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然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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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试读：

文中的□，原书既是如此。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绪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不断发展、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而东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分裂动荡时期，既有政治上的分合，也有民族的分化与融合。以“五胡”为代表的众多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各地，与汉族一起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各民族统治者出于立国、争霸的现实需要，以及对汉文化的崇拜心理等，大量借鉴汉晋中原王朝政治、经济制度，学习和发展汉族文化；加之各政权大量地掠夺、迁徙人口，使各族民众长期处于一种交错杂居的状态，使各种文化得以相互影响：一方面汉文化因其先进性而成为主体、强势文化，被众多少数民族最终认同，并加以吸收和学习，使少数民族逐渐走向汉化，丰富了汉族的构成；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与汉文化相互影响，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出自东北的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前、后、西、南燕，以及鲜卑化汉人冯氏所建立的北燕五个政权，几乎与整个十六国时期相始终，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对当时的历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慕容鲜卑自身又是延续千年的鲜卑支系，其历史影响大、自身发展演化情况复杂，对于认识中古时期少数民族发展认同的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关于五燕历史的研究，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如明代郭造卿《古燕史》一书中涉及的部分前燕历史、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等对于史料的整理、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中对五燕疆域的研究、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缪荃孙《北燕百官表》等对五燕职官的研究。

到了20世纪初，学者们开始从断代史、民族史、地方史角度对五燕历史加以研究。至今有关五燕的研究成果数量丰富，涉及五燕民族、政治、人物、士族、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内容；个别问题还得到持续的关注和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其中也凸显出许多不足之处。

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五燕史、慕容鲜卑民族史的专著问世，有关五燕或慕容鲜卑的整体性研究多集中在鲜卑史、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东北地方史等著作中。

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东部鲜卑的早期历史，以及慕容鲜卑、五燕兴起、发展到灭亡的过程，并对五燕兴亡的原因做了探讨，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全面、深入研究慕容鲜卑及五燕历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被称为鲜卑学研究的里程碑。而近年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对慕容鲜卑、五燕发展、融合等问题做了一定的梳理，但其核心在于五燕政治结构，文化、制度变迁层面。此外，诸多鲜卑史、民族史、东北地方史、魏晋南北朝史论著，在有关鲜卑民族及十六国历史的论述中，也对诸燕政权有所涉及。但这些论著并不侧重于五燕史的探讨，而且多集中于政治史的论述，故往往失之过简。韩国学者池培善《中世东北亚史研究——慕容王国史》（一潮阁，1986年版）及《中世中国史研究——慕容燕与北燕史》（延世大学出版部，1998年版）两书为其论文的结集，虽然从书名来看似乎是慕容燕国或五燕史的专著，但在内容上仍以五燕历史脉络及其与周边政权、民族关系为主，所以基本还是政治史。

五燕政权中，有四个为东部鲜卑慕容氏所建，北燕的建立者则是鲜卑化汉人冯氏，因此有关慕容鲜卑的研究尤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是五燕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最早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分析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东胡民族族源及历史脉络等问题，开此一研究之先河（《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版）。在白鸟库吉之后，许多学者借鉴其方法进行研究，其中也涉及慕容鲜卑的历史、民族问题。但由于汉字译写、读音差异等原因，这种研究问题较多，颇受学者怀疑，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半停滞状态，成果数量也很少。近年，又见有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等相关研究，但在慕容鲜卑相关问题上并无太大突破。

对于慕容鲜卑形成、发展以及去向等问题的具体研究主要有，〔韩〕金成淑《试论慕容鲜卑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都兴智《试论慕容鲜卑崛起辽西》（《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穆崟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王金鑪《慕容鲜卑去向探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但对于慕容鲜卑早期历史的梳理都过于简略。最近又有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一文专门梳理慕容鲜卑早期历史发展问题。

北朝以后的慕容鲜卑开始了一段新的民族历程，对于这一段慕容鲜卑历史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慕容支系研究和豆卢支系研究两个方面。在慕容鲜卑入魏历史研究方面，李海叶成果较多，论文如：《拓跋鲜卑与慕容氏的关系及北魏初年的政治变乱》（《内蒙古师范大学报》，2007年第5期）、《北魏时期的慕容鲜卑》（《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着重考察了北魏时期慕容鲜卑民族发展、汉化融合的完整轨迹。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一文则通过姓氏变化考察了北朝以后慕容氏的民族发展历程。其他如李鸿宾《慕容三藏的家世与汉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余静《唐代慕容氏家族研究》（《国学研究》，2005年第15辑）两文从慕容三藏家族入手，考察北朝以后慕容一族发展情况。

豆卢一支的研究则以姜波《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以墓碑、墓志为线索》（《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最为全面。其他如李海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豆卢氏”源出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大儒、名将、宰相——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特征与转型研究》（《唐史论丛》，2012年第十五辑）、《北朝隋唐豆卢氏、源氏家族比较研究》（《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第9辑）等也都对豆卢氏家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此外尚有对于豆卢氏人物的研究，如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林集刊》第四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刘国宾《豆卢革生平蠡测》（《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冉万里、倪丽烨《〈唐故贵妃豆卢氏志铭〉考释》（《文博》，2003年第2期）；陈丽萍《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唐史论丛》，2011年第十三辑）；高铁泰、高然《〈豆卢实墓志〉与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齐鲁学刊》，2015年第3期）；王其祎、王菁《唐〈豆卢望碑〉述略》（《乾陵文化研究》，2016年）等。

