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莲香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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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性(一)——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第一版)试读：
前言
在此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乃“中国人民族性格与中国社会改革”课题组集体之作。“中国人民族性格与中国社会改革”课题，系“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自1986年12月起，用去两年时间，十来位课题组人员之智慧和颇多努力，终以《中国民族性》的问世而吿结束。
作为课题成果的《中国民族性》有两本：其一为“历史量表”或称资料集，把历史上有关研究中国人的主要著作及其主要观点制成表，同时收进了王容芬同志为课题提供的M．韦伯谈中国人的论文；其二为“论著”，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形成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基本观点。
这本“历史量表”意在给人们勾勒一个历史上有关研究中国人的主要观点及其主要论据的详细图表。表中共有71个人物，500多个观点。
本量表是以人物为线索，选其主要观点及其主要论据构成。其编排方式是以年代为序，首篇著作发表年代在最先者，名列首位，发表年代在其次者，名列第二，依此类推。
收进历史量表的主要观点及其主要论据，是从有关作者著作中选取的原文；作为小标题的观点，基本上是作者原文中出现的用语，以此保持量表的真实性和可用性。
量表是遵循作者原文原意制作而成，因此，量表中的观点有不少是相互对立的，对中国人身上类似的现象，有人颂为美德，又有人贬为不德或恶德，等等。但所有对立的观点，都编进了量表，以如实反映对中国人研究的历史面貌。
在研究者观点有明显重复的时候，压缩了部分研究者的论述而只摘其观点，因此，量表中出现了观点论述不均的情况。
还有，对那些令人不快却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人的观点，也统统编进了量表。
在已有的历史资料中，尚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和文化人对中国人作了很多研究。为了篇幅适当，未能编入量表。
显然，表中的“观点”，有一些只是表述上的不同，而其意义却无甚区别，比如，“人本位”、“人文主义”和“以人事为中心”等。故此，量表中的“观点”虽然极多，但不免有内容上的重复。
本书目录基本上依据历史人物的首篇论著的题目编排，个别的取名于该人物的观点。
无论如何，希望本量表能在吾人研究中国人上起到启发人、激励人的作用。
参加量表制作工作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许风海、郑为德、苗少波、罗新、袁方、唐顺益、彭泗清。他们为量表的制作，花去很多业余时间，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实在是难得的。
日本友人和学者南博、福武直、阿部幸夫、佐藤毅、太田喜晟、青井和夫、斋藤秋男、山本武利、金津泽聪广、片冈公正诸先生，在我回国后赠予的书刊有百余册，其中大量是有关中国人特点及日本人与中国人比较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徐鸿浜同志为课题无私提供资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于硕同志，在书海中寻找“为我之物”，为课题收集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颖、李淮春同志为课题成果的问世积极提供条件，均为课题作了宝贵的贡献，在此一并致以深忱谢意。沙莲香1988年12月中国和中国人（1849）［英］亨利·查尔斯·萨（Henry Charles Sirr）●孝
孝是不论贫富贵贱而普遍奉行的，子女们即便是在自己身不由己的时候，也要设法使父母生活更舒服。奴婢把工钱细心地存起来，以赡养双亲，这种事在中国是很平常的。
在中国法律中，父母犯了国法，子女可代为服刑。中国的司法官在抓不到犯了罪的子女时，就把他们的父母抓进监狱，以待犯人在听说父母被捕后来自首。
不论贫富贵贱，对中国人来说，最忌讳的就是不孝。不孝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或许这是出于一种政治动机吧，那就是：对活着的双亲的轻侮会导致对为民父母的天子的不敬。
由于担心没有孝心，先哲的言论中论孝的话比比皆是。在严格遵奉古圣贤的训示方面，中国是最好的国家。●贞节
不仅地位低的人家的妇女要守贞操，否则会受各种各样的惩罚，就是高等人家的妇女，为了剥夺其放纵的机会，也在小心地保持贞节。女子被置于不公正地位的事情不绝于耳。●获利
获利，是中国人最大的期望。言语行为没有诚意，为了致富不择手段，对一切都以猜疑的目光去看。狡猾、嫉妒之深使人叵测。●没有公正
横暴不逊地对待弱者，没有公正执法的法官，对强者却又奴颜婢膝。告状时，如果被告的是富贵人家，除非是告到京师并等候天子亲裁的大案件，否则没有受到公正裁决的机会。●欺诈
上下各阶层都沉溺于赌博之中，欺诈是每日的游戏。中国小偷的巧妙、大胆、机敏早有定论，鸦片带来的罪恶更不堪言。
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仿佛最高权力者一样，支配着中国人的心灵，进而种种恶魔打败了好鬼。但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国民，在中国人那里既看不到、听不到也读不到恶的专横跋扈。●福、禄、寿
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所有中国人都怀有三个愿望：
第一，名声不朽，灵魂进入受人祭祀的行列；
第二，拼命工作，哪怕是靠偷和骗，也要买上标志致富的土地；
第三，希望自己长寿，并将自己辛辛苦苦积下的财富供子孙们享受。
即福、禄、寿。●宿命
中国人像土耳其人一样，是宿命论者。有一次，一广东华商拜访一英国人，正抽烟谈天时，有人飞报他的装满贵重商品的仓库着火了（中国没有火灾保险），该华商冷然道：“没关系，该烧的就烧了，不该烧的烧不掉。”然后，又静静地抽起烟来。类似的例子不少。●能吃苦
中国人还是非常能吃苦的人。与丢失财富相比，中国人更能忍受身体上的苦痛。鸦片战争中，英国士官看到了中国人吃苦精神的各种极端实例，与其做“红毛蛮人”的俘虏，不若去死。（《中国和中国人》，1849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中华帝国追想（1854）［法］古伯察（Regis-Evariste）●软弱性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傲慢、尊大、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症。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讲礼节
中国人拘泥于无意义的礼节和繁琐的做派，中国人喜欢像机器人那样行事，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规定的做派。礼节是中国国民性的明显特征。●易走极端
虽然在中国看到的歹行，在其他国家、民族中也能看到，但中国人更为极端。比如赌博，中国人在输光了钱后，用衣服抵押，直到赤身裸体。不存在没有赌场、没有职业赌徒的村子。●对宗教漠不关心
中国人对宗教漠不关心，中国人对宗教根深蒂固、发自内心深处的漠不关心，除非有机会进行实地研究，否则确实难以想象。
即使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在没有查禁的澳门、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等地，与内地相比，也看不出有更多的皈依基督教者。在马尼拉的中国人，改宗教者之所以多，是因为在西班牙统治下，只有基督教徒才能同土著妇女结婚。一旦回国，就将妻子和基督教一起抛弃了。
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中国人的视线完全固着于利益之上，获得大小利益的热望吸引了他们的全部能量，热切追求富和物的快乐而无暇他顾。神、灵、来世，他们完全不信，甚至从不考虑这些。虽然有时他们也看道德书、宗教书，但那只不过是为了打发时间，是与抽烟喝茶同样的。全心信仰基督教原理、超度、来世生活之类的话，虽能给易动宗教感情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却无法唤起中国人的好奇心。中国人对什么都能接受，什么话也都听，但一点也不响应，也不提出异议。他们把一切都当作真的、美的、伟大的，他们慷慨激昂地抨击偶像崇拜，拥护基督教，嘲笑沉溺于梦幻现世利益的人，赞美新的全知、全能，诉说从神那里得到的永久的快乐。如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认为他们是热心的基督徒，然而，事实却不完全如此。他们的诉言绝对不是认真的，也许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心里没有抵触的东西，但他们从不把宗教看作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只不过是取乐的话题而已——并不看作是切身的问题。中国人对宗教的漠不关心，发展到了对教义的真伪善恶毫不介意的地步，宗教感情已经枯死了。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进行追逐的时髦而已。
宫廷中的文官嘲笑佛教的念佛说，这好比是犯了罪的人在法庭上叫“老爷、老爷”，以求法官饶恕。神佛崇拜破坏了，当权者自己就在教给老百姓无神论。
由于宗教的情操从国民心中消失了，所以儒道佛三教同时失去了权威，教徒们成了怀疑的、没有信仰的人，堕入了信仰无差别主义的深渊。宗教的议论已经完全消失，全中国的国民都提倡三教一体的公式，全中国人都同时既是儒教徒、道教徒又是佛教徒，或者毋宁说他们什么教徒都不是。他们把一切的信仰斥之为独断，而只凭腐败堕落的本能生存。读书人阶层的志趣就是把玩儒教经典，是残存的古代教徒，但这只不过是早已湮灭的感情的遗物而已，读书人在知道对方宗教与自己不同后，那在一块儿时寒暄的话是“不同教，同理”，这句话最好不过地表现了中国人的颓废的怀疑。信仰对于他们不过是兴趣，甚至时髦。●重刑罚
作为国民类型体现的法制，也是个人品性习惯、本能的忠实反映，中国的法制就是与中国人的唯物质论相应的法制。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对于过去和未来概不关心，过一天算一天，发自心底的怀疑主义，对人类道德的不在乎，全副精力集中于敛财，因此不言而喻的是，他们不可能支持基于义务观念的完善的法制。中国的祭祀不能叫做宗教，因此不对国民施以严酷的法律，就不足以教给他们守法的足够的道德观。因此，笞杖在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典里都是必不可少的用具。在中国法律中，就是纯粹的民事法和行政关系法，也必定呈现出刑法的性质。可以断言，刑罚过度的时期，社会状态一定不好。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个原则的佐证之一。●没有宗教感情
棺材对于死者是第一必要物，对于生者却是赏玩物品。富裕的人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放在屋内。放在屋内的棺材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一具漂亮的棺材以便他们喜欢。快死的病人头枕着枕头，眼望着棺材而感到满足。中国人在临死时惊人的冷静，没有任何激情苦闷，平静地走向死亡，恰如油尽灯灭一般。中国人的这一特点，首先是因为他们是黏液质，其次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感情”而视死如归。因为不考虑神灵，生活中无甚深沉之爱，没有来世观念，没有永别之悲痛。●迷信
中国人如此对待宗教，对待迷信又如何呢？对迷信的信仰也决不更强，遇到天旱，知事发布命令，要人民不要饮酒食肉，让各户念咒求雨。倘若不下雨，就搭戏棚，演迷信戏，如果还不下雨，就用木、纸扎成龙，排成一字行。如果龙顽固不听请求，就把它撕碎。嘉庆皇帝在位时，北方大旱，虽然作了各种龙阵，仍不见效。于是皇帝发布敕令：将龙神发配到伊犁河。当龙神悄然向土耳其方向横穿沙漠时，北京的朝廷开始怜悯起龙神来，于是请求嘉庆帝慈悲，宽恕龙神的罪过。皇帝取消通告后，使者奉敕令急速追赶龙神。恢复了龙神原有的地位，但作为条件，龙神必须更加尽责。现代中国人是真相信如此怪异的习惯吗？肯定不是这样，这种事情只是外在的，是毫无意义的示威。中国人是遵古的国民，祖先定下的规矩是绝对不许改变的。
中国的事情中值得赞赏的一点是，十分珍惜写有文字的纸，连小孩子都有这样的习惯。不能认为这与迷信的观念有关，我们应该解释成他们十分尊敬形成文字的人们的思想。●商业性
中国人还是商业性的国民。上述只不过是唯物质主义的一种而已。中国的东西南北、春夏秋冬，无时无地没有市场，中国国民性就是做买卖的命。中国人有钱的爱好，无论多么少的积蓄也不浪费，喜欢投机和钻营。富于心计、伶俐的中国人很会抓住买卖机会获得利益。店铺的账户坐着的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生来就是掌柜的。小孩子最早想要的东西就是钱，他们最初动脑筋琢磨的就是钱的名堂。中国人天生喜欢做买卖，这种爱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会拿笔时先写数字，能说话会走路，马上就能做买卖。游戏中也是买和卖，所以后来就成了商人，对摆弄玩具的小孩也能托付重要的商事。
虽说中国人狡诈、圆滑，但这种性质在商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欺诈是非常普遍的，成了一种习俗，所以谁也不是受害者。诈术不外是“阁下果然聪明果断”之类的问候话。但欺诈，不守信用主要是小商人所为，相反，大商店都是非常方公实直的，恪守契约，足以使外国人感到惭愧。（《中华帝国——鞑靼、西藏旅行追想续编》，1854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中国人及其叛乱（1856）［英］密迪士（又译：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非功利主义
古伯察断言中国人缺乏宗教感情和信仰，怀疑人，对一切人类道德漠不关心，除了攒钱，没有其他能力，沉溺于物欲之中，沉没在俗世的趣味中，而且热心追求富和物的快乐等，是对在中国所看到的事物的极其浅薄的考察。所谓“全中国人都是勤奋的、孜孜追求利润的、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者”，这种说法居然得到英、美学者的支持。这种断言是毫无根据的中伤。请问英、美、法的国人们，伦敦、纽约、巴黎的市民在追求和角逐什么？难道他们不是在“追求富和物的快乐”，不是“沉溺于物欲之中”，不是“勤俭的、孜孜追求利润的功利主义者”吗？为什么叫英国人掌柜的，叫美国人Dollarhunter呢？为什么伦敦有上万妓女，巴黎有庞大的卖笑组织呢？
中国人所具有的恶德和缺点，与西洋国民所具有的相比，种类相同，程度也无二致。如果说中国大众“耽于物欲”，“热心追求富和物的快乐”，那么，英、美、法等国的国人也是如此。或许有人说，在西洋，孜孜追求利润的多数人具有宽仁、公德和深沉的正义感，可以晓以大义和充分依赖，为了人类的进步，可以不惜押上全部积蓄乃至自己的生命。但是，同样的公德和正义感在中国的追求利润的大众中也能看到。正如英、美、法的国人中只有少数人是天性崇高，本着崇高的动机行为，追求崇高的目的，为了善而默默地、不屈不挠地工作一样，这种人在中国也是极少数。中国国民也是由众多的男男女女组成，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表现出各种复杂的特点并非不可思议。●有信仰
说中国人缺乏宗教感情，如果是指即使把孔子牌位、佛像与基督、马利亚的像调换，他们也不在意的话，我没有异议。但是如果“缺乏宗教感情”指的是中国人没有永生的渴望，没有对至善至大事物的景仰，没有对至善至大事物的敬意，没有对至高至圣的灵魂的祈求的话，我就不敢苟同了。宗教感情正如耳目一样，是人性中天然具有的东西，中国众多的寺塔、伽蓝不就是宗教感情存在的证据吗？听到孔子也要下地狱后，说“假如像我们的圣人那样至贤至善的人果真下了地狱，不如我们也下地狱吧”的中国人，听到义和团的主张和进攻后，高叫“他们休想夺我国家，他们休想夺我国家，邪不压正”的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大量存在着对真理的信念，对善献身的证据。
另外，众所周知，中国人不靠blows解决争论，而诉诸争吵。中国人之蔑视物质与西方相比，很明显是唯心主义者。中国人的伦理亦复如此。
威妥玛说中国人是勤奋的、孜孜追求利润的、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者，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
中国人在物的科学方面不够进步并不是像威妥玛所说的那样是心灵的“无能”或“智能低下”的缘故，而是尊重智力的、道德的东西，相反则无视或蔑视物的东西的缘故。
传教士古伯察说中国人无信仰，而翻译官密迪乐说中国存在宗教感情，这只不过是表面的肤浅的对照而已。（《中国人及其叛乱》，1856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诱人的课题——中国国民性（1858）［英］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无宗教信仰
我并不想在这本书中奢谈中国人的国民性，那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世上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但没有比中国国民性更诱人的课题了。
天子及其官吏根据中国王朝的古老传统要参拜天地，人民在佛像前焚香，崇拜祖先，但是，通向大学即官阶和仕途的唯一道路是科举，考试中并不教授迷信。中国人既参拜佛像寺院，也参加罗马教会的集会，可以参拜天地，也可以列席美国教会的集会。和“全能”的僧侣在一起，天旱时请雨神，表明了中国人对偶像的玩世不恭和半信半疑。儒教中没有灵魂不灭的说法，没有来世报应和原罪说。中国人在日常事务外随手点缀一些迷信，中国人既对偶像叩头，又要敲打偶像的头和身体，以侮辱偶像，并且毫不含糊地为自己辩解。即使是僧侣，也在偶像前抽烟，嘴里还说：“菩萨受烟火即是抽烟，我抽烟怎会是对菩萨无礼呢？”●说谎
无论是谁也会意识到，说谎是不好的行为，被人知道后要感到羞耻，心里明白自己说谎是应该受到万人指责的反公德的恶行。但中国人并不教授这样的情操，对于他们来说，某个特定的谎话只对听谎话者有特定的害处，“谎话是自身合法的东西”。不必担心对中国人说谎会激怒中国人，不必有惭愧的念头，他们也不否认有说谎的事实。中国人说“我不敢对您说谎”时，事实正相反。对中国人说“您经常说谎，你现在又想说谎吧”，就相当于对英国人说“你很幽默，现在又有什么好笑话了吧”。●缺乏礼节
在公共场合，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缺乏礼节的了。中国的百姓一点也不讲礼让，他们不理会行人，也不让路。有时，上层人物在面临重大问题时也不重礼节，他们不总是按礼节行动的，这实在是对日常生活的尖锐讽刺。正如剧中演出已亡王朝的事件一样，他们的礼节也是在剧中演出的已经灭亡的道德，作为尊重他人的道德之一的礼让，也和人道、自我否定一起灭亡了，只在“所作事”中残存着。中国政治家的生涯和公文只不过是微弱情操及腐败的痕迹。他们可以一边讲孟子的书一边使人头落地。他们私吞治水费，让土地被洪水淹没而不叹息。大官在前，小官步其后尘，他们把因过失致死人命者处以死刑，而对眼前的溺水者置之不救。中国人常对朋友的死报以哄笑。●孝
中国人的道德中只有一个最发达，就是由义务和情操发展而出现的一种道德，甚至是宗教的孝。一家之父是中国人唯一的神。假如孝可以净化人心，是引导万人的东西固然好，但是中国人毫不含糊地用祭祖来攫取他人的钱财。经常能看到孝子是歹徒。●无道德
研究中国道德的大学问家经常说，中国的道德是十诫的道德，儒教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其实不然。“中国人在越出自己家族后，没有义务观念”，中国人非常清楚盗窃杀人的危险，中国人知道在商业活动中，“诚实是最高策略”，不可失了“面子”。但是中国人不认为强盗、海盗是可恶的职业，不认为腰缠万贯的高官是没廉耻的家伙。“违反自然法的罪行，在中国不被看作是对国家犯罪，只是对个人犯罪。”中国人不认为盗窃和伪证是冒犯天帝和菩萨的行为，中国没有我们奉行的崇高原则。“对于个人的行为，如果不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去推想，肯定是不恰当的。”不能陷入“语言不是事实”的谬论中。“物质保证和只顾眼前的自私是来束缚他们的唯一羁绊。”［《中国》（通信集），1858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东方宗教（1872）［美］约翰逊（Samuel Johnson）●肉体性
有着庞大人口的汉民族，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体质类型上是同一的，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独特文明，与其他亚洲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印地语民族的心灵特性是头脑的（Cerebral），那么汉民族的特性就是肉体的（Muscular），印度民族是蔑视物质的、厌恶肉体拖累的幻想的、形而上学的民族，汉民族则固着于现实事物，是固着于“世界是最平易的事实，无须证明”，“世界是永无安息的纯粹活动的世界，一切原子都是实在的有价值的，是对家庭、社会有用的取代诗、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世界”的功利主义者团体。印度有的是头脑和纯粹的思索，中国有的是肉体和纯粹的劳动。
中国人精神作为肉体型或劳动气质有三个特征：孜孜不倦的工作本能，水准固定的同一性，小心翼翼的慎重。●执拗心理
