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逸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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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试读：
作者简介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外交新高地》（2008）、《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2003）、《西方国际政治学》（199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波兰危机》（1988）、《匈牙利道路》（1987）等。先后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
谨以此书表达对富有智慧和创新精神的中国外交人的敬意！
引言
在经历了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中国外交已跃上一个新的高地。在笔者看来，“新高地”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显著特征：其一，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差不多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表态，在某些领域（如推进世界贸易和投资、大范围推广脱贫减灾经验、拉动全球制造业景气等），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良好前景。这是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世界史从未有过的局面，也是占当今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罕见的机遇，当然其间包含着中国外交人的劳苦高功。其二，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大量批评与建议，所谓“高处不胜寒”，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症（例如各个层次的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大众舆论，已出台的某些政策缺乏公信力，外交部门的自我评估与外界评价之间有差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外交急需自我更新和再定位，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
本书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正是就新高地的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建言。它并非某种系统的思想学说或逻辑假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1)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而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象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创造性介入”论说，主要受到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些成功案例的启示，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风格的延续性，参照了国际惯例及发展趋势，努力开掘国际外交事务圈的“中国特色”。大体上，“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有三：（1）它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我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2）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3）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发生在新世纪前后的一些“创造性介入”外交实践，预示着中国外交更大作为与责任的时代，揭示出未来中外关系更加积极和良性互动的力量源泉。“创造性介入”肯定需要付出大量智慧与心血，看上去对外交人和政治家增添了成本和辛劳；但它也有好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拓展了于我有利的空间、使中国外交家能够扬长克短、大展身手，它将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外部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富有智慧的一面。
笔者的写作路径是，在大致厘定“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之后，挑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梳理呈现它（他）们的创新之处并解释其普遍意义。案例选取的原则是尽量“厚今薄古”，以便与中国外交的下阶段对接；素材完全取自可公开查阅的资料，包括网上得到的信息，以表明中国外交研究可以不依赖特殊渠道和内部信息。本书不仅讨论每个个案的成功之处，也要探究它们有待完善的地方、局限性和风险；与其说是赞扬那些优秀的外交官和外交手笔，不如讲更希望鞭策、推动相关的变革及反思。在做完这一步之后，论说的重点转向有关“创造性介入”的各种支持性命题、观点和“理论”，看它们如何应用扩展至中国外交下一阶段的实践。在这本小书的最后部分，笔者试着设定若干场景，讨论“创造性介入”可能的切入点，希望这些场景有更多的再现和脚本。囿于作者有限的信息量和认识力，书里选取的案例，肯定有各式各样的缺失和不同的解说版本；所谓“理论”，也只是个人对中国外交实践过程的一种初步整理，绝非系统和成熟的学说。特别想提请读者注意的，不是书里的外交故事细节和精准度，而是“创造性介入”的思路，是这种新外交的基本取向。————————————————————
(1) 对于中国外交过去一段时期的实践成效，国内外学界和研究者有大相径庭的评估及结论。下面的作品可作为有代表性的、相对深入和客观公正的读物：〔英国〕Barry Buzan,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Routledge, 2004；〔加拿大〕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中国〕朱锋、〔美国〕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合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版社2008年出版；〔美国〕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总体而言，我个人的感受是，它们各有其观测角度和事实依据，阐述的看法都有值得重视的道理，但同时均有缺失和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不足是，就本书关注的主题来说，多数作者似乎不言自明有一个预设，即：中国是一个长期有麻烦、存在巨大不稳定性和挑战威胁的国家，中国外交始终处于被动的、反应型的状态，而“国际社会”（其实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总是用同情或责备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中国问题”，或对中国外交“下指导棋”。这个预设固然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不过不是本书批评的重点；笔者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多样的、变化的、可影响的对象？中国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的同时如何展示自己的活力？中外的互动如何置放在一个更有积极意义和创造性的平台上？对这些问题，似乎缺乏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答案。