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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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手记(修订版)(跟梁衡学新闻书系)试读：
总序
从大学毕业到退休，我这一生的公务年龄都是在新闻这个平台上度过的。全部时间中有一半是做新闻业务，一半是做新闻管理。我大学的专业并不是新闻，以一个外行，一步步走进新闻的殿堂，先当记者、编辑，后来又任新闻出版署官员、《人民日报》副总编。但是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外来户。一路上如履薄冰，小心观察，谨慎体悟，孜孜以求。我有一个顽固的习惯，不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都不盲目跟行前车之辙，总想在实践的同时弄清它的理论根据，走自己的路。我把这比作“打着灯笼走路”。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联系实际探求理论，但这个理论绝不枯燥，探求的过程也不艰涩，是寓研究于体味、把玩、欣赏之中。这就是诗话、词话、笔记这一支。有点类似现代西方的案例教学，但现在的案例教学有其事，有其理，却少有其美。中国画的教学作品叫“课徒稿”（比现在电脑课件要早好多年），是教师边画边讲，演示技法的手稿，有其法，有其理，却又一样的美。有的简直成了传世名作，如著名的《芥子园画谱》。鲁迅小时候，在私塾里除学正课外还偷偷地临它，可见其吸引力，至少说明它不枯涩。这大概就是列宁说的笑谈真理。我从小就喜欢诗话、笔记体的学术书，后来做了新闻，便以这种方式边实践边探寻新闻写作的原理。积以时日，当我告别新闻平台时便有了一个“新闻三部曲”，这是我几十年在新闻之路上走过来的照路灯笼，或一根拐棍。应出版社之约再加上《梁衡新闻作品导读》，便构成了现在的书系。“三部曲”其实是我亲历的三种业务身份的记录。
第一部《记者札记》是我对1978年到1987年任《光明日报》记者期间新闻业务的自我剖析。本来记者你我，大同小异，并无可记之处。但这里有两点特殊。一是，这九年正是新中国历史由低谷到复兴的一个转折期，所记的人物、事件、思想都有特殊的时代印痕，可资参考；二是，这九年我以大报记者身份处于最基层的记者站，又是初出茅庐，深挖细采，绞尽脑汁，有一些特殊的收获。几篇作品得奖也在这一时期。这一本书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本意是一个记者在不大出新闻的地方，如何抓到新闻。该书1990年出版后，曾先后再版、重印13次，影响较大。归纳出的一些法则、警句也广为流传，如“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三点一线采访法”等。其中《青山不老》一篇还被选入教材。
第二部《评委笔记》是我担任各种新闻奖项评委时的随笔，时间约是1987年到2000年我在新闻出版署做管理官员期间。前一部是解剖自己，这一部是研究别人。评奖是对新闻作品质量的透视和检验，最能看出作者的拳路和作品的脉络。没有哪一个新闻人不梦想得奖，一稿成名。但一般我们却过多地关注榜上之名，而忽略了上榜、落榜的理由。评奖过程，其实就是作品解剖、案例教学，是“顺瓜摸藤”，逆求新闻原理和写作方法的捷径。这本研究笔记一一辨析作品得失，并尽量上探其源，分别归纳为采访、写作、原理等八个方面。本书原名《新闻绿叶的脉络》，1995年出版，先后4次再版重印。这次略有补充修订。
第三部《总编手记》主要是2000年到2006年底我在《人民日报》任副总编期间的改稿记录。说是记录，但不是流水账，琐碎不要，只留思考。这是一个与前面完全不同的角度。首先，是站在全局而审一点，以一稿而牵全局，特别是头条稿。虽然是改稿，心里总是想着办报，想着新闻与社会。其次，由于负有指导之责，所以虽是改稿子，又总是想着队伍素质的提高，希望理论性和针对性都能强一点。再次，不只是改稿，更多的时候是选题、策划、版面、新闻思想等宏观的东西。书中内容大都是在夜班审稿、编前会定稿、出报后评稿时的思考，还有一些是编报背后的故事。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在《新闻战线》等刊物上发表过。此外还有一些我从《人民日报》退休后写的一些文章。
在过去出版的“三部曲”中还有一本是我在新闻出版署任职时谈管理的《新闻原理的思考》。考虑到读者面较窄，这次没有收入，而以《总编手记》代之，这样，三本就分别是采、写、编方面的业务研究了，仍是“新闻三部曲”。
至于《梁衡新闻作品导读》，这是一本体例很特别的书。每篇新闻作品前都有我自己的剖析、说明或独白，每个章节前又有编者的导读，部分章节还附有报纸的影印文件以及一些资料图片，可以给读者一定的参考与感性的认识。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三部曲”一个浓缩本，算是为读者准备的资料性读物吧。
这套丛书，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12年，30多年，客观上记录了我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也记录了一个新闻人成长的过程。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曾发表过,收入丛书时则尽量保留原貌。这是一件没有刻意包装，甚至没有用心打磨的产品。之所以这样，是想保持一点原生态，敞开心扉与同行切磋交流。这是一座已经盖好还没精装的别墅，更方便用户看清结构，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加工入住。
感谢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出版社能出版这套体例特别的书，愿读者能够喜欢。梁衡2012年10月1日
明理篇
报纸的主体是新闻，本质是信息
新闻界有一个较流行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我给出一个新定义：新闻是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播。这里特别强调受众是否关心。一些会议、例行的领导视察、工作会谈等，有多少受众关心？古老的美学都有一个新发展分支，叫接受美学，美不美，还要看接受者的认同度。新闻要研究受众关心什么。
要把扩大信息源，开辟读者群作为第一任务。有了这个保证，报纸就好看了。
近些年，报纸纷纷扩版，版面的增加，保证了量的扩充。要利用这种机会，提供更多的信息。我始终认为“报纸的主体是新闻，本质是信息”。当然，每个部分都很重要。如评论重要，这是机关报的优势；广告重要，因为是报社的生命线；专版重要，要靠它联系有关部门；副刊重要，没有它报纸不好看。但试想：如果一张报纸其他方面都有，唯独没有新闻，还会有人看吗？说到底，报纸的本质是信息，这符合新闻规律。
