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金菊,姜丽花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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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经济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试读：
前言
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促使一国经济由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提高，并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源泉。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后，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通信技术的变革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服务市场进一步开放，服务产品可贸易性增强，服务业跨国转移加快。在资源配置全球化不完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将全球价值链上成本导向性的业务环节向中国、印度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转移，服务外包成为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作为新型的商业模式，服务外包不仅可以改善和提高企业的运营绩效，而且具有产品无形化、资源复用性高和环境友好等特点，很好地契合了世界范围内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方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意味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后起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发展服务外包，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借助承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调整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承接服务外包成为发展中国家融入服务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渠道，成为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途径。
我国十分重视服务外包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若干服务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战略任务，2006年商务部实施了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近几年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中国服务”快速崛起并已为世界所瞩目。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国服务外包仍保持较快增长。2010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达到274亿美元和1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7%和43.1%。全国有服务外包企业12706家，从业人员232.8万人。目前，全国已建立了大连、北京、上海、苏州、深圳、西安、重庆等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这些城市已成为引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未来中国的服务外包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潜力巨大。
本书的主题是“服务外包：经济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本书的研究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界定了外包、服务外包、离岸服务外包、在岸服务外包等相关概念，阐述了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和有关服务外包的文献研究。在服务业全球化和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背景下对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总体情况以及中国软件服务外包、金融服务外包、电信服务外包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等四大外包专业领域进行了翔实的实证分析（见第二、三章）。服务外包不仅对母国有广泛影响，对东道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就业吸纳等方面同样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安排了基于发包国视角和承接国视角的经济效应研究，并进一步对服务外包对我国示范城市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我国服务外包发展主要载体——服务外包园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成功要素（第四、五章）。服务外包承接能力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书在分析影响承接服务外包能力的一般因素基础上，对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优势和劣势展开了具体研究，并通过计量模型对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第六、七章）。本书最后提出了提升我国服务外包总体承接能力的政府战略和提升企业承接能力的微观策略（第八章）。
本书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宁波市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完成，各章分工是：邵金菊承担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姜丽花承担第二章、第三章，刘冬林承担第四章。邵金菊、滕帆、施玲玲承担第七章，全书由邵金菊通稿。
服务外包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有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去深入地研究，我们只是在可能的视野和知识结构范围内做了一点探索，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邵金菊2011年7月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第一章 服务外包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进展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趋势突显，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吸收就业的比重也不断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吸纳的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甚至达到80%以上。与此同时，以服务外包为主流方式的服务业转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高潮。
柯达将它在中国内地彩色扩印设备的售后维修服务交给IBM和铁道部共建的“蓝色快车”负责；国际汽车业巨头雪佛兰利用外部设计厂商完成车型设计；大连服务外包企业承担日本银行大量的数据输入和电话呼叫业务；宝洁公司甚至将自己的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等职能转移给埃森哲；等等。这些经济现象表明世界服务外包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从市场规模来看，据IDC研究，2006—2009年全球IT服务市场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为6.1%，半数以上的欧美公司计划将更多的IT服务外包到海外。Gartner研究显示，世界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市场规模2007年为4167亿美元，2008年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为4505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未来几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30%～40%的速度扩张。从发包国来看，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是主要的发包方，占据了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绝大多数份额。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18%，日本占[1]10%。承接国市场份额的抢夺战也愈演愈烈。最近几年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中国家数量激增，已经成为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上重要的承接方。拉美、亚太地区的服务外包行业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服务外包投资地，中国、印度、菲律宾承接了全球服务外包60%以上的份额，巴西、墨西哥等国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国。从服务外包市场结构来看，信息技术外包（ITO）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是正逐步向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发展，服务外包产业链呈现向高端扩展趋势。2004—2009年，全球ITO市场复合增长率达到6.9%，BPO市场复合增长率[2]达到9.1%。跨国公司不仅将数据输入、文件管理等低端服务外包，也逐渐将金融、保险、风险管理、研发设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业务外包出去。使得全球服务外包的内容不断拓展，服务外包的范围不断拓宽，外包服务的层次不断提高。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新标志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服务外包已经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研究以全球化为视角，分析全球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软件业、金融业、电信业、政府公共服务等我国四大主要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探讨服务外包对示范城市的经济效应，研究影响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因素以及如何提升中国服务外包承接能力的发展战略，这在现阶段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011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引自http：//w w 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1-05/24/content＿22626595.htm。
[2]
王晓红：《在实现服务外包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与整体提高》，《国际贸易》，2010年第10期。二、相关概念界定（一）外包
外包的英文全称是“outsourcing resource using”，简称“outsourcing”，直译为“外部寻源”，也有文献翻译为“业务外包”、“外部化”、“外源化”、“资源外取”、“资源外包”等。Gary Hamel和C.K.Prahaoad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次提出了“外包”概念，学术界和产业界对外包的定义有很多，但至今理论界对外包概念的理解仍未达成一致。表1-1所示是国内外学者及有关机构对外包的理解与定义。
综合国内外学者及相关机构对外包的多种定义的共同点，本书认为：外包是某一公司（称为“发包方”），通过与外部其他企业（称为“承包方”）签订契约，将传统上由公司内部人员负责的业务或机能外包给外部的专业服务提供商的一种经营形式。依据交易对象经济属性的不同，外包可以分为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如果外包转移和交易对象属于制造加工零部件、中间产品工序的活动，或以中间品、半成品、最终产品某种组装或总装为对象的活动，则属于制造外包；如果外包转移对象是特定服务品生产过程中的特定投入环节，或者是[1]制造品或其他非服务品生产过程的服务流程，则属于服务外包。”（二）服务外包
根据我国商务部2006年发布的文件《商务部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商资发〔2006〕556号），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发包商）将信息系统构架、应用管理和业务流程优化等业务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承接商），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它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具体业务形式有业务改造外包、业务流程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应用管理和应用服务等商业应用程序外包、基础技术外包（IT、软件开发设计、技术研发、基础技术平台整合和管理整合）等。
印度官方曾提出一种有关服务外包产业的概念——ITES（IT enabled services）。ITES是指借助IT基础设施提供BPO服务，即IT密集型的业务流程服务。在很多文献里，ITES可以与BPO一词互换，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ITES强调IT所起的关键性支撑作用。由于印度在服务外包领域的突出表现，ITES这个概念逐步被其他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和产业界所接受。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约翰·格拉索把外包分为一般外包、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和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ITO）三个层次，认为服务外包可以等同于业务流程外包，而信息技术外包是业务流程外包的一种。图1-1 埃森哲的外包分层结构
埃森哲（Accenture）从价值层面将服务外包划分为四个层次：基本技术外包、商业应用程序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业务改造外包（见图1-1）。基本技术外包是传统的IT外包，着重于减少成本；业务改造外包是BPO的最新拓展。当前，公司为了集中力量发展核心业务，趋向于采用商业应用程序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这两种外包形式的发展速度最快。未来的趋势是发包商与承接商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对发包商的业务进行高度支持。
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定义的服务市场包括IT服务市场和业务服务市场。其中，IT服务市场中外包的部分被定义为ITO，业务服务市场中外包的部分被定义为BPO。ITO市场不仅包括应用外包、桌面与网络外包、整体信息系统的外包等传统的“一对一”的服务外包模式，还包括含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 SaaS）和托管服务在内的“一对多”的服务外包模式。BPO是将一个或多个完整的业务流程或整个业务职能的管理工作外包给外部服务商，其绩效主要与客户服务以及战略性商业价值挂钩。
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按最终用户与IT服务提供商所使用的主要购买方法将IT服务市场分为离散式服务和服务外包，并进一步将服务外包分为ITO和BPO。其中，ITO包括产品支持与专业服务组合，用于向客户提供IT基础设施和企业应用服务，从而确保客户在业务方面取得成功。ITO可以细分为数据中心外包、桌面外包、网络与企业应用外包等。BPO是“把一个或多个IT密集型业务流程委托给一家外部承接方，让他拥有管理和控制权的过程。这些业务是基于对业务流程的详细定义和可测量方法来执行的”。被外包给外部服务承接商的业务流程包括物流、采购、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客户关系管理或其他管理以及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功能等。
依据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外包的意义更加广泛。它是指依据服务协议，将某项服务的持续管理或开发责任委托授权给第三者执行。协议将服务分为12个部门，即商务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服务、旅游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服务外包可以按这12个部门进行分类。
综合分析上述各种观点，本书认为服务外包是指企业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利用外部专业服务商的知识劳动力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动的应变能力并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经营模式。具体分为ITO和BPO。
信息技术外包（ITO）是指客户将全部或部分IT工作外包给专业性公司完成的服务模式。客户可以整合利用其外部的专业化资源，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等目的，以提高公司绩效。信息技术外包的主要业务包括数据库管理、技术支持、设计与咨询、网络系统和应用软件系统的建设、开发、系统维护和升级等（见表1-2）。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发包商将外包范围拓展到业务流程领域，即业务流程外包。业务流程外包（BPO）是指企业将经营活动中非核心而又不可缺少的业务流程通过因特网以市场交易的形式外包给其他组织的行为（见表1-2）。它产生的原因在于企业把不属于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外包出去；把自己做不了、做不好或别人做得更好、效率更高的事交给别人去做。与信息技术外包的原理类似，这是发包商在充分发展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整合利用外部专业化资源，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一种管理模式。
作为服务外包的两大分类，ITO和BPO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致力于降低成本以及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商业结果的取得与发包商无直接关系。而BPO作为一种服务外包安排，发包商除了要负责一个技术功能的管理之外，还要承担对商业结果的取得而言至关重要的、使得一个完整的功能得以贯彻并执行的战略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现实中往往是相互交叉的。资料来源：李志群、朱晓明：《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0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三）离岸服务外包和在岸服务外包
依据服务外包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国别分布差异，可以把国际外包划分为国内服务外包和国际服务外包。“如果服务外包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属于同一国家的企业，便属于国内服务外包，又称在岸服务外包（on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如果发包方与承包方属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则属于国际服务外包，又称离岸服务外包（offshore service [2]outsourcing），逻辑上应是一种特殊的国际服务贸易形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离岸服务外包发生并不仅仅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而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离岸服务外包的模式也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有些跨国公司也在承接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业务。这些新的趋势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3]离岸服务外包的内涵也在不断延伸。但总体而言，这些新趋势还未成为主流趋势。（四）服务外包与国际服务贸易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按照发包商和承接商是否来自不同的国家，将服务外包分为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当服务外包工作跨境完成时，我们称为离岸服务外包；反之，我们称为在岸服务外包。由于合作方式不同，离岸服务外包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发包方以契约方式将业务外包给海外独立供应商；第二种是发包方在海外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为自身服务；第三种是业务承接方到海外拓展市场，建立离岸交付中心，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或进行就地服务。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数据统计中，要判断服务外包是否跨境完成非常困难，因此，现有大多数资料不对服务外包与离岸服务外包作严格区分，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也沿用这一做法。
