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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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卓著的思想家(4)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福泽谕吉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位启蒙思想家，他“给予国民的影响之大，恐怕比所有其他启蒙思想家之和还要广泛、深刻”。此人便是福泽谕吉。在日本有启蒙性质的“文明开化”运动中，他充当旗手，扮演了一个巨匠角色，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福泽谕吉1835年出生在中津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丧父。少年时代的福泽谕吉一面从事家务劳动，一面学习汉文，阅读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文学书籍。福泽谕吉对幕府那套封建等级制度深感不满，总觉得那些封建思想不合时宜。
1853年7月的一天，由四艘炮舰组成的美国舰队在柏利少将的率领下，强行闯入日本的浦贺港，要求同幕府将军就开港进行谈判。柏利声言，如不同意，“立即交战，以决定胜负。”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环境中的幕府官员，很少看到这种冒着滚滚黑烟的大炮舰，惊惶失措之余，只得同意开港。第二年，日本被迫在神奈川签订了开港贸易的《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英国、俄国、法国也相继闯进来，日本紧闭的国门被强力打开了。日本的封建社会犹如长期密封在棺材中的木乃伊，突然遇到外界的新鲜空气，迅速开始变化。
日本许多有思想的下级武士看到西洋人的威风，这时产生了了解世界的想法。同时，他们看到平素骄横的幕府官员，在西洋人面前却束手无策，感到异常气愤，因而又萌生了要求变革的思想。
这一事件对福泽谕吉震动很大，促使他立志学习西方文化。他怀着振兴日本的抱负，先后在长崎、大阪、江户等地学习荷兰语和英语；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多地学习了各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不久，他在江户开办了一所荷兰语学校。
福泽谕吉一直渴望着能到国外参观访问，直接了解西方社会的情况。从1860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的翻译前往美国开始，他曾3次出国，历访英、法、荷、普、俄、美等国。多次出国访问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日本与欧美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期望能尽快把西方文明之风带回国内。因此，他在出访期间，用点滴节省下来的外汇，购置了大批外文书籍，包括各种辞典，其中许多书籍后来被广泛采用为教科书。
日本被迫开港后，社会上“攘欧论”盛行。福泽谕吉因倡导学习西方文明，处处受到传统势力的猛烈攻击。就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仍以很大的胆略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为日本的文明开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从1862年起，福泽谕吉连续发表了60多种著作，其中以《西洋事务》、《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最负盛名，它们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西洋事务》一书完全是根据福泽谕吉的访问笔记写成的，它详细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向日本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社会的窗户，成为轰动日本全国的畅销书。当时日本朝野凡是谈论西方文明、主张开港的人，案头都有这部著作。
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被称为“明治的圣经”的重要著作——《劝学篇》，吹响了日本向近代社会进军的号角。在这部著作中，福泽谕吉用通俗的语句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生而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他敦促国人要多读书，多接触新事物，钻研对社会真正有用的学问。他认为一国文明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立志学问，充实力量。他主张放开眼界，将东西方事物进行比较，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取得真理。《劝学篇》力排传统思想，宣传功利主义和进取精神。福泽谕吉将批判矛头指向幕府，认为妨碍个人身心独立的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和日本的幕府统治。因为“国家权力集中于王室”、“人民不专于国事”、“国民的地位不受尊重”、“无信仰宗教权”、“无研究学问权”；进而告知那些处于卑屈之中的人们，要想走上独立的道路，必须立志向西方学习，树立文明精神，把不切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他认为，只要掌握了这样的学问，增长了见识，“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福泽谕吉号召人们打破传统的“轻视钱的习俗”，因为“争利就是争理”。这对日本后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制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本书一出版，人们争相购阅，销量多达70余万册，对日本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福泽谕吉全面提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他把世界上多元文化归结为三种类型，即野蛮、半开化和文明，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照由野蛮到半开化到文明的次序向前发展的。在他看来，当时的日本处于半开化，而欧美已进入文明。因此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标准”，学习欧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他说明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为先进的所压制。”但是，福泽谕吉并不一味崇洋媚外，只是强调要学习其中“一种无形的东西”，即“文明的精神”。他说：“使欧亚两洲相比，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他告诫人们“不应单纯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
