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当代阐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秀娟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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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当代阐释试读：

自序

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写这本书有一个特定的心路历程。我多年来担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工作，随着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大幅改革和自己的具体实践，逐渐积累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功能的新认识，这些认识不仅对教学工作有着重大启迪作用，而且就学术界继续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有着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早在2007年暑假，省教育厅对全省高校担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教师进行了全员培训。除了对新教材编写背景和主导思想等内容的介绍外，一个重点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待。培训结束后，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仅就教师的知识结构调整与补课性学习，已经够紧张了，没有精力思考更深刻的问题。我在2009年河北省哲学年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方法与对象的融合》，中心就是如何在教学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但这个时候的认识还非常浅，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

2011年放寒假之前（1月15日左右），我到学院资料室去借阅书刊，打算在来年第一个学期搞一项教学改革，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经过大量阅读，我越来越感到，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学术问题，它关涉的种种内容是我当时都不能确定界限的。

如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概论》的教学中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教学课时与2007年之前相比缩短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教学内容却增加了将近一倍。如果按照以往的思路，我们将无法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如果您阅读了以下所叙述的内容，一定会洞见几重天地，在教学上放开手脚，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也会登上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章 一个颇具张力的学术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年，学者们分别从不同方面，站在各种角度进行了认真深入地分析，笔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也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观点。

一、对“三大块”划分的追思

推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不管是正规学校还是对干部培训，人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连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都描写了刚刚恢复高考时，对政治理论试卷中的一道填空题，一位角色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写成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人都知道这出名的“老三篇”是当时人们精神家园的标准文本，这个讽刺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对它的无知，一是个人的荒废，二是社会的悲哀。作为一个调侃的元素，这真有那么好笑么？我们现在觉得，对这个元素的运用反而有些可笑。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其根据无非是两个，一是列宁有文章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二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其论述结构也分为三个部分。笔者认为，列宁的提法是为满足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刚在新建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的需要，这有利于学习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ABC阶段的必然过程。他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进行定义性的判断。至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就不同类别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辩驳，这样做的效果就是问题集中，观点突出。正是由于杜林本人有三部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恩格斯明确表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到了这个转折句式的后半部分，即“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三部分”划分的雏型，但是前半部分的立足点与后半部分的内容显然不是并列关系。在谈到杜林先生的体系时用了引号，这就是说，一种“高超”的胡说是无所谓体系的，对它的批判要随之走下来，自然也不是用“相反数”的方法建立一个新体系。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内在联系”，就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为突出特征的新世界观这个整体。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说这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它绝不仅指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来描述这个新世界观的话，那一定是以《提纲》为基础的具有丰富内容的体系。《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这不仅是因为它占据了作者40年的宝贵时光，而更重要的是它囊括了马克思的一个整体观念——实践唯物主义。如果说这个名称更像是单纯地指哲学派别，那也是为方便于哲学历史的延续性记载，它有别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问，马克思用什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它绝不同于费尔巴哈对18世纪法国哲学的超越。对科学成果的反思以及关注对象的变化也已经使这种超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超越力度和性质相比，那也是不及万一的。

我们经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照逻辑推断，立场是只有选择而谈不上学习的，这就出现了矛盾，而正是在这个看似矛盾的入口，却大有说法。如果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只要跟着站也就等于学会了，这么简单的过程也谈不上学习了。但是深入地看，我们就有学的理由了。马克思如何选择自己的立足点，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我们又经常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显著特点是阶级性和实践性，实际上阶级性是一个必然结果，而实践性则包含了这个理论的全部秘密。

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运动，也正是马克思所处的日常生活状态，在复杂多变的生活现象面前，什么是人们最在乎，也是对他们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结果看到的是“只要不涉及人家的经济利益，哪怕去宣传无神论，也是很轻的罪”。经济利益取决于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又是不能主观选择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为什么选择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理论的物质武器？因为马克思看到，各个历史时期，所有权是不断更迭的，唯有劳动者的活动是冲破一切权限的永恒力量，而这种活动的最理想状态的最后一个限制性堡垒，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那么，对于既得利益以及它的存在条件的挽留，不管怎样努力也是徒劳的，它最终的结局也是被带入新世界，朝阳总是比夕阳更可爱！

马克思对立场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探索过程，这种实践性首先是关注实际生活的本质，然后是关注实际运动以及它的发展趋势，这不是三五年时间就能做到的，也是“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学习他这种俯身实际，不怕艰苦，敢说实话，勇于献身的态度和精神，这同样也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认真领会他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在这里，不能不说列宁和毛泽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特别是列宁所告诫我们的“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来考察”并“在联系中来把握，而不是随便挑出来的”这样的起点，用毛泽东的话来总结也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凭着这样的理论原则，列宁做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并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毛泽东凭着这样的理论原则，得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是可行的结论，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不能平移到今天，而是需要消化和再生才能起作用的。我们按照三块划分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平移现象，起码是从列宁那种语境下平移过来的。列宁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不够大，为了宣传它，从ABC开始也是必须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学习他分析问题、解剖各种社会现象所运用的思维逻辑。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直接来源于黑格尔，但我们也可以转换一个角度，辩证法也并不是专属于黑格尔，他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一个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运用了人类文明的一般成果，也可以认为是民族的智慧给了他思考的利刃。我们学习他这种被他自己称为“抽象力”的思想加工的技术，也同样离不开自己民族所积淀的思维的智慧。这就会关系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它的中国化的目标，这又另当别论。《资本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表述，仅凭这一点也已经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或者说也已经证明了把它机械地分为三部分是何等地牵强。据了解，全国《资本论》研讨会曾专门对其中的美学进行讨论，有时也讨论其中的逻辑或资本主义历史。当然，最突出的，按照以往的分法，把政治经济学这条主线先放下的话，那就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了。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整体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里也关系到另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不等于马克思学说，也不等于马克思学，或者问题简化一下，就是“主义”不等于“学说”，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期待对既有的思维框架进行清算。

二、硬性“三分”的弊端

据了解，在美国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里，学生们也学习《资本论》，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经济学的一个派别，那我们学习马克思和西方人学习马克思就没有区别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经济过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能更改，但是在它们面前，我们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如若不然，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让我头脑中闪现一个强烈的信号：消极地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可以说是矫枉过正。随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出版也就会有“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思想”，进而也就有“走下神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里的“走下”也只是说恢复本来面目，而不是降低政治地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二）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就与机械地分割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 1975年，国家搞了个“马恩列斯”三十三条语录，尽管分别来看，它们都是经典论断，是就某个方面的真理性认识所进行的选择，但是学习是为了运用，运用理论时就一定是在不同时空和不同条件下对现实工作的理性把握。而所谓语录，就是将上下文以及背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都做了舍弃，不同的主体对这种挑出来的片断自然也会有偏执型的理解，叫作为我所用。这正像《毛主席语录》的效果是一样的，难怪武斗的两派会各拿一本语录，让毛泽东来对付毛泽东。推想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也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误解问题。一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作“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早提出来的。马克思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认为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呢，或者具有可能导致资产阶级剥削的任何属性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和阶级差别，既然这样，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也就不可能是资产者或其他剥削者的权利。而正因为它既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也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社会负担。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避免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但毛泽东却指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这里，他虽然也说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是他却忽视了所有制的变化对分配关系性质会发生决定性影响，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这是对“资产阶级权利”最明显的误解。这种误解还引申出两点，一是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看作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二是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动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

毛泽东对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论断的误解，也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列宁在1920年四、五月间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已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列宁在这里所讲的“小生产”，就是指的小商品生产。他在该书第五章讲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时，提出要改造小生产，就明确指的是“小商品生产”。列宁讲这段话的背是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工农政权还很不巩固。不仅国内的资产阶级、地主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进行疯狂的战争和破坏，而且由于经济崩溃，连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如面包、油脂、肉类、衣服、食盐等都极其缺乏，因而，投机活动异常猖狂。1918年至1919年，城市居民各种粮食的供应，国家分配的只占40%多，大部分来源于投机商贩。争夺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是苏维埃国家同富农、投机商贩斗争的主要内容，耗费了布尔什维克党很大的精力。对这种投机行为，列宁非常生气。他愤怒地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俄国的重量单位。1普特=16.38公斤）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把列宁讲的这段话，同前面所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小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是有条件的。

列宁讲的这两段话，都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概括的角度讲的，主要是对十月革命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俄国的小生产的分析；他也不是指小生产的全体，而是指其中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原来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了，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已组织成了新型的集体经济，百分之九十几的城乡个体劳动者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毛泽东在谈到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引用了列宁关于小生产的那段话，并且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要不要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要不要克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而是究竟把什么当作了“小生产”，又把什么当作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目标不明、界限不清的状况下，制定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在实践中犯了“左”倾错误。

如果我党在当时对《哥达纲领批判》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对列关于小生产的理论的背景加以全面地考察，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这类低级的错误肯定是能够避免的。（三）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去政治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决定了它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也许和消极地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关，有些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这种特征持否定或至少是淡化态度。不懂得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会有真空，你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非社会主义或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有政治上的糊涂虫才“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面，有人为了满足学生的“自发心理”和幼稚的好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看作是一家之言。而对剩余价值理论更是不予讲授，甚至采取漠视的态度。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说它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被选择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我们要承认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但首先要承认它的阶级性。当然，在学术理论上它一定会出现在不同的学科当中，但那是马克思的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像毛泽东思想并不等于《毛泽东选集》一样。不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信仰，而把它降低为一种思想流派，这正是那些搞“普适价值”的人所求之不得的。（四）综合判断能力缺失的个例。请看一段描述：“我最受不了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教授用枯燥的语言，讲述着枯燥的课程，每一种空洞的教条，要重复讲十几分钟。‘所谓直接推理，是这样的一类推理，特点有这样一些。特点有这样一些，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这样的一类推理，就是直接推理。我们的形式逻辑，对于直接推理，所要研究的就是，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我们能够懂得，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请不要把理智嘲弄，最有逻辑的头脑，也会被折磨得发疯！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引自周国平自传《岁月与性情》。一提到周国平，大家无人不晓，此人被称为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想不管是谁，都会对他这段话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在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形式逻辑》是一门传统的古老的学科，它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经历代演化至今。它是当下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内容，是人类思维训练的最直接的工具。我们可以想见，关于直接推理的内容一定是：所谓直接推理就是从一个判断为前提出发，根据其逻辑性质，直接得出结论的推理。而间接推理比如三段论就一定是两个判断为前提，然后得结论。不管谁讲，说不说废话，结果不会有差别。我们都是读过哲学课的，知道《形式逻辑》课对辩证思维训练的作用，你即使不听课，也不能嘲笑这门学问。接下来就会进一步看出无视科学法则的后果。

还是这本自传，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时候，有这样的描述：“我最关注的还是人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课上，我成了抽象人性论的激烈辩护者。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性，只存在阶级性。我从逻辑上反驳了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共同的属性，人类怎能成为一个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一切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哲学教员据此推论说，爱情也好，民族感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感情，除去了阶级内容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也从逻辑上反驳：如果爱情、民族感情没有自身的特质，阶级烙印往哪打？”先回答“往哪打”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阁下的逻辑吗？毛泽东说“打上阶级的烙印”，实际上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人的多方面的感情都要反映出阶级性这个根本属性。打上烙印只是一个比喻，它并不是说用阶级性来代替一切感情。按照周学者的思路，阶级性还是一种人的感情以外的一种感情，它要以人的感情为实体，是后加在其上的东西。就好比“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有“我是中国劳动群众中的一员”，这必须思考两次。这在逻辑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

再说“人类”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事物的质是有多面性的，比如水，在物理质上，它分为气态、液态和固态，每一种存在状态都是不同的物理质；但是它的化学质则只能是H O。人的本质也是一2样，作为类本质，它有和一般动物相区别的特征——能够制造使用工具，有语言能思维的高等动物。但如果是讲人的社会本质，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这些关系当中，经济关系又是最核心的内容。在阶级社会，人们主要的经济关系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它主要体现在差别上，即占有还是不占有；占有的多还是少。这就是阶级的内涵，也是任何人生存的基本平台。人的爱情、人的尊严、人的审美、人的信仰等等的精神表现，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平台。阶级关系是人不可选择的，而阶级立场却可以选择，但不管是听其自然还是背叛家庭，都不可能作为超阶级的人存在。什么是抽象的人性呢？那就是人的类本质，是人对自然的能动性，是自我意识，是群体性，而这些东西在阶级社会是与阶级性分不开的，当阶级消亡之后它们仍然存在。但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社会本质，必然还会以新的形态来表现，而不是只剩下了人的类本质。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能不能说服周学者。

三、系统与体系

按照辩证法的思想，自然界普遍的存在形式就是系统。同样，在社会领域和人类思维领域也不例外。凡对某一事物认识深刻又表达清晰的，无不是在联系中把握的，即它本身就是系统的，并不一定要在一个刻意构造的体系中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在传统教科书当中，不管哪个版本，基本上都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体系来展开的。哲学的起点是恩格斯所归纳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据此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心主义，唯物主义分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个历史形态；唯心主义只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个形态。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据此将哲学观点又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可知论有唯物主义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可知论，而不可知论最终是要导致唯心主义的。讲完哲学基本问题就接着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点——物质观，接下去就是运动观、时空观、意识观，然后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即三大规律五对范畴。再下面就该认识论，包括真理观。再下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这些排列难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哪怕是列宁做好的吗？肯定不是。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写过教科书，没有担任过大学教授，甚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像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讲演录》那样的书他们都没有写过，他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写类似的东西。他们学说的宗旨和本质也不是搞这些东西所能够体现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几十年来按照前苏联的体系来进行宣传和教育呢？无非就是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那么我们要问，这样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没有好处呢？当然不能说没有，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还知之甚少的时候，在这个民族的哲学思维训练还比较弱的时候，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学者对原创的经典著作也不是非常精通的时候，我们按照这样一个稳定的框架来吸收其中的精华也是很有裨益的，它让我们在理论上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共同表达方式。学生考试以它为据，工作中指导思想的文本表现以它为根，著书立说要以它为源，不入此道的定是边缘化的存在。

但是，现在看来，或者不如说自改革开放深入进行以来，大体应该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样子，这样的体系带给我们的已经不是正面的推动作用，它已经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的吸取与发扬。一颗优质的思想果实，不一定都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如果硬是加给他们，就像有人歪曲了他们的理论一样，同样是不公平的。一个理论家是有思想个性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是不会接受的。比如，马克思在讲到发现阶级的存在和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时，就明确指出这不是他的发现。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把副标题定为“就摩尔根的成果而作”，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没有立一家之言的打算，只把它叫作《哲学笔记》。这样思考问题，与以下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我们的大学生，特别是在非哲学专业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课普遍存在畏难情绪甚至很反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相信一个学说在方方面面都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左”的思维方式的渗透性影响，经常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学说都定义为“不科学、不全面、有局限性”的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就太完整了，因此也太神圣了。我们经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批判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而马克思主义本身怎么会如此“绝对完美”呢？有的学生就直接向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都把自己的理论解释为研究问题的起点，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建成一个面面俱到、以一当十、唯我独尊、战无不胜的万金油体系呢？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做出伟大的成就，也不见得在哲学思想上有多么全面而高深，他们大多信奉宗教。我们经常解释为他们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言外之意也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不如反过来，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会成为人类继续进步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它不会包罗万象，也不必包罗万象。比如什么叫作时间，什么叫作空间，什么叫作运动，什么叫作物质和意识，我们除了在《反杜林论》当中看到恩格斯分析杜林的一些糊涂观念和定义，哪里有现在教科书上所规定的那些完整的定义呢？难道没有这些完整的定义我们就没有哲学思维了么？谁都知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除了《导言》、《运动的基本形式》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三篇论文是完成式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思考的半成品。我们不能就此说恩格斯的思想是不系统的吧！当然，我们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没有完整体系的，这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爱因斯坦曾说过：“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被称为当代的爱因斯坦的霍金写出了《时间简史》，普列高津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比尔·盖茨以计算机的超越性思维领跑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很难说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因此而贬值，它还和原来一样，不愧为千年思想家领航而生成的人类解放学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经常讲牛顿是形而上学的时空观，先不说形而上学这个词，就说他的经典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被恩格斯说成是“夸张的命名”，但是，在地球范围内，也就是在初级物理学的层次上，谁不承认牛顿的三定律呢？难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以把牛顿学说看作是光速运动以下的特殊情况么？我们经常灌输“运动是绝对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外力的作用，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就不会改变它的运动状态”，不是更有内容和效用么？又比如“联系是普遍的”，如果不用具体条件做参数，它是要多空洞有多空洞，以至于有的学生从头至尾都不承认。请问马克思会这样叙述他的辩证法思想么？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节最抽象，曾有的教授把讲清这部分知识看作是最有水平的课堂教学。实际上是把自己加上许多主观前提的设定，又把诸多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例分配在不同的矩阵点上聊以自慰罢了。本来清楚明白的矛盾学说，又有马克思带头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各种现象作榜样，却非要搞一个规律，而且是辩证法的核心。一本关于写作的书，提到了离合自然，融贯成篇。我们讲一个问题，要是先定好框框，接着就一步不离地围着它转圈，是不能讲清问题的。当我们解释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时，想到了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先进无所谓落后；当我们解释向对立面转化时则又举出了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祸福相依等等。当说到矛盾双方互相利用时又拿出了外商投资中国市场的事例。请问这是一种活的辩证法么？这根本就是一种零散的确证，虽然有不小的启发意义，但离辩证法的智慧差得太多了。马克思如何展示辩证法的力量，是本书后面的内容。

现在扩展一下，再说“三个组成部分”，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系，惯常的说法是哲学是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落脚点。认真分析一下便可看出，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让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作为落脚点，或者作为目标，如果把科学社会主义单独作为一种理论形态，首先是和为它提供平台的两大支柱不相称（当然，苏联解体之后的各种社会现实的分析并不在原创理论的范围之内，比如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评价等内容），而且也难免有叙述上的重复。现在研究生必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很多内容就是在实践的角度又重复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三个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拉得太长了，反而拖累了它。马克思于1874年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这里的告诫就像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是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才使用一样，充分考虑了它们的针对性和范围。因此不能把它们绝对化。就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说，在理论上，它不能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平起平坐，如果说它是一种纲领，那就不妨把《哥达纲领批判》作为它的蓝本，而把《哥达纲领》作为它的反衬。如果说它是一种宣言，那就自然归为《共产党宣言》了。一个有趣而耐人寻味的事情值得注意，就是《共产党宣言》既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三个组成部分，那么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单独提出呢？难道它还会在两个意义上诞生么？在我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以这两个纲领性的文件为中心，结合现实的状况分析问题非常有效，没必要为了凑体系重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四、从比较中看系统与体系

