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常识（密触当代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和命运走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朝明编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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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常识（密触当代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和命运走向）试读：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专程来到孔子故里曲阜，在孔子研究院举行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随后，习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着眼于民族发展长远大计，坚定自信地开启了构建时代新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步伐，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意义重大。

习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孔子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总书记系统阐发了儒学在历史的发展、在社会的作用、在今天的世界等问题，从时代高度上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全方位、系统性地阐述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显示了对孔子儒学的理性认知和充分尊重。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中国人民在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不断探索社会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明确态度与深刻认识，指明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战略要求与努力方向，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纠正片面看法。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地理解传统文化，历史科学地继承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苏醒过来，让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焕发生机。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首先明确孔子儒学在历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文化学的理论，文化应包括不同的层级，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思想文化。孔子思想或儒家学说是深层的思想文化，深深蕴含着传统中国的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对于中层的制度文化和表层的物质文化起着影响与支配作用。

中国儒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的初创时期；二是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帝制中国时代”的“儒学发展阶段”，这是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结合的时期；三是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儒学反思阶段”（或称“儒学反省阶段”），人们对儒学价值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就在这个阶段。

把孔子学说的影响或儒学发展这样区分，有助于认识的提高与理解的深化。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影响之大罕有匹敌，后人对其价值认识分歧之大同样无与伦比。对孔子，有人尊崇、膜拜，有人谩骂、揶揄，正像乔羽先生《孔子赞歌》中所说，有人把他“捧上九天”，有人把他“打翻在地”。自孔子至今，虽然人们对他的关注从没停止，而对他思想的分歧也从未中断，这形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先秦儒学是在继承上古三代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孔子之教就是“成德之教”，在儒学创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子思、孟子、荀子等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德性色彩”。他们特别强调“正名”，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汉代以后，儒学则有所不同，为适应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渐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呈现出为后世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这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人们对孔子儒学的态度形成了明显对立、水火难容的两极。分歧的形成，也与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有关。反对儒学的人多将中国的衰败归咎于孔子儒学，其逻辑很简单，在帝制中国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既然中国落后挨打，儒学自然难辞其咎。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存在偏颇显而易见。不过，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但仍然有代表人物看到孔子与后儒的不同，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传统文化，主张应该分清“真”“假”孔子。

当人们正本清源地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保守”孔子儒学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偶像的权威”。当然，那时也有不少清醒的思想家，如李大钊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后来也有学者明确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更应该关注原始儒学，澄清误解，明辨是非。

90多年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说：孔子是“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儒学与中国社会结下两千多年的不解之缘，肯定有它的深层原因。即使身处局外，即使是国外的学者，也看到了孔子的重要价值，因为有了孔子，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孔子学说，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日子里，其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今天的中国，孔子儒家的价值观念仍然奠定着中华儿女的生命底色。孔子思想是要把人培养成为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爱学习、求上进的君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自我修养和道德实践。所以，个人的道德修养，尤其青少年的是非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依然可从中汲取营养。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国以礼”“正身修己”“敬德保民”及“孝悌”“慎独”等，也十分有利于国家治理和政风建设。人要立，国将兴，就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加强道德建设，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杨朝明2015年2月1日什么是“儒”？“儒”与“儒家”有何联系与区别？

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过，在孔子创立儒学之前，早已经有“儒”的存在。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与早先的“儒”有重要的联系，但二者又是不同的。为了探讨儒家的来源，自古以来有许多人对作为“儒家”前身的“儒”之本初意义进行过研究。近代以来，加意探讨者更不乏其人，出现了不少“原儒”“说儒”之类的作品。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于儒家出现之前“儒”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

首先，“儒”类似于一种职业出现较早。有人考证说，“儒”在殷商时期已经存在了，甲骨文中作“需”，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礼记·儒行》说：“儒有澡身而浴德。”《孟子·离娄下》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古代的儒，在祭祀、相礼等行为中常常斋戒沐浴，这就是说，认为原始的“儒”字作“需”或“濡”，从这一点上讲很有道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段玉裁注曰：“郑目录云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前述从象形文字角度所得的看法，与段注是一致的。

从早期的文字本义上进行观察，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实际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各家的说法也大相径庭。

章太炎曾从《说文解字》的解释出发，进而在所作《原儒》中将“儒”分出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他说：“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认为秦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可见儒即术士。所以最广义的儒应该是指一切有术之士。而从类名上理解，则是“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这样，术士的“术”被限定在了六艺之中。至于私名为儒者，其概念的内含比前两者更小，与《周礼》中所说的“师氏”相同，他们所学“未及六艺”，仅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章太炎的《原儒》还引及《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儒家自然也是如此：“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章太炎也主此种看法，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诸子学略说》中明言：“古之学者，多出王官。”《汉书·艺文志》的观点来自刘歆《七略》。刘歆是汉代的大学者，而章太炎先生又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因此，他引述刘歆的观点便影响很大。

