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书记·得书记（全二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韦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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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书记·得书记（全二册）试读：

失书记

【序】藏书不可不贪

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我坚定地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爱书人，当然这个坚定能够持续多久，我却没有把握。回顾自己的过往，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意孤行者，喜欢过、爱过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书，不同的时段会有着不同的喜爱。即使如此，有一点我却能够肯定，那就是无论我怎样地“移情别恋”，对书的爱一定是最忠诚的。几十年过去，直到今日，我对古书之爱丝毫未曾减弱，在能够想到的未来，这种爱还真的有可能延续下去。

我反对“用情专一”，尤其在搞藏书方面。如果你得到一部书就满足了，那还奢谈什么收藏？哪怕你是位专门针对某一部学术著作而进行研究的专家，你也应当广收异本以备比勘，绝不可能仅看原著而不备其他参考书。因此，“贪欲”是搞收藏的基本条件之一。古人说，藏书不可不贪，我曾把这句名言刻成一方闲章，以此来奖励自己对书的贪婪，因为若想构建起一份对书的贪婪体系，缺乏贪得无厌的性格绝对难以实现。所以，做人与做事有时并不能合二为一，知足常乐是一种人生态度，若把这种态度套用到藏书上，定会一事难成。

以我的谬见，藏书犹如追求女人，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我个人几十年的藏书史中，托大地说，也能算得上阅书无数，我对古书有着难以言状的真情实感，但有了感情也就缺乏了客观，而研究任何问题，只有客观才能最为公正。若让我超然物外地以冷静之心来看待藏书，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我评价，我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但我肯定是一位纯正的爱书者，我对于藏书有着“夜郎自大”的快乐，我对书的深情肯定也能超过那些著名的学者或专家。章学诚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其实，他还是认为“专家”要高于“博雅”。但我认为藏书当以广博为快乐，那当然就是“尚博雅”。按照章学诚的说法，我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个“博雅”而已，做“专家”是没有可能的，那我就继续沉浸在贪婪之中，快乐地享受着自己在古书之间的得与失吧。

几十年来，每当我得到思慕已久的铭心绝品，自己总能欢快上一段儿，然而欢快之后，接着就把这部书放入了书橱内，除非要使用，否则很少再去触动，新的欢快不断挤走旧的欢快，书橱内久不翻动的书也越积越多。但我觉得自己应当属于“喜新不厌旧”的那一类，所谓“不厌旧”就是好书放在书橱内多年不动，也不会把它转让给别人，让别人再摩挲着它欢愉，这让我想想都难受。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你去问问皇上：三千宠爱，你照顾不过来，赐给我一些，行吗？

所以，无论自己得到多少的好书，片刻欢愉之后，也就没有了太多的惊喜，而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些努力追求、最终也没能到手的好书。这组“失书记”所写的，都是我失败的记录，失书是与得书相对而言者，藏书人最爱写“得书记”，就如同人们最喜欢提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因为既有欢愉也有夸赞，而“失书记”当然写的就是“走麦城”，让人读得揪心而沮丧。我这里所说的“失书”并非得而复失，而是求之未得，是得书的反面，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姑且就以“失书记”而命名之。得书快乐，失书苦楚，但我并不是想写一组催泪弹。写下这一组文章，我既有冲动也有目的，冲动就不说了，而目的之一是想让自己不忘旧情，恰如时下流行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第二就是以书述事，以事怀人，我想通过这些“失书的故事”来引出书界的往事，以此怀念过往的书友，同时铭记书友对自己的关爱之情。第三，也想用这些小文告诫自己，天下的好书不可能让自己收完，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你还能把黄河喝干吗？

剥开虚伪显现真情，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并不是想以丑为美地向世人宣告我变成了泼皮，也并非是简单地觉今是而昨非，我想努力做到的是表现出自己的本真。我本善良，但善良成了老于世故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利器，每当我因言获谤时，我都会想起那首《别声响》，这首诗中的每一句，似乎都说出了我的心声。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如此地明哲保身，“坏币效应”大行于世，也就没有什么可感叹的了。我不是真的猛士，也不能像鲁迅那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活到了这个年纪，似乎也没有了这样那样的顾虑，尽量地想办法以自己的真性情活在这个世上，将是我对残生的主要追求。

因为爱书，凡是跟藏书史有关的著作，几乎每见必收。读过了许多之后，渐渐地体味出书本里的藏书史总是跟社会的真实有着看不见的一层隔膜，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信心能够写出一部翔实可靠的《当代藏书史》，但作为一段真实藏书历史的亲历者，至少要用自己的笔写出一些历史的真实，以此来供有志于研究当代藏书史者所采撷。因此，我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亲历逐渐地写出，以故事的形式献给爱书之人。今天结集的这本小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成体系，只是一些书界的花絮与逸闻，但我还是愿意把它们写出来，庶几不负我爱书之诚心。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得到几部与我错失之书，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次看到它们，自己一定会有着“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与激动，只要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一定要想办法再次拥有它们，让那“曾经我眼即我有”的达观见鬼去吧，我要“冲冠一怒为红颜”。

韦力，爱书人，写过数本关于藏书之书。斋名芷兰，著有“芷兰斋书跋”初集、续集，及《古书收藏》《古籍善本》《批校本》《中国古籍拍卖评述》《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补编》《书楼寻踪》《古书之媒》《古书之美》（庆山合著）等。

【一】毛晋、黄丕烈书法

我已经记不起怎样认识周启晋先生的，但跟他第一次见面前的十数年，就已听到他不少的事迹。十五六年前，天津的焦从海先生每过一段都会来京一趟，专程给周启晋的父亲—周绍良先生—送天津的一种早点。这种早点名称叫煎饼馃子，这个名称叫得很没有诗意，其实就是煎饼里头夹着馃子。馃子是天津的叫法，北京叫作油条，当然北京也有这种食品，跟天津的做法也完全一样，基本上就是路边早点摊上最普通不过的食物。但周绍良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北京的不正宗，只有天津产的才是那个味儿。那时候焦先生每次来京给周先生送完煎饼馃子，大多会到我这儿来坐坐，在闲话聊天中，我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周家的事，比如周绍良先生收藏了国内最多的明代大统历，周绍良的儿子周启晋先生喜欢集邮，等等。

周绍良先生过世后，听说他藏的书都归了周启晋先生。有几年我主编《藏书家》，其中有一期想专门刊登一些藏书家后人的文章，白化文先生推荐了周启晋先生，于是我跟他有了文字之交，通过文章我发现他很会讲故事，文笔之好也超乎我想象，又过了两年，似乎是在陆昕先生的引荐之下，我才第一次跟周启晋先生见面。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我在天津的藏书之所就在周启晋先生家旁边，有一天我在书房整书，恰巧周兄来电话谈什么事。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刻，我正在翻看自他往上周家四代的墨迹，这些墨迹被周家装裱为四册裱本册页，里面的内容是给“止庵”过寿时，几十位周家后人写的祝寿诗，这些诗的最后一篇就是周启晋的父亲周绍良先生作的。当然这位“止庵”不是我的那位学者朋友，他的名讳是周学熙。我在看周家的故物，恰巧又接到周家后人的来电，这种巧合之事让我有些兴奋，于是，我就在电话中跟周启晋先生分享了这兴奋。他果真受到了我的情绪感染，这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自己真是想当然了。他在电话中说，自己也想看看这件东西，我当然说没问题，告诉他一会儿就到。

