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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8 0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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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慎之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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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沟通协调能力塑造与提升

领导干部沟通协调能力塑造与提升试读:

第一章 沟通协调能力是领导干部的必备能力

沟通协调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领导职能,沟通协调能力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无论处于那个领导层次的领导干部莫不如此。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性与领导干部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重大责任,进一步强化了提高领导干部在推进社会和谐建设中沟通协调职能和能力的必要性。

第一节 沟通协调有助于提高行政效能

所谓沟通,是指人们通过语言、文字、体态以及多媒体技术等介质和渠道,互通信息、交流思想、联络感情,从而达到共识和默契的一种行为。所谓协调,是主客体之间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沟通,寻找共同点,谋求某种平衡,建立良好秩序,实现统一行动的一种行为。

领导干部的沟通协调能力,是指领导干部为了完成总目标,利用权力和非权力影响力,在领导活动中运用沟通协调等手段和措施,对领导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领导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的矛盾或可能产生的摩擦等进行协商、调节、调整,使领导系统各环节各要素之间达到步调一致、协调配合,形成一个和谐整体,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能,高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本领。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发展快不快、工作顺不顺、群众满意不满意,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地区、这个部门的干部作风正不正、工作效能高不高。而决定行政效能高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内部和谐不和谐、运转协调不协调。

从宏观上看,提高沟通协调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站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履行执政使命的高度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部署,是我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比如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失衡的问题、利益关系的失衡问题、社会心态的失衡问题、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等等。因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领导干部不仅肩负着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的责任,还肩负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责任;不仅肩负着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的责任,还肩负着向群众宣传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用党的执政价值观引导社会方向的责任等。

而要履行好这些重大职责,都离不开领导干部沟通协调能力的发挥。制定政策需要倾听群众民意、了解民情;整合力量需要加强思想沟通、统一认识;协调利益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通过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疏通思想、理顺情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需要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向群众作宣传教育工作,化解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增强人民群众对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意义的理解和认同感;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更需要领导干部尊重知识、关爱人才,营造鼓励人才创业的环境。因此可以说,提高领导干部的沟通协调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领导干部履行领导职责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演奏一部旋律和谐、曲调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领导干部就是这部“交响曲”的指挥员,要使参与演奏的每一个器乐都按照“交响曲”整体和谐的要求奏出美妙和谐的旋律,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发挥好指挥棒的作用,与每一个演奏的参与者进行高效的协调与沟通。

从微观上看,提高沟通协调能力是领导干部个人工作顺利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上级的信任、下级的支持、同级的配合以及相关单位的协作。与上级沟通协调的意义在于工作上能得到正常的支持,遇上困难能得到帮助和化解,个人价值能得到上级的肯定;与同级做好沟通协调,才能保证彼此间相互理解、尊重、支持,营造一种分工合作、携手共进的良好工作氛围;与下级沟通协调好,则有利于调动下级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工作能力实现目标,有利于增强凝聚力,实现组织系统的最佳效能。

总之,沟通协调能力是时代和形势的需求,也是一个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只有增强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开展好沟通协调工作,才能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减少阻力、增加动力,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共同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上来。

然而,当前领导干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忽视沟通协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沟通协调意识不强,缺乏沟通协调的主动性,或者缺乏沟通协调的方法、技巧,功效不明显。因此,有必要提高领导干部对沟通协调能力的必要性和实践意义加深认识,提高领导干部在沟通协调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节 沟通协调有助于促进团结协作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命题虽然看上去很朴素,但是针对于整体观,它却是一个很精准的描述。对于任何一个整体来说,它都不是其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规律和原则。比如一架马车由四匹马去拉,如果四匹马都冲着一个方向使力,马车就能驶向前。如果一匹马一个方向,每匹马还都使同样的力气,马车也前进不了半步。所以,对于一个整体来说,内部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

领导班子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通常情况下,进行协调的主要方式就是相互之间的沟通。所以,对于领导班子这个整体来说,想要协调好,就必须先沟通好。“一加一”的问题,是一个古老又新颖的问题。从小的数学教育就告诉我们:一加一等于二。但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所涉猎范围的扩大,我们会发现: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暂且不用管作家们的“一加一等于三”,也不用管哲学家们的“一加一等于零”。单单从与领导们关系密切的管理学角度来说,如果把整体的部分比作一的话,那么,一加一的结果不外乎三种,那就是“小于二”、“等于二”或者“大于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了这个结果呢?这还得从领导班子的整体协调讲起。

很简单,如果领导班子内部协调得很不好,那么,这个一加一就小于二,也就是说,各部分合到一起后,力量小于整体的力量;如果领导班子内部协调得一般,那么,这个一加一就等于二。也就是说,各部分合到一起后,力量等于整体的力量;如果领导班子内部协调得非常好,那么,这个一加一就大于二。也就是说,各部分合到一起后,力量大于整体的力量。所以,结果如何,还是与整体的协调有关。

对于现在的领导班子来讲,应该极力追求的自然是最后一种情况。但事实是,依然有部分领导班子处于第二种,甚至是第一种状态。为什么?虽然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有一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沟通工作没有做好,导致了整个领导班子协调不佳,直接影响了整体的战斗力。

对于任何一个领导班子来讲,在进行沟通协调工作的时候,意识到“整体不仅仅是部分之和”这一理念,都是很有必要的。当领导班子内沟通协调工作进展良好,那么,就会出现了“一加一大于二”,也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况。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亨利?福特曾经说过,“就算你没收我的生财器具,霸占我的土地、厂房,只要留下我的伙伴,我就能再起风云建立起我的王国”。他的这句话也反映的就是,沟通协调对于一个整体的重要性——没有了土地、厂房都没关系,只要有他的伙伴在,大家就能够通过很好的协调把“部分”凝聚成“整体”,以强大的力量东山再起。

有一个经典的故事,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的时候,反而没水吃。对于最后一种组合来说,虽然阵容强大,但是他们之间该谁挑、怎么挑等多个方面,并没有沟通协调好,导致了三个人相加的力量还不如原来的一个和尚。

所以,领导者应该把沟通协调看做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能够促进整体前进的有效力量。所以,每个领导班子内部的成员都要时刻注意沟通协调的重要性,在各个方面为沟通协调搭桥铺路,使其能够为整体的“大于二”贡献自己一份强大的力量。

第三节 统筹兼顾离不开沟通协调

统筹兼顾是指在具体工作中要突出重点,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又要兼顾其他,善于主次配合、协调一致,使各方面的工作有重点、有秩序地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统筹兼顾形象地比喻成成“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统筹兼顾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后来成了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方针。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新时期,我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为了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做到统筹兼顾,就需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使每个人或事物都得到恰当的位置和安排。统筹兼顾是一种领导艺术,也是一种素质,它决定着领导者的良好愿望能不能实现,反映着领导者的大局观念、政治眼光和调控能力。做好统筹兼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兼顾不是漫无目的地使用力量,它要注意工作目标的统一性和作用力的同向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筹兼顾做好工作的前提。意思是说,既要讲全局,讲平衡,又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方方面面的矛盾。

大家对“西安事变”应该都很熟悉。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兵变,抓了蒋介石。国内各方围绕如何处理蒋的问题,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而又极为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两种意见:一种是杀掉蒋介石。但这将导致全国更大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另一种是释放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

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共产党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后者。蒋介石基于当时的处境,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了和平解决。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在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他高瞻远瞩,洞察全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兼顾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

