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鹤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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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流入、收入差距与就业结构变迁试读：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FDI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的收入增长和就业结构转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FDI的区域和产业投资倾斜也导致了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和就业失衡等问题，影响到国民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稳定。基于此，本书以当前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收入分配和就业结构调整面临新形势为背景，沿着理论分析→机理探源→实证研究→政策设计的研究路线，运用历史主义与抽象归纳、统计描述、联立方程等计量的方法，对论题进行研究。
首先，在理论和机理研究上，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及就业转移的因素，揭示了FDI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探讨了FDI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就业转移的传导机理和作用路径，提出了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新分析框架。其次，在实证分析层面，总结了中国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转移的空间格局；描述了FDI、收入分配与就业转移在中国的区域分布特征；运用泰尔指数等数理统计的方法定量测度了FDI、工资收入和就业人口在我国的区域分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就业的决定方程，构建FDI、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最后，在政策设计中，基于对FDI流入导致的收入差距及就业失衡给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平稳定带来的影响评价，提出了中国引资和劳动就业政策调整优化的必要性，以及合理利用外资、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公平与就业和谐的政策取向。
研究结果表明：（1）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作用关系。FDI流入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这其中的传导渠道为：FDI通过提高员工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影响区域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技术溢出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差距通过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及劳动者心理因素和家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两个渠道最终影响劳动力就业转移。（2）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及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差异现状。从描述FDI、工资收入和就业在三大地区间的差异现状入手，通过历年的标准差数据揭示了三者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使用泰尔指数对三个变量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得出区域间差异对造成FDI、工资收入和就业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FDI和工资收入的区域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就业转移，根据2000年和2010年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区域特征。（3）劳动力就业转移的成因。中国人口流动和劳动就业转移的区域特征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人口的迁移和区域间人口的迁移。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990—2000年人口总迁移中，人口由中部向东部的迁移占41.5%，由西部向东部的迁移占19.3%，中西部合计向东部地区的迁移占60.8%，而东部向中西部迁移的占比合计为5.91%。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2000—2010年，人口由中部向东部的迁移占43.18%，由西部向东部的迁移占20.04%，中西部合计向东部地区的迁移占63.22%，而东部向中西部就业转移的占比合计为4.48%。从两次人口迁移的数据对比来看，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占比分别上升3.8%和3.6%，而由东部流向中、西部的占比下降，两地区合计下降16%。（4）FDI对区域就业差异和就业结构变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FDI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从区域发展的趋势来看，FDI首先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进而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FDI流入的增加，东部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地区，并带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此，但其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将严重下降。由于FDI对就业作用的滞后性，区域就业不均衡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从长期来看，中部未来可能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区域之一。（5）FDI流动与就业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关系。VAR模型和脉冲相应分析的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引起东部地区就业人数的减少，其他地区就业人数的增加。FDI的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FDI对东部地区就业的贡献率较大，中部地区利用FDI促进就业的效率最高。（6）FDI对中国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FDI流入每增加1%，对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786、-0.0348和0.004；间接效应分别为：0.0225、-0.181和-0.1971，对三大区域间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为0.0516，间接效应为0.034。FDI因素对三大地区内部就业转移的净效应为：0.1011、-0.2158和-0.1931；对区域间就业转移的净效应为0.0856。收入差距是FDI流入就业转移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7）FDI流入与就业转移的评价。就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FDI流入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
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在博士学习期间，感谢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温暖而宽厚的学习环境，感谢导师朱金生教授的辛勤培育和严格鞭策，感谢王仁祥教授鼓励和支持，感谢博士开题、盲审和答辩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同学和家人的鼎力支持……真诚地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支持我的人。王鹤2015年6月第1章绪论1.1研究目的及意义