收拾完书房，十分钟后，就赶到了周宅，周兄很惊奇，问我如何能够如此神速，我没说自己的书房就在他家旁边，直接打开书包拿出裱本请他欣赏。他把裱本放在书桌上，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我注意到他脸上原有的客气笑容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越发凝重的严肃神态。这种尴尬的沉默让我有些不自在，遂自我安慰地想，可能是因为他看到这些墨迹，勾起了对自己已逝亲人的回忆。

周兄看得很慢，我也不想打破沉默去催促他，于是只好把眼光放在他家的陈设上，看到他家墙上挂着不少的名人字画。这跟我的想象有些差异，我觉得他的家应当是四壁书架，似乎更符合这种藏书大家后人的身份。他家的隔音效果做得很好，室内极其安静，能清晰地听到周兄翻动册页的声音。可是猛然间，听到“啪”的一声，他合上了册页，我转脸望去，周兄正将几本册页装进函套内。看来他已经看够了，我伸手准备接过来，突然间他把装入函套的册页，猛地一下抱在自己怀里，瞪大眼睛厉声问我：“这是我家的东西，怎么到了你的手里！”我顿时愣在那里，伸出的双手凝滞在空中，不知道是应当去夺回册页，还是应该把手缩回来，面对这突发的事件，我不知如何应对。脑子里，极速运转，猛然想到刚才墙上的那些字画，顿时犹如神助，一个灵感涌现，让我瞬间平复下来。我指着一张齐白石所画的虫草，不紧不慢地对他说：“这本册子是您家先人的墨迹没错，但它的物权今天属于我，就如同这幅齐白石，如果今天齐家的后人来到您家看到这幅画，说这是他先人画的，他要拿走，您觉得如何呢？”

我的这番说辞，果真管用，周启晋先生面部肌肉马上松弛下来，但双手还是抱着册页不放，说话的语气缓和了许多：“那倒也是，但这件东西对我有用，你开价吧！多少钱我都要。”我告诉他自己不想做这个买卖，他又提出来交换，说他父亲给他留有毛晋的书法和黄丕烈的书法，可以以此做交换。闻听此言，我当场就动了心，他说的这两位全是藏书界的一流人物，天下爱书之人，若不知道毛晋和黄丕烈，那肯定其藏书水平还在门外。黄丕烈所批校之书，在当今的文物定级标准中，一律被列入一级，而毛晋是明末的刻书大家，在清代就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他的堂号是汲古阁，汲古阁刻的书到今天还能轻易看到，然而，毛晋的书法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所说的这两件书法作品，就文物价值而言，其实远远超过了周家的这四本墨迹，但是，今天的这种现场氛围，显然不是书友间交换藏品的最佳时机。面对这种局面，我说了句活话：“这样吧，如果您觉得这些墨迹在资料上对您很有用，我拿回去后，全部给您复印一份奉上，原件我自己留着，等何时想出手时，一定先通知您。”可能周兄也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他站起身笑着把册页还给了我，并抱歉地说对不起，因为刚才看到先人之物，让自己太过激动，而失去了礼貌。我表示对此完全理解，接过了册页，匆匆离去。

事后待我冷静下来，再细想此事，其实完全能够理解周启晋兄的举措和心态，他对先人手札的爱惜之情，反而令我对他肃然起敬，也为自己的小气而觉得惭愧，为何不能成人之美呢？其实在此之前，我并未多么看重这几件裱本，所宝爱者仅是其中的一张周叔弢先生所书诗，因为他是民国间中国第一流的大藏书家，所藏之书，以及他的墨迹，今天大多藏在公共图书馆，私人手中难得一件。我想，自己有这几本册页，主要就是因为里面有周叔弢先生。但我已经记不起在何时何地买得这几本册页，得到之后，放在书架上多年未曾翻动，直到近期因为整理编目，才发现了它。由此，而引起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人的收藏心理真是奇怪，别人不争时，放在那里也并不看重，一旦别人跟自己争抢，马上就觉得这件东西价值极大。

几年后的2011年，无意间在泰和嘉成的拍卖图录中，看到了周兄所说的毛晋和黄丕烈的书法。我自己的藏书中，已经有了两部黄丕烈题跋之书，而毛晋的书法不但没有，见到者也仅此一件。两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开会时，沈津先生带我去看望王贵忱先生，王老是文物界的前辈，也曾藏有许多线装书，在王老家我看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古物，尤其爱不释手者乃是一方刻有毛晋款的石砚。毛晋所用的砚台，竟然能流传到今天，这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王老为人洒脱，自己的很多藏品都陆续捐给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而这方砚台，他很是喜欢，没舍得捐出去，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当娱老之资。而我自己虽然藏有毛氏汲古阁的刻书，达几十部之多，但是，汲古阁书流传到今天并不稀罕。所以，看到泰和嘉成上拍的这件毛晋书法，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件书法上钤有“周绍良藏”的收藏之章，所以知道确实就是周启晋先生所藏的那一件。然而，转念思之，我的小家子之气又占了上风：万一周兄知道是我拍到的，会不会又找我来索要他家先人的墨迹？当然这是一句笑话。但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放弃竞拍。后来听说这两件书法的成交价格加上佣金，毛晋拍到了七十六万，而黄丕烈拍到了五十万。

【二】彩图本《三国志》

日上三竿，逛潘家园捡漏儿

2000年春，嘉德古籍专场图录的封面是一幅彩印本的版画，而图录内页用了两个整版来展现此书的五幅图案，从这些阵势看，嘉德公司对此书较为看重。该书为《三国志》，仅存一册，图录版本项标示为“清初饾版八色套印本”。中国古书中，虽然套印之书并不稀见，然大多只是文字的不同色泽套印，最多的是六色，但彩色版画究竟有多少色套出来，则很少有人耐心将其一色一色地数出，故版画书一般笼统称为彩印本。嘉德古籍部拓晓堂先生很有耐心，将此册彩图本《三国志》所用颜色一一数出，并且将这八个颜色在图录中用示意线全部标出。《三国志》一书流传较为多见，然而彩色插图本，国内公藏却仅有一部，藏在国家图书馆，是当年郑振铎收藏者，而后由其家人捐献给国图。此次上拍的该书仅残存一册，而此册恰是版画部分，估价为三万八千至四万五千元。我事先问过拓先生，这个价格是否真实，他说确实如此，因为送拍之人并未对此书有多高的期望值，但拓先生又同时告诉我，关注此书的人不在少数，几位藏版画的大家在收到图录后，都专门跑到公司来查看该书，所以想便宜买到此书，可能性不大。