二要全面推进,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不是简单地平均使用力量,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突出重点,解决好主要矛盾。在实际工作中,要处理好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注重加强薄弱环节,善于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做扎实。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的人品、能力历来都为后世所称道。但是刘备死后,诸葛亮事必躬亲,外连东吴、内平南越,整顿戎装、工械技巧等等,所有事情,他都揽在自己身上。结果他日理万机,忙得焦头烂额,只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千古遗恨。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诸葛亮就是没有抓住他的中心工作——建设西蜀,北伐中原。他把所有的工作都抓在自己手里,最终导致重点工作没有做好,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三要兼顾各方,实现平衡。领导干部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齐头并进,必须要理清思路,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做到有轻有重、有缓有急,使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做到基本平衡,确保各项工作有机结合,有序展开。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在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当时,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多个工业项目,而各个部门都希望能够提早建成,于是他们纷纷上报国务院,希望尽快批准。周恩来总理批阅了这些申请,指出这种想法很不成熟。他告诫说:“苏联设计的项目,要分清哪几种快上,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上,会给我们背上包袱。他举例说,汽车厂生产量大了,就要进口器材,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要减少汽车产量,更不能再建汽车厂。”

古人云:“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统筹兼顾就是要处理好全局与部分的关系。领导干部做好协调,要从大局出发,以宽广的眼界胸怀大局,做到因势利导,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辩证思维谋划全局,做到瞻前顾后、统筹兼顾,自觉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使各方都得其所。

第四节 沟通协调是有序运转的保证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教导领导干部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毛泽东还用弹钢琴的形象地分析了领导干部要合理调配,形成协调的运转机制。

当今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于此相应的机构也越来越多。领导者的工作也越来越具体,协调工作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领导者只有合理调配好各个方面,并使他们之间形成有序的运作系统,才能使工作顺利快速地开展下去。

据报道,某市工行火车站支行地处市中心繁华地段,客流量非常大,每到月初企业发工资时,大厅里就人山人海。休息的椅子上坐满了存取款的客户,取款机前也派了长长的队伍。夏天时,天气炎热,客户等待的时间久了,不免情绪烦躁,激动。办理业务时经常会向工作人员抱怨;而到了冬天,那些在外面排队的人又很冷,客户都等得不耐烦。

针对这种情况,该银行的总经理采取了应对措施,他将整个营业厅划分为若干个小区域,在大厅内设立了取票机,并根据客户要办理的业务分类进行初次识别分流,以此来分流办理业务;又设立了服务台指导大堂,安排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指导客户填写相关业务申请书、凭条等,对客户进行了再次分流,以此缓解了大堂中的拥挤人群;在自助业务服务机附近,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指导与帮助,这样便加快了客户办理业务的速度。

这样一来,该银行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堂里再也看不见人潮拥挤的状况了,而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由于不用再向那些抱怨的客户作解释,也加快了工作效率。客户办理业务时,可以在等待的时间里去办理其他事情,不用自己排队,也节省了不少时间。人们按照票号有序办理业务,也不会因为插队等事情发生口角,工作人员也减少了劝阻的工作。

任何一项工作,只要能够合理调配,都会产生良性的循环,并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有些领导者常常抱怨自己太忙、太累。其实只要能够合理调配,抓住重点,运筹帷幄,就可以事不必躬亲,也不会出现忙乱出错的情况。但是如果领导者不懂得合理调配,不会协调,那么就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拆了东墙补西墙,搞得自己和下属又忙又乱,工作效率又不高。

合理调配,形成协调运转机制,需要领导者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重要的,也有次要的。领导者要协调好各方面因素,解决重点问题,然后再去解决次要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是在解决主要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问题,不能忽视全面,不顾整体。在现实工作中,领导者还要把握好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转换。两点和重点是辩证统一的。因此领导者必须要能够注重重点,把握全局,对于转变,要能够及时才发现,及时处理。

领导者在进行调配时,首先,要明确各方面的职责与任务。领导者的任务是分解任务,分配任务,而不是事无巨细地一项一项地自己去执行。领导者要能够合理地分配任务,授权授责、分层次管理,自己就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大局。其次,对于分配的各个方面都要给予重视,要使各个方面都能调动起积极性,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履行职责、完成任务。这样才能提高整体的执行力,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标。最后,领导者还要将各个方面有效地协调起来,使他们形成合理的配合。领导者要善于协调,合理安排工作节奏,合理安排各部分工作,同时要善于化解各方面的矛盾,要使每一个方面都张弛有度,配合有序。当然,领导者也要善于提高各方面的学习能力和自主能力,要使他们形成主动的配合与协调。这样在工作中,才能形成自主协调的运转机制。

合理的调配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一种工作方法,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执政能力,还有利于提高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而这种调配又要通过沟通协调来完成,所以,领导者要下意识地去学习和锻炼自己的沟通协调能力。

第二章 掌握沟通协调的原则

沟通协调是指领导者运用自己的权力,威信以及各种方法,技巧,使领导活动中的各种资源各种关系,各种层次,各个环节,各个因素整合起来,行动一致,形成组织活力,社会合力,达到组织目标,取得组织绩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方法、技巧的运用,更要重视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否则,会使沟通协调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一节 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是指在大众传播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意识,社会主义党性原则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它包括六点:(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三)立党为公,提倡奉献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在高度自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铁的纪律;(五)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六)廉洁勤政,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坚持真理。

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原则是在战争年代战胜对手,在和平年代永葆生机的动力之源。德国工程师曼福雷德?布罗克到中国后,发现“谁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他发现在身边最努力、最吃苦的往往都是共产党员。这由此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们对党的认识,首先是看身边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

领导干部要做好与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协调,谋得共同发展,就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为基础,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革命战争年代,讲党性原则,就是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身先士卒,不计个人得失,这一点在老一辈的革命家罗荣桓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

1930年春夏之交,红四军急需一名优秀的政治委员。在这个职位的人选上,毛泽东同志很伤脑筋,因为这个人选除了要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外,还必须有坚定的原则性。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同志终于选中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

之所以选中罗荣桓,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发现他是一个特别有党性的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罗荣桓在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担任自卫军的党代表。到三湾改编时,原来参加秋收起义的4个团只剩下两个营了,但是罗荣桓还是坚决留了下来。毛泽东同志很欣赏罗荣桓的坚定性,就任命他为三营九连的党代表。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得十分出色,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打仗的时候他冲锋在最前头,退却时却掩护在后面;行军的时候他替病号扛枪,宿营的时候下班查铺;吃饭的时饿着肚皮替其他党员放哨。他的这些优良品质,感动了战士们,也深深为战士们所信服。

罗荣桓不仅关心战士们,对人民群众也爱护,他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红军在打土豪时,遇到一家有钱有势的大地主。红军初到地主家时,地主先把财宝埋藏起来,锁上家门后跑了。红军向群众调查,多数人都不知道地主下落,有的人知道也不敢讲,害怕地主回来报复。罗荣桓率人经深入调查得知,地主家雇有三个长工,地主逃走后,不放心家里,常暗中打发长工来回报告情况。罗荣桓了解情况之后,就派人到一个长工家,装逮捕了这个长工,把他捆绑起来押到了连部。到了连部,罗荣桓亲自给这个长工松绑,还亲切地同他谈心、拉家常,给他做饭吃。这个长工一开始很害怕,但看到罗荣桓对他那么和蔼,又明白红军把他捆来是为他安全考虑时,很受感动,便把地主躲藏的地方及埋财宝的地方报告给红军,红军分了地主的财产给群众。

后来,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介绍,罗荣桓以一个基层工作干部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委员。走马上任后,罗荣桓一如既往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把军事训练、后勤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正是靠这种坚定的党性和老实厚道,罗荣桓征服了全军战士,接下来又担任了八路军政委、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且成为了军队政治干部中惟一获得元帅军衔的人。

新时期,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首先,要不断地增强党性意识,牢固树立党性信念,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充满信心,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要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再次,要善于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要自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平易近人,严格自律,艰苦朴素,处处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执政意识,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作风,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带头模范作用。

第二节 民主原则

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通常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但是,领导干部要明白其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打破“高人一等”的思想观念,发扬民主作风,创造一个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认真聆听来自于群众和下级的意见,才能与人民群众达成共同意愿,真正地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协调好各方关系。

