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图尔特·西姆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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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七宗罪：一部剖析人性的前沿力作试读：
序言
哥顿·盖柯（Gordon Gekko）是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所执导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1987）的主角。他的英勇事迹早已融入美国文化，其独到的见解——贪欲广受世人欢迎——尤其如此。盖柯坚信“贪欲是个好东西（greed is good）"，但凡想要涉足股票交易，就应问心无愧地奉行这一原则。他可不会为此心存愧疚！于他而言，贪欲就是生命的动力：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然而，盖柯之流毕竟只是少数，多数人尚无法接受这样的原则——至少他们不会公开表示赞同。贪欲本具贬义，总能令人想起守财奴与残酷的资本家。鲜有人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是，他们的举动也许完全是另一码事。正如本书即将阐述的那样，这些举动将金融、商业、经济、国际体育以及殖民帝国和新殖民帝国等连接在了一起。这些活动的基础是更贴近个人经验的人性。研究贪欲就是深入探究人类心理学中的隐秘之处。也许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逐渐感到不安，因为那里隐藏着一些不太合意的人性特征。
贪欲可以藏身在各种人类活动的伪装之下，个人大可以声称这些活动于社会有益——尽管他们往往心口不一。然而，只要你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些活动，便能在它们身上发现更多问题。例如，企业家与商界均认为，若不是他们付出了努力，我们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般富有。他们觉得，既然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提高了全民生活水平，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整个社会，社会就理应回报以财富。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论它对贪欲进行了何种刻画，似乎都能证明贪欲的存在合情合理——也许这是一种恶习，但是无论如何，贪欲的存在不可或缺。贪婪也许是七宗罪之一，但评论家们会说，它是当今股市背后的推动力并因此建议我们摒弃一切反对的声音。如果你指责涉足其间的人贪婪，那只能说明你嫉妒他们的商业才干以及贪欲带给他们的成功（在他们看来，这完全合乎情理）。人人都将以某种方式从繁荣的经济中获益。对此，我们理应心满意足。同样，制药业巨头也可以说他们完全有理由抬高最新研制成功或是经过改良的药品的价格，因为继续大力投资、研发下一代药品符合公众的利益——从生活品质的角度来说，人人都能从中受益。
不可否认，贪欲早在新自由主义兴起或是股市诞生之前便已存在，但我们可以说，它们所营造出的社会政治气候会鼓励人们心怀贪念。客观地想一想便不难得出结论：股市投机不过是一种赌博——其他行业往往会对此嗤之以鼻。如果你在股市中亏了钱，朋友们也许还会替你觉得惋惜，可要是你把钱输在了赌场，留给你的便只剩鄙夷了。然而，不论你喜欢与否，股市都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基础之一，这就意味着贪欲与赌博也同样深植其中。支持与反对贪欲的理由已不再如它最初出现时那般简单直白。
因此，贪欲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说，由于它根植于人类的生存本能，因而实际上成了一种基本的人性。但凡打算探究贪欲的人都必须牢记这一点。也许贪欲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它确保了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来。甚至连守财奴都会说，艰难的时势需要人们进行节流。我们都很清楚，厄运随时都有可能降临。贪欲似乎是人类心理素质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一如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贪欲（参见第七章），我们不得不向它低头。蹚过贪欲的历史长河后，我们便会发现，我们为此需要付出何种代价。
引言
为何贪欲会引发关注
近年来，贪欲已成为公共领域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但是，为何它会引发关注？它在美国文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是否如同哥顿·盖柯在电影《华尔街》中所说的那样，永远都是好东西？还是说这一说法只适用于某些特定领域？这是一个核心社会问题，也是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贪欲之所以能在现今获得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业在21世纪初呈现出了过度增长的势头。金融业在追求更大利润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将风险推至了极限——甚至越过了极限。它在此间的成功令银行家与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人的薪水与年终奖高得让普通人恨得牙痒。只能说，其背后的推手就是贪欲。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认为，“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inordinate,insatiable greed）是令人沮丧的现代生活的特征”。多数人一生的劳动所得也抵不上他们的一笔年终奖。只有贪欲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已远超其生活所需。公众轻蔑地称这些人为“肥猫（fat cats，意指权势者）”，他们压根不会顾及自己圈子以外的人究竟是死是活。巨额收入赋予他们的权力很快便会令他们上瘾并且促进“贪婪阶级（greedocracy）”的形成。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便在其讽刺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嘲讽了金融体制。主人公谢尔曼·麦考伊（Sherman McCoy）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证券交易员，常常能够突然圈到大笔现金。他自鸣得意地回顾自己所享有的地位：“在华尔街，他与少数一些人已经成了……宇宙的主宰。他们行事百无禁忌！”
然而，有时我们确实也会遇到禁忌，这个体系会在达到极限之后，完全失去效力。2007~2008年信贷崩溃发生之时，它就突然停止了运转。这是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以来，股市所遭遇的最大冲击。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大萧条”在随后几年内拖累了全球各国，使世界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从而掀起了一股针对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抗议浪潮。然而，最近的这场危机却并未显著改变金融业的做法（奖金制度不可避免地延续了下来）。一个令全球文化评论家与政治家激烈争论的话题就是金融业催生的不平等现象。贪婪阶级也许正在日益壮大，但是显然，除此之外的人们却并非如此。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认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是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同时也谴责了当前制度所依据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