而在信息方面，要讲一个“多”字，要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否则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在保证信息量上，要坚持一个原则：大闻大报，小闻小报，方方面面，不留死角。比如人民日报社教科文部，教、科、文、卫、体、人口、环境等不能留死角，发生新闻，要立即反映。这样，我们多反映一个面，就会扩大一个读者群；少反映一个面，就会失去一批读者。每一个面，也有层次，比如教育就有高教、职教、普教等，细化到一个层次，就会带来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为他们所认可。如体育，多一个项目，那个项目的爱好者就会与我们密切一点。扩充信息源，努力做好，这是报纸的基础。
2004年6月23日凌晨，签完当晚大样，又回头扫视一遍，发现这天从头版到16版，没有一个头条是硬新闻。16个版，只有1、2、4、12，4块版的头条署消息电头。这4条中，1版、2版是工作消息，4版是外事会见，12版说的是聂卫平赢了一盘棋（还不是决赛）。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报纸的信息含量亟待提高，特别是受众关心的信息偏少。报纸的主体是消息，消息缺少必然会失去读者。“三贴近”主要是提供读者关心的信息。是没有消息吗？不是，如这几天铁路铺进西藏就是大新闻。我们每个专业编辑部联系着几个、几十个国家部委，每天总会有新闻。但是，常发的稿，上各版头条的多是综合、通讯、专访等。恐怕还是要从编辑指导思想和习惯上找找原因。
［附］
2004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各版头条
1版：“信用湖北”催生信用经济（坚持求真务实 促进全面发展）
2版：档案部门搭建政策信息桥梁
3版：共同推进新世纪的亚洲合作（温家宝）
4版：温家宝会见美国客人
5版：随着“太空船一号”的成功首航，专家们相信——10万美元就能飞出地球（专访）
6版：有效把住信贷投放“闸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访谈）
7版：坚定目标 巩固成果 积极斡旋 稳步推进
8版：广告
9版：叩问中国演出市场
10版：奋斗何止到离休
11版：沙地深处的寄宿制学校（走进西部校园）
12版：围棋名人战聂卫平再逞威
13版：夯实法律监督的基础（新视点）
14版：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下降
15版：中国需要什么“征信”
16版：广告（2004年6月23日）（按：本书所收稿件大多标注了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有几篇查不到时间的只好阙如。文字与发表时有所不同。）
稿件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政治生命力
一张报纸，作为大众传媒，它反映着全社会的舆论民情，记录着社会发展的大事。虽然每天也会登些各类其他的信息、花边新闻，但真正能牵动最多人心的还是上升到政治这一层面的事件。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某一时期某一范围的最大之事，是关系全局影响久远的事。所谓政治家办报，就是从全局的、历史的、本质的角度来报道新闻、分析形势、引导舆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本身就是著名的报人，而许多著名的报人都具有政治家的思维和眼光。作为一名记者只有抓到一篇能够影响全社会、影响最大多数受众的稿件，甚至影响历史的稿件，才算是抓到了最有生命力的稿件。一篇这样的稿件，顶得过百篇、千篇奇闻、趣闻之类的小新闻。
书法家写字，讲究笔走中锋。虽然也会用到偏锋、逆锋、飞白等笔，但最基本的、支撑这一艺术的是中锋。同理，记者观察社会，先要分清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支流。我们可以把主流称作“永恒的主题”。比如，爱国主义、社会道德、民主与法制、经济建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党的建设等。任何一个社会各发展时期又都有其阶段性的任务，我们可以称之为“阶段性话题”，即支流。如经济建设这个大主题中就有加入世贸、国企改革、农民增收、西部大开发、循环经济等阶段话题；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就有退耕还林、还草，防止沙漠化等阶段话题。
记者在每日每时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中，首先要抓住两题：永恒主题和阶段性话题。阶段性话题是永恒主题的进一步具体化，这就像学生答卷，把握住了总的方向，起码不会跑题。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再具体一步。新闻不是文件，它是以事件为载体，以受众为对象，寻求有一定信息冲击波和影响力的文体。它要求在体现主题时，必得有一个有个性的事件为载体。
事实上围绕主题，生活中有两类事件。一是程序性事情，如各种工作会议、考察访问、春种秋收、节日慰问等。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常话题。严格说，这类日常话题中许多不是新闻，当然也就更易碎。第二类是重大事件，包括突发事件。这种事情最具影响性，因为它有冲击力。但是，只有当这事件与时代主题，即永恒主题合拍时，它才有意义，它才能超越“日常话题”进入“阶段性话题”，甚至成为彪炳史册的“永恒话题”。这样的稿件才不易碎。
记者的稿件要有生命力，说到底是围绕时代主题去捕捉一个典型的事件。先收事件的冲击之效，再求其内涵和思想的长久释放，求那个坐标点的永恒。一般来讲，符合这个条件的事件就肯定具有这个时代的政治含义，有了足够的政治分量。因此在记者的采访本里，永远是首选那些关系到时代变革，同时也关系到受众最大利益的大事。只有实在找不到这种事件时，他才笔走偏锋退而选取一些小事，去写奇闻、趣闻、花絮之类的稿子。（2002年4月12日）
遭遇“盲稿”，半夜三更找“眼睛”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消息也有它的眼，这就是新闻眼。新闻眼就是一条新闻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的要素。
在夜班看稿，常发现已上了大样的稿子还没有“眼睛”。没有办法，只好半夜三更打电话去找“眼睛”。《人民日报》2000年9月17日头版《冷冷热热中英街》，是说20年来沙头角的变化。标题是“冷冷热热”，但原文只写了“冷”，没有“热”，构不成完整的主题。只好打电话到深圳，补充了“中英街已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素材。《人民日报》2000年9月18日头版《清华大学专家教授团访问宁夏》，这条小消息的“眼”在于清华这所著名高校的书记、校长亲自带教授团到宁夏与自治区区委书记、主席、厅局长会谈。作为中国文化发达的标志的一所最著名学府的领导人到尚缺少文化的西北省区与其领导人举行第一次“校—区”级的东西部高级会谈和协作。这是新闻眼所在。原稿没有突出这一点，没有强调“校—区”两级高层领导身份。谈判的内容、工作时间也不详。当时已是17日深夜，只好打电话到银川补充。《人民日报》2000年9月20日头版《转基因杂交棉“南抗3号”试验成功》是说一种新品种棉花试种效果好，增产20%，最后一句“9月初，明年示范推广的6万公斤‘南抗3号’已订购一空”。这里缺了最关键的两个字：“种子”。订购的是种子还是棉花？如果是棉花，怎么是明年？难道是期货？如果是种子，6万公斤是个大数，有这么多？这时已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为了准确，只好叫醒记者部值班主任，他也不敢确定，又给远在南京的记者打电话，才确定是“种子”，便依此定稿。
