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彦修口述 李晋西整理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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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访谈录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彦修访谈录/曾彦修口述；李晋西整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ISBN 978-7-02-015649-8
Ⅰ.①曾…Ⅱ.①曾…②李…Ⅲ.①曾彦修（1919—2015）—访问记Ⅳ.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41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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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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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20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649-8
定 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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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之花
一位禅师为挑选自己的衣钵传人，发给众多的门徒每人一包花籽，宣布谁种出的花儿最美丽，就传位给谁。
比花的时候到了，众人各自捧着盛开的鲜花，来见禅师。只有一位弟子捧着空花盆，神情坦然地站在一旁。最后禅师将衣钵传给了这位弟子，原因是他的花盆装满了诚实之花。原来禅师给大家的花籽全是煮过的，根本就不能发芽。（2011年1月《参考消息》摘引自台湾《禅心学院》）第一编第一章 家族与我（1919年6月—1930年）1 我们曾家十几户，只有我父亲有职业
我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四川川南长江边的宜宾县城内，现在九十岁，说老也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路是不大能走了，唯一的是脑筋还没有完全坏。
我们是客家人，是从广东河源县迁移到四川的。清廷初建时，四川几乎是空的。现在历史不讲真话，其实是张献忠及部下杀干净的。现在我们的历史反过来讲，说是清兵杀干净的。这说不通，一个统治者把人都杀光了，它统治什么呢。能够认识到，并坚持是张献忠杀光的，是鲁迅和郭沫若。对此我很佩服。
我们曾家十几家人，原来都是穷苦人，不知怎么去到了四川宜宾县。但这些人后来怎么会统统都变成了官僚、小地主，我就不知道了。这十几家中，有两三家是做官的，还做得不小。我有个伯父，他们家门口悬有大金匾：“大夫第”。是什么官？我不知道。但是从他们家房屋的排场看得出来，官很大。我们家的门口，也有个牌子，写有类似“进士第”这样的字。这个字牌是清朝时期模样的，很小，边上有花，有金。这进士是谁？是我祖父的一个兄长。我曾祖父很久没有男孩，依照宗法关系，就必须过继一个男孩来。他就过继到我们这房来，成了我名义上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他。据说他后来成了太原府知府，又据说在义和团时，他支持义和团。八国联军来后，支持西太后的都杀头了，他差点被杀头。在他过继到我们家后，我的祖父出生了，他又回到他的那房去。但是依照宗法关系，他还是属于我们家的正宗。所以，那一套做官时的东西统统放到我们家。他的那顶呢轿，那些回避牌等等，我都在我家楼上看见过。
但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北门外这十几家人，政治势力全没有了，全成了破落户。十几家中，跟我父亲一辈的人，大概有二三十个，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有职业。
我十七岁最后离开宜宾前，我们曾家在宜宾北门外有十好几户。十几家人中，没有一个人劳动，没有一个人干事情，完全靠收一点地租过活，全部是破落户，穷得很。我们家父辈三弟兄，大概共收十来石租，一石三百斤，十石三千斤。当时是送租。所谓送租，并不是送米来，都是到时农民送钱来，有时也送米，是送新米。我父亲三个兄弟，每个人留几石。我们家里收的租，合毫洋大概二三十元，与生活来源无甚关系了。其他十几家，是靠收租过日子。全都是破落地主。那时，租佃关系也似乎没有什么争斗，农民自己送来。我们这十几家人，大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田在哪里。如果人家不给你送来，你也没有办法。
我父亲曾海如，最初当布店学徒，后来当银号学徒。银号就是旧时的银行，也兼做生意。四川的银号都兼做生意，而且只做大生意。我父亲开始一个月有四五十块毫洋（毫洋一元二角兑一块大洋），慢慢增加了。后来，我父亲出资一千元，自己开银号，当第一号老板，做最大的股东。当时开这个小银号，一共两千元。大概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我父亲就破产了。破产的原因大多是地方军阀筹款，款越派越多。地方军阀筹款的对象，一个是钱庄，一个是山货庄，一个是绸缎铺，还有鸦片行。
破产后，我父亲到重庆的一家小银号当副手，名义上是第二把手（副经理），其实是第一把手（经理）。经理是个秀才，代表资方而已。过去的银号就四五个人，做生意都在外边跑，又叫“跑街”，银号的业务大，人员少，所以伙食好极了，好得无法想象，好到现在你想到市场上去买来做一顿都绝对办不到。像海参、鲍鱼、鱼翅、大虾米、云南火腿，今天都不常吃到，那时内地的大县城都有。银号里有个专门做饭的，家家银号一样。我估计，这是中国的传统。
因为我家里父亲工作，有收入，生活就完全不一样，父亲每个月寄四十毫洋回来。我去取过几年，是在一个卖鸦片兼银号里取的。当时我十一二岁，我哥哥姐姐都去读书住校了，我必须去取。
从广东移民的十几家，能够全挣扎出来的，那时就是我们这一家。原因就是读书，不读书，不读外面的报纸、杂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光上私塾就变不了。尽管读《诗经》《左传》，但不知道外面世界，便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父亲到重庆后，订了许多上海的书报，我们都能看到。
在宜宾，我们曾家老一辈，包括我父亲那一辈，抽鸦片很普遍。比我出生早二十年、十几年的，怕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抽。我父亲三兄弟，包括最靠近的堂弟都抽。这种情况，现在很多人不太知道。在四川抽鸦片，比抽香烟还要普通，根本不算一回事。我们那一带的强体力劳动者，大多抽鸦片，以振奋一时，抬滑竿的、拉船的、码头工人，大多抽。香烟刚传到宜宾县城时，也有几个中青年手中夹根纸烟，却被视为浪荡公子，抽鸦片呢？彼此彼此。如果这家没有人抽鸦片，才成了怪事。不但男的抽，我母亲，还有两个婶母也抽。这些抽鸦片的家是不是都破烂得不成样子呢？不是。那时抽不稀奇，不抽点鸦片似乎身份不够似的。当时鸦片不太贵。但是，要饭的、路毙的也很多。
