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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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营的十大抉择试读：
内容提要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我们只是地球上的旅游者，来去匆匆，但城市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所以城市规划师、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都要在自己这一代努力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将遗憾留给人间”。
城市经营的十大抉择
作者：李津逵引言：我们需要你！
一切仿佛都是为了证明那一句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于是一进入新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在为新的百年埋下伏笔：7月13日，莫斯科传来消息：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已经落在中国人之手，在举国欢呼之际，有人轻抒了一口气——因为在即将开始的2012年奥运会的申办上，将是一个强手如云的擂台，仅德国就会有三个城市报名，而美国将会有七个城市参与角逐。仅从这种报名的态势就可以看出，一个以城市之间的竞争为显著标志的新世纪开始了。
不到两个月，9月11日纽约传来消息，世界经济的风险也高度地集中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
蜜蜂创造了蜂巢，人类创造了城市。
假如有一双跨越时空——比如说是上帝——的眼睛，来看地球，可以发现今天的蜂巢与一万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是今天的城市却与几千年前的城市相去甚远。
而对未来，那怕只是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可以确知的东西又是那么的有限。疑难——面对城市这个人类社会的聚集形态，仿佛一个古生物学家面对一个远古剑齿象的足英又像是一个天文学家在遥测未来。刘易斯·芒福德，一辈子研究城市的美国学者说：城市的起源至今还不甚了然，它的发展史相当一部分还埋在地下，或已消失得难以考证了，而它的发展前景又是那样难以估量。人类用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
人类已经在地球上消化了上百万年，但是消化学的历史只有几百年；城市的历史至少几千年，可是人类对城市的了解恐怕不比对消化的认识更多。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的拓展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础，而构筑市场经济的货币与城市，是引起变化的发动机和显示器。市场经济通过社会化分工体系和交换关系沟通了乡镇与城市，分工、交换和技术进步促使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从而使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社会演进到以资本、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社会。
的确，城市存在的最起码理由，是携带着资本与技术的人们聚在一起便于分工合作。分工合作的好处就是能使裁缝只要专心缝衣、厨师只要专心炒菜，教师只要专心教书，就同样可以享受广播电视和各种家用电器，乘坐汽车、火车和飞机远行千里，并且以不菲的价格供子女读大学……一句话，享受现代文明。
城市功能与城市人口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而是呈现出强大倍增效应。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聚和辐射效应。恩格斯讲到伦敦时有一段名言：“像伦敦这样的城市，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从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请注意，恩格斯这里讲的是力量增加了100倍，可见现代城市的功能具有何等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益！
恩格斯话音落下的几十年里，英国人口和经济活动更迅速向城镇集聚；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地域大幅度拓展并出现城市密集地区和大城市群，而伦敦到了1900年人口增加到600万，在全球城市中领跑了一个多世纪。今天看来，那正是英国“长身体的时期”。现在，中国正在长身体。
我们需要城市，需要大城市，需要大城市群。
世界城市史上，有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被描述为“纳瑟姆曲线”的城市化规律：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体上都经历了类似正弦波线上升阶段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三个时期：即初期的准备阶段平缓，中期的高速阶段陡升，后期的成熟阶段再次平缓。代表发展势头较为缓慢的准备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代表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的高速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65%或70%之间）；和代表发展势头再次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城镇化水平超过70%之后）。
所以该曲线有两个拐点：30%和70%。在30%以前，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由30%至的65%或70%的高速发展阶段正是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当该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5%或70%以后，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社会。
这个曲线揭示了一个机密：当城市化达到一个起始的规模之后，潘朵拉盒子打开了，人类聚集所产生的力量不可遏制地自我放大，因此产生的更强大的生产力就会更加集聚，由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推动、循环加速的过程就开始了！
此时曲线进入了最令人感兴趣的中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30%～70%），也就是加速发展阶段。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高速阶段已经到来。我国城市化在建国以后的30年中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近20年，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17.9%，上升至2000年的30%；根据世界城市化的经验和一般规律，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这也正是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199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30%，因此在新世纪之初，我国势将进入高速城市化的阶段，将以每年不低于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中国，已跨过第一个拐点，已进入城市化最令人激动和最令人忧虑的中期阶段。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在中国开始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罕见的奇观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隔制度将有所改变，城市化同工业化，城市化同经济发展将渐趋协调。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的城市化潜能将得到释放。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往我国城市化的滞后所带来的问题将会集中引爆，而更加显得危机四伏。
我们正在面临城市公共物品严重的短缺时期——城市公共财政、公共物品供应的研究更是中国城市经济研究中的弱项之一。城市基本设施长期欠账，正在制约城市的发展，缺少建设资金是所有的城市共同的因难。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太多的资产闲置，太多的资源浪费，太多的把城市资产变成城市负债的蠢事，而这一切又来得太突然。人们终于醒悟，我们的城市最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经营。
我们需要对城市的经营。“经营城市”是一个新概念，经营包括着筹划、管理、计划、组织的含义，在中国的古汉语中，又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如说“惨淡经营”。和现代管理学中的用法不同，经营具有谋略、策划、寻求的意思在其中。城市不同于企业，企业仅仅是一个经济体，因而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股东对其评价也主要是从利润着眼。而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系统，而且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和一个生态系统。可见城市的经营，比之企业的经营来说，其外延要宽得多。
城市是一笔巨大的资产，应当象企业一样从资产负债的角度来考察城市，最重要的是，要以资产负债的眼光来认识城市：如何增加城市的资产？
如何减少城市的负债？
如何提高城市的现金流？
如何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怎样按揭一个新城市？
现行的财政小循环、预算外循环、体制外循环不可能通向城市财政的良性循环。
我们需要对城市理财。
但是城市不仅是经济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系统和一个生态系统。城市是一种三维的存在，因此至少应有三个方面的目标。这就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平衡。三方面的目标并不都能折算为GDP，并不都能以经济的尺度来衡量。
城市又不同于企业，企业的边界不同于城市的边界，因此在企业是“外部性”的问题，对于城市来说就不一定是外部性的问题。因此它的市民就不仅要求城市的经济上去，而且要求有一个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要求生活水平，而且要求生活质量。城市的空间、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生态环境等等，是不是也在经营之列呢？
特别是在市场竞争中要整合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各种力量，锻造城市的竞争力的时候，对城市的经营就决不仅限于那些可以用货币通约的要素。
城市文化的培养？
城市形象的竖立？
城市精神的塑造？
城市的“自我心像”的树立？
我们需要对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精神动力进行全方位的经营。
财政压力推动制度创新。“经营城市”的概念是在各地城市的财政压力之下萌发的，是为解决困扰城市建设、发展的资金而提出的。因此，城市经营首先的含义应当是资本运营。
例如冯雁军在2001年2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经营好我们的城市”中说：经营好城市，首先要搞资本运营。要尽可能使城市更多的资源货币化，变成资本，通过市场来操作，获得最大的收益。专家认为，城市资本主要是三类，即：自然生成资本——如土地、人力资本——如道路桥梁、延伸资本——如路桥等设施的冠名权。按市场经济规律中的经营意识、经营机制、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可以对资本进行集聚、重组、营运，如将城市基础设施推向市场，实施所有权与经营权剥离，宜卖则卖、宜租则租、宜押则押，使城市资本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即资本整合。根据国外的成功做法，资本整合的方式有：变基础设施无偿投入为有偿投入、变政府一家投资为社会多方面投资，建立城市建设发展基金和投资公司，实行路、水、电、气、房地产综合成片配套开发，吸引外商投资和经营城市基础设施。这样，城市作为资本进行经营，可极大地促进商品流通，促进消费与供给。
如果说城市经济学主要着眼于城市的经济增长问题，那么城市经营是不是应该关注城市的“成长”问题；如果城市经济学着眼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那么城市经营是不是就应更多地关注城市的成长的质量呢。城市经济更多地要揭示在城市发展中的经济规律，因而主要是一种“实证”性的学科，而城市经营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在城市管理实践中提出的理念，因而是一种“规范”性的学问。同样的领域、城市经济学着重于“是什么”和“为什么”，城市经营则会更多地探讨“怎么办”。
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在飞速地前进的时代，恰如恩格斯笔下的文艺复兴时代“既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在这个高速城市化的时代，中国需要也产生着一批有胆有识、以城市的长远发展为已任的明星市委书记和市长。
据说拿破仑亲自指挥战斗的时候，同样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会增加一倍。军队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兵对统帅的信心。正象在战争年代我们需要一批决胜千里的统帅、在工业化中我们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在城市化中我们需要一批优秀的城市经营者。今天，人民群众对这种城市经营者的信任和自豪之情，不仅见闻于在大连、杭州这些位于沿海省份的大城市，既使在山高路远的县城乡镇，也时有所闻。2001年11月，我在鄂西、湘西山区考察的时候，路过湖北省恩施州的咸丰县，有感于这个深山中的县城在市容、卫生和商业业态方面不俗的表现，而向当地干部请教，回答异口同声：我们的县长如果在咸丰再干五年，将是全县人民的福气。是的：我们需要你们，杰出的城市经营者！
需要客观地说，所有城市经营论者所谈及的问题，又无一不是在财政、规划、国土、城管、环保等等领域中积累多年的老问题，城市经营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说法。思路决定出路，当所有的人都跟随统帅渴望胜利的时候，胜利就不远了。记得列宁曾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因此，宁做聪明的唯心主义者，不做愚蠢的唯物主义者。不怕走弯路，就怕不走路！
把这种感觉讲给编委会主任倪元辂先生、当年影响深远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迷》的总策划，他认城市经营是新的学科，探索的路还仅仅开始，但是要有一种实践的勇气。为本书定名为《城市经营的十大抉择》亦无不可。主编魏达志教授、策划娄荔女士和责任编辑杨五三先生亦深以为然。那么好，我就将这十大抉择一路讲下去，毕竟我国的城市经营者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谨向本书作者的妻子张瑾女士致谢。感谢她一路上对作者的支持，协助作者完成本书的计算机文字编辑工作，使本书得以有缘付梓同您见面。李津逵2001年11月23日
抉择之一：打造城市的梦想
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大众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往往影响现在的决策和行动。对一个城市来说，做出一个正确的战略定位，当然重要，但是对她的经营者和市民来说，有一个美好城市的梦想，更为重要！“聪明的唯心主义比起愚蠢的唯物主义来，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
市场的动力是预期，预期的依据是信心。所以市场竞争时代的城市，其竞争力的来源与其说是各种资源性的硬指标，不如说是它的经营者、它的市民和所有前往投资、旅游、观光、求职者对它的预期。
在股市上，当所有的人们都认为一支股票要涨的时候，那它的涨势就是必然的。而当所有的人们都认定一个城市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明星城市”的时候，资金、人才和机遇也就会滚滚而来、势不可挡，这个城市也就一定会真正成为明星城市。
古希腊雅典娜神庙镌刻了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几千年来人们都承认，认识自己最难。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塑造你自己”！对一个城市来说，拿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准确的把握，当然不易，但是对它的经营者来说，对它的市民来说，是否有一个想把自己的城市建成一个美好城市的梦想，更为重要！
经营城市有大忌是做“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恰恰相反，在千变万化的城市竞争风云中，要把握城市发展的机遇，创造城市发展的机遇，把我们的城市打造成为有资、有知、有志的人们圆梦的地方！
第一节 树立城市的自信心
成功是自信者的专利，同样，成功也仅仅垂青自信的城市。当一个城市上上下下都坚信自己的明天光辉灿烂的时候，这个城市毫无疑问将驶入起飞的跑道。
我们必须建立起城市的自信心，因为今天：一、全球的消费者正消费着全球城市WTO时代，作为消费者，我们既消费商品和企业，也在消费着全球各地的城市。当我们乘坐波音飞机，我们就在消费西雅图；当我们使用一台苹果计算机，我们就在消费硅谷。
工业是这样，第三产业也是这样。每天有天文数字的虚拟经济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城市之间流动，所有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消费着这些中心城市。
昨天，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看是否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产品，今天更多地要看有没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城市。昨天，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代表是企业，今天这个代表是城市。于是，全球的城市在这种消费中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放眼世界，人口和经济活动正继续向大城市集聚。引人注目的是：大城市的人口更多了：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数量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1993年，全世界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已达316个。比起1964到1980年的十几年，在1980年以来，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增加了2.35倍。而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则增加了6.37倍。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100个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1950年为210万人，到1995年已超过500万人；大城市的面积更大了：形成许多以大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城镇化地区的大城市地区；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城市化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数量增加、人口众多、面积惊人；出现了大城市群：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区连成一体，形成城市群。这种高度集中的态势和格局产生群集整体效应，致使城市功能十分强大。“城市群”的概念首先是由法国学者戈特曼于50年代在研究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客观上形成的城市群后提出的。在70年代，他又提出世界的城市带主要有6个：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城市群；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城市群；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城市群；从伦敦经伯明翰、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英格兰大城市群；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北部工业密集区的西北欧大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这些大城市群就是全世界消费者们的主要消费品。被全世界所消费才是今天的赢家。
这就是今天中国城市面对的世界背景。它很象20年前中国的家电产品在世界上遭遇的境地。但是20年中，中国的家用电器产品，通过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早已夺回了国内市场，并且向着世界市场高歌猛进。其中原因很值得城市经营者借鉴：第一是竞争；第二是品牌。
竞争多么好！我们的城市必须在全球城市的竞争中坚定信念，主动参与竞争，创造自己的名牌城市！
二、迎接中国城市化的英雄时代
未来二十年，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度将从农村搬进城市，中国已经进入纳瑟姆曲线上升的拐点，这首先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曙光：1、大都市迅速成长北京申奥成功、南京成功举办华商大会、广州成功举办九运会，中国的大都市在2001年先后亮相。曾几何时，上海已经把九十年代初全市誓师的悲壮扔到了太平洋。从经济实力、基础设施、要素集聚能力、国际化程度等发展趋势看，今天的上海在中国大陆最具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潜力，经过了近30年“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曲折道路，上海作为中国大陆首位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被重新认识，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上海以世人瞩目的速度和建设质量迅速跃升。世纪之交，一个财富论坛，一个APEC会议，使上海令世界刮目相看。按照10年来的速度和路径，上海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中，进一步提高在亚洲及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成长为国际性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成为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旗舰。
上海的重振雄风，是和他树立“共和国长子”的自信，从“精明不高明”中走出来分不开的。上海市的领导曾诚恳地对兄弟省市明确表示上海的自我心像：“经济中心的形成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周围地区的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因此，上海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与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唇齿相依。可以这么说，长江流域经济繁荣之日，就是上海经济振兴之时。而上海的振兴，必然带动长江三角洲更加繁荣。”
90年代，上海的城市定位是：从城市功能的角度看，可以是一个产业中心，也可以是一个消费中心，但从推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繁荣出发，上海更应该大力促进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的商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和组合，成为一个商品和生产要素大流通的中心。这样既不与兄弟省市争资源、争市场，又可以充分发挥大城市的综合功能，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服务。