哲学界内有句行话，叫作“哲学就是哲学史”。如果抛开哲学的功能，从它对人类文明的传承来讲这是没有问题的。不妨借此组织一次体系上的比较，看它对一个个系统思想有什么作用。康德的哲学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的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有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大家思想丰富到没有几个平辈可以相提并论，那还有更多哲学家的思想被后人拆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论、社会主张等等。再不然就分为自然观和历史观。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用《工具论》来表达他的演绎逻辑，到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怀疑主义，从中国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到朱熹的“理在事先”，再加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他们谁也不是按照后来分析家们编写教科书或学术专著的需要来建立自己的学说的，他们的体系都是后来者加给他们的，但是，这些思想成果的系统性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教科书上提得比较少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许没有过于缜密的体系，但是其主张和信仰总是让人们一目了然的。就拿让·保罗·萨特（法）来说，一部《存在与虚无》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态度，也可以用他的一个核心命题来概括其思想——“存在先于本质”。当然，要想理解得更深入和细微一些，他还有不少文学作品供读者品咂，比如《苍蝇》《墙》《懂事的年龄》，到后来干脆写出了《字句》这样的作品，这里读者怎能不随着作者去感伤和虚妄一把？另外，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这本书文字并不多，如果用体系结构的方法去分析可能觉得它算不上完整的哲学文本，但是一句“有用就是真理”，不是影响了并还在影响着好多人么？英国罗素的分析哲学到后来就直接是逻辑学了，难怪有人说“哲学就是逻辑学”。妙哇！逻辑学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它的体系，概念—判断—推理，但是请注意，这里的体系不是你建立与不建立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人类思维路径的自然表现，或者说存在方式，这就是系统，它是去掉了体系也照样存在的东西。可以说，系统是一个看不见的整体，它一惯发生作用，但不可分裂。维特根斯坦说：所有我没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哲学万花筒来看，思想不必成体系，但必须是系统的。你在生活的某一焦点上把握了某种东西，你不会忘记它对全部生活的意义，在全面反思之后，就会有一个集中的表达，这绝不同于那些名言警句、思想片断之类的文字，因为这类文字离开了产生它们的背景就是随人任意解释的。

五、从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

这里不得不从几年前开始、一直明暗起伏地延续至今的一场争论说起。先来看一篇文章的观点，郝敬之先生在《经济学之树怎么结出了哲学之果》一文的开头便指出：“张一兵先生所著《回到马克思》一书的主题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为此，作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源发处’完全归结为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最初形式，《回到马克思》却认为社会唯物主义是隐含在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线索’，而马克思的社会唯物主义正是对它的解悟和认同。从而作者也就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归结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社会唯物主义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说法。上文的作者不同意争论对象所讲的是资产阶级早期产生的哲学观点，而是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创立的。这使得问题有些复杂，马克思从一个唯心主义者——青年黑格尔派成长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些早期著作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原始文本。加上一个社会唯物主义有什么意义呢？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郝先生不同意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早期的成果，应该归于马克思，但为什么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经济学之树怎么结出了哲学之果，来反驳对方呢？那么作者是否承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至后来的《资本论》，在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之后，同时也就完成甚至发展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看来和作者的认识也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那么，在这里不也照样是“经济学之树结出了哲学之果”吗？这与是不是资产阶级，是不是早期观点应该没有关系。

我选择以上的材料是为了说明，经济学和哲学并不是“树与果”的关系。从学科成长过程和存在形态来看，它们都是“树”；从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对人类发展起到了推进的功效来说，它们也都是“果”。这样一来，从形式上看，问题是简化了，但它却需要在内容上做大量的说明。

先要对学科分类做一个大体的说明。实际上，不管什么学科，都是人类的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我们都知道，一个学科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但是这个对象是在特定方式下来把握的东西，它包括特定视角、方法和一系列术语表达。但是这种圈定并不排除别的学科在另一视角对现实客体的另一认知体系。比如同样是人体，医学研究它的生理过程和表现；美学研究它的造型、动感；生物学研究它的遗传变异等等。应该记住，学科的研究对象总是具体的，因而是狭窄的，受限的。所谓哲学研究对象的包罗万象，它首先也受到了层次的限制，即它只能选择形上的东西。比如遗传和变异是怎么完成的，这就不是哲学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它却能告诉人们，遗传和变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以免你在生物研究的过程中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得出不客观的结论。恒星的寿命分为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这是天文学的事，但是哲学会及时提醒人们，天体运动正像一切运动一样，不但在量上是守恒的，而且在质上也是不灭的，就是说从机械运动到社会运动，各种运动形式不会少了哪一种，在此时此地失去现有存在形式的运动，在彼时彼地还会以铁的必然性重新产生出来。现代医学可以通过换器官来挽救人的生命，但是它却解决不了你到底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这并没有夸大哲学的功能，一个即将进入手术台的患者，期待的还是医术而不是信仰。我们只是说学科之间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区别则是学科内部不同人的学术水准高低。

经济学是什么学问？在我看来它就是研究人类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关系的学问。很显然，这就是人类生产关系的动态方式，它也是社会存在或物质生活过程的核心内容。这样看来，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站在同一个起点上，但正如前文所述，你选择了一种客体，同时还要选择一种解释、分析、判断和推测事实的方法，这就是说，没有哲学的思维，经济学就不是一种学问，只能是生活报告。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说：“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经济’（Economics）乃是指家庭管理术；它指明了一个需要谨慎且节俭管理的特定领域。当人们开始把整个王国当作家庭一样而需要以家庭管理术来管理其生产和消费时，它已然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它使我们跨越到‘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的领域”，“一家的管理有‘术’则可，一国的经济管理远非如此简单，它需要由‘术’到‘学’，即是说，它需要专门性的学问来应对和说明十分复杂的情况”。这里必须强调，不管有没有“政治”这个词放在前面，经济学也绝对脱离不了政治，因为很简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让我们看看马克思选择了怎样的方法。他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谈到自己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时，选了一段外界对他的评论：“对马克思说来，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规律。……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这各种现象的变化规律，它们的发展规律，那就是由一个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这种规律一经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种规律在社会生活上由以表现的各种结果。……所以，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他说来是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并且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种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这另一种秩序中去。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而且宁可反过来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的。……马克思就否认人口规律在一切时期一切地方都是相同的。反过来，他认为，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人口规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关系和支配这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也不同。”接着马克思指出：“这位作者既然如此适当地描写了如他所说的我的实际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自己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的方法，又还是什么呢？”

我们在教科书上或其他文献中，经常读到的那些话：“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是，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仍然不妨算他是最早的一个人。在他手上，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顺过来，以便在神秘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内核。”“在它的合理式上，辩证法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些经常在哲学文献中出现的名言，它不是在什么马克思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使用的，而恰恰是在《资本论》这部在以往通常被看作经济学著作中自然地表述出来的。这足以让我们深思，经济树和哲学树岂不是一棵树么！如果仅仅拿辩证法说事还不够充分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唯物主义的，也是在教科书上每版必用的一句话：“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也正是在这同一个地方被概括出来的。

就在最近，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大写的逻辑”。其意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六、以发散思维重新体味马克思主义

著名学者宫敬才指出：“传统观点以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属经济学范围，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用学科范围划地为牢，把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虚无化，结果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被肢解而成了局部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这棵人类文明之茂盛的、且果实累累的智慧树上面，还有许多以往被种种迷雾遮避而需要重新发现与采摘的果实。哲学的丰富性我们且放在后面谈，除此之外，还有更灿烂的文化成就是我们视而不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没有专门的著作，就在《资本论》当中到处可以体现出美的元素。在描述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时候，有一种悲壮美：“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在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的所有者，却变成了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另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在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谬论时，体现的就是讽刺美：“穆勒这样明白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在它不存在的地方总是存在之后，又十分一贯地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在它存在的地方，也是不存在的。他说‘甚至在上述的场合（即资本家对工资雇佣劳动者垫付全部生活资料的场合），对劳动者来说，我们也可以从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当作一个资本家）去考虑。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所以可以认为，他已经对他的企业家垫付这个差额（？）’……劳动者实际也是在一周间或其他期间，无偿地垫付他的劳动给资本家，以便在一周之末取得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让劳动者变成资本家了！在平坦的地上，土堆看着像高山；现代资产阶级的低能，是可以用它们心目中的‘大智大能’的器量来测量的。”

在《资本论》当中，至少还可以找出“人类学”或叫“劳动人道主义”的学问；“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当属于社会学；还有被称为“社会工艺学”的理论等等。这绝不是“三个组成部分”所能概括的。

大凡思想家，不可能是别人为了接受其思想而分几个部分，各自为战，划地为牢所展现的那个面貌。他们都是以某一方面为制高点，系统观察和研究“日常生活”的“天才”，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就是这样，而且自谦地把个人的工作层次称为“至多算能手”。由于生命的限定，思想家不可能对生活的各个角度建立成套的研究体系，但是在他们宝贵的文本当中，字里行间都会透露出丰富的思想之光。

就拿“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源头主体来说吧，他们哪个人都不是单一的理论家。请看圣西门的著作《论实业体系》、《论文学、哲学和实业》；傅立叶则有《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欧文著有《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思想和实践中革命》。亚当·斯密写出了《论道德情操》一书，分为四十八章，有相当多的文字。至于黑格尔，如果把他的全部著作都研究一遍的话，我们绝不能仅用“哲学家”这一个称号来记述他了。康德更有《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我们一般并不称为天文学家，但这种思想贡献则是不可遮蔽的。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和系统性，并不是把它抬高到什么“真正的百科全书”地位，而是防止用“学科分类”这样的操作性诠释，掩盖它应有的光芒。

七、我们面临的挑战

一是宏观上对垒性力量的消长。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与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比较，无疑前者是少数。相应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少数。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当中，也不是全部信奉马克思主义。当然说，我们坚信它，是因为它的真理性、科学性，也不会因为人数多少而有所改变，只是从“唤起民众”这样的责任意识来考虑，不能低估其工作的难度。过去的教育宣传方式和灌输的蓝本一定要紧急修改。拖延一年我们就被动一大截。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每一个中国有志之士都应该做到的。我们不是书斋里的文人墨客，放眼世界，时时注意外国人对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行为态度。不管是武装挑衅还是经济制裁，都不能使我们的理论工作无动于衷。同样，国内的各种矛盾更是我们加紧研究的根据所在。废除那些旧式文人套路的、神秘的、高高在上、不为人所了解或者离大众越来越远，因而也越来越不受约束，也越来越没有标准的“自说自话”的“纸上加纸”、“信息自乘”的文字游戏，已经迫在眉睫。君不见我们的下一代离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是渐行渐远么？我不是指学理上的距离，而是说信仰层次的亲和力。在西方文化以信息高速路为手段的强大冲击下，青少年的政治免疫力不会维持太久。况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还要指望他们呢。

二是学术变革的难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一直被研究和追问。技术上的难度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学风上的障碍。西安交大一名教授作假受到了处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滴映照大海的水珠。当下学术界可以说是断裂式的两极分化。一方面，高层的学术大师们，以他们坚强的毅力，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工作上。他们的学术成果如同多年酿造出的好酒，滋养着后来人。当然，在年轻的学者当中，也不乏深入钻研问题，日渐成长的好苗子。可是在中层和基层的许多单位院校，学术造假已经快成“合法”程序了。就像当年说的“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一样，论文成了出版界商业交易的载体，一旦发表，它既有编号，又有网络户口，是谁也怎么不了它的。当然，在文字上你并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妥”，也是经过“商业”编辑审过的。大量这样不疼不痒，甚至不伦不类的文章，让人喘不过气来。这要比造假可怕一千倍！单从低碳经济的角度也是不能容忍的。可这也是最难改变的。正像列宁所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可怕的势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潮流把人们努力学习、提高修养、完善自身的积极性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紧随其后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了全社会，知识的地位变成了它的符号的地位，文凭、学位、职称，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种需求不被商业的鼻子嗅到才不合逻辑，于是，我们就落在了今天的场面中。

除却以上的负面影响，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带有政治内涵的大问题，在学术界是否能取得共识，我看可能性很小，至少是需要时日。仅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必须承认，现在的社会人群，按列宁的阶级定义说，阶级这个概念似乎还不能成立于现实，但起码社会分层已经比较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度和潜意识中的方向性，不能不带来研究中的分岔现象，不过，必然性的东西总是不能回避的，只能迎上去。

三是处理平稳与跨越的关系。中国人在处理事务上总是本着“不怕慢，就怕乱”的信条，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一时半时还看不到“大换血”的动向，各类“核心期刊”的杂志还是“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个别实行改革的地方还主宰不了大气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虽然不断推出新成果，但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并不多见，还是书斋里的玫瑰花，充其量是影响着知识界。

但是，我们也深深懂得，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变革是需要思想准备的。特别是像这种不同于教科书体系，哪怕是出版界的市场化企业化，文化产业化这种类型的改革，没有足够的底气和抗风险的引桥性的机制，还是慢动手为妙。我们的学生还要考试，研究人员的思路也不能轻易中断，以至前功尽弃。如果让人接受哲学从普通话改为方言，一贯高深的学问成为类似《百家讲坛》的易中天用大众语境来诠释历史的方式，于丹将《伦语》现代化等模式的出现，必将还是会引起震动的。倒是值得提一下，在《百家讲坛》的系列中，除了周国平讲了一些感性色彩较强的人生哲理外，还没有人讲一讲最具人情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记得丁玲先生回答年轻人的提问：“你在狱中为了解除寂寞，来读《资本论》，为什么不找一个人多热闹的书来读呢？比如《红楼梦》，《资本论》中又没有人物。”她回答说：“《资本论》中有最可爱的人马克思啊！”这不愧是鲁迅先生所称谓的“中国的脊梁”。

由于本人多年在高校教育岗位工作，教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还能在大学生中见到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抱以痴情的。他们对授课内容极具认真态度，课下提出问题，在图书馆中借阅辅助读物，在课程结束后还经常与我联系。我认为，只要有这样的学生在，我们再加上百倍的努力进行改革，过程虽然辛苦，前景总是光明的。

最后，还要说一说我这次的研究工作。虽然我没有教授哲学专业的学生，或是法政类专业的学生，哪怕是文科的学生，也没有导师的头衔，况且，是否能得到学术资助也是个未知数。但是，我抱定了一个信心，必须研究下去。否则，多年教学中所积累下的思考，在大量涉猎同仁们的研究成果之后，如果不写出自己的感悟，提出自己哪怕是一点有益的见解，那也是自私的，至少是怠惰的，这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

当然，我的研究不一定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甚至很难引起注意，但既使这样也不会浇灭我心中的火焰。我不屑于以当下的评判为行动的指南，不然也就没有这种研究了。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我读到了周树林先生的散文《三十年一觉哲学梦》，感动之余受到的启发更甚。一个比我研究条件更加不如的学人，他的那种坚韧，正像人们比喻的“生命的幼苗顶过头盖骨”一样，不计他的成果如何，只看其行动的轨迹就够了。

在担任较多课程的同时，我的写作可能不是很快，当我拿出这一作品的时候，不知道国家的形势和理论界的风潮又有了什么变化，这我也做了充分的估计，反正也不打算只给专业人士来阅读，我在表述上绝不采取“学究式”的语言，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下去，就像我读周树林的文章一样，只要能从我这一段生命的轨迹中体会一遍思考的乐趣我也知足。

在不影响别人正常生活的条件下，我也愿意得到同仁们的支持和帮助，把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拨正过来，把我还没有清晰地理解到位的东西再培植一回，这样，我会尽可能地对读者负责，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完工，让我们开始吧！

第二章 从西方哲学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介绍一个著名人物时，往往采取生平介绍法，即生卒年月，家族出身，学习经历，师从何人，有何作品及不平常的遭遇等等。同样，介绍一种思想，也要看它的出身甚至基因，这和马克思早期成长过程的诸多材料不是一回事，况且那些耳熟能详的资料也不用再重复。我是出于对马克思思想家族背景的认识，来分析这一伟大精神创作还有哪些我们没有大胆探索过的区域，也许这可以叫作“回一次老家”。

一、综合性吸收的典范

我们习惯地以为，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是最大的，这在历史的角度是没错的，但是从逻辑的角度，我们看得还是太窄。黑格尔本人曾经说过：“假使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古希腊的“三贤”，而亚里士多德又是集中的代表，因此，我们有更多的文本和学科体系都直接与他连在一起。比如《形式逻辑》就是很重要的一科。那么，在这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人文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给学生上课，一讲到哲学，总是要先告诉他们：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样抽象的定义，对一个没有多少生活阅历和观念积累的年轻人来说，我保证他们只有“言词”上的认知，是一个非常外在的判断语。我主张，今后不要这样急功近利，不是要讲马克思嘛，还是从他思想的老家讲起吧。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正因为自由，我们就不能怕麻烦，允许所有的人思考任何自己能想到的事情，从任何的角度来追问所有的问题。好了，一连串的烦恼都来了。现代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应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找不着北？因为哲学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难题。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可以分为“问题”和“难题”两类。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问题大多有答案，而且只有一个答案，比如：1+1=2之类，难题就不同了，它一般没有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的解答方式，而正是因为它们最终谁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具有功利性和有用性。但是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们爱智慧是不是就能成为有智慧的人呢？显然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有智慧，实际上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

翻开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互相争论，但是争来争去不但没有结果，反而越争问题越多，哲学非但没让人聪明，反而让人越来越糊涂了。有人可能会嗤之以鼻：“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但它们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但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比如“我是谁”的问题。成龙有一部电影叫《我是谁》，主人公大脑受到伤害，失去了记忆，结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我们没有受过伤害的大脑来说，如果仔细追问，也不见得能回答出来，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逐渐成熟，身体也在不断生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那么我与自身有没有同一性呢？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与推敲的。《圣经》关于亚当犯原罪的说法实际上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智慧的痛苦。它并不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会死的，智慧的痛苦就在于此，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哲学问题正是从这里导出的。人始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它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千百年来人们上天入地，建功立业，改造环境，繁衍后代，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一理想，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路。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也是人成其为人的先决条件。也难怪有人把哲学叫作“关于死亡的学问”，而哲学家就是“经常练习死亡的人”。如果我们从这里引领学生走入哲学的殿堂，开始愉快的精神旅行，最后再得出哲学的规范定义，效果肯定要好上十倍。

亚里士多德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与学生们讨论哲学问题，所以人们称之为“漫步学派”，也叫“逍遥学派”。据说他的全部著作多达一千多卷。他的学问内容广泛，涉及逻辑学、自然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学科。几乎覆盖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他的主要著作是《工具论》、《形而上学》、《论灵魂》、《政治学》等篇章。难怪黑格尔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同时也吸取了他的思想精华。这种博大的胸怀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善于吸取别人的思想精华的，后来的马克思更是如此。这一点，柏拉图就完全不同，他对以往的学说不屑一顾，只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哲学领地丰富而自由的表现。