我们曾家从官僚地主，变成破落地主，变成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最后连肚子都吃不饱，也不劳动，成了城市贫民，也不想办法赚几个钱，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全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现在的青年不知道曾有这样的社会，因为活到九十岁，我就知道我们家乡的这种情况。这个社会是腐烂的，腐烂透了，这种腐烂是不声不响的。当时的生活水平很低，不如现在北京或者上海领救济金的人，买米都是一斤半斤的买，但是要抽鸦片。清末时期，还没有变化，到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还是这种情况。旧中国如果不发生变动的话，这个社会不腐烂下去才怪。不光是我们曾家，北门外还有几个姓，姓龙的，姓李的，情况都类似。所以，中国这时的社会，不改造，确实是要彻底腐烂的。
阻止腐烂的任务国民党未能承当而由共产党承当了。当然，后来中共的有些手段有点过分激烈。但是，中国这样行将腐烂的社会，不是靠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进行多年武装斗争，又怎么挽救得过来呢？2 谈到家乡，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成了一个永远的“望乡”人教会势力大——
四川宜宾是岷江与长江汇口的地方。宜宾以上，一般叫金沙江，宜宾以下，叫长江。金沙江，因为沙子里面可以淘金，叫金沙江。金沙江水流很大。宜宾北门这边有岷江，又称锦江，是从成都流来的，所以我们的县城成了金沙、锦水汇合的地方，可谓中国第一佳城。我们坐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坐船到上海，很方便。宜宾在川西南，处于川、滇、黔三省接合部，纬度跟浙江温州差不多，富庶无比。
我一九三六年冬天回过一次家乡，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现在谈到家乡，感到非常惭愧。我像个忘本的人。原因何在？这跟我的关节炎，跟行动不太方便分不开。一个人出去，什么都要人家服务，所以我无法行动。一九五七年后，我成了国事犯了，怎么还能回去？回去要被立刻驱逐出境也说不一定。那是政治使然。
解放前，我们家乡外国人的势力特大，加拿大的，美国的，法国的，在县城里外，占的面积往往超过老百姓区域。北门外，他们房子很多，很大。草地花园，人间仙境。好的地方，都是教会买去了。但老百姓从来不招呼任何外国人。小时候怕洋人。我几岁时，大人说，洋人会把小孩子拿去蒸来吃，教会医院专找小娃娃去吃掉。县里的医院是洋人办的，很大，很好，不大有人去看病。县里的学校，男中有三个，有一两个是教会学校，很漂亮。但是，所有的家庭都看不起教会学校，上教会学校会没面子，这跟北京、天津、上海全不一样。在我们那里，如果有孩子上教会学校，连家长都被人看不起。中国人被外人雇用的，也被中国人看不起。可见我们那个地方是很落后的。思想上，封建主义占绝对地位。那时中国是一个非常顽固、保守、停滞的社会。别人没看到，鲁迅看到了，有点悲观。从这点看，中国要进步，很难。对洋人又怕，又恨，连医院都不敢进。那时，我们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全国有这样思想的地方肯定不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我们县城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半义和团思想，还是相信外国人是要吃人的。物产丰富——
家乡的气候，热起来热得很，雨又多，未见过雪。这种气候，什么都长得快，长得好。
我们家乡极富裕，全国少有。我在成都平原住过，在杭嘉沪平原住过，在广东住过，这些地方的物产种类都不如宜宾。比如宜宾的甘蔗有十几种，灰的、白的，粗的、细的，各种各样。宜宾的糖，各种各样。橘子，也有十来种。橘子青的时候，小孩子抓起来像丢石子一样扔，大人也不太在意，因为太多了。成熟的时候，路过橘子林，可以随手拿来吃，不给钱，但是不能带走。北方枣子成熟的时候，去枣林也只可以吃，不能带走，带就是偷了。我们那里橘子多到什么程度呢？无法想象。中药需要大量的橘子皮，城里人吃了橘子就丢皮，只好在锦江边上买一船一船的橘子，雇小孩子来剥皮。肉没有人来买，就丢到江里。
宜宾的荔枝，红的，那么好看，没有看见过。品种可能不如广州的小核桂味荔枝，味道差一点，但也很好吃，产量甚大。还有李子，别的地方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是最好的，有半个鸡蛋大，灰黄色，脱核，主要是香，世界上无此好香味。
我们的红烧什锦，普通人家也有能力办到，有鸡、海参、云南火腿、冬笋、虾仁、冬菇……我们家乡的吃，讲究到什么程度？有一家包子店，包子里是火腿丁、黑木耳、鸡肉丁、冬笋丁、猪肉丁、虾米丁、黄花菜丁、新鲜的豌豆……红黄蓝白黑都有，味道绝好，颜色更佳。这家店有多么大？占半个走道，进深一丈多，最多容四个顾客。解放后，我在广州喝过早茶，觉得不如我们宜宾的好吃。一个饺子，就是两个虾。我觉得大大不如我家乡的。
宜宾的酒也了不起。各地方都说自己第一，我现在感觉到评第一第二很难，没有意义。我不但喝酒，而且只喝高度酒，高度酒才香，我一定要喝五十度以上的，现在也喝，天天喝半两。
五粮液，是解放后才叫的，解放前叫“叙州大曲”。我们县做酒的地方叫“糟房”，“糟”字，统统念成“曹”。最大一家叫张万和。大酒厂都有大门市部，有小桌，可以到那里喝酒，有花生、胡豆、豆腐干下酒。也有蚕蛹下酒的，我看见就怕。
五粮液的酒店及酒作坊，老招牌叫“原发升”，老板尹绍周，是宜宾县及下川南地下党的创始人。尹绍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时领导大家游行，淋了大雨，生病死了。他的儿子尹伯明当了酒庄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地下党的领导人。一九三一年后的抗日运动等，就是由他暗中在地下领导的。这个人我见过。他那时可能没有组织关系。一九三六年我回乡一次，一天，在宜宾东街上碰见他。他穿个黑马褂，长衫全是华达呢，高等士绅派头。我哥哥跟他说了几句话。我哥哥在银行当职员。后来我哥哥问我，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我哥哥跟我讲了尹伯明是宜宾县一切救亡运动的领导。我哥哥就在他的领导下。尹伯明在“文革”中死得不明不白。他是川南真正的党的地下创立人。
中央档案馆现存七件宜宾党团在川南活动的文件原件。这些文件是向重庆省委报告情况的，是尹氏父子写给吴玉章，或者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的。这些文件从重庆到了上海。一九三七年后通过抗战，又通过解放战争这么多年，竟然保存下来了，真是人间奇迹，是地下党的伟大功劳。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各地兴起的救亡运动，大多是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领导起来的，方式都差不多，出墙报、组织读书会、歌咏队、演剧队、演讲等等。那时期国民党的特务还未发展到内地省份与基层，不然全被它捉（抓）光了。
我们那个县的商业很繁荣，在西南，几乎是第一个。县城不太大，商业很发达。云南的物资都是用高过头顶的立背，背到宜宾的。昆明、贵州、西康、川西的土特产都运输到宜宾，再上船从长江运出去。
我这个人，解放后没有回过宜宾，想起来，很难过，很难过，是罪人。3 少年时代：我成为家庭多种事务的担当者，买鸦片、进当铺更是内行
从一九二几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年底我转学到重庆之前的八九年，我成为家庭杂务的主要担当者。