福泽谕吉还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私立大学的创始人。1868年，他创办了“庆应义塾”，后来又不断扩充，建成为日本的第一所西式学校。这所宣传文明开化的基地，为日本的维新改革事业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他因此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为了从根本上打破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福泽谕吉极力主张通过兴办教育，使日本逐渐走向文明社会。他主张以推进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办学宗旨。为此，他强调学校应讲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如同激荡的洪流，冲击着封建幕府体制和陈旧的社会意识，因而深得明治政府的赏识。他的启蒙思想被资产阶级加以改造、利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为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福泽谕吉的视野又是狭隘的，他不可能去关心下层民众疾苦，甚至主张用宗教来愚化人民，使人民俯首听从资本家的摆布。明治维新后，福泽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对内主张“官民调和”论，对外则为日本扩张开脱，公开宣扬“日本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应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鼓吹要把中国和朝鲜“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暴露了他的局限性。他的启蒙思想本质上是为日本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工具。
威廉·詹姆士
威廉·詹姆士（1842～1910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出生于纽约，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富商。先后在美国和欧洲受过长期的多种专业教育，并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哈佛教授生理学、解剖学和心理学等课程。在先后出版《心理学原理》和《心理学简明教程》两本心理学著作后，将注意力放在了实用主义哲学上。其哲学著作有《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宗教经验之种种》、《真理之意义》等。《实用主义》一书共收集了8篇讲稿，具体论述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观等。（1）反对形而上学。詹姆士声称，实用主义继承了近代经验论以及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传统。他把所有反对“绝对”、“物质”、“实体”等形而上学概念的哲学家都视为实用主义的思想先驱或同路人。詹姆士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无用”、“抽象”的同义词，他还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可恶，在于它是一种不近人情的、不道德的哲学。他还认为，形而上学虽然无意义，但实用主义从实际效果出发，将形而上学概念带到生命的绿丛中，把它们的价值兑现出来，也可以使之成为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尤其在宗教领域更是如此。此外，他还认为，哲学家的思想和他们的气质密切相关。（2）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詹姆士指出：“实用主义的范围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他说“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特别的结果，它不过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方法的功用，首先在于解决形而上学的争端。简言之，实用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不感兴趣；一切从实际效果出发，从事实出发，这才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3）实用主义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在詹姆士那里，实用主义除了作为一种方法之外，更重要的它不是一种真理理论。他的真理观是：①真理是有效用的工具；②是对观念符合实在的独特理解；③真理是一个过程；④真理需要有一种“信用制度”。
正如美国哲学家卡伦所指出的，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中所阐述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对美国的状况的自由反应，代表着美国人自由、冒险、努力、新奇及一种不确定的未来。《实用主义》一书是詹姆士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实用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全称是《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由詹姆士于1906年11、12月在波士顿罗威尔研究所和1907年1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几次讲演汇集而成。全部照原讲稿付印，未加任何发挥或注释。正因为如此，它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重复，在一些地方显得比较简单，只限于提出观点，未能展开充分的论证。所有这些都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詹姆士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实用主义》一书是他哲学成熟时期的著作，不但集中体现了詹姆士本人的思想，同时也是整个实用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德国人，19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他以其惊世骇俗的勇气开辟了西方思想史的新纪元，他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西方思想的发展。
