的取消居高不下，每个月有75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我们延缓了后雷曼危机的恐慌，但金融系统依旧冻结不畅。在繁荣期过度扩张的银行如今都在防御性撤退，大肆囤积现金，其现金为王的策略无异于使商业活动断氧。事实上，对于那些想要买新车，进行大学教育，或者买新房的普通借款人来讲，他们没有可以使用的私人信贷去融资。当金融地震波及实体经济后，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失业的工人及一些受惊的消费者削减开支，生意难做又导致企业解雇更多的工人，投资随之减少，而这使家庭和公司的行为更趋于保守。不健全的金融系统加剧了衰退，而衰退的加剧更使金融系统不堪一击。华尔街和布衣街同时陨落。我近来开始阅读利雅卡特·艾哈迈德的畅销书《金融之王》，讲的是决策者的错误如何造成并延长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翻了几章就不忍卒读，实在是太恐怖了。
总统明白，在修复金融系统之前是不可能让主体经济复苏的，银行就像经济的循环系统，与电网一样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没有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不能保护储户存款安全，不能正确配置资金需求，不能帮助家庭和企业的未来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增长，而我们的金融系统却依旧一团糟。“从官方角度，我可以告诉你情况有多糟糕。”上任伊始，我告诉总统，我们还有5枚“金融炸弹”需要拆除。
这里的炸弹，我指的是巨型的、有许多分支机构的、滥用杠杆的金融机构，其破产会导致类似雷曼2008年秋天破产引发的全球性恐慌，如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AIG）、花旗集团以及美洲银行。它们都比雷曼大得多，也都获得了政府现金注入以避免破产，其中AIG在4个月里曾被救助了三次。但是它们现在又都陷入了困境，我们需要保证它们不会再次爆炸——不是不分好歹地护犊，而是防止虚拟经济乱中出错，伤害了实体经济。政治是可怕的，人民憎恶政府紧急救助那些愚蠢的金融巨兽，但是如果他们的债权人或者整个市场失去对其履行义务的信心，全球范围的金融系统就会彻底崩溃，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房利美和房地美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两家房地产巨头，担保了大部分的美国住房抵押，最迫切需要救助。它们很快就耗尽了纳税人救助的近2000亿美元，如果没有另外追加的约2000亿美元——超过联邦教育部三年的预算——它们就会带来灾难性的违约风险。只要这个风险增加一点点，就会推高抵押贷款利率，压低房价，从而加剧衰退。
AIG已经是臭名昭著的金融炸弹，它随时会爆炸。作为一家百年老店的保险公司，AIG这三个字母尽管已经成为过度风险的象征，但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商业保险客户和养老保险客户，以及遍布全球的数以万计的企业要依靠它，其债务违约甚至仅仅是信用评级的调降都会重新引起恐慌。
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是最大的炸弹，是对银行业“大而不倒”的、令人愤慨的有力证据，我的副手称之为“金融死亡之星”。世界如此脆弱，而它们尾大不掉：如果我们不想重复大萧条——银行业毁灭，25%的失业率，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就必须确保它们不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奖励那些鲁莽的野蛮人。
向新任总统倒的苦水实在太多，但问题比这些炸弹还严重得多。
我们不仅仅是在对付资本严重不足、可以摧毁金融系统的5家公司，而是要对付整个资本严重不足的金融系统。即使在实施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与其他紧急救助措施之后，弥补潜在金融系统损失的资本还是不足的，为整个经济复苏融资更是无从谈起。拉瑞和我都担忧经济振兴新政缺乏足够的现金——或者是足够的权威。
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老同事私下测算过，银行业务部门仅仅应对一次普通的衰退就需要额外的2900亿美元，而要应对“极端压力情况”则需要6840亿美元。这些数字并不包含稳住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AIG等的潜在成本，也不包括救助诸如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等濒于破产边缘大企业的潜在成本。而在我们自由支配的TARP基金账户里只剩下约3000亿美元。
拉瑞和我告诉总统，我们或许需要申请另外一个TARP，而此时国会对于实施更多的救助计划没有任何兴趣。
说实话，我自己也对该做什么十分犹豫，75年来从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危机，而金融系统中如此复杂的情况更是史无前例。尽管修复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于复苏经济是必要的，但却远非充分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总统先生准备推出大量的财政刺激政策——总额800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减免——以对冲国民收入和财富的损失，提振需求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美联储也积极通过货币政策加强刺激。金融救助、财政刺激以及货币刺激——三位一体再加上总统扶持已经陷入困境的汽车以及住房部门的努力——将会一起发力，如果有效的话。
然而，稳定金融系统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卷土重来的银行恐慌将很快把我们提供的财政支持吞没。拉瑞和我确信我们应该赶在危机前面，而不是被危机牵着鼻子走。我们告诉总统，尽管公众已经认为我们做得过火了，但还是应该继续矫枉过正。紧急状态下，对折中办法的妥协比采取集中优势力量的方式风险要高，即意味着纳税人的成本更高——不仅是以美元计算的成本，更表现在失业率、企业倒闭以及住宅抵押赎回权的取消上。
总统安静、耐心、不慌不忙地对我们的提议照单全收，他本能地想迅速修复并重构整个金融系统，而不是养痈成患或者掩耳盗铃，他要积极全面地进攻。“我们要把创可贴撕掉，”他说，“我要正确完善地推进这项工作。”
我同意，但提了要求。舆论呼吁严惩华尔街赌徒的压力很大，的确，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垂死挣扎的企业必须国有化或者清算，债券持有人只能拿回缩水的本金。这些强硬措施看上去果决正直，但在风险非常大的时刻，也会打击信心，从而加剧恶性循环。正如2008年秋天的恐慌，伤害的是布衣街，而不仅仅是华尔街。我们要避免日本20世纪90年代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的状态，也要避免另外一场大萧条带来的创伤。“我们必须撕掉创可贴，”我说道，“但我们也必须确信不能摧毁金融系统。”
总统不明白我的意思，拉瑞解释道，“蒂姆（蒂莫西的昵称）的意思是，对于一项会击碎脆弱的金融系统，摧毁信心以至于造成股市暴跌的计划，我们负担不起。”
总统的命令直接而有力：尽快拿出一项解决问题的计划。他要求及早行动解决问题。“把政治交给我，”他说，“找出问题的实质，恢复信心，怎么有效怎么做。”他明白我们所面临的内在不确定性，表面合理的决策也许会导致可怕的结果，而目前还没有完美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选择。他明确表态将承担我们行动的一切后果。
我印象深刻，但缺乏信心。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信心危机
金融系统都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信贷”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相信”，为什么如果我们相信某件事是真的就可以信赖它（Bank On），为什么金融机构往往自称“信托”。想想一个传统银行是如何运行的，存款者相信银行，将钱存入银行，并且对其还本付息有信心，银行再把钱以更高的利息借出，同时确信不会存在所有人同时要求取回本金的情况。但是如果人们对银行失去了信心——有时出于对贷款质量和管理能力的理性分析，有时不然——他们就会同时挤兑。结果就是大家都奔向银行，就像电影《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中的场景，储户涌向大萧条时代的储蓄机构。信心是易逝品，当它开始蒸发，就会瞬间消失，而且一旦失去就很难找回。
