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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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破晓的世界：中世纪思潮与文艺复兴试读：
序言
本书终于完成了，值得骄傲和庆贺，尽管它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毕竟，这只是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没有太多学术观点。所有材料来源都是二手的，鲜有全新的，我并没有掌握关于16世纪早期的一些最新学术成果。我所言非虚，而且有鉴于此，我特意将书稿呈送到了对这一时期或这一领域有特别了解的人士那里，请他们审读。例如，蒂莫西·乔伊纳博士（Dr. Timothy Joyner）是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最新传记的作者，他审阅了本书有关介绍麦哲伦的篇章。他做了很多修改，对此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然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詹姆斯·博伊登（James Boyden），他是研究16世纪的权威，在刚开始校对本书时正在耶鲁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而完成校对时，业已转到了杜兰大学任教。他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校对者，他对16世纪的了解不仅全面而且深刻。他向我提出了不少疑问——确实应该如此——几乎在每个章节都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或其他任何与我讨论的人要对本书负责。事实上，博伊登教授对我在书中的几处阐释提出了异议。因此，还是由我一个人来为本书负责吧。
本书另一大特色在于它的创作方向是反向的。通常来说，作者只有在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后才会动笔，而决定如何表述是最后一个步骤——当然也是最费力气的。作者一开始会先做好准备工作：构思、研究、收集材料、组织框架。很少有写作和阅读是同时进行的，更是几乎没有作者会在展开故事后再为此重新找寻资料。而这一次我的写作就是按这样的顺序进行的，这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我一开始原没有打算写这本书。1989年夏末，我还在忙于整理另一部作品的手稿——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传记的最后一册，然而此时开始觉得身体不适。 经过几个月的住院治疗，我总算痊愈出院了，但身体还极度虚弱，无法处理堆积如山的丘吉尔传记材料。医生建议我暂时放下手中工作，到南部休养一段时间。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容许我继续丘吉尔传记的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能工作了。H. L. 门肯（H. L. Mencken）曾经说过，写作之于他，就像奶牛产奶一样。事实上，对所有有天赋的作者来说同样如此，把词语写到纸上对他们的内心稳定甚至心态平衡至关重要。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好有一份学术上的“小承诺”要兑现——给一位朋友写的斐迪南德·麦哲伦传记写前言。手稿已经寄到了我在康涅狄格的家，而那时我正在佛罗里达，不过这个“障碍”似乎并不算大，因为我原本就没有打算写麦哲伦。相反，我决定写一下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我原以为，只用几页，最多十多页，就能完成。
一开始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之所以会计算失误，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之前作品的狭隘性。事实上，之前我写的17本书都是有关当代的。现在，时间整整向前推了5个世纪，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钟表、警察和通信工具；人们信仰魔术和巫术，杀害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或冒犯他们信仰的人。
对较早时期的16世纪我并不完全陌生。作为一个受过该方面教育的人，对于那时的重要人物、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航海探险，我还是大致熟悉的。甚至如果不用标明当时德国众多公侯国的边界，我还能亲手画出一幅当时欧洲的地图。但对那个时代的精神，我几乎没有什么了解。那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我来说也已经很陌生了，我不知道如何身临其境地回到过去——去亲眼看看、听听、触摸甚至是闻一闻。而且由于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个时代的任何细节，因此我也不了解当时人们行为的思维方式，以及各个事件是如何环环相扣、相互引发的。
然而，从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因果关系网是一定存在的，只不过在等待人们去发现。举一个较近发生的事情为例：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发生了4件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4月，美军在古巴“猪湾事件”中的失败；6周后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奥地利的交锋；8月，柏林墙的建立；12月，第一批美军地面部队被派往中南半岛。然而每个事件都直接引发了后一个事件。赫鲁晓夫将美军在古巴的失败看成是年轻的肯尼迪总统软弱的证据，于是在维也纳他继续恐吓肯尼迪。他自以为吓退了美国，于是建立了柏林墙。肯尼迪很快作出回应，向东南亚派遣了400名特种部队士兵，并且向身边的人解释说：“我们现在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而越南就是一个最佳之地。”
一个更微妙、更具进步意义的连锁反应发生在19世纪。1847年，老旧、迟缓、昂贵的平台印刷机，在理查德·霍（Richard Hoe）的高速轮转印刷机面前显得过时了，第一个安装这种印刷机的是《费城公共纪实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霍将平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结合——其中有些技术已在法国申请了专利，进一步设计了一台卷筒纸印刷机，可以实现同时双面印刷，一小时能印1.8万页。很快，新的印刷机对廉价柔软的纸张的需求开始激增。在19世纪50年代，聪明的德国人想到了解决办法：用木浆造新闻用纸。尴尬的是，报纸有了，但社会中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却少之又少。1870年，W. E. 福斯特（W. E. Forster）的《义务教育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很快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也相继制定了类似法律。在1858年，英军新招募的士兵中只有5%会读写，而到20世纪初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5.4%。19世纪80年代，免费图书馆开始出现，紧接着是新闻业和20世纪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这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深刻变化。