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其所著的以信用崩溃为主题的书籍《金融大崩溃》（Meltdown）中，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坚持认为应将其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剩余人群变得更为贫困的“超级富豪阶层的秘密宗教”。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肆无忌惮的竞争——改变信仰之后的人们显然对这种信念深信不疑，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而这种竞争极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公。如果你在这个体系内赢得了胜利，就会大获全胜，立即在你与大众之间划出一道财富的鸿沟。为了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你会左右这些人。基本假设就是，至少你确实“百无禁忌”。成功的网络企业家成了这个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范例，他们往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新成立的小型企业打造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梅森在2009年著书时曾指出，“今天，美国普通男性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及1979年工人的收入。对于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20%的穷人而言，工资的下降幅度则更大。”虽然梅森在书籍的副标题中预告了“贪婪时代的终结”，但是根据随后几年的观察，只能说他的预言过于乐观。相反，我们甚至觉得自己正在倒退回“兄弟，能否赏我一毛钱？”的岁月。失业仍将继续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实际收入依然在下滑。在另一位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眼中，与其说“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宣告了“贪婪时代的终结”，不如说我们见证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这不仅仅是20世纪才出现的问题。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透过守财奴艾贝尼扎·斯克鲁奇（Ebeneezer Scrooge）这个角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19世纪版“贪婪时代（age of greed）”的例子。从此，斯克鲁奇的名字便成了吝啬的代名词（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斯克鲁奇的贪欲已经超越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一个压榨、扭曲、攫取、搜刮、控制、贪婪的老罪人！”这是狄更斯对于这个角色的介绍。继续向前追溯欧洲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贪欲是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与早期现代欧洲文化所担忧的一种恶习，因为基督教对这种世俗的追求表示谴责，认为它严重危害了人的精神前景（不知道中世纪教会如何看待哥顿·盖柯这类现代商人）。该时期的许多著名画作均以贪得无厌的守财奴为主题，如耶罗尼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在1485~1490年间创作的《死神与守财奴》（Death and the Miser）。
然而，一旦涉及钱财，教会自身也许就会变得十分虚伪。它在此期间聚敛财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贪欲。例如，教会通过在整个欧洲销售圣物可以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在欺骗信徒，因为这些圣物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赦免与免罪书。即便在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些教会中的高层人士曾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借用文化历史学家迈克尔·派伊（Michael Pye）的话——给人留下“上帝之所以会做出宽恕人类罪恶之类的举动，仅仅是为了赚取金钱”的印象。更糟糕的是，上帝似乎在进行这些交易时暗中给予富人恩惠：你支付的金钱越多，能被赦免的罪恶也就越多。不论基督教教义号称自己代表了何种美德，贪婪的人们都站在了它的对立面。牧师常常告诉穷人，贫穷不会阻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然而在这样的体系中，你根本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既然金钱可以换取赦免罪恶的免罪书，那么牧师所说的一切就都是假的。教会正在用教义原则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梵蒂冈银行也曾因参与不法的金融交易而多次遭人指责。纵观历史，大型国际机构内部似乎总是贪婪频生。
诸如此类的情节终将成为历史，但改革未必就会出现。不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几乎所有时代都存在类似的机构贪婪的例子。几年前，英国国会议员的开支问题原本会成为一则丑闻。遭到指控的议员异口同声地予以否认，后来，其中一些人滥用津贴与开支的罪名成立（希望他们会为此感到羞愧，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贪婪的人是否会有这种反应）。在公共生活中，必然有人会在金融诱惑的面前展露贪欲。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这样的人仍将不断涌现。“为何贪欲始终存在”与“为何多数人认为贪婪极不道德”一样，都是值得深思的有趣的问题。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臣服在贪欲脚下？为何它可以如此轻易地在制度环境中扎下根来？
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的所有社会均被形形色色的罪行所困扰，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由此便可证明，贪婪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如此之多的犯罪活动，包括盗窃与抢劫，背后的推动力是贪欲以及对于他人财产的觊觎。网络犯罪不过只是贪欲极其狡诈、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以及能够利用一切新兴技术或文化发展的最新例证。犯罪行为似乎总能找到攫取他人财富的方法，似乎没有哪种体制可以免受其害。不论被捕入狱之后将遭受社会的何种惩罚，似乎从来都不缺少主动步入犯罪行列的人。暴乱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往往都会出现劫掠，仿佛只需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例如，空置或暂时废弃的商店和房屋会让隐藏在血液中的犯罪冲动翻涌上来，促使贪婪的人采取行动。我们似乎喜欢不厌其烦地阅读有关犯罪分子的故事，犯罪小说成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之一，同时也是电影制片人和电视制作人眼中永不褪色的魅力话题。显然，犯罪分子的贪欲令我们着迷。
可以说，金融体系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大量创业活动的幕后推手正是贪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贪欲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仅限当系统运行良好时。哪家企业实体或是实业巨头不愿年复一年地增加收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贪欲是个好东西”，因为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极其依赖商界的繁荣。一旦经济衰退的浪潮袭来，受到重创的不仅仅只是企业，几乎所有人均会受到波及，而且所处阶层越低，受到的冲击就越大。也可以说，我们在盼望经济复苏的愿望同时，也在希望——当然是在不经意间——贪欲能够复苏。关键就在于“贪欲是个好东西”这个观念能走多远，金融贪欲的所有表现形式是否能为人所接受。哥顿·盖柯与谢尔曼·麦考伊之流也许不愿承认贪欲的领地存在边界，然而，这条边界确实存在。而且，只要我们走到边界的尽头，剩下的人很快便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最后，这是一个关乎利润的问题。利润是金融贪欲的终极目标，为了预防股市出现混乱，是否应该对其进行一些社会政治监督的限制？我们必须对此事提起表决，因为一旦贪欲严重失控，就会对政治体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毕竟，在信贷崩溃过去几年之后，我们仍然深陷财政紧缩的泥潭。因为政府几乎不断对所有领域的投资进行削减，民众已经疲惫不堪，对于他们而言，复苏遥遥无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设定一定的上限，我们便可以接受贪欲的存在？若是如此，谁可以做出这种限制？又是基于何种标准？对社会而言，这些已经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目前政府各部门尚未就其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既然新自由主义热情地接受了紧缩政策（对他人而非他们自己实施这种政策，奖金制度的延续显然说明了这一点），也许短期内仍然无法达成此类共识并实施具体限制。因此，我们更加有理由继续强调这个问题，促使人们就其进行讨论。