中国人几乎不随时间空间变化的、方方正正的面部，阴郁的表情，下垂的眼睑，平坦的脸，毫无生气的风度，有点肥胖、壮实的、忍耐力强的体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阿拉伯人明澈的眼睛、敏捷优雅的举止，印度雅利安人幻想的忧郁、典型的感受性和西里西亚人卓绝的容貌、泰然自若地充满自觉期待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应于中国人这种特征的是黏液质的、无兴趣的、固着于外来和现在事物执拗的心理类型。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停留在一定的有机习惯的平面上，超不出规则的形式主义而达到理念的自由。
印地族的世界创始论是认为世界发源于神秘思想，摩耶献身形成万物，但中国人跳出了创世的框架，认为世界有形成自己的能力。在中国人那里，思考是对现实事物的、人类事物的把握，中国人以其实证的可见的工作，成了人类中最好的一部分。●身体化观念
中国并非纯粹的物质主义者，中国人怀有远离具体的观念，但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思考自己的权力和发展，正如印度人不能摆脱抽象观念一样，中国人也无法摆脱身体化的形式，这可在文字和语言方面得到充分证明。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观念和体化物、抽象与具体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中国语不过是两千年来单缀语的堆积，像在最低级动物的生活中那样，汉语的功能没有分化，观念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如果不在人们心中区分开就难以划分，人的作用对此无法产生任何本质的改变。汉字的古形是既意味着观念又象征的暗示具体事物的绘画，中国人自如地使用汉字，说明中国人的精神仍固着于具体的事物，同古代绘画文字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在文字中包含着国民类型的中心性质。
虽然不能说无法把握观念的东西，但无法用推理和归纳把握观念，观念在其萌芽状态就不可避免地被嵌入事物类型之中而无法发展的事实是了解中国人固着性的关键，对实证主义者的中国人来说，必有的事物是已经完全得以表现的事物，观念是人已完成的工作，因此这个伟大的文明在许多方面得不到发展，可谓“摇篮中的老人”。由于理想最初就没入了现实之中，无法站在现实之外进行批判，所以一切事物都没入了永无变化的常规和习惯之中。中国人没有杰出的选择力和特殊的热情，只凭着实际的气质对一切事情无微不至地劳作，恰与印度人对一切梦想的头脑的产物加以抽象相对立。中国的劳动产生的是精妙绝伦的技巧，盘根错节的市民和政治结构，多得难以想象的文字，在任何宗教中都看到的繁琐作法和俗人生活礼仪网。中国人的理想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中庸
对现实和理想关系有限性的不断体验，对无限与绝对的无知——经常的稳当与抑制，两极端的妥协之下的训练——其结果是在中国哲学、政治、风俗、文字到处可见的“中庸”的思考方式，“中庸”即诸因素的均衡和协调，不超过度。
中国人的宗教，与其说是对无限者、绝对者关系的个人体验，毋宁说是被平均、被调停，被表现在家庭和政治的各种制度中的利益的共同体。通过协调各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和平均的活动来维持宇宙的秩序就是中国宗教的目的。因此，宗教隶属于国家，国家就是宗教的代表者，是国民崇拜的受托者，是组织天地间事务的中庸。
中国人虽压抑一切自然的倾向，但没有破坏这种倾向，相反，他们努力尊重一切人的权利，这种尊重是伴随着国民精神的高度具体性表现出来的。●非好战
中国人不是好战的民族，对于相信自己的各种制度确立于天地的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和平确实是不可缺的。中国国民的公理是“安息”，中国人相信事物的自我完善，其他国民如同自己的亲骨肉，人世是天的秩序的一部分，所以侵犯政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不乏勇气，但其勇气是被动的，不是基于好战，而是基于惊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受伤动手术时，神经受刺激的强度极轻，痛感比欧洲人小得多。这种包含极端残忍的众多特性正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天生缺乏感受性。●慈善
同国民性的其他产物一样，中国的慈善事业也是被动的……中国人对急速的变革不抱行动，缺乏提防大灾害和改善未来的动机。中国人的人性可以改善却不能改造……中国人的人性具有一种无动于衷的有气无力的情调，决不会热情至于激昂。●商才
在中国人身上，固定和流动、传位和发展，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这种黏着性和社交感受性结合的自然结果就是特殊的商才，中国人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经营能力，结合在黏着性中的实利意识以及精明的洞察力，掌握着所到之处的商业机会，以“实用精神的和平的霸权”在亚洲大陆及太平洋诸岛排除了其他民族的竞争。只要是在需要持续努力竞争的场合，中国人的壮实和劳动能力、爽朗的气质、不挠的精神、对痛苦的强忍，保证了他们的成功。
总而言之，靠着持久的勤劳、社会构成、竞争的热情、经济的方法、同化力等积极因素，中国人能接受现代精神，“道德的保守主义”和“产业的进步主义”的二重力又使他们能参加到现代潮流中来。同时，其想象力和理想的萎缩，自由的个性和本原力的缺乏，文化机械主义和大一统，又是使他们与世隔绝的危险所在。（《东方宗教及其与世界宗教的关系》，1872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1872）［英］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重名誉
说中国人不在乎名誉、诚实、勇敢，是残忍无情的人种是不对的。中国人当然不会没有人类共有的不道德之处，而且我也承认，不少中国人有着与中国人同样落后的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缺点，但用我们这些有高度知识文明的人的精神生活标准作为规范，强加于中国人，讥笑他们不够标准，是欠公正的。由于中国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的进步程度不出自然赋予和古圣贤的教诲之上，如果这样看的话，对于他们带有血缘特点的道德的高度支持，对于他们善的标准与更智慧民族极为接近的事实，我们不应讥笑，而是惊叹。中国从来就不是向恶背善的，比如，重名誉这一点，中国人在被起哄和揶揄后尤其敏感。●诚实
诚实在中国人那里绝不是罕见的德行，这可以从外商把大笔金额托给买办等人的事实上看出来……有人反驳说，在任何开放港口都有许多中外契约得不到履行的诉讼案，但这种诉讼与中外两国民间的巨额贸易相比，至多不过是例外事件，而且诉讼当事人中的被告多是小商人、掮客（经纪人）。我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除了丢过一支手枪外，从没丢过东西。如果考虑到对中国搬运工监视得如此不严，让搬运工在街上搬着东西随便走，你就会惊讶（中国的）盗窃是如此之少了。●残虐
说中国人残忍大概一点没错，中国人缺乏容忍和施行没必要的痛苦的感受性。他们刑罚残酷，虐待囚犯，平心静气地用极端的方式给犯人处以体罚和死刑。甚至用悲惨的方法把家畜运到市场上去卖，从这点上也能看出中国人的残虐。但很难说中国人天性嗜血。笼统而言，他们是性情温和、忍耐力强的人，不愿无故地夺走一个生命，这是佛教的影响，他们看到伤了指头、鼻子时，比欧洲人断了手脚、受了重伤时哭得还凶。尽管如此，一旦恐怖大规模袭来，他们固有的温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实际上，在中国人性格中，亲切和残虐、温和与凶猛并存，随一时一地情况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情绪。由于中国的严酷法律是根据国民精神而定的，所以法律很少是公正的、按人情味实施的。如果政府能实行英明的政策，减少国民所受灾难，我相信国民中善良的倾向就会得势，凶猛早晚会变成真正的勇敢。●适应力
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他们有在世界劳动市场上竞争的特点。他们是好的农民、好机械工、好劳动力、好水手，具有成为一流机械师、制造业者所必需的一切智慧、准确的触觉、不倦的耐力，加上他们有温顺、耿直、朴实、勤奋、克己、忍耐的德行，某种程度上爱好和平，能忍受寒暑的恶劣气候。如果他们受到必要的教育和指导，加上资本和企业，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南洋的经验，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1872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独立种族（1877）［德］利希霍芬（F．F．Richthofen）●知足
在所有的人种中，中国人是无论严寒酷暑，在任何气候下都能连续地付出大量劳动的种族。有机械才能的中国人很容易将其所学到的技术在一切工业中运用并巧妙地发挥出来。其强忍的毅力和无比的忍耐力和基于能力、节制和寡欲的满足感支持着他们一生，每日不断地在同样条件下从事同一种操作。他们不仅能像机械一样有规律地操作，同时工作起来很巧妙，所以他们是十二万分理想的劳动机器。爱劳动、知足是中国下层民众最显著的特征。他们有耐力，他们不求助于命运，劳动时乐呵呵。不仅能做机械劳动，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进行智力劳动。他们知足不独在于食物，也表现在居住和衣服上。劳动力行为有节制，虽说不是不喝酒，但决不至于酩酊大醉。●商才
正如中国人是好劳力一样，中国人作为商人也有出色的才干。作为商人，中国人如果不在犹太人之上至少也可以与犹太人相媲美。一个曾经在文化上占据优越地位的民族，在政治势力丧失后，会在商业才干上占据精神优越的地位。这个在东南亚出现过的现象在中国再现了。依靠高度的才能有商业精神作为杠杆。一些中国人到了国外，独占了这些国家的商业。这些国家的国民作为商人都隶属于中国人，在获利和致富的战斗中一败涂地，即使是欧洲人，在同中国人的商业战中也失败了。利欲之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属性，“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乐趣。●偏见
中国人对外国人既有好奇心，又存在极大的偏见。这种偏见，集中表现欧洲人打中国人这种观念上，这也有道理，因为欧洲人对善良的中国人往往也摈斥，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反感态度大多是附和群体意见的结果。做官的读书人阶层对外国人彻底嫌恶，一心一意要把外国人赶出去。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相信，他们远远优于外国人，但在一点上承认外国人优越，即武器和军舰。
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敌视欧洲人有宗教的原因。在当时清佛冲突发源地的北京和天津，对外国人的迫害中，中国的迷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人一般不易激动，一旦激动起来结成群体是非常可怕的，而使他们激动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触动他们的迷信来煽动他们。
认为中国人不是基督徒，因而沉沦于罪感之中，是不对的。对双亲的敬畏，对子女的教育、节制等许多特性方面，欧洲任何地方的国民都应该以中国人为榜样。●重儒教
儒教在中国人心中扎根甚深，基督教的布教几乎不可能。多数中国人考虑到跟外国人容易找到职业，所以才接受洗礼。200年前，曾有一次信仰基督教的高潮，数十万人皈依了基督教。但受到迫害后，已没有人到内地去布教了。在今天洗礼的多，改宗教的却罕见，当年的基督徒已成了似是而非的基督徒了。
基督教在中国败落的原因不好把握，“也许这与由于国家一切制度的颓废和堕落、长期血腥叛乱而产生的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有关，但不能断言，由于中国人的性格与我们极其不同，没有人能理解”。●中流阶级的精神文化
虽然中国人性格如此，但不能不承认并且应该注意他们的普遍文化程度，应该注意“中国文化水准”，像农耕民这种下层阶级的文化程度和欧洲大致相同地方的同阶级人相比，文化程度要高。“在中国，阶级之间的悬殊几乎比世界上所有（大概是所有）国家都更平均化”，村落的人和大城市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全部都是中流阶级”，但官僚因其权力之大和行政权力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尊重。
这种一般的中流阶级的精神文化，按欧洲的标准是处在很低级的阶段，虽说形成不同阶级的是学识和货币，但以货币划分阶级在欧洲人看来是微乎其微的，与才能相连的学识形成的阶级才是显著的。如果中国人以其天生的智慧学一些儒学和汉字以外的东西，他们也会承认有比之更高的精神文化。但考虑到中国人“有限的视野”和“对纯中国以外的东西的完全无知”以及“绝对的自负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这种“绝对的自负心”成了阻碍儒家化了的中国人摄取知识的鹿砦，他们无视作为主义的比儒教更好的东西存在。在这一点上，有教养的中国人和有教养的欧洲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家庭纽带
在中国人的社会组合中，家庭是最强韧的纽带，家庭和祖先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想为此作出毫不迟疑的牺牲。强行要求双亲对子女的强权和子女对双亲的绝对柔顺，妻对夫、舅、姑的顺从。对被古代传统和宗教迷信规定了的根深蒂固的习惯的追求，按严格的模式形成了家庭纽带。这种严格的、相互巩固的从属关系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情，因此不被人感知。作为巩固的家庭纽带的成果，它维持了对双亲的顺从和服侍、子女的贞淑、妻子的贤惠和节操。像中国这种几乎所有家庭都世代聚居，尤其在农村，曾祖父和30、40、50个或更多的子孙同住或相邻居住，共同生活的家长制家庭生活情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看不到的。对难以理解的中国人国民性进行哲学的考察，必须从研究其作为基础的家庭开始。千百年对一切个人的从而也是对全种族的一切自由和高度情感生活冲动的灭绝，形成了中国人普遍的明显的特征即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同样，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也是以家庭生活为源泉的，如他们的实用悟性，平静冷静的熟虑、节制、秩序的市民精神，直到现在，他们通过继承对家庭的顺从，仍能顺从旧有的习惯，墨守祖先的传统。●老奸巨猾
如果把中国人与其他东洋种族作比较，其性格特征就更明显。中国人老奸巨猾，蒙古人天真烂漫，中国人和蒙古人是最好不过的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的例证了。中国和蒙古各种不同地理环境规定了两者民众的经济生活，也规定了他们的性格。
将中国人与朝鲜人以及日本人相比，可以发现有趣的差别。中国人的物质主义严重，最喜欢说钱的事，朝鲜人则大异其趣，在短短时间内三五个朝鲜人就欧洲各种制度问题的提问，比若干名中国人提问的要多得多，我想这也与自负心有关。日本人和朝鲜人，像法国人一样，能以虚心的态度努力吸取其他国民的长处，中国人在冷静地算计和商才方面远远胜过他们，而日本和朝鲜人有无法比较的巨大力量和生活能力。日本人在与有教养的欧洲人接触时，径直承认对方的长处，他们表现出热切的获取知识的愿望，所以他们前去欧洲学习。如果朝鲜人获得和日本人同样的境遇，他们也会同日本人一样。日本国民跃进的征兆，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洞察到了。（《独立种族》，1877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中国问题之解决（1894）孙中山●恒守古法，不思变通
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尚鬼神
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尤甚，亦有国者所当并禁也。（《上李鸿章书》，1894年，选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没有排外精神
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论文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
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处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只是因为满洲人立意要由其管辖范围内将外国人排斥出去，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勤劳、和平、守法
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904年，选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民族思想
观中国历史之所示，则知中国之民族，有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其与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习而与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而军事废弛之时，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割，然率能以力胜之。观于蒙古宰割中国垂一百年，明太祖终能率天下豪杰，以光复宗国，则知满洲宰割中国，中国人必然终驱除之。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民权思想
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中国之革命》，1923年，选自《中山丛书》第1册，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年版）●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
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还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它做。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世界主义
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的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粹。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是用什么做基础呢？是用民族主义的基础。●主张民权
二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景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好像外国人说“乌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易走极端
中国人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地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反政府态度
大家此时对于政府存一种特别观念，这种观念是怎样发生的呢？是由于中国人几千年专制政体发生的。因为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多是无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了几千年奴隶。现在虽然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因为再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专制，想要打倒它，所以产生出反对政府的观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态度。换句话说，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出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变而为排斥政府的心理。●忠孝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边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是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它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仁爱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缘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信义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帐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只记入帐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着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1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5 000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损失5 000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5 000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1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5 000元，就是原来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论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商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商国。但说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商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的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罢！”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和平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智能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了觉，连知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读他们的书，便可以知道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