对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亚里士多德评论说：德性不只是一种道德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行为。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勇敢是什么，而是还要成为勇敢的人，不仅是要知道正义是什么，而还要成为正义的人。我认为，马克思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种以身践行的品质。曾有人指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的距离要比与黑格尔的距离还要近，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因此，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理解的时候，用不着去人为地建立体系，因为在所有我们认为缺少文本的地方，都有他的行动做出了有力的补充。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取是大家熟悉的，后面还有分析，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过，对于康德还是要说一说，因为我们在正面宣传教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这样一顶帽子总是让人觉得不太恰当，也太简单。我们都知道，没有康德的“二律背反”就不会有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马克思绝不是只接受了黑格尔的现成果实，况且这种果实也不是直接能拿到的，他必定对黑格尔的“艰难跋涉”是非常了解且高度认可的。实际上，康德才是辩证法的真正开路人。从恩格斯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确认这一点：“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像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么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著名学者邓晓芒在2004年将康德的“三批判”直接从德文译成了汉语。他说：“我深感康德哲学代表着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理性传统，那种对语言、逻辑的一丝不苟和严肃认真，那种对问题、矛盾的穷追不舍和殚精竭虑，那种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的超越精神，都令人惊叹。这种优秀传统，我们今天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和诠释学中，在现代西方一切思想大家们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但如果没有经过康德哲学的训练，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肯定不会深入。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康德哲学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以往的哲学都流入到它里面，以后的哲学都从它里面流出。”

不难体会到，这样一位公认的思想大师，我们只把他当作不可知论者实在是不公平。在我看来“不可知论”这个哲学概念就值得怀疑。尽管现在的公共课教科书已经去掉了这个内容，但是，在其他非官方圈定的教材中，以及学术领域内，一说到不可知论，仍然是西方的休谟和康德、中国的庄子。我认为，把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表现，也就是心物二元论，定为不可知，有一种武断消极的意味。我们随便翻开一本科书，都能看到这段著名的引语，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这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不可知论”这个所谓术语。只是在这段话之前说过：“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而在这段话之后才提到：“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在我看来，不管是对休谟还是对康德，以及新康德主义等等哲学的评价，“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这才是落脚点。羞羞答答，并不是有什么短处而不好意思直接承认，而是就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说，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不能接轨。他们（至少是康德）要为自己的学说负责，而这种学说又与工业无产阶级这个社会实践的“大写的主体”相距较远，因而只能谨慎前行。“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当众加以拒绝”，那只是面子问题，是从学术尊严上考虑的。况且，恩格斯已经断定“新康德主义”和英国的“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那么，剩下的还能是什么呢？只能是“自在之物”不断地转化为“为我之物”了。如果康德活到马克思那个时代，他仍要坚持“自在之物”的永恒性（这从康德的著作中并不能直接看到），那时，我们再给他一个“不可知论”的恶名也不晚。我想，这样一个顽固不化、令人讨厌的学人绝不会是康德。那好，我们以后就把“不可知论”这顶帽子给他摘去，以便发现和吸取他思想中更多的精华。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对那些“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是怎么的呢？马克思在谈到实践这个概念时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能不能说“神秘主义”就是“不可知论”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当我们对一个客体还不能做出确定性判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神秘感。实际上迷信思想都是这么来的。我们先来分析马克思的这句原话，“神秘主义”或“神秘东西”“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我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也就是说从神秘到不神秘，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只要了解了这个过程的必然性，那么，神秘的东西就可以换一个词来描述了，那就是“尚未被认识的东西”。

在我看来，马克思从康德那里得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比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少。特别是从康德的宗教哲学那里，应该获得了更大的教益。因为正是这一部分是专门研究人的。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意志，其核心就是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人的实践理性。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在方法上运用了黑格尔的路径，但是黑格尔的异化观点，在内容上要比康德的论述离现实生活远很多。康德认为，有了自由意志的人就会有信仰，宗教是从道德里推出来的，有了道德就一定会有宗教。但道德比宗教要更基本，它是宗教的基础。道德本身可以没有宗教，但宗教不能没有道德。道德本身是自足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会逐渐地走向上帝，走向宗教。他的这种理念和主张，也是他以身践行的。因为当时的神学家、教会都谴责他，说他把道德看得比宗教更基本。他的书也因此遭到查禁。国王亲自批示，禁止他以后谈宗教问题。康德还写了一份检讨，说我保证作为您的臣民，以后再不讨论宗教问题。但过了两年，国王死了，而康德在检讨中打了埋伏，作为你的臣民，我不再探讨宗教问题，但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臣民，你已经死了嘛。康德后来又探讨宗教问题了。

在康德那里，真正的至善是道德与幸福相匹配的，也就是善有善报，好人一生平安。他是反对禁欲的，反对克己，反对伤害自己的苦行僧活（尽管他个人一生独身），他认为这些都是不道德的。由于人的有限性，要做到德福一致，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灵魂不死，二是上帝的存在，这就是宗教产生的充分条件。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的时候，讲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和幸福的一致。就是关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理论观点，与康德的第三个“二律背反”——自由与必然也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

当我们讲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在自然科学条件上，首推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与转化、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2008年的暑假，我借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据说我国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中文译本的。不管怎么说，我一读到这部被列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的文本时，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直到今天还不能从感动中走出来。过去给学生上课，在讲到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撑作用时，只是拿过去自己的哲学课老师举出的，什么文昌鱼、南美肺鱼的发现证明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读完了《物种起源》，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对以往浅薄见识的羞愧感。不是说这种见解有什么问题，而是太单一，太有限了。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中，有不少科学论断，让我在《物种起源》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比如：“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下面达尔文的一段话，正是对恩格斯断言的最好注解：“有些古生物学家，例如阿加西斯、皮克特和薛知微曾反复强调某些地层中突然出现整群物种的事实，以此做主牌来反对物种演化的理论。假如同属或同种的众多物种果真在同一时刻产生的话，那么这将对以自然选择为依据的进化学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按照自然选择演化的理论，凡是同类的生物，都是从同一个原始祖先传下来的，它们的演化必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而且这原始祖先肯定是在变异了的后代出现之前的遥远时期就已存在了。然而，我们往往地质记录的完整程度估计过高，常会因为某属某科不在特定的时期出现，就错误地认为它们没有在那个时期生存过。经验常常提醒我们，在一切情况下，肯定性的古生物证据是绝对可靠的；而否定性的证据则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常会忘记，整个世界和那些曾详细调查过的地层相比，是多么广大；我们还忘记了，某些物种群在蔓延到古代欧洲和美国的群岛之前，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生存了很久并逐渐繁衍起来了。我们也没有考虑到许多情况下，连续地层之间的间断时期可能比每个地层沉积的时间还要长久。这种长的间断时期，已足够使一亲种繁衍出许多子种，而在后来形成的地层里，这些物种成群出现，就像是突然创造出来似的。”

在另一处，恩格斯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但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这与达尔文的叙述可谓相得益彰。

在恩格斯这篇成熟的《导言》的最后，他从宇宙观的角度总结说：“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就是德莱柏的反理论的美国人脑子也不得不承认了。”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就整理事实材料这一科研工作的基础来说，恩格斯与达尔文是无法相比的。同时在《物种起源》这部文献面前，我们看到它用以证明论题的根据几乎“自溢”，要想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抽象那也是水到渠成的。

什么叫“理论来源”？如果仅仅把从德国古典哲学（还只包括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哲学的理论来源”（哪怕加上“直接”二字），那也是太狭窄，太“短路”了。新世界观是一个整体，当时的自然科学绝不仅仅起一个支持和证明的作用，它们主要还是启发，一些表达上的技术甚至论证上的巧妙功夫必定得到借鉴。就像我们今天，大量的网络语言和信息化的思维方式，怎么能不影响现在每个人的世界观呢？

同样可以想见，霍布斯的《利维坦》，他的天赋人权命题，难道就不能跳过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直接起作用吗？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没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当然了，现代西方哲学界的一些早期人物，也会对马克思有影响，因为马克思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不过，限于篇幅和结构，这里不再研究。

二、在思维方法上必须跳出唯物唯心的平台

我们现在讨论一个比较敏感，但并不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哲学基本派别的问题。有哲学基本问题，就会有哲学基本派别，但是我感到，一旦划分完成就要管到思想的尽头，这很不利于我们的新世界观。“哲学就是哲学史”，那么，在基本派别的角度，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西方思想斗争史；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中国思想斗争史。历史的真面目果真如此吗？

亚里士多德与弗兰西斯·培根，尽管不是面对面的争论，但前者主张演绎法，后者主张归纳法，这是基本派别的斗争吗？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斗争也属于这种斗争吗？答案是否定的。可它们在哲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哲学基本问题，实际上是思考世界与人生的逻辑起点，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立场问题或党性问题。立场和党性，只有在历史观上才存在，而在自然观上，或者在宇宙观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是通行的原则。尽管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遭到攻击的。”但这只是个比喻，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里并不是说，只要触犯了我的利益，我就坚决反对“在平面内，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马克思是指，在平常看来与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旦与经济利益挂钩，那就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比如无神论，在封建社会直接触犯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那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你只要不涉及人家的经济利益，无神论算不上什么大罪，甚至干脆就不是罪，因为钱比神现实得多，重要得多。这我们就搞清了不会有人因经济利益问题就去咒骂相对论本身，去嘲讽计算机技术。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这样，我们的哲学殿堂就比较有魅力了。

当我们解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基本概念的时候，学生很难产生共鸣。你只要回答思维和存在（默认的客观存在），谁第一谁第二，就分出了“阵营”。特别是在解释唯心主义的时候，“先有水杯这个概念，然后才有实际的水杯”，谁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人。或者得出“唯心主义是疯子”这样的结论。这就要看你对“第一”这个概念怎么理解了，实际上唯心主义这里的“第一”并不是顺序上的第一，而是逻辑上的。各种水杯是可以更换的，也是要转化为它物的，但是，水杯这个概论并不会变，它始终如一。唯心主义看重这种逻辑在先，实际上就是个思维方法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你把这种思维方法用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你到基层去搞调查，不是先了解第一手材料，而是停留在听汇报，看文件上面，这是你的主观武断和怠堕的表现，它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虽然是“生活当中有哲学”，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上哲学这个“纲”的。你爱吃鱼，这用什么哲学观点来解释？丈母娘来了，你站在哪个阵营来处理？小偷在撬锁，这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如果我们这样讲哲学，它不但是庸俗化的，干脆就被取消了。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种理论思维，必须是在最基本的逻辑框架内来进行训练，而不是随便插标签。

唯物主义需要借助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这不是马克思做过的么？我指的还不是这个方面，而是它的形而上的抽象法。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往所做的，正是以它为对立面的，我指的正是这种逻辑在先及其意义。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意识，虽然它来源于自然界，但不能因此就永远受动。我们承认任何时候人之外的客观实在都是生存之根，但这种朴素的立场不会成为问题。问题最大的是我们如何与这一客观实在自洽地相处。你认识它的本质，认识它的规律，又合理地改造它，这些都必须有形而上的高度才能做到。唯心主义为什么会产生？照过去的说法在思维方面主要是认识的片面性，然后还有阶级根源。在我看来则不然。真正的唯心主义对人类文明是有大贡献的，关键是我们的哲学界把那些历史上的唯我论、宿命论，都归到唯心主义这个范畴当中了。像尼采这样的人，居然说出“我为什么这么聪明”的话，不管他在这话之外又说了多少别的话，把他称为哲学家也是牵强附会的。难道唯心主义者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么？

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觉地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出普遍规律，当作进步的思想武器，这是一切哲学，不管是唯什么主义，共同的宗旨。“存在就是被感知”，用思辨的头脑来分析，我体会是：感知到对象，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在被你感知到的意义上，对你来说才是真正的存在。因为存在论本来就是意识论。我们通常解释为“不管什么东西，你感知到它，它才存在；感知不到，它就不存在”。这样的悖理谁能接受？它如何像小孩子的蒙昧意识一样传到今天？

这涉及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驳斥“存在就是被感知”或“物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用了两个设问，第一是“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第二是“我们是否用头脑思想？”这其实可以归为一个问题——离开了人，存在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经常向学生讲，没有人，宇宙只是一个寂寞的永恒。它有过程，但没有历史。我们看黑格尔的观点，在他那里，作为哲学开端的存在，是一个没有规定性的、没有展开的存在。它既包含着一切，又不表明任何东西，是有和无的统一。我们现在讲列宁的物质定义，核心就是客观实在，从我们的思维来看，这不也是有和无的统一么。它包含一切，又不归为任何具体存在。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今天，这种一致性很容易理解。如果列宁真把贝克莱的那个命题当作“儿童蒙昧意识”来批判，那就太举轻若重了。如果不是，那就包含误解或有其他原因，总有他的理由。但我们绝不能再继续这样教学生了，以至于到最后，向主观唯心主义发出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质问：我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母亲所生？再拿“心外无物”这个命题来说，我们也经常把它说成是“中国的贝克莱命题”，王阳明说成是中国的贝克莱。我没有读过这位大思想家的《传习录》和《大学问》，只是在一些材料中看到把他的哲学中心归纳为“心外无理”。当然，“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一连串的概括，在文本中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把握一个思想家的体系（内在的体系就是系统），从全局来理解具体论断。如果说这种论断很武断，很无用，甚至对人有害，我们能说服人么？你在网上一翻便看到这样的信息：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又称：他的政治主张是“明赏罚，量情法，重纲纪”。再看影响：在他的老家修建的纪念设施就不用多说了，就是在宝岛台湾、日本等地，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只用一个“心外无物”来介绍这样一位大思想家，简直把人家看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丑了，实际上这种角色正是我们自己。日本三岛毅博士的一句诗“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东乡平八郎有句名言“一生俯首拜阳明”。蒋介石在日本期间，看到电车上很多日本人都在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一会，闭目沉思一会。他大为震惊，于是开始阅读《传习录》，并崇拜王阳明。并把台北的草山命名为阳明山，以示纪念。请问，当我们的学生读到这些信息后，我们这种上课能起什么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看来，主观唯心主义就是侧重于主体的能动性，客观唯心主义则侧重于客体的制约性。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上，它们都是不能越过的阶段和模式。同样，唯物主义也具有这样的地位。两种思维路径是相互交织和相互斗争的，这才是真相。

至于说到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都持唯心主义的观点；被统治阶级总是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就要分析了。有道是，研究哲学，没有闲遐的生存意境，是绝无可能的，而这种条件，只有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才具备。因此，不管是什么主义，都是来自上层的。老百姓的生活信条都是散在的，也是各种思想交叉的，不会有一个纯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存在。由于他们在劳动中的感悟，有一些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很自然，但统治阶级的舆论覆盖，更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官方推崇的当下那个历史阶段的所有思想，也包括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过由于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性，生产力将超越任何思想的东西自然地发展。

那么，无产阶级有什么特殊性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不是说它有什么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说它的特殊历史地位。正因为它是人类解放前夕、由旧的经济结构划分出来、有着自我否定使命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类多数的群体，所以，由它的生存运动而产生，又惠及全人类的思想理论，与以往任何阶级实体所由产生的思想必然不同。所谓“最后的斗争”就是自此以后不再有同样的斗争，这是人类的黎明，自此之前都是黑夜中的搏斗。我们不难看出无产阶级的特殊历史地位。鉴于此，我们就不能对这个概念进行顾名思义的理解，把它解释为“没有资产的人”。应该称为：人类解放主导群。这里的解放，也不是去解放别人的意思，而是努力创造每个人自我解放的条件。

以往的哲学，其自然观和历史观都不能得到统一，道理就在这里。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是天差地别的关系。你研究虫子或石头时可以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因为你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异类关系。你在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时，不可能做到完全超然的客观和公正，因为你与研究对象二者之间是同类关系。”那么无产阶级——人类解放主导群，为什么就不一样呢？因为人类跋涉到这个地步，已经达到了自然与社会的融合，主体与客体的融合的境地。研究外物并不脱离自我；自我在研究中也同样是外物。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把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时，和研究虫子与石头没有区别。要不然就不会声称“不要资本家负责”了，也就不会说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这里，它不是没有阶级性，而是这个阶级的特殊性让它超越了以往的狭隘眼界。

对于唯物唯心的划界与互相借鉴，同样也要采取超越的思维方式，把智慧之门开得更大一些。

三、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反思

我们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形而上学这个词做了三阶段的理解。第一阶段是从古希腊说起，所有学问共分为两类，如果某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学科就归为形下学，如物理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如果你研究的对象看不见摸不着，那就是形上学，如逻辑学研究思维规律，思维是看不见的，更不能用实验手段。第二阶段，在一切形上学中专门指哲学，因为它抽象程度最高。在这个阶段，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同义词。只有第三阶段，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用法，即辩证法的对立面。

我们也经常分析，为什么把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叫形而上学呢？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写了《形而上学》么？还是因为他创立了《形式逻辑》，过于注重形式，太死板僵化和教条了？对于一种方法论来讲，名称上的痕迹也不是太重要，反正也不能顾名思义。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和习惯，那就有关系了。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周易》中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是认识3000年中国“道”文化的关键。这里面的内容又丰富无边，以至于“道”这个词都找不出合适的外文翻译对应词。况且，西方构建理论体系都要求步骤明确，可以亦步亦趋照着办，而中国人的最高境界是“不可道，不可名”，强调法无定法，强调心领神会，强调心照不宣，强调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形上的妙处。

形而上学，它的核心也就是形上学。我们偏偏用这样一个名词来做辩证法的镜子，成为一个“反面”名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为“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也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不要根据地瞎说一气。从文化亲缘上来讲，这种表达总是让人不舒服。不就是给辩证法找个对立物么，叫它机械论我看就挺好。宝贵的形而上的道文化术语，还是让它留给我们自己来用吧。

方法论的表述可以是很灵活的，比如全局观联系观，对应的就是局部观孤立观；发展观变化观，对应的就是僵化观保守观。如果对应的问题不是具体的，是为说方法论而说方法论，那个时候你再用“辩证法”与“机械论”来描述也不会造成误解。

再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在外国哲学界，甚至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那里，形而上学这个词，多是用来表达哲学上的本体论的。这在传播与沟通上，即使不会引起混乱也要引起麻烦。这对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利的。（二）关于“时间与空间”“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伸张性和广延性”。这是所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训练的人张口就能说出的，就像说出“物质是客观实在”一样。但是，就现有学术研究结果来看，一个共识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没有体现马克思对时空理论的发展。

先是从文本上看，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的时空概念做过定义，我们的传统观念是来自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那里，他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我们的教科书接下来的论证就是时间的特点是一维的，一去不返；空间的特点是三维的，长宽高。它们不但是客观的，而且也是无限的，即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这一系列认识，特别是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证据，冲破了以往时空观，特别是牛顿时空观的局限。但是仍然不能摆脱仅从物质和运动这种宏观的角度来认识时空，这种思路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一直沿袭下来的。而目前一些学者的新思路，我认为是回到马克思时空观的正确途径。比如刘奔先生提出“时空问题的哲学研究，应当充分注意不同运动形式中时空关系的具体方式”，“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哲学的时空范畴只满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何以具有普遍意义？”他主张把马克思所提出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的论断，作为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定义。这是很有创建性的，也是和我在潜意识当中产生过的观点不谋而合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另一方面，劳动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同时，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起源。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这种“以人为本”的本体论，为我们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深入挖掘的可能。它让我们看到，时间不单纯就是时间，空间也不单纯就是空间，二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一方既是另一方的原因，又是另一方的结果。时间随着人的活动内化到产品和关系中，这些产品和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随着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原来的空间被改造而内化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进程即时间中去，成为时间的一部分。