此书开拍时，果如拓先生所言，竞价者众多。我对此书没那么高的认识，再怎么样说它不过是一册残本。这不单纯只是完缺之见，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藏书观接近清代的藏书家，他们大多视版画书为蒙学读物，或者是通俗书籍，尤其小说类著作一直不受藏书家关注，故版画之书不为正统藏书家所措意。因新文化运动，俗文学地位大为提高，视版画插图之书为民族艺术，此后价格大涨。我并不排斥新观念，如价格合适，我也收带版画之书，故而我对此书定出的心理价位是八万元。然而现场之热烈远超我的估计，书友争抢此书的激烈程度让我完全没有举牌余地，轻易就超十五万，很快即以十六万落槌了。

这本来已经是故事的尾声，然而现场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人在竞买席上突然站起来抗议，此人说话有些激动，讲的话又听不懂，后来大约能够听出口音，是日式英语。这种突发场面，让拍卖师也愣在那里，不知发生了什么。公司的工作人员立即赶过来交涉，之后，又跟刚才十六万拍得者进行谈话，接着跑上台跟拍卖师耳语一番。于是，拍卖师说刚才那件拍品要重新开拍，因为其中一位买家没听清楚拍卖师的报价阶梯，故而那位买家以为是自己拍到了，所以引起了误会。

这种情况，在以前的拍卖场中也偶尔出现，但与之情形略有不同，以往大多数是落槌之时，拍卖师因为疏忽，而未注意到现场还有其他竞价之人，虽然落了槌，发现问题后就马上接着重拍。我也曾遇到此类问题，虽然自己高举着号牌，但拍卖师视而不见，落槌之后，本以为念到的是自己的号，结果听到的却是他人。有的拍卖师，你跟他强调这一点时，他会接着重拍，但也有一些拍卖师却不为所动。我在中安太平就遇到一次，其实没有拍到已经很生气，但那位捡了便宜的拍得者，又恰巧坐我旁边，他跟我说，谁买到都一样，和气生财，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态度让我不能忍受，气得我站起身愤而离场。

今天的这位比我运气，他的抗议竟然能够奏效。接着开拍时，那位本来已经拍得者又怕失去了，倒霉家伙继续跟着竞价，此时现场仅有他们两个人你一下我一下地争抢着，大家都在看热闹，现场的人都明白，这不是买东西，是在斗气。在拍场上，斗气之争并不稀罕，但像今天的这种场面确实难得一见，故而令大家看得很是过瘾。争到四十六万时，先拍得的那位罢了手，有可能是冷静下来了，不想再当冤大头，也可能是力所不逮，总之，以此价归了那位抗议者。这幕好戏刚演完，现场观众集体鼓掌，这掌声让人听来绝非祝贺之声，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是，这出好戏让所有现场竞争者的紧张神经得以放松片刻。

此段拍场故事，在缺乏色彩的藏书界流传了许久，且故事的内容也几经添枝加叶，使得更加完整和引人入胜。不久，故事的前传也被发掘出来，相比较而言，前传比后传似乎更让八卦者所喜爱。要在此讲前传，则需先介绍一下前传的主角，主角是北京藏书家王洪钢先生。王兄可是藏书界的资深人士，他对古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被人誉为眼光如炬。同时他还有着别人叹羡不已的地利，他家就住在潘家园门口正对面，站在家里就能看到潘家园里的一举一动，用文雅的词来形容，那叫作洞察秋毫。但是，他似乎并不利用这个地利。按照潘家园的生物钟，周六日早晨的三四点钟，是交易的第一波浪潮，也是最易捡漏儿的时机，然而王兄却对这种小便宜似乎不屑一顾，他要等到第一波的一手货被人分刮之后，再到这些人手里去捡漏儿。这是何等地有信心，这等派头在潘家园书圈中，唯此一人。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去捡便宜？我知道，以他的精明，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后来因为这本彩色插图本的《三国志》，更加印证了我对他的判断。

前传的主角我们介绍过了，接着再书归正传，开始讲前传。某日，日上三竿之后，王洪钢先生按着他惯有的节律，迈着稳健的步伐，开始了他的摊店巡视之行。因为这么多年的关系，潘家园的摊主早已跟他熟识，有自认为好的线装书，也都会拿出来让他看，因为他给出的价钱总比别人多个仨瓜俩枣。这一天，有一位摊主拿出一本极其破烂的线装书，不好意思地跟他说，太破烂了，我二百块收的，您看值吗？王兄眼光没有放在书上，他直视着店主说，我刚听说你是一百块收到了这本书。店主含混地说，就是一两百块钱收的，你看多少钱能要？王兄这才把眼光收回，不紧不慢地拿起这本破烂书。然而，眼光刚触到书面，一瞬间他的脸色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两眼发直，嘴角微微斜向右上方，同时，下嘴唇也在微微地颤动，翻书时双手的抖动频率跟嘴角能够产生共振。虽然王兄极力掩饰他的激动，但这些招牌式的小动作，早已被书主看在眼中，在潘家园图书圈里，这些书商都知道只要看到王洪钢出现这一系列的动作，那一定说明这部书很有价值，肯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王兄继续压着自己的激动，直视着店主说，你想卖多少钱？店主咬着牙心一横，打算说一千，但这个千字还没念出口，发出声音出来，却是个万字。显然，王兄也没有想到，店主会如此狮子大开口，仅因他的这种小动作，让乌鸡变成了金凤凰。这时候，就显示出了王兄的大家风度，他平定心情后，拿起这本书又翻了一遍，脸色平和如初地说，好吧，一万块我要了。

以上这段前传，是我从多个渠道多个角度听过多次的故事，为写此文，我又给王洪钢兄打了个电话，请他证实此事。他却坚称：事实没有这么强的故事性，此书是朋友几百块买来的，让他鉴定，他把书拿到嘉德，拓晓堂留了下来，没经过他和他朋友的同意，就上拍了，也没能想到会卖这么高的价钱。王兄同时强调，此书的确有价值，在上拍之前，他自己曾拿此书到国图去核对郑振铎的旧藏，发现两书确实是同一版本，但所收的版画却有些不同，两书彼此有多有缺，也就是说，此拍品内所收的版画中有几幅是国内外均未见著录者。我边听他描述边想，若真不是您的书，您为何下这么大功夫，又去核对又找拍卖公司？当然，话说回来，若是我这么便宜买书又卖出这么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承认，这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嘛。

