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宏伟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豪华金银重器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夏商两周金银器
在甘肃省玉门夏代古墓中，发现了铸造粗糙的金耳环，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饰器实物。商代的金器以装饰品占主导地位，器物类相对较少。
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眼部贴金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装饰，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说明，金器在商代已得到社会上层广泛使用。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银器发现。
夏代火烧沟发轫的金银器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朝“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
与夏朝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与夏朝并存的还有全国各地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分布在我国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部落集团共同发展了经济，共同创造夏代的历史。
在甘肃省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文化遗址，有一个称为“火烧沟原始村”的地方，其中“建草蓬泥屋八座”展现了河西先民的生活图景。
因遗址处于一条红土山沟旁，山沟土色红似火烧故名火烧沟遗址。该遗址中有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3700年左右，属夏朝末期，被称为火烧沟文化。
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原始的金器，主要是金耳环、合金鼻环等饰物。虽然铸造粗糙，但却开了我国金银器实物之先河。
通过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夏代青铜器和冶炼作坊说明，这里是我国夏商时代重要的冶炼中心。
我国最古老而又比较确实的地理书籍《禹贡》和《职方氏》中，有关夏朝“九州”的记载，均包括了河西走廊，从中可以看到，河西走廊全境都包括在九州之中，是夏朝疆域的西陲。
因此，河西走廊并不是华夏文明之外的蛮荒之地。很多文献展现出的是河西走廊文化的先进性，例如《新语·术事篇》上说：“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史记·六国表》中说：“禹兴于西羌”；《荀子·大略》也说：“禹学于西王母国”等。
这些古代文献和火烧沟的考古资料，共同印证了河西走廊在我国夏代时期不但与华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有着最先进的文化。
火烧沟文化是羌文化，《说文解字》说：“羌，西方牧羊人也。”位于夏朝西陲的火烧沟墓葬中发现的四羊头铜权杖柄、羊头柄彩陶方杯，尤其是成规格的随葬羊骨，都体现了典型的羊文化特点。
而在火烧沟文化东面的齐家文化各遗址，甚至临近火烧沟的东灰山遗址，均不见这样典型的羊文化特点。从这些遗址中的兽骨，均以猪为主，羊骨极少，因此火烧沟所在的河西走廊西部应是早期的羌文化所在地，火烧沟人应是早期羌人的一支。
尤其重要的是，火烧沟人的黄金制造水平也是高超的。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齐头合缝的金耳环数量较多，纯度很高，微泛红色。
火烧沟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炼青铜，而且能冶炼其他合金，这说明火烧沟的金属制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层次了。知识点滴火烧沟遗址还发现了一个金属鼻环，这个鼻环是银白色的，密度较大，外表光亮。它不会是纯银，因为银经过几千年早就氧化而发黑了，它也不会是纯金，因为金是黄色的。但有一点应是肯定的，即它是由合金制成，估计金、银是其主要成分。
展现金属之美的商代金器
商朝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器工艺的发展，并使金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遗址是殷墟，这里发现的金箔十分轻薄，从厚度看，当时的锤揲工艺已相当高超，也说明商代工匠对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微薄的厚度。
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至6.5厘米、宽1至1.1厘米，总重3.9克。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这反映出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金虎、金叶、金鱼、金璋等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金箔加工工艺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为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对重新认识我国早期黄金冶炼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
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
二是形体大，一、二号坑均有金面罩。二号坑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箔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金箔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中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捶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
在三星堆的黄金制品中，其中一号祭祀坑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炭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杖身上端有3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
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
