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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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传(下)试读：
第八章 朝着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前进（1945—1949）
第一节 “孤军作战”
1945年8月是胜利的日子。苏军出兵东北，美军投下原子弹，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到8月14日，山穷水尽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淹没在胜利喜悦的海洋中。
然而，胜利的喜悦不久就被内战的阴影冲淡了。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集团在独裁政治上，走得更远了。他们妄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苍天已厌玄黄血”，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冒着危险飞到了重庆，与蒋介石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这，当然又使得夏衍这位《新华日报》的代总编辑（1944年8月后，原来主持《新华日报》日常工作的章汉夫随同董必武参加有关联合国的会议工作，由夏衍代总编辑）大忙而特忙了起来。8月28日下午，中共毛泽东主席乘赫尔利专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9月1日晚，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举行酒会欢迎毛泽东。在这两个盛大场面中，夏衍都作为新闻记者出场，并仔细地赶写了两篇现场新闻特写，经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在《新华日报》发表。从8月29日起，夏衍干脆就住在了化龙桥的报社编辑部内，连家都不回了。一直忙到了9月12日左右，好不容易偷空回家一趟，周恩来就派人通知，要他立即去曾家岩，有要事商量。
周恩来一见他，就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要你立即回上海。”夏衍很高兴，他的确想回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
周恩来对他解释，国民党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方准重新出版。国民党方面目前虽已同意《新华日报》在南京或上海复刊，但估计肯定会有障碍。因此，应想办法尽快到上海将《救亡日报》复刊。这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公开合法的报纸，又是四开一张，办起来比较容易。
夏衍接受了这个任务。1945年9月20日这天，他终于搭上了一架美军的军用运货飞机（这是周恩来直接向张治中交涉得来的机票），[1]走上了返沪之路。
他仓促返沪的一个最主要的使命是与国民党方面争夺舆论宣传的制高点。
抗战胜利了，然而中国人民并未由此得到他们盼望已久的和平生活。蒋介石集团妄图借跻身“联合国五强”的时机，一举消灭以共产党为首的国内民主进步力量，维持其独裁统治。但“和平”的幌子对于备战还是极有用处的，蒋介石集团于是又在舆论宣传上发动了猛烈的和平攻势。
作为合法政府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舆论攻势一段时间里拥有相当的市场。就连柯灵、唐弢等人主办的明显具有左翼色彩的报纸《周报》，当时还有这样的议论：“国民党的报纸上说，先开枪的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报纸上说，先开枪的是国民党。双方只是争执着谁先开枪，谁是戎首，没有一个觉悟到根本不应该开枪。……我们以为当前老百姓所注意的不在乎谁先开枪，而是谁在开枪，我们要求立即停止[2]进攻，同时也立即停止抵抗。”
如何揭露蒋介石集团的虚假宣传，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之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就是摆在夏衍面前一个首要的任务。
1945年9月底，夏衍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顾不得多作休息，就找到了《新华日报》社先期抵达上海的徐迈进与梅益，着手《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宜。为了取得合法资格，他以国民党中宣部发布过的“凡抗战前和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为根据，向市党部递了申请书，又在《新华日报》社驻上海的《新华日报》筹备处的全力支援下，只花了不到十天的功夫，于10月10日，《救亡日报》更名为《建国日报》复刊了。夏衍在《复刊词》中写道：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问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夏衍的这篇《复刊词》传到重庆，董必武、郭沫若读了之后，认为他把问题说得透彻，又有节制，赞扬他在敌后“孤军作战”实属不易。
说夏衍是“孤军作战”确实不错。《建国日报》的编辑部租了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的一间厢房，工作人员有夏衍，加上一个跑外勤的记者顾家熙。夏衍负责写社论、副刊文章及“离乱人语”，顾家熙则写本埠的新闻报道。人手如此之少，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夏衍毕竟是老报人，加上他观察深刻，消息灵通，新闻热点抓得准，几天工夫，《建国日报》的牌子就打响了。
那时美国俨然是国民党的太上皇，强奸民意，草菅人命，干下了许多坏事，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夏衍决心捅一捅这个“马蜂窝”。他抓住了美国水兵饶特立克在溪口路一家酒吧打死三轮车夫臧大咬子这件事，让顾家熙采访了死者家属，写出一篇专访，结果在舆论界引起了一场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市政当局处境尴尬万分。《建国日报》每日的副刊《春风》，发表许多精悍小杂感，十分逗人。它们虽署上了各种笔名，但均出自夏衍之手。其篇幅极短，文词辛辣而又委曲，针对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推行法西斯独裁政策，及其贪赃枉法，大肆搜刮榨取人民血汗的事实，正气浩然地给予嘲讽和抨击。略举几例：漫画二题 东风最近见到重庆寄来的《商务日报》漫画周刊上的几张漫画，觉得清新可喜：第一张：上面画着一个雍容道貌的主管官坐在正中，两旁两个下属鞠躬而立，上面题字“一九三六”。下面一幅一切人物姿态如旧，同是这三个人，只在三人的头上加上几笔长须，题日：“一九四五”。第二张：画着一棵树，已经倾倒了，一面杏黄三角旗的伪国旗在地上，而树梢上爬着几只猴子，手中各执国旗一面。题曰：“树倒而猢狲不散”。四季发财 契尔在胜利中，有些发了胜利财，这是和“发国难财”、“发抗战财”一脉相承的。下面，自然还有“发复员财”、“发还都财”、“发和平财”、“发接收财”、“发建设财”……等等的。中国吉利话说“四季发财”，这些人可以当之无愧了。有人说这一次的胜利是“全求人，杠上开花，满贯”，那么，“四季发财”不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么？两种 巴客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有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善后救济 雪慧美国善后救济因为中国农民没有衣服穿，决定募捐西装若干万套；沦陷区民不聊生无以为食，决定从北太平洋捕鲸鱼，以鲸肉供给中国老百姓充作食粮；又因中国农村需要耕牛，美国种牛太好，产量不够，决定在澳洲猎取野牛，输入中国，同时交善后总署分配。将来中国田野间，将发现穿西装，吃鲸肉，手牵凶猛不驯之野牛一尾，怡然自得之“特种农夫”。
