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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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杂谈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封建社会
刘文彩“地主恶霸”的四大典型
刘文彩（1887——1949），又名刘星廷，祖籍安徽。与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为新中国舆论塑造“地主恶霸”的四大典型。
先人明末为官，后辗转入川移居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父亲有30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其房产有一十来间房的小四合院。刘文彩早年赶牲口贩运货物，做些小生意。
1921年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刘氏家族登上四川军事、政治舞台。刘文彩之弟刘文辉时任川军第八师团长，在驱逐滇、黔军时占领叙府（今宜宾地区）。在刘湘（刘文彩堂侄，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支持下，刘文辉部脱离第八师，扩大为独立旅，成为一支自立门户军阀队伍。刘文辉需要得力助手为其筹措军饷以扩张其势力，1922年他即应召到叙府充任军政要职。
在1922——1931年九年间，先后担任过叙府捐局局长、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长、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清乡司令。在他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期间，统管81个县的税收（当时四川共有146个县）。滥派苛捐杂税达150余种。强征名目繁多赋税，其中田赋一项，一年数征，有时竟一年预征12年田赋，到1932年时已预征到了1962年。据不完全计算，仅叙府一地每年即征收近1200万块银元税款。
每年从鸦片征收捐税约800万元。农民种鸦片，鸦片种子一入土即收“烟苗捐”，每百窝征收0.12元至0.2元。如次年不再种植，就按上一年度数目征收“懒捐”。每年约240万元左右。向鸦片贩子运输过境征收“烟土税”，每年4万多元。向鸦片经纪人征收“经纪税”，“南土”每箱2元、“川土”每担1元。向鸦片消费征收“红灯捐”，营业烟馆每盏灯每月收捐15元，伪警察附加税0.6元；不营业的自用灯减半。每年征“红灯捐”约为100万元。还贩运“南土”和“川土”，每年获暴利100万元左右。1930年在叙府开办吗啡厂牟取暴利。此外又开办赌场招揽烟客聚赌。
既掠夺税款，又用巨额税款经营官办垄断商业，以牟取暴利。为垄断川南药材市场，在叙府开办“长发元”银号，派人带大批款项到云南、川西等地，把药材中常用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货源买断；挤垮了其他药号。1930年重庆鸦片市场疲软，他“义盛”银号囤积“川土”2000多担。为抬高重庆市场烟价，下令在叙府阻关，禁止其他商号“川土”出关。重庆市场因货源少而价格上涨，“义盛”号乘机高价销完存货。
垄断食盐运销。在宜宾、五通桥、叙永、纳溪等地设立商号，培植盐船把头，安插亲信充当宜宾盐业会会长，操纵和垄断食盐运销。每年运往云南、湖北、叙永、新津、成都食盐约1万吨左右，获利20%至30%以上。因盐价奇高，一斤盐要卖掉四五斤大米；贫苦人户只能吃“沾沾盐”，即象征性地用盐巴往菜汤里沾一下。与当时成都军阀合伙开办造币厂，在银中掺加黑铅，铸造劣质银元。从云南以每斤20元低价买回大量黑铅，再以60至70元高价出售，仅1928年就获利30万元。
1931年夏，刘湘与刘文辉二刘之战爆发，后者战败。他在川南失去军事后盾，退踞大邑老家。在川南期间，他数度派人回乡修公馆、置田产；田产猛增到1.5万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11个县。还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设“仁和”、“裕通”、“成益”、“惠通”等银行，控制金融，操纵市场以营利。
刘1949年病故不二月，其弟刘文辉、当时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率部起义，遂成为共和国功臣，日后更成为中国林业部部长。
1965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1958年筹备、1959年开馆，带大跃进政治色彩），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收租院》，大小泥塑共114个。旋即部分复制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此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纪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5000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极大地推动、普及了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教育，为普遍的仇恨和暴力充当了催化剂。
1999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笑蜀《刘文彩真相》一书，认为无论是从当时标准，还是以现在尺度来看，刘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注]指出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是按着“阶级斗争”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过“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当年刘在大邑曾修建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据称此举几乎耗尽所有家产。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老馆长仍固执地认为，“刘文彩是没落阶级的代表，应该被打倒”。1999年12月17日《新闻出版报》刊登《为刘文彩翻案该不该》（作者贾利亚）。指出：近年来做“翻案”文章已成为一种风气……挖掘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度。这个标准和度就是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等已是剥削者的代名词和象征，就像周佛海、陈公博是公认的汉奸……如果对这些人一味地“挖掘”下去，肯定也会有不少修桥补路、救困济难的成分在内。但如果把这些“真相”表现出来，喜儿、琼花们不会同意，赵尚志、杨靖宇们不会同意，人民也不会同意。真不知道，出这类书的意义何在，其导向的目标在何方？该文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明确指出：如果把面目狰狞的刘文彩可以翻案成“济困扶危”的正面人物，那么，新中国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斗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希望能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解决。
聚讼纷纭的争论反映了2000年代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反映了人们复原历史的颠覆-解构冲动和怀恋过去之间的紧张。
[注]赵诚《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后的刘文彩——读“刘文彩真相”札记》揭示了笑蜀著作内涵：“应该怎样看待刘文彩这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呢？这主要是要看在中国的这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刘文彩是站在向开放社会转型的正面还是站在其反面……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可以依着一条更清晰的线索，即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中国现代史上活动的各个政治集团，哪一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作为更有利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各个集团在主观理念上和客观上是起了促进转型的作用还是阻止转型的作用，来纵观这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刘文彩隶属的四川军阀刘文辉政治军事集团，从本质上说不是一个有现代意识和救国理念的进步集团，而是一个为这个家族夺取天下或坐大一方的军事割据势力，它更贴近浓厚传统社会改朝换代时群雄并起中的纵横捭阖的军事政治集团。”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在纪念这位伟人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陈独秀和张闻天两任党的前总书记。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三人却有共同点或相似处。这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只是可惜五四传统过去在党内很难取得长久统治地位，即使一时得势，也会遇到强大压力，不久就被断送了。而坚持这一传统的领导人也多是好景不长，没能得到善终。
这是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处于优势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另一种传统，即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苏联斯大林高度集权的影响，被毛泽东归纳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毛泽东自己就说，“中国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中提到的也是这两个“社会历史的原因”，并指出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被称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同志。《决议》并说他在新中国进入建设时期，“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制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可见，我们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的却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当然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它表现在：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级干部委派制、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由于强调一元化领导，就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在这种人治成为制度的情况下，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与法治了。
邓小平提出要解决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到现在已经25年了。党的十三大决定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过去18年了。结果如何呢？这是国人和世人都看得清楚的。事实表明，封建传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根子极深的。
但是，我们党毕竟是五四运动基础上，也就是由于西学东渐引进了科学民主而掀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党内的五四传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有时还可以取得一定的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1941年所说，我们党的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
毛说的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是从五四到大革命（1925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的时期。照毛泽东的说法，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正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引进和倡导科学与民主，坚持五四精神和传统，使党在建立后得到迅猛发展，很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在党内也开创了一种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我们说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如果指他的脾气暴躁，个性倔强，确是事实，他也承认；但是如果指的是他的思想和当时的领导体制，那就很不确切了。说陈主张个人专制，是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旗手对不上号的。那样，也不可能在他周围聚会像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人，更不会在党内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时期。其实，专制还是民主，一个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是否言论自由。而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每年一次，会上发言争论，批评领导，既无限制，更不审查。陈独秀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不但党的会议上，平时报刊上也允许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中共中央任何领导人。也没有公报私仇和制造冤假错案。这哪像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