黄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黄金制品方面的又一杰作。从制作工艺上看，是先将纯金捶锻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将双肩双眼镂空，再包贴在青铜器人头像上，经捶拓、蹭试、剔除、黏合等工序，最后制成与青铜人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
在三星堆众多的金器中，金面铜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人像高41厘米，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扎束。
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合剂，将面罩粘贴于头像上。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俨然王者风范的“金面使者”乃当时社会高层人士，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
从三星堆青铜头人像上包金面罩的情况来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黄金为尊，所以他们才在铜头像上再包贴金面罩，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娱，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
同时，从金箔面罩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当部分是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形象，这种风格显然同商周时代我国的各种人面特征不同。
而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态几乎都是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尤其是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西亚近东青铜雕像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是一致的。
另外，三星堆金面人头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郭，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金箔虎形饰，高6.7厘米，宽11.6厘米，用金箔锤拓而成。巨头，昂首，口大张，眼镂空，大耳，身细长，饰虎斑纹，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状。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金箔鱼形饰长22.68厘米，宽1.85厘米，形似鲇鱼，又似细叶，从一面錾凿形线和刺点纹。头端戳有一小空，两侧錾一个小缺口。
四川省成都市西部的金沙村远古文明遗址，在1000多件遗物中，包括30件金器。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等。
这些金器采用的是锤揲、剪切、刻画、模冲、镂空、打磨等多种技法加工，其厚度一般为0.02厘米至0.03厘米，最厚的约0.04厘米，含金量83.3％至94.2％，其中有些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许多金器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黄金工艺技术的代表之作。
一系列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金沙先民有独特的“黄金崇拜”。首先是数量多，形制丰富，达几十种；其次，这些金器基本都是器物上的附件；再次，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我国相当罕见；最后，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
其中，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和鸟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则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19.6至19.9厘米，宽2.68至2.8厘米，厚0.02厘米。
金冠带表面纹饰由4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这件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元素组成的图案。
金冠带与金杖都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无上的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表，标示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统治者在族属上同一性或连续性。
金冠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画工艺。图案中鱼体宽短，大头圆眼，嘴略下钩，嘴上有胡须，鱼身刻画鳞片，身上有较长的背鳍，身下有两道较短的腹鳍，鱼尾作“Y”字形，两尾尖向前卷曲。箭头插于鱼头内，箭杆较粗，带尾羽，鱼的胡须处采用刻画工艺。
鸟位于箭杆后方，鸟头与鱼头朝箭羽方向，鸟为粗颈，长尾，大头，钩喙，头上有冠，翼展较小，腿爪前伸，鸟爪亦采用刻画工艺。
圆圈纹位于每组图案之间，直径约2厘米，外轮廓由两道旋纹构成，中间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圈，仍为两圈旋纹构成，每个小圆圈的上下各饰有一长方形方框，组成一个图案。
整个图案内容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所以这件金冠带称为“射鱼纹金带”。而这件特别的太阳鸟金饰件，在金饰上刻画着的是“太阳”和“鸟”的清晰图案。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饰总体呈圆形，器身极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
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4只鸟身较瘦长，翅膀短小，喙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逆时针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饰整个图案似一幅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都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漩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金饰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4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12道漩涡状光芒，既像一道道火苗，又像一根根象牙，也像一轮弯月，极富美感。