第一章概念辨识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为本书题辞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多年间，不干涉内政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往往与中国直接关联不大，我们至多是从外交层面做出原则表态，具体而言则比较超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我与世界的关系，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实际上已在经济层面介入了许多国家内部，并且随着经济介入也带来了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等方面的影响力，形成了一些利益共同体。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正确认识“介入”的实际，制定更切合实际的、互利共赢的“介入”政策，已是我面临的新挑战。于是乎“建设性介入”、“创造性介入”等等设想逐渐浮出水面。王教授的力作，着眼于从解剖外交实践出发，提出了“创造性介入”的理念，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外交实践者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希望此书的出版能激发学术和政策层面对不干涉内政问题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讨论。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在新时期各方面的要求和利益驱动下，在量力而行与统筹兼顾的前提下，中国外交须对国际事务有更大的“创造性介入”。在这里，“介入”一词（英文是“involvement”或(1)“intervention”）比较容易理解，指的是“参与”、“加入”、“契入”、“卷入”或“进到内部”的意思。比较难解释却十分重要的，是“创造性”这个前缀性术语。怎样界说这一概念？如何使之切合中国视角、中国利益与中国风格？在讨论具体的案例及观点之前，有必要对“创造性”及相关概念做些解析。
所谓“创造性”（英文是“creativity”），是指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或结果的过程。在心理学的分析里，创造性的心理也是复合思维与发散性思维结合生成的一种形态，它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等特点，并与人的坚持、自信、意志、责任、勤奋、热情、兴趣和联想等能力有关。创造性常常表现为特别具有主动性和进取心的一种思维过程。当我们说某个人具有“创造性思维”（英文是“creative thought”）时，是指他的思维不仅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还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建设性的设想和意见。创造性思维性与一般思维相比，其特点是思维方向的求异性、思维结构的灵活性、思维进程的飞跃性、思维效果的整体性和思维表达的新颖性。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为特征的心理活动，是需要人们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一项创造性思维成果的取得，往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刻苦的钻研甚至多次的挫折；创造性思维要经过知识的积累、素质的磨砺才能具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离不开繁多的推理、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时，能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结构去思考和寻找答案。它既不受现有知识的限制，也不受传统方法的束缚，思维路线是开放的和不断扩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多种方案、多种途径中去比较和选择。(2)
可以看出，“创造性”的核心在于“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这里，“创新”特指人的一种特殊活动，它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或新的源泉。创新在军事、经济、商业、建筑、学术等各个领域，起着极其重要的开辟和先导作用；离开创新的激励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各行各业就失去持续的动力，进步也无从谈起。创新不是单纯的“出新”，而必须在“推陈”基础上实现；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和调整，付出辛劳、代价或风险，打破惯性惰性和官僚定律的束缚，才能达到新的彼岸。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说法，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创新”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引入一种新产品，创立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或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来源。依此类推，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里，“创新”也可有多样的形态，如提供新的外交文本和解说，引入新的安全观念或依存思想，开辟新的谈判空间或机制，从其他领域或“工具箱”借用一些手段来突破旧的框框或僵局，等等。可持续的创新，需要艰苦、复杂细致、长期的劳动与积累，需要创新者有好奇心、想象力、质疑和探索的本领，需要制度性保障乃至环境认可。真正善于创新的人也一定是乐于学习的人，勇于自我超越的人，不拘一格、大胆进取的人；在制度性保障比较持久和完备的环境下，创新者会比在其他环境下更乐于发挥和更多涌现出来。当代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技术、市场、学术、思维、军事、外交等，概莫能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
分析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3)（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他提出：当周期性经济景气循环跌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含着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反过来，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他指出，经济创新过程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经济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开拓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突出企业家的创新性，但是他认定企业家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一个人由于“实现新的组合”而成为企业家，“而当他一旦建立起企业，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经营这个企业时，这一特征就马上消失”。因此，企业家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按照他的定义，一个人在他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不可能总是企业家，除非他不断“实现新的组合”，即不断创新。简言之，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在熊彼特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原有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因此，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结构，创造新的结构。把这种理论借鉴到本书所讨论的主题上，可以说，“创造性介入”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外交家个人（“企业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看似机械重复的外交公务活动和文本写作过程里，注入个人的创新思想、思路或行动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打破陋习、官僚定律或思维定式，以通常被认为是有些冒险或不合常规之做法，推动更高层次的外交进步即“创造性破坏”。