依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国际服务贸易包括四种形式：跨[4]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跨境交付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个成员的领土上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提供模式的特点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在地理上相互隔离，服务提供者不离开其原住地，而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媒介跨越国境和边界向另一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因此跨境的只是服务本身。该模式下的服务提供不涉及资金、设备和人员的移动。比如：在法国的建筑师通过传真向中国的客户提供建筑设计的草图，或中国的计算机编程人员通过互联网向美国的客户发送软件都属于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个成员的境内向来自另一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提供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服务的消费者离开其原住地，来到服务提供者所在地，在这种情况下，跨境的是服务消费者。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时享受中国企业提供的各种服务都属于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境内设立商业或专业机构，为后者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具体是指，为提供服务而在一成员领土内组建、收购或维持一个法人实体，包括独资子公司、合资公司、分公司或代表处。这种服务提供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处于同一地点，服务的提供基于在当地设立的商业或专业机构。例如：一成员的银行或保险公司到另一成员境内开设分行或者分公司，提供银行和保险服务。
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其他成员领土内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服务”。这种移动是暂时性的，目的是提供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员：公司内部调任人员、商业访客、合同服务提供者和独立专家。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服务输出方式，在前三种模式中均有体现，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1]
卢锋：《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卢锋：《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王晓红：《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
裴长洪：《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三、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一）服务外包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基础
1.国际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是对外包起源的早期经济学解释。亚当·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分工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928年，阿林·扬格（Allyn A.Young）在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报酬递增的本质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加深，这种分工加深导致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和贸易增长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斯蒂格勒将分工与产业生命周期相联系，讨论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总而言之，分工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专业化，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分工的理论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也适用于各国之间。离岸外包可以看作是劳动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企业把部分业务外包出去，整合利用外部专业化资源，可以简化生产复杂性，降低管理难度，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等目的。
但是国际分工的水平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只有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才能推动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更进一步转向产品内分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为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深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促进了服务业内部专业化，于是服务外包逐渐成长为独立的产业。“从专业化的发展角度看，科技发展使得一家企业往往不可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更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高效率地生产。专业化服务的提供者作为一个专家集合体，用其提供的知识与技术，使产业链拉长，并进一步提高资本投入的专业化程度、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从而使其对专业化服务的[1]需求不断增加。”
2.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逻辑在于：如果每个国家都能专门生产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那么通过贸易，双方都可以享受更大的总消费和福利。
离岸服务外包中涉及的比较优势通常是指某种经济活动密集使用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内比较丰裕的要素所带来的成本优势。生产过程内部服务投入由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资源所提供。由于不同国家或经济体内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程度和价格不同，企业倾向于把不同的服务活动拆分到它们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相对价格比较低的国家或经济体内进行，从而通过降低成本获得比较优势利益。由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较大，因此，比较优势效应在离岸服务外包领域表现得较为显著。作为主要发包商的发达国家通常会选择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包地，通过离岸服务外包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利益。例如，离岸外包可以使美国企业通过接受印度、中国等国家的企业提供的外包服务降低成本，并将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他们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活动中去。与此同时，外包不仅为印度和中国工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也为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利润。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外包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和沉淀成本都较低，主要的成本为人力资源成本。因为不同国家或不同经济体内的人力资源丰裕度不同、劳动力成本不同，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某些服务环节的生产，能够节省成本，从而获得比较利益。如图1-2所示，CC为发包国的成本曲线，C*C*为承接国的成本曲线，当中间品生产处于区间[0，Z*]时，C*C*低于CC，即承接国的提供成本低于发包国的生产成本，因而企业选择服务外包能够获得比较利益，而当中间品生产处于区间[Z*，Z]时，C*C*高于CC，此时在国内生产比较有利。图1-2 离岸外包与国内生产的成本决策
3.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为业务外包决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最早由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认为所谓的交易成本即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交易的成本。该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定义为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他认为，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特征导致了交易成本产生，因此交易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资产专用性是指企业用于支持某些特定的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的特征是一旦形成则很难挪作他用，假如交易资产已经投入而交易被终止，所投入的资产将全部或部分地因无法改作他用而造成损失，因此专用性资产的交易双方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方违约将使另一方产生巨大的交易损失。一般地，资产专用性高的业务，选择内部生产比较有利；反之，企业应选择外购。
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使交易双方的稳定性受到影响进而增加的履约风险。原因包括：市场环境变化，消费者偏好改变，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相互依赖程度不对称等。交易的不确定性越大，越应该采取内部生产的决策；反之，应选择外购。
交易频率和交易费用呈线性相关关系，频繁的交易行为意味着反复地签约，因而导致较高的签约成本和交易费用。交易频率越高的业务，企业越倾向于内部生产；反之，应选择外购。
当企业为了降低外部交易费用而进行业务扩张时，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带来内部交易费用的膨胀，最终会导致“组织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外包成了企业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选择。与传统的企业外购方式相比，外包有助于建立企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降低了双方采取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同时，合作双方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更容易通过协商解决问题，避免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所以，一方面，外包满足了企业精简结构、降低内部交易费用的需求；另一方面，与企业传统外购方式相比，企业通过外包获取产品和服务的外部交易成本也较低。
4.规模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动力。假设两个国家同一产业内生产不同质产品的厂商都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他们可以通过分工组合进行专业生产，并相互出口，从而获得市场需求扩大所带来的平均成本降低的好处。
把以上分析扩展到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如果不同生产工序所存在的规模经济不相同，即它们所对应的有效规模数量存在显著的差别，那么个别关键生产工序的有效规模就可能约束整个生产系统规模经济的发挥，使其他有效规模较大的工序不能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外包可以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工序分离出来，安排到不同空间场合进行生产，从而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内部不同工序和流程的最佳规模可能不同，如果采用内置式的生产方式，即把所有工序都纳入同一生产系统中，整个系统规模就取决于某个关键环节的最佳规模，不能同时实现多个工序的最佳规模经济。通过外包，企业可以把一体化生产系统拆分为以特定工序和流程为基本单元的产品内分工系统，则可使更多工序和流程[2]同时实现最佳规模，从而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二）服务外包的管理学理论渊源
1.核心竞争力理论
1990年，Prahaoad和Hamel在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首次提出核心竞争力理论。他们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展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它一般以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为基础，通过企业战略决策、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内部组织协调管理的交互作用而获得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3]与知识的互补体系。”
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具有战略价值。核心竞争力具有战略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最终产品价值有直接、显著的贡献；另一方面，有助于为企业创造长期竞争优势，使企业掌握竞争主动权，方便企业进行市场开拓，并能为企业创造超过行业平均利润的超值利润。第二，具有不可替代性。核心竞争力应该是只存在于有限几个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企业之中，同时，它还应该没有战略上的等同物或替代品。而对于众多企业同时拥有或控制的能力，只能造成竞争的均势而不能产生竞争的优势。按照这一理解，企业先进的设施、充裕的资金、成熟的技术以及区位优势、成本优势等，都难以直接归于核心竞争力。因为，在健全完整的市场体系中，在生产资料全球配置的背景下，通过市场交易，上述条件和优势都可以很容易地被获取，或者很轻易地被超越。所以说，核心竞争力应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第三，具有整合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将技能、资产和运作机制融合的企业的组织能力，是企业推行内部管理性战略和外部交易性战略的结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包含一项或多项核心技术，这些技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共同支撑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所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是拆不开的，如同一双鞋，是属于互补性[4]资源，分不开的是核心竞争力，能分开就不值钱。第四，具有加速增值性。在现代企业的营销中，企业决策的出发点是满足顾客的需求，因此，消费者的感受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特点，并将它们与其他产品和服务相区别。因此，核心竞争力对产品或服务的效用贡献最大。企业在核心竞争力上的投资，能够对企业整个价值链产生独特的拉动和放大作用。也就是说，对核心竞争力的投资将带来企业利润增加幅度远大于对其他非核心能力的等量投资所能产生的效果。第五，具有延展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一种产品或服务上，而是能够为实施产品或服务的多元化战略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企业经营的业务进入衰退期或经营环境恶化时，核心竞争力的延展性为企业提供了向相关行业转移的可能性。第六，具有动态性。一方面，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周期，企业曾经依赖和引以为豪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会演变为普通的企业能力；另一方面，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结果，它将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因此，核心竞争力具有动态性。第七，难以被模仿、学习和转移。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以特有的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外在或内部化的企业的能力。它是特定企业在特定环境下，经过特定的发展过程具备的特定优势。因此，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这种能力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或是通过努力也难以建立起来的。比如：领导者的智慧、职工的忠诚和共同的价值观、企业的声誉与形象、管理运作的机制等，看似无形，却是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而且，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力与企业相伴而生，无法像其他企业资产那样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转让。
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企业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自身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上，而将其不具备核心能力的业务转包给外部专业化组织。外包的本质在于保留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资源，把其他的资源借助外部专业化的组织进行整合，从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2.价值链理论
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价值链理论。他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基本活动主要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营销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价值链。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影响企业最终能创造的价值大小。
价值链理论揭示了企业间的竞争不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又决定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一家企业往往只能在价值链上的某些环节具备竞争优势，而在其他环节上，外部企业可能拥有竞争优势。企业可以把自己价值链上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外包出去，让在这些环节上处于优势的外部企业来完成这些工作。通过外包，企业之间实现优势互补，最终实现“双赢”。
3.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又称为企业资源观，最初的思想源于Penrose（1959）和Wernefelt（1984），后来被Barney（1991）进一步完善。该理论从企业内部视角着眼，关注企业的资源和资源的差异，关注企业业绩及其获得优势的能力。该理论认为，企业应持续发展那些有价值、不易被模仿和替代的、稀缺的异质性能力和资源，不断开发利用外部的互补性资源，从而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在自身不具备所需资源或不想付出更多投资获得所需资源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外部能力和资源。外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发包企业在资源和能力上的缺陷。通过将组织内非异质化的资源进行外包，发包企业就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投资在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上，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三）服务外包的经济社会学基础
1.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是一系列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诺斯称之为“制度安排”，并将其定义为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的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旨在提供一种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诺斯所讲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指这一意义上的制度。
企业实施业务外包，放弃内部生产，是对原有内部生产体制的摒弃。外包是组织制度的一种安排，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原来的生产组织方式阻碍了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生产外包所产生的成本低于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带来的收益，此时外包这种制度能够使发包方获利。