我父亲长期在重庆，家里有母亲、祖母（后）和我。我哥哥从初中起就住学，后到成都去读书也住学。我姐姐也住学。我妹妹和姐姐一起住学。这样一来，家里要维持一个中等门面，就有许多事。我从小就做事。我家里有一个女佣，主要是管做饭。我妈妈抽鸦片，小脚，能干，但不能出门。买菜什么的，都是我。我到今天也觉得奇怪，我母亲每天晚上要我去买酒，二三两的买，做菜的油也是一两天去买一次。为什么不是一次多买一点呢？不是钱的问题，钱来不了，就去当铺。我有一点大概是超过鲁迅的，那就是进当铺的次数。平常得很，一年进出几次，倒未受欺负，见面时，老掌柜还要说：“来啦！”
除了家务，我还管敬拜祖宗，拜天地众神。天天晚上烧香都要跪下来，叩头。还要点一盏灯，我们那里叫神灯。拜祖先在堂屋，我一个人，十一二岁，很怕。妈妈虽然就住在旁边的房子里，但这些活动都只有我一个人。土地神——贴一张红纸就算是土地神了，也天天拜。灶房也要天天点盏灯，还拜灶神。所有这些迷信活动，都归我做。给祖宗烧纸钱，也是我，怎么买，怎么做，怎么烧，也是我的任务。我还管端阳节前后挂菖蒲、写祛五毒的黄纸等。还要“嫁毛虫”，房中遍贴一种用雄黄在黄纸上写的中型字条，上书“张三闲，欠我木瓜钱，一去青州七八年”，贴遍全屋。据说，毛虫见着就会跑走。这是民俗，不知它的源流是怎么的。
每年过年，初二后到家外拜年。近房的长辈我都要去拜年，我还要去拜我哥哥未来妻子的父亲。每年拜年，要拜十来家。过年的时候，初一到十五，活动多，挂祖先神像、点灯……
夏天，快黄昏时蚊子多，要熏蚊子。用扎成长三尺左右的干艾草熏，所有的房子都要熏。虽然有蚊帐，但不把蚊子熏昏，根本无法睡觉。蚊子像成群的轰炸机一样，而且暗中像有个总指挥，大轰一阵，又息一阵。
我哥哥喜欢养鸽子，但他住在学校里，我还代他管理鸽子。我不太会养鸽子，还得管；家里还有一个大石头鱼缸，我还要管买虫子喂金鱼等等。我们的祖坟离宜宾远，要坐船，我十多岁的时候，上祖坟我一个人去。
我母亲抽的鸦片，也由我买。买鸦片烟膏，买二两，送到专门熬鸦片的地方去熬。后来，自己学会熬了。为什么要自己熬呢？因为买了鸦片去熬，只给熬两次，一些东西还没有熬尽，不给你了，他自己留下。我自己熬，就熬三次。怎么熬呢？把草纸放在竹簸箕里，一次一次过滤。我在熬鸦片的地方看会的，麻烦得很。鸦片有两种，有一种是黑的，比较苦，有一种颜色比菠萝深一点，发亮，香得很，用一种草叶包着的。这个好的价钱贵一倍，要自己熬。熬鸦片的全套工序我都会。我的叔父用一种小木制机床手卷香烟卖，我帮他卷过，也帮他卖过。旧社会这样的事，许多人都不知道，我偏偏知道，还几乎件件干过。干了有什么好处呢？对旧社会的生活理解得比较具体。
因为哥哥姐姐妹妹住校，家里的事统统落在我身上，这是应该的。我就成了“家事担当相”。这四五年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不是不公平，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小男丁。我去买东西，一路看了很多，观察社会，打金钱板的呀，卖打药的呀，这里有万花缭绕、千奇百怪的社会。像我这样从七八岁开始，经过这么多事，承担了这么多事的人，恐怕比较少。这样的经历，一般人不太多，对我很珍贵。所以，现在早晨出去买菜，阿姨没有我精（精明）。“九一八”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一年，我进高小，读通学。我不能住校。家庭有杂事，我得承担。4 没有在母亲面前下跪，这个罪，一辈子无法补
我母亲叫凌文卿，在我们宜宾北门外的曾家，威信高得不得了。为人公道、公正，对人宽大，有礼貌，喜欢助人。那时，大家都穷。抗日战争期间，有本家要到重庆去找生活。从宜宾坐船两天到重庆，我母亲把手上的金戒指抹（取）下来，拿给他，让他卖掉，去重庆。
解放初，我一个堂妹想参军，来找我母亲。这个堂妹叫我母亲二婶。我母亲想办法筹钱，让她有了路费，到成都参了军。她后来到了西藏。她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家里来看我。
一个亲戚表兄，家里很穷，军阀时期去当兵。后来他当逃兵，被打得半死送回家。我母亲做好吃的东西，要我送去。
我一生软弱，不会整人，不会斗人，这跟母亲的慈祥榜样有关。
十来岁，“九一八”前后，我在家里做“管家”，一切家务都做。我们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旧社会穷人多得不得了。乞丐，我们叫“叫花子”，不断地来。有时候是一家人，带着孩子来，惨得很。他们都很熟悉找哪些家了，只要给，他们就反复来。我们家不是穷人家，他们就来要。一天来很多次，几批。我母亲叫我去“打发”（安排），东西也好，剩菜剩饭也好，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没有剩饭，就给方孔钱，十个钱，八个钱，一天很多次，上午、下午，一次都不拒绝。
我母亲大方、和蔼，心地善良，对子女影响非常好。她虽然吸鸦片，但是那个时候，吸鸦片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像现在喝啤酒一样。她读过书，她的家庭肯定比我父亲曾家富裕。那时女子能够识字读书的，家庭不是大地主，根本不可能。我们那个地方，大商人、大买办没有，大地主多。在那个时代，女孩是没有机会读书的。没有女校，只有家学。有钱人，请人到家里来教，女孩子也可以到至亲家里读书。我母亲能看三国、红楼。
我大哥出生于一九一三年。这样算起来，我母亲可能在一九〇九年结婚。那就跟清朝灭亡时差不多。
母亲的仁慈，影响我一辈子。我一辈子都改不了这个习惯。六十年代初还是很困难，我在上海，戴着右派帽子。江南水旱保收，没有自然灾害，却有大量的乞丐，就在上海陕西北路大菜场周围，我看见大量乞丐的时候，总要偷偷摸摸给一点。那个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你的施舍给别人看见，而这个人又去报告，你就是反动，帮助地主富农一起反攻倒算了。说那些乞丐都是反动地主富农分子，讨饭是假的。世界的荒谬就到了这个程度！但是，只要遇到，我一看周围没有本单位的人，就给一角、两角。现在乞丐也不少。我们家的阿姨推我出去，遇见我也十块五块地给。阿姨说那些乞丐是假的，我说不管真假，我都要给，你看她受这个罪，可怜不？这是个良心问题。这就是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最讨厌残暴，最讨厌缺乏同情心。有几年我天天看见电视上揭发假乞丐，但是我天天照样给乞丐钱，不管真假。
我真正对不起的是母亲。七八岁的时候，我多病，她在堂屋“喊魂”。喊魂要在半夜。她手里摊着蛋，喊一阵子，那鸡蛋就立起来了。我就在旁边，她问，你的魂回来没有？我回答，回来了。这样喊了好多次，才在黑暗中结束祈祷。慈爱之心啊！我报答了万分之一吗？没有。一九三七年我离开成都到延安，只有哥哥知道。我哥哥，甚至全家人都在骗我母亲。一年、十年，最后也不敢说。那时候，不知道我的音信，不知道是生是死。我母亲一天到晚哭，最后把眼睛哭瞎了。我在母亲面前永远是罪人，现在谈起来就要哭……
在延安时，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可以通信，但是不敢，不敢跟家里联系。一九四五年，陆定一到重庆开政协会，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联系了，而且还有办法让对方查不出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一天我在延安杨家岭食堂遇见一个很面熟的同志，叫甘道生或林蒙，看样子是大后方才来的，我不便招呼他。他问我，你认不认识曾冕荘？我说是我胞兄。从甘道生处，我才知道我家仍在重庆老地方打铜街18号，是党的地下通信处之一。我在重庆读书时，就住在这里。我写了封信，交给陆定一，说，就照这地址，找《新华日报》一个普通人，找到打铜街18号，往里边一丢就行了。回我的信，也如此，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到《新华日报》门市部前，无人时，把信往里边一丢就行了。就这样，跟家里联系上，母亲才知道我没有死。