金融危机就是显而易见的银行挤兑，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挤兑。人们对资金安全失去信心——无论是股东还是债券持有者，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鳏寡孤独——他们从金融系统中暴走挤兑，使体系中的钱更加不安全，也使每个人进一步失去信心。这在历史长河中呈现过多次，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复杂体系还是简单体系。人类惯于恐慌，正如我们惯于的某种非理性信念（对于房地产、股票或者是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造成了泡沫与恐慌交替。而一旦骚动群起，对于个体而言，跟着行动以免被踩踏就是理性的行为，尽管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他们的集体行动是非理性的。这些恐慌几乎总是会带来残酷的结果——不仅仅是对投资者和银行，对教师和建筑工人也是如此——决策者几乎总是把他们的境遇搞得更糟。
2009年年初，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危机中政府应该如何恢复信心？部分答案很简单，尽管令人不快。政府可以支持那些问题公司，消除那些可能把恐惧变成恐慌的因素。为了安慰储户，围城中的银行过去常常把现金堆在橱窗里展示，使储户认为没有必要去挤兑。当政府投入足够的“橱窗里的钱”，就可以减少银行挤兑的危险。典型的例子是存款保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用它来应对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挤兑。自1934年以来，政府对银行存款提供担保，所以即使储户担心他们的银行有问题，也不用到银行挤兑而使问题恶化。
当然，罗斯福时代的银行系统没有“抵押债务”、“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或21世纪的其他复杂金融工具。在2008年的恐慌中，被保险的银行存款并没有任何挤兑迹象，但其他各种受到惊吓的资金却夺路狂奔——在数字化时代，挤兑不需要蜂拥到银行门口，只需一个电话或点击鼠标即可实现。2009年年初，政府已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其他紧急措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展示在橱窗中。我们已经增援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负债，但金融系统仍然瘫痪着。市场能看到5枚炸弹，而我们的危机应对措施却显得那么松散，许多政策相互矛盾，投资者和债权人不确信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不确定性也是所有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没有政府承担风险，金融危机不会消失，私人投资者不会承担那些灾难性的后果。
最明显的反对政府帮助陷入困境公司的理由是，这种做法奖励了纵火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关于正义道德的说法，即我所谓的“旧约观点”，腐败分子应该受到处罚。缺乏社会责任感者不应该被救助；另一种是关于激励的经济学论证，基于“道德风险”的批判，即如果你今天保护冒险者的损失，他们明天会冒更大的风险，从而在未来制造新的危机。如果你救助纵火狂，最终将遭受更大的火灾。
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这的确是明智的行动指南。对于一次典型的经济衰退，甚至是有限的危机，企业应该正视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借给他们钱的投资者也应如此。但是，试图在一次真正的系统性危机中惩治肇事者——通过让大多数公司破产或迫使老年储户接受存款缩水——无异于火上浇油。这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银行破产和存款缩水，意味着鼓励储户挤兑。它可以使强者和弱者都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在踩踏事件中，羊群都是漫无目的的；这基本上就是金融危机的定义。旧约复仇主义要求迎合当下民粹主义的愤怒，但真正道德的做法是尽快扑灭金融危机中的地狱之火。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保护无辜的人，即使有些纵火犯会蒙混过关。
我们的做法的确有一些道德风险，批评家，即我所谓的“道德风险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夸大我们对失败冒险者的慷慨。但5枚炸弹的股东已经承担了巨大的损失；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的领导人已经出局；雷曼已经不复存在。但更重要的一点，正如奥巴马总统后来所说的，你不应该为了突出在床上吸烟的危险而阻止消防车到失火的邻居家里救火。总统告诉我要专注于灭火。2月9日，总统在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定调了他的财政刺激法案，那里的失业率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已经从5.2%飙升至19.1%。但是那天晚上，他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经济刺激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信贷须重新流动，金融系统的信心须重建。
他说，“明天，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将会公布一些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计划。”有记者要求他详细解释一下，但他说要等一天。他已经不能更慷慨，或将期望值提得更高：“我不希望抢财政部长的风头。他打算明天详细阐述这些原则……我将把那个阳光时刻留给蒂姆。”
一支精干的顾问团队一直夜以继日地和我一起制定金融稳定战略，但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总体框架。我们实际上并不打算宣布计划的具体细节。我的团队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首次颁布时许多细节仍然需要保密，这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而且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几乎没有同事高度认同我们的战略，甚至包括拉瑞。
但总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我处女作的信心，甚至敦促白宫记者团来参加我的演说。“他将是了不起的！”总统说。我深表怀疑
财政部长们应该树立信心，因为我们的签名出现在美元上。我知道，一家好的剧院——既干净又肃静，会给人一种既可靠又有实力的印象——环境与设施同样重要。但我始终是一个居于后台的家伙。我的职业生涯始终在幕后。在高中时，我就害怕公开演讲。现在，我不得不第一次面向世界进行演讲，第一次使用提词机。而且我也没觉得我的信息有什么了不起。我已经经过足够多的危机，明白这些危机总是云遮雾绕，不可预知。美国人民竭尽全力想得到情况会很快好转的保证，但我无能为力。
撇开剧场，在我令人讨厌的听证会战斗之后，愤怒的公众似乎不太可能会接受我所说的任何东西。我必须说的话似乎也不太可能平息愤怒，其实不管谁说都如此。我会为金融公司承诺更多的政府支持，而这不是一个厌倦了救助措施的国民所希望听到的。我的战略框架在政府内部也极具争议，这一事实表明，其更不可能激发管理当局之外的狂热支持。
我们的战略也非常新颖，这将使其更难兜售。我们不打算先发制人国有化大型银行，我们也没打算让它们破产；两个相似的策略会加速恐慌，但它们却更容易解释这一点。我们方法的核心是做一个“压力测试”，这听起来更像是分析而不是行动。监管机构将钻研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测算其将需要多少额外资本来度过一场真实的灾难性衰退，就像医生对患者进行压力测试，看看他们的身体会对艰苦条件做出何种反应。公司随后将要筹集足够的资金填补差额。如果条件差的公司无法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集到足够的资本，政府将强行注入资本差额。