古蜀人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
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另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
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及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古蜀人使用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历法知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
太阳神鸟金饰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金沙遗址还发现中心孔圆形金饰，穿孔在圆心，器表略弧。器内壁有细微磨痕。直径1.1厘米。还有边缘孔圆形金饰，穿孔则在器物边缘，器身平整。
而这一件环形金饰，素面，残长15.9厘米，宽1.04厘米，环面宽窄不等，器身多有铜锈，环内外边缘有内卷痕迹。
金沙遗址竟然还有一件金盒，椭圆形，无盖，平底略外弧，高3.13厘米，宽2.97厘米，长9.43厘米。近沿外有多处擦痕，器表曾作抛光处理，器壁不平整，有破损。
金沙遗址也发现有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圆脸，耳朵外展，耳郭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未穿通。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微张，镂空而成。器表作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
金沙遗址中的蛙形和鱼形金饰也很有特色，其中蛙形金饰，长6.96厘米。器呈片状，头部呈尖桃形，并列一对圆眼。“亞”字形身，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尾端尖。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纹。
除此之外，另有几件金饰也各具特色。如喇叭形金器，口径9.8厘米。器较矮，小平顶，顶上有一个不规则穿孔。器表不平整，内外壁均抛光，留有零乱的细密划痕。还有“几”字形金器，器呈“几”字形，长49厘米，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附有铜锈，抛光处理。
条形金饰，素面。残长14.7厘米、宽1.6厘米。三角形金器，长25厘米。器呈圆角三角形，器一端有长方形柄。器外缘内卷，身中部有一裂缝。除此之外，商代葬墓中位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知识点滴在四川古史传说中，曾留下了许多与黄帝、颛顼、大禹有关的记载，说明古蜀族与华夏祖先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至少有70条记载了蜀与商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器物证明，四川盆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受到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等文化的强烈影响。三星堆灿烂的金器展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貌，而这些金器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断地为了解古蜀国，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掌握黄金的淘洗加工技术，而且又从挖掘的这些考古遗物上看，说明冶冶炼、捶锻、辗制加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特别是金杖、金箔面罩、金箔叶之类的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黄金制品，可以说明古蜀王国在制作工艺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黄金制品的用途和内涵方面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和无穷的魅力。
好德尚礼的西周时期金器
我国自古就崇尚人的品德，西周人尤其好德，有一则与金子有关故事可以说明：
当时，鲁国人秋胡娶了妻子才5天工夫，就到陈国做官去了。这一去过了5个年头才回来，在路上秋胡看见一个采桑的妇人，十分欢喜，就下车拿了金子去引诱，可是那采桑的妇人毫不理会。
秋胡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就捧了金子出来献给他的母亲，随后又唤妻子出来，谁知就是刚在路上调戏的采桑妇人。秋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只听他妻子说：“你因为欢喜女子而给她金子，这是忘记自己的母亲了，忘记了母亲，就是不孝；贪恋女色，动了淫心，这是污秽自己的品行了，也就是不义。你孝义两件都丢失了，我实在羞于见你。”说完就奔出门投河死了。
在我国古人的眼中，认为只有好的德行才能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一个人真正能谨守一生不会丢失的最大财富。所以，在十分强调礼制的周代，秋胡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孔子后来一心要恢复的就是周礼。
当然，我国文化既有这种严厉苛责自己的一面，也有极其宽容大度的另一面，那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只有在这两方面的牵制与中庸里，文化才显示出不会在物欲里迷失的可能。
由于西周时人们并不崇尚奢华，所以当时的金制品也非常少见，西周的金饰主要是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的金带饰，其中圆形饰7件，长方形饰1件，兽面纹饰3件，类似虎头形，另有1件为镂空兽面纹三角形饰，大小共计12件，总重433克。
其中三角龙形金带饰高1.65厘米，重93.7克。三棱锥体状，外折边且有8个方形小穿孔。器表作两组单首双身龙形，顶端为浮雕式，龙头上有螺旋形双角，口旁一对獠牙，卷鼻，吐舌，纹样间隙镂空。兽首形金带扣高2厘米，重39.1克。兽首，牛鼻，双角尖有短梯形豁口，下有獠牙。
虢国墓地的金带饰的制作工艺均为钣金浇铸成型，而且运用了镂空工艺。这些金饰件都位于棺内尸体腰部，估计应是腰带上的装饰件。山西省曲沃西周晋侯墓也发现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成套的金饰品。此外，在北京市琉璃河的西周燕国墓里发现了一件木胎漆，器身上镶有3道金箔，下面两道金箔上还嵌有绿松石，这是发现最早的一件金平脱古器。
