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盛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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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文境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试读：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校庆，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如何使纪念百年南开的活动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很早就开始谋划和筹备。早在2015年春节期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原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向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提起，想以集体展示日本研究院研究成果的形式来纪念南开百年校庆。这一提议得到了保顶同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研究院各位同事的积极响应。后来经过商讨，编委会一致同意以“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作为南开日本研究者纪念百年校庆丛书的名称，本文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与百年校庆相适应，“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也应该是百年来南开日本研究业绩的展现。为此，编委会确定本文库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构成。
第一，从南开大学创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期南开的日本研究成果。刘岳兵教授搜集相关文稿四十余万字，编成了《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这是一本专题性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集，对于研究和总结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这一时段中国日本研究的状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二，新中国建立以来，南开大学成立的实体日本研究机构研究者的成果。实体研究机构包括1964年成立的日本史研究室、2000年实体化的日本研究中心和2003年成立的日本研究院。
第三，1988年组建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以日本史研究室成员为核心，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日本研究者成立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构。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日本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库也包括该中心成员的成果。
今后，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以将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毕业生的优秀成果也纳入这个文库中，希望将本文库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充分且全面反映南开日本研究水平的成果展示平台。
在中国百年来的日本研究中，南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史的发展和南开的先贤告示我们：日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日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百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孜孜以求，探寻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真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两校日本研究者倾注近20年心血合力打造出来的。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及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也几乎是倾日本研究院全院之力而得到了学界认可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另外，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从1995年开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展现了中心成员在日本研究各具体专题上的业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成果都是南开日本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体展示。我们相信，本文库将成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和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她将承载南开精神、贯穿南开日本研究学脉，承前启后，为客观地了解日本、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也想以此为实现“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培养全民族的国际视野和情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历史知识和认识水平，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编辑委员会2019年3月19日
第一章 空海生平及入唐的文学活动
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空海为其受沙门戒之法号，入唐时从惠果接受学法灌顶名为遍照金刚，卒后日本天皇赐赠谥号弘法大师。不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还是在日本文化史，空海都是重要人物。空海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继承密教衣钵，回日本后创日本佛教真宗。回日本后编撰《文镜秘府论》，创日本汉诗学。因此，研究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学交流史，既要研究他的生平，更要研究他的入唐。本书着力研究文学上的空海，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空海，因此，关于空海入唐，也着力在他的文学。