同日同版还有一条《老英雄住进新房子》。说广西一位曾在青藏高原筑路的老英雄退伍后在乡里居功不傲，带领乡亲建设新农村。市里拨专款为他建了新房。这里关键一处是：这几年别人有了新房，为什么他没有新房？读者定会提这个问题。这时已是夜里11点，电话打到南宁，记者也说不清，他又从南宁把电话打到河池地区英雄所在的县，才知道过去几次要帮他建房，他艰苦惯了，不要。这样政府才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老英雄盖座房。《人民日报》2000年９月25日2版消息《全国农作物品种改良速度加快》，原副题是《主要农作物品种到本世纪末将更换一遍》，只说了品种更换的截止时间，是从何时算起呢？是从新中国成立算起，50年更换一遍，还是改革开放后算起，22年换了一遍？记者大谈种子田如何壮观好看，又说在河南开会，就是“故意”不说开会的时间。幸亏在同一版的大样上找到一条同一内容的消息，才知道是最近5年内的事，只好搬出惯用的拿手戏——“含糊”，将时间改为“记者在不久前召开的会上获悉”，把两条消息捏在一起又另外做了一个副题：《主要农作物品种5年基本更换一遍》。这回倒是没有打电话到千里之外，而是挑灯细找，就在版面上觅缝钻隙，总算找回了“眼睛”。
这四篇稿子都是数百字小稿，所缺的关键字大多也只是两三个。但是我们的记者写稿时，其他地方可以洋洋洒洒动辄千言，恰恰在这关键处，好像故意留一手，似有意与编辑、读者为难。就像画一个人像，故意不画眼睛或者把眼睛画歪、画瞎。怎么能这么不爱护自己的作品呢？一个好记者在采访阶段，就要注意留心新闻眼，一旦发现即如获金玉，赶快记在本子里，搂在怀里，哪肯让它丢掉呢？成语画龙点睛，是说先画好龙，最后一点睛，龙便飞了。那是大画家张僧繇有意卖关子。别忘了还有一个典故，就是苏东坡说的未画竹时，已成竹在胸。其实张氏画龙时，心中已留好眼睛的位置。而我们一些记者写稿时，从头到尾就不知道眼睛在哪里。他自以为发走了一篇好稿，其实是一篇缺眼少神的“盲稿”。如果再遇上一个糊涂一点的编辑也“盲编”上版，这样的版面怎么能亮起来？怎么可能明眸闪闪、秋波顾盼，让读者一见钟情，爱不释手呢？
一篇稿，无论采、写、编，第一件事就是找“眼睛”，并且努力把它提炼到标题上。美兮盼兮，炯炯有神。这样，我们的版面就好看了。（2000年9月26日）
勿因小巧失大真
无论新闻还是文学，都同一理，写作时先要立意，即明确思想主题，作者想说什么。意者文之帅也，词、句、章等旨为主帅所遣之兵，勿因句章不准而使意题摇摆不稳，勿因小巧而失大真。
2002年6月，有一篇评论，原题为《抓好禁毒工作的点、线、面》。原稿作者很欣赏自己的这个比喻，说：“借几何语言来说抓禁毒工作，个人和家庭是点，社区是线，全社会是面。我们就是要抓好禁毒工作的点、线、面。”家庭可以是社会的一个点，这没有问题；全社会是一个大的面，这也没有问题。说社区是线，就有点费解。社区是指城市里的某个区域，是块状，是指一定的范围，怎么成了线呢？线是条状，是起穿连作用的。作者说要抓好全社会的禁毒工作，就是要抓好“家庭、社区、全社会这三个点、线、面”。这一个一个的、独立的社区怎么“沉沉一线穿南北”呢？显然这个比喻不能成立，这篇评论的立论也就彻底失败了。可能作者也知道这种比喻尴尬，但又实在舍不得这个自以为很巧的比喻，所以还是上了大样。后来改稿时，改为《抓禁毒工作的点、片、面》，将社区比喻为“片”就较为合适了。
同年7月，有一篇文章是讲上海大众汽车产量突破200万辆，但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从“零”起步到“零距离”》，并配有评论《“零距离”后面有距离》。“零距离”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距离，达到了同一水平、同一高度。上海大众是与德国大众长期合作的伙伴，我们的汽车工业与领先世界水平的德国汽车工业真的比肩同步，没有距离了吗？显然不是。文中也确实没有说出怎么达到了“零距离”。从字面看，这两个标题是很巧。一是当时正是世界杯足球热，“零距离”这个词很时髦。“零距离”一词源于对神奇教练米卢的采访。一般记者采访米卢，很难从他嘴里得到中国队有价值的消息，而有一个记者却有办法获取想要的东西，总能抓到稿子，并以采访米卢的亲历写了一本书。这种现象被新闻界称为“零距离”采访。二是题中“零”起步与“零距离”相提并用，有一种回环之效和反差之美。标题的形式是美，但难免以题害意，给自己出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难题。
类似的情况在新闻写作中经常遇到。作者先有一个好构思、好角度、好题目，甚至一个好比喻，好句式，一下就被自造的美所慑服，不顾主题，自设菩萨自己拜，总是不肯割爱，不肯改弦更张，跳不出圈子，于是形式就害了内容。文学创作中也常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些散文作者先设计好一个精巧的框子，然后就在这里面酝酿思想和主题，文章就总跳不出框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杨朔散文“物—人—理”三段式结构就是这样。古代也有此弊，宋人写词格律很严，有人写“窗更深”句，不合律，就换成“窗更幽”，还不合律，最后又换成 “窗更明”。合律是合律了，但意思已经走得很远了。（2002年8月15日）
新闻是火花一点，不是火光一片
2004年8月13日头条《企业拉闸限电 小区空调照转 福州为市民凉爽度夏装上“保险”》写得好。好在它较集中地体现了机关报的特点，既有工作性，又有新闻性，既有指导性，又有可读性，是典型的“上面精神—新闻事实—读者意愿”三点一线式的新闻。
2003年上半年以来，中央狠抓宏观调控，报纸积极配合，抓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头条。但是发过六七条后又渐成一种模式：某省压缩高能耗项目，某省压缩开发区，某省调整产业结构，等等。这样发下去，要把31个省、市、区转一圈才能完，可是不等你发到一小半，读者就不想看了，因为他们已知道下文。无论是为有效贯彻中央精神、指导实际工作，还是为提高报纸的可读性，每一个专题系列报道都面临两个创新：(1)切入口要小，宏观稿发过一两篇后，要适时聚焦，不能总是一个省、区范围内的工作综述；(2)读者的阅读兴奋点要新，要及时跟踪新问题。这样才能常写常新，贴近百姓，既传播了新闻，又指导了工作。本文抓住了在宏观调整过程中，拉闸限电时的群众用电问题，抓住了既小且新的问题，将这一主题报道引向深入。工作总是解决了一个矛盾，又有新的矛盾；写稿也是写了某一个问题，就立即追踪下一个问题。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大原对他的接班人传授经营秘诀时说：“当一个人说某事可干，你可以考虑；当两个人说可干，你就快干；当五个人说可干时，你就不要干了。”抓新闻也是这样，同一主题，某个角度还没人写，你就快写，到有三个、五个人都写了，你就不能再写了，要赶快去寻找新角度，这样才能调动读者新的兴奋点，避免阅读疲劳。