尽管16世纪初期的欧洲一片混乱，但也有振奋人心的地方。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教廷的腐败、梵蒂冈的堕落以及寺院纪律的瓦解，天主教的权力开始逐渐衰退。尽管如此，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反抗一开始看起来仍毫无希望，直到他放弃用拉丁语印刷作品，开始用德语向德国民众演说和布道。这带来了两个深远而不可预测的影响。由于印刷机的发明和欧洲民众识字率的提高，路德的听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不仅加快了民族国家的出现——很快就会取代腐朽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让更多德国人选择支持路德，这时他们的理由已经与宗教无关了。最终，路德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很快英格兰也在亨利八世的号召下，取得了类似成功。
每次当一系列互相联系、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轮廓清晰地显现出来时，我就会停下笔来，对先前的写作大幅修改。有时候这需要放弃所有现成的手稿，从头开始——尽管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写作方式，但我还是觉得很兴奋。这一时期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万花筒——每一次我用手一摇，就可以看到新的画面。当然，我看到的以及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信服。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万花筒观看，会看到不同的画面。事实上，这就是亨利·奥斯本·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的经历。1911年1月，虔诚的泰勒在完成两卷本《中世纪的思维》（The Mediaeval Mind）后，对中世纪的教堂、峥嵘岁月、浪漫史、宗教热情，尤其是对基督福音的解读，充满了钦佩。他坦率地解释道：“这本书不是要论述中世纪四处弥漫的野蛮、无知和迷信……事实上，当我提到中世纪时，我的大脑里并没有想到很多这些东西。在这本书中，那些词象征着中世纪发人深思和具有建设性的精神。”
但不论我怎么摇我的万花筒，我都看不到泰勒所看到的场景。其中原因之一是我的视角比他的更宽广。我同意他的观点，即“要理解支配中世纪人们的思维和感受，以及他们的诉求和理想，就必须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和重要性”。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仔细研究中世纪的野蛮、无知和欺骗——这不仅仅存在于世俗之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于高高在上的基督教圣坛间——又怎么能够真正理解中世纪？基督教能从中世纪幸存下来，不是因为这些基督徒的存在。如果没有理解这一点，你永远不可能理解中世纪。
只有对中世纪全盘的深思熟虑后，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世纪轮廓。通常其结果是令人惊奇的。就我个人而言，最让我震惊的，也是本书最精彩之处，在于对传奇人物麦哲伦（他的传记已被我留在了新英格兰）的重新评价。我原本愚蠢地以为，是麦哲伦所生活的时代将他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后来我意识到，要想理解中世纪，麦哲伦是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是打开那个时代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到达中世纪顶峰的必经之路。我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就是整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威廉·曼彻斯特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镇1991年12月中世纪思潮意大利画家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作于1338～1339年间的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寓言》（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之局部图。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经常将中世纪期间的鼎盛时期——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600年时间——称为“黑暗时代”。然而现在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放弃用这样的称呼了，他们认为，“这种称呼很容易让人将中世纪与野蛮落后等负面观念联想到一起”。不过，这个称呼并不针对任何人，也不一定带有歧视。现代人对所谓的“黑暗时代”的了解并不多。当时人们的文化和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即便是像查理大帝这样的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也是目不识丁。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即查理大帝之后的700多年时间里，文学的地位都大不如前，甚至受到歧视。在一次著名的宗教会议上，一位红衣主教指出西格斯蒙德（Sigismund，查理大帝后的第四十七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言的语法错误时，这位罗马皇帝粗鲁地回答道：“我是罗马王，我就是语法。”——作为“罗马最高统治者”，他认为自己“凌驾于语法之上”。然而，如果仅仅凭这一点就妄下结论，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中世纪就是愚昧和落后的。而现存的史料也的确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中世纪画面：无休止的战争、贪污腐败、草菅人命、宗教迷信和愚昧无知。
自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就陷入了长期混战。罗马帝国的覆灭有很多原因，例如罗马人公民意识的淡化、官僚主义的盛行，不过导致其最终灭亡的一连串事件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浮现。当时罗马士兵负责守卫帝国漫长的边境， 而从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注1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所处的时代（即公元1世纪前后）开始，事关帝国兴亡的北部地区——即靠近多瑙河——莱茵河一带——就一直动荡不安。这一带的森林沼泽地中居住着众多日耳曼蛮族部落，虽然这些部落中有的比较温顺，但大多数都觊觎帝国的财富，只是由于过去几百年罗马帝国在多瑙河部署了强大的军团，才使得他们望而却步。西格斯蒙德（1368～1437）是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致力于终结教会大分裂，并于1414年至1418年在德国康斯坦茨召开大公会议，选出新任教宗马丁五世，结束了大分裂。但是在康斯坦茨会议期间，因为捷克（当时为波希米亚王国）神学家扬·胡斯（Jan Hus）被处死，导致了波希米亚长达十四年的胡斯战争。