这几则杂感，可谓“满纸孤愤语，一把辛酸泪”，道出了抗战胜利后广大国统区人民心中郁结的失望和愤怒情绪，因而见报之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像“两种人”“两种条子”一时间成了市民中的谚语，广泛传播了开来。
就在《建国日报》的业务开始走上轨道时，由于发表的文章触痛了当局的神经，10月22日，国民党市党部借口“手续不全”，违反“收复区出版法”，宣布查封这家报纸。
夏衍闻讯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陈训悆）大摇大摆地出来接见。他根本不愿意听一听申诉和解释，只是蛮横地宣称，根据政府命令，这家报纸必须查封！很少疾言厉色的夏衍忍不住愤怒地大声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但政府是从来也不惮于违法的，陈训悆只管装作没听见，没事人一样地扬长而去了。
对于当局这种蛮横的态度，夏衍在稍后的《我们要有新闻自由》中激愤地抗议：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是危险的！没有言论自由的记者是痛苦的！在新闻自由已经被认为新世界宪章的今天，中国记者再不能自甘束缚，自欺欺人，而应该勇敢地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为自身的自由而争斗了。假如今天没有敢反对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官国中华党国，假如今天没有人敢反对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假如今天没有人敢反对每个人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堂堂正正地要求：我们要有出报自由，我们要有采访自由，我们要有言论自由！……中国没有国民党系以外报纸，中国就只有一个党的声音，中国全国报纸都成了歌功颂德的工具。我们反对这种戈培尔式的法西斯作风，我们主张凡是中国人只要有主张有能力，谁都可以不经登记核准自由在中国任何地方办报。人民应该可以在重庆办反对国民党的报，人民应该可以在延安办反对共产党的报，国民党早已表示要结束训政，那么国民党中宣部对一报纸、杂志、通讯、电台的核准特权，应该立即与现行的登记办法同时废止，今后一切报纸、杂志、通讯社的设立与变更，完全是人民的自由，党部[3]不得任意干涉。《建国日报》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战后新闻史上却有一定的地位。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样评价它的作用：“确实，这张四开报纸，不仅具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短等特色，还特别敢说话，因而一出版就吸引了大批读者，日销五六千份。该报副刊《春风》每天均刊有一篇署名‘记者’的‘乱世人语’。揭露各种奇闻怪事。夏衍曾撰写过一个简短补白（中略，即上引的所谓“两种人”补白——引者注）……这个补白一经刊出，立即广为流传，并被外地[4]一些报纸转载，成为讽刺国民党的常用语句。”《建国日报》被查封了，《新华日报》复刊遥遥无期，原定与夏衍一起到上海进行宣传和统战工作的阿英、钱俊瑞又迟迟未能赶到上海。夏衍在上海一下子似乎变得无事可做了。不过，他是具有充分的独立开展工作经验的。上级组织的明确工作指示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是他就自发地展开了各项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打入各新闻媒体，二是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建国日报》查禁之后没过几天，夏衍就联系了《新华日报》筹建处的梅益，分别拜访了郑振铎、夏丏尊、傅彬然、马叙伦、李健吾、内山完造、许广平、周建人、周予同等知名人士。正是在李健吾家里，夏衍结识了钱锺书、杨绛夫妇，见到了顾仲彝和苦干剧团的几位朋友，这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夏衍从未正式加入过开明书店，但夏丏尊、章锡琛却从来把他视为“开明同人”。抗战时期，虽然夏丏尊自己处境也很困难，但还是三块五块银元地周济着开明同人。蔡淑馨就多次收到过他的帮助。夏衍赶到他家时，夏先生肺疾严重，消瘦得厉害，说话时呼呼地喘气。夏衍对这位教育界、出版界的老前辈表示了敬意，也约略地说及现在的时局。
夏丏尊病重期间，“开明”业务由叶圣陶负责。夏衍与叶圣陶原来就有着很深的交情，因此，“开明”有什么活动，总是邀请夏衍参加。1946年3月，叶圣陶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午后2时，于一家春茶点款友人，商谈‘中志’（即《中学生》——引者按）及‘少年’（《开明少年》——引者按）之改进问题。店中同人出席者十余人，外客到者为仲华、仲足、雪峰、陈原、柳方、胡绳、孙起孟、夏衍、宝权九人。因平常甚熟，诸友皆能畅所欲言。诸君皆以为欲求杂[5]志之精良，须接近读者云云。”冯雪峰、胡绳、夏衍都是中共在沪文化界活跃的领导人，而金仲华、孙起孟、陈原、秦柳方、戈宝权等人都是中共的亲密朋友。夏衍后来还与胡风一起到叶圣陶那里商议，由开明书店出版《中国作家》，虽然后来“无疾而终”，但从中不难看出夏衍所做的努力。
经过夏衍和梅益耐心细致的工作，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学者执笔写了有关当前时局的文章，在上海国民党办的报刊《申报》《时事新报》，甚至《中央日报》上陆续发表。这些文章共同的调子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建国，开放民主，起了有效地揭露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明谈暗打”，迷惑群众的作用。当时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王若飞特地写信，“肯定了上海文化界的活动，称赞这种利用敌人报纸展开要求团结、反对内战的宣传工作，同时指示要更进一步地[6]占领敌人宣传阵地”。
怎样在当局控制的新闻媒介中打开一条出路，是夏衍最花心血的事情。要能痛快地陈述自己的主张，不如建立自己的阵地。1945年冬，凤子回到了上海。《和平日报》的副总编万枚子来约她为该报办一个三日刊《海天》副刊。《和平日报》的前身就是《扫荡报》，社长是反共老手黄少谷，凤子不加考虑就回绝了。几天后，凤子遇见叶以群，把这事当笑话一样地对叶以群说了：“让我为他们编报纸，开什么玩笑？”
以群负责上海“文协”的工作，与夏衍常有来往，知道老夏正在为找不到一个新的阵地发愁，听凤子这么一说，他敏感地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于是便劝说凤子应当慎重考虑这件事情。
无奈凤子抵触情绪挺大，以群做不通她的工作，就把这事告诉了夏衍。夏衍听罢淡淡一笑：“凤子是个好姑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罢了。好吧，我写一封信，你再去找她一次，我想可以说服她的。”