尼采1844年出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新教牧师家庭，贵族出身，和普鲁士国王同宗。
尼采出生时头大身小，并且身体差，有神经痛、头晕、眼花等各种毛病。在他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父亲与病魔搏斗，终于力竭而死的场景给尼采以深刻的印象，并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
父亲去世后，教养尼采和他妹妹的责任主要落在他的母亲、祖母和两个姑妈身上。他的姑妈喜怒无常，母亲固执偏见，这无疑影响了尼采那种躁郁性格的形成。而且尼采整日生活在女人堆里，从小就养成了女性化的心理状态。他小时候就很弱的身体由于不能参加运动更加虚弱，长年的头晕眼花症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神和体力。
童年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尼采后来的生活。在普福达预科学校，他攻读诗学、科学、希腊文及拉丁文等，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他那种畸形发展的身心，却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他在学校里整日被眼花症困扰，稍一见光就会头晕，于是他更加懒得来到户外，大多数的时间躺在床铺上，听着音乐，长久地陶醉于梦幻般的冥想世界中，在那里他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1865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半年后放弃神学，专攻古典语言学。在初上大学的头一年，他便碰巧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这使他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在几年之后走上了哲学之路。
尼采毕业后，25岁那年，老师李契尔推荐他担任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哲学讲师。此时的尼采，在古典语言方面、尤其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已有了惊人的造诣。尼采从这一刻起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对尼采来说，相比于教书，似乎哲学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从他接触叔本华的著作那时起，他就开始沉思某些关于人生和人类的根本问题。
在巴塞尔大学任教的第三年，即1871年，他开始写作《悲剧的诞生》，并于次年1月出版。通过这部著作，尼采感觉到了自己的哲学天赋，并且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某些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
随后几年，他一直为自己是继续教学还是从事哲学这个问题而苦恼。但他还是写出了一系列著作，如《季节的沉思》、《人性的，太人性的》等。
1876年，尼采曾向一女子求婚，但是遭到拒绝，那个女子嫁给了一个没有一点哲学头脑的人。这对尼采的感情生活是一个致命打击，从此他终生未婚。这次恋爱的失败，也把尼采的思想引向一个极端。他开始怀疑是非善恶的道德问题，他认为是非善恶本身并没有道德的意义。
1879年，尼采辞去了大学的教席，做了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独自游历了许多地方：日内瓦、西西里、莱比锡等，自称是个“漂泊者”。
在1879至1889年这十年，尼采强化了他的超人哲学，认为真正的神明就是人类自己。他写了一大批作品；《漂泊者及其影子》、《曙光》、《快乐的知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系谱》、《偶像的微光》、《瞧！这个人》等。在这些书中，尼采的唯意志论的超人哲学已完全成熟。
1889年元月初，尼采摔倒在地，并出现精神分裂症，此后一蹶不振。1900年，尼采逝世。其妹妹在他死后整理出版了他最精彩的笔记《权力意志》。
尼采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人物，他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竞相误解、曲解他的学说。在尼采死后，他的思想越来越受人重视，在20世纪的哲学书籍中，尼采的名字闪闪发光，他的超人思想给后世极大的影响。
严 复
严复1853年出生于中国福建。他从小热爱读书，博闻强记。13岁那年，严复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以后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1877又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留学英国期间，严复接触到了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此期间，他积极研究西方社会的经济学说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最后他认识到了英国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完美的议会制是英国富强的重要原因。经过两年的国外学习，严复于1879年回国并担任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第二年又担任了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严复对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十分不满。他认为，救国不仅仅是加强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所以他积极地主张变法维新。