1994年，上海提出开展新一轮横向经济联合，明确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指导思想，同兄弟省市共同探索开展国内协作的新途径和新形式。1996年，上海又提出经济工作要实现五个”同时“：即商品流通要在注重自身”万商云集的同时；积极促进长江沿岸城市及全国商贸的共同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要在注重内部战略性调整的同时；积极推动长江沿岸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要在注重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同时；加强枢纽功能的重大项目建设，资金融通要在注重吸纳的同时；增强向长江流域及全国各地的辐射，企业经营要在注重商品生产经营的同时；开展跨地区资产经营。（康燕，2001）如果按城市发战略的指标，这些信息是太粗放了。但其中透露出的长子神态，叫周边的城市也叫上海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
2、大城市群初具规模
从世界各大发达国家看，国民人口都走过了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分散的中小城市到大的中心城市、大城市群的集中过程。中国人口密度高，可利用国土面积并不充裕，中国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模式中离不开大城市圈的发展模式。
中国大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和辽中南地区已初见端倪，宜昌市市长孙志刚在他的《城市功能论》中一一列出：——长江三角洲以沪、宁、杭为核心的城市聚集区，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城市群（或城市带）。该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的14个市及所辖的71个县（市），上地总面积约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400万（1995年），分别占全国的1%和6.2%。该区域以上海为主要发展极和口岸，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为次要发展极，宁波、南通为次要口岸，宁一沪一杭一甬铁路为交通走廊贯通全区，大运河、长江航道及沪宁抗高速公路与铁路轴线多层平行，全区有近30个建制市和大量发达的小城镇。该区域近20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城市区域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间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联系日益加深，区域集聚、轴线发展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城市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带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珠江三角洲以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为核心的城市集聚区。香港、广州为主要发展极和主要口岸，广九铁路、九龙一深圳一广州一珠海高速公路组成发展走廊。就近依托香港、澳门是该区域发展的独特地理背景和最有利的条件。它面积虽小，但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属于最快的地区之一，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其总体实力可与长江三角洲匹敌。珠江三角洲的中山、惠州、佛山、东莞、南海、顺德、江门等中小城市发展也十分迅速，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聚集区或城市带之一。
——京津唐地区。这个地区城市群结构特点是以北京、天津两个超级大城市和大城市唐山呈三足鼎立之势，相互靠近、蔓延。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大港为出入港和对外口岸，它还包括廊坊等中小城市。
——辽中南地区。以沈阳、大连为中心，以大连为主要对外口岸，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铁岭等组成中国最密集的大城市聚集区。
除以上四大城市聚集区具有世界水平大城市群潜力外，已具雏形的中小城市群还有：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城市群和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京广十字交叉地带的城市群、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
但是，由于行政区划与城市群空间的不对称，中国目前各大潜在的城市群尚没有一个通过城市间的协调，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资源共享方面迈出实质的步伐。
最近湖南省宣布将突出发展长沙、株洲和湘潭3个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尽管上述三市比之长三角和珠三角来说，经济总量上有着相当的差距，且位于一省之内，但是湖南省的这一个宣言，就在创造着一个城市化的新预期！
3、明星小城镇星光灿烂
大城市不会孤立地发展，在大城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中小城市，带动它们的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城镇体系，发挥群体效益。这是小城镇发展最重要的依据。
90年代初，在“小城镇、大战略”这个一度成为我国城市化战略上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建制镇数目迅速扩张，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约5倍。由于我国辐员广阔、区域差异太大（例如西部地区许多建制镇人口不足1万，而深圳的布吉镇人口50万），单纯强调发展小城镇的战略在全国推行中普遍出现了诸如建成区达不到经济规模、人气不足、镇财政收不抵支等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把发展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当前小城镇发展的重点是县城和建制镇，集镇的数量在减少，建制镇数量也在规模扩大中适当减少，使少数基础条件较好，潜力较大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中地处大城市群中、条件好、潜力大的以主体交通和绿化带与中心城市连接，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大多数小城镇发展成为万人左右或以上，交通方便、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对农村经济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小城镇。
4、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充实提高
近两年，到全国各地出差的人们会不约而同的发现，各省的省会甚至是一些偏僻地方的县城，都在迅速地改变面貌。
国际上许多城市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证实，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其规模下限的城市人口数是10-15万人，如低于10-15万人的城市，其经济效益明显偏低。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5万人的城市，效益高出40%以上。
区域性中心城市一般是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占地少、集聚效益高。从全国1994年城市用地按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工业产值分析，中等城市是小城市的7倍，大城市是中等城市的1.6倍，特大城市又是大城市的6.4倍，因此，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走规模城市化道路成为各地不约而同的选择。
当前中国各省区都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充实提高本省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具体做法是，适度扩大现有中心城市规模，在城区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布局，发展功能性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区域性的经济、金融、信息、文化和科教中心。
5、西部经济中心城市在成长
近年来，我国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得到长足发展，如西安、兰州、西宁、成都、重庆、昆明……在西部大开发中担当起龙头作用。其实有学者已经提出，在美国的西部开发中，正是西部的城市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东部的一些小城镇在实力上都超过了西部的一些地州。比如青海只有一个地级市，其他都是县级市。这种格局中如果不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就缺乏经济的动力。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国低5%——6%，由于西部人口密度低、地广人稀，许多地区还没有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西部大开发中，与东部城市结构的选择当然不同。在不可能迅速长出城市群的时候，以城市为结点的网络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国家将按市场规律、以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在2010年前把中西部一些有基储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6、沿海城市高速发展
90年代中期，中国沿海省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一批海岸城市的财政收入超过了省会城市：大连超过了沈阳；青岛超过了济南；宁波超过了杭州；深圳超过了广州。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比起内陆城市来，海岸城市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全球竞争体现为全球各国城市的竞争。竞争的前沿是海岸城市。
海洋不仅是人类最大的贸易平台，也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源区域。每单位面积海洋可有3倍于同等面积土地的产出。近代以来全球战略都是围绕制海权展开的。德国地缘战略家豪斯浩弗说，一个大国要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以使其对陆域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
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10公里的沿海地区——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作出的估计；而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预测，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将有75%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海岸地带因其环境交换量大，人均生态占用少而成为最适宜人类大规模聚居的区域。全球所有国际性城市无一例外是海岸城市。
在中国，直到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现代海岸城市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上海浦东的崛起为标志，中国的海岸城市带正开始形成。然而中国沿海省份的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口的40%。中国距离一个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
90年代初，一大批沿海中小城市脱颖而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许多昔日一两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变成一二十万乃至四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山东的威海，江苏的张家港，广东的中山、佛山和珠海，浙江的湖州等，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星城市。这种人口吸纳能力是内地城镇无法想象的。这说明无论从环境容量还是就业机会，沿海城市都大有作为。
海岸城市的崛起不仅说明了海岸城市的自信，也透露出，中华民族在太平洋时代面前的自信。
三、关于城市的观念正在更新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就政府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意识也在更新，这对于实践中破除体制和政策障碍，营造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良好环境是难得的机遇。
1、积极推进城市化。
很长时间里，我国不鼓励城市化，限制大城市规模。如《城市规划法》规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主要是在观念上对城市化可能带来的诸种问题过度担心。担心粮食生产和供应紧张；担心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担心城镇住宅、教育、医疗、养老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担心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城市脖；担心农民进城与城镇职工争饭碗等。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已具备加快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城镇化已明确提上日程，20年来，我国城市化与其它经济领域一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1997年，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30%；城市由193个增至668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18000个。而浦东的开放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在沿海开放城市及内陆省会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实际上都属扩展大城市规模的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地提出推进城镇化，这是又一次对思想对生产力的解放。
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
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3亿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到58%左右。
高速的城市化的表现将是：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大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同时中小城市数量会迅速扩张。目前，我国城市数目太少。有学者计算，日本的城市国土密度为55座/万平方公里，而我国仅为0.7座/万平方公里。要使我国城市国土密度达到日本现在一半的水平，就要增加21000多座城市。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大约19000个城镇都发展为城市，也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
可见适应城市化进程要求的城市化战略，将为我国的大城市和众多的中小城镇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2、发挥城市的市场中心功能“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指导城市经济。有学者指出，发生在80年代初上海工业经济滑坡的背后，实际上是上海丧失了城市经济的集聚优势。
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上海以大约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1/6的财政收入和1/10的工业产值。上海全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年是全国平均值的1.3倍，1978年跃升为全国平均值的2.4倍。在专家看来，这首先是得益于3O年代上海的“第二乘数效应”。30年代经济繁荣期形成的全国最为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为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发展带来了畸高的工业投资效益。但在随后的年代里，上海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仅为3.6%，除了几个工业卫星城以外，主要是在市中心插进去近200家工厂，“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费用极小，由此产生的投入产出高效益，是同期国内工业建设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正是非常规的工业高效益支撑了非常规的上海财政上缴中央比重。据测算，年均上缴额高达上海财政收入的87%。进入80年代，上海除了财政上缴任务居高难下之外，城市“第二乘数效应”已经耗尽，出现了基础设施滞后导致投资效益骤减、价格转移效益呈逆反趋势、规模经济效益大面积塌方。（康燕，200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上海，全国都在强调城市是工业基地，是生产性的，不是消费性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等观点，忽视城市的多功能发展，特别是忽视城市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导致我国众多城市在流通、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很不完善。城市只是为了组织生产才组织消费，因此我国城市功能优化的重点应是市场中心功能的复位和重建。
我们需要对城市进行城市化。
这就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在城市生产、贸易、流通、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增长中，提高加工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水平，发挥城市的集聚、扩散功能。
城市功能的发展都是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从低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过程，呈叠加性发展趋势。原来没有的功能产生并发展起来，原来已有的功能得到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使得现代城市成为多功能的集合体。在城市多功能结构中，市场中心功能将随着城市能级的提高，取代制造中心功能而成为核心功能。
目前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少量超大城市处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城市产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化、转型和深刻的调整、创新阶段，产业发展有很多创新点，而其他城市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我国城市应抓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找准突破口，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只有这样，市场中心功能在城市诸功能中的核心地位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
为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专家们提出：一要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7300亿元，人均GDP总值达到5.4万元；二要增强是综合服务功能，成为全国的资本运作中心和资金营运中心；三要改善综合发展环境，成为国内外适宜发展创业和生活居住的城市；四要增强综合创新能力，构建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综合创新体系；五要提高综合管理水平，走出城市现代化管理的新路；六要提高市民综合素质，接受教育程度、人均期望寿命、外语运用能力等都有提高。
一句话，要提高上海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
四、大变革中为城市创造新机遇
在大变革到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兴地接受变化，迅速地从变化中创造机遇，坚定地前进。不怕走弯路，只怕不走路！不必等待精确地瞄准了目标，只要大方向不错，就坚定地发射，然后通过不断制导，达致目标！
新经济正大刀阔斧地改造着美国的城市格局。硅谷等技术中心城市日益茁壮成长，底特律等老牌工业城市渐失往日光辉。
硅谷等之所以能获得比其他美国城市更为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其所具备的能满足新经济时代技术人员不同需求的条件。硅谷等的崛起，还在于它们成功地凭借着对大城市的依托，补充了自身文化生活的不足。
每当新技术的十字路口，都是城市竞争重新洗牌的时机。辽宁省开原老城，在外国修建中长铁路时，计划通过该城，但由于片面迷信地运，恐铁路破坏地运而造成铁路弯转避开老城，火车站也只好改到大清河南，结果河南形成新城，即现在的开原城。老城近旁新城兴起，老城日渐式微，后悔莫及。河北石家庄市原是正定县的一个小村，1900年仅有800多人。1904年京汉铁路修至正定县时，因怕破坏正定县的风水，将车站南迁到石家庄。此后，石德、石太线在这里与京汉线相交，石家庄一跃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现在已是人口百万以上的河北省省会城市，而正定县仍是一个人口几万的小城。
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就是在竞争中发展成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百年前它的竞争对手是塔科马。
西雅图于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小型木材加工镇，到1870年，居民为1107人。北太平洋铁路向西铺设时，西雅固领导人为促成铁路铺向该市，主动向该铁路公司提供土地、码头、滨水区等方面特权，以及25万美元的现金作为铺设铁路到该市的条件，不料竟遭拒绝。1873年，该铁路公司把距西雅图以南24英里的微不足道的居民点塔科马定为终点站所在地，以便独享地产业的收益。
面对这种局面，西雅图人并未气馁。他们宣称：“我们可以自己组建公司，修筑铁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西雅图市民干脆自己动手。1874年5月1日，西雅图市民全体出动，开始修筑铁路，场面极为壮观。1878年4月，该铁路修到沃拉沃拉附近的纽卡斯尔矿区，该地煤田得以迅速开发，为西雅图新生的工业提供了较充足的燃料来源，便利了它的发展。80年代，西雅图的人口由3533人增长到42837人，已成为规模可观的较大城市。有鉴于此，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一改初衷，1883年将北太平洋铁路由塔科马延伸到西雅图。1893年，大北铁路公司又将终点站设在西雅图，使它的地立更加巩固，被誉之为“太平洋沿岸的利物浦”。
王旭在《美国城市史》中讲述这段故事后，特别提出，西雅图的成功，在于它的市民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正是这种“西亚图精神”使它在众多西部新兴城镇中独具魅力。
80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大量的乡镇企业上家电项目的时候，就有许多好心人耽心会不会造成“重复建设”，今天，珠江西岸不仅是国内最大的家电基地之一，在全世界也是数得上的制冷工业走廊。“重复建设”在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国家计划。可是硅谷是谁计划出来的呢？西雅图是谁计划出来的呢？又有谁在20年前把中国的哪个地区计划成世界家电制造基地呢？所以有人感慨：什么叫“重复建设”？在市场中被淘汰的就是“重复建设”！
世纪之初人们发现，在广东的深圳和南海，在新经济时代里把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社会的信息化，在新一轮变革面前为自己创造了发展的机遇。
第二节 在大城市群中借势成长