不妨举几个事例，说明平日间大量存在的类似创造性破坏和推陈出新的过程。比如，日益增多的新型遥感和机械技术，对汽车、飞机等过去必须由人亲自操作的大型机械实现无人驾驶，贡献出一种创造性的工业技术；摩托罗拉等公司推出的翻盖手机，颠覆了传统的手机面板形态，取得了商业利润的大幅提升，就属于典型的创新；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学说，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束缚，拓展出20世纪物理学全新的思考和实验空间，其理论思想的创造性无与伦比。观察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也不难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一些国家盛行的“理想主义学说”，虽然有许多不足和问题，但它却是对以前主宰政治思想史的进化论思维的一种创造性超越，奠立了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以及战后国际法主干的思想理论基础；取而代之的现实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尽管内部有各种纷争，把古典政治学中的一些精华（如有关人性恶的假说、均势思想、海权和空权论等），创造性地运用于实际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斗争中，提出了安全困境论、地缘政治论、国际体系论、跨越式发展论、依附论或“中心／边缘论”等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命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相互依赖理论、全球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国际制度理论等分支流派，创造性地继承了早期理想主义的某些内涵，同时批判性地借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既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开辟了新的领地，也给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新现实提供了思想指南与启迪线索；世纪转换之际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理论，则打破旧的思考藩篱与争论逻辑，从人的认知心里推导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把国际政治乃至国家本身当成想象、错觉、塑造和改变的过程，从而创造性地提示了看似简明与铁定的国家行为和国际规范内部存在的千差万别、(4)千变万化。理想主义学说代表人物威尔逊《西方国际政治学》书影
本书讨论的外交案例，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里中国人创造性的表现，是对外交传统的某种超越或丰富，它们打开了外交人想象的新空间与更大施展的可能性，也证明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外交活力与创新；它们没有带来一劳永逸的方案，更不是完美无缺的结果，但它们或打破了国际僵局，或提供了新的外交选择，或创立了中国主导的机制，或扭转了长期的被动局面，或孕育出国家间积极互动的新线索。像后面将要介绍的那样，王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斡旋缅甸的一节，他不仅成功说服缅甸政府接受联合国秘书长代表的到访，而且在最终双方发表的外交公报里用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表述了中国的新立场；刘贵今大使作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在帮助苏丹摆脱国际困境、争取各方理解、实现国内和解与国际承认方面，做了层次细腻丰富的接触和成果持续显著的努力；傅莹在担任驻外重要使节的生涯中，每每在危机关头总能挺身而出，直面质疑，用细致说理、耐心对话、善讲故事、与民众真诚沟通等柔性方式打破僵局；中国外交高层近年推动的大国间战略对话，逐渐形成全球重要力量之间克服障碍、缓解矛盾、促进合作的一个新平台，体现了我们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新技巧；在与东盟作为一个次区域重要国际组织的交往方面，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雪中送炭”以及新世纪以来大力推动的自贸区进程，折射出中国处理周边区域关系时的一些新“抓手”；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对台方针上的重大战略谋划与调整，一举扭转了被动反应局面，使两岸关系朝着于我有利、对“台独”势力不利的方向循序渐进；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建立的六方会谈平台，不仅区别于过往我们的政策和现今其他大国的办法，更提供了东北亚持久和平及“以我为主”的地区安全机制的某种雏型；2011年初中国政府在撤退北非中东华裔劳工侨民问题上的一系列大手笔，显示出有别于以往的保护我海外利益的意志、手段和统筹力，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做了有意义的开头。试想一下，中国外交官原本任务繁重，国内如此庞大的人口、经济规模和海外利益，势必赋予他们不同于任何外国同行的工作量；顺利完成职责内的诸多对外交涉、文案撰写、日常汇报、各种接待和领事保护等等，已实属不易，遑论所有这些领域的工作都有快速增加的势头；在这种状况下，推出有创造性的设想、文本或行动方案，更难能可贵。
这里须简要讨论“外交”范畴，它关乎本书讨论的范围。狭义的“外交”（英文“diplomacy”），指的是外交部门代表国家对外行使职责的方式及内容，如建交或断交、照会或派遣特使、宣布领导人的出访来访、安排国家间的谈判和交涉、参加只有主权国家能够参加的国际会议，等等；它表达的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和要求，只有职业外交人员才能执行其使命任务（对其专业外语、法律知识和组织纪律通常都有严格要求），也自然构成所谓“总体外交”或“大外交”的核心部分。“外交”有时也有广义的解释，而且现在各国都有更多使用广义“外交”的趋势；这种解释所讲的“外交”（英语有多种译法，如“foreign affairs”，“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eign relations”等），具有“对外关系”、“涉外事务”、“国际联系”的含义，在适当加上传统狭义外交的某些职能与性质之后，它们构成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广义范畴。这方面之所以有越来越多应用的势头，是因为广义的外交概念有利于国家在不同层面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尤其当核心外交遇到障碍、无法沟通时，典型事例有“体育外交”（如“乒乓外交”和“足球外交”）、“教育外交”（如大力推广的“孔子学院”）、“文化外交”（如中华文化艺术的对外展示）、“商务外交”（各种商业性质的对外洽谈活动）、“军事外交”（联合军演或军官出访）、“人民外交”、“公众外交”、“公共外交”、“非中央外交”（如美国“加州外交”或中国“上海外交”）、“次区域外交”（如湄公河流域各国合作或近年崛起的“博鳌论坛”）等。虽然笔者一向赞成“大外交”或“总体外交”的做法及提法，本书却有相对有限的目标，即限定在对核心外交层次的透视，主要涉及外交、商务、军方三大强力部门近年的案例（包括台湾问题亦从国际关系和外交角度考察），主要着眼外交部门的办案思路与技巧，分析职业外交官主导的“创造性介入”，提示外交（diplomacy）的新取向。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1971年4月）