从1895年起，严复撰写了很多政治论文，他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章，抨击了中国的封建制度，批判了封建主义，同时赞扬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阐述了维新变法理论和维新变法的纲领：“鼓民力”，“开民智”，“废八股”，“兴西学”；“新民德”，他呼吁禁止鸦片与缠足。创立学院，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严复的这些思想对当时封闭的中国人来说如同霹雳闪电，给渴望救国图存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他还把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译介给中国人，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许多国外的一些伟大的学说著作。《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阐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和规律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一书的前二篇。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宣传其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这一思想震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胡适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天演论》一出版就风行全国，也成了维新派变法的思想武器。
严复是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居功至伟，也使他在我们民族史上千古留名。
晚年严复的思想日渐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他甚至一度主张复辟，这也成了他人生中令人遗憾的事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5月6日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弗莱堡一个犹太羊毛商人家庭。由于生不逢时，和别的犹太家庭一样，他们家一直受到反犹太者的迫害和歧视。弗洛伊德4岁时，全家迁到维也纳。恶劣的环境，从小就使他养成了坚强不屈的品格。
由于遭受迫害，弗洛伊德没有上过小学，尽管父亲的知识有限，但却四处借书给他阅读，在父亲的培养下，弗洛伊德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段时期他比上学的孩子读的书还要多。
10岁时，环境稍有变化，弗洛伊德上了中学。在中学的几年里，弗洛伊德读书非常刻苦。他不满足教科书中所讲到的知识，总是按教科书的提示去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他把解难题当作一种乐趣，这一爱好培养了他独立思考，敢于解决困难的精神。
弗洛伊德除了学好所有的课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而且还自修希伯来文，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整个中学时期，他年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
弗洛伊德曾打算将来去学法律，但当时正值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风靡欧洲。他说：“达尔文当时提出的那些颇有争议的理论，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他的理论可望使人们在认识世界这一方面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于是他准备去学医。中学毕业后，他由于品学兼优被保送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
当时巴斯德创立了细菌学，弗希纳创立了心理学，孟德尔创立了现代遗传学，这些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人的思想及整个人体的奥秘，吸引、推动着这位医学院学生更加去努力钻研、学习，他除了必修的专业课外，还要去听哲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据说，他在大学的几年里几乎没荒废一天的时间，因此他还没毕业就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当上了生理学教授布目克的正式助手，并在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几个难度很大的科研项目，这使他在奥地利科学界初露头角。1881年，他顺利地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第二年成为维也纳医院的临床实习医师。不久，他在布吕克教授的热心推荐下，得到了一笔留学法国的奖学金。他在法国着手研究精神病和催眠法，并得出结论：如果催眠术能导致神经错乱，那么神经错乱也许是由自我暗示所致，因为催眠术使患者对头脑中原先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反应。
1886年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他结合自己的神经病医学实践，于1895年与布洛伊尔合著《癔病之研究》一书。他在共同的研究中发现，如果使病人进入轻度催眠状态并让其畅所欲言，就有可能使其恢复记忆，而这些记忆正是由于被拒之于自觉的观念之外，受到压抑并变得无意识的。
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梦的解析》这篇成名作。书中提出了心理图式的理论以及意识、浅意识与无意识三个领域的学说，对人类精神困境进行探讨。弗洛伊德认为梦幻和神经病症的形成大抵相仿，是“受到压抑的冲动之需求，与自我的一种潜意识压抑力进行抗争最后达成的妥协”。他认为最没意义的概念、最随意的口头语、最荒唐的梦，一定有某种意义，并可用来揭示常常不可理解的“行为”。
后来他发表了《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他认为性冲动从婴儿呱呱坠地那天起就有了。然后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口腔期、肛门期、性器官期，在不同阶段，引起性欲的不同部位会产生快感。
两重性的概念一直是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主要特点，不管人们把冲突看成是自我防护与性本能之间，还是看成自恋与恋他，或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不管用哪一种涉及本能的理论来阐述，都是无法为自我所接受的那些方面的相互冲突。这种看法后来成为了种种动态心理疗法理论，包括精神分析，集体或个人心理疗法，家庭或婚姻疗法。此外，对文学与戏剧评论，教育和儿童教养等方面，它都产生了影响。
虽然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对本能的需要与文明的局限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持悲观看法，但是，仍有不少人还是把他赞誉为一位精神的解放者。因为是他在把西欧人的思想从极端的推理主义中解脱出来，并使之趋向把人格作为一整体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方法，使我们了解到，在人的行为中迄今仍有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他的关于不可接受的无意识本能冲突这一中心思想，有助于人们对神经病症、梦幻和动作颠倒进行研究。现在人们才懂得，神经错乱的那些附带现象，原来是病人的含义丰富的心理交流而已。