2.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美国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霍斯曼是该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每个人都想在交换中获取最大利益，结果使交换行为本身变成一种得与失的权衡。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归结为一种交换，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只能是一种交换关系。任何人都想利益最大，支出最小。付出多而得到少的关系会终止，而得到大于付出的关系会维持。外包是社会发包商实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体现。发包企业和接包企业之间充分利用彼此的核心竞争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达到双赢。
[1]
王晓红：《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卢锋：《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2007年第8期。
[3]
于慈江：《接包方视角下的全球IT和ITES离岸外包——跨国服务商与东道国因素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张维迎：《企业新四大核心竞争力》，引自http：//finance.sina.com.cn。四、服务外包相关理论研究综述（一）服务外包经济效应研究
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母国有影响，对东道国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1.对就业的影响
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国内外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外包是影响就业的弱因素。Amiti和Wei（2004）通过对美国的服务行业调查得出美国服务业外包和服务就业呈弱负相关关系。Mann（2004）对美国的IT部门进行了研究，他证明了IT外包尤其是IT硬件的国际外包导致该类产品的价格降低了10%～30%。后来，Mann又进一步证明了IT软件外包与IT硬件外包一样对经济产生有利影响。假设IT软件的价格弹性高于IT硬件的价格弹性，则IT软件外包将会产生更高的收益。这些影响使得IT行业的就业水平也呈现增长的趋势，所以服务外包没有损害发包国的就业状况。Garner（2004）指出，美国转移到国外的服务岗位只占总就业量的一小部分，长期来看，服务外包不会降低美国的就业和生产率；相反，若工人能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其生活水平则会提高。同样，McKinsey的全球报告（2003）通过对管理咨询行业的调研，指出在正常经济周期内就业数量的减少相对整个就业情况来说所占份额非常小。Baily和Lawrence（2005）对2000—2003年由外包引起的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的调整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制造业失业总量中仅有11%是由贸易导致的，而服务业所受的影响更小。另外，美国信息技术协会的报告与劳伦斯·克莱因教授的研究均认为，事实上，美国的服务外包增加了美国的就业量。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包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Bhagwati（2003）的研究表明，外包可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降低了发包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Ingo Geishecker（2002）通过对德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下降19%～24%，是由离岸外包导致的。如果相对工资稳定不变，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减少将主要导致低技能工人就业的相对减少。随着全球市场整合的发展，离岸外包造成的需求转移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Dossani（2005）研究了印度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价值增值。他认为，发达国家离岸服务外包的初期影响表现在为承接国带来高增长的就业量。
刘庆林和陈景华（2006）以美国为外包的发包国代表、以印度为外包的承接国代表，对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证明服务外包可以促使外包承接国技术性劳工就业的增加。陈菲（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服务外包会导致发包国部分行业的失业比重增加，从而令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放慢，但不会导致发包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同时，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带来承接国服务业的整体就业人数和就业比重的明显上升。
2.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Gorg和Hanley（2003）对爱尔兰1990—1995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服务业外包对电子行业的生产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发现，同时期有形品的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Girma和Gorg（2004）发现在1980—1992年，英国服务业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产生正的影响。Mary Amiti和Shang-Jin Wei（2004）选取了五个有代表性的服务行业1992—2001年的数据考察服务外包对美国就业和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美国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的增加密切相关。
吴洁（2007）研究认为，离岸外包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能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1995—2002年，外包支撑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从2.5%上升到2.8%，由此至少增加了2300亿美元的国民产出。
近期有些研究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Hartmut Egger和Peter Egger（2006）通过对欧盟制造业中低技能劳动力生产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得出，短期内离岸外包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而从长期来看，离岸外包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相当强。他们认为，这一差异是欧盟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限制了生产要素的使用和产出结构的及时调整造成的。Olsen（2006）的研究则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它取决于外包行业和企业自身的特性。一般来说，制造业企业将其服务环节的业务外包出去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意义不大，但如果将制造环节的业务外包则效果显著。
3.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刘庆林、廉凯（2006）对承接服务业外包对印度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运用不同的产业结构理论进行分析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在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下，承接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印度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横向产业结构理论下，承接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印度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王晓红（2008）通过对中国80家设计公司的调查研究，证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带来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刘绍坚（2008）的研究发现，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可以提升本土软件的研发能力，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喻美辞（2008）通过构建包括三个部门的开放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开放条件下，国际服务外包产生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要受到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国内外技术差距等因素的制约。黄庆波、史云霞（2008）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承接跨国公司的研发外包可以减少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锁定，弥补中国研发资金投入不足，扩大“干中学”效应，提高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张秋菊和孙赫（2009）的研究表明，跨国外包对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行业的发展超过该门槛时，跨国外包会促进工业技术进步，反之会阻碍工业技术进步。由于我国大多数行业都能超过该门槛，所以跨国外包应该能促进我国整个工业的技术进步。研究认为，跨国外包为我国工业的升级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良好的机遇，能使我国工业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杨继军、张如庆、张二震（2008）考察了国际服务外包对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意义。厥澄宇、郑继忠（2010）通过对大连服务外包的考察和实证研究发现，大连软件行业承接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于提升软件行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竞争力都具有积极作用。
4.服务外包对福利的影响
Deardorff（1998，2001）分别运用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分析了外包对全球福利和对参与国的福利的影响。提出在小国前提下，外包主要影响参与国的生产能力，使得参与国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提升参与国的福利；但在大国前提下，外包不但影响参与国的生产集，还会影响参与国的贸易条件，当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超过生产扩张的收益时，参与国利益可能受损。Kohler（2001）也认为，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外包带来的整体福利水平变动情况不确定，它取决于资本收益的增加与劳动收入减少的情况；当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时，外包会造成一国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Bhagwati（2004）认为，发达国家始终在产品价值链中居于有利地位，如果以外包过程中各国进出口服务的贸易净值来衡量，发达国家仍会是主要受益者。Devashish Mitra和Priya Ranjan（2007）对离岸外包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有外包的某一行业的净利润比没有外包时的利润要更少，但是消费者的福利有改善，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完全抵销因为外包带来的不利影响。Leilani O.Baumanis, Johnson和Robert McGee（2008）从印度的角度分析了离岸外包的经济、文化效应。他们认为，离岸外包在美国被认为是国内工作岗位流失的罪魁祸首的观点是片面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工作岗位减少这一面，外包同样也会通过提高经济效率而创造出工作岗位。外包的另一个经济效应就是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对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
刘庆林、陈景华（2006）利用制造业外包的理论模型对服务业外包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证明服务外包对发达国家就业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小的，从长期来看反而可以增加其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认为服务外包无论对发包国还是承接国都有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的作用。顾磊、刘思琦（2007）从2×2专用要素模型的角度，以作为发包方的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从事离岸外包活动的福利效应和再分配效应。研究认为，当不存在固定技术成本时，离岸外包在提高整体福利的同时，降低了资本要素的收入；而当存在固定的技术成本时，离岸外包的福利效应不确定，但劳动要素收入依然提高。同时，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本质上是把自身非核心业务发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外包的项目和流程一般属于相对简单的非核心部分，附加值较低，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可见，单纯的接包对于激励发展中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创立、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们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采用发包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福利，另一方面还能够缓解产品外包情况下劳动力相对收入下降的情况，缩小收入差距。（二）服务外包承接能力研究
Yeats（2001）认为，贸易壁垒（关税）、劳动力成本、运输基础设施和运输成本、政府的影响（关税、租金、基础设施、汇率、通讯设施、政局稳定性、良好的商业环境）、语言相似性等都是影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外包的重要因素。Grossman和Helpman（2004）认为，生产率、工业规模、合同的完备性、工资水平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跨国外包要考虑的因素，并证明如果高工资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合作外包方所需要的技能或者高效率的法律系统以确保外包双方的合作关系，它们可能继续吸引外包业务。科尔尼（A.T.Kear-ney）公司构建了由财务、人员技能和可用性以及商业环境等三项关键因素构成的全球服务地点指数。科尔尼公司（2007）的研究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离岸服务地点有望继续保持人力成本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呈现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维持和增强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技能发展、基础设施投入与环境监管。高德纳（Gartner）公司的服务外包选择地评价体系主要包括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创建新业务的成本以及文化相容性等五项因素。IDC公司开发了全球交付指数（GDI），提供了包括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政府因素、交易达成关键因素等在内的一系列外包选择地标准。
王爱虎、钟雨晨（2006）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中国及其三大经济圈的九个省市的服务外包承接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在吸引跨国外包的环境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跨国外包的重要筹码。因此，中国各地区要想吸引更多的跨国外包和外商投资，就必须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法律系统，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同时，从对外经济政策环境层面上来说，对外经济政策环境在总体环境中的地位有着上升的势头。为了更加有利于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应有计划、积极地降低关税，维持汇率稳定，适度提高经济外向度。朱晓明（2006）认为，服务外包提供商被发包商选中的关键要素可用函数φ=F（X, Y）来描述。其中，X表示外包地区的商业软、硬环境，Y表示服务外包提供商的成本能力要素。刘毅、何炼成（2006）从国际价值创造角度分析软件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并以此分析影响软件国际价值的有关因素；认为在国际软件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掌握标准及核心技术的能力、国内软件市场规模、国家有关软件发展的政策及制度环境等因素都是影响企业承接软件外包竞争力的因素。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7）从环境、人员和成本三方面构建了中国服务外包承接地综合承接能力评价体系。裴瑱（2007）对服务外包中发包方选择接包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低成本及富有才干的人才优势、知识产权的良好保护等是影响承接能力的主要因素。唐宜红、陈非凡（2007）对比了印度、墨西哥和东欧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认为一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受到环境禀赋、政府政策和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张会清、唐海燕（2010）从接包方的角度研究了决定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发包方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高科技含量的服务外包业务更偏好选择高质量服务的国家以节约成本。（三）服务外包动因研究
Willcocks, Lacity和Hirschheim（1994）将服务外包的原因归结为财务原因、业务原因、技术原因、政治原因。Lacity, Willcocks和Feeny（1995）指出服务外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业务原因、技术原因、财务原因等。Diro-mualdo和Gurbaxani（1998）把服务外包的战略意图分为三类：降低成本和提高资源的效率、提高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利用市场上与技术相关的资产来开发和销售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货物或服务。Gene M.Grossman和Elhanan Helpman（2002）研究认为，行业生产形式（即外包和通过FDI自己生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成本差异程度、合同不完全性、行业规模等。杜克大学国际研究所（ORN）（2006）对美国537家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服务外包的第一大动机为技术人员紧缺，第二大动机是劳动力成本的原因，第三大动机是更快地接近当地市场。Peter Maskell, Torben Pedersen, Bent Petersen和Jens Dick-Nielsen（2006）通过对有代表性的一些丹麦跨国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向低成本国家进行离岸业务外包的过程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从削减成本向外购创新转变。外包最初是由成本最小化驱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决策者积累了相关经验，减少了外包中可获得收益方面的认知局限，即外包承接方不仅能提供成本优势，而且也有质量改进和创新。Irina等（2008）认为，外包的思想应该是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即各国专注于优势产业的生产，而将劣势产业交由他国生产，并通过交换实现各国效益的最大化。他认为，外包是企业积极经营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而放弃自己不擅长的业务，以此来提高收益。