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共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指遵义会议后和抗日头几年。人们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的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对“左”倾错误有深刻认识的张闻天。他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改个人专断的领导体制，大力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会议讨论决定，没有发生过哪个人挂帅拍板的事。他不止口头上号召“全党实行民主”，而且付诸行动。对于党领导下的政权，只要条件许可，就实行全民普选制。例如我就参加过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还亲自出马和我们军事学院院长郭化若竞选由几个单位组成联合选区的一名参议员。张闻天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离开自由，民主只能是空谈。所以他很强调个人自由。他在1940年为中央起草的办理党校和关于文化人的两个指示中，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党校“在学习中应该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讨论问题的作风”；党的领导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指文化人）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在实际上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作为具有进步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张闻天一直大力提倡科学。1940年在讨论中国新文化方向的科学性时，特别要强调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坚持真理，有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在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党不但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党的力量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壮大；而且由于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人人平等，不搞个人崇拜，还造成党内生活的生动活泼局面和一次理论繁荣的最大高潮。
除了先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张闻天外，在一个短时期曾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是个五四精神的传承者。他虽然由于被迫执行“国际路线”而犯过“盲动”错误，但本人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倾向还是笃信科学与民主的。所以在党处于严酷的秘密条件下，他仍一再强调要尽量扩大党内民主。单是对下台后的陈独秀依然尊重，让他在短时期写出上百篇文章并予以发表这件事，已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能使他以五四精神开创一个“我党生动活泼时期”。
事隔多年，中共中央又曾经出现了一个同上述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多少相似的时期。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出现的一种比较宽松开朗的局面。这当然主要是由于邓小平为核心的党领导国家实行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必然产生的现象，但也与胡耀邦本人的政治理念与思想作风有极大关系。例如没有他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就谈不上拨乱反正。而没有这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很难行得通。很明显，胡耀邦在新时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实际上是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再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时期，而且确实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了创造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科学文化欣欣向荣的局面，胡耀邦以巨大的勇气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恢复工作后就一直大力提倡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言论自由。早在1979年6月，他已顶着上层的压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呼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刚刚担任中宣部长，就要求宣传部干部不要去搞“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说“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他几次向文化界人士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说：大家看马克思讲的多好啊！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还说，我们不搞审查。在此后的六年总书记任内，他更是排除万难、百般设法维护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把这说成“自由化”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一个现代化文明国家和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真正坚持五四传统和追求科学与民主的人，在他们的素质和品格上，也有不少共同特征，例如：光明磊落、不用权术，不搞阴谋；清正廉明，严于律已，不搞特权；宽厚坦诚，不滥用权力，不制造冤假错案；勤奋学习，思想常新，总是站在时代前列；以人为本，不搞愚民政策，不搞个人崇拜，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里顺手列举的这几条，也都体现在上面提到的三位总书记身上。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没有高尚的品德，也不可能忠于五四传统，顶多只是口头上谈五四精神、科学民主，实际上却要搞封建专制和愚民政策。还应指出的是，胡耀邦继承五四传统并非无意识的，而是相当地自觉。这从他对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和坚持五四传统的张闻天两位前任总书记的态度中也可看得出来。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就对科学研究和重新评价陈独秀给予了带有首创性的推动。还在1984年，他已过问和组织对陈独秀的研究与评价，亲自主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采取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对陈这种为社会进步和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有一种深远的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才是正确评价前贤的态度。所以与会的郑惠后来说，“就像他为了平反万千冤假错案而不惜冒大风险一样，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他也是排除重大阻力，勇往直前的”。
胡耀邦不但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说起了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他出任中组部长之初，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允，并且经过斗争，克服了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的阻挠，亲自参加了迎送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又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张闻天文稿编辑领导小组。从此才启动了对于中共“一代明君”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他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的题词中所列张闻天值得学习的突出优点“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已，诲人不倦”，确实是对张闻天既真实又颇为形象的概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他本人的写照。
这三位前总书记，不但在坚持五四运动传统、弘扬科学民主精神上是相同的，而且都具有时代眼光和渊博知识，因而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先觉和前驱。陈独秀和张闻天固然是著名的学者和大知识分子，而胡耀邦也由于天赋高和勤奋好学，所读政治理论书籍之多和对现时代认识了解之深，也是延安整风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少见的。就他们的处境而言，陈独秀和张闻天曾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胡耀邦则处于更加严峻更加微妙的环境之中。三人的最后结局又都以不同形式的悲剧告终。这说明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和五四传统的脆弱，因此亟需进行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愚昧的启蒙运动，作为五四的重要补课。
新中国曾丧失了30年的经济发展机遇。后来总算认识到了，并在努力进行补救。效果是举世瞩目的。但是，赶上世界潮流，实现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法制社会的政改，却相对滞后。这正是胡耀邦等先贤们壮志未酬、抱憾终身的事。只有认真实行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胡耀邦的最好纪念，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真正和谐稳定，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全体中国人真地完全地站起来。
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业银行陆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包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人则老是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拥有十多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法真正自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将近一百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视太过分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耸听之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得逞于一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罪名、强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的宗法观念，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权利观念转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并且在自然更替中实现的。如果人为阻碍更替，民族、社会、国家的生机就被扼杀。鲁迅说得好：“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话说得尖锐激烈，其实这个观念变革过程是按照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
值得探讨的倒是：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侈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至于某一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发达还是枯萎，取决于学术自由和经济支持是否足够，这倒是主体性十分明显的。
历史上先后有人提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口号。在具体环境下，两个口号各自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文化繁荣的基本条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有诱导社会乃至政府强制个人的意味，生活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再在这里打转已经毫无意义。
这样说会不会破坏民族文化的传承呢？
除了文革那样以暴力摧毁文化的劫难以外，文化通常有两个前途：
一是丧失生命力，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护和传承下去。回顾19、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没有确立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把传统文化的困厄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自由讨论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推动了学术自由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开创了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艺术，催生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艺术巨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荣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新阶段。至于文言文、小脚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国服”被西式服装（从西装革履到T恤牛仔裤）所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观，不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是倒果为因，太肤浅了。