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产业调整和转移引致东道国的国内劳动力就业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步入黄金增长期，FDI大量流入中国东部沿海制造业，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长和结构转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由FDI引致的区域和产业间的就业转移和就业替代（杨云彦等，2003），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不平衡问题。FDI在就业产业结构和区域上的不均衡，不利于第一产业的稳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由于沿海地区对内地的非农产业替代，内地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大量的生产要素往东部沿海“流动”和“转移”，一方面造成中西部地区的“外围化”“边缘化”，区域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将加剧年复一年的“民工潮”等社会问题。2008年10月以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经济迅速衰退，中国沿海不少外企撤资，FDI流入出现负增长。外需萎缩不仅造成了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而且促使就业形势发生扭转，大量劳动力失业返乡（蔡昉、王美艳，2009）。2010年新年伊始，由于国际经济出现复苏回暖，沿海企业又出现招工难和“用工荒”。其实“用工荒”早在几年前就已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它是FDI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多年发展的结果，给中国劳动就业的公共管理增添了巨大压力。在促进就业越来越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的今天（杨宜勇、顾严，2007），这一问题应该从战略上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而，研究FDI的就业转移效应，尤其是以收入差距作为中间传导变量研究就业转移问题的意义重大。（1）本书的研究是转变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民工潮”“用工荒”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供需矛盾，它聚集了中国经济、社会、就业、教育等领域太多的错位与畸形，显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就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们转变结构和增长方式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造成这种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周期波动下FDI在产业和空间上的扩张伸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亟须在理论和实证上对其关系和作用机理展开深入研究。（2）本书的研究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利用外资与劳动就业相关理论的思想元素。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关于利用外资与就业的关系，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科学发展的观点来看，对从不同角度得出的研究结论或成果，既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肯定，更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指导如此波澜壮阔的中国利用外资的伟大实践，没有理论认识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就难以达到辉煌的成功顶点。（3）本书的研究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与劳动力合理流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要求。收入分配问题与就业问题关系到一国的经济稳定。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对外资给予了众多优惠的政策，但是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式、投资区域和领域等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这导致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在国内享受更多的超国民待遇，这种特殊的待遇会影响到中国收入分配与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对FDI流入、收入分配与就业转移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有助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4）本书的研究是制定中国经济转型、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的政策依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与伴随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上要求改善农民工待遇、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呼声迅速提高。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就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达国家的FDI与产业转移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加快了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FDI以其微观利益驱动所带来的结构失衡和产业地区差距等问题与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和公共利益取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提出合理的引资政策与就业政策的政策，合理引导外资投向，推动中国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这对于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快经济转型、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加快、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就业和结构调整面临的新形势下，在收入分配视角下研究FDI的就业转移效应，有利于在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外资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在实践中正确制定中国引资导向、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和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这对于在“十二五”时期更好地转变经济、社会结构，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1.2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书以当前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就业和结构调整面临新形势为背景，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劳动就业等相关理论进行演绎归纳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理论上深刻揭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收入差距这一传导变量对就业转移的作用机理。实证上结合中国相关数据，利用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全方位、多层面、动态评估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转移效应，评价FDI流入带来的就业转移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1章：导论。从当前中国利用FDI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为背景，提出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提出本书的创新点。
第2章：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文献研究综述。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和研究资料，梳理前人对FDI流入、收入分配及就业转移的相关研究观点，总结其研究进展和不足。
第3章：FDI流动、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影响与动因。理论上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就业转移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阐述就业转移的动因与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
第4章：中国FDI流入、收入差距及就业转移的现状与空间差异。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就业转移的基本特征和空间结构；描述了FDI、收入分配与就业在中国的区域分布格局及总量特征和结构特征。
第5章：FDI流入、区域差距及就业转移变迁。利用1995—2010年我国31个省市的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分解，测算FDI、工资收入和就业人口在中国区域分布的差异；以CES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FDI与就业差异的计量模型，利用面板数据估计，考察FDI流动对就业差异的影响。