世界进入城市间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可以表述为世界城市间竞争力转化的历史。今天，全球的城市从国际性城市、全国性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有许多小的县城和集镇，无一例外地都处在竞争之中。
加入到一个大城市群的分工协作，就是加入了城市竞争的专业队，加入长江三角洲或是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就是加入了国家队！
珠江三角洲的市长们都是“市场中长大的市长”。市长要识市场的“水性”，才能驾好城市之船在竞争中冲浪。
一、瞄准龙头定战略
过去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多是从本地资源入手。今天由于运输半径的变化，资源的位置已经大不同：一个地方的资源，完全可以视作其邻市和邻省的资源。
国际市场的资源，完全可以视作中国沿海的资源。
那么，今天一个城市的战略依据什么？是这个城市所处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假如这个城市距离上海、北京或是广州100公里，那么沪、京、穗就是它制定战略的首要的依据。
找到了龙头，就有了感觉。
城市的活力，在于个性。城市都是经济社会集合体，但在功能上不能是一个模式，特别是同一群体中的各城市，功能上更不能搞相同的“大而全”、“小而全”。目前，位于各大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小城市、瞄准龙头，做它的“外加工中心”、“后花园”、“卫星城”，就是这种战略。因为，并非每一个城市都有发展成为超大城市的可能。城市化的道路是要通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来实现的。其中每一个城市的“最佳规模”和“最优功能”都是就所处的城市带而言的。
对于众多中国城市来说，城市定位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所处的大城市群为中心，必须跳出城市本身来规划城市，将城市融入所处的大城市群的分工体系。大城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中小城市，带动它们的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城镇体系，发挥群体效益，这对所有位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条件。
1、镇江：接轨国际先接轨上海
新一届镇江市委市政府班子，半年中两度到上海进行合作探讨和交流。镇江人说，镇江不同苏州、无锡比大小，主要比特色，镇江要建成一个清新秀丽而又充满灵气的城市在IT、生物工程等行业上要跟上上海。镇江市委书记张卫国说：“我们始终坚信一条：与国际接轨，首先要跟上海接轨！尽管镇江已处于接受上海辐射最佳的100公里半径的‘边缘’，但高速公路、信息网络已使两地的时空关系大为改观，我们将借助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运输中心的优势和外国驻沪机构、商社、公司众多的特点，进一步寻求合作机遇，谋求共同发展！”
江苏省镇江市与上海在经济上互补性极强，早在80年代中后期，镇江就已成为上海的加工配套基地，上海的中、低压开关大多由“电器岛”扬中市提供；上海生产整车、整件，镇江提供大批零部件；为与上海接轨，镇江还鼓励大批企业将技术研发部、销售部设在上海。张卫国说：“上海这个龙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紧密联系、依托的”。他希望“龙头”在引进外资上、在发展高新技术上、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上，“成为镇江与国际接轨的桥梁”。
2、浙江：跨海大桥接通沪浙“4.5小时经济圈”沪杭高速铁路和杭州湾跨海大桥目前正在筹建中，如果建成通车，沪浙之间4.5小时经济圈的形成将指日可待。
根据我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到2010年，浙江将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镇。
浙江是国内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城市体系欠完善，大中城市发育不足，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浙江为此出台这项规划，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加速城市化。
根据规划，新世纪初浙江将呈现崭新的城镇格局：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的3个区域将形成大都市区，杭州将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的中心城市，宁波将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贸易口岸和工业基地，温州将成为浙南的中心城市。
沿沪杭甬交通走廊，杭州湾两岸将形成“V”型城镇连绵区；以104国道和沿海高速公路为骨架，温州、台州附近将形成I型城镇连绵区。
以金华为节点，沿浙赣铁路和金温铁路将形成点轴状城镇发展区。浙南、浙西北、浙东及舟山群岛上将按点状发展城镇。
浙江在城镇体系规划中，特别关注时空距离：到2010年，杭、甬、温三个都市区内将形成“半小时经济圈”；杭州湾V“型和温台”I“型城镇连绵区，一般节点城镇之间的时空距离不超过1.5个小时；而省会杭州到浙江各城镇的”4小时经济圈，到2005年就将形成。
3、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
我国城市从发展路径来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由城兴市，如北京、西安、一种是由市兴城，如天津、上海。前者之间是行政网络相连。后者则是市场的网络相连。
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市、镇都是由市场的发展带出的城市。那里的市长们都是“市场中长大的市长”。这些城市的生机活力很具启发性。市长要识市场的“水性”，才能驾好城市之船在城市竞争中冲浪。
近年来一直关注“大城市圈理论”的周牧之博士，与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组成了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开发调查团，把辽宁海城、江苏作为城市化试点，分别对当地的地域综合计划、城市开发政策、环境管理计划、综合交通计划等进行考察和研究。
研究中发现，海城、锡山、张家港等9个中小城市虽然都属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但只有顺德市充分利用了周边城市广州的优势，就拿招商来说，顺德人一提就是当地离广州多远，这就避免了经济运营上的分疆而制。其实，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
4、向发展轴靠拢
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扩展顺序，是由“点”到“线”到“面”，当城市发展向“线”两边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时城市“带”就出现了。当城市之间的联系需求大于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需求时，城市间相互吸引的作用就会导致城市群出现。
中国的中小城市，处在不同经济区域中，其发展的条件不同：在鄂、陕、川、渝，首位城市突出（武汉、西安、重庆、成都）。二级城市发育不够，且相对分散，其比较薄弱的经济影响力，难以对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些省区的中小城市，首要的是向发展轴靠拢。
而在湘、蒙、豫、闽、赣、皖等省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首位城市不突出，中小城市较多，且相对分布均匀，二级中心城市如合肥、芜湖、南昌、郑州、柳州、南宁等市自身经济实力尚比较薄弱，导致整个城镇体系的等级水平比较低，加之长期缺乏明确的空间发展轴线，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这些省区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处在这些省区的中小城市，应密切注意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级开发轴线，和重点突出发展的一两个二级中心城市，把握机遇承接其辐射力，主动进入城市区域经济协作区。
二、张扬个性打品牌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顾客？
这是竞争时代里，每一个城市须回答的问题，它实际在问：我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我凭什么让跨国公司、各地企业来本城落户？我凭什么让游客选择本城来观光度假？我的差异化竞争策略是什么？
1、昆山：按国际惯例营造“仿真”环境充分利用和发挥区位优势，抢抓机遇，江苏省的明星城市昆山，在营造“仿真环境”上打出了知度，使“外向带动战略”从梦想变成了现实。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吸引外资，除政府变管理为服务，实行“招商”、“安商”、“富商”、“亲商”等政策外，良好的“硬件”环境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发区开办之后，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近20亿元，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硬件”服务。硬件环境包括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目前区内基本实现了包括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通邮、排污、土地平整等在内的“七通一平”。设立了通关点和江苏省第一个陆路二类口岸，近年又设立了出口加工园和留学生创业园，新建了软件创业衔。另外，为适应外商生活需要，还兴建了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外商公寓等生活设施。正是由于昆山市政府和开发区能以美化环境为基础，以优化服务为中心，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努力营造“仿真”环境，在激烈的竞争中，创造出特色鲜明的招商引资新优势。到1999年底累计引进合同外资36亿美元，实际到帐外资20.5亿美元，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达120多家。
2、顺德：不求体系但求支柱
顺德的“两家一花”占顺德经济总量80%，这是顺德的一个特色。“两家一花”是说家用电器、家具和家具开发相关产业，包括木工机械和精细化工，还有花卉。顺德市委书记、市长冯润胜说：别的地方总是企图要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们感觉这个提法不准确。作为一个国家可以这样提，但作为一个小地方就不好了。从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就明确了工业立市的思路，走的是一条以工业为主，根据自身的条件，大搞轻工产品，特别是家用电器的道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有家就有电，有家就要用家用电器。顺德的支柱产业比较明显，其它地方就没有我们这么清楚的战略思考。
从战略来看，顺德不能为了追求时髦的行业而丢掉今天的优势产业。全国各地都搞大学城，都搞软件产业，那是不现实的。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利用和支撑大学城和软件产业。现在搞太多没有实用性的东西，是在交学费。IT行业是未来产业，是好东西，顺德的思路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好东西。顺德的发展战略调整重要的是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个就是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来提升主导产业，尤其是家电业。
顺德市要围绕具有相当优势的家用电器、信息技术、化工涂料、机械制造、家具生产与贸易、花卉种植等六大支柱产业，迅速设立家电研究中心、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涂料研究中心、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家具研究中心、花卉研究中心等。这是战略的第一步。
第二要发展信息产业的制造业。
信息产业的制造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撑点，现在它的比例正逐步上升，已有100多亿的规模，是顺德增长最快的一个产业，预计今年要达到200个亿。
第三个方面就是发展社会信息化建设。
顺德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率，扩大家庭上网，建立综合信息平台等等，并逐步通过资源共享方式来加快信息化的普及，现代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
3、青岛：面向未来树优势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定位，一个好的城市似乎也应有自己的品牌。曾任青岛市市长的王家瑞认为：青岛是中国沿海开放城市，这里有着秀丽的风光，宜人的海洋性气候，有崂山，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美丽建筑，是闻名海内外的旅游和避暑胜地，所以有人讲青岛是一个旅游城市。历史上，青岛曾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老工业城市，所以有人称青岛为纺织城。青岛啤酒声名远扬，说它是国际啤酒城也可以。另外，青岛家电在全国迅速崛起，海尔、海信、澳柯玛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也有人讲青岛是家电城。
城市的定位可以是多方面的，但要综合考虑到它的地理优势、历史沿革、发展潜能，看看它的过去，评论它的现在，更要看到它的将来，这个将来是在过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这个意义说，王家瑞认为，海洋优势是青岛最大的优势。不单单是海水养殖、海洋生物，还包括港口。青岛港口1997年吞吐量达到6943万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3.3万箱，位居全国第二。通过海洋向世界辐射带动青岛的对外贸易，促进青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上面讲到的青岛的海洋科研力量，如何将海洋科研转化发展为海洋产业，至关重要。所以我将青岛定位在海洋科研城。既是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城市，还是一个海洋科技城，这就是青岛的品牌形象。
4、宜昌：“大打三峡牌”
解放前，宜昌作为长江水路转运中心，港口的物资客流集散作用是其主导功能，大约有近10万码头工人；解放后，随着长江三峡航道条件的改善，其转运中心功能逐渐丧失，开始主要发展工业及地方性中心服务功能；80年代随着葛洲坝水电工程的建设，水电工业成为其主导经济部门；90年代三峡工程的上马，使其水电中心功能更进一步强化；同时，80年代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三峡作为中国旅游的最大热点，使旅游业也成为其主导经济部门。
随着三峡大坝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主导功能还要发生变化。宜昌市不仅会成为国际知名的“水电之都”、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而且还会成为区域性金融。贸易中心。因此，宜昌市政府在制定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要“大打三峡牌”，充分利用三峡工程建设的有利时机，围绕突出水电中心的主导功能，全面加快宜昌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
三、竞争中谋求“双赢”
1、合则两利
美国纽约港和新泽西港原来分属两州，因过度竞争导致两败俱伤。从1921年起，两州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港务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促使两港合理分工，有序开发，成为世界上少数著名的港口群之一。“荷兰的鹿特丹成为德国的大海港”，也是成功的例子。德国人完全可以把汉堡作为主要港口，只要挖一条运河与莱茵河相通即可，但聪明的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会使他们的发展受到不良交通系统的限制。鹿特丹与香港、新加坡齐名，是世界级大港。德国人理智的选择，不但充分利用了鹿特丹的大港优势，还从容地加快了自身的发展。
有专家指出，日美有行政区，但没有类似中国的行政经济区。无庸讳言，跨行政区域协调必然要涉及敏感的经济利益问题。采用市场化办法协调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发生在浙江省的国内第一笔成交的水权交易，就是一个城市间以市场方式协调的例子。义乌市耗资2亿元，向毗邻的东阳市购买约5000万立方米清洁水源的永久使用权。义乌市市区常住人口达35万，未来10年，该城有可能发展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水，成为了做大“中国小商品城”的头号瓶颈。而东阳市的人均水资源比义乌市多出88%，仅一个横锦水库就相当于义乌市山塘水库总库容的1.86倍，而且水质优良。2000年11月24日，两市正式签订了协议。对涉及跨行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商定如下：从横锦水库到义乌市引水管道工程由义乌市规划设计和投资建设，其中东阳市境内段引水工程的政策处理和管道工程施工由东阳市负责，费用则由义乌市承担。义乌和东阳两市解决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实现了“双赢”。
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中，城市间“市场运作”要考虑到：一是本着“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以契约方式确定有关各方的权益义务；二是政府投入均应委托给政府投资公司，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均按法人制度要求运作；三是注意吸引社会各类投资主体进入；四是加大银行贷款、股票、债券等市场化融资比重。通过城市间的协调，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
2、学会合作
今天的城市之间，不仅平级城市，而且在上下级城市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关系，常见在不同的城市、城区之间争税源、争项目；推包袱、推责任。经济学家张仲梁曾以经济学中“囚徒困境”对比城市之间的关系。经济学认为通过反复的博奕，人们将学会相互合作、互不背叛，实现双赢。在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也是这样，不要嫉妒；不要先背叛；不耍小聪明；当然遇到对方先“背叛”的时候要一报还一报。在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在于营造出差别化的核心竞争力。
四、大城市群要争团体冠军
行政经济区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而经济区往往跨越几个行政区。苏州无锡与上海之间的经济联系大于与南京之间的联系，作为经济区的江苏其中心在上海还是在南京？而拥有两个直辖市的环渤海经济区，发展不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京津之间没有达致协调是否也是重要原因呢？
中国的大城市群要在全球竞争中夺团体冠军，就一定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
1、离开大城市，谈不上“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在“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思想指导下，我国中小城市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单打冠军，但由于在城市群中缺乏协调，难以产生团体冠军。于晓明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几个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建设部俞正声部长在一次会议中提到广东的佛山和南海“两个市的界限就是一块牌子，但规划是各搞各的”。像这样两个甚至几个城市连在一起，界限就是一块牌子而规划却各搞各的情况，在珠江三角洲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将广州作为一个应积极发展的特大城市而把它周围的中小城市作为它的卫星城，把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城市经济圈来规划建设好呢？还是把广州看作一个“必须严格控制其规模的大城市”，让它挣扎局限于固有的规模，而任由它周围的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好呢？从单个的城市讲广州周围这些中小城市的发展都是合理的，但从这些彼此相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各搞一套重复低效建设的情况看，这其中又有哪一个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合理的呢？
在一个经济区内的中小城市在城市发展上各自为政，个个都“合理发展”，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既功能不全又造成浪费。以山东、广东这两个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为例，仅机场建设一项造成的重复建设低效使用就让人瞠目。建设部俞正声部长指出，如果区域规划不加强，城市的分工，土地的保护和重复建设问题就很难解决，就说山东半岛的机场，威海有机场，烟台有机场，青岛有机场，潍坊有机常如果以莱阳为中心，方圆150公里全都有机常港口问题同样如此。珠江三角洲建了六七个机场，不仅大量资金积压，而且利用率也很低。尽管如此，仍有几个城市在筹建新机常更不要说全国范围内，各中小城市各自强调自己的合理发展，一哄而起搞开发区。
2、在城市群规划中彻底杜绝“阎锡山”遗风。
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合理布局，有赖于建立一种推动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的机制。这种机制如要获得成功，根本之点又在于必须遵循“双赢”或“多赢”的原则。在我国，本应通盘考虑的跨行政区域的基础设施，各省市区都在那里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的例子屡见不鲜。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行动上，彻底杜绝“阎锡山”窄轨铁路式的“土围子”遗风——浙江省计委副主任刘亭如是说。他认为，整个长江流域成为一个研究的基本单元固然可以，但区域经济关联度更大、需要紧密地加以联系考虑的是我国经济核心区即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即苏南、上海和浙北共14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城市带。在可以预期的不远未来，这一地区将和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一道，成为中国大陆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圈或现代都市群。在这一地区率先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跨区域基础设施的规划协调机制，将会对全国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国际化的大都市，应积极牵头开展对长江三角洲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协调工作。成立政府间的混合委员会也好，设立有政府背景的高层次论坛也好，甚至建立政府综合部门层次的联席会议加上政府主要领导碰头会议也好，总之，要推出一个载体，一种组织形式，使相关地方的政府及部门的同志能够定期坐在一起，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充分的交流和讨论。能达成共同共识的主通过纪要等形式固定下来，一时达不成共识的也不要急，可以继续沟通，在沟通中增进乃至最终达成共识。最糟糕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地方间既缺乏参与规划协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国家有关部门又没有领导和撮合各地方走到一起的责任心和现实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关起门来自成体系、分散孤立地搞建设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这不仅对于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而且作为先导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其非理性的规划布局将会对该地区未来的长远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呼吁下，中央政府和上海市能顺势应时，适时把这件事摆上工作日程。
今天，当上海市规划将在宁波北仑港之外的大小洋山再建集装箱枢纽港的时候，刘亭的上述建议显得更加紧迫。