另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作风是建立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础之上的,是共产党人坚持党性、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实现正确领导,推进复兴大业的重要保证。

民主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当时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的情况。他说:“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后来,他还多次用项羽的例子教育党内干部。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比如没有听从范增的主张,在鸿门宴上没有杀了刘邦,没有乘胜夺取汉甬道等等。

毛泽东同志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为了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不“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的干部,“挖苦一点”,“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

可以这样说,一个领导干部只有真心爱民为民,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才会履职如履薄冰,才不会摸脑袋想事情,拍胸脯作决策;才会懂得尊重民意,广开言路,自觉听民言以了解民意;才能善于问计于民,诚心察民行以集中民智。

社会主义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和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事业,任务异常艰巨,靠个人或少数人不行,这就决定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视民主为事业之生命,具有容人容事的大气量,对于班子成员或群众的意见要充分尊重,凡是有利于改进工作、有利于党和人民利益的意见,包括反对自己的意见,都要诚心诚意地倾听。

与民主相对的则是独断专行,削弱民主就意味着向专断和特权演变。“巨人集团”就曾因史玉柱个人独断专行,做出错误决策,而发生财政困难,由盛转衰。

1989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然后就带着4000元钱下海创业——在深圳研究开发M6401桌面中文电脑软件,获得了成功。1991年,他与人成立巨人新技术公司。次年,巨人公司迁往珠海,升格为巨人高科技集团,注册资金达1.19亿元。1993年,巨人集团又开始在电脑、生物工程、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开始多元化发展。只1995年的半年时间内,巨人集团的子公司就由38家一下子猛增至228家……短短的几年间,巨人集团犹如神话一般崛起,创造了三年经济增长达300%的奇迹,注册资金达到了10亿元,轰动了全国。因此巨人集团一度成为国内上众家新闻媒体追踪的焦点,《人民日报》在半个月内,以长篇通讯的形式报道了四次,并受到半数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中央领导的频频考察。美国的《福名富翁布斯》杂志更是把史玉柱列为中国大陆富豪第8位,而这距离他创业只有5年的时间。

可好景不长,到1996年年底,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团就开始陷入低谷,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而具体原因,则和他的个人性格和管理方法密不可分。他后来反思,因为不善交际,性格封闭,他的思维模式也相对封闭。更重要的是,他推行独裁决策机制,集团公司虽然也设董事会,但是他个人的股份占了90%以上,进行决策时,他一个人说了算,很少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比如,“巨人大厦”事件,本来公司原计划修建18层,作为公司的办公楼;但是他看到地理位置好,就决定改为54层;为了超过全国最高的建筑,后来又改成64层、70层。最后,“巨人大厦”预算增加到12亿元,工程延长6年。后来,施工不顺,再次追加预算,推迟工期。从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巨人集团一下子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总之,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无论哪一级的领导,都要破除专制的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发扬民主的作风,坚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三节 目标原则

领导协调行为同其他领导行为一样,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因而这种行为必须是自觉的有目的的,也就是说,是一种有目标的行为。协调目标既是领导者采取协调行为的动因,又是这种行为的归宿。因此,目标原则是领导协调的首要原则,也是领导协调的实质所在。

领导者在协调中必须确定协调目标。这是因为:

首先,领导协调对象往往是那些对于整个领导工作或领导工作某一侧面、某一阶段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协调因素。它们往往不仅同领导者之间,还同其他人员之间有极为复杂的关系;不仅有人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还有组织内部各机构之间、组织内外环境之间、环境与领导决策、指挥、监督等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复杂的权力因素、心理因素、情感因素之间的关系。领导协调对象的这种复杂性,要求领导者在协调时必须确定协调目标。否则的话,就会产生盲目的协调行为,可能把事情搞得更乱。

其次,不协调往往很具体,它是针对某一事件、某些人、某一工作、某一阶段的情况而产生的,往往同一组织在同一时期的不协调状况又不是单一的,这些不协调因素往往又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和制约关系。领导协调时,如果明确了各种不协调情况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共同本质,进而确定明确的协调目标,就可能选择重点解决评审领导小组的不协调问题。通过统一这些人的认识和行动,其他不协调情况就可能迎刃而解,使得领导工作井井有条,按一定秩序发展。如果不明确各种不协调状况的相关关系,没有明确的协调目标,什么问题来了就解决什么问题,就可能使领导者陷入到事务忙乱之中。

再次,目标是行为的导航,协调目标是协调行为的指向和目的的具体化,它指引协调行为的方向。同时,协调目标还是协调行为的标准。所以,有了协调目标,才能明确协调目的和尺度,排除干扰,检验协调行为的成功与失败。

另外,领导者的任何协调工作都是为实现领导目标服务的,这就要求协调目标必须同领导目标保持一致。只有明确了协调目标,才能明确协调目标同领导目标的关系。如果协调目标还没明确就去协调,很可能使协调偏离领导目标,造成更大的不协调。

总之,领导协调行为必须以协调目标的确定为前提。只有确定了协调目标,才能自觉地、有秩序地开展协调工作,使协调行为成为整个领导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判断协调行为的成功与失败。因此,任何领导者在进行协调工作时,必须首先确定协调目标。

确定协调目标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要求领导者对协调对象的正确认知。它包括对不协调各方情况的掌握和了解、不协调产生的原因、不协调各方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解决这种不协调对领导目标的影响等等。只有建筑在对协调对象各种情况正确认知基础上的协调目标,才是可行的目标,用这种目标进行协调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掌握的情况不真实和没抓住实质,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

其次,要注意协调目标可能带来的后果,防止短期行为。协调中的短期行为,是指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行为。在局部或暂时看有效的协调目标,如果对全局和长远有害,就应当放弃。

再次,确定协调目标应针对协调对象的本质。如果我们抓不到冲突的实质就确定协调目标,就开始协调行为,是不能奏效的。协调目标应该针对不协调现象的实质而确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有,确定协调目标应注意政治性。确定协调目标必须在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法律、政策的协调目标,不能使用。

另外,协调目标一定要切实可行。协调目标过高了达不到,过低了又不解决问题。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者对不协调状况不敢彻底解决,只满足于过得去,当所谓“维持会长”,这与领导者的气魄不足和协调目标过低有关。但也不能急于求成,企图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解决,那也是不可能的。要不断地进行协调,不能企图功成一役。

第四节 大局原则

大局为重原则,即在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中要着眼于整体利益,要以服从大局为行动准则,而不应以个人得失利害为行动标准。

坚持大局为重的原则,能够使全局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保证,都不会受到损害。在沟通协调过程中,不管我们讲艺术也好,讲方法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全局利益,都是为了工作。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在处理与上、下、同级以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时,就应该想到,采用何种方法对大局有利,采用何种方法对大局不利,从而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

如何坚持大局为重原则?这既需要加强党性修养,还需要提高认识能力,一些具体方法也要加以注意。

首先不要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和全局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有时在具体问题或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比如有时上级从全局或长远的需要出发,分配我们去从事某项工作,而这又需要我们做出一些个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服从上级分配,以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荣桓给我们作出了榜样。1934年秋,罗荣桓调到新成立的红八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曾经是他部下的一个连长任军团长,红一军的一个团政委任军团政委。命令下达以后,许多同志不服气,他们认为,罗荣桓同志资格老,德才兼备,作战指挥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比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强,组织这样安排不公平。罗荣桓同志却毫不计较,坚决服从上级的决定,并劝其他人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能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罗荣桓同志这种襟怀宽阔、凡事以大局为重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其次要严格服从上级的指令。有时上级的决定是错误的也要服从。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也确实存在。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党中央时期,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全局利益,不使革命队伍和组织瓦解和分裂,被誉为“陕北红星”的刘志丹曾受到残酷迫害。一天,他无意中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手里接到一封急信。拆开一看,原来这是保卫局下达的逮捕自己的命令。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飞身上马,直奔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才重获光明。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我党时期,代表我党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受到排斥,被迫离开中央,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他一方面在行动上服从组织,不搞分裂;一方面又坚持真理,说服同志,终于使大家重新认识到他是正确的,推崇他为党的领导人。今天,可能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上级的决定或意见并不对,但从整个单位的团结和工作出发,却需要我们服从,我们就应该在服从的前提下,再通过多种有效的、恰当的途径,去说服上级,使其改变做法,而不应不顾大局、不顾组织原则地去坚持个人意见。