现在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罗马人了，因为在他们身后出现了更为凶残的对手：骁勇善战的匈奴人。在匈奴人的铁蹄下，罗马人犹如惊弓之鸟。这些来自蒙古高原的蛮族人居无定所，不善农耕，但却个个精通骑射、嗜好杀戮，从小就被训练成了冷酷的杀手，早已将战争看成一项事业。他们在草原上驰骋，令人闻风丧胆。据说，“他们的国家就长在马背上”。4世纪初，他们在中国北方的长城下遭遇到了更厉害的中国军队，受到重创，不过这对欧洲来说却是个不幸。之后，匈奴人开始向西迁徙，355年进入俄国，372年渡过伏尔加河，375年入侵乌克兰境内的奥托哥特王国（Ostrogoths，即东哥特王国）。在击溃东哥特国王埃尔玛纳里西（Ermanaric）后，匈奴人继续前行，进入东欧，随后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德涅斯特河与维斯哥特王国（Visigoths，即西哥特王国）军队遭遇。在匈奴人的疯狂屠杀下，幸存下来的8万多西哥特军队逃到了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命令驻守边境的将领先解除了这支部队的武装，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扩充军队，他接收了这些避难者，并给他们派遣各种劳役。378年，西哥特人不堪忍受罗马的压榨和剥削，开始反抗和起义，罗马帝国不得不从其他蛮族部落招募雇佣兵来镇压。接下来发生的场景，如果恺撒还活着，他看到后一定会痛惜流泪。这些雇佣兵纪律涣散、骄傲轻敌。按照当时的史学家、希腊人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塔西陀的继承者）注2的描述， 这场战役是罗马帝国自坎尼会战失利后600年来遭受的最大失败。
在蛮族部落和匈奴人组成的哥特联军的猛烈进攻下，罗马帝国设于多瑙河—莱茵河一带的防线全部崩溃。哥特联军所向披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罗马帝国腹地，甚至开始筹划进军意大利。400年，一支由哥特人、匈奴人和逃跑的罗马奴隶组成的4万军队， 在宗教狂注3热者、受过罗马文化熏陶的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的率领下，翻越朱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入侵意大利。虽然罗马人坚持了8年的抵抗，三分之二的罗马士兵英勇战死，但还是未能抵挡住这些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的攻击。410年，阿拉里克率领士兵席卷罗马，8月24日攻入罗马城。这是德国在166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匈牙利历史上伟大领袖的图书中的插图，刻画了公元5世纪的匈奴人领袖阿提拉。
这是800多年来这座永恒之城第一次落入敌人之手。在经历了3天的烧杀抢掠后，罗马城变得面目全非。阿拉里克有意饶恕罗马公民，但手下的匈奴士兵或以前的罗马奴隶已经失去了控制。他们屠杀富人，奸淫妇女，损毁价值连城的雕塑作品，为了获取金银甚至还把许多艺术品熔化。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66年后，另一位日耳曼首领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注4Augustulus），并宣布自己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 君德里克注5领导的汪达尔人， 克洛维领导的法兰克人， 最可怕的还有在新首注6领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阿提拉杀害了他的兄长，夺取了王位——席卷了一直远到南部巴黎的整个高卢，稍作停顿后又杀入西班牙。再之后的几年，哥特人，阿兰人，勃艮第人，图林根人，弗里斯兰人，格庇德人，苏维汇人，阿勒曼尼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伦巴第人，赫卢利人，夸迪人和马扎尔人也趁火打劫，加入了蹂躏罗马文明的行列之中。这些少数民族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从此这片支离破碎、战火频繁的大陆开始被黑暗笼罩。等到黎明再次降临这片大陆，其间要经历40代人，在此之前，欧洲人饱尝着悲惨的命运。罗马城被攻陷后，成千上万的哥特士兵冲进宫殿和富人的住宅，寻找一切值钱的东西。所有的寺庙神像被捣毁，所有的基督教堂被洗劫一空。皇宫也燃起了熊熊大火。
在“黑暗时代”，万事万物都褪掉了颜色，失去了生机。由于饥荒和瘟疫，特别是黑死病和流行病多次爆发，这一时期人口不断锐减，幸存下来的人也饱受佝偻病的折磨。由异常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风暴和洪水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因为帝国的排水系统跟其他大部分帝国的基础设施一样，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了。据说直到1500年，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道路修建都受到了忽视，以至于由罗马人修建的道路仍然是欧洲大陆最好的道路。其他大部分道路都损毁严重，无法正常使用。欧洲所有港口的状况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业开始复苏的8世纪。艺术也未能独善其身，比如在建筑领域，10个世纪以来，在德国、英格兰、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除了教堂，再没有修建任何石头建筑。在农业生产方面，农奴的基本农用工具是镐、叉、铁锹、耙子、长柄镰刀和平衡镰刀。由于铁的极度稀缺，农奴缺少带犁壁的犁头。在欧洲南部，犁的缺乏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那里的农民可以轻易踩碎松散的地中海土壤；但在欧洲北部，因土壤较硬，农民不得不用手分开、挪动和翻动土壤。虽然有马和牛，但它们的作用有限。直到900年，马项圈、马具、马镫才出现，因此在此之前让两匹马共轭劳作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民们不得不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寒耕热耘，因而往往比牲畜更容易精疲力竭。
他们的周围是广阔、阴森甚至无法通行的赫尔西尼安森林（Hercynian forest），经常有野猪、熊、令人恐怖的巨狼（从中世纪起开始出现在神话传说里）以及幻想中的魔鬼出没，甚至还有现实社会中的亡命之徒——因为很少被追捕，他们变得日益猖獗。虽然他杀死亡的人数是意外死亡人数的两倍，但据英格兰的死因裁判官记录显示，每一百名杀人犯中只有一名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此外，那些没有土地而仅有一技之长的骑士，将绑架勒索赎金看作一种谋生手段。以上种种危险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紧密地聚集生活在一起，他们与同村的人通婚，生活范围狭小，以至于相隔几英里的人便互相听不懂彼此的方言。
日常生活的暴力程度——啤酒馆内因争吵斗殴会引发死亡，甚至是踢足球或摔跤也会导致死亡——令人毛骨悚然。中世纪的比赛也与马洛亚（Malory）、斯科特（Scott）和柯南·道尔书中的浪漫描述截然不同。它们是由大批武装齐备的骑士参加的邪恶战斗，表面上是场为娱乐和锻炼的聚会，实际上则是绑架和暴力的场所。在1240年于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比武大赛上，便有60名骑士被砍死。