解放后，我长期没有回过家乡。一九六四年我在上海，有个规定，在根据地工作的，解放以后可以回家一次，路费可以报销。那时我右派帽子戴了好多年，也不知道批不批准，但很快就批准了。当时，我母亲住在四川万县，我哥哥在万县地区人民银行当副行长。为什么当副行长？他是老地下党，有人写了证明，证明他没有干坏事。（他是一九四一年后被“甩掉的”。据说是绝对大多数。）我回万县去看母亲，竟然没有跪下，我真是不孝，不是个人！为什么不敢跪下呢？我考虑第一，我是个大右派，走到万县，别人是要注意的，而且已经有人指指点点了。第二，我那些侄儿侄女还小，只有七八岁，他们不懂，如果讲出去，说我的二叔回来，给阿婆下跪，就是反动了，就是恢复封建秩序了。天天阶级斗争，会把一个人的人性全毁灭的。
我没有在母亲面前下跪，这个罪，一辈子无法补。我哪里还像个人呢。人而没有人性，就不是人。我们的政治运动，让人把人性都丧失了。我也丧失了。我认为，人性是最高的，一个人没有人性，就不是人。那次见我母亲，我就不是个人，竟然在母亲日夜提心吊胆十多年，眼睛哭瞎后，不敢在她面前下跪。想想看，去延安，不辞而别，母亲为你把眼哭瞎了，你回去，从政治考虑，没有下跪。政治利害战胜了人性。我的灵魂肮了。这辈子，我九十岁，再活几年，没有什么事情在我的心里引起这么痛苦。想到这样的事，就觉得我太卑鄙，抬不起头。在这样的关口，把政治利害摆在第一位，我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我们过分的内部政治斗争歪曲了人性，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这个事情上，我是个非人。九十岁，就是九百岁，我对我母亲也是个大罪人啊。
谈起这些事，说一点，痛哭一下，好受一点。所以，反人性，我最反感。一个人把人性都反掉了，还有什么性，不是兽性了吗？你把人变成非人了，还建设什么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性的共产主义吗？一生奋斗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吗？我反省自己，我已经被改造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恢复人性这个问题上，我是最坚定拥护的人。任何反人性的人，我都坚持反对，不会同他有共同的语言。现在我们也要“呐喊”，就是恢复人性的“呐喊”。我相信，反对“人性”的共产主义，不管在哪里都会失败的。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性格，要我一天到晚就整人，我宁肯死也不会去做。
我母亲的骨灰放在成都郊区，我母亲、我父亲、我哥哥、我嫂嫂的放在一起。我曾去祭拜过，也跪下来过。但是，我心里还是难过。我对侄儿们说，把你们阿婆的骨灰单独拿出来，我要跪一个小时。他们说拿不出来。我想，他们是担心我的关节炎，怕我跪。5 哥哥给了我政治方向
我的哥哥叫曾冕荘，比我大六岁。初中在宜宾的叙州联合中学，高中在成都石室中学。那时不叫石室中学，叫成都联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所学校是成都第一号高中。
哥哥读书很用功，成绩极好，同时思想极开放，读杂志，读课外书，知识丰富。我们家就是一个像样的图书室。他读初中的时候，我九岁、十岁，他主要给我讲帝国主义怎么侵略中国。当时就是极端爱国，就是义愤填膺。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他都知道。他给我讲什么叫外国领事裁判权、内河航政权、内地驻兵权等，他讲得很仔细，因此我全懂。比如他讲中国海关权，说中国海关不归我们中国管，属外国人管，进口多少税，出口多少税，权力在外国。收了税又作为对他们的赔款。又讲我们中国内地的许多权力都丧失了，重庆就有外国的军舰。我一听，作为一个小孩子就明白了，虽然半殖民地这个名词当时似还未用，但我已知道我们是受外国无穷压迫的国家，是孙中山说的“次殖民地”，比亡国奴还不如。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哥哥对我的教育，是一种启蒙教育，是爱国思想的教育。当时我哥哥也不讲主义，灌输的主要是一种爱国悲情思想。这个很厉害。内心的那种悲情是影响我今后道路选择的，因为知道离家乡只有一两天航程的重庆，就有外国军舰。外国军舰开到万县江边，万县被打得稀烂。外国人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内地了。听了以后真是义愤填膺，知道帝国主义侵略的厉害，知道不反帝中国就要亡国。
我哥哥在什么地方讲的呢？我家有一棵香樟树，宜宾天热，我们夏天就坐在香樟树下。一般是吃了晚饭后，八九点钟，他就在香樟树下给我讲。一个老师讲，一个学生听。我对他的感情，比对父亲的感情深得多。我父亲教旧道德。因此，我对哥哥，比父亲还尊敬。后来，我要到延安去，是我哥哥偷偷借钱汇给我做路费，三百多元，在当时数量相当大，恐怕要等于现在几万元了。我哥哥八十岁去世。
我姐姐今年九十三岁了，比我大三岁，现在在成都，跟我母亲一样，慈祥、善良，我很尊敬她。顺便说一句，我弟兄姐妹四人，全是共产党员。我哥哥是地下党，是一九三八年元旦宣誓入党的，实际上他在抗战前就是党员了。我姐姐曾殿华，抗战时期同我姐夫赵筱村一起做地下工作，解放初正式入党。（我姐夫赵筱村比我先到延安，一九三九年派回四川。）我妹妹曾淑华是一九六〇年在我被划为右派后入党的。第二章 世界观的形成6 十岁左右，我读了些旧小说
我念的私塾，不是好私塾，是四川说的“鸡婆学堂”，老师没有本事，《三字经》、孔子、孟子、《诗经》，都要死背，却都不讲。我读来读去，也不懂。读了这些东西，全是望天书，读了六七年，没有起作用。人家有的地方，像京、沪、杭，他们的私塾水平高，《史记》也懂了。这么几年，我干什么？逃学。老师从不给家长说我们逃学的事，他就只管收钱。一个私塾，有二三十个人，两三个人把书包放到人家大门后，跑到山上去玩，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去玩。这几年，除了认识几个字，没有增加什么知识。
读私塾大概在五岁，七年时间，字认识不少了。九岁十岁时，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可以看一些小说了。
我们家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许多旧小说。我就读旧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最喜欢《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也喜欢。当时说不出道理，现在看来，是因为半文不白，能看得懂。我小时候看书有个特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看不进去，言情小说也看不进去，武侠小说更恨之又恨。
我不明白，现在公然把金庸提到那么高的地步，甚至有人把金庸视为文学的最高成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的武侠电影跟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根本内容差不多。那时就有斗剑光。手一举起来，手心就发出剑光，在云中斗。现在斗剑光“进步”了，不光是两个手掌能放光，任何地方都能出剑光。眼睛、嘴巴，连肚脐都能射出剑光，荒谬程度超过十倍。我天生不感兴趣，恨透了。把一个青少年的聪明才智和时间都消耗了，对一个民族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我没有资格讨论金庸，他的学问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些武侠小说恨得很。为什么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那些武侠小说衰落了，连电影《火烧红莲寺》等也没落了？原因是进步文化上升了。进步文化是什么？就是要抗日，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人民要活。现在中国武侠又起来了，不要轻视这个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些东西上升，这些东西占据了青少年的视线，是危险的。《西游记》我也不喜欢，就靠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全是公式。它里边的诗不像诗。对小说里的诗，我从小不感兴趣。《红楼梦》看过，现在怎么讲呢，看红楼时太小了，觉得它太长，对爱情不太懂。但对一些人物非常喜欢，像贾宝玉、林黛玉、袭人、晴雯等等。看红楼时，还没有到青春期，只有儿童的观感，觉得他们可爱。但对里边的诗还是讨厌。7 上高小后，文学对我的影响：郭沫若、鲁迅、茅盾
