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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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试读：
前言
——写在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出版之际李廷江从古到今，中日关系特殊复杂。仅就近代史而言，经历了从19世纪末的甲午海战，到20世纪中叶的中日战争，日本成为在上两个世纪内的五十年中接连挑战侵略，向中国发起了两场重大战争的强敌。然而，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百年后196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的增长奇迹，日本的发展和经验同样成为19世纪清末新政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极其重要的样板与契机。中日之间的敌对性与互补性只是到了1972年才出现良性转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为两国交往带来和平互助友好的春天。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时代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今天，日本的国策依然是困扰中国外交政策的棘手对象，日本的经验依然不失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效范本。水以浪得恶名，浪何尝非水乎？于是乎，对抗日本和学习日本构成了百年中日关系的错综复杂。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悠久，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前贤同仁建树成果丰富。这是每一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都引为自豪，权为认真工作，努力赶超的源泉动力所在。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时代的原因，中国的日本研究无论是距离社会的要求，还是和国际上学术界相比较，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继承前辈学术传统，开创适应时代需求的学术研究，成为摆在每一位研究者面前的当务之急。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日浅，既无基础又乏经验。但是，作为中国大学的研究日本机构，理所当然地要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服务，义不容辞的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快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鉴于一些学者迫切需要了解国内外研究动向，希望研讨日本研究方法等的现实要求，我们设想，如果能采取讲习的形式，提供交流切磋的平台，以学术为主，又联系现实，讲习并举，雅俗结合，以促进客观认识日本社会本质，提高学术研究方法能力，这样下去，持之以久，一定会有益于提高我们日本研究的水准。本着上述宗旨，我们设计举办了清华大学日本研究高级培训班。这是我们尝试为日本研究同仁后进提供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信息，建立和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第一步。
2009年6月，我们举办了第一期清华大学日本研究高级培训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是这一期讲习班的讲习记录与报告。学术乃社会之公器。讲习班每年举办一到两期。只要条件容许，我们决心努力把讲习班办下去。献给大家的讲习录，愿和所有关心中国日本研究的同仁共享。第一讲关于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辩论：实证材料、方法和视野——以《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为例
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个人的背景。我是1979年进入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学习，1983年毕业的。毕业后同年进入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硕士课程，专业是比较高等教育。当时的论文题目是导师承担的国家“六五”计划的一个重点项目的子课题，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100年里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的演变以及背后的原因。1986年1月毕业后留校，也没有教书，只待了半年就去了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从1993年开始一直在杜克大学教书。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东西算不上讲座，而是一种培训班的形式。培训班在美国一般是互动比较多。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也看过日本大学的培训班，经常是一个学生负责报告。在美国对研究生要求要多一些，课前要先把指定的资料读完。在课上有一个人导读，大致讲一讲，负责提出问题，然后大家都参加讨论。
这次培训班每天的时间分配，大致分成三部分，一次大概是50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我每次先讲一个具体的日本研究领域里的理论辩论情况，以及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的辩论。第二部分讲一下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或者是怎么参加辩论的。第三部分的时间给大家提问和讨论，你们甚至也可以把自己在做的东西提出来让我来给些建议。
在美国上课，很多教师一开始就讲他们的教育哲学。教本科生的时候，我的教育哲学是强调三个层面：知识、技能和视野。到了研究生阶段实际上还是一样，只不过是把知识变成了实证材料，把技能换成成分析方法，把视野换成分析框架。所以，西方研究者在进行社会科学分析时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获得实证材料，使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和选择什么样的分析框架。
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要想做一个好的学者，最好是在这三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争取都有所创新。你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做不好的话，最后很可能要影响研究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互动的形式非常有用，大家可以随时提问。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可以举手说出你的理由。
第二部分我要交代一下从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学术范式。中国人一般的观念认为：所谓的科学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这是咱们上本科甚至是上中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的。但是知识社会学并不这样看问题。它认为研究人员所处的环境，不论是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政治环境还是经济环境都会影响你从事社会科学分析时的分析框架，甚至实证材料的选择。所以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绝对的客观规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与他们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互动的过程中围绕研究人员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大家就会知道学术范式是会发生变化的。托马斯·库恩论述科学革命的那本书是1950年代出版的名著，中文译本早就出了。他是第一个讲科学是有范式的，这种范式在历史中是发生变化的。既然会发生变化，显然你就要问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围绕在研究人员周围的各种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研究人员在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时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甚至实证材料的选择。