林毅夫（2005）等以需求不确定性为切入点建立了外包存在性与否情况下的最优资本投资模型，为外包生产行为作出了相应解释。他认为，外包行为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在存在外包可能性的情况下，生产品牌产品的垄断厂商可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荆林波（2005）从外包服务的一个基本假说——“降低成本假说”入手，从外包服务存在的原因、获得的收益和是否导致核心竞争力丧失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澄清了对外包服务存在的一些误解。文章最后提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期引起理论界对外包服务（尤其是信息技术外包服务）问题的理论讨论。张芬霞等（2005）总结了离岸外包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全球吸引离岸外包的两块最大磁石，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业务成为离岸外包的对象。他们认为，离岸外包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动因、技术动因与政策动因。来有为（2005）认为，推动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大幅度削减成本、获得专业技能和资源、增强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软件开发风险、减少资金消耗甚至获得现金收益。陈菲（2005）把服务外包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动因（信息技术、经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内部动因（成本、核心竞争力、降低风险等）。卢锋（2007）侧重从服务工序流程分工潜在利益与额外成本比较这一产品内分工视角来考察当代服务外包兴起的经济根源，认为外包的利益来源于：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经验经济效应、结构“瘦身”效应等。王伟军（2007）分析了中日软件外包的新动向，认为日本IT企业对我国软件外包规模增加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有许多懂日语的专业开发人才；二是人民币升值后的开发费用将更趋低廉；三是中国软件企业接包资质不断提高。王铁山、郭根龙、冯宗宪（2007）认为，金融服务外包的根本目的在于金融机构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将资源集中于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来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景瑞琴（2007）的分析表明企业实施服务外包的目的包括成本节约、市场扩张、寻求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等，但只有服务外包所节约的生产服务成本不低于业务外部化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时，外包才有意义。因此，成本是决定性因素，技术能力、服务质量等因素次之。秦仪（2007）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了服务外包的动力机制。从发包国来看，服务外包的主要动机是降低成本、改善企业适应性以及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服务外包形成的最基本原因仍然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可以帮助处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的企业互惠共存。从承接国来看，一国发展服务外包主要是为了抓住产业国际转移的机会，建立本国的支柱产业和支柱企业。黄庆波、史云霞（2008）针对研发外包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进行研发外包的动因包括：分担风险、降低成本、分散研发活动的复杂性、缩短研发周期、寻求短缺的人才资源。孙晓琴、黄静波（2009）从国际竞争的视角构建了博弈模型来分析国际服务外包的动因。他们认为在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外包其核心业务时，寻求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才是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动因。（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不少学者认为，非核心业务的外包可以提高企业绩效。Quinn（1994）认为，外包在三个方面提升了企业业绩：一是减少企业的非核心业务，把主要的资源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二是把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在该环节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公司可以提高业务完成质量；三是降低了企业成本。Arndt（1997，1998）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运用要素禀赋理论，证明在分段生产的前提下，进口竞争部门可以将具有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从而提高部门的市场竞争力。Kierzkowski（2005）把外包视为产品生产链的技术分解，指出相对于生产在一地完成，通过利用不同地区生产要素成本及生产率的差异，使企业的成本—产出曲线斜率不断减小，即产品的边际成本随产品生产过程的分解而递减，这种递减趋势实质上是生产各环节外包后规模收益递增的体现。同时，他也注意到外包过程中企业的运营风险，认为外包程度的加深有可能导致产品单一，不利于企业应对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Arti Grover（2007）从企业绩效的角度研究离岸外包对承接企业的影响。他认为，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从价值链角度看，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企业，而是发包企业价值链上的一环。因此，不能用传统因素（如工资、资本、租金、能源消耗等）来分析承接企业的绩效。他运用印度的相关数据得出结论：专业化优势、质量提高、岗位利用等因素会给企业带来正面效应。
也有研究认为，外包对企业绩效无明显影响。Gilley和Rasheed（2000）的研究指出，企业的战略、动态的环境也会减弱外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第一，在外包强度一定的核心业务和外围业务中，他们对公司总体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在此之前的理论基本上都高估了两者的关系，这个结果不应该理解成为外包强度对公司总体绩效没有影响，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外包有可能提高公司某部门的绩效。第二，公司的战略对外包强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的作用。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其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性影响；实施非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业绩呈负相关性影响；实施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性影响；实施非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性影响。最后，环境变化对外包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作用。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正相关性；在变动的环境下，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负相关性。Gorzig和Stephan（2002）采用德国1992—2000年成本结构调查中有代表性的43000家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服务环节和非服务环节的外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非服务环节的外包与企业利润的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服务环节的外包则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很小。Gorg和Hanley（2004）通过对爱尔兰电子行业外包进行研究，指出生产企业绩效与外包的关系取决于企业的具体特征，尤其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当企业规模大于行业平均水平时，企业从外包中收益。然而该研究没有对由生产企业的服务外包带来的利润变化进行考察。（五）服务外包风险研究
Sako M.（1990）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隐变量调查假设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政府形成跨国公司外部供应网络的战略能力。他指出，管理人员会认为东道国的政策越不稳定，风险就越大，这样供应商将会意外失去补贴，并且会要求重新谈判合同，因此简单的合同会降低供应商的履约情况。这样一来，跨国公司抗衡的政策会越来越重视自我实施的因素，比如说阻碍供应商撤出关系的交易具体资产风险。Lacity, Willcocks和Feency（1995）认为，离岸外包最大的风险来自隐藏成本，即隐性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前者包括资源配置成本、组织调整成本、设立成本等，后者则是投入人力资源对外包合同进行管理的成本等。Michale J.Earl, Slie P.Willcocks和David F.Feeny（1996）从商业运营的不稳定性、组织学习能力的丧失、管理和控制能力削弱、潜在成本等角度出发对外包风险进行了研究。Aubert, Party和Richard（1998）以IT外包风险为研究对象，将IT风险归纳为：隐藏成本、契约成本、服务质量下降和组织竞争力削弱等。Clemons, Hitt和Snir（2000）等认为导致国际外包风险的因素包括隐藏信息、隐藏行为、市场失效、道德风险、信息猎取、契约不完善和有限理性等。
田晓军（1999）针对银行业务外包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银行业务外包存在质量风险、管理风险。汪敏（2001）认为，缺乏有效的沟通是外包的最大风险之一。吕丽卫（2003）认为，离岸外包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风险，主要包括选择承包商及外包模式的风险、与承包商关系管理中的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文化差异风险以及汇率、配额等方面的风险。刘景江、刘桂华（2004）以IT企业为例，认为外包风险主要有：供应商成为新的竞争对手、供应商不履行合同、供应商抽取供应链的利润等。王庆喜（2005）在对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外包的研究中，把其主要风险归纳为四个方面：国家风险，也称政治风险或主权风险；战略风险；合同风险；操作风险，如技术失误、欺骗等。刘继承（2005）在对企业信息系统与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中提出其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内部学习与创新能力退化风险、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荆林波（2007）从四个方面指出服务外包存在的风险，即IT产品、外包合同、员工技能和技术变化。聂平香（2007）认为在看到发展服务业外包带来的有利之处时，也不能忽视承接服务外包给中国带来的风险。首先，服务外包可能给我国服务业带来冲击。其次，依据成本优势承接的服务外包，很可能再次因为成本优势而离开，从而形成“候鸟经济”。再次，发展服务外包也有可能削弱企业创新能力。唐柳、赵昌文、王军（2009）研究了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管理，认为应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突出公司治理的责任主体地位，强化内部控制和金融服务外包的全过程、全要素风险管理。唐柳、廖海波（2009）认为，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具有积极价值，但该新兴行业面临着较大的环境威胁，主要包括进入威胁、竞争威胁、替代威胁、卖方威胁和买方威胁。因此，应发挥比较优势，从政府、金融机构和外包服务商多个维度培育行业竞争潜力，提高集聚资源的能力。（六）国外经验借鉴研究
国内有较多的文献介绍了印度、爱尔兰、菲律宾等国家的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袁俊（2004）认为，印度软件企业十分重视软件过程管理是其获得国际业务的一大保证。相当多的印度软件公司已经掌握第四代语言、图形用户界面以及面向用户编程等领先技术，并已有上百家软件公司获得了CMM5认证证书，这些都是印度承接软件外包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优势。戴永红（2004）分析了印度软件外包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启示。来有为（2005）对影响中印软件外包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如政策支持力度、软件人才、软件开发与软件过程管理能力、软件企业的规模与实力、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吸引外资的规模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找出了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存在的不足。董小梅（2005）在分析了印度软件服务业的优势之后，对中国和印度的软件服务业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中国应对软件服务业劣势的对策。谭力文、田毕飞（2006）、吕智、王习农（2007）分析比较了印度、菲律宾、爱尔兰、捷克等国家的外包政策和成功经验，认为这些国家有许多共性值得借鉴：一是做好战略规划，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二是大力加强教育投入培养专业人才；三是利用语言、文化优势，对接国际市场；四是重视知识保护。谭力文、田毕飞（2006）专门针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模式进行了研究，详细论述了三种模式的发展背景、目的、形成基础、外包类型、管理方式和实施结果。（七）中国服务外包现状研究、问题和对策研究
针对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我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具有的优势。大多数学者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和路径，认为我国和印度的发展现状相比主要区别在：从规模效应角度而言，与印度从事ITO的企业相比，中国的软件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小而散”的“手工作坊式”产业分布状态，在狭小的市场空间内重复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大企业。还有学者和行业专家提出，中国和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础不同，中国的在岸市场规模远大于印度。在岸服务外包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将会给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带来许多机会。很多政府和行业的专家也分析提出服务外包不仅仅是离岸市场，中国还拥有潜力巨大的在岸市场，中国和印度将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王述英、周密（2007）认为，我国在服务外包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服务外包发展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在积极吸收当前国际经验，把握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趋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的现实优势才能提升我国服务外包的国际地位，壮大服务外包产业。江小涓（2008）认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大多数业务处于外包价值链的低端。主要特点有：一是从总体规模看，占全球比重低，产业收入略大于市场规模，发展速度较快；二是从业务类型来看，与全球趋势相比，中国ITO外包发展比BPO外包更加成熟；三是从市场需求看，现阶段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以满足本土服务外包市场为主，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较小；四是从区域分布看，初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沈阳和大连等重点城市为中心的华北、华南、华东、东北外包集聚地，同时出现向西安、成都、长沙等第二梯队城市转移的趋势。李光辉（2009）认为，我国软件出口的较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鼓励和支持软件发展的产业政策。但是与印度等国家相比，我国软件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优惠政策缺乏统一性；政策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目标导向不明确；税收政策对软件从业人员和研发创新鼓励不足等问题。
一些学者的研究提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需要完善和解决的问题，如：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的研究与落实尚待改进、服务外包实用性人才缺乏、服务外包企业素质不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黄建锋、崔荣燕（2007）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盗版现象不仅比发达国家严重，也比印度严重得多。跨国公司对其知识产权的担忧，也制约着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张宁（2007）在研究我国承接日本软件外包的特点、现状、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从人力、资金、产品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承接日本软件外包存在的不足，包括人力结构失衡、资金不足、产品质量不高等，并借鉴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经验，为我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何骏（2008）认为中国的服务外包起步较晚，至今规模还很小。然而，中国在发展服务外包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对服务外包存在着认知上的偏颇，那就是将服务外包的外延概括笼统化，即将服务外包的重心概述单向化，将服务外包仅仅诉求或演绎为外向型的离岸服务外包，而基本忽视了本地域内外包，因而出现了各地着力集聚境外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争相承揽外向型服务外包的偏颇失衡现象。王晓红（2010）认为，中国的国际服务外包仍处于发展初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有产业整体竞争力较弱，区域发展不平衡，缺乏科学规划和综合引导，服务外包人才匮乏，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和税收负担过重等问题。
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郭冰（2005）以欧美市场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在剖析离岸软件外包的主要动因与特征、对比印度等国软件产业的成功因素的基础上，对我国软件产业出口欧美的战略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宋歌（2006）、姜凌等（2006）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中印两国软件市场规模、企业规模、软件开发过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化语言差异等方面的对比，提出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充分拓展业务范围；推进软件企业整合，壮大企业规模；推行国际化的产业标准，提高企业服务质量；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培养多层次软件人才等发展策略。谭力文、刘青林等（2008）思考中国承接外包业务的战略时认为：①积极地开展外包业务是我国当前的合理选择；②充分地认识外包业务的经济本质和特性是我们的当务之急；③保证经济安全、实现政治独立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高度关注的永恒话题。江小涓（2008）认为，服务外包发展的条件与制造外包不同，限制服务外包发展的不是技术和市场需求，而是能够将服务外包中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要求体现在合约之中并被有效执行的能力。这涉及合同订立与执行的宏观制度环境，包括监管模式、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此外，能够发挥人力资本个体优势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也很重要。这些都是扩大承接服务外包、促进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郑吉昌（2008）提出我国示范城市承接服务外包战略应包括不同的目标定位、市场选择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内容。袁永友（2009）认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应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可以避免示范城市之间发展的趋同化和低级化。差异化发展包括战略定位的差异、政策上的差异和产品上的差异，这样才能体现区域性差异和地区特色。王晓红（2010）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应积极培育世界级服务外包企业和服务外包品牌，加快发展一批高端服务外包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国际服务外包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和打造服务外包公共平台，促进国际国内服务外包联动发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服务外包标准和统计体系。杨波、殷国鹏（2010）通过对40余家服务外包企业的实地走访、重点座谈后发现：中国的服务外包仍然以ITO为主、BPO为辅，以对日外包为主、欧美外包为辅。与国际领先外包承接地相比，中国企业在竞争能力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服务外包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现有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服务外包内涵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大量学者就服务外包的定义，对产生动机等方面进行研究，其成果虽各有侧重，但观点基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并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为我们理解服务外包，研究服务外包奠定了基础。第二，初步建立了发包商选择承接商的主要指标体系。根据具体情况差异，对于不同的外包业务各个指标的影响系数不同。但这一体系为发包商的选择决策提供了总体依据，同时也为承接商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同时，以下问题仍需要今后理论界着重探讨：第一，研究视角普遍以发达国家为主，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包的则相对较少。第二，由于中国的服务外包业刚刚起步，国内外针对中国服务外包深层次研究还不多。对于服务外包垂直行业的分析、垂直行业服务外包模式、政策创新的研究、风险控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涉及不多。第三，现有的服务外包学术研究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概念型文章和定性经验型文章，对服务外包的实证定量研究较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所脱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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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日益显著。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60%～70%为服务业产值，发展中国家也平均达40%～50%。世界服务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额的20%。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目前新增的国际直接投资中50%以上是投入服务产业。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不断发展，服务全球化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