另外,还要注意维护上级的威信。威信,是领导者做好工作的必需条件。因此,必要地维护上级的威信,是顾全工作和大局的表现。一是对自己没有参与的决策不挑剔。上级决策,应该事先征求下级意见,但有时也很难周全。如果上级没能征求自己的意见,或者虽然征求了,但未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对于上级的决策就不应挑剔,应该积极贯彻执行。而不能从个人的意志出发,置工作和大局于不顾,千方百计找上级的“茬子”。二是凡事不要标榜自己,贬低上级。这势必会起到贬低上级的威信,进而影响到单位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大局。三是说话要注意场合和分寸。更不要随意开领导的玩笑。这也是维护上级威信的表现。四是给领导提意见方法要得当。切忌不分场合,不分性质,不讲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学一下“触龙说赵太后”的做法,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采取能够比较为上级接受的方式方法。战国时,秦国派兵侵犯赵国。赵国因自己缺乏抵抗秦国的能力,而求救于齐国。可是齐国却提出让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人质才肯发兵。“太后不肯,大臣强谏”,惹得执政的赵太后大怒,众大臣受到训斥。而左师触龙却采取迂回办法,从起居之事说到自己的儿子和赵太后嫁女之事,最后才说到长安君到齐为人质的必要性。由于触龙不仅理由充分,而且方式得当,所以既陈明了利害,又保留了赵太后的尊严和面子,赵太后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

第五节 协商原则

协商是领导关系协调的重要手段。协商离不开沟通,但是“沟”要做到“通”,就要建立在商量的基础上,从而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此来影响他人,形成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局面。

协商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感情和信息的交流,而不是强迫命令的手段。比如,领导干部在解决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时,能够把握身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反之,领导干部如果只凭自己的身份和手里的“尚方宝剑”,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甚至以势压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

事情发生在美国。1932年5月,25000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请愿,要求给予“退伍军人补助金”。政府和他们多次对话,但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最后协商未果,胡佛拒绝了退伍兵的一切要求,并于7月28日出动军队将退伍兵强行赶出了华盛顿。

强行手段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退伍兵们又以更大声势来请愿。同样,几次谈判未果。最后,罗斯福与夫人埃利诺商定由埃利诺出面协调。

埃利诺与总统助手路易斯一同前往,到了退伍兵聚集地时,埃利诺让路易斯呆在车上,她独自一个人下了车,没有丝毫犹豫地踏着齐踝深的泥水,微笑着向退伍兵们走去。退伍兵们见到满身泥水的总统夫人,备受感动,忙把她扶了过来。埃利诺问了他们的疾苦,倾听了他们的诉说,气氛非常融洽,他们还一起唱了歌,最后退伍兵们作出了让步,问题得到协商解决。

除了要有主动、耐心的态度外,协商还要以顾全大局为前提,从整体利益出发,尽可能兼顾到各方利益,从而达成一种共识。

还有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那是在二战期间,为了对抗法西斯,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数十个国家结成了同盟国。联盟作战不像一般的战争,盟军之间能否在统一指挥下协同行动,意义重大。盟军的统帅要协调好多国作战,就必须与各国的指挥官协商好。挑战这个高难度任务的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艾森豪威尔出生于1890年,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一战期间,他是中尉团长,负责为法国的战争提供坦克部队,虽然,屡次跃跃欲试,希望亲自到法国作战,但是整个战争期间他没有离开过美国本土一步。但是五星上将马歇尔看到了艾森豪威尔的优点和做最高将领的潜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给罗斯福的提名报告里说:“艾森豪威尔不仅具有军事方面的学识和组织方面的才能,而且还善于使别人接受他的观点,善于调解不同意见,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并真心地信赖他。而这些品德和长处,又恰恰是我们驻欧洲部队统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于是,艾森豪威尔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名字很陌生的人就这样成了美国的最高将领。

艾森豪威尔当上美军最高将领,成了盟军的统帅,但是,英国名将蒙马哥利对艾森豪威尔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才最有资格做盟军统帅,于是常常表现出对艾森豪威尔的不屑。美军第12集团军司令布莱德雷看不惯蒙马哥利的行为,找到了艾森豪威尔,他说:“如果你想把指挥权交给蒙哥马利,那么你立即把我送回国吧,因为在他手下干,我没有胜利的信念。”当时,正在布莱德雷旁边另一个美军巴顿将军对布莱德雷说:“如果你不干,我也将和你一起离开。”

正如马歇尔所言,艾森豪威尔具有很好的协调能力,所以,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他并没有头疼,通过一番的协商,他就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让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阿瑟?特德爵士担任自己的副司令员,蒙马哥利担任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英军的拉姆齐元帅担任舰队指挥,空军则由布莱德雷担任。而且按照协定,一旦登陆成功之后,蒙哥马利必须立即把地面陆军总指挥权交回去。就这样,艾森豪威尔充分发挥了各位将领的长处,合理调配了人事,又保全了整体利益,众人心服口服,没有任何异议。

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与上下级、同事之间意见相左,甚至发生矛盾。这时,作为上级,理应承担主要的责任,积极与下级沟通,解决分歧;作为下级的,也要尊重上级,多与上级汇报,商量;同级之间开展工作也应该多协商,避免互不买账的情形出现。

总之,领导干部与群众及上下级、同级之间,要解决误会、摩擦,消除隔阂、分歧,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主动、耐心地寻求协商。

第六节 尊重原则

有一次,美国科尔内机械公司要选拔经理和总经理,很多熟悉经济和管理的精英都前来应聘,可是考试题却大大出人意料:他们不考经济学,不考管理学,也不考战略决策、市场营销,而只考了和总经理职务相差甚远的莎士比亚戏剧。他们要求前来应聘的人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众多名剧中选择一两本阅读,然后写出自己的感想和人物分析。

选择管理人才,管理方面的理论和业务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很多人都认为科尔内机械公司的这种做法简直是荒唐至极。其实,科尔内机械公司选择考莎士比亚是想告诉未来的管理者要学会正确看待人、尊重人、理解人,要善于观察人的心理,善于沟通协调人际关系,以便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沟和竞争力。

由此可见,要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也要学会尊重人,在尊重人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良好的沟通。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心理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尊重需要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也是一个人情感的需要。人的尊重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对自己和工作充满信心和热情,就会体会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人的尊重,就会产生自卑感、软弱感,失去工作的信心,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因此,领导干部在协调领导关系中,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俗话说,你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都希望得到被人的尊重。如果对方尊重自己,自己也会同样甚至更加尊重对方。领导干部在协调工作时,应当注意态度谦虚,尊重对方的人格,不能因为他人地位不如自己高,能力不如自己强,或不像自己那样有某些权力,就不去尊重别人。

1978年,四星上将比尔?克里奇成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员。当时这支部队的飞机出勤率很低,原因是地勤装备供应不及时。比如,一架飞机需要一个零件,他们竟然花费四个小时才能把零件从仓库里取出来。然而到了1984年,克里奇从战略空军退役时,战略空军的出勤率上升了44%,取一个零件的平均时间达到了八分钟,而且这些男女士兵执行任务时勇猛无比,时刻处于备战状态。更让人吃惊的是这时候零件装备的预算反而下降了,那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了这支队伍的巨大改变呢?