慕容鲜卑的汉化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蒋福亚《论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历史论丛》第一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一文对慕容部封建化过程及诸燕境内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等问题都作了研究。而对于汉化问题，郑小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加以探讨，对慕容廆汉化改革原因、内容、程度，以及各种促进因素，与孝文帝改革的异同等问题均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文献》，1990年第2期；《慕容廆汉化改革略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慕容鲜卑汉化过程中所保留的本族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略述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文化的深层变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版等；以上各文均出自其博士学位论文《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可参看）。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不超郑小容文所论。

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则对慕容诸燕历史脉络及汉化学习、衰败原因等问题作了探讨，较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慕容鲜卑对汉文化的学习适应与适应不良是其兴亡的主要原因，提供了一种较为独特的认识视角。

具体到前燕政治的研究，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一文对前燕早期的一个重要政治选择——慕容廆打出“晋”旗号的原因，及其所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分析较为深入、透彻。相关研究还有赵红梅系列论文，《“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前燕正统观的发展变化——兼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心态》（《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慕容氏的立国法统与族群融合》（《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等，对于慕容鲜卑、前燕的政治选择变化等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此外，邸富生《前燕初探》（《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重点分析、考察了鲜卑慕容部由弱变强的原因及历史贡献等问题。陈勇《前燕慕容氏世系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对于前燕慕容氏自莫护跋到慕容日韦七代世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排列。张国庆《慕容皝迁都龙城的原因及目的》（《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则主要针对慕容皝迁都龙城这一具体事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徐效慧《试论前燕的用人政策》（《辽宁师专学报》，2009年第6期）一文认为用人政策的变化是前燕盛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关后燕、西燕政治的具体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后燕政治研究如，廖基添《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以“列人集团”为中心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后燕发展过程中，“列人集团”等政治集团的关系与发展，及其与后燕兴衰间的关系。

刘玉山、刘伟航《十六国时期慕容西燕、后燕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东南文化》，2007年第1期）一文对慕容氏复国运动的特点及其心理因素等问题加以研究。但其文中忽视了心理因素背后的社会客观现实问题。康玉庆《西燕建都长子原因探究》（《太原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指出西燕建都长子是由其政权的流动性特点，淝水之战后的政治格局以及上党盆地的地理形势和长子的战略地位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相关研究还有赵红梅《淝水之战后慕容鲜卑的复国之途》（《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等。

从成果数量看，有关南燕政治的研究较多。赵凯球《南燕史钩沉》（《中州学刊》，1986年第2期）一文对南燕权力结构、制度与政策，以及社会矛盾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澳〕霍尔姆格林《论南燕政权的建立与灭亡》（《国外社会科学》，谢萌珍译，1993年第11期）一文对南燕政权的建立、两代君主统治特点、南燕政权与山东半岛地方势力的关系，以及南燕灭亡原因等问题作了探讨。〔韩〕池培善对南燕历史关注较多，发表了《慕容德建立南燕的前前后后》（《北朝研究》，1993年第3期）、《南燕与慕容德》（《文史哲》，1993年第3期）、《慕容超即位初期的内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其他关于南燕的研究还有，李森《南燕史考论》（《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等，但较赵凯球与霍尔姆格林的研究并无更多新意。

张金龙《北燕政治史四题》（《南都学刊》，1997年第4期）一文对北燕权力构成、政治制度及与周边各民族、政权的往来等问题作了研究，是有关北燕政治史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刘玉山《北燕王高云被弑真相探微》（《求索》，2005年第11期）一文则在分析了相关史料后指出：冯跋是高云被弑的幕后真凶。李红艳《从信都冯氏看北方民族融合》（《北朝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以北燕统治者冯氏为例，对当时北方民族融合历史过程作了分析。此外，有关北朝冯氏的研究很多，大都集中于冯太后与孝文帝改革研究。

关于五燕疆域等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前、后、北燕的地方建制、疆域作了较详细的整体性研究，但在一些州郡设置及方位的认识上，相互之间仍有出入。前燕疆域研究的有高然《十六国前燕疆域、政区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此外，还有针对具体问题加以研究的，如弓因《后燕平州曾改营州》（《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宓达《十六国时期后燕未曾设过豫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沧州《后燕慕容垂的疆土无洛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等文对后燕时期地方州郡设置的考证。魏俊杰《慕容燕迁都探析》（《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一文则从政权发展角度探讨了慕容燕国都城迁徙变化问题。林林等《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第2期）一文结合金岭寺魏晋时期建筑群遗址发掘对于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进行了探讨等等。

有关五燕政权与周边政权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燕与南方政权以及北魏、高句丽等的关系问题上。

穆崟臣《“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6期）一文考察了慕容与段、宇文、汉人、夫余、高句丽等的“同化”与“异化”问题，认为最终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及独具慕容鲜卑特质的三燕文化。