之所以讲这些，目的是给大家交代一下我们要想理解在美国学术界关于日本研究的大辩论，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辩论。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你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因为围绕着研究人员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就涉及每个具体的研究人员怎么认识外在环境。每个人对外在环境的认识并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发给大家的大纲里提到研究范式。与研究范式有关的辩论经常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经常是很强烈的。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很多研究人员对他所信奉的对外在环境的理解可以达到一种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宗教色彩的地步。到了这个份上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永远受社会变迁、社会条件本身的制约。比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市场理论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大家都相信市场是一个好东西，而计划经济的好多东西是不好的。到了四五年前，中央开始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大家对全球化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候大家又发现在过去的20年里不光是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思潮，这个思潮影响的政策范式也有很多问题。由此你可以看到，这种人们对经济模式认识的前后变化显然是人们周围外在环境的变化造成的。这种认识的变化会直接导致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甚至是研究实证材料选择的不同。这是知识社会学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范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基本观点。
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美国学术界内部的特点。在美国学术界，研究外国事物的学术范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个是地域研究，另一个是理论建树。
美国的社会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的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研究所谓敌对国各方面的情况。由此产生了地域研究这样一种范式。
地域研究的范式从某些方面而言与我们中国人平时做的研究有很像的地方，与日本人做的研究也有重合的地方。你要想解释一个事，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什么是就事论事？比如说你要以为什么清华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这件事作为一个课题的话，研究人员如果按地域研究这种范式来做的话，他会去采访所有曾经参与这个过程的人，理清建立过程具体的演进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哪些人发挥了作用，比如说像李教授，像曲教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地域研究一般采用的是归纳法，研究人员把所有的材料都找出来，都理清楚，然后进行归纳，得出结论。
理论建树是一个什么范式呢？理论建树关心的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想建树理论，这个理论不能只在这一个地方好使，那不叫理论。理论必须是普遍适用的，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各位学过经济学的话，那就是一种理论建树的典型方法。经济学使用的是演绎法。你从抽象的数理逻辑出发，给出一些假设，然后就建立自己的模型。做数理经济学的还可以收集实证材料去检验这个假设。这个过程就是理论建树。后面我要讲到当你研究一个具体的国家时，这些跟理论建树的关系。
要研究一件事情，按照地域研究的步骤，就是把所有的与事件有关的要素解释清楚，找到前因后果，能找到的具体情况都找到，对它进行归纳，最后就能得出某种结论。
可是理论建树要求不一样，不一样该怎样做？我刚才提到，理论建树一般是用演绎法。从既存的理论出发，提出假设，然后再搜集实证材料去验证。对上了，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没有对上就可以对这个理论本身提出一个质疑。
经济学在战后走的就是这条路。在这个过程中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那篇文章中援引了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由经济学家依靠逻辑来推出。你可以设定各种假设条件。如果在这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你建构的模型就应该能够预测结果。在没有实证材料证明我这个模型是错的之前，它都是对的。这样一个方法论思维的逻辑与归纳法完全不一样。归纳法认为在你知道所有事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只有老老实实去查材料你才能知道。而演绎法认为我的任务只是要依据数理逻辑推出一个模型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是别人的事情，只要没有人证明我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在西方研究日本也好，研究中国也好，我们经常面临着两对矛盾的困扰，一个是就事论事的解释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另外一个，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与时代变迁之间的矛盾。
我先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按照地域研究的方法，我们要了解一个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的所有实证材料。搜集这些材料后你能归纳出来什么东西就归纳出什么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就事论事。而按照理论建树的方法，你光在一个地方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发生没有意义，你发现的东西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才行。但是按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搞来搞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经常是象牙塔式的学问。就是学者坐在书斋里想，坐在计算机前搞数理模型。只要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这个模型就被认为是好使。但是问题是这些假设条件本身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无法得到满足。这样就导致了象牙塔里的学问没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当时代在不断地变化的时候。
如果你们关注日美关系的话，在1990年代末期日本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已经不再把日本当回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1980年代，当日美贸易逆差特别严重的时候，美国把日本视为是主要威胁，十分重视。到1990年代，特别是克林顿转变了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以及日美在1995年汽车谈判以后，美国人开始绕过了日本，好多事直接找中国谈了。到了1990年代末的时候，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关心日本了。