针对学者们多从章太炎说的情况，胡适作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刘歆以来以至章太炎的看法明确提出异议。他又作了有名的《说儒》，引起了很大反响。胡适认为最初的儒都是殷遗民，这些儒是从殷的祝、宗、卜、史转化而来，在西周及春秋时以相礼为职业。胡适的根据主要是两条材料，一是《礼记·儒行》所载孔子“冠章甫之冠”；二是《墨子·公孟》所记“公孟子戴章甫”。而《仪礼·士冠礼》又说：“章甫，殷道也。”既然儒生所戴的儒冠显示了他们崇尚殷人文化传统，则儒来自殷遗民便很容易理解了。

但胡适的观点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胡适的文章发表不久，郭沫若作《借问胡适》（后改题《驳说儒》），他认为儒本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专号，虽在孔子之前已有，但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该文的论述现在看来存在不少问题，陈来先生《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说：“《驳说儒》前面一大部分主要是显示他所具有而胡适所不具有的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但其中有意义的大概只有一条，即‘殷代，就连王室都是没有行三年之丧的’，以反驳胡适以三年之丧为殷礼的说法。”其实，连三年之丧是否是殷礼还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冯友兰对胡适看法的辩驳较为有力。他作《原儒墨》一文，指出章甫虽然起源于殷，但亦为周制所用，据《墨子》，公孟子戴章甫之冠时受到了墨子的批评，墨子曰：“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显然，周制亦有章甫之冠。关于殷周制度之异，前人有所夸张，特别是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最为代表。其实，殷周之际虽然有政权的更迭，但在文化方面，周的文化以继承殷代为多。这已经是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周自西方兴起，作为小邦，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文化上进行大的变革，以新的制度取代殷制。

冯友兰先生对“儒”与“儒家”的联系与区别说得比较清楚。他说：“儒家与儒为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他还说：“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日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

从前人对于“儒”的探讨之中，我们看出“儒”的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殷商时期，“儒”可能主要是为贵族举办祭祀等礼仪时的相礼，此时，它的社会地位不会太低；西周时期注重教化，由于“儒”在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们成为隶属于司徒之官的教官，以“六艺”为教；等到周朝天子衰微之后，官学解体，学术下移，原来主要从事祭祀礼仪和“六艺”之教的“儒”地位下降，从而也只能流散各地，在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继续“六艺”知识的传授，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人赞礼、相礼，以作为谋生之道。孔子也属于这样的一位儒者，他勤奋好学，知识丰富，名声远播。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培养了大批的弟子，他宣扬自己的学说，从而逐渐形成了在后世影响巨大的儒家学派。孔子以后，儒生们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孔子创立的“儒家”与以前的“儒”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杨朝明）孔子为什么被尊为儒家学派的宗师？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的鲁国人。孔子的祖先本为宋国的贵族，后因避乱来到鲁国。孔子的父亲虽然还是鲁国的一位大夫，但这时，他家族的地位已经明显衰落了。不过，青少年时期的磨炼，更加激起了孔子的奋发上进；另一方面，鲁国国都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有利于孔子的成长。鲁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在农耕文化氛围中，鲁人尊崇礼制，维护宗法，是当时诸侯国中保存周礼最为完备的国家。但那时，周王室已经衰微，用孔子的话说，这是一个“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乱世。对于现实社会，孔子也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开始，孔子企图晋升到贵族阶层，后来，他也曾在鲁国出仕，这加深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进一步认识。从中年时起，孔子就开始收徒授学，以后，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孔子更加专意于私学的传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逐渐形成了一个对社会影响极大的儒家学派。以后的历代儒生都遵从孔子的学说，孔子因而也就成了儒家的宗师。

具体说来，孔子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也是他被尊为儒家宗师的原因所在：

一、孔子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贵族阶级的统治经验，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形成了个人系统、完备的思想主张。也就是说，他整理了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深入研究了历史与现实提出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从而以仁和礼为核心，进行多方位的思考，建构起了儒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具有显著的特色：首先，它注重人的因素，重视“人生”价值，提倡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独立与完善，主张“仁者，爱人”。第二，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关注现实，关注社会问题，希望社会上下和谐，不仅主张臣民“事君尽礼”“事君以忠”，还要求君上“为政以德”“使臣以礼”。第三，与前者相联系，“以德治国”意味着他看重下层民众的力量，他希望实行“仁政”，主张“使民以时”，爱惜民力，关心人民生计，有一定的民本主义色彩。第四，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有显著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儒家对于文化传统格外进行强调，积极培养人才，发展文化教育。第五，提倡“中庸”“中和”，不仅注重人际和谐、社会和谐，更注重天人和谐、人生自身的和谐。孔子的这些理论，正是整个儒学的理论根基。孔子行教像