克里奇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有很多因素,但其中做重要的是他尊重下属,,无论是对飞行员还是对后勤保障部的人员,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关于这一点,从一件小事上就可见一斑:

有一次,克里奇到西部的一个基地视察,看见一个后勤军士的可调节性空军座椅很破旧,椅子背后破开了,用电线缠起来用,四个轮子只剩下三个,掉了的轮子用一块砖头代替。“你为什么没有一个体面的椅子?”克里奇问。“将军,现在没有现成的给后勤军士。”士兵答道。“把你的椅子给我,我会给你一个新椅子。”

克里奇将军命令他的助手把这把破椅子空运到位于弗吉尼亚的司令部,然后叫来负责后勤的三星上将:“将军,我这里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是一把标准的空军椅子,但是非常破旧。从现在起这把椅子归你使用了,直到你把我们混乱的后勤整顿好。噢,我还需要你现在的椅子,给西部一位后勤军士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克里奇使这个后勤军士以及整个后勤军士们感到了他们的重要,同时也使负责后勤的将军认识到了到他自身的责任。

有这样的领导,他的部下能不积极主动、尽心竭力地做事吗?

尊重是良好沟通的大门,领导干部上下级、同级以及部门与部门、干部与群众之间都应该做到互相尊重,做到平等、理解、信任、宽容,无论级别高低,位置差异。总之,提高领导干部的沟通协调能力,要先提高尊重他人的能力,力争做到:拿着同级当上级,拿着下级当同级,拿着群众当兄弟。

第七节 求同存异原则

在工作中,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由于意见的分歧,免不了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作为领导干部,在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时,要心胸宽广,本着“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的态度,求同存异。

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意思是不盲目附和他人的意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还能兼容他人的意见,不要求他人与自己的意见统一;“同而不和”的意思是盲目地迎合他人的意见,又把自己一个人的意见作为正确的意见,打击和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所以说,孔子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是主张多样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它包含了“求同存异”的思想。“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并成功运用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1955年4月,周恩来同志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的亚洲、非洲共29个国家领导人出席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协调亚非国家“促进友谊与合作”,对“世界和平与合作”作出贡献。我国出席会议面临两大不利因素:一方面是美国的破坏,它担心中国通过这次会议扩大影响,极力挑拨亚非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与会国的情况也十分复杂,不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不同,而且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张也不同。这些都意味着会上的分歧和斗争在所难免。

为此,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在会议上,他提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接着,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周恩来同志还在发言中举例指出: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双方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他就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了解、友好合作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及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阐明了我国的政策,通情达理、心平气和地解答了一些代表的问题与疑虑。结果,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最后达成协议。

具体来说,“求同”就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中,寻求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存异”就是指尊重差异,承认具体利益和具体目标的差异性。根据目标的大小,求同有求大同和求小同之分,求大同就是寻求根本利益,根本目标的一致性。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政党、民族、国家等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放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具体利益和具体目标,但是无论他们的具体利益和目标有多么不同,在一定条件下他们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关键是善于在异中求同,善于在非原则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了寻求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消除争端和差异,也更利于彼此的沟通与协调。

对于领导干部的协调工作来说,“求同存异”就是指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领导班子内部的成员在工作阅历、生活经历、知识水平、爱好品味和领导风格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某项工作和某些问题的看法上自然不尽相同。对此,领导干部不能党同伐异,排除异己,而要本着尊重、宽容与体谅的原则,在充分发表个人意见的基础上,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共同点”。

只要是无大是非原则问题,都可以采取模糊处理的办法,而不必追根究底,更没必要指出错误,明确责任在哪一方,否则只会助长对立,激化矛盾。但是,“求同存异”不是要求每位成员没有原则地苟同,关键是要把握适度。不能因为妥协,而变成一个单纯的没有思路的执行者;不能因为妥协,而影响了计划的进展速度;不能因为妥协,而破坏了工作的质量。一句话,适度妥协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第八节 诚信原则

诚信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是商业道德之本,竞争取胜之道。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诚信是连接领导关系的桥梁。无诚信,领导的协调便无从谈起。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也是为政之枢要,立国之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明训,现在仍然是至理名言。可以说,诚信是领导干部立身安命之本,为官者不诚信,就无法取信于民,就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其所领导的事业。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了一些列的改革,国力日渐强盛。为了报鲁庄公扶持公子纠争位之仇,他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率大军攻打鲁国。敌我双方力量悬殊,鲁军三战三败,齐国大军长驱直入到距离鲁国都城只有五十里的地方。这时鲁国请求投降,愿意以齐军现在驻扎的地方封土为界,像齐国国内的封邑大臣一样听命于齐国。齐桓公非常高兴,答应了鲁庄公的求和,并要求他在三天后与自己会盟。

到了会盟的那一天,鲁庄公在鲁国的大夫曹刽的陪伴下,怀揣宝剑,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原来会盟的前一天,曹刽给鲁庄公出了个主意,要他劫持齐桓公,依此来要挟齐国让步。于是,趁齐桓公不注意,鲁庄公抓住了齐桓公,用剑指着他说:“本来鲁国国都距离国境几百里,而现在只剩下50里了,这50里土地和一寸土地没有什么两样,鲁国根本没法生存。丧失国土也是死,和你拼命也是死,我就死在你面前算了。”

齐桓公一下子没了主意,只寄希望于大臣管仲和鲍叔牙。管仲和鲍叔牙想要上前阻拦,曹刿手按着剑挡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君主要另做打算,谁也不准上前。”

管仲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就对齐桓公说:“君主的安危比所有的领土都重要,大王应该牺牲土地保护自己,就答应他吧!”在鲁庄公的威逼下,齐桓公只好答应了。齐国和鲁庄公订立了盟约,答应还给鲁国四百里土地。

齐桓公回到齐国后,又气又恼,又不想把土地还给鲁国了。管仲反对说:“不可。若因贪小利而背信诸侯,等于失去了天下人心,不如给他。”齐桓公听了,觉得管仲说得很有道理,就把鲁国在战争中失去的土全都还给了鲁国。

诸侯听说了齐桓公“信于仇寇”故事,认为齐桓公言而有信,能遵守盟约。所以,后来诸侯纷纷与齐桓公会盟,齐桓公就成为了春秋第一个霸主。

齐桓公虽然失去四百里土地,却赢得了天下,这就是诚信的价值。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重取决于人心向背。执政者只有取信于民,打消人民的疑虑,人民才会服从其指挥领导。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塑造成了一个特别奸诈的人。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却是个十分讲信用的人。有次在行军打仗的路上,曹操发现路边的麦子都已经成熟了,可是却没有人收割。他十分纳闷,后来打听到,老百姓因为害怕士兵,都逃到外地,所以不敢回来收割麦子。于是曹操就派人挨家挨户地告诉村里人,请他们放心,不会有士兵糟蹋麦子。他还通知了当地看守边境的官吏说:“只要有践踏麦田的,就斩首示众,绝不姑息。”

士兵听了曹操的命令,都下马用手扶着麦秆,小心地蹚过麦田。谁也不敢践踏麦子,老百姓看见了,都欢喜称颂。可是有一天,曹操正骑在马上行进时,突然从麦田里飞出一只鸟。曹操的马受到了惊吓,一下子蹿入到麦田中,践踏坏了一大片麦子。

曹操立即叫来随行官员,要治自己践踏麦田的罪。官员不肯执行,曹操便对他说:“我自己订的制度,自己都不遵守,还有谁会心甘情愿地遵守呢?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如何能统领成千上万的士兵打仗呢?”说着,便从腰中拔出剑,准备自刎。随行人员连忙上前劝阻。一位大臣对曹操说:“古书上说:‘法不加于尊。’丞相现在的任务时统领大军,消灭敌人。怎么能自杀呢?”