所以随着中国的崛起，你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讨论任何与日本有关的问题，中国都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反过来说，我们在理解很多中国的事的时候，日本也变成了参照系。
这表示时代条件的变化可以极大地改变你讨论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范式。我想像曲老师和李老师早年在日本的时候，一定对“日本人论”有印象。什么是日本人论呢？当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时候，西方人觉得日本的什么东西都好。日本人自己也很兴奋，认为日本就是与别的国家不一样。于是把天照大神之类的文化遗产都可以端出来解释日本的成功。但是等到1990年日本的股票市场一垮，这种文化解释论顿时就失灵了。那些神社还在那儿呢，怎么这回就不行了呢。用传统文化解释当代的时候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文化的东西不是说变就变的。你过去说文化导致了你的成功。你的经济现在突然不灵了，但是你的文化还在那儿。过去你说是有了它日本才成功，但是现在文化并没有变，日本应该还成功才对，怎么就不成功了呢？这个文化解释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分析框架必须能够反映时代的变化。你要是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变你分析事物的分析框架，那你就要落伍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在美国你要是想分析其他国家，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你经常要面对这两对东西的困扰，放之四海还是就事论事。你如果走极端，很容易变成象牙塔式的学问。你必须要赶上时代的变化，所以你经常要在你的分析框架上处理这个变化。
下面讲一下西方所谓的理论。无论是地域研究也好，还是理论建树也好，西方的社会科学都要解释，都有所谓的理论。你如果一开始就决定走与地域研究的人不一样的路，怎么来进行理论建树呢？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逻辑：首先第一件事什么叫理论？理论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是特别抽象，特别深奥，特别玄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才能被称为理论。而西方的理论，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则是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个系统阐述，这才叫理论。这两个变量一个叫自变量，另一个叫因变量，自变量决定因变量。
比如说你要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你要解释的因变量。你需要去找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它。你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你可以说是邓小平出山，你可以解释是当时全球化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失败等种种理由。你可以选择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自变量去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你要设定一个研究的问题。日本人经常用“问题意识”来表现，但是这与研究问题还是有所区别的。研究问题是就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的问题。不论你提出任何问题，前人肯定对你所问的问题曾经试图做过回答。在任何一个国家，学术界奖励的总是具有原创性的东西。你怎么才能做出原创性的东西呢？你首先需要知道别人做了什么。你怎么才能知道呢？你需要做文献回顾，去图书馆查资料。你应该把前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形成的文献都看一遍，这就是文献回顾的开始。在文献回顾的过程中，你还应该找出现有的文献中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存在哪些弱点。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你就能找出来有针对性的改善方案，就能知道想要做出原创性的东西该怎么办。既然大家都是博士生或者已经拿到学位，这个过程都走过，所以这个大家都了解。
关于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以及如何检验理论的方法人们经常会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过去的五年中一直在研究中国，每次回来都要买很多书，对国内的写作情况也多少知道一点。国内的学术规范上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学者研究外资，他的文献回顾经常就是张三说过什么，李四说过什么，王五说过什么，给你简单地罗列一番。罗列以后他就开始写他自己的东西。而他写的自己的东西经常与张三、李四、王五说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加上这么一个形式，戴上这么一个帽子就完了。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从严格的意义上而言，西方的社会科学要求你做什么呢？当你提出研究问题后，你首先要进行文献回顾。你在文献回顾中第一步要找到人家现有的关于你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答案。你应该分析既存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你要分析既存文献中各种理论的因果机制，证明的逻辑，以及证明的方法。要搞清楚现有研究是如何证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现有的这些证明是不是真正的证明。你把这些东西搞一遍就会发现，实际上可能好多东西没有被证明，或者至少他们证明的方法有问题。等后面讲我自己的研究的时候，我会给你们讲更具体的例子。为什么好多证明实际上并没有证明，有具体的例子才更容易懂这里边的道理。
到了这时候，你就要提出自己的理论了。在文献回顾的过程中你已经了解人家是怎么做的，也明白了现有研究的哪些地方有薄弱处。这个时候，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关于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个系统表述。当你可以提出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因果机制时，你就可以根据它提出假设了。
当你研究日本一个案例时，你可能会面临一个方法论方面的挑战。你就研究一个日本，而社会科学讨论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就算你搞出来日本是怎么回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学术界大家最怕的是开会发表一番后，听众问你：“So what？”即“那又怎么样？”你说了半天只说了一个案例的事，与其他案例没有什么关联，说了也等于白说。社会科学里做定性分析的人有人专门从方法论的角度琢磨过这件事。他们专门发展出一些方法论方面的理论。有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叫Negative Case Method——负面案例方法。什么叫负面案例方法呢？比如说在一般情况下你要建构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用定量方法。定量分析的样本一般可以很大，比如说一千人、三千人，也可以在多个国家同时搜集数据。即使是做定性分析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做法是至少要研究四国，或者是四个产业。而且你在选择哪些国家，哪个产业的时候要有一套充分的理由。它们必须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的话，你得出来的结论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
在某种程度上这仍然是延续当年科学革命时代，17世纪、18世纪，培根那些人当年搞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如果你提出的一个理论只通过了一个案例的证明，它有没有说服力？有，有证明比没有强一点儿，你毕竟证明了一次，用一个实证例子证明了一次。但是如果你能用两个例子来证明，就比用一个例子证明更有说服力。如果你能用四个、八个案例证明，越多越好。例子越多，说服力就越强。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肯定明白。