二、孔子兴办私学，培养了第一批儒家弟子，并奋力宣传和实践自己的思想主张。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由贵族阶级垄断。孔子作为从贵族阶级没落而来的下层的“士”，他首先举起私学的旗帜，招收弟子，推动了学术下移。这样，文化在民间的传播，冲破了原来由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据说，孔子培养的学生有3000人，其中学有所成的就有72位。孔子教育弟子，总结和创造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学生进行训练，教他们学习《诗》《书》、六艺，其目的无非是使他们成为贤人，晋升社会上层，以最终治国、平天下。孔子平时还注意学生性情的培养，增长德行修养，他们讲论学问，相互切磋，随时问难，增加了知识，扩充了经验。有人学成以后，出仕为各地大夫们的邑宰家臣，有人则自己收徒授学。这样，几十年后，孔子及其弟子便逐渐变成一个人才多、势力大的学术集团。孔子以后，他的弟子分散到各地，继续传播和弘扬孔子的学说，使孔子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孔子的思想初步形成以后，他的一生都在为宣传和实践自己的学说而努力。在鲁国，孔子初仕，为中都宰，便使这里“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孔子家语·相鲁》），“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史记·孔子世家》）。他为大司寇，史称“三月大治”，“道无拾遗”。孔子仕鲁，连齐国都感到不安，认为“孔子为政必霸”，说明孔子以道治国十分得力。孔子在齐国时，景公问政，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希望以礼治国，君臣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他斥责无道的政治，批评不合礼的行为，即使在周游列国时，也不忘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使自己的思想主张在各地产生了影响。

三、孔子整理“六经”，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这也是孔子对于儒学奠基所作的重要贡献。从早年时代起，孔子便致力于推行自己的主张，然而，他到处奔走，结果却“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孔子感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想到“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此，他便致力于整理古代文献。

孔子整理古代文献的对象主要是所谓“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他对“六经”的整理方式各不相同，分别来说即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其于《诗》《书》《礼》《乐》，主要在于重新编订，也就是删除杂芜，选录精华，订正错误，编次顺序。《史记》还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相传古代文诰繁多，孔子选取其中数十篇，进行排列整理，这便是《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诗》亦如此，据说孔子从三千余首诗中进行了去取选择，得305篇，称“诗三百”，对于这些诗，孔子皆能配乐弦歌。孔子对《诗》《书》《礼》《乐》的整理在周游列国时就开始了，而对《易》的研究则是50岁以后的事。《易》为卜筮之书，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孔子赞《易》，阐发其中的哲理，成《易传》或称“十翼”，“十翼”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文言》。《史记》《汉书》也说《易传》为孔子所作。至于《春秋》则为孔子所作。史籍中称孔子对《春秋》是“修”，其实，是孔子依据鲁国史籍，按照自己的标准，“笔则笔，削则削”，托古见意，隐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内含了孔子一贯主张的纲常名分和与之相应的礼制。孔子圣迹图——删述六经（杨朝明）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问题，学术界的看法有何分歧？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仁”“礼”“中庸”“道”“义”“和”等都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到底何者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具体而言，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郭店楚简“仁”字

一、多数学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都强调“仁”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认为“仁”与“礼”关系密切，二者互相补充、互相包容，又互相制约。“礼”是外在的行为准则，“仁”是内在的精神状态。“礼”必须以“仁”为思想基础，“仁”必须以“礼”为客观标准。或者说“仁”“礼”关系是道德论和政治论的关系，“仁”是“礼”的本质，“礼”是“仁”的目标和要求。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认为，“仁”的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仁”是他的哲学，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政治学说、教育学说，一句话，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总纲。“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庸”则是使“仁”与“礼”相统一的方法论。马振铎《仁·人道：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把孔子作为哲学家来研究，认为孔子的哲学就是以“仁”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孔子的哲学是以仁——人道为核心的“人的哲学”，其基本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人道问题，孔子的全部思想都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

二、也有人认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礼”贯穿于孔子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思想中，孔子之学就是礼学，它从大到细，面面俱到，“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礼”与“仁”二者合论时，实质是以“礼”为“仁”，纳“仁”入“礼”，“礼”是目的，“仁”是手段。二者分论时，“礼”比“仁”的要求更高，范围更广。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也认为孔子学说重点在“礼”，孔学主要是礼学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郭克煜等著的《鲁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与之看法相近，也提出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为核心。他们认为，除《论语》外，《春秋》《仪礼》《周易》《礼记》也是研究孔子的重要著作，从这些材料看，孔子是一位大政论家、大伦理家，孔子是积极入世的，他的学说是为政治统治阐发的，其中，“礼”“乐”属于政治层面，“仁”“义”属于道德、伦理范畴，道德层面上的“仁”乃服务于政治制度层面上的“礼”。