第六，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老左的惯伎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乱戴帽子。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和腾讯网评论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马立诚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只要认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会为马先生的远见卓识所倾倒。马先生的这些言论确实与当时众多狂热份子不同，却与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众议院的演讲中的许多论点是相同或类似的：（1）马立诚说：“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温家宝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2）马立诚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3）马立诚说：“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温家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8温家宝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马立诚2002年发表的上述意见，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是一个公民不应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论，可是直至五年后却被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判定为“汉奸”言论！这是典型的冀图以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公民言论自由的事件。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这个被诬为汉奸言论的小小事件，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此外，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还煞有介事地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予于严惩！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制造文字狱的卑劣伎俩。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称得上史学家的人无不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从别人的文章中闻到“汉奸言论”的味道，与诬陷马立诚是汉奸一样，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爷时代制造文字狱还要从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两句话作为根据，喻权域连这道工序也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新闻记者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新闻记者，或被尊为“无冕之王”，或被称为“党的驯服工具”，都有准确的定位。问题是有些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越位了。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应该剿灭的异端邪说！等而下之的则肆意捏造材料，诬陷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思想卫士，谄媚领导，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滑稽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权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附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和该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所谓院士：靳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李崇富（又一位该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白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们同声相应，制造了这么一个腾笑四方的提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誉的损伤不问可知。这使我联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当时是国民党执政，而众所周知与***亲密无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沫若却顺利当选。原因很简单：学术水平是他们的唯一标准。
文化民族主义迷思
极端思潮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些现象表明一个思想言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在中国出现；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言论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愚意以为有几条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对道德高调的执迷。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
他们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
他们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冤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痛苦！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中国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第二，没有摆脱被欺凌的古老大国心态。
一个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而又受过列强侵略压迫的大国，如果沉迷过去，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中国人受够了这种痛苦，不等于清醒地领悟了历史教训。
失败之际，除了“罪己诏”中承认了的，一切都是由于西洋、东洋鬼子该死！
一旦重振家声在望，立马洋洋得意，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辱国嫌疑！
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国家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论自由制度尚待确立。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
西欧社会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思想旗帜的。当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法家也讲法，但是，中国古代法家讲的是对臣民的严刑峻法，这样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很难与现代法治接榫。
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有些学者挖掘出“从道不从君”之说，冀图证明古代中国的君权也是受契约限制的。可是，此说忽视了这句话仅是某些士大夫的励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说不定在若干年间可以出一两个不惜“死谏”的忠臣，皇权对此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遗产，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现象夸大为中国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证思维，又受到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加上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环境和自由辩驳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有可能比较顺利发展，至少留下较多的生机。如果辩证思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圣贤或圣上辩护的工具，学术沦丧、生灵涂炭就难于避免了。片面地为辩证思维唱赞歌是十分危险的。
不幸，中国思维发展史就陷入这个泥淖。
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
到了20世纪，这个错误在苏联哲学影响下，披上一袭革命外衣，甚至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他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乃是真正错误的思想”；“因为形式论理学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9这不是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失误，作为苏联哲学的学生，毛泽东的哲学老师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应邀到清华园给师生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断言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报告结束，主持会议的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说了一句结束语：“今天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逻辑！”（大意）
此后的许多错误，无视常识，骇人听闻，就其认识根源而言，都与违反逻辑息息相关。
中外合流的辩证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戏法！包括喻权域在内的一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小例子。此类言论的鼓吹者丧失了区分反省本国弱点与否定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于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不恰当之处的人，哪怕是批评慈禧太后之流支持义和团屠杀外国人的罪恶举措，就被指摘否定了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之辈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不知道或故意无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第四，对中国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估计过低。
鸦片战争以降，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学习西方。为了减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学中源”说，把一切需要引进的西学都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现在不过是“礼失求诸野”，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是离经叛道。墨子是现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议论时政的“乡校”是国会的雏形。他们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经褪去这些胎记；进入20世纪，这类议论更日益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人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现代性，寻找现代公民自由和宪政的思想资源。这是有益的学术探索。不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固然有益，读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也发聋振聩？对2001年敢于毅然参加WTO的中国人说来，既然从物质生活到经济制度都敢于与国际接轨，没有计较它们是祖上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涉及公民权利和宪政等等话题，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只语为根据呢？
要避免各色各样的极端言论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唯一途径是扩大开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自由接触各种观点和参与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越来越冷静和理性。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多元文化同生共育、争妍竞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通往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国人和谐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让极端思潮再次把中国引向歪路。
统战部副部长：党外人士可任正职是长期政策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线回答晨报记者三个提问
十六大以来，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汽车专家万钢被任命为科学技术部部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担任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昨天，陈喜庆在线共回答了10多个提问，包括晨报记者的3个问题。网友对此也表现了高度的关注，两个小时的点击率超过3800次。