马克思的时空观还提示我们，时间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人类进步状况的尺度。在以人的自然依赖为特征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中，空间（交换的范围）非常狭小，时间节奏也是十分缓慢的。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空间被大大拓展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时间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衡量一切社会的物的价值的标准。在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前提的第三大社会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空间将通过时间的媒介而进一步被拓宽，时间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显示出来。这和我们以往所认识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没有任何条件的“伸张性广延性”，有着质的区别。《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这一论断分明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现实的时空观。是的，生产资料是固体时间，它意味着过去，也成为支配现实时间的手段。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全凭劳动，劳动是现实时间，它决定着对社会财富（那时已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的支配方式，也就是支配已凝固化的时间（马克思说的“过去”），也就是支配现实的空间。这就是时空转换的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劳动日”当中，马克思以讽刺笔法分析了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的拙劣说词。在西尼耳看来，“劳动者是在最后以前一小时生产他的工资，而在最后一小时生产各位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这位所谓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把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进行任意分割，就是因为他把劳动与“纯粹”的时间进行了分离。在他的头脑中，任何一小时都可以独立地代表不同意义的劳动。一个劳动日，就是由这些“小时”构成的，根据利润率，你就可以进行数学上的相加，并按照不经深入思考的“逻辑”，判断出“最后以前的一小时”和“最后一小时”的不同意义，以及这两个小时与工作日中其他小时的区别。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件商品恰好用一个劳动日来完成，而它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也恰好是用最后一小时来完成，那么，如果工人在最后一小时之前停止工作，资本家只是损失了利润么？他的材料费和工时费依然如故么？可见，即便是对某一具体过程来讲，用“纯粹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来思考问题，不是可笑的也是无用的。“时间就是生命”这个命题，除去紧急状况的特例，在最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其意义特征是最普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当时工人的生存景象抱以强烈的同情和对官方的义愤。特别是女工童工的悲惨处境让人瞠目。一位20岁的女缝纫工，在连续工作26个半小时之后死于疲劳，这居然是为那些参加舞会的太太小姐们赶制服装。一个12岁的男孩儿竟然不知道伦敦，更不知道耶稣，把god读作dog。他们每天平均15至16小时，且在恶劣环境下的劳动，还不算额外加班。空气、阳光对于他们都成了奢侈品，最好的地区平均寿命也就是42岁。国家征兵的时候，最低身高不得不从一米六多降到一米五六。这些内容都来自当时的官方报道，是马克思做的摘录。我们读了这些东西，真感到生命过程的恐怖。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高雅气质、聪明智慧以及健壮的体格，是建立在多数社会成员的非人生活基础上的。

有了深切的感悟，对时空的理解是大不一样的。当然，有抽象思维训练做基础，我们不会不了解哲学上的时空，或是数学上的时空。都知道距离与时间之比就叫速度；时间乘以速度就是距离。这些抽象关系如果不运用到生活实际当中，不但没有价值，也不会有真正的观念。爱因斯坦在创造他的狭义相对论之前，其关键性的突破就在于发现了“时间是不能绝对定义的”这一点。他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宇宙当中挂满了钟表。”《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说：“没有理由以为一个人的处境比他人更优越。”这些科学家的判断，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时空观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劳动价值论时，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他虽然模糊觉得，在劳动体现为商品价值的限度内，劳动只是作为劳动力的支出来看，但又把这种支出，视为只是安息自由和幸福的牺牲，而不把它视为正常生命活动。不用说，在这里，他是把近代工资雇佣劳动者放在眼里”。马克思虽然肯定了他同情工人阶级的态度，但并不同意他一概把劳动过程理解为“牺牲安宁与幸福”的看法。在这里，马克思是具有超越性眼光的。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是生命活动本身”，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它才“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对人性的复归。在那里，劳动不单是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看来，我们只有在具体的人的活动中来谈时间和空间，才会有意义和价值，也才会有展开的丰富内容。不管是机械运动，还是物理化学生物运动，或是社会运动，总要选择一种形式。我们来看现有教科书上关于运动的定义：“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既然是过程，那就是持续性，这和抽象的时间概念是重复的。当我们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的时候，也难免重复，因为伸张也是持续的结果。这里，之所以贫乏和枯燥，就是因为放不下“而上”这个负担了。抽象能力是人人都有的，我们不会因为关注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实际命题，就会把宇宙忘记的。相反，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会升华到“思维中的具体”这种真正的抽象层次。（三）人的感性活动与实践

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不但马克思自己确定过，而且在大多数学者的意向中也是成立的。但是，还有问题需要研究。

问题要先从物质定义的解释说起。在多个场合，我们都能读到这样的文字：“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不但包括可感的物质实体，也包括人的感性活动。”而且标明其理论来源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此，就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这个概念，认为这是马克思研究工作的起点。

可学生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理解”。物质为什么还包括实践？实践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客观性，二是意识性。这不就等于说“物质也包括意识”么？如何解决呢？让我们慢慢说来。

人类的童年与每个人的童年是一样的，都充满了蒙昧与幼稚。就是说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作为类主体，只有在它的思维水平达到对自身活动进行全面反思的程度，它的活动才够得上实践，其社会历史性就在这里。当然有人会说，这个长长的链条也没有一个划线的地方呀，可是，问题不是抽象的，最起码我们可以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生存活动算不上实践。因为自觉能动性是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没有文化的全面统摄和自觉传承，我们只能称其为感性活动，而不能称为实践。

有人又会问了：感性活动与实践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我先不直接回答，而是迂回一下，把我几年前的一篇论文放在这里。这篇论文我也时常重新翻看，对眼前的问题有很大启示。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与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实践唯物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具时代性的概括。在高校“两课”的教材中已经做了归纳性结论。对于实践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的文本基本上都概括为：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关于实践的基本特征，多少年来表述没有变化，而实践的基本形式，对于其中的“阶级斗争”一项，改为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三十年来这些内容比较固定，阐述也越来越精当，没什么可说的。真理观这部分，在体系的逻辑展开上也没有任何疑问，只是在实践标准的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标准，这是确定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尽管我们在辩证的角度也谈到了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但其深度和广度还远远没有到位。如果我们对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进行对比，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所具有的局限性当我们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显然是把实践当作了认识的对立面，它们在时空的界限上应当是相应相称的，也就是说，人类特有的某种认识，它要受到实践的检验，这种实践在范围上层次上就有了一定的针对性，它要用自己特有的客观效果来做出明确的判断，是非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在这种模式下定会出现以下的局限。（一）很难包括现实中的特例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在拿到实践中去检验之前，这种实践活动过程实际上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来了，好像作为检验的手段已经等在那里了。煤焦油里能否提出茜素，只要实验结果成功，认识就成为真理，但是成功的条件究竟由哪些元素构成，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保证成功甚至一定失败，这些方向上的推断就一概不用管了，反正是“煤焦油里能提出茜素”。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看，煤焦油里提茜素是生存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必经的手段，它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就完结了，这样一来，各种条件和情况的出现与改变，就都会包含在实践主体的视野范围之内。三十年前有所谓“大辩论”，似乎真理越辩越明，其逻辑依据就是用在头脑中设计出的实践与某一观点相对峙，这种习惯以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痕迹。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一争就把时间争掉了。”实际上有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成与不成这样一个简单的界限，它很可能比较复杂，是一个非线性结构。一旦我们紧紧盯住“标准”这个结点，往往陷入片面性。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经营制度的唯一形式，就算有99%的肯定性证明，也还是有南街村这样的个例是我们应该做特别研究的。所谓真理的相对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生活反映程度的局限，而且是对现实生活做了先入为主的预设。只要是仅仅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待，而不是同时作为生存运动来看待，就很难摆脱这一桎梏。（二）遮弊了生活的多样性按照唯物主义的思路，真理是生活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生活是否一定要依赖真理？这又必须对真理进行一番考察。过去人们总认为，亚里士多德率先把真理称为“符合”。海德格尔认为，事实是人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以致一直把真理理解为某种物与知的符合与一致。赫拉克利特早就提出真理始终是在被揭示状态的意义上出现的。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试图揭示存在者的时候，这种揭示同时也是一种藏匿，因为当你把某种存在带到光明的同时，也就使得存在者的整体存在被摧毁了，失去了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并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存在者之总和”。尽管存在主义的真理观带有相对主义的味道，也必将走向《存在与虚无》，但是它对我们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有着很大的启发。首先是作为生活本质即生存运动的实践，与存在主义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一致的。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存在主义基本上代表了被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的西方人的心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追求并不指望获得真理，而且也没有所谓“获得”，但是他们综合国力的强大和继续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倒退。这就是说，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被包容在作为存运动的实践当中，并不需要独立存在，人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将真理时刻记挂在心，并随时准备着检验出更多的真理。所谓“为真理而斗争”实际上是“为生存而斗争”的一部分。我们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与国际接轨，其文化平台应该更加宽广，尽量在思维模式和价值选择上找出更多共相的东西，这就必须变革一些传统的哲学理念，用更加开放的胸怀来理解和拥抱生活。（三）限制了对必然趋势的现实把握人们都知道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里的合乎理性是指合乎必然规律，这里的现实并不仅仅是指既有的一切存在的总和，它还包括必然趋势。或者说，这里的现实可以用“现存及其张力”来表述。我们知道，“三个代表”的第一个内容是“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里的落脚点并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现实状态，而是包括这一状态所蕴含的必然趋势，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的“生活世界”。谁都知道，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这一点又集中地表现在技术的变革上，而这种变革又只不过是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的一个方面的线性成果，更大的潜力即将变现，但在既有的生活中并没有“临床”意义。而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绝不会包括这种潜在的必然趋势，它要的是一定能兑现的结果。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假说一定成为科学理论的前奏？这是因为对科学事实所做的判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检验的条件。如果一定要按真理的原则来把握事实，那么在假说时期内就没有真理。这不仅割断了真理发展的脉络，而且压抑了对多种可能、包括走向判断反面这种可能所做的心理准备。还是鉴于真理的相对性，关于科学划界和理论的证实程度问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定夺的事情。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作为生存运动来对待，在第二层级上再与真理发生联系，这样的顺序和结构将敞开一切可能性的空间，获得更加丰富的真实世界。恩格斯说：“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么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这就是说，经验事实纯粹化的情况是不会有的，而我们用做检验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则一定是纯粹化的，否则就不称其为标准。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如果我们是从理论出发，事实总是被裁剪的，因此它只能是纯粹的。只有从事实出发，“实际联系理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才会避免对事实的误读。

二、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所具有的优越性尽管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和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并不是两种或两次实践，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叠加，但是它们对人类生活的观照维度是不同的。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具有以下的优越性。（一）文化包容性现在教科书告诉我们：实践之所以能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由于它的两个优点，一是普遍性，二是直接现实性。所谓普遍性实际上是一种“结果的必然性”，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某种结果一定出现，这样的实验可以无限重复，因此是普遍的。所谓直接现实性有两点，一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客观物质性，二是可以把理论变为现实。以上其他观点先不讨论，只就“把理论变为现实”这一点来说，其中的现实仍然是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这种由“理论变成的现实”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检验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但是从实现的途径上，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这已经和理论的预设不一致了。更重要的，这种模式本身所潜藏的危机，注定它一定走向反面，这更不是社会主义理应变成的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则是，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改革之路。本来，由具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是一种复合模式，因为公有制的基础还没有发展到单一化的程度。但是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没有被当作质的差别来对待，只是做了量的估计，再加上世界经济以资本主义为主体，不能不使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大的曲折而陷入低谷。市场经济作为世界主流经济模式，它要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所有“生活主体”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有办法包容这些文明要素，然后才会有合理的选择与作为。这是生存的需要，它远远大于“追求真理的需要”。（二）社会和谐力和谐社会是我们追求的近期目标之一，它的活动指向自然是各种社会矛盾。人们的价值观千差万别，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事实总不会尽如人意。而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会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我们只拿真理的原则来对待生活，用既定的眼光来审视各种事物，我们不但会感到孤独，也会感到失望。马丁·路德·金说，在同一个场合，懦弱者会问：“它安全吗？”自私者会问：“它有利吗？”空虚者会问：“它好玩吗？”但是有道德的人会问：“那是正确的吗？”要知道，这所有的人都有他们自洽的理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并不能只重视有道德的人所关心的“正确性”问题，应该把其他所有问题都当作重要参考，因为它们与是非的判断都是不可分割的，这才是我们的真实生活。我们信奉马克思的学说，这是求真欲望的体现，但在这之上，首先要有求善的欲望。一般人只把“善”理解为“善良”，其实更重要的还包括“善于”。“善于”是分析、驾驭、灵活机动地处理每一种不同问题的“变通”的能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刻意模仿马克思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会非常自如地处理好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这种能力和风度恰恰是政治领域的行为美。在国家元首之间会谈的场合，我们会发现这种美，在宣读判决书的场合，会发现这种美，当然，在所有做祈祷和礼拜的场合，仍然会发现这种美，而它的绚烂之处，正在于其生命力表征的丰富性，这岂能是用真与伪一个视角就能做出解释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相对平衡，不只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允许生存”这样的底线，更是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崇尚生存”这样的超然境界。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以生存为目的的“善”，远远包容了以判定是非为手段的“真”。（三）实效价值观价值观是一种立场选择，在逻辑表达上它是一个中性词。为什么冠以“实效”二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研究和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实效性。这种实效性，笔者曾撰文总结为四点：理论的简洁性，实践的探索性，策略的灵活性，原则的唯实性。近几年来，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对这种实效价值观更有了新的认识。仅就实践的探索性而论，人们都非常熟悉“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比喻，看似直观和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学道理。首先是“过河”代表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如果把它理解为对某种观点的检验，那就把丰富的实践活动变成了一种社会实验场，这在科学发展本身也是不允许的。再说“摸着石头”，有人曾说首先也得有石头，而且不是那种一踩就被水冲走的石头。实际上任何比喻都不能一对一地按字面去理解。所谓摸石头，就是代表了探索性。当然，探索也不是没有任何可遵循的，只是要突破一切预成的观念，大胆去设想、去试验，这就是变革与创新，是发展的杠杆。我们党为什么提出生产力标准？这并不是说它高于价值标准，而是就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在进一步深入的前夕不断发生困惑的具体情况下提出来的。按照邓小平理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际上只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能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改革的航船既然已经起锚前行，而且人民生存状态的改观证明了我们的方向和原则没有变，在这个前提下，就只有未打开的门，没有不该打开的门。所以说生产力标准不是一个抽象标准，而是一个具体标准。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只要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就应该大胆前行，根本用不着再次回头去对照社会主义标准，因为这样的思维已经脱离了整体，由此而变得空洞、多余。

三、小结：生活之树常青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一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然后才有“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并不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可以说实际就是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它和检验真理的实践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动态性质。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之树便是生存运动，它是一切的目的而并非原因。高尚的人会说，活着就是为了给别人带来幸福。但是我们这里说的生存运动是以大写的人为主体的，因此，目的性得到了升华。丰富多彩又变化多端的生存运动，需要它的每一位创造主体不断适应与追求，定格的东西总是一种片断。对于一个出色的作家，我们无不确认他一定要有生活。但是作家的生活有两种类型，一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或叫作“遭遇”，二是他为创作某一人物形象特意去体验的生活。就创作的典型性和影响力来讲，当然是第一种生活类型更具美学穿透力，因为它是作家本人的生命写照。至于第二种生活类型，就必须借助更多的艺术元素来形成感染力，内行的读者或观众总是能辨别这两种创作历程。哲学以它的抽象性与文学相比，似乎离生活更远，但从本质上讲它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除非它是过时的哲学。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一个人不能超出时代，就像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历数我们时代的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在向人们言说着时代精神，最终它还是以文学命名、以哲学冠姓。现在我们可以说，为了生存运动我们才去追求真理，而不是反过来！

这篇文章是我在2008年参加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三十年之际，收入到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一书中的。

我想，这样的观念已经明确了：感性活动是人类普遍的生存运动，其中够得上实践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一部分活动。有一位干部培训班上的学员就问过我：“小偷偷东西算不算实践？”这就很“八卦”。离开了社会性中的普遍意义这个元素，我们就没有资格称实践，它只能是感性活动，只能作为安全工作中的一个要素来理解。一位工人星期天从事家务劳动，我们每个人的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体育锻炼，如果不从属于一个确定的目标，它只能是感性活动或生存运动。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讲辩证法，从普遍联系到对立统一，这是思维的深入。在对立统一的高度，我们统摄着普遍联系；但普遍联系未见得达到对立统一。

这样就可以说，实践本体论统摄着物质本体论；但物质本体论未经提升，不能自发地成为实践本体论。正因为马克思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论，所以它站在了思维的制高点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个突出的制高点。正像萨特所评论：马克思所创立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至今还没人能超过这一思想的地平线。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工具和起点

讲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先要明确，它首先是一个流派概念，而不能先看作意识形态概念。如果这样，我们在这里将无话可说。虽然它是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但它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并不同于列宁的见解，而且在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没有做效果上的反思。我们要是按《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去与它进行对比，它肯定达不到这个高度。不能说它是同盟军，也不能说是机会主义。如果是前者，我们宁可叫它“后马克思主义”；如果是后者，我们会以政治姿态来说话。而现在我们所看重的，则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深入探索。

学术界多以卢卡奇所提出的“整体性”这个范畴来研究他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派别，我们也从这里开始。

整体性，其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把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看作一个内在有机体，是辩证法的入门立足点——普遍联系的另一种说法。但仔细分析却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最早的总体思想来源于古代希腊，他们把客观世界看作一个无所不相关的整体图景。后来，自然科学进入了所谓“整理材料”的阶段，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占据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是人类文明不可跨越的路径。机械孤立的思维模式在所难免。但人类的反思能力必然会“突出重围”，再现曙光。恩格斯总结道：“虽然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这是恩格斯在1873年前后准备撰写《自然辩证法》这部宏大巨著时在导言部分做出的论断。到了1886年，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则进行了新的总结：“一个伟大的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这就是人类思维的成长。照过去说，我们把它理解为辩证法的成长也就是了，但和今天世界上更大范围内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学术界对卢卡奇“整体性”这个范畴的理解有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性、整体性。“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整体……的因素”，“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他特别强调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应当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指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很明显，在他那里，事实并不等于现实。我们由此想到了列宁的论断：“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亚里士多德）。”列宁还有一段著名的话，就是事实必须是在联系中把握的，如果是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不但不胜于雄辩，那就是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在我看来，对眼前的事实，如果不经过反思，那就不是科学事实。他就像黑格尔哲学中的“杂多”，包含着任何可能性，但唯一没有确定性。