我们为什么不能治中国呢？外国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依我个人的眼光看，外国人从齐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国家庭看不清楚，但是从修身一方面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推求这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论，即一举一动，极寻常的功夫都不讲究。譬如中国人初到美国时候，美国人本来是平等看待，没有什么中美人的分别。后来美国大旅馆都不准中国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毡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毡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毡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见中国人举动缺乏自修的功夫。孔子从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谨严。现在中国人便不讲究了。
为什么外国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呢？有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济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得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咪。”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或谓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此更为恶劣之谬见。望国人切当戒之，以为修身的第一步功夫。此外中国人每爱留长指甲，长到一寸多长都不去剪去，常以为要这样便是很文雅。法国人也有留指甲的习惯，不过法国人留长指甲，只长到一两分，他们以为要这样，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国人留长指甲也许有这个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们国民党尊重劳工的原理相违背了。再者中国人牙齿是常常很黄黑的，总不去洗刷干净，也是自修上的一个大缺点。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工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来考察我们的知识。外国人一看到中国，便能够知道中国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学家像罗素一样的人才能见到；否则，便要在中国多住几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现在各国的政治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从前中国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发明能力
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是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能力是怎么样呢？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它。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如果从前的中国人没有能力，便不能发明指南针。中国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针，外国人至今还是要用它。可见中国人固有的能力还是高过外国人。其次，在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东西，便是印刷术。现在外国改良的印刷机，每点钟可以印几万张报纸，推究它的来源，也是中国发明的。再其次，在人类中日用的瓷器更是中国发明的，是中国的特产。至今外国人极力仿效，犹远不及中国之精美。近来世界战争用到无烟火药，推究无烟药的来源，是由于有烟黑药改良而成的，那种有烟黑药也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重要的东西，外国今日知道利用它，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至若人类所享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也是我们从前发明的。譬如就饮料一项说，中国人发明茶叶，至今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国皆争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类不少。讲到衣一层，外国人视为最贵重的是丝织品。现在世界上穿丝的人一天多过一天，推究用蚕所吐的丝而为人衣服，也是中国几千年前发明的。讲到住一层，现在外国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譬如拱门就是以中国的发明为最早。至于走路，外国人现在所用的吊桥，便以为是极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领。但是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走到川边、西藏，看见中国人经过大山，横过大河，多有用吊桥的。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选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不敢行
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唯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知识程度不足
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不敢为主人
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一盘散沙
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盘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贪污
夫国之贫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弱贫之四大原因也……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曰：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则致中国之富强，实头头是道也。●自大
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唯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是犹孤人之处于荒岛，其所需要皆一人为之，不独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必自爨而后得食，自缝而后得衣，其劳苦繁难，不可思议……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凝滞不前
中国人为凝滞民族。自古以来，安居于家，仅烦虑近事者，多为人所称赞。与孔子同时之老子有言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民每述此为黄金时代。唯据近世文明，则此种状态已全变。人生时期内，行动最多，各人之有行动，故文明得以进步。中国欲得近时文明，必须行动。●不尚自由
中国古代人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亦表示人民极自由的意思。当时的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不知自由之可贵，至今此习仍存，故外人不知其理，甚异中国人之不尚自由也。若在欧洲的历史，则与此不同。欧洲自罗马之后，其地为各国割据，以人民为奴隶，在近世纪的时候有许多战争发生，都是为争自由而战。中国人只晓得政治改革，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中国历代皇帝，他只晓得要人民替他完粮纳税，只要不妨碍他祖传帝统就行，故外国人诋评中国人不晓自由。欧俗人不自由，故争自由。中国人尚不竭自由，故不知自由。（选自《建国方略》，1917年）●忧愁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哪一个是长年可以得安乐的，没有哪一个不是忧愁的。如果不忧愁，能够过安乐的日子，便是没有长成人，不知道有世界上艰难辛苦的事。若是成人之后，年纪大了，便有忧愁。诸君不信，可以回家去问问老父老母和兄长姑嫂，一年到头，处心积虑，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他们的长年思虑，若是家穷的，不是愁每月的油盐柴米和房租家用没有办法，就是愁儿女的衣食学费没有办法。就是家内富的，不是忧子孙的书读不好，就是忧子孙没有事做，没有职业；并且忧自己老了以后，家当靠不住，子子孙孙不能长享幸福。无论富人穷人，只要是稍为有阅历的人，便一年到头总是有忧愁，总是不得安乐。（《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选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人的特性（1894）［美］斯密斯（A．H．Smith）●活易死难
活易死难的中国人，就是容易活不容易死的中国人。容易活，指的是他的活力充盈、生气蓬勃，虽在劫运重重、流亡颠沛之中，他照样可以维持生命。不容易死，并不是指他不肯死，中国人是很肯死的，乃是指死不下去，心总肯死，以至于要死，而身体却抓住了生命，死也不放。这种特点确乎是自成一格，不容我们不加以讨论。这活易死难的特点可以分做四部分来说：一是中国人的生殖力；二是他的随遇而安，到处可以适应；三是他们寿命延长；四是五劳七伤，诸虚百损后他们的复原能力。中国人的适应力极大，几乎是到处可以生长、可以繁殖。这在他们的海外移民运动里也可以充分地看出来。海外移民以闽、粤两省最多，这两省的面积，就全面而论，实在是很小的一块，但无论他们移到什么地方，他们总能够应付裕如。我们到处和中国侨民接触，后来没有听见过失败的消息，或和地理环境调和不来的消息；唯一听得见的消息是他们适应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圆满；他们又勤又俭，其程度要远出土居人口之上。他们的团结力也极可观，任何外界的势力不能拆散他们。中国的老人极多，这是谁都可以观察到的，或凡是到过中国内地观光的人大都可以承认的。中国人讲究敬长的道理，以前并且有过养老的制度，在民族的社会理想之中，寿字是最大的一个，并且可以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别的事不求准确，不注重数量的表示，但对于寿算一个例外，他们记载一个人的生年死月，不但从不遗漏，并且一定要把生卒的时辰都记载下来；这种精密的程度是西方所没有的。传记碑刻的文字、讣闻、神主一类死亡的记录，对于别的事实可以不详，但对于享寿若干岁这一点，总是大书特书的。中国人的不懂卫生，与懂而不肯在生活上实行，甚至于见别人实行而嗤之以鼻，是谁都知道的。这样的不讲卫生，不明白自然生活的道理，甚至于与自然生活的原则背道而驰，而民族至今还能存在，没有走上寂灭的路，在许多西洋人看来，是一个大哑谜。中国人的疾病率和死亡率都极高，但此种高度并不是没有限制，足证中国人的抵抗力极强、复原力极大。恶劣的环境固然极容易教中国人死，而强大的抵抗力与复原力却又竭力挽救他，不让他死。这是一种矛盾的局面，但在这种矛盾的局面之中，中国民族就维持到了现在。假若今后能减少天灾人祸的种种痛苦，能注意到生理上的卫生，能有充分的营养，我们很相信，他们的发展真是未可限量。●没有“神经”
中国人的耐性最好。他可以在同一地位或同一状态之下永久地躺着，而丝毫不露厌倦的神色。做文章，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般。做一种手艺罢，无论织布、锯木或打金箔子，总是从日出做到黄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而不以为单调。在以前，连小学生读书也是如此，整天地关在学校里，不许越雷池一步；西洋的小学生若受此种待遇，怕早就变疯了。中国的婴儿，也不比西洋的婴儿，可以自由叫喊、自由活动，它在襁褓里裹着像支大蜡烛（江南人呼襁褓为“蜡烛”包），在床上躺着像一个泥菩萨。会走路以后，也是整天地立着、坐着、蹲着，没有什么痛苦，要能坦白地忍受，丝毫不减神志清明的程度。若是这话对，至少大多数的中国人便有此种本领。一个生于忧患的人，平日也总有不少操心与厌烦的事。中国人生活很苦，治理这种经验一定比别的民族要多。好几天不下雨，或连上下好几天雨，也许足以打断一年的生计；打一次小官司，或无辜地受人牵连，也许可以倾家荡产。诸如此类的天灾人祸，不但是时常遇见，并且你可以预料它们来到，眼看它们一步一步地逼近；但中国人却能处之泰然、行若无事，真有上文那位女小说家所说的“神志不乱”的一般光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性中最奇特的一种现象了。凡是目击过中国荒年的景况的人都明白这种现象究属是什么。无论我们用什么一种看法，中国人总是一个谜。要希望了解这个谜，我们以为我们第一得明白承认中国人在天赋上和我们极不相同的一点，就是“没有神经”，不吃种种“神经过敏”的亏。在未来东西洋人的交际生活里，这一个特点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目前还不敢预料。但我们是多少相信适者生存的说法的。谁是适者，谁能生存，是“富有神经”的欧美人呢，还是不厌不倦、随遇而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耐性太好
中国人的耐性之好，是一望而知的。我们这一番关于中国人的特性的讨论，事实上不能把各种特性分别描写，但即如耐性这个特性，一经分别描写，便有许多不方便之处。它是和许多别的特点分不大开的，例如，和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没有神经”和下文要讨论的“勤劳”及“不守时刻”等，这三种特性都充分表现着中国人的耐性，尤其是“勤劳”这一点，中国人做起事来，真是不厌不倦。但中国人的耐性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不有一次专门的讨论。
中国人口稠密，生活的愁苦真是无以复加。演化者所说的“生存竞争”，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要活命，就得“做活”，就得“做活计”，究竟能“做”什么“活”，就看各人挣扎的本领了。有人说得好，“穷困这种东西，在中国人的手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这话真是概乎言之。穷困的艺术有消极积极两方面，积极的是勤，消极的是俭。而勤与俭的所以成立，又端赖耐性，没有耐性的人，是勤俭不来的。而这三种特点，中国人是全都具备，并且彼此能通力合作，生活越艰苦，合作的关系越牢不可破。中国人肯为很少的报酬，做很久的工作，因为报酬虽少，总比没有报酬好。中国自己的古语说，“勤有功”，又说，“勤则不匮”，好像只要能勤，一人便可以发达。但几千年来的实地经验告诉他们，这是不正确的。“勤则不匮”，人口的密度一平方里来上五六百人，任你勤劳到什么田地，也是发达不到哪儿去的。西洋人说，勤和俭是发财的双手。这在中国也是不正确的。既然不确，在别人也许要失望、自杀、为非作歹、犯上作乱，而中国人依然肯克勤克俭，工作虽多不厌，报酬虽少不嫌，这便足证他的耐性之好。有一次听人说，美国格兰脱总统（1822—1885）环游世界以后，有人问他什么是他此行最深刻的印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一个中国的小贩和一个犹太人抢做买卖，竟然把犹太人赶跑了！格兰脱总统这个印象真是大有意义。犹太人的耐性，也是极出名的，在西洋也许要首屈一指。在商业场合里，要一种买卖成功，或要和别人竞卖，也端赖耐性这一点。如今犹太人居然败于中国人之手，可见他的耐性还稍逊一筹，有小巫遇大巫之感。格氏所见这样的中国人和犹太人，虽只各有一个，但谁都可以相信这两个人，都很可以代表他们的民族。中国家族生活的秘诀是一个忍字，在这一点上，它比任何民族要强。以前一个老童生，一直考到90岁，不考中不止，不考死也不止，非极有忍耐的人做不到；我们除掉了忍耐的特性以外，也别无可以解释的方法。功名利禄一类的解释是不中用的，试问90岁以后，即使考中了秀才，又怎么样？它又有几年福气可享？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他出娘胎就有这种忍耐的禀赋，这是他的气质的一部分，和麋鹿的善走、鹰隼的善视，完全可以相提并论。麋鹿无不善走，鹰隼无不善视，中国人也无不善于忍耐，就是最不堪的叫化子也不例外。中国人遇到什么疾病，不但能忍耐，并且还能相安，这是更不容易的了。他们大都是十分愁苦，天灾人祸，时常连一接二地来，但是他们却不“愁”。客观方面有种种可愁的条件，但是主观方面他却并没有愁的反应；也可以说，正因为可愁的条件太多，才明白愁的反应的无济于事；一经看穿，此种反应也许就不发生了。愁的反应越少，便越见得中国人耐性的根深蒂固，和别的民族迥乎不同。●不求准确
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洋人最先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是很千篇一律的。中国人的那副面孔便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的衣服，除了蓝色以外，似乎再也不用别的颜色；以前他们有辫子的时候，张三和李四的辫子也像是一手打出来的，或者可说，像一个豆荚里出来的两粒豌豆，一点没有分别。但这位外国人要是住上三天五天，无论他的眼光多么迟钝，他也会明白，中国人的性格虽特别，方才那种千篇一律的特点却未便断定。即就方言而论，我们的结论便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我想谁都知道，不必细说。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最有趣的是，许多数量方面的标准也到处不同。这一类数量的标准，在我们西洋认为绝对不可游移的，在中国却随时可以发生变动。西洋人最怕的是一样东西有两个标准。但中国人似乎唯恐它没有两个标准。制钱可以有几种，度、量、衡的制度也可以有几个；中国人都觉得很自然，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之处。在度、量、衡的方面，我们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形。例如一斗究有多大，便谁都说不上来。贪官污吏，在接受民众完纳的粮米的时候，往往借此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好在中国人是一个耐性好的民族，要在别国，革命也许早就起来了。有时候因为紊乱得不可开交了，官方便硬下一个标准，例如卖官盐，名义上虽始终16两为1斤，实际上却只给12两；如此，官吏虽仍旧可从中渔利，而民间的争端自息，因为他们的待遇既一样，彼此之间，便不较长短；虽然谁都吃了亏，但谁也没有占什么便宜。至于占了便宜的官吏，他们也不去追问，他们说，这是卖官家的“老规矩”，是一个“陋规”，虽则是“陋”，终究是一个“规”，既成为“规”，大家便应当承认，至少也应当开眼闭眼地让它去就是了。地面的丈量一样混乱，一样讲“亩”，甲地的亩可以比乙地大至一倍。所以位在两地交界处的人也许得预备两种不同的丈量工具，否则便永远弄不清楚。中国的度、量、衡的标准，是很流动的，是几乎人自为政的。一支尺、一杆秤，可以由街上的店铺随便做；店铺里做的时候，在尺上或秤上钉上许多铜的点子，叫做“星”，星与星的距离，往往随买主的方便，买主定做的时候，也总要定上两副，一副是买进用的，一副是卖出用的。这种漫无标准、不求准确的特性，在中国人讲起年龄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出来。中国人计算年龄，用一种“生肖”的方法。你知道一个人“肖”什么或“属”什么，你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他的年龄。但若不用“生肖”的方法，说来便非常笼统。一个老头是“七八十岁”，其实呢，去年刚办70大寿，今年是71岁。在中国，似乎只要一个人一过70岁，就成为80的样子。用10来总括的计算方法，在中国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它是一个“成数”，举了一个成数就行了。假定一个中国人看见一堆人看热闹，后来有人问他有多少人，他的答复是无疑的，“20个”、“几十个”、“好几十个”，要他说得再准确一些，是不可能的。总之，要把一种东西或一堆人数一个清楚，报告一个确数，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事。讲千万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万以上，他们也就压根儿不管了。中国人的家族的团结力也往往是讲求准确的一个障碍。我相信中国人是极可以做细密的工作的，他们的耐性也是做此种工作时的一大帮助。但就现状而论，他们似乎是不懂什么叫做标准，怎样才算准确。●“寸阴是竞”