晨报记者：近期卫生部等部门先后任命党外人士担任正职，党外人士担任正职是否会实现制度化？
陈喜庆：十六大以来，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5年和2006年中央分别下发了三个重要文件，这对充分发挥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这一条，我想是我们党一个长期的政策，只要今后有符合条件的党外朋友，有合适的岗位，就会作出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好作用。
晨报记者：如何进一步发挥党外人士监督在遏制腐败中的作用？
陈喜庆：党外人士参与民主监督有很多形式，包括政治协商中提出意见、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特约人员等。
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教育部、国土资源部、税务总局、审计署共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87人担任特约人员。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也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1.7万人担任特约人员，积极发挥他们的民主监督作用。如审计署组织特约审计员直接参与中央预算执行、三峡库区移民资金、世界银行贷款资金、全国粮食挂账资金等重大项目的审计工作和调研等。
晨报记者：新建立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运作流程是怎样的，如何避免“走过场”？
陈喜庆：这个会议制度是由中央统战部和七家协会组成的，每一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主要的任务既有摸清各自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状况，也包括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为发挥新的社会阶层的作用提供载体、搭建平台。
中央统战部正在着手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后备人才库”，目前这个人才库里已有200多人。它的程序主要是先由各省、区、市以及有关的专业团体和协会进行组织上的推荐，然后由中央统战部考察、确定。
第二章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上篇）
1977年7月，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第三次“出山”，重新恢复了工作。
长期“左”倾思想的错误，十年内乱的危局，“两个凡是”观点的阴影……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重大历史抉择。
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邓小平推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大课题。
中国，开始了走向辉煌的第二次革命。
任仲夷（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
总设计师小平当之无愧
我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但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央调我到广东工作。
在我到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和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决心很大，魄力很大。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大都能背诵出来。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钱其琛（国务院原副总理）
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
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摘自《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本报征得钱其琛同志同意重新发表。）
刘导生（中共北京市委原书记）
一次历史的转折
我调来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年12月26日，当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拨乱反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很大进展，但北京市的工作落后于其他省市。由于当时的某些领导干部思想上受毒极深，仍然被“左”的思想、理论所禁锢，自觉不自觉地阻挠拨乱反正。而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和清算“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种思想已逐步形成尖锐的对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长期统治我们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左”的思想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服清醒剂。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顶住了来自某些领导人的压力，于1979年3月上旬召集了北京各高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在讲话中指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北京市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工作要跟上中央的步伐，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提倡“三不主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会议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1979年9月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在主报告中摆出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等等，并在思想根源上作了分析和批驳。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迷信程度的情况下，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转到“四化”建设的轨道，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拨乱反正，使国家的发展走上正确道路，这种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
张爱茹（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小平领导我们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1978年5月，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组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最先引来的却是责难。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时，明确提出：“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视察工作期间，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9月下旬到11月，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在全党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数的赞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陈云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在邓小平精心指导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32年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至此，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下篇）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张大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长冬后的第一声春雷
我直接接触小平同志是在1961年4月，当时我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同小平同志到顺义县做调查，征求对“农村60条”的意见。当时我觉得，小平同志解决问题非常实在、扎实。在县里开座谈会，他还直接提到农业减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小平同志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我以极大鼓舞。“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多。直到1975年4月，我才被放出来。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复出抓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的时候。小平同志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不久以后，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重新又进入了很沉闷的状态。当时我虽然放出来了，但仍然不能分配工作，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市委学习班参加学习，当时“左”的思想束缚还是很厉害的。1977年4月，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时听到这些话，真有一种经历了漫漫长冬后，听到第一声春雷的感觉，兴奋极了，马上觉得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邓小平同志当时讲这种话，表现了很大政治勇气，明显和“两个凡是”是不一样的。强调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明显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不完整、不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我当时就感觉我们党又有希望了，又可以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上来了。
从那以后，经过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听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致的闭幕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越来越清楚，我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鼓舞。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历史证明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拨乱反正，为我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李晨（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小平给知识分子“摘帽”
我于“文革”前担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刚刚一年多就赶上了“文革”，“靠边站”了。1971年，我被重新结合，到当时的市革委会文教组担任副组长。“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教育战线是重灾区。特别是1971年，在“四人帮”控制下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的《全教会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说“文革”前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起了很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破坏力比“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还厉害。当时我到北京市的中小学看，课堂上乱哄哄，百分之七八十的门窗玻璃都被打碎了，桌椅板凳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许多学生不到校，或进校不带书包。到了1974年，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北京市开始普及高中，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层层拔，教学质量急剧下降。那时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个高中学生对我们说，要给我们普及高中，得先把我们老师普及了，我们老师就是初中毕业。
当时学生中流传一个顺口溜，叫“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教师的思想状态是“痛心、伤心、寒心”，“欲教不能，欲罢不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一所中学的高一年级做了一个测试，506个学生在六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考查中，平均80分以上的只有6人，平均不及格的却占86%。在北京四中的一个高中班，竟然有一半人连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全！
1977年2月，北京市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鼓励教师要敢抓教学，要敢管，初步整顿了教学秩序，但收效并不显著。