一九三一年上高小。我读书素来都不用功，数学不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半年多，是乙等。我哥哥、我姐姐一直是第一名、第二名。学校里的书，先生根本不会教，我读不进去，就不得不喜欢读杂东西。
十一二岁开始受文学的影响。我不是爱好文学，我不懂文学，纯粹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很多反封建的寻求出路的青年人，感觉旧社会是腐朽的，毫无生气，就像一具尸体，感觉到这个社会不行，必须要有所改变，一般便去追求新文学了。
文学艺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鲁迅、茅盾。
郭沫若的影响排第一。那时，郭老的东西，只要在读书的，都会去读，影响很大。当时看他写的诗，觉得奇奇怪怪，看不懂。但他的诗剧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到我姐姐学校去看《棠棣之花》，也到教会中学去看他的诗剧，看了大流泪。郭老翻译的东西也看，十一二岁看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男子，哪个不善多情，少年女郎，哪个不善怀春。”快八十年过去了，到现在还能背出来。郭老的东西，最大的特点是用情感动人。以后，他在重庆写的那些诗剧，《屈原》等，我都记得。到现在我还记得《孔雀胆》中的两句诗：“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这是我一九四二或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看到的。真是感人。批评郭的人现在很多，可惜的是，你把他的优点也批掉了。
对郭老晚年，解放后的言论、行动，我是不以为然的，有些不像话。但他在二三十年代对少年的影响可是第一的，谁也比不上。
在文艺上影响我的第二个人是鲁迅。
当时我看鲁迅的书，是毛边书。记得晚上读《狂人日记》，很害怕。他说，中国的历史书里，字缝里只看见两个字，“吃人”。他呼吁救救孩子。一九三〇年前后还没有上高小，看到这个东西，害怕。因为它的整个基调有点阴森。但是后来慢慢觉得它深刻。还有鲁迅的《药》，写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也害怕。那时毕竟是小孩子。鲁迅的东西，有一些看不懂，《高老夫子》就看不懂。《阿Q正传》反复看，知道社会上评价高，呼声高，但半懂不懂的。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个小说是表达了他的一些思想，并没有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有点像哑剧，要有很高水平，才有兴趣看。
鲁迅对我的影响跟郭老不一样。读鲁迅，对中国的阴暗面多少知道一点，觉得可怕的事情太多了。郭老叫人兴奋，鲁迅叫人认识。
第三个影响我的作家是茅盾。茅盾对西方文学是熟悉的，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是熟悉的。他的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我都看过，都是在家乡看的，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但看不懂。到一九三四、三五年，年龄大一点，看《春蚕》《林家铺子》《子夜》。《子夜》是我哥哥看后寄给我的。茅盾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他自己发明的。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闹得还不厉害。茅盾的小说是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提高人们的觉悟，是宣传政治的，哪一本不是？《春蚕》《林家铺子》是这样，更不说《子夜》了。茅盾的每一部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子夜》出版的时候，最轰动。《子夜》我看过几遍，但现在想，想不起里边什么人。里边有一个人物形象站起来了吗？能跟《红楼梦》比吗？但其中一个小情节，我现在还记得。老板吴荪甫用一个同乡屠维岳来管工人，他们有两句对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根据这两句话，吴荪甫发现屠维岳这个人很能干，立刻用。屠维岳是反面人物，屠维岳，不知是不是“屠惟虐”。茅盾只对这个人写出了一点性格。其他的人物仍无个性。茅盾的东西，虽然只讲政治，但是，他的作品比我们以后的那些政治小说又要高明得多。以后的，一到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就没有看头（不吸引人）了。书中人讲的话，几乎句句是政治了。
那个时候，一般来说，冰心的《寄小读者》对读者的影响大，但对我影响不大。我对冰心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见，我偏政治。跟人们真正有痛切关系的，我就重视。扯剑仙侠客，我就不看，看过一些，越看越觉得胡扯。8 我家有个百家争鸣的小图书馆
更多的是读我家里订的刊物。
我的哥哥比我大六岁，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已经是初中学生。现在初中生是小孩子，那时不得了，十七八岁了，一边读学校的课本，一边还读杂志、报纸等，知道很多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个图书馆。哪来的呢？几乎都是我哥哥的同学买的。我哥哥的同学家庭出身有几个是大地主，一个学期家里给的钱多到一百块、两百块，所以可以买各种各样的报刊，几乎全是上海的。我们家的经济够吃饭，没有这么多钱。出钱最多的是我母亲的一个内侄。这些人的家里尽管是地主，但由于两个原因，思想非常激进。一个是要抗日，一个是恨蒋介石杀人。
我哥哥他们订的刊物真多。大约从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起，上海出版的重要书报都有，《大公报》《申报》有。他们不知道我也在看。我什么都看，这样的结果，我的思想起了变化。