3、建立城市功能分工体系
在我国各大城市群中，作为城市化工作重心的首要环节，即城市分工体系，至今尚未展开。浙江省体改委体改研究所所长颜春友提出，目前浙江热烈开展的城市化战略研讨，也还只是停留在大中城市的优先序列上，而尚未就全省范围内的城市功能分工体系和组合效应深入探讨，说明推进城市化的准备工作尚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抓城市化，容易产生盲目性，误以为加快城化就是加快企业往里移，农民往里进，而不知城市化的质量体现在功能的集聚与辐射上。这里，从决策角度看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讲城市的科学规划就是指单个城市的建设框架规划和定点规划，而忽视了城市的功能分工体系才是城市规划的龙头和总依据。这后一项规划工作所要求的人才、知识结构与前一项规划工作所要求的很不相同，不宜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这后一项规划工作需要像北大的城市与环境学系、浙大的区域与城市科学系这样的队伍参与，多学科协作。还有一点必须予以强调：城市的功能分工，有的因已形成特色优势，能较准确把握；有的因尚处初期发育阶段，特色很不明显，尤其是因工业化水平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不少城市间产业结构雷同现象相当突出，使得如何经调整、重组、培育体现特色分工难以判定。由此可见，城市化是一个长过程，城市的功能分工体系规划也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跟踪工作。
第三节 创造机遇，创造条件
据说亚历山大在一次战斗胜利之后，有人问他，是否等待机会来临，再去进攻另一个城市，亚历山大听了这话竟大发雷霆，他说：“机会？机会是要靠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机遇是亚历山大之所以成为亚历山大的原因，创造机遇也正是明星城市与众不同的原因。
一、深圳：抓住机遇，实施跨越战略
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时候，经济发展的条件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也不同于五十年代中国工业起步的时候。运输半径的不同、国际市场的贴近，使深圳事实上不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而资金信息与人才进出的畅通，为深圳发展高技术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家没有计划项目，使深圳只能更多地依靠市场，实施跨越战略。
深圳市几届政府，在这种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下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八五”计划中，深圳市明确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九五”计划又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基地”的目标。
实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深圳并不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做法，由财政力量亲力亲为，政府的角色主要在于创造一个适合于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的综合投资环境。
一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1998年初，市政府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在研究开发、投资担保、土地使用、人才引进、税收优惠、技术入股、招工调干、人员出国等各方面，都给予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支持。
二是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除充分发挥市区财政拨款的科技三项经费外，为了解决高新技术企业或民办科技企业申请金融贷款的担保问题，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对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高科技项目，进行投资担保和参股经营。
三是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深圳经济特区充分利用了全国人大授予的地方立法权的优势，在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为高新技术企业保驾护航。
四是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深圳的人才大市场在全国都有影响，深圳吸引国内外科技人才来深创业，积极推广员工持股、股份合作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允许科技人才可以以专利、项目和技术入股，提高其创业积极性；市有关部门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所需人员在调干调工、毕业生分配、入户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五是创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不断加强供水、供电、通讯、海港、机尝铁路、公路、口岸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城市功能。培育如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华强北电子街等商业环境，注重城市生态保护，美化城市风貌，为企业和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六是创造良好的科技成果交易环境。深圳于1999年10月起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每年举行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国内大院大所有产业化前景的科研成果汇集深圳，全国的高新区、开发区和一大批有技术需求的企业通过交易会，寻求他们所需的技术。
正是这种市场经济下支柱产业的确定、战略的制定、环境的营造，深圳赢得了时间，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做出了不俗的成就。
二、大连：城市规模：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有记者问前大连市长：在大连做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你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薄熙来说，“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在我刚做市长的时候，当时不少城市都有一个大发展的愿望，把自己定位于国际性的大都市。但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受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的，不是自己想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一定能实现。事实上，一个特别大的城市，并不一定是特别有魅力、有吸引力的城市。《红楼梦》里讲，“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大的城市管理起来非常困难，市民活动也不方便。人的精力和行政机关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管得太宽、面太大，就容易粗放。人胖了要减肥，城市大了就负担重。一些世界名城，如悉尼、温哥华、亚特兰大、巴塞罗那，市民喜欢，游客向往，虽然不大，但有名、有钱，还很能赚钱。一个城市不怕不大，就怕平庸。大连是个年轻的城市，只有100年的历史，又是个滨海城市，应该表现出蓬勃的朝气，不仅用足球和时装，还要用鲜花、绿地、广尝喷泉来表现城市的朝气。
与那些特大的都市相比，大连只是个小弟弟，但我们可以做个干净、漂亮的小弟弟，人见人爱的小弟弟，这就足够了。“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是我们建设城市的理念，在大连家喻户晓。大连虽然不很大，但可以成为一个空气清洁的城市，适合人居的城市，企业挣钱的城市，温馨友爱的城市，交通便捷而且不塞车的城市。1995年我们曾提出，要限制城市的建设规模，提高建筑水准；限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重在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扩张。如果盲目求大，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越来越麻烦。
一个城市能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大思路非常重要。如果大决策比较正确，城市发展就会越来越顺；而领导者指导思想的偏差，将带来城市的悲剧。
一个城市要走上低风险、高效益的道路，必须研究清楚城市自身的特点，从而对城市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和规划。大连是临海的港口城市，是东北、辽宁的窗口，又是丘陵起伏的山城和严重缺水的城市，如果不把临港的产业以及相配套的商贸、金融、旅游、会展等产业做大，就会辜负老天爷对我们的恩赐；反之，盲目发展占地大、耗水大的产业，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三、南海：在新经济中创造新的机遇
2001年11月11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南海市信息化建设。
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南海市，是我国传统陶瓷业、近代纺织业的发祥地之一。近年来，这个市作出了以信息化推动现代化的决策，并以应用为重点，在国内同级城市中率先全面启动信息化建设工程。通过几年的努力，南海市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党政机关工作效率，促进了广大市民素质的提高。
江泽民在考察中听取了南海市委书记邓耀华的汇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南海市电子政务应用系统、人民法院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国土管理信息系统、党内基本信息系统以及镇财政结算中心管理系统、农村管理信息系统等软件演示。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经济建设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抓机遇、打基础阶段，形成了以“三大产业齐发展，六个层次经济成份一齐上”为特征的多层次、多元化经济发展模式。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前期抓改革、促发展阶段，形成了以规模型、混合型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时期，南海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形成了纺织、陶瓷、铝型材、家电、皮革等在国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大行业。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后期抓科技、促飞跃阶段，市委、市政府围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了以信息化、全球化、社会化、法制化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环境经济和知识经济，南海经济整体素质和实力进一步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南海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过渡，从而探索出一条传统经济与知识经济相融、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南海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早的原因就在于，能够较早地认识到信息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对传统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199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以信息化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以来，南海信息化建设也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1996年建成全市统一的计算机信息交换平台，联结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立足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以1998年启动南海信息产业基地建设并提出创建“信息市”为标志，立足于经济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第三阶段以1999年初提出全方位推广应用为标志，立足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全面信息化建设。
南海的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由技术支撑、环境营造到现实生产力转化再到全社会信息化的不断丰富和提高的发展历程。现在，全面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南海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核心。
四、杭州：走以城建城之路
这些年来，杭州市民对政府信心大增，这使得杭州市城市发展战略之梦在百姓中得到认同。市民对城市的信心来自政府的决心。杭州自古以人间天堂著称，但是城市中违章建筑问题积重难返，是关系城市发展、城市信心的命门所在，群众反映强烈的时候，就是大刀阔斧的机遇！
杭州认真查处党员干部违建行为的力度，在全国数得上。每次都将处理结果张榜公布，取信于民。对难点重点问题，政府逐一研究、倒排时间表、落实清理拆除责任人，我听到有淅江的朋友以“连某某人亲戚的违建都给拆了”，来表达对杭州市政府的认可，说明政府的举措确已使民心为之一振。而市领导在记者来信中批示紧急保护河坊街及其附近地区，“刀下留城”的佳话，对于保护古城文脉是不是胜过一打纲领呢？
杭州市近年来在实践中提出了城市经营战略，就是以城市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目标，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中的土地资本以及道路、桥梁等人力作用资本和路、桥冠名权等相关延伸资本实行重组、营运，改变原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府对市政设施只建设、不经营，只投入、不收益的状况，走以城建城之路。
土地是城市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经营首先必须搞好城市国有土地资本运营。所谓城市国有土地资本运营，就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城市经营战略，政府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用经营手段运作土地资本，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土地资本效益的最大化。
杭州市围绕城市经营战略，在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强城市国有土地资本运营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实行土地公开招标拍卖出让就是一项重要措施。自1999年4月以来，全市以土地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累计推出土地29幅，面积659亩，收取土地出让金23.4亿元人民币，比原先拟按协议方式出让的金额高出8.4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2000年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上，杭州市共推出土地5幅，面积235亩，累计成交额6.97亿元人民币，扣除土地开发补偿费，净收益为3.74亿元人民币。
一个公正高效有战略眼光的政府，就象一个英明果敢的统帅，同样的军队在这种统帅的指挥下，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战斗力。
第四节 为优秀人才营造圆梦的地方
硅谷光谷，无非梦之谷。
当一个城市被年轻人认定为是圆梦的地方，它就一定是一个人才高地。因此，要经营人才高地。就是为优秀人才营造圆梦的地方。
一、上海：抢筑国际人才高地，
现在有一个概念使用频率很高：“人才高地”，追根溯源，这个概念是六年前上海提出的。
1994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人才高地”的概念。此后，这个概念在全国各大城市被广泛应用。现在已经成为全国许多地方的发展战略。而当新世纪到来，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提出建人才高地。
上海对人才高地应有之“高”作了五方面的概括：人才分布的高密度、人才素质的高水准、人才结构的高对应、人才流动的高活力、人才产出的高效益，五高合为一，谓之“人才高地”。
在中国，上海因其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名列前茅的劳动生产率。但与国外大都市比，上海的劳动生产率还有很大的差距，以人均GDP计，上海为4100美元，纽约为37958美元，东京为35474美元，新加坡也有24976美元。
上海的人才高地目标是，在2005年要建成亚洲的人才资源高地和全国人才集聚中心，人才总量达到137万。2015年上海要基本形成世界人才资源高地，人才总量达到198万，从而把人口优势变为人才资源优势。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上海提出了自己的六大战略。
战略之一——人才国际化。也就是说人才要在世界范围内配置，人才要在国际间流动和跨国使用。近期，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才构成国际化，要适当提高外籍人口的比例，力争2005年达到3%——5%，2015年达到7%——10%；人才素质国际化，上海人应当成为“国际人”；人才活动空间国际化，科学无国界，人才资源应是全球共有的资源。
战略之二——人力资本提升。目前国际上把资本分成三部分：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和土地资本，而且公认的这三部分的比例中，人力资本份额最高，占到60%。人力资本住新世纪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
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靠教育。上海要实行人力资本的超前投资，到2005年教育投资占GDP比例提高到5%左右，2015年达到7%。在基础教育上试行12年义务教育，“十五”期间上海新增就业人平均文化水平要达到14年（大专），高教入学率达到55%以上。
战略之三——人才资源集聚和辐射。人才的集聚和辐射要靠市场配置，建立市场机制，突破户籍、国籍等政策难点，形成“柔性流动”机制，真正做到“户口不迁、编制不转、智力流动、来去自由”，“只管一段，不管一生”，从而加大吸引力度，营造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进出自由（包括择业自由，迁徙自由，出入国境自由）的创业环境，把外国专家、外省市知识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引进上海，战略之四——人才结构优化。上海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将继续实施“三二一”产业排序。人才结构也必须照此调整，同时要通过加快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有利于推动优秀人才进入企业的机制。
战略之五——人才价值实现。在国内最难的可能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尤其是经营者的参与要素分配，上海决心在进一步推进经营者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积极探索经营者年薪制、期权股份制、特殊劳动贡献分红等多种要素分配形式。在科研人员分配方面，全面推行期权、期股制度，试行科研成果转化后，发明人限期按比例分享利润制度，以及科研成果转让、发明人按比例提成等具体操作办法。
还要逐步建立市场工资机制，行政不再干涉市场用人主体的工资分配方式。人才的价值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工资报酬按市场机制调节。建立以业绩为取向的分配机制，并鼓励科技人员兼职兼薪。
战略之六——人事改革领先。今后；上海的人才资源开发要取得在全国领先地位，必须扫除影响人才积极性的体制障碍。
二、杭州：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
杭州市从五个方面展开人力资本密集发展战略：1、引进潜在的人力资源杭州市目前正在推行大学城计划。按照大学城建设规划，将在下沙的12平方公里，滨江区的8平方公里，小和山的8平方公里包括萧山市也有8平方公里的区域中发展高教园区，最后的目标要使杭州在校大学生达到30万到40万人的规模。
创造“住在杭州”的理念。杭州具有湖边、江边、河边、海边、山边这五边的自然景观优势，在实施城市规划中，这五个组团的特色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杭州提出要创造一流的自然景观、一流的人造景观、一流的物业管理、一流的服务设施、一流的社会秩序，使“住在杭州”的品牌越来越响亮，并运用这个品牌集聚大量的人才到杭州来创业。
2、集聚主导产业的人力资源
杭州人认识到，有资本的企业比比皆是，但高素质的风险资本家非常稀缺，所以杭州提出成立创业联合投资协作网络，一家企业看不准的项目，但在联合投资协用网络中可能有人慧眼识珠，其他企业可以跟进。
3、激活现有的人力资源
首先是鼓励大学生创业，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因为网络经济是突破旧经济模式的经济，今天涌现的创意，就可能是明天的财富。杭州在校研究生可以达到二万人，如果有10%的人创业，每年就会产生2000家高科技小企业。
其次是鼓励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创业。人才流动对每个单位来说可能是个损失，但对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合理的配置是提高人力资本效用的最好途径。
第三是鼓励人才流动和人才引进。有学士学位的人来杭州自主创业，可以直接到工商局办理执照。凭执照到公安局办蓝印户口，有了这个蓝印户口就可以享受市民的一切待遇，两年以后证明其有创业能力的，就可以转成为杭州的正式户口。有硕士学位的直接就可办理入户手续，而且其配偶子女也可以直接入户杭州，博士学位的人连父母也可以直接入户。
第四是将现有的国有科技型企业、研究所改革成为产权明晰、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的真正企业。机制不同人积极性就不同，人的潜力、人的智力发挥也完全不同。
第五是保护知识产权，确保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第六是要倡导创业型就业。要尽快将政府主导的“下岗分流再就业”转为个人主导的“创业型再就业”。“浙江精神”就是“睡睡地板，当当老板”。许多浙江人在睡地板的时候就想到要当老板，于是奋力拼搏，敢于创新，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动力。没有个人主导型的创业，一个城市的创业精神就无法培育。
4、善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
如果仍然按照100年来适用的“泰勒”制进行管理、占有、控制人力资本，就如同管理机器设备、货币资本、卷宗、文件等有形资产那样，就会使人力资本丧失创造性和活力，反而降低了企业效率和活力。新的时代对企业管理者是一种挑战，观念要创新。要推进企业组织变革、管理方法变革，要帮助每位高级人才设计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计划，使其专业能力的提高、职务提升与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相吻合，助其实现个人梦想，并与公司目标相重合。
5、促进人力资本自我优化
人力资本在一个环境中可以增值，但在另外的环境中也可以贬值。增值的环境就是学习型组织，帮助人力资本增值，它可以使人力资本持续地自我优化，这就是要建立全球化、弹性组合、永不休止、高效能的人才团队。这种趋势不仅适用于一个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一个城市。
要让市民在不同的学历、年龄阶段都能获得相应的学习机会。注重为青年人和中年人提供继续学习机会，利用我市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有利条件，使之成为培养知识型职工的主渠道。
更新市民学习的观念，从单一的学校学习走向终身学习。从少数人学扩展到所有人学；从被动学发展到主动学；从“学会”转向“会学”。