金平脱工艺的出现，说明金器工艺从商代发展到西周，已经有了小小的进步，而且这个工艺也可以看作是金工艺寻求独立发展的萌芽。尽管西周时期的金制品非常少见，但从已发现的实物看，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别。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箔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之上，起装饰作用。
如甘肃省礼县大堡子西周晚期秦人墓发现的金饰片中，有金虎2件，鸱枭形金饰片8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推定为棺木装饰。其金虎长4.1厘米、高16厘米、宽3至4厘米。鸱枭形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以金箔剪裁而成，通身饰变形窃曲纹为翎毛，窃曲纹的余白中为形状各异的镂孔，使得鸱枭形象异常富丽。这两件金饰纹路清晰，凸凹起伏，犹如青铜器铸造出的纹样。它在锤揲中似采取了加底衬式冲模等高超手段。从先秦各金箔饰物的具体状况看，被金箔装饰的器物有铜器、玉石器、漆器、木器及衣帽等。
河南浚县辛村的西周墓发现的包金铜兽头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大者长2.8厘米、宽2.8厘米，小者长2.4厘米、宽2.6厘米，铜兽头刻镂精细，外包金箔薄匀，花纹毕露。墓中还有矛柄饰金箔24片，有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等状，分贴于矛柄的各部位。
金箔贴于玉石器的器物，如陕西省扶风强家的西周墓发现的绿松石柄形器一件，顶端排列整齐绿松石片，并束有一圈金箔片。河南省洛阳北窑的西周墓发现玉柄形器的鞘饰上，也镶嵌有金箔片。
陕西淳化史家塬的西周墓人骨朽痕处有金片31件，亦应是衣物金饰，可分为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方形最大者长4.5厘米、宽3.5厘米，三角形最大者边长为2.5厘米。
掐丝是金器制作的基本技法之一，其做法是将锤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料挤压而入，从下面的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锤打而成。
陕西、山西北部交界一带发现的西周时金耳环，通常称“珥”，共26件，形制相似，均是月牙形金片，一端呈螺旋形，另一端为伸出的金丝，或穿有一绿松石。
还有一种是圆圈形，发现于辽宁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它是用金丝绕成两圈。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西周末期墓葬发现的金锁链则由多股金丝编成，金丝细如毫发。知识点滴西周时，在金器工艺中还发明了錾刻，《荀子·劝学篇》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是用刀刻，镂是雕刻。可知先秦时代多用刻镂的方法加工金石器物。在考古学中多称这种方法为錾刻或雕镂，它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从后世金器制造来看，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致把较薄的金片刻裂，用肉眼就能观到錾刻的痕迹，由一段段的短线组成。另一类錾头锋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为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錾刻技术产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凸呈浮雕状，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金器捶揲成型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器物的纹样部分也采用此法。
清新活泼的春秋战国金银器
我国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黄金在上层人士中的使用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馈赠、贿赂的礼物，是财富的象征，又是战争争夺的对象和祭祀用的供物。
与黄金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带钩普遍被王公贵族作为饰物佩戴在身上，尤其金带钩材质高贵，造型奇特而别具匠心，也是当时身份的象征。
带钩是古代扣接腰带的用具，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至汉。战国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非常普遍，形制也日趋精巧，长短不一，有短至六七厘米，有长达三四十厘米的，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有竹节形、琵琶形、棒形、鱼鸟形、兽形等，其材质包括金、银、铜、铁、玉、玛瑙各类。
带钩不仅有束住丝带革带的实用价值及装饰美化作用，相传它还为齐国争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鲁国管仲追赶公子小白，拔箭向他射去，正好射中他的带钩，公子小白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了霸业。
带钩既是当时的服饰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们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有些铜、铁带钩也是用包金、鎏金、错金银、嵌玉、嵌琉璃或绿松石等方法加工的，品种繁多，制作大多精致轻巧，是非常珍贵的艺术作品。
在春秋中、晚期，齐、燕、楚、秦等国就已经开始出现带钩。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地的春秋至战国早中期墓葬中都有带钩发现。
如江苏省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发现的一件兽形金带钩，造型虽为怪兽却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奇妙感觉，线条圆润、流畅，做工精巧、细腻，整件作品既高贵又清新，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人生既要艺术化又要以仁义为依归的“乐教”传统。
这一兽形金带钩，系采用立雕、浅浮雕、阳刻等多种技法铸造制成，长12厘米，重275克，钩形似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样式。
纹样的风格和同期青铜器纹样的风格相一致。将带钩向上时，整个形象为一呈蹲坐状的怪兽，钩似马首，前肢抬起收于胸前，挺胸勾首，颇为生动。