第6章：FDI流动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效应。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揭示了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
第7章：FDI流入、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静态效应：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构建FDI、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结合1995—2010年统计数据，测算FDI差异对我国三大区域内和区域间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间接效应。
第8章：FDI流入、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作用机理。研究资本流动、收入分配和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关系；揭示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析了FDI就业效应的传导渠道，构建了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分析框架。
第9章：利用FDI促进中国就业的政策选择。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利用外资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公平和就业和谐的政策取向。
第10章：结束语。对全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提出研究结论；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本文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展望。1.3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书采取如下研究方法：（1）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法对中国就业转移的动因及规律、FDI、收入分配和就业转移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明确了收入分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传导机制。（2）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在分析中国FDI、就业及收入分配格局时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计算，如均值、方差和基尼系数计算等；利用泰尔指数测度FDI和就业人数在产业和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状况。（3）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FDI、收入分配和就业转移的计量关系，测算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
根据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的思路为：在文献综述方面，本书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和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关系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劳动就业等相关理论进行演绎归纳。在机理分析方面，分析了影响中国就业转移的因素，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收入差距对就业转移的传导机理和作用路径；构建了FDI流入→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分析框架。在实证分析方面，文章结合中国相关数据，利用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全方位、多层面、动态评估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转移效应。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分析中国就业转移的基本特征和空间结构；描述了FDI、收入分配与就业在中国的区域分布格局及总量特征和结构特征；通过标准差、泰尔指数等数理统计的方法测算FDI、工资收入和就业人口在中国区域分布的差异。第二，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就业的决定方程，构建FDI与就业差异的计量模型，利用1995—2010年我国31个省市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估计，考察FDI流动对就业差异的影响。第三，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揭示了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第四，构建FDI、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联立方程模型；结合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参数估计，测算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在政策研究方面，评价FDI流入带来的就业转移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指出中国引资政策和劳动就业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基本原则；基于前文的分析，探讨利用外资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公平和就业和谐的政策取向。
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1-1。图1-1 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第2章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文献研究综述近年来，中国就业量总体增长缓慢，就业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就业转移所引致的就业结构变迁。造成就业转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FDI流入引致的行业和区域收入分配的差异，劳动者为了较高的报酬从一个地区或行业流转到另一个地区或行业。梳理国内外的文献，学者们对就业转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劳动力流动进行。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转移是两个非常相似的概念，宏观上二者都表现为有劳动能力人口的流动，但严格地说，二者存在细微差别：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在地区间，产业间的转移，表现为人口的流动；而就业转移是指就业在地区间，产业间的转移，表现为就业量的变化。在实证研究中，就业量比劳动力流动获取资料更容易，并且本书的研究重点为就业的转移，因此，在书中的就业转移指的是导致就业人口发生变化的所有的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转移的概念在本书可以互用。本章文献综述包括四部分的内容：第一节梳理了劳动力流动相关理论；第二节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重点总结FDI的就业效应的文献；第三节归纳了FDI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的研究；第四节归纳了收入差距对就业转移影响的文献；第五节在前面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研究的贡献和不足进行总结和评述。2.1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
劳动力流动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现象，它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重要保证，有关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本节归纳总结已有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探讨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2.1.1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系统阐述