黎虎《六朝时期江左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一文认为，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自古就有频繁的联系与交往，在六朝时期已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这种联系与交往对于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起了积极作用，对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及社会历史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韩〕池培善《慕容廆在位时期前燕和东晋的关系》（《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增刊），黄河《慕容廆与两晋政治关系浅析》（《东北史地》，2007年第4期），韩雪松、林革华《慕容燕与两晋关系略论》（《东北史地》，2008年第5期），崔明德、庄金秋《略论慕容鲜卑与两晋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等文对两晋与前燕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作了探讨，观点差异不大。刘宇《论晋灭南燕之战》（《镇江高专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主要分析了东晋与南燕的关系，指出晋燕之战的必然性、胜败原因及历史影响。相关研究还有赵红梅《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以前燕慕容廆遣使入晋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张金陵《论刘裕北伐南燕之战》（《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8期）等。

关于燕、魏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北魏与后燕、北燕关系问题上，尤其是有关参合陂之役的研究。袁刚《参合陂之役》（《北朝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系统梳理了参合陂之役的过程，认为这一战役规模之宏大、战略战术运用之巧妙在中国军事史上均属罕见；战役为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开辟了道路，后燕政权则由于战败而走向了灭亡。姚宏杰《参合陂之役前燕魏关系略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主要分析了参合陂之役爆发的原因及背景。

此外，李凭《于什门事件与魏燕战争》（《“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平城时代北魏北燕高句丽三国关系简析》（《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两文则分析了北魏与北燕关系的发展变化。

姜维公《北魏灭燕对海东局势的影响》（《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一文探讨了北魏灭燕对于高句丽，以及此后海东地区局势的影响。韩雪松《略论北魏与后燕的关系及后燕对北魏发展的影响》（《“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试论北魏与后燕的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两文则着重探讨了此事对于北魏的积极影响。辛丽英《北魏政权中的后燕官吏：以任官为中心》（《文史博览（理论）》，2016年第9期）则对后燕官吏进入北魏后的任官情况做了较多分析。

关于五燕与高句丽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金毓黻《慕容氏与高句丽》（《禹贡》，1937年7卷1—3期）一文对慕容氏与高句丽二者间的战和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相关研究还有，张国庆《略论高句丽与“三燕”的战和关系》（《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张久和《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3期）等，基本没有超出金毓黼所论。最近，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三辑））一文从慕容鲜卑移民活动的角度，考察了考古文化发现中鲜卑与朝鲜半岛文化互动问题，较为新颖。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也以陶器为对象，考察二者的文化交流情况。

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全面探讨了前秦与慕容鲜卑以及诸燕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相关研究还有，张先昌《前秦重用慕容鲜卑王公贵族评析》（《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杨懿《前秦政权下慕容氏史事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等。

此外，还有段连勤《前燕拓跋代（魏）国对高车的掠夺战争》（《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对前燕与高车战争原因及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赵红梅《夫余与前燕慕容廆朝关系探微》（《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兼论夫余灭国的慕容鲜卑因素》（《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等文对于慕容廆时期前燕与夫余关系所反映出的燕晋政策和认识的研究等等。

关于五燕政治制度的研究较多，其中有关官制的研究主要有，张金龙《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日〕谷川道雄《慕容国家的权力构造——以前燕为中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29，1963年；收入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二章，改题《慕容国家的君权与部族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李海叶《慕容氏辽东政权咸康四年“王国官”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张旭华《前燕、前秦、南燕九品中正制拾零》（《“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对五燕政权的权力构成，职官设置、变化、影响等具体问题均进行了研究。〔日〕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础的研究》（汲古书院，2006年版）一书收录了作者的相关论文，其中对五燕政权官僚机构及其所反映的民族性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角度较为新颖。

对于慕容燕国的胡汉分治问题，李海叶在《前燕中原时期胡汉分治制度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2期）、《慕容氏昌黎时期的建国道路与胡汉分治制度》（《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文中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看法，认为前燕始终存在着具有特色的胡汉分治制度。

关于五燕法制的专门研究，仅见有何宁生《论前燕的法制》（《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论后燕的法制》（《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两文，对前、后燕的法制原则、制度、选官、刑法以及特征等问题均作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及评论。

关于五燕继承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燕从部落向国家转型时期继承制度的发展变化上。姚宏杰《君位传承与前后燕政治》（《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一文认为，慕容鲜卑在由部落小国向中原王朝演进的道路上，逐渐排除立长立能的部落君长推选原则，确立君权的嫡长子继承制，反映了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在大融合过程中所走过的艰难而痛苦的历程。吕一飞《吐谷浑西迁之原因——兼谈鲜卑社会转型时期庶长子的尴尬处境》（《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版）一文也持有类似观点。但两文对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五燕政权中发展、确立时间等问题的结论还值得商榷。李海叶《关于慕容氏继承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指出慕容鲜卑嫡长子继承制度确立于创建中原王朝的过程中，只是在后燕末期有所动摇，不能以“始终存在两种继承制度的斗争”来简单涵盖，要较姚宏杰等人观点更为准确。

西晋末年，北方士族大量流亡到东北地区，并多入仕于五燕政权，对慕容鲜卑汉化、发展、建国均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北方士族与慕容鲜卑及五燕政权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邹礼洪《论中原士大夫对前燕慕容氏封建化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第四卷，1997年）等文章，主要强调了北方士族对五燕政权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李海叶《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从婚姻制度所见的慕容氏与汉士族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两文则通过对慕容氏政权与汉士族关系的研究，专门分析了慕容氏政权民族性的一面。