1.服务贸易的含义“服务贸易”一词最早出现在1971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中，此报告探讨了当时即将进行的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所涉及的问题。美国《1974年贸易法》首次使用了“世界服务贸易”的概念。此后，随着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开始和不断深入，围绕着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各国学者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间贸易协议上正式定义服务贸易的法律文件，其基本表达为：服务贸易是指代表其他缔约方的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其境内或进入另一缔约方境内提供所指定的一项服务。这里的“指定”包括：（1）生产、分配、销售、营销及传递一项所指定的服务及其进行的采购活动。其基本类型有：农业和森林服务（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ervices）、矿业开采服务（mining services）、建筑服务（construction services）、分销贸易服务（distribu-tive trade services）、保险和不动产服务（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services）、商业性服务（commercial services）和其他服务（other services）。（2）进入或利用国内的分配系统，即要受到缔约方国内分配制度的约束。（3）形成或确定一个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为分配、营销、传递或促进一项指定服务，这里的商业存在，并非是一项投资，而是一个综合的过程。（4）根据《国际投资法》的规定，任何为提供指定服务的投资及任何为提供指定服务的相关活动。比如，公司、分公司、代理机构、代表处和其他商业经营机构的组织、管理、保养和转让活动；再比如，各类财产的接管、使用、保护及转让，以及资金的借贷等活动。这里的一个人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1]
格鲁伯：“服务贸易是人或物的国际流动。”
隆国强：“服务贸易是指一国的劳动者向另一国的消费者提供服[2]务并获得外汇的过程。”
于维香等：“服务贸易就是一国的个人或团体，向另一国的个人[3]或团体购买服务的过程。”
薛荣久：“国际服务贸易是指国家之间相互提供的作为劳动活动[4]服务的特殊作用价值。”
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服务贸易定义为四种类型的交付方式：（1）跨境交付。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其境内向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这种方式是典型的“跨国界贸易型服务”，在跨境交付中服务生产者和服务消费者自身并不发生流动，而是通过邮政或电信网络进行互动。（2）境外消费。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其境内向来自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它是服务消费者流动到供应商所在的国家，如病人到国外就医、旅游者到国外旅游、学生到国外留学进修等。（3）商业存在。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建立商业机构（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为所在国和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它是商业组织流动到消费者所在的国家，如银行分行、饭店、零售商店、投资设立的服务性企业、会计事务所等。（4）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成员的自然人（服务提供者）到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它是个体服务供应商流动到消费者所在的国家，如专家、学者到到国外任教、讲学等。
2.服务贸易的发展（1）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及特征
①全球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增速慢于货物贸易。
2008年，全球服务贸易仍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低于上年，而且在2007年超过货物贸易出口增速后又低于货物贸易的出口增长。按各义价格计算，2008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达3.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增幅同比下降5.6个百分点），占全球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8.8%（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相当于货物贸易出口额的23.2%。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6.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8%（增幅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见表2-1、表2-2）。
产生这种情况，除了服务贸易自身发展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汇率变化、油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美元贬值对服务贸易的影响要大于货物贸易，可直接导致运输服务等成本的大幅提高。数据来源：W 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数据来源：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
②全球服务贸易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领域结构也在进一步调整。
2007年，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金融、保险、专利使用和特许等为代表的“其他商业服务”出口额为1.65万亿美元，增长19.0%，已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0.7%，继续成为全球服务贸易中贸易额最大、增长最快的类别；较高的燃油成本使运输服务在2007年实现了18%的高增长，出口占比为22.8%；旅游出口增长率为14%，出口占比为26.5%。全球服务贸易由传统服务贸易向现代服务贸易转型的结构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见表2-3）。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2007国际贸易统计》，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4月新闻稿。
③全球服务贸易具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世界服务贸易一直以发达地区为中心发展，发达地区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较快。2007年独联体的国际服务贸易出口额为640亿美元，只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2.0%，但其增速达25%，处于首位；欧洲国际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662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1.0%，其增速为19%，与亚洲地区的增速相同，并列第三位；北美洲国际服务贸易出口额为533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16.3%，其增速为13%，处于末位。这反映出新兴发展中地区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发展中地区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将占有更大的比重（见表2-4）。数据来源：WTO秘书处。
④发达国家仍是主要贸易主体。
目前，全球服务贸易的85%左右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2007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的国家中除中国（排第7位）外均是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除中国（排第5位）外均是发达国家（见表2-5）。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仍是排名前四位的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中国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七大服务贸易出口国，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服务贸易进口国，中国服务贸易的全球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印度2003年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仅为15%，低于世界18%的平均增长水平，这是自1996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导致印度由2005年、2006年的全球第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家下降到2007年的第11位。印度服务出口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美国市场出口的下降以及其他服务外包目标国家的快速崛起。
2008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的国家中除中国（排第7位）、印度（排第9位）外均是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除中国（排第5位）外均是发达国家（见表2-6）。2009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方面，前十强的国家与2008年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名次发生了一些变动。2008年前十强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中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荷兰，而2009年前十强依然是这十个国家，只是中国上升至第四位，意大利超过西班牙居第七位，排名情况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中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数据来源：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4月新闻稿；中国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来源：WTO，其中中国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统计。（2）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及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年增长不仅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也高于国内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对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领域也逐步扩大，通信、金融、保险、技术贸易、经营管理咨询、人员培养等服务进出口随之迅速发展。通过这些服务贸易的发展，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技术和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①服务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全球地位进一步提升。
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方面发展来看，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逐年提升。198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0.6%；1990年增长至98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仍为0.6%；2000年增长至660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上升至2.2%；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868亿美元，虽比上年同期减少5.8%，但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呈下降态势，且影响程度大于中国，促使中国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份额继续上升，从2008年的4.2%上升至4.5%（见图2-1）。
从近几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来看，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服务贸易有所下降，进出口总额为2868.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7%，但是占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1.5%，同比提高了0.9个百分点，其中服务贸易出口1286亿美元，进口1582亿美元。我国服务贸易尽管基数较小，但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地位进一步上升。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465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的4.5%，位居全球第5位，比2007年提升两位；服务贸易进口额达158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5.2%，位居全球第5位。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286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9%，仍位居全球第5位，与2008年持平；服务贸易进口额达1582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5.1%，比2008年提升一位（见表2-7、表2-8）。图2-1 1983—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及其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份额数据来源：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表2-7 2000—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及其占对外贸易总额比例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来源：W 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②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较低，出口结构不合理。
目前，中国服务贸易额仅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5%左右，与世界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相比较为落后，居世界排名情况是2008年位居第6位、2009年超过法国和日本跃升为第4位。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额与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为1:8.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2。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中，国际旅游收入372.3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0.6%；国际运输收入313.2亿美元，占25.7%，两项合计共占56.3%。而一些服务贸易新兴领域如通讯服务只有11.7亿美元，仅占1.0%；保险、金融等则更低，分别仅占0.7%和0.2%。由此可见，运输、旅游是中国服务贸易的支柱，中国服务贸易还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等传统服务业上，而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中国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是一个薄弱环节（见表2-9、表2-10）。
但从发展速度来看，建筑、通讯、金融及保险等行业发展迅速，其增速超过运输与旅游等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这反映出我国服务业的结构在不断地调整与优化。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测算的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表2-10 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综合司：《中国服务贸易状况》，引自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1005/20100506895619.html。
③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依然薄弱。
服务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我国服务业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不重视发展服务业、人才短缺、政策导向不足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其他产业，也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0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为147.6千亿元，占全国GDP的43.4%，远低于同期美国的78%、日本的70%、德国的73%和英国的78%等四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各国GDP份额。20世纪90年代至2009年中国和美、日、德及英五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地位如图2-2所示。图2-2 发达国家与中国服务业产值占各国GDP的比重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他国家数据源于联合国统计网站（http：//un-stats.un.org）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此外，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服务贸易立法的步伐，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律师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一批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对构筑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立法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即使已颁布的一些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也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一些规定与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尚处于发展初期，尚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产业结构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增加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现今，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全球竞争的焦点呈现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已成为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推动我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重要途径之一。（3）国际服务贸易全球化趋势