虽然生性残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匈奴人、哥特人、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基因——但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真是充满了矛盾：教会取代罗马帝国成为欧洲疆界的守卫者，但传教士发现，要将耶稣的旨意教给这些异教徒，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让他们改信耶稣是很容易的。尽管蛮族部落战胜罗马帝国的速度很快，但天主教席卷这些部落的速度更快。早在493年，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便接受了基督教的神性和洗礼，尽管现在的牧师会认为他捍卫基督教的方式令人难以理解，甚至不可原谅。幸运的是，克洛维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的支持。考虑到法兰克人性格中的暴力倾向，因此在其著作中，格雷戈里将他的这位基督教信徒描绘成了一位大英雄，并将其胜利归根于神的指引。他引以为荣地记载了这位部落首领如何处置一名士兵的故事。在苏瓦松镇分配战利品时，这名士兵当众挥舞斧头砸烂了一只花瓶，而这个被打碎的花瓶本来是打算送给教会的，它深受主教的喜爱。克洛维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之后不久，他找准时机，用斧头劈开了这名士兵的颅骨，并大叫道：“让你在苏瓦松这样对待那只花瓶！”克洛维一生最大的影响包括三项行动：统一法兰克、征服高卢和皈依罗马天主教。第一项行动使克洛维拥有了比作为一个地区性首领更大的能量；第二项行动则奠定了法国的基础；第三项行动使克洛维与教皇结成同盟并成为天主教会的保护者。图为克洛维在接受洗礼。
为了信仰，即便血流成河，中世纪的基督徒也不会为其所动。数百项违法行为被判定为死刑，尤其是针对财产的犯罪。以死刑相威胁甚至还被用于宗教的皈依上，而中世纪的处罚从来不是纸上空谈。查理大帝是一位公正、贤明的帝王——至少在当时如此——他对教会无比忠诚，尽管他有时候会用特殊的方式来证明。在平定撒克逊人的反叛后，他给了他们一个选择，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立即被处死。当他们拒绝皈依后，他在一个上午就处决了4500名撒克逊人。而这还不是最残忍的。基督教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国王克洛维一世位于法国巴黎圣克罗蒂德圣殿的一尊士兵可以肆意挥舞他们的刀剑，而立像。受害者并非总是异教徒。每一个繁荣的宗教背后都流淌着信徒的鲜血，但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样，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自相残杀。330年，第一个将耶稣视为救世主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将君士坦丁堡选作帝国的第二个首都。仅仅在几年之内，一大批信仰相同的人由于对基督教的不同诠释相继在注7君士坦丁堡丧生。 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未能解决阿里乌斯（Arius）和占多数的神学家之间的分歧。阿里乌斯拒绝了《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继续接受一神论信仰，即虽然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不是神。所有妥协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阿里乌斯死后被视为一个异教徒首领受到公开谴责，而他的追随者在反抗后都被残酷地镇压。3000多名基督徒就这样死在了他们教友的手中——这比罗马时期所有被迫害致死的基督徒人数还要多。900年后的1204年4月13日，中世纪的恐怖再次降临到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战士，由于未能到达宗教圣地而怀恨在心，于是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城破后他们烧杀抢掠，毁坏神庙，屠杀当地居民。
基督的教会戒律在《马太福音》（28：19-20）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但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的最初几百年里，人们对耶稣的信仰开始出现动摇。直到6世纪左右，基督教被正式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德意志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才开始大规模改信基督教。不过这些只是表面上的，他们虽然皈依了基督教，但对基督教信仰却几乎一无所知。一些异教学说——斯多葛学派、柏拉图主义、犬儒主义、密特拉教以及本地宗教——继续侵蚀着人们的心灵，不仅是在蛮族部落中，甚至在雅典、亚历山大、士麦那、安提俄克和罗马城，这里曾经诞生过许多智者，恺撒和圣徒彼得也曾在这里驻足，君士坦丁大帝曾试图劝阻异教仪式和献祭，但他并未公开宣布它们是非法的，因而这些学说得以继续传播。
这激怒了基督教信徒。虽然因对很多问题的不同见解而分裂成不同派别——兴起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阿里乌斯派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们都坚决主张要将异教徒神庙夷为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并让他们尝尝基督徒在地下墓穴中遭受过的迫害，例如用基督徒去喂养狮子。这种发泄私愤的行为与福音书的主张是相违背的。尽管基督徒不愿承认，但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异教有许多的共同点。比如，使徒保罗和约翰就曾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由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在6世纪提出的七个基本美德，只有三个是基督教的信仰（信仰、希望、慈爱），而其他四个（智慧、正义、勇气、节制）都是从作为异教学说的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吸收过来的。一些异教学说的哲学家认为，福音书中所说的自相矛盾（虽然他们的行为也前后矛盾），并指出《创世记》中就信仰多神论。然而，这些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对理智、思考嗤之以鼻。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作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他宣称除非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否则对知识的追求都属于异教徒行为，是卑鄙邪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杰作是受到一个虚假谣言的激发而完成的。该谣言称，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之所以洗劫罗马城，是他作为一个异教徒为了给其所崇拜的神报仇的野蛮之举（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阿拉里克和大部分西哥特人都是阿里乌斯派基督徒）。受此影响，大部分人将罗马的灭亡归罪于基督教信徒。人们认为罗马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惹怒了众神，导致罗马城失去了神的庇护。一位来自希波（Hippo）的天主教主教——奥勒留·奥古斯提努斯（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即后来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认为这是对基督教的挑战。他用13年的时间将自己对此的回应写进《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书，这是塑造和界定中世纪思想的第一部巨作。圣奥古斯丁首先宣称罗马之所以受到如此惩罚，不是因为它接受了新信仰，而是因为它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罪恶：普通市民的淫荡放纵和政治人物的贪污腐败。他在书中描述了异教神如何引诱罗马人享受性爱——“处女之神解开处女的腰带，苏比格斯将她放在男人的腰下，普里马压住她的身体……普里阿普斯按照宗教仪式的命令，负责唤起和激发新娘的性欲。”