第一节 空海早年生平及入唐前的文学修养
空海自小就受汉文化熏陶。日本宝龟五年（774），空海出生于四国赞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今四国岛香川县通善寺）。这是一个名门贵显之家，父佐伯直田公，其母阿刀氏。其舅阿刀大足，为桓武天皇皇子伊豫亲王学士，以孔儒文学而知名。空海15岁入京，依其外舅学《论语》《孝经》、史传、文章等。
空海从其舅学文章时间，一说15岁，一说入京初，在12岁。前说据《三教指归》《续日本后纪》等，后说据《御遗告》《高野大师御广传》等。可能《指归》约其终，《遗告》举其初。也可能空海12岁时，身为伊豫亲王学士的外舅知其喜为佛门弟子，于归省时教育他“纵成佛弟子，不如暂学文章”，于是“依彼教先读《论语》《孝经》
[1]等”。15岁入京，始依其舅更为系统地学文章。
空海18岁时，又入大学明经科，从直讲味酒净成学《毛诗》《尚书》等，从冈田牛养博士学《左氏春秋》等。这时他已受到六朝诗文论的熏陶。18时写成《聋瞽指归》。今存《聋瞽指归》空海真迹，其序末署“于时平朝御宇圣帝瑞号延历十六年穷月始日”，延历十六年为公元797年，时空海24岁。但据《御遗告》，则是“经游大学”，“因兹作《三教指归》”，时在791年，空海18岁。这里说的《三教指归》，当指其草本《聋瞽指归》。《三教指归》是《聋瞽指归》的修订本。可能《聋瞽指归》作于18岁时，而修订于24岁时，“于时平朝御宇圣帝瑞号延历十六年穷月始日”的注记，是修订时补记的。守山圣[2]真的解释是可取的。《聋瞽指归》是了解空海早年思想的重要文献，从中也可以看出空海早年的文学修养。《聋瞽指归》说：复有唐国张文成，着（著）散劳书，词贯琼玉，笔翔鸾凤，但恨滥纵淫事，曾无雅词。加历山登楼，羞无孙王之巧；临江泛海，慨无木郭之才。故韦昭讥博之篇，元淑疾耶之赋，并载缃素，经叶鉴诫。咏潘安诗，弥增目泉，歌伯姬引，还深泪川。
这里，第一条材料所说的唐国张文成，即初唐文人张鷟，《旧唐书·张荐传》附《张鷟传》（卷一四九）说：“新罗日本东夷诸番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张鷟所作《游仙窟》中土不存而流传存于日本。空海此文谈论唐代文人，独及张鷟，也说明《旧唐书》所载信非虚言。
第二条材料所说“孙王”，指东晋文人孙绰、三国魏文人王粲，“历山登楼”，分指孙绰《游天台山赋》和王粲《登楼赋》，二赋均载《文选》卷一一。“木郭”指晋之木华和郭璞；“临江泛海”，分指郭璞《江赋》和木华《海赋》，二赋均载《文选》卷一二。
第三条材料，韦昭，为三国吴文人，后避晋讳，改名韦曜。元淑，当为元叔之误，元叔为东汉末文人赵壹之字。这里所说“讥博之篇”，指韦曜《博奕论》，载《文选》卷五二。“疾耶之赋”，指赵壹《刺世疾邪赋》，载《后汉书·赵壹传》。
第四条材料，潘安指西晋文人潘岳。伯姬，未详，疑为伯喈之误，若然，则指东汉文人蔡邕。蔡邕诗作今不存，但《后汉书·蔡邕传》称蔡邕著“诗赋”等百四篇传于世，《后汉书·高彪传》亦说：“议郎蔡邕等皆赋诗。”是蔡邕也能诗者。
这些材料很值得注意。我们知道，《聋瞽指归》和《三教指归》的宗旨是空海比较周孔、老庄及佛家之教，以决定自己的思想归趣，但文中却一再论及这些文人及诗赋之作。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以为它至少告诉我们：一、空海这时对中国诗赋文章已有相当修养，所以指点评述，如数家珍。空海最终选择三界无家，六趣不定之路，但字里行间却掩饰不住他对诗赋文章的浓烈兴趣，所以文中不但论诗评赋，而且常有“翱翔诗赋之苑，休息藻制之野”之类的话，看出他是那样倾心于诗赋辞藻之事。二、空海所论及诗赋作品，多出于魏晋六朝。三、空海评论这些诗赋作品时，还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评张鷟之作，以为“词贯琼玉，笔翔鸾凤，但恨滥纵淫事，曾无雅词”，评孙绰郭璞之作，提出一个“巧”，一个“才”字，说明他对诗赋创作有自己创作标准，比如，要求文章要“雅”要“巧”。这看出空海这时已有自己的文章的文章标准。
从《聋瞽指归》看空海早年对声病和文论的关注。《聋瞽指归》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沈休之笔，犹多病累。将咏溺溺之青柳，踬一言之莫中；欲赋瀌瀌之白雪，缠八病之有制。夫体物缘情，先贤所论；乘时摛藻，振古所贵。
这第一条材料中的“曹建”指曹子建曹植，“沈休”指沈休文沈约，第二条材料中的“青柳”所指未详，“白雪”指南朝宋谢惠连《雪赋》篇，文中咏雪有句：“蔼蔼浮浮，瀌瀌弈弈。”文载《文选》卷一三。第三条材料中，“体物缘情”出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乘时摛藻”句未详，汉班固《答宾戏》：“擒藻如春华。”三国魏吴质《答魏太子笺》：“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3]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从文意看，此句似当出吴质文。
这三条材料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它引用了陆机《文赋》，所谓“体物缘情，先贤所论”，陆机《文赋》已直接是诗文论方面的著作，并且后来被编撰进入了《文镜秘府论》。它还说：“乘时摛藻，振古所贵。”此句出典虽未详，可能引用吴质《答魏太子笺》，不管怎样，当出典于讨论摛藻为文问题的著作。
二、它明确谈到“八病”问题。我们知道，空海之前，能看到数家谈到“八病”问题。如隋王通《中说·天地篇》说：“四声八病，柔刚清浊，各有端序。”初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殷璠《河岳英灵集叙》：“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中唐皎然《诗式·明四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从现有材料看，没有谁把谢惠连《雪赋》和“八病”联系起来。而且，我们一般说四声“八病”，只说是齐永明声病说，而谢惠连《雪赋》却出于刘宋时代。这是不是说永明之前人们就已用“八病”之说评价作品？是不是说空海看到的史料中有一些我们所未知的情况？不管怎么说，空海是明确谈到了“八病”问题。
三、它谈到“曹建之诗，未免龃龉”。这里用了“龃龉”一词。检诗文批评用“龃龉”一词，大体有二义。一指一般的文病。晋陆机《文赋》：“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方廷珪注：“岨峿者，词意相距。”“岨峿”即“龃龉”，指考辞选义的艰难。《文心雕龙·练字》：“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龃龉指半字同文之瑕。二则特指声韵之病。《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刘滔云：“得者闇与理合，失者莫识所由。唯知龃龉难安，未悟安之有术。”《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八正纽”引刘善经说：“正纽者……凡诸文笔，皆须避之。若犯此声，即龃龉不可读耳。”又有“第十五龃龉病”，云：“一句之内，除第一字及第五字，其中三字，有二字相连，同上去入是。若犯上声，其病重于鹤膝。”“龃龉病”条也见王昌龄《诗中密旨》“诗有六病例”。这几例中的“龃龉”，都特指声韵之病。这里上句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下句说“沈休之笔，犹多病累”，“龃龉”与“病累”相对，也当指声病之龃龉。如果这一理解不错，接着就有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么多诗人，为什么偏偏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何以偏偏把曹植和声病联系起来？探究其原因，很容易想到的是下面几段记述。一是《高僧传·经师论》，说：“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二是刘敬叔《异苑》，说：“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4]敬，便有终焉之志。则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这里记述的曹植鱼山梵唱之事，传说的成份更多，但看来空海是信其真。大概因为信其真，认为曹植深爱声律，而其诗又时犯声病，因此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