【三】《春秋经传》

秦公一举牌，我就要放手

不知什么原因，天禄琳琅旧藏之本，绝大多数的首次面世，都出现在嘉德的拍场之中。五年前嘉德的各个古籍专场中，几乎都有天禄琳琅旧藏之书，而这些书都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宣统皇帝溥仪以赏赐的名义让溥杰带出宫者。我对天禄琳琅旧藏之书较为关注，前些年陆续地买到了其中十种，然而，回顾一下二十年来出现在市面上的天禄琳琅，其中真正好的稀见之本，基本上都在了他人邺架，这种遗憾和沮丧，非同道者难以心会。

天禄琳琅旧藏的宋代浙刻本《春秋经传》，是我得书史上的大憾之一，此书三次上拍，我三次都没能分得一勺羹，可见自己确实与该书无缘。近些年写文章时，只要翻看图录查资料，总会在无意间翻到这一页，每当看到此书心里都会有种酸涩。《春秋经传》首次出现也在嘉德拍场中，1999年古籍春拍的最佳之本当为此书。该书为白文无注本，按照古人赞誉该书的话来说，则是字大如钱，开版弘朗，刀法谨严，从版刻及装帧而言，算得上是宋版书中的妙品。然此书流传甚稀，国内公藏仅有半部，国图藏有该书的卷十六至十九、卷二十四至三十，合计有十一卷。本场嘉德上拍的该书也是四册八卷，为卷五至卷十二，从卷数上讲，跟国图所藏完全不重复，再从封面、签条、包角等外观来看，此四册拍品应该与国图所藏本为同一部书。

我第一眼看到此书就很是喜欢，可见爱美书之心，爱书人皆有之。但这么漂亮的尤物，不可能让我轻易地抱回来，横刀夺爱者绝不乏人，所幸拍前无人跟我商议相让之事，然而，这种运气在拍卖现场却没能延续。和宏明兄直接问我，是否想买此书，我回答得很干脆：“当然！”和老师说，他自己也想要。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因为此书已经有一半在国图，大家都不可能全，既然如此，不如每人分两册，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于是同意他的建议。该书的估价是六十五万至六十八万元，按当时的市场估计一百万元能够拍下，我二人各出五十万元，各得其中两册。达成协议后，我与和老师相邻而坐，根据拍场上的氛围，我提出把价格上限再加二十万元，和老师同意了我的建议。

拍到此书时，果真如提前的预料，竞争很是激烈。我二人的这个小同盟，由和老师负责举牌，我负责四处张望，看看竞价者是何人，如果是熟人，则想办法示意不要自相残杀。然而，展眼望去，竞价者基本上都不认识。拍卖的价格，仅一分钟后，就超过一百万，到此时竞价者仅余两人，再到一百二十万元时，仅剩一人跟和老师接着争抢。然而，此关键时刻，后排又多了一位新的竞争对手，我听到拍卖师的叫价之声，顺着手势回头望去，这次举牌倒是一位熟人，乃是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总经理秦公先生。秦先生也看到了我，冲我笑笑又摆了摆手，同时做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但他手中举牌的力度却一点也不含糊，绝无熟人相让之意。和老师精神高度集中，盯着拍卖师的手势，完全不知道何人在跟他竞价，此时早已突破了之前的限价一百二十万元。举到一百三十多万元时，我用手压住了和老师的号牌，告诉他别费傻力气了，竞价者是秦公。和老师回头望了望，也泄了气，没再争下去。正在此时，又有一位新的电话委托加了进来，跟秦先生接着争，直到一百六十万元，才被秦公拿下。

为什么秦公一举牌，我就要放手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一是他在业界的影响，二是他买东西的不惜代价，所以跟他在拍场上争抢，除了伤面子，也不可能得到拍品。秦公人长得很和善，且为人仗义，出于这些原因，大家在拍场上都让他三分。他的经历也很特别，北京琉璃厂是中国最大的古书碑版集散地，琉璃厂最大的碑帖店是庆云堂，民国之后，庆云堂最有名的掌眼人是胡介眉先生，而秦公就是胡介眉先生入室弟子，可见他的看家本领是在碑帖鉴定方面。秦公在庆云堂工作期间，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收购了名气极大的《玉版十三行》的玉石原版。那大约是1981年的事情，有人送到庆云堂来出售，当时店里的老师傅们都不敢认定这是原物，因为十三行名曰“玉版”，而送来的这件东西却是石头的。经秦公考证，他认为古人所说的玉是一种形容词，而非实指，坚持以十八万元买了下来。在那个时代，十八万元是个天价，至少能买十几套房子，可见其做事勇气之大。后来，这块“玉版十三行”归了首都博物馆，成为该馆三件镇库之宝之一。再后来，他当上了北京市文物公司的总经理，1996年文物公司成立翰海拍卖公司，秦公兼任该公司的总经理，很快，翰海公司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拍卖公司。原因很简单，文物公司的库房从某种角度来说，成了翰海公司的后备储蓄，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无人能够做到。出于他个人的原因，再加上这些特殊的地利，使得秦先生在中国文物界的地位无人企及。因此，跟他在拍场上争抢文物，且不论要花多少冤枉钱，到最后十有八九也争不过他，最后搞得自己很不开心，除了拍卖公司高兴，买家都不好受。

这四册《春秋经传》在嘉德1999年春的拍场上拍出之后，到了当年的秋天，嘉德又出现两册该书，是卷十三到卷十五，从卷数上讲，正好跟春拍的那四册接得上。此两册估价涨到了三十八万元至四十五万元，虽然比上次没有高出多少，但我也清楚，这么便宜的价钱不可能拿到，于是，提高心理价位，继续跟他人竞争。此书以三十万底价开拍，我举到八十万元，已经远超了我的估价，上次的那四册拍了一百六十万元，平均一册四十万，我举到这个价位也跟上次相同了，然而，还是没能到手，最终被他人以一百二十一万元拍得，事后才打听到，此两册也是秦公先生让他人帮其举下。至此时，秦公拍下了卷五至十五，而国图所藏的是卷十六至卷十九和卷二十四至三十，这一部书还缺卷一至卷四及卷二十至卷二十三。真盼望着这几卷也能够出现在拍场上，如果到时候自己的能力足够达到，还是想把它举下一册，以了自己的思念之情。

此书拍卖后的第二年，忽然听到了秦公去世的消息，他才五十多岁年纪，怎么突然间就去世了呢？我听到的版本是秦公先生从香港拍卖会上花了一千九百八十万元港币买回来圆明园流失的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此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按照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圆明园的文物是被帝国主义掠夺走的，不应当花国家这么多的钱，这种声音甚嚣尘上，使得秦公压力很大。买瓶后的七天，他就突发心脏病，在自己的办公室去世。而去世之时，恰巧马未都先生在场，马先生立即冲上去抱住秦公，但人已经不行了，故秦公是死在了马未都的怀里。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我从未向马先生证实过此事，为了写这篇文章，在此事过了十四年后，我给马先生打了个电话，他说自己正在法兰克福看展览。听到了我的问话，他简略地告诉我，当时他确实在秦公的办公室里，是将拍卖前的拍品重新地看一过，以选出不合格者。那时，马先生挑出一件牙雕放到旁边，秦公问他为什么不对，马先生告诉他这是日本制品。秦先生夸了句，好眼力，话音未落，人就倒下了。