今日西洋的文明国家都有一句俗谚，叫做“光阴就是金钱”。近代生活和以前的生活不同，一切都是安排得异常紧凑，所以一个生意人一样做事，一样做那么多事，或那么多种类的事，以前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做完的，现在在所谓“写字间”的办公时间以内，也许一天就可以做完了。中国人即不这样。就日常请安问好一类的习惯而论，你便可以看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分别来。中国人见了任何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总说：“你吃了没有？”或客气一点：“你用过没有？”用就是吃的代词。盎格鲁撒克逊人即问：“你干些什么？”后者所认为应有的常态是“做”，前者所认为应有的常态是“吃”。时间就是金钱的见解，在我们差不多已经习惯成自然。但是中国人，和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即毫不受这种见解的束缚。以前中国人的计时方法，一日之间只有12时，这12个时辰的名字，又并不专指那每两个不同的时辰转变时的一刹那，而是指那些时辰的全部。例如西洋钟表上的一点钟，便是指12点59分59秒的一转瞬，但是中国的子时就要代表一昼夜的1/12。……不但12个时辰如此，一切指点时间的名称也大都如此。例如“日出”与“日落”或“落山”，在中国语言里要算是很准确的了，但实用的时候，还是大有伸缩的余地；再如“半夜”、“黄昏”，就不知道究竟指着什么；夜间的打更也是最靠不住的，比较最靠得住的是最后那一更，那时候天已明亮，谯楼上打更的人看光起鼓，就不由得不准确一点。就是在城市里，那五更的分法也不很确定、不很划一的。中国的“打更”和西洋的“表”在英文原是一个字，叫做Watch，但以前的中国只有打更的Watch，而没有表的Watch，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并不知道表是什么；就是那少数有表的人，即使把表每天挂在身上，天天开着，隔了些时候还要拿到钟表店去整理一下，他们平日的行径，也并不十分受它的支配，至于买不起表的平民，只要天有太阳，他们可以在“旗杆”上看太阳的高度，一杆、二杆、三杆……他们便觉得心满意足；但若天气不好，非云即雨，他们也可借猫的眼睛，凭它瞳仁伸缩的程度，来测度时间的早晚。
中国人的光阴不算钱，也可以从他们的劳作里看出来。在新式的建筑术和包工制没有通行以前，你也有个福气在中国造一所房子么；你有过以后，还想再有第二次么？那些泥水匠和木匠，到工迟、放工早，在工作中间，又不断地喝一碗茶，抽一口旱烟。他们要泥或调好的石灰，就用麻布袋到很远的地方去搬，所搬的无几，而走的路却不少；他们往往连一轮的小车子都不屑用，要不然一人也可以做三人的事。但他们的目的既不在快，你也就很难责成他们一定要用车子。要是逢着雨天，那工作就会全部停顿。你若到场察看，你会发现，动作不能说不多，大家在那里耶咻耶咻着，但是老不见有什么进步。一天的工作完毕以后，你真看不出来一大堆人究竟成就了多少。总之，要教中国人明白办事贵敏捷和待人接物贵守时的道理，并且从而加以培植，是不容易的。关于中国人时间不经济的种种都说过了，但是还有最教外国人无可奈何的一点没有说，那就是中国人的拜客。拜客这种行为，在西洋是公认为有种种限制的；时间的限制自然也是一个。但在中国，假若一个客人不预备在这家人家过夜，而主人也不请他当夜留宿的话，那客人的任务就得不厌不倦地把话讲下去。普通的拜访如此，拜访外国人也是如此，拜访的人从不理会这其间有宝贵的光阴问题。他可以坐上好几分钟，自己既没有多少的话可说，又不与辞先别。真可以急死人！有时候有事要面谈，中国的客人也往往不肯（还不知不能）直截爽快地说出来。●勤劳
勤劳自然是最值钱的一种美德，也是到处可以受人尊敬的一种美德。一个民族的勤劳，约略说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长的，一个是宽的，一个是厚或深的。所谓长的一方面，指的是工作时间的久或暂。所谓宽的方面，指的是勤劳的人手的多或寡。所谓深或厚的方面，指的是“不断的认真”与“持久的措意”里大家究竟花费上多少力量。这三方面综合的得数便是一个民族的勤劳程度的全部。在中国住久的外国人和偶尔在中国走马看花的外国人，所得的印象往往未必相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人那种夜以继日、孜孜矻矻的精神，都是谁都没有说过一不字。懒汉和浪荡的现象在中国是不大看见的。每个人看去总像在那里做一点事。在中国当然也有阔人，此种阔人虽则像凤毛麟角般的不可多得，至少他们是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但是此种人往往深居简出，外国人是轻易瞧不见的。即就瞧得见的而论，中国的有钱人倒是不大愿意退休的，他们穷的时候做什么，阔了还是做什么，并且只要精力不衰，做来还是一样地认真。中国人把自己分成士、农、工、商，叫做四民。全国的考场，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总是那么挤满了应考的士子。一次应试中参加的童生总要在一万以上。我们只要把这种应考人员每次赴考以前的预备功夫想象一下，就可以了然于中国人在理智方面的锲而不舍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用功的标准人物，如同《三字经》上所举的“囊萤”、“刺股”的两位朋友，到如今还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景仰着、模仿着，并且还模仿得很有几分相像。试问除了中国以外，还在哪一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发现祖孙三代，在同一日子，在同一个考场上，猎取同样的功名。试问又有哪一个国家里，一个80岁的老公公，经过一生的奋斗以后，最后终于取得了一个秀才、一个举人、一个进士。
中国农人的终岁勤动、手足胼胝，比较起读书人来，倒也不相上下。农夫的工作，和管家的太太一样，年去年来，是永远做不完的。就我所常见的北方的几省而论，除了冬令中间的一小时期以外，他是没有一天真正地闲着的，不但不闲着，并且有许多事体要做。这种情形当然在别国也是大致相仿的，但是中国农夫的“勤垦勤植”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国对手。
中国的工人也未当不如此，并且那种毫不放松的程度，还要见得厉害。工人不比农人，不能靠什么天惠，一日不做，便一日不吃，所以除了整日地把一条老命拼着以外，再也没有维持生命的方法。工人寻找工作，好比农夫在田间捉蝗蝻、去野草一样，农人不厌琐碎地把大批的害虫和乱草一个一个地、一茎一茎地从泥里刮出来，工人也是“不辞汗君，不羞小官”地把顶细微的差使接受下来，只要可以糊一口、图一饱，他是无所不做的，假若所糊者不止一口，而是全家的大小，那他自然是更加乐于应命、唯命是从了。
士人的皓首穷经，工农的终岁勤动，又恰好配上商人的孳孳为利、巨细不遗。一个商店里的伙计，就在西方，也不能说一个挂名差使，但是比起中国的伙计来，已经是要算享清福的了。中国商店伙计的工作是永世做不完的……中国的商店开得早、关得迟。中国人终究不失为亚洲人，亚洲人做事的时候，总有那种不慌不忙的情形。中国民族确也是一个极有血气和魄力的民族，但你却不能教他们照我们西洋人的样子，根本改造一下。从我们的眼光看去，他们做事的时候确乎缺少那一种一气呵成的热诚与毅力。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没有《圣经》上的教义的督促，也知道用全心全力来做手头可做的事，但是碰上一个中国人，你就是拼了死也不能改变他的脚步的快慢，就是把一切宗教与哲学的力量像天罗地网一般罩将下来，他也还是神色不动地维持他的原有的步伐。中国人是永远不慌不忙的。他牢牢记着他的圣人所教的“欲速则不达”和“其进锐者，其退速”的两句话。●撙节“撙节”这两个字代表着维持家庭秩序的一条规矩；它尤其是注意到家庭生计里出纳或收支之间应该有什么一种关系。我们西洋人所称的撙节，大约有三种表现的方法：一是减少欲望，二是禁止浪费，三是加上一些张罗的功夫，使很少的东西见得很多。在这三方面，中国人都有惊人的成绩。一个旅行中国的西洋人，在这方面第一件注意到的事是他们饮食的异常简单。偌大人口的一大部分所靠着过活的，不过是指头上数得出的几件东西，米呀，小米呀，鱼呀，蔬菜呀，以及他们所说的“豆腐家门”。这些再加上几样别的东西，就是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活命的粮食了，除非间或碰上什么节气或其他特别有盛会的日子，肉类是瞧不大见的……中国人不但吃法经济，煮法也是经济。例如煮水罢，那水壶的安排和燃料的分配，是一件很精致的勾当。在中国，燃料是一种名贵的东西，通常用的无非是一些树叶子、草根、豆萁与花萁之类，经不得一把火，就完了。因此，那壶子或锅子的底越薄越好，煮的时候也得特别地留心，稍一大意，那水也许永远不会烧开。同时燃料的搜刮也就成为一大经济的活动，在中国产业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每一个中国家族的主妇都知道十足利用一种材料。做衣服罢，那式样和裁法，自然是不像西洋女子的衣服一般，要有很大的浪费。她的唯一的目的是在省时间、省精力、省材料。下面所举的例子更要来得意义深长。一个老太太，独自在路上慢吞吞地捱步走着，好像身上还带着什么病症、感受着很大的痛苦似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她正在扶着病回到一家至亲的家里，好死了以后就在附近的祖坟上安葬，可以省一笔棺材的费用！●知足常乐
中国人吃苦的本领，我们在以前的讨论里已经叙述过了。他们那种越苦越能忍受的精神，真教西洋人看了莫名其妙。他不但能忍受，并且似乎始终不灰心、不失望。也可以说，明知前途没有希望，而他们的挣扎并不因此有丝毫的懈怠。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计划、什么打算，指望着有什么好日子来到；但是他们的努力却数十年如一日，一刻不放松。这一类的特性虽和耐性很像，但耐性二字似乎不足以把它完全包括。同时我们得注意到他们那种“闹中取静，忙里偷闲”的功夫，那种熙熙攘攘的生活态度。这种功夫与态度可以用一个“乐”字来代表。所谓“知足”，当然并不是指人人安于所遇，丝毫不图上进。就个人而论，若有好日子过而此种日子可因努力而得，自然谁也不会推开，但就全般的生活系统而论，他们觉得它也够好的了，前途实在没有多事更张的必要。这一层，不用说，是和他们的保守性有连带关系的，但同时还有一个解释。中国人通国是些相信命运的人。在他们自己也许不这样觉得，但在别人看来，是再清楚没有的。中国经书里常有“天命”这两个字。民众谈话之间，也随时提到“老天爷的旨意”一类的辞句。中国人所称的天是超脱个人关系的，并且又是十分笼统的，所以无论怎样说法，实际上总是等于“命运”。西洋基督教的天意总是好的，但中国人的天命或命运却可以有好有坏。中国的风水、兴亡、占卜、星期一类的术数，其实全都建筑在这种命运的信仰之上。信仰了命运，更要知道前途的穷通祸福，更要于万一之中，希望得到趋吉避凶、祈福免祸的方法，于是这一类术数，便发达起来。中国人既有这种乐天、安命、守常、知运的特性与经验，于是即使有比较现存的方法可以改进生活状况，他们也往往置之不瞅不睬之列。有一位诗人唱着：“钉在一块地上，好像一棵树；吸水、开花、结果，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大体说来，中国人离家远出，也从没有不想回来的，中国人这种特性，尤其是知足这一方面，似乎是天生成的。知足之于中国人，便好比鳍之于鱼、翼之于鸟；中国人因为能知足，所以在平常生活之中，未曾不能有“鸟飞鱼跃”之乐。他的勤劳，他的爱和平、爱秩序，他的任劳任怨，和知足一样，都像是些天赋的特性。惟其有此种种特性；所以在顺境里，固然能优哉游哉，在逆境里也能安之若素。就一般的中国人说，他们的脾气总是好的。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知足常乐”，可见“知足”和“乐”是有一种拆不开的关系的。常人须富足以后，才能够乐。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过来人。“安步当车，无罪当贵”，是有知识的人的知足常乐；“布衣暖，菜饭饱”，“今朝有酒今朝醉”，是普通民众的知足常乐。●有私无公《诗经》上有两句农民向天祷告的诗，叫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中国人是怎样的大公无私或先公后私，现在的中国人是不大讲究这一套的。平时中国人的脑筋里是没有国家这种东西的，偶尔想到的话，他也不免自己安慰着说：“我自问只好替自己打算；国家是那么大、那么强，也够自己当心了，还用得着我帮忙么？”至于国家一面呢，名为建筑在所谓“民之父母”主义之上，实际老替父母自己打算，不大替子女打算。做官的人是抱着一种无为而治的主义，偶然替民众做一些事，其动机也未必在为着他们的福利，而是为着省将来的麻烦，生怕现在不做，将来做起来更困难。至于他们自身要举办一些公益事业的时候，最大的策动力其实也不外这一点，一则生怕不举办，势必直接影响到身家的安全，再则生怕官场出来举办时，势必有种种的勒索，所费的人力财力反而要多上好几倍。在这种尔诈我虞的心理状态之下，一种极度的有私无公的生活习惯就养成了。最有趣的例子是中国道路的状况。在新式的道路发达以前，中国是有过很好的官道或驿路的。这些官道都用石板铺成，两旁也种着树。当初造它们的时候，也正不知花了多少国币，论理只要随时留意修理，应该可以历久不坏。但事实上是到处没有人管理，“路政不修”，似乎越是在承平之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民众对于路政的态度也恰好和官家的一样。只要与我不相干涉，即使天坍下来，我也管不着，不要说一条路道的命运了。在中国以前只有“官道”，没有“公路”；他们就压根儿没有属于“公”的东西，没有“公有”这个概念。……中国人有私无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气，其实远不只此，他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并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地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街道上铺着的石条，城墙上砌着的砖头，都会一块一块地减少。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爱国思想。这问题是不容易答复的。大约不管执政的人是谁，一般民众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四个大字概括之。这种态度似乎孔老夫子自己也在《论语》里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众既不在位，自然对于政治不负责了。这两句话大可玩味，它们对于中国人不问公家事务的性癖的关系，我们认为一半是因，一半是果，而因的成分为大。●无恻隐之心
中国人很喜欢讲仁爱，平时办一些慈善事业，也还认真。他们的圣人孟子，还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者，非人也”一类的话。可是孟子这话至少在现代已很不适用。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恻隐之心或同情心。因为中国人的子孙观念太强烈、太没法拘束。最穷苦不堪的人一样的嫁女娶妇，并且嫁娶得很早，而嫁娶的结果总是一大堆的小儿女。真正能自给自足而不求助于人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中国人一般人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赤贫。赤贫的生活和在此种生活中挣扎所呈露的经验，日久自然会变做司空见惯的事。水深火热一类的经验，不但数量多，种类也多，不但种类多，每一种的程度又往往十分深刻。看惯了的人，或自己再三有过此种经验的人，自然是不容易有动于中，而兴起孟子所称的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就事实而论，无论中国人仁民爱物的心多么大，也不能解除所有的痛苦的万千分之一。稍有思想的中国人也都知道，平时一点点的慈善事业，无论私人的或政府的，总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无论慈善事业的有无大小，此种普遍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所引起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无论一个人的眼光多远、心肠多软，时常和一种痛苦的光景接触以后，同时又明知即使赴汤蹈火，亦无补于此种痛苦的预防或解除，他的心理状态是可以猜得到的，就是熟视无睹，就是无动于衷。中国人同情心的缺乏，从他们对付残废的人的态度里，可以看出一部分来。凡是有什么缺陷的人，在他们自己固讳莫如深，但在缺乏同情心的别人，迟早总会向他提醒，决不放他“过门”。有别种心理变态的人所受的待遇也是如此，他们的种种怪癖，他们在行为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的病源的种种推测，得病后种种变本加厉的原因，都会变做大众的公产，大众的谈话资料，往往当着本人的面，如数家珍似地叙述出来；而傻瓜、憨大、呆子一类的雅号，自然会在这种叙述里接一连二地用到。中国人一面最讲究客气，而一面往往不能体贴别人的地位与感情。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建筑在亲亲主义之上的，但同情心的欠缺，往往在家庭里最容易看出来。中国家庭并不快活，是不会快活的，因为它根本缺少那种情绪上的关切性与联系性。一个中国家庭往往不过是一个许多人的集合体，他们因为血统关系、婚姻关系、利害关系，合则大家有益，分则大家吃亏，不能不维持一种集团的形式罢了。至于西洋人所称的家庭，便绝不是这样；西洋家庭所由建造起来的同情心和亲亲主义也很有分别。●言而无信
中国人的信字是由人言两个字造成的。人言为信，信字的意义原是最明显的。中国人讲五常之德，它就是最后一个，据熟悉中国人的西洋人看来，在中国人的德行之中，它也的确是最末后的一个。吉特教授在这方面有过一番评论的话说：“要是信的美德之所以被选为中国民族的特性，目前是在表示中国人的知易行难、心不应口、声东击西、以虚为实，那真是再恰当没有。无论在公私道德方面，中国人所表现的种种往往完全和信实或诚信相反；缺德一点的敌人，正大可以借了信字的名义，故意开中国人一些玩笑。据我看来，粉饰虚伪、‘二三其德’、假意殷勤、遇事投机，甚至于到奴颜婢膝的程度，才是显著的中国民族的特性。”凡是细心读中国经书的人，大都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不少的闪烁之辞、搪塞之语，甚至于完全向壁虚构的议论。西洋人的憨直，在中国人看来，最适用的一句评语是，“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孟子传了孔子的衣钵，也有同样的一段故事。孟子在某国作客，某国的诸侯请他上朝相见，孟子却盼望那诸侯先去看他，便假装害病，同时却要他知道这病是假的、是一个推托，所以第二天便出门去拜访别人。当晚他的弟子和他讨论这件事究竟做得对不对，但讨论中所谓的对不对指的是合礼不合礼，有没有前例可援，而并不指应不应随便撒谎。大体言之，中国人的善于撒谎是无可讳言的；在一部分比较客观的中国人也未当不承认。但据我们看来，中国人的爱撒谎，倒并不是因为根本喜欢撒谎，乃是因为撒谎有好处，这种好处非撒谎得不到。一面既不信实，一面对于别人又多疑善虑，所以中国人讲起话来，往往可以滔滔不绝；而内容却可以等于零。中国人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这和他们的不守时刻的特点有连带关系。中国人不诚实与哄骗的特性，往往在对付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出来。小孩子还不大会讲话的时候，甚至于连大人的话还听不明白的时候，大人便吓他哄他，说他若不听话，便有东西从大人的袖子里跳出来，把他带走。
据一部分西洋人的意见，中国商人是很诚实的，往往能“一言为定”，用不着契约一类的拘束……但据作者看来，这并不是因个别的商人诚实可靠，乃是因为中国商界那种共同的负责或交相负责的制度，使个别的商人无所施其欺诈的伎俩。例如在“同业公认”一类的办法之下，欺诈的商人势必影响同业的信用，而不见容于同业。中国人有一种成语，意思是说，把一个孩子送到店铺学买卖，是害他一辈子。假的秤、假的尺、假的升斗、假的钱钞、假的货物。无往而不是坏他们心术的东西。中国的店家在招牌上没有不写上“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真无二价”的，但十有九家是口不应心的。
中国人揩油的本领最大。真可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揩油为本”。所谓庶人，包括沿门托钵的叫化子在内。中国人揩油的学理和艺术，迟早总应该有人用一本专书加以详细的叙述。中国人自有一种实际上对付钱财与应付人事的聪明，把这种聪明用在揩油之上，真可以揩得又干净又光洁。你和中国人接触，你就休想完全避免此种被揩的危险，你若避免此种危险，我相信你也必能避免空气的压力。
就在目前中国也并不是没有钱来开辟它的富源、发展它的实业。但在此种虚伪、欺诈的空气之下，谁又肯把钱拿出来给公家使用。中国也不是没有有学问的人，但彼此之间既不能诚信相孚、推心置腹，试问又从何团结合作。有钱而不能使，有才而不能用，民族的前途就非常黯淡了。如今要觅取一线的光明，自然应从立信入手。孔子曰，“民无信不立”，还是他老先生的话对。●尔诈我虞