赵红梅《建兴元年前燕“股肱”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6期）则专门对于建兴元年前燕统治集团中的“股肱”人群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还有徐效慧《试论前燕的用人政策》（《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等。

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文对河北大族随慕容德南渡青齐，及其与南燕政权关系问题最早加以揭示，并指出这种现象与东晋政权的建立有相似性，以及北来豪强能够在青齐地区形成、发展其势力的原因。魏斌《公孙五楼家族与南燕政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5年第22期）一文主要在唐文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究。

与五燕有关的士族个案研究主要有，高诗敏《十六国北朝时期渤海封氏的变迁》（《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文才《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关系试探》（《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等针对封氏家族的研究；宋艳梅《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对河东裴氏的研究等。

在十六国的动乱时代，五燕政权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历史人物，学者们对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作了专门研究。主要有崔向东《论慕容廆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冯君实《评慕容垂》（《松辽学刊》，1986年第2期）、李智文《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名将——慕容垂》（《北朝研究》，1996年第1期）、宋丹凝《鲜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慕容恪》（《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2期）、梁军《五胡十六国第一名将慕容恪军事活动初探》（《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孙晶琪《简论冯跋》（《松辽学刊》，1996年第3期）、赵红梅《慕容廆时期“谋主”黄泓籍贯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等等。但相对于五燕时期众多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来说，这些研究还明显薄弱；而且在研究中也多忽视了其民族、家族、文化背景等对其人生经历的影响。

有关五燕经济的研究因史料稀少而相对比较薄弱，但总体来说，学者一般都对慕容鲜卑、五燕经济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尤其是对东北地区开发问题上。如薛海波等论文（《以慕容燕研究为例谈东北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有关经济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三燕时期辽西农业的发展问题上。成果主要有杨富《三燕时期辽西地区的农业发展》（《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十六国时期辽西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许昌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李春玲《论十六国时期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等几篇论文。而韩国学者池培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皝时期的经济政策》（《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关于前燕慕容皝在位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封裕的上书为中心》（《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两文则通过系统分析封裕上书，对其中所反映的各种社会经济情况，及汉人士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社会、经济政策观念等问题作了研究。此外，五燕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则未见专门的研究。

十六国是中国古代人口流动极为剧烈的一个时期，五燕控制下的东北、华北地区也是如此。涉及五燕人口及流民等问题的整体性研究主要有，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期）等论著。

对于五燕侨土关系、胡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李海叶《慕容氏辽东政权的“侨土”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慕容氏辽东政权“重侨轻土”“以侨统土”政策出现的原因。仇鹿鸣《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辑）则分析了前燕侨郡的变化，及其反映出的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相关成果还有杨龙《试论十六国时期前燕的人口管理》（《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薛海波、郭艳平《试论4世纪前期慕容燕政权统治下的胡汉流民群体》（《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刘卓一《浅析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的侨置政策》（《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等。

关于五燕文化的研究，〔韩〕金成淑《慕容鲜卑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对慕容鲜卑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都有较细致的研究，但其对于考古资料的使用较为随意，故内容多有可推敲者。李海叶《慕容氏龙城归葬习俗与民族融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一文则专门探讨了慕容鲜卑归葬龙城习俗，及其文化心理内涵。

慕容鲜卑民族特色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黎虎、〔韩〕金成淑《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从整体上探讨了慕容鲜卑音乐发展流变等问题，是目前最为全面的论述慕容鲜卑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

对慕容鲜卑具体音乐作品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阿干之歌》及《慕容垂歌辞》的探讨。成果主要有，阿尔丁夫《关于慕容鲜卑〈阿干之歌〉的真伪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周建江《关于〈阿干之歌〉的若干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赵世璜《〈慕容垂歌辞〉中的“慕容”究竟是谁？》（《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宗原《关于〈慕容垂歌〉》（《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等。

关于慕容鲜卑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刘兆伟《中国古代东北乌桓鲜卑教育概说——慕容鲜卑教育的特色》（《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对慕容鲜卑教育制度、政策、内容、思想以及影响等问题都作了分析研究。陈燕《十六国时期氐族和鲜卑族教育政策对比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则通过慕容鲜卑与前秦氐族教育政策的对比，指出两者在普及性上的差异及形成原因。赵红梅《向慕与吸纳：学校教育在游牧民族志社会的推进——以前燕官学教育为例》（《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4期）、《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慕华风，易胡俗——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助推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专门探讨了慕容鲜卑传统教育与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相关研究还有田立坤《三燕教育钩沉》（《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

关于五燕宗教研究主要有，董高《三燕佛教略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一文借助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前燕、后燕和北燕的佛教信仰情况，及其与高句丽、北魏佛教的关系均作了分析。〔韩〕金成淑《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文史哲》，2005年第2期）一文所论略同。但二者对于三燕佛教信仰情况的评价似乎较过。相关研究还有高然《慕容燕国与佛教》（《北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

1949年以后，随着有关慕容鲜卑及五燕考古资料的大量出现，相应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以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等系列针对鲜卑考古的研究论文为开端，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对慕容鲜卑及诸燕考古学文化分类、分期等问题以及出土文物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且结合考古资料所体现出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对鲜卑民族历史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况等也都作了较细致的研究，其中尤其以有关步摇冠饰以及甲骑具装的研究最为学者重视，如近年徐秉琨《步摇与慕容鲜卑》（《文史》，2014年第4辑）一文，以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考察了步摇起源、传播，并由此对中国北方各族与中西亚文化交往、名号变迁等问题均作了探讨。