新闻是火花一点，不是火光一片。记者的工作就是寻找星星之火，好去燎原，而往熊熊的火堆上扔一个火把，这不是新闻，不是记者要干的。上文第一稿是讲福州市的全面调控，这不新鲜，是往火堆上添把火；后来作者重新采访，写成现在的见报稿，抓住了调控中怎样保证居民度夏用电，是没有见过的新创造，就独立点燃了一片新天地，是一篇好新闻。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好稿则是历史的坐标
新闻是记录今天发生的事情，而今天的生活就是明天的历史，现在登于报上的信息，明天就是史料。但是这二者之间却有一个本质的转换。时间是一把大筛子，它要筛掉很多细碎之物，浮屑之尘，只有沉甸甸的东西才能载入史册。我们讨论稿件的“生命力”这个词，一定是指它的明天或后天，就是说这事件能经得起历史的筛选。今天新闻所传播的绝大部分事件、人物将不会留存下去，只有极少数的可载入史册。所以我们不妨从历史角度来预测新闻稿的生命力。
如果一篇稿子，所写的人或事，被历史留存，它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坐标点，这个事件总是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或者因为是“第一”而具有开创性的色彩，或者因为是“最后”而有句号的味道，也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像一个分号。总之，是两个阶段的连续点。我们可以把这种记录称为“坐标效应”，有“坐标效应”的稿子就有生命力。
正如新闻是信息的连续运动一样，历史则是由时间之线穿起来的一连串事件的珍珠，其中那些最具光彩的事件就特别珍贵，特别有标志性。比如，1949年的开国大典，1997年香港回归，这都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开始。再小一点的，比如1984年我国重返奥运会，许海峰拿到第一块金牌的消息，还有2001年11月，我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息等等。新闻记者每天都在追踪这些第一，但历史只能保留那些最大的“第一”。许多在一定时间内还存在的第一，以后就被人们渐渐淡忘。
诚然，记者不是史家，他的第一责任是传播而不是修史，但是当他记录眼前最新发生的事情时，他还要能观照未来，用历史的眼光回看过去，审视现在。历史是奥运会的领奖台，它只要金牌，最低也是铜牌，余皆不要。历史只记录第一，你看一部科学史，都是第一个发现、发明了某事的人，一部社会发展史上都是一些打了第一枪或第一个发表宣言的人。一个记者如果采写到这一类的人和事，就正好是新闻和历史的重合，是当时的轰动和以后的永恒的重合，是易碎品向永久性物品的转化。所以，稿件的生命力，其实就是事件在历史长河中的分量。
历史的记录者和历史的创造者是两条并行的红线，他们都同被历史所记录，一名记者虽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英雄或伟人（如果能这样他肯定不当记者），但可以记住他们及他们进行的事件，他和他的稿件可以一样不朽。所以记者总是瞪大眼睛捕追这种百年一遇的机会。机遇虽然少，但总会被有心人撞到。生物学家法布尔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机遇只给有准备的头脑。”必然寓于偶然之中，这也是规律，掌握这个规律，当一个名记者就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了。（2002年4月10日）
从历史长河回望新闻的浪花
恩格斯说过，人是猴子变的，但从人的角度观察猴子，会看得更清楚。历史是由新闻积累而成的。但从历史角度看新闻，更能看清它的价值。
2005年岁末一期（12月22日）的《科教周刊》，用四个版对教育、科技、卫生、环境一年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回顾。版面宏观大方，尽收一年风云，又细针密线，小心提炼和装扮改革亮点。让人抚之再三、不忍释手。当天我手机上就收到自发赞赏该版面的信息，可见读者也是喜不能捺。一年365天，我们报道教科方面的新闻少说也有数千条，这满足了读者即时的信息需求，但真正留在读者脑子里的不会太多。能留下的只有那些能在历史长卷上划下一道浅痕（当然深一点更好）的事件。
这种新闻得满足三个条件：一、当时看是一件新事；二、过后看是一块里程碑；三、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它仍然在起作用，还有影响力。是“一石三鸟”式的新闻。比如，教育方面，中央决定加强职业教育，“十一五”投资100亿；科技方面，“神舟六号”载人飞行成功；卫生方面，全国防控禽流感；环境方面，松花江污染事件等，都属于这一类。这几件事，当发生之时前所未有一声惊雷，改写了本行业的历史，甚至是共和国历史，而且以后若干年内，其影响不减。如，100亿投资职教，将改变我国人力资源结构；松花江污染事件，让我们警惕化工事故和水源污染，并采取措施，调整政策。
这些看似即时的新闻，实是历史的坐标。这种新闻已有政治意义或本身已转化为政治事件。抓大新闻、重要新闻就是抓政治新闻。政治是什么？简单说，“一大二公”，是关乎全体民众的大事，是全社会的公事，不是一人或小部门的小事、私事。大到什么程度？当时影响社会稳定，以后影响历史发展。记者每采访、筛选一件事时，其实已在做着双重选择。有人只采到轰动一时的新闻（甚至一时也未能轰动），有人采到了即时和后来都有影响的新闻。这就要看记者的功力，特别是政治功力。
岁末回首，对一年来的新闻稍作检点，留大去小。五年、十年、五十年后让岁月再筛选一次，再留大去小，就是真正的被历史承认了的大事，同时记者也就被载入史册。所以每年下来我们总喜欢做一个盘点，从历史角度回望新闻，让时间帮我们判断，立即可知孰重孰轻，以后再采写时，也就知道孰去孰留。
一个好的记者筛选新闻时总是一只眼盯着现在，一只眼盯着将来，有取有舍，而将主要精力用来写大新闻。那些只知追奇闻、捕花絮、掏隐私的小报记者，肯定不会成为名记者。一个好的作家创作时，总是先用一只手掂一掂，这作品现时有什么效应，再用另一只手掂一掂，在历史上能不能存留。严肃的作家很少写应景之作。那些耐不得寂寞急于追求数量，求个脸熟的作者成不了名作家。
现在的新闻是将来的历史。当我们从历史长河上回望新闻的浪花时，发现有些浪花汇入了这个长河，有些未到河边就渗入泥土，有些则一闪就化作了轻烟，消失在尘埃中。有趣的是记者的知名度与新闻的影响力成正比。当这条新闻成为历史的坐标时，也为作者铺就了成名的基石，回望过去，让记者更自豪、更充实，也会更谦虚。我在2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曾谈道，记者是月亮，你得先捧起太阳，自己才能反射出光亮，如果你不去捧太阳，如果你总是去数那些小星星，就永远不会发光。事实上，当我们在这里盘点往日的新闻时也在盘点记者。教科文部记者赵亚辉因随珠峰高程复测、参加国际救援队赴印尼海啸灾区等采访而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记者赵永新因报道批评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破坏生态环境而被评为“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全国只有五人）。杨健、蒋建科、赵亚辉等同志还获得了年度“中国新闻奖”等奖项。教科文部的其他记者编辑也各有自己的骄傲。总之，人稿两丰，2005年的新闻年景不错。（2005年12月22日）