第二，现实性、具体性。卢卡奇指出：“对辩证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他还指出：“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就像马克思所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我们也知道，真理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真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条件，就连下雨好不好也无从回答。由于卢卡奇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不是纯学术理论家，因此，在他所表达的观点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生活潮流的实际感悟。

第三，历史性。卢卡奇认为，总体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早就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而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总体性的活动，活动总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这种历史总体是无法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的，它既不是已经实现的总体，也不是某个日益趋近的目标，而是不断生成着的。

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新生政权维持了不到半年就告失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出卢卡奇那种痛定思痛的沉重感。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考茨基之流，在指导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他坚持革命的自发演变观念，认为革命政党进行的革命活动对社会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革命的时机只有等待其自然的发生。提出所谓“消耗战略”，即通过工人运动包围资产阶级的堡垒，对它釜底抽薪，使敌人经常付出沉重代价，直到攻破堡垒。他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是一个有意识的阶级主体，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应该根据革命的形势随时调整战略，而不是消极地坐以待毙。考茨基用脱离现实历史条件的机械认识方法指导了1918~1923年间的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的工人运动，尽管各国的工人运动声势浩大，但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此情此景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苏联的解体。本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第一任总统，可以利用国家的力量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他却推出了所谓“新思维”，推崇全民国家全民党，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空洞口号。致使叶利钦有机会和他平起平坐，在俄罗斯当上了总统。从此，在克里姆林宫这个70年一直是苏联共产党心脏的宏伟殿堂里，共存着两位总统。这时，叶利钦向外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在我看来，共产党人和诚实的共产党员开始明白这一制度开始崩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拯救它。”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发表就职演说后再次向他表示祝贺。他说：“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将在历史的复杂阶段开始工作。叶利钦当选是改革带来的民主变革的结果。”他还呼吁加强中央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和相互理解，强调在困难之际同舟共济。如果把戈尔巴乔夫看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蜕化分子，那就没有别的好说了。可是，对于接下来的以亚那耶夫为首的八人委员会，就不能不分析两句了。

就在1991年“8·19”事件的前夕，叶利钦就颁布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这是非常明显的向苏共的进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京·瓦连尼科夫等12人发表呼吁书，要求成立爱国阵线拯救国家。呼吁书说：“一场巨大而前所未有的灾难已经出现”，“共产党人正在被匆忙加入敌人阵营的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消灭”。呼吁书问道：“我们……拥戴那些不热爱这个国家、甘愿受制于外国恩主和跨海越洋去寻求指点和祝福的人上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在这种局势下，亚那耶夫作为苏联副总统，组织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本应该是全苏联的希望。可惜，像列宁这样的民族精英终于没有出现。亚那耶夫们看不到真正的对手是叶利钦，而是到戈尔巴乔夫那里去“逼宫”，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而当叶利钦得到消息的时候，所有的电话线都畅通无阻。电台上播放着音乐，在宣布“紧急状态”后3个小时，坦克才开上莫斯科街头。这让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政治家们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绽。

叶利钦利用这种空隙组织行动，占领俄罗斯首府白宫，并同美国布什通了多次电话，策划煤矿工人罢工，在突出的位置发表演说。这样，被称为“开端就是结尾”的政治闹剧灰溜溜地收场了。

这比卢卡奇当年遇到的情况复杂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竟如此低能。八人委员会，个个都是高级干部，还亏得是在列宁的故乡，在斯大林主政时经过了血雨腥风洗礼的政党里产生的物！卢卡奇当年就指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看到社会有机体内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多线性、多结构性和互为因果作用的关联性，因而他们无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势必造成无产阶级被肢解了的革命实践在资产阶级的总体性严密统治中土崩瓦解。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在斗争中轻敌绝不是一般的错误。这种目标模糊，仓促上阵，优柔寡断，贻误战机的行为，不仅将自己置于死地（八人中的普戈在8月20日就开枪自杀了），更重要的是葬送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

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时指出：“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离马克思主义究竟到了怎样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要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的’抽象概念，那么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像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一点上说来，‘超帝国主义论’和‘超农业论’同样都是胡说。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20世纪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么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士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接下来，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批评”这一部分指出：“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在后天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分割——譬如说——土耳其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需要注意的是，考茨基的这种思维方式，与他没有真正站在工人立场上这一点是紧密相关的。

反面的教训太沉重了，我们还是用正面的事实来说话吧。“一国两制”，之所以是一个“天才的构想”，首先在于它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突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国家的性质。在这个作为国家内容的框架里，政体是有活动余地的，而我们国家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它的国家性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框架里，无论何种政体都不能改变其国家的实质。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国体。它标明的是什么阶级集团来操纵国家机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想象，两种对立的制度会在一个国体中来运行。然而，概念的推演是一回事，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又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成长，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又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劳资双方的斗争已经不是最前沿的问题，特别是在香港本地，这种斗争已经让位于作为世界公民的主体来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性质与其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是僵死的，即便没有一国两制，它们也会发生突破原有模式的变化。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呢？就像当年列宁主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取得利”一样，他分析，如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共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眼看着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就给了社会主义苏联产生的机会，难道还要等到“共同发生”么？况且，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共同发生”已经不可能了。难道还要等到考茨基之流所说的“经济发展到成熟”时再去进行革命吗？这就叫庸俗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链条也是一个整体，君不见“七国首脑”、“八国集团”、“欧共体”、“北约”不一而足的连锁方式，哪一个成员国出现了共产党掌握政权的例外事件呢？

诸多的实际问题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结合卢卡奇的整体性范畴，我看它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概念。在这里，整体的对立面并不是部分，不是全局与局部这种机械结构。整体的对立面应该是个体，或者具体。也许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翻译西方哲学中这个被我们重新发掘而产生的概念的内涵。它有点像《自然辩证法》当中的一对范畴——系统与层次中的系统，但又比它更深刻和复杂。但愿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出更清晰的结论。

五、关门与开门之间

哲学的生存需要自由思想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价值观，非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声音和信息，我们如何处理？第一，就像毛泽东所说的“种牛痘”，当然，“牛痘”是需要制作的，它经过一系列医学程序才能进入健康人体。不是放病毒随便进来。这是思想领域的“自然法则”。当然，对于信仰坚定的人来说，并不需要种“牛痘”，就连相应的病毒也不怕，只是我们的民众是自发的思想者，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群体，这就涉及我们的又一个处理原则。第二，诱导性或助消化性的开放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没有一种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凝聚力的支点，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就像苏联的解体，原因尽管是复杂的，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自己民族特有的信念和精神。曾有分析人士认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闹独立，所谓的“强迫婚姻”是根本源头。这就迫使我们继续往下想：如果一个在世界上曾经被推到“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维护自己文化的独特个性，发挥各民族本真的创造力，那么，历史的痕迹就会融汇到现实运动的洪流中，谁还会计较那不重要的曾经呢？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大人民群众热火朝天自强自立的社会主义主旋律，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灵魂，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包括自然灾害和经济运行障碍的致命根基。我们的舆论工具就是要保证向人民输送健康的思想食粮，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精神病毒，这是丝毫也不能含糊的。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多多考虑。

全球化、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世界思潮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它带给人们文化观念上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又不能不想到，整个世界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主体地位的，他们长期以来生发的文化果实，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相反，以辩证的思维来对待，我们打开该打开的门，让这其中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成长的元素，在我们的主旋律中融合成更加丰富的政治营养，这是智慧的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没有对外国有更多的了解，文化观念也还是比较保守的。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文化上的颠覆。许多青年人疯狂地喜欢黄家驹的歌，这不只是艺术上的崇拜，更是因为在比较了生存境况之后的心理跃动。港台同胞不是外国人，但却是比我们当时活得好得多的中国人。这让我们羡慕之余也产生自卑，一种产生强烈追求的心理落差成为创造力的情感准备。紧接而来的就是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有责任对此进行疏理与选择，使自己独有的文明大厦更丰满因而也更坚实。

从叔本华、尼采到弗洛伊德、罗素，从结构主义到解释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等，不但有系列介绍其思想的文本，还有对它们的研究与评价。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这些西方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认为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比较与鉴别。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学，那么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将来产生的伟大思想发现，都是与之有关系的。但是，因为角度不同、所服务的目标不同、具体环境的差异，以及个人倾向的区别，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思想各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逻辑根据，这个工作做好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比如存在主义，这个派别的思想不但在学术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作为学派的集中代表萨特的离世，在中国大学生当中掀起了存在主义的热潮。甚至有人读《存在与虚无》读到迷信的程度，最后以自杀来体悟所谓的“孤独、烦恼、痛苦、畏惧、绝望、死亡”的全过程。且不说对存在主义的理解是否片面，既便是你拿出了其中的一个合理因子，我们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作比较。在马克思这里，生活的实践本质就在于对非生存的超越。如果把非生存因素单独拿出来进行放大性展示，人性中脆弱的一面会让我们熬不过一天。但是在它产生的那个地方和具体的历史阶段，肯定是有存在基础的。人们不多不少恰恰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储存装置。不但劳苦大众在低水平的宗教精神层面产生得救的幻影，就是有产阶级的社会上层也开辟了一种别样的灵魂寓所。然而，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它不是给人的存在找理由，而是找出路。如果你愿意选择前者，那么，阻止你活下去的东西将比比皆是，最终使你“逃避自由”！

本来，萨特也曾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尽管后来退出，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却始终抱以尊敬和热情。他个人的遭遇、他的监狱生涯和几近失明的身体状况，形成了他特有的个性与表达风格。在其他一些思想家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不同的成长轨迹，从而较为客观地理解他们所持观点的意义，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生的丰富性得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把握。

第二个角度是吸收与批判。吸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印证，批判就是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

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当中，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这两种过分强调一个极端的两派理论的综合和超越。而更加现实和具体地阐述这个观点的，正是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所做的工作。从这一点，我们更应该知道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它们在研究人类认识过程的环节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因为前者正是经验论的极端表现，后者正是唯理论的极端表现。另外，还要看到，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高层次的专业教学方面，现象学从来都被当作进攻的难点和重点。所谓现象学，比如超人哲学、权力意志、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等等，都是在人的感性经验与现实状态上，对“此在”和“境遇”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描述与分析。这种人本学旨趣，不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比如关于异化、自由、解放、发展的论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就是在今天，也是我们思考和研究问题不可脱离的中心。不管高科技还是高雅艺术，不管是军事现代化还是国际联盟，也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发展战略，是收紧还是放宽，加速还是稳定，这一切的一切，其归宿点永远是——民生。

所谓批判，并不是绝对地抛弃与打倒，而是在角度、方法、起点和落点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转换。就像康德研究得出了“二律背反”，到黑格尔那里恰恰构成了辩证矛盾。由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到马克思主义的物质，都是从混沌开始，到思维中的具体结束。没有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没有劳动创造价值这个总的基础，没有把人的生命与价值这个概念结合起来，就不会有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这个范畴。就好像没有《贫困的哲学》就不会有《哲学的贫困》一样，马克思所做的分析批判工作，我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大厦中都能够类似地进行一次，这种思维旅程是一种幸福的训练，而且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也是必须的训练。

每当我们在课堂上分析黑格尔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接着与马克思的另一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进行逻辑对比与分析时，都能感受到学生们初次被马克思哲学思维所打动的快乐，还能体会到师生互动的感人场景。

以上是我们在哲学方面，向西方历史谨慎打开方便之门的有关思考。另外，还不得不在表达方式上打开另一扇门，那就是如有的学者所说：哲学的一半是逻辑，另一半是诗。

现在我们一概的学术操作都秉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所谓的规范、专业，进而深奥、自恋，最终是只有少数人能看懂。我说的这个少数人，并不是在一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群中，只选择那些专业人士，而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也只有少数人有时间和精力（多半也是有职责）来进行“内部”对话。什么“旨趣、维度、观照”，什么“裂解、解构、元叙事”，好像目前我们的文字库和大辞典已经不够用来进行公共交流了。那么我要奉劝大家，向毛泽东学习。他的“两论”，在原理方面，肯定没有独立的必要，但为什么多年来仍然成为我们学习的经典？关键在于中国人生存语境下的表述方式是我们最能接受的。

基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我们很容易读懂下面的文字：

在《春桃》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五十多岁的春桃是因为家庭关系被迫嫁到这个村的。近三十年了，她的生活和周围的农家妇女也没有多少区别，侍弄耕地和做家务，也不需要太大的知识含量。尽管是在动乱年代读的中学，初中高中之间也没什么界限，更不需要考试和择校，甚至没等到毕业就被迫离开学校，成为家庭中的一个“整劳力”，紧接着升级为“结婚”，倒也算得上农村的知识阶层了。既便有这种身份上的隐性区别，在完全没有文化的女性群体中，她被“评”为“不太盯个”的婆娘，但生活水平也没有差到哪里去。生活中，她总是在向那些能干的女性看齐，努力学她们的持家本领和在人中周旋的技巧。可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是向相反的方向使劲的。她越是努力做，就越是感到接近于对现实生活的逃离，这样茫然地过着，预料不出以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更差。今天上午的一幕让春桃彻底乱了心绪，妇联主任带着市委书记一行人到家中访问，就那么十几分钟，她却感到过了若干年。市委书记那只宽大厚重的手，在握住自己多年操劳而萎顿荒迷的手时，她下意识地将另一只同样荒乱的手也握了上去。生活中的询问和对答她都不太记得了，她只记得市委书记那浑厚的男中音。一天来，在她心里生长着一种支持和依赖，一种希望和兴奋。自己男人那双时而蛮横时而可怜的眼神越来越远，甚至自己第一个生的男孩没活几天就夭折了，女儿几近私奔地远嫁他方，这些说不上是悲剧还是磨难的影子也抵不过眼前的精神跃动。她没有真正地谈过恋爱，也没有对任何男人发生过好感，可今天不同了，有一种声音向她召唤：你要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现在的努力要着重解决好方向的选择问题。

以上的描述算不算哲学呢？照常规的看法一定算不上。但我们是不是读过之后有一种“等待戈多”的意味呢？

本章就要结束了，许多还有待延伸的话题将在后面更合适的章节里去讨论。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

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原打算分为两章，但又考虑到全书各章的平衡问题，只能集中在一章里了。

一、人的整体性

人类解放学，自然要研究人。人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就是自然性和社会性。前者是生理基础，后者是灵魂与价值所在。（一）人的自然性

人是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又不能脱离自然界的一种特殊存在。用叠加这个词最能形容人类存在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人类的早期，尽管在依赖自然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但人类之所以能提升出来，也在于她的执着的超越性。于是，人们过分关注了这种高于自然和掌控自然的一面。在自然面前，人是何等地清高，何等地智慧。如果过分强调人的自然需求，会被当作文明退化。

可是，总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会自我反思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向哪里去？这个时候，不能不从最现实的问题——“活着”来展开研究了。吃什么？怎么吃？这恐怕是最直接的、看似上不得台面的问题。因为人要“在世”，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然性，把它抽象化为人的最根本的属性，最典型的就是费尔巴哈。他把人的七情六欲看作最可崇拜的东西，最终还要建立爱的宗教。但是，马克思没有这样走极端。他在研究人的自然性上始终没有离开它的社会历史性。也就是说，在关注人的依赖性的同时始终站在人的叠加性的角度。

唯物主义有它天然的存在理由，就像唯心主义照样不可避免一样。人既然依赖自然又超越自然，那它就是中介。人怎样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就怎样表明了自己对自然的力量。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就是人“在世”的全部秘密。就像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一样。物质不运动就无法存在，人要不实践也就无法存在。

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人所共知的，正是由于这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可以破解人类思想史上很多的迷惑与无奈。比如康德创立了“自在之物”这个概念，主张人的认识只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表象，而“自在之物”本身究竟如何，这是人的理性无法认识的。古代西方哲学家也有提出这类问题的，认为盐的本性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感到的咸，这是一种味觉，但不是盐的本质。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认识这类问题的。他指出：“眼睛对对象的感受与耳朵不同，而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恰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这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个人是什么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所说“我们就是长出第六感官，也感觉不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总想超越现有的感官来感受世界，不反思我们的感官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如果它们不适应现有的反映形式，就不会产生出来，或者就以另外的方式产生出来。所谓“长出第六感官”是一种讽刺，是被理性的特点冲昏头脑的妄想。

尽管我们不会在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之外感受到更多的东西，但我们会理解到更多的东西。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独有的天性。不但人的幸福要求是自然的，人的公平要求也是自然的。正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体察到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与物之间几番周折互相限定的变化过程，既不可避免，也无须回避。他指出：“中世纪的谚语‘没有无主的土地’便为现代的谚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谚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对人的完全统治。”也就是说，在土地依赖的条件下，由于土地是有限的，耕地更有限，它对人的统治也就相对有限，也是固定化和明确的；而在金钱依赖的条件下，由于资本的增长是无限的，因此对人的统治也是不可估量的，又是流动的和深不可测的。

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品则是一切。”“各国只是生产的作坊，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这种现实不是人能左右的，因此，马克思从来也不会将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降罪”在资本家头上，只是指明它的过渡性。

人的本质是自由，这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后一点是下个题目讨论的内容。自由是人经过反思后才能得到的自我意识，没有压迫和限制就不会有自由意识。尽管意识不但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的产物，但是就意识现象这个人类的本质来讲，它仍属于人的自然性。趋利避害，这和其他动物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不同的是操作方式。在社会本质的统摄下所表现出的自然性，总让人看不到它的客观性，因而加上一些神秘色彩。好像生存竞争与动物世界中的弱肉强食在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实际上人没有这种自然本性做基础，就谈不上自由。

费尔巴哈把人的自然本性抽象化，将人的社会本质虚无化，因此就把自由降低到未经反思的蒙昧水平。而在马克思这里，实践着的人，其自然性和社会性是有机统一的，只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在理论上把它们认识清楚，以避免犯走向两个极端的错误。

自由是一种境况，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要达到它只能靠自身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有一个复归的过程。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人性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逻辑设定，他必须不断地把自己对象化、或叫外化，也叫异化，只有这样，他才能最终占有自己的本性。在这里，复归的对立面不是丧失，而是外化。人类本性的逻辑设定就是自由，如果不经过一系列对象化的展开，是不能达到的。

自由的可贵更在于它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多样性。正像马克思说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怎样才能获得自由？那就要说，全面发展是它的基础。只有对支配对象具备足够的驾驭能力，才能使身心获得愉悦。可是，人类的全面发展却是以她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既便是以一部分人的片面发展来支撑另一部分人的“全面发展”，而这种所谓的全面发展也是畸型的。它不但在水平上受到限制，在逻辑上也会得出“更加不由”这种逆向的结论。人之所以为类，是就它的共性来讲的，对比的意义永远是一个自然标准。没有人住高楼大厦，住茅屋的人也不会感到寒酸；周围涌堵了海水一样的私家车，你的高级电动车立刻就“贬值”了；有人不断在你周围弹钢琴、放烟花、到处旅游，你就是安居乐业也会感到失落。为什么追求共产主义？因为那是完善人性的必然归宿。