上海的出版物——书、刊、报——空前地繁荣。我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真正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就是上海这些出版物。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只是各种观念中的一种，而且要看，没有呀。《共产党宣言》有吗？没有呀，上海也根本找不到，有的就是“左联”前后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音乐（救亡歌曲），这些东西，影响大得不得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比共产党的东西还大。那时还找不到共产党的东西，那时是“左翼”的东西（当然这些运动的核心人物，又多是共产党）。我们家乡受“五四”的影响不大，那时还较偏僻，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因为在长江边上，上海的出版物不久就能看到。四川整个来说是闭塞，但沿长江边的地方，不太闭塞。上海的《毛毛雨》两三个星期就下到我们那里了。9 我不是读马克思的东西觉悟的，我是读这些人的书觉悟的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段时间，文学作品对青年思想的影响，在相对偏远的地区，远远超过“五四”。“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小，在我们县就不大，当时还不能到达像四川我们县这样的地方，而上海“左翼”的像鲁迅的书、郭沫若的书、蒋光慈的书，真是厉害，只要有小学，偏僻的乡村都去了，就能看到。
这些书，我归为两大系统。一是郭沫若系统，革命浪漫主义的；一是鲁迅系统，批判现实主义的，包括鲁迅、茅盾等。
我们中国不能轻视浪漫主义。对我的影响，还是郭老的大。大到什么程度？他的那些诗我读过，不大懂，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到现在有些还不懂，例如他的“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很多都是这样的，不知所云。但他的诗剧影响很大，完全是靠感情打动人。之后是田汉等人的歌词。不少歌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学过一首歌：《茫茫的西伯利亚》，冼星海作曲，到现在还能记住，还能唱：
茫茫的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
多少英雄的战士，被消灭在这万里的途程。
刺刀是那样的无情，鞭子又抽得紧，每个人的身上，是一片血痕与泪痕。
难友们，不要呻吟，我们得把牙根咬紧，又粗又长的铁链，把我们锁成一条心。
我们冒着黑暗前进，我们向着黎明前进。
我主要想说明，这些东西在当时年轻人的脑子里，比口号好，像刀刻的一样。我又不是正式唱，是偶然听来的，一个字都不会错，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不是我的记忆力好，是它们感动人。这几十年的歌，我只记得一句：“妹妹你坐船头”，下一句就没有听清楚过。弄不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
启发人们要求变动这个社会，要求推翻旧社会，通过革命的浪漫主义，比较容易些。革命的浪漫主义适合小青年，不管男女青年，都容易接受。
解放后，郭老只讲官话，但在历史上他的作用不低于鲁迅，应该说高于鲁迅，特别对内地的影响。
鲁迅教育我的，有些话，也像刀刻在脑子里。“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当时十三四岁，读到这些，深刻得很。比方说，讲中国的历史：“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代青年的使命！”又如鲁迅讲：“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十二三岁记下来，好几十年了，今天还能脱口而出，是它们太深刻了。不过上面是随口说，错误之处恐怕不少。
郭老给我们的是什么教育，鲁迅给我们的是什么教育，清楚得很。郭老鼓起了我们的热情，鲁迅叫我们沉思，缺一不可。中国人现在必须看他们二人的东西，就像古人必须读司马迁的东西一样。“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前这几年，我受胡适他们的启蒙影响较多。“五四”的启蒙作用很大，但中国变动非常剧烈，主要是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得太厉害了。因此，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社会思想的主流，影响我们青年思想的，从北平、上海这些大都市，到我们四川的小县城，就是鲁迅与郭老，而不是胡适了。而共产主义的东西，当时什么都找不到。《共产党宣言》都知道，但是找不到。抗战前上海没有，内地更找不到。当时马、恩、列的书，正规的书，抗战前不大有，只有一些介绍，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许多名词都不一样。列宁，叫依里奇，或者叫乌里雅诺夫；意识形态，音译叫意德奥罗基；小布尔乔亚，是小资产阶级；恩格斯，叫弗里德里黑；突变，叫奥佛赫变等。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这些书都是这样，我家里多得很。一看，都看不懂。国民党查得严，偷偷出一点，都要用这种化装的方法。但仍得硬着头皮看，求真理，求解放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青年的变化，最大、最剧烈的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这段时间。这个思想变化，并不是看中国共产党的什么书，也不是直接看到了马列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但对苏联的了解则大大超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苏联的介绍，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比较多。国民党不禁止，因为还对他的政权没有直接的威胁。苏联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再加上中国上海有个租界，国民党根本管不到，那里同在外国差不多。上海的书店全在租界里。
目前有一些说法，说当时的青年，抗战前受了多少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影响。太夸大了，其实看不到。但很多人，都读过郭老、鲁迅的书。“九一八”前后，冰心已经过时了，已经不起作用了。当时是国难当头，日本的侵略，使青年人非常激愤。冰心的文章我也读了一点，但觉得已不是谈那些东西的时候了，要抗日了。
郭老的作品，在客观上就突出了这些。比如《棠棣之花》，讲的是战国时义士聂政刺韩相侠累的故事。聂政离开姐姐前，在母亲坟前，姐姐吹箫，他唱歌。他唱道：明月何皎皎，白杨声萧萧。阿侬姐与弟，离别在今宵。侬欲均贫富，侬欲茹强权，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
你说怎么不感动，除非是石头！因为我们心头想到的是抵抗日本，杀掉汉奸，打倒蒋介石，人民大解放，而不是什么侠累不侠累。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不感动吗？虽然讲的是历史，但灌输了对现实社会不平等的仇恨。快八十年前的这些歌，现在还能背得，还能唱，为什么？因为当时已经像刀刻一样在记忆中了，是把它们完全现实化了。文学而不能感动人，叫什么“文学”？
现在，除了对鲁迅，评价都不大高。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这些老前辈对我们的影响。这些老前辈对我们青年的影响，比马列主义的影响大得多。我不是读马克思的东西觉悟的，我是读这些人的书觉悟的。不是我一个，那个时候的中国青年，大多是这样！