机关报要克服机关化
中央提出全党要转变作风，新闻界怎么转变作风，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采访作风，二是写稿文风。特别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更要带头转变作风。要落实这一点，先要研究一下读者的反映。根据读者的读报效果，我觉得在转变作风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机关报的稿件要克服机关化。
中央领导指出，改变作风不能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对我们报纸来说，不能用转发会议消息落实会议，转发文件落实文件。作为领导机关，它的最基本的方法是会议、文件、视察、汇报等；作为报纸特别是机关报，如果只限于简单地报道这些，读者就不满意。就是说，工作可能离不开机关化，稿件却不能机关化。可惜我们报上大量充斥这些机关化的稿件，如会议、文件、视察、检查、表态、总结，包括稿件中的空话、套话等，这些都是稿件的机关化倾向，读者不喜欢看。传媒有传媒的规律和功能，它要为机关工作服务，但稿件不能机关化。它必须将工作成绩、文件、会议精神转换成新闻语言，进行二次深化。这种深化就伴随着作风转化，报纸应尽量减少程序性稿件，多一些创造性的稿件。
怎么在写稿上克服机关化倾向，有这样几点：
抓实事，三点一线。新闻的定义有很多，过去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我想更进一步表述为新闻是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播。这里关键是受众和事实。我们的机关有会议，有决定，上面有精神，但读者更关心这些决定、精神的落实，关心最新的事实。毛泽东同志说：请看事实，还是请看事实。转变作风，就是：“不编材料，去找事实。”去抓那些能直接反映或折射上面精神的事实。这叫三点一线：上面的精神、群众（受众）的关注，再加上事实，只有这三点成一线时，这篇稿件才能打响，读者才爱看，才能传播开。作为一张报纸，只有新的事实信息多才有人读。报纸要发社论、言论、广告、文章，还有前面提到的会议、视察等程序性消息，但最基本的是关于事实的信息报道。我们可以作个试验，一张报纸如果抽掉事实信息，上述这些体裁的稿件将不可能刊出，将成无皮之毛。无论是一张报纸，还是一篇稿件，只有事实信息的含金量高，才有竞争力。作为一个记者，只有抓住能阐述上面精神、反映下面民意的事实，才能赢得读者，才能写出好稿。
抓典型，加强导向。没有典型的报纸是一块平板玻璃；一个抓不到典型的记者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记者、名记者。上面的精神、某一方面的工作经验、群众的意愿都会集中体现在某个典型上。所以典型的导向力最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最不可少的就是用有说服力的典型来引导人。记者是月亮，只有托起典型这颗太阳才能照亮自己，才能成为名记者。记者要把相当的工夫花在写典型上。文学的典型靠塑造，新闻的典型靠发现，靠记者用艰苦的劳动去深挖，在深入采访中提炼。
抓问题，稿子要有思想深度。抓问题不是指揭露什么问题，是解决、反映和提出问题，其实就是抓思想。稿件在版面上的位置靠事实所含信息的多少来竞争，但稿件的生命力靠思想性来延续。新闻是易碎品，但这易碎品有了思想性就有了较长的生命力。《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稿过去那么多年仍然生命力旺盛，就在于其思想性。记者要让自己的作品除了有竞争力之外，还要有生命力，就是说，你抓的典型既真实又含有深刻的思想。
改进作风是一个大题目，又是一个常抓常新，永不停止的话题。说得太大反而不易落实，目前我们就先从抓实事、抓典型、抓问题这三个具体事情抓起，争取能推出一批好稿件，造就一批名记者。（在2001年《人民日报》记者部获奖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
机关报要搞好“五个统筹”
科学发展观是中央在十六大以后提出的发展新思路，它总结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全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产力大解放，经济发展很快，各方面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因此中央提出五个统筹：中央与地方、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筹。一个社会要均衡、科学地发展，这个社会才能平稳、有效地进步。同理，办报也是这样，有主体，也要各方统筹。主体是什么？是新闻，是信息。这实际是政治规律和新闻规律的统筹，是它们的相互制约和补充。
办好机关报的五个统筹是：（1）报道中央新闻和地方新闻、上层活动和基层活动的统筹。以《人民日报》为例，2005年反映中央领导人活动的头条174条，地方工作的头条110条，其他还有部门工作、评论、社论等。每年统筹比例大体如此。（2）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统筹。机关报自然要经常收到指令性报道方案。有指令，就要占去一定版面，而且是好版面，在剩余空间内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自己的个性，就成为吸引读者和市场竞争的关键。（3）编和采的统筹。报纸是由编采双方，编辑和记者这两支队伍的合力组成的。双方相互有支持也有牵制，这合力关系就像力学上表示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编辑编什么会诱导记者写什么，记者供什么也常决定编辑编出什么。我们强调编辑的策划，也要强调记者的独立发现。这个统筹实质是怎样发挥两个积极性，解放新闻生产力。（4）消息与其他新闻体裁的统筹。广义来讲，凡报纸上使用的传递信息的形式都是新闻体裁，常用的如言论、评论、综述、典型、通讯等，但基本的主打的形式是消息，即我们常说的新闻。报纸以新闻为中心，就像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机关报因为担负指导性，报道会议、工作、领导人视察多，言论、评论多，消息特别是事件性消息一直是弱项。而从报纸的本质属性来讲，正是要加强消息，读者最爱看的也是消息。这个矛盾要统筹解决好。（5）头版与其他版的统筹。报纸是身，头版是脸；头版是脸、头条是眼。头版与其他版是头身协调的关系。一般晚报、都市报都会尽心打扮头版。而机关报因强调指导性，头版一般失之严肃，脸上的笑容少一些。所以，在这组统筹关系中，改进头版是关键。而关键的关键就是增加新闻，特别是事件新闻。