马首靠近右眼脖颈处有一明显凹陷及一较细划痕，似为重物或尖锐器物所划伤。带钩中部即怪兽腹部颜色较深且粗糙不平，似被汗渍污染所致。
鲁故城墓也发现近10件带钩，质地有银、铜、玉、铁等，制作工艺有鎏金、错金银、贴金和镶嵌等，堪称佳品。
如在一座墓中发现的兽头银带钩，根据位置和共存器物判断，此带钩是佩器钩。器作琵琶形，钩首作兽头形，器身弧形拱起，侧视呈“S”形，尾端雕饰卷角兽面纹。两道细凸棱使钩身正面呈瓦状内凹，背面一圆钮，长15.9厘米，宽2.5厘米。
战国时期的异形带钩主要为猿形，此外还有龙虎形、牛形、人形等，这些不仅是主人炫示身份的标志，还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这一时期，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
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大型金银器皿的出现是当时的重要标志，也是金银器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中原地区，金箔作为装饰外包，在春秋时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如陕西省凤翔县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发现的春秋中期金泡，其中两件高3.5厘米，直径2.2厘米，重10.8克，其余高0.2厘米，直径1.82厘米，重5克。
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的金方泡长2.2厘米，宽1.7厘米，重2克。该处还发现春秋中期金节约多件，其中6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重9.5克，一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铜环直径4.7厘米。筒最大直径为0.9至1.8厘米，重2.2至7克。
山东省沂水刘家店春秋中期墓发现的嵌金漆勺上嵌有三角形、菱形压花金箔。河南省信阳长台关的楚墓发现两件繁缨座，为木胎漆器，其正面的某些花纹部分就贴有金叶。这是漆器贴金的5件。其金箔大概是在漆将干未干时把金箔贴上去的。
安徽省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中发现金箔12件，一部分出于墓主腰际，边有穿孔，其上压印花纹，有圆形、云形、燕尾形等，多是贴在漆皮上的，当为衣上装饰。
北方金银器主要有装饰品、兵器饰件和马饰具，造型以虎、豹、狼、鹰、野猪、怪兽、鹿、牛、羊、马等动物纹为主，也有少量几何纹、火焰纹。
如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遗址发现的战国猿形银饰，通高16.7厘米。猿猴作回首攀缘状，姿态极其生动。背面有一圆纽，可能为带钩一类器物。
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春秋墓也发现一件金兽，长4.9厘米，高3.8厘米，重26.5克。金兽呈鹿形，制造者准确到捕捉了小鹿受惊回首、拔腿欲奔的一刹那。
这个时期，北方的匈奴地区也出现了金银器。器物多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动物纹饰件。如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中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标本鹰形金冠以及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一座匈奴墓中发现的一批包括金怪兽、金虎、银虎、银鹿等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金银饰件。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金镶彩石虎鸟纹饰牌，长4.5厘米，以伏虎形图案为主，虎身镶嵌红绿色彩石7块，虎头上附加火焰状角纹，外围八鸟图案，突出鸟头，鸟身简化，这组饰牌反映了匈奴人对虎的崇拜。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一件战国鹰形金冠饰顶，高7.1厘米，重192克，带径16.5厘米，共重1022.4千克。
由冠顶和冠箍两部分组成。冠顶傲立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作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
鹰首、颈由绿松石作成，颈间有带花边的金片，类似项链。头部用金丝从鼻孔插入，通过颈部与腹下相连；尾部另作，亦用金丝连接。
鹰下部为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形体，表面从中心四等分为90度的扇面形，其上浮雕四组狼咬羊图案，狼作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态。
整个冠顶呈现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情景。冠带由铸造的3条半圆形金条组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榫与前面一条连接组成头箍；左右靠近人耳处，分别浮雕卧伏的虎、盘角羊和马，其余部分为3股交错绳索纹。
该冠顶工艺精湛，雍容华贵，具有明显的北方骑马民族的装饰特点，为匈奴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阿拉沟的战国匈奴墓发现的金虎纹圆形饰，直径约6厘米，重21.2克。另一件金虎纹条形饰长26.5厘米，宽3.5厘米，重27.7克。
这些金饰中不仅有个体形象，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构图，如虎牛、虎狼、虎鹿等，以动物间争斗为装饰风格，打破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那种整齐规范的纹饰布局。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发现的战国金双兽纹牌饰，长13厘米，宽10厘米，重291.4克。动物的形象以写实为基调，个别形象予以夸张，具有抽象性。动物反转式和怪兽造型，又是受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文化斯基泰文化的影响。
实物表明，北方金银器已分别采用了捶揲、压印、镶嵌、雕铸等工艺，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装饰技巧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
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战国以后，楚文化和秦文化具有重大影响。而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省宝鸡益门村秦国墓葬、河南省洛阳金村古墓、河南省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