建设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教育平台，形成灵活的学习环境和广泛的学习机会。广泛推行远程教育，让市民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以多种方式进行学习。
营造有利终身学习的政策环境，形成对全社会学习激励机制。政府制定的创新政策核心，就是进一步体现在对学习的鼓励和支持上，对学习的鼓励和学习成果的应用我们将提供大力的支持。
杭州市市长仇保兴提出，网络经济的到来，必将导致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同样也会导致城市转型、企业转型、个人学习方式转型。谁能适时地实现转型，谁就能把握更多的成功机遇。
三、深圳：八项措施吸引“三高”人才
2001年10月，为继续大力引进“三高”人才——高层次人才、高技术人才和高级青年人才和海外留学生，深圳市在人才引进方式上推出8项措施。
这八项措施是：筑巢引才，即利用科技园、高新区产业带等吸引人才；搭台引才，即利用高交会等来吸引人才；腾岗引才，即把一些技术领导岗位腾出来，向国外招聘；项目引才，即通过向市场发布投资目录、政策导向、优惠政策等吸引人才；柔性引才，即绕开户籍制度、人事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等体制性壁垒，实现人才自由流动；共享式引才，即人才聘用国际化，人才可以身兼数职；合作式引才，即与有关机构等联合培养，共同使用；虚拟式引才，即通过网络使人才与人分离，身体与头脑分离，使智力流动化。
四、西部：吸引更多人才参与西部大开发进入新世纪，为吸引更多人才参与西部大开发，鼓励他们到西部地区创业发展，西部地区将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以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
据报道，对东部或其他地区参与西部开发的人才，将实行“户口不迁，身份保留，来去自由”的政策，凡自愿将户口迁至西部的，本人及其家属回内地工作或生活时，户口和社会保险关系可以迁回原迁出地或其他同意接收的城镇。
中小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也将进一步改革。到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投资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凡在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有合法固定居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可办理所在城镇的常住户口，各部门不得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
西宁市市委书记李津成在接受“新西行漫记”记者的采访时说：西宁在西部大开发中敞开大门欢迎各种人才。
他在介绍了西宁市的有关方面情况后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西宁最缺的是什么？最缺资金和人才。其中人才比资金更重要。我们服这口气：光靠西宁人是建设不好西宁的。西宁人才奇缺，人才结构不合理，目前缺乏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懂得市场经济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西宁正加大人才交往交流的力度，正探讨如何吸引内地的大学生，特别是理工、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大学生。西宁正敞开大门欢迎人才。
李津成谈到，西宁需要人才，我们希望他们有奉献精神，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但不强求，欢迎“飞鸽牌”、“候鸟式”的人才。
五、福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力求所用福建省人事厅向省里建议，制定人才柔性引进办法，积极引进技术和智力。制定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自由流动的人才柔性引进政策，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力求所用；建立省外闽籍院士、专家联系办公室，加强与海内外著名专家的联系；实施“人才工作证”和“人才绿卡”。引进的省外人才由人事部门统一办理“人才工作证”，与本地人才享受同样政策；海外留学人员、港、澳、台人才和国外人才，由人事部门统一办理“海外人才工作证”，享受“国民待遇”；建立人才开发专业目录，大力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开辟人才引进的快速通道。对引进高层次和急需专业人才实行备案制，即时办理人才引进手续。同时，加强对引进人才的跟踪管理，做好人才引进后的培养和使用。对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引进人才，帮助其在省内流动。
由人事厅课题组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经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其中一些建议，已经形成决策，付诸实施，从福建省近来的一些动作上看，这个“人才高地”的建设“工地”上，事实上已经是热火朝天。
六、借助外脑，人才高地的另一种体现
上海有一个市长咨询会议，到会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城市经济与管理专家。康燕在《解读上海》中列出了市长咨询会议十年间研讨的主题，从研讨主题的演变，可见上海高水准跨越的脉络：1990年，研讨建设金融中心，工业部门取得高附加值对策；1991年，研讨建设贸易和物流中心；1992年，研讨搞活国有企业对策，发展中小企业政策；1993年，研讨电信、航空运输发展思路；1994年，研讨城市规划、开发人力资源对策；1995年，回顾和展望金融业的发展走势；1996年，研讨建设商贸中心、再就业培训对策；1997年，研讨上海如何面向21世纪；1998年，研讨金融风险管理，咨询会议十年回顾；1999年，研讨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2000年，研讨政府宏观管理、大都市城区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曾专门总结咨询会议的收获，认为上海发展的许多思路，都受到了咨询会议成员们真知灼见的启发。
其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了领航作用。十年来，共有四次会议专题讨论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问题。至1997年底，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14%，金融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突出的因素之一。
其二，为上海建设贸易和物流中心提出了成功思路。咨询会议先后两次专题讨论了如何成为贸易和物流中心问题。早在1991年就提出要建设第三、第四代集装箱深水港的建议，对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又如，较早地提出不能局限于发展大型百货商店，要加快发展连锁商业。正是在这些建议的影响下，上海的连锁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连锁商业网点2400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两家超市公司的网点都在300家以上，全市已有各类配送中心20多个。一个现代化物流体系正在形成。
其三，为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早在1990年，许多成员就对优化所有制结构提出了不少建议。1992年，又专题讨论了振兴国有企业问题，介绍了世界各国振兴国有企业的经验和做法。
其四，为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对策。比如成员们提出，上海要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必须组织一个稳定和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应确立多中心城市结构，利用绿化带控制城市发展方向和城市结构。受此启发，上海正在规划发展若干个具有中等城市综合功能的郊区“新城”，形成由中心城——新城——中心镇——集镇——中心村组成的城镇体系，并正在规划建设环城绿带，控制中心城发展规模。
总部设在深圳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是一间全国性研究咨询机构，被国际权威机构认定为全球100家站在时代前沿的“脑库”之一，人称“中国脑库”。1999年和2001年两度与国际机构合作在深圳召开了“全球脑库论坛”。综合开发研究院受我国许多城市委托，为各地开放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旅游发展、教育发展、物流业发展开展专门的研究和咨询。作为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咨询工作者，我在参加有关课题、为各个城市咨询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今天借助外脑的意识在各地政府中已经是共识，用好外脑对于一个城市在决策领域中迅速掌握必要的信息、把握方向、凝聚全市人民的信心，的确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
抉择之二：经营好城市的空间
不好的建筑往往形成好的城市景观，但好的建筑经常组成不佳的城市景观。
城市的精华在于空间，城市的经营离不开对空间的经营。
让企业去盖建筑，由政府来经营空间。
中国的城市正面临建设改造的历史大机遇。
前大连市长薄熙来对此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城市的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改造城市的历史机遇更是珍贵的。一般来说，房子盖起来，总要用七八十年，再差的也要用三四十年，一个城市大规模地拆旧建新，恐怕三四十年才有一个轮回。我们这些人，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就应该把握机遇，在拆旧的同时，赋予城市一个完美的新貌。如果随随便便把土地都批租出去，建起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后边的人想干也难了。
就城市的空间形象而言，当前世界城市所面临共同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地球在变小，经济上的一体化使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城市已不可能独善其身，它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使自己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争取早日成为国际性城市，从而在全球的文化交流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日趋强烈，城市的趋同现象正日益明显。一些在文化传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城市正将其文化价值观在全球扩展，它们的中心地位得到继续增强，而大量的居于弱势地位的一般性城市却受到巨大的冲击，正在逐渐地丧失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城市形象的可识别性，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可能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第一节 经营建筑，还是经营空间？
一个人身边走来另一个人，这并不仅等于两个人，还形成了第三者，叫作人际关系。同样，一栋建筑加一栋建筑并不只等于两栋建筑，它们形成了一个第三者，即一个室外空间。一条街道、一个广场或者市中心以至整个城镇，则是领域更大的城市空间。
建筑与空间，犹如电子与虚空，企业务实、政府务“虚”。务“虚”不仅是“美容之术”，更是“强身之法”。所以市长可以不必去亲自审定一些单体建筑，但不能不去控制一条街道的对景和视线走廊。
一，何以只见新楼不见新城？
正如“物质”是由“原子”和“虚空”共同构成的一样，城市也是由“建筑”和“空间”构成的。但是比起建筑来，空间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特别是城市空间，虽然人们天天生活在其中，但它常常成为设计和建设中被遗忘的“空白地带”。在现代城市中，人们可能看到个别好的，甚至是卓越的建筑，但美好的城市空间，较难发现。比起北京紫禁城、意大利罗马和中国江苏、安徽的一些村镇的空间，更多的现代城市如出一辙地表现出混乱、单调、和平庸。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的二十年，中国虽为地球史上规模最大的工地，在史无前例的大土木中，如雨后春笋般地长起了成千上万的高楼大厦，但是真令我们为之心动的美丽新城却廖若晨星。
何以只见新楼不见新城？何以众多的建设成为“建设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关键在于楼宇的建设破坏了城市的空间！
建筑设计大师沙里宁对此曾一语破的：“如果把建筑史中许多最漂亮和最著名的建筑物重新修建起来，放在同一条街道上，如果只是靠漂亮的建筑物，就能组成美丽的街景，那么这条街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了。可是，实际上却绝不是这样，因为这条街将成为许多互不相关的房屋所组成的大杂烩。如果许多最有名的音乐家在同一时间内演奏最动听的音乐——各自用不同的音调和旋律进行演奏——那么其效果将跟上边的一样。我们听到的不是音乐，而是许多杂音。”
建筑是音符，空间是乐章。如果房地产企业是乐手，那政府就应当是指挥。
1981年第十四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华沙宣言》中讲到，我们许多建筑师常犯的毛病是，突出了自己设计的建筑，却忘记相关的环境。看建筑单体尚可，看环境时则是败笔。建国之初，梁思成先生在修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送审稿时，曾坚决反对在纪念纪念碑基座搞“大平台”、或类似天安门的“大门洞”，认为是“大大违反结构常理”的。但是把“巨大”当作“伟大”的作品，依然不断。在一条街上，每一个建筑都在拼命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时，整条街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印象，这样的街景并不少见。
遍布全国的“只见新楼不见新城”说明，我们还没有对空间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设计城市不是设计建筑，而是设计空间1、城市的精华在于空间“古代哲学家老子说过，一个容器的精华在于空。一个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容纳人和生活的容器。而城市的精华，正如容器一样也正在其空，也就在于它的公共场地……它的街道、广尝河流和公园。建筑大师贝聿铭非常强调”空。
1933年国际建筑协会讨论通过的世界第一个城市规划大纲《雅典宪章》，提出城市有三个基本要素：绿地、阳光和空间。什么是空间？建筑师认为，“空间基本上是由一个物体同感觉它的人之间产生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这很容易让人感到空间是一种主观的存在。其实空间的存在是客观的。有虚空间，实空间，有限空间和无限空间等等。城市空间是城市中由一定物质要素围合形成的公共活动空间。城市的精华在于空。
原无锡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沈青松考察台湾的城市空间后，撰文说，“空间”二字着实可以大作文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计城市最根本的不是设计建筑，而是设计空间。在台湾我们参观了每个城市的中心广场空间，还有社区中心空间，商业空间，居住空间等等，有成功之作，也有不少败笔。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台湾在塑造城市空间环境形象时，已经注意到公共艺术的设计，称为公共艺术空间，公共艺术在欧美国家推行已有数十年之久。纽约的公共艺术在1983年9月15日正式立法通过的。台湾推动公共艺术至今仅十年，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台湾当局设立中央文化建设委员会，在都市内成立公共艺术委员会。城市公共艺术个案的实施程序是由建设方在建筑审查时提出公共艺术建设的方案，报请市政府审查，由市长召集该市的公共艺术委员会审查通过。台湾在各个城市均成立了公共艺术基金，规定任何建筑物建设中必须编列1%的公共艺术建设预算，市政工程编列0.5%的公共艺术建设预算，大型项目可以独立运作本项目的预算，小型项目则集中到基金共同使用。
2、为什么太湖石讲究“瘦绉透露”？
江南的三大奇石，都以“瘦绉透露”著称，仅从这四个字来说，应当是毫无美感。但作为立体造型，石头一旦挖空穿洞，空间就进入了造型之内，太湖石作为一件自然的雕塑，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变化的生命有机体。什么是空间？说白了就是形体的中空部分，它就可以创造出很多变化。
成涛主编的《城市环境艺术》中，把雕塑称作是“空间的变形虫”，它既可通过自身形体的扩充填补空间的空洞，又可通过自身的压缩、镂空来包容空间，增加空间的深度。
按照环境张力的理论，要使一个地方的环境张力平衡，可通过调和与对比的方法，如贝聿铭在达拉斯音乐厅的设计中考虑到建筑物前的空间过于空旷，空间的张立过于开敞，与人的距离过于疏远，故在进入前的一个非中间位置，设立了一件雕塑《音乐家》。二支3.8米高的锈铁柱相互夹出一个狭小的空间，同时柱顶突出三个小节，它们非常接近，但没有接触，在狭窄空间中的这种关系，就产生出一种空间张力的紧张感，把本来旷散的视觉空间又抓住了，达到一种张弛的平衡。“不好的建筑往往形成好的城市景观，但好的建筑经常组成不佳的城市景观”。
凯文·林奇在美国几个城市进行认知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归结了城市形象五个要素：一，道路；二，边沿；三、区域；四，结点；五，标志。让我们试着逐一分析：1、道路之美：大连星海湾畔的中央大道是2000年的重点工程。时任市长的薄熙来说，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大道，其实道路搞好了比建筑更有标志性，他举出了法国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的例子作为证明。“这条道建好了完全具备全国第一的条件”。
2、边沿之美：
山城的山势、水城的曲岸、林立的楼宇组成的天际线，这些城市轮廓线作为“边沿”的空间形态，将城市独特的美展现出来。象上海的外滩、香港的中环、都是美不胜收的景致。边沿一般呈现为全景，是由城市许多人工和自然的实体构成的。按景观规划有效控制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轮廓线，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深圳作为花园城市，环境很美。但如果开辟了海上看深圳的游线，则可以看到一种全景式的边沿之美。
3、区域之美：
围合构成的空间使人产生向心、凝聚的心理感受。例如我国传统的四合院住宅，使居住者得到强烈的内聚、亲切、安定的感受。
由实体占领构成的空间使人产生扩散、外射的心理感受。我国许多建在山顶的塔，使人们看到巨大的外射力，它主宰着周围的山峦和天空。
4、结点之美：
太原市迎泽大街全长10公里，是贯穿太原市东西走向的城市主轴线，其中从火车站到迎泽大桥的4.2公里，是连接城市核心地段的重要生活性干道，街宽70米。这长度与宽度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曾经在中国省会城市中屈指可数。但是走在路上人们并不会感觉这条街过于长、过于直，因为在街道的布局上有若干节点设置得当：从终端的火车站广尝向西一公里的市中心广场，再向西一公里路南有迎泽公园、直至西端的桥头公园，在整体空间上形成一定的节奏，因而没有显得呆板单调。
5、标志之美：
北京天安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塑像、巴黎埃菲尔铁塔、哥本哈根鱼美人像等，都是城市的标志。城市标志可以是具有物质功能作用的建筑物或建筑群。也可以是雕塑、拱门、纪念柱。
城市标志是一个城市文化特色的集中显现，凝聚了人们对城市的感情，反映城市的历史，激起人们对城市回忆，对一城居民来说，是彼此之间文化识别与认同的共同“场景”。对于来访者，由于城市标志在旅游图、纪念品以及地方产品的商标中得到重复传播，因此对于亲眼目睹它的期望值高于城市的其他场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城市标志处会有众多游客“谋杀菲林”的原因。
标志物应具有突出性，如果一个造型优美的标志物，被一群与其高低相近的建筑群包围，则会使它形象受损，表现不出作为标志的形象，就好像舞台上配角经常挡住主角那样令人遗憾。为此华盛顿所有的建筑都不允许高过华盛顿纪念碑、扬州市魁星阁附近的建筑也都不允许高过魁星阁。
标志物还应具有唯一性。同一个标志物不宜重复出现，这会冲淡人们对标志的形象性的感觉。镇江在与金山遥向呼应的焦山上兴建了一座与金山寺塔同样的佛塔，以至游人会“错把焦山当金山”，这样的自我克隆大大降低了人们对金山寺塔，和与金山风光迥异的焦山风光的期待感。而期待是审美不可缺少的阶段。
三、城市空间中的五大误区
1、新比旧美：
英国文物建筑学会指出，70年代发展的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我国文物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2年，矗立了80多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耳曼风格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起因是某官员说“它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那钟楼的绿顶子（穹隆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照此逻辑，上海外滩建筑群又有什么好看的呢？
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惨遭摧毁，2000年淅江定海古城中成片的老街区被拆除。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20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
2、计划比自然美：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名著《明日的田园城市》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城市设计毫不留情，他说：通常认为美国的城市是经过规划的。这只是在某种十分有限的意义上说是对的。美国城市确实没有盘根错节的街道，道路走向似乎都是由横冲直撞的奶牛划定的。在美国城市（不包括少数最古老的城市）住几天，通常就不致迷路；但是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设计，即使是最粗糙的设计。有些街道是有设计的，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这些街道只是重复延伸，显得单调乏味。就街道设计来说，华盛顿是一个给人壮丽印象的例外；但是即使是这个城市，也没有保证使人便于接近自然，公园不是它的主要内容，学校和其他建筑也没有科学地布置。
3、图美城就美：
在全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翻开地图也不会是几何图般的整齐。而凡是电脑画出来整整齐齐的图纸，建起来都令人失望。人在看图的时候和在散步的时候，尺度不同，感觉也完全不同。
环境的设计如果对人的行为、活动未加充分考虑，则会产生种种缺陷或导致失败。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规划设计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巴西利亚是按巴西建筑师柯斯塔获奖方案建设的。设计者的指导思想是将巴西利亚城市建为有秩序、协调、雄伟的城市，同时又是方便、有效率、亲切的城市。整个城市空间构图生动，能体现首都的宏伟气魄。但是，城市僵硬的功能分区，除办公区、居住区外，还有旅馆区、商业区等具体划分，以致使本应是丰富多样的城市生活变得单调贫乏。
巴西利亚的居民区被安排在与政府轴线十字交叉的弯曲轴线上，它象征着飞机的两翼衬托着机身，在空中鸟瞰时，构图良好。但在地面上的人无法感受到“飞机的两翼”，只是觉得这是一片相互非常雷同的居住街坊，生活在地面上的居民感到贫乏无味。美国建筑师评价说：“这是一个毫无人情味儿的地方，除了庞大的排成军队行列式的建筑外，什么也没有了。表现为不理解人的尺度和人在环境中的要求。”正象现代建筑在发展中产生了过于“纯净”的缺陷一样，在现代城市设计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纯净”，从而失去了多样的趣味性和生气。
江苏的华西村，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创造了不俗的表现，但是从村里的金塔望下去，农民别墅直如一片“排成军队行列式的建筑”，我不知道，住在其中的农民，真会觉得这里的空间比从前江南水乡，“人家尽枕河”的风光要好么？
城市设计的方案是由设计师构想出来，由领导人在看了图纸及模型后进行抉择的。但是建造起来的城市环境的好坏，要以城市居民和来访者对这一环境的亲身感受，来评说其得失成败。有时甚至还需要历经时间的检验。因此设计者一定要了解人是怎样感觉城市空间的。
城市空间有“图形感受”和“实际感受”之间的差别。当人们研究和评议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时，看到的是总平面图、透视图及模型等“图形”，从中想象未来的环境，做出好或不好的评价。这种感受可称为“图形感受”。
当方案确定付诸实施后，人们活动在环境之中，通过各种器官及大脑所产生的各种感受，可称之为“实际感受”。