我不仅受文学的影响，还包括受哲学等其他书刊的影响。一九三五年前，北京出过一本《辩证唯物论教程》之类的书，是苏联的宣传书，小三十二开，印得很糟。这本书在极少数人中可能有影响，但在中国的青年中，没有什么普遍影响。原因是看不到，也看不懂。比方，它的第一编就叫“哲学的党性”，可以讲十几页甚至几十页，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本定型的斯大林的哲学。当时的任务是抗日救国。因此，它比较脱离中国的实际，起不到什么作用。这类书曾经翻过，一个字都不懂，说它们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不符合史实。
这个时候，我还非常喜欢林语堂的东西，他办的两个刊物《论语》《宇宙风》，我都看。林语堂的文章很幽默，比看郭沫若、茅盾的有趣得多，一本杂志可以一口气看完，其他刊物绝办不到。我读东西杂，我还看些杂刊物，如一种是《逸经》、一种是《越风》。这两个刊物，是上海出版的，也是随笔性质的刊物，讲些历史故事。这两个刊物影响不小，一般人不懂，要常到图书馆的人才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大概就是《逸经》登的，我当时就看过，全国都知道。
林语堂对正规中学、大学教育方法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到图书馆去看书，比一般地坐在教室里读书好。他不要书呆子，不要仅仅知道知识公式、条条框框，他要思想活泼一点。这一点，对我有影响。另外，他的刊物骂蒋介石，那种骂法，我也喜欢。他不像“左翼”，他用各种各样的滑稽、讽刺达到骂的目的。这些影响使我对生硬教条的东西，一生不感兴趣。据说像林语堂那样，当时官方有个说法，说他们是“软性反动”。林语堂那一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抓我的辫子，判我的徒刑，办不到。但是我挖苦你，厉害得很。林语堂派的刊物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文字水平高，一般懂得外国的事情。左派是进步革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大，但文章比较单调枯燥。左派的，写得引人入胜的比较少，原因是知识面窄，革命家太忙了。
为什么我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拥护？这跟我从十一二岁起在家乡看的那些书、那些杂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些书报，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以为，专制出不了学问，出不了艺术，也出不了文采。我们家的书报，各党各派，什么都有。我说一个杂志，可能许多人不知道，《二十世纪》，开本很特别，封面是浅黄色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这个杂志是代表哪一党哪一派。这个刊物的文章也怪，很深奥，看不懂，我哥哥他们也看不懂，不过是订得多，把它也订了。我还读过一本书，块把钱一本，很厚，《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个书讲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者是郭沫若的日本的同学，叫漆树芬，是个左派，据说没有入党。漆树芬后来牺牲了，在重庆被打死了。他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有两个序言，一个是国民党的吴稚晖写的，一个是郭沫若写的。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我就是从这个书里看的，我大致也记下来了。那时大概十二岁，当时别的地方还没有列宁的书，所以，知道列宁的观点，就是这么间接看到的，高兴得不得了。这本书是一九三二年前后看的。有趣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延安要创办一个马列学院，叫我去参加考试，就考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当时，一般人不知道，我答上了一点，并不是我有学问，而是偶然凑巧。
我还喜欢看《时事类编》，这本杂志好像是孙科系统办的，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中山文化教育馆，主要工作人员似乎是地下党员。对国际时事的介绍，这个刊物最多。我们党一九三三年办的《世界知识》，实在的资料、内容不是很多，主要是分析。一九三六年，苏联第一次公布大屠杀，屠杀季诺维也夫、加米列夫等一大批人，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公开向全世界公布大杀包括地位比他高的人。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很注意这个事件的人似乎不多，包括上海的文化人、大学生。我记得《时事类编》里有，较详细，有起诉书、判决书等。
这一切说明各种信息对一个青年的影响非常大。我从小有个特点，在十一二岁不懂事的时候，就乱七八糟地广泛接触，我知道的事情，并不比北京、上海的人少。阅读无界限，这也是我一生的一个主张。因此对出版我就一直主张开放，多出一点书。“九一八”后，思想普遍要求抗日，光靠文学不行了。这个时候，是以邹韬奋为代表的通过生活书店这个系统出版的书刊的影响。我十一二、十二三岁看的书，不是生活书店的，而是昆仑书店的、南强书店的、亚东图书馆的、春明书店的……至少几十家。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生活书店这个系统的影响极大。生活书店有影响的是《生活》周刊。《生活》周刊一九三三年被查封，改名字。一九三五年，邹韬奋从外国回来，出版了《大众生活》。我在内地知道“一二·九”运动，就主要是从这本杂志知道的。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系统的书的影响很普遍。通过抗日救亡，使人们左倾，接近社会主义，拥护苏联，慢慢接近共产党，它的功劳第一。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上海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成立，对我们这些几千里外的青年人，一时暂无组织影响，但他们的报刊厉害，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他们也不敢直接反蒋，不敢直接骂蒋，只给你灌输蒋介石不抗日，蒋介石是独裁。现在查蒋介石日记，他是要抗日的，但当时他一直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也是铁的事实。我们内地的先进青年，恨他那个“宪兵第三团”，同恨日本人一样。10 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作用的，还有这些事情
一九三四年年底，我还在家乡。我一九三一年读高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读家乡叙州联合中学。我读书功课不行，一天到晚就是看上海的书报杂志。这个时期，世界观的转变就形成了。不是共产党直接教育的，我们哪里看得到共产党呀。
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作用的，除了书报，还有一些事情。