凤子听说夏衍有信给她，微微一愣，“哦？夏公会有什么事呢？带个口信不就行了吗？”这时夏衍年资、声望日高，文艺界的一些后辈们，开始挺顺口地称他为“夏公”了。
凤子与夏衍有着长久、深厚的友谊。她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便以饰演《雷雨》中四凤而一举成名。司徒慧敏注意到了话剧界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带她去见夏衍。那是1935年的秋天，夏衍刚刚结束“隐居”生活，三个人便在咖啡馆里聊了一个下午的戏剧。凤子很尊敬夏衍，终生以师长相待。夏衍的《赛金花》惹出风波后，她坚决地站在夏衍一边，写了不少为《赛金花》辩护的文章。夏衍也一直关心着她的成长，事实上，在重庆时期，她就和白杨、张瑞芳等人一样，成为进步剧运的重要骨干了。
夏衍在信中主要强调了当前占领舆论阵地关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她由此而想到离开重庆时周恩来同志交待过的话：国共和谈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动立场，行将破裂，文化界党员有的将撤回解放区，有的将转入地下，延安不可能再派同志出来，希望留在国统区的文艺界[7]同志们、朋友们坚持下去，环境愈艰苦，愈要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夏衍在信里也正是告诉她这个“机会”不可轻易放过！冷静了下来，凤子觉得思想清醒了许多，对组织上要自己接编《海天》的意图完全理解了。
凤子接编《海天》之后，以反共而著称的《和平日报》上，就出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文章，甚至还有来自解放区丁玲的一个短篇小说《水》。直至后来《和平日报》的头头们嗅出了《海天》的异样气味，常常不打招呼就撤换凤子发排的稿件，凤子待在其中已失去了意义，这才离开了《海天》。
1946年初，吴祖光、丁聪、郁风等回到了上海。他们都极富于正义感，对国民党控制下的那些反共刊物很看不惯，就想自己动手，编一份“图文并茂”的《清明》刊物。丁聪、郁风都是画家，对刊物中的“图”这部分，自然特别讲究。办刊物之前，他们征求了夏衍的意见——抗战以来，无论政治上，还是艺术上，夏衍一直都被他们视为自己的领路人。夏衍很赞成他们的设想，要他们搞出点特色来。
4月，《清明》正式出版。编辑部设在爱多亚路转角“大世界”的二楼，陈设雅致，给人闹中取静之感。夏衍时常来坐坐，他会在吴祖光等人开编辑会议的时候突然推门而入，只低声说一句：“不打搅你们，我要睡十分钟。”于是便坐到吴的书桌对面，伏在桌上，把头埋在臂弯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到了十分钟，比闹钟还准确，他一定准时醒来，整整衣服，与吴祖光打个招呼，就推门出去了。有时吴祖光在窗口目送他在楼下的背影，只见他脚步轻捷地走上熙熙攘攘的街道，一会儿就消失在如潮的人流中……
吴祖光这时还负责《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夏衍以“朱儒”为笔名写的《桅灯录》与赵超构以“沙”为笔名写的《今日论语》，两个时评式杂文专栏，被视为版面上的“两只眼睛”，为《新民报》各地方版所转载，成为报系的“共同语言”。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夏衍在《新民晚报》支持越剧改革的文章。那一年，越剧界的袁雪芬演出了根据鲁迅《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尝试越剧的改革之路。不料，社会上的恶势力竟接二连三地对她冷嘲热讽，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夏衍挺身而出，写下了《勖袁雪芬》一文，批判了旧戏曲界黑势力的怯懦和无耻，大声地为袁雪芬撑腰：袁雪芬给人丢了粪包，读报的人看到这条花边新闻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发笑吧，可是再仔细想想，这种现象不是很可悲吗？在这社会里，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人很难，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女人更难，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女艺人更是难上加难。袁雪芬，最多也不过是想要上进，不愿意与那些玩色情把戏的人物混在一起的女演员而已。而现在你看，一旦不和下流坯子[8]合污，他们就可以来这一手。
更令袁雪芬感动不已的是，在他们以后交往的四十多年中，夏衍绝口未提起过这件事。直到夏衍去世后，她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了“朱儒”原来就是夏衍！
抗战胜利后，著名诗人戴望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滞留在香港，回上海的一些文化人士因此对他颇不谅解，有许多过激的批评。也是夏衍借助了《夜光杯》上的一篇文章，为戴说了公道话。夏衍在文章中引用了戴望舒作于香港沦陷时期的四首流传很广的民谣：“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神风，神风，/只只升空，落水送终”；“玉碎，玉碎，/那里有死鬼，/俘虏一队队，/老婆给人睡”；“大东亚，/啊呀呀，/空口说白话，/句句假”。这些民谣雄辩地证明，戴望舒不是汉奸文人，而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夏衍这篇文章发[9]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以后关于戴望舒的议论便渐渐平息了下去。《消息》半月刊是夏衍、姚溱和梅益等人努力下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说起这份刊物的创办，颇有一点戏剧性。1946年3月下旬，夏衍正在泗泾路原来《建国日报》的那间厢房里，一个身着挺括西服、眉目清秀的英俊青年来找夏衍，他自称叫宋怀志，是梅益介绍前来商谈一份刊物的，请求夏衍给予指教。梅益事先未及打招呼，夏衍心下以为不过是个附庸风雅的“小开”一类的人罢了，不大肯搭腔。但谈了一会，终于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从苏北根据地来沪的姚溱。经过一番讨论，再由姚溱打了一通交道，说动了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士绅拿出一根金条（十两黄金）作启动资本，一个星期后，《消息》这张四开小报便问世了。尽管刊物小，但在上面见到的却是赫赫有名的作者的文稿，除了金仲华、胡绳、夏衍、梅益、姚溱之外，还有周予同、吴祖光、叶圣陶、蔡尚思、韩述之、杨刚等。他们的文章很少长篇大论，或揭露讽刺反动人物的各种丑态，或抒发忧国伤时的情怀，主题鲜明，议论深刻，文笔泼辣，别具一格，因而每当报纸出版，立即销售一空。
报纸影响一大，新闻检查官们就又出面干预了。《消息》的命运比《建国日报》稍好，但也只出了十四期就被查封了。
从1946年1月10日至7月10日，夏衍化名“东风”，还在《世界晨报》上辟出一个新的专栏，标题十分新奇，叫《蚯蚓眼》。《世界晨报》是姚苏凤与冯亦代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的一家“中间偏左”的报纸。姚、冯二人接受夏衍的意见，报上新闻极少用中央社的新闻而多用外电。潘公展对此大为不满，对姚苏凤施加了颇多的压力。姚、冯二人便请夏衍主持了这么一个专栏，以示对抗。《蚯蚓眼》专栏和当年的《司马牛杂感》一样，也是投向国民党魑魅世界的锐利武器，深受读者喜爱。国民党当局不是喜欢用虚假的“民主”姿态邀买人心吗？夏衍就让它直截了当地一一曝光：政府宣布尊重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之日，重庆街头宪警逮捕了衣服欠整的市民千余人去当兵。我提议协商会今后要追加：人[10]民有穿破衣服在街头走路的自由。美国新发明了玻璃防弹马甲，我劝民主主义者每人预备一[11]件。陪都有人通电要惩办较场口惨案“祸首”李公朴等，在较场口，李公朴等被打破了头，故“祸首”者，祸延脑壳之谓也。[12]