可能有人质疑，提倡“创造性介入”，会不会影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既定方针，进而改变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我认为，“韬光养晦”方针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特殊国际国内背景下提出的，进入21世纪以后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大的改变，因而这一方针必须适度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与要求；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业已站在全球高地上，我们国家的利益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是在外部世界实现，中国人不能不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在对外设点布局的同时提出更多的国际方案与建设性思路。这就是“创造性介入”的主要动因所在。另一方面，笔者深信，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方针的精神仍有继承的必要，仍将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那就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努力学习、量力而行与不断提高，始终不称霸、不当头、不对抗。它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不会也不应当有任何改变。所以，本质上，“创造性介入”的新外交，是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路线的丰富与发展，以体现处在更高阶段、更大视野和更具进取心的中国外交。
“创造性介入”讲的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要有更大参与的意识和手法。
总之，“创造性介入”讲的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要有更大参与的意识和手法。它要求中国的各个涉外部门和更大范围的中国公众，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同时，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它也提醒我们对外政策的规划人和制订者，中国不能走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老路，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和方案强加于人，在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同时注意建设性斡旋和创造性思路，发掘和坚守东方文化和历史文明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庸大同”等成分，倡导并坚持“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谐世界观”等理念，谨慎恰当地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地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这种新的“创造性介入”立场，既不是对“韬光养晦”姿态及做法的抛弃，又绝非西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符合中国新的大国位置、国情国力和文化传统的新选择。这一立场，将伴随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阶段，逐渐形成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的中国风格。————————————————————
(1) 加拿大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埃文斯（Paul Evans），曾向笔者建议“创造性介入”的英文译法。他建议不使用“intervention”而用“involvement”，理由是英语语感里，前者稍带贬义而后者较为中立。经过考虑，笔者采用了他的建议。在此，也向埃文斯教授表示感谢。
(2) 以上解释可以参见网络上著名搜索引擎“百度搜索”对“创造性”、“创造性思维”等术语的界定。
(3) 可以参阅“MBA智库百科”（MBA Lib）的解释条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4)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谱系的演化及分类，可参见笔者所著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章案例讨论
下面的案例均取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体现中国外交官和高层在对外关系不同领域的“创造性介入”。基本的事实没有任何保密性，均能从外交公报或网络平台上查阅检索。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它们都不是完美的、成熟的、定型的，有些是无法推广的，有些仅仅是局部的“闪光”，有些未来可能会遭受挫折，但依笔者的眼(1)光，它们或多或少含有“创造性介入”的颗粒与介质，表现出中国外交家在困难或僵局时刻的勇气与想象力，孕育今后一段时期更大作为的种子，提供了研究者捕捉内涵丰富而表象混沌的新进展的线索。案例1 斡旋缅甸
让我从新华通讯社数年前刊发的一则公报说起——
新华社仰光2007年11月16日电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14日至16日对缅甸进行了访问。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和发委）主席丹瑞15日会见了王毅。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取得的进展，愿共同努力发展中缅传统“胞波”情谊，深化互利双赢合作，把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造福于两国人民。
缅方介绍了国内情况，表示将根据全体人民的意愿，采取积极、务实举措，加快推进七点路线图计划。同时，他们向中方表示将继续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推进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努力。中方重申在缅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支持缅甸政府和人民实现政治和解、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希望缅甸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加快国内民主进程。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顾问的斡旋努力，希望国际社会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对缅甸提供积极和建设性帮助。中方真诚希望缅甸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早日实现长治久安。王毅与缅甸主席丹瑞等人合影（2007年11月）资料来源：http://gov.cn/jrzg/2007-11/16/content_807991.htm。