但是，如果你只研究一个国家，你的说服力在哪儿呢？西方社会科学里做定性分析的学者里有专门研究方法论的人搞出一个负面案例方法。他们认为，你们用定量方法也好，用多个案例的比较分析也好，不就是搞出一个理论吗？我现在就研究一个案例。我不指望能建构理论，但是我能证明你建构的理论有限界。要证明这一点是不难办到的。虽然只有一个案例要建构一个理论是不行的，但是我如果能拿出一个影响极大的案例来证明你的理论到了这里就不好使了，我的这单一的案例就有它的价值了，因为它可以证明你那个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实际上是无法放之四海的。
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要做定性研究，并且只研究一个国家，这么干才有意义和价值。这个负面案例方法的“负面”指的是实证研究中的个案对现存的主流理论形成挑战，它是与主流代表的“正面”相对的。因此，当我们研究日本或者中国这些亚洲大国的案例时用负面案例方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挑战西方的主流理论。你要想显得友好一点，可以建议你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可以使主流理论更完善。如果不客气的话，你就可以侧重主流理论有哪些严重的限界。坦白地告诉大家，我做的学问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即重视西方的主流到了日本或者中国的限界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论哲学。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日本研究本身。我是1986年去的美国。1986年是什么概念？1986年是日本经济泡沫正在开始加速往上走的时候，到了1989年底就开始破灭了。在1986年的西方人眼里，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未来。你们学经济的都知道，即使1985年搞了一个广场协议，即使日元在6个月之内升值40%，日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增长势头还是根本控制不了。这时候如何理解日本经济奇迹就变成了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一批美国的日本研究专家都是二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日本研究的鼻祖赖肖尔是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在日本生活。赖肖尔在哈佛培养的第一代学生包括我的导师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B.Jansen）。詹森二战的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给招去学日语，学完日语就被派去截获日本军方的电报。美国当时培养了一大批人，有些人现在还没有退休，都是这样的出身。
在整个1950年代，西方对日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因为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经济虽然在迅速恢复，但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赶超欧美的架势。因此西方没有什么人特别关注日本。这个阶段研究日本的美国学者大多是战争期间接触了日本，还有一些人是作为美国占领军去了日本。这些人马上被日本的文化给迷住了，很多人开始研究日本的文化和历史。
到了5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成为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的第一个大的研究范式。这个理论基于一个简单的类比，把任何社会都归类成现代或者是前现代，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两分法。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他们有一系列具体的指标我们就不详细谈了。当时在美国所有关于其他国家的分析都用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比如说当年分析日本，为什么从前现代能够走向现代，就分析明治维新前期日本识字率有多高。一查，40%，文盲率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得多。于是，教育就被认作是日本现代化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个时候在美国不仅是一般大众，就是学术界也基本很少有人关心日本。只有在主要大学里教书的极少数人开始研究日本的文化与历史。是什么东西使日本研究的情况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呢？是1973年发生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垮台，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第二个大事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爆发是什么概念？我一个同事告诉我，美国1973年末的汽油价格是大约2.2美元一加仑。当时美国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样呢？当时如果你是刚在大学教书的，年薪大概是1万块钱一年。2.2美元一加仑的汽油价格使美国人顿时就傻眼了。能源作为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暴涨了400%，所以发达国家同时进入对经济的调控。1978～1979年期间又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就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叫比较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时代变迁对学术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中发生的变化对学术界的这种冲击相当深刻，学者总要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现虽然发达国家都遭遇了这两件大事的冲击，但是德国人干得很好，日本人也干得不错。他们不得不问德国和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也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他们怎么就不一样呢？美国的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一大批学者开始转入研究比较政治经济，这是从70年代后半期的事情。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即《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作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研究的。他原来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很有名。1974年石油危机后，他通过观察日本的经济表现突然认识到日本人的这套实践有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日本。约翰逊这个人相当聪明，而且特别的敏锐；他起家是地域研究，但是他的问题意识永远是理论建树的问题。《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译本我知道至少有两种。如果大家是学政治或者是经济的，大家肯定会看过。那本书他大概写了将近10年。1982年这本书出版，一出来就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因为他第一次提出发展型国家和规制型国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他一下子扔出一颗重磅炸弹。
在冷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它必须使自己的阵营保持团结一致。什么叫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制度呢？即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概念呢？是私营企业说了算。我刚才提到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学家都去忙着建立理论模式了，越来越少去进行研究实证。所以在80年代初，查默斯·约翰逊提出来日本经济跟美国经济有本质的区别，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干了些什么？你们要是看过那本书，那本书上说的很具体。要想理解日本经济，必须要理解产业结构这个词。只有理解了产业结构，你才能理解产业政策。在当时西方人理解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只是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出了事它出来，平时没事时就待一边去。经典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游戏规则，谁犯法了去抓谁。但是哪个产业繁荣，哪个产业衰败，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不掺和。