在《消息》被禁之后，夏衍与“孤岛”初期的老朋友姜椿芳和林淡秋进行磋商，很快便在他们主持的《时代》杂志上开辟了园地。这份杂志是以“苏商”名义出版的。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演出一幕“和谈”“调解”的双簧剧，形势扑朔迷离，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夏衍在这份刊物上，有时用余伯约，有时以黎纬北的笔名撰写时事评论，几乎每周发表一篇长文，连续不断长达半年左右时间。《美国为什么要发动内战》《一个主题，多种花样》《威胁利诱之间》《法西斯在这里》《被损害了的纪念日》……他在这些评论中谴责“二战”后美国在走前德日法西斯老路，扩军备战，造成对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威胁。他尤其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美国于战后渗入中国，力图使之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他还对人民的尊严不可欺侮，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表明了毫不动摇的信念：希特勒迷信他的武力，东条迷信他的武力，这些眼睛永远看不见人民力量的枭雄都已经倒下去了。今天历史的悲剧正重复在某些迷信武力的反动分子身上，他们以为有了原子弹，人民的力量便不必再顾虑了，那么看吧，地球还要存在下去，究竟胜利该属于原子弹呢还是属于人民，明年后年的历史，会教训这些好战[13]黩武的徒辈的。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姚溱当时在《时代日报》上化名秦上校，开辟了半周军事述评。1946年初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起而自卫。针对国民党各报连篇累牍地登载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报道，肆意攻击中共和解放军，姚溱每半周发表一篇综述，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当这些文章引起各方面关注的时候，姚溱有一天在马路上被原新四军中的一个熟人撞见。此人已经叛变投敌，经他告密，姚溱被军统特务绑架。在审讯中他们发觉姚溱在沪化名发表文章，其中就有人怀疑到“秦上校”可能就是姚溱。
当收到姚溱利用狱中关系送出的一封信之后，经姜椿芳、梅益和夏衍讨论，大家意识到事态的危险性，如果报纸上的军事述评一旦停止，便正好坐实了“秦上校”即为姚溱的猜测。夏衍在重庆时曾为病中的乔木（冠华）执笔过军事评论，因此他觉得责无旁贷，便立即着手模仿姚溱军事评论的格式、笔调写下去，并继续采用“秦上校”署名发表。夏衍确实学得太像了，以至特务爪牙们也搞糊涂了：既然“秦上校”还在刊物上继续写文章，那么对姚溱这方面的猜疑便站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展开了营救活动，把姚溱顺利地保释了出来。姚溱后来一直与夏衍保持了深厚的友谊，直至“文革”初含冤去世。
在此期间，夏衍虽未亲自参与编辑、撰稿，但影响所及，成为党的同路人性质的刊物就更多了。就拿影评方面来说吧，梅益在《文汇报》编《演剧》，张石流负责《前线日报》的《戏剧》和《世界晨报》的《每周戏剧》，刘厚生与马季良（唐纳）在《时事新报》编的《舞台与银幕》等等，可以说都受到过夏衍的直接指导。而通过对这几个副刊的工作，上海的影评界就基本掌握到了进步文化力量手中。
当夏衍在宣传舆论战线上奋勇出击的时候，一件使他感到尴尬难处的事件发生了。
1946年初，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大肆拆运东北境内原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拆下的东西全部运回苏联国内，有人形容说：“连一颗螺丝不剩。”英美的通讯社对这一事件自然幸灾乐祸，在报刊上大做文章，大肆渲染。
乍一听到这消息，夏衍十分震惊。他多么希望这是英美等国制造的一个谣言。可他赶去向苏联驻上海的商务负责人安德烈耶夫质询时，与夏衍在重庆曾有过友谊的安德烈耶夫却以纯粹的“外交辞令”来应付他：“无可奉告。”这，其实从侧面证明了那消息的可靠。
一丝可怕的阴影从夏衍的胸中掠过，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如果说“西安事变”时塔斯社的信口雌黄，曾引起他的一点困惑，那么这回苏军“一颗螺丝不剩”地拆走东北境内的工厂设备，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老大哥”对别国人民、对别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尊重程度。尽管在这个时候，夏衍对这个问题不能想得太深，但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对苏联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行径不能不产生反感情绪。
为什么说夏衍此时不能对这问题想得太多太深呢？因为国民党借机发动了一次反苏反共的浪潮。蒋记政府一直是最怕人民运动的，但这回他们倒有能力发动好几千人在2月23日苏军建军节这一天，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活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民党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因此，作为共产党在上海宣传战线的指挥员之一，夏衍要在这场舆论攻坚战中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号召人们不要为国民党的活动转移视线。
于是，夏衍费尽心思，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时评文章《论中苏关系》，正面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提醒人们不应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身上。最后，夏衍事实上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他把讨论重心放到了苏联延期撤兵这一话题上（尽管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毕竟还有讨论的余地），而对最引起非议的几个问题，如苏军败坏的军纪及其对东北资源破坏性的掠夺等，几乎只字不提。夏衍最后说，东北问题是由于中国国内不民主的政治状况而引起的：毫无疑问，苏联一定会尊重中国的主权，交还中国应有的权利，但是假如中国仍旧要在东北推行一党专制政治，仍旧假使东北成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跳板，中国仍旧甘心愿意地做帝国主义者猫脚爪，那么，为了维持东亚和平，苏联的举动是合乎正义[14]而符合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利益的。