在有关五燕的历史记载中，往往存在着相互出入的情况，给研究工作造成不便，因此学者对于五燕史料也作了较多考证工作。如邱敏《慕容皝迁都龙城年代考异》（《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弓因《慕容儁称帝建都何处》（《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1期）、李步嘉《后燕“带方”、“王佐”非人名辩》（《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一辑，1982年版）、李森《南燕广固被“夷其城隍”说辨正》（《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等等。

此外，许多探讨中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具体论著中，对于慕容鲜卑、五燕也多有涉及，因其不以慕容鲜卑或五燕历史为主，故不再赘引。

从以上对有关慕容鲜卑、五燕历史研究情况的简要综述可以看到，相关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成果丰富，许多问题也都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虽然研究涉及了各个方面，但整体上看还较为分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针对慕容鲜卑、五燕历史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面世。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诸割据政权已多有各自的国别史问世，如蒋福亚的《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周伟洲的《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齐陈骏的《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洪涛的《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五凉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慕容鲜卑、五燕史的长期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次，相关的研究也不平衡，而且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地综合分析和研究。再次，虽然相关考古资料大量出土，就此做书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总的来看，考古成果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很不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考古学对慕容鲜卑、五燕史研究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

有关慕容鲜卑、五燕历史的文献资料相对十六国其他政权来说并不算少，但较为分散，相互之间也有很多出入，因此对于史料的辨析以及综合整理既重要，又有较大难度。相关史料基本分布于《晋书》《魏书》《北史》等正史，《资治通鉴》，类书如《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以及各种佛教典籍、地理著作之中。其中各种类书往往直引五燕国史如范亨《燕书》、张诠《南燕书》、高闾《燕志》，以及崔鸿《十六国春秋》原书中的五燕部分材料，所保存的史料最为原始；《资治通鉴》中的史料脉络清晰，且考订较准确；《晋书》的载记部分则保存史料相对完整，尤其是大段的奏章及君臣议论等内容，可补他书之不足，以上三方面史料是五燕史研究的主体文献资料。此外，20世纪中期以来，在今东北、内蒙古等地出土了大量慕容鲜卑及诸燕国的考古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相关简报多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文革”之后；而1995年春至1998年冬发掘的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更是成为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这些资料还需要深入发掘其历史联系，为慕容鲜卑、五燕史研究提供直接证据。第一章　慕容鲜卑的来源与迁徙第一节　慕容鲜卑的名号与来源一　鲜卑名号与早期发展[1]

鲜卑出自东胡，史载其“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他史籍对于其得名的描述与此大略相同。由此来看，鲜卑一名是得自所居之地，[2]学者们也大多采用此说。而且随着20世纪80年代嘎仙洞遗址的发现，学者已基本认同以大兴安岭南部为东部鲜卑所保之鲜卑山，拓跋鲜卑[3]之大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北段的观点；孙危依据考古资料推测鲜卑山的位置可能还要偏北，应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4]一带。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张博泉认为东部鲜卑的原始鲜卑山应在今大兴安岭北段，而拓跋鲜卑之大鲜卑山应在石勒喀[5]河、贝加尔湖、外兴安岭等范围寻找。以上各种观点虽然有异，但东部鲜卑之鲜卑山在今大兴安岭山脉地区则多无疑问；而且以考古材料及历史记载来看，也应在大兴安岭中南部一带。[6]“鲜卑”一词在史籍中又写作“犀毗”“师比”等，王国维《胡[7]服考》一文对鲜卑诸种写法引证甚详，兹不赘引。而对于其含义历来有多种说法：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一种观点，是将“鲜卑”一词解释为满语中的祥瑞、神，而将史书中出现的“鲜卑郭落带”中的“郭落”解释为兽，合起来即“瑞兽带”之义。这是目前学术界使用最多[8]的解释。米文平由此提出，“郭落”即为鹿类动物四不像，“鲜卑郭落”为祥瑞的鹿类动物；而“鲜卑”作为族名，含义为养神兽的人们。[9]包尔汉、冯家昇则认为鲜卑应是蒙古语Šobar（貙），为五爪虎。[10]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北学者张博泉等提出了新的意见，认为祥瑞等意思是附加观念，并不是“鲜卑”的本义，“鲜卑”的本义应为一种瑞兽的名字；并考证鲜卑兽为一种状如白马的神兽“兹白（驳）”，“鲜”之义为“白”，“卑”即“驳”之转音，“驳”又作“兹白”，也是“鲜卑”二字的同音异写；而对于“郭落”一词，张博泉[11]认为即是“大带”之义。

近年，有学者沿用张博泉观点，以“鲜卑”为瑞兽名解，但对于具体指哪种瑞兽，还有不同看法。金刚认为“鲜卑”一词源于蒙古语“xian-ɣia”，即“虎”。额尔德木图认为“鲜”即古代通古斯蒙古语“乞颜”，为一种凶猛的猎鹰白海青，“卑”为奴婢的“婢”字之省。[12]尹铁超考证“卑”为通古斯语言中“人”“小民族、部落”之义，[13]而所谓“鲜卑”即“鲜人”之义。台湾学者逯耀东认为鲜卑可能[14]即“角端牛”。此外，对于“鲜卑”的解释，尚有吕思勉认为“鲜卑”即《禹贡》中的“析支”；李德山进而考证鲜卑本字为“邾[15]邾”，即东夷一支的“邾娄”。