按圣奥古斯丁自己所说，这些是根据个人经历来写的。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一书中，他描述了自己在皈依基督教前，是如何将青春年华用在肉体享受和堕落上的。不过，他写道，这是一种原罪，是亚当在接受了夏娃的诱惑时就犯下的一种原罪。他认为，作为亚当的后代，所有人都应承担亚当的罪过。在怀孕中，性欲污染了每一个孩子——交合就是一种巨大的沉沦。然而，尽管大多数人在子宫内就开始受到诅咒，但还是有一些人能获得圣母玛利亚的祝福而得到拯救。圣母玛利亚之所以拥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她怀上基督是无罪的：“因为一个女人，我们差点就毁灭；因为一个女人，我们获得了救赎。”奥古斯丁于是旗帜鲜明地认为旧信仰和新信仰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性的态度上。异教徒之所以接受卖淫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一夫一妻制的一种调剂。耶稣信徒则对此强烈反对，主张要贞洁、守身如玉，对丈夫或妻子保持绝对的忠诚。女性对这个强有力的声明非常赞同。圣奥古斯丁——他是除使徒保罗之外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人——是第一个告诉中世纪的人说，性是邪恶的，而只有通过圣母玛利亚的代祈祷，人类才可能得到救赎。在公元410年罗马被攻陷后不久，圣奥古斯丁写出了不朽著作《上帝之城》，这是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作品之一。以上便是15世纪早期出版的一个版本的《上帝之城》中的一幅插画。
当然，圣奥古斯丁还是有一些精辟的观点。他说过一个最精辟的比喻，将所有的创造物分成上帝创造的和世俗创造的，每个人都不得不二中择一，而他的选择将决定他将如何度过此生。在《上帝之城》的第15章，他这样写道：“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按照肉性生活的人，另一种是按照灵性生活的人。这被我们神秘地称之为‘两座城市’或群体，一座是注定与上帝同在的永恒之城，另一座则是和撒旦一起永受诅咒和折磨的世俗之城。”他还写道，就个人而言，每个人一生都是游离在两座城市之间，他们的命运将由末日审判决定。由于将教会与上帝之城联系在一起，圣奥古斯丁明确暗示政教合一的必要性，即象征世俗之城的世俗权力必须服从于上帝赋予的神权。教会以此作为推理依据，将圣奥古斯丁的理论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并最终成为与欧洲国王、皇帝斗争的武器。在罗马天主教会，圣奥古斯丁被封为圣人和圣师。他的著作《忏悔录》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的第一部自传，至今仍被传诵。圣奥古斯丁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命中注定，一是两性关系（他曾写道：“回避两性关系比回避什么都重要。”）。图为圣奥古斯丁（右）在与异教徒辩论。
教廷与欧洲日益强大的君主间的斗争是历史上最漫长的斗争之一。当426年圣奥古斯丁完成他的巨作时，时任罗马教皇是西莱斯廷一世（Celestine Ⅰ）。而到了1076年——其间又有100多位教皇相继继任——教廷与君主之间的斗争还没有得到解决。居住在梵蒂冈——罗马皇帝尼禄昔日营建的古竞技场就在附近——的神父们还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斗争，试图将世俗君主插手主教任免的特权终结。最终被激怒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运用教皇的绝罚（破门律），将皇帝亨利四世开除教籍。这最终迫使亨利四世向教皇屈服。为了乞求获得赦免，年仅26岁的亨利四世带着妻子和孩子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城堡（Castello Canossa），在大雪中立等了三天三夜后，终于得到教皇的宽恕。卡诺萨事件成为世俗权力屈服于神权的象征，尽管有些不妥。然而皇帝的忏悔是委曲求全的，他很快出尔反尔，重新发动攻击。在受到第二次开除教籍的处罚后，亨利四世将格列高利七世驱逐出了罗马。远走他乡的教皇痛苦地写道，因为他“热爱正义，痛恨邪恶”，所以他将“在流放中死去”。就这样又过了一个世纪，教皇竭力从德意志王室中争取独立的斗争仍在持续，双方仍冲突不断。直到13世纪初，教廷的威信和权力在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在位期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这些冲突才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随着精英在乡间的崛起，国王和王子们越来越将合法性寄托在神的授予上。骑士的扈从在神坛前整夜祈祷，就会成为骑士。君主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多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前往耶路撒冷。大斋期间吃荤要处以死刑，亵渎神灵要判处监禁——教会成了欧洲大陆最富有的群体，并且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洗礼、婚嫁、葬礼都要由教皇、红衣主教、总主教、阁下、大主教、主教、神父负责。据说，人死后灵魂要去往何处，牧师也能投下决定性的一票。
然而……
狡猾但仁慈的异教神——在基督教神学家的想象中，他们任性、顽固，于是千方百计想抹黑他们——仍得以保留了下来。罗马帝国屈服于野蛮人，野蛮人又屈服于基督教，反过来基督教又不断受到异教渗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颠覆，而基督教原本是要摧毁异教的。中世纪的人们很难抛弃雷神托尔、畜牧之神赫尔墨斯、众神之王宙斯、婚姻与母性之神朱诺、大地之神克洛诺斯、农神萨杜恩等。多神信仰解决了教会无法满足人们的一些心理需求。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沼泽和一望无际的森林，人们时刻担心会遭受各种灾难，而来自异教的仪式、神话、传说和奇迹正好迎合了人们的这方面需求。此外，异教信条从未认为——正如奥古斯丁教义认为的那样——生育是邪恶的；异教徒赞美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性爱之神厄洛斯、婚姻之神许门、爱神丘比特，因为他们纵情享乐。因此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的忠诚度并不纯粹，但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反复无常或者表里不一。两面下注似乎是明智之举，毕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罗马沦陷是因为罗马皇帝不再认可异教神，异教神也就不再守护罗马城。对远古神灵进行象征性的供奉又有什么危害呢？如果人们参加弥撒，遵守诫命，遵守谦卑、仁慈、亲切和善良的承诺，这些新的耶稣追随者就不会再有复仇。另一方面，那些旧的神灵，从不原谅任何人和任何行为，正如希腊人所说的，上帝的骰子都是动过手脚的。