就在这时，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自告奋勇抓教育，上来就抓了两条，一个是推翻“两个估计”，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给广大教师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再一个是恢复高考制度。这两条一抓，教育战线的局面整个就变了。我记得当时商店里卖的练习本一下子就销光了，文具也脱销了。教师、学生的教学积极性都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抓住要害，立即扭转了局面。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全过程，感触甚深，至今记忆犹新。
缪俊杰（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评论家）
暴风雨般掌声响彻文代会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大会上小平同志致“祝辞”时获得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民间记忆”里。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是文艺界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同广大文艺工作者见面。人们当然会记得，1960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文艺界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艺界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劫难，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相继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或“黑帮”，受到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许多本来优秀的作品或正确的理论观点，被扣上“毒草”和“黑论”，受到批判清剿。经过十多年折腾，文艺界已经溃不成军了。改革开放之后召开的这次文代会，是文艺界一次重振旗鼓的大会。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艺界致“祝辞”，就是代表党中央对文艺界作重新估价，也是来为文艺工作者鼓劲的，大家心里十分高兴。我记得，小平同志一走到讲台，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此后，在小平同志的整个讲话里，全场一次次地响起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塔斯社发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时，在每个段落之后都要用括号标明“掌声”、“热烈掌声”、“暴风雨般掌声”、“雷鸣般掌声”，来表现演讲效果。后来听说，有些是遵命作秀，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确实是一点不过分。我们在现场感到，那些掌声确实是真诚的、由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插曲。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文代会是“对号入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身躯瘦小的长者。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位长者，只是觉得他有点“怪”。每次他都是找到位置就坐下，从不同人讲话，台上人作报告或发言时，他总是闭目养神，或伏案瞌睡，既不抬头，更不鼓掌。但我注意到，在小平同志讲话时，到关键处，他微微睁开眼睛，高兴地鼓起掌来。会下打听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沈从文长期被打入“冷宫”，他对文坛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经过那么多世事磨难，几乎心如死水的沈先生，听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也高兴地鼓了掌，我想，这是他由衷的掌声，不是敷衍，不是随大流，更不是任何人强迫的。沈先生的掌声可以代表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当时是作为代表而不是记者参会的，所以没有及时采访一下沈先生的感受，现在想起来也是件憾事。
王光美（刘少奇同志夫人）
小平为“头号冤案”平反
1969年，少奇蒙难河南开封，我们家破人亡，我也是九死一生。1977年我从监狱出来，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未向中央提出少奇的平反问题。我知道，少奇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中央考虑的问题，无须我多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同志都平反了，但少奇的事情迟迟没有解决。许多热心的同志都让我向中央申诉，我没办。我相信少奇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会作出公论，小平同志也会操心这个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少奇的平反正是小平直接关心的。这项工作搞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九大”上，给少奇戴了三顶帽子，网罗了大量材料，这需要一件一件地澄清。所以，到1980年前，主要是复查，没有明确结论。
这期间，小平对我们全家很关心，有两件事我印象极深。一是1978年，我儿子刘源想报考大学，但政审不合格，被取消资格。这时，少奇平反尚未提出，所以他四处奔走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背着我给邓叔叔写了封信，诉说理由，希望他能帮助说句话。未想到小平果真在这封信上作了亲笔批示。这样，刘源才得以破例在报考期已过的情况下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我们全家都感激他，在那个时候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也不便过多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的平反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小平的推动下，十一届五中全会终于撤销了强加给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誉，这起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昭雪。（摘自《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现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小平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给当时的党中央写信，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国。5月3日，邓小平的这封信转发到全党县团级。当时，我们听了传达，大家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思想普遍僵化。邓小平的这封信，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两次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胡耀邦同志二次审稿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刊出后，5月11日《光明日报》就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就全文转载。但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的总编就接到权威人士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旗”，政治上很坏很坏。当时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批评、指责这篇文章，给这场讨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详细摘要发表了小平的讲话。当时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大家都很兴奋。
7月23日，胡耀邦同志又通知我们去他家开会。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坐在走廊里。耀邦同志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小平同志找他谈话，亲口对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是个好班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很快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深深感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
拨乱反正开创了理论工作新局面“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是重灾区，北大哲学系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学生中，先后有三四百人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处理。在当年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大家兴奋了一下，但后来一段时间还是陷于沉闷，因为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不大。后来有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才真正看到了新气象。
1978年底，我开始参与北大哲学系的领导工作。当时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教师、学生平反、落实政策。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不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是不可能让大家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向前走的。
我从195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此后一直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当年“反右”的时候，有一个罪名叫“抽象拥护、具体反对”，意思是说，虽然你也拥护党中央，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你反对基层单位某些领导者的做法，那么你就是“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就是反党，就可以把你划成“右派”。有的老师仅仅因为参与了农村调查，回来后说了几句“农村太穷”、“15年超英赶美目标不现实”之类的话，就被划为“右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拨乱反正推动下，经过大约一年多时间，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都被落实了政策，压抑多年的积极性被释放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后来都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记得当年有一个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临毕业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推心置腹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大学学习三年，感到哲学系的教师特别像“芭蕾舞演员”，一个是转弯子转得特别快，一个是脚跟不着地。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哲学系的教员十分不容易，必须时时刻刻跟着政治风向走，根本不可能脚踏实地做学问。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谓“大辩论”里，一方只要找出了一句毛主席语录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算证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取得辩论的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扭转了这种恶劣学风。小平同志后来南方视察谈话中，谈到不要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拨乱反正是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感触至深。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拉开序幕
对于年纪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哲学问题，而是意味着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便是发生在23年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急需彻底清除“文革”遗毒和“左”的路线影响，实现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使得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状态。此时，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需要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来清洗头脑、振奋精神，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拉开了大讨论的序幕。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这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是错误的倾向，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破。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这一讨论也得到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使得讨论逐步形成全国规模。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领导和支持下的一场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6月22日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提出意见