四、它还谈到“沈休之笔，犹多病累”。这条材料之所以值得注意，当然是因为它谈到“病累”，其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是它谈到沈休即沈约之“笔”犹多病累。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可确信是沈约论声病的材料，都是就五言诗而言的。目前还没有确信的材料可以说，沈约论述过“笔”之声病。空海这里既然说沈休之“笔”犹多病累，则沈约对“笔”之声病也应该有过要求，因为有过要求，而其“笔”又时犯声病，因此说其“笔”“犹多病累”。
传真济《空海僧都传》说：“（空海）年始十五，随外舅二千石阿刀大足受《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学文章。”空海《御遗告》自述幼年从外舅“受俗典尚书等，及史传，兼学文章”。《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自述：“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粗听余论。”结合上面我们分析的《聋瞽指归》的材料，我们对空海少年时所学“文章”“藻丽”的具体内涵有更深入了解。从《聋瞽指归》的材料看，这“文章”“藻丽”不仅指一般的诗赋写作，而且指如声病论等诗文作法理论。
当然，空海这时的专好还是在佛经，并且年轻时就有相当高深的造诣。空海十二岁时即以奉佛礼为事。据《御遗告》等，空海15岁入京，即于石渊寺访僧正勤操和尚，受虚空藏求闻持法。18岁，作《聋瞽指归》，后改写定名为《三教指归》，解释儒、佛、道三家不同的思想要旨，表达学道的决心。20岁，在勤操僧正主持下，于和泉国槇尾山寺（今和泉市槇尾山施福寺）剃度受沙弥戒，22岁，于奈良东大寺坛院受具足戒，法名空海。此后至入唐的数年间，空海当是遍游日本名山，访师求法，钻研佛典。
正是有了这样的佛学和文学修养，才有了空海的入唐。
第二节 空海入唐的求法与文学活动（一）：福州与长安
空海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入唐，自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到日本大同元年、唐元和元年（806）八月，前后整整两年时间。这期间，他和唐朝文人接触交往情况如何？得到哪些诗文论著作？怎样得到这些诗文论著作？空海入唐的这些文学活动，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
一、空海在福州的文学活动之考察福州，是空海入唐的第一站。
空海入唐，是决心学习中国文化，海上航行有数不尽的艰难，遇风暴而漂流数月，甚至遇难而死是常有之事。因此不少人借故躲避逃避。而空海却是上书自请入唐。804年，他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据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描述，这次是“忘身衔命，冒死入[5]海”，经历了“暴雨穿帆，戕风折舵”的海上险难。日本使船通常在扬州苏州一带泊岸。空海他们一行四船，七月六日从日本肥前国松浦郡田浦出发，第二天就遇上暴风雨，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始漂至福州。几个史料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古行状记》：已往日本船每著杨苏二州，这般风恶，过七百里到衡州，州司禁止，检括船上，大使藤原朝臣贺能自作手书，呈于州司，州司不应，如此者三。《高野大师御广传》十月三日，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到著，此间大使贺能作手书呈福州观察使，观察使披阅两三度，封检舟船，追却徒居之湿砂，辄加冤凌。《日本后纪》卷一二：时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相迎语云，当州刺史柳冕缘病去任，新除刺史未来，国家太平者，其向州之路山谷险隘，担行不稳，因回船向州。十月三日到州，新除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处分旦奏，且放廿三人入京，十一月在日臣等发赴上都。
都可见其时情状。福州从未接待过日本使船，他们停泊的长溪县赤岸镇又是一个偏远小镇。当州刺史柳冕因病去任，新任刺史未到任，到任后，日本大使自作手书，呈于州司，又未能使州司理解。于是空海他们八月十日抵岸，颇费了些周折，直到十月三日才回航福州，十一月三日，始从福州往长安。
从这些史料看，这时空海所见的，都不是文学人物。《日本后纪》卷一二提到有杜宁县令胡延沂，其人未见其他史载。当州刺史柳冕是古文家，但因病去任。新除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旧唐书》卷一八五有传，这是一位有能力的一方镇使。这时的空海未见有太多精力顾及文学。
但是，空海在福州的活动也并非与文学完全无关。他呈书阎济美，得以获许入京，和阎济美的交往，可能就多少和文学有点关系。
日本大使自作手书，三番二次呈于州司，州司不但不应，反而封检舟船，辄加冤凌。大使不得不延请空海代书。据《御遣告》《高野大师御广传》和《古行状记》等记载，空海为大使作书呈上，不但使主人疑虑顿消，含笑相待，允许开船，而且给足资粮，安排旅馆，存问有加，仪式罔极，览之主客各流泪。何以如此，既因文中谦恭得体的诚恳态度，讲明如何经历海上险难漂泊至此的原因，也因这篇文字的文采。这简直是一篇美文。试看开篇：“高山澹默，禽兽不告劳而投归；深水不言，鱼龙不惮倦而逐赴。”赞大唐以其圣德归服四方，对仗何其工稳，比喻何其贴切，文辞何其巧丽！再看中间：“暴雨穿帆，戕风折舵。”“频蹙猛风，待葬鳖口；攒眉惊汰，占宅鲸腹。随浪升沉，任风南北。但见天水之碧色，岂视山谷之白雾。”对仗比喻，加上夸饰渲染，海上险难情景跃然纸上。一篇文采斐然的标准骈俪美文，谁能相信竟出自异邦僧人手笔，而又恰恰得遇新任镇宰。
新任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虽非以文学著名，却也有诗作传世。《全唐诗》卷二八一存其诗作二首。二诗虽均文质词素，但《下第献座主张谓》一诗却也字工句稳，动了真情，而《天津桥望洛城残雪》：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
也颇有一些情韵。阎济美虽未必是善诗者，却可能是知文者。他懂得欣赏文章，正因为如此，所以空海为大使所作之书一旦呈上，应该马上得到他的赞赏，因为有镇宰的赞赏，所以得到优礼相待。空海和阎济美因入京事的交往，和空海文章的文采有关，可以说，阎济美是空海入唐的第一个文学知音。