西方学者的研究归纳起来分为发展经济学理论、新劳动力流动理论和微观主体的决策理论三类。2.1.1.1 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放置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在分析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代表性理论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1954）和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 1970）。（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经济结构中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一个是开放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低，但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资本丰富，劳动生产率高。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会吸收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资本家不断的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到再生产中，工业部门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不断的吸收农村的劳动力。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工业部门吸纳，劳动者在两部门间与城乡间形成合理的配置，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结束，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差距逐渐减小直到消失。
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产业上的转移：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二是空间上的转移：从农村转向城市（Lewis，1954）。刘易斯认为，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只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农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就会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部门间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并且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原因。（2）费景汉-拉尼斯的补充性研究。费景汉和拉尼斯（John C H Fei and Ranis，1961）引入了技术进步因素，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们仍然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农业部门里存在大量剩余劳动者，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不会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在第二阶段，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且小于不变的制度工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会减少农业部门产出，根据供求理论，农产品价格将会上涨，工业部门由此提高工人工资；在第三阶段，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全部流入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由市场决定，工业部门要吸收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与农业部门竞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需与工业部门均衡发展并且应保持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由此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因而农业部门才能够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他们同样认为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3）乔根森理论。乔根森（Jorgensen，1961）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社会上只有农业一个部门。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工业部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劳动者工资的水平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技术进步因素会使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两部门的工资差距程度基本不变，工业部门有必要与农业部门保持一定的工资差距，这有利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来扩大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部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劳动力流动贡献最大的是消费因素，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对食物等农业产品的需求相对减少，而对工业产品的需求逐渐扩大。因而，为了满足人们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以保证工业品的生产。（4）托达罗的迁移模型。托达罗（Todaro，1969）在二元经济框架下构建了劳动力转移的经典模型，并与次年由Harris与Todaro将模型完善。该理论通过预期收入差距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该理论认为：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距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只要城镇存在相对较高的预期收入，那么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就不会停止，直到两者达到均衡状态。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内涵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失业问题，政府应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为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提供农业的就业机会。2.1.1.2 新劳动力流动理论
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家斯塔克（Stark，1984）研究了家庭对劳动力流转决策的影响，该理论提出流动的动因一方面来自两部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来自家庭的效用最优，这种家庭效用最优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最优。斯塔克与泰勒（Starkand Taylor, 1986）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看作居民对自身的收入相对于所处的位置或区域内的收入水平比较结果的反应，也就是如果居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所处环境内处于“相对贫困”的水平，他就有流动的可能，因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或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
二是家庭的收入风险最小。农业生产容易受到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上农产品的价格不稳定，农业部门的收入是波动的，如果家庭成员全部从事农业劳动，家庭的总收入也是波动的，为了保证家庭收入的稳定，从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来看，家庭中的劳动力资源也需要重新配置，如一部分成员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成员外出到其他部门劳动。这样看来，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规避风险，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家庭收入。流动可以看作家庭为了获得稳定收入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家庭的整体效用最大化（Stark，1991）。2.1.1.3 微观主体决策理论