你现在占有了在你视野范围内足够的财产，但你还是被众多的不平之声包围着。你就是将财产捐献出去，也不会对整体状况有太大的改变。

可见，“天赋人权”、“自然法”、“社会契约论”，都是在人的自然性上做足了文章，这些先人的良苦用心非常值得肯定，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讲他们的局限性，分析他们的贡献，这才是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的态度。（二）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了。但是，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我们还是有必要研究的。

马克思这里说的本质，它不是人的类本质，不是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而是人的社会本质，是人与人的差异及其社会组织结构。这当然不是一个抽象物，不像人的自然本质——自由那样，可以直接定义。

说到人的社会性，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关键在于研究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的立场和方法不同，研究的范围和角度不同，认识事物的水平和条件不同，这样一来，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就会出现相距甚远的观点，更可能出现矛盾和对立。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定义，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多种理解，从而得到启发。

著名学者宫敬才教授研究认为，尽管经济人思想的形成过程以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出现为最根本性标志，但经济人概念的首创者不是他而是约·穆勒。

西方学者一致公认，经济人概念首次出现于约·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的文章中，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称其为“邪恶概念”，哈耶克则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说其“邪恶”或认为它可怕，都有一定道理。道理在于，约·穆勒试图用此概念表达或说通俗化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和核心，但后人的理解则大相径庭，由此造成了过多的无谓无益的争论，错误的理解则给主流经济学带来了洗刷不掉的污名。

实际上，整个经济人思想的演变和争论历史表明，对经济人概念的含义有三种较为典型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以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为代表，他偏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轨道，把经济人（Economie Man）理解为经济主体（Economie Subject），并拒绝亚当·斯密传统的理解。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人只是描述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任何时代限制，因为有经济活动，必然有经济主体，与此同时，这里也没有强烈的价值倾向性，因为经济主体只是相对于客体而言。这种理解的经济人，既没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引起反响和争论，也没有在其他人的经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种理解把经济人与人等同起来。以为人，起码是经济活动中的人，除了孜孜逐利，别无他求。这种理解的错误有三个。一是没有看到经济人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二是没有看到经济人求利动机以外还有其他动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说明的主题之一便是人除利己动机外还有利他动机。三是最要害的错误，没有看到把经济人作为实体描述性的人，既不符合事实，也后患无穷。正是因为如此，此种理解招来无数批判、讽刺和挖苦。

第三种理解符合亚当·斯密的思想实际，尽管他并没有自觉提到和区分这一点，这就是由约·穆勒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并明确加以区分：经济人只具有方法论的功能和意义，除此外，经济人概念便没有实际和有益的价值。确实，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人，像黑格尔哲学中的正、反、合三段论一样，时时离不开，因为它是逻辑支撑点，也是内在本质和灵魂——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象化、通俗化表达。

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论述，逻辑思路非常清晰：个人追逐私利的活动，有利于自己，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说个人逐利活动有利于他人和社会，实在不好理解。不好理解之处在于，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表面现象不一致，也与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常识性认识相悖谬。亚当·斯密似乎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利用不同的方式，对这一点进行充分论证。

首先是分工角度的论证：“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民族关系角度的论证：“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殖民地的动机，似乎是痴想与不义。探求金银矿山，足见其痴想；贪图占有一个从来不伤害欧洲人，而且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初冒险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国家，足见其不义。”但是，在客观效果上，“它哺育了、造就了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事业、建立如此伟大帝国的人才。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能够造就这种人才，实际上亦不曾造就此种人才。这些殖民地应当把它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与他们所以具有伟大眼光归功于欧洲政策”。不过，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第二个角度：这里的利己动机导致的利他效果局限于欧洲人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相对于其他有色人种而言，没有丝毫的利可言，有的，是罄竹难书的害。

消费角度的论证：“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却并不想到自己同胞们的需要，而只想独自消费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获物，是徒劳的。眼睛大于肚子，这句朴实而又通俗的谚语，用到他身上最为合适。他的胃容量同无底的欲壑不相适应，而且容纳的东西绝不会超过一个最普通的农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用最好的方法来烹制他自己享用的那点东西的那些人；分给建造他要在其中消费自己的那一小部分收成的宫殿的那些人；分给提供和整理显贵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小玩意儿和小摆设的那些人；就这样，所有这些人由于他生活奢华和具有怪癖而分得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们期待他的友善心和公平待人，是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的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源。”

亚当·斯密雄辩的论证，使经济人思想在向度上增添了新内容：人们追求自己私利的过程，不仅会产生利己、利他和利国的实际后果，而且还创造出人们一时难以自觉意识到的积极意义，即对社会弊害的抑制和消除。

经济人假设，不但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普遍的公认，就是在我们这里，也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认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公共元素。我们这里不讨论它的经济学意义，而是借助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看马克思“社会关系总和”的内涵。

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并不是一个实体，它只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功能。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人的本质也一样，它根本不能归结为某种具体的、固定的性质。如我们古代争论“人之初”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又比如说“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等等，都是一种有缺陷的思路。在马克思那里，“总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多种规定的综合”。比如一个男人，他在企业里是厂长，在家里是丈夫和父亲，在党组织中是一名党员等等，总之，他有多少种关系，他的本质就有多丰富。而这些关系一定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三国中的诸葛亮与共和国的总理不会有同样的本质，自称为寡人的古代皇帝与当被称为金融寡头的大亨们也不能相提并论，尽管他们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很直观的。就是说，人的社会本质要高于其类本质。正由于如此，任何哲学家、经济学家，总之思想家们都会在这个领域大书宏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他们的理论大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著作正是专门讲人的。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中，人的社会性是他整个理论的起点。在第一卷第八章“劳动日”当中，马克思指出了一日工作多少小时，其最高界限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生理制约，二是道德制约。生理制约是自然性，道德制约是社会性。但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两个限界都极有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因此，我们发现，劳动日的长短是极参差不齐的，是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不等。”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界限的两种制约因素，前者是无可选择的，后者则是大有选择的。道德原本就是调解人们之间关系的，但它在经济利益面前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多是个权宜之计。

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它是吸血鬼，它吸吮的活劳动越多自己就越有活力。而劳动力的出卖者也有选择的理由，尽管没有太大的空间。“你消费了3日劳动力，但是只给我一日劳动力的代价。这是和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的法则相违背的。所以我要求一个有标准长度的劳动日。我这种要求，并不是向阁下求情，因为在金钱事务上是无情可讲的。阁下也许是一位模范市民，也许还是动物保护会的会员，也许还是圣人君子之流。但是说到那件在阁下和我碰面时由阁下代表的事情，那末，那里面是没有心脏在胸中跳动的。好像在里面跳动的，就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标准的劳动日，因为我和任何别一个卖者一样，要求我的商品的价值。”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发问：为什么没有小时工资呢？接着，也可以样回答：因为价值量的基本单位正是小时。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必须有一个通行的市场原则作为掩盖。劳动力的价值，本来也是一个被迫的规定，但如果没有这种规定，你就更不知道自己亏了多少了。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永远大于自身的价值，否则社会就不发展了。关键是这种多出的部分被劳动力的购买者占有了，而这种占有又没违背市场交换原则。如果劳动日改为劳动时，那价值量的基本单位就要改为分钟了，总要在必要和剩余之间有一个分割的余地。

在《资本论》当中，对人的社会性被物化的深刻揭示，就在第一章的第四个大问题，“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部分内容当中。“价值没有在额门上写明它是什么。宁可说它把每一个劳动产品转化成了一个社会的秘密象形文字。后来，人们才企图说明一下这个秘密象形文字的意义，探索一下他们自己的社会产物的秘密；因为，把使用品当作价值来规定，本来和语言一样，是他们的社会产物。……在交换者看来，他们自己的社会的运动，就具有了物品的运动的形式。不是统制它们，而是受它们统制。”“我们只要逃到别种生产形态中去，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都立即消失了。”“交换价值只是某种表示一物所费劳动的社会方式，所以它和汇兑率一样，不可能包含任何自然的物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社会。“逃到别的社会形态中去”，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商品生产，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本质。但是里嘉图没有社会形态的概念，他把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当作商品所有者。他是从抽象的社会形式出发，把人类安排到这个总形式当中；但马克思是从人类发展史出发，各种社会形式的更替，不过是人的社会性不断自我否定的表现。前者是社会形式的抽象的整体，后者是人类发展的历史的整体。马克思为什么得出人类共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结论？也是从人类发展规律中看出，原始共有制一般就发展到人的依赖，再发展到土地的依赖，再到物的依赖，最后再回归到高级的有制。（三）货币是人类交往的聚合性载体

资本的典型存在形态是货币，这包含着人性发展与表现的一切秘密。也可以说这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的最集中的表现形态。在这里，人的社会性即人的互相依赖、互相配合的本性，达到了有史以来运行最完善、内容最丰富的社会阶段。

人的有限性是借助于类的存在才得以有限地克服的，而类的存在形式就是交往。在自然经济形态下，自然分工决定了自然交往，尽管这种交往已经是社会意义上的行为。但它还不能把人的多种需求和欲望，把人的计划性、目的性、创造性等多种潜能呼唤出来、挖掘出来。只有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取得了独立形态时，才标志着人性的成熟以及它具有的无限的张力。

货币与其他商品的对立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选取一个既包括这些熟悉的内容，又有着极其广大的空间和更深刻内涵的对立形式，对我们的主题是适合的。

货币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对立，是最有可挖掘的交换关系。因为，货币本身已经是一种特殊商品了。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一般等价物，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创造比自身更大的价值。这些作为运动的前提是必须的。我们不需要重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而是考虑它的延伸性的意义。本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可以是生产资料形态，也可以是商品形态，或者是房产、字画等实物。但为什么工资一定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货币表现？就因为劳动力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这种多样性被大大缩减，但作为最基本的人性，它不得不采取这一形式。同时，这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商品的日益多样，它的消费者必须是一个较大的群体，能够在多个空间形成市场。如果不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来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循环将中断。

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五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指出：“这种制度，和我们以下要详细解说的一样，不久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垫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这种制度会以市场大量过剩和恐慌作为终局，乃是必然之理。”

本来，信用问题是人类交往中最古老的道德约束形式，它早在商品世界出现之前就已经起作用了。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是商品。但是，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在如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信用恰恰是一种商品，它被当作一种虚幻又普遍的商品在活跃地运动着。我们看到，交易双方在订立契约的时候就写明：如一方违约，要进行多少多少钱的赔偿。在这里，谁说信用不是商品呢？如果你一方坚持守信，对方违约，你就获得了相当数量的一般等价物。如果说这是信用经济最简单的模式，那么，它并不是这种经济的根本目的，或者说，这种信用过程，不过是更复杂、更成熟的人类交往运动的基础。

股票与期货，不管它的现行规则如何不规范，有多少漏洞，但它在人们生活中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物了。这里更能显现，不但信用本身是商品，而且信心也成了商品。正因为这一点，给欺诈行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金钱没有主人”，所以，在遵守基本信用的情况下，可以玩转一大串货币所有者。只要这些所有者在提供货币的同时也提供信心，这种经济繁荣就会保持下去。信用操纵者利用别人的“时间”展开了自己广阔的“空间”，从而占有了越来越长的“时间”。这种虚拟的资本运动，正是人性的优点与缺点交织运动的物质表现。一方面，它能够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它也会在某个结点上使社会陷入深渊。

货币与人的能力，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甚至不可思议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地，如果我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科学研究的本领，可是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在同一个地方，马克思还说：“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士，即使他是胆小鬼。”

现代人对人的能力的评价，有一种世俗的标准，就是他赚钱的本领。这姑且算是一个方面的客观评价，但接下来的推论就离谱了。赚钱的本领一旦确立，它就向方方面面扩展，以至于成了无所不能的本领。结果，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原因了。你有了钱，不用学习表演，就可以拍电视剧；不用读音乐学院就可以录专辑；不用有程序和手续也可以从政；不用有专门的学问也可以当上名誉教授。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人的能力的成长，包括赚钱的本领或者说经营生意的本领，是离不开货币的。读书要有学费，搞项目要有启动资金，发展体育或文艺要有专门投资等等。从家庭与社会整体来讲，一个个体的生命质量，是整个系统生命质量再分配的结果。

二、社会的整体性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但绝不是仅仅站在这个社会形态上来研究，如果那样，就不能脱离亚当·斯密的思维路径。在这个角度，马克思不但是经济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一）历史再现与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它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在一个横截面上来看，它隐藏了很多的理论秘密。

恩格斯在总结了他和马克思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后，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可以说，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对他们独创于世的理论体系的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最现实的社会群体被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它在大机器工业的时代，无论组织生产与分配、社会交往和管理、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已经十分成熟。但是，人们越是对眼前的直观现象习以为常地感知真切，则对它的本质就更难以把握。这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熟知不等于真知”。那么，如何获得真知呢？一个最常用、也是最关键的方法就是分析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我们知道，恩格斯所做的就是对尔根的《古代社会》进行了辩证分析。这种分析让人们看清了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生成的，它的前途和命运又是什么。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什么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永恒化、绝对化，就是因为他们采取了超历史的方法，或者说站在历史之外来描绘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看来，原始人的简单工具就是资本的萌芽，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如何从原始的资本形态向现代的资本形态发展的历史。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他们是不能回答的，那就是为什么原始积累只能从16世纪前后开始，而不是从原始社会就开始。

我们也非常熟悉马克思的一段话：“以货币形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是极无内容，极简单的。但是二千余年以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还是毫无结果；同时，对一些内容丰富得多并且复杂得多的形态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

已经发育的身体，概括地说，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它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无余，既便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它的客观性也不会加以否认。那么，什么是它的细胞呢？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可以说商品的价值实现，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危机。因此，我们看到，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就不会有剩余价值这个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方法，用后来我们教科书上总结的分类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或者说是机体与细胞、古生物学与胚胎学相一致的方法。但是，这种思路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也就是整体性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宣告，他们只懂得一种科学，那就是历史的科学。因为历史的轨迹无法改变，历史的脚步也不可阻拦。时间与空间共同组成当下世界。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曾经有两次选择起点上的错误，一次是从资本主义地租开始。按理说，从封建社会的剥削形式过渡到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也是合乎逻辑的，但很快发现这样将不能展开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有机运动。后来又计划从资本主义过剩人口开始阐述，结果发现走不多远就陷入循环。正如他自己说的：“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也就是说，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运动的结果，它不是本质，而是现象。

社会形态的更替顺序，对于人的本质来说，只是第一层级的顺序，它只完成人类成长的线索描述，并不关涉社会基因这个层次。为什么马克思终于抓住了商品这个起点？因为它不仅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类自身发展到这个高度所能呈现的最全面的社会基因图谱。从这个点位出发，我们可以伸向现实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可以相互过渡的。

对马克思所得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结论，就最一般的释义性理解来说，总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在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是用某一种范畴来表达这个本质，或者是自由，或者是理性，或者是爱，或者是美等等。这些都被马克思直接否定了，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一种抽象物，而我们看到以往的思想家们所使用的概念，恰恰就是某种抽象物。事实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一定是超历史的。比如自由，它不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即使在同一时期，对不同的人来说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既然是给人这个整体做社会学的解释，那就要涵盖一切人。能够具有这种普遍性与现实性的概念，除了“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并不能找出别的概念来替代。

究竟怎样理解“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就抓不住什么东西了呢？恰恰相反，这里的内容最丰富、最鲜活、最有普遍性和现实性，它是动态的、综合的，是常解常新的整体性范畴。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证的：“社会关系好比一张大网，任何人都在网上布下了自己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经纬线，这些线条的交叉和集合形成了凸显自己特色的纽结，本质作为自身与他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就在这种纽结中体现出来。”你是一位厂长，你就是你的员工的领导者，但是你也有自己的上级；你在家中是一个孝敬长辈的好儿子，同时也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你是一名普通党员，是一个球迷，是一个集邮爱好者等等。这些身份都是你社会本质的要素，它是时间与空间的交集，少描述一个方面，对你的本质的揭示就是有缺陷的。

马克思在对人的整体性和对社会的整体性的论证中，在思维方法上和表述方法上都是不能分开的。我们的分析不妨在侧重点上有所区别，但主要还是研究他在运用辩证法时所站的整体性的角度。（二）社会有机体

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五年，这在思想界也是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的起始点——1978年还被称为“拨乱反正”的年度。我们发现，这些年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不断地在改版。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无论怎样变化，有一个观点只在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那就是社会有机体的理论。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把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论当作反面观点来批判。当然，他们把人类社会当作“动物进化的普遍系列的一部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是非科学的，但是，问题就此结束也是很突兀的。好在后来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内容，只是它还没有到位，没有从更深刻更全面的角度去认识它。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003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推荐教材）对“社会有机体”的特征作了如下解释：第一，它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和交往活动之中；第二，它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第三，它的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统一。我们看到，这些解释无非是在现象层面所作的直观描述，即便不解释，按照常理，人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2007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经过几番改写到了2010年，不知是因为篇幅原因还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角度的论证：“正如达尔文发现了物种起源与进化的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接下来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大段著名的论述。

很明显，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在这里实际上是被取消了。

按照“广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是要求我们在马克思的典型论断中来扩展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但是，如果离开这个逻辑线索，问题的实质就不一样了。

按照好的设想，不离开整体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只做出上面那三种特征的解释，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马克思并不是以“不是由什么构成”而是“由什么构成”这样的一种句式在说明问题，他是以“社会表示什么”这样的思路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概括为“社会的整体性”这样一个结论。这是马克思看社会和在社会中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后还会看出，这也是他的思维模式和行动准则。没有这一招，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存在物，就不能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离合有度、游刃有余、融会贯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有道是看理须反思，笔触见真功。

谁都知道，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动的三种职能形式时的表述：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必须在空间上并存；而每一种资本自己的循环又必须是时间上继起的。这两个条件又互为前提和补充。为什么要这样？任何一个搞企业的都会自然而然地遵循这个规律，就是因为资本是一个运动范畴，它一停止运动就会走向反面。而任何一种职能形式的资本若有中断，其他两种也必然会中断。单一循环不连续，三种职能就不并存；反之亦然。这也表明资本是一个整体，无论变换多少形式，它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一个恰当的坐标，以发挥自己最大的效能。

如果不将资本人格化，它的三种职能形式的合理定位也是无法理解的。我们知道，资本一开始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因此，我们对货币资本的理解还有直观性，这种原始形态还没有把自己的一切可能性完全暴露出来，它必须借助自己的转化形式才能证明自己生命的活力。

到了生产资本这个阶段，资本的本性和个性就有所表露了。虽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资本的物化，但是它必须将其中的活劳动吸收到现有物化劳动当中，并转化现有的物化形式才能实现自己这一生命周期的功能。这个时期有一种危险是致命的，如果劳动者离开物化劳动，比如说罢工或者发生意外，这一阶段的使命就报废了。它还会使第一阶段的职能走向反面，即货币资本的非资本化。