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的理论扩散到欧美各国，并渗透到各个领域。一时间，全世界掀起了弗洛伊德的热潮，他成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1938年德军占领维吉尼亚，他被流放，次年在伦敦离开了人世，终年85岁。
弗洛伊德以《梦的解析》而闻名于世。他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对人类行为进行了革命性的探索，但他的理论和成果在人们膜拜和揶揄之中，现在却仍然悬而未决——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在心灵与肉体之间。
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中国广东南海人，从小生活在封建的儒家教育环境里，聪明好学。按照书上圣人说法，中国是“天朝大国”，外国是没有文明的落后地方。可后来他读了一本介绍外国情况的书，眼界开阔了，才觉得外国并不像圣人们说的那样落后，他们有兵舰和大炮，还有一套比中国先进的治理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去了香港，对外国人管理社会的办法有一个初步认识。后来他又到了上海，看到了很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书。康有为在那些书里知道，原来俄国和日本也是很贫穷的，后来实行了很多由内而外的变革，很快强盛起来。康有为想到，如果中国也像他们国家一样搞改革，不是也可以由弱变强吗？想到这里，他很高兴，好像找到一付医治中国的药方。他决心凭这个“药方”去干一番大事业。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被主考官评为第三名举人。可是到发榜的时候，他的名字却不在榜上。原来康有为曾经给光绪写过一封要求实行改良的信，他在信上说，现在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如果赶快变法，还能挽救。再拖上几年，就不可收拾了。一个顽固透顶的叫徐桐的老官僚看到了这封信很生气，他认为，像康有为这样的小人物，居然要皇上实行变法，是一种“越格犯上”的行为，这种人怎么能用呢，于是他就派人把康有为的名字划掉了。
康有为落榜以后，心情沉重地回到故乡。他决心培育一批人才，同自己一道推动中国的变法。他自建的学堂名字叫“万木草堂”，康有为把课堂当作宣传变法的讲坛。他对学生分析了中国现在的形势，外边是强敌入侵，国内灾难不断，当官的吃喝玩乐，百姓民不聊生，我们的国家正在危急存亡关头。最后总结道，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像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实行变法。学生们听到康有为充满感情的讲解，大受感染。
1895年4月，一千三百多个举人联名给光绪皇帝上书请愿。史称“公车上书”。这次请愿的主要发起人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可是康有为变法的主张从此传播到全国各地。
1897年，康有为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被帝国主义强盗强行割去不少，心中忧虑。第五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后来等到全国举人到北京考试的时候，康有为联合举人们，成立了“保国会”，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到了危急时刻，祖宗之法非变不可。顽固派看到康有为组织团体鼓吹变法，非常恐慌，上书给光绪皇帝，诽谤康有为。在顽固派的高压下，“保国会”解散了。可是维新变法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了。
康有为变法的主张，慢慢地渗入到光绪皇帝的心里。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诏书，决心实行变法。几天后，他在颐和园的仁寿殿召见康有为，想当面听一听康有为的意见。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谈了两个小时。光绪皇帝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他让康有为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康有为的变法劲头更大了。
康有为没有想到的是，变法很快就失败了。光绪皇帝宣布变法一百零三天后，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慈禧派兵捉拿康有为，结果扑了个空。原来光绪皇帝意识到情况不妙，在慈禧政变的前四天给康有为写一封密诏，要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康有为到了香港，后来辗转到了欧洲，过着流亡生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许多人认识到，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必须推翻它，建立新的政权，这样中国才会有救。可是康有为认为皇上是圣明的。他要鞠躬尽瘁报答皇帝，不肯加入到革命党中去。后来，康有为一直表示忠于被推翻的清朝，知道溥仪被赶出皇宫，他还赶去朝见。康有为落伍了，这个曾经领导了一代革新运动的人，到了晚年又成了守旧势力的代表。1927年，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
亨利·帕格森
亨利·柏格森1859年10月18日生于法国首都巴黎。柏格森小的时候，他的一家曾迁居英国伦敦数年，这使他小时候就学会了英语。他9岁时又随父母回到巴黎定居。柏格森脑袋硕大，聪明颖悟。中学时他数学成绩超过一般同学。中学毕业前夕，他在数学班应征写了一篇论文，获得数学奖金。由于他解题有特殊创见，《数学年报》破例全文刊登了这篇论文。
柏格森不仅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在语言学方面也有高超的悟性。他听到生动的言辞就会产生一种愉快的共鸣。中学毕业后他踌躇徘徊，是学理科考高等工艺学校呢？还是学文科考高等师范学校？最后他决定学文科，于是1878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仍保持着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他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读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的著作，成了斯宾塞的信徒。他相信机械唯物论。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无神论者。有一次，他当班里的图书管理员，没有把书架上的书整理整齐。老师责怪说：“一塌糊涂，你们的图书管理员的灵魂可会安宁？”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异口同声地喊道：“柏格森没有灵魂！”3年之后，毕业时柏格森获得了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合格教师资格证书。