我的解读是，这个简短的外交公报，向国内外读者传递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中国政府通过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努力帮助联合国的调解取得进展。当时的背景是，缅甸国内正发生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军人掌权的政府与一些抗议僧人和社会团体形成尖锐紧张的对峙，而东盟在调停这个成员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止步不前；出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机制的担心，缅甸政府还拒绝了联合国秘书长派遣特别顾问到仰光进行斡旋的请求。在僵局面前，中国政府派遣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王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缅甸首都，劝说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权衡利害、顺应时势，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予以积极回应，尤其是把赞同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到访，作为缓解危机并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一步。王毅大使的努力最终奏效，缅甸军政府同意了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造访。僵持局面由此打开。虽然后面的事态依然曲折多变，各方普遍对中国特使的调解成效表示了赞赏。其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国在相互关系上并非只是追求狭隘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不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粗暴施压、强人所难，而是在巧妙劝和的同时，用真诚朋友的态度，鼓励缅甸国家的政治对话与民主化进程。众所周知，中国与缅甸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涉及能源、经贸和战略等多个领域，这种关系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历任中国高层领导人从未间断，其密切程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然而，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缅关系存在一种误解甚至歪曲的看法，认为它不过是中国利用实力地位和地缘优势，为获取缅甸这个邻国的丰富自然资源与战略出海通道所建立的一种非正常关系，属于不对等的利益嫁接和依附模式。王毅大使的此次出访和事后发表的外交公报，令上述误解和歪曲不攻自破；公报用简明但深刻的文字，不仅表达了中国对友好邻邦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良好愿望，更展示出改革开放新面貌下中国人的先进政治观念。《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仪式（1960年1月）
王毅斡旋缅甸的成功，在笔者看来，便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创造性介入”。这类“创造性介入”的特点，首先在于它运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特别是大国外交上常用的派遣特使方式，针对现有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顿和难题，直接介入有关国家和区域，凭借外交官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或思路。派遣特使而非驻在国的大使，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授权，表明其身份和传递的信息非同寻常，代表着派遣国最高层的意愿与要求。其次，中国政府特使的努力及其方式，还表现出中国外交官特有的亲和、耐心、平等待人与不事声张；在缅甸这类经常被西方外交官和媒体轻蔑地称作“麻烦国家”、“问题国家”的地方，中国外交家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而是用平等的商量、耐心的等待、朋友式的真诚，赢得了信任与尊重，取得了柳暗花明、打破僵局的效果。然而，依照本书标尺，关键的创造性介质，当属那个简短的外交公报所表达的第二点讯息。它体现了中国外交家的高超智慧与技巧，表达出新形势下中国对双边友好关系的坚持和对国际大势的明辨，既坚守不干涉内政、尊重当事国主权、相互平等与和平共处等既定原则，又传递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期待缅甸军政府趋利避害、实现良治、稳定政局的普遍愿望，表达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个建设性地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它还是中国公众政治意愿的折射，是对那种狭隘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观的超越。
须看到，此番中国政府特使的成功，也有一些特殊因素的助力。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在领土纠纷问题上表现的大度谦让立场，奠定了中缅长期特殊友好关系的基石。由于国内政治而饱受国际制裁和外部责难的缅甸，在经济发展、引进外资、国际贸易和装备更新等问题上，确实指望保持与中国这个重要朋友的合作关系。换作其他邻国，同样是斡旋调解，同样是耐心低调，中国特使未必都能如(2)此有效。因此，不能忘记，斡旋缅甸这类“创造性介入”的成功，离不开对介入对象、时机和环境的可行性评估。比如说，笔者没有把握，单就两国关系而言，当缅甸与中国发生重大利益摩擦时，如对湄公河水资源利用的分歧，或涉及对与我国交界地区缅甸某些族际矛盾及武装团伙的处置，我们的“创造性介入”是否有别的方式并仍能奏
(3)效。但总体而言，此次王毅特使对缅甸事务的“创造性介入”，表达了中国外交未来的一种取向：向世界更多的地方和需要中国的不同领域，派遣更多的特使、特别代表和其他名义的调停人，以不同于西方强国的方式，用东方人特有的智慧和技巧，表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建议，促成地区内部和全球层次上的各种缓(4)和与妥协。特使越多，中国的角色会更活跃和富有建设性。案例2 帮助苏丹
上面的事例，引发出对特使作用的讨论。现在笔者来讲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国特使故事，另一类绩效显著的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即近十年间中国对于北部非洲国家——苏丹——的帮助。
众所周知，苏丹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好似国际社会的“弃儿”，一直饱受各种批判和制裁；而中国恰好在这段时期介入陷于困境的北部非洲，帮助这个国家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时在外交上帮助苏丹政府解脱国际困境、努力回归国际大家庭。这里面包含复杂多样的因素和曲折漫长的历史，不可能在本书有限的篇幅里细细讨论。在此我只想指出最紧要的几点事实和趋势，供读者理解事态原委和中国“创造性介入”的背景。(5)
在非洲这个曾经面积最大、石油资源也十分丰富的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成因（包括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各种政治力量和它们代表的各个部族之间，在水资源的分配、宗教问题的处理和政治位置的安排等问题上，曾长期对立不和甚至兵戎相见，出现了大规模的战乱和残杀事件，民不聊生、逃难求生的景象一度惨不忍睹，因而受到国际上广泛的抨击和制裁。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正是中国的经济援助，使困境中的苏丹逐渐恢复了发展势头、改善了民生，(6)成为非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正如有关资料显示的那样，从1995年始，在最近的十几年间，中国石油公司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在中国外交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到这个自然资源相当丰厚、工业基础却十分薄弱的国家，参与石油开发和相关工业建设。今天，苏丹拥有了从石油勘探到钻井，从原油开采到加工，直到石化产品生产的一整套石油工业体系，不论是航空煤油还是汽油、柴油，苏丹全部都可以生产。苏丹的石油制成品不但可以满足本国的所有需求，还有部分用于出口。作为石化工业的副产品，塑料产品制造业正在苏丹迅猛发展。在十年之内，苏丹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的贫穷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迅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它的年经济增长率超过8％，高居北非六国之首。