这篇文章在进步文化人士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反响，像叶圣陶即表示同意夏衍的意见：“日来京沪渝各地发生所谓爱国运动，攻击苏联，学生罢课游行，标语有‘反对东北特殊化’，‘不愿见九一八重演’，‘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云云。据知其实际者言，此系国民党党内之争，执持党务之CC派攻击当政之政学系耳。特以反苏为幌子，于党内既尽其排抵之用，于党外复可以抑压民主运动，借题发挥，其技[15]甚巧矣。”
但这类文章实在有点硬做出来的味道，因而收效甚微。夏衍接着还写了几篇《论中苏关系》的续文，如《答客问》（原载上海《文萃》1946年3月第1卷第21期）、《再论中苏关系——答杨庆铎、谢裕、“爱国公民”诸先生》（原载《周报》1946年3月第27、28期合刊）等。但由于太过一边倒的倾向性，某些论点过分追随苏联的宣传口径，[16]这些文章同样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也可以视作夏衍新闻记者生涯较少的一次“走麦城”的经历。许多年后他还怀着相当懊丧的心情自我检讨说：“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17]是要顺人心。”
这个深切的体会，是这次令人不快的事件留给夏衍的一个十分宝贵的历史教训。
成功总与失败相伴随。夏衍在上海的活动充满了艰辛与坎坷，除了国民党方面的破坏，也有如上面提及的意料不到的麻烦，这很可能使他数月的辛苦付之东流。但夏衍决不辜负党的重托。他不以此为意，从不气馁，这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份份光彩耀人的实绩。
随着蒋介石集团反动本质的逐渐暴露，也由于活跃在敌后文化阵线上的郭沫若、茅盾、夏衍、冯雪峰、胡绳、胡风等许多人的积极工作，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终于从抗战结束后的那种幻想中清醒了过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只有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用人民力量彻底消灭国内的法西斯残余后，“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等理想才可能得到实现。《周报》的态度变化也许是很有代表性的。1946年初，它在一篇文章中直言：“团结要靠双方的诚意，互信互让，缺一不可；而实行民主，虽然都有责任，重心在国民党而不在中共，因为政权在国民党[18]手里，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这儿，它已不再是本节开头提到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子了。到了7月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后，《周报》就以旗帜鲜明的态度，走上了“反独裁、反内战”宣传斗争的第一线。它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马叙伦、马寅初、茅盾、田汉、吴晗、胡风等人的纪念文章。田汉高呼：“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中国民主运动还需要更多的贤者的血！”吴晗宣言：“我们会跟着你们（指闻一多父子——引者按）走的，你们已经替中国人民铺好了道路，用你们的血。”
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叙伦的态度：“我的历史上一部分正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但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19]弹。”而仅仅在几个月前，当国民党挑动反苏反共浪潮的时候，夏衍把那篇揭露国民党阴谋的文章交给他发表时，他觉得十分为难，以为会损及他“中立”的清誉。夏衍在文后注明了“文责自负”，他才勉为其难地将文章发了出来。
在那个时代里，发生在《周报》和马叙伦身上的变化，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内战还未正式开始，国民党已输掉了民心。
1946年7月初，夏衍有些意外地与周扬在上海重逢了。他们已有将近十年没有见面了。周扬这次到上海是为了办理去美国的签证。党派他去美国讲学，但周扬认为成功的把握不大，国民党有意在为他设置障碍。周扬向夏衍畅谈了自己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解，这时，他已经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了，较之以往，自然是更加高屋建瓴、气势轩昂。
与周扬晤面过后，夏衍萌生了去延安的念头。这时的上海，确实已无多少事可做了。征得周恩来的同意，7月中旬，他来到南京梅园新村，参加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刚到梅园，他就碰到了一件叫他吓了一跳的事情：他看到周恩来指着桌子上的一份文件，脸色涨得通红，指着一位身着长衫戴眼镜的人，大声斥责：“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又说：“我们二十年的交情，到此算完了！”说完竟然放声大哭。
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夏衍从未见过他情绪如此激动过，他一下惊呆了。站在一旁的陈家康告诉夏衍：这个清瘦的老人就是梁漱溟，他背着民盟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调处”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关内关外中共军队的驻地，而对国民党军队却没有附加规定，这就等于政府军不受任何约束，可以随意调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同时此方案还规定政府派县长和警察接受共方的二十个县……这对我方是极端不利的，周公因此动怒了。
梁漱溟讷讷地说：“那，那我们把这份文件去收回来吧。”
周恩来浓眉下的锐眼盯了他一眼：“还收得回来吗？”
站在一旁的李璜、莫德惠赶紧说：“来得及，还来得及。”后来，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才将这业已送出去的方案取回。
这件事情给夏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周恩来看上去很随和，但决不无原则地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极其分明。夏衍对梁漱溟的印象亦不佳，在解放初他写有一篇杂文挖苦梁漱溟，或许就起源[20]于此吧。
夏衍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并提出想去延安的申请。周恩来同意了，答应在代表团撤离南京时，带他一起走。
但到了9月初，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中共急需加强香港、南洋一带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夏衍对这一带情况比较熟悉，周恩来便建议他和潘汉年一起，参加香港分局的领导工作。夏衍毫不犹豫地领受了这个新的任务。
在又一次别离上海之前，夏衍抽空回了趟家。1946年3月底，蔡淑馨偕孩子已随同《新华日报》同人乘轮船回到了上海。
由于夏衍工作繁忙，一时没再另找房子，一家四口人便借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至德里蔡父的家中。
夏衍与蔡润甫的感情一直很亲密。对这位大女婿，蔡润甫打心眼里喜欢。他虽然未必了解夏衍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但对夏衍的工作却是热心支持的。他有时还会带领夏衍结识一些金融界的朋友。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增加了这一层身份的保护色，对夏衍地下工作的助益可想而知。