到了商品资本的阶段，资本的本性隐藏得更深了。这个阶段的危险不是来自运动的外部，而是来自运动本身。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就是它要回归自身，即跃到“货币资本”的职能上去。就好比一个人慨叹道：“我又能开始新的一天了！”但是如果跳跃不能成功，就不仅否定了前两个职能，而且带来了讽刺性的人间喜剧。一边是饥肠辘辘的人群，另一边是堆积如山的牛奶和面包。好好的衣服不能穿在人们身上。精力充沛的青壮年不能将自己的能力用在生产当中。指挥若定的企业家无可奈何地闲着两只手。从千万种优质的商品身上看，我们不能分出它们是作为消费品的商品还是作为资本的商品。或者说同一件商品，作为我们的消费对象，它是我们满足需求的手段，它是温和的、友好的、慈爱的；但是作为资本的商品，它与我们隔着千山万水，它对我们是冷漠的、无情的、残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曾引用莎士比亚的诗，说金子是全世界最大的娼妇，而实际上金子只是资本的一个爪牙。

上面我们分析了马克思在分析问题时，利用了纵线条的有机性，下面我们再来看横向上的有机性。

平均利润率，资本家集团瓜分剩余价值。这种分割，资本家自己并不会意识到，但是资本为他们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必须先从有机构成说起。它表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但它却反映了资本的技术构成，这种技术构成并不仅仅指实物形态上的量的比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在今天更是如此。

有机构成越高则利润率越低，反之亦然。这样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用资本转移的方法，而同一部门不同资本家之间还得靠先进技术的采用。现在不同部门资本转移只要通过购买股票就可以了，并不需要转产。总之，资本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任何手段。可以有闲置的土地与房屋，但不能有闲置的资本。

马克思在横向整体性方法上，最典型的论述就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他把社会总产品按实物形态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形态分为c、v、m三个部分。最后得出Ⅰ（v+m）=Ⅱc这一科学而经典的公式。这一问题在课堂上讲解，学生们感到不好懂，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关系，既有叠加又有对应，既有预设又有遵循，数学与逻辑并存，想象与推理相交，是一间庞大而综合的殿堂。它需要对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解，需要对部门归类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同时，还要对资本积累的基础过程相当熟悉，可以说，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一步步走到这里，的确是有着理解上的困难。（三）人类前景预设的逻辑真实性

现在不少学者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经常纠结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历史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此它的规律性也是不好把握的，特别是对人类前景的预测是不可能的。这样，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时，只是表面化地指出：对未来社会只能预测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不能预测细节和具体模式。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还是说得比较模糊，没有透彻地分析。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的整体性和人的整体性是一致的，能够指出“全面发展的人”这个追求目标，就一定能够指出这样的人所创造和依赖的社会的境况。

什么是现实的人，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来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二来他是有着对未来美好向往的存在者，这两者缺少一个他就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有人可能会说，承认自己是历史的产物并不困难，只要我们不割断历史；但是未来是未知的、不定的、遥远的、模糊的，我们要脚踏实地，就不能去过多关注未来的东西。人们常说，以史为鉴，没听说过以未来为轴心的事。实际上萨特就提出过“未来在过去之先”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人的一切都是为未来准备的，因此未来是逻辑在先的。我们且不管它，只说我们自己的推论。

如果人的个体是一个无限的存在，我们现在的一切思维都要颠覆了。既然是有限存在，那我们也就不忌讳“向死而在”这样的说法了，而死亡线有一个好处，它把我们截止到了有限的最大值这个节点上了。这就是说，整个有限期间是一个整体，在临界点之前，它们的任何部分都是相互连接和彼此依赖的。没有对明天的向往和设计，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正因为我想成为那样一个人，今天我才会努力做这样一个人。《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如果没有对自由的向往，那他连一天也活不下去。

严格地说，未来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不但历史和现实没有绝对的界限，未来和现实也没有天然的鸿沟。我们都知道，时间和空间既是间断的，也是连续的。阿基里斯追乌龟，从空间的连续性来看，他不用跑就是和乌龟在一起的。

我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一般有三种含义上的解释，它是一种思潮，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就现实运动这一点来讲，未来就存在于现实当中。因为运动是有方向的，有遵循的，有目标的，这些东西不是超现实的，它恰恰产生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站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运动，可以说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长，有多艰苦，总比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要现实得多。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还没有变成现实，但是革命导师凭着科学真理，凭着与无产阶级群体的共同实践，丝毫也没有降低过对未来的信心，相反，他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了最大的努力，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为人类描绘出奋斗的蓝图。他们做起这件事来，之所以能够顺理成章，首先是出于人类社会整体性这个逻辑起点。《哥达纲领批判》被称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文本，它让我们感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思维方法上的整体性，就不会有理论上的高度。就拿一开始那个命题来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种说法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能找到，人类遗传学的教诲也经常提示我们：劳动光荣，懒惰可耻。但是，马克思立刻在这类言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与其说是纰漏不如说是阴谋的东西。他马上反驳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我们知道，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永恒内容，但是如果没有劳动的条件，也就是没有劳动的对象和手段，使用价值也是不能被创造出来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党的纲领，闭口不谈私有制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直接进攻。

再看“国家的自由基础”一段。马克思说：“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还是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对未来社会，资产阶级的再加上机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也是有一整套设计的，因此只要揭露了对方的观点，自然也就表明了无产阶级所应该采取的立场和观点。在矛盾学说中，有一个要点值得注意：同一性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因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一旦向对立面转化完成，事物的性质就立刻改变。就是说，两个方面都是现实，只不过地位不同罢了。这种局面便是我们预测前景的充分根据，它不会生出未知的方向来。

一直以来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个思想基础，那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好比1+1=2一样不可怀疑。就连萨特都说，一个人，只要他不抱个人偏见，他就会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可现在的很多人，包括有文化修养的人，由于浮躁的社会风气和逐利的机械推动力，对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宣传品不能进行科学的和冷静的思考，即便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被世俗的烟云所遮避，不但没有坚持马克思的逻辑分析的耐心，甚至干脆就放弃了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乱与纷争、生态失衡，如此等等的困扰，好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无关了。殊不知这正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运用它、发展它的大好时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看似退步，是在“补课”，但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深刻的运用和宝贵的发展。

只有现实的脚根站稳了，对未来愿景的设计才会更真切和踏实。这是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深化的时期，一定还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有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思路的规制下，为人民生活做出各种合乎理性且具魅力的设想。

三、叙述方法选择的整体考虑

这一部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比较抽象，但是我力求表达得通俗。（一）商品是逻辑起点并非历史起点

我们都知道在教科书上，关于方法这一块，与“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三种比起来，“抽象与具体”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但是马克思在他的理论百科全书《资本论》当中，运用最多的就是这个方法。包括前面的三种方法，实际上离开了抽象与具体这个根本的方法，都是无法完成的。没有具体无法分析；没有抽象也就无法综合。历史的便是具体的，逻辑的便是抽象的。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选择商品为研究起点是展开全部内容的最好入口。但我相信，这绝不是唯一的入口。如果把《资本论》写成纯经济学著作，还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资本论》恰恰不是纯经济学著作，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当家文本，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思想家的非凡的理论经典，它按照自己的本性，只能是这个样子。

先说辩证法的入门概念——联系。它除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之外，还有一个与前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特征，那就是复杂性。另外，还有一个很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特征，即条件性。事实上，它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是高于复杂性的更关键的特征，甚至是联系存在的条件。

我们都知道真理是具体的，怎么就不知道联系也是具体的呢？如果没有条件，我们就不知道谁和谁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瓶啤酒和一本书，有哪些可能的条件把它们联系起来呢？每一次问学生，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无非是啤酒洒在了书上，它们同在一张书桌上，它们都是人们劳动的产物等等。可见，条件性是双方构成联系的桥梁。恩格斯告诉我们，经过亿万次转化，也可以把两件看似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

由以上的道理我们可以说，整体性这个概念，它绝不仅仅是“一整块”、“一个系统”这一层次的表述，它是“具体的整体”，是在具体条件下才能展现自身的范畴。

回过头来我们再分析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对于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具有怎样的优越性。

首先，它离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最近。由商品二因素直接导出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的直接理论基础。

第二，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果实，因此，间接地看，商品离资本也最近。

第三，有两个特殊商品必须从普遍性中提升出来，一个是货币，一个是劳动力。每天碰到亿万次的无数类型的商品，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与之发生关系，机枪和大炮这类商品与大多数人是不会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货币和劳动力这类商品是无论谁都不会离开的。

第四，支配整个社会运行的价值规律，它的物质载体就是商品。

第五，商品的成长史和有限性，正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接立足点。

以上理由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

现在我们从微观上来解剖商品这一细胞在我们认识它的时候所经历的“抽象与具体”的思维过程。

在这里启程的时候，如同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知难行易”说，不管是谁，对商品的认识，一个直观的理解就是“只要用钱买到的就是商品”。这对千差万别的商品世界来说已经是一种概括，但也是最无内容因而也是无可展开的感性记录。但是，如果不进行理性升华，而是沿着感性去思考，那么，对商品的各个侧面的描述也是无限多的。可以考虑它的品种、它的质量、它的产地、它的价格、它的归属和花色等等。但凡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加以关注的东西都可以在商品世界得到相应的结论。包括现代各式各样的劳动服务类型的商品和不同等级的信息商品等等。这一阶段的认知过程，对现实的人来讲绝不会缺失或被其他途径所替代。

熟知之后该向真知发展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先不说对习以为常的东西进行超越性思考是多么不适应，在思想界还有非常“及时跟随”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在眼前鸣响。商品的供求关系和效用指数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特征，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最容易让人信服。即便是天天劳动，也不会自然地意识到它的双重属性。天天消费商品也不会理解到它有双重性质。要把其中决定商品灵魂的东西剥离出来，展示给人们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规定”。他为什么能提炼出“抽象劳动”这个概念？因为他知道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交换劳动是必经阶段，但不是永恒内容。而使用价值作为社会财富是伴随人类始终的，抽象劳动与之并存只是一个有限时期，正是交换的需要标示了它的独特特征，它支配着一切使用价值的运动，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亚当·斯密等人为什么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与他们的立场相一致的认识方法决定了他们把商品看作永恒的存在。它们不是整体中的一个环节，而是永远要展开下去的经济内核。

抽象有两个要求：一是科学性，二是适度性。像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只留下“爱”这一个特性，这就是非科学的。康德把一切归因于“自在之物”，黑格尔所建立的超越一切的“绝对观念”，笛卡尔的“怀疑”本体论，实用主义的效用目的论，所有这些抽象在辩证唯物论面前，在马克思的视域下都是非科学的。至于适度性，只要即将展开的概念能够用这个抽象出的概念来说明，而它自身却不需要那些概念来说明就足够了。

由抽象劳动导出劳动二重性，再导出后来的一切概念，没有重复，也不会出现隔着诸多环节的另外的问题，让我们读起来随着纵向与横向的展开，收放自如，过渡自然。

到了思维中的具体也叫理性具体的阶段，实际上前面铺好路子，这个结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我们途经了那么多的概念的解剖，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生产价格等等，现在回过头来再思考商品这个现实存在物，那些经历过的概念在我们头脑中既不会互相颠覆，也不会相互混淆，这是一个完整的思考模式，也是一个科学的表述路径，它让我们远远超越而不是抛弃了“用钱买的就是商品”这个感性直观的起点。

马克思探讨问题的方法不一定是他表述问题的方法，这要看此问题是处在整体对象的哪个层级上。如果两种方法重合，此问题肯定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它起码是有了前设或经过推论，需要进一步延伸的问题。比如“机器大工业”和“劳动日”这两章的内容，多数文字都是采用当时权威性的报道和有影响的评论。这样的叙述安排是因为它们不作为与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直接冲突的概念，它们不是独立的学说单位，只是为剩余价值这个核心概念服务的证据。这也可以看出，辩证法的灵活性正是源于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自组织性”。（二）规律群的相互咬合

有人这样来分析《资本论》的结构，第一卷是价值规律，第二卷是剩余价值规律，第三卷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当然，这只是侧重点的选择性认识，但是，由此我们会想到整个理论当中确实有不少既可以独立认识，又在整体中占有独立位置的经济规律，它们能够让我们学会如毛泽东所说“十个指头弹钢琴”的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它所提出的命题或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两个原则：一是与现有的知识体系相衔接，二是与已经论证过的观点具有逻辑自洽性。

我们来看马克思的建构方法。既然从商品开始，那第一个规律一定是价值规律。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它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是最有普遍性的规律了。如何从这里挖掘出剩余价值规律呢？马克思采用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这个巧妙的方法。要想不违反价值规律，又要让价值增值，这个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一种特殊商品的消费——劳动力商品。在价值规律公平交易的前提下，剩余价值却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归资本家所有。我们强烈地体会到，马克思在叙述这一过程时所运用的笔调始终是具有悲壮美和讽刺美的。他说：“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按一定的时间来出卖劳动力，因为要是一次卖尽，卖绝了，那就等于出卖自己，让自己从自由人变为奴隶，从一个商品所有者变为一个商品。”这种咬合处理得非常到位，让我们看到，本该是自由天性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制度的必然性，他们只能将天性放弃，代之以出卖那些有可能支撑天性的唯一的力量。

再比如，剩余价值规律当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问题，纯粹是资本家在价值规律支配下，在竞争规律的压力下无意间获得的。对超剩余价值的追逐是直接的、主动的，但是相对剩余价值却成了社会对资本家集体的普遍奖励。没有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相对剩余价值的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这还是还原到了价值规律上面。

接下来再看资本积累的规律。当初由货币转化为资本，是因为找到了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现在由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唯一的条件就是剩余价值的量，首先是能够积累，然后才是必须积累。这就又引出了对“节欲说”的批判。让我们认识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是清教伦理的时代，它正如同一艘马力十足又不能自控的航船疯狂地向前冲。

资本积累规律直接涉及的就是人口规律。马克思指出：“一个过剩的劳动人口固然是资本主义基础上积累或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过剩人口却也会反过来变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之一。过剩的人口，形成一个可以自由处分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属于资本，像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它会不管人口实际增加上的限制，为资本的变动不居的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以剥削的人身物质来。”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仅是对立的，也是彼此依存的。

平均利润率规律，在更大范围内把全社会的资本运动都咬合在一起了。之前的局面可以把单个资本各自遵循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等等的运动当作相对独立的部分，因为他们毕竟在核算时，在商品销售时没有受到彼此的直接影响。但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就像一盏经济运动的红绿灯，让单个资本之间在核算时、在销售商品时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谁破坏了这个规律，就会引起整个资本世界的动荡而最终让他们遭受损失。

在马克思的整体性方法面前，一些庸俗的经济学观点，简直可以说不值一驳，就像一个笑柄。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之论，用看似精确的计算来说明，工人的劳动是在最后一小时之前来创造自己的工资，而在最后一小时才创造纯利润。马克思说：“最后以前1小时，和最初小时，同样是普通的1小时。不更多也不更少。”就是说，资本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只要有适当的剩余时间，就会有一定量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也就会有一定量的纯利润。这是资本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它的果实，是自己每一个细胞发挥功能的产物。剥削率也好，剩余价值率也好，总之资本增殖的程度，总是由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率来决定，不会机械地分割到哪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按照西尼尔的思路，如果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小时的劳动，那就只是增加了纯利润了。错！它必须放在整个劳动日当中，按新的比率重新计算出来。看到这一幕我们不觉好笑，为了反对劳动日由十一个半小时，改为十小时的法案，居然会出现如此低劣的观点为之辩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中，一开始就说：“资本——利润（企业利润+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了。”在别的地方曾有过比喻，产业资本家就像攫取剩余价值的永动机，而土地所有者就像磁石把剩余价值吸走一部分。很明显，作为三种收入的来源，把它们放到一起，并称为“三位一体的公式”是非常可笑的。就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感到这违反了劳动价值论。可就在今天，那些主张“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人，不正是这个观点的翻版么！

马克思接下来分析道：“逐年可以利用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间连一个最小的类似点也没有。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公证人手续费、胡萝卜和音乐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像。”

我们曾经总结过，自私有制算起，按奴隶分配，按土地分配，按资分配，按劳动分配，按需分配，这是人类生产关系的一个要素链。好了，不是有按资分配吗？工人的工资也是资嘛！马克思正是以非凡的洞察力，超越了这种十分迷惑人的假的整体性，从而将真实的整体性展示出来。

形形色色的剥削者，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属于同类，就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彼此相连，紧密配合。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劳动群体也在逻辑上是一个天然整体，联合起来就是他们争取解放的唯一选择。（三）对立双方都出场

都知道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首先是历史的，然后还是综合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复合体。要想合理、全面、真实地反映这个对象，有一些角色，或称不同地位的人格代表必须都有出场的机会。我们这里选择几种来讨论。工人阶级的代表——马克思，资产阶级的代表——亚当·斯密等理论家，土地所有者的代表——重农主义学派等唯心史观的人物，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庸俗经济学家。这里可以插入一个小片断。作家丁玲在向青年朋友们讲述自己在监狱中读《资本论》的时候，曾有人当场提问，既然是解决孤独问题，为什么不看一些有人物，而且人物众多的书呢？比如《红楼梦》。作家笑着回答：谁说《资本论》当中没有人物？它有最可爱的人马克思啊！这样想来，我们完全可以像读剧本一样来读《资本论》。

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废弃的一个叙述起点，在这里他下了过多的功夫。恩格斯指出他简直有些偏好了。马克思在谈到土地所有权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就在于它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使农业第一次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法来经营，另一方面又把土地所有权还原作一种荒谬背理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其他各种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一样，也首先要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赤贫，用这件事作为代价方才把它取得。”马克思的分析是站在他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把一切历史过渡形式都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有一些处在矛盾中的见解对认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也非常重要。比如“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农业制度的矛盾时，不过把这件事放在眼里：一国的土地有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耕作的必要。但特种农产品的栽种要依赖于市场价格的变动的事实，这种栽种会不断跟这种价格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现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只注意直接目前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那种把人类累世累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作为经营对象的农业有矛盾。

关于这层，森林就是一个适切的例子。森林只有在不归私有，但归国家管理的地方，才有时会在某种程度内，适合于全体的利益而被经营。”

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之所以持不同的看法是由其所属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完全可以理解。况且，作为马克思“阴影”的黑格尔，也是不断在反面提供可借鉴的内容。马克思在注释中说：“没有什么还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明更引人发笑了。照他说来，人作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意志，当作外部自然的灵魂，使其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种自然当作他的私有物实行占有。假若这就是‘人’的定义，就是人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每个人就都必须是土地所有者，以便成为一个现实的人。”就像这样一种虚无空洞，对现实不起任何作用的观点，马克思也让它出场，不过却让我们看出，这会给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都留下辩护的余地，说明保守的思想家黑格尔，他把灵魂藏得严严实实，是在用躯体和官方对话。