三、金景芳等人的《孔子新传》（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另一个是“仁义”。第一个核心是基本的，第二个核心是从属的。第一个核心偏重在自然方面，第二个核心偏重在社会方面。孔子又特别重视“中”，它是从“时”派生出来的。孔子还特别重视“礼”，实际上它是从“仁义”派生出来的。后来，金景芳在《经济博览》1994年第12期撰文，说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孔子在哲学思想中有一个核心，在社会科学思想中有一个核心，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更根本些。

四、骆承烈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和”。他在《孔子的思想核心——和》一文（载《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认为，在孔子丰富的思想宝库中，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达到思想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社会上的协调，国家中的安宁。而这些，说到底，就是一个“和”字。“和”既是调和的手段，更是和谐的状态，孔子希望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和平的环境，和洽的气氛，即达到一种远比“和”的手段要高、要深、要广的和谐机制。

五、张富祥提出“道”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他在《鲁文化与孔子》一文（载《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中，不同意多数学者所认为的“礼”或“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认为儒家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其理论标志是孔子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道”，“道”在本质上是周代贵族政治所体现的“君人之道”即“君道”。这个“道”有显著的秩序性、伦理性和知识性特征，孔子是一位拥护“君道”、倡导集权的思想家、政治家。

此外，还有人认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中庸”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不过，“中庸”强调对事情的看法“允执厥中”，处理事情要“无过无不及”，在较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手段。另外还有的人认为孔子思想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核心。

学者们在孔子思想核心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大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尚存有不同的认识，例如，使用的方法不一致，对材料的占有和分析理解有异等等。这些分歧的存在，也是对孔子思想研究不断深入的体现，标志着孔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学者们对理论问题、方法问题和文献资料问题越来越重视，对孔子学说的研究分歧也会朝着一致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孔子的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他的思想所表现出的具体特征也有不同。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孔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只是还未见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根据我们的看法，孔子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孔子思想产生的早期，孔子关注最多的是“礼”，即周礼。孔子步入社会之初，名声日隆，从学的弟子众多，原因都在于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这一时期，孔子谈论最多的也是周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怎样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到处推行自己“礼”的政治主张，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社会，但却事与愿违，处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于是，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仁”，议论“仁”与“礼”之间的关系。这时期，孔子“仁”的学说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进入“知命”之年以后，孔子的人生境界逐渐提高，以至于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他晚而喜《易》，并作《易传》，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具体的阐发，他的“中庸”的方法论观点也臻于成熟。如果把孔子的一生进行这样整体的分析，或者会有助于对其思想核心问题的理解。（杨朝明）孔子为什么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崇尚先王之道，尤其称颂尧舜及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正如战国时期的一大儒学宗师荀况所说：“儒者法先王。”（《荀子·儒效》）先王指的就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及武王，尧、舜是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禹、汤、文王和武王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

儒家称颂尧舜、宗法文武，始自孔子，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那么，为什么孔子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呢？舜像

根据《论语》所载孔子称道尧舜文武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到如下几点：

其一，尧舜文武是孔子心目中的圣王明君。据《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是说，尧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像天养育万物那样去治理天下，而舜、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能为百姓忧劳却一点不为自己。尧像

其二，舜能够选贤任能以至无为而治。所谓“舜有天下，选于众”（《颜渊》）“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这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治国之道，“无为而治”在孔子那里也就是“德治”，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其三，孔子对古圣先王的礼乐文明制度倍加赞赏。如赞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南宋大儒朱熹注曰：“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论语集注》）另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韶》为舜乐，《武》是武王乐。

其四，孔子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推崇备至。据孔门弟子子贡所言，孔子学修“文武之道”（《子张》）。以孔子之言证之，子贡所说当不虚，如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二代，指夏与商。这是说周代之礼经由对二代之礼的损益以至礼文大备，故孔子从周。孔子另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朱熹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这是孔子被匡人围困时说的话，由这话我们知道，孔子是以文王之道的担当者自期的，或者说他自认是文王之道的传人。周文王像

另据《中庸》，孔子亦曾称述：“舜其大知也与！”“舜其大孝也与！”“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正是基于此，《中庸》作者得出了“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结论。周武王像

总之，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生以能继文王、武王、周公之业为职志，追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理想境界。中国古代文明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有很高的发展水平，孔子继承他以前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先王之道作为自己的旗帜和理想，“述而不作”，凝练提升，希望能救治“礼坏乐崩”的乱局、重整社会秩序。

孔子以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成了整个儒家共同的思想特征。（林存阳）周公的政治思想对孔子产生了什么影响？

周公名旦，是我国西周王朝的奠基者和制度的制定者，他经历了小邦周灭掉大邦殷商的历史沧桑之变。殷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自称为小邦的周如何才能巩固统治？对此，周公旦在一系列的诰命中作了很有见地的回答。如《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诸篇，不仅是周的诰命和政策，同时也是周公对以前历史所作的总结。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周公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开山鼻祖。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文化巨擘。孔子开宗立派，首创儒家学说，然而，追根溯源，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正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开山鼻祖——周公。“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从孔子的这种凄惶之情，我们足可想见他对周公满怀的敬佩，周公是他心目中的圣人，周公的政治思想自然对孔子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淮南子·要略》篇中所言：“孔子修成康之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汉代大儒扬雄亦曰：“孔子习周公者也。”（《法言·学行》）周公辅成王