发展经济学和新劳动力流动的理论认为，收入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最重要的因素，收入差距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劳动力流转活动，如流动方向、流动量等。劳动力流动的行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微观决策理论在收入的基础上强调活动主体的个人特征，重点分析个人和家庭因素对流动决策的作用。（1）经济效益最大化模型。从经济学的视野来看，理性的个人追求活动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在就业流转方面也不例外，劳动者在选择就业时会兼顾考虑收入与成本的因素，追求利润的最优。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研究着重讨论流动活动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有代表性的有：舒尔茨（Schultz, 1961）创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个人的投资活动，他把工资收入看作投资的收益，流动的费用、生活费用等一切费用看作流动成本，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流动行为才会发生。斯加斯塔德（Sjaastad，1962）从广义的角度分析，认为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可以分为可见的货币收益和不可见的非货币收益，货币收益直观表现为收入，非货币收益是流动行为带来的其他效用，如生活条件、心理满足和职业环境等；成本包括有形的货币成本和无形的非货币成本，有形成本直观表现为流动活动及在外地生活的花费，无形的非货币成本包括不平等待遇的心理适应、对原有工作的放弃等。劳动力流动会带来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2）个人特征与决策。劳动者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与其流动的决定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年龄与流动呈反向关系；男性劳动者更倾向于流动；教育程度与流动呈正向关系；个人决策的研究更侧重于讨论人力资本水平与流动活动的关系；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卢卡斯（Lucas，1985）应用非洲博茨瓦纳国家的微观数据发现，受到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中，他认为这个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在城市更易于获得工作机会。布加斯（Borjas，1987）通过分析流动决策的内生性，研究了劳动者的自我选择与其收入之间的联系，认为个人流动决策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个人可视和不可视的个人能力“可转移度”；二是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相对收入差距；三是两个地点的相对平均收入水平。布加斯发现，高素质劳动者通常会受到收入差距较大的工作的吸引，而低素质劳动者更倾向于选择收入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Agesa利用肯尼亚的经验数据证实了劳动力流动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它根据劳动者个人的特征将劳动者分为迁移者和非迁移者，高素质劳动者会选择迁移到城市中，因为他们会面临较高的城乡期望工资的差异。卢卡斯（Lucas, 2004）用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了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在于城市是一个积累人力资本的好地点，他将流动活动看作劳动力从土地密集型的生产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转移，流动的过程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潜力。（3）家庭决策。尽管劳动力流动是个人的活动，但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个人的决策难免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多研究从更宽泛的角度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决策，更加细致的探讨家庭因素、社会联系等对流动行为的影响。明瑟（1972）研究了家庭因素对流动决策的影响，发现家庭因素，尤其是婚姻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决策，迁移的家庭收益只是家庭迁移决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流动给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两人带来的影响会被考虑进流动决策。结论是与单身的人相比较，结婚的劳动者迁移的可能性更小。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理论是分析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基础，为促进中国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了的理论基石，但这些理论是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各自的研究社会背景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加上中国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2.1.2 促使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辨析
在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本节对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观点进行整合，有如下四类观点。（1）收入差距因素。在中国，收入差距依然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体制，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发生了一些变化。赖小琼（2007）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从成本支出和工资收入的比较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农村居民做出流动决策的前提，形成了成本-收益模型；蔡昉（2005）从转移决策的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认为乡村和城市收入的差别大小成为流动程度的影响因素，他揭示了流动决策主要由农户对流动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决定；王德文、蔡昉、张国庆（2008）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主要原因，农村内部分化导致的收入差距也是其流转重要原因；蔡昉（2010）在分析中国民工荒问题时指出，收入差距的波动是农村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原因，他通过对地区农村的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的人均收入的比值与劳动力迁移的情况研究中发现：具有较低农业收入的居民最倾向于流转，相对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2）经济发展因素。高国力（1995）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吸引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李实（1997）、都阳（2001）从农村资源禀赋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他们认为农业部门的资源禀赋缺乏是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朱农（2005）建立了多个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GDP等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发现城镇的人均GDP越高，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而农村的人均GDP越低，劳动者转移的意愿就越强；白云涛和甘小文（2005）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采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之一是经济因素。（3）人口特征因素。人口特征因素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大量研究认为，男性做出就业转移决策的概率高于女性（史清华、林坚、顾海英，2005）；婚姻状况对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负效应（朱农，2002）；人口特征因素方面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就业流转关系，有代表性的有：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2006）认为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做出流转的决策影响很小，反而促进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危丽和杨先斌（2005）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低素质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就业流转的动因和阻碍；李勋来和李国平（2006）认为劳动力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其是否流转，建议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从而提升劳动力流动的效率；蔡昉等（2009）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者收入中非农收入部分的多少主要由其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的高低决定。（4）其他因素。除了以上诸多因素以外，劳动者的就业流转还与经济地位、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有：王春超（2009）在理性经济人的框架下，发现在劳动力流转过程中，农村居民的就业转移呈现大规模集聚的趋势，就业集聚形成的信息和社会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正效应显著地影响着农民的就业决策；蔡昉等（2010）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转的唯一动力，而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则是推动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2.1.3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模式