这两种感受往往存在差别，“图形感受”是一回事，而“实际感受”往往是另一回事。结果是设计方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这时已很少有人再来问津，下一个任务又将开始了。由于城市环境比单栋建筑物尺度大，使用者范围广，建成的过程长，因此在设计时就更难预想这种“实际感受”，以使人们获得满意的人工环境。
4、建筑美，城市就美：
新建筑的集合就是新城市。美从来就是一种整体的和谐。今天中国的建筑却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谈后来人，构成城市形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张牙舞爪。一个地域的多个建筑很难协调成一组和谐优美的城市交响乐。
何树青和窦建称北京金融街建筑群是“上演了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68米。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巨无霸加变形金刚的大杂烩。
上海陆家嘴的整体形象经过了统一规划，但仍有败笔。站在浦西望去会奇怪地看到一个建筑顶部缝隙中露出另一个建筑不同风格顶部局部，构图很不完整，使以前形成以东方明珠为视觉中心的有主体有序列的空间效果不断被削弱。如国际会议中心将东方明珠电视塔与陆家嘴高层建筑群之间必要的“休止空间”死死堵住，城市空间失去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其“球”形的喧宾夺主也是对东方明珠景观的破坏。
5、快就是美：
我们在各地的城镇到处可以看到将城市街道贯通城市间干道的情景。生活在街道两边的市民，每天都包围在过往的长途汽车和大货车的噪声之中。
城市的躯体在膨胀的过程中，既被新的城市道路连接着，又被它切开，新的城市空间车流滚滚，机器代替人在空间中的地位，过去亲切的由人主宰的空间在逐步消失和减少，经济、效率的观念大大超过了历史、文化的观念，致使一些原有城市的良好建筑及空间遭到毁坏。这些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生过，有些还在继续发生。
美国人简·雅各布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城市消亡与生长》一书中提到，美国建了许多城市空间，它们既不安全又无趣味，不活跃也不经济。英国人戈登·卡伦在他的《城市景观》一书中，列举了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好的城市空间设计及手法。在1971年再版的序言中，他提到，这一新版本原应以现代作品为例子，但要找到这类例子是很困难的。他认为现在城市空间设计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现代城市的变化太快，城市有了更多的人、房子、交通设施，而城市把这一个“筵席”急急忙忙吞下去，却不能消化。
我曾对一位建筑设计院院长讲一句笑话：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常常是几个艺术大师用前后几十年设计一座教堂，而现在中国的建筑师很忙，忙得要一天在电脑上设计一座教堂。院长苦笑：可能还不止一座。
四、城市乐章呼唤指挥
从建筑到街道，凝固的音乐就变成了流动的乐章。如果城市是一个乐章，那么市长，请不要吹小号，要做指挥！
薄熙来曾经谈到，做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总体规划和精品意识。（其实也可以表述为“指挥”意识。）他说，大连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也有教训。前几年，旅顺口的建设我就没看住，建了不少不该建的住宅楼，留下很大的遗憾。要做好、做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总体规划和精品意识，并不是有钱就能堆出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些时候，钱越多，盖的楼越高、越密，可能城市越丑。对改造城市的人来说，可怕的不是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棚户区，而是新建起来的像火柴盒、麻将牌一样的五层楼、六层楼，留着难受，拆了可惜。城市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欧洲人把他们的古城、古建筑都视为珍宝，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的作品，也多体现在一座座建筑的设计、墙雕和绘画上。搞好城市需要有点艺术眼光和品位。城市建设的特点是，抹上一笔，就很难拿掉，几十年就是它了，搞个丑兮兮的建筑，能窝囊你一辈子，给后人都添麻烦。我们不仅要给城市以使用价值，而且要赋予她艺术气息，而且越往后，经济条件越好，人们对精神和艺术的追求就越强烈。在我们今天对城市进行脱胎换骨大改造的过程中，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更好的艺术感觉，把未来城市的骨架做好。
在湖南长沙，长期以来城市只是工厂的载体，忽视了对人的需求的满足，留下了相当多的“体制毛脖，诸如住房难、上厕所难、倒垃圾难、行路难、乘车难、用水难、用气难等等问题。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都没有初步解决，又有谁能顾及到城市环境的优化？但看到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那样漂亮整洁，有人开始深刻认识和理解了基础环境的改造与改善对投资环境产生的巨大作用，于是提出：城市应该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提出”路比楼重要，广场比路还重要的口号。
长沙“五一”路的改扩建工程，共拆迁20万平方米的建筑物，其中路幅拆迁15万平方米，绿化广场拆迁5万多平方米，还修建了“五一”广场东北角的绿化广场，以及芜蓉路立交桥西南的绿化广常这样，“五一”路沿线从西到东就依次有岳麓广尝“五一”广场东北角绿化广尝芜蓉路立交桥西南角绿化广场和西北角绿化广场等4个绿化广场，被许多人形容为“城市客厅”。
2001年9月，我在长沙时，有机会去看了“五一”广常这个占地大约五公顷的广场设计得相当得体。广场中空间形态丰富，人们可以在广场中散步、休闲，也可以坐在长椅上交谈，随一天里时间的推移，有不同的人群进入广场参与一天里不同的活动。广场中人气很旺，利用率很高。散步的市民们都为这个新的客厅而欣喜自豪，而且会告诉你为了建设这个广场付出了多少努力。我也以为，这个广场除了有一侧人行道在穿过立交桥洞时太过低矮，不便行人外，真是一个很以人为本的城市公共空间。
第二节 突破城市设计的五个误区
中国东南一座大城和中国西南一个小城，在前后一年的时间中突然之间就患上了一种热，叫作欧式风格。
在中国各地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外国的月亮，以至于我们的百姓在天南地北都可以吴牛喘月。
一、城市规模，越大越好么？
一位名叫维托里奥，格雷戈蒂的建筑师说：“欧洲的大城市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有天壤之别。欧洲的城市有稳定性，在未来数十年内，这种稳定性还将保持下去，而非洲、南美和亚洲的大城市则以令人眩晕的超常速度发展，给城市规划留下的余地很小，从而使本已困扰大城市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比如，饮用水的供应、垃圾处理、人们居住空间越来越大而造成的交通和运输问题。”
城市的规模是依据市场需求的。按照“中心地”理论，任何一种需求品都有一定的合理的市场空间范围。需求层次越低，市场需求半径越小，所需供应的城市就越多，这就出现了许多小城市。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需求半径扩大，所供应城市数目相应减少，这就产生了大城市。需求层次进一步提高，如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需求半径更大所需城市数目更少。就会产生更大规模的综合性城市。因此，一个城市的规模要多大，取决于它的能级有多高。取决于它在所处的城市群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新近完成的《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专题报告》中，珠海开始深刻反思城市规划。有专家表示：城市建设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应该全面反思的不单单是珠海市。用地规模过大，对珠海机尝伶仃洋大桥的作用预测过于乐观，特大城市定位缺乏分析论证。《专题报告》指出，珠海原来规划用地规模偏大，目前使用的土地仅为远景规划中的1/7左右，西区土地利用率甚至低至计划的百分之几，而市内的空置土地1/3被政府掌握。换言之，珠海今后10年不必新增开发用地，只要消化掉这部分土地。这证实了上一轮规划确定大力发展西区在开发时序上有失误。
据统计，珠海机场启用至今，旅客吞吐量仅为设计能力的10.8%，货邮运量仅为设计能力的2.6%。原预计吸引中山、江门两地旅客的目的更远未达到。至于伶仃洋大桥，由于受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关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原来规划对该桥将来的客货运作用及经济可行性的预测过于乐观。反而，向北通往内地、广东的公路与铁路的连接对珠海意义更大。
城市的总体规划应适应市常不顾市场的需求，把小城市定为中等城市，把中等城市定为特大城市。这样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分高昂。
二、城市建筑，越高越好么？
9·11事件之后，城市聚集效应的另一面，就是高度地集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说城市把市民的力量放大了一百倍，其实城市也把风险放大了一百倍。风险的焦点就是CBD，就是摩天大楼。
1、“摩天大楼是犯了原则性错误”
其实早在9·11事件发生一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国际超高层建筑研讨会上。排名世界前五名的摩天大楼都有人参加。会上，楼主们最关心的就是超高层建筑的消防、突发事件应对以及智能化管理。
超过300米的超高层建筑，可能容纳数万人，若发生事故，人员疏散极其困难。超高层建筑比其他民用建筑潜伏着更多的火灾危险性，而且一旦发生火灾，扑救极其困难。蔓延的摩天大楼综合症也是摩天大楼聚讼纷纭的重要原因。
低层建筑中一些不成为问题的事情也将被放大，比如擦玻璃。金茂大厦两架擦窗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擦，擦完一遍也要一年。
经济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超高层建筑投资太大。上海金茂大厦的建造投资差不多是2万元/平方米。而建造投资和管理投资相比，如果摩天大楼的使用寿命以65年计，大体是1：3。建筑界有人士认为，高度超过300米，在庞大的维护管理费用面前，摩天大楼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
金茂大厦的设计者、著名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说过：今天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那并不是工程问题，而只是个社会问题。当以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大批建筑师拒绝在美国建造摩天大楼之时，摩天大楼的阵地转移到了环太平洋西岸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著名的建筑商已经一个不剩地进入了中国市常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特（Lewis Mumfort）早就指出，修建摩天大楼是犯了原则性错误。美国首先犯下这个错误，后来在欧洲重演，甚至变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标志。
2、威胁环境的城市恐龙
对高层建筑的讨论和质疑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我们时不时还会从刚褪下脚手架的建筑上感到高层建筑对城市的威胁。在有些地块，高层建筑不仅以高为荣，还向周围扩张，以庞大为美。不仅如此，建筑还缺乏工艺的精良，缺乏尺度比例关系方面的推敲，令人感到仿佛置身城市恐龙群之中。
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时龄在2001年7月撰文疾呼，近来有不少建筑还在努力长高。浦东陆家嘴沿黄浦江的建筑都在不遗余力地争容积率，争高度，争镜头，往黄浦江边靠。不仅如此，有一些建筑还争着侧转身体，把头扭向外滩，似乎黄浦江沿岸的空间和景观无需关注。这样的建筑看似“以人为本”，考虑使用者的利益，但是城市的利益，城市空间关系却被抛到了一边。
更有甚者，近来一些住宅也在与天试比高低。一些公寓楼造成超高层建筑，达到150米以上的高度，还不断炒作，楼价可与纽约的曼哈顿抢风头。如任其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小陆家嘴中央商务区那些叱咤世界建筑风云的优秀建筑都要淹没在平庸的超高层建筑群中，只露出一个头，仿佛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外滩的风采。陆家嘴沿黄浦江一带尽被私家豪宅占领，成了一片城市恐龙的世界，小陆家嘴中央商务区的优美天际线将不复存在。
超高层住宅的消防和安全一直是人们担忧的问题，至今尚无良策保证万无一失。此外，离地越来越远并非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态环境。我们正越来越重视城市的绿化环境，正在努力把上海建成最适宜居住的城市，而超高层建筑对城市天际线的破坏，对城市空间景观的破坏更应唤起人们的警惕。
上海正在努力塑造良好的城市空间环境，黄浦江和苏州河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滨水地带，成为公共空间的核心。如果我们不注意，任由超高层建筑发展下去，城市的公共空间和景观资源就会被少数人所享有，这也是一种国有资产的流失。
3、拥挤和噪音是城市繁荣的象征么？
城市建筑密集地挤在一起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成涛等华南建设学院专家提出，是由于人们的虚荣心作祟，把人流熙来攘往、车辆的川流不息、建筑的高度密集、人口拥挤和噪音的繁杂视为城市的繁荣的象征而感到自豪，殊不知，在我们大谈城市建设辉煌之时，给城市带来的危害正日益加剧，大多是变成了可怕的肿瘤，“城市居民丧生的接触自然，使人精神振奋的条件，导致了德、智、体的衰败”。《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9日题为《寻回生存环境的生机》一文写道：我们的城市极度缺乏休闲空间，市民们踏着紧张快速的节奏步伐，心灵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而夜幕低垂后，白天囤积的压力在拥挤堵塞空间无法宣泻，反而在堵车的乱象中更加加剧。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高架桥凌空而过，城市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拥挤，庞大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向绳索一样，一圈圈的将整个城市紧紧地缠住，使整个城市仿佛在喘息之中，如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被俘的奴隶》一样，扭曲的身体被绳索束缚，在痛苦中挣扎、企盼。早在半个世纪前，沙里宁就提醒我们的城市建设者，“无艺术爱好的一般公众非但没有感谢建筑师们的创造性活动，相反而是把比比皆是的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的冲击视为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一个不可避免、很可悲的巨大现实。”一语既出，触目惊心。
4、当楼与山比肩的时候
在一些山水城市，建筑的高度失控会给景观带来灾难般的影响。广西的桂林市是我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是以中国山水名城的身份接待过克林顿等外国元首的。自1997年以来，旅游收入达到30多亿元，占该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9%。
桂林市在发展过程中，城市扩大的非常迅猛，旅游业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建设中的高度失控。有专家指出，桂林是个山水城市，且其山水都比例较小，属小山小水，山的高度一般在五六十米到100米左右，因此在城市的建设中，建筑物的体量都应相对小一些，以突出山水的秀丽。但桂林市在城市建设中，却不断突破建筑物的高度，有些合资饭店的高度甚至超过了独秀峰的高度，最高的饭店有20层之多，这就破坏了原有城市的山水格局。
三、城市道路，越直越好么？
直线型的街道、长方形的广尝方格的街坊——这些规则的形状，有利于现代城市工程管线铺设以及施工建造。同时也使人明确地感到一种理性的秩序，例如北京紫禁城、华盛顿中轴线等等。规则的空间及系列，经采用各种手段设计塑造，空间效果通常都很好。
但是规则只是特例，不是常例。不规则的城市空间，如果只是轻微程度的，并不会为人们感觉到不规则。人们不仅对两度的平面图形的认知有简化完整化的倾向，对三度空间的立体形象的认知也有简化完整化的倾向。按美学的研究：一个成85度或95度的角，会被人看成一个直角；轮廓线上有中断或缺口的图形往往自动地被补足或完结，成为一个完整连续的整体，稍有一点不对称的图形往往被视为对称的图形等等。所以在总平面图中略为不规则的构图，常常在现实中被感知为规则的构图。
而真正使人能明显感觉其不规则造型的空间，正像一切不规则构图那样，能使人感到刺激、兴奋、动荡。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就提出，由于不规则的城市空间其特性不是立刻能被人所认识，因而能产生迷离、令人期待和耐人寻味。因此这类空间有时很具有魅力。例如镇江西津渡古街，平面上有弯曲、纵面上有起伏，这些地形不规则，或受现有房屋、古树或特定标志条件的制约而采用不规则空间形态，其效果是既经济又能产生有特色的空间效果，是自发形成的，又是切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条件，因势利导而来的，比如城市里许多弯曲的街道是因填没河道或顺等高线而建成的，因此是顺理成章。
维也纳建筑师卡米洛·希泰，早在上个世纪就注意到城市空间产生错觉的现象。他曾列举欧洲广场的实例加以证实，如他提到不规则的耳布广场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生成规则的、直线的形状。因为人们很难将所看到透视形象转换为平面的感受，除非是对此进行特别研究的人。又如佛罗伦萨的玛丽亚·诺维纳广场是五边形的广场，且有四个角呈钝角，但事实证明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个广场是四边形的，因为人们经常一次只看到广场的三个边，而其他的两个边在人们的身后。这些都表明由于错觉，使对平面图形的感受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产生了差别，如果不了解这些差别，我们很可能受平面图形的“欺骗”，甚至还会受模型的“欺骗”。
但人们往往在图纸上看不惯弯曲，而不惜代价地去追求一个完整规则的形状。用自己的观念强制构成某种空间形状，其效果如同削足适履，既不经济，又失去了个性。
在一些旧城改建规划设计中，常常由于追求图形上的整齐、规则、对称，而大动“手术”，拆除不必要拆除的建筑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实际上是否有此必要是可以探讨的。这种笔直的格局所造成的环境，也被痛斥为“为机器所设计的城市”。工业革命给城市景观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似乎征服了自然，挣脱了神的约束，推翻了君主。但人们并没有改变受奴役，被鄙视的地位。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另一个主宰城市、主宰自己生活的主人——机器。从英国的格拉斯柯，到美国的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到中国的上海、北京、沈阳、太原。你会发现似乎所有大城市都曾经或正在为机器而设计，快速和高效是设计的目标。
俞孔坚批评这种近一个世纪以前，由柯布西埃提出的理想城市模式：快速城市。为了生产的机器，人们设计厂房；围绕厂房，人们布局工人新村。为了汽车的通行，人们拆房破街，并将快速路架过头顶。为了让汽车在“世纪大道”上畅通无阻，人们选择了让人在暴晒或雨雪寒风中漫长地等待，等待机会横穿那危险的屏障，他说，每当看到此景，你会感到人的尊严甚至不如一群横渡溪流的鸭子。
四、城市广场，越大越好么？
人的视觉很没有“良心”，站在一个10公顷的广场上，人们不会觉得其面积是另一个5公顷广场的两倍。当广场达到一定面积的时候，边际的面积增加，不会带来同比的视觉感受。可惜，这个边际递减规律不适用于对于广场的维护费用。
时下国内风行建城市绿化广常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每到一处参观，往往都要展示城市建设的最新成果——城市广常据说全国建了有几千个。“广场风”的兴起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许多建制镇以上城镇纷纷大兴土木，一味摹仿国内外的一些城市广场，不切实际地也修建大型广场，把城市广场看成是城市的面子，越建越大，甚至造成由于广场项目太大，超过了当地政府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导致停工。有的城市将广场孤零零地建在市郊，理由是以后市政府要建在那里，结果广场建成后由于种种不便，对市民、游客的吸引力不大。这些广场建设的出发点上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城市的地域特色、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和市民的利益，只是少数领导见到别的城市广场漂亮而一时头脑发热，甚至亲自担当起规划师、总设计师，武断地将自己的偏见和一时冲动的想法强加给市民，这样建成的广场只是为城市建成一个大花瓶，仅仅只是给人看看而已。
北京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刘秀晨在《科技日报》撰文说，建设城市绿化广场作为城市公共绿地的一种形式是必要的。它是开辟城市空间、增加城市绿地的重要的有效的手段，又是城市文化的某种象征。一些广场还具有纪念性、标志性。以北京为例，过去老北京很少有城市广场这种规划形式。那是因为平房或低层院落住宅被绿荫覆盖，亲切朴素、平远开阔，似乎用不着建广常新北京楼宇升高，开发密集型的城市空间一下子显得拥挤不堪，令人窒息。建广场可以合理安排建筑节奏与韵律，留出呼吸空间，又是城市环境美的一种新追求。
北京建设的一批历史文化广场如：五四广尝“一二·九”广尝鲁迅广尝李自成广尝卢沟桥抗日纪念广尝和平鸽广尝母亲广场等等。不仅使城市美了，更是京华文化的一种表达。
广场规模不是越大越好。比规模、比排场成了目前一些广场建设的又一时尚。某省一个县级市的广场建的比天安门广场还大，令人咋舌。不仅是土地资源的浪费，似与其身份和功能都不相符。大而导致浪费，大而导致失管。
城市绿化广场从策划到设计本无定式、无定法。面积可大可小，形式可多种多样。但有几点是决策者、设计者、建设者都必须注意的。
1.建广场是为人服务的，广场要素就是要以人的需求为准则，光好看有气魄是不够的。多栽树早收荫，比“华丽”、“壮观”更重要。
2.设计形式应拓宽思路，求得丰富多彩。从现已建成的不少广场看，多雄伟有余亲切不足。应倡导一些温馨和谐的氛围，多一些情趣，少一些严肃与敬畏。
3.应因地制宜、因财制宜。广场可大可小，可堂皇也可朴素。
4.不能全国上下一片广场声，丢掉那些原本很受群众欢迎的街头公园、小区游园和各种休闲绿地。让城市园林更好地成为与群众相依存的朋友。
五、私家车，越多越好么？
在“生态之都”巴西的库里梯巴，每条街道的中间是公共汽车道，两边才是私家车路。公交优先的原则体现了城市对中低收入者的关怀。
私家车曾是美国梦的重要内容。今天有人将它做为中国梦。美国是世界上小汽车最多的国家。它拥有1.2亿多万辆。有人把小席车譬喻为美国人的鞋，人没有鞋不能出门，美国人没有小汽车就寸步难行。自50年代以来。汽车已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了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工商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就职申请书中有一顶就是询问申请人是否有汽车和驾驶执照。美国入的工作地点一般离家远，没有汽车，就业就可能受到影响。在美国凡年满16岁的人都有驾驶汽车的权利，家家几乎都有小汽车。
但是，汽车过多，交通堵塞。一遇红灯时，甚至等侯长久时间也通不过。车多，车祸也增多。尤其因为高速行驶，撞车事故时有发生。美国每年都有1.5万人左右死于车祸。汽车增加了城市的噪音和污染，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周牧之指出，美国人每年耗在方向盘上的时间长达430小时，合50个工作日，极大地浪费了有效人生。
第三节 城市乐章需要总谱
1998年，我参加综合开发研究院一个课题组赴日考察，友人大冢春慧女士特意安排我们住在距东京一小时车程的茨城乡下，日本乡村里的农舍都是东方古典样式，只有在《营造法式》和中国的宫殿和寺庙中才能见到的风格，彼此错落有致、俯仰向背，组成非常有韵味的村庄天际线。房前屋后的树木修剪得如同盒景，美不胜收。我们入住的一家民宿式旅馆，房间天花上装饰了一条木船，很有海洋民族的味道。于是我在写给友人的徘句中有这样的几句：“多谢巧安排，唐时郊野江户宅，梦里船出海”。
其实许多中国古老的村落，其天际线也都是非常漂亮的，但是为什么一旦到了高楼林立的时候，我们的天际线就那样丑陋呢？
在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时代，我们还有可能欣尝到优美的城市轮廓么？
一、城市规划理论的贫困
城市规划界始终缺乏一个自己的基本理论平台，有建筑规划专家以一些并不鲜见的现象为证：一些青年学生难得读到一本理论著作，如获至宝，读后推崇备至，在以后的数月中逢人便提这本书，这位作者，无论针对什么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引用其中一两句便飘飘然，更有甚者今后就此排斥其它规划思潮和理论。这对于这些青年的终生发展是有害的。