秦公先生的去世在文物界影响很大，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时，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和艺术品拍卖界的人士来了上千人，葬礼搞得庄严隆重。之后，还有很多人写文章纪念他。在他去世十周年后，翰海公司还专门搞了纪念拍卖会，以示不忘。

然而，在秦公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年，翰海春拍时，古籍专场中却出现了一册《春秋经传》，为该书的第十一、第十二两卷，而这两卷恰是秦公先生在嘉德拍卖所得四册中的其中一册，他当年拍得了四册，之后又拍得两册，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凑这部书，因为此书有一部分在国图，绝无可能凑全。但翰海是拍卖公司，而文物公司也是经营单位，所以秦公先生买此书，即使是从商业目的逢低吸纳逢高卖出也无可厚非。此册书估价七十万到九十万，而成交价格却是一百四十五万，不知被何人拍去，反正我是再没信心能够拍到此书。如果从经营角度而言，此案例也较为成功，两年的时间，以平均每册四十多万元的价格买进，再拿出一册以四倍的价格卖出，那么手里所余的五册，其市场价值可想而知。但我想，如果秦公先生在世，他会这么快卖出吗？

【四】《云笈七签》

残纸一张，追了又追的中国典籍珍罕之品

壬午春，海王村出现一件《云笈七签》，其实只残存一版五个印面，然而即使是个残页，也是极难得一见之物。此页乃是《玄都宝藏》本。

元太宗九年（1237），道士宋德方、秦志安搜求遗存的道经，汇编为《玄都宝藏》，于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刊刻于平阳玄都观，总计有七千八百余卷。元初，道教与佛教发生争论正统之事，在辩论《老子化胡经》时，道教落败，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诏令焚毁除《道德经》以外的所有道书及其印版，致使此部道藏被焚毁，只有个别残页流传至今。

1958年，赵万里先生主持编纂《中国版刻图录》，书中收有一页《玄都宝藏》，也是《云笈七签》。《中国版刻图录》所收之书，均是中国典籍中具有代表性的珍罕之品，以赵万里先生的高规格眼光，入选之书大多都称得上是优中选优，而此《云笈七签》连个残本都算不上，仅是一张残页，能够入选该书，可见其价值之高。我读了这本书，才知道《玄都宝藏》如此稀罕，多年来，就梦想着自己也能拥有一页。没想到，天遂人愿，过了这么多年，市面上果真出现了一页。

此《云笈七签》虽残存一页，然该页首尾完整。纸面上虽有许多水渍痕，有些部位已出现了破损，但上一任藏家在残页的背面用极薄的绵纸局部地托了一层。托裱的手段颇为高明，修书者将残损部分用略大的薄绵纸裁成随形状，并且将这块随形状的薄绵纸外沿部分细细地打成梯形状，然后再裱贴在原书背后，这种修补方式用手摸上去却平整如一，似乎没有高低不平之感，细看这些水痕，已经吃入纸髓，据此猜测，可能是当年被焚烧时，因某位道士用水救火而抢出之物。

此书起拍价仅八千元，而现场争抢的人不下十几位，可见慧眼识宝之人多，我举到五万元，总算胜出，拍得这件宝贝。

一年后的春天，海王村竟然又出现了一件“玄都宝藏本”的《云笈七签》。本场的拍卖图录，封面用的就是这页《云笈七签》，看来书主觉得上次拍得不错，拍卖行也满意，于是，把这页蒙古刻本当成了本场重点拍品推出。我上次买到的那件按照版的外沿所刻编号乃是“云笈七签九十五，弥字号第十二”。而此次上拍者，也是《云笈七签》的第九十五卷，而版号则为“承字号第一”。此页的版框大小跟我上一年拍得的完全相同，然在刊刻水准上，却不如我所得者清爽，这一页的估价远没去年那么便宜，起拍价直接定到了五万，正是我去年买得那件的成交价格，这种赤裸裸的做法，让我略感不爽，于是，意气用事，不想再争此书。其实这种心理，不单纯是价格问题，还有一种想法是不知道对方手里究竟存着多少页，如果每拍一次都要步步高升，那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才能凑齐这么一册，开拍之时，此页却以四万五起拍，仅一人出价。看到这个结果，我又有些后悔。

一年之后的某天，我因事跟黄裳先生通电话，在聊完正事之后，他问我是否曾买到过一件《玄都宝藏》本的《云笈七签》，我如实相告，老先生并没说什么。过了几个月，我收到上海嘉泰2005年秋古籍专场图录，封面竟然用的也是一页《玄都宝藏》。细看此书，也是《云笈七签》第九十五卷承字号，版号是“九、刘”。从上面的水痕看，跟我所得之页也是同样的情形。黄裳先生还在此页的左边框旁写了一段跋语：“此为金刻，确是内阁大库物。北京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皆有残叶，其入《中国板本图录》之叶与此页正相连属，可证皆同一残卷中分散者也。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刻道藏本。”此段跋语书为三行，以墨笔楷书工写，然最后一句“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刻道藏本”，则由墨笔改为了朱笔，一段跋语两色书写，这种样制式极少见到，朱笔之下钤有寻常所见的“黄”、“裳”白文联珠印。

拍卖之前，我赶到沪上，提前细看了此页，其背面也同样用着细薄绵纸进行了托裱，托裱方式绝对出自一人之手，这才联想到每一页的版号，我突然觉得这些散页原本是一册，后不知什么原因，前路将其拆散分藏不同之处，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故事，可惜我不知道向谁去了解这段缘由。既然来到沪上，本想向黄裳先生请教其何以得到此页，然念及他的藏品正在上拍，以他给我半年前来电话的情形，很有可能是他本人送拍者，我在拍前问他自己拍品的故事，如此做法颇犯忌讳，还是觉得待拍下之后，再向他请教不迟。由此我又想起了国图所藏的那一页，去电赵前先生，请他代为查阅，他告诉我：国图藏的那件《云笈七签》也是第九十五卷，是未字号第五。另外，以前傅增湘先生也藏有一件，原物他没有看到过，但曾出过书影，收在某书之中，具体版号已记不清楚。赵兄的话，更印证了我的判断，很有可能流传至今的《玄都宝藏》本，仅有一册，因为太过稀罕，所以众人把它分拆后，每人分得了一页，以一册经折装的厚度来看，此《云笈七签》第九十五卷，总共也没多少页。如此说来，若能将散失的各页全部买下，恢复为一册，当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当然，已经进入国家图书馆的那页，不可能卖出，但若将私藏的散页凑在一起，也很难得，于是，我更加后悔放弃了上次竞拍，并陡增了对黄裳先生旧藏的这一页的购买欲望。