这就是关键。压力测试会是一次更严酷的检验。这将是重整金融系统的一个机制，使银行有足够的资源促进而非阻止增长。我们想给银行一个机会，证明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它们也可以筹集到度过萧条的现金。即使它们筹集不到资金，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坐视其破产，从而触发金融系统彻底崩溃。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依靠私人资本，但如果需要，我们就会动用财政支持。压力测试扮演着一种验伤分类的功能，将重病号与基本健康的人群分类。通过确保金融系统能够承受萧条式的损失，我们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萧条。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也还没有想出压力测试将如何开展。并且我演讲中的其他部分依然模糊。我将宣布一项买入以前拖累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新计划，同时我承认计划还没有就绪。我会承诺“制订一个综合的计划以解决住房危机”，但对于此计划，我几乎还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会发出信号，我们不会允许任何雷曼兄弟式的倒闭，这是旨在防止更加混乱的挤兑至关重要的承诺，但这些话被隐藏在我演讲的第26段内容里。
正如总统曾承诺过的，这将是我的阳光时刻。世界希望看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市场希望看到一个可信的计划，公众希望看到他们可以信任的变革，大胆的“是的，我们能”之说已经为总统到白宫的旅程加满油。每个人都希望知道严阵以待的新财长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当我登上财政部装修豪华的“现金大厅”（Cash Room）舞台，在缤纷的旗帜前面，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竞选活动前的政客，我知道我的声誉危如累卵。
公平地说，演讲并不顺利。
我前后摇晃，就像乘着孤帆的忧郁乘客；而且一直凝视着提词机，以至于没有直视观众，这显然让我看起来有些猥琐；一位评论家说我看起来像一个商店扒手。我的声音颤抖。我试图讲话有力，但很明显是装出来的。开始演讲不久，我瞥了《华尔街日报》的金融专栏作家戴维·维塞尔一眼，我可以从他痛苦的表情中感到我有麻烦了。总统提高了期望值，而我却正好相反。
在我演讲结束之前，股市暴跌逾3%，全天跌了近5%——即使不算暴跌，但也很不好。金融股全天下跌11%。演讲完毕，我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坐在一起——我平生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我看到屏幕上的一个图表：“盖特纳千斤重担一人挑？”威廉姆斯通过引用一名著名财经评论员的评论开始了访谈。“我听到拉瑞·库德洛说：盖特纳真是一个灾难。”他说，“部长先生，那是我从拉瑞·库德洛那里听到的不错的评论之一。”
库德洛不是一个特例。那时我还没有读到各种评论，但那种“车灯前的小鹿”现象出现在多个场合。一个演员假扮我，并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宣布，我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奖励第一个打进电话提供解决危机方案者4200亿美元。实质性的批评却式微。“应该告诉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在不确定的时候应该避免的一件事是提出更多的问题。”《纽约时报》编辑部宣称。广受推崇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居然这么分析：“贝拉克·奥巴马的总统职位早已不保？”
这是一次糟糕的演讲，表现得很糟，在不恰当的时候动摇军心。我莫名其妙地既让公众感到我们对华尔街过于慷慨，同时这也让市场感到我们不够大方。民粹主义批评家总结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把现金抛给纵火犯；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把我们的计划描述成“银行赢、投资者赢而纳税人输”，但银行和投资者都不知其所云。“投资者要的是清晰、简洁的解决方案，”一位金融高管告诉路透社记者，“但这个计划却是令人费解的、模糊的、云里雾里的。”
演说之后，一位朋友发邮件给我，里面有一段摘录自泰迪·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的名言：“荣誉属于真正在竞技场上拼搏的人。荣誉不属于批评家，属于屡败屡战的人……属于敢于追求伟大梦想，最终取得伟大成就或虽败犹荣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永不低头的状态，直到我的邮箱充满了各种类似的表述。另外一位朋友打电话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有什么比这番话更能鼓舞人心。我明白，如果战略不成功，我必须辞职——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已岌岌可危。在我演说之后次日凌晨的每日经济例会上，总统郁郁寡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尽管他没有试图把责任全部推在我身上，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无话可说，无能为力。我们才刚开始展示计划的细节，并希望能说服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认为如果我们名副其实地完成了计划任务，最终必将重塑信心。但如果计划效果不佳，后果将不堪设想。历史经验表明，任何金融危机都后患无穷
一项针对20世纪14起严重的危机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失业率在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跃升7.7个百分点，大多数乃至几乎所有情况都以银行系统的国有化告终。金融危机对纳税人而言代价高昂。直接财政成本——仅仅是政府为了稳定其金融系统的开支——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对于美国，这一成本将会高达1.5万亿美元。
我们目前的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巨大的金融冲击影响下，所损失的家庭财富比在1929年大萧条中所遭受的多5倍。雷曼兄弟公司危机导致债券息差大幅上涨，约是1929年恐慌时期的两倍，紧张的投资者大量买入黄金并打算窖藏在自家庭院。股市相对于其2007年的高点下跌了50%以上。
很自然，多数分析师预计，美国纳税人将付出天文数字的金钱来修复我们的金融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警告说，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政府的预算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至2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估计最后一个价格标签将近2万亿美元。“从基督诞生起，即使我们每天花100万美元，到现在也花不完1万亿美元，”众议院政府监督委员会共和党领袖、众议员达雷尔·伊萨说，“我们失去的很可能远远不只这些。”
但是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美国的产出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要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好得多。那年夏天，美国不但避免了萧条，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增长，房价开始稳定，信贷市场解冻，而我们的紧急投资已经从账面上回报了纳税人。
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我们浪费了他们辛苦挣来的数十亿甚至上万亿美元去救助贪婪的银行。事实上，金融系统已经偿还了我们所有的援助，并且美国纳税人已经从我们应对危机的行为中赚钱了，包括我们在那5枚金融炸弹的投资中。我们一直很担心我们的资源有限，因此总统的第一个预算曾经包括750亿美元的第二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但最终我们没有向国会要一分钱。
当然，我们的目标并非为纳税人赚钱。我们的目标是避免美国的家庭和企业由于金融系统破产而遭受灾难性的痛苦。我希望我们可以不必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10%就能修复金融系统，但以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会很乐意支付的财政代价来避免重复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正如我的一个亲密顾问梅格·麦克康奈尔在危机中的重要关头脱口而出，我们离大萧条时代贫民窟的重生不远了。而我认识的所有人，无论是认为我们愚蠢至极的批评者，还是理解我们的支持者，都没有料到，我们那么快就扑灭了金融的邪火，同时又在投资上赚了一票。