一个是蒋介石。蒋介石，原来我不反对你，但我看见你的镇压，太残忍了，太没有人性了。不是别的人教我，是我看见你的行动后，起来反对你的。有一天晚上，我拿着一本左倾的书经过北门城门洞，城门洞里贴得有标语，城门洞两边的油灯照得清清楚楚：“打倒刽子手蒋介石！”当时有卫兵在城门洞两头守，我走得很快。看到这条标语，糨糊似乎还没有干，就像看到革命青年的鲜血一样，知道共产党还有，不管是有组织还是没有组织，还有。他们真是不要脑袋的人，如果贴标语时被抓到，就要被杀头的呀。当时我心里明白，贴标语的人，才出城门洞不久。那种仰慕之情，那种感动，真是到极点了。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抢夺政权后大屠杀，太厉害。像在我们那个县里边，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一九三〇这几年，经常枪毙人。一会儿听说某家二小姐被杀了，一会儿听说某家的三少爷被杀了。我确实从小没有听说过有工农被杀头的，杀来杀去，都是大少爷、二小姐，因为他们才有经济能力读书。一读书，思想就起变化。那个时候，都是杀头，残酷得很。蒋介石这么屠杀几年后，多数人怕了，既不敢有什么行动，也不敢看什么进步的书籍。但少数人觉悟了，虽然一时不敢公开起来游行，贴标语反对你，但暗中起来反对是很多的。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上海的出版物，革命的、进步的很多，左派的力量飞速发展。一个县城里，有十个进步的人就不得了，有三五个就可以闹个天翻地覆。
那时我已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头脑复杂，不像现在的青年这样简单。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抗日与拥蒋是并存的。不合史实。当时，看到蒋介石杀人杀得太厉害了，又不准别人抗日，所以，长时期是抗日就要反蒋。我长期就是如此，并不是什么托派的影响。
各地到延安的进步青年，叫蒋介石什么？不叫他南京政府，都叫他法西斯。蒋介石从来没有说不抗日，但是他镇压抗日。他对内用的是法西斯统治，他想用法西斯的那一套来消灭共产党，消灭进步势力。所以进步青年一谈话，相互就知道了。说蒋介石是法西斯，只有真正进步的青年才这样说。蒋介石是不是法西斯？基本上是法西斯，这是没有错的。
蒋介石对日本不想投降，这个确实是事实。但他用高压政策来屠杀，最后把全国救亡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君子抓起来。这是蒋介石犯的天大错误，蒋介石不是糊涂人，这是他的背水一战，他的威信跌到谷底了，人民已经到了欲与之不共存亡的程度。抓“七君子”，把张学良也得罪了。张学良的八项要求，释放七君子是第一条。
蒋介石对内，没有宣传抗日。蒋介石一九三五年前后到处搞军训，我们学校也来了军训教官。但军训官不讲抗日，连侧面都不敢讲半个字，这样，谁会相信蒋呢？蒋介石当时的困难确实很多，你要他怎么公开号召抗日，确实有困难。同日本的力量对比太悬殊。蒋介石对内镇压，不准抗日。这是事实。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胡适、《大公报》他们是公开赞成的。西安事变后，北京大学的一些人开大会反对张学良。胡适在这个大会上说，从前，我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现在，我要加入国民党了。北京的教授派，他们要求稳定“国家中心”。认为对外没有一个“国家中心”不行。国家中心是谁呢？胡适他们认为，相对来讲，蒋介石比袁世凯、段祺瑞等强，北京的教授，包括《大公报》全是这个观点。要推倒蒋介石，不赞成，说各个实力派头领没有比蒋好的，蒋介石还是要能干一点。但胡适他们对蒋介石对内镇压，有时也是有意见的，批判有时也很明确。《大公报》批评蒋介石，有时也很尖锐。但要推翻，那就不行，那叫“动摇国本”。
推动我世界观的根本改造的，第二个是日本的侵略。当时不少的人还是糊涂，对日本侵略，虽然很恨，但仍不大敢出来说话、行动。主要是国民党政府要镇压，地方势力也要镇压，但少数青年坚决出来贴标语、讲演、演抗日剧等。
一九三六年，上海一个刊物叫《国难教育》，领导人是陶行知，老左派。有一幅漫画是这样，整个封面是中国地图，一只军靴踏在上面，鲜红的血溅满了封面。画面中有个不显眼的太阳旗，让人知道是日本人的军靴。当时看到漫画，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抗日？当时天津有个海河浮尸事件，闹得很厉害，说天津海河上常常发现死尸，是日本抓去修军工的劳工被弄死后，丢在海河里的。当时上海的《申报》，全国的大报都登这件事，登了几个月。
当时为什么青年要抗日，要到延安去？你国民党不行，不抗日，才想到红军、共产党。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做些什么，但是这些不怕死的人还会不抗日吗？
对苏联，印象最深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忆语》第三集，一九三五年有零星登出来。一九三六年出版，很厚，这本书写得很详细，他在苏联看到了什么？他看见了人间天堂。其实都是苏联布置的，苏联让他看的，邹韬奋统统相信了。邹韬奋是个天真而伟大的革命家，这不能怪他。当时不仅在内地，即使在北平、上海，一般青年是根本了解不到共产党的主张的，我们只能看邹韬奋，听他的话，跟他走，他的威信第一，胜过一切人。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知道长征，报纸上说朱毛朱毛，但任何报刊都没有报道共产党在哪里活动，打下什么地方。后来，从范长江那里知道了。他不是有两本书吗？一本叫《塞上行》，一本叫《中国的西北角》，是他到陕北保安去访问后写的，《大公报》一期一期登，后来出了书。《大公报》在天津，素来以登官方以外的新闻为号召，因此大家争着看。一九三五年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议后，蒋介石的党政军特被日本人从华北赶走了，所以这两本书能出来。范长江的书，在我们县城就能买到。大约大县城都有小书店，经营人就懂政治，一个人经营，知道上海的什么书好卖。所以，很容易就知道外面的事情。
我是一九三六年看到范长江的通讯的。在之前，只看见共产党员被屠杀。记得范长江访问张闻天后，妙笔生花，说张“不似曾过万重山者”。这句话对我的作用非常大，对共产党的高级领导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知道共产党根本不是国民党宣传的什么匪徒。那么多领导人是留过洋的，比国民党强得多，高明得多，不要看他们在山沟里，其实全世界的事他们都知道。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知道毛主席的简史，而且还知道毛主席的文史修养很深。你蒋介石算什么？一个大军阀罢了，比得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这批人吗？范长江的这些通讯，当时的影响极大。一个县城只要有一二十人看过这类东西，这个县城就热闹起来了，救亡运动就会开展起来了。《大公报》一直是偏于批评蒋介石的，但是，《大公报》在抗战爆发前，态度明显变了，明显拥护蒋介石了，是要抗日，要全国团结，蒋介石力量大，是中心，但单独依靠蒋介石不行。所以派范长江去陕北，是《大公报》最高当局胡政之决定的。《大公报》的社论很讲究。总编辑张季鸾写社论，六百字到八百字就说完了，没有长篇大论，不容易。王芸生要长一点，但也很短。《大公报》的社论只占报纸很小的版面，但字是大字，影响很大。绝无废话，也不尖锐。
我看了范长江的书后，只是感动，没有跟别人交流过。那时不能轻易跟其他人交流。一九三六年冬天，阳历一月我从重庆北碚镇回宜宾看母亲，当时蒋介石已经被张学良送回南京。我哥哥和我完全站在共产党这一边。我哥哥说：解维哲的面目全暴露了，是个法西斯。解维哲是谁呢？一九二七年是我们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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