然而，金融贪欲并非是唯一一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贪欲的形式。我们也会提及对于食物、声名以及一般资源的贪欲：“宇宙的主宰（Masters of the Universe）”也许会披着各色伪装。所有案例中的关键因素都是自我中心性，而它通常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制约——不过前提是，它开始对他人的生活与权利产生了负面影响。贪婪是一种欲望，而欲望未必就是一种违反社会准则的驱动力。壮志雄心的背后是想要获得某种个人利益的欲望，虽然说，如果这种欲望能够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效益，人们便会给予他更大的认可。评价企业家功绩的基准是他们如何造福于社会，艺术亦是如此。个人不仅会寻求经济利益，而且还会追寻情感与精神上的收益。对整个社会而言，艺术家的作品便具有此类情感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实现某些目标或是超越同行的雄心，往往是激发艺术家创作的动力，其最终的社会价值能够获得认可与赞赏。开发出于社会有益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也能赢得类似的赞誉。这也能被视作是贪欲能为人所接受的一面，尽管一旦这些企业家所持有的财富飙升至数10亿美元并且一直在不断增长，公众给予他们的赞赏往往就会有所减弱。届时，许多市民就会开始怀疑，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钱才算够用。然而，看看那些最成功人士的财富与职业，我们不得不假设，对于一些人而言，再多的金钱都无法完全令他们感到满足。他们也许不会为自己的欲望贴上“贪得无厌”的标签，但是仅仅从表象来看，两者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竞选活动一贯需要庞大的广告费等活动开支（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如果候选人没有雄厚的个人财富作为支撑，那么便很容易在竞选过程中接受此类“好处（favours）"。这就为“金钱是个好东西”这一观念渲染了更多积极的色彩：显然，不接受赞助的政治家似乎是一类值得信任的政治家。然而，贪欲作为政治家的必备资质，却并不是一种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想法，而且似乎也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最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究竟愿意让自我中心性在公共领域中走多远，以及我们对于自我中心性的表现形式做出何种限制才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自由放任经济学热情地鼓励人们形成金融贪欲，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试图将其根除——但巧合的是，双方都声称这样做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两种理论所涉及的是截然不同的自我观念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通常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中间地带，只有当社会突然转向一个或另一个极端并试图维系较长时间时，问题才会爆发。因此，我们必须从政治层面探讨贪欲。国家也可以具有贪欲，19世纪的殖民主义历史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便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贪欲的形式能够产生持久的不利影响，即便在21世纪也依然发挥着效力。目前困扰全球的许多地缘政治压力正是源于对资源的贪欲（中东地区便是如此）。事实证明，当地给出的解决方案收效甚微。这种态度也未从西方文化中完全消失。人们常常指责新自由主义在对待发展中国家时，采取了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方式。为了西方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进行剥削，某些享有特权的西方集团尤其变本加厉。到目前为止，大型企业、投资者和股东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赢家。为了将全球化进程作为一种世界贸易体系，人们给出了许多高尚的理由。在这其中，贪欲在许多案例中所造成的影响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将全球化转变成了殖民主义。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贪欲存在问题，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现状。支持贪欲的理由是什么？反对它的理由是什么？历史上提出的正反面理由又是什么呢？此类调查不仅将引领我们步入经济领域——例如，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对抗，而且还将带领我们踏进政治、宗教、心理学、社会哲学与艺术等各领域。就后者而言，文学、艺术以及最近的电影都为表现贪欲及其受害者身陷的困境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本书将从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的立场和历史观点来研究贪欲，从而对其进行分析，思考我们能够对它的文化顽固性做些什么。贪婪阶级对于财富的欲望显然永无止境，我们必须立即着手进行应对。第一章贪婪为何大行其道？个人与时代的迷思管我已经简略解释了人们为何会将贪欲视作是一种有益于社会尽的现象，但是一般说来，很难提出更多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贪欲。除了违反社会基本准则以及剥削他人这类常见的反对意见之外，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常常被那些表现出贪婪特质的人伪装成更为有益的东西，其动机就是通过辩称贪欲并非源自纯粹的利己主义来回避公众的批评。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立刻察觉，我们当前所处的困境其实是由贪欲带来的。促进地方发展？——开发商惯用的“微妙”措辞
我所生活的英国地区曾出现过为了建造住宅而开发绿地的事件。这件事在整个英国引发了争议，它可以向我们详尽地展示贪欲究竟可以呈现出何种伪装。当地规划部门十分重视本地居民的抗议，它拒绝了一家房产公司提出的在绿地上兴建住宅的提议并且指出，保留大型城镇密集区周边的绿地于公众的健康和福祉有益，而且这也是多数西方城市的一贯做法。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理由很有说服力，但是房产公司也企图巧妙地博得公众的好感——它坚称自己是打算在一个远离拥挤、污染与噪音的宜人之所建造经济适用房，而此类项目自然也能创造就业机会。在这个经济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代，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这一点也在规划申请书中明确体现了出来。
这家公司从未提过“利润”二字，尽管这份申请书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其实就是利润而非公益事业（在私营企业中，公益事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就是为何一旦他们想要赢得公众的支持，就觉得有必要披上某种形式的伪装。因此，他们会声称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应该会受到公众欢迎的东西。如果完全无利可图，他们也许根本不会对这个项目产生兴趣。即便我们心里也十分清楚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但我们也往往会避免直接承认这一点。