空海在福州还和一个人有过交往，这个人是马搃。《性灵集序》：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史泉州别驾马搃，一时之大才也，因送诗云：“何乃万里来，可非衔其才。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
这里所说的空海所作离合诗，见《性灵集》圣范集注引，作《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诗曰：磴危人难行，石崄兽无登。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
马搃和空海纯是以诗相会。论者或以为马搃赠诗空海和朱千乘等人赠诗一样，都在京城长安（如《弘法大师年谱》）。此说大可怀疑。朱千乘等人赠诗并非在长安，而是在越州。这一点下面再作分析。这里要说明的是，马搃赠诗和朱千乘等人赠诗并不在同时同地。空海作《离合诗》，为什么只有马搃一人就空海此诗作诗相送？朱千乘等赠诗都是临别相送之意，为什么马搃赠诗却只就空海之诗作赞美之意？可信的解释，是马搃送诗在前，而朱千乘等人临别赠诗在后，朱千乘等人在越州临别赠诗，而马搃送诗却应该是在福州。《性灵集序》称马搃为“前御史大夫泉州别驾”就是证明。马搃是受宦官监军薛盈[6]珍之谮而被贬为泉州别驾的，事见元稹作《薛戎碑》，又见两唐书《马搃传》。这里，“前御史大夫”应该是称其前职，“泉州别驾”应该是称其被贬之现职。马搃后来是入京为恩王傅。据《旧唐书·职官志》，唐制，亲王傅为从三品，而上州别驾为从四品下，中州别驾为正五品上。未有已高迁新职而仍称昔日被贬之旧职者，这未免对人太不敬。马搃被贬泉州别驾之前，可能曾为御史大夫，唐制，御史大夫为从三品。虽已遭贬而仍称其遭贬之前的高品之职，这是对人的尊称。既称“泉州别驾”，则当在泉州。泉州归福州中都督府所督（《旧唐书·地理志》）。空海作《离合诗》和马搃送诗，都应该在福州。
空海此时是刚入唐境，急于作诗赠人，和文人交往，可以看作空海入唐的初步的文学活动。
二、空海在长安的文学活动之考察
京城长安，是空海入唐的第二站。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804）十一月三日从福州出发，十二月二十三日入长安。福州去京七千五百二十里，据《日本后纪》卷一二，空海他们是“星发星宿晨昏兼行”，当没有多少时间和机会跟沿途文人交往。需要关注的，是空海入京之后。
空海在长安的主要精力，在寻道求法上。入长安后，次年即日本延历二十四年、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春，本来应该随遣唐大使告归日本的。但是，《御遗告》说：“此间大使贺能、大夫达向者归国。……爰小僧并橘大夫，准敕留学。”《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也说：“仲春十一日，大使等旋归本朝，唯空海孑然准敕，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就是说，空海是自请留学并得到准敕的。自请留学，目的主要在寻道求法。他这方面的活动太繁多，时间太紧张了。805年二月十日，空海移住西明寺，便开始历访诸寺名德。五月上旬，访青龙寺，首次进谒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惠果高僧。六月上旬，受胎藏法灌顶，七月上旬，受金刚界灌顶，八月十日，受传法阿阇梨位灌顶和遍照金刚的灌顶名。这年十二月十五日惠果圆寂，次年（806）一月，空海参加葬礼，为撰写惠果碑文。
这一系列活动之外，他还废寝忘食地抄写经书。这一点，他后来在越州作的《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这样说：今见于长安城中，所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及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竭力涸财，趁逐图画矣。然而人劣教广，未拔一毫。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日车难返，忽迫归期。心之忧矣，向谁解纷。《与本国使请共归启》也说：忘飡耽读，假寐书写，大悲胎藏金刚顶等。已蒙指南，记之文义。兼图胎藏大曼荼罗一铺，金刚界九会大曼荼罗一铺（并七幅丈五尺），并写新翻译经二百卷，缮装完毕。
前一则材料说在长安“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后一则材料说“写新翻译经二百卷”，所谓“写”，就是书写，抄写。还有“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从后一则材料看，“并七幅丈五尺”，则是“竭力涸财，趁逐图画”。因为“衣钵竭尽，不能雇人”，所以抄写也好，图画也好，都只能是空海“忘食寝劳”，“忘飡耽读，假寐书写”。要知道，他在长安只有一年时间，那三百余轴经论疏之文或二百卷新译经，那么多大曼荼罗尊像。这一切，占据了空海的时间，不然，他一定会有更多的文学活动。
不仅如此。据《旧唐书》卷一九九：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
又《新唐书》卷二二〇：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橘逸势、浮屠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逸势等俱还，诏可。
这里，《新唐书》所说的“二十余年”当为“二年余”之误。《旧唐书》说的“愿归本国”，应当是日本国希望空海他们归返本国，为国效力。就空海的意愿来说，可能想在唐多留学一段时间，但日本朝廷派使臣判官高阶真人请求唐朝廷允许空海他们回国，空海只好归国，所以空海《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说“忽迫归期”。至于《与本国使请共归启》所说，当是越州之时，求内外经籍都已如愿，急于回国建业效力，所以请与本国使共归。而在长安之时，他确实感到时间紧迫，很希望假以时日，如愿完成寻道求法之业。一方面紧张的寻道求法，“忘食寝劳”地“书写”佛经典籍，图画大曼荼罗尊像，一方面“忽迫归期”。他入唐的另一个意愿，文学交流方面的意愿，在京城未能圆满实现。
即使这样，空海在京城也进行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交流。
他和青龙寺义操阇梨有诗歌交往。《经国集》卷一〇载有空海所作《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诗云：同法同门喜遇深，游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
这是在京城所作。《性灵集序》又载毗陵子胡伯崇之歌：“说四句演毗尼，凡夫听者尽归依。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不可得，难再见。”空海在京城从韩方明学书法，当也展示了自己的草圣之才，因此胡伯崇称赞说：“就中草圣最狂逸。”这也当作于京城。《性灵集序》说空海与马搃作离合诗。其后籍甚满邦，缁素仰止。诗赋往来，动剩箧笥。遂使绝域写忧，殊方通心，词翰俱美，诚与东方君子之风。
这里说的“诗赋往来”，可能既指在越州，也指在京城。空海在京城和“缁素”文人可能有过“诗赋往来”。
编入《文镜秘府论》的唐人有关诗文论的著作中，有没有是在京城长安搜寻收集到的？没有材料说明这一点。他在京城的文学活动，也并不直接与《文镜秘府论》相关联，但是，那么繁忙的活动，“忘食寝劳”的书写经书，还不忘和文人“诗赋往来”，在他意识深处，在寻道求法之外，还没有忘记文学。
第三节 空海入唐的求法与文学活动（二）：越州
当然，离京之后，越州时期，是空海的文学活动更加值得注意。