此件拍品估价四万元到五万元，以我跟黄裳先生通话的情形来看，真正底价当为五万元，而从上两件的成交情况看，我觉得此件成交价也不会太高，于是，定下心理价位六万元。然而，拍到此件时，现场有几人一直争抢，我据此情况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举到八万元，仍然有人往上加，这个价位已远远超过我的心理预期，于是放弃，郁闷地拍得其他几件离场而去。

【五】《明堂月令》

我为了这本书在上海等了两天

己丑冬上海连着三场古籍拍卖会，我跟北京的一帮书友在上海快乐地竞拍着各人心仪之物，那个时候书友间的关系似乎比今日亲近许多，基本上能够相互礼让拍品，尽管拍卖行最讨厌这种做法，但对买家来说，却节省了不少子弹，至少能够多拍下两件欲得之书。

相对而言，北方的拍卖公司比南方的要人性化一些，每年春秋两季大拍，北京的拍卖公司在安排场次之前，都相互通信，让数家拍卖公司的古籍专场，能够不重叠在某一天；同时，也不会中间空几天。这给外地书友增加不少方便，能一次性地在北京住几天，不间歇地连续参加几场拍卖，省去许多往返奔波。而上海的拍卖则很少顾忌这些，如果每场拍卖之间隔一两个月也就罢了，而往往有的拍卖会中间只隔一两天，让买家觉得无论留去都难以选择。己丑冬的拍卖也是如此，待上海国拍、朵云轩拍完之后，中间隔一天才是上海嘉泰的古籍专场。这个专场中我最感兴趣的一件，则是本场的封面—《明堂月令》。

此乃朱彝尊的校跋之书，黑格纸，旧装一函四册，内夹有书签，落款是“愚斋图书馆藏”，知是盛宣怀旧物，按照签条上的注录，该书为经部第二号，可见愚斋对此书之看重。其将该书的版本注录为明抄本，书前有朱彝尊题记三页，然此段题记却多有校改之处，自书题跋而做校改，此种方式颇为少见。我在拍前核对过朱彝尊的《经义考》，此跋收在该书之中，然字句上差异较大，更见此书价值所在。

本场拍品我感兴趣者，总计有两部，除此一部外，另有一部《黄道周遗书》，也是愚斋旧藏，然从字迹上来说，不如朱彝尊更为可靠。尤其朱彝尊所批之书《明堂月令》，图录中所标估价仅一万二至两万元，我觉得拍到手的价格恐怕要比这个估价高十倍以上，于是，耐下性子在上海多住一天，就为了拍到该书。

开拍当日，现场约有五六十人，此书拍在第四十一号，我只能在现场耐心等待。快拍到此书时，嘉兴的苏伟钢先生走过来坐到我旁边，他跟我说，本场他就想要一件拍品，就是这部《明堂月令》，我也跟他直言，自己本场也就买这一件，但苏兄告诉我，他要建乡邦文献博物馆，而朱彝尊正是当地名气最大的乡贤之一，故希望我能将此书让给他。他的这个要求，让我很是为难，因为这也是我很想得到的一部书。在开拍之前，主办方宣读拍卖规则时，特地作了更正，称该书的估价少写了一个零，改为十二万至二十万。这个更改提高了我的心理价位，我估计想捡便宜绝无可能。为此，我跟苏兄说，你先举，举到超过你价位时，你停下，然后我接着举。他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也许是可能担心我私下里找别人代举，他始终就坐在我旁边，共同等待着这件拍品，这种感觉挺让我难受。

拍到此书时，拍卖师报出的底价又变成了十万，而现场仅苏伟钢一人举拍，三声过后而落槌，苏兄大喜过望，而我的脸肯定比吃了黄连还难看。这个结果我绝没想到，苏兄高兴地对我说，他给出的价格上限是四十万元，没想到这么轻易捡了便宜，感谢我的相让。为此事我的心里老大不乐意，也极力想掩饰自己的不快，然而说出口的话却是：“你要知道，我为了这本书在上海等了两天。”

【六】《祺祥时宪书》

一个皇帝两个年号，极其短暂的大清历书

咸丰十一年，即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由他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定年号为祺祥，因为载淳年纪尚小，咸丰临死前任命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载淳，并且将自己的两枚御印“御赏”和“同道堂”，分赐给皇后和载淳（由懿贵妃保管），同时，规定新皇帝所颁发的诏书，都要钤这两枚印，方才生效。载淳即位后，将先帝皇后钮祜禄氏封为慈安太后，同时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慈禧提出两宫垂帘听政，受到八大臣抵制，于是，两宫利用恭亲王奕，除掉了八大臣，最终实行了垂帘听政，这段历史被称为辛酉政变。

咸丰帝去世的时期是1861年8月22日，到9月3日改年号为祺祥，11月2日发生了辛酉政变，11月7日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并且规定这个年号从第二年开始实行，祺祥年号的实际使用时间仅两个多月，故而标有该年号的物品极为罕见。在拍卖会上，我仅见到过几枚祺祥年号的铜钱，此外，我从资料上知道，台湾嘉义县新港乡板头村长天宫藏有一块木匾，木匾的落款是“祺祥元年壬戌置”。祺祥年号仅用了两个多月，没想到，离京城如此之远的台湾，却尊奉此号，也许是那个时代交通信息很不使得，北京已经改元，而台湾得到的信息太晚之故吧。

带祺祥年款的书，我没有见到过，但是，祺祥年的历书却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本。其实带祺祥年款的历书也是极珍罕之物，我看到过三本并不是因为它流传较多，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书运所至而已。傅增湘先生曾提到过他也藏有该书，他说：“余旧藏清朝日历凡四册，其乾隆六十三年（1798）一册为高宗授政后，仁宗为特刊旧纪元百册，颁行宫中，以娱太上皇者，别有文以记之。此三册一为顺治三年，一为祺祥元年，一为同治十一年。同治壬申一册本无足贵，特以我生之初而存之。祺祥一册以壬戌两宫垂帘，撤去已颁之纪元，关于史事殊巨。且当时外省多已追回，故存者颇鲜。”以藏园先生的眼界之富，他说祺祥历书如此稀罕，那一定是难得之物。

我对祺祥历书较为关注，也是因为读了傅增湘先生的这段跋语，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一册。天遂我愿，乙酉年春日，仅海王村就出现了两册祺祥年的历书，这两册历书一种是用毛边纸所印，另一种是用连史纸，尤为奇怪的是两册历书的月令干支有区别，于是，我将两书一并买下，同时拥有两册稀见的历书，很是高兴了几日。