因此基督教教堂都是建在原来的异教寺庙上的，而果园的名字也都以《圣经》中圣徒的名字来命名，在耶稣诞生前，这些果园被认为是神圣的。异教的一些节日仍然大受人们喜爱，于是教会通过吸收转注8注9化将其变为基督教的节日。 五旬节取代了 福罗拉丽亚节， 万
注10注11灵节取代了另一个祭奠死者的节日。 农神节，这个连奴隶也能获得自由的节日，变成了圣诞节。阿提斯（Attis）复活日则成为基督教的复活节。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其演进过程中掩藏着很多秘密。当时没有人知道耶稣诞生于哪一年——或许是公元前5年——更别说具体日期了。大约在公元336年，罗马的基督徒开始庆祝耶稣的诞辰。东罗马帝国一开始把1月6日作为耶稣诞辰日，但后来又在4世纪时，把这一天定在12月25日。不难看出，这一日期的确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耶稣的复活日期也没有记载。早期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很快就会复活，于是在每个星期日都庆祝复活节。三个世纪后他们又都一致认为耶稣还未复活。为了将复活节与受难日相联系，他们计划将复活节定在逾越节，这一天犹太人会庆祝公元前13世纪时他们的祖先从埃及逃出。最后，在325年，经过漫长激烈的争论后，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将复活节定在春分后满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这一决定并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但足以安慰那些重视传统节日的人。
随着大规模的洗礼活动在教众中开展，教会进一步放任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但在默许古老仪式存在的同时，也在试图改变它们，并希望它们能够逐渐消亡，尽管这一点从未实现过。生育仪式和占卜被严格限制，还有牛的献祭也受到限制。异教以活人献祭的仪式被基督教象征性的弥撒仪式取代后，圣礼的仪式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和异教的牧师一样，基督教牧师也站在信徒前面，为丰收和家庭祈祷，甚至祈求万能的上帝保佑社区免受火灾、瘟疫和敌人的入侵。这当然是人们的一种美好心愿，不过中世纪的人从未得偿夙愿。大火、疾病和外敌入侵总是不定期地降临，而伴随着反教权主义的爆发，在黑死病肆虐之后，甚至会经常出现像鞭笞赎罪这样的极端派别。然而作为超自然力量的来源，神圣遗迹的朝拜者一直络绎不绝，基督教的奇迹故事不断将异教品格赋予到圣徒身上。
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没有提到圣徒。圣徒的说法出现在公元二三世注12纪后，那时罗马帝国开始迫害基督徒。 地下墓穴的幸存者认为，那些殉道者已经直接升入天堂，在那里替他们祈祷求情。他们将这些殉道者尊为圣人，不过从来没有像圣像那样崇拜。早期的基督徒鄙视圣像崇拜，特别是代表异教神的雕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ia，150 ～220），这位神学家及导师认为雕像是对神明的亵渎，因为神明是创造者，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然而，随着圣徒数量越来越多，中世纪的人们越来越渴望能给他们确定的身份，同时希望能拥有他们的画像、圣母玛利亚的肖像以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复制品。埃及的天空之神何露斯（Horus）、守护之神伊希斯（Isis），被重新命名为耶稣和玛丽亚。基督徒希望能亲吻神灵，拜倒在他们面前，为他们进献鲜花，为此手工匠还创作了其他画像和图片。大约在500年，香开始进入基督教教堂，随后蜡烛也被运用入教堂中。每当遇到危难时刻，每个中世纪的社区都会试图唤醒其守护神或圣物的神力。
圣奥古斯丁谴责圣徒崇拜，但牧师和教民都相信可以通过唤醒圣徒的力量或十字架的标志，驱赶魔鬼。于是中世纪涌现出大量占星家和魔法师。显然这一切都满足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但同时也让一些人感到忧虑。对圣像崇拜的反击最早在8世纪开始出现。利奥三世（Leo Ⅲ）是位极其虔诚的拜占庭皇帝，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捍卫正统的基督教，不让任何人亵渎。他认为异教徒所用的方式是对神灵的亵渎，对弥撒仪式期间崇拜圣迹和宗教图片的行为，尤其令他感到愤怒。援引《申命记》（Deuteronomy）第4章第16条——禁止崇拜“圣像”或“任何类似的人物、男性或女性”——他在726年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按照他的命令，士兵们移除了教堂里所有的耶稣和圣玛利亚的图片或代表物。所有的壁画、墙画和图案都被涂抹掉。
这让利奥三世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圣像破坏者。但他的行为激怒了他的子民。基克拉迪群岛（Cyclades Islands）的居民率先起来反抗；在威尼斯和拉文纳（Ravenna），人们开始驱逐帝国官员；希腊则干脆另外选出一位皇帝来对抗，并且派出船队来抓捕利奥三世。他击沉了船队，但是当他的军队试图执行命令时，却在教堂门口遭到愤怒的教民的攻击。不过他并未被吓住，730年他正式宣布捣毁圣像为帝国国策。这时教会开始介入。其实底层的神职人员从一开始就反对破坏圣像，随后主教、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先后加入反对行列，最后，在教皇格列高利二世的号召下，成立了主教理事会。利奥三世的命令最终无法执行。在741年他去世时，大部分他下令销毁或遮盖的艺术品仍然保持原样，直到64年后第二次尼西亚会议召开，教会才正式宣布废弃了他的这一政策。毕竟，罗马作为昔日帝国浪漫的多神论的中心，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的神灵，他们出现在各种神话故事和传说中，虽然现在被重新命名为圣徒。尤弗拉西苏斯圣殿位于克罗地亚波雷奇，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553年。在其半圆形后殿的马赛克装饰画中，有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玛利亚以天主之母的形象出现的描述。
从4世纪开始，异教的一些文化传统开始体现在基督教艺术作品中。最早建于330～360年的圣彼得大教堂，从外观、构造到圆形廊柱风格，都是模仿异教传统建造的。而432年由教皇西克斯图斯三世（Sixtus Ⅲ）在附近建造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原先就是座异教神庙。反映中世纪圣像破坏运动的一幅图像。
中世纪的文明能与之前的罗马或现代文明相提并论吗？如果文明的标准是以社会是否已经取得了相对较高的文化和技术成就的话，那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漫长期间，其威望和影响力遍及帝国境内所有领土——西起大西洋，东到里海，北达英格兰的安东尼墙（Antonine wall），南抵埃及尼罗河上游。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担任教师、立法者、建筑师和官员；罗马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和知识成就；他们的城市已经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物质和精神寄托之所。