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候鸟式”特征，对于许多流到新地区就业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可能在流入地找到就业机会，但能留在就业地定居的概率却很小，中国劳动力流动分为两个过程：流出的过程和回流的过程（蔡昉、王德文；2003）。
关于造成中国劳动力流动“候鸟式”流动模式的原因，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居民福利体系等是直接原因（赵耀辉、徐建国；2001）；杨德才（2007）认为除了户籍制度以外，农业生产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模式的重要因素。此外，孟新（2001）研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劳动者技能和工作经验等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因素，高素质的劳动者的迁移意愿更强。章铮（2006）生命周期角度估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农民工的收支，分析了影响这类劳动者定居决策的重要因素，认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影响这类劳动者决定回乡的原因。还有一些研究从社会网络缺失，社会歧视等多角度探讨“候鸟式”流动模式的原因：Fuchs（2003）从福利得失视角分析，认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差异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特殊模式的原因；谢嗣胜、姚先国（200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59.4%的城乡就业者的工资差异可以归因为社会歧视；徐玉龙等（2007）提出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歧视，待遇歧视等四种歧视是城乡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的重大障碍。2.2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在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本节总结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及影响以及其带来的地区就业不平衡问题，其中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流动的就业效应，这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2.2.1 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需求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 and Strour，1966）提出“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是劳动力资源充沛，自然资源丰富，但国内投资能力不强，并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它们的出口能力弱，缺乏发展所需的国外投资。他们将这些问题概括为“三种约束”，即储蓄约束，表现为国内储蓄额低，不能满足发展所需的资本的需要；外汇约束，表现为外汇额低不能满足进口的需要；吸收能力约束，表现为技术能力和管理技术低，不能满足资源利用的需要。其中，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是二人的重点研究对象，他们认为一国可以通过引进和利用国外的资本来弥补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储蓄和外汇这两个缺口，从而丰富国内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
对于外资如何对就业需求产生影响，克里斯托夫（Christoph，2005）以拉美国家为案例的研究表明，FDI以私有化或并购的形式进入东道国时，会导致劳动力失业，这是因为FDI挤出了东道国的国内投资，造成了该国经济的不稳定，为此要保证一国经济和就业的持续增长，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本国创办新企业，增加投资。田素华（2004）构建了FDI与就业的几何模型，并将FDI分为流量和存量两种形式，着重分析了FDI流量的如何影响就业，认为当FDI以新增企业形式流入东道国时，会提升劳动边际价值从而创造新增就业机会；而当FDI以并购或兼并的方式流入东道国时，这种影响有两方面，如果FDI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会增加就业，如果FDI以技术替代或资本替代劳动力则可能会减少就业。总体来看，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由该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决定：东道国劳动力流动程度越高，外资对就业的影响就越明显。2.2.2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FDI理论提出至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FDI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也羽翼渐丰。从作用对象上分为FDI对投资母国和投资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从作用内容上包括FDI对就业的数量效应、质量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按其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就业效应、间接就业效应；就其作用性质包括正面的就业促进效应和负面的就业替代效应等。
有关FDI对投资母国就业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其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并形成了就业替代理论（Kravis、Lipsey，1988；Lipsey，1999）、就业补充理论（Andersen、Hainant，1998）、就业差别论（Debaere、Peter、Lee，etal，2010）等。Tain Chen和Ying-Hua Ku（2003）形成就业就业组合效果论。他们以中国台湾省为例，用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省内部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对于台湾而言，在大部分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台湾就业有正面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的影响是不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对外直接投资中受益，体力劳动者可能不会受益，相反利益会受损。
一些国外学者对FDI在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从正负两个层面展开了研究，并形成了积极贡献论（Greenwood，2006；Williams，2003；Xiaolan、Balasubramanyam，2005）、就业差别论（Williams，2003；Ernst，2005）、就业复合作用论（Chang-Tai Hsieh，2006；Santos-Paulino、Wang，2009）等。部分学者对FDI的就业结构效应和质量效应进行研究，认为：FDI就可以增加东道国的就业量并影响就业结构（UNCTAD，1994），FDI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Tomasz，2000）。陈和张（Chanand Zhang，1999）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沿海地区就业的正效应较大，而对内陆地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格拉汉姆与和田（Grahamand Wada，2001）以FDI的来源以及在中国投入时分布的地区为分析的切入点，指出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FDI主要来源于欧洲、北美和日本，投资更加集中在市场、资金更加集聚在沿海省市，这使得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对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局限作用。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主要通过FDI对人均工资的影响，如芬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and Hanson，1997）对墨西哥的研究，利普西和肖霍姆（Lipsey and Sjobolm, 2001）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Wu（2000）对中国的研究，都表明FDI扩大了东道国的熟练劳动力需求，提高了东道国的平均工资水平。