然而查默斯·约翰逊却提出，在日本这种资本主义经济里，政府管产业结构。什么叫产业结构呢？后来伊藤元重（Itō Monoshige）几[1]个人曾经在80年代末出了一本书就叫《日本的产业结构》，小宫隆太郎（Komiya Ryūtarō）也写过关于产业结构的书。他们的定义很明确——产业结构就是一国的各种产业在组成经济整体中所占的比例。那么日本人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最佳比例呢？他们要追求一种在进行国际贸易时日本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产业分布，这个就叫产业结构。当时的日本人认为，靠市场是实现不了这样一个结构的，政府必须通过它的产业政策想法实现这个目标。
查默斯·约翰逊这本书出来后，他关于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顿时成为一个具有颠覆性影响的观点。日本当时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发达国家中特别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你如果研究土耳其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那些地方会被认为是前现代。在前现代的社会里，政府干什么都不奇怪。但是日本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的政府居然还是这样，这个一般美国人接受不了。所以约翰逊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掀起了一场大辩论。
咱们先来简单分析一下查默斯·约翰逊的观点。他用的就是负面案例法。他告诉你日本的做法跟西方的主流理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产业结构，而西方经济学里的政府在经济中根本没有干涉产业结构的功能。同时日本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小案例，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果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连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都解释不了，它就要面临一场重大的理论危机了。
当时查默斯·约翰逊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他用的就是这个负面案例方法。他通过详尽的历史分析，把整个通产省从192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初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都写出来了。
约翰逊在解释日本资本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不同的同时，还提出一个次要的观点，即在日本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里，政府官僚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后来许多人出来骂主要是骂他这一点，而很少有人挑战第一点。因为第一点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事实。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学者是怎么批评约翰逊的。
第一个是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系教授。他在1987年出了一本书，研究了四个产业，后来这种研究设计就变成一个范式了。他研究了四个产业试图证明日本的官僚没有像计划经济那样去指挥日本的企业，而实际的情况是日本企业自己也愿意。他的观点如果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一句话，即日本的产业政策，它决定发展什么产业，如何发展，和在何种条件下，是日本企业与政府谈判出来的，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观点。他的观点与查默斯·约翰逊的观点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第一，他同意约翰逊的第一个观点，即日本政府确实是一个发展型的国家，这个跟西方不一样。第二，他说不是像约翰逊说的那样，官僚一说，底下一呼百应，实际上是官僚和企业界谈判谈出来共识后制定的产业政策。
第二个是肯特·E.考尔德（Kent E.Calder）。这个人做的东西比较有特点，而且在日本研究里作出的贡献相对也比较大。他的策略更有意思。凡是约翰逊研究的实证部分他都同意，因为约翰逊研究的东西都是与出口有关系的产业。在与出口有关系的产业方面，大家没有几个敢说约翰逊说的那些产业政策没有用，这一点在美国的学者中间基本达成了共识。肯特·E.考尔德研究了一堆与出口没有关系的产业，像什么农业、福利、建筑等等。他说你看，在这些产业中确实没有官僚主导，那些产业里的决策过程实际上与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过程一样，充满了腐败。自民党只要一有危机，就得想法去找政治上的支持者。要想找支持者怎么办呢？各个产业的人就与自民党谈条件。自民党就给这个点好处，给那个点好处。他说实际上日本政治就是一个补偿政治，一点不稀奇，因为这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只要是民主国家都要选举，只要有选举就需要有人选你。人家凭什么选你呢？你要给人家好处，就是这么简单。
他通过研究日本非出口产业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即日本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像约翰逊主张的那样是官僚主导，而是与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模一样。考尔德的策略是避开支持约翰逊观点的实证材料，而换上另外一些性质完全不同的实证材料从而挑战约翰逊的观点或结论。考尔德与约翰逊之间的区别可以用一个笑话来比喻。约翰逊的做法是把美国比作男人，把日本比作女人，然后指出男女之间在性别上不一样。而考尔德则说，他们除了男女性器官不一样，别的都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考尔德辩论的技巧，他转移了讨论问题的角度，这么一弄你拿他没辙——他的确证明了日本与美国的政治有一样的地方。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要讨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是男人与女人到底是否有区别，还是男人和女人是否都是人。
另一个批评者是塞缪尔斯的学生，叫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这个人研究的是机械制造业，而机械制造业在日本属于出口产业。他试图证明即使在出口领域里，由于中小企业特别多，约翰逊说的官僚主导一切，规定一切也不可能，甚至他们的政策经常是错的。在美国的习惯是，越有影响的人你第一个跳出来骂，你也变得有影响了。你如果敢骂有名的人，而且骂的有一定的道理，你的东西也会变得很有影响了。但是这个人的书影响并不大。
还有一个人叫约翰·哈利（John Haley）。这个人是学法律的，他过去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教书，后来跳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教书。他用的是律师常用的咬文嚼字的策略。他认为约翰逊主张的官僚主导实际上在日本的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日本人之所以比较听官僚的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习惯。他研究了日本政府各个省的省令（日本政府里的部叫省，比如外务省，通产省等等）。日本政府中的每个省都有省令，这个省令就是从法律上明文规定你这个省的职能是干什么的。他认为约翰逊主张官僚主导决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有“权力”（power）。但是在现实中，日本政府并没有约翰逊主张的权力，因为你在日本政府的省令中根本找不到赋予这些官僚机构以权力的任何法律依据。权力是强制性的，它迫使你不得不服从，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这种有法律基础的权力。然而，在实践中你确实还能看到日本政府的官僚经常有很大的说话余地。哈利认为这叫权威（authority）。他认为日本政府的权威来自东亚的文化传统。在他看来，权力与权威是两码事。