越州时期空海有了更多的文学活动。朱千乘等人赠诗空海应当在越州，时间在806年春天。朱千乘等人的赠诗，收入《高野大师御广传》《弘法大师正传》（《弘法大师传全集》第七卷），这几位作者，朱少端为越州乡贡进士，朱千乘曾居越州别业，昙靖、鸿渐为越州僧人，郑壬为越州士人。朱千乘诗序说：“勾践相遇，对江问程，那堪此情。”勾践为越王，这里代指越州。这应该是越州所作。朱千乘诗序说“元和元年春沽洗之月”，“沽洗之月”为三月，知空海这时已在越州，和这些文人赠诗交流，就在这年三月。诗序说：“去秋而来，今春而往。”所谓“去秋”，不当是指去年之秋，而是指往年之秋。因为空海不是去年之秋入唐，而是前年之秋。这里说“去秋”，与“今春”紧切相对，是恋惜之意，惜其在唐时间太短。
他向越州节度使求内外书。《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说：
伏愿顾彼遗命，愍此远涉，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多少流传远方。
所求之书内容相当广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学人学习唐文化，以发展日本文化的急切心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求之书中，有“诗赋碑铭”，有“传记”。这与空海在长安主要抄写佛典经书，已不一样。他是有意寻访文学类书，在他的意识中，文学毕竟占有重要的地位。
空海为什么要在越州求内外典籍？可能因为长安寻道求法活动太频繁，时间太紧张，加上日本派使臣催促回国，在长安来不及作这件事。另外，也可能因安史乱后，文人多聚集江南。比如，大历年间，[7]江南有浙东诗人群和浙西诗人群。江南也成为文学活动的重要之地，因此唐人著作在吴越一带多有流传。比如，宝应元年（762）李白卒，当涂令李阳冰编其作品为《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可能很快传到湖州一带，因为大历中皎然以擅长七言歌行而著称，而其七言歌行多仿效李白，这可能与《草堂集》很快在湖州一带流传有关。皎然《诗式》卷三选有杜甫《哀江头》，这是唐人选本中最早选录杜诗者，这也可能因为杜甫作品较早流传在江南一带。空海之所以选择越州求内外书，应当与这种情形有关。
空海入唐，携回日本献给天皇的东西中，有不少文学作品集和诗学著作，据《书刘希夷集献纳表》和《献杂文表》，有《刘希夷集》四卷、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另据《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古今诗人秀句》二卷也当是空海携回日本的。空海携回日本的唐人著作还有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江户时汉学家市河宽斋《半江暇笔》：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8]其中，但惜不每章题曰谁氏之言，使后世茫乎无由采择矣。
这些著作中，有些当得之于越州。朱千乘与空海在越州有诗相赠，《朱千乘集》一卷当是在越州时为朱千乘所赠。据《唐才子传》卷五，朱昼为广陵人，疑其诗多流传于广陵吴越一带。皎然主要生活在吴中湖州一带，他的《诗议》当主要流传于此间。若然，则《朱昼诗》一卷和皎然《诗议》也当得之于越州一带。
一些著作，可能为越州刺史所赠。据《旧唐书·顺宗宪宗本纪》，永贞元年（805）十月丙午，以华州刺史杨於陵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空海上启求内外经书的越州节度使就是这位杨於陵。这位杨於陵，是一位颇有政声的地方守宰，不以能文闻名，却也有诗三首存世，见《全唐诗》卷三三〇。其诗虽称不上上乘佳作，他的《郡斋有紫薇双本……》：“绿叶下成幄，紫花纷若铺。摛霞晚舒艳，凝露朝垂珠。”却也比喻新颖，对仗工稳。他还能写离合诗一类颇需技巧的作品。《全唐文》卷五二三、《文苑英华》卷五九八载杨於陵《谢恩宣慰并赐手诏表》，其中说：以日本国使，远献琛贽，毕事旋归。言念梯航之劳，厚其行李之费，恭承诏旨，伏见天慈，臣当道发遣，素有旧例，今则稍加丰备，上副怀柔。
这里说的应当就是在越州接待空海一行之事。从“臣当道发遣，素有旧例，今则稍加丰备，上副怀柔”数句来看，这位越州刺史是满足了空海求内外经书的请求。
一些著作，是无意中“偶得”。王昌龄《诗格》就是这样。王昌龄《诗格》从何处得到？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9]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
王昌龄《诗格》所叙情景，多与江南风物相合，可能是王昌龄为江宁丞时所作。空海所说的“作者边”，当就指江宁一带。如果这样分析尚有道理，那么，空海得到王昌龄《诗格》，就有二种可能，一是空海自福州往长安的途中。但这种可能较小，因为空海那时急于入京，不太可能和沿途文人交往。另一可能，就是出京以后，往越州途中，或者就是在越州。越州离江宁很近，正是“作者边”！他说：“近代才子，切爱此格。”可见他已知道此书的价值，所谓“偶得”，是本不易得到而意外得到的意思，有意外惊喜之意在内。
可能为寻求内外之书，包括王昌龄《诗格》等文学类书，空海在越州又停留了较长时间。如果朱千乘等人赠诗确在越州，则空海至少这年三月就已到了越州。《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之末署明年月，作于元和元年四月，至少这时空海已到了越州。从《高野大师御广传》的记载看，空海到这年八月才登舟启程回国。这四五个月时间，空海在求内外之书。他带回日本那些文学类书，很多应当就是停留在越州的四五个月时间寻访得到的。
要之，空海入唐的主要宗旨是寻道求法，但他也有文学活动。他经历海上险难，一踏上大唐的土地，就作诗赠人，引起当地文人的注意。在长安，即使那么繁忙，他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活动。而到越州，从朱千乘等人赠诗看，他和当地文人的交往已经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
他寻访搜求的多是新近流传的文学著作。他入唐时正值唐贞元末年，但已得到了《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这应当是新近编撰的。据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一，朱昼为元和间进士，与他相友善酬唱的李涉约生于大历四、五年（769或770）（参《唐才子传校笺》卷五“李涉”条校笺），朱昼年岁也当相仿。朱千乘在越州赠诗空海。因此，《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都是当代人的作品集，而且是当代青年诗人的集子。皎然卒于贞元九年至十四年（793—798）间，距空海入唐可能不到十年。皎然《诗议》也当是刚流传不久，空海便寻访得到并带回日本。为什么带回这样一些著作？可能和空海在唐的活动范围有关，他所接触就是这样一些文人。但是不是也因为前人作品已有人带回过日本，而空海有意识地寻访当代作品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也就进一步说明空海入唐确实有意识地进行文学活动。