为比较内资与外资对就业的影响，阿戈辛和迈尔（Agosin and Mayer, 2000）采用了1970—1996年间39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其中，在拉丁美洲国家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亚洲国家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在非洲国家有挤入效应但不太明显。他们同时认为，与亚洲国家相比，在拉丁美洲国家产生挤出效应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总投资水平较弱，以及拉美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没有太大的选择性。缪和汤米克（Miun and Tomik，2002）把对捷克的考察期间扩大到1990—2000年。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效应并不明显，甚至可能产生挤出效应。
国内学者主要在FDI的就业效应和就业结构效应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对FDI的就业效应研究主要从就业的正负效应、数量和质量效应、直接和间接效应角度开展，主要观点有：FDI的进入为中国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中国就业总量增加。从这个层面来说，FDI对就业产生了正效应（牛勇平，2001；蔡昉、王德文，2004），长期而言，FDI与中国就业之间存在均衡关系（沙文兵，2007）。王剑（2005）基于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带动中国就业，另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水平产生了减少就业的间接效应，但总效应是积极的；黄旭平、张明之（2007）运用面板VAR方法研究FDI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发现FDI对就业有正向影响，但其冲击反应总体上是负向的，尽管程度非常有限。毛日昇（2009）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分析得出，FDI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增长；刘志中（2011）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中国服务业FDI能够改善就业。
国内学者对FDI就业结构效应的研究主要从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角度开展。蔡昉、王德文（2004）从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的分析表明：FDI对增加就业、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FDI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制造业，这种结果实际上与刚性的工资制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产业的开放程度密不可分。朱金生（2005）认为区域就业差异是解释中国转型时期外资与区域就业结构关系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他指出，随着FDI的大量进入，中国的劳动就业在总量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均和替代特征。这种区域就业差异与FDI的区域偏向和选择有很大的关联性，其作用机理在于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带来了区域间就业机会特别是非农就业机会的转移。张二震、任志成（2006）分析了FDI与中国就业结构演进的关系，认为FDI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演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二是促进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郑月明、董登新（2008）认为：随着FDI流入在不同区域上的倾斜，其对就业产生的区域差异性影响越来越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FDI对就业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效果不明显。蔡兴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结论。温怀德（2010）通过比较中国加入WTO前后的数据，得出FDI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拉动作用在减弱，加入WTO后，东部地区FDI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再显著，而中、西部FDI显著促进就业的结论。2.2.3 FDI流入与地区就业差距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各地区由于其独有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因素，吸引的FDI的规模不同，那么，FDI的地区差异是否会导致地区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和就业的差异？差异程度又如何？相关研究据此展开。
布兰施泰特和芬斯特拉（Branstetter and Feenstra，1999）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FDI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FDI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但是西部地区FDI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他们认为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是FDI分布差异造成的。
魏后凯（2002）利用中国1985—1999年省际数据构成的聚合数据，实证检验了FDI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对东部地区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具有显著性的结论。同时他计算了FDI差异对两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认为在研究时段内，约90%的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是由FDI差异引起的。
王成歧等（2002）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密切，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而在不发达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明显，而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这与魏后凯的结论一致。
马岩（2006）构建了一个类似魏后凯对FDI差异分析的模型，选取中国省际的面板数据和时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FDI对中国经济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这种正效应正在逐渐缩小，并且FDI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朱金生（2005）通过泰尔指数分解发现，区域间FDI差异与区域间的就业差异有密切的联系，并运用回归分析证实了这种联系的存在，即在相当程度上，区域间FDI的差异导致了区域间就业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区域差异效应十分显著，但由于中国引资结构的优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这种效应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弱。2.3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了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形假说”，并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自此大量围绕收入差距的研究据此展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众多，针对本书研究的需要，本节着重考察FDI对东道国收入差距影响的相关研究，因为根据前人的研究，这种收入分配的失衡是导致就业转移的重要因素。2.3.1 国外的相关研究