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依然是大萧条以来最痛苦的经历。最困难的时候有15万亿美元的居民财富灰飞烟灭，而美国人民谁曾想到在养老金和大学基金这些安全领域的投资也会遭殃，近90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900万人滑落至贫困线以下；500万房主失去家园。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真实的人民所遭受的真实的痛苦，他们不知道银行危险鲁莽的赌注，他们是无辜的。我的亲朋好友中有的失业，有的失去大部分积蓄，有的目睹自己的企业一蹶不振。即使他们对我依然亲切高雅，但我可以从他们眼中看见，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到：你为什么不能保护我？虽说经济衰退已避免陷入更糟糕的状况，但对于支付他们的租金或养活自己的孩子而言，却完全于事无补。
的确如此。
美国的失业率升至10%，但不是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25%。到2013年年底，失业率已经降至7%以下。但是美国的经济复苏速度比过去的典型经济危机要快得多，而且也要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复苏强得多。2011年，美国的产出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日本、英国和欧元区的产出直到2014年才恢复。在过去的4年中，私营部门每个月都录得就业增长，恢复了在经济大衰退中失去的几乎所有880万个就业岗位。股市已经创下了危机前的新高，危机期间亏损高达5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都扳回了老本。尽管许多美国人依然痛苦，但已经避免了更多的苦难。
是的，金融系统枯木逢春，再次充满活力。这部分归功于我参与设计和执行的战略，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华尔街的盟友”。《纽约时报》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我的有趣的故事，让我浪得虚名——“华尔街内幕交易者”。人们似乎仍然认为我成长在高盛。但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出于怜悯银行或者银行家的动机。我们唯一的目的在于减少美国民众和世界人民所受到的伤害。
在危机期间，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想象的，但我们承诺，干预措施将尽可能限制到最低程度。到2010年年底，美国政府不再拥有任何一家大银行，而联邦政府1984年接管的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美国第七大银行，与这次危机中的问题银行规模相比绝对微不足道——重归私人控制花了7年时间。
美国的经济仍在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缓慢恢复，失业率过高，收入增长过慢。但美国经济复苏表现优于预期，史无前例，并且好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如今，那些曾预言通胀失控、利率飙升、双底衰退、美国政府债券需求崩溃，以及其他关于美国各种恐怖景象的预言家已经成为伪先知。我记得曾半开玩笑地对总统说，批评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批评者阻止我们推出一个导致经济强劲复苏的方案，另一类批评者相信存在独角兽。
尽管如此，大量不相信独角兽存在的美国人也认为我们把危机搞得一团糟。公众鄙视我们的金融救援措施。出于无奈，在2009年年中华盛顿的一个晚宴上，总统开玩笑说他需要驯养他的狗——博，“因为盖特纳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消防栓”。而愤怒一直隐忍着。传统思维仍然认为我们牺牲了布衣街的利益去保护华尔街——而华尔街传统的观点认为，奥巴马总统是一个仇视富人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危机之后，我们通过分歧严重的国会起草并推动了金融改革法案，这次自大萧条以来对金融规则的最彻底的重大修正，却被普遍认为太软弱，而在华尔街却被认为是存亡威胁。
产生这些感觉我难辞其咎，至少在沟通和游说方面存在障碍。
我对我们旨在拯救经济所做的绝大部分决策感到骄傲，而且我对更好地营销或更好地演讲可以使这些决定受欢迎不抱任何幻想。不过，我从来没有发现如何向公众解释我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的有效途径。我们确实挽救了经济，但我们这样做却失去了这个国家的支持。随着危机接近尾声，我建议我的顾问杰克·施维德让财政部编一本白皮书，来解释我们一切有争议决定背后的理由。他笑着说：“听起来不错，你为什么不自己试试？”2011年，我在白宫举行的晚宴上见到了芭芭拉·史翠珊，她告诉我：“部长先生，你在电视上总是一副欲言又止、言而不尽的样子。”
我大笑着回答：“你无法想象。”
我现在可以试着亡羊补牢了。
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依然云遮雾绕，存在误解。而我始终身处核心，从开始到结束，从繁荣到萧条再到抢救复苏，从2003～2008年领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2009年直到我在2013年1月离开财政部。本·伯南克是我在美联储最亲密的同事，也是我担任财政部长后的搭档，是我唯一的另外一位参与了整场战争的主要战友。这使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如何陷入混乱，我们如何摆脱困境，以及我们如何试图在未来让悲剧不再重演。
这本书讲的是在危机之前、危机之中，以及危机之后我们做出各种选择的故事，并非所有选择都正确，但这也不是一本“要是听我的，就会怎么样”式的回忆录，因为我支持了当初几乎所有的选择。我不可能强迫国会里的反对派和欧洲的对手接受我们的提案，但我在美联储和白宫几乎没有打过败仗。我认为正确和必要的措施几乎都得到了推行，尽管当时我们的权力极为有限。
金融危机的确是对于世间饮食男女的一次真实的压力测试。通常央行和财政部的节奏会唤起战斗机飞行员以前的生活：几个月的无聊生活会被瞬间的恐怖不断打断。我们经历过几个月的恐怖。当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当我们必须在不确定的迷雾中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当我们无从选择但还是不得不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历着看似无尽的紧张惶惑。如果我从过去的危机中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谦逊的重要性——关于我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能力，以及我们如何安全应用一个简单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都是在大灾变中必须牢记的有用思想，虽然并不令人振奋。
作为危机的第一批反应者所面临的压力，与众多公务员所付出的牺牲相比明显苍白，他们就像真正的第一响应者或我们的海外部队。我们没想获得军功章或者战争费（风险工资），但我们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我女儿爱丽丝曾经提醒过我的，美国人民至少明白我们在阿富汗的军队是在为祖国而战，但他们对于我们却不那么信赖。
金融危机也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压力测试，是对民主能力的极端实时的挑战，即当世界需要创新、果断、政治性的行动来引领时，有能力去引领世界。但至少在最近几年，这些能力还不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关于政治的新闻一般都是冥顽不化和机能紊乱，而我们的干预措施显然没有改善公众对政府或政治的看法。
政治不是我一生的工作，但却给我留下了伤痕，我对华盛顿给我带来的心灵创伤有话说。我目睹了政治舞台上一些令人震惊的行为——自私自利和哗众取宠，无耻虚伪和党同伐异。有时，政治制度的缺陷悲剧性地制约了我们弱化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能力。当然，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政治体系还是管用的，两个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必要时做到了终结危机，启动复苏，改革体制，获取恰如其分的两党支持以使两极分化的国会正常运转。一群倔强易怒的政策制定者却合作得非常好——争论、苦恼、求同存异，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避免官僚化的冲突，提高效率，求得正解。