随着英国的人口不断增长——尽管英国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绿地问题无疑仍将具有争议并且随之引发了不少激烈的冲突。由于住房需求量稳步上涨而住宅存量却日益不足，相关报道频频登上媒体，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通过水力压裂来获取天然气的操作方式也与之类似。虽然通过水力压裂技术能“榨取”更多的天然气，但它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这公然将利润与环境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就曾在19世纪大规模爆发。当时，工业化在整个农村地区的推进给那里留下了一片片至今都伤痕累累的土地。即便全球化的脚步正在不断加快，许多昔日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却开始盛行去工业化进程。然而，就目前看来，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支持水力压裂技术的游说团体似乎已经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他们所抛出的惯用理由，无非就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地方经济。英国已经在国内划定了各类勘探区，尽管在某些地区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勘探工作依旧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现在似乎已经无法回头，当前的问题是这项行动的最终覆盖面将有多广，以及它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水力压裂行业早已被政府认可，并且由于它可以大幅削减美国对于石油进口的依赖，而开始被认作是美国未来能源供应的一个关键要素。只要我们依旧想要贪婪地攫取石油和天然气，这个行业就仍将持续发展，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将不断恶化。
能源供应商一直在寻找新的利润来源，因为人类想要获取能源产品的欲望似乎永无休止。一旦离开了能源，多数国家的生活方式便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供应商们完全没有保护环境的动力。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能源，而且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减少能源使用量的迹象。多数人支付得起并且随时可以获取的能源是西方人生活方式的基础。这就解释了为何企业会不顾日益增多的抗议活动，依然着手在北极地区开采石油。这一举措也许会带来更多后果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边抗议，一边却仍在不断消耗更多能源。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已经就在北极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发出了警告，但是大型石油公司却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他们或是声称环保主义者夸大了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总之，利润绝不会轻易让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可以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公共设施，那便也能实现公益。尽管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以此对它可能造成的任何不利于环境的影响进行辩解。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利润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它是否依然能够在紧缩型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仍有待商榷，但是这个观点完全站得住脚。不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作为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抑或是我们所使用的能源，我们全都在利用他人（公司或个人）表现出的贪欲。我们十分欢迎贪欲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积极影响，因此，这也是对于贪欲的一种绝佳辩护。我们或许应停下脚步，开始好好思考。人非圣贤，孰能无“贪”？——贪婪是人类的本性
虽然我们也许能够以此为借口来为贪欲辩护，但是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被反对贪婪的论点所说服，尽管这不是说他们自己永远不会显露出贪欲。谁能够坦白地说，自己从未有过任何贪婪的举止，哪怕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孩童，哪怕这种行为微不足道？孩子们往往会因为自己所表现出的更为明显的贪欲而受到约束——例如，抢夺最大的那块蛋糕，或是拒绝与他人分享。此类行为在成年后偶尔也会死灰复燃，即便我们知道这种行事方式是反社会的。已经成年的你是否曾在聚会上故意挑选了最大的那块蛋糕？你是否曾拿走过餐盘中的最后一块三明治，或是餐桌上的最后一杯饮料？你是否曾在百货公司甩卖的时候抢过最后一条打折的裙子或衬衫？你是否曾决定将所有东西都留给自己而不是选择与他人分享？我怀疑很多人都曾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大部分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事后并未因此太过苦恼，或者压根便没有苦恼过。
所有这些确实表明，贪婪是存在于我们性格之中的一个特征，即哲学家斯图尔特·萨瑟兰（Stewart Sutherland）所强调的“个人的普遍特征（a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 human beings）"。可以说，这也许是因为贪欲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缘故，也许对于资源的贪欲的确确保了适者生存的法则。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辩护者们往往会引用达尔文的理论——通过相互竞争来确定谁才是经济领域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这个方面。然而，批评者们往往认为，这是对于达尔文理论的简单解读。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从中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他将资本主义视作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该阶段最终将被共产主义所超越。从政治上来说，人们至今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保守与激进的分歧。前者认为，贪欲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于社会有益的特征；而后者则认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人的贪欲必须被克服。不过，两者均认可，贪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它们的分歧仅在于我们能将这种欲望延伸到何种程度。如果人生而贪婪，那么股市投资者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作是这种“普遍特征”被放大后的例子。如果身处同样境地并且拥有类似的可支配手段，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完全有可能像顶级投机者那样，全力关注个人利益，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手段来战胜竞争对手（并且因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沾沾自喜）。然而，多数人永远也没有机会走到那一步，可即便如此，这种观点也难免令人心生忧虑。这表明：人人都处在贪婪光谱中的某一处，一旦机会出现，我们也都会向着光谱的某一端移动。
多数人似乎本性好赌，蓬勃发展的博彩业便可证明这一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唤醒沉睡的贪婪本能也许并不困难。例如，由于互联网上出现了众多博彩的机会（如果选手为了获取报酬，最终同意与赌徒合作，便会对职业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许多原先根本不会踏入投注站或赌场的人也被吸引到了赌局之中。既然安坐家中，轻敲键盘便可轻松下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赌博便似乎发挥出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挪威作家托雷·伦博格（Tore Renberg）在小说《明天见》（See You Tomorrow）中塑造的主角帕尔·法格兰（Pal Fagerl）即是如此。帕尔的生活因此变得一团糟，因为，作为一名地方政府官员，他实际上已经无法依靠自己微薄的收入偿还债务。即便明知自己是单亲家庭中的主心骨也是枉然。走投无路的他只得求助于一些无赖，并且向他们坦言，自己需要100万挪威克朗（约合7.6万英镑）才能清偿债务。但是与此同时，他背上的债务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输了，输了，输了……继续，继续，继续……个人贷款，信用卡刷爆了。”赌博与投机只不过是换了一张皮囊而已，无论你试图在何处实践——我敢打赌，下一次你就会去钻体制、股市或其他方面的空子。贪欲总会趁着我们试图空手套白狼的时候，悄悄潜入这个制衡的局面之中。资本主义社会——滋生贪婪的温床