当年的秋天，海王村竟然又出现一册祺祥历书，这册历书在开本上比我所得的两册都要小一些。我之所藏两册的版框，一册是四周双边，一册是四周单边，而见到的这第三册，虽也是四周双边，版框尺寸则是15.5×10厘米，而我所藏的两册，一册是28.9×17厘米，一册是18.6×13.5厘米，故肯定跟我所得的两册不同。尤为难得的是这第三册的首页还钤有钦天监印。藏园老人的跋语中曾说：“但祺祥历未钤监印，当是印而未及颁行者耳。”他认为该书因为没有发行，所以没有钤印，但此册历书确实钤有钦天监的官印，故我很希望能够将该册历书一并收之。然而拍卖之时，和宏明先生坐到我旁边，说他已经注意到我买到过两件了，这一件希望能让给他。这个要求让我很无奈，本想跟他解释此件与前两件的不同之处，但想来想去，自己的这个说法，颇有贪心之感，于是，只好忍痛相让。该书起拍价仅两千元，他举到四千八就拍了下来。以我个人的经验，自己买某书，能捡到便宜的概率很低，反是让给别人，而别人拍得者，则大多低于我的心理预期，看来墨菲定律在书界也起作用。我每当想起失去的这一册，都有给和宏明兄打电话的欲望，真想让他再让给我。以我的性格，得不到的都是好的，也许他把这册真给了我，我又会得陇望蜀地惦记着其他书。

沈津先生曾写过一篇博客，题目就叫《清代时宪书》，他在文中提道：“祺祥元年的时宪书，如今传世也仅有六册而已，其中有二册为套印本，藏北京天文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另四册为刻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三册）、上海图书馆。”他所提到的六册，肯定没有包括我所见过的这三册，并且我得到的两册中，其中一册就是套印本，而我没有得到的那一册，钤有钦天监印者，应该更为稀罕。不知道沈先生所提到的那六册公藏祺祥历书，是否也钤有这方印，待其得空时再请教。

补记：这篇小文首先刊载在《南方都市报》，和宏明兄不知从哪里看到了，某次在聊天中，他说已经记不起我把祺祥时宪书让给他的事了，既然我那么想得到，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我。这当然是让我狂喜不已的一个好消息，但我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跟他虚伪地客套着，他可能听出来了我的那种假惺惺，直接说：你要就来拿，不过有一个条件，我的书很乱，你要自己找，总之找到就归你。我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他近几天正在搬家，搞了一处大地方，要建成半公共性质的图书馆，他说书搬过去之后就让我随便去翻找，我只能耐心地等待着得书的那一天。

【七】《校补金石例四种》

81号牌大买家，像解放军大步横扫中国南北

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印刷术也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而泥活字的发明，按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是毕昇用胶泥所制，所以活字印刷的最初材质就是胶泥。然而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所印之书，却没能留存下来，今日见到的几部泥活字本，都是清代中晚期所印。我曾经幸运地在京城某位书友手中买到过一部，记得当时是花了一万元，书名是《水东翟氏宗谱》，原书一册，品相较差，我请天津的师傅重新做成了金镶玉，看上去齐整了许多。此后不久，陆昕先生写了一部书话，名叫《闲话藏书》，但是陆先生的藏书方式是搞专题收藏，故某些门类的书，他那里没有，于是我自告奋勇，用自己的一些书影给他做配图用，其中就有这部泥活字本的《水东翟氏宗谱》。然而，书出来后，我却遇到了件意外的事情，那位卖给我这部书的书友，认为此书上了书影，并且出版了，价值就不同了，我当年付的一万块钱太便宜了，需要索回此书。这个要求让我很觉意外，几经商讨，都谈不出应该加多少钱，一赌气，就把书还给了他。他看我已经把书进行了修整，主动说给我一部抄本作为补偿，我把好人做到这份上，怎么可能还贪这点小便宜，于是坚定地拒绝了。我把书给他的时候，虽然看似很果敢，但心里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不断念叨着的是钱谦益卖出宋本《汉书》时说的那几句话：“此书去我之日，殊难忘怀，当年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约略相似。”但是，钱谦益卖书是因为需要钱，给柳如是盖楼，说起来也是风雅事，而我把书还给人家，貌似一种大度之举，其实想想是很窝囊的一件事。此事过去多年，每每念及，还是觉得自己真是傻透了。

没有一部泥活字本，或者说放弃了一部泥活字本，而让自己变得没有，这件事一直让我耿念于怀。戊寅秋，海王村出现了一部泥活字本的《校补金石例四种》，六册原装，估价是四到六万元。见此书我很有些兴奋，而该书正是本场拍卖的封面，一般而言，某个专场的封面必是本场的重头拍品。然而，很不幸，近两年拍场中冒出来一位大买家，他最大的特点是不论到哪个拍场，所办的号牌均是81号。我对这点很好奇，私下里问拍卖公司的彭经理，他说这位大买家专办81号号牌，是象征解放军的八一建军节，他要像解放军一样，大步横扫中国南北。他的这种气概，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果真之后的几年，凡是他看重的拍品，几乎都必争到底，这很打击我的信心。拍到本件泥活字时，他也是那种姿态，把号牌顺手举起，不再放下，直到听到落槌声。这种方式看似多花钱，而实际上让想跟他竞争的对手很有挫折感，反而并不会多花冤枉钱。对这件泥活字本的《校补金石例四种》，他仍然是这种姿态，我举了几下，没有信心再争下去，竟然以八万元的低价被他拍到了手。

之后的几年，这位81号买得越来越少，我又向彭经理打听是怎么回事。他说81号买了几年，觉得把中国古书基本上搞清楚了，于是，兴趣不那么浓了，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瓷器、家具和犀牛角等方面。他的话让我舒了口气。其实江山代有才人出，拍场上每过几年，就会涌现出一个大买家，时时让我有瑜亮之感，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称不上千帆过尽，我也真是见识了许多让自己倒吸一口凉气的买家，许多好书也因之犹如泥牛入海。这部泥活字本《校补金石例》既然入了大款之手，我自然也熄了惦记的念想。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部泥活字本，过了七年之后，又出现在了拍场之中，难道是这位大买家要散书了？这倒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马上问彭经理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让我的祈盼马上就落空了。彭经理说，他跟这位81号多次做工作，因为征集拍品太难，希望他拿出一两部书来支撑一下市场。不过81号先生钱多到花不完，当然不屑于卖出几部书了。但彭经理告诉他，市场是需要培植的，如果市面上没有让人眼亮之书，会影响到这个行当的人气。几年的工作没有辜负彭经理的耐心，终于又征回来了此书。但底价已变成了二十万元。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从投资角度而言，八万元变成了二十万，似乎投资报酬率也并未高到哪里去，所以我仍愿付出这个代价，然而拍卖的结果还是出我所料，我举到了底价的一倍，仍然难以到手，最终被他人以四十九万元拍走，我的这点希望又落空了。事后才打听到，买去此书者，乃是天津一位藏家，近年来对活字本颇感兴趣，所有他必备之本都将买下。我知道，又遇到了对手。