芬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在1997年提出了著名的“外部采购理论”，他们认为，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很大影响，会导致当地熟练劳动力需求量增长，从而提高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加大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他们利用墨西哥这个外资集中的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墨西哥50%的熟练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归因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墨西哥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较多的学者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会扩大东道国的收入差距。詹金斯（Jenkins，1996）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较多的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使东道国非技术工人的失业率上升，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收入会明显提高，从而拉大该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针对发展中国家FDI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费里西诺和利普西（Felieiano and Lipsey，1999）利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外资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比当地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高，进而会提高这些国家的工资基尼系数。菲尼（Fini，1999）、泰勒和德里菲尔德（Taylor and Driffield，2005）对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的比较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Dirk Winem和Te Velde（2003）对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使接受过一定教育或培训的劳动者获得更高的收入，FDI加大了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2.3.2 国内的相关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FDI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的进入不仅增加了国民生产中的资本供给，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制度变迁、产业布局等各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此，FDI变量必然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赵晓霞（2009）归纳出FDI影响收入变化的四大途径，包括要素价格机制、需求偏好机制、技术进步机制和劳动市场弹性机制。何枫和徐桂林（2009）基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中国现阶段正位于该曲线的左半部区间。
关于FDI的收入分配效应的正负，国内学者由于采用研究的方法和选取的数据不同而尚未达成共识。一部分研究认为FDI加大了国民收入差距，FDI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正（张帆、郑京平，1999；范言慧、段军山，2003；林宏，2005）。一部分研究认为FDI缩小了国民收入差距，FDI的收入分配效应为负（张广胜、周娟，2009）。还有一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研究FDI的收入分配效应，代表性的有：杨泽文和杨全发（2004）利用1985—2001年的部门数据，对中国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FDI对东道国实际工资水平有正效应这一普遍认同的结论在中国只有在1997年以后才适用，1997年之前这一影响是负面的。方芳（2007）使用1999—2004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认为一方面，由于FDI的区位性选择，其分布结构严重不平衡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导致各地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由于FDI促进经济增长，带来了FDI所投资的企业乃至行业人才收入的增加，在现阶段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根据倒U形假说最终会推动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2.4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
随着FDI流入在不同区域和产业上的倾斜，中国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收入因素对就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就业转移。国内外学者关于就业转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劳动力流动进行，对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研究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代表，主要研究有：刘易斯（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只要城市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民就愿意流动到城市谋求新的职业；费景汉-拉尼斯（1961）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劳动力由潜在过剩变为稀缺，劳动者收入的绝对与相对份额都趋于上升。工业化过程中城乡收入、福利差距趋于扩大，使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就业。托达罗和哈里斯（1970）的预期收入模型表明：一个典型的非熟练农业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村进入城镇正规的高收入部门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进入城镇传统或非正规部门（traditional or informal sector）工作过渡，然后才可能在正规部门（formalsector）找到工作，只要城镇里还存在较高预期收入，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就不会停止。Alfredo Behrens（1984）在研究巴西的收入再分配对产出和能量的影响时发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增加产出，提高就业产出率和能量产出率，从而对劳动力流动产生影响。
在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与就业转移问题。关于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式，林毅夫、刘培林（2003）对中国1985—1990年与1995—2000年两个阶段的跨省迁移与地区收入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时间段（1985—1990年）迁移对收入差距的弹性是0.197，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反应不敏感，但是在第二个时间段（1995—2000年），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弹性系数上升到0.595。蔡昉、王德文（2003）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得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杭雷鸣（2005）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壁垒（户籍制度）与市场性壁垒（收入因素等）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种表现形式。
关于收入因素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统计科学研究所（2003）认为：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有直接影响，鼓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收入，合理、合法且适度地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都阳、高文书（2005）研究得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速度和数量，受到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相对收入关系的影响。肖机灵（2005）研究得出过大的收入差距显然对促进就业有不利的影响，收入差距扩大化不仅通过影响消费从而制约就业，而且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罗楚亮（200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与就业问题密切相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会加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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