在讨论这题目以前，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是全无信义，自然不会维持到今日。孔夫子很早就有过“民无信不立”的话。我们用“尔诈我虞”四个字做题目，无非是要表示，在一般的信义之外，猜忌的特点，在民族品格上，很要占一些位置。第二是这种特点也绝不是中国人所独有，它实在是各种东方民族中间的一个通性；最多也只能说中国人表示得特别明显罢了。
这种猜忌或尔诈我虞的特性，在中国有一个最不可磨灭的象征，就是州县的城垣。中国人讲起都市这样东西，就用城市，因为凡是都市都有城，没有城的地方不能成为都市。这些城垣的基础，物质上虽是一些砖石，精神上却是政府对民众的疑忌心理，也可以说是士大夫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猜忌心理。
另外有一类的猜忌心理是在寻常日用之间都可以看出来的。中国人生计困难；平民日常所最开心的东西自然是食物和可以购买食物的钱财。因为有这种关系，所以凡是支配钱财或分发食物的人，在中国是最不容易做。在唯利是图的小人中借此自肥，毁誉在所不计，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在洁身自好的人，也往往蒙贪污的恶名，终身无法洗刷，却就大可伤心了。原来在一般人看来，你总是在所谓“嫌疑之际”，你既有管理公币的权柄，你便有“动用”的便利；你既有分发军粮的职司，你便有“克扣”的自由；你既有支配账款的任务，那账款便难免有被“吞没”、“侵蚀”或“剥削”的危险！
中国人的彼此猜忌的特性还有一个很切实的证据，就是一个作客的人，往往不愿意独自一个人在一间房里留下。遇到这种境地，他自然而然会踱出房外，否则他面上便会有一种局促不安的神情。意思好像对主人说：“你不要疑我，我决不拿你的东西。”在中国有两句老话，叫“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两句话最能够反映出本章所讨论的特性。●爱脸皮
我说脸皮是中国人特性之一。脸皮是一种大家有的东西，如今说是中国人特性之一，似乎是不太合情理了。但我不妨解释一下，我这里所称的脸皮，也就是中国人心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中间包括许多意思，不要说我们西洋人描写不来，恐怕根本就懂它不得。
我们真要明白这脸皮的意义于万一的话，我们先得了解，中国民族是富有戏剧的本能的一个民族。戏剧可以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便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个中国人遇到了什么事故，他就立刻把自己当作一折戏剧里的一个角色。他就唱喏连声，或磕头如捣蒜，在一个西洋人看来，似乎是绝对不必的，并且引人发笑以外，丝毫不能有什么用。中国人的思想也不脱戏台上的意味。
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一个格式的问题，不是事实对不对，而是格式合不合。譬如上演说，只要说得好，时候不错，格式不误，他便尽了角色的能事。我们便不该再到幕后去寻根究底，否则不免“拆穿西洋镜”，以后便没有戏可看了。这一类日常生活中的扮演的行为，并起来说，就等于脸皮，就是脸皮；能够扮演得活龙活现，就是有脸皮，别人就会“赏脸”。假若不会扮演，不理会这种扮演的艺术，或扮演时受人阻挠，以致没有结果，就是没有面孔，就是“丢脸”。这一点，我们要是能够充分地明白，我们对于中国人其他的特性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西洋人看来，中国人的脸皮便好比南太平洋里海岛上的土人的种种禁忌，怪可怕、怪有劲，但是不可捉摸，没有规矩，除了取消之后用常识来代替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对付的方法。在中国乡间，邻舍是时常要吵架的，吵架不能没有和事佬，而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是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好比欧洲的政治家，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遇有国际纠纷的时候，不能不研究出一个权力的均势的新局面来一样。
中国人之于脸皮，真可以说是保护周全，无所不用其极。让我来举几个实例罢。做了事被人指摘，是很“丢脸”的，所以非否认，非抵赖不可，不管这错事究竟做了没有，也不管这事究竟错不错；否则便不能保全面孔。有人拍网球时失落了一个球，大家都疑心是一个苦力拾去的，并且疑心得很有一些根据。但是苦力坚不承认，满脸是受了冤屈的怒气，但他一面否认，一面却跑到掉球的地方，找了一会，把球捡起来说：“这不是你们掉的球么？”其实谁都看出是从他的袖管里掉出来的。救了脸皮，丢了性命，似乎并不是一件很上算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知县老爷，因犯案将处斩刑，他向刑部上书，要求穿了官服就刑，好救他的最后的一些脸面！●婉转
一个中国人替你帮了一次忙，你随后自然想报酬；送钱既然不便，你也许送一件小小的礼物，“聊表微意”。他却很客气地不收，很坚决地不收。他说，为了那么一桩小事来受你的厚赐，是违反五常之理的；同时他也说你不该送东西给他，送了就瞧他不起，假若你再坚持要他接受的时候，你真是陷他于不义了，那是万万不可的。他的意思是你送的太少了，他帮了你的忙，本来希望你可以重重地酬谢他，却想不到你不知趣，只送那么一点；失望之余，只好连一点都完璧归赵，又外加一番仁至义尽的议论。不因小利而忘大利，所以他情愿守着，让你有机会把他的旨意细细揣摩一下，只要你有恍然大悟的一回，那更大的礼物是不落虚空的。中国人又有一个和全人类共通的特性，就是把不好的消息瞒着不讲，可以瞒多久就多久，或者是用改头换面的方法讲出来。但是中国人间因为已经变本加厉地成了一种规矩，这种隐瞒和改头换面的功夫实在做得可以惊人。●客气
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善于客气，可以用两种不相同的眼光来看，一是赞赏的，一是批评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喜欢自己称赞自己的种种美德，但这种之美德里，客气所占的部分却很少。
不要说普通的西洋人，就是平素批评得最严厉的，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已经把客气的艺术推进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国的经书上有两句话，叫做“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就是说，仪式的规矩有到三百种，而平日行为上的规矩有到三千种。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天到晚被许许多多支离琐碎的规矩绑着，弄得丝毫动弹不得，不过是说他们的仪节生活已经娴熟到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程度罢了。好比我们在良辰休假的时候穿新衣服一样，只要日子一到，那簇新的衣服自然会穿上。西洋的文化，在理论上，是以“爱人如己”或“别人的休戚便是自己的休戚”做主旨的，所以对于客气的见地也不能不受这种主旨的支配。但是中国人的客气却与此大不相同。它是许许多多细微节目与零星规矩的总和，它们好比法律上的咬文嚼字，那咬与嚼的行为，并不代表什么心理或感情的状态，不过为咬嚼而咬嚼罢了。
中国人讲客套、讲规矩，那呆板与繁琐的程度当然也并非一样。客气好比是一个装空气的橡皮垫子，中间空无一物，但要有什么震动或碰磕的时候，它却是一大恩物，正合着老子所说的“当其无，有器之用”。这一点固然是很好的，但中国人的客气，面子上自觉的，好像是为对方客人打算，实际上、不自觉的，恐怕还是为了主人自己。它的用意似乎并不在要使客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个懂规矩的人，怎样的局面需要怎样的应付，什么上文需要什么下文，才算合式，才算入调——便是做主人的所时刻留心的事。●柔和而又顽固
中国人接受责备时的谦和态度，是最好的例证。你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他耐心、殷勤甚至是诚挚地听着，愉快地接受，而且附加说：“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也许他还会感谢你的好意，表示自己不足取，发誓说一定要立刻、彻底、永久地改正。但是，你须知这些动听的誓约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他们不切实际的品性不可能纠正，他们的种种表示不过是故作姿态。●傲视外国人
我们不能吃他们的食物，不能日晒，不能在声音嘈杂、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群聚在一起睡觉。我们不会用双桨划船，不会“吁、吁”地吆喝牲口。不愿把时间花在繁琐的礼节上。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是金钱啊！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中国人瞧不起我们的理由。他们（中国人）承认在机器发明方面我们在他们之上，但是许多发明他们看做是奇妙、不可理解、无用的戏法。我们的科学成果被他们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孔夫子拒绝谈论的魔术。中国人对蒸汽机和电力的实际应用是多么冷漠啊！除少数例外，中国人任何事情都不愿学外国人的方式（虽然他们被迫采取一些）。他们不注意卫生、通风和生理学。一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明显地认识中国的劣势，但是竟公然断言西方民族完全是用了中国古代所积累的资料。中国古代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早已高度发展，他们现在的落后，是不幸听任西方人窃取了他们所占有的自然界的秘密。他们随意解释机器的原理，认为这完全不如中国道德的伟大值得重视。●保守
孔夫子就宣布他不是一个开创者，而是一个传布者。他的使命是总结过去已经了解、但是长期被忽略和误解的学问，中国人对古典非常尊重。在中国为什么极少有其他民族遇到的内部革命呢？中国的统治者并不是不能推翻的，但是它是一块立方体，它翻倒的时候，仅仅是换了另外一面，形式和内容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反复不变的经验教育中国人一定要走老路子，盲目地信奉着过去设计好的神明。建议改良会被视为极大的异端。这样，后代无可置疑的优势，就以后代承认的劣势为基础，牢稳地建立起来了。这样考虑问题，就不难察觉中国人之所以盲目而顽固地墨守成规的根由。对中国人来说，违反他们的习惯就是侵犯了他们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本能地坚决保护这些风俗习惯，就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深刻地说明成百万的人准备为一些信仰和教义去死，而这些信仰他们并不理解，这些教义也并不完全约束他们的生活。中国的习惯，就像中国的语言一样，很少变革，也很难了解。外国人曾要一个砖厂把砖坯模子放大一些，工头拒绝采纳，并断言道：“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模子！”我们在中国土地上看到的是祖先遗传下来的粗陋、破旧的泥棚。旧习惯、旧教义和旧信念现在已经陈腐不堪，但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固守着，我们听说这样的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从旧到新的改革过程总是受到长期的抵制，而且改革往往会迅速改换方向。●孝顺《二十四孝》里讲了一个真心行孝的典型例子，汉朝有一个人，很穷，他看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养母亲和三岁的孩子，就对妻子说：“我们这样穷，甚至不能抚养母亲。而且，小孩还要分吃母亲的食物。为什么不把孩子埋掉？孩子，我们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可就不能再有了。”他的妻不敢违拗他，于是只得跟他去埋孩子。他们在地上挖坑，挖到两尺多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金瓶，上面刻着字，说明是上天赐给孝子的。如果不出现这个金瓶，孩子就要快活埋了。按照孝道的教义，一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对妻子、孩子的爱”不能妨碍对父母的孝，不惜杀害孩子来延长他祖父母的寿命。中国人还相信这样的事，双亲得了难治的病，只有割下儿女的肉，让双亲不知不觉吃下去才能治愈。……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早婚风气极盛，祭祀祖先的习俗也很浓厚。●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
孔教是中国最值得注意的知识成果。但是西方读者又确实不能不认为孔夫子的经典是空洞无物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彻底调查的人，一致断言这样的事实：其他民族是依靠物质的力量，中国人却是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曾并吞道教，道教也曾排斥孔教，但是最后孔教把佛教和道教都并吞了，成为“三教合一”。道教和佛教虽然对中国人的思想有巨大影响，但基础是孔教。……中国知识阶级不注意多神教和无神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对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谛置若罔闻，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可悲的弱点。多神论和无神论的调和就意味着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肉体可以没有灵魂，灵魂可以没有精神，精神可以没有生命，宇宙可以没有源头，世上可以没有上帝。（《中国人的特性》或译《中国人的气质》，1894年，选自潘光旦《民族特性和民族卫生》，1937年；《鲁迅研究资料》，1938年11期）世变之亟（1895）严 复●好古而忽今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止足、相安
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期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浸多，镌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恕、絜矩
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1895年，选自《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十种德性相反相成（1901）梁启超●乏独立之德
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倚赖官吏。百姓倚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
不宁唯是，其地方自治之发达颇早，各省中所含小群无数也；同业联盟之组织颇密，国民中所含小群无数也。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乃我中国之现状，则有异于是矣。彼不识群义者不必论，即有号称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群呼号于天下，而甲地设一会，乙徒立一党，始也互相轻，继也互相妒，终也互相残。●乏自由之德
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夺，乃我自得之而享之者也。故文明国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权非操诸官吏，而常采诸国民。中国则不然，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故真自由之国民，其常要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蛮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别，全在其有制裁力与否。
而文明程度越高者，其法律常越繁密，而其服从法律之义务亦常越严整，几于见有制裁不见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无一人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谓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顾公益，而漫然号于众曰：“吾自由也”。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自信与虚心
我国民而自以为国权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国权，强邻孰得而侮之？国民而自以为民权不能兴，斯不能兴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夺争民权，民贼孰得而压之？而欲求国民全体之信力，必先自志士仁人之自信力始！
自信与虚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气象阔大，其胆识雄远，既注定一目的地，则必求贯达之而后已。●乏利己之德
国不自强而望列国之为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为我兴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
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
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异名同源，固不必侈谈“兼爱”以为名高，亦不必讳言 “为我”以自欺蔽。●破坏与成立
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爱之君子，惧破坏之剧且烈也，于是窃窃然欲补苴而幸免之。
凡所以破坏者，为成立也，故持破坏主义者，不可不先认此目的。苟不尔，则满朝奴颜婢膝之官吏，举国醉生梦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坏之役而有余，又何用我辈之汲汲为也？故今日而言破坏，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选自《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
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
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
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主人之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凡官吏以公事致书于部民，其简末自署，必曰：汝之仆某某。盖职分所当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国民之全体而不敢亵，即所以巩护国家之基础而勿使坏也。乃吾中国人之理想，有大异于是者。
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执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奴性
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夫既言之矣。虽然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故使我诚不甘为奴隶，则必无能奴隶我者，嗟乎，吾不解吾国民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其拥高官籍厚禄盘踞要津者，皆禀奴性独优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则不能一日立于名场利薮间也。一国中最有权势者，即在于此辈，故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唯以学为奴隶为事。
西国之民，无一人能凌人者，亦无一人被凌于人者；中国则不然，非凌人之人，即被凌于人之人，而被凌于人之人，旋即可以为凌人之人，咄咄怪事。●愚昧
国脑者何，则国民之智慧是已，有智慧则能长其志气，有智慧则能增其胆识，有智慧则能生其实力，有智慧则能广其谋生之途。
国脑之不能离民智而独成，犹国体之不能离民体而独立也。信如斯也，则我中国积弱之源，从可知也。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以堂堂中国，而民智之程度，乃仅如此。●为我
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
中国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露著于天下矣。
谚有之为：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国民人人脑中，皆横亘此二语，奉为名论，视为秘传。于是四万万人，遂成为四万万国焉。亡此国而无损于我也，则束手以任其亡，无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国而有益于我也，则出力以助其亡，无所惭怍焉。●好伪
好伪至极，至于如今日中国人，真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臣之事其君；长之率其属，属之奉其长；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士之结其耦，友之交其朋，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伪之一字行之。奏章之所报者，无一非伪事；条告之所颁者，无一非为伪文；应对之所接者，无一非为伪语；举国官缺，大半无事可办，有职如无职，谓之伪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文之伪也，而以八股墨卷，谓为圣贤之微言；武之伪也，而以弓刀箭石，谓为干城之良迭。●怯懦