受到中国—苏丹合作模式的吸引，非洲另外几个自然资源雄厚却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国家，也向中国提出了共同开发的类似请求。再如，中国有关公司和部门，同样在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承包了苏丹的若干重大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等单位联合承建的苏丹麦洛维大坝，是尼罗河干流第二大水电项目，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大坝，它于2003年动工，2009年竣工，装机容量达125万千瓦，相当于苏丹全国现有装机容量的两倍以上，它的启用大大降低了苏丹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费用，而它的上游水库库容达124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00多万亩，惠及400多万苏丹人民。中国公司在苏丹签署的其他民生合作项目，充分利用了苏丹的资源和中国的技术，如雨水收集项目、道路修建项目、大型设备采购项目等等，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目标。麦洛维大坝鸟瞰资料来源：http://www.zswj.com/overseas/article.asp?id=53&m_id=7261。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牵线搭桥”和领事保护事宜外，我国外交部门在帮助苏丹政府解脱外交困境、回归国际大家庭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尤其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专门设置了“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后改称“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由曾经担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和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刘贵今大使出任。如果说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是影响这个国家外部形象和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的话(7)，中国对于解决这个难题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政府代表（特使）刘贵今大使个人功不可没。中国代表不止在主要矛盾方——苏丹和美国——之间扮演着传话者的角色，更在说服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解决办法（所谓“安南第三阶段方案”）、接触苏丹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代表乃至包括州长和有关各县代表、游说西方主要大国放弃制裁方案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台前和幕后工作。可以说，中国特使这方面的艰苦与成效丝毫不亚于基辛格当年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穿梭外交”。为落实联合国方面与苏丹政府达成的协议，打消有关方面的顾虑，中方还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三百多人的工兵部队，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派出的第一支部队。此外，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国向当地有关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向非盟在该地区执行监督停火任务的特派团提供了180万美元援助。在各种场合，刘贵今大使反复向国际上宣讲和传递中国的声音。从他的言行不难看出，中国外交有东方式智慧与特点，解决问题不是靠施压、制裁、禁运等西方列强的惯用手段，而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外交的潜力，包括私底下反复耐心的工作，通过各种力量（哪怕是对立的势力）之间合作与谅解，缓和紧张事态、解决百姓的基本需求。联合国就达尔富尔问题召开特别会议（2009年5月）资料来源：http://qa.china-embassy.org/chn/zxxx/t565412.htm。
显然，中国外交在苏丹的“创造性介入”，取得了一举多得、事半功倍的成效：第一，在新时期新的条件下，巩固了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乃至在苏丹南北分家、南苏丹国建立这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依然维系了与各方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保证了原先的各种合同及合作持续有效；第二，经济贸易和军事合作等领域收到良好的效益，不仅增加了国内急需的石油来源，更拓展了中国的海外市场和战略空间；第三，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造业专长，通过实践得到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认可，对冲了西方列强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负面宣传与抹黑企图；第四，中国外交人的“不树敌”、“讲合作”、“重耐心”、“善幕后”等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第五，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介入，也是第一次在亚洲之外的遥远大陆，面对国际重大难题发挥积极斡旋和建设性作用，作为一种学习与适应过程，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这里面，创造性介质表现为中国外交对世界性难题的主动设法解决，实践中建了一种综合统筹的、国内多部门的默契：外交好比雷区前面的探测器，后面有经贸部门、企业公司和建设大军的跟进（充分利用了新时期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优势），金融机构对风险提供着担保，军事（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团）像是抵御威胁、安抚人心的坚实后盾，国家政治高层则在关键时刻起着指南针的作用。当然，也离不开与外界各方的交往与沟通，特别是与苏丹政府、各种政治派别及西方大国的巧妙周旋与灵活安排——它是外交人不可推卸的职责。
必须承认，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进程，前进路上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如何处理与南北两个苏丹的关系，是中国外交马上将面临的一个考验。坦率地说，能否保持过去十余年中苏关系的良好势头，能否保障已在这个国家投下的巨额投资及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都有相当大的不可知性。在苏丹乃至在整个非洲大陆，中国外交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担当“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尚不具备老牌西方列强那样根深蒂固、广泛而强大的作用（连语言方面都有缺失——在非洲大陆，中文迄今依然很难与英文、法文等语种抗衡，有欧美留学背景的非洲领导人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最终解决，包括巴希尔总统个人的国际命运（比如海牙国际法院是否撤销对他的通牒令），仍然有着其他大国和国际组织无法望其项背的影响力。中国虽已是国际上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但真正能动用的外援资金相对有限（北欧和西欧一些国家能够把相当于整个国民收入0.7％左右的经费，用于国际发展援助和国际和平事业，而中国整体外援的比重不会达到GDP的0.7‰），约束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布局能力。另外，从中国人在苏丹的活动不难见到，国内各单位之间的沟通与配合仍存在不少问题，前面提到的那种“默契”并不代表制度性的系统安排，有些问题超出了外交部门的权限和能力范围。这一切或多或少制约着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成效。案例3 傅莹方式