周公在政治思想上对孔子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

第一，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对孔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在殷代已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随着商周之际宗教思想文化的剧烈变革，“德”作为一个融信仰、道德和政治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更成为政治思想的中轴。“明德”即是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的思想支柱，他用“德”来说明“天”的意向，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有了天佑民和，便可为王，历年而不败。也就是说，“德”是其得天命与治天下的“合法性”的根本保证。同时，鉴于殷代滥用刑罚而招致民怨民叛的历史教训，周公对罚的原则也作了新的阐发，提出“慎罚”思想。慎罚既是德的内容之一，又与德并列，常称“明德慎罚”。德为根本，罚是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统治政权计，刑罚虽令人生畏，但必须给他以圣装；刑罚绝不可少，却又须慎而勿滥。于是周公强调以善用法，以德施刑。周公像“保民”是周公提出的又一新的政治概念。他在诰命中反复讲“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惟民其康乂”，及“裕民”“民宁”等等。这种“保民”思想的提出，主要来自将民情视为天命的体现的认识，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而“保民”的基本政策就是“明德慎罚”，用德教刑罚导民向善，即一方面用德消除民怨，一方面又要以“义刑义杀”而使民惧。就治民的态度而言，周公格外强调治民要谨慎从事，并认为应把民之苦痛视为己之苦痛而加以格外重视。他一再告诫子弟臣僚，要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不要贪图安乐，切忌恣意妄为，要能体察民情。周公还提出要把民众视作自己的镜子，他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这一远见卓识，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周公的上述“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无疑为孔子的“德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孔子剔除了周公政治思想中的宗教信仰成分而使之完全人文世俗化，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可见，“德”是政治的根本保障。

依据孔子道德政治的准则，只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者才能称得上是圣治。其次，是期望统治者将“仁者爱人”的精神原则贯彻到政治当中去，这主要是要求统治者首先要正己而后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由此可知，孔子所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规范性的政治原则。

从具体的政策上来讲，孔子主张足食、惠民、利民、富民而反对苛政暴敛，要求统治者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当然，孔子也主张德刑并用，然而应先德后刑、先教后杀，“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这些都是与周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一脉贯通的。

第二，周公制礼对孔子的影响。

周礼主要是有关社会等级秩序与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制度性规定。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也正是西周以来的思想传统。据史载，周礼便是由周公制定的，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另据《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可见，周礼的制定是周公经邦治国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由此，周人树立了一种“尊礼”的政治文化传统，直到春秋人们犹“尊礼重信”，而且视礼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国家政治之本。

孔子生长于原属周公封国的鲁国，而且是春秋时“犹秉周礼”（《左传》闵公元年）、“周礼尽在”（《左传》昭公二年）的鲁国，所以受过“好迩而训于礼”的“鲁邑之教”（《管子·大匡》）的孔子既对周公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更对周礼有着笃深的执着。他为“礼坏乐崩”而痛惜，他为复兴周礼而奔走呼号。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周礼经过对夏商两代之礼的损益，已十分完备，因此他不仅兴办私学把礼作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认为礼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点；而且反复地讲“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认为礼又是治国之本。以礼治国既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政治伦理规范与要求，也强调用礼治民。孔子指出，治国治民光靠政、刑不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即行政命令和刑罚，可以使民暂时免于犯罪，但不能使民心服；而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民“有耻且格”，即以德礼治民，民才会有羞耻之心并自觉遵守规矩。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不妨说：周公在商周之际宗教思想文化的急剧变革中开创了一种“尊礼”“敬德”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也正值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变革之际，面对周天子式微，“礼坏乐崩”的时势，他崇尚周代的礼乐文明制度，大声疾呼且力劝当时的统治者们推行“德政”“礼治”，正是志在对周公之遗风余绪的发扬。尽管他的理想难以实行于当时，却在后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广博的影响；后人一般所称的“周、孔之教”或“周、孔之道”，周即指周公，孔是孔子，人们将他们二人连在一起称颂，正是在于显扬他们二人在思想学说上的前后一贯的继承与发扬光大的深切关系。（林存阳）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55岁弃官离鲁，到68岁离卫返鲁，前后时间长达14年之久。在这14年的时间里，孔子带领他的部分学生，以鲁国为原点，辗转于周围的各个诸侯国。这段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虽然起因是孔子为推行政治主张不得已而为之的追梦苦旅，但却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壮行。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而他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社会失序，面对“无道”的社会现实，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拯救时弊的重任。怀着对上古帝王“王道”政治的向往，通过阅读研究“六艺”等古代文献，加之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孔子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与主张，并且期盼能跻身于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的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信心满怀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在政治上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当时世卿世禄制度依然盛行的鲁国，出身低微的孔子在仕途上一再受阻，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当时已经51岁的孔子，才获得从政的机会。是年，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之宰。第二年，又升任主管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小司空，随后很快又升为掌管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大司寇。孔子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进入了鲁国政权的核心。他自然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决意治理好鲁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圣迹图》中的“堕三都”