如今，公众大都对政府是否有能力管理一个“双葬礼”（two-car funeral）持怀疑态度，年轻的美国人都不愿意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而这无可指摘，好在我们的系统通过了压力测试。
我希望这本书将有助于回答一些仍然萦绕着危机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如何使之发生？我们如何决定该救助谁？为什么我们不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或者让更多的银行倒闭？如何在使左翼相信我们是华尔街的同伙的同时，让华尔街感觉我们是穿着西装的切·格瓦拉？为什么我们没有对住房市场干预更多（或更少）？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更多（或更少）的财政刺激？经济为什么不再蓬勃发展？雷曼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当初我们不把危机消灭在萌芽之中？
本书不是讲述金融危机的流水账，这件事别人已经做过了，虽然他们的故事大都止于2008年。这也肯定不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的经济政策史，而是关于一位政策制定者对导致危机的各种事件的深入观察、危机期间的关键选择、危机的余震效应以及体制改革斗争的历史。我希望本书可以载入史册，同时纠正一些历史误会，并还原危机的本来面目。
我写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金融危机危害巨大，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然而，美国却没有一支常备军来应对金融战争，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战争学院，也没有剧本。尽管所有金融危机都不同，但它们有很多共同点，这次极端情形的经验教训可以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应对下一次危机有所帮助，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指路明灯。
我从刚刚进入财政部帮助前任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拉瑞·萨默斯应对一系列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说起，处理本次危机的许多方法思路均源于此。然后，我将讲述泡沫破裂前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作为金融监管者之所见、所做和所误。在此期间我犯过错误，但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所以为的那样。
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自2007年爆发，于2009年结束。故事的核心，将是我对于这场危机的看法——不仅包括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已经开始实行的金融工程，也包括关于刺激政策、住房市场以及奥巴马时代宏观经济的争论。
截至2009年年底，最严重的危机在美国终结。但我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华尔街改革争斗尤酣，我们努力出台一些金融规则，可以使未来减少危机频率及降低其恶果。然后欧洲开始崩溃了，我在剩余任期内一直敦促欧洲人更加积极地解决他们的危机。我们也开始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路径的预算谈判，但差点儿毁于一旦：国会中的共和党对手迫使美国政府财政违约，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末日场景。
这些争斗都是大危机的回声。但在我描述这一切之前，我应该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最终胜出的。我与伯南克和拉瑞·萨默斯不同，他们都是学者，我也不是汉克·保尔森和鲁宾之类的华尔街大亨。我非常偶然地经历了这段历史。
第一章 一个美国人在海外
有一个非凡的童年，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孩子。我我是一名好学生，但不是非常出色。我是一名像样的运动员，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不是很有野心，也不是很愿意勤奋工作。当我进入大学，我已经在非洲、印度和泰国生活过，经历过战乱和政变，但我对政治、经济甚至时事动态却毫无兴趣。我经历过各种惊奇之旅——克什米尔、肯尼亚、贝鲁特和巴厘岛——但是我极少停下脚步去思考。
那些在异国的成长经历，并没有让我产生异乡之感。这些经历就像生活本身，大多时候充满着乐趣。我有幸成长在一个亲密而又热闹的大家庭，没有许多曲折坎坷的经历却充满着爱和欢笑。我的妹妹莎拉比我小两岁；我的双胞胎弟弟，乔纳森和戴维，比我小4岁。我们总是忙着玩耍和探险而不去深刻反思。早期的往事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乘牛车在尼泊尔漫游，在科德角驾驶小游艇，在印度的胡里节上把五颜六色的粉末淘气地倾倒在兄弟姐妹身上。尽管按美国的标准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却是非常幸运的。
那些在异国的成长经历，并没有让我产生异乡之感。这些经历就像生活本身，大多时候充满着乐趣。我有幸成长在一个亲密而又热闹的大家庭，没有许多曲折坎坷的经历却充满着爱和欢笑。我的妹妹莎拉比我小两岁；我的双胞胎弟弟，乔纳森和戴维，比我小4岁。我们总是忙着玩耍和探险而不去深刻反思。早期的往事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乘牛车在尼泊尔漫游，在科德角驾驶小游艇，在印度的胡里节上把五颜六色的粉末淘气地倾倒在兄弟姐妹身上。尽管按美国的标准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却是非常幸运的。虽然在当时看来那段童年时光寻常无奇，但它向我揭示了这个世界有极端的贫穷和恶性的不平等，还有多样的民俗文化。我的父母，彼得·弗兰兹·盖纳特和狄波拉·穆尔·盖特纳，给了我这件非凡的礼物——全球式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了我一如既往的、慷慨无私的、无条件的爱！他们不是用说教而是用实例来教导我该怎样认真对待生活，而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他们向我表明帮助他人会使工作变得更富有意义。他们是谦逊的模范。除了对他人友善和对事物充满好奇，他们从不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去做这做那。但他们总是对我抱有信心，而这也让我产生信心。
我的母亲是一名音乐家，是一名老师，还是一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内心充满同情和乐观。她说她有乐观向上的基因。她在乳腺癌手术疤痕的旁边文了一个马蹄蟹样的图案作为装饰。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她学习了印地语、泰语和汉语。她为人热情友善，她把自己的热情分享给她遇见的所有人，她会在她到过的所有地方交下终生的朋友。相对而言，我的父亲在各方面都更加安静、稳重、质疑和保守。在五十多岁时，他就是个老小孩儿；在六十多岁时，他是我精力充沛的母亲的绝好补充。他也是一个毕生的共和党人，尽管他活跃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而之前他的很多政党同志转向了极右。他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致力于全球的发展，并且他也不是一个传统保守主义者。2008年，他投票给奥巴马总统。但是2012年，他却支持罗姆尼，尽管那时我还在为奥巴马工作。
我的母亲来自于一个新英格兰家庭，可以一直追溯到“五月花”号。家里有很多亲戚，比如建筑师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新闻记者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和小说家约翰·马奇（John Marqua）。她的父亲查尔斯·穆尔是一名新闻编辑，也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同时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在生命的后期，外祖父作为城镇行政委员服务于新奥尔良，也就是我父母生活的海角边那个小镇。