而罗马之后的中世纪则没有取得任何这方面的成就。地中海曾经被视作罗马的内湖，而现在在地中海开展贸易却充满危险，汪达尔海盗以及随后的其他海盗在这个重要的海上航线大行其道。农业和运输效率低下，人们缺衣少食。之前以物易物的经济被货币经济取代，因为有权有势、靠掠夺和征服暴富的贵族，需要一定形式的货币来支付战争费用、赎金、十字军东征、他们儿子的骑士的军饷和女儿的嫁妆。皇室的财务官员缺乏基本的技能，只能依靠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算术知识；“exchequer”一词也是在当时开始出现，因为他们在计算税注13收和货物时， 把一种格子布作为算盘运用。你可以说他们的社会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混乱无序的、缺少规章制度的、极其不公平的。
但不管怎么说，中世纪还是拥有自己的体系和独特的机构，并且在几个世纪里悄无声息地进化和改善。中世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在一个衰老虚弱的帝国废墟上诞生，最后又随着欧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而消亡。对于空想派、重理智以及运气不好的人来说，这段权力真空期是最痛苦的，不过对于健康强壮、精明、漂亮英俊或幸运的人来说，则可以大展身手。
新的贵族阶级开始统治欧洲：他们高贵，最重要的是有帝王气魄。在推翻罗马帝国后，蛮族部落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标榜为新的统治特权阶级。任何人，只要拥有大批由自由人组成的追随者，都可以成为领袖。追随者越多，他的权势就越大。在意大利，这些首领是来自原罗马帝国的议员，他们通过与哥特人或匈奴人联姻而得以幸存。正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所写的那样，如果一个蛮族人有足够多的钱，他也可以成为领袖。其他贵族阶层则来自拥有封地的领主，他们有众多奴隶为他们耕作，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英格兰和法国，贵族则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弗兰克、汪达尔、东哥特首领的后裔。许多德国大主教都出自当地古老的家族，长久以来一直受人尊重，因而其他贵族都能接受他们。由于这段时期战火不断，大部分贵族凭借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而崛起。然而随着这些建立功勋的人的去世，其继任者日益平庸，不过子承父位的世袭传统在当时已变得很普遍，于是世家的体系慢慢形成。
各种新的头衔随之相继诞生：公爵（duke），来源于拉丁语“dux”，意思是军队指挥官；英格兰的伯爵（earl），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eorla”或“cheorl”（区别于乡下人）；欧洲的伯爵（count或comte），来自拉丁语“comes”，意思是伟大人物的同伴；男爵（baron），来自于日耳曼语“beron”，意思是勇士；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margrave），来自荷兰语“markgraaf”；而法国的侯爵（marquis），来自拉丁语“marca”，意为边界或边疆。为这些贵族服务同时也是贵族阶级*最底层的，则是骑士（knight，法语为“chevalier”，德语为“Ritter”，意大利语为“cavalière”，西班牙语为“caballero”，葡萄牙语为“cavalheiro”）。最初“骑士”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由出生的农场工人。到11世纪时，骑士已专指生活在坚固城堡中的骑兵，每一位骑士都有自己的贵族称号。所有骑士——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接受充满理想主义的骑士法典的引导，并且向公爵、伯爵、男爵或侯爵宣誓效忠；作为回报，这些贵族会定期赠予他们礼物：骏马、猎鹰，甚至武器。这幅插图出自一本写于1170～1184年间的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史书，描写的是法兰克骑士戈弗雷（Godfrey）率领军队征战的事迹。戈弗雷属于幸运的“贵族”：由于是次子，本来并不占优势，但无子嗣的叔叔去世后，其公爵爵位传给了戈弗雷；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幸运又站在了戈弗雷一边，由于在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时功绩突出，他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国王。
皇冠要用荣耀来浇灌，然后再披上充满魔力的神秘外衣。国王是众人的国王，是招待归附于他的公爵、伯爵、侯爵、男爵的主人，是戒指、黄金、土地的授予人。因为最初的中世纪统治者都是蛮族人，所以后来欧洲君王的很多习俗都源于他们。像阿拉里克、阿提拉和克洛维这样的首领，都是凭借其出色的领导能力取得多次胜利，从而成为成功的军事领袖的。这些人都是由士兵选出来的，士兵们先将其放到盾牌上，然后抬到异教神庙或圣石前，向他欢呼。1世纪的塔西佗曾指出，首领最信任的副手是他的卫队（未来贵族），卫队要对首领保持绝对忠诚。少数部落成员因为获得了战利品而对他心存感激，尽管他声称他们的忠诚是与生俱来的。教皇斯蒂芬二世为矮子丕平三世加冕。
他的随从中总会有异教牧师——有时他自己就是一名异教牧师——他被认为受到了神的护佑或是神的子嗣。当基督教传教士成功让部落首领皈依基督教后，他的部落成员自然也会乖乖地接受洗礼。之后基督教牧师又被赋予了给其继任者加冕的权利。虽然5世纪就有大主教为法兰克人首领加冕的记录，但直到754年，当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Ⅱ）为法兰克的新国王——查理曼大帝的父亲矮子丕平三世（Pepin the Short）——加冕时，威严的仪式流程才被制定出来。仪式是根据旧约中所罗门和扫罗王的登基仪式举行的：教皇给丕平三世戴上皇冠，庄严地授予他象征皇权的权杖。教皇要求他宣誓，保证捍卫教会、穷人、弱者和无助的人，之后宣布他是上帝选定的君王。
国王世袭制，正如贵族世袭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世纪创造发明的。的确，一些蛮族部落的次要人物是按照血统世袭的，而不是任命的，但是部落首领则是从优秀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而早期的国王只有在世时才是国王，去世后或犯了重大过错就不再是国王。由于教皇反对长子继承制，世俗政权当权者于是竭力营造这样一种假象，即所有君王都是选举出来的——法国卡佩王朝（Capetian）的宫廷礼仪规定，引用国王的话时都必须提到国王是由臣民选举出的，而事实上，连续329年，国王都是由子承父业继承的。而到中世纪末，就连这种虚伪的掩饰也被抛弃了。在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王子继承王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1356年后，只有神圣罗马皇帝是由7个指定的选帝侯选举出的，而且正是由于梵蒂冈坚持这一立场，皇帝的人选必须从基督教信徒中选出。即便如此，从1437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就牢牢掌握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
教皇在国王加冕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国王反过来也大力宣扬君权神授，这是中世纪欧洲被教会主导的一个特征。来自罗马教廷的宣言——也叫诏书，用铅密封以凸显庄重——受到王室的认可。同理，教规和教廷（罗马教会中枢机构）的判决也是用铅密封处理的。另一方面，欧洲强国为摆脱梵蒂冈的控制一直在斗争，并取得了一些成功。12世纪，英格兰亨利二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多次发生争执，最终以坎特伯雷主教的被刺身亡而告终；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绰号“红胡子”）因致力于使德意志在西欧占主导，而与多任教皇发生公开冲突。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位于法国阿维尼翁的宫殿。