大学毕业后柏格森先后担任了几所中学的教员。同时抽机会到大学里担任临时讲师，在任中学教师期间，他曾仔细研究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哲学著作《物性论》，研究成果发表后，对唤起青年研究古典文学的兴趣起了重大作用。在深入进行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出第一部哲学著作《意识的直接材料》（20年后英译时书名改为《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年他将此书提交巴黎大学应试，获文学博士学位。
1898年，39岁的柏格森回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讲师。1900年柏格森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兰西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直属国家教育部，以自由讲座形式传播知识的最高学府，内设哲学、理科、文史三大部，共数十个讲座。柏格森先后任古希腊哲学讲座、现代哲学讲座主讲20年。他的讲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思想深邃、文辞美妙、论辩有力、姿态优雅，他的讲演牢牢地吸引住听众，深深地打动听众的心灵，令听众赞叹倾倒。他讲课时，常常在开讲前两三小时就有人赶来等候，听课者有教授、大学生、神职人员、政府官吏、军官、社交女人，有法国人，也有外国人。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而且门口、窗户、甬道、讲台边都挤满了人。柏格森讲演时，听众寂然无声，犹如在教堂里祈祷。讲演完毕，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1921年，柏格森62岁，退休。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柏格森被选为全国最高名誉学术机关“国家学院”的“道德学与政治学学士院”学士、“国家学院”的首脑部分“法兰西学土院”学士。
柏格森分别于1900年、1904年、1911年出席了第一、二、四届国际哲学大会。
1908年柏格森到伦敦，见到了在英国讲学的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初次晤谈，柏格森的才智就令詹姆斯深为叹服。詹姆斯遂在讲课中增加了介绍柏格森哲学的内容。詹姆斯回国后，怂恿并帮助自己的朋友翻译了柏格森的著作《创造的进化论》，并打算亲自为之作序。1911年詹姆斯的重要著作《实用主义》译为法文，柏格森为其写了题为《真理与实在》的长篇序言，以悼念上一年（1910年）谢世的朋友詹姆斯。
20世纪初的头20年中柏格森多次赴英国、美国讲学。
柏格森老年患了风湿病，闭门谢客，但仍笃学覃思，著述不辍。69岁那年即192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由法国政府官员送到柏格森寓所，其夫人出面代接。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挥军西进，势如破竹。1940年6月巴黎被攻陷。老病中的柏格森因山河破碎，心情格外沉痛、凄惨，病情陡然恶化，于1941年元月4日与世长辞。
柏格森在其60多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作。除了早期的博士论文外，重要的还有《物质与记忆》（1896年）、《形而上学导论》（1903年）、《创造的进化论》（1907年）、《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源泉》（1932年），以及汇集平时论文、讲演稿而成的“专论与讲演”两集，一集题为《精神能力论》（1919年），另一集题为《思想与动力》（1934年）。通过这些著作，柏格森建立了一个以颂扬生命、倡导直觉、贬斥物质和理智为中心内容的反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的哲学中虽有合理的思想，但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与现代的科学精神、唯物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帕，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一个经营麻纺织工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民主自由党”的普鲁士下院议员、帝国议会议员。母亲是一个正统的加尔文教信徒。老韦伯倔强、执拗，要求妻子和孩子们在家庭中绝对服从他，夫妻俩因此感情不和。
1881～1884年期间，韦伯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同时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之后，在柏林大学完成学业。韦伯早年攻读法律和经济史，20多岁时曾担任一名律师的助手和大学助教，直到1893年，1895年，他在弗赖堡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896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期间完成关于古罗马土地史和中世纪贸易行会的发展等论文，以后又为德国最重要的学会——社会政策联盟作了德国东部土地问题综合分析等论文，并参加了左翼自由基督教社会联盟活动。
韦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者。1895年，在弗赖堡的一次演说中，他尖锐指控德国容克贵族，讽刺他们是历史的渣滓。他对自由党持批评态度，指责自由主义已是一个衰颓的运动，并提出了“开明帝国主义”的概念。
1897年，韦伯的父亲去世，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1898年春，他患了神经衰退症，自此连住了5次院，病愈后出外旅行，疗效也不是很大。由于情绪上的紊乱，他常常无法工作，有时，不得不一连几小时坐窗口修剪他的指甲。直到1903年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才恢复了研究工作。韦伯大器晚成，他的重大成就都是在病重到逝世这十几年间作出的。