讲到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不能不提到傅莹大使的故事。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可能是中外媒体曝光率最高、公众最感兴趣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也是国际上公认最会以柔性方式宣读政策的一位中国外交家。一些媒体甚至不吝赞美词汇，给她冠以“媒体宠儿”、“社交明星”、“最佳传播者”等封号。其实这些称谓与傅莹的本意和个性恰好相反，平时的她是一个低调温和、谦虚谨慎、不愿谈自己的人。当朋友聚会时，她属于多半时候在听被人说话而自己话很少的那一类。媒体和公众之所以对她有如此的报道和关注，就笔者的观察主要是因为新时期的这位高级女性外交官每每在难题和困局面前，总有高超的应对智慧和出众的公关技巧（媒体常把她称为“危机(8)大使”、“危机专家”）；而且，她的独特视角、细腻观察、真诚态度和优美文字，总能赢得对手（哪怕是有偏见者）的尊重。一篇被广泛转载细报这样描述所谓的“傅莹方式”：
我们常常费解：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但中国何尝不在误读西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各说各话。文化的鸿沟，语言的障碍，傅莹以她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她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照本宣科，有的只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和风细雨的讲述，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她优雅、美丽、幽默、睿智，再硬的坚冰在她面前都可能融化成水。从某种程度上说，傅莹用她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本身，也是中国外交思路的一种变迁。换句话(9)说，中国要想真正融入世界，“傅莹方式”就不应该被忽略。
如同媒体介绍的那样，这位来自中国蒙古族的外交高官，既有东方女性的特征与智慧，又善于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声音。她经常强调，外交人要“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不仅要讲究技巧，而且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依笔者言，傅莹方式折射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家对西方主流社会及舆论的一种创造性介入路径。
还是用事实说明问题。2008年4月间，由于一些国外媒体和公众对中国政府处理西藏地区“3·14事件”的做法产生误解，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过程受到严重干扰，尤其西方国家更是一片抵制之声。在紧要关头，时任驻英国大使的傅莹不仅保持了与英国官方的接触、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保障火炬正常传递的各种要求，她更及时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发表了女儿的北京来信，在英国有影响的报纸《星期日电讯报》上刊登质疑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向国外公众解释了中国普通百姓对举办奥运的渴望、付出的努力以及西藏地区的发展进步。这也是“3·14事件”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主流媒体上第一次发出中国声音。她告诉英国读者：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傅莹大使在伦敦传递北京奥运会圣火火炬（2008年4月）资料来源：http://gb.cri.cn/20864/2008/04/22/1985@2029563.htm。
类似有感染力、说服力的叙述在这篇文章里处处可见，它像是一篇极富个性、温和静雅的英文随笔，优美细腻又入情入理，与不明就里、简单粗暴的一边倒看法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铁板一块的西方舆论撬开了努力探寻真相、全面理解中国的缝隙。实际上，它并非这位经过国内外著名学府严格训练的中国外交官的初涉浑水；恰好相反，在国外主流媒体上发表看法，包括接受专访或直接写作，用个性化的语言、外国公众熟悉的表述，在质疑和审视的眼睛前面，以柔克刚、和风细雨地把中国的立场娓娓道来，正是傅莹所擅长的。据不完全统计，单是2008—2009年间，她就在英国媒体上发表了八篇文章，各种公开演讲和报纸的访问报道更是难计其数。早在此前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之时，傅莹的这种风格已美誉远扬，那就是：与大多数中国外交官不同，傅大使特别善于同公众和媒体交往，对于刁钻甚至有挑衅性的问题从不回避，说得精致、答得漂亮。很多人记得，2005年6月，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一秘陈用林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并诬称中国在澳大利亚安插了1000名间谍。在一次公开活动时，面对澳大利亚媒体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傅莹大使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地说：“如果我要处理这么多的间谍业务，怎能有时间在这里与各位见面？”一语令谬论遁形。澳洲ABC广播网的某位记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傅莹哪怕在最有挑战性的问题面前也从不用“无可奉告”的词句；在回答中国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时，她精巧作答：“中国人不会容忍台湾独立，这就好比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栋房子，咱俩是兄弟却都讨厌对方，常常彼此关着门，但我们(10)不可能把屋顶拆了，而是不得不保存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澳大利亚华人华侨代表将写有“澳中友谊之星”的横匾送与傅莹大使资料来源：http://www.acpprc.org.au/schinese/jinqi/fyparty07.html。
在英国担任大使的几年，更是傅莹驻外生涯亮点迭出的时期。这位已是副部长级别的中国高级外交官，是伦敦最忙碌也最受欢迎的社交圈人士之一，公众讲座、大学论坛、商界会面、媒体采访，处处能听到她轻声温柔却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傅大使几乎没有间歇的安排和似乎精力无穷的探讨，让许多见多识广的英国人明白了自己对当代中国的无知，也见证了什么叫最优秀的沟通人和宣讲者：她总是用生动的故事、亲身的经历和感性的语言，用真诚的态度和善良的心，叙说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复杂（包括存在的缺失和问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与世界关系不可避免的变动及重新认知这一关系的迫切。一位认真研究过傅莹的中国记者分析道：
站在外交的立场，她善用各种技巧传播中国，但以传播者视之，她只不过做了一个传播者的本分——讲故事，而不是说大道理。如果硬要说技巧，那就是她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运用比拟和剖析这些西方人习惯的表述方式，不生硬，不突兀，有高潮，有(11)转折，引经据典，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游刃有余。