不过，让梵蒂冈声望受损最大的还是来自于梵蒂冈自身。1305年，意大利爆发骚乱和要求取缔天主教圣殿骑士团的运动，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受到惊吓，于是将教廷迁往现在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虽注14然 弗朗西斯·彼特拉克和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nit Catherine of Siena）等人呼吁将教廷迁回罗马，但之后的七任教皇都将教廷设在那里。当1377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时，红衣主教团已经由法国人控制了。格列高利十一世在第二年去世后，红衣主教团彻底四分五裂。多数红衣主教希望由一位法国人担任教皇，而由罗马暴民支持的少数红衣主教则要求教皇由意大利人担任。红衣主教团受到恐吓，于是向暴民妥协，选举那不勒斯的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Bartolomeo Prignano）为新任教皇。持不同意见的法国主教们则潜逃至法国，重新选了一位教皇，其结果是在近40年时间里，基督教由两位教皇统治，一位是罗马教皇，另一位则是阿维尼翁教皇。
如果在其他时代，教会如此巨大的分裂一定会在信徒中引起危机，但中世纪不允许怀疑的存在，怀疑主义根本就不曾有过。天主教，在希腊语中是“万能的”（universal），自2世纪开始神学家就用它来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区别。340年，耶路撒冷的圣西里尔（Saint Cyril of Serusalem）曾这样推理：所有的人都相信的一定是真理，真理一旦被认定，信仰的纯洁性就取决于其完整性和坚定性，正如早期天主教教士所说的那样，“所有信仰耶稣的人都是团结在罗马教皇神圣系统之下的”。任何不是教会成员的人今生和来世都将被赶出，他们的命运将是最悲惨的，例如从古代开始，日耳曼部落就被流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犹如被弃在圣殿上的狼”。 没有信仰的人将接受末日审判。第五次拉特兰会议（Fifth Lateran Council，1512～1517）重申了3世纪迦太基主教圣西普里安（Saint Cyprian）的名言：“教会以外没有救赎。”1356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颁发了一道被称为金玺诏书（Golden Bull）的法令，主要内容是确定罗马皇帝选举法和规定诸侯权限等。图为诏书专用的黄金印玺。
因此天主教竭尽全力来阻止任何变革。圣琼·巴普蒂斯特·萨尔（Saint 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在1703年创作的《基督徒的职责》（Duties of a Christian）中，将天主教定义为“一群信仰忠实的人聚集到同一个群体，接受神父的指导，而耶稣则是他们看不见的领袖——教皇是圣彼得的继任者，是他在凡间的代表”。雷岸岛的圣文森特（Saint Vincent of Lérins）在430年创作的《备忘录》（Memoranda）中写道，教会已经成为“教规忠实和警觉的守护者。教会不允许对教规作出任何改变，不得对其增添，不得对其删减”。后来罗马教廷的发言人将这一条扩大化，以上帝的名义宣告，教廷有权去阻止有其他信仰或无信仰的人带来的任何变革。当时对天主教和教廷的膜拜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天主教认为，”一位罗马神学家写道，“即使让全世界的人都因为饥饿而痛苦……也不能让一个灵魂犯下一个轻微的罪行，更不用说迷失了。”一位教皇曾经这样说道：“教会独立于任何世俗权力，不仅在合法目的上，而且她可以以任何在她看来合适而必要的手段，来达到这种合法目的。”另一位教皇也赞成这种说法，宣称上帝让梵蒂冈“分配王权，并且授予它不用为任何错误受惩罚的特权”。一位红衣主教甚至写道，“不满教会的声音而提出控诉”也是“叛国罪”，“因为这声音是神圣的；控诉这种神圣的声音也是一个异端，因为这声音有神的相助，是完美无缺的。”另一位红衣主教说得更直接：“教会不能容忍任何对教义的修改。教会是上帝化身创造的，同所有上帝创造的作品一样，它也是完美的。因此，它不用接受任何改革。”
中世纪人的心态中最令人困惑、难以捉摸，但在很多方面又是最重要的，就是隐形和沉默。表现之一便是中世纪人自我意识的完全缺乏，即便是那些拥有创造力的人也概莫能外。所有中世纪威武壮观的教堂，作为传承下来的宝贵遗产，都是耗时三四个世纪才完成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历经23代才竣工，沙特尔教堂——曾经是督伊德教（Druidic）的中心——历经18代才建成。然而我们对建筑师和建造者却一无所知。他们崇拜上帝，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身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贵族才拥有姓氏，但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基督徒有高贵的出身，剩下的——将近6000万欧洲人——都被称为汉斯、雅克、萨尔、凯瑞斯、威廉，或者是威廉的妻子、威廉的儿子、威廉的女儿。如果这些名字还不够用或会引起误会，那么他们就会另外再取个昵称。因为大多数农民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所以除了独眼、红头、金发这样的昵称外，基本没有必要再取其他昵称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村庄也经常是没有名字的。如果一个人在战争中背井离乡，哪怕只是离开不远的路程，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这个村庄了。他无法对每个村庄进行辨认，要独自找到回去的路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小村庄都是与世隔绝的，他们对当地熟悉的地标（一条小溪、一个磨坊或是一棵被闪电击中过的树木）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也没有报纸或杂志来获取近期发生的重大事情，偶尔会有小册子送到他们手上，但这些册子也都是关于神学的，而且和《圣经》一样，都是用他们早已不懂的拉丁文写成的。1378年到1417年间，身在阿维尼翁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和本笃十三世相继签署教令，将罗马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VI）、卜尼法斯九世（Boniface IX）、英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驱逐出教会，而罗马的教皇们也立即反击，宣布将阿维尼翁的教皇驱逐出教会。然而，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对教廷的这些争端一无所知。谁会告诉他们呢？乡村牧师连自己都不知道，而他上面的主教也竭力将这些信息封锁。教徒在受洗、忏悔、做弥撒、参加圣餐仪式、结婚以及参加葬礼中，从未想过他们对这些重大事情应享有知情权，更不用说在教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他们是绝对的默默无名，也绝对地接受教会的一切。位于英国肯特郡坎特伯雷市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在中世纪时是主要的朝圣圣地。这座大教堂创建于597年，并在11世纪初至1834年之间反复重建和扩建，但只有为数很少的建设者的名字被保留下来。这张彩色照片大约拍摄于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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