笔者考虑“鲜卑”作为一个鲜卑语词，首先，其存在应该远早于鲜卑民族的出现；而其作为一种祥瑞动物名称的解释是较为合理的，这种动物应该即是鲜卑墓葬出土带扣等饰物上的某一动物形象。但是关于其具体含义，以及作为族名和山名孰先孰后，是其自称还是他称形成族名等问题的准确考证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关原因笔者会在后文说明），正如张久和所言：“鲜卑”汉语意思究竟是什么，恐怕连古[16]人也不知晓。所以才会有现存的诸家说法各执一词，甚至肆意发挥的情况。

鲜卑自匈奴破东胡后，与乌桓从东胡中分化出来，但因为匈奴、乌桓的阻隔而不被中原王朝所知。直到东汉初年，随着匈奴衰弱、乌桓逐渐南下而出现于历史记载。东汉建武十七年（41），匈奴、乌桓、鲜卑连兵入塞，鲜卑从此开始出现于汉文典籍记载。此后直到东汉末、三国初鲜卑逐步入塞居住为止的百余年中，鲜卑的主要流动方式是在塞外漠北地区东西向移动，在这一过程中，鲜卑的文化、心理特征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是不断在群体规模和部落组织结构上发生变化。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鲜卑民族群体发展壮大，鲜卑各部形成相对稳定部落结构的时期。

这一时期带有相对准确地理信息的材料较多，通过这些可以对这段时期鲜卑的分布和流动有所了解。

东汉明帝永平（58—75）中，祭肜为辽东太守后，“鲜卑自敦煌、酒泉以东邑落大人，皆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17]万以为常”。但此时的鲜卑势力并未铺陈到如此广泛，辽东、敦煌间尚隔有北匈奴势力，所以记载中或有冒功成分，或有冒名鲜卑受赏。从附录统计表1.1、1.2中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看到，鲜卑所涉及的地理方位自有其规律：早期多集中在辽东、辽西等地，最初更集中在辽东。这是与早期鲜卑从大兴安岭地区南下、西进的发展情况相一致的。此后鲜卑南下劫掠的地点开始逐渐向西推进，出现在并州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历史记载中也逐渐从单一提到鲜卑寇某郡，转而开始以州为单位，与史载“至灵帝时，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18]无岁不被其毒”的情况是符合的。而这种变化也表明鲜卑人在南下西进的过程中，其民族群体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力量有所增长。那么早期鲜卑群体规模是怎样的呢？

安帝永初元年（107），鲜卑大人燕荔阳归顺朝贺的时候，太后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此后鲜卑[19]遣使入质有邑落“［百］二十部”。此处以邑落和部对举，可知这120个邑落应该就是120个部落，只是其大小规模尚难以确定。此后檀石槐时期曾分鲜卑为50余邑，数量少于此时，而实力又远大于此时，可知这时的鲜卑部落数量众多，但每个部落规模应该都比较小，正处在部落间互相吞并，群体规模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东汉永元中（89—104），耿夔击破北匈奴之后，鲜卑开始进入匈奴故地。此时“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20][21]此渐盛”。落即帐落，以每落7-10人计，这批匈奴人的数量应该近百万，这是鲜卑民族规模迅速膨胀的重要一步。而这些匈奴人虽然自号鲜卑，且与鲜卑具有许多游牧民族的共同特征，但其彻底演化成鲜卑人还是要假以时日。如史载安帝延光元年（122）九月，“鲜卑[22]既累杀郡守，胆意转盛，控弦数万骑”。这里提到的“数万骑”应该即指较纯粹的鲜卑骑兵，而并未包含匈奴余众。

另一个与鲜卑群体规模有关的数据是，顺帝永建二年（127）二月，乌桓校尉耿晔大破鲜卑之后，鲜卑有3万人（一作“数万人”）诣辽东降。而《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中记作“三万余落”[23]，如此则两个数据差别极大。可能3万人仅指战士而言，与前面提到的“数万骑”一致；3万余落则是指包括3万战士在内的3万个家庭——即帐落，所记录的角度有所不同。这是第二次提到鲜卑人规模达到数万的情况，而从统计表（见表1.1、1.2、1.3）来看，在整个东汉时期，鲜卑南下寇掠时，更多的是几千人的军队规模，甚至数百人的抄掠，达到万人以上的时候极少。这一方面是当时鲜卑人的“核心”民族规模还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则是鲜卑各部落之间的凝聚力还没有达到能够长期维持大规模群体行动的程度。所以，综合以上的各种情况来看，鲜卑在2世纪上半叶完全控制草原，“化合”归附各族之前，其核心部分的规模应该是比较小的。游牧民族“力能毌弓，尽为[24]甲骑”，而一个帐落7-10人中，大概能有2到3个战士，以强盛时期鲜卑控弦（战士）数万人（3万左右）的情况来看，到2世纪时，鲜卑核心群体有10余万人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与鲜卑不断西进占据匈奴故地，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鲜卑人的社会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开始向游牧的奴隶社会形态演进，从原始部落民主向大人世袭制度转化，而这个转化的关键就是檀石槐军事大联盟的出现。