推行贸易自由化是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实现其目标的途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贸易与市场的全球化，服务贸易全球化趋势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不断发展的具体反映。当前，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①货物贸易的全球化也推动了服务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国际贸易中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是紧密相连的、相互促进的。自1995年WTO正式运行以来，各项货物贸易协议得到了进一步实施，货物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也推动了服务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例如，1997年7月生效的由世界贸易组织43个成员达成的《信息技术协议》，其成员方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占世界信息技术贸易额的92.5%。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在2000年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在2005年前要取消信息技术产品800多个征税产品的关税。无疑，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壁垒的降低和消除，将极大地促进全球电信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开展。
②国际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断优化。
在科技进步的带动下，电信、金融以及各种IT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得以迅速崛起并快速进入服务贸易领域，使得国际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部门发展的同时，[5]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保险、金融、电信等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以英国为例，2007年英国服务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18.3%，而同期金融、保险服务贸易同比增长36.8%；同时，2006年英国金融、保险服务贸易占其服务贸易总额的17.7%，2007年则上升[6]到2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信息化进一步刺激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不仅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而且还产生了大量新的服务贸易门类。目前众多新型的服务业不断涌现，知识和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比重日益提高，正成为各国服务贸易竞争的主战场。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各国开放服务市场，让服务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见表2-11）。资料来源：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index.shtml）。
③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放松对服务贸易的各种经济规制，加快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加上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关税保护方式不适用于对服务贸易的保护。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各国纷纷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在M.J.Trebilcock和R.Howse（2005）的研究中，把各国所采用的服务贸易壁垒分为四类：一是直接明显的歧视性壁垒；二是间接但明显的歧视性壁垒；三是直接但明显中性的贸易壁垒；四是间接但明显中性的壁垒。但是实际上，由于上述第一种与第二种壁垒由于其明显的歧视性，作用也受到限制。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主要在第三、第四种不太明显的方式上下功夫。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行业标准；政府在安排服务支出的时候，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对本国服务出口实行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这些做法都使服务贸易的壁垒隐蔽化。
④GATS为服务贸易全球化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实施的框架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和表现形式作了统一规范的表述，规定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规则。GATS原则所体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逐步的自由化；各国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是有条件的，允许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慢于发达国家。
基于各国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日益扩大的服务需求，我们可以肯定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并实现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是21世纪国际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二）服务业国际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服务业的迅猛崛起及服务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了继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以服务业转移为标志的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随着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化国家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步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主导力量。当前，服务业国际转移正在经历着与当时制造业相似的变化：由生产成本高的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成本低的次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同时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这一转移。
1.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背景（1）降低成本、扩大市场的目标驱动服务业国际转移
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生产要素价格、运输成本、商品价格和投资环境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称为“区位优势”，它为企业在全球套利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于是产生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及产品生产过程的分解和要素的全球配置。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主角，为了提高本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按照最有利的区位分布，争先占领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生产要素、优惠政策等优势向其转移可贸易的服务产品的生产，再将产品销售至价格更高的市场进行商品套利；另一方面，对于占绝大部分的不可贸易的服务商品，常常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服务业国际转移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优质的服务产品满足国内或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尽管全球危机影响了直接外资流量，但它并未使生产的日益国际化进程停顿。2009年全球外资流入量达11140亿美元，直接外资流出量达1101亿美元。到2009年，全球跨国公司达6万家，在全球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达50万家，总资产达770570亿美元。2009年，全球外国子公司的总产值达5812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约为10.57%，创历史新高；总销售额达292980亿美元；跨国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增至79825万人。（2）各国服务市场更加开放，服务趋向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AFTA）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及发展，逐步推动产品、生产要素、技术等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标志着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不断向前推进，各国服务市场更加开放，服务趋向全球化。1994年4月15日结束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首次确立了有关服务贸易的多边框架，强调“在透明和渐进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展服务贸易，逐步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1997年WTO陆续出台了《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议》三大协议，分别要求各国向外国公司开放其电信市场，结束垄断行为；将主要技术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等。另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等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许多开放服务市场的举措。这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区域性制度的创新加快了服务全球化的进程，大大推动了服务业国际转移。（3）全球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便开始了制造业的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历了三次产业国际转移的浪潮。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国的钢铁、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和资本、技术输出开始向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集中力量发展化工、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航空航天、电子和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韩国、新加坡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即亚洲四小龙）地区和拉美部分国家和地区。第三次是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而“亚洲四小龙”则把劳动密集型和一些能耗高、污染高、效率低的工业转移到我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际分工、产业模块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正成长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据统计，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占其GDP的70%以上的份额，少数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服务业吸收就业比重也不断增加（见表2-12）。这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向服务业偏移，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统计网站（http：//unstats.un.org）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4）服务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当今世界各国服务业市场的不断深入开放、全球服务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服务业的巨大作用，加上全球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及服务业态与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使得服务业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就促使服务提供者必须站在全球高度，建立全球范围内利用并整合资源和市场的平台，借助服务业海外投资转移实现生产要素、产品的优化配置，以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服务质量，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增强影响力和控制力。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旺盛，但是世界各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平衡，在服务业整体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法满足本国的需求。为了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壮大本国服务业的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纷纷创造有利条件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同样促使服务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因此，服务业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推动了服务业的国际转移。（5）信息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
迅猛发展的以IT为主导的信息通信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突破，促使服务业国际分工全面深化，为服务全球化和服务业国际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使之由“金字塔”转向了“扁平型”和“网络型”，提高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效率和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而且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理念，企业逐渐开展外包和业务离岸化。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但降低了业务离岸化的成本，使企业更有动力将服务业转移到低成本国家，而且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及时监督其全球范围的资产、运营情况等，确保了外部服务供应的质量和稳定性。据估计，世界前100强[7]金融公司通过业务外包和离岸化每年就可节省1380亿美元的开支。（6）全球服务经济宏观环境的逐步改善
①各国政府放宽对服务业的经济性规制。
经济性规制也称经济管制，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重点针对具有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的行业。经济性规制有价格管制、市场进入和退出管制、数量[8]管制、提供服务管制和设备管制等多种表现形式。不管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欠发达国家，均对本国的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电力等服务业进行严格的经济规制。但是长期实践表明，这种严格的经济规制是低效率的，且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放松服务产业的进入管制，推动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1996年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同年，所有欧盟成员国[9]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发展中国家也顺应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放宽对服务业在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投资等方面的经济管制。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91—2003年的13年间，全球累计出台了1885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管制的政策法规，其中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达1771项，占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总数的94%。正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解除或是放宽了对服务业的经济规制，让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推动了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②越来越多的国家缔结国际投资协议。
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分别缔结国际投资协议，给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2009年，共缔结了211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82个双边投资协定、109个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和20个其他国际投资协定，截至2009年年底，协定总数达到5939个。[10]
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是最主要的协定文书。自1959年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诞生以来，双边投资协定数目增长迅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成倍增长，到2002年年底，全球BITs增加至2181个，涉及176个国家和地区；到2005年年底，全球BITs增加至2500个；到2009年年底全球BITs增加至2758个。与此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ouble Taxation Treaty, DT T）的数目也持续迅速增加，至2002年年底全球DT Ts共计2256个；至2005年年底为2568个；2009年年底全球DT Ts达2914个。国际投资协定数目的增长以及这类协定的性质表明，过去20年来各国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见表2-13）。
中国当前现有国际投资相关承诺同样存在于上述三个层面：在双边层面上，中国参与的双边投资协定超过120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78个；在区域层面上，中国主要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在多边层面上，主要参与了WTO的有关协定等。数据来源：根据各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整理而得。
2.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形式（1）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界定
关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则由国际产业转移的定义引伸出来的，至今学术界也无统一的界定。一般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而在产业空间分布上表现出[11]该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由它引申出来的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学者们各有见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刘艳君、郑艳丽等（2008）认为，服务业国际转移是指服务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种服务生产活动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其产业国际转移的方式一般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和离岸外包形式。