也常见到一些青年学生的论文题目很大，大到开天辟地，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略有些心得，便夸夸其谈，其实尚没有了解规划理论史的框架和演进文脉。直至有一天发现某位学者百年前在该方面就有专著，做过深入的经验分析，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那时才感无地自容，笑己年轻狂躁。
更多是在实践中的规划师，一方面长期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是专家，必须为领导决策拿出有理论依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书到用时方恨少，好不容易挖空心思找到几个概念：“有机组合”、“滚动发展”等等，明天领导比他说得还流畅，再向他讨新名词时难免捉襟见肘，真是难为。而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往往又藐视规划理论的研究和分析，视高校理论为象牙塔中之物，不读不知便认定与规划的日常实践的迫切需求相脱离，下意识地放走了“学院派”学术理论对他的日常工作可能带来的强有力支持。（吴志强，2001）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间的结合点，是一系列建筑物的选址。它牵动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公共经济结构的关系。选址是由企业决定的，由此带来城市建筑物在平面和立体上形成的空间，却不关企业的事，它实际上构成了城市的空间经济结构。
现代的高等教育，使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者对具体的道路、桥梁、高楼大厦等等的设计可以驾轻就熟，而对这些建筑物之间的毗邻关系、网络效应、羁留效益等经济意义则知之甚少。由于选址的随意性和不当造成的经济、社会、环境损失不胜枚举。
不能怪某个企业的建筑破坏了城市景观，不能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浅薄，也不能一般地怨管理者的短识。这是由于分门别类的学科设置，使城市建设者们没有机会了解有关城市的各种必要的知识，使他们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城市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的遭遇
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中药，至今仍在吃；可是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风水理论，却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作迷信。城市空间的建设应该追求有特色和有魅力的空间布局。有专家指出，现在中国不少城市对于地形、水域、文化、古建筑的利用缺乏认识，在城市更新中造成了许多风水脖。
许多建筑不考虑继承自己城市的独特文脉，城市既无中心商业区，也无公共空间，只有市政府大楼和一片片住宅区。所以有专家疾呼，在城市化中如何建设生活优先、人性优先、感性优先的个性化城市空间，从而提高城市人口生活环境的质量。
其实，许多风水理论，是经过了几千年城市建设经验印证的，例如河流的眠弓（河流弧线的内侧）比起反弓（河流弧线的外侧）更有利于人类社群的聚居。这种宝贵的经验总结虽然不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的公理化形式，但如同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医学一样，是闪耀着中国智慧之光的。遗憾的是，风水理论并没有在中国的建筑教育中获得中医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或许是因为江湖上一些风水先生们在宣扬迷信，所以为了划清界限就不设这门课，可是江湖上卖假药的人也不少埃把风水理论拒斥于教育之外，就是把阵地让给江湖术士。
三、几十年“一贯制”的教材
千城一面已是今日中国各地城市面貌之最大诟玻曾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西北地区城市结构研究”的西北大学副教授段汉明，在《城市学基捶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在我国城市研究方面，由于与城市相关的直接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甚少，城市规划这样的专业一直被认为归类于建筑工程一类。学科设置的单一性，受工业化以来专业越分越细的影响，使以城市规划为代表的城市研究学科至今尚未走出建筑工程的阴影。城市规划中的主干教材《城市规划原理》，由于其内容的系统性、示范性、实用性成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最佳范本和研究认识城市的最佳途径。
几十年来，这本教材培养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众多的城市规划人员，是我们进行城市规划基本训练的最好的老师，至今还是我最喜爱的专业著作。然而事物总有着两重性，这部著作在被我们捧为圭臬，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使我国城市规划设计趋于一个范式，“千城一面”与几十年“一贯制”的教材有着客观上的某种联系，我们却视而不见，成为城市规划专业及城市研究学科的自盲点。
夏祖华、黄伟康在《城市空间设计》中提出，需要反思现代城市设计方法上的一些缺陷。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设计者往往也是建造者，因而对三度空间有切身的深刻的理解，而能较好地控制、把握空间。由于现代设计与施工的分工，设计者仅在图板上进行创造，容易脱离三度空间的实际。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分离，建筑师们逐渐离开了城市空间的塑造工作。城市空间常常是由于道路的开拓，一栋栋不相干的建筑物竖起，自发形成、无人过问，城市空间设计的削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市空间质量的下降。
城市规划决非仅是建筑工程问题，它关系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人口与交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涉及到区域与城市、经济与城市、全球化、国际化与城市等更为广阔的方面。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对于一个城市在未来的机遇面前，所有的准备中最重要的准备是领导者观念上的准备。
四、请教生活，师法自然
城市在所有人类创造的“消费品”中是最为经久的，但是这些年来城市的流行风格几乎比时装还要快，“各领风骚一两年”。
如何能使城市的设计几十年不落后？不在于选择什么风格、什么流派，因为任何流派都会见仁见智。不必迷信国际上的任何名城，因为从审美的角度，没有一个城市的美是不容置疑的定论。帕格尼尼的老师曾说过，不要去参加演奏比赛，因为艺术是无法比较的。全世界观没有两个处在相同环境中的城市，也就没有任何一种设计流派可以放之四海。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稳站千古，那就是以人为本，充分地考虑到人的需求。
当设计是为了生活、为了内在人的体验，当设计师成为一个内在者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设计的对象具有功用和意义时，我们方可重归人性的场所。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向设计师们建言：第一，认识人性：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人需要交流，害怕孤独；人需要运动，需要坐下休息；人离不开水，人也爱玩火；人爱采摘和捕获；人需要庇护和荫凉，需要了望，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他需要领地，需要适当尺度的空间；人需要安全，同时人需要挑战；人爱走平坦的道路，有时却爱涉水、踏丁步、穿障碍、过桥梁。同时，人要交流、要恋爱、要被人关注、同时喜欢关注别人……因此，需要设计的场所能让人性充分发挥。
第二，阅读大地：大自然的风、水、雨、雪，植物的繁衍和动物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刻写在大地上，因此大地会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有树木，什么地方可以有水渎；大地也告诉你什么格局和形式是安全与健康的，因而是吉祥的，什么格局是危险和恐怖的，因而是凶煞的。同时，大地景观是一部人文的书：大地上的足迹和道路，门和桥，墙和篱笆，建筑和城市，以及大地上的文理和名字，都讲述着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爱和狠，人类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因此，阅读大地是在认识自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人自己。
第三，体验生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地人的价值观。如果你不到都江堰的江边林下坐上一天，就不明白为什么成都被认为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如果你不搭一回北京街上的出租车，就不理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含义；如果你不到温州街头走走，你也不知道“全民皆商”的意味；如果你不经历青藏高原的缺氧，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会成为释迦牟尼的选民。只有懂得当地人的生活，才会有符合当地人生活的公共空间的设计。
第四，聆听故事：故事源于当地人的生活和场所的历史，因此要听未来场所使用者讲述关于足下土地的故事，同时要掘地三尺，阅读关于这块场地的自然及人文历史，实物的或是文字的。由此感悟地方精神：一种源于当地的自然过程及人文过程的内在的力量，是设计形式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是设计所应表达和体现的场所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设计是属于当地人的，属于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属于当地自然与历史过程的。
五、在城市急剧变化中追求秩序
城市不怕乱，城市只怕无序。到北京的大栅栏、香港的尖沙嘴、南就的夫子庙去看一看，在单位面积的街区中有多少种生意、多少种消费者、多少种不同的职业？相反，在许多城市的仿古一条街中，你又能看到多少种？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的多样性是它吸引人的地方。
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方可博士提出，在新的城市空间的创造中，需要摒弃以往的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规划师和建筑师要研究变化了的空间形态、流动的形态，要在城市急剧变化中，在混乱的空间中寻找和创造舒适宜人、赏心悦目的“场所”。要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和手段不断地对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包括新与旧、新与新之间，也包括一些已遭破坏的旧与旧之间。要通过空间的“整合”，在城市的成长中随时追求城市空间环境的相对的整体性，“乱中求序”，追求秩序的真谛，促使城市空间从简单的混乱的拼凑走向复杂的精美的融合，在混沌中追求城市空间的相对的整体的协调美。
方可博士以国家大剧院的规划建设为例，说明新建筑的规划和建设真正有益于增强城市整体的空间形象的塑造，而不是削弱。这就需要建筑师既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也要有对城市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要探索建筑与地段、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要勇于在建筑与周边的城市空间环境之间创造新的而且是美的城市空间。不仅是建一个漂亮的功能齐全的剧院，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其与地段周边的城市空间环境（如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关系，要通过新的建设增进这个地区的空间联系，追求一种复杂的整体性。
第四节 多样性才是城市的天性
正如幸福是千姿百态的，而苦难是共同的；城市有一万种多样化的表达，但是单调却是一样的。
在城市规划的多样性原则方面，论述得最为到位的应属美国人简·雅各布。
一、补救城市生态的多样性
1961年，雅各布（Jane Jacobs）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生与死》，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轰动。40年间，这本书被一些著名院校如MIT、哈佛等的建筑系、规划系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影响了众多城市规划师。网上书店亚马逊评论说，“这本书出版已有35年，但它仍然是一部关于城市如何生存，规划师如何幼稚地破坏良性运行的城市的经典著作。”
简·雅各布在城市规划设计观念提出了革命性的见解。她发现了城市的活力所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城市足够的多样化。”
多样化，就是有多种功能、多种活动可供参与，使城市空间具有活力。
雅各布做了一个经典的居住区广场调查：在费城，有四个居住区广场距市中心同样距离，规模及建造时间均相同，起初用途也一样。几十年以后，发现四个广场上的社会生活状况很不相同。其中最好的一个赖登豪斯广场使用效率最高。
她写道，早晨“住在广场附近的一些起早的人匆匆溜达而过，随后是那些通过公园去其他地区上班的居民，然后是区外来此工作的，以后是跑腿办事者和带孩子的母亲们，还有不少购物顾客。中午以前母亲们离去，广场又成为周围餐馆进餐者的休息场所，下午母亲们再次出现，傍晚年轻的朋友们来此游乐，广场上自始至终有些孤身老人在闲逛。”这个广场利用率高，是因为周围的建筑有俱乐部、百货商店、教堂、图书馆、学校、住宅，因此多样性的活动在不同时间内交错进行，使广场富有生气。
而最差的一个名叫华盛顿广场，在它的周围都是些巨大的办公楼，而与广场相邻的街区居住人口密度又低，因此广场基本上是空闲的，只有午后天气好时有些人活动。这里曾成为堕落行为的场所，连吃午餐的办公人员都回避这个地方。
雅各布通过展示城市中人们的活动与场所的丰富多彩提出了“城市生态学”的概念，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而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生与死》中提出了著名的四点补救措施：1、保留老房子从而为传统的中小企业提供场所；2、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从而产生复杂的需求；3、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4、减小街块的尺度从而增加居民的接触。
二、要有开放性不同的空间
北京的东华门大街，是一条闹市中的步行街。每到傍晚北京小吃排成长龙沿街叫卖，刹是热闹。置身其间，就如同过元宵节或是在赶庙会一般的兴奋。
可是向东走不远，故宫的高墙与这条街只有一箭之遥。在这里，你的心立即安静下来了，会看到筒子河上飘着的月影，掩映在扶疏柳叶中的角楼，和漫步在高高的宫墙之下星星点点的恋人。在这里，你能够听到这座古城心灵深处的声音。
相距如此之近的不同的空间，给人的感觉会是如此的不同！
美国人奥斯卡·纽曼首先提出城市空间的概念。他研究了人们行为活动与城市形体环境的关系，确认人的各种行为活动要求有相应的领域，提出了一个由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半公共性空间及公共性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的设想。如果细心观察，在城市许多公共活动场所里，如在广尝街道和公园里，我们都会发现人们要求各种领域性不同的空间。例如在一个空旷的大广场上，如果你面临这个完全开敞公共性的空间，而寻找不到可以稍微安静休息一下、或与朋友闲聊一会儿的半公共或半私密领域，人们会感到索然无味。相反，如果在一些四合院住宅群中，街坊邻里间的感觉真是胜过远亲，这就极好的体现了空间的领域性。
划一的街道、整齐的楼群、方方正正的广场，这样的城市只有其图纸看上去更有几何学的美，在实际空间中，是冷冰冰的。
深圳市彩田路万佳百货门前，两道绿篱隔开了机动车行路和商店门前的小广场，在一排园林椅间点缀着几盏园林灯，于是在暄闹的商场咫尺之遥，就营造了一个准私密空间。
三，个性鲜明的城市色彩
城市之美夜晚在于灯光、白天在于色彩。
在北京闭幕的世界大城市市长论坛上，有记者以同一问题采访了九位首都城市的市长，他们是巴黎、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雅典、曼谷、内罗毕、布加勒斯特、蒙特利尔和维也纳的市长。这个问题是：“什么颜色最能代表北京城？”结果，这些在同一时期来北京的市长们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给出了七种以上的答案，分别有红色、黄色、灰色、蓝色、玫瑰色、砖红色和绿色等等。
一个城市的主色调要在城市规划中加以明确。以城市名胜著称的日本神户，不仅确定了城市的主色系，还确定了与之调和的辅色系。中国的城市在历史发展中也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色系。如上海就形成了以灰色和灰红色为主的色调，里弄房子是灰红色的砖墙，而外滩一带万国建筑则是以灰色调的花岗石为主。北京具有北方城市的特征，灰砖灰瓦的民居与红墙黄瓦的皇家建筑形成了色调上的谐和，在国槐和杨柳的掩映下，一种“满城春色宫墙柳”的韵致稳重、大气、素雅，叫人终生难忘。
而滨海城市青岛则是以兰天、绿树、红瓦著称。
有专家认为，选择城市建筑物的色彩，首先要注意历史的延续，就北京而言，在800年的建都史中，已形成了和地域及气候特点相适宜的灰色调，这是北京的传统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物的色彩也应体现时代气息，应当多样化。今后，北京将形成以灰色系为主的稳重、大气、素雅、和谐的城市环境。
四，要有功能不同的道路系统
不同道路在功能上的有机配合是一门艺术。
近代西方国家商业中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过程。
首先，在步行和马车为主时期，城市中建设了一些尺度小而亲切的步行商业街道；20世纪初汽车交通大发展以后，沿城市主要道路发展绵延两侧的商业街道。由于街道环境恶化，致使商店迁移，有的街道在改造；于是又发展新的步行商业街道，他们与汽车交通线路相衔接，改善了商业中心的环境。
随着私人汽车占有量的增多，又发展城市郊区商业中心，即大片海洋似的停车场包围的室内和室外岛状商业中心，而原有的城市商业中心渐渐衰落；为复兴、重建原有的城市中心，又着手改建各类步行街道，包括全步行街、半步行街等，从平面人车分流发展到立体人车分流。
城市道路从功能上可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道路的交通功能越强、服务功能就越弱。北京平安大街的建成贯通了北京市区东西交通，大大地缓解了城内堵车难题，但是，长度与长安街相仿的整条大道，商业气氛不浓，路两边的不少商业用房长期闲置，主要原因在于道路的交通功能压抑了两侧的服务功能，栏杆多、停车场少，隔断了商业所需的车流、客流。
五、大规模改造是多样性的大敌
在湘西地区的一个县城里，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建成的仿土家吊脚楼建筑，我曾经请教湘西地区土家文化专家向澜泉先生，这个楼建得如何？向先生说“不伦不类”。他的道理是，这种建筑样式与它周围的环境不协调。
向老不愧是土家文化专家，据说天下的吊脚楼没有重样的。每一座都是因山形水形和路形而建的“单件性产品”，这种建筑与环境的协调关系，简直就是一种唯一性的对应。难怪他看不惯这种用现代材料仿古样式、挤在闹市的“火柴盒”中的假古董。
中国有近百个历史文化名城，大都面临城市更新课题。当人们要保护建筑物历史风貌，保留城市文脉时，很容易去建设一些仿古人文景观，这种努力多造成“唐不唐，明不明”，使人不知道置身于哪个朝代的街景中。
这其中，大规模的改造是多样性的大敌。因为这种改造更多的是有关部门和地产开发商在进行，而开发商为了尽快回收巨额资金，必然让旧城的各种复杂问题简单化，如在北京危旧房改造中出现的“三光”现象（树砍光、房拆光、人搬光）。也正因为开发商的利益冲动，大规模改造的地段首先考虑的是有经济收益的繁华、临街地段，这些地方质量很好的房屋也会被拆掉，而代之以大而无当的崭新建筑，就象砍掉原始森林而种上单一树种的人工林一样。原来多样化的城市生活被割断。而一些危旧房情况非常严重的地方因无利可图反而得不到改善。
第五节 以人为本的城市是最美好的城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空间设计和营造讲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六，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据专家们说，西安和北京的老城市大致是按这种模式建造的。对于这两座古城，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审美，这正如我们可以欣赏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美。但是设若今天重建这种样子的城市，只有高墙没有广尝逛商店要走很远的路，恐怕人们大多不会感到舒服。因为这是按封建等级制建成的社会空间。
大连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什么样的城市最好？以人为本的城市最好。这个“人”应该是居住在城中的普通人。
城市空间不是为种种园林、绿化、卫生检查团设计的，而是为生活在城市中普通的人们设计的，为他们晨练、经过、散步、休憩、娱乐、消费和聚会所使用的。不论是广尝绿地、街头的各种景观，都不是让人参观的，而是供人使用、让人在其中生活的。
让人在景中，而非景外，设计师和领导人就要目中有景更要有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当它的环境仅只方便有钱的人群、有车的人群时，它的向心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文、圣西门、傅利叶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平等思潮。埃比尼泽·霍华德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著《明日的田园城市》，也正是在“人民城市”的观念上，竖起了思想的高度。金经元先生在翻译这本书时，提醒读者，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城市规划专著：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想的显然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更不是个人利益。尽管“田园城市运动”使他饮誉全球，他的终生职业依然是一个普通的速记员。他针对当时英国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用逐步实现土地社区所有制、建设田园城市的方法，来逐步消灭土地私有制，逐步消灭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现在看，这个一百多年前的主张似乎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幻想的色彩太浓。然而，他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1）、在城市规划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显示统治者权威的旧模式，提出了关心人民利益的新模式。这是城市规划立足点的根本转移。（2）、摆脱了就城市论城市的陈腐观念。正如芒福德在1946年版导言中说的那样：“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是一位比我们的许多同代人更高明的社会衰退问题诊断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促进社会的发展。（3）、城乡结构形态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乡结构形态能永世长存吗？在交通、通讯、计算机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城乡一体的小城市网络有可能是一条新出路。在大城市给人们带来许多困惑之际，至少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愈大愈好。为什么我们不学习西方治理城市病的成功经验，偏偏要把他们的城市病态作为效法的榜样！（4）、城市规划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我国乡镇企业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上，有些很有生命力的小城镇，在艰苦创业的初期，走出了一条勤俭建设、城乡一体的新路。当时我曾认为：“也许当今的我国人民更能与霍华德未被他的同胞所理解的思想产生共鸣。”然而我错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总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在资金不足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待到富了，就放弃了这条新路，重新回到盲目追求大城市、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老路上去。看来，现实的新事物，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总结和指导，还是很难巩固和发展的。
一、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我国许多大城市交通要道小时客运需求量都已超过1万人次。依赖自行车解决中心区的通行问题，不仅速度、舒适程度无法保证，而且人均占地也很大，还妨碍其它路上交通工具的行驶。依靠多修公路，包括高架公路和立交桥，以增加对汽车的承载能力，提高通行速度，同样难以避免中心区交通用地规模的硬约束，并且加重对环境的污染也是一个大问题。一些大城市目前在交通问题上的困境实际证明这两种选择都是没有前途的。