这五个统筹关系，前两个主要是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统筹，后三个是新闻运作中诸多内部关系的统筹。统筹也是一种改革，是一种新的关系组合，任何新的排列组合都会出新效果，八八六十四卦变化无穷，就是组合与统筹的魅力。首先是头版的版面要有最佳组合，不能总是一个面孔。因此头版必须保证一定量的事件新闻和当日、昨日新闻。《人民日报》从2006年2月9日起开辟“国际传真”专栏，目的就是改变过去头版基本不发国际新闻的状况。然后是各版自身之变，各版之间之变，五个关系常调常变。报纸也就引领信息，指导工作，常读常新。（2006年2月28日）
政治新闻的“三难”与“两特”
在中央召开六中全会专门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前，《人民日报》的《民主法制周刊》2006年8月23日首次推出“和谐社会”专栏，用一个整版以讲故事的方式诠释和谐，让人目光为之一亮。给人的第一冲击，是新闻原来也可以这样做。
我们平常说政治家办报，怎么来办？实际就是两点，一是持有特别强烈的责任心，二是拿出特别的编辑艺术。要做到这两点，实在不易。
写政治稿有“三难”：（1）内容难把握，常常是只做不说，采而不写；（2）新闻点难找，程序性的党政活动太多，需沙里淘金挖新闻；（3）思想性、理念性的东西多，难免枯燥。所以要写出有特点的、有分量的政治报道，常常要比一般稿件费更多的工夫，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付出，需要不断寻求突破。
先说特别的责任心。无疑我们的记者绝大多数是负责的，上面要求报就见报，不让报就不见报，令行禁止。但这是否也会在听命的大旗下暗藏着一种懒惰？新闻与行政毕竟是性质有别、功能不同的两个行当，如果将行政行为等同于新闻发布，则无新闻可言，亦无新闻可读。强调“特别的责任心”，就“特”在你不是表面上尽听命之责，而是深入研究政策、形势、民心，去尽大局之责、历史之责。有了这种大责心理，就会千方百计地找出新闻突破口，既体现党的意志、宣传了政策，又反映了百姓呼声，满足了群众要求。30年前，我当记者时就归纳了一个公式“三点一线”：上面的政策、群众的呼声，再加上你选择的新闻事实，三点一线才是讲政治的好新闻。如果你的新闻事实只对上，或只对下，构成了两点一线，这好像也算负责，但并没有做到“特别的责任心”，只能是一般新闻，没有影响的新闻，有时甚至还有副作用。
再说特别的编辑艺术。由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会议、讲话、决定等，不像经济信息、科研成果那样具体、贴近读者，所以要特别策划、精心编辑。“特”就特在你能不能把看似与百姓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大事，翻译成每个人都急切想知道的心中之事；特在用新闻规律，甚至还要借助新闻以外的手法（如文学、艺术），调动一切版面语言，来说政治。这里特别要把握新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微妙区别。而这一点经常被画等号。这就像科普文章，要把艰深、枯涩的东西翻译成通俗的知识。政治就是政策，政治新闻就是要用典型的新闻事实、生动活泼的传播方式反映出政策、思想的内涵。这是一种从理性到感性的翻译，因事实可亲可近，就觉道理可信可为，从而起到导向作用。“道理、事实、形式”，这是又一种三结合，最难的是，轻松说事，寓理于事。就像《人民日报》这个专栏，一律用新闻故事，却在讲“和谐社会”这个治国方针的大道理。编者动了一番苦心思，果然社会反响不错。这里强调“一律”用故事，也有矫枉过正之意，就是要改一下过去那种生硬的宣传风格，唤起读者对政治新闻的热情，这也是一种特别的编辑艺术。（2006年8月23日）
写作篇
鸟打嘴，兔打腿，采稿要拦不要追
去年带采访组到陕西、贵州采访，分别碰到两件事。陕西汇报说，地处黄土高原的西安市，为扩大开放，方便对外贸易，与上海合作办港口，在西安就可以办好进出口业务。我们为之一喜，可惜，协议已签，已不是新闻。在贵州，我们在大山里看到一个大电站工地，工棚又大又漂亮。主人说，过去电站一建成，工棚就作废，拆迁不值得，留着又无用，农民喂猪、堆草，或干脆闲置任风吹雨淋。现在讲科学发展，循环经济，他们干脆把工棚按学校设计，工程一结束，装修之后，将赠送给当地一所希望小学。多好的新闻，可惜还没有结果，要待来年。我对记者说，陕西这条，还可补救，签协议时未报，还是一条未传播的消息，你可以找下一个环节，比如正式建成，第一批货物到港、出港。贵州这一条，就守株待兔，明年移交仪式时再来采写。
当记者常用一个词“抢新闻”。怎么抢？经常的办法是哪里有新闻就往哪里跑，抢采、抢写，比速度。这是对的。但抢法也有硬抢和智抢之分，正如打仗有遭遇和埋伏、硬攻和智取之别。一次，在山里与一狩猎爱好者闲聊，打猎要有提前量，“鸟打嘴，兔打腿”，必能命中。因为鸟飞嘴在前，兔跑先抬腿。采写稿件何尝不是这样？新闻事件必有先兆，捕捉先兆，提前准备，以逸待劳。正所谓鸟打嘴，兔打腿，采稿要拦不要追。就像对付导弹，只能拦截，追是追不上的。
怎么个拦法？首先，情报要灵。现代战争离不了预警系统，提前知情，提前处置，尽量不打遭遇战。记者对自己采访范围内的情况要时时观察，时时分析，锁定目标。战争其实是对峙的时候多，开打的时候少。好记者，也是准备研究的时候多，写稿的时候少。其次，积极处置。将发生的，好办，盯住事件进程，到时来摘果子，如贵州那条消息。事件已经发生也不要轻言放弃，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像陕西那条新闻。只要你始终掌握先机，这条新闻就肯定是属于你的。（2006年5月）
把握多棱镜的那一道棱
过去我们常说“一滴水见太阳”，是指记者通过采写一件具体的事，从中可以反映出大政方针、舆情民意。记者要学会发现典型，运用典型。但仅止于此还不够，因为就是同一个典型、同一件事往往又蕴含着多方面的寓意。一个好的记者，不但能发现一滴水，还要能从这一滴水里发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时候，记者就不能把手中的典型看作是平常的一滴水，而要当作一个多棱镜，要小心地调整角度，细细地把玩。只有把这个典型（多棱镜）调整到某一个最佳角度时，镜中所折射出的阳光才会放出最奇异的色彩。当年牛顿就用一个三棱镜对着门缝里的阳光翻转观看，突然发现了前人一直认为是无色的阳光竟然有七种颜色。这就叫发现，就是创造，于无中见有，高人一筹。一个好记者，他手中的典型是一滴水，能照见阳光；一个更好的记者，他手中的典型是一个多棱镜，不但能照见阳光，还能照出阳光中的七彩。
7月份的见报稿有一篇文章《脱贫攻坚再现党员的先进性》，是讲在贫困落后的乡村，党员要敢于承接项目和资金去示范致富。这篇稿子颇费周折。我先是发现了一篇内参，讲甘肃省定西县太平村实施“双富工程”，就是党员先富起来后再一帮一，带动了群众一起富。我请记者进一步采访，写了一篇公开稿。这是一件好事，但好事中给人有不好的感觉。如：为什么让党员先富，群众就不能先富？凭什么把项目贷款先给党员，这是不是搞特殊？原稿中有这样一句话更是加重了人们的疑惑：“‘双富工程’，实际上是在项目和资金上首先给党员优惠和倾斜。”太平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原稿这句话也是多棱镜的一道棱，从这里照进去，确实有问题。