林航（2008）从微观视角研究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动因时提出，服务业国际转移这一宏观现象的微观表现，就是作为国际经济微观载体的跨国公司将服务业务的不同生产环节分配到全球最适当地区所带来的产业转移。具体地说，就是跨国公司采取何种方式将服务业务移[12]往海外。
蒋瑛、李媛媛（2010）在他们的研究中将服务业国际转移定义为，一国或地区的跨国公司为寻求全球战略而将服务业价值链增值环[13]节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过程并形成一定的趋众化现象。而且，他们认为这一定义包含了四个内涵：①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体既可以是服务业跨国公司，也可以是非服务行业的企业；既可以来自发达国家，也可以来自次发达经济体。②随着全球服务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和各国服务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客体既可以对整个服务企业链条的全面复制，也可以是某些服务功能的离岸化。③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通常出于利用当地要素优势来降低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以实现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目标。④国际业国际转移不是孤立、个别的行为，而应达到一定规模。
通过上述对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几个概念的阐述分析，我们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有了大致的认识。本质上讲，服务业国际转移是一种产业空间转移，服务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把其服务业整个链条或链条中的某个或某些服务生产环节向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它不仅受母国与东道国服务业发展程度的影响，还受制于目标国或地区市场准入条件以及市场服务需求程度，因此，它必然受到母国与东道国政府的双重管制与监督，其关键是短期和长期内国家与国家之间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利益分配的问题。（2）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
近几年，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但在各国服务市场更加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虽然制造业的国际转移仍然是产业布局调整的重心，但跨国公司开始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加速，成为新的经济热点。
当前我国对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根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阐述，认为服务业国际转移有两种方式：一是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二是服务业离岸外移，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离岸外移包括自营式外移和外包式外移（即“离岸外包”）。第二种观点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表现有三种形式：一是项目外包；二是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三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①项目外包。
项目外包，从广义上讲是服务业务离岸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即企业把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非核心辅助型业务以合同方式委托给国外专业公司或企业完成。其核心理念是“做你做得最好的，其余的让别[14]人去做”。企业为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增强核心竞争力，根据企业自身特点，专门从事一个或数个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业务，形成自己的核心业务，而把其他自己非擅长的领域的业务作为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以降低成本与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质量，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目前，项目外包已广泛应用于IT服务、产品设计、金融保险、动漫设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等多个领域。
②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
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即跨国公司将一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21世纪以来，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相继把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又具备合格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亚洲的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也有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国。业务离岸化主要集中在电话客户服务、金融保险、人力资源管理、后勤保障、IT服务等行业。如：美国花旗银行的“全球合同处理中心”；通用电器资本公司的交易处理、会计、电话客服中心已迁往印度；微软、IBM、惠普、甲骨文、朗讯等高科技企业均把部分后勤保障部门转移到了亚洲；等等。2003年，美国在线裁掉了加州的450名雇员，转而在印度班加罗尔招聘相关软件编程人员。
③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即服务业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一些与跨国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如物流、咨询、信息服务企业，为了给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业务提供配套服务而将服务业进行国际转移，或者是服务企业为了开拓东道国市场和开展国际服务贸易而进行服务业国际转移。在此过程中，既可以是资本、机器设备，也可以是技术、管理技能、知识等生产要素中的一个或数个甚至全部的转移。
3.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现状（1）服务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只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1/4；20世纪80年代之后，跨国投资逐渐上升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日益上升。据《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1985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2.8%；1990年则达到了50.1%，已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之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几乎一直占一半以上，《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4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达63%，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物流、商业服务等行业。
中国加入WTO后，服务市场加快开放，多年来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额逐年增长，但是与世界服务业利用FDI情况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2000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FDI为104.6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25.4%；2008年服务业实际利用FDI为538.7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49.7%，低于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的平均利用水平；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下降，同比减少29.7%；2010年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呈回升态势，上升至44.8%。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引进外资的态势与服务业国际转移速度的偏差比较明显。因此，如果中国能够有效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既有助于改变我国外资引进结构，又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见表2-14、图2-3）。数据来源：2000—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外资司公布数据。图2-3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总体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表2-14中相关数据所做。（2）服务业跨国项目外包异军突起，发展前景广阔
伴随着IT技术迅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跨国项目外包即国际服务外包逐渐成为服务业跨国转移的新形式。据文献资料显示，最早有记录的外包项目发生在1954年，Electric Corp与Arthru Andersen and Uni-vac签订了信息系统服务外包合同；到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企业给国外企业进行数据等加工处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后，数据处理、资料录入、会计服务等开[15]始成为外包项目对象。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项目外包市场迅速扩张，由单个项目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
在全球服务外包输出中，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主要服务外包发包地，其中美国占了约2/3，欧盟和日本约占1/3。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地，其中亚洲是承接外包业务最多的地区，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左右。根据IDC数据，2009年全球IT服务市场规模达5885亿美元，全球业务服务（busi-ness service）市场规模达2214亿美元。同时，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未来5～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30%～40%的速度递增，产业成长性良好。由此可见，服务业国际项目外包是今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发展趋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3）服务业国际转移由制造业追随型逐渐转为自主扩张型
从服务业国际转移发展轨迹来看，服务业最初是跟随在制造业企业之后进行国际转移，逐步向服务业自主扩张型转变，服务业转移涉及的行业由劳动型、资源型服务业向知识型服务业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其附属性服务企业，目的是为其在东道国的制造企业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跨国化形成的国际竞争环境日趋复杂，服务业不再单纯尾随在制造企业之后走向海外，促使跨国公司开始着眼全球设立分支网络，积极地将服务业移向海外，谋求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利润的制高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服务市场更加开放，各国政府放松对电信、金融等服务部门的经济规制，给服务业带来迅速向海外扩张的契机。在此过程中，服务业逐渐摆脱仅提供中间性生产投入的传统角色，而转为主动向同行业其他部类的服务领域扩展。如会计事务所除审计外，还可以提供管理咨询和市场调研等服务业务；跨国银行不仅为制造业跨国公司提供资金，而且还能经办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资金调拨周转、结算等业务，也可经营提供外汇、资金、市场行情、生产经营等咨询管理服务业务。1999年美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占41%；2001年日本、英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占20%以上。当前，IT技术支持、设计、财务管理、咨询、售后服务、国际采购、人力资源管理等知识型专业服务业转移也逐步向自主扩张型转变，且规模不断壮大，不仅为原来的客户服务，还可为东道国其他公司或企业提供服务，甚至可以向第三国出口服务。（4）服务业跨国公司是全球服务转移的主导者
服务业跨国公司是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轫者和主要载体，主导了全球性服务转移。21世纪以来，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相继把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又具备合格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亚洲的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也有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国。业务离岸化主要集中在电话客户服务、金融、保险、人力资源管理、后勤保障、IT服务等行业。如：美国花旗银行的“全球合同处理中心”；通用电器资本公司的交易处理、会计、电话客服中心已迁往印度；微软、IBM、惠普、甲骨文、朗讯等高科技企业均把部分后勤保障部门转移到了亚洲；等等。2003年，美国在线裁掉了加州的450名雇员，转而在印度班加罗尔招聘软件编程人员。英国诺维奇保险公司于2003年12月初宣布，将向印度转移2350个就业机会，该公司此前已在印度德里和班加罗尔设立办事处并聘用了约1200名印度员工。在2005年《财富》全球500强中，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共涉及51个行业，其中28个属于服务行业，从事服务业业的跨国公司有281家，超过半数；而且在其他500强制造业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其服务业务的收入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制造业务的收入。
跨国公司来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北方电讯公司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建立北邮—北电研究开发中心。之后随着1997年中国《鼓励设立中外合作合资研发中心办法》的出台，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掀起了热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累计达1160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超过80%的企业在华设立了研发机构。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宝洁、联合利华、拜尔、西门子、杜邦、通用电气、大众汽车、惠普、三星集团、3M公司、思科、飞利浦、NEC电信公司、索尼、东芝、本田、日立、富士、松下电器等均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研发领域涉及汽车、通讯、计算机软件、机械、电子、生物医药、半导体及自动化、化工、电子数码产品等多种行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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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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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商业服务，主要包括通信服务、建筑服务、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咨询、会计、法律、广告及文体娱乐服务等。
[6]
根据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公布数据整理计算得出，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c/2010-10-21/856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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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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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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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瑛、李媛媛：《服务业国际转移：特点与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6期，第7页。
[14]
李仲周：《国际服务业外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W TO经济导刊》2004年第10期，第25页。
[15]
江小娟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2008年版。二、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一）服务外包产生的背景
随着各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服务趋向全球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普及应用IT。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在世纪之交，远程IT产业应运而生，其效益大大超过制造业外包。许多著名的IT公司开始提供专业的IT服务，并且逐渐成为公司的主业。如IBM公司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经营战略调整，改组为以提供IT服务为主的企业，从而使它实现了新一轮的利润增长。与此同时，IT产业结构本身也产生了深刻变化，表现为企业客户对IT的需求出现以硬件为主向以软件为主的格局转变，促使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逐渐将硬件制造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从而降低其成本。为此，作为服务外包起源的IT服务外包得到了迅速发展。
凭借着互联网和电信技术的广泛普及，与上一轮制造业国际转移相似，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正在兴起，即服务业由生产成本高的国家或地区向生产要素丰富、且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因此，服务外包领域逐渐由单一的IT服务向其他服务业务扩展，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把大量服务性、知识性的白领就业岗位向低工资国家释放。例如，发包企业的金融、保险、财务管理、市场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审计及法律咨询等业务都可以外包，这不仅能够使发包商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风险，而且有助于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最终实现效益提升。如日本是最早对中国发包的国家，NEC和富士通等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把软件开发项目外包给中国的软件商。美国道富公司（State Stree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道富”）成立于1792年，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目前在全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业务网络遍及全球100多个金融市场，它是全球第一大共同基金资产托管及会计服务商、全球第一大企业资产投资服务商、全球第三大投资管理公司，也是全球领先的资产托管银行、基金离岸服务商等，在全球金融界享有盛誉。截至2008年3月底，其为全球投资者托管资产达15.3万亿美元，管理资产约1.9万亿美元。2001年，道富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了道富信息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致力于研究发展全球化金融软件及技术，并在杭州设立了道富技术中心。如今道富技术中心已拥有800名一流软件人才，[1]成为道富公司的全球金融产品研发中心。