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关于自己的历史问题，有两个决议，一个是延安时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便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一个决议是毛泽东主持完成的，而后一个则主要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提出意见。1980年6月22日，他对决议发表了最后一次意见。
邓小平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实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象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现在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
第三章 国外的那些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健康原因”为由转达辞职意向
核心提示：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向自民党干部表示，由于阁僚不透明的政治资金处理问题等引起国政混乱，他将为此引咎辞职。
新华网9月12日电日本时事社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以“健康原因”为由向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大岛理森转达了辞职意向。自民党干部证实了有关消息。
中新网9月12日电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向自民党干部表示，由于阁僚不透明的政治资金处理问题等引起国政混乱，他将为此引咎辞职。
安倍还就辞职理由向这名干部透露，“（自己）没有凝聚力”。
报道称，虽然自民党在此前的参院选举中遭遇惨败，安倍还是选择了继续执政，这一举动目前仍遭到多方指责。虽然安倍之后对内阁进行了改造，但支持率仍未获得大幅改善，自民党内大多数意见认为“在安倍首相的领导下无法备战众院选举”。
安倍在选举遭遇惨败之后曾表示，“继续改革是我的责任所在，不应制造政治空白”。在宣布辞职前还刚刚改组自民党干部人事和内阁以振奋人心、重整政权。
由于安倍已表明辞职意向，预计自民党将尽早实施总裁选，以选出新的总裁。
据分析，后继人选问题将以辅佐安倍的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等人为中心加以推进。
安倍内阁的农相“黑洞”
5月，时任农林水产大臣的松冈利胜因卷入财务丑闻而自杀；
7月，松冈利胜的继任者赤城德彦虚报办公费的丑闻被曝光，8月1日辞职；
9月，安倍内阁改组后的农相远藤武彦被曝出冒领保险金问题；9月，新任农相若林正俊6日因一起政治献金违规指控遭质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简历
安倍晋三（Shinzo Abe）1954年9月21日生于日本山口县，出身政治世家。其祖父是国会议员，外祖父是20世纪中期日本首相岸信介，父亲安倍晋太郎生前曾任中曾根康弘内阁外相。1977年毕业于日本成蹊大学法学系政治专业，之后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了一段时间。1979年进入日本神户钢铁公司纽约分公司工作。
1982年安倍晋三辞去神户钢铁公司的职务，担当时任外相的父亲的政治秘书。1993年安倍晋三首次当选众议员。安倍和首相小泉纯一郎同属自民党森喜朗派，深得森和小泉的赏识，先后在森（喜朗）、小泉内阁中担任内阁副官房长官、自民党干事长、干事长代理和内阁官房长官等要职。
安倍被称为日本中生代政治家，保守色彩浓厚，曾在一些敏感的内外政策问题上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2002年他作为内阁副官房长官说日本“可以拥有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是最小限度地拥有小型战术核武器未必违反宪法”。但自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以后，表态转为谨慎。2006年4月，身为内阁官房长官的他“秘密”参拜了靖国神社。
2006年9月20日，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第21任总裁，成为日本自民党迄今当选时最年轻的总裁。9月26日当选第90任日本首相。
日本媒体称安倍晋三是“小泉的正统接班人”。2006年9月初，安倍为竞选自民党总裁而发表了题为“致美丽的国家——日本”的政权公约，全面地阐述了其政治主张，称要“制定符合旨在开拓新时代的日本国情的宪法，奉行开放的保守主义”；要对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能够被世界信赖和尊重的、得到世界爱戴的、具有领导能力的、开放的国家”；“要向世界显示日本的魅力，发挥日本的特长，积极为世界做贡献，培养能活跃在世界各地并具有奉献精神的日本人”。
公约称，要强化政治领导力，建立以首相官邸为主导的领导体制；对行政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重组；充分发挥民间的活力，建立高效的小型政府。公约强调，要强化日美同盟；在亚洲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加强与中、韩等近邻各国之间的信赖关系；推动与美、欧、澳、印等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之间的对话；确保能源安全；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为“走出战后体制，开辟新的未来”，要制定符合21世纪日本国情的新宪法；要为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继续努力。
安倍身材高挑，风流倜傥，2002年曾获日本男人时装协会颁发的第31届最潇洒着装奖。其妻安倍昭惠是日本森永制果公司创业者的外孙女、该公司总经理的女儿，比安倍小8岁。至今他们没有孩子。
安倍晋三曾于1997年和2001年两次访华。2006年10月8日至9日，安倍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安倍就任首相以来首次访华。
赫鲁晓夫：斯大林怀疑我为波兰人
斯大林把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领导人的不信任，扩大到每一个波兰人身上。他觉得这些人无时不在挖空心思地琢磨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点，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危害。
2007年第14期《世界知识》刊载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片段：斯大林的大清洗使革命前后涌现出的在党、政、军、经身居要职的优秀人才惨遭屠戮，波兰人首当其冲。他们都以“人民公敌”和“叛徒”的名义除掉了！
现在大家都明白他们是怎样的“人民公敌”的了。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波兰人，他原来是捷尔任斯基的战友，叫列坚斯。他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莫斯科州的全权代表。我和列坚斯的关系很好，而且我对他很敬重，尽管在我看来，他并非没有缺点。他娶了斯大林妻子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为妻。我不止一次在斯大林家用餐时坐在列坚斯的旁边。列坚斯的下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捕、流放，然后被处决。他的妻子安娜为丈夫的死痛不欲生，最后人完全疯了。这是阿利卢耶夫家的一大悲剧。她的妹妹娜·谢·阿利卢耶娃当时已经不在人世，她去世得更早。我逐一回忆我曾交往、工作过、友好相处过的波兰人。想起他们时我心里暖烘烘的，同时又不寒而栗地想到那个斯大林因提高“警惕”，千万人便丢掉性命的时期。当1936、1937、1938年间全国真正展开“追逐妖魔”的行动时，波兰人很难在我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至于想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更是无从谈起。所有波兰人在苏联都受到了怀疑。随着国际局势日益恶化，波兰领导人加紧奉行反苏方针，人们的这种情绪更是火上浇油。
有一次，斯大林往基辅给我打电话，提醒我说“您要特别注意和波兰接壤的地方，我建议您要经常亲自去那儿看看”。后来又再次来电话，要我特别注意卡缅涅茨一波多利斯基，“根据我们侦察部门掌握的情报，波兰人准备夺取卡缅涅茨一波多利斯基，并且通过它，展开向里海方向的进攻。”这一情报有多大的真实性？该不该相信？很难说。现在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怀疑，甚至是异想天开。波兰当时根本没有这种实际可能性。斯大林对波兰依然是极不信任。这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已为二战爆发后的事实所证明。然而，斯大林把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领导人的不信任，扩大到每一个波兰人身上。他觉得这些人无时不在挖空心思地琢磨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点，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危害。镇压“人民公敌”行动开始后，气氛极度紧张，甚至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全部被捕并且被除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还通过决议，使这一行动大行其道。当时我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记得在例行逮捕一些人所共知的政治活动家之后，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声讨他们的群众大会。波兰人都被看成是毕苏斯基的间谍，说他们无时不在致力于颠覆苏联的活动。每个波兰人都是“我们的敌人”，都是毕苏斯基派来的，都是他的走狗。就像黑帮分子曾经喊叫的那样：“打死犹太佬，拯救俄罗斯！”现在他们也在叫“打死波兰人，拯救苏联”！波兰人没有了，于是开始琢磨他们感兴趣的人和地位显要的人。有一次，我到政治局开会。我坐在靠墙的地方，与叶若夫并肩。斯大林走进会议厅，径直向我走来。走到我们跟前后，他用手指捅了一下我的肩膀，问道：“您姓什么？”“斯大林同志，我一直都姓赫鲁晓夫。”“不，您不姓赫鲁晓夫……”他一向说话总是阴阳怪气，“您不姓赫鲁晓夫”，这时他说了一个什么波兰人的姓氏。“您这是哪儿的话，斯大林同志，我母亲还健在……工厂也还在，我在那儿度过了童年，而且在那里工作……我的老家是卡利诺夫卡，库尔斯克州……我是什么人可以去调查……”“这是叶若夫说的”，斯大林回答说。
叶若夫矢口否认。斯大林当即叫马林科夫来作证。他说是马林科夫告诉他，说叶若夫怀疑赫鲁晓夫不姓赫鲁晓夫，是个波兰人。马林科夫也矢口否认。瞧这事儿闹的，你传我，我传你，人们开始到处寻找波兰人。波兰人找不到，就从俄罗斯人中制造波兰人。
红衫军用蜡烛排成“屁”字 高呼“阿扁放屁”
核心提示：倒扁总部于昨晚重返凯道举办烛光晚会，用30万只红色蜡烛排成一个“屁”字，来讽刺阿扁的言行都是假话。去年“阿扁下台”的倒扁口号变成“阿扁放屁”。
东南快报9月10日报道 去年的9月9日，反贪倒扁运动正式展开，时隔一年，倒扁总部于昨晚重返凯道举办烛光晚会，同时于晚上6点起逐渐进入高潮。倒扁总部曾表示，这次将不动员红衫军，而动员30万支蜡烛，同时利用这些烛光排出神秘图腾，倒扁总部事先不愿透露会是何种图腾，只说现场将会出现一个字，这个字将象征陈水扁“一文不值”的意思，而昨晚结果揭晓，这个字是一个“屁”字。去年“阿扁下台”的倒扁口号变成“阿扁放屁”。
呐喊
愤怒还在“2006年的百万倒扁活动，是历史上重要的一页。透过这样的活动，已经开启台湾反贪腐的新时代，同样的地方，有很多同样的老朋友，但在同样的地方，贪腐的‘总统’缺依然坐在那里，大家的愤怒还在。”
——施明德
30万红蜡烛 排一个“屁”
昨晚6点，反贪腐倒扁总部重返凯道举办烛光晚会，一大早总部就在凯道广场上赶搭舞台，部分支持民众10点多就穿着红色衣服抵达现场，至于紧邻凯道的台“外交部”为了避免冲突，也悄悄派人把门口的“入联公投”标语拿下。
工人忙进忙出、敲敲打打，反贪腐总部昨天一大早就开始在凯道广场上搭鹰架，为晚上的烛光晚会做准备，虽然活动在下午5点才正式开始，但是早上10点多，已经有穿着红衫的支持民众抵达现场。参与民众陆陆续续出现在凯道。
而这次倒扁活动相隔一年之后再起，倒扁总部事前曾强调，这次将不会主动动员群众到大凯达格兰大道，反而是要“动员”30万支的蜡烛“聚集”于凯道之前，究竟这些蜡烛要做什么用途？倒扁总部事前不愿透露。
不过根据了解，倒扁总部之前的构想，原本是要用蜡烛围在外围，里头镂空排成一个图腾，就是耻字，而耻这个字因为是完全中空，耻的中间没有了，就是代表了无耻，但是经过实际评估考量后，又发现蜡烛排列的呈现效果不理想因此放弃。
6点神秘图腾揭晓
红衫军重返凯道到底会用烛光排出什么图腾？外界都很好奇，倒扁总部副总指挥姚立明表示，这个神秘的字主要是要给陈水扁定位，就是他做不到“台独教父”，也做不到卸任“总统”，就是一文不值。
随着天色渐暗，红衫军人潮聚集越来越多之时，大约6点左右，这个以30万只红色蜡烛排成的神秘图腾终于揭晓，原来是一个“屁”字！而今夜倒扁口号，也从“阿扁下台”变成“阿扁放屁”，来讽刺阿扁的言行，都是假话。
施明德批陈水扁
而昨晚活动的最高潮，就是倒扁活动发起人施明德在经过生病治疗休养后，再次站上了舞台，在晚间8点到达凯道，在倒扁活动一周年的时刻，再次发表演说。
施明德来到现场时，因为有部分人不满施明德，没有等到阿扁下台，就退场，不过，还是有大批的支持者，高喊加油。施明德强调过去大家一年来的努力，绝对没有白费，因为透过这样的活动，已经开启台湾反贪腐的新时代，对于被民众呛背信，施明德也做出解释，因为去年倒扁活动，就是不想使用暴力，如果一但爆发冲突，势必演变成流血事件；也是希望不要成为和平的破坏者。
另外，施明德也痛批陈水扁，在机要费案审理上，利用“总统”职务之利，要将重要的关键证据永远封存，不对外公开，这是破害“司法独立”；他呼吁陈水扁，应该让吴淑珍到医院做完善的治疗，不是整天关在官邸中，这样对吴淑珍的病情，绝对没有帮助。
1100警力 集结戒备
警方为了因应人群，昨日把蛇龙拒马准备好。从昨日早上开始，凯达格兰大道四周警力已经正式集结，管制区也以拒马隔离，台北市动员了1100名的警力维护秩序。
据台北市警方从早上开始布署路障，隔离群众和管制区，1100名警力沿着凯道四周做万全准备，消防局也动员好几部水箱车在一旁待命，一但状况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警方不排除进行驱离。
警方管制范围的第一阶段，以“外交部”前方凯道当做重点，规划的集会地点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景福门，不过一旦集结民众人数暴增，路障将会延伸。
警方强调，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从两旁的消防车会先出动，若状况扩大，驻守在介寿派出所的上百名镇暴警察将会出击。
红衫军这次申请的时间到今天晚上12点，警方设定2个小时的搬离，也就是到了半夜2点，人还不离开的话，不排除强制驱离；由于红衫军另外也申请了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10点到下午5点的集会权，抗争的战线会不会再延长？警方将随时调整应变策略。