类似的优点在傅莹身上不胜枚举，看上去几乎成了她的标志甚至仿佛与生俱来的东西，实际上，这一切与她的注意学习与用心准备密不可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傅莹是多么重视与社会的、非官方的交往，为此付出了少心血与汗水（包括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不夸张地讲，她是一位真正从心底看重不同社会声音和价值的中国外交人，是一位努力跟踪信息时代走势的新时代外交家。
至此，傅莹方式的创造性介质已清晰可见：坚守国家立场却颇得外部舆论好感，深具东方品质又熟悉西方文化，不惧惊涛骇浪且善于“借船出海”，每每在危机时刻诉诸柔性方式，化冲突于谈笑中。“社交明星”、“媒体宠儿”或“最佳传播者”的称谓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傅莹实质上是中国外交官中最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一位。傅莹方式当然不是外交的唯一渠道，甚至不是主要的做法，也非所有外交官能够和愿意像傅莹那样作为，中国外交体制下还有其他类型的优秀人物，有其独特的交往沟通方式，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傅莹方式代表着新时期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有效路径之一。在社会的世界日益重要并成为经济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之后第三种全球力量的时代，我们需要对类似方式给予更大激励和推广，以改进国际上有关中国政府和官员不喜NGO、不善与外国媒体交往的刻板形象。傅莹信件资料来源：http://likepark.com/html/xinwen/yinglun/2009/1111/6808.html。案例4 战略对话
以上三个案例，均以中国外交家个人的事迹为切入点。然而，“创造性介入”的中国外交更为看重的，还是制度化的力量与引导。国际关系学门下的学习理论也告诉我们，学习与适应的过程，不仅发生在个人身上，它还可以是机构的学习、组织的调适和制度的改进。所以，在叙述了个人的案例之后，让我们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中国外交制度近些年的一些成功实践，看看它们具备了什么样的创造性介质，如何应用至更大范围和领域。首届中美战略对话（2005年）资料来源：http://pic.people.com.cn/GB/42589/3582945.html。
中国外交部门近些年来精心设计和大力推广的大国间各种高层战略对话（简称“战略对话”），便是一种值得讨论和总结的“创造性介入”。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着眼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大国关系的重要性，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了与一些大国之间多种形式的战略关系或全面伙伴关系，有战略对话性质的双边对话（尽管那时还没有冠以“战略对话”的名称）遂由此展开。这里面，比如说，有1996年中国俄罗斯元首会晤后逐渐形成的高层交往与对话机制（包括元首年度互访、议会领导人年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国家安全磋商等），有1997年建立的中国法国战略对话关系。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这种战略对话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普及，例如有中国和日本、印度、土耳其、巴西、南非、乌克兰等国建立的不同形式的高层对话机制和协商平台，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重大领域和问题，如反恐、维和、军控、防核扩散、能源安全、防务合作、地区安全、热点掌控、联合国改革等等议题，很多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显示出大国的责任感与对彼此作用的看重。不过，最引人注目和卓有成效的，当属中国与美国之间建立的战略对话框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第一人口大国和有独特发展道路及理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际制度的主要缔造者之间的全方位高层次战略对话，而且一开始就在中方的坚持下，这一对话被赋予了“战略”的名称及其典型含义，即超越功能性和具体操作层面的事务及分歧，把讨论重点牢牢锚定在宏观的、全局的、长远的、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根据2004年胡锦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有关“加强两国战略对话”的提议，2005年8月1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代表各自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就台海局势、军事互信、能源安全、民主与人权、中国的和平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话，从那时起逐步发展起两国高层涉及重大事务的一种专门磋商机制，并且发展出并行的高层经济战略对话。在经过数年的尝试之后，2009年7月，启动了一种新的高层战略对话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把原有的战略安全和经贸商务两大对话机制合二为一，搭起了领域范围更全面、统筹能力更强大、参加高官数量更多的大型战略磋商平台。每一次的中美战略对话，都有广泛而强烈的导向作用，都对双边关系和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
中国外交部门有意识引导方向、积极配合政治高层建立的这些战略对话，与以往外交渠道的磋商对话相比，有一些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首先，它把规划好于我有利的大国关系，视为统筹全局、维护机遇期的大战略布局的先手棋，尤其是视作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持续向前的关键着力点。因此，在我有关部门的大国棋局里，不止有超级大国，有俄、日、德、印这样的全球性角色，也有不少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这是使中国影响持续上升、确定动态而均衡的国际格局的一步高招。其次，顾名思义，所谓“战略对话”，主要是与重要国家讨论大事和趋势，而不是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解决部门案子，从而保证国家领导人和对外关系始终有正确的方向感，不被一时一事的波折和变动所干扰。仔细查验中国与各大国战略对话后发表的外交公报或各种文本，不难看出这种识大体、算大账的战略思维。再次，中国外交首长在各种场合多次指出，战略对话不求消除分歧，不指望马上解决具体问题，而要谈一些看似比较“虚”、实则关乎对话双方根本利害的议题，加深对彼此重大关切的认识。例如，从各种渠道人们获知，中美近几年的高层战略对话，多次、反复、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议题，对其哲学理念、现实根据、存在的机遇和挑战、认知上的主要分歧等等，做了前所未有的充分意见交换。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性议题与深谋远虑，对于稳定这两个重要国家的走向，尤其是在困难时刻保持正确的航道，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价值。最后，战略对话也对本国民众和舆论起到积极引导、安定人心的作用。从近年中美关系的轨迹可以见证，每年一到两次的高层战略对话，总是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对于某些处在危急状态的棘手事务，对于两国百姓的一些焦虑看法和大众媒体的一些热门话题，潜移默化地起到了“纠偏”或“降温”的作用，有效防止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笔者本人不止一次地听到，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及研究者用羡慕赞赏、不无忌妒的口吻，对中国外交部门作为推手的大国战略对话框架做出高度评价。许多人认为，中国与美国的高层战略对话议题，介入了传统上只有同盟国（美日、美韩等）之间才会涉及的领地，在看似有对抗性的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起不可思的复杂协调关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