在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之前，出现于历史记载的鲜卑首领主要有偏何、于仇贲、满头、苏拔廆、燕荔阳、丘伦、连休、乌伦、其至鞬等。其中最为有名、影响最大的是其至鞬。其至鞬从安帝永宁元年（120）向东汉朝贡，被加封率众侯开始，此后凡五见。可以说在2世纪前半叶，主导鲜卑行动的首领就是其至鞬。虽然其至鞬在鲜卑对抗东汉的局势里影响很大——如顺帝阳嘉二年（133）八月左右，其至[25]犍死后，鲜卑由是“抄盗差稀”，足证其核心影响力——但并未能建立起较为稳固的鲜卑军事联盟，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檀石槐完成的。

2世纪后半叶，主导鲜卑行动的即是檀石槐。而檀石槐对于鲜卑各部落的最终形成，以及鲜卑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桓帝永寿二年（156），檀石槐以勇健有智略、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等施政特点，被鲜卑推举为大人。建立鲜卑庭于弹汙山（当今河北尚义南大青山）、歠仇水上，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300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此后鲜卑在檀石槐指挥下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到延熹九年（166），东汉朝廷一时无法有效制约檀石槐，于是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并附以和亲，意图缓和鲜卑的压力。但檀石槐不肯接受，并对鲜卑军事大联盟作了进一步地整合，具体来说就是借用匈奴左中右三部管理的方法，将鲜卑分为三部：从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东南）以东至辽东（治今辽宁辽阳老城），接夫余、濊貊20余邑，为东部，大人主要有：弥加、阙机、素利、槐头等；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10余邑，为中部，其大人主要有：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治今甘肃敦煌西）、乌孙20余邑，为西部，其大人主要有：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灵帝光和元年（178）十二月，因鲜卑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又东击倭（一作“汗”）人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今内蒙古辽河上游南支流老哈河）上，令捕鱼以助粮食。到光和四年十月檀石槐死去，这段时间是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时期。从檀石槐所划分的三部来看，鲜卑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东向西的推进分布。在这一过程中，鲜卑群体规模也完成了“滚雪球”的过程，自愿归属鲜卑或被鲜卑征服的各族部落已经成为鲜卑共同体的一部分了。而且从各部大帅的名号来看，已经有了此后鲜卑建国各部的雏形——如慕容部等。也就是说檀石槐军事大联盟对于鲜卑各部落的划分管理，使相近的部落在大帅的领导下形成了区域性的凝结、发展，为鲜卑各部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在檀石槐死后，鲜卑开始了大人世袭的制度，这也是鲜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飞跃。

另外，此处提到的“邑”据黄烈研究认为，是在檀石槐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制下按地域划分的，各邑辖地宽广，与自然形成的邑落有很[26]大区别。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贴近实际情况的。檀石槐应该是以地域和力量强弱为标准，划分成相对均衡的“邑”，而以各邑中力量较强的部落大人进行管理，以提高统治效率。“邑”的组织机构应该是凌驾于部落之上，如史料中提到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此处提到管理邑的大人为“大帅”，而据史载，乌桓的部落组织是“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27]落自为一部”，部落首领则称为“大人”，鲜卑的组织形式与乌桓基本相同，也是分为大人、小帅诸级加以管理的，其中并无“大帅”。而且在檀石槐所分三部之外也没有“大帅”这一级首领的相关记载。[28]由是可知，“大帅”很可能是檀石槐为了配合“邑”的管理而特别创造的，是出于管理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檀石槐死后，其创立的三部、六十邑的体制瓦解，“大帅”也随之消失，鲜卑部落首领复称大[29]人，亦可证明这一点。“邑”既然是一种凌驾于部落之上的组织形式，那么它的规模有[30]多大呢？笔者以黄烈推算的鲜卑二百几十万人为准分配六十邑，[31]则每邑约有4万人，以每落7-10人计，每邑大概包含有4000-6000落，[32]基本等于规模较大的部落，或数个规模较小的部落。

此外，鲜卑军事力量的增长，军事大联盟的建立也还有其经济和人才因素，如蔡邕曾提到：“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33]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武器装备的进步和汉人为鲜卑出谋划策，对于鲜卑军事大联盟的出现和鲜卑社会的发展进步应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因为对这些人的记载极少，故难得其实。

檀石槐死后，鲜卑大人开始了世袭继承制度，大人之位在首领家族之中传递，但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兼而有之。檀石槐所建立的鲜卑军事大联盟最初由其子和连继续领导。但和连才力不及檀石槐，而且贪淫，断法不平。此后在出攻北地时，被北地人射死。和连之子骞曼年幼，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鲜卑种众遂离散，本来已经日渐瓦解的鲜卑军事大联盟彻底解体。与鲜卑陷入混乱相对应，鲜卑南下寇掠东汉边郡也明显减少，从统计表1.3、1.4看，自檀石槐死后直到3世纪初的30年里，鲜卑寇掠仅有3次。此时东汉政府也陷入了军阀争霸之中，无力对鲜卑进行大规模作战；而控制幽并等地的地方军阀势力为了稳定形势进而逐鹿中原，多需借重塞外少数民族力量，乌桓即因与中原王朝接触较早，故在中原军阀混战中一度以乌桓突骑知名。鲜卑人虽然军事素质不高，但因组织程度远高于乌桓，故更多是团结起来共同针对中原王朝进行劫掠，而很少被分散吸收到内地。直到3世纪上半叶，随着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最终解体，鲜卑部众才逐渐被引入边郡，成为中原王朝及各割据势力所凭借的重要军事力量。