1、世界上的几种城市交通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课题概括出世界上的几种城市交通模式：芝加哥：以小汽车为主，同时实施公共交通优先的模式。芝加哥是世界上最早建造高架轨道的城市，从20世纪初就坚持不停地建造公交轨道系统，优先发展公共快速交通系统，大力发展未来公共走廊，限制和分散市中心，建立了发展小汽车和公共交通优先的体系。
伦敦：公共交通与个人交通相结合的模式，依靠组织严密的换乘联运体系解决繁忙复杂的交通。伦敦鼓励公共交通的发展，建设了完善的铁路和公共汽车线路网，城市边缘配有足够的停车场，市内公交车站站距短，换乘方便。这样就形成了私人小汽车连接家庭和铁路车站，铁路干线沟通新城、外伦敦和市中心，公共汽车连接地铁和铁路车站的完善体系。
新加坡和香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严格限制私人小汽车数量。政府积极改善公共交通，修筑地铁，提供大容量快速公交，建立了安全、有效、覆盖全地区的公共交通网。通过立法、重税严格限制私人轿车拥有量，对一些区域实行收费进入制。同时严格交通法规，强化交通管理，实现了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情况下的交通畅通。
目前，伦敦和纽约的地铁线路最长，都在400公里以上，东京和巴黎的地铁线路长200至300公里，这些城市的地铁均已形成完整的网络，客运量大大超过公共汽车。
2、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交通都经历的四个阶段：在《汽车与交通、安全》课题中，国家计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总结：“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交通都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步行和非机动化交通工具为主的阶段；——以常规电、汽车为主的传统公共交通阶段；——以机动化交通工具（特别是小汽车）为主的现代个体交通阶段；——以地铁、轻轨、高架铁路等快速轨道交通为主的现代公共交通阶段。”
建设快速轨道交通设施是根据国际经验，提高公共运输供给能力和效率，完善大城市立体交通系统的必由之路。快速轨道交通在客运方面共同的优点是容量大，准点快捷、安全舒适，人均占用道路少，能根据不同路段的地面交通和土地供应状况，从地面、高架、地下三种通行方式中选择一种，尽量少与其它建筑物和运输方式争夺用地。因而特别适合我国大城市人口密度高、高峰期对交通需求量大、污染严重的特点。
合理布局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有助于消除我国大城市其他方面的结构缺陷。比如，连接城市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快速轨道交通线，有助于那些居住和工作在中心区的居民，将居住或工作地点转移到边缘区，从而降低中心区的人口密集及交通需求密度，改善大城市的空间布局。例如已有经济学家建议成都市发展郊区住宅，通过铁路通勤解决上下班问题。中心区地下铁路的开通，能降低中心区因为交通拥堵而带来的成本，提高中心区通行能力，有助于中心区作为生产服务中心功能的完善和发挥。边缘地带居住区与工业区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更是有助于城市向边缘的扩展和辐射，促进边缘区与中心区的均衡发展。（参见熊贤良：“大城市轨道交通：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以公交为主，以出租车、小汽车为辅，部分自行车并存。妥善解决好城市静态交通。大城市应解决好汽车的存放问题。必须考虑城市整体交通战略的需要，从经济和土地利用战略等方面出发，建设多种形式的停车场和停车楼，避免乱泊车的现象，腾出城市的道路空间。
二、城市之美在于人
宜昌市长阳县的文化广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论面积在全国数不上；论设计，中间一个大喷泉水池也说不上很精到。但是每天晚间市民们在这里自发地跳巴山舞的场面，可以说是美不胜收。不仅是一种市民幸福生活快乐心情的集体表达，也是一个高水平活动型“旅游吸引物”。
长阳是土家族自治县，地处土汉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因而从建筑服饰语言方面，汉化得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县里的政府和文化界数十年来保护挖掘本民族的歌舞艺术、耕作不息、精品叠出，曾创作了轰动全国的歌舞剧《土里巴人》，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等艺术歌曲。巴山舞取材于土家族的跳丧，动作粗犷、古朴、洒脱，一经在全体市民中普及，便蔚然成风。
2001年秋天里，我和几个研究土家文化的朋友一道去跳广场舞，每当音乐初起，广场的四围便会有几处先舞起来的人们，围成的几个小圈。渐渐的，这几个小圈越来越大，更多的人们参加到其中，小圈相遇、便融成了一个大些的圈，最后整个广场上所有的人们围成了一个大圈。你在其中跳舞，会不时的发现，一会儿，前面多了一个小学生，一会儿后面多了一位老大嫂，那种情景令我觉得，这个广场才是最叫人难忘的广常广场建设应该体现出以人为本，体现出对市民的关怀，让市民有一个宣泻公众激情的地方，而决不是城市的花瓶。
有专家提出，我国当前城市绿化广场的功能和内涵极待扩充。除了标志性、纪念性广场外还应有树荫广尝休闲广场，甚至秧歌广尝情侣广尝玫瑰广尝说书广尝国标广场等，使其更现代、更实惠、更接近人。
广场应可以供任何市民通行，或作为休憩场所。单纯绿地或空地，市民无法使用的不能称之谓广常广场配套设施应齐全，如售货亭、治安亭、电话亭、标识、公厕、垃圾箱、坐椅等，真正做到为每位市民服务。
近年落成的重庆的朝天门广场和长沙的五一广场，在设计上都考虑到地下空间的利用。将停车场和相当的商铺安排在地下。省下来的地面面积用来发展绿地。这种思路很值得借鉴。因为凡作为广场的用地，往往都是城市中心区的黄金地段，立体化有助于人车分流和土地的充分利用。开发地下空间还有平战结合的意义，和平时期作为商务、饮食、娱乐中心，战时可作防空设施。
三、拆违建绿，还绿于民
到过大连的人，对于大连的城市环境有口皆碑。大连全市的绿化率达到4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7.5平方米。沿主要道路，建成了150多公里的绿化长廊；新建的住宅小区，不仅绿树衬托着红瓦，而且都布置了大面积的公共绿地，广大市民“出了家门就进花园”。
大连市“四季有绿、三季有花”的独特“绿色文化”，使国内外宾客近悦远来，每年到大连观光的国内外游客由5年前的600到700万人次，增加到目前的2000万人次以上，经济由此获得巨大发展。
拆除违章建筑工程。大连人称之为“扒小房”。两年中，共拆除违章建筑300余万平方米，包括将200多个马路摊点导入固定集市，在全国率先解决了违章占路的问题。
优美的环境逐渐地与大连市民的心理同构。大连市民们日益认同决策者们的理念。市民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的观念也正在转变，曾经是“一户三辆车”的大连，现在自行车多为郊游、健身所用。
大连市民有户外活动的传统，近年来新建的一大批城市广场则使这一传统得到延续。每当华灯初上，市民们便三五成群地涌向城市广场，或唱歌跳舞，或体育锻炼，或纳凉休闲，社区还经常组织一些文娱演出，构成了大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过，细心的人发现，在人流高峰之时，广场上秩序井然，并没有人进入公共绿地；广场活动逐渐散去之际，人们自觉地将纸张、可乐罐、矿泉水瓶等带走或扔入垃圾箱，广场上并不见杂物留下。
四、不能没有步行商业区
城市的灵魂、城市的记忆不会存在于快速的干道，一定保存在步行街中。一个没有步行街的城市，如同一个停不下来、坐不住的人，显得忙乱和烦躁。是一个没有记忆、心灵中没有一块净土的城市。
只有在步行街中，人们才会更多地感受到平等的人情味，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王佐、高亦兰考察了欧洲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过程，认为其中贯穿着一条线，即既充分利用现代交通技术，构成现代商业中心所必备的动态及静态交通系统，同时又向汽车“夺回”人所必需的城市空间，使为人活动的空间占主导地位。
从60、70年代起，政府进行大量投资，结合具有良好的环境设计和设施完善的超级市场和大的购物中心的建立，对旧有街道型商业街进行步行街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使市中心的商业区得到很大发展，促进了环境更新和旅游发展。
譬如德国的哥廷根市、慕尼黑市中心区的商业街中阳光、绿树、彩色路面铺装和街灯统一在一起，配以花池、喷泉和雕塑小品，街头穿插表演、展览、商贸和游戏活动，使之成为游客和市民休息、闲逛、玩耍等有活力的公共空间。步行区禁止汽车通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电车由地铁代替。欧洲老城的传统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的客厅重新得到恢复，成为亲切宜人，充满活力富于地方特色的旅游景点。
在日本的旅游规划中，同样注重城市美化和景观形成，通过绿化、水、城市历史、步行者空间等途径寻找城市环境整治的契机，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的美化，注重景观形成，由此形成城市新的旅游观光景点。以横滨为首的城市设计，进行了城市“绿色轴线”建设、公共散步道、城市广尝步行商业街等环境整治措施。与此同时对处于周围环境中的“城市资源”加以保护和充分利用，制定出“再现历史的城市建设”以及“水和绿色的城市建设”的环境整治政策。同样，神户以地方博览会掀起的热潮为契机一直进行积极的城市环境整治的内城建设，注重塑造城市景观，通过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实施“城市经营战略”和“城市名胜地构想”。
五、让环境成为市民的良师
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城市空间好像是一种容器，它为种种社会生活活动提供场所，但它又不是消极的容器，它可以触发人的行为、活动，而成为行为的促媒器、发生器。反之，它也可以限制某些行为的发生。奥斯卡·纽曼曾对居住环境与人的行为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他在《可防卫空间》这本著作中曾陈述了以下典型的案例：美国布朗斯维尔及旺得克这两个相邻的居住区在用地、居民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均基本相同，仅形体环境不同，调查证明两个区的犯罪率明显不同。
布朗斯维尔与旺得克两居民区比较
旺得克
布朗斯维尔
总人口
6420
5390
居民平均收入
4997
5056
离异家庭数
29.5%
31.7%
总用地
22.350亩
19.160亩
建筑层数
13-14层
6层及3层
人口密度
288人/亩
287人/亩
犯罪次数
1189
790（见夏祖华、黄伟康：《城市空间设计》）
第六节 经营城市空间从观念开始
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一旦想到要经营空间，就如同换了一个座标原点，方程立刻简单了：
一、从经济上计算以旧城改造为例，如果把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中普通商品住宅成本价格构成进行对比，可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1、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的房屋标准（即建安工程费）相同。
2、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的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建设费、室外工程费和公共福利建筑配套费也相同。
3、旧城改造的征地拆迁费为4800元/平方米，占总成本的49.3%；而新区开发的征地拆迁费仅为600元/平方米，只占总成本的16%。
4、旧城改造的大市政费、四源费、土地出让金总和为1400元/平方米，占总成本的14.4%；而新区开发的这三项费用总和为800元/平方米，占总成本的21.4%。
5、旧城改造中管理费、贷款利息、利润和“两税一费”的总和为1810元/平方米，占总成本的18.5%；而新区开发中这四项的总和为610元/平方米，占总成本的16.4%。
旧城改造的征地拆迁费、大市政费、四源费、土地出让金的总和为6200元/平方米（约占总成本的64%），而新区开发中这四项费用的总和仅为1400元/平方米（约占总成本的37%），两者相差4800元/平方米，由此可知，同样的普通商品住宅，危旧房改造投资为新区开发的2.6倍（王绍豪，1997）。
旧城改造资金平衡的困难还不止这些。周一星等城市地理专家发现，人口密度大是旧城的最大特点之一，拆迁工作量多，拆安比（拆迁面积和安置面积的比例）高，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崇文区虎背口住宅区，拆迁前人均建筑5.17平方米，拆迁后人均建筑面积增加到16.95平方米，人均增加建筑面积11.78平方米。危旧房小区的居民拆迁后，一般都能达到人均建筑面积15～20平方米，这已接近或达到小康水平。由于旧城改造的拆建比（拆迁面积和建筑面积）本来就远比新区开发的拆建比高得多，这样，拆安比与拆建比之间的差别就更大，对开发企业来讲，资金平衡上就会遇到更大困难。
二、从生态上划界
珠海市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城市总体规划与环境规划同步，项目审批必须有环保局参加。《中国环境报》记者陈谦1999年2月4日报道，根据规划，珠海市要求沿海、河边80米不准修建筑物，而只能建景观路；山体等高线25米内不能建商业和住宅建筑；城市用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得超过8000人；对于每个城区段，要求高层建筑不能超过区域总面积的25%，多层建筑不超过28%，绿地不能少于总面积的35%，严格控制建筑指标，保证城市环境基数，预留下未来的发展空间。
三、从专业上综合
有些城市规划师习惯于把城市规划看成是图上作业。似乎城市规划方案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制图能力。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和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只要有当地的地形图，再用几天时间大致看一下现状，就可以离开现场，回家伏案作图了。当时流行什么路网结构图案，就画什么图案。一旦有人创造出某种新图案，全国很快抄袭，到处似曾相识——金经元在《明日的田园城市》译序中痛陈时弊。
不反映现状特征的标准化设计，掩盖了原本客观存在的地方特色。难怪人们长期讨论地方特色而不得其解，最后不得不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者用行政命令主观地确定以清式大屋顶、唐风、灰墙黛瓦、坡顶红瓦、浅色墙面、深色墙面等等建筑元素、语汇来表现地方特色的固定、统一；或者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不准有两栋形式相同的建筑出现，有些地方命令在雷同的建筑物上画上各种奇特的花纹，“穿靴、戴帽、打领带”，以表现地方特色的丰富多彩；现在，有些“开明的”领导人想跳过这难解的死结，干脆提倡“欧式风格”。这些作法虽然令人莫衷一是，但又如出一辙。那就是把一个本该靠认识和研究客观存在的自然、社会、文化特征发展规律的问题，求助于某个特别聪明或特别权威的脑袋。
其实，特色是客观存在。所谓“千城一面”，不也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时代特色吗？问题只在于，过分强大的人为干扰，可能使客观规律暂时受到抑制，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不可能持久，现实生活的教训将使人们最终把它抛弃。
城市面貌是当地自然、社会和历史演变的综合体现，工程技术成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金经元提出，城市规划必须首先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许多重大前提问题：我们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社会？
城市如何具体体现这种社会？
我们规划的城市在全国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如何保护、发展、利用当地的自然、社会、文化优势？
如何避免、弥补、缓解当地的劣势？
如何使城乡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发挥地方经济、文化优势，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如何选择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
以及，为此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要制定哪些相应政策？
解决了这些大前提，工程技术问题才有依据。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四、在意识上超前
在城市空间的营造中，领导者特别是一把手的意识是第一生产力。正象吴新雄在谈到无锡城市建设时说，经营城市，要考虑人们心目中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符合国际发展的城市方向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一是以人为本，营造一流人聚环境的城市。现在城市，应该是环境一流，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繁华中有宁静、有品味、有优雅。二是把优势最大限度积聚起来的城市。我们的优势是经济的辐射力、湖光山色、交通条件。要对历史负责，要有计划进行改造。中国城市最美的是大连、青岛、深圳、珠海。而无锡，从清名桥上看到的水弄堂，应该是《清明上河图》里的景色，粉墙黛瓦，明清风格。五里湖应该成为无锡的内湖，要把它拉进来，但不是象西湖在市中心。在城市建设上，我们要有抱负，要有眼光，要有追求。第三，要形成城市的鲜明特色和魅力。无锡的特色是湖，有山有水有运河。如果建设得不好，没有特色，就会把遗憾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五、在建设中接力
这是城市史上一个永远感人的故事：讲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亚南泽塔广场的生长过程：广场的第一位设计者设计了右侧医院建筑，它建成于1427年；第二位设计者肯定了前者创造的形式，决定与之协调，采用了相同的拱廊，因为是教堂建筑，只做了些不同的处理，教堂完成于1454年；第三位设计者在充分理解了前辈的设计意图后，决心不表现他自己，而随从第一人创造的形式，最终构成了一处完美的广场，它完成于1629年。在202年间，先后三位设计者和谐地共同塑造了同一个城市空间。埃德蒙·培根在他的《城市设计》一书点评了这个故事：“正是下一个人，他要决定是否将第一个人的创造继续推向前去还是毁掉”。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我们只是地球上的旅游者，来去匆匆，但城市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所以城市规划师、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都要在自己这一代努力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将遗憾留给人间”。
抉择之三：避免高成本的城市化
广东顺德市几年前的口号是“城乡一体化”，2000年作出重大决策：把建设思路由城乡一体化迅速调整到城市化上来。明确地改“城乡一体化”为“城市化”。
第一节 有了高标准，才有低成本
俗话说，便宜吃穷人。今天图便宜、图省钱，明天就要付更高成本，居家度日和经营城市是一个道理。要想走一条低成本的城市化道路，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就一定要高标准！
一、做好二十年间五亿农民进城的准备
有人预计，到2010年，我国城市化将达到45%左右，这期间全国将有2亿左右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的城镇人口。20年内，将有5亿农民成为市民。可以说，未来的20年里，中国将“从农村搬进城市”！这是一项极为宏大而艰巨的历史性进程，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奇观。
佩卡·库西说，乡村主要是解决人类的生物学需求的；而城镇，只有进入城镇时代，人类自己的人类学需求才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的特点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人口、资金、资源要尽可能集中。因为集中能带来显著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而城市就是集中的产物。集中起来的好处是节省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分散居住就业的农村或是小集镇，要想获得与城市相当的基础设施，要付出大得多的成本。
城市化又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城市化可以使更多的中国农民享受现代文明。有人估计，我国城市化速度比工业化速度落后10个百分点以上，这意味着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有1亿多农民本应生活在城市中。假如中国人口的主体没有进城，我们就不可能彻底改变作为一个农业国的面貌。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也难有全面提高。因此，离土不离乡式的工业化，在就业和生活质量提高方面，就不如让大量的农业人口名正言顺地成为城镇居民。
现在，全国三个农村人口的商品购买量才相当一个城市人口的消费量。假如说农村的八亿人口中有一两亿人转移到城市，就等于我们现在城市的消费量增加60%——70%，如果有三亿人转移过来就更不得了，等于现在的城市规模要翻一翻。所以说，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
发展农村小城镇政策已经提出近20年，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弱化了呢？为什么许多地区农村小城镇建起来了，但是，当地的农民还是往大城市跑呢？凌耀初指出，原因是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和信息获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小城镇的城市积聚效益明显低于大城市。于是导致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地点总是首选发达的大城市。
发展各类城市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一相情愿，过分强调发展农村小城镇，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我国大中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城市基础建设的欠帐也很多，就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来讲是不充分的，因此，今后我国推进城市化政策的重点应当从控制城市规模转到充分发挥城市的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上来，要消除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少数大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应当被废除。要给予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
二、从“城乡一体化”到“城市化”
广东顺德市为了城市化，不断超越自我。几年前的口号是“城乡一体化”，2000年10月10日，市委扩大会议作出重大决策：把建设思路由城乡一体化迅速调整到城市化上来。明确地改“城乡一体化”为“城市化”。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正在顺德进行。
顺德农村以城市化为导向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1、加大农村区域重组力度，加快城市化改造步伐按照“合并自然村，建设中心村，重点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坚决推进村的合并和“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对地域相连、规模过孝历史上曾经分合的村，原则上要进行合并重组，特别是人口在2000人以下的村，必须进行合并。对有计划合并但存在较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村，要本着“先合并，后解决”的原则，在村合并后，统筹协调解决各种遗留问题。
对市中心城区和各建制镇的城市规划区内的“城中村”以及位于城乡结合部、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市人均水平1/3的村，必须进行城市化改造，将村民委员会改为居民委员会，将原村民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将原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城中村”经改造后，按城镇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管理。原村民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后，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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