以上是美国的日本研究在当年就发展型国家辩论的一个背景，下边来讲一讲我是如何参与这场辩论的。
我在普林斯顿的老师之一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是一个做地域研究起家的犹太人，会三门外语，中文、日文、俄文全通。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城市化，研究的都是古代日语文献，后来又与中国的城市化进行比较，功力很深。我去的第一年他休学术假不在，就让我跟马里乌斯·詹森去学日本史。詹森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是美国日本研究的鼻祖埃得温·赖肖尔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曾任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我当时对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美国学术范式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在詹森的明治维新培训班里获得的。我吃惊的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在当时美国的学术界，那是1987年，研究日本近现代史最时髦的做法是把明治维新解释为革命。在中国国内明治维新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改良，很少有人认为明治维新是革命，但是在美国的学术界80年代末期许多新潮的学者认为那是一场革命。
我就想搞明白这个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些人认为它是革命呢？和我同班读书的大部分是美国同学，也有几个来自亚洲的同学，但是他们在本科或者硕士阶段都已经接触过英文关于明治维新的文献。我问他们为什么说明治维新是革命，革命的证据在哪儿？因为我接触的都是日本文献或者是中国的文献。他们把几本新著推荐给我，我一看分析的都是当年武士的日记，这些武士在日记中表达过要革命的思想。
我质疑说，当我们在对一个历史过程定性的话，总不能凭日记就来定性吧，你总应该分析一下政治过程或者是经济过程本身吧。他们说在我们这里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主义。从此我明白美国的学术界实际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严重。这些人信的都特别虔诚，认为明治维新就是革命，而基本的依据就是那些日记。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了一点启发，我也可以把日记作为实证的材料。现在这已经变成美国社会科学里特别常用的东西了。
学了两年以后，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考完了，当时罗茨曼就跟我说，你是中国人，又研究日本的，做中日比较吧。我说比较得有可比性啊，我比什么啊？后来我左思右想之后，想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即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与当年日本从战争期间到40年代末的管制经济恢复到后来的市场经济的过程。
我写了一个论文大纲，一报上去就通过了。1989年10月去了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前期调研。在东京我见到了中村隆英（Nakamura Takafusa）。他是日本现代经济史的头把交椅，现在还活着。因为当时我托了一个教授作介绍，中村第二天就要去匈牙利访问，前一天下午专门抽时间见我。我跟他讲了我要研究当时的决策过程，即政策制定过程。他说你最好换一个话题。第一不要说外国人研究这些题目找不到材料，他都没有办法研究。当年大藏省请他去写大藏省的官厅史，他说我一天不干别的，天天站在那儿复制人家的内部文件。因为这些文件他平时也看不到。他说你研究这个太难了。第二，他说中日之间没有可比性。我当时见到的日本经济学家不下十个人，所有人告诉我的第一句话都是没有可比性。当时我还不信。
第二年申请到了国际交流基金博士论文的奖学金。于1990年7月去日本待了14个月。我带着我的中日比较的论文题目到了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天天钻图书馆。结果三个月看下来才知道那帮日本人说的确实有道理，中日之间在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那里面的变量太多我控制不了。
但是三个月的文献读下来我发现了日文文献里反复提到一个现象，就是在40年代末日本经济学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显著。我于是决定就写这个算了。我从40年代末出发，把阅读的范围既往前推，也往后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理清这些人的来龙去脉以及后来的影响。如果你要是只写几个经济学家在40年代末的事情，通过这个研究得出什么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上的结论就不容易了。在40年代末就那么几个人，如有泽广巳。为了解释他们在1940年代提供的政策建言，我想了解他们原来的经历，结果上下追溯一看不得了，这帮人里很多人在战争期间都是给日本政府决策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想法弄了半天都是二战时期的东西。那么后来这帮人又干了些什么呢？在50年代，这伙人中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官厅经济学家，即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这些日本经济学家的背景很复杂，除了官厅经济学家以外，还有石桥湛山这种原来在日本经济新闻工作的记者，也有信奉所谓“马经”（Marukeik，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近经”（Kinkei，即近代经济学）的学界人士。
在这里，我遇到了第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选择研究题目的范围。如果按照地域研究的路数，很难把这些背景各异的人放在一起分析。如果在日本想要写有泽广巳的话，没人会把他放在跟“近经”有关的范畴里。这在日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美国的研究日本的历史学家里也没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近代经济学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来源放在一起写。然而，从检验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我试图突破当时的地域研究方法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伙人都装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概念化，使得他们在理论上有意义。
把这帮人都装进来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
日本战后的媒体把有泽广巳（Arisawa Hiromi）、中山伊知郎（Nakayam Ichirō）、东畑精一（Seichi Tohata）这三个人称为“御三家”，他们中的每个人在70年代初都被授予了一枚旭日一等大勋章。得到这个勋章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得了的荣誉，只有70岁以上的人才有可能被考虑，70岁以下的人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到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得到这个勋章的人也就是七八十个人。为什么给这三个人这么高的荣誉呢？因为这三个人曾经担任过各种各样的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或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政府决策过程。为了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去搞比如说“倾斜生产方式”，我就读他们早年的东西。日本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愿意写回忆录，凡是与什么大事小事沾边的人每个人恨不得都写回忆录。我的导师詹森又跟这些人全都是朋友，全认识。为什么呢？日本在60年代初修建国际文化会馆的时候把詹森请去做了一年的顾问，那帮人都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都认识。他一听我要写这些人十分高兴，就把我介绍给了大来佐武郎（Okita Saburō）了。我写论文的时候，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了。大来佐武郎听说我要写这个题目也特别高兴，因为一提起这些人和事，他就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的第二天，他作为一个只有24岁的年轻的外务省官员就把这伙人召集到一块儿开会研究日本经济重建怎么办。大来后来也给我介绍了很多人。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采访就是阅读各种各样的回忆录，最后把实证材料找齐了。