海王村的这场拍卖，在这部泥活字之后，还同时上拍了四十八枚泥活字字钉，我对此也很感兴趣。仔细地看过了这些字钉，从磨损程度看，这些字钉的确是旧物，按照图录的说明，这些泥字钉来自安徽泾县，而泥活字的制作者翟金生正是泾县人，我那部得而复失的《水东翟氏宗谱》就是他所制作的泥活字印刷的家谱，若这些泥字字钉确实是翟金生所制，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几年前，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尹铁虎先生曾经复制出了一些泥活字字钉，以此来印证当年毕昇发明泥活字的可行性，尹先生还特意制作了我的姓名泥活字字钉送给我，这让我一直很感动。当时，记得我问过尹先生，为什么要试验这些字钉？他告诉我，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关于毕昇制活字的那段资料，历史上有不同的解读，比如第二句话“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关于这个“薄如钱唇”，有人认为是指字钉很薄，也有人认为是指上面刻的字的高度或者叫厚度。尹先生想用实践的办法来印证此事。然而，海王村上拍的这四十八枚泥活字字钉，其高度却有五种规格以上，这样的字钉如何排版印刷呢？我也实在觉得好奇，于是，向彭经理要求将这些字钉像钤章盖印一样，把一个个字盖在一张纸上，然后去核对翟金生所印出之书，由此就可以确定这些泥活字字钉是否是翟金生所制者。彭经理笑着回绝了我的这种要求，他说这些字钉本来是旧物，被你盖了之后，上面的印泥那么鲜艳，买家都认为成了新东西，除非你要，否则卖不出去了。我也真想把这堆字钉拍回来，但转念一想，《水东翟氏宗谱》已不归自己所有，买之也无从核对，而《校补金石例四种》的制作者是李瑶，并非翟金生，也同样没有了核对的价值。于是，只能看着这四十八枚字钉被他人以两万八千元买去。

【八】《曲录》《词录》

落槌价令人发疯的王国维手稿本

十年前的海王村拍卖行跟今天有许多的不同，就全国而言，以数量和质量平均来说，流通古籍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书店，而海王村拍卖行是中国书店的下属机构，所以每一场拍卖，都能从库里拿出一些难得一见之书，让众人去争抢。因为古书在市面上能够流通者，要比其他门类的东西少许多，所以海王村的拍卖等于是在给整个市场增加新的血液，而非熟脸之书的易地登台，有如明星走穴。但是，海王村在成立十年之后，发生了变化，新上任的总经理认为这样卖下去会把库中的精华卖光，从此不再给拍卖行库中之书，而由其到市场去自由征集。这种做法站在他自身企业角度而言，当然没有错，但对于整个古籍收藏市场来说，却有着不小的影响。我对此事耿耿于怀，多次跟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先生进言，希望他能增加市场的可流动善本的筹码，但是于总定力极强，不为我的说辞所动。

癸未春，海王村拍卖行上拍了二十多部名家批校之本，我与众人争抢，得到了其中的六部，然而，最有价值也是最难得的一部，却花落旁家了。这部没有拍得之书，就是王国维的稿本《曲录》。此书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价值自不待言，而上拍者乃是《曲录》的初稿本，仅二卷，起拍价格极其低廉，仅四千元，以当时的书价而言，我觉得在底价的二十倍之内都可以买下。

本场拍到此件时，拍卖师刚喊出四千元的底价，底下有一个人直接喊出了五万元，这种买法让大家一惊，我只好在五万元的基础之上加了一口。拍卖师喊出五万二的声音还没落，底下的这个声音又喊出十万元，几秒钟之内变成了十万元，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还没等醒过味儿来，后排又有一人说加一万，等大家回头再看时，拍卖师落槌了。我看到拍得之人乃是胡先生，这么重要的一件拍品，三下两下就归了别人，多少有些心不甘。拍卖之后问胡先生，何以出如此高价？他正色地告诉我说，一流大学者的重要代表作稿本，怎么就不值这个价钱？他的这句话，使我的后悔度又增加了三分。

五年之后的某天，收到了保利古籍拍卖图录，该专场的封面竟然又是《曲录》。以我对胡先生的了解，这么多年来，他的手极紧，到手之书从未见他放出来过，他曾经跟我说过一种收藏的理念，就是任何一种藏品，不应当过一百件，他说自己藏书也是这样，我问他一百件之后，又看到更好的怎么办，他说只要买到一件，那就必须要剔除掉这一百件中最差者。这种收藏方式其实极有效率，既让自己不会为物所累，还能保证自己的藏品越替换品质越高。但是，这件《曲录》不大可能是他替换出来的第一百零一件，否则他另外的九十九件质量之高，恐怕件件都称得上天下无双了。遂去电胡先生，婉转地告知此事，他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也看到了图录，但不是自己的那一件，过两天想专门去细看此书。

收到图录后的几日，我也到保利的仓库中看了全部拍品，当然重点就是这部《曲录》，果真与海王村拍出的那部不同，原来的是两卷本，而保利此次上拍的则是六卷本，并且还多《戏曲考源》一卷。该书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注明的收藏单位是上海图书馆，而此拍品中果真钤有上图的藏章和退还章，知其是抄家退还之书，该书的估价是三十万元到五十万元，比海王村当年的成交价又涨了几倍。

看完书之后，与胡先生通电话，他说自己也已看过，是不同的版本，自己所得是初稿本，此六卷本则为定稿本，他也很想得到。听他电话中说话的口吻，没有了往常的那种淡定语气，看来，面对心仪之书，多么镇定之人都会食指大动。

开拍当日，三十万的起拍价，从现场竞争的热烈程度就知道这个底价其实是个幌子，瞬间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这也是我给出的心理上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调整心理继续争下去，举到一百二十万，仍有四人在竞价，我只好放弃，该书最终以一百五十万元成交。最终抱得美人归者是不是胡先生，我没敢问他，担心万一这朵花没有落在他的手里会让他伤心。

又过了三年，保利的古籍专场封面用的又是王国维的稿本，这次换成了《词录》。本专场上拍了罗振常旧藏小专题十七件，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王国维的稿本《词录》，此书原装一册，里面有许多的校改，由此可看出这是草稿本，也同样钤有上图的藏章和退还章，从装帧形式来看，我怀疑三年前上拍的《曲录》，跟这部《词录》一样，均是出自罗振常家。而此册《词录》虽仅一册，估价却是八万至十万。我心里也清楚，以王国维今日受追捧的程度，这册《词录》恐怕加十倍也难到手，我已没有信心再能把它拍得，于是，集中精力买到了其他几部欲得之书。因是电话委托，不知道其他书的成交结果。拍卖之后，去电保利古籍经理孟楠先生，他告诉我这部《词录》的落槌价是三百万，这个价格，即使我在现场，也不会发疯到如此程度。好在前些年，我买到过王国维的校稿本，价格都不到这三百万的十分之一，以这种方法安慰自己，其实也不能减消自己没有得到此书的缺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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