空海入唐寻访搜求的文学著作中，范围不仅有诗赋作品，也包括诗文论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带回的这些诗文论著作，后来多编入了《文镜秘府论》。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元兢《诗髓脑》、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他带回二卷《古今诗人秀句》，编入《文镜秘府论》南卷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应当也是空海这次入唐带回日本的。注释[1]《高野大师御广传》，据《弘法大师年谱》，《真言宗全书》第38卷。[2]见其著《文化史上的弘法大师传》。[3]两篇分见《文选》第45卷、第40卷。[4]《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性灵集》第5卷。[6]《元稹集》第53卷。[7]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引。[9]《性灵集》第4卷。
第二章 空海归国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入唐回到日本，空海的主要业绩在佛教。回国后不久，新即位的平城天皇封空海为大法师，808年，天皇敕居槇尾山寺，809年嵯峨天皇即位，空海入住平安京高雄山寺，开始传播真言宗。816年，得天皇敕赐纪伊高野山，作为传播真言宗的基地。819年，着手建立高野山伽蓝金刚峰寺。823年，再得天皇敕赐京都东寺作为又一传教基地。824年被敕封少僧都，827年更被敕封大僧都。这期间，他以护国保民为号召，布教作法。他撰写《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等密教教义。他在语言文字、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也有杰出贡献。他主持编成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继吉备真备创造日本片假名之后，创造了平假名。他的诗文作品编成了《性灵集》。书法上他是一代大师。他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学校—综艺种智院。空海逝世后，857年天皇追赠为大僧正，864年赠印法大和尚，921年赐赠谥号弘法大师。
但是，空海在文学上的贡献不容忽视。空海在弘法布道之外，编撰《文镜秘府论》，就是他在文学上的一大贡献。《文镜秘府论》是日本汉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也是中日文学交流史的重要著作。
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它编撰于何时？有着怎样的思想意识？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与《文镜秘府论》编撰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
回国之后，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有关，有两方面人物值得注意。
一、嵯峨天皇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一方面人物是嵯峨天皇。
之所以注意到嵯峨天皇，是因为空海和这位天皇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政治上的。在嵯峨天皇与贵族代表藤原氏的斗争中，空海布道弘法明确以“镇护国家”为号召，全力支持嵯峨天皇。试想，一方面数年来农业歉收，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贵族藤原仲成、药子等专横跋扈，明争暗斗，矛盾日益激化。嵯峨天皇于大同四年（809）四月十三日即位，就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嵯峨天皇采取果断措施，于即位之次年，即弘仁元年（810）九月十日，解除藤原药子的官位，拘捕藤原仲成。十二日，上皇剃发入道，藤原药子被迫服毒自杀，十三日，废皇太子高岳亲王（见《日本后纪》卷二〇）。就在嵯峨天皇平息藤原氏之乱的次月，弘仁元年（810）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请求念诵仁王经、守护国界主经等，[1]以“摧灭七难，调和四时，护国护家，安已安他”。据《游方记》卷二：十月廿七日师上表曰：顷日祸乱不溢而磷，虽国家兹康未洗兵法雨，恐剩秽气或发凶殃，请为国家报修供。帝乃纳其仪，于是从十一月一日剋一七日，开念诵道场修仁王经守护经佛母明王经法，国消不虞之灾，宫举大和之风。帝悦优赏。
嵯峨天皇采纳了空海的请求，从“帝悦优赏”来看，嵯峨天皇相当赞赏。从此，他们相扶相倚，天皇借助宗教之力稳定民心，镇护国家，而空海则借助政权之力量使真言密教日益隆昌。弘仁二年（811）十一月，空海得补山城国乙训寺别当。弘仁七年（816），得敕赐纪伊高野山，作为传播真言宗的基地。弘仁十四年（823），再得敕赐京都东寺作为又一传教基地。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密切交往。嵯峨多才多艺。书法与空海并为“二圣”，加上橘逸势并称“三笔”。他好尚汉诗文，在位之时，敕命臣下编有二部日人汉诗集，一是《凌云集》，敕命小野岑守等于弘仁五年（814）编成。二是《文华秀丽集》，敕命仲雄王等于弘仁九年（818）编成。嵯峨自己对汉诗也有很深的造诣。《凌云集》收其御制诗22首，《文华秀丽集》也收入他很多诗作。嵯峨于汉诗各体俱擅长，既能七言律诗，又能五言律诗，还能七言绝句（据《弘法大师传》第十一章，第755页）。空海和嵯峨天皇有不同寻常的文学艺术上的交谊。他们有诗作交往。《本朝通鉴》卷一一弘仁五年三月条下载：“敕使内舍人布势海赐绵一百屯兼七言诗于僧空海，空海诗韵不改奉谢恩赐。”嵯峨天皇赠诗载《凌云集》，诗云：“问僧久住云中岭，遥想深山春尚寒。松柏料知甚静默，烟霞不解几年飡。禅关近日消息绝，京邑如今花柳宽。菩萨莫嫌此轻赠，为救施者世间难。”空海回赠诗载《性灵集》，诗序将嵯峨比作中国之魏武唐文，说：“彼魏武唐文岂得比肩乎。”其诗曰：“力袍苦行云山里，风雪无情春夜寒。五缀持锡观妙法，六年萝衣啜蔬飡。日与月与丹诚尽，覆瓮今见尧日宽。诸佛威护一子爱，何须惆怅人间难。”前面我们列数了空海入唐携回的诗文集，那些诗文集，回国后未即献给当时在位的平城天皇。事隔五年之后，才奉献给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六月二十七日，献《刘希夷集》四卷，并献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弘仁三年（812）七月二十九日，献《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等。弘仁七年（816）八月十五日，又献《古今诗人秀句》二卷。他还献书法作品。弘仁二年（811）八月，献欧阳询真迹等。弘仁三年（812）六月七日，奉献狸毛笔和真书、行书等。[2]弘仁五年（814）闰七月八日献王羲之兰亭碑等章。
嵯峨天皇及其与空海的交往，和《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并非没有关系。这可以提出几点。
其一，嵯峨天皇好尚汉诗文，加上平安时代日本学人本来就追慕唐文化，嵯峨时代创作汉诗文更是蔚成风气。《文镜秘府论》编入大量中国诗文论著作，为日本士子提供诗文创作之格式，应当和平安时代特别是嵯峨时代这种好尚汉诗文创作的风气有关。
其二，嵯峨天皇需要真言密教的，是其镇护国家的政治作用。空海密教正是在这一点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考虑政治需要，这一思想同样表现在《文镜秘府论》之中。天卷序说：“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是本也。”又说：“至如观时变于三曜，察化成于九州。金玉笙簧，烂其文而抚黔首，郁乎焕乎，灿其章以驭苍生。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把文章看作是纪纲之要，强调的是文章济时拯世，化成九州，抚黔首，驭苍生的政治作用。这是不是也同样适应了嵯峨时期教化百姓的政治需要呢？