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东周魏国墓地发现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带钩侧视弧曲如桥，俯视造型为当时流行的琵琶式。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通体银镂，表面包金。两端浮雕方向相背的兽首。兽首有角，双耳如扁环。
带钩窄端镶一只鸭嘴状白玉钩，并以阴线刻饰口、眼等细部。钩背上嵌3枚毂纹白玉玦，两端两玦中心各镶一蜻蜓眼式琉璃珠。钩背两侧浮雕两条夔龙，与两只长尾鹦鹉，夹绕盘旋。带钩局部有点状凿饰，有的部分以黑漆勾线、点睛。
带钩工艺复杂，纹饰丰富，显示出战国时期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此带钩是一件罕见的大型银带钩。辉县战国时属魏，此带钩应是魏国贵族所有。
此外，河南省洛阳金村战国末期周墓发现嵌玉金带钩3件，金带钩作怪兽形，嵌玉透雕虺龙纹，为世所罕见。
陕西省凤翔高庄春秋秦墓发现的金带钩，山东省临淄郎家庄齐墓的2件金带钩、8件银带钩，钩身均形体细小、光素，钩首作马头或鸭头形，同属春秋晚期，是我国时代最早的金银带钩。
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发现嵌金银带钩，江陵望山楚墓的金错凤纹铁带钩，长达46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较为罕见。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商代直到战国末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人民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只局限在装饰青铜器物。于是出现了我国早期的错金银工艺。
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战国墓，是战国时神秘的中山国的王墓，在墓室的一角发现了一些错金银器。
如一对神兽的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和银丝镶出变化无穷的斑纹，以强化神兽的神秘感。经过千年的埋藏，曾经光彩夺目的青铜器已经变成黑色，但是上面的错金银，却依旧闪烁着毫不褪色的光芒。
所谓错金银，就是先在铜器模范上做出错金银纹的槽路，器物铸造完成后，再把金银丝压嵌在槽路里面。
如中山王墓战国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是战国时期第一次以实物造型来进行创作的。长47.5厘米，宽47厘米，高36.2厘米，方案下部有两牡两牝4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
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4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此案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特殊的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
另外，4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方案周身用金银错以艳丽的纹饰。
此器造型复杂，各部为分铸后用铆接和焊接而成，有的地方曲度较大，是用接铸或失蜡法铸成。案框一侧沿口上刻有铭文10字：“十四祀，右车，嗇夫郭，工疥”。此器整体结构繁复适称，铸造工艺精湛，动物造型姿态优美，生动细腻，堪称稀世珍宝。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已知最早的金银器皿几乎均出自楚国统治区域，而中原及其他诸侯国，极少有金银器皿发现，说明楚人可能最先掌握了金银冶炼及制造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地区发现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一批金器，其中仅金箔即达950件之多，它们大多贴在器物上作装饰，只因器物腐蚀而散落到墓室各处。这些金箔上还压印有各种纹饰。
曾侯乙墓还发现有5件金制器皿：金盏、勺、杯、盏盖及带钩。带盖金盏与金漏勺应是一套，带盖金盏共重2156克，为先秦金器之最。其中金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仍然采用范铸工艺，盖顶中央有环形纽，盖边缘有两个边卡，可以与盏扣合，金盏底有S形凤足，近盏口有对称的两只环状耳，盖顶和盏口外沿均铸有繁缛的蟠龙纹和云雷纹。
金盏整个造型和纹饰及纹饰布局不仅吸取了青铜鼎的一些特点，而且还又自有创意，环形耳及“S”形凤足显得轻盈且秀气，盏为半球体，仅在盏口有一圈环带形纹饰，盏壁较薄，故盏身也显得并不厚重，但盏盖造型及繁密的纹饰呈环圈布局，而且盏盖略大于盏口，给人以强烈的凝重感。
盏内置镂孔金匕一支。匕身圆形，镂孔作变异龙纹，方柄，素面，通长13厘米，重56.4504克。
与金盏同时发现的金杯呈圆桶状，敞口束腰，平底有盖，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环耳，通体素面无纹，杯壁较厚，盖足圆拱形。杯通高10.65厘米，口径8.1厘米，重789.9克，系锤工艺制作而成，亦为先秦重器。
另外还发现金器盖两件；不见器身，一大一小，圆拱形，盖面以麻点纹为地纹，饰数周花纹。大盖通高2.5厘米，直径9.5厘米，重327.65克。小盖通高2.2厘米，直径7.5厘米，重157.35克。
曾侯乙墓金带钩发现于东室主棺内，器形完整。钩鹅首形，长颈扁喙，素面光洁，均长4.4厘米，分别重40.9克、43.2克、45.5克和46.6克。
还有形状不一的金箔，有圆形、半圆形、圆弧形、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圭形、双沟型等10多种。多数在表面上压印各种几何形图案，构图简洁，少数光素无纹饰。厚0.037至0.378毫米，一般在0.1至0.2毫米之间，每平方厘米重20至30毫克，估计是用于粘贴铅锡饰物的。
特别是曾侯乙墓中有462段金弹簧形器，用金丝绕成，每根金弹簧器的圈数一般为18至25圈，长约2厘米，圈经0.4至0.5厘米，金丝直径为0.1至0.5厘米，含金量为87.4％。
这批金属簧形器称为“蚕形器”，是采用经拉丝工艺制成的金属丝绕制而成型的，因为金丝的表面有拉伸的痕迹，这些拉伸的痕迹在方向上也与金属丝的长度方向一致。
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铸，再合范浇铸成型的制造方法以及各种器物大量使用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当时的金银工艺是在借鉴传统青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已经产生银器，如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成王墓发现有战国银首男俑铜灯，通高66.4厘米，通宽52.5厘米，人俑高25.6厘米，此灯为一站立的青年男俑执灯之形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