为了这次的活动倒扁总部募集30万蜡烛，因担心风太大会造成蜡烛熄灭，因而想将部分箱型车量驶进凯道挡风，但这个动作引起了警方的担心，怕对“总统府”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一度和倒扁总部发生口角，不过，在确定安全无虞后，警方也准许10辆车进入凯道广场。
警方还特地准备了干粉灭火器，预防发生火灾。
人物
施明德患肝肿瘤
苍老得令人惊讶
过去指挥百万红衫军的总指挥施明德，今年似乎少了当时的意气风发，施明德苍老得令人惊讶。虽然拖着罹患肝肿瘤的病体，他仍然决定向医生请假，亲自现身烛光晚会，施明德最近一次检查并没有发现癌细胞扩散，只是精神和体力仍然不好。
每一次现身镜头前施明德都是不修边幅，头发已经长到肩膀以下，胡子也没有刮，脸色也显得苍白，虽然到海外就医多次，施明德的身体状况还是令人忧心，倒扁领导的身体状况到底能不能撑下去，各界都在看。
链接
红衫军拒“入联公投”
倒扁总部重返凯道，同一时间，前“立委”林正杰却率领了另一群红衫军，组成“红衫军自主公民协会”，表示要和倒扁总部划清界线。并且将和“民主行动联盟”结合，目标是拒绝“民粹公投”。
两个反贪倒扁团体结盟，新名称叫做“理性九九联盟”，行动目标很清楚，就是“拒绝公投”，黄光国强调，“我们可以看到，陈水扁今天搞了这个东西‘入联公投’，基本上是把整个社会注意的焦点，从他家庭的贪腐，从整个民进党腐败无能，扭转到所谓的‘入联公投’上。”
马英九9日未参加
马英九9日未参加，他表示，事前不知道这活动，所以他已经安排别的行程，如果红衫军的诉求是反贪腐，他当然支持。
台北市长郝龙斌8日前往探视反贪腐总部总指挥施明德。郝龙斌表示，施明德向他说明，红衫军今天的集会是一场纪念性、仪式性、不动员民众的活动；他对红衫军很有信心。
23银行上万员工游行
台湾银行员工会联合会近日发起“反乱并、呛金改”万余人游行。银行员工会强调，“政府”应尊重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利，且强化监控金融犯罪，包括中华银创办人王又曾、中信金控前总经理辜仲谅、广三超贷案刘松藩等，这些金融破洞都由全民埋单，“政府”实应加强控管，而不是一味推动合并案。
揭密
施明德备汽油桶写遗书
倒扁红潮再起，策划这次活动的范可钦聊起去年9月9号倒扁过程，记忆犹新，当时不但有民众带着油压剪，就等一声号下，攻进“总统府”。而总指挥施明德跟妻子也准备汽油桶，抱定不成功变成仁的决心，就连遗书都写好了。
一年过去，想起当时差点冲进“总统府”的情形，范可钦记忆犹新，说：“因为我们不是要展现暴民的力量，我们要展现人民的力量，这是完全不同的力量，去年有这么多的妈妈带着孩子，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个控制，群众失去了自制，我们喊冲，那你想想看，有多少的妇孺，要遭受生命的威胁？”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范可钦呼吁，9月9号倒扁再起，民众千万要和平理性。
老面孔
蹓狗男：扁不下台狗儿瘦
9日许多倒扁的老面孔再度出动，去年蹓着大狗的红衫男子昨天也再次现身，他说因为陈陈水扁还不下台，经济败坏，让他的狗儿越来越瘦，因此再度带着狗儿来抗议。
倒扁红衫军于2006年11月29日撤离台北火车站前广场。这是施明德和他的红衫军在广场最后一夜守候。
第四章 浅谈历史
现今中国与140年前的美国何其相似
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与140年前的美国颇为相似。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发展极为迅猛，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创造了诸多奇迹，造福于后代至今。但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社会严重失序，腐败现象普遍而猖獗。格兰特（UlyssesGrant）总统在两届任期内，虽然个人操守无可指摘，但他领导的政府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
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可谓波澜壮阔，犹如美国内战之后的情形，各种能量无论好坏都一起迸发，宏观上看似有序，微观上混乱不堪。就大处而言，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的权钱交易，早已从个别现象变成群体习惯；就小处而言，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近来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劣质产品风波，就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运行失序的外在表现。
转型阶段的失序现象
中国的社会形态在名义上依然是社会主义，但实质上却是本土特色的资本主义。美国总统胡佛曾经说：“资本主义的问题出在资本家身上，他们太过贪婪。”而正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资本主义，不仅缺乏法律和行政上的调控和约束，反而还倒过来在侵蚀着公权和法律。其结果是，因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因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最后还要使整个社会替它们承受代价。“中国制造”最近在国际上声誉扫地，与初级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有很大关系。不只使消费者受害，更使“中国”这个集体招牌受辱。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经济起飞阶段充斥着腐败，原因是美国当时正处于经济、技术和社会大变革的相对不稳定时期。法律条文和行政手段的制订，远远跟不上犯罪的速度和犯罪手法的更新。在资本家云集的纽约，此种情况尤其突出。政商勾结，营私舞弊，各种丑闻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在当下中国，腐败不只发生在某个经济大都市，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曾经令世人为之惊叹，公路、运河、铁路等等都被誉为“巨人的杰作”。但是，几乎每一项大工程都有严重的财政舞弊和政治腐败现象。泛美铁路工程雇佣了百万廉价劳工，包括爱尔兰移民、获得自由的黑奴、被军队开除的士兵，还有华人苦力，工程的进展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铺设四根铁轨。
但与此同时，资本家虐待劳工的残忍程度以及建设工程造成的伤亡人数，同样令人触目惊心。这不仅是美国在19世纪的最大腐败案件，而且更证实了资本家的“爪子和牙齿都沾满鲜血”。
中国现在正重复着美国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在无数的公路、铁道、桥梁、大坝等巨大工程的背后，在工厂、煤矿、砖窑和其他建筑工地上，无视劳工的生命、榨取同胞的血汗、侵犯同胞的权益、侮辱同胞的尊严等等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其普遍性和无情无义的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百多年前的美国资本主义。
需要诚实的资本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从19世纪泛美铁路工程的权钱交易，到几年前的恩隆公司丑闻，所有的腐败事件最后都成为改革的导因，促使政府和司法机构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变革。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媒体首先将腐败事件公之于众，继而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
在这一方面，泛美铁路丑闻是一个里程碑。此后百多年来，虽然丑闻还是无法避免，但这一丑闻之后，政治人物、资本家、执法人员和普通大众都变得愿意遵守规矩、自觉守法。假若没有媒体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明就不可能持续改进。
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地位却在畸形地膨胀。当权者为富人说话，政策为富人而制定，这是民众情绪越来越敏感、群体抗争事件越来越频繁的重要原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很多领域已经冒出了财阀统治阶层（plutocracy）的迹象，使政治腐败发展到“更高层次”。
在美国内战后的经济起飞中，J.P.摩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人快速致富。但由于看到太多的腐败和不公不义，他们立即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推动变革，使美国经济沿着诚实和健康的轨道运行。在他们的推动或参与之下，美国政治、学术和文化界，发动了一场极具积极意义的社会正义运动，后来被称为“进步运动”。其结果是，美国社会摆脱了种种浮躁，继而在“诚实和健康”的气氛中进步。
在中国，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刺激了社会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缺乏公平、缺乏正义的基础之上。若要洗刷自己的名声，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必须首先学会诚实。至于是否有社会责任感，那只能看他们是否有这样的造化。
汉宣帝赐官还赌债 中国历代贪赌众生相
据说汉宣帝曾经输给赌坛高手陈遂，当上皇帝后就赐封陈为太原太守，为的是还赌债。而南北朝时齐明帝犒赏三军的方式竟然是赌博！
据史料记载，赌博早在先秦时期已较为普遍。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如果说，先秦博戏除了赌钱外还蕴涵有某种娱乐成份的话，那么时至汉代，博戏则已蜕变成“戏而取人财”的赌博活动了。而到了唐宋时期，赌博现象几乎渗入社会各个阶层。明朝中晚期，赌博活动炽盛。这一时期在赌博形式方面主要有“马吊”（即后来的麻将）、叶子戏等赌博游戏。（“马吊”大约兴起于明万历年间的吴中，时称为“吴吊”，天启后流行全国。当时有人认为“马吊”实为亡国之戏）。
晚清赌博之风猖獗，这与当时社会上重利、奢侈消费的世风不无关系。除此因素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当时的赌博提供了经济前提，许多腰缠万贯的商贾成为赌场上的常客。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等引入中国，尤使中国的赌博活动五花八门、纷繁庞杂。赌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历代贪赌众生相
历代好赌之人不胜枚举，甚至很多皇帝、大臣也是如此——汉景帝、汉宣帝登基前都好赌，东晋大司马桓温、南朝尚书郑鲜之等亦均是好赌之徒。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国君带头赌博，幕僚臣子们哪还会顾忌那么多。关于士大夫贪赌的国君、大臣、豪富、百姓的记载自是频见史端。
还赌债赌徒赐封太原太守
据说汉宣帝曾经输给赌坛高手陈遂，当上皇帝后就赐封陈为太原太守，为的是还赌债。而南北朝时齐明帝犒赏三军的方式竟然是赌博！足见赌博对人危害腐蚀之深。
宋国国君被赌徒用棋盘砸死
春秋战国时，宋国君王阎公，就因与人博戏，发生争执而身亡于局盘之下：《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说，渭公与大夫南宫万外出狩猎时作六博戏，赌博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渭公情急之时，当众揭了南宫万曾作过外国俘虏的短，南宫万一怒之下，举起六博盘砸死渭公。一代君王竟因赌博丢了性命，甚是荒唐。
东晋宰相大战关头下围棋赌别墅
据记载，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紧要当口，却兴致勃勃地“围棋赌墅”。东晋风流宰相谢安曾与人下围棋赌别墅：“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谢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不胜。安顾谓其甥云：‘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身为宰相，却视国家大事于脑后，悉心赌博，何等悲哀！
辽国君王朝堂上掷骰子 定官员升迁
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可见道宗的赌兴有多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色子比大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而兴宗也真的兑现，曰：“上相之征也。”于是迁知枢密院事。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南宋“蟋蟀宰相”整日与女人趴在地上斗蟋蟀
从记载看，南宋奸相贾似道无疑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
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
嗜赌县令临终令家人烧钱纸还赌债
李某，曾当缙云县县令，因为嗜好赌博，被控告丢职。但生性好赌，病重时还用手臂拍击床沿，口里发出赌博的呼喝声。妻子哭着劝他：“这样气喘劳神，何苦呢！”李某说：“赌博并非一人能进行，我有几个赌友，在床前同我一起掷骰子，只是你们没看见罢了。”说完就昏迷了。一会儿又悠悠醒来，伸手向家人说：“快烧钱纸，替我还赌债。”
妻子问他在同什么人赌博，他说：“我刚才在阴间与赌鬼赌博输了钱。阴间赌神叫迷龙，手下赌鬼几千，他靠抽头发了财，有了势。我就属他管，你们替我还了赌债，他就放我回阳间。”
家人于是烧了大量钱纸，可是李某竟闭上眼睛死去了。
比粗糙更可怕的是统一口径
全国政协委员王蒙昨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大会发言时，批评了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不文明表现。王蒙谈到雅典奥运会上我国一位运动员在外国运动员失误获得冠军后，回答记者“这次获胜是否有偶然因素？”提问时说“不，就应该我得金牌。”王蒙认为这虽然是一个回答方法，但有些粗糙。他替这位运动员设计了一个回答，“是的，某某的实力甚好，他本来有条件夺冠，我为他的失误感到惋惜……”
2008年奥运会的脚步愈加临近，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他关心教科文卫体是职责所在，他对运动员的关注进而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和焦虑，也值得尊敬。但是，他用心良苦地为运动员设计感言，却值得商榷。
前几天“三八节”来临之际，有一条短信让人会心一笑：“俺要感谢CCTV、MTV（都这么说不是么），感谢经纪公司（不管有没有），感谢妈咪爹地（一定要说的），感谢你的手机，能让俺在今天对你说：妇女节快乐！”纵览大大小小的音乐颁奖盛会，获奖者的获奖感言清一色是“感谢XX，感谢XX，感谢XX……”感谢固然应该，但一个套路地感谢，一字不漏地复制感谢，总会让人审美疲劳，甚至陡生腻烦，妇女节短信正是对感谢泛滥的解构揶揄吗？
王蒙是一代知名作家，文学造诣和文字水平都很了得，以他的审美哲学观照运动员的获奖感言，得出“有些粗糙”的判断，并不让人意外。但是，粗糙未必就是不好，粗糙有时就是原生态，粗糙有时就是真性情的体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些原脂原味的感言才是运动元的真实心声，不经过刻意加工的感言才让人感动，故意取悦大众、说一些冠冕堂皇的感言，四平八稳，滴水不漏，政治上无限正确，这样的感言听多了多累呀？