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特殊情况。这里很穷，又很保守，市场经济观念几乎没有，除了传统耕作，其他致富手段从未试过。在别的地方如果有项目和贷款是突然送来的“金娃娃”，这里的农民却视为负担、麻烦和债务。别处扶贫是给钱给项目，这里先要解决敢不敢要钱接项目的问题。这就是特殊性，记者的报道也正是要回答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党员如何发挥先进性，这时你就要把这个典型看作是一个多棱镜，仔细转动、分析、选角度，努力把那一点最特殊的意义折射和检索出来。所以在编稿时，又请记者补充了材料，改稿里加进了这样一段话：“过去，这里的群众习惯传统耕作，引来贷款和项目都无人敢接。‘双富工程’就是选取项目连同资金交给一些有文化、会经营的党员，让他们带头去试验，去闯。党员致富并取得经验之后再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进行了这样的改写：“党员王进成、陈云花分别在新疆学了7年和3年的养鸡技术，积攒了一些资金。镇里分别给他们联系了2万元和1.8万元贴息贷款，支持他们搞规模养鸡。村民陈秉清将信将疑：‘一下子借那么多的钱，如果弄不成事，哭都来不及。’听说也可以让他贷款，陈秉清说：‘我才不那么傻呢！’鸡场刚建起来时，鸡蛋没有固定的销路。王进成和陈云花拉着三轮车到各乡镇到处赶集，价格也只有每公斤3.8元。那时，别说是村民担心，就连镇里的干部也替两人捏了一把汗。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两人到定西、兰州苦苦开拓市场。半年之后，只要一个电话，客户就来车把鸡蛋买走了，并且价格也上升到了每公斤4.2元。“看到陈云花、王进成的生意越做越顺，短短几个月里就挣了1.3万元，陈秉清开始动心了。他说：‘有党员探路，我不怕啦！’在陈云花的担保下，陈秉清贷款1万元开始养鸡。后来，他们又带动4户群众建起了养鸡场。如今，7户养鸡规模已经达到了近万只，每户年收入都在2万元以上。”
可以看出，从“在项目和资金上给党员优惠和倾斜”到“让他们带头去试验，去闯”，再加上群众由“不敢贷款”到“有党员探路，我不怕”——多棱镜转了一个面，文章的切入点转了一个大角度，这样读者就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也是这个典型所反映的实质性的一面。同样还是这个村，还是这件事，却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按照开始那个角度，这篇文章的主题将完全不可能成立。这个效果完全是多棱镜换位、调焦、调光的结果。
一个好的记者，在没有新闻的角落总能设法抓到新闻，能用一滴水照见太阳；一个更好的记者，在一个纷繁的事件中能发现别人看不见的主题，当别人把一个典型当作一滴水来用时，他却能把这个典型当作一个多棱镜来用。（2002年7月30日）
一种必须改正的“有残文体”
不知何时，我们记者写稿渐渐形成一种“有残文体”，特别是头条的工作经验性消息更是如此。每段开头总有一句企图提纲挈领的话。像标题，但不单行；像句子，但没有主语，语意不全。在汉语中是可以有无主句，但一定要上下意思清楚连贯，现在这种用法突兀僵硬，不符合阅读习惯。而且这个残句在下文中又重复一遍。这大约是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学来的，播音员先说一条新闻导语，然后“下面请看报道”，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过去人家说“新华体”不好，程式化，我们这种“有残文体”则连起码的语法和表达习惯都不符，何谈文风“可读、可信、可亲”呢？请从编稿入手，并让记者写稿时就注意改正过来。
［附］
改稿实录
编者按：梁衡副总编在修改汕头的“‘十五’开篇”消息后撰写了《一种必须改正的“有残文体”》。他对汕头这篇消息改动最大处就是文中的“有残文体”，下面是改稿实录。
原文：
汕头市确定了整治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内容。今年以来，在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全市集中开展打击逃汇骗汇、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斗争，全面整顿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建筑市场、文化市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出口骗税团伙作案等犯罪行为。由公安、国税部门230多名骨干组成的70多个检查组，对320多户重点企业进行检查。3月份以来，全市批捕涉税案件29宗、44人。在年初宣判涉税违法案件3宗、案犯7人，涉及案值6.8亿元的基础上，5月11日又进行第二批审判，对涉税犯罪的6宗案件、20名案犯及两个被告单位作出一审判决；对黄振池、林俗存两名犯罪分子作出判处死刑的终审裁定，会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活动。汕头市加强对重点商品、重点市场、重点地区、大案要案进行清查，重点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假冒伪劣商品。近半年来，全市质量技监、工商、药监、烟草、公安等执法部门经常联合出动，重拳出击，捣毁制假售假窝点78个，查获假冒伪劣商品货值1 800万元，立案查处制假售假案件164宗，抓获涉嫌违法犯罪分子21名，查获假冒伪劣商品20多种。
大力整顿金融秩序，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追收逾期贷款。汕头市从各部门抽调大批力量，开展对逾期贷款的清收和金融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1至4月，全市共清收资金和物业1.05亿元，其中现金1 145万元。去年以来，立案调查侦查涉及地方金融违法违纪案件61宗、近百人，一批违法违纪犯罪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严厉制裁。
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汕头市全面清理取缔无资金、无场地、无设备的“三无”企业和无照经营活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地检查了重点企业4.8万户，责令企业限期补齐前置审批手续939户，查处违规企业659家，清理挂靠企业657家，清理无照经营2 139户。
汕头市坚持边整治边整改的原则，在整治中将通过建章立制，实施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切实从体制上、机制上和制度上查找漏洞，加强法制建设，从源头上治理市场经济秩序混乱问题。
修改稿：