在贪婪与资本主义之间画上等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惯常做法。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与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创作的音乐剧《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y Opera,1928）及《马哈哥尼城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ny,1930）便是马克思主义对贪欲所发起的最为猛烈的攻击。《三毛钱歌剧》改编自约翰·盖伊（John Gay）于18世纪所创作的《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原作本身便充满了贪婪的实例。在《三毛钱歌剧》的刻画下，乞讨演变成了一项欺诈公众的产业——资本家的贪婪已经渗入了各个社会层面，整个伦敦的丐帮均握在乔纳森·耶利米·皮胡姆（Jonathan Jeremiah Peachum）的手中。他手下的喽啰们套上符合其身份的褴褛衣衫，扮出一副惨遭贫穷或疾病蹂躏的模样，化身为“穷困潦倒”或“身体残疾”的乞丐，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骗取市民的怜悯与同情。正如戏剧铺垫部分所描述的那样：“为了与人们日益变硬的心肠相抗争，实业家皮胡姆先生开了一家店。他们可以替赤贫的人化妆出一副足以触动最铁石心肠的人的外表。”与我们预料的一样，皮胡姆十分精通盘剥手下乞丐的路数。看来，只要能够带来可观的利润，任何“行业”都能为人所利用。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似乎都不会因为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存在道德上的疑虑而感到苦恼——这只不过是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一种运行方式，是成为企业家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已。只要你已经准备好以足够冷静的心态对其进行审视，乞丐这个行业就不会比任何其他行业更好或是更差。《三毛钱歌剧》的灵感来自于《乞丐歌剧》。在对其灵感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布莱希特显然十分忠实于原作的腔调。他对当时的道德观所做的冷嘲热讽与皮胡姆在开幕曲中的抨击不相上下：
在所有行当之中，
好人都曾欺凌过自己的弟兄；
妓女和流氓互称夫妻，
各行各业之间彼此欺诈。
牧师称律师是骗子，
律师则指责牧师是流氓；
而政治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
而认为他的职业与我一样诚实。
皮胡姆接着写道，他不觉得需要为自己的谋生方式而感到羞耻，因为在他所处的社会之中，所有人都与他一样，忙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你无法根据外表对任何人做出判断，虚伪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律师是一门诚实的行当，我的也是。他和我一样，都在以双重身份行事，既打击流氓，也帮助他们。仅仅因为这样做比较合适，我们就应该保护和鼓励骗子的行径，因为我们以它们为生。”总而言之，贪婪已经渗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在贪欲蔓延的过程中，腐败也逐渐滋生。每个人都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欺骗他人。也许盖伊与布莱希特的剧本只是一种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却未必与剧本相去甚远。只要想想18世纪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众多丑闻就会发现，两位作家均未利用自己愤世嫉俗的言语进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继信用崩溃之后，国际足联和国际田联又被爆出存在高级官员收受贿赂与财务舞弊的行为，人们很容易因此变得情绪失控。一旦牵涉其中的所有主要人物屡屡否认自己曾经收受贿赂时，这种情绪便会来得更加猛烈。《马哈哥尼城》在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布莱希特透过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眼中的古怪美国：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贪欲之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行为的唯一仲裁者就是金钱。布莱希特之所以会选中美国绝非偶然。一方面，痴迷于经济发展的美国社会很快便声名在外，而另一方面，美国商界的残酷同样闻名于世。人们以极其危险的速度积聚或散尽财富。这是“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留下的后遗症。当时，繁荣的股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贪婪的浪潮，最终引发了灾难性的华尔街股灾。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是布莱希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他最为知名的剧作，1939年出版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也是如此。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马哈哥尼城的道德准则与法律制度均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之上：有钱便是重要的社会成员，没钱就是社会的败类。对于那些手中握着待售商品与服务的人来说，通过何种手段来攫取财富根本无关紧要，他们只关心如何才能尽可能迅速地将现金从富人的口袋中掏出来。只要供应能够满足需求，那就无需过问。然而，一旦手里没有了现金，你就会像剧中的吉米·马奥尼（Jimmy Mahoney）那样，在顷刻间发现自己已沦为贱民，不能再指望着从以前的朋友和熟人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他们最终会一个个地离开自己身旁。在一个崇尚财富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尽量避开别人的不幸。布莱希特认为，马哈哥尼城是典型的资本家的“天堂”。在那里，没钱就是罪过。即便我们觉得这有些牵强，但是现代社会也常会从类似的角度来看待人们要求获得福利的行为。就仿佛贫穷且需要获得经济支援完全是个人造成的错误，而非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右翼政治家尤其对失业者持有这种看法并且倾向于传播这种观点。在经济紧缩的文化中，贫穷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吉米与朋友们从阿拉斯加来到这里。在卖力工作7年攒下一些积蓄之后，他们受到了城中商界的热情欢迎。商人们十分乐意并时刻准备着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在城里，什么都可以买卖，摆阔是一种常态，人们喜欢大张旗鼓地宣传所有事。友谊、性与爱情都被纯粹地视作是一种金钱交易，马哈哥尼城已经将正常的人际关系隔离在城外。莱奥卡迪雅·贝戈比克（Leocadia Begbick）其实就是个拉皮条的。他在将一个名叫珍妮的妓女介绍给他们时，就明确表明了这一点：“这个姑娘是为你准备的，奥布赖恩先生。要是她屁股扭得不好，那你还不如用这50美元去买吐司奶油牛肉！”奥布赖恩还想继续讨价还价，但是吉米接受了这个价格并因此买到了虚假的爱情，只要预付50美元。这群伙计们开始狂欢，他们酗酒、赌博、暴饮暴食，只要兴致一起便开始滚床单。这样的生活方式极具诱惑力，只要你能付得起钱。而且关键的是，在他们还能付得起的时候，只要现金流不断，“爱情”就不会消失。