曹操思忖了半天,突然挥起剑,削掉了自己的一缕头发。在古人看来,头发是非常重要的,随便割掉头发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不孝的表现。割掉头发,就相当于割掉脑袋。曹操用断发取代了斩首,以此树立了在军队中的威信。

无信不立、民不可欺,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执政者必须要遵守的饿原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其诚信做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言行一致,要说道做到,承诺的事情一定要落实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刘伯承同志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有一次,全院进行大规模的战术演习,刘伯承亲自担任总导演。演习进行了一半,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瓢泼大雨,而且越下越大,看起来一时半会肯定不会停。这时,指挥员向刘伯承请示:“院长,演习是不是可以暂时停止?”刘伯承坚定地回答:“演习就是打仗,打仗还能挑天气吗?”于是,演习按原计划进行。

看着刘伯承站在风雨中继续指挥演习,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身体,六十多岁的老人怎么还能经得住雨淋呢!指挥部的同志劝他暂时避避雨,被他拒绝了。一位同志把一顶草帽戴在他的头上,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带兵的,要以身作则,应该带头遵守军规,不然谁会相信你讲的那一套。”就这样,他一直在风雨中站到演习结束。战士们见刘元帅挺立雨中,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战术演练得比以往更加精彩。

是啊,领导干部言出必行,才能取信于民;对群众许空愿,言而无信,必然为群众所抛弃。一个假心假意、假言假语的领导干部,怎么能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怎么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总之,诚信是领导关系协调的桥梁,要协调好领导关系,领导干部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诚感人,以礼待人,诚心诚意地关心和尊重别人。

第九节 自觉原则

领导协调中的自觉性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领导协调必须在领导者与被协调对象双方发自内心的需要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二是指领导者必须认识和把握协调规律,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协调。这两点对于任何领导协调都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协调的最终成果。

领导者协调自觉性的主要表现有:主动寻找不协调原因;敢于解决冲突和矛盾;不怕麻烦,不怕得罪人,不怕担风险;有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信心和能力等。

领导者协调自觉性来源于对协调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工作责任心强、关心群众疾苦、有搞好工作的强烈愿望和开拓进取精神和对冲突以及解决冲突有正确的观念和指导思想等诸多方面。

对冲突的正确观念,是指对冲突的正确认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冲突是指由于工作群体或个人试图满足自己工作群体或自己的需要,而使另一个工作群体或个人受到挫折时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是由于双方的观点、需要、欲望、利益或要求的不相容而引起的一种激烈争斗。这种争斗是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一种常有现象,是不协调达到高潮时的表现。不协调有它的产生、发展、解决的内在规律。只要掌握了不协调根源,选择适当的方法,总是可以解决的。冲突并不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可怕的则是放任自流。如果让冲突自行发展,自发解决,那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造成更大损失。有了这种认识,领导者就不会把搞好协调当作一种负担,而是领导工作中必然要碰到的,也必须主动解决的。

领导者有了正确的协调思想,又善于摸索协调规律,掌握协调方法,这种协调的自觉性一定会结出丰硕的协调成果。

领导协调工作只有领导者的自觉性,而没有被协调者的自觉性,还是搞不好的。因为领导协调是一种双向互动行为,没有被协调者的自觉性与之配合,领导者的协调行为就没有响应者,发生不了共鸣。还因为领导协调归根结底是解决不协调者之间的分歧,必须由被协调者自己来解决。如果被协调者不自觉,没热情,这种协调就成了外在强加的,即或被协调者暂时同意了领导者的意见,这种协调也是不巩固、不牢靠的。因此,在领导协调中,调动被协调者自觉性也至关重要。

提高被协调者的自觉性,主要靠教育和自我教育,使之从不协调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协调的重要性和不协调的危害性。要多从“假如我是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更要树立全局观念和整体观念,弄清自己在协调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被协调者认识到主动协调是对整体工作的一种贡献。

第十节 动态原则

领导协调的动态原则主要强调领导者要以动态的观点来指导协调,注意研究每一不协调现象产生的根源和趋势,及时进行协调。动态原则还强调,在协调中要注意研究不协调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内外情境条件和限制因素,创造条件,把不协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向有利于领导整体工作顺利开展的趋势发展。

任何矛盾和冲突,如果对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不清楚,就想动手去解决,是肯定解决不好的。同样,对自己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如不考虑可行性以及可能引起的相关反应和后果,也是会出乱子的。所以,对任何不协调现象都必须作动态考察,切不可看到一时一地的现象就动手去解决。更不可带任何偏见,不可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任何冲突。

对矛盾和冲突作动态考察,除了追根溯源,考虑发展趋势之外,还要考察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情境、背景等因素。任何协调与不协调的运动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进行的。社会政治气氛、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文化道德观念、组织结构的调整、法律规章、社会保险情况等等都会对组织的运行以及组织中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影响。对所有这些相关因素都应具体考察,弄清矛盾和冲突同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搞清冲突和矛盾的实质,以及可能发展的趋势,增强领导者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协调的能力。

领导者及时协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及时发现可能酿成不协调的因素,在还没有造成事实上的不协调之前就加以调整和解决。二是不协调现象出现了,不回避推诿,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两种情况相比,我们当然更希望第一种情况。但事实上,并不是任何情况都可以事先觉察的,随机因素很多。即或在现代预测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也并不是什么都可以预知的。这就要求发现不协调之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防止不协调因素扩散,腐蚀其他协调因素,引起连锁反应。

及时发现需要领导者有灵敏的信息传输、反馈系统,并具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能够知微见著,看出倪端,预料到可能发展的趋势。

及时发现问题是良好的开端,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及时解决才是目的。及时解决不仅需要领导者具有解决冲突的勇气和魄力,而且还需要领导者具有解决冲突的能力和掌握一定的方法、艺术。

第三章 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协调离不开沟通,沟通离不开语言交流。但如何能把话讲得准确、明白、生动,让听众愿意听、听得懂、乐于接受,这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技巧。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化学识底蕴做基础,也要学会正确、适当运用体态语言、大众语言以及演讲语言技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沟通更顺畅,协调更有力。

第一节 加强文化修养

江泽民同志曾于1993年4月在海南大学生座谈会上讲道:“一个人不管学什么专业,总得懂点文学知识,有点艺术修养,这对于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很有好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每天要面对领导、面对同事、面对下属、面对公众,无论是作报告、讲话、布置工作或接受任务、宣传政策、教育群众还是批改文件,都离不开必要的文化知识和文学修养。深厚的文化修养是修身养性不可缺少的精神底蕴,也是提高语言艺术的来源,做好沟通协调的保障。

领导干部提高文化修养,可直接提高其工作效率。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领导干部不掌握一些必要的文学知识、专业知识,就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社会淘汰,这样的领导干部也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一个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又不爱学习,往往知识贫乏,讲话、做报告、写文章则会常常发生错误,甚至语言粗鄙,闹出笑话。

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最直接的是可以掌握主要的语音规范,不读错字,用词准确,表达准确得体,说话符合逻辑,不违背常识。在公文写作过程中,能够做到词章生动,逻辑合理,引经据典,左右逢源。

领导干部提高文化修养,可以使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与领导能力得到升华和提高。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培根曾在他的随笔《论求知》中讲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比如一些文学作品中,不仅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天文等知识,面且闪烁着辞采,荡漾着情感,体现着人格,蕴含着哲理。如宋代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昭示我们:看问题、办事情不能以偏概全、偏听偏信,而要学会全面的分析认识事物,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他从这部作品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可见,领导干部学习一点文化知识,可以更好地认识复杂多彩的世界,用辩证的思维、灵活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

学习知识的渠道很多,阅读文学作品是其中之一,尤其是我国的文学宝库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做人之道,无所不包。比如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政治生活大全,它表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朝政管理、领导策略和领导艺术等。此外,这些文学做品种还蕴含着很多的执政理念,这些执政理念对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一些宝贵的为官借鉴。

以“民本”思想为例,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管仲也曾说过:“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些重要的思想对中国的发展至今还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古人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世名言,对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建设也着起积极的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作用。

领导干部提高文化修养,也是提升人格魅力的需要。一个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领导干部一定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写文章和讲话都能够挥洒自如,旁征博引,才思敏捷,更能征服人心。