以冒险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至有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之谚。
吾尝观欧西日本之诗，无不言从军乐者，又尝观中国之诗，无不言从军苦者。
中国世俗，有传为佳话者一二语，曰百忍成金，曰唾面自干，此误尽天下之言也。夫人而至于唾面自干，天下之顽钝无耻，孰过是焉。●无动
曰安静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誉人之词也，曰喜事也，曰轻进也，曰纷更也，皆贬人之词也，有其举之莫敢废，有其废之莫敢举，一则曰依成法，再则曰查旧例，务使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然不动之域然后已。吾闻官场有六字之秘诀，曰多叩头，少讲语，由今观之，又不唯官场而已，皆国之人，皆从此六字陶熔出来者也。是故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选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修，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笼统
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哪里，连自己也说不出。●武断
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虚伪
虚伪有二：（一）语句上的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因袭
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选自《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缺公德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谦。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束身寡过主义
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今吾中国所以曰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众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情、慎、勤，岂非私德之高尚者也？虽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曾是情、慎、勤之字，遂足以塞此两重责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进，国华之日替，皆此之由。●恶性
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
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当内乱时，其民必生六种恶性：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唯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也。二曰残忍性。草雉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阋，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斫丧澌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新民说》，1902—1903年，选自《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不知法治为何物
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中国国民则无一日能安于法律状态者也。夫有法而不行，则等于无法。今中国者，无法之国也。寻常私人营业，有数千年习惯以维持之，虽无法犹粗足自存。●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必责任心强固之国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
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至今日而已极，人人皆先私而后公。
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之缺乏，其为股份公司之阻力者既若彼矣，而官办之业则尤甚。（《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年，选自《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文化偏至论（1907）鲁 迅●自欺
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科学史教篇》，1907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他为肥胖。（《立此存照（三）》，1936年，选自《鲁迅全集》第6卷）●自大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文化偏至论》，1907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
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之实利。（《摩罗诗力说》，1907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疾天才
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文化偏至论》，1907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难改变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1924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十四年的“读经”》，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 “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古书与白话》，1926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习惯与改革》，1930年，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体面
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
外国人……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
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马上支日记》，1926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好像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说“面子”》，1934年，选自《鲁迅全集》第6卷）●十景病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连人的劣迹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瞒和骗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论睁了眼看》，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
我们×××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1936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3卷）●惰性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这个与那个》，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调和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1927年，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破坏欲
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记谈话》，1926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明黑白
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有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沙》，1933年，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选自《鲁迅全集》第6卷）
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题未定”草（九）》，193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6卷）●眼光不远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两地书》，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1卷）●残虐
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1918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1卷）
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酥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1933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2卷）
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1935年10月29日致萧军信》，193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3卷）●自利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谈所谓“大内档案”》，1927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奴才主义
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望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1918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1卷）●卑怯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
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底，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忽然想到（七）》，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怒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什么呢？（《杂忆》，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
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1931年，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这个与那个》，1925年，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人的明面与暗面（1909）［美］麦嘉温（J．Macgowan）●幽默
看上去，中国人没有个性、没有风度，木偶一般有气无力的外貌，使人觉得他们缺乏想象力。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人具有的难以名状的东西，他们成了东洋人中最受英国人喜爱的人。其中主要一点无疑是他们尖锐的幽默感。幽默感横溢于全体中国人之中，可笑的事、奇形怪状的东西，无论对什么他们都报以大笑或微笑。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说笑话，玩笑是溶解一切不投机的溶液。●委婉
中国人讨厌直截了当，喜欢婉言陈述，使人往往把握不住他们的真意。语言对于他们毋宁说是把隐藏在背后的观念暗示给对方的工具，认识这些观念还需对方自己去推论。●固执
中国人顽固不化地固执己见，实在是可恨的国民。当对方呈上提案并要求实施时，他们一定会断然拒绝并提议改变提案。当碰到对方强硬时，他们会承认原提案并天真地称赞原提案极好。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执行的结果，并没有按原提案执行，仍然按他自己的意志行事。●说谎
中国人最让人费解的癖好是说谎，“他们好像没有真实的念头”，他们坦然地“装作不在”，“装病”，说谎时尽力使它显得真实。所以，要从中国人的话里了解到真实情况是不容易的。●坚强
如果说有顽强的人种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无论把他们放到哪里，他们都能适应。无论是商人还是劳力，无论是职员还是日夜忙碌的工人，中国人体力优秀，富于忍耐力，风土不能左右，病菌不得侵入。中国人比西方人优秀就在于神经麻木。●悠然自得
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传播小消息
中国这个大帝国中，消息传播的迅速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任何一件事，很快就会传遍全村，而且总是不失准确。几天之内，消息就能传得很远。尽管没有报纸，没有电报，无论贫富贵贱都能知道。我认为这一现象不可思议，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面子
我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特征的第一点意见是“面子”。中国人的希望之一，是在朋辈面前表现出色，谓之“有面子”。一旦失败，就认为没了脸面，谓之“失面子”。（《中国人生活中的明面与暗面》，1909年，《现代中国人及其习俗》，1912年，均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东西文化在中国的冲突（1911）［美］罗斯（Edward Alswarth Ross）●有生命力
中国人比白人有更大的生命力。●保守主义
和南欧人的直爽、热情、爱社交、对美敏感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显得钝重、保存和消化刺激，但不易有反应，行为不基于印象而是基于信念和思考，行为不是由刺激而是由目的决定的。他们的智力是笨重的制动机，从杂多的间歇刺激中找出连续的意志力，不听两面之词不下决心，下了决心也未必行动。不靠激情而靠意志行动，行动不是发作而是平稳；不是忽左忽右，而是首尾一贯。中国人确乎就属于这种钝重的盎格鲁撒克逊型。
中国人不易着急和慌乱，善于抑制感情和隐忍，没有忽冷忽热的事。轻易不动，一动起来就非常强烈。轻易不承诺，一旦许诺就绝不改变。虽然不易改变，一旦改变又变得极彻底。●未成熟
在华60年的传教士马丁（W．A．P．Martin）博士认为，中国文明是未成熟的文明，他们祖先的创造力在后代消失了，中国人的天赋都在记字和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中消耗殆尽了。
中国的文化在后代似乎停止发展了。绘画没有远近法，音乐没有和弦，语言中也缺乏关系代词和指示代词。社会空气这个曾刺激中国产生许多发明创造的东西，仿佛缺氧一样，窒息了中国人的创造。●宗教上的实用主义
和在所有事情上一样，多数中国人在宗教方面也讲实用，希望菩萨给自己带来俗世的幸福。这种愿望尽管朴素，但在具有理想主义者资格方面，中国人作为一个人种比欧洲人差。●缺乏职业精神
中国人在急需职业精神的场合总表现得怠惰懒散、有气无力。●缺乏阳刚之气
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做爬高下低之类的事，他们不知运动竞技，游戏只有放风筝、踢球、赌博、打麻将、放爆竹，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记忆力好
中国学生由于必须一一记住数千个汉字，所以在记忆力方面非常出色。中国学生能很好地记忆文字，但没有推理的概念。（《变迁中的中国——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冲突》，1911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东西思想之差异（1915）陈独秀●安息为本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两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家族本位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
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之。”《礼》曰：“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
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感情本位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妇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事蓄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兹？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唯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视戚友若盗贼，社会经济因以大乱。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浅见者自表面论之，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选自《新青年》第1卷第4号，上海群益书社1915年版）●散
吾华惰民，既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博弈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西人之人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晳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人之风尚。●贫
国民而无贮蓄心，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则产业凋敝，国力衰微。可立而俟，吾华之贫，宇内仅有。
呜呼，金钱罪恶，万方同慨。然中国人之金钱罪恶，与欧美人之金钱罪恶不同，而罪恶尤甚。以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袁氏叛国，为之奔走尽力者遍天下，岂有一敬其为人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国者？盖悉为黄金所驱使。●不洁
西洋人称世界不洁之民族：印度人、朝鲜人与吾华鼎足而三。
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虽在本国人，有不望而厌之者，必其同调。欲求尚洁之晰人不如加轻蔑，本非人情，然此犹属外观之污秽，而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迄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
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圆滑
袁氏之称帝也，始终表里坚持赞成反对者，吾皆敬其为人。乃有分明心怀反对者也，而表面竟附赞成之列，朝犹劝进，夕举义旗，袁氏不德，固应受此揶揄，而国民之诈伪不诚，则已完全暴露。
呜呼，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我之爱国主义》，选自《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懒惰放纵不法
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盗公肥私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选自《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国人之公毒（1915）远 生●笼统
今请单刀直入，陈说我所知或我所觉。其实即我所受之毒气为何物，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笼统而已。
大抵自有中国以来，以及今日，无论圣凡贤愚贵贱老幼，无一人不受有若干笼统之病。