其三，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是否有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了宫中所藏的某些资料。编入《文镜秘府论》中的诗文论著作，有些是空海自己亲自从中国带回来的，有些是前人带回来后藏于民间，但应有一些携带回来后，呈献于天皇后藏于宫中。空海有没有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皇宫的藏书呢？
最后一点，也是更为重要的，空海和嵯峨天皇应当讨论过文学问题，讨论过诗文作法问题。以他们不同寻常的交谊，以他们共同的文艺兴趣和修养，这是很有可能的。空海奉进之书，都是嵯峨天皇敕命索要的。这些书，有些后来直接编入了《文镜秘府论》，如王昌龄《诗格》，如《古今诗人秀句序》。他们是不是就有关的问题讨论过，各自表示过某种看法呢？《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3]近代才子，切爱此格。”王昌龄《诗格》是直接编入《文镜秘府论》的一部书，这里强调“近代才子，切爱此格”，空海这时是不是有了某些与《文镜秘府论》有关的想法，有意无意把这种想法呈告嵯峨，而嵯峨得到王昌龄《诗格》之后，是不是发表过什么御旨呢？空海献表谈到的调声、避病、格律等问题，是《文镜秘府论》的重要内容。他们不一定直接谈到过《文镜秘府论》，但与嵯峨的文学交谊，对引发空海编撰动机会不会有某种间接作用呢？
二、“一多后生”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多后生”。《文镜秘府论》天卷序空海自述写作缘起，说：“虽然，志笃禅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他说，《文镜秘府论》撰述的直接动机，在于“一多后生”热心文笔，恳请大师撰述。“一多后生”何所指，各家理解不同。空海《三教指归序》：“爰有一多亲识，缚我以五常索，断我以乖忠孝。”这里所谓“一多亲识”，指空海外舅阿刀大足。而所谓“一多后生”，一说指一人及多人，一说指一个优秀的后辈，一说指一多法界说之后辈。《研究篇》（上）：所谓“一多”是一人以及多人之义。《三教指归序》也有“爰有一多亲识”（这个“一”指阿刀大足），就是说，其中应该有一个特别热心的后生。《文笔眼心抄》的笔迹让人想到在正仓院御藏僧纲状的真济的书风，根据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想到真济。真济是《性灵集》的编者。这点姑且不说，听任这些后生的意愿，安排起草撰稿的事情，我想对大师来说不是特别麻烦的请求。《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三教指归序》：“爰有一多亲识”，“一多”是不常见的字眼。《眼心序》：“可畏后生，写之诵之，岂唯立身成名乎。”把这个“可畏后生”的“可畏”和“一多后生”“一多亲识”的“一多”调换过来看，其意思便很容易理解。就是说，这个“多”即优秀之意，所谓“一多后生”即“一个优秀的后辈”的意思，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文镜秘府论校注》：一多后生，谓持一多法界说之后辈也。密教于宇宙之真相，即如来自证境界，有一法界与多法界两说。所谓“一多相容不同门”也。一法界者，谓如来自证无相平等之境界，即本体。多法界者，谓差别妙融之境界，即现象。无畏三藏及一行禅师等主张前说，其根据为《大日经》。弘法大师主张后说，见于其师所著之《吽字义说》。以此，大师文中，喜用一多，其《三教指归序》云：“爰有一多亲识”，亦其证也。
卢按：《论语·子罕》：“后生可畏。”邢昺疏：“后生，谓年少也。”所谓“后生”指年少之人。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之时，身边的年少之人，应当是他的弟子。空海有十大弟子，实慧、真济、真雅、泰范、智泉、真如、道雄、圆明、杲邻、忠延，另外还有好几个付法弟子。那么，在这些弟子中间，哪一个或说哪几个更有可能呢？
小西甚一《研究篇》（上）以为可能是真济。他提出两点：一、“《文笔眼心抄》的笔迹让人想到在正仓院御藏僧纲状的真济的书风。根据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想到真济。”二、“真济是《性灵集》的编者”。确有可能是真济。大同四年（809），真济就比较早地师事空海，是空海最得意的弟子，空海弘法传道之时，他一直在空海身边。除编过《性灵集》外，他自己也有不少著述。他后来也欲步空海之迹入唐求法，因海上遇险而未果。
但是，也有可能是实慧。之所以想到实慧，有这么几点：
他是十大弟子之首，出生于讚岐国，姓佐伯氏，与空海同国同姓同族，其祖和空海是同系的佐伯氏。空海入唐之际，与实慧住于同寺，这样推测，空海入唐前，实慧大德可能就与空海有较密切的关系。空海回国弘法创业，实慧一直是得力的助手。弘仁三年（812）十二月，[4]被空海择为整理高雄山寺寺务的三纲之任。弘仁七年（816），空海奏请在高野山建立真言宗修法道场之时，实慧大德受空海之命赴高野山察看地形，进行草创工作。弘仁十四年（823）嵯峨天皇敕赐东寺作为真言宗根本道场，实慧大德又协助空海经营东寺。据《弘法大师传》第25章《弟子传》，承和二年（835）空海圆寂后，实慧为东寺长者，居于统辖全宗的位置，时太上天皇赐予哭空海的诗章，是实慧大德上表致谢。《御遣告》说：“以实慧大德吾灭度之后可为诸弟子依师长者缘起。”这一材料如果可信，则空海实际是把后事托付给实慧，实慧实际是空海继承人。以最信任的后继者，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谨遣弟子僧实惠，谨随状奉[5]进。”空海年岁较嵯峨天皇长12岁，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空海向嵯峨天皇献书，总是派其弟子前往。从这条材料看，至少这一次是派实慧前往。其他几次是不是也是派实慧呢？不排除这种可能。前面我们分析过，向嵯峨所献之书中，不少是文学和诗文论著作，有些直接就被编入《文镜秘府论》，比如《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的这一次，向嵯峨天皇奉送的除《刘希夷集》之外，就有王昌龄《诗格》。王昌龄《诗格》是空海很看重的一部著作，被编入《文镜秘府论》。受派遣向天皇献书，所献之书后来又直接编入《文镜秘府论》，把这些联系起来看，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些问题。比如，实慧献书，应当接触到了与《文镜秘府论》相关的材料，如王昌龄《诗格》等，在接触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萌生某种想法，尔后劝说空海用这些材料编撰一部书呢？又比如，实慧受命献书，应当有可能直接见到嵯峨天皇，天皇读到王昌龄《诗格》一类诗文论著作，有没有可能萌生某些想法？又有没有可能和空海派来献书的大弟子谈起这些想法？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实慧有没有可能从嵯峨天皇的想法中受到启发，或者直接就是转达嵯峨天皇的旨意，回来后，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呢？《文镜秘府论》天卷序所说的：“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是不是就应验在这里呢？