有泽广巳在1936年被捕，罪名是从事社会主义活动，被警察逮捕关了一年多又被释放了。释放以后他接受军部的委托去调查日本如果与美国开战在国力上能支撑多久。当时他还不敢以自己的真名，因为他当时是赤色分子，秘密警察可以随时把他逮捕。当时日本首相的智囊团是昭和研究会，昭和研究会的事务局长，也就是办公室主任，叫坂井三郎（Sakai Saburō）。坂井把自己的名片借给有泽。我在电话上采访了坂井两次，最后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寄来，我现在还留着呢。
坂井三郎在1979年出了一本书，叫《昭和研究会》。他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披露，许多战后日本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年都是为军部服务的高级智囊。这段经历以前这帮人自己是从来不说的，现在被他给写出来了。有意思的是他还请有泽广巳在书的护封上，即日本书皮上包着的窄窄的一条纸，写了一段话。有泽广巳写的是“作为一个能在当年那样动乱的年月里生存下来的人，我现在脑子里还经常回忆起当时我们是如何不分日夜地为国家命运思考的”。就在这本书里，坂井三郎说有泽广巳被从监狱里放出以后是拿着他的名片为军部干活的。当时有泽到矿山做调查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因为只要说了马上就会被捕。
对我来说，这个事实简直是太绝了，你想马克思主义者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工作。我不能不思考这里面理论相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回到了卡尔·波兰尼。他最有名的著作中文叫《大转折》[2]（或译作《大转型》），这本书我建议大家看。波兰尼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在大萧条证明市场失败的时候，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对应方式。第一种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对应方式。第二种是以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的对应方式。第三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对应方式。
大家都知道佛朗西斯·福山写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那篇文章。为什么叫历史的终结？他从黑格尔哲学的视野出发，认为如果人类社会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思索已经不再存在任何其他选择了，历史也就结束了。福山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临时，人类社会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应对：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战的结束标志着法西斯主义这个选择的彻底失败。到了柏林墙倒塌，在福山看来，社会主义这一选择也彻底失败了，现在只剩下自由主义了。自由主义是什么呢？是民主政体加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观点。
我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的一个发现就是法西斯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对战后日本的影响。在西方整个战后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献中注重的大多是他们杀了多少犹太人。但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纲领到底是什么东西基本上没有人研究。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的国家信奉法西斯主义。当时信奉法西斯主义的可不光是德意日，还包括拉美的好几个国家，甚至是法国都有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美国也有。我想我得仔细研究一下日本到底和法西斯主义是什么关系。
我的疑问结果在一桥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答案。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已经没有太多的旧书了，很多被战火烧掉了。而一桥大学的图书馆里仍然有很多30年代日本出版的关于德国纳粹的东西。我把这些书找来一看，法西斯主义在经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全都出来了。如果我们借用波兰尼讲的三个不同应对方式来说明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那么自由主义的应对方式是私人企业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代表的是国家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二者之间则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原则是什么？我把它称为是非政府非市场的治理机制。当时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言，大萧条代表着市场的彻底失败，同时他们又不想搞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于是他们就搞了一个中间的东西。这个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与私人企业通过专业行会的形式合作。日本当时叫“统制会”。
这种应对形式里面的政治经济后果是什么呢？首先，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把它们等同起来那是你认知的错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绝不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只要计委下命令就行了。其次，尽管日本经济里有大量的私人企业，这些私人企业运作的方式与美国有很大不同。日本的私人企业怎样运转呢？它们经常依靠所谓的非市场治理结构。这不是说日本没有市场，日本当然有市场，也有市场竞争。但是，日本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经常利用非市场治理机制。这个非市场治理结构包括什么？包括像战争期间的统制会和战后的专业协会，包括[3]主银行体制，相互持股，以及企业集团。大家知道企业集团的运作可不是靠纯粹的市场原则，而是靠非市场治理结构，包括银行跟企业的关系。
我在《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的第四章里[4]几乎把日本经济各种主要制度之间的关系都详细地进行了论述。所以，日本的这种模式是介于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形态，它受到战时法西斯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很大影响。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从经济上用非市场治理结构来管理经济，既不是依靠单纯的市场，也不是单纯的依靠政府。
有一个德裔美国学者，在比较了二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和德国的汽车产业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也认为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到了战后也没有死，其经济意识形态的精神仍然体现在他们战后的经济制度里。实际上，什么叫欧洲大陆型资本主义，它与英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其重要根源之一就在这里，它有很长的传统。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脉络也不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蹦出来的，你再往前追，整个19世纪欧洲的很多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怀疑市场的。