事实上，孔子仕鲁参政以后，的确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他做中都宰时，“一年，四方皆则之”（《史记·孔子世家》）；为司空时，“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孔子家语·相鲁》）。做了大司寇后，政绩更为突出。不仅在“夹谷之会”这一对齐的外交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且通过“堕三都”，削弱了“三桓”实力，打击了鲁国内部的私家势力。因此，孔子仕鲁，可谓政绩卓著，《史记·孔子世家》即说他“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然而，孔子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隐患。

首先，孔子对鲁国的治理，引起齐国的妒忌与不满。齐国一直图谋控制鲁国，而鲁国的稳定与强大是对他们不利的，正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加之在夹谷之会上齐国君臣受到孔子的指责，不仅让他们脸面尽失，还被迫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郓（今山东郓城东）、汶阳（今山东泰安南）和龟阴（今山东新泰西南）之田。于是，齐国君臣一直伺机排除孔子这一障碍。孔子为鲁司寇像齐鲁夹谷之会示意图

其次，孔子“堕三都”的活动引发与鲁国贵族的剧烈矛盾。这里的“三都”，是指鲁国贵族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孟孙氏的“成”邑。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三家在邑内大兴土木，高筑城郭，巩固自己的地盘。然而，高大坚固的城墙也为这些都邑的邑宰们提供了叛乱的可趁之机，邑宰们动辄以采邑为据点对抗采邑主。这既让邑主们大为头疼，也严重影响了鲁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孔子提出“堕三都”的建议，即彻底摧毁三都高大坚固的城墙，使邑宰们失去借以叛乱的屏障。这从表面上看是为“三桓”的利益考虑，实际上孔子是为了强公室，杜私门，也即是为了削弱“三桓”的实力，恢复公室早已丧失的权利，这实际上也是孔子仕鲁的本意。三家贵族为了打击邑宰们的反叛，所以刚开始是基本同意和支持孔子的这一活动。然而，随着叔孙氏的郈邑和季孙氏的费邑相继被堕毁后，他们逐渐意识到“堕三都”最终是对“三桓”不利的，于是他们起而反对孔子的这一活动。孔子执意将“堕三都”贯彻到底，但最终仍未堕掉孟懿子的成邑。“堕三都”以失败而告终。

显然，在“堕三都”事件上，孔子得罪了“三桓”，加深了他与鲁国贵族的矛盾。此一事件之后，即使在孔子从政之初，“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年》），对孔子予以支持与信任的执政卿季桓子，也开始疏远、疑忌孔子。他听信公伯寮的谗言，将正担任季孙氏家宰的孔子的弟子子路辞掉。这一举动，表明孔子已经失去了季孙氏的宠信。所以，当时的孔子，虽然名义上仍是鲁国的司寇，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被任用。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正当孔子与“三桓”矛盾加剧之时，齐国君臣趁机设计报复。他们鉴于鲁定公和季桓子都喜欢声色犬马之乐，便投其所好，送给鲁国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还有30辆华丽的马车，每辆车都由4匹披彩的马拉着。不出齐人所料，鲁国君臣果然中计，“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此深感失望，但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然而，在接下来的鲁国郊礼祭祀中，执政者违背常礼，祭祀所用的肉也没有分给孔子。至此，孔子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被用于鲁国了。于是，他决意离开鲁国。鲁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在鲁国从政三年之后，55岁的孔子带着他的部分学生，满怀凄楚悲愤之情，离开了他的父母之邦。直到14年后（哀公十一年）才返回鲁国。

综观以上，孔子离开鲁国，游走他乡，是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支持与施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孔子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用之社会，得到推行。然而，在当时的世卿世禄制度下，出身低微的孔子及其学生都很难进入鲁国的权利中心，即使像孔子有机会进入，但其思想主张与贵族利益格格不入，自然很难长久施行。而孔子又是一个“道”的坚守者，他不愿降低自己“道”的标准去迎合执政者们的利益，所以他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因此，当各种矛盾加剧之时，当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推行时，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去其他国家寻求用武之地。（陈　霞）什么是“六艺”？“六艺”与“六经”有何关系？

何谓“六艺”？“六艺”有“小学六艺”与“大学六艺”的区分。前者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后者指《易》《礼》《乐》《诗》《书》《春秋》。