全球这新一轮产业转移给国际产业分工合作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服务外包产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为服务外包的实际效益要比制造外包更加明显，原因是计算机网络不受时空限制，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容易打破时间限制和地理限制，更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而且信息传递要比物质运输便捷得多，成本也相对低得多。这使得发达国家的发包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的廉价智力资源，而另一些国家即服务外包承接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鼓励和促进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因此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后发展极为迅速。据调查，2002年只有1%的美国发包商愿意将服务业务外包给海外接包商，一年后这个比重骤升至19%，2004年已达50%左右。目前，从接包市场来看，亚洲是承接外包业务最多的地区，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其中印度是软件与服务外包发展最快的国家，被誉为“世界办公室”。此外，爱尔兰、捷克、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以色列等也是重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国。
为了抢抓这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所带来的机遇，中国近年来高度重视软件业与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各级政府给予了莫大的政策支持。国务院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全国建设若干服务外包基地、示范园区等，积极有序地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等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中的战略规划，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优化出口结构，扩大服务产品出口，由国家商务部牵头于2006年开始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每年投入不少于1亿元的资金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同时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不断提升服务价值，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国内许多省市，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积极响应，呈千帆竞发之势，纷纷挖掘本地优势资源，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杭州、苏州和宁波等城市把发展服务外包作为发展服务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构建组织推进体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订服务外包发展规划，出台并落实具体的服务外包扶持政策等，大多形成了规模相对较大、基础设施完善、功能齐备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目前，全国已有包括大连、北京、上海、苏州、深圳、西安、重庆、厦门等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二）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成本、人力资源的竞争压力，迫使欧、美等国的企业改变业务流程和进行战略性资源重组，外加IT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成熟，有力地推动了离岸服务外包的崛起与快速发展，其年复合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 th rate, CGAR）为28%～40%。[2]IT服务外包使得企业将有限的IT资源有效地用于核心业务，最快地获得专业支持能力，从而实现对系统的完善管理，更好地管理IT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全球服务外包的总体状况
近几年来，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已经由单个项目逐步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巨大市场，正成为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新浪潮。尽管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经历了近五年来的最低增速，而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服务外包产业步入回升阶段（见图2-4）。图2-4 2006—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根据联合国贸发委的估计，未来五年全球软件与服务外包市场以30%～40%的速度增长。外包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宽，外包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正逐渐从“最基础的技术层面外包业务”转向“高层次的服务流程外包业务”。而且随着业务范围逐渐扩展，当前的发包商逐渐倾向于将ITO和BPO业务捆绑，以满足企业自身技术和业务的需求。
从服务外包市场分布来看，当前全球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亚太和拉美地区，其中，美国服务外包市场较为成熟，亚太地区保持强劲增长，成为全球服务外包业务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竞相成为外包承接地，离岸外包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在全球服务外包的离岸总量中，印度、爱尔兰、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在外包市场分割中扮演重要角色。
2.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结构（1）ITO市场的总体现状
①市场规模。
近几年，IT投资的持续增长、企业成本和效率的“双重压力”推动着全球IT服务外包市场快速增长，其占IT服务总支出的份额日益增大。据IDC研究，2006—2009年全球IT服务市场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为6.1%，半数以上的欧美公司计划将更多的IT服务外包到海外。但是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率出现大幅下滑，2009年全球IT服务支出总量达5885亿美元，增长率大幅降至-0.4%。2010年，全球IT外包随着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迅速恢复，同比增长2.5%，且其支出在IT服务总体市场中仍占最大份额，达到总体市场比重的40.7%。数据来源：IDC。
②细分市场。
2010年，全球IT服务外包支出达2353.2亿美元，在IT服务总体市场中仍占最大份额，达到总体市场比重的40.7%，同比增长0.8个百分点。IT外包仍将保持高于项目型服务及支持与培训细分市场的增长率，2010年项目型服务和支持与培训分别占34.3%和25.0%，均比上年略有下降（见表2-16、图2-5）。数据来源：IDC。图2-5 2010年和2009年IT服务细分市场占比数据来源：根据表2-16整理得出。（2）BPO市场的总体现状
①市场规模。
随着以IT为基础的交付方式逐步成熟，以及发包企业对成本、速度和灵活性的进一步需求，全球服务外包涉及的范围由传统的信息技术外包拓展到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大、层次更高的业务流程外包。根据IDC数据，2009年全球业务服务（business service）支出为2214亿美元，增长率从上年的7%急剧下滑至2.4%，其中业务外包支出占50.7%；2010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下，全球业务服务支出达到2317亿美元，增长率回升至4.7%，其中业务外包支出达1188亿美元，占业务服务总支出的51.3%（见表2-17）。
数据来源：IDC。
从市场分布来看，2010年美洲市场比重占54.8%，是全球最大的业务服务市场；欧洲、中东、非洲等市场占30.3%；亚太地区市场占14.9%，其中日本等传统市场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复苏速度较慢，[3]2010年日本国内BPO市场规模为9585亿日元，比前一年增长2%。
②细分市场
2010年全球业务流程外包市场表现仍较低迷，但与2009年相比已有较好回升。外包业务范围涉及人力资源、采购、财务与会计、客户关怀、培训等，其中客户关怀业务达到622.4亿美元，占52.4%的份额，是最大的业务流程外包市场。增长速度最快的仍然是采购服务，同比增长11.5%（见表2-18）。数据来源：IDC。
3.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发展（1）离岸服务外包的总体发展情况
基于语言、文化及心理等因素，美、日、欧诸国企业把外包业务的很大部分发给在岸接包方，在境内完成服务外包业务，如欧美企业多发给诸如IBM、Ac-centure和EDS等；日本企业多发给NT T Data、NEC等，这样基本能保证外包业务的质量。但离岸外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最大限度地利用海外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时空差异，延长提供商服务时间以满足全球各地客户的要求。因此，离岸服务外包正日益受到全球企业的关注，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全球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包国主要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约占了2/3，欧盟和日本占了近1/3。目前，全球离岸ITO市场规模较大，但近几年增速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离岸BPO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但发展速度却在稳步增长。
2009年，全球离岸ITO市场规模达315.3亿美元，与2008年相比增长1.8%，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速远远低于2008年的21.5%和2007年的31.0%。2010年，全球离岸外包市场回暖，细分市场中ITO市场规模达到329.7亿美元，同比增长4.6%，且ITO仍占据主导位置，占离岸外包市场约3/4的份额，但是设计研发服务与业务流程服务比重略有上升，约占1/4（见表2-19、图2-6）。数据来源。图2-6 2010年全球离岸细分市场比重资料来源：IDC。（2）全球服务外包承接方市场
随着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大，吸引了全球各国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据科尔尼公司资料，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有更多国家加入了接包市场行列。目前，以中国、印度、菲律宾、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具有成熟度高、交付能力强等优势，正日益成为世界最关注的外包承接国。其中，亚洲的承接国最多，约占45%。印度是亚洲的主要承接国，拥有全球离岸外包业务34%以上的份额，占据大半美国市场，[4]其次是中国和东盟。中东和北非地区，如埃及、约旦、突尼斯等国，由于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并拥有接近欧洲市场的区位优势，正在成为重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地。近年来，随着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加入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行列，全球服务外包的承接国逐渐形成三个不同层次（见图2-7、表2-20）。图2-7 各国企业参与外包市场竞争成为服务提供商资料来源：科尔尼（转自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09》，上海交通大学2010年版，第14页）。数据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而得。
发达国家在开展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地选择中显现出两种特征：一种是以欧洲和日本的近岸外包选择为特征，即在与本国距离较近和文化接近的区域进行服务外包。从欧盟对外包承接地的选择来看，偏好于东欧国家、爱尔兰和俄罗斯等国；日本的外包业务50%以上在中国[5]开展。另一种是以美国的远岸外包选择为特征，以印度、中国、菲律宾等距离较远，但成本低廉、人才丰富的区域为主进行服务外包。
[1]
资料来源：《杭州日报》，2010年10月08日。
[2]
博彦科技，http：//chinasourcing.mofcom.gov.cn/c/2008-04-01/11839.shtml。
[3]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服务外包的国际发展形势》，引自http：//chinasourcing.mofcom.gov.cn/c/2011-01-25/89675.shtml。
[5]《服务外包的国际发展形势》，引自http：//chinasourcing.mofcom.gov.cn/c/2011-01-25/89675.shtml。三、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一）中国服务外包产生的背景
1.国际背景
国际服务外包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而出现的新兴领域之一，是国际产业分工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也是发达国家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必经之路，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借助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调整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将产业价值链中的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集中于核心竞争力，以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市场，从价值链的高端获得更高利润。当前，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美、欧盟、日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发包国，印度、中国、东欧、爱尔兰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要接包国，国家层面上各国政府对服务外包产业高度重视，竞相出台诸多扶持或优惠政策。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总之，随着各国服务市场的更加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包业务结构不断深化，促使发达国家及世界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
2.国内背景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
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一方面，必然带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服务业分工深化、服务效率提高、服务业产业收入和就业增加，进而提高服务业运营效率和竞争力，从而大大提高中国的现代服务业水平，促进服务贸易尤其是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性、高渗透性与高辐射性的特征使其更紧密、更深入地与其他产业相融合，有利于增强制造商的品牌建设、营销、研究和开发等能力，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进而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此外，当前中国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FDI水平相对低下，而承接服务外包是利用FDI的一种新形式，因为国际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重大战略调整，因此有利于服务业利用FDI水平的提高。
二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当前，中国大量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生产使得资源消耗日益加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服务外包对于承接国来说，与制造外包相比，服务外包具有低能耗、无污染、节约资源等优点，而且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更高。因此，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缓解中国资源与环境压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转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是缓解中国就业压力、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
服务外包对于发包国来讲，把价值链低端环节释放外包出去的同时，将与其相对应的服务岗位也向海外即承接国转移，为承接国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如call center、数据处理与录入等外包业务，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承接国提高就业水平。而且，随着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的增长，可以提升就业结构。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达154.7万人，其中2009年新增71.1万就业人员。可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有利于缓解中国就业压力。
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首先，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利于接包企业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而带动自身技术和管理的升级。同时，为国内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从其他国家学习的渠道，具有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其次，承接服务外包要求接包方必须具有较强的承接能力，这就迫使接包方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以提供更加专业的高质量的服务，从而带来整个行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最后，服务外包本身就是一种管理创新，它是国际分工不断细化与IT技术不断进步相结合的产物，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能够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是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此外，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中国企业通过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着力推进自主创新的研发投入，能够大大提高自身的接包实力；而服务外包接包企业实力的增强又为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创新优势，企业的创新必将推动整个行业的创新，反过来又为中国不断切入外包垂直市场奠定基础。（二）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具有活力的，而且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法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以及中国政府对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视，因而面对世界服务外包产业迅速发展和风起云涌的变化，中国成为很多跨国公司发展外包业务的目的地。在这些发包商的带动下和扶持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正在全球的服务外包业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中国服务外包的总体状况
中国的服务外包如果从1998年HP为爱立信中国提供软件外包服[1]务算起，其发展史也只有12年，与印度等承接服务外包较早的国家相比晚了10年左右。一方面，中国的服务外包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凭借在宏观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政策扶持、劳动成本等各方面的优势，近年来承接服务外包的综合竞争力大幅提高，已经成为国际服务外包转移方首选的承接地之一，像IBM、HP、EDS、CSC、微软等跨国公司都将他们的外包业务放在中国。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扶持服务外包的发展，从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至今，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大连、北京、天津、哈尔滨、大庆、上海、西安、成都、杭州、苏州、南京、无锡、合肥、南昌、济南、武汉、长沙、成都、深圳、广州、厦门等2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一批具有一定产业集聚效应的示范园区。中国服务外包的总体市场规模尽管还较小，但是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已为世界所瞩目。
2008年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服务外包企业3302家，取得各类资质认证的服务外包企业1192家，从业人员52.7万人。2009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上半年，来自国际市场的订单有所减少，中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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