我妈妈的兄长乔纳森把一生都献给了公共服务事业。作为共和党国会助手，他帮助保护科德角国家海岸，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担任着重要职务。在米特·罗姆尼的父亲乔治竞选总统时，乔纳森还作为外交顾问为乔治提供了帮助。1973年，美国发生了“水门事件”。同年夏天，在“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前夕（尼克松总统下令解除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也是他的上司——考克斯的职务），我曾经拜访过他，他为了表示抗议也辞职了。他总是很忙，忙着打电话处理一系列的事情，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的家人并没有跟随“五月花”号来到美国，也没有为美国独立出过力。他的父亲是一个定居在北费城的德国移民，是一个木匠，自己开了一家小作坊。而我的父亲曾在一所大多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公立高中读书。在那里，他是一个运动明星，是一个优秀学生，也是班里的班长，是一个留着平头的严肃的年轻人。美国军方为他在达特茅斯的学习付了学费，在那里他是美国大学生优秀联盟（Phi Beta Kappa）中的一员——尽管他只有5英尺9英寸高但却是篮球队的队长。他当过4年的海军航空兵。朝鲜战争后，他曾经在航母上驾驶过FJ-3复仇女神型战斗机和其他型号的战斗机。
我的父母是1957年在乔纳森叔叔的婚礼上相遇的，我的父亲是乔纳森来自达特茅斯的朋友之一，他以伴郎的身份出席婚礼，当时他也在和新娘的妹妹约会。而我的母亲当时只是史密斯学院的新生，她被我的父亲深深地吸引了。几年后，当她听说他已经搬到纽约，并供职于一家化工公司的时候，她给他寄了一张情人节贺卡，9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并且一直相爱至今。
1961年8月18日，我在曼哈顿医院出生，我妈妈说我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好动、精力充沛的孩子，甚至在我还尚未能完全学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在我们之前居住的公寓里踉踉跄跄地追逐她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长久地坐在那里不动。）不久之后，我的父亲就加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我们举家搬到了南罗德西亚，也就是如今的津巴布韦，之后我们又搬到了北罗德西亚，也就是如今的赞比亚地区。我4岁以后，他的工作调回到美国国际开发署总部，于是我们又搬到了华盛顿郊区。
我妈妈讲述了我和眼镜蛇近距离接触的故事，还有我曾把一个塞满硬币的布尿裤当安全毯的事——妈妈说那是我第一次对金融感兴趣——但是我对非洲没有一点印象。显然我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当我们的达克斯狗咬了我，我会含泪承认是我首先咬小猎犬的。在我之后的青春期里，每当我说了骂人的话，我妈妈就会用肥皂水洗我的嘴以消除晦气，正如你所知，这并没有起到持续的良好效果。因此有人曾建议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渎神的篝火》更为合适。
在我6岁的时候，福特基金会要求我父亲去新德里负责一个项目。我仍然记得从机场开车出来时，那奇怪而可怕的高温和味道给我带来的冲击。在开车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婆罗门牛在路上逛，还有很多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每个路口乞讨——为了更能激起路人的同情心，他们中的一些被成年人伤害致残。
我在一所美国国际学校就读，那里几乎就是美国学校的环境，在那里我像每个美国孩子一样参加游泳和棒球队之类的运动。但是我们与经常驻扎在大使馆的外国服务家庭不同，我们和很多其他外国人一起住在一个被称作“朋友殖民地”的印度社区。那是一个准殖民区，有很多司机、佣人、园丁和守夜人。但是我父母的朋友大多数是印度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在乐施会（Oxfam）、国际合作社（CARE）、世界银行等有趣地方工作的外籍人士。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家里厨师的孩子一起在院子里玩板球，我们也学习印度语。我的母亲会穿印度沙丽，而我们有时候也会穿上尼赫鲁上衣。有时候我们会在“国家体育馆”游泳，那里有深绿色的水，水的深处还有很多青蛙，甲板上还有很多会咬人的蚂蚁。
然而，我们与大多数印度人在生活方式上一直存在差异，我们一直都明白，正是因为可怕的贫富差距而使我们有着不同的命运。我还记得戴维在腿伤好了以后，把他的拐杖从车窗递给了街上的残疾孩子。每年夏天福特基金会都会资助我们回美国，两地的经历总是提醒着我们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让我吃惊的是，弗吉尼亚郊区一家超市的整个过道里囤满了宠物食品无人问津，而这奇怪的世界却依旧充满着饥饿的人群。
六年级毕业后，福特基金会让我的父亲去曼哈顿总部负责它们的发展中国家规划，这让我们终于回到了美国。我们定居在纽约州佩勒姆，这是纽约北部一个典型的居住区。如果不出差，我父亲几乎每天都会乘坐下午5点36分的火车从中央车站回家，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能在一起吃饭了。尽管我们不是虔诚的信徒，我们也每个周日去美国新教圣公会做礼拜，后来，我去了一所公立初中。
刚开始，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来自外星的访客一样：我个子矮，身子又单薄，甚至比参加波普·华纳橄榄球赛资格的标准体重轻，我很失望自己没能参加篮球队，因为我父亲曾收到过凯尔特人队的邀请。我的头发有点长，这让我显得不怎么酷，我还遭遇了一些其他初中生的恶作剧，他们把我文件夹里的材料倾倒在地上，把我的纸弄得到处都是。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从没看过《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和《夏威夷特勤组》（Hawaii Five-0）；我从没听说过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直到我的朋友给我放了一段他们的唱片；所有关于和一个女孩儿出去玩的想法都很奇怪——我又能去哪儿呢？
但是，最终我适应了，我放学后和一大群孩子在我的街区打着街头冰球，玩着美式橄榄球还有棒球，我还找了一个送报员的兼职。到了九年级毕业，当我在我的城市正享受着生活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们要搬到泰国去了，在那里我的父亲要负责福特基金会在东南亚的规划。我的父亲想重拾他曾经的事业，而不是在纽约的文案工作。
不停地搬家和不停地适应新的环境，这会带来种种创伤，但是这同样会让人因为去探索新事物而兴奋。曼谷——这个充满致命诱惑的城市，到处是温和、宽容、开放的人们。父母让我自己乘公交、出租车或三轮车去探索这座城市，我们住所的街道尽头是一个按摩和卖淫的场所，毒品泛滥，而且这里没有规定禁酒的年龄。但这也抹去了很多的诱惑。
我去了另一所在曼谷的美国学校，我不需要花多少精力就能取得好成绩，在这里我喜欢简单明了的物理和数学，不喜欢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我棒球和网球都打得很好，却两次被篮球队排除在外。在两个赛季中我充当球队经理的角色，帮我的朋友包扎受伤的脚踝，最后我终于正式加入了球队。莫名其妙地，我初中和高中都被选为班长，我记忆中对此的第一印象就是我有多么讨厌公开演讲。我虽然在和别人相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成功的演讲者。20年后我第一次离开财政部时，一位同事在她的临别赠言里引用我曾经说过的话，“剥掉花言巧语只剩下基本要素的英语，就像现代艺术一样不可理解。”我想我一直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相对没有什么烦恼，过着很安逸的日子，但是我却不知道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我记得我做了一个“要用什么颜色降落伞”的测试，最后的结论是我最适合做生意。当时我想：好吧，也许吧，但是这似乎没什么意思。我除了有一个社区银行家的叔叔，我生活里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氛围。夏天回美国的时候，我在奥尔良工作，所谓的工作就是打扫布衣街上的一个店铺，然后在那里卖衣服，这种工作无法点燃我创业的激情，我那时都没有考虑过我将怎么谋生。