一说起“六艺”，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孔子，似乎这“六艺”是由他制定下来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西周时期，“六艺”应该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了孩子们的必修课。“六艺”被误读的背后，更多的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误读。

即使是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如今对于“六艺”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读，一个显见的例子，1993年开始营业的“孔子六艺城”，自开业至今，始终以“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内容；在大街小巷，也到处可见孔子与六艺的各种元素。

如果要追溯“六艺”起源的话，要回到周朝。在《周礼》一书的《地官》篇、《保氏》篇等文献中，都曾对六艺进行过阐述。在周代的贵族社会，为了能够“造士”，或者说是培养继承人，士人的孩子必须学习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因此，在《周礼·地官》中，对于六艺有着详细的记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关于“六艺”最早最详细的记载。

根据汉儒以及后人的解释，“六艺”的具体内容如下：

礼指“五礼”。这“五礼”分别为吉、凶、宾、军、嘉。吉礼指祭祀之礼，凶礼指丧葬之礼，宾礼指接待宾客之礼，军礼指军旅之礼，嘉礼指冠婚之礼。

乐指“六乐”。郑玄注曰：“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相传，这“六乐”分别是黄帝、尧、舜、禹、汤、武王之乐。

射指“五射”。郑玄注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白矢指矢在靶而穿靶，露出矢白；参连指一矢之后接着三矢连续而至；剡注指羽头高而簇低，剡然而去；襄（“襄”通“让”）尺指臣与君射时不与君并立，臣避让一尺；井仪指四矢贯靶，方位井然。据称，此乃射礼的五种射法。

御指“五驭”。郑玄注曰：“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鸣和鸾，和是车轼上的铃，鸾是车衡上的铃，车走动时，“和”“鸾”相和，表明车子行进稳健；逐水曲，御车随逐水势之屈曲而不坠水；过君表，用褐布缠旃为门，用裘缠木椹作为槷，车从中间穿过不得碰撞；舞交衢，在交道上驾车，车的旋转与舞节相应；逐禽左，谓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簇贯右腢为上射。据说，这是贵族、士大夫应该掌握的驾驭战车以及田猎的五种技法。

书指“六书”。“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形声。这是汉字构成方面的知识。

数指“九数”，即“九章算术”。相传“九章算术”为周公所作，凡九篇。分别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勾股》。

社会环境决定“六艺”普及。那么古人为何把“六艺”当做最为基础的技能来进行学习呢？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个说法，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的“祀”，就是指祭祀，在先秦时代，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而所谓的“戎”，则是指兵战、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一场战争往往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而与之相对的是，在祭祀中，礼仪与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两个项目，所以很多士人的孩子，从小必须学习这两样技能，就是礼仪与音乐。与礼仪与音乐在祭祀中不可或缺相似的是，在当时的战争中，弓箭与驾车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六艺”中，“射”和“御”也成了两门必不可少的必修课。在最初的时候，“书”和“数”也是两个必修课，作为当时的士人的孩子，必须要具备写字和算数的能力。

儒家的“六经”称为“六艺”，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很多典籍有明确记载。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又如，班固的《汉书·儒林传序》说：“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唐代的颜师古注曰：“《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

谈起“六艺”时，人们往往会将其与孔子联系在一起。史籍中确实有孔子弟子“身通六艺”之类的说法，显然，它与礼、乐、射、御、书、数是两码事儿。

后人之所以会混淆二者，可能也跟董仲舒后来的上书有关。西汉时期，董仲舒曾经向皇帝上书，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此《汉书·董仲舒传》曾有过详细的记录：“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在上书中提到的“六艺之科”，其实说的是由孔子整理传授的六部儒家经典，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的统称。在孔子整理传授这六部典籍时，可能还没有“经”这个说法，至少还不通行，因此它也叫“六艺”。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

在孔子以及孔子之后的那个时期里，两种“六艺”是并存的，其中“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六种基本技能，是供15岁之前的孩子们学习的，据《大戴礼记·保傅》的记载，在孔子那个时代，孩童至“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而孩子到15岁左右，就应当学习做人与社会管理，这便是《大戴礼记·保傅》所说“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履大节”。

不管是孔子还是他的弟子，在当时确实是文武双全的，因为他们少年时代既学过射、御等技能，长大后又学过“六经”。（刘淑强）《尚书》是一部什么书？《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也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我国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了专门记载历史的史官，他们把君王的言行和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即《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内容上看，《尚书》不但记言，也有史实。

在古代，“尚”与“上”是同义通用字，因此，“尚书”亦可称为“上书”。但是，对于“尚”或“上”在这里的意思，人们的解释却有不少差异，有人说“尚书”就是“上古之书”，以“上”为“上古”；有人说“尚书”是“人们尊崇的书”，以“上”是“尊崇”的意思；还有人说“尚书”是“君上的书”，以“上”为“君上”之义。现在，一般认为该书是因为所记为上古之事而称为《尚书》。《尚书》