还值得注意就是“一多”这个词。“一多后生”怎么解释？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以为指一个优秀的后辈，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以为指一多法界说之后辈。“多”字作“优秀”解，不妥。如说一多法界之后辈，则其人甚众，到底指谁呢？我认为，“一多后生”的“一多”，可能用解《易》大衍义的用语，指变化成卦的少阴之数。《易·系辞上》“十有八变而成卦”孔颖达疏：“十有八变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变。谓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或有[6]五，或有八也，或有二个四而有一个九，此为两少一多也。”所谓“一多”，就是“两少一多”之数的少阴之数。这个数是多少呢？宋程大昌《易原》说：“一多者，谓三大揲之间通奇扐，有四有五而又有八，则十七也，或时有两个四，一个九，亦十七也，奇扐既为十七，[7]则存而为策者三十二也。”宋方闻一《大易粹言》也说：“世俗所谓[8]两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则得四八三十有二。”就是说，“两少一多”为17，大衍之数49，去17，则存32。《易》大衍义的“一多”应当指32这个数，空海“一多后生”的“一多”也当指这个数。那么，这个数在空海这里指什么意思呢？我推想，应当是指劝说空海的这位“后生”当时的年龄。就是说，劝说空海的这位后生当时应当是“两少一多”之数，即32岁。如果这一推测尚有道理，那么，更可能是谁呢？我以为在空海弟子之中，真济也好，其他弟子也好，都更可能是实慧。真济小空海27岁，生于延历十九年（800）。《文镜秘府论》在弘仁十一年（820）之前已经编定，应当还更早一点，即使是弘仁十一年，真济也才20岁。而实慧比空海小12岁，生于延历五年（786）。实慧劝说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弘仁八年（817年）左右，弘仁八年实慧正好32岁。“一多”这个词如果可以是指某个数字，如果可以是指32这个数，则既可以印证劝说空海的“一多后生”是实慧，也可以印证《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时间在弘仁八年。
第二节 《文镜秘府论》编撰时间考
本节考察《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时间。
一、《文镜秘府论》初稿不太可能作于高雄山寺时期
内藤湖南《弘法大师的文艺》据《文笔眼心抄》序“于时弘仁十一年中夏之节也”一句，断定《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加地哲定《文镜秘府论概说》据《文镜秘府论》每卷的署名“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进一步认为《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年即819年金刚峰寺建立以后。但小西甚一《研究篇》（上）认为，弘仁十年、十一年之际，空海往返于京都、高野山之间，营筑高野山极为繁忙，不可能整理众多的文献撰写《文镜秘府论》。而自大同四年（810）八月至弘仁七年（816）之前的六年间，空海住高雄山神护寺，时间最充裕。《文镜秘府论》的初稿应在这一时期写成。至于“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的署名，则当是弘仁十年五月以后次年夏之前最后修订时的加笔。《文镜秘府论》的作年不会太早。《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它的材料准备时间较早，并且先有初稿，尔后修订，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把有关材料清理过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不太可能作于大同四年（810）稍后的几年。
如果从大同四年（810）算起，到弘仁十年（819），有十年之久，即使从稍后的几年算起，距定稿也有七八年，或五六年时间。一部几万字的著作，从初稿到定稿，不太可能相隔那么长时间，除非写完之后一直搁置起来。这是一。
前面说过，《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和“一多后生”劝说有关。小西甚一认为空海说的“一多后生”可能指真济。若依此说，一些事实就难以解释。比如，真济投于空海门下得度剃发，在弘仁三年（813）[9]，则至少在这之前真济不太可能劝说空海。真济生于延历十九年（800），师事空海时年仅14岁。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至少应该懂得编撰这部书的价值。年仅14岁，尚未成人，年少无知，不太可能懂得这么多这么深。《文镜秘府论》天卷序空海自述“志笃禅默，不屑此事”，似乎不太可能听从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之劝，就改变初衷，致力于一部不算太小的著作的编撰。真济之外，十大弟子中，真雅生于延历二十年（801），大国四年（809）师事空海时年仅9岁。泰范比空海仅小4岁，杲邻比空海大7岁，这二人都不当称为“后生”。据《文德实录》卷三，道雄先投法相宗的慈胜受唯识论，后入东大寺从长岁和尚学华严和因明，最后才投于空海门下（转自《弘法大师传》第25章《弟子传》），他投于空海门下时间应该比较晚。真如原为高岳亲王，大同四年（809）立为皇太子，旋被废，因此出家。他是看破红尘的悲剧人物。空海住高雄山神护寺期间，即大同四年（810）八月至弘仁七年（816）之前的六年间，这几个人都不太可能在对空海有什么劝说。圆明和忠延不知生年。如果“一多”可以是指32这个数，“一多后生”可以是指时当32岁的弟子，那么，这六年间，空海十大弟子中没有一个相合。真济、真雅尚在年幼，杲邻、泰范年纪较大，这自不用说，智泉生于延历八年（789），32岁则已在弘仁十一年（820）。实慧生于延历五年（786），32岁也在弘仁八年（817）。从空海弟子年龄来看，既与“一多后生”不合，也与其他情况不合。《文镜秘府论》不太可能编撰于空海住高雄山神护寺期间。这是二。
还有第三点，居高雄山神护寺期间，特别是最初几年，创业伊始，空海的主要精力是谋求在各派宗教势力激烈竞争中扎下根基，事务其实很杂，很繁忙。至少，空海可能并不清闲。
嵯峨天皇初即位，他请求修行佛法以镇护国家，以取得嵯峨天皇的支持，创立真言宗。弘仁元年（810）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说：“从来月一日起首，至于法力成就，且教且[10]修。”《本朝通鉴》第十一卷说：“帝乃纳其仪，于是从十一月一[11]日剋一七日，开念诵道场修仁王经守护经佛母明王经法。”两条材料要注意两点：一、空海自十一月一日起，每七天要一次开念诵念道场。二、他是“且教且修”。为什么要“且教且修”？因为开念诵道场不能只是空海一人，还需有一批僧众。他开诵的是仁王经，从记载的材料来看，当时僧众未必熟悉，因此要“且教且修”。这样，空海既要自己开念诵道场，还要教僧众学经，而且每七天一次道场，细想一下，其实是很繁忙的。
空海是否曾为东寺别当？目前还有争议。但空海曾补山城国乙训寺别当，《高野大师御广传》等史料的记载却是可靠的，事在弘仁二年（811）十一月九日。据《东寺长者次第》，弘仁三年（812）十月二十九日，空海已辞乙训寺，还住高雄山。为什么移居乙训寺？《高野大师御广传》载大政官符治省赠空海书说：“件僧住山城高雄山[12]寺，而其处不便，省宜承知，令住同国乙训寺者。”从这条记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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