我对这世界还是捉摸不透。我父亲很少谈论他的研究工作，即便是在他带着我们去印度看望孤儿，去泰国拜访高山部落的时候——当然我也很少问。印巴爆发宗教战争的时候，我们正住在新德里，不得不接受宵禁和提早熄灯，但我并不真正理解他们为了什么而战。当我们在泰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政变，我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哥哥乔纳森记得我们当时因为政变而取消了沙滩度假的事，我还安慰了他。
在越南战争之后，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东南亚却意识不到世界对美国的矛盾心态。生活在海外的日子使我从许多方面更加明白美国置于世外的现实，也更多地弱化了我对美国例外论这一成功形式的印象。我读过《丑陋的美国人》和《沉默的美国人》，读到了我们的傲慢自大和愚昧无知。我早就说过，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正向的，但是有些时候却未必如此。
我的父母并不向我们说教这些。他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们让我们置身于有着文化、信仰、习俗极富多样性的世界里，却不做评判。我们学着自己得出结论，学着对这世界充满好奇，同时保持自己对这一切的理解能力谦逊的态度。
我第一次真正有自己的主意，是我决定去哪里读大学。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收到了达特茅斯学院和卡尔顿学院的邀请，同时也出现在威廉斯学院和卫斯理学院的备选名单上。我父亲和几个其他亲戚都是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但我最初抵制要去那里：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走自己的路，另一部分则似乎是凭关系申请成功让我有些负罪感。但我发现这些都不是拒绝一所好学校的理由。
1979年，当我从曼谷来到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大学城的达特茅斯学院时，就被其极致的文化深深震撼。那儿很冷，我却穿着夏装。在达特茅斯的学习比高中难多了。社交方面与我离开印度到维斯切斯特读初中的时候一样：我对主流文化既陌生又不适应。绝大多数同学自以为是出身于埃克塞特和安多弗（贵族学校），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属于上流社会，而我却毫无概念。
在我去课程注册的时候，听到一个教授用泰语说脏话，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走运。我发现他去过我在印度和泰国就读的学校。在这位优秀教授的建议下，我报名学习中文，在苏珊·布雷德（Susan Blader）教授的指导下，我爱上了这门课，否则我就是一个既不上进又不努力的学生。虽然有一些我喜欢的政治学课程，但是我只选了一门经济学课程却发现这门课枯燥无味。我有些好朋友，但我不是校园主流的大学兄弟会成员。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做兼职：给餐厅洗盘子，为大学新闻部门拍照，为其他上中文课的学生做辅导员来赚些生活费。我还在美孚公司交流部、索耶米勒政治咨询公司实习。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经历，但是事实证明这对我似乎没什么帮助。
之后我加入了共和党，虽然没有多少信仰，也没有对政治的热情。我为大学校报拍了关于1980年初选的新闻照片，却记不得是否投了票。让我极度反感的是，那时共和党保守派强硬的政治运动在校园里广为流传。在《达特茅斯评论》——这一运动的智囊中心，在校园里发布了麦卡锡式的同性恋学生名单之后，我在咖啡店遇到了评论的作者迪内希·D·索萨（Dinesh D’Souza），我质问他对这一浑蛋做法有什么感想。索萨后来成了著名的右翼智囊和有关奥巴马总统阴谋论的畅销书作者。所以我想我没能够动摇他的观点。其他几个《达特茅斯评论》的创始人之后加入了《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当然对我之后的工作他们也并不支持。
在大学期间，我的一些最重要的经历发生在校外。第一次经历发生在我大一的圣诞假期，那时我为美联社拍摄沿着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两个庞大的难民营。这些难民营在我目力所及之处，暴力恐怖，藏污纳垢。营地里到处是穿着黑色宽松衣裤的柬埔寨共产党人（红色高棉），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他们逃离故土。这些加害者变成受害者，使得悲剧在道德上蒙上了一层令人困惑的阴影，即使有着在印度生活的经历，这样的苦难还是让我瞠目结舌。我拍了很多照片，但是仅仅很好地描摹苦难并不让我感到满意。我喜爱摄影技术，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耗费我的一生。我想要动手做实事，而不只是冷眼旁观，即使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也要去做。
那年夏天，我在海角查塔姆的一家餐馆当初级厨师。我喜爱这项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能够带来同时完成6件事的快感的工作，包括在厨房肆意不羁、脏话连篇的氛围。接下来的两个夏天更是令人难忘，因为在中国向西方开放伊始，我就开始在北京留学了。当时大部分留学生来自苏联或者来自其在非洲的附庸国以及朝鲜；而美国留学生住在一个与其他学生分离的特殊宿舍。在淋浴室的墙面上有薄薄的一层白漆，但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关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们去任何地方，周围都会有好奇的中国人围观，我们是他们痴迷的对象；我们骑着自行车绕着整个城市；我会在天安门广场玩飞碟；我记得在市场里有位男士对我说，他喜欢美国人，理由是因为我们和中国人一样乐观开放，与日本人完全不同。
我开始困惑自己是否愿意作为一个永远的侨民生活在这里，而这意味着我远离祖国，却永远不会是东道国的一分子；或者我是否更应该做一个美国人，从而更有归属感。在我毕业的那年秋天，我签约租住在校外一个破败的群租房里，那时，无意中我面对人生有了第二次飞跃。我将和3个室友一同居住，而她们全都是女性。其中一个是卡罗尔·索南菲尔德（Carole Sonnenfeld）。
很多男士在结婚之前就和他们的妻子同居了。但有多少人在和她们的妻子约会前就在一起生活呢？我们很快就坠入爱河。卡罗尔是一位难以置信的有吸引力的女士：坚强、聪明、漂亮、有同情心。她读的是政策研究专业，并辅修了经济学——那时，她对我今后职业生涯中所需的知识了解得远比我多——而她注定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她曾在福利院为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服务，而且也曾在法律办事处为受虐儿童维权。不管怎样，我们很投缘，而且很明显双飞双宿有利于我们感情升温，正如卡罗尔的祖母所准确描绘的情形，我们很“方便”。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第一年：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为我们的室友做饭，按照她的《穆斯伍德食谱》（Moosewood Cookbook）学烹饪，而今这本被带子紧捆的食谱还完好无损地放在我们的厨房里。
1983年春天，卡罗尔和我毕业了。那一年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者是美联储的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这位态度生硬的伟人曾面对愤怒的公众，通过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后来当我领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时，沃克尔成为顾问——后来又在奥巴马政府共事，虽然他并不总是同意我的做法——但当时我都不知道美联储是什么。我想要说的是，他的演讲鼓舞了我去做一个讲真话的中央银行家和人民公仆，但是坦率地说，那个音响系统非常糟糕，以至于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我一直在考虑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卡罗尔曾想去和平工作团。1983年毕业之后，我们放弃了那些计划，这样我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除了想和她在一起之外，我始终不知道长大后我想要做什么。
同学们都涌向了大型企业和与金融相关的工作单位，而我对这些领域都不感兴趣。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我非常幸运地降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金钱不在我的“雷达屏幕”之上（我不在乎钱），而且我根本想不到赚钱能有什么意义。我的确强迫自己参加过一家管理顾问公司的面试，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整一家破产的小啤酒公司。我回答不上来。