2世纪末3世纪初的这段时期，从中原到塞外都处于分裂征战之中。漠北草原的鲜卑人中再次崛起了一个著名领袖——轲比能。

轲比能，史载其为小种鲜卑。所谓“小种鲜卑”，当是此时鲜卑大人已经世袭，而自檀石槐军事大联盟以来的许多著名大帅、大人部[34]落——如素利、弥加、阙机等——更是势力雄厚，轲比能并非出自这些强大部落的世袭大人，而是因勇健、公正被推举为大人的“新贵”，没有雄厚的家族、部落背景，所以被称为“小种鲜卑”。

轲比能统领部落后，因部落接近边塞，故在中原战乱之中有许多汉人逃亡到轲比能处“教作兵器铠楯”，轲比能并“颇学文字”；又从汉人处学到了许多管理方法，“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35]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这些措施使轲比能在众多鲜卑大人中势力日趋增长。但此事尚不能说鲜卑已经开始汉化，因为军事装备制作和军事管理制度等“技术性”事物并非汉人的独有文化特征。而轲比能虽然“颇学文字”，但其在给辅国将军鲜于辅的书信中也同时提[36]到了“夷狄不识文字……我夷狄虽不知礼仪”等，可知轲比能学习汉字只是与中原王朝沟通、对抗等的一种手段而已。

与轲比能同时，原本檀石槐军事联盟中许多实力强大的大人也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各部落之间不断分合并吞，为鲜卑各部落最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7]

漠北争霸的鲜卑大人，轲比能最初有众数万骑；而素利、弥加、厥机等部人数更多于柯比能；檀石槐后裔步度根有众万余落、扶罗韩有众数万人，势力较轲比能稍弱。在这些部落中，步度根一族因出自檀石槐直系后裔，故轲比能的崛起对其影响极大，双方的矛盾也是这一时期漠北草原鲜卑各部争雄的主流。而在各方的矛盾中，往往又会因某些共同利益——主要是针对中原王朝——而结成暂时的联盟，如“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38]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中原王朝也会利用鲜卑各方矛盾，来维持漠北草原的均势局面，减轻其南下的压力。如护乌桓校尉田豫即“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构离之，使自为仇敌，互相攻伐。[39]……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

在漠北草原上，素利等原本即为檀石槐东部大人，此时并未有大的移动，仍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轲比能则在五原、云中、代郡以北；檀石槐后裔步度根、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等则在代郡、上谷以北，介于轲比能和东部大人之间。而史籍记载这片地区有鲜卑数十部，除轲比能等较大部落外，其余相对弱小部落多不见记载。并州再向西的鲜卑部落则更为分散，对于魏晋威胁相对较小，故信息不多。

轲比能作为势力最为雄厚的鲜卑首领，虽然努力想联合、控制鲜卑各部，共同对抗曹魏，但在中原王朝干预下，始终未能达到檀石槐总统三部的程度。曹魏明帝青龙三年（235），时任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轲比能，鲜卑最后的联盟被打破。轲比能之死对于鲜卑人来说影响极大，轲比能在各部落之间的制衡和各部落相对稳定的分布格局再次被打破，“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40]服，边陲遂安”。鲜卑又一次开始在漠北草原大规模流动，但这时鲜卑的移动在东西方向之外，进一步开始了南北方向移动，即开始在中原王朝的引导下南下进入边郡。鲜卑最后的部落格局也在3世纪中、后期逐步定型。

轲比能死后，原本与其争斗的步度根一族、素利、弥加、厥机等部落均不再见于记载，这些部落应该是“强者远遁”的部分，最终融入了其他后崛起鲜卑部落之中。更多的较小部落则是“弱者请服”，被安置在边郡内外，这些部落最终形成了东部鲜卑、拓跋鲜卑、西部鲜卑的地理分布格局。二　慕容鲜卑的名号“慕容”作为慕容鲜卑的名称，关于其含义及来历，史书中记载了两种说法：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41]之容，遂以慕容为氏。

此处之“步摇音讹”“慕德继容”两说，自元代胡三省注《资治[42]通鉴》时就已表示怀疑，但对于“慕容”一词的含义并未提出新的解释。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证“慕容”为蒙古[43]语中的“bayan”，意思为“富”。此说多为治鲜卑史的学者所使用，但亦有不同者，如姚薇元即以原意于文献毫无佐证，而不取白鸟氏之[44][45]说；陈连庆认为步摇音讹的情况也有可能；吕思勉则提出“慕[46]容二字，固明明莫护转音也”；刘学铫认为白鸟库吉提出的“bayan”音译是正确的，但应是汉文之“伯颜”，含有“酋长、长官、君长”之意，并以此推断慕容鲜卑酋长之祖先曾被任命为“君长”，[47]遂以“伯颜”为氏，后讹为慕容；李德山提出“慕容”与“东胡”[48]“鲜卑”“屠何”等词一样，为东夷支族“邾娄”的音转。近年，又有学者对白鸟库吉所做语音提出质疑，如聂鸿音认为白鸟库吉以“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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