当然，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他们倾向于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最为阴暗的一面，认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公共腐败与个人腐败。在布莱希特等人的眼中，资本主义会激发出人性中最为丑陋的一面，它以牺牲人际关系为代价，为贪欲提供了一个公然蓬勃发展的环境。在他的戏剧中，资本家会公然炫耀自己的动机。他们追逐金钱，并且会竭尽所能地去攫取金钱。正如布莱希特在《三毛钱小说》（The Threepenny Novel，音乐剧的后续作品）中对于一个不法商人的挖苦：“他从不碰任何肮脏的东西；他总是戴着手套。”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家往往极其擅长将自己的贪欲隐藏在某些显而易见的利他动机背后：公益事业以及它所创造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就业机会，或是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与舒适的产品或服务。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心知肚明，布莱希特亦是如此，但是他拒绝被其所蒙骗。在他眼中，这些代表了一种通过牺牲别人来换取财富的反社会欲望。前文所提及的绿地开发、水力压裂技术或是北极石油勘探等问题中都能找到这些理由。问题就在于，多数时候，我们都对此表达了赞同，或者至少通过使用这些商业活动的产物表示了默许。贪欲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日益凸显，无论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或是正在寻找它的踪迹。因此，我们有必要知晓它已经并将继续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现今的文化冒着被人认为是过度说教，也许甚至是严格刻板的风险，将延时满足拒之门外。商界的主要目标之一似乎就是将延时满足这个念头从我们的经验之中抹除，而且它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由于在线订购可以大幅缩短交货时间，企业便会在广告中夸耀这一点：轻点鼠标，产品即刻出库，一般不出几个小时便能送达客户手中。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在互联网上下注，而且不必等待太久，便可知晓下注的结果。如果你的运气不佳，那么银行账户的扣款详情也会同时显示在屏幕上，因为建议的赔率只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摆渡人》中那个倒霉的主角就几乎逢赌必输）。我们期望能够立即满足自己想要拥有某物或是做成某事的欲望，因此，一般而言，商店每周7天开门营业，并且推迟关门时间，在很多情况下甚至24小时不打烊。当然，网店更是全天候在线，在你打定主意消费时为你提供帮助。延迟满足被演绎成一个应该被逐出我们的经验，至少是购物经验的敌人——在消费社会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吗？
不是说延迟满足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它未免有些过于严格、刻板。但是，社会越是教导我们相信必须等待欲望获得满足是一种罪恶，我们就越有可能屈从于自己的贪欲。贪婪的人根本不愿等待。他们的字典中本就没有收入“耐心”二字，他们希望尽快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这一过程最好无限延续下去。商界自然乐意应允。在这种对延迟满足持否定态度的文化中，贪欲获得了蓬勃发展。请注意，1月份的销售广告就常常怂恿我们趁着特价商品还有库存，抓紧时间购买。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证明，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经历一番等待之后再去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除非你本就是冲动行事之人。根据由来已久的销售传统，购买同款产品的所有人都在就贪欲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维持可接受的贪欲与不可接受的贪欲之间的必要平衡。如果不想让自我中心性成为个人行为或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这种平衡便不可或缺。除了新自由主义者之外，我猜，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更愿意见到周围的自我中心性有所减少，而非逐渐增加——无论它是否是人类进化产物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贪欲与眼下的利润动机，为人际关系奠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基础。即便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未必会一直如布莱希特所声称的那样糟糕，但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确是如此。贪婪的世界为我们设下了各式各样的陷阱，如果想要怀着一颗正直之心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那么了解这些陷阱的运作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贪欲会带来痛苦与不幸。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控制贪欲？第二章贪婪的根源：欲望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有一17种无法阻挡的欲望一直在激励着人类，那就是对于生存的渴望。霍布斯认为，人类生而便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就是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除非存在一股足以令我们屈服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够对其进行严格约束，并能确保我们将继续服从它的统治，否则，我们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不自觉地牺牲他人的利益。然而，即使在最强大的政府的控制之下，贪欲作为人类自我中心的一种体现，依旧会表现出来。生存本能的异化——个人欲望已成公共秩序的最大威胁
商业大亨们全都敏锐地意识到，对于资源的食欲越大，我们越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抢到更多资源，从而拥有更大的掌控他人的权利。这就是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提出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由占有性个人主义引申出的私人财产权已被写入了现代政治体系之中，根据该体系，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如麦克弗森所言：“政治社会成为了一种用以保护个人财产、维持有序交换关系的精心设计的手段。”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贪婪心理根源，即便我们未必赞同它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贪欲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许财产私有制会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唾弃，但是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却已近乎成为西方社会每一个人所迷恋的梦想——要是还能再配上一个大花园、一块私有土地，那就再好不过了。鲜有人不会生出这样的渴求。
财产所有权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热衷于维护这种权利，因为它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抵押贷款是一桩大生意，银行高度依赖抵押贷款市场的营业额来增加利润，以此令股东们满意。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可以从中收取巨额利息，抵押贷款的利润率可能会变得非常可观。它的缺点则是，一旦抵押贷款行业失控，便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上的连锁反应。2007年8月爆发的所谓的“次级信贷（sub-prime loans）”危机就迅速引爆了这种反应。最终，次贷危机演变为“无节制且不知足的贪欲”犯下严重错误的典型例子。银行违反与此类贷款相关的经济常识，将贷款发放给了低收入、高风险的贷方。当债务人大举违约之后，所有人全都必须在经济紧缩的时代自食恶果。这件事让银行体系陷入了一个相当混乱的境地。为了避免关门大吉，许多银行均要求政府实施紧急财政援助，理由是它们因为规模庞大而不能倒闭，如果政府放任它们自生自灭，那么整个经济都将面临重大风险。由于金融业一向反对政府插手它们的事务，认为这种做法会使自由市场的运作失真，现在这个结果就颇具讽刺意味了——遭到它鄙视的体制现在却要来拯救它。并不是说，经此一劫之后，贪欲已被逐出了金融行业，它依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如往昔。将这种贪婪特质表现出来的欲望早已深植在从业者的心中，即便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也不会偏离它的正常轨道。霍布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所涉及的人性所展现出的精神状态。