可以直言，在理论研究的场合，哪怕是用直观的事实来证明自己命运这种形式，也是需要选择的，也是在理论设计的结构中来完成的。因此，工人阶级没有能力直接出场，只能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去做。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典型例证。而马克思代表工人出场所采用的方法非常奇特。这正是他整体性思路的一个亮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劳动日”这部分，可以说是工人出场最多的地方，但不是直接的，而是有环节的。

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工厂视察员制度和工厂报告制度，虽然是国家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一个方面，但这种服务是与资本运动的直观效果相矛盾的。加深剥削是资本的不可遏制的追求目标，但是资本在政治上还有一个总管，一个总意志还必须起重要作用。因为从长远和总体考虑，劳动力不仅是资本的驱动对象，也是它依赖的对象。马克思正是从资产阶级对作为自己私有财产的劳动力映照的反光镜中，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人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有一份引证的材料（名为利比居：《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一卷第117、118页），其中说：“实施征兵制的欧洲各国，自实施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已在逐渐降低。……法国在1789年革命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限度为165公分；1818年，依3月10日的法律，减为157公分；1832年，又依3月21日的法律，减为156公分。在法国，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不合兵役资格的，平均有半数以上。”“这个女孩十岁，把God读作Dog，也不识女王的名字。”（《童工委员会第五报告》1866年第55页证言第278号）“如果一个裁缝女工人抢到了一小群顾客，竞争就会迫使她在自己家里拼死劳动，以便维持住这一群顾客。那些帮她的女工人，自然也要和她做一样过度的劳动。如果抢不到，不能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只有到别的裁缝店去就业……她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奴隶，不得不跟着社会的变动而卷来扯去了。先是在家里，在一个小房间里，饿得半死或几乎半死，然后不得不在空气非常缺少的地方，在24小时内，工作15小时，16小时，乃至18小时；有了食物，即使是上等的食物，如果没有纯洁的空气，也是消化不了的。肺结核这样一种完全由于空气不洁而得的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来增长的。（里嘉孙医师：《工作与过度工作》，见《社会科学评论》1863年7月18日）”“正是顶忙的时候。威尔斯亲王妃刚从外国输入。贵妇人们正筹备为新皇太子妃开盛大庆祝跳舞会。她们的豪华服装，都有限期作成的必要。我们这位女工沃克勒，和其他60个女工，每30个人一组，在一个必要空气还供给不到1/3的房间里，做了26小时劳动，没有间断。晚上，她们睡在一个小鸽子笼似的房子里，每两个人睡一张铺。这种不通气的小鸽子笼，是由一个卧室，用各种不同的木板隔成的。这还算是伦敦比较好的女服成衣店。沃克勒是星期五病倒的，星期日就死了。赶着要做的衣服没来得及完成，这使爱丽丝太太惊惜不已。来医不及的凯医生，在验尸陪审官前作证说：‘沃克勒是死于劳动时间过长，工作房间太挤，寝室太小又不通气。’验尸陪审官为了要好好教训医生一下判决说：‘死者因中风而死，但也有理由怀疑，她的死亡，因为她曾经在一个过于拥挤的工作室从事过度的工作而加速了。’甚至自由贸易主义先生们科布登和布赖特的机关报《晨星》也叫喊说：‘我们的白色奴隶累死了，不声不响地劳累而死了。’”

尽管以上情景早已时过境迁，但如今读来，只要怀着阶级的、人道的善良之心，没有人会无动于衷。关于无产阶级圣经的比喻，最有说服力和最直观的东西，首先就是这些真实的、令人心惊的记载。要知道，这些材料都是官方文献，如果没有同情之心、大爱之心，就不会作出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摘录，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当年马克思读到这些信息时的愤怒之情和进一步增强的为人类献身的意志力。

四、研究方法在直观与理性相互转换间的整体设计

谁都知道，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着诸多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从商品开始，包括货币、资本、价值、价格等等，它们都是按照一般学科体系规范排列的。尽管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由此及彼的过渡性介绍，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自说自话。比如一开始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就完全不是《资本论》的风格，货币产生过程与本质，也缺少必要的展开等等。但只要还原到马克思的行文律动之流当中，立刻感到了一种结构美和直抒胸臆的畅快。

从商品到地租，一路展开了诸多概念，揭示了诸多规律。我把这整个过程比作一棵大树，那些涉及的、交错出现的概念与规律，我把它们比作枝叶。这是一株非常茂盛的植物，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其中每一枝杈都由根系提供营养，每一个发展了的概念都是由前次的概念转化而来，它们都会在反思中找到自己的前身。

在这个按事物本来面目（经揭示才呈现）建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特点：当一个概念刚刚以新的思路确立之时，马克思总是用较多的、尽量直观的东西来说明它，使它丰满和牢固；当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转化之时，他又总是以逻辑的力量说明它们的内在联系，明它们之间过渡的必然性。

商品转化为货币，首先是商品的二因素，再挖掘出劳动的二重性，以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出现商品价值量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可以看作是商品的辅助概念，但是它们在后来的概念，比如货币、资本当中也起着基础作用。说到两种一定量商品的相等，马克思立刻用了这样的例子：“为要决定并且比较一切直线形的面积，人们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人们再把三角形还原为一种和它的外形全然不同的东西，那就是还原为底乘高之积的1/2。同样，也要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原为一种共同物，使它们各自代表这个共同物的多量和少量。”

价值形态的发展，也是货币的起源，对此，马克思用了比商品这个概念更多的笔墨，特别是在“相对价值形态”这一节。在展示了它的性质内容和量的规定之后，专门写了“简单价值形态作为一个总体来看”这个内容，指出：在这种形态当中“商品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由一个外部对立，二商品间的关系表示出来了”。接着，侧身一转，站到了超越商品世界的高度，指出：“在一切社会状态内，劳动产品都是使用品，只有在一个历史规定的发展时期，才把一个有用物品生产上支出的劳动，表现为它的‘对象性’属性，那就是表现为它的价值，并且把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就得到结论说，商品的简单价值形态，同时就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态。商品形态的发展和价值形态的发展也是一致的。”这里的“对象性”属性，是一个思辨的产物，它已经超越了“三角形的面积”和“上衣与麻布”这些直观的表现形式，这为货币的真正本质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在谈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时候，在理论上让我们掌握了，只要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场合，人对物就会产生“拜物教”的反映。“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以感觉又超于感觉的东西或社会的东西。这就和光线感觉一样。人不把一物在视觉神经中留下的光线印象，表现为视觉神经本身的主观刺激，而把它表现为眼睛外界某物的客观形态。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实际也有光线由一物、一外界客观物，投到另一物—眼睛里。它是两种物理性质的物品之间的物理性质的关系。反之，商品形态和商品形态赖以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及由此发生的物理关系，却是绝对没有关系。那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这里，在人看来，它竟然取得了一种物品关系的幻想形式。所以，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只好逃入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好象是一些独立存在的东西，它们各自赋有生命，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在商品世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理性和形象的结合做得如此巧妙！

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的特殊商品，这里则死死抓住了它的“社会使用价值”——一般等价物这个属性。一般商品的灵魂是它的价值，但作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它的灵魂则是它的使用价值。这是因为在这个基点上，作为一个胚芽，它是转化为资本的内在根据。在这里，马克思用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个命题。这一哲理性很强的命题，展现了如下一点：如果在货币产生之前，对人们普遍起作用的是商品拜物教，那么在货币出现之后就发展到货币拜物教了。（前文曾提到过货币是人性运动的聚合性载体）

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完全外在化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所有物质财富，现在只有两种存在形态，一极是商品，一极是货币。人们追求未来，也就要追求货币，因为货币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而未来也只限于可能。你不知道饮用水和武器这两样东西，在明天哪一样是你更急需的。但是商品只包含着单一的可能，严格来说，它就是现实本身，更严格来说，它只是现实当中的一部分——现存。按照马克思对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商品一旦实现自身——被买者买到手里，它就会立即走向反面——被消费掉。

使用价值转化为它物，价值也就不再运动了，它们都冻结在人类生命的一个节点上了。

为什么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马克思用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这样一种高超的分析模式来说明。按照逻辑，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两个概念是同时出现的。马克思证明了，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前提下，经过流通却产生了一个增值额，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初定义。说它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种看似悖论的表达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说它在流通中，是说它在资本的流通中；说它不在流通中，是说它不在一般商品流通中。这是先让我们看到：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个本质。为什么不说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呢？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他们要满足现实又追求未来，尽管差距极大，但能够变现的手段也只有货币。这个问题，也只有在理解了整体性设计的前提下才能加以理解。在最典型的产业资本当中，资本采取了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很显然，后面两种资本并不是货币形态。地租是土地这种资本的产物，一套住房带来的租金，以及虚拟资本运动中使用的期货票据等信用实体，它们也并不是货币，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价值的承担者。

劳动力这是又一个特殊商品，它是资本运动的中断，又是整个链条的前提性结点。对它的分析，我们放到下一个问题当中。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一般认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后者是资本家的立场。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资本除了将自己人格化为资本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它的社会使命。它的本性就是自我增殖的最大化，也就是它要以最高的效率吸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一个资本家，或者说一个经济人，他只要成为资本运动的载体，就不可能脱离资本的本性，不可能辜负资本的社会使命，除非他接受竞争中失败的下场。资本是人类整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器官，它把社会机体的能量提高到极值，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拐点上才肯走入平和之路，才会最终卸任。

成本价格是资本增大自身的零点界限，剩余价值，在以一个理想的数额产生出来之后，它不能以商品资本的形态存在，如果这样，它也就不是真正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个余额在现实上、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按什么程度实现，都要取决于市场的情况，……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对立的，已经不是资本和劳动，却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是单纯当作买者和卖者的个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在计算上、在变化上、以至在观念上，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真假的区别，可以说各算各的账，没有实质性的障碍。

对于资本的本性，马克思引证了一个绝妙的材料：“《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这段话虽然不是马克思本人说的，但是，把它引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部分，是与马克思的著名命题“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彼此呼应的。

总之，每一个新概念（不是言辞文字上的新，而是就自己这个体系来说与其他学说体系的区别）的出现，都是体系成长的结果，它们既可以集中起来合乎逻辑地继续前进，也可以向四外展开，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印证。（二）假设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起码遵循两个思维原则，一是抓主要矛盾，二是相对静止的角度。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提出这两个原则，倒是在毛泽东《矛盾论》当中有“抓主要矛盾就像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比喻，但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是殊途同归的。科学实验的理论基础就强化和纯化实验的条件，让事物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这也充分印证了他在同一个地方所指出的，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十分熟悉的那段话：“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以上所说的两个思维原则，是抽象力当中比较宏观的原则，它们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以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为例，马克思说：“劳动力价值的最终限界或最小限界，是由一个商品总量的价值形成。没有这个商品量的日常供给，劳动力的担负者——人，就会不能更新他的生活过程。所以，这个限界是由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到这个最低限度，它就下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因为在这个场合，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展。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合乎质量标准，提供这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个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按人的最低生存状况来测量，而且也还是比较模糊的。在劳动日的最高限度问题上，也照样有这样的考虑，不外有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两个因素。生理界限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伸缩性，一个人精力充沛与萎靡不振都是活着的人，这里面所需要的营养含量差距很大。更不用说道德上的事了，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劳动力持续支出，你就是给他一部分社会交往和发展自己的时间，他也不会利用的。总之，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过多纠缠下去，因为这毕竟不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利用一个社会平均价值额就可以推导下去，更重要得多、更具醒世功能的论证还在后面等着，一旦走入到那里，再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它是远远不值得我们就此来纠结的。

关于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属于类似的问题。有“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准来建立尺度，也是一个抽象的结果。这是告诉我们，在理论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可能讨论极端的情况。比如战争、地震、海啸等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这都是非常情况。也不会用对未来的推断当作现实的标准。一切规定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官员都不能控制和左右这一客观过程。

对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分析的前提是四个理论假设：一是社会上只有产业资本家；二是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三是在价值与价格相等的条件下固定资本一年内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四是没有对外贸易。这样，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中，我们就可以只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补偿，二是实物替换，前者是考虑如何卖得出去，后者是考虑如何买得回来。如果不做这种假设，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就会有很多干扰因素起作用，让我们无法直观地看清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就像我们研究炮弹飞行，作为第一级近似，忽略它的转动性能，把它当作质点；作为第二级近似，忽略它的弹性性能，把它当作刚体。在经济领域也是一样，两大部类的生产运行，各自的内部有许多可变化的因素，剩余价值率、投资总规模、有机构成、周转速度等等，但是在这里都可以设定为一个不变的量（剩余价值率在其他问题的分析中也一直是被设定为不变的），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只要你的生产过程连续地进行下去，不管这些要素如何变动，总要拿出一部分产品与另一部类去交换，这是刚性的，除非你退出再生产，倒闭关门。在正常情况下，设计一组典型数字，超越原始状态，采用极值模型，这无异于科学实验中迫使控制过程自露真相的方法。

如果没有通盘的考虑，哪些假设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做的；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不用做的，在选择上就会出现偏差。这不仅让分析发生困难，也会失去结论的说服力。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对外贸易肯定要影响两大部类的交换，但却总有极值情况。价值规律的作用，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价值和价格总有一个理论上的平衡点。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在我国有着历史错位的性质，它在将来才有可能恢复生命力。但是计划这个手段也必须是市场经济中的应有之义。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让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淹没。相反，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计划手段在其中运用得越自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高层决策者的头脑中应该引起反思的是，有多少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不堪一击的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不是规范和引领它回到被允许的良性道路。

在这里需要说明，假设不是假说。尽管二者都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后者甚至是科学理论的前身，但是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假说虽然在现实当中有着充分的根据，也有一些现象符合它的假定性说明，比如大陆飘移假说，在板块和物质结构等方面有诸多对应点，但是关于飘移的动力和历史演变的材料方面还有致命的缺陷，也就是还没有最终被证明它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以他出版《物种起源》为限，宣告了它是科学理论，而是人类在考古学中发明了碳十四检测法，才结束了它作为假说的历史。并且，就在今天，欧洲大陆上仍然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以上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几乎同时便走向经济领域的研究。实际上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他被驱逐出境的事实上说也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更是以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为载体，向人们宣告了这一理论的庄严问世。后来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再后来一系列国家纷纷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都是铁一般的实践检验。据了解，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里，无论什么专业，都要学习《资本论》，这与他们推选马克思为伟大的思想家是一致的。

如果说对《资本论》的完成，有什么从正面进行的理论上的准备与铺垫，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算是很典型的文献。在那里，异化劳动是被揭露的对象，人性的复归是最终目的。但是我们发现，在《资本论》当中，异化这个概念再也没有出现过，从阅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环环相扣的演示中，并没有这个概念存在的空间。因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是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代替了异化这个概念，这实际上也并不匹配。我们只是知道，自《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成熟，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近二十年的时间，作者结合社会实际，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1849年写了《雇佣劳动与资本》，1859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5年写了《工资、价格和利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在这些过渡性的文献中，一切为新理论所需要的范畴都已经明晰，既便有不妥之处，在恩格斯后来的梳理当中，也得到了纠正。

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怎样证明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不是商品。以往在一些研究者的文献中有如下两个理由：第一，作为商品，必须有独立形态，劳动力就存在于劳动者的身体当中，它是独立的。但是劳动只是劳动力的表现，它是一个运动过程，没有独立形态，因此不符合商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作为商品，必须属于一定的所有者，劳动力就是属于劳动者的，他有处置权和支配权，可以决定出卖与否，甚至可以与买者讨价还价。但是劳动一旦开始，它就是劳动力出卖以后的事了，这个时候，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在消费自己的商品了，因此这个过程就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也就是说，他对劳动没有所有权了，因此也不符合商品的条件。但是这里就出现了逻辑问题，因为开始说的是“要属于一定的所有者”，并没有说一定属于谁。我们可以说，劳动属于资本家，也是有所有者的，这就矛盾了。

我们看恩格斯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不难看出，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才是让“劳动”不能作为商品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说“某某商包含了多少劳动”，却不能说“某某劳动包含了多少劳动”，正像长度单位可以衡量其他物品的长度，但却不能衡量它自身。不能把劳动价值论说成“劳动劳动论”。马克思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以一种不证自明的口气一带而过的：“我说劳动的报酬，不说劳动力的报酬，那只是沿用各位熟悉的语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位导师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顺便说一下，学术界有人不厌其烦地“制造”两位导师的对立，是非常庸俗的（这个问题马上就会说到）。它不但庸俗，而且是制造混乱，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刻认识。（三）因果链条中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知道了，商品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而不是它的历史起点。实际上仔细考察，我们还会发现，这种方法不仅适合于理论大厦本身，而且适合它的其他分层部分。

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在历史上相差很多。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资本论》当中，第二十三章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二十四章则是“所谓原始积累”。这在时间上看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但是它却服从了整体结构这个大局。

在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以往的商品拜物教必然发展到“资本拜物教”。同样是人，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这种极不相同的命运，完全在于资本的眷顾。马克思就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来说明什么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上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上所起的作用几乎一样。亚当吃了苹果，罪就落到人类身上来了。关于这种原始积累，人们也是把它当作一种过去的奇闻逸事，来说明它的起源。在许久许久以前，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智慧，特别是省吃俭用的好人；一种是懒惰，浪费所有一切，并超过这一切来浪费的坏蛋。神学上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类怎样被注定要在额门上流着汗来吃面包；经济学上的原罪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何以会有人无须这样做。没有关系！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前一种人积累财富，后一种人结局却除自己的皮，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不管怎样劳动但仍然只有拿自己来出卖的大多数人的贫困，和老早已经不参加劳动但财富仍然不断增长的少数人的财富，就是从原罪那一天开始。”

如何叙述一种东西，才能让我们更加强烈地追求对它的理解，那就莫过于这样做：先把它最典型的部分，最能代表它本质的现象充分展开。这里就是如此，在前面二十三章的内容展开之后，人们迫切地需要追索原始积累的本质，这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用暴力强迫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个真相。

为拿破仑立传的人不可胜数，但是在叙述方法上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头写起，另一种是从土仑战役写起。哪种方法更适合人们的阅读需求呢？不用说也是后一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拿破仑，不是查他的人生档案，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来了解，无疑最能代表这一点的就是使他发迹的土仑战役。至于他的幼年时代和求学经历等等，在适当的场合加以插叙，可以使结构更加完美。这就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道理。写传记不可能是记流水账，什么都写，这个人物就不会被记住。拿破仑的秘书为他写了一部厚厚的传记，有很多翔实的会议记录和通信一类的文字，一半的篇幅都是考证性的东西，这样的书，在我看来很不可读，只是历史材料的堆积。

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这里来。为了进一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他对一个庸俗经济学家卫克斐尔德的学说进行了讽刺与幽默的分析。说他的“伟大功绩，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曾发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他曾经在殖民地，发现母国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真理。”这就出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片断：“英国人比尔，带了500名工人，包括女工和童工。带了很大一笔钱，来到了澳大利亚开办工厂，打算发大财。但是到后来，工人们纷纷离他而去，他连个铺床叠被的人都没留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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