韦伯最有名、最引起争议的一部著作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该书根据统计数字，说明了德国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的相互关系。他并不否认在加尔文以前早已存在资本主义企业，他也了解存在发展资本主义所必备的其他物质和心理条件，但他认为，在加尔文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兴业精神一直受到教会中流行观念的敌视，因而不能充分发展。他认为，过去的宗教信念从未使人们设想，财富的积累是神的永恒恩典。清教徒参与了建立现代经济生活庞大机构的行动，它必然要主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价值。除了揭示宗教思想在社会结构中的广泛影响，并且探索宗教信念所导致的许多意料不到的后果之外，韦伯也考虑了社会组织后果问题。他因此以最早研究组织结构的学者而闻名于世。
1910年，韦伯帮助德国建立了社会学会。他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经济史和文化史，他还对印度和中国宗教文化进行分析，并把它们与西方宗教进行对比。后来，他又发表了《经济与社会》一书。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种方法论，论述了一系列探讨宗教社会学、政党和小群体行为社会学以及历史哲学的论文。可以说，现代社会学说，多是从韦伯的著作发展而来。
由于韦伯的文章多数刊在只有专家才能阅读的学术刊物上，他的影响在他死后才显示出来。
孙中山
孙中山，字逸仙，诞生在19世纪晚期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他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大清帝国”的“子民”，这时很难看出日后他却成为用民主思想和革命手段推翻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真龙天子的英雄人物。正是他才使中国开始尝试建立法、美式的民主制度，加速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近代化进程。
而这一切得益于他移居檀香山的种植小麦的哥哥孙眉的帮助。孙中山12岁时求学檀香山就读“西学”，后入香港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就读，虽然不是“学而优则仕”，然而只有学习西方才打开了近代东方学子智慧的大脑。这样，在他短暂地行医于澳门、广州等地后，便上书清朝重臣李鸿章主张政治改革，以求中国在列强践踏下站立起来。这次毫无结果的“上书”，使这个看来愣头愣脑的青年走上了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道路。
其实，尝试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并不是孙中山的发明，太平天国的农民们已经作过了长达14年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孙中山这次进行的是“文明的革命”，是有着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彻底的否定。1894年他组织兴中会这一革命团体发动暴动时，受尽了高谈阔论的改良者们的嘲讽和清王朝的追杀。但是这一切只能使孙中山继续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并且拥有了愈来愈多的追随者和志同道合者。1905年，游学海外的革命者们组成了革命联合体——中国同盟会，这个政党从设在日本的总部里发出一系列指示，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华南地区的一系列暴动，孙中山每每亲临其境。这些暴动最终促成了湖北武昌的士兵起义。1900年10月10日，当武昌起义的士兵们奇迹般地一夜之间暴动成功后，一个月各省像多米诺骨牌般出现了连锁反应，纷纷宣布独立。这样，清王朝只能指靠心怀鬼胎的大臣袁世凯来“力挽危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但是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种种的复杂矛盾和袁世凯奸诈的逼迫，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同时清朝皇帝宣布退位。清王朝以及中国的封建制度的统治从此划上了句号，“真龙天子”成为历史的图腾。
孙中山的伟大贡献还在于他的思想成就。作为民族民主主义者，他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誓词中，更是明确地提出随之归纳而成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像这样系统而凝练地把中国的命运表达得如此深刻，孙中山是空前的，同时也对毛泽东等革命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孙中山为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在建立三权分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后，孙中山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及一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法令；在袁世凯篡权、段祺瑞解散国会时，孙中山又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当苏俄十月革命的世界大变局到来之后，他把目光着眼于劳工，寻求实现理想的新的动力；并于疾病缠身时，北上参加“非常国会”和发动废约运动，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向前发展，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革命旅途之中。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历史巨变处于紧要关头的缩影，是他最终在改良不成的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挺身而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从而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他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在其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的一句名言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是一个推翻了被马克思称作世界上最落后的堡垒——清朝封建帝国的人，他为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奋斗终生，并最终以他的探索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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