普遍的欲望一直是现代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其中的许多人，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已将其视作是一种应被给予最广泛的表达空间的驱动力。不论是从欲望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压制欲望或是镇压人民都是一种反社会的活动，而且人们也提出了各色的观点来提高整个社会对欲望的宽容度。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从同性恋的角度入手，概述了自古典时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由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各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程度也有所不同。可以说，社会对于女性的性欲的态度亦是如此。一般而言，女性的性欲会在父权社会中遭到压制。社会经常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若表达与性事有关的欲望变得更为容易，这便会受到更广泛的民众的欢迎；但另一方面，支持自由表达一切欲望——如贪欲——的主张则更成问题，如果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做过了头，就会对公众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削弱社会纽带。
德勒兹和瓜塔里声称，我们应该将自己视作是一台“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s）"。文化试图驯服并且控制我们，从而阻止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挫败它的企图。这种说法承接了弗洛伊德所谓的“被压制之物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弗洛伊德认为，欲望虽可被压制，但却无法彻底根除，它最终会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且如同弗洛伊德所警告的那样，它所选择突破的方式未必见得有多积极。压制是“自我与呈现在其面前的一些想法之间……的不协调性”的产物，自我试图排斥这些想法，但是未能成功：“此类抗拒无法彻底浇灭那些想法，而只能将其压制到无意识之中。”然而，我们不能总是假设所有欲望都值得表达：虐待狂与精神病患者具有强烈的伤人甚至是杀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完全不符合社会利益。与我们所有人一样，法西斯主义者也有欲望，但是允许他们表达这些欲望的社会与我们设想中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是对立的，不管一个民族政体有多么自由，它仍需在可以允许个人做什么这个问题上设定底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欲望是自然的产物，哪些又是后天形成的（贪欲是我们在此最为关心的一个相关例子）以及社会应给予两者怎样的自由度。不论前几代人通过什么法律来规范个人行为，这些是所有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为一个历史时期所接受的行为也许会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遭到过于严格的限制或是过于宽容的放纵。在这个方面，有关同性恋行为的法律为我们提供了一则有趣的案例。1967年前，英国将同性恋列为犯罪行为，但是自那一年起，它遭到了许多次公众的抗议，直到2014年，英国、威尔士与苏格兰最终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这是差异性与多样性在面对歧视势力时所获得的明显胜利。在吸食毒品问题上所发生的态度转变也是一则有趣的案例。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喜爱吸食鸦片酊。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药店甚至公开出售鸦片酊。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与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等作家可以轻松地定期获取鸦片。前者便在《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中明确记载了这一点。事实上，偶尔吸食鸦片的知名公众人物的数量惊人。这种行为很可能会遭到现代社会的斥责，因为它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但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它必将成为争议不断的话题，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争辩，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我们在21世纪所面对的情况也不例外。
霍布斯根据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提出了国家理论与最有效的政体的构成形式并因此变得有些声名狼藉。对于霍布斯而言，生存本能是人类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利己主义是它唯一关心的内容，它会使人类在不断的竞争中反目成仇，从而可能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人类个体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人身安全最大化，并且试图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在霍布斯的观念中，生活是一场为胜利而生的苦战，而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只关注自己的幸福。如果所有人都以如此强硬的方式参与竞争，个人的人身安全就几乎不可能得到保证，争斗永远也不会停歇。霍布斯认为，所有公民社会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护公共秩序，从而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受到他人永无止境的阴谋的威胁。
可以这样说，霍布斯的假设中并没有什么能够特别引发争议的东西。确保公共秩序是所有国家均需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公正秩序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整个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公共秩序的表现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但它始终是我们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鲜有人会不赞同这样做的必要性，也许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除外。但是当我们开始思考霍布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时，问题便出现了。霍布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权。他认为，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它极易受到无法预测且变幻莫测的舆论和竞争派系所施加的影响。对霍布斯来说，差异性与多样性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挡在政治大门之外，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混乱。相反，他推崇的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绝对统治者的概念：我们现在称之为独裁或极权的政体。在霍布斯式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将自己的自然权利永久地交给了当时在位的君主及其继承人。君主的意志不容置疑，君主集万千个人权利于一身，他享有无论如何行事均无须惩罚的特权。在霍布斯看来，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别人——这种可怕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上演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谁也无法感受到彻底的安全。尽管绝对主权无疑将十分严苛，但是霍布斯认为，它绝对比缺乏任何有效的保障、任由危险潜伏在每个角落的生存状态更加可取。可以说，这种情况值得我们付出放弃自然权利的代价。