如果你熟悉日本经济史的话，有一个学术组织叫社会政策协会。它是日本第一个学术的专业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于19世纪末期。它在成立宣言上明言，说我们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中间道路。战后日本走的路还是这条路。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形态为什么跟西方不同。
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讲的所谓理论建树上，来看一看我的论证逻辑过程是什么。大家先看一下因变量、中间变量和自变量。这个逻辑关系就是自变量影响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影响因变量。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发现因变量也会影响自变量。这个道理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但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持一个立场，即为了分析的目的，我们在一个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只侧重分析一个方向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说因变量根本不影响自变量，而是为了回答一个特定的研究问题我们只侧重分析一对关系的一个方向。
下面我就来讨论一下我这本书里的研究方法。我要解释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日本与西方明显不一样的所谓协调式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经济制度是我的因变量。那么，我的中间变量是什么呢？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即从3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执行的三个不同的政策范式。我想揭示的是通过一些复杂的政治过程，日本政府执行的产业政策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经济制度的。我终极的自变量是经济意识形态，它与中间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证明为什么日本政府会在那个历史时期内采取了这样三个主要的政策范式。如果从自变量开始推导，我这本书说的是发展主义这样一套独特的经济意识形态在3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出现在日本。而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通过日本学术界与政界的各种人脉关系和智囊机构，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产业政策的决定过程。执行和落实这些政策的政治过程——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日本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简单地说，我的观点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那么我是如何参与当年美国学术界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辩论呢？我的这个研究在设计上是如何检验辩论双方的理论呢？
自从查默斯·约翰逊提出了发展型国家这样的概念后，许多美国的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的学者试图去挑战他提出的这个概念。他们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简单地说，他们论争的焦点是日本经济发展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我的方法论的逻辑是如果日本资本主义是一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检验一下这套制度到底像不像西方主流理论说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一看不是，好多日本的经济制度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经济制度有重大区别。那么日本这些不同的经济制度是如何演变来的呢？我们必须要检验一下这些制度的历史。一查历史，就明白了这些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和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直接相关。日本政府有产业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而美国政府既不关心产业结构，也没有产业政策。为了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有一套特殊的产业政策，我们就必须要研究一下日本的产业政策史。一研究产业政策史就发现，其实当时他们有各种选择，为此还有十分激烈的辩论。之所以作出这些选择，是因为当时有一套经济意识形态占了上风。最后我们就要分析意识形态。如果你认为日本经济是市场经济，我怎么来证明它到底是还是不是呢？我考察了当年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主要的经济学观点。这里的假设是，如果后来真正影响了日本政府决策的经济学观点大量地引用了哈耶克，或者是其他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强调资源配置效率，那日本经济至少能和市场经济沾上边。如果影响日本政府决策的是相反的另外一套理论，反对资源配置效率，他们思维的逻辑完全是另外一套，你愣说他是市场经济，那就说不通了。
为了考察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讨论日本产业政策最重要的课题时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依靠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理论，那些理论的逻辑是什么，我搜集了大量的从3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的日本产业政策主要辩论的原始材料，全都是从过去的报纸、杂志、出版的图书中找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上大量的政治史、经济史和产业政策史，以及经济制度演变历史的二手材料大概有400篇左右的日文资料。这些就是我的实证材料。
我把这些东西梳理了一遍，发现了影响日本产业政策范式的理论来源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是德国的总体战争理论。199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山之内靖（Yamanouchi Yasushi）出了一本讨论现代化与总体战争关系的书。包括90年代初关于1940年体制的大辩论，野口悠纪雄那伙人很多都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这批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其中好多人后来聚集在小泉的手下——指出现在的日本经济实际上还是按照1940年体制的原则运行。1940年体制是为了应对二战的战争动员搞出来的，这套东西与日本在1930年代以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按照这些人的观点，日本经济制度是因为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变成这样的。他们认为日本经济原来也是自由主义经济。现在日本应该把这些战争时期的遗产全部打掉，应该回归自由主义经济的传统。
德国总体战争的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当年的德军总参谋部形成的一套理论。这是一个什么理论呢？它主张，过去打仗就靠枪炮，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要想打仗，必须有现代化的武器。你要想生产现代化的武器，就必须要有现代化的产业。如果你没有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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