以个人论，则一方面为消极的笼统，即根本不认为有个人之人格与自由，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今之新人，则主张其没入于国家。一方面为积极的笼统，则能牺牲一切之人以成其富贵荣华者，即为名誉。●独断主义
盖自汉尊孔之后，已渐成独断主义形式主义之空气，至宋而其毒益深，至明立八股之制以来，亦即若千百年矣。读者试思以数千年以上，至少亦数百年之遗传。
故笼统之国民必武断，武断者必专守形式。专守形式者必不许怀疑，不许研究。（《国人之公毒》，选自《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年1月）矛盾的中国人性格（1916）［日］服部宇之吉●性格矛盾
所谓中国人的矛盾性格是指，中国人同时具有常识的、实际的、理性的和理想的、想象的、感性的这种冷热两种性格。●善综合
在需要冷静地、实际地、常识地判断事物时，情绪常会妨碍理智，想象使得判断力迟钝起来，其结果使中国国民具有一种一般说来能综合地但无法分析地判断事物的倾向，即综合的国民性。●爱好和平
后世中国人的自尊和看不起他人，在古代并不存在。虽然古代自尊心不强，但绝无轻侮外族的念头。中国人征服外族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同化。从文化的同化主义产生和平。汉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是从儒教、道教和其他各个方面都能得出的同样结论。●私心
尽管从“子罕言利与仁与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看儒教是否定利己主义的，但观察中国国民的普遍道德观念，却是与儒教完全相反的，总的行为动机就是自己个人的利益。
就今日之中国来说，中国人是私心重的国民。中国人以利害为本位，利害中又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所以公共责任观念薄弱，国家观念淡漠。●重礼
中国人的礼中包含有外国人的组织、法律规范，道德教化，但是到了后来，重体面了。重礼，以礼维持国家是中国的国民精神。重礼的结果流于形式主义，从重形式又流于重名义。（《中国研究》，1916年，《中国国民性和思想》，1926年，均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杜亚泉●各自相安
吾国人之观念，则以为社会之存在，乃各自相安之结果。凡社会中之各个人皆为自然存在者，扰乱社会决不失其存在之资格，盖吾国人以吾一切一类皆为天之所生，天即赋以相当之聪明，才力以得相当之衣食。谚所谓“各人头上有青天”及“天无绝人之路”，皆表明人类各得自然存在之意义者也。●重自然
西洋社会一切皆注重于人为，我国则反之，而一切皆注重于自然。西洋人以自然为恶，一切以人力营治之，我国人则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体天意、遵天命、循天理为主。故西洋文明为反自然化，而我国人之文明为顺自然化。●向内
我国人之生活为向内，社会内个人皆向自己求生活，常对于自己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而社会上一切文明皆由此发生。●以个人为中心
我国社会内无所谓团体。城镇、乡镇，地理上之名称；省道县者，行政上之区别，本无人格的观念存于其间。国家之名称则为封建时代之遗物，系指公侯之封城而言，自国家以上则谓之天下，无近世所谓国家之意义。王者无外，无复有相对之关系，其不认为人格可知。至民族观念亦为我国所未有。所谓蛮夷戎狄者，皆天生之民，且多为古代帝王之后裔。以其地处僻远，俗殊，文野，故加以区别。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用夏礼则夏之，其区别本固定，故与现时民族之区别不同。盖我国除自然的个人以外，别无假定人格，故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而家族、而亲友、而乡党、而国家、而人类、而庶物，皆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以为之等，无相冲突。●蔑视胜利
我国社会则往往视胜利为道德之障害，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胜利，而且有蔑视胜利之倾向，道德之作用在于消灭竞争，而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竞为道德之最高尚者。所谓道德即在拘束身心清心寡欲，戒谨于不睹不闻之地，为己而不为人，故于个人私德上兢兢注意。凡孜孜于图谋自己利益、汲汲于主张自己权利，及享用过于奢侈，皆为道德所不许。（《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选自《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中国：从远古到今日（1916）［英］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说谎与小利
一般认为，中国人爱说谎。如果说中国人说谎的话，那么欧洲人也说各种谎话，只是欧洲人说谎的动机是维持因袭的名誉道义，避免相互间的不快和耻辱，碍于朋友的情分等，并且分寸适当。与此相反，中国人说谎的动机是为了获得蝇头小利，避免麻烦，掩盖自己的怠慢，避免不礼貌，使敌人痛苦等，并且分寸过失，不像欧洲人那样得体。●偷窃与有用
中国人被认为是有盗癖的。中国人几乎从来不拿对自己无用的物品，另外，如果你把东西放在它该放的地方，也不会有中国人去偷，中国人只偷放在有诱惑力地方的有诱惑力的东西。●不卫生与洗衣服
中国人被看作是不爱清洁的人。但我认为，在气温很高的南方，中国人比同阶层的英国人要干净得多。在寒冷的北方，由于燃料贵，不换衣服不洗澡是常事。各国国民清洁的形式不同，日本人洗身体，中国人洗衣服，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人不讲卫生，但也不至于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知恩与情
一般认为中国人不知恩。但如果你适度地想到佣人并给以敬意，无论主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佣人的忠实劲是世上无二的。经常看到伶巧的中国人在和主人分手时，不堪惜别之情，如小孩一般大哭。说中国人不知恩的话，不能不完全否定之。●礼节与省麻烦
中国人确实不拘泥于日本式的繁琐礼节，但比法国人更重礼节。中国人的礼节是按儒教思想规定的，有省却思考的麻烦，防止不成样子的效果。●好色淫逸
中国人无疑是好色淫逸的。中国人一般早婚，虽然人口中90％的人因贫困而只享用一妻，但富裕的官吏却没必要地纳妾。在所有阶层的中国人中，品行方正的观念淡漠，满口淫秽的淫事，看不到清教徒似的中国人。●怕父母
日本是儿童的天堂，中国是儿童的地狱。富裕人家会给儿女穿好衣服，加以爱抚，在旧式家庭中，父亲只对儿子着力熏陶，母亲有时也疼孩子，但情绪易变，脾气坏，动辄训斥、毒打。所以子女对父母与其说敬爱，不如说害怕。●节制
在节制饮食方面，中国人比欧洲人强。
中国人很少喝得烂醉。在吃饭方面，少数富裕人家为养精力而耽于养食。95％的人口甘味粗食，只吃八分饱。●勤奋
勤奋是中国人的最高德行，只是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勤奋，无论出了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都要考虑自己在金钱上的得失。通过做事得到钱，就是中国人的勤奋。●灵巧
中国人没有钟而知时间。会洗衣、修缮、判断气候、耕田、操作船只、打鱼、骑马。中国人不会的只有：给自己理发。自己防病，驱除寄生虫，遵守军规，不骗钱，诚实，守时间。（《中国：从远古到今日的历史、外交和商业》，1916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中国的特征（1916）［美］柏赐福（又译：贝施福，Janes Whilford Bashford）●孝
如果死后没有男子祭奠，自己和祖先的灵魂就会不得安生，自己对祖先崇拜的懈怠会给家庭带来旱灾洪水瘟疫，这是中国人的宗教信念。宗教信念和中国男子强烈的情欲，成为中国人口众多的主要原因，即是说，做母亲是女人的本分，无子是最不孝的事。妻不生子可以休，为了得子可以纳妾，多妻促成了多子。●集约耕作
中国人精耕细作。中国人认为一根杂草耗的地力可以育一棵苗。所以除草极精细。精耕细作也是促成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人力代替畜力
中国人认为，生产养活一匹马的饲料的土地，完全可以用来养活一个人。所以为了人的出生，很乐意用人力代替畜力。这也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精力充沛
中国人是精力充沛的民族。毫无疑问，中国国民人口世界第一，中国文明是现存文明中最古老的文明，其精力无与伦比。中国人大概比其他民族都能在严寒酷暑下从事长期劳动。中国人以其活力可以与任何人竞争。●节俭
中国人的节俭与勤奋一样，是众所周知的，与他们所具有的其他品性一样，与其说是天性，不如说是生活所迫。●智慧
三千年来，中国人开凿了无数的运河、池、沟来输送货物，灌溉农田，防范洪水，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忍耐力、勤奋和智慧。就整体来看，中国人在工业生产中也发挥着他们优秀的智慧。●适应性
比智慧更让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好脾气。中国人的适应性是遗传之德，也是他们所以能存续的原因。没有什么人能有中国劳动者那样的好脾气，没有人能在艰难困苦中像他们那样保持着好脾气，即使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他们也能应付自如。●有结合力
中国人不知道在生产上集结资本，在建立大公司、大企业方面似乎也困难很大，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促成结合的能力，整个中国历史说的就是中国国民有能力形成各种各样的联合的历史。中国人有相互结合的能力，有容易彼此信任的意向。●实用性
如果把印度人比作法国人的话，中国人就好比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一切行动以经验为指导，他们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中庸主义，不以逻辑为原则，而以有效和妥协为原则。●不信任
虽然彼此非常了解的伙伴不是这样，但是，一般中国人缺乏诚意和相互信任，可以说正是由于过于明显的不信任，中国人才没有能力建立大公司大企业。在中国，大的银行、商社，大多是由家族氏族等同族的人组成。●不精确
在中国的商业交易中，不精确是一大缺点。这种不精确并非本性如此，而是由于产业贸易的领导——钱庄拥有者、商人——为了获一时之利而不顾事实造成的。●讲信用
中国人的信用可以弥补不精确。信用在长期的商业活动经验中形成了交易的体会和原则。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国家的国民可以和中国人相媲美。中国商人认为商业昌盛的秘诀之一就是信用。●怀疑主义和无为主义
儒、道、佛三教混淆，儒教离不开合理主义、物质主义，一味强调伦理的生活，最终陷入了怀疑主义；道教起源于古代的超越哲学，由于没有超自然的人生观而陷入了无为主义和迷信；佛教从传入到今天，一直带有超越主义和迷信的色彩，与道教一样，陷入了无为主义和迷信。●强韧
上面所说中国人性格和文明是极其强韧的，证据如下：
1．虽说汉族人被蒙古人、满洲人征服了，但结果却是汉族人取得了胜利。蒙古、满洲的语言、文明都消亡了，汉语侵入了蒙古，取代了满语。
2．中国人和其他种族通婚的结果，其子总是有中国人的特点。
3．基督教505年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人改变，衰灭了。
4．犹太人也曾进入中国，有数千人，最终也被同化了。
5．伊斯兰教之所以没有基督教、犹太教那样惨，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但并没给儒教任何影响。对中国人的多神教也无可奈何。（《中国》，1916年，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吾国国民弱点（1917）光 升●缺乏自由
缺乏自由思想也。自由有表里两面。自消极方面言之，为下羁；而自积极方面言之，为权利。自由思想即权利思想，由人格主义而来。人格者，即法律上能享权利尽义务之主体也。
吾国建国最古，国家主义早立，而于个人人格之认识独啬。
而吾民则数千年来，托政府为恩主，以盲从为义务，其桀纣幽厉暴秦亡隋以及一切衰朝末世之暴君污吏残民以逞者无论矣。即刑措如成康，小康如文景贞观庆历。所谓流风善政夐绝千古者，亦不过轻刑敛与民休息而已。吾民唯侥幸于道德上之生存，而终未占有法律上之地位。●缺乏法治思想
缺乏法治思想也。
盖德治者，不恃法而恃人。人之性格不定法，之程限有常。故德治易流为专制，而法治可企于平等也。
儒家者，一方采国家主义，一方又重家族主义，盖犹袭古代宗法社会之遗。夫是以重德轻法。
数千年人智国力沉滞而寡进者，虽欲不谓为德治之敝不可也。夫道德之流于宽慢虚伪也，其故由于秩序不整，而侥幸乘焉，界限不严，而依赖乘焉。●缺乏民治思想
缺乏民治（国民政治）思想也。国者全国民之公共集合体也，则一国之政治，应合一国之民谋之，理固然也。然古代国家幼稚，国民政治思想薄弱，此公共集合体之政权，类为个人或少数阶级所窃据，于是有君主专制贵族专制政体之发生。（《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选自《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东西文明根本差异（1918）李大钊●以静为本位
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试观东人西人同时在驿候车，东人必觅坐静息，西人必来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唯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是谓定命主义（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Creative Progressionism）。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
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诫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净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以观于政冶：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
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选自《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心气薄弱的国人（1919）傅斯年●似是而非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最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最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有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好行小慧
本来缺乏作正确判断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专做质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小慧”是心气薄弱的现象；一群人好行小慧，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中国人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这“好行小慧”，更可断定他的心气薄弱。●没有主义
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一盘散沙
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符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如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十个中国人，所成就的，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看起中国农民，全没自治能力，就可知道他们只有群众生活。
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心气薄弱之中国人》，选自《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中国人的中国（1919）［英］倭纳（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重感情
在感情方面，中国人重感情、温和、朴实、认真、喜聚居、勤奋、忍耐力特强，同时，神经过敏、固执、残忍刻薄、无情、不诚实、手癖、好色。平常沉默寡言，有时激昂。不是不愉快的人，相互间过分地重礼节。知恩必报，重商业信用。当然，地区之间也有差异。●没有创造性
在智能方面，中国人是停滞不前的，虽有采用近代西方文化的欲望，但在文化方面，仍是大一统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奴隶。在思考行动的所有方面，都因袭固有的、旧的形式，没有想象，没有创造，一味地模仿，缺少自由的个性和创造力。组织不力，缺乏反省和预见，表现暧昧，无力判断主题和实际的加以把握，不承认正确的重要性，极尽曲解和委婉之能事，极度猜疑和迷信。●早熟
从中国人性格的总体看，他们具有发展初期种族所共有的各种特征。体格差，营养系统不发达，神经系统小，顽固，有害作用使得种族锐气日减，导致激发努力，引导改良的感情淡薄，由于可塑性小而早熟，中国人意识较单纯，表现出周期性的激情和漫不经心。由于没能发展到爱他人的情操而缺乏同情心，残忍，并伴有极端的保守主义。中国人的心灵中，缺乏关于一般事实和长远结果的概念。其观念凝固，与其说抽象，不如说具体，缺少明确性和精确性。其想象力的缺乏可以从其民族生活的漫长历史中没有发明的事实看出来。●集团行动本能
中国人不单独行动，有结成集团行动的倾向。比如，中国人的“骂街”，即感到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会跑到街上，向第三者诉说苦恼以求仲裁。从总的事实来看，集团行动是原则，个别行动是例外，孤立几乎是一种罪过。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人的集团行动是在动物那里也能看到的自卫的集团行动的残余，可以说，是社会的白血球。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封建思想依然存在，由于在封建制度中，集团是军事性质的，现代中国人正是为了防卫才集团行动。（《记述社会学——中国人篇》，1919年，《秋叶》，1922年，《中国人的中国》，1919年，均选自大谷孝太郎《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东亚同文书院1935年日文版，袁方编译）东西思想异点（1920）［美］杜威（J．Dewey）●思想切实
据我看来，东西思想有三种异点。
东方思想更切实更健全，西方思想更抽象更属智理的。譬如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健全的、确定的、切实的、天然的人生关系。人人都有父、有子、有夫妇昆弟，人人都是一国的臣民或君长，人人都有朋友。所以东方的圣人就规定五伦的德律，教人怎样做君臣、做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西方的思想却不同。大概西方的主要观念为直（Justice）与慈（Benevolence），都是抽象的观念，并没有指实哪种伦常事物，换句话说，直和慈都从智理推究出来的。切实的道德观念，有种好处，就是有确定的标准，教的省得麻烦，学的容易领悟。弊病就是因确定生执拗、因切实成拘泥，习教安常、不能通权达变，以适应时势。智理的抽象的道德观念，能权能变。譬如直和慈，应用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可。臣对君要直和慈，君对臣也要直和慈，不像东方臣对君要忠，君对臣就不要忠了。所以西方的道德是平等的、普遍的、活的、能权能变以适应环境，环境变，观念也变。大抵事物愈确定，变化愈难。譬如说臣要忠，就使数千百年的臣民都要忠了。原理愈普通，变化愈易。虽然有含糊的毛病，却能通权达变。●家庭伦理
西方伦理根据个性，东方伦理根据家庭。这种异点，人人都知道的。他和第一个异点有密切关系，简直是二五和一十。西方人不承认伦有何种确定的关系，好像君臣等。他们只知道有我、有个人，所以没有尊卑的分别；直和慈，对父对子都可了。东方经书所说的五伦，有三个属家庭（即父子、夫妇、昆弟），其余君臣是父子的变相，朋友是昆弟的变相。所以东方的道德观念，简直可说全然根据家庭。所以经书说孝是德之本。而孝的范围也最大，不信不诚，败坏家声，可算不孝；建德立功，扬名显亲，就可算孝。●蔑视个人权利
西方伦理尊重个人权利，东方伦理蔑视个人权利。西方一二百年来，个人权利最受尊崇。所以个人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人不得干涉；有保存财产的权利，他人不得强取；有养护身体的权利，他人不得毒打；有保全荣誉的权利，他人不得败坏。凡干涉他人自由、强取他人财产、破坏他人荣誉的，都是不道德的。后来这种权利观念渐渐推到政治。美国宣告独立文中，开宗明义，就说人人有生命财产和自求多福的权利。从道德方面说，个人不能侵犯他人权利，所以从政治方面说，政府就应当保护人民的权利了。这就是个人主义的真表现。人人都是各种权利的中心点，社会一切平等。父有权利，子也有权利，君臣同有此种权利。君不尊重民权和民不尊重君权，一样的不道德。有人说尊重个人权利，好像有点自私自利。道德应当根据义务，不当根据权利。东方道德就是尊重一己对人应尽的义务，所以没有西方道德自私自利的毛病。但是尊重权利，并非蔑视义务，况且义务权利，本非二事。所谓义务，不过是尊重他人的权利罢了。假使我们拿个人做中心，认我们的权利为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推己及人，自当会尽义务，自然会尊重他人的权利了。所以你的权利，就是我的义务，我的义务，就是你的权利。这种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之尊重，是民治主义的基础。所谓行动自由、言论自利、择业自由、民族自决等，都从这里演出。五伦是不平等的，是严尊卑、定上下、蔑视个人权利的。所以君上臣下，父尊子卑，夫妇兄弟也是如此，只有朋友一伦是平等的。所以君父夫兄有权利，臣子妻弟就没有。西方社会一切平等，子要服从父亲，是因为父亲经验知识更高，若论到权利，子和父站在同等的地位。所以民主体的国民，无尊卑贵贱贫富，都是绝对的平等。权利和直道，有密切的关系，你尊重我的权利，我尊重你的权利。