对于蔡润甫，夏衍是满怀着孝心与敬意的。他自幼丧父，后来又未能亲自侍奉母亲于堂前，在他心中，一直引以为憾事，所以对岳父特别地孝顺。这一年，蔡润甫得了伤寒，肠出血，危在旦夕。起先请上海名中医丁济万医治，但不见起色，夏衍特地去请来留日的西医沈恭精心治疗。他自己还与淑馨六兄妹轮流陪夜。因室内是新地板，为保持室内安静，夏衍叮嘱家人进屋都脱掉鞋子，他自己更是小心翼翼。岳父病体痊愈，还特地去买来几株夹竹桃种在阳台上，以供老人养息时观赏。蔡润甫常常夸奖这女婿比亲生儿子还亲。蔡淑馨年幼的弟弟妹妹对这位大姐夫极尊重，认为他对蔡家照拂得热心、细致，还胜过了蔡淑馨本人。
夏衍在上海的时候，可以对蔡家多加照顾，但现在他要离开上海了，再留蔡淑馨住在岳父家，就不合适了。因此，赴港之前，他务必要为蔡淑馨母子租好住房。既要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又要找一间价格、位置都合适的房子，殊不容易。即使夏衍这样的老上海，也忙了十多天，才在静安寺路的重华新村租到了新居。沈旦华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住在南京西路重华新村59号A，表面上弄堂口在南京[21]路，后弄堂深处有一个很小的门通到静安别墅胶州路。”这房子是与胡绳合住的。[1]就此归程，夏衍后来写有《归来琐记》（《文艺生活》1946年第5期，“夏全9”），人们颇可在其中瞥见国民政府“接收”时期混乱的组织状况，值得参看。[2]柯灵：《<周报>沧桑录》，《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第153页。[3]黎纬北：《我们要有新闻自由》，“夏全10”，第528—529页。[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94页。[5]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1946年3月8日）》，《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第11页。[6]凤子：《<海天>的天地在哪里？——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断之一》，《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第168页。[7]凤子：《<海天>的天地在哪里？——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断之一》，《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8]朱儒：《勖袁雪芬》，“夏全9”，第253页。[9]可参见卢玮銮《香港文踪》（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93—195页。另可参见《关于戴望舒及其他》（“夏全9”第225页）。[10]署名“东风”，《世界晨报》1946年1月20日，“夏全10”，第451页。[11]署名“东风”，《世界晨报》1946年2月14日，“夏全10”，第462页。[12]署名“东风”，《世界晨报》1946年2月17日，“夏全10”，第463页。[13]余伯约：《被损害了的纪念日》，“夏全10”，第694页。[14]夏衍：《论中苏关系——从苏联红军节所想起的》，“夏全10”，第543—544页。[15]叶圣陶：《在上海的三年（1946年2月25日）》，《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第9页。[16]如他在《再论中苏关系》对“爱国公民”的回应：“‘爱国公民’先生说：‘苏联为什么不让乌克兰、白俄罗斯独立自治。’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不仅已经独立自治而且在联合国大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他们今天已经是联合国机构中的一个成员了。”（“夏全10”第568页。）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追随苏联宣传口径，但与事实明显不符，因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7]“夏全15”，第296页。[18]柯灵：《<周报>沧桑录》，《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第153页。[19]上引田、吴、马的话，均转引自柯灵：《<周报>沧桑录》，《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20]梁漱溟对这件事情的自我辩解可参看其《忆旧谈往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年版）“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节。梁的说法是可信的，不过他不通政治的书生气一面在其辩解中仍可看出。[21]沈旦华：《回忆老头》，杭州市江干区夏衍研究会、江干区夏衍旧居管理办公室：《夏衍研究文集》2007年编，第80页。
第二节 从南洋到香港
自1945年9月至1946年9月，夏衍的工作关系始终处在一种较为动荡的状态。笔者猜测这和周恩来对他未来工作重心的安排发生了变化有关系。直到1945年12月，周恩来对国共关系的判断还是“相当长时期内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他认为重庆一带的工作还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建议恢复中共南方中央局（或名重庆中央局），由董必武（书记）、王若飞（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领导国统[1]区工作。”可见在周恩来原初的设想中夏衍还是应当回到重庆搞上层文化统战工作的。但形势变化很快。1946年5月以前，周恩来的全部工作重心就早已转移至南京、上海一带了。夏衍留在上海对开展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作用更大。这其中，或许还有将韩练成引见给董必[2]武这样的秘密工作。但作为一个知名的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士，夏衍久留上海也不是办法，可能还有危险。这时，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才智及战略判断能力，预判南洋及香港一带未来将成为一个工作重心，于是，他将夏衍派往这一带，希望他能打开这一带文化界及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局面。
1946年10月30，夏衍与潘汉年董慧夫妇一起，飞往香港。其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派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研讨会议和情[3]报汇报工作”。夏衍的工作职务是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成员、南方分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2月改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员、[4]香港文委书记。