南朝时期有一个叫曹敬宗的大臣,一次他刚刚带兵征战归来,碰上满朝文武正聚在一起分韵作诗。当他看到时,只剩下了难度较大的“竞”、“病”二韵。敬宗曹不甘服输,当庭朗吟,语惊四座:“去时儿女悲,归未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介赳赳武夫,竟能在文士云集的大庭广众之中即席拈韵吟诗,其素养与敏捷,就可见一斑。

温家宝总理自上任以来,也曾多次在重要场合的讲话中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使他的话生动活泼、文雅厚重,充分展示了他的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人格魅力。2003年答中外记者问,回答德新社记者关于工作风格的提问时,温家宝总理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的工作态度。”这两句诗出自清末林则徐之口,温家宝总理用其表达了自己不论福祸、一心报国的工作态度,让人印象深刻。2003年3月18日,在新一届国务院领导首次召开的中外记者会上,针对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则不疾不徐地背诵出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望大陆》一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首诗一出,讲者动情,听者动容,话中的道理,不但海外华侨听得明白,台湾同胞也能理解。如此一来,沟通的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

总之,领导干部要想提高自己的沟通协调能力,就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其文化修养。一个文化修养高的人,智慧博学,经验丰富,富有人格魅力,其沟通协调效果自然良好。

第二节 准确表达思想

杰克和罗丝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一起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迎来了金婚纪念日。在分享喜庆蛋糕时,杰克把蛋糕两边的两块切下来,递给了罗丝。罗丝见状,抽泣不已。杰克不知所措地立在一旁,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罗丝哭泣道:“真没想到,结婚都50年了,你还让我吃边上的蛋糕。”杰克一听,神情惶然,万分凄楚,无言以对。原来,杰克最喜欢吃边上的蛋糕,他就想当然地认为边上的蛋糕才是最好吃的,所以每次吃蛋糕都把蛋糕边给老伴送上。但是罗丝最不喜欢吃蛋糕的边,她切蛋糕时,也喜欢把自己认为最不好吃的蛋糕边留给自己。就这样,丈夫为妻子着想,妻子为丈夫着想,本来都是好意,但双方却误会了几十年。

由此可以看出,双方沟通不畅,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危害有多大。细细分析人与人之间的许多矛盾,许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利益冲突,而多由沟通不畅所导致。有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成功,15%属于专业知识,85%靠人际沟通和处世技巧等综合因素。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或,语言是其准确表达思想、发挥干部职能的重要工具,从领导决策、领导方案的实施,到计划、组织、监控等各个环节,贯穿领导管理活动的始终。语言表达还是领导能力的直接体现,领导干部作为组织的决策者和指挥者,必须导之于言而施之于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对下属产生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群众评判领导素质与水平的根据,直接影响其沟通协调的效果。

要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领导干部在讲话时要分清场合,注意使用最恰当的词句。领导干部讲话要在充分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紧紧抓住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全面分析,准确无误地表达意思,并分清场合。

具体来说,在布置工作时,领导干部应该干净利落地把话说得明白透彻,从而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在传达上级指示时,应该准确无误、明晰完整地把上级的意图讲清楚;在说明一件事情时,应该抓住实质,不枝不蔓,使人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在和别人谈论时,要善于突出重点,情理交融,使人甘之如饴,久听不厌;在需要即席讲话时,应该切合场景气氛,有中心,有条理,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平易近人,口吻亲切,使人如沐春风,心悦诚服;在总结、汇报工作时,应该围绕中心,要言不烦,具体生动,详略得当;在主持会议时,应能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使与会者畅所欲言,不离中心;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应该情绪冷静,判断准确,语言得体,应付自如,对答如流。

要准确表达思想,领导干部在表情达意时就要善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并掌握语言表述的艺术性。有一则流传已久的笑话,说的是一位工会主席召集五个小组长开会。开会的时间已过了,只来了三个人。他叹气说道:“唉,该来的没有来!”有个小组长听了这话很不自在,他想莫非我是不该来的人?于是他悄悄地走了。工会主席见状,又叹道:“唉,不该走的走了!”剩下的两个小组长听他这么说,一气之下也走了。因为不善表达,说话不妥当,非但会议没开成,而且还得罪了人。其实这位工会主席只是不善言谈,没有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同样,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说话生硬呆板、八股腔十足,只会使听的人感觉乏味,也不利于与人沟通。

要把语言说得生动形象,领导干部就要注意使用一些修辞方法,使语言鲜明活泼,富有形象性和幽默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要善说自己的话,突出自己的语言特色;还要善用一些通俗易懂、人民群众熟悉和喜爱群众语言。这样能使听众如察其形,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大大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

要准确表达思想,领导干部还要注意语言的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古人云:“言不在多,达意则灵。”领导干部讲话要简洁精练,善用最少的话表达做多的信息,切实避免篇幅冗长、漫无边际、内容庞杂、拖泥带水、语无伦次。

当然,做到言简意赅还要注意其条理逻辑,要把道理讲得明白透彻,简单明了,让人易于理解和领悟,不能转弯抹角,让人难以揣摩,这样也不利于沟通。有一些领导干部讲话满口官腔,只会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总的来说,领导干部要准确表达思想,提高沟通协调能力,就要把话说得清楚,说得生动有力,而不是逻辑混乱、艰难涩晦。

第三节 善用非语言表达

交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必须借助语言或非语言来沟通。没有语言或非语言作为载体,相互间的信息就无法交流,交际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语言和非语言,都是交际的重要工具。

有人说,在交际场上的第一次“亮相”,叫做“三出”,即出面、出手、出口。出面,就是亮出自己的面容、神态和仪表,即运用表情;出手,就是亮出自己的动作、姿态和手势;出口,就是开口讲话,亮出自己的语言、声调和音色,即运用语言。语言和动作、表情都是交际中的信息符号。每一个现代基层领导者都必须巧用语言和非语言这两种主要的交际工具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非语言表达比语言的叙述简练、迅速,比声音要形象、生动,且能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意思。在许多场合,非语言表达在传情达意方面比语言更有效,更有利于提高沟通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务活动的过程就是一个以协调、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信息表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体态语,对于提高信息的表达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获得的信息11%通过听觉获得,83%通过视觉获得,而且当语言信号与非语言信号不一致时,人们更加相信非语言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比如,我们去一位朋友家做客,聊了很久,已经很晚了,知趣的话就应该告辞了。但这时朋友却说:“难得来一趟,再坐一会儿吧。”从声音上看,这位朋友是在热情挽留,可是就在他说话的同时,他边抬头看着墙上的闹钟,边打哈欠。很明显,他嘴上在挽留,其实从体态上可以看出他的真正想法:天比较晚了,我该休息了。

当然,体态语言的运用也是一种艺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其使用体态语艺术的高低,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沟通能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他公务活动的效果。

领导干部在与公众、与上司、与同事、与下属的沟通协调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运用体态语言向他们输出思想和感情信息,及时、含蓄、朦胧、幽默地将自己的感情信息和工作意向传达出去,而且可以采用适度而恰当的体态语言,洞察他们的心理、性格,了解其行为目标、动机和情感过程,巧妙地掌握其意图,获取大量的有用信息。特别是当一些事情既不好用口语形式表达,又不好用文字形式阐述时,只要运用体态语,就可以避免和消除口语或文字表达所带来的副作用,达到预定目的。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日后他人对其作出判断的心理依据。领导干部同每一位下属、公众所接触的时间往往都很短暂,其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大部分来自于“第一印象”。领导干部给别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可为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加强沟通协调的效果。而塑造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当然离不开体态语的参与。

一般说来,体态语言的运用包括表情、手势、体姿语等的运用。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体态语使用能力,可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但由于社会规范、工作环境和任务需要、心理因素各异,其态势语言在流露、表述的层次、程度、方式和姿势上,也会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领导干部还要善于学习体态语言,不断体会,掌握准确的体态语去沟通协调工作。