最终，我决定直接升学去研究生院，只要能让我摆脱找工作这件事。我申请了一批公共政策领域的硕士计划，并最终选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这所大学恰恰是我父亲从海军退伍后就读的学校。我从没想过追随父亲的脚步，他也未曾对我们施加过压力要我们去选择某一条特别的道路。但是莎拉和戴维也去了达特茅斯学院，而乔纳森也选择了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莎拉也追随父亲的脚步，加入了促进全球发展的事业，她现在是世界银行的顾问，而乔纳森现在是华盛顿智库的军事分析师。戴维在时代公司做了20年的管理人员，我们中唯一一位在商业战线工作的就是他。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父亲和乔纳森舅舅丰富多彩和令人兴奋的事业使得许多可选择的从业方向都显得黯淡无光。我的父母后来在北京开启了一场新的冒险，父亲在那里设立了第一个福特基金会中国区办事处。
毕业后，整个夏天我都在海角打工，给牡蛎去壳或做酒吧招待。然后，卡罗尔和我搬去了华盛顿，一起开启我们全新的生活。我在研究院的这段时间，她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家，开始时，她在华盛顿的一家经济咨询公司工作，然后跳槽去了公共事业公司（Common Cause）研究税收政策。但是她最喜爱的工作，是为一个晚间危机热线做志愿者——这开启了她诊所社工和理疗师的职业生涯。卡罗尔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无论是面对痛苦、悲伤还是其他挫折。
之后，她开始教医学院学生如何更好地去倾听患者的心声。当我仅仅需要耐心倾听时，我往往倾向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后来在我从事公共服务时，卡罗尔时不时会提醒我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那时，我在学校找到了前进的动力。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务实的、技术型的和解决问题导向的价值规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开始逐渐对日本这个一度威胁到美国经济霸权的国家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我在继续学习中文的同时又开始学习日语。我同样也被日本的电影和文化所吸引。我喜欢学习完全新鲜的事物，正如我成长时在不同国家所经历的。
我也慢慢地去重温经济学，不是那种特别高深或是充满数学公式的经济学，我偏爱那种教你如何选择，世界如何运转，什么决定经济绩效的经济学。我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尽管还没有达到那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程度。在面试时，一位教授问我喜欢阅读哪些经济期刊，我回答说都不喜欢。确实是这样么？确实是。他一副怀疑的态度。最终他认为我对经济学缺乏兴趣，没有资格获得年级荣誉。
1985年，我获得了东亚问题研究和国际经济硕士学位，我知道我想尝试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工作。我整个夏天都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工作，这家公司属于美国政府金融开发部门——前身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USAID）——我认为可以开始尝试公务员工作，但我拒绝了商务部和其他一些实务分支机构的入门级工作。我申请了总统管理实习生计划，因为这是通往政府高级职位的捷径，但最终没有成功，或许是因为面试的时候我搞砸了政府会议模拟中的人物角色，但这一角色对我来说似乎太荒谬虚伪。因此，那年夏天我和卡罗尔在我家位于奥尔良的房子中结婚时，我仍然没有工作。
从法国度蜜月回来之后不久，我的学院院长将我推荐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基辛格的合作伙伴之一。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在的国际咨询公司聘请我作为一名亚洲分析师。此后，我为基辛格博士工作，我知道他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人物，但我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即美国对中国开放的总规划师。我的基本外交政策观点建立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之上：在认为世界整体是动荡危险的基础上，注重国家利益而非理想化的道德目标，一贯支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基辛格是外交政策制定的人格化身，我被这世界终极内幕所吸引，也许更多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成长历程。基辛格的伙伴，国际主义的建立者斯考克罗夫特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后来分别担任了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们不但仪表堂堂，而且睿智过人。对我而言，基辛格顾问公司看起来是一份有趣工作的开始。
我现在应该算是亚洲问题专家。有一段时间，我领导华盛顿对日本政策分析师小组，称为Kabanmochikai，即“公文包运输俱乐部”。但是我被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无知所吓倒了，我的意思是亚洲是一个如此广袤而复杂的地方，我虽然能比大多数25岁的美国年轻人所看到的更多，但却没有多出很多。我正在写备忘录，这将能帮助亨利·基辛格和他的合伙人对整个北美大陆的政治和经济保持同步了解，同时我每月飞往纽约一次，面对面地协助他们。但是我几乎不了解金融和商业知识，而且我从未在政府工作，也从未从我研究的这些决策者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过问题。
在基辛格顾问公司的三年是我毕业之后很好的一段再教育的经历，但是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不愿意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撰写政府中其他人在做什么。我自己应当成为政府中的一员，所以我申请了财政部的国际司的职位，我觉得这个部门在那个时候正处于一个有趣的政治议题的中心，同时也以无党派著称。1988年8月份，我接受了财政部国际交易办公室的一份文职工作。我依然是一个共和党人——1984年投票给了里根总统，1988年投票给了老布什——但我加入财政部并不是里根政府任命的，而是我非政治的职业选择。我成了政府的一名初级官员，处于GS–13等级，一个华盛顿官僚。
在我坐进财政部办公室小隔间几天之后，基辛格给我打电话，这是他的极少数电话之一。他正在写一本书，想让我写两篇关于中国和日本对外政策的长文。他赞扬了我之前的工作，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他告诉我需要日本的一些额外研究。当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在为政府工作，无法再继续为他工作时，他听起来不怎么高兴，旋即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在此之后大概15年，我们没有任何接触，直到我被任命接管纽约联储，他邀请卡罗尔和我参加一个私人晚宴。他开玩笑说，他在我的经济学教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轻视经济而自傲——他宣称一直都看好我能够担此重任，并且以后还会因为成为我的伯乐而荣幸。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对我如此评价的人。我可以说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我刚到财政部时，我的感觉和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时一样，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在工作中或者工作之外，我还没有任何长远的职业规划。我仅仅想做些有趣的、充满希望的工作。海外生活多年之后，我希望能以拳拳之心报效祖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