9月4日离开南京的时候，周恩来指示夏衍：南洋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已安全回到了新加坡，近期内，有必要前往南洋，向陈嘉庚等人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向他们通报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同日，周恩来电告方方、林平：“夏衍受特务注意，我已着他到香港，[5]由他向你们转告中央关于南方统战、宣传、文化工作的意见。”
因此，一到香港，夏衍就着手办理前往南洋的事宜。但此时英国正着手重新接管新加坡，自然不会欢迎夏衍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人进入辖区。他们百般阻挠、推搪。为了那张签证，夏衍在香港足足等了四五个月。夏衍暂时走不了，但南洋的工作不能就此搁置起来。经过与冯乃超、饶彰风、周而复等人商议，他决定，将此时在广州遭受迫害的抗敌演剧队五队与七队，合并为一个大型的文艺团体——“中华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并将它调至香港。稍作准备后，即令它先行开赴南洋，开展文艺宣传。
在宣告剧社成立的这一天，夏衍到九龙青山道来探望大家。当听说他们为剧社起的名称是中国剧艺社时，他表示这个名称不全面，要他们加上“歌舞”两个字，要做到演出形式多样化。他还向大家解释了在当时的形势下，组织剧团的必要性，介绍了30年代左翼剧运的革命传统，指出只要紧密团结，努力奋战，就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包括在经济上的贡献。“中艺”由吴荻舟、丁波担任正副社长。夏衍与冯乃超商量，派这样一支文艺团体远征南洋，党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原来演剧队五队和七队来港的党员不过三人，夏、冯便又抓紧时间发展了六位社员入党，还成立了“中艺”的党支部，并决定由丁波任支部书记。
到南洋巡回演出，节目的准备是个大问题。“中艺”原定排演陈白尘的《升官图》，夏衍闻讯后即通知吴荻舟与丁波去《华商报》社。他郑重地说：“《升官图》是个好戏，但到南洋去演出不合适，那里有国民党大使馆，有国民党特别党部，在群众中有左、中、右三派，左派看了一定热烈鼓掌，右派看了会拂袖而去，中间派看了也不会高兴，建议你们改排其他节目。”
吴、丁表示接受夏衍的意见，回去与团里其他负责人商议之后，便改排了吴祖光的《牛郎织女》。但不料《牛郎织女》剧在香港试着公演后，观众并不踊跃，连演了四场，上座率只有四成。团内的矛盾激化了起来，个别人闹着撂挑子，嚷嚷说：“不干了。”
夏衍知道后甚为忧虑，亲自赶到“中艺”，召集社里骨干开了一次会。在会上，夏衍严肃地指出：“上个戏是理事会决定的，也是大会通过的，现在失败了，五七两队之间互相埋怨、指责，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团结问题。两队刚刚合在一起，还没有去南洋就闹团结问题，这怎么是好？应该好好总结，找出失败原因。至于排什么节目，理事会讨论后再作决定。”
夏公动怒了！团内几位闹意气的人冷静了下来。经过认真的检讨、反思，“中艺”又排演了一台歌舞剧《中国人民悲欢曲》，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战胜利和战后百姓生活陷入痛苦，呼唤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这台晚会以冼星海的《新年大合唱》为主体，加上一批音乐舞蹈节目，如独唱《丈夫去当兵》（将参加抗战的词改为反对内战）、《朱大嫂送鸡蛋》，合唱《古怪歌》，舞蹈《青春舞》等，这些内容新颖，形式活泼，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在港公演后非常叫座。
夏衍观后表示很满意，但他又恳切地指出：“这套节目形式上有歌有舞，多姿多彩，很好。可是内容还值得斟酌，一些口号注意不要提得太高，否则会脱离中间阶层，到南洋是不行的。”“中艺”接受了夏衍的意见，作了些修改。后来到南洋，《中国人民悲欢曲》果然成了盛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1946年底，“中艺”通过安达公司庄世平经理的斡旋，获得了前往南洋的演出合同。夏衍代表文委领导，对他们表示了祝贺，同时又提醒“中艺”的社员：广大华侨在国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大都是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因此你们到南洋，一定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宣传祖国文化艺术，特别是新兴文化艺术；也要适当配合国内民主运动，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宣传和平，反对内战，但一定要注意各地形势。你们是职业剧社，侨胞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艺术形式上要有歌有舞有剧，多姿多彩；还要尽可能组织力量，创作反映此时此地的节目，争取更多观众。党是没有力量从经济上支援你们的，你们要作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思想准备。“中艺”的同人们牢牢记住了夏衍这一番话，后来他们果然成了一支活跃在南洋的为广大华侨所热爱的进步文艺团体。“中艺”在南洋的演出历时三年，先后演出了二十几套节目，共演出二百六十六场，[6]总计观众达三十三万余人次。“中艺”走后，夏衍仍在香港滞留了三个月左右。这段时间他参加了《华商报》复刊后的社论委员会，并在该报上撰写杂文随笔。直到1947年2月，好不容易用化名（护照名“许乃昌”）申请到了“入境证”。2月19日，夏衍、陆浮一行搭乘丰庆号轮船，从香港英皇道出发，转道西贡，前往新加坡。途中风浪甚大，船行甚缓。途中无聊，[7]夏衍重读《水浒》，“对高俅发迹经过，深感兴趣”。2月24日抵达西贡。因为船中有人感染时疫而亡，西贡法国殖民者不许船上的人下船。夏衍又一次充分感受到殖民者的蛮横无理。直到3月2日，轮船才驶离西贡。3月5日一早，轮船终于抵达新加坡。沈兹九、唐瑜、林枫等亲至码头迎接。由于轮船上有偷渡者，直到下午2时，夏衍一行才获登岸。
下船后不久，胡愈之便前来探望。夏衍此次来到新加坡，主要的合作对象就是《南侨日报》。《南侨日报》是陈嘉庚出资创办的一家进步华侨报纸。他自任董事长，胡愈之任社长，张楚昆任总经理。夏衍和陆浮此次来南洋，首先要找的人就是胡愈之。夏衍《新加坡日记》的记叙充分表明了这一点：3月5日 晴 抵星……下午2时登岸，暂寓天一景，3时愈之来谈，至林宅晚饭后至报社，参观一周，楚琨兄来，至大世界品茗，10时半归。3月6日 晴与愈、奇、浮午餐于天一景五楼。下午至报社，补阅报纸，旋搬至愈之寓，与阿朗、林枫同室。3月8日 妇女节南侨编辑部同人约餐于大同，作简单讲话，下午与唐游马路，晚餐后与唐、林观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上午访陈嘉庚，谈一小时，他颇关心国内文化人安全，并问K将领为什么不反战。11时，访楚琨。3月9日与愈之谈南洋情况“南洋人物”一、陈马六甲—神秘人物二、苏加诺二、哈达四、莱特五、安山六、胡志明马来亚问题，土地问题—苏丹（土地）回教特征：不得放高利贷土地公有三大民族—华侨—祖国印度—独立马来—印尼白皮书—黄皮书英国政府两次改变华侨对英白皮书[8]马共见解
在胡愈之的帮助下，夏衍较快地了解了南洋一代华侨活动的基本情况，也很顺利地得到了与陈嘉庚会面的机会。在与陈嘉庚的会谈中，夏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向他详细介绍了国共和谈破裂后国内的局势、共产党的方针策略等。1940年在桂林的时候，夏衍与陈嘉庚有过一面之缘。《救亡日报》同人的埋头苦干和报社业务的蒸蒸日上曾给陈嘉庚留下过好感。
夏衍告诉陈嘉庚，他这次来南洋，还负有一个使命，即通过《南侨日报》为《华商报》发起一个募捐运动。夏衍说：这回《华商报》募款，不再向侨领们伸手，而是面向广大爱国侨胞。募集而来的钱款，不管是几元还是几分，都逐日在《南侨日报》和《华商报》上公布。