霍布斯的观点假定，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会受到对于权力的贪欲的驱动：握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存变得更加安全，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所有人都受到了同一种驱动力的驱策，这种贪欲永远也无法获得完全的满足；对于社会的平稳运行而言，这未必有利。然而，民族国家的行事风格中往往带着对于权力的渴望，这一点从它们不断扩张疆域的行为中便可见一斑。没有任何一个全球性的主权国家能够约束所有国家——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它只能对各国提出劝诫但却无权强迫它们遵从自己的提议。因此，国与国之间会发生，而且经常发生纠纷。毕竟，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我在撰写书稿时便能举出不少例子证明，对于领土的贪欲往往是引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
你不必太过耗费想象力，便能以类似的方式来审视商业世界。商业大亨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肯定是，他们在同一种冲动的驱使下，总是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商业帝国的版图，统治所有的竞争对手——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现代历史中充斥着这样的个人，商业世界也旨在鼓励这种行为。永远没有什么能让商业巨头觉得满足，他不得不假设自己的竞争对手正在不断密谋着要削减他的市场份额，夺走他的权力。如果想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是竞争环境对竞争参与者们提出的要求。哪怕只是片刻的松懈，你也会很快被人甩在身后，因为人们认为危险潜伏在这个王国的每一处角落。因此，从商业巨头的角度来看，贪婪便成了企业发展的必要特质，一种相当于“自然状态”的生存机制。一般而言，公众们认为，如果想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商业世界就必须采取这种运行模式。也许，对于我们所创造的这种社会来说，贪欲确实必不可少，但是这种想法却无法令人感到宽慰。压制还是满足？——如何处理“棘手”的个人欲望
德勒兹与瓜塔里围绕“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这一主题所撰写的两本书《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与《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法语原版分别于1972年与1980年出版）在知识界引发了相当大的轰动。两本书均声称，现代世界致力于在意识形态上压制人类的欲望。它们代表了人类想要抵抗文化中那些旨在压制欲望的各种制度的不懈要求，并且秉持了一种新颖——乍看之下不切实际——的立场，建议个人将培养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智识压制行为的手段。不过，他们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来提倡精神分裂症，因为它必须配以一定的政治议程才有效。德勒兹和瓜塔里将他们所提出的精神分裂症与被他们称作“可以在精神病院中见到的人为的精神分裂症——那些穿着破衣烂衫、被迫表现出自闭症行为的跛脚的家伙”进行了比较。他们眼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具破坏性。他的目标就是挫败体制所拥有的权力，使其无法利用这种权力来迫使民众随大流，不然的话，体制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控制，使他们以可以预见的方式行事——一如霍布斯所想的那般极其令人称心。精神分析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它的前提便是世间存在“正常”人格，一切有别于正常人格的人格变体都不为世人所接受。正如保罗·沃黑赫（Paul Verhaeghe）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将正常状态视作理想状态”，它意味着“从意识形态上对人类应当如何行事这一问题所给出的限制”正在发挥作用。多样性与差异性被视作是内部敌人，是对于意识形态不可靠性的预警，因而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这样一种对正常人格类型所做的假设，而且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俄狄浦斯情结象征着一种在现代文化中运转并且影响日趋广泛的趋势，这种趋势试图完全抹杀那些与众不同的行为。在统治阶级的眼中，与众不同就是一种威胁，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统治阶级的群体力量戏称为“俄狄浦斯”。他们称：“俄狄浦斯认为，理应对欲望机器进行绝妙的压制。”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反俄狄浦斯”的支持者，建议我们抵制当权者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行为准则，并且采用可以挫败该体制的不可预知的方式来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遵从本性，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才能将俄狄浦斯作为应被压制的主要代表之一，从而抵制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背后那种试图控制他人的权力的贪欲。德勒兹和瓜塔里驳斥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欲望是“缺乏（lack）”的产物这一观点，虽然这种短缺的观念似乎正是贪欲常见的呈现方式：对于我们尚未拥有的东西的渴望，例如金钱、名望或权力。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欲望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只要能够设法摆脱压制，它便能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产生威胁，而且他们认为这种欲望理应受到欢迎。
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欲望所面对的却是“没有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一个由“缺乏生产力、毫无劳动成果、无法形成、不可消费（the unproductive,the sterile,the unengendered,the unconsumable）”等反社会特征所构成并且“将一切剩余价值留给自己”的实体（霍布斯理论中那些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体就是这样做的）。我也曾在其他地方提过，这句话最适合用来形容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曾对剩余价值的分配进行过抨击）。但是如果将贪欲视作是一个抽象实体，那么也可以说，它从多角度对贪欲进行了描述。显然，贪欲试图将所有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并最终成为其所在社会的寄生虫，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逐渐消耗社会资源。贪婪的人会不断索取，而非给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既缺乏生产力，又毫无劳动成果（这种描述也适用于罪犯）。避税现象，尤其是较富裕阶层的避税行为就是态度的典型体现。如果能够逃脱处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绝对希望能够在给予更少付出的同时，从社会中捞得更多回报。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我们不应放任自己成为此类行为的奴隶。相反，他们建议我们接受“游牧主义（nomadism）”的观念，拒绝被任何特定的活动、生活方式或观念所束缚，像传统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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