欲望应否寂灭，是个大问题。哲学家的意见，各相背驰。有的说，人类的苦恼，大半由于多欲，要是将种种欲望寂灭干净，自然天真泰然，百体从命了。印度先哲以降伏欲望、心意宁静为大智慧，甚至谢绝饮食。罗马苦修家也主张淡泊宁志、苦身乐道。总之，他们的主张是，不寂灭欲望，便无快乐，立说未免过激。
反之，英国某诗人又说，欲望是不可少的，因为欲望能鼓动我们努力去改进环境。人无欲望，便蠢如鹿豕。因为有欲望，才能不满意于现状，才能发扬踔厉去从事改造事业。所以奢望为进化发展和改革之本源。有人问某德国社会改造家说，什么是改良社会最大的阻力？他说，就是难使社会不满意于其现状。因为不满意，才能有改良的欲望，才能努力去行。
说句平心话，这也是片面之辞。不满意不知足的人，也有许多毛病，就是愤郁多忧，难与为欢，或吹毛求疵，得陇望蜀，和世人多龃龉。又这种人必浮躁易怒，责人重而自责轻，或自私自利，不愿公益。所以，有欲无欲，各有利弊。无欲望，便不能奋发去行；有欲望而常不知足，又必妄于非分，徒劳无功。总之，欲望或不知足心，万不可寂灭，因为不知足的目的，是要唤起努力，改进环境。要是能善用不知足心，利益很多。要是操之过急，便贻祸无穷了。（选自《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版）●无为
无为是道德行为的一种规范，是教人积极的忍耐、坚毅、静待自然工作的一种教训，以退为进就是他的标语。因为有这种见解作根据，所以才有中国人的“听其自然”的知足安分的、宽容的、和平的、诙谐的、嬉乐的那种人生观。也因为有了这种见解做根底，所以才生出中国人的定命主义。中国人知道自然的程序是徐缓的，所以不慌不忙地等待着应得的收获。“无为”容易变为消极的服从；保守容易变为习故安常，变为恐怖及不喜变换。●尊重师傅
孔教养成一种非常尊重师傅的观念，师傅对于受业者的生活和学识是一样有永久的影响的；这种观念在中国民族生活的性格中，便非常显著，而且中国人有一种倾向，便是一切争执，专喜和平解决，不愿出以恶声，这种倾向也可以借此说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1922年，选自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吾国无国民（1921）陶行知●无国民
有人说：“吾国无国民。”这话未免太过。但细想，实际上有国民的资格的确是不多，所以教育在中华民国里更加重要。（《师范教育之新趋势》，1921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唯人主义
中国人办公，素为唯人主义。一机关所用之人，彼此各有关系，常因一人之迁更，而影响其他各人者。故推荐者与被推者，同其去就；而所推荐者，又皆因人之关系，胜任与否，所不计也。（《办公原则》，1922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精神不团结
欲国家之强大，必全国国民能同心努力方有济。今百人中不识字者约七八十人，是何以言精神之团结？（《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社务报告》，1923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看重读书
古人说：“人不学，不如物。”又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可见中国素来看重教育的意思。（《空前之全国教育大会》，1924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缺少度量
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他摇不动的基础。近今国人气节，消磨殆尽，最堪痛心。倘不赶早在本身、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呢？至于今日，少数具有刚性的领袖，又因缺少度量，自取失败，并以此丧失国家的元气，至为可惜。（《南京安徽公学创学旨趣》，1924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被动的民意
民意有被动主动的区别，被动的民意是对政府已经做的事体加以批评，加以反对。因为人民只是等候政府来动他们，所以叫做被动的民意。我们中国的民意大都是被动的。（《主动的民意》，1925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公私混杂
我们每个人有两种资格：一是私人；二是公共团体的一分子。我们应当把这两种资格所包含的任务分得清清楚楚。……我国人应当痛改的一个习惯就是公私混杂。政界中人，有的连家里用的煤炭，妇女们用的首饰也要在公家开账。（《尊重公有财产》，1926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听天由命
中国人是听天由命的，算命先生是整个中华民国之军师。蝗虫飞来，都说是神虫，捕灭的人要受天罚。大水来到，都说是天公发洪收人，不想法子治河。因此，大难临头，是没有自信心与它抵抗，连抵抗的念头都不敢起。普及教育者必须攻破天命唤起人工胜天的自信力。（《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1935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不完全、命分式的人
要做一个整个的人，别做一个不完全、命分式的人。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试问有几个是整个的人？……做一个整个的人，有三种要素：（1）要有健康的身体，（2）要有独立的思想，（3）要有独立的职业。（《学做一个人》，1925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不能协作
依我看来，西洋文化能补充东方文化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运用科学改造天然环境，二是运用社会组织以谋充分之协作。……中国的通病就是没有组织力，人数越多，越散漫。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买水吃。”就是描写这种不能协作之景况。（《无锡小学之新生命》，1926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无学识
欲求事物之改良，则非于经验之外别具生利之学识不可。无学识以为经验之指导，则势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吾国农业，数千年来所以少改良者，亦以徒有经验而无学识以操纵之耳。（《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1918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不知民权
如何可以从农民的荷包里掏出一元钱来做股东，以及如何可以使农民执有民权？这两件事须靠我们从事乡村教育诸同志的努力。农民对于这种大规模举动的不明了，与不知民权为何物，固然要靠舆论来鼓吹与启迪，但最要紧的还着重在培植小农民的乡村教师。封建制度下之农民生活是最不进步的。他们一天一天的过去，好像人生毫无问题。（《如何教农民出头》，1927年，《从野人生活出发》，1928年，均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无力量
孩子太多，不能教育，互相争夺，相抵相消，力量几等于零。以一家推到全国，四万万人是毫无力量。（《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1931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多生主义
我个人则以为除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外，认为国内还有一大妖精被适之忽略了。这个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胡适捉鬼》，1931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迷信
总而言之一句话，旧中国的军师是“迷信老爷”！在20世纪之科学世界中奉“迷信老爷”做军师之民族必归天然淘汰。（《新旧中国之军师》，1931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无政府脾气
我们民族最大的病根，是数千年传下来的无政府脾气！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民，连团体里都充满了这种脾气。要想铲除这个病根，非有严明的纪律，则一盘散沙之民族断难幸存。（《介绍一件大事》，1928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5卷）●读书人不生利
中国读书的人不去生利，是一个极不好的现象。现在的教育者要把他们的头脑灌输成科学化，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1932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愚
中国人愚，大概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因为士大夫的新代表胡适之已经把这个“愚”字列为五鬼之一，那大概是没有人反对了。可是我要向大家建议：愚人便是守知奴一手造成的，我们应该认清。（《从守财奴想到守知奴》，1934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
人和鸟兽的大分别，就是人会想，鸟兽不会想。所以要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好国民与愚民的大分别，也就是国民会替国家想，愚民不会替国家想。所以要做个真正的国民，第一就要有国家的思想。（《国民与瞎民》，1925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卷）●衰老
有人说，中华民族现在是衰老了。我推究其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便是被人教老了。六岁小孩子，大人就教他要“少年老成”，而这小孩子也就无形中涂上两个八字胡须，做个小老夫子了。我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到一个女子中学去当教员，可是年纪太轻了，很不为人敬重。后来教员不当，找了一件别的事做，便养起一嘴胡子来……因此很受人敬重而做了许多年的事。所以中华民族衰老，便是社会教人变老，教小孩子做小老翁。（《小先生与民族教育》，1934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
中国人老了！这是我们时常听见的批评。不错，有两种重大原因使中国人容易衰老，其中的一种便是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教人学老。六岁的小孩子跟着老头子学老规矩，就好像长了两撇胡子，变成一个小老翁。（《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1935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自私自利
说了孔子的故乡，再看孔子的祖国，多数人的文化是一样的落后，一样的偏枯，一样的短命。一谈到太阳，有些人就想叫太阳光照到自己的头上；一谈到雨点，有些人就想叫雨点先落在自己的园里；一谈到教育，有些人就想叫教育先藏在自己的小孩的脑袋中。这种自私自利的打算是徒费心机！（《从孔德成的教育说到孔子的故乡与祖国》，1935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个奇怪的矛盾。（《中国的人命》，1931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民为邦本
古人说：“民为邦本。”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不稳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的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稳固。如果国民全未受过教育，空空挂了一块民国的招牌，是不中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原载《新教育》，1923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3卷）●守知奴和守财奴
中国人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脑里装，学问一装，头脑就大，越装越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脑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新中国与新教育》，1936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3卷）●一对妖怪
自私先生，
自利太太，
生下一对妖怪：
大肚的守财奴可鄙，
大头的守知奴更坏。
传下一代又一代，
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失败。（《一对妖怪》，1934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4卷）●民主精神
民主是中国的老传统。一位中国伟人曾经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华民国的一条基本原理。（《中国的抗战是不自由就受奴役的斗争》，1938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3卷）●智仁勇
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1939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3卷）●粗手粗脚
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软手软脚病”，一种是“笨头笨脑病”。害“软手软脚病”的人，便是读书人，他的头脑一定靠不住，是呆头呆脑的。而一般工人农民都是害的“笨头笨脑病”，所以都是粗手粗脚。（《手脑相长》，1933年，选自《陶行知全集》第2卷）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1921）朱希祖●专制心理
祭天是王的职分，王是天的儿子，称为天子，天子是天命他治万民的，平民不许妄干非分。因此就演成一种神权政治。
祭天的习惯，民国时代，已经没有天子，还是不改；政体虽然改为共和，专制的心理，也还未改。●人鬼心理
祭祀祖宗这桩事，一部分果然也有报功的心理；然而大部分的心理，必先以为死了以后，还是同活人一样，不但相信有鬼相信有灵魂，而且以为鬼还有躯壳，所以一切丧葬的礼节，祭祀的仪式，种种待遇，与活人一样。
以为鬼的灵魂，必宿于尸骸，所以法律上盗墓开棺，定有杀罪。●多子主义
古人的心理，最怕的就是没有子孙，单传独子，难保不中途夭折，断绝子孙，于是平生出一种多子主义。●多妻主义
天子、诸侯以至平民，犹可以于娶妻之外娶妾。妇女七出之条，无子也在出例，妒忌也在出例，所以妇人不妒忌，以为美德。●重男轻女
有了多子主义和多妻主义，就生出一种重男轻女的心理。
女子不许多夫，女子不许承受遗产。（《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选自《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中国国民特性（1922）［英］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善笑
贫穷也罢，疾病也罢，扰乱也罢，都可以置之不问的。但是，为补偿这一种苦痛计，中国人却另具有享乐的本领：嬉笑，沉湎酒色，高谈玄哲，这都是中国人的享乐方法。
在我所熟悉的各种民族当中，中国人——无论那一阶级——可算是最善笑的民族了；他把什么事都当作游戏，一场争吵往往只要一笑便没有事了。●享乐
中国人从最高的阶级到最低的阶级，都有一种镇静安闲的态度，这种态度便是受过欧洲教育的也还不至于消失。
模范的西方人所期望的，是在使他自己成为他的环境内一切可能的变换的主因，而模范的中国人所期望的，都是一切可能的最多而又是最优的享乐。这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根底上的不同点。
中国人的野心，是在享乐，而不在权力，因为爱享乐的缘故，结果变而为贪婪。●贪婪
贪婪却真是中国民族最普遍的弱点。金钱可以求得享乐，所以中国人都非常要钱。
在中国握有实际的权力的乃是几个督军，督军行使权力，无非是为了增大家私。
我想，只有贪婪才是中国民族最大的缺点。
差不多个个苦力，都会为了得几个便士去冒生命危险。抵制日本的困难，大半是由于中国的官吏，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拒绝日本贿赂的缘故。●面子
在中国便是小工苦力，也自有一种自尊的高傲的仪容。
在个人的交际上，不免缺少诚意与真实，这不免是中国人的缺点。
中国人的谦恭，欧洲人的率直，究竟是哪一方面好，哪一方面坏呢？那我就不敢妄断了。●调和与顺从民意
爱调和与顺从民意，从这两点看来，中国的国民性格竟是和英国人一模一样的。
废除了皇帝，却依旧让那皇帝称着尊号，住着美丽的皇宫，养着大队的太监；此外每年倒反要给他数百万元的优待费。
安福系的推倒，多半是要归功于民意的呢。
同样受到民意的影响的，尚有教职员罢工那件事。政府受舆论的攻击，便弄得手忙脚乱了。为了教职员的利益，激动全国的民气，这样的事情，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国家，怕未必会有罢。●忍耐力
中国人的忍耐力，在欧洲人看来，真是可惊的呢。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外患是最可忧的。日本在“满洲”、山东的一切行动，中国人都记在心头。他们也知道香港的英国人，用尽心计，使广东不能造成良好的政府。而中国呢，既不学日本的模样，又不俯首帖耳于外国势力之下。他们是从几百年后着想，不是从几十年后着想的。他们是早就被人家征服过的，第一次是被蒙古征服，后来却又被满洲征服。可是征服者不久却都被他们所同化了，而中国的文化没有消失，也没有改变；过了几十、几百年之后，那些入侵者，却都变成中国人了。●民族黏着性
中国人都具有这一种特长——顽固的民俗，强大的消极抵抗力，无与伦比的民族黏着性（内争是无关的，因为内争不过是表面的分裂罢了）。
与其说中国是政治的集合体，倒还不如说是文明的——从古代遗下的唯一的文明的——集合体。自从孔子的时代，一直到了现在，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许多文明的古国，都已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永久不绝的进化，至今还是生存着。
我遇见过许多中国人，他们所具有的西方学识，不减于我们国中的大学教授；可是他们没有失却了他们的本心，也没有脱去了他们和他们自己的民族间的关系。西方文明的一切弊害——残忍、轻躁、压抑弱者、专图物质目的的那种偏见——他们明知是坏的，不愿意去仿效。至于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点呢——以科学为最——他们却又是很愿意采取的。
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以为要有一种新的质素，补足传统文化的生气，他们就想用了我们的文明去补足它。但是他们并不想建造和我们一个模样的文明，这一点便是最好的希望呢。●诚实
某作家对于我说的三种缺点：贪婪、懦怯和缺乏同情心，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反说我批评得确当，要和我继续讨论补救的方法。这一件事，便足以澄明中国人的诚实，诚实实在是中国的最大美德之一呢。●缺乏同情心
中国有几百万的灾民正饿得要死，却无人赈济。
要是街道中有一条狗，被汽车碾过受了重伤，那么路旁的行人，十个中有九个要停下来，笑那可怜的哀惨的叫声，平常的中国人见了受苦的事，并不引起痛苦的同情，在实际上，却反而有幸灾乐祸的样子。从1911年革命以前的刑法看来，中国人却也未必是缺乏残忍的心理的。世界各大民族，大概都含有残忍的心理的，在我们当中，只不过用了我们的伪善把一部分遮掩罢了。●懦怯
从表面上看来，懦怯确是中国人的一种缺点了，但是我却不敢断定中国人是真的缺乏勇气的。
我不敢说中国人是勇敢的民族，只是从中国人的消极忍耐力看来却又是一种说法了。他们会得耐苦，也会得耐死，便只是为了比较强狠的民族所认为不充足的一些动机——例如为了遮掩窃得的赃物的藏匿地。虽然中国人比较地缺乏积极的勇气，他们却要比我们更不怕死，中国人自杀的多，便是个证据了。●骚动
中国人还有别一方面的生活：他们会得猛烈地骚动起来——这多半是一种群体的骚动。因为中国的国民性，含有这一种质素，所以中国人就很不易捉摸了，他们的前途就很难推测了。中国人在习惯上虽然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但有时却会闹出世界上最危险的大乱子来。●平和
中国也有可以保存的东西，这便是伦理的德性了，中国的至高无上，就是在这里，近代世界所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个。在这几种德性中，我们把平和的性格放在第一位，有了这一种性格，一切争端，都可以用正义解决，不必凭借武力了。（《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选自《东方杂志》第19卷第1号，19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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