陈嘉庚同意了夏衍的设想。于是，夏衍和陆浮暂时便在新加坡落下了脚。除了为“香港民主和平文化事业基金”募款外，夏衍就协助胡愈之主持《南侨日报》的编务，撰写不署名的社论，也在“星期杂话”“每日话题”和“南风”副刊撰写专论和杂文。
夏衍到新加坡后不久，解放军就撤离了延安。自然，在某些人眼中，国共双方斗争成败就此分出了胜负。当局方面的势力一时趾高气扬了起来，中立及左翼人士却感到忧虑。夏衍与胡愈之一起，共同分析时局动态与中共战略，并应胡愈之之请，写了《延安失守后的形势》，分析了此时国内战场上国共双方的态势，预言国民党拿下延安其实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必将步步被动，以至走向崩溃。此后，夏衍便根据版面消息，联系实际，每日或两日一篇地撰写社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抗议无法无天的暴行》《论东北战场》《马歇尔着急了》《造谣者毙于谣》《杜鲁门到哪里去》《论民意测验》《华侨不会再受骗了》《世界大战不会立即爆发》等，这些时评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将美国助长中国内战、促使中国殖民地化的政策公诸于众，揭示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及其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文章不提空洞口号，用事实说话，以不可辩驳的论据紧紧吸引读者，将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明了，因而赢得广大侨胞欣然首肯。
与此同时，夏衍还在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上发表了一些篇幅不长的杂文随笔，如《立场与看法》《作剧的技巧》《香港的民主事业》等，多从思想文化修养着笔，颇为青年人欢迎。
这期间，夏衍比较广泛地接触了华侨社会各界。侨胞的爱国热情使他深受感动和教育。《南洋日报》举办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发现当时的华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祖国的命运。当他们得知反映国内真实情况的报纸——《华商报》，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厄和威胁的时候，纷纷解囊相助。其中，一些穷苦的工人、学生虽然捐来的钱并不多，少的只有几分，但当夏衍从他们黝黑干瘦的手中接过这一点血汗钱的时候，或者读着他们写的“向香港进步文化界致敬”函件的时候，夏衍不能不为之动容！
为着这么可爱的侨胞们，在星马的华人作家们该做些什么呢？夏衍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1947年底终于爆发了一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争。其时，夏衍看了有关论争的几篇重要文章，他之迟迟没有动笔，主要认为“这问题最好是由当地的文艺工作者来研究解决”，而不必由他们“局外人”来做文章。夏衍觉得谈问题应避开繁枝密叶而直入中心，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马来亚华人“对祖国的关系”与“对当地的关系”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上面。
夏衍在《“马华文艺”试论》一文中说：马来亚今天还没有挣脱英国殖民地的地位，而在这块土地上的中马印三大民族，又各有其血缘相关，心向往之的正在为着该民族的自由解放而苦斗中的“宗邦”……单就在马来亚的两百多万中国人的立场和任务来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放弃中国国籍和愿不愿“终老斯邦”，在今天的情形之下，单单为了他们自身在民族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利益，在他们肩上，就负担起对中国以及马来亚的双重任务，而事实上也决不可能依据自发的或外在的[9]主观要求，而完全摆脱一重任务而不顾的。
因此，马来亚的华人文艺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它既不可能同马来亚的本土文学完全一样，也不可能同中国“宗邦”本土的文学完全一样。夏衍实事求是地指出：它（指“马华文艺”——引者按）的独特性是什么？据我们的理解，这应该就是指前面说到过的马来亚人民解放斗争这个错综复杂到史无前例的典型特征。……为了独特性，我们要从此时此地的马来亚人民生活特别是马来亚华人社会中去发现典型的[10]生活特征，典型的人物性格。
经过胡愈之、夏衍、郭沫若等人的努力，有关“马华文艺”的特质的认识深入人心。有论者指出：“随着胡愈之等中国作家的离开，所谓侨民文艺的写作告一段落；渐渐地，马华文艺企求确立其独特性，[11]发展或脱胎于中国文艺而又有自己生命的一种文学模式。”
夏衍的这篇文章虽然成文于1948年3月的香港，不过，可以断言，没有1947年在新加坡的这段生活经历，夏衍也不可能写出如此有分量的切中肯綮的论文。同时，也正如评论家所说，夏衍虽自谦地认为对于马来亚实际情形知道得不多，“但他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关怀马华文艺壮健发展的朋友，提出有关意见的态度是‘诚恳，而带着热望[12]的’。”[13]
在星岛期间，夏衍还曾与马共总书记陈平联系。
1947年8月，夏衍在新加坡活动了近半年后，他的真实身份被殖[14]民当局发觉。当局要刘牡丹带话，要他“自由离境”。夏衍于是和陆浮带着为“香港文化基金”募集到的三万多元叻币，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总的说来，由于国共斗争形势不明，马来亚侨胞崇拜孙中山、[15]奉国民党为正统的政治传统，以及“华侨领袖的短视与势利性”，[16]夏衍这数个月工作的成效不大。
回到香港后，夏衍即参加了由中共香港分局领导的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章汉夫是书记，同夏衍一起任工委委员的还有连贯、许涤新、乔冠华。他分管民主党派及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文艺界事务的主管则是邵荃麟与冯乃超。当然，文艺、新闻是他的事业，他不可能不闻不问。那时同志间的关系融洽，不分彼此，于是夏衍常常就成了《华商报》每请必到或不请自到的作者。《华商报》于1946年1月初改为日报复刊以来，规模比1940年扩大了。有了自己的印刷厂，每个栏目都配备了较强的记者阵容，还有一个实力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先后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刘思慕、萨空了、狄超白、张铁生、陈此生、饶彰风、廖沫沙、千家驹、章汉夫、夏衍、乔冠华、许涤新、杜埃、高天、杨奇、张其光等。但《华商报》复刊以后，经济运转情况却不很顺畅。原因是：其一，港英政府有意无意间设置了不少障碍。其二，《华商报》的政治面貌太过鲜明，被人称作“中共喉舌”，使不少中间派人士望而止步，故而销路始终徘徊在一万份左右。其三，作为中共在香港一个公开的据点，迎来送往，有不少额外支出。1946年4、5月间，在复刊不久，经济上便陷入了困境。当时夏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法币”猛跌之际，曾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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