据传说，《尚书》最初简册很多，经孔子整理后，选出百篇，纂集成“训典”“故志”和“语”，而以语为主。因为该书经过孔子整理，孔子后来曾经以此书为教育学生的教本，再加上该书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后人十分重视该书，儒家把它列为经书，而称其为《书经》。《尚书》一书按照朝代顺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大部分，分别记载各个时代的历史。《虞书》记载我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的政治活动、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夏书》是记载夏朝初期的事情，其中有启征讨有扈氏的誓师辞，《禹贡》篇则记载了大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商书》是记载商朝历史的，其中有商汤伐桀、盘庚迁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周书》记载了周朝的历史，其中几篇介绍了周灭商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其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如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和成王东征等等，这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的原始资料。《尚书》各篇的文体不尽相同，它可以分为六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指人们所尊敬的书册，《尚书》中的“典”即“典范”“经典”之义。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以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把它奉为经典，所以称之为“典”。“谟”字读音和释义都与“谋”字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议论政治的谈话，互相谋议，所以称之为“谟”。“训”有“教训”之义，例如《伊训》，据说是记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所以称为“训”。“诰”的意思就是“告谕”，无论从口头上或书面上告谕别人，都叫做“诰”。“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命”则是“命令”的意思。《尚书》是一部不好读懂的古书，它所用的字、词汇、语义以及语法结构都属于殷周时代的上古汉语。由于该书历史悠久，它才影响深远，并经历了许多复杂曲折的过程，这就是它的真伪问题以及对它的内容文字考证注释的歧义。

秦朝末年，秦始皇焚书，实行“挟书之律”，不准民间收藏《诗》《书》。后来，项羽火烧阿房宫，又毁掉了国家藏书。因此，西汉初年，学习古文，只能靠老先生记忆、背诵，进行口头传授，人们把它用汉代通行的文字记录整理下来，这便是今文，后来称其为今文经书；汉文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并号召献书，这样，就陆续发现了一些用战国时期的文字写成的书籍，人们就称为古文，或通称为古文经书。当时很多书都有今、古文之分，同一种书，由于今文、古文的书写和内容不同，就发生了经今古文之争。在这种争论中，《尚书》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种。《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主要是真伪之辨，涉及到篇数的多少和注释的辨别。西汉时期流行的《今文尚书》，是济南人伏生所传，该《尚书》本来收藏在墙壁中，后又从墙壁中拿出，因而有所损毁，只得28篇，用以教授门徒。汉武帝时民间又献《太誓》，共29篇（有的分《盘庚》为3篇，成31篇）。《今文尚书》不仅用汉代的隶书写成，而且后来也加入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人们评论说它是把经文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使经文神学化。

西汉的《古文尚书》得于孔子旧宅的墙壁之中，是用六国时的古文写成，后由孔安国进行了校读整理。除了《今文尚书》的29篇外，《古文尚书》还多得了16篇。孔安国虽然也将它献给朝廷，但一直没能列于学官。经过后世的政治变乱，《古文尚书》居然又亡佚了。

过了300多年，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出了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而且比伏生所传多25篇，又从伏生所传各篇中分出4篇，并作了序，共59篇。此书流传很久，唐朝的孔颖达还为其作了疏。但是，宋代以来，开始有人怀疑此书，清代，阎若璩积几十年的功力，著《古文尚书疏证》，引经据典，列举128条证据，以定《古文尚书》为伪书。以后，崔述又著《古文尚书辨伪》，继续进行了论述。于是，梅赜本的《尚书古文》作为伪书，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刘淑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何以成了儒家的经书？《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或《诗三百》，在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后，才有《诗经》的称谓。它之所以被列为儒家经典，是由该书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从周初到春秋中叶的作品，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广阔的地区。全书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其中《国风》部分，大都是民间诗歌，歌颂了人民的劳动和爱情生活，不少篇章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雅》《颂》两部分出自贵族统治者之手，主旨在于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其中有些是宴饮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人的礼乐精神，也有一些暴露时政的作品，表现了对周王室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还有一些祀神祭祖的诗作，提供了关于周部族的崛起、周初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诗经》中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音节自然和谐，语言优美灵活，普遍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极富艺术感染力。其中的一些优秀篇章描写生动，刻画细腻，想象丰富，构思曲折，意味深长。《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首创性，不论其思想倾向还是艺术风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代曾经有专门派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目的在于知民情，观风俗。这些诗歌集中于乐官，习演于乐工，通过整理加工，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这些诗歌被广泛应用于王廷和贵族的典礼仪式，并作为贵族学习的教科书。有赖于此，《诗》在春秋中期得以结集并且已经相当广泛地流传。在当时，“赋诗言志”是外交场合的通例，王侯士大夫都努力学习“赋诗”，以便在社会交往时能随时命乐工点唱《诗》篇，或在交谈中随口引用诗句，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使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意见，增强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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