表情是体态语中最重要的一种。据统计,人类有70万种体态语言,其中表情语言就有25万种,占35.7%。因此,在体态语言中,面部表情的“词汇”最丰富,也最富有表现力,可以说每一个脸部神经的不同运动,都有一定的信息意义。如表情认真专注,表示重视对方的意见;表情和颜悦色,表示对对方友好。其实,人类的各种感情,包括喜、怒、哀、乐、失望、怀疑、恐惧、担忧甚至悲喜交加、紧张高兴等等,都可以通过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中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领导干部要反映出与公众、与下属、与同事、与上司之间的融洽关系,及时把握对方的心理、性格和情绪变化,一定要准确使用自己的面部语言,并正确领会对方所表现出来的面部语言。

在面部表情中,要格外注意目光的应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目光是意念的交流。不同的目光具有不同的意义,它可以表达赞许、惊讶、气愤、友善等情绪。一般来说,视线频频转动,表示心不在焉或心虚;视线向下,表示害羞、胆怯、伤感或悔恨;视线向上,则是沉思、高傲的反应。在交谈时,目光自下而上注视对方,带有询问的意味;目光自上而下注视对方,表示在注意听对方讲话;目光注视对方,表示充满兴趣;每隔几秒钟偷看一下手表,则表示催促、不耐烦,希望对方尽快结束谈话。因此,公务员与人沟通协调时,注视对方时目光要适当、自然,更要注意理解不同的目光语言,及时作出应对。

手势也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体态语言,它能传达丰富的信息,是传情达意的一种有效手段。手势语言可弥补有声语言的不足,起到辅助或强化有声语言的作用。运用好准确协调的手势语还可以增强美感,但是错误的手势语却有失礼貌,适得其反。比如双手抱头、摆弄手指、手插口袋、十指交叉双手叉腰,指指点点,搔首弄姿等,都是一些错误、需要避免的手势。领导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要注意这些手势的合理运用,做到适度、得体,不能手势过多、过大,或手舞足蹈。

总之,体态语是沟通协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非语言表达能力,就要注意体态语使用的情境,有意识地使用体态语,经常自省,尽量改掉不良的体态语习惯,使自己的角色与体态语相称,从而适当地借助体态语言提高其沟通协调能力。

第四节 避免“打官腔”

白话文通俗易懂,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但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仍然爱打“官腔”,说话时盛气凌人、华而不实、毫无亲切之感。总体来说,存在着“八股话”和“不会说话”两种问题。“八股话”是指一些官员日熏夜染地习惯了所谓的“官场话语体系”,一张嘴就讲那些错也不错、用也没用的“正确的废话”。有个代表团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结果一上台就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讲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关于领导干部“不会说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严厉批评道:“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坛又刮起一股“白话新风”,提倡多用亲切的口头语,让普通百姓听得懂。其实,使用朴实、亲切、不打官腔的语言也是进行沟通协调的一种有效手段。

首先,领导干部应该看到:白话文浅显通俗,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上个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却常常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有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大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这时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他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空间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了,胡适让同学们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是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其次,领导干部要避免说“八股话”和“不会说话”,说好白话,必须强化听众意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干部讲话都一定要尊重听众,心中有听众,善于根据听众的需要选择讲话方式,而不能高高在上,你听我讲。领导干部向群众讲话的目的是传达政策,解决问题,做好协调,所以讲话时就要态度诚恳,谈吐亲切。同时,领导干部要认识到自己与听众之间并不存在优劣和高下之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领导干部自己既是一个引导者、教育者,又是一个受教育者、学生,有些听众对问题的见解可能更有独到之处,甚至高明得多。

再次,领导干部讲话还要有的放矢,避免高谈阔论。说白话并不是要信口开河,不切实际地侃侃而谈,或者不着边际地做冗长的论述。即使是口头语,也要注意其内容、形式和风格。说好白话,领导干部就要明白其所面临的客观实际,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分寸恰当,使用准确的语言,使之句句入耳,才能更好地调动听众,激发听众,从而引起思想上的共鸣,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达到沟通的目的。

有一次,胡锦涛总书记会见来自加拿大的华侨,大家告诉胡锦涛,这几年经常回北京,每次回来都发现北京变化很大。胡锦涛接过他们的话头大声说:“我们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打拼!”一个“打拼”一下子拉近了总书记和华侨们的距离,让华侨们倍感亲切。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也曾经在谈话中说:“必须把人民政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开展,自觉与党和政府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合拍,行动上一致,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帮得上忙、管得上用,为促进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顶得上去、帮得上忙、管得上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需要注意的是:口语表达也要注意逻辑性。在工作中,无论是做报告、搞演讲还是与人交谈,解释问题,都需要注意逻辑性。说话富有条理,无懈可击,才更令人信服;反之,思维混乱,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漏洞百出,只会让听众不知所云,不愿意相信,势必也影响沟通协调的效果。

第五节 掌握演讲艺术

演讲是语言表达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是指演讲者在一定的场合,或特定的时境中,面对广大听众,抒发感情,阐述要旨,宣传和发表自己的主张意见,以感召听众产生共鸣的一种演说活动。领导干部的演讲则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对特定的对象,借助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针对社会的现实和未来,面对广大听众发表意见、宣讲政策、抒发情感所做的一种以语言表达为主的领导实践话动。它也是感召听众并促使其行动的一种现实的信息交流方式,属于沟通协调的范畴。

领导干部在演讲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演讲应具有鼓动性。领导干部的演讲应能使听众激动起来,在思想感情上与听众产生共鸣。二千多年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领军队出征印度,途中断水,全军将士干渴难忍。于是,国王命令士兵四处找水,但士兵找回来的却只有一杯水,他们便把这杯水献给国王。这时,国王下令把部队集合起来,端起这仅有的一杯水,充满信心地对全军战士发表演说:“将士们,水源已经找到了,我们只要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找到水!”话音刚落,国王便把那杯水泼在地上。将士们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不顾难忍的干渴,跟着国王继续前进。这一杯水的激励作用如此之大,并不是通过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来鼓动,而是短短的三两句话,便使将士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也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的内心中激起了千层浪。

第二,演讲的主题应明确,观点应鲜明。演讲的主题最好不要过于分散,如果涵盖的主题过多,则不易成功。主题越突出,内容越集中,在听众头脑中的印象就越深刻。领导者演讲时还必须以明确的观点阐述主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表扬还是批评,是非曲直应当鲜明,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其《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演说》中,反复提到“我有一个梦想”,他说道:“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这些“梦想”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那就是——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第三,演讲应敢讲真话。推心置腹、真诚沟通是演讲成功的重要因素。要以自己的真诚填平“富”与“民”、“台上”与“台下”的心理鸿沟,给听众以平等亲切的认同感。

温家宝总理就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他在就职演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身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之家。”这第一句话就告诉了人们自己的身世。他又说:“我是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于负责的人。”几句对自我介绍的真情、真诚、真实、真心的话,表明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产生了轰动效应,总理与公众的距离也被拉近了。

还有一次,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在由中美关系协会举办的晚宴上,他满怀深情地演讲:“我是很普通的人,从小母亲就教育我,对人要真实、真情、真挚、真切一个人如果做到“四真”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想以这样的精神来与在座的朋友们对话,我可能回答不好大家的问题,但我敢说实话。”短短几句真心话,倾倒了众多嘉宾。

第四,演讲要明确听众对象,把握听众心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领导者在做演讲之前要明确对方的思想水平、文化状况、生活方式和心理状况,明白什么样的问题能够打动他们,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美国总统里根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仅用了16个英文单词,译成中文就是:“我宣布,进入现代化时代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洛杉矶正式开幕了!”面对急于要观看奥运会盛况的观众,这一精辟简洁的语言,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第五,演讲要喻深为浅,善于说理。领导干部的演讲若是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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