今年以来，在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全市集中开展打击逃汇骗汇、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斗争，全面整顿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建筑市场、文化市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全市由公安、国税部门230多名骨干组成70多个检查组，对320多户重点企业进行检查，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出口骗税团伙作案等犯罪行为。3月份以来，全市查处涉税案件29宗，批捕44人。在年初宣判涉税违法案件3宗、案犯7人，涉及案值6.8亿元的基础上，5月11日又进行第二批审判，对涉税犯罪的6宗案件、20名案犯及两个被告单位作出一审判决；对黄振池、林俗存两名犯罪分子作出判处死刑的终审裁定，会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汕头市特别加强了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查处。近半年来，全市质量技监、工商、药监、烟草、公安等执法部门经常联合出动，重拳出击，捣毁制假售假窝点78个，查获假冒伪劣商品货值1 800万元，立案查处制假售假案件164宗，抓获涉嫌违法犯罪分子21名，查获假冒伪劣商品20多种。
汕头市从各部门抽调大批力量，开展对逾期贷款的清收和金融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1至4月，全市共清收资金和物业1.05亿元，其中现金1 145万元。去年以来，立案调查侦查涉及地方金融违法违纪案件61宗、近百人，一批违法违纪犯罪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严厉制裁。
全市还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全面清理取缔无资金、无场地、无设备的“三无”企业和无照经营活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地检查了重点企业4.8万户，责令企业限期补齐前置审批手续939户，查处违规企业659家，清理挂靠企业657家，清理无照经营2 139户。
修改说明：
将原文和修改稿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原文中前五自然段开头那句企图提纲挈领的话，因缺主语，或被删去，或调至文中。其中第三、四自然段开头那句话与段落中的叙述重复，也作了合并。这种现象较常见，有时很短的段落，出现重复，很别扭。
原文的最后一段也被删去。因为它说的是汕头市将来要做的事。而将来的事，不能入新闻。（2001年5月20日）
作者笔下先有形，读者心上才留痕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打开报纸，一篇文章读后心中了无痕迹，或者虽有一点痕迹，但印象不深。这可以从多方面找原因，如主题不鲜明、新话不多、语言不美等。但有一点却常被忽略，就是在文章中不注意“形”的表现。许多新闻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报纸言论、评论的同志，以为“形象”和“叙述”是文学的事，新闻就是直白的说明，言论更是只要论述就行。其实，在解决了消息的事实和言论的观点之后，“形”则是加深读者印象，为文章增色的一大因素。
近来有一次看稿，不过这回轮到看自己的稿。我在最近的理论学习中惊喜地发现一组资料，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多次讲到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当时他所预言的时间表与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惊人地一致。只不过很可惜后来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这些资料很珍贵，正可以阐述“一脉相承”，可以作为我们党在一脉相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方面的主要例证。
原稿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再顺脉而下，会在毛泽东同志那里看到一张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开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有5次谈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办事。（1）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要有50年的时间，即20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同年10月，他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才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算来是到2005年或者2030年。（3）1956年9月，他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以50年计是2006年，以100年计是2056年。这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间，同我们现在奋斗的目标——到20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已经基本一致。（4）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5）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按100年计，是到2062年，20世纪中叶。从以上这张时间表可以看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怎样科学地对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后来限于篇幅，经我自己同意，见报时改写成如下这样：
我们再顺脉而下，会在毛泽东同志那里看到一张他根据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认识而开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表。1955年，他说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要有50年到75年、50年到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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