日前，著名篮球国手隋菲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很欣赏罗雪娟的奥运夺冠感言，“感谢所有爱我和恨我的人。”这句话对她也是如此。雅典奥运夺冠后，罗雪娟一席“我要感谢所有爱我和恨我的人”的感言，激起了舆论热议。该感言不落窠臼，出人意料，尽管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但罗雪娟的敢言让人感佩不已，这个颇有游泳天赋的姑娘以她敢说敢做的个性赢得了不少人的激赏。试问，罗式感言不比那些不痛不痒、味同嚼蜡的感言让人激动吗？
多少年来，不少人习惯性陷于思维误区——统一口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什么地方可以多说，什么地方可以一语带过，什么地方一点都不能说，这更是被百般强调的。发言者成了一切都是被线牵引着的木偶，没有主见，不能发挥，只能任受摆布。运动员都是有思想的生命，他想说什么，他想什么表达好恶，只要无伤大雅和不关涉原则问题，不妨让其畅所欲言。老是忧虑运动员不会说话，老是处处给运动员拟好发言草稿，这是糟糕的父爱主义；老是担心运动员会说错话，会侵入政治边界，甚至会弄出政治风波，这是泛政治化思维在作祟。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非要认为某些运动员的感言过于粗糙，听起来不那么悦耳，那么比粗糙更可怕的是统一口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已被太多的统一口径所折磨了。
流动人口：我们的大号是公民
你是流动人口吧？你的绰号是什么？“从小到大，填了这么多表格，这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在西城区真武庙二条附近某杂志社工作的何小姐说，该单位的十余名非京籍员工此前都收到了一份“流动人员登记表”，表格的内容设计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这让包括她在内的非京籍员工感觉到不被尊重。
歧视什么了呢？第一，在姓名栏里，竟然设置了“绰号”栏；第二，要写“高危信息”，填写有哪些“违法可疑行为”，“被打击处理情况”；第三，还要在“散发过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从事封建迷信、非法行医”等进行选择。
所谓歧视，不仅仅在于翻几个白眼说几句风凉话，也在字里行间。
一份匪夷所思的“流动人员登记表”把无形的白眼和风凉话展示得足够充分了，设计者“太有才了”。
说起绰号，我想起来了一首题为《打工者的名字》的诗：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
绰号，两个字，却如同巨石压在人的心头。我在我的祖国工作和生活，为什么表格上设计了“绰号”一栏？我是中国人，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大号，为什么竟然非让我“绰号”一次？“绰号”是什么？黑社会成员私立黑道同盟，见面不问底细，只称绰号，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一般作案分子也常用绰号“隐身”。
梁山好汉有绰号：像花和尚鲁智深、一枝花蔡庆、一丈青扈三娘、活闪婆王定六。这里倒没什么贬义，不过有的绰号流传到后世就变了味儿，有的变成贬义词，比如有人叫你是“活阎罗”，恐怕少有人认为这是夸自己是阮小七，其他像丧门神、母大虫、短命二郎、操刀鬼之类的恐怕都不大中听。
现代中国，起码有了开放的姿态，再不是过去的皇帝管理之下轻易不得随便游走的皇土，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我想去哪就去哪。一个公民，自由流动和迁徙本来就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益。
只是根深蒂固的流动人口歧视，在某些管理者的心头一直没有抹去“二等公民”的概念，傲慢与偏见由来已久。
两会之上，政府重申了实现公平与正义。作为一种美德的正义，就是致力于追求公正、平等地对待他人、承认他人的权利；正义的美德要求，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不应当照顾某一个特殊群体，歧视另一个群体。
告诉那些带有歧视眼光的管理者：流动人口没有绰号，我们的大号是“公民”！
第五章 官与民
官员谎话VS百姓传言
2003年初，SARS在我国广东、北京、山西等地肆虐。由于官方没有及时采取积极防范措施和及时公布真相，直接导致民间各种传言四起百姓惊恐万状，出现到处抢购板蓝根、米醋等所谓“医治秘方”，甚至白萝卜也成十倍数价格飚升等现象。同样，国际上也猜测质疑纷纷。该年4月6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面对国内外各路记者慷慨激昂道：“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一位正直的老军医目睹自己医院塞满SARS病号的现实，及时的向世界坦诚了事实真相，顿时张部长的“国际誓言”被打得粉碎，引起国内外大哗。官方天大的“国际玩笑”谎言不仅导致了官方权威在民间的失信，而且直接导致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极大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幸好党中央的及时发现和纠正，罢免了包括张部长、北京孟市长和广东卫生厅长等人的职务，并带领全国人民齐心努力共度难关，才最终取得战胜SARS恶魔的伟大胜利。
无独有偶。
2007年7月18日济南两个多小时的暴雨，直接导致34人死亡、多人失踪、一百七十多人受伤。由于事后官方没有及时、准确的数字统计公布，没有详细公布灾情，直接导致民间猜疑和传言四起，尤其是对当时损失巨大的银座地下商场是否死人的传言特多。一个马甲叫“红钻帝国”的年轻女网友，在该市“舜网”论坛中争论“银座”是否死人话题发了帖子，声称听亲友说银座超市死了不少人。此举非同小可，顿时引起有关方面注意。在舜网的协助下，“红钻帝国”以“造谣惑众”的罪名被警方抓捕。这起“红钻帝国事件”发生经媒体传播后，引起网友、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公愤，普遍认为警方恣意抓人是典型的违宪行为，是公然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已引起国内外人们的密切关注。
这两起事件分析起来都涉及到两个共同点：谎言与真相。一个是官方故意掩盖事实真相而说谎；一个是百姓因不知真相而传言（严格讲，这种传言不违反宪法规定，因此强说是“谎言”“谣言”有些牵强附会味道）。然而，由于两人的地位不同而结局截然不同：张部长仅仅是被“罢官”——在中国公务员的职业特色下，我不认为是真正的罢官，因为该年底他又就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大约属于那种由此庙宇到彼庙宇换个方丈位置的“处置”。
而“红钻”女孩却进了局子——按国情和传统观念来看，这种严厉处置手段，无疑等于宣判这个女孩政治乃至工作生命死刑。再联想2005年底的“吉化爆炸案”污染松花江某官员的“善意谎话”等近年来涌现的许多类似的官方“谎言”，使我不得不发出“还是当官好”的感叹！
下面分析以下这两起事件，大家看看有道理否？
张文康先生作为当年的卫生部长，通观全局对SARS疫情真相应该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说谎，是有意在“欺上瞒下”。欺上，就是欺骗党和国家领导；瞒下，就是欺骗平民百姓，甚至不惜拿国家声誉和人民生命财产当赌注向国际宣战。这种谎言是恶意的。这位高官的“谎言”贴的是国家和执政党标签，所以这种谎言危害最大，远比那些民间所谓“造谣惑众”的流言蜚语危害要大出数万倍的杀伤力——况且SARS猖獗时期是国家的“非常时期”。按照传统惯例，在“国家非常时期”拿谎言危害国民是应给予重典追究刑事责任的，何止仅仅一个“罢官”了事？“红钻”女孩对大水涌入“银座”超市是否死人是不清楚的。她之所以用“传言”来证实，无非是想来说明她知道是“死人”了，因为她听人说的。她的出发点应该也是想知道准确的事实真相，抑或把自己知道的那丁点“事实”再告诉他人罢了，充其量是自恃“知情”而带有点出风头的味道。她出发点应该是善良的，没有任何什么耸人听闻的觊觎，而且也仅仅是小范围的“传播”。她之所以成了“谣言”的制造者和散布者，究其根源严格讲，还是应该记在我们常年凡事的不透明、不公开弊端的账上，完全不应该由这个涉世很浅的小姑娘来承担责任。她这种不知情的无故意意识传言，与宪法和治安条例规定的“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谎报险情，制造混乱”等罪名完全是两码子事。倒是我们的一些掌握专政机构的部门，滥用职权随意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和言论自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条款随意抓人处置是很值得谴责的。
前者是高官，其谎言危害国计民生和国家声誉，影响极坏，却改换门庭另趋高就；后者是小民，其“谎言”只是道听途说的小范围传播，影响不大，却进了拘留所断送前途。
相比之下，这公平吗？
类似“红钻帝国事件”的事件在我国近期不是孤零一起。回想不久前“重庆彭水短信诗案”、“陕西稷山诽谤县委书记案”和刚刚发生的“海南儋州市两教师编山歌诽谤市领导案”，足以看出我们一些地方长官恣意动用专政机器违反宪法抓人拘人的霸道作风。这些事件已经远远超出“谣言”范围。细心人不难发现，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有人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资源，动辄以“攻击诽谤领导”、“恶意破坏稳定秩序”罪名，对法律采取任意歪曲和随意实用手段打击言论自由和人们的合法权益诉求。这种令人发指的违宪行为，使人们对一些打着“高调”旗号的“公仆”产生恐惧感和对抗感，从而动摇了执政者的根基，不能不说是一种及其危险的信号。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人们有没有质询公共事件真相的权利？
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一个凡事透明度高、及时公布事实真相的社会环境，一般谣言或谎言是没有太多的市场，而且也持续不会太久，正所谓“流言止于知者”，因为“谁都知道，谣言……唯独在健全的公论和充分的自由的光辉下，它才会消失”（屠格涅夫语）；相反，在一个凡事都藏着掖着不敢说出事实真相、故意用谎话蛊惑人心，甚至动用法律限制人们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谣言、流言乃至谎言就会像瘟疫般无孔不入散布。最终最坏的结局只能是人们宁可相信谣言传言甚至被谎言迷惑，到头来的代价是政府的公信力、人际交往间的诚信丧失殆尽。
及时公布事实真相，是一个正常国家政府的义务；
有权了解事实真相，是一个正常国家公民的权利。
按照法律允许人们言论自由，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成熟；
违反法律压制人们言论自由，是一个人治社会的虚弱。
这。或许是以上两个事件对我的启示。
我不赞成未经自己头脑分析而轻易传播“小道消息”的行为，也不赞成“红钻”姑娘的轻易贸然的傻举动。她也应反思自己。不过，“红钻帝国事件”给人留下的思考，难道我们的一些政府和部门不更值得反省么？
“真空罩”下：1920-1930年代与世隔绝的苏联
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日子》涅槃：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列宁们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这一年，《日子》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唯一有权举办图书定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谈及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除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真空化政策”
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科夫，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承想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1920年代大为缩小。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19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当时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1920年代苏联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19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暗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真空罩”打开以后
然而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唯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失去了免疫系统的机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物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打碎，社会就开始崩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垂直管理与地方分权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地方割据时代。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没有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直到毛泽东才重新完成。
地方割据的时代，地方政权中开明民主的是少数，专制残暴的是多数，形成一个个土皇帝，令当地人民恨之入骨。也就是说，地方割据时代也是一个地方集权时代。对于老百姓来说，在地方集权与中央集权之间，宁可选择后者。这是国民党北伐胜利的原因之一，也是共产党最后统一取胜的原因之一，也是共产党取胜之后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然而中央权力过度集中，也造成另外一种弊病，就是中央官僚主义严重和地方积极姓的降低，最后导致整个社会效率降低。毛死后，邓小平胡耀邦倡导改革，逐步下放更多的权力给地方，使地方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1980年，财税权下放。1982年，部分立法权下放。1984年，投资决策权下放。80年代中央放权，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高潮。
但是也出现了地方权力过大，监管失控，腐败现象严重的问题。1997年邓去世之后，从1998年开始，中央再度开始收回权力。新一轮中央集权是从1998年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开始的，开始把金融管理权从地方政府的绝对控制下分离出来。之后又在税务、工商、统计、技监、药检、商检等管理领域，和烟草、盐业、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实行垂直管理改革，现在正在进行国土和环保两个管理领域的垂直管理改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