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烨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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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试读：

故事本应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可惜叶嘉莹似乎并没有多少故事，她只留下了一些诗。对于叶嘉莹来说，诗歌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通过诗歌来走近、了解和认识她。“故都残梦凭谁说”——这其实是叶嘉莹在1972年所写《许诗英先生挽诗》中的一句。许先生曾是叶嘉莹燕京旧家的房客，在1941年辅仁大学入学登记名册的“担保人”一栏里，叶嘉莹填写的也正是许先生的名字。1972年许先生在台湾去世了，而此前一年，叶嘉莹的父亲在温哥华故去，所以这时漂泊北美的叶嘉莹在诗中写下了“年前老父天涯殁，兰死桐枯根断折，更从海上哭先生，故都残梦凭谁说”这样哀婉沉痛的句子。此时叶嘉莹离开故都北平已有24年之久了，她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才能回去，“何日是归年”（《父殁》1971）的那一点仅存的期待和盼望已然成为人到中年的她内心时时闪现的一缕残梦、一道伤痕，变得牵系萦绕，挥之不去了。那时她北平的故居尚存，因而这一缕残梦也还有托生的所在，可是现在距离1972年又已过去四十年之久，叶嘉莹早就实现了当年归国的梦想，但她的故居却已在2003年被彻底拆毁，她的友朋亲故也大多在岁月的流逝中零落无存，她当年的那一缕残梦如今岂不更显得闪烁飘摇、迷离难觅了，她关于故都旧居的点滴回忆，竟再也找不到一个人来剪烛共语了。当她今天再读到这句诗的时候，一定会有比从前更深的感慨。人，究竟应该走到哪里去？人的故乡究竟在哪里？“飘飘行色我何之”，“归去何方有故庐”，“未甘心事剩槎浮”，“余生何地惜余阴”……这些都是叶嘉莹常常追问自己的问题。低吟慢诵着这些诗句，我们才能真正和叶嘉莹一道，走入她那个温存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故都残梦。1．家世：我与纳兰同里籍

1990年，叶嘉莹写成了《论纳兰性德词》一篇长文，这在她的全部著作中是非常特别的一篇，她结合着自己生活、读书的不同阶段讨论了纳兰词意境与风格的独到之处，以致于我们可以把这篇学术论文当成自传来读。文末她还附上了自己的两首小诗，其一云：

我与纳兰同里籍，更同卧子共生辰。偶对遗编闲评跋，敢言异世有扬云。“卧子”是明末词人陈子龙，此前不久叶嘉莹曾写了一篇《论陈子龙词》。她这时候大量写作讨论明清词人的文章，自然是因为与缪钺先生合作撰写词史的学术计划。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叶嘉莹1989年在加拿大退休，从此她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回国教书。同年她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在授予仪式上，她穿了一件红边黑色的典型中式旗袍，那正是古人所谓“遂我初服”之意。从那时候起，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叶嘉莹是真的要回来了。她为什么会想到与自己里籍相同的纳兰性德，又为什么会想到与自己生日相同的陈卧子？恐怕内心潜隐的，也仍然是对乡邦故国的怀思，对父母恩德的感念吧！“偶对遗编闲评跋，敢言异世有扬云”，她不敢自诩为纳兰与卧子的异代知音，但在她的“闲评”、“偶对”之中，我们却可以亲切地感觉到，叶嘉莹其实在给我们讲述她自己的故事。

叶家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满族人，隶属镶黄旗，本姓叶赫那拉。叶赫那拉氏，亦称叶赫纳喇氏或叶赫纳兰氏，为清代满族“八大姓”之一，原系明末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叶赫部的王族。历史上，以那拉为姓氏的有四个部落：叶赫那拉、乌拉那拉、哈达那拉、辉发那拉，统称为扈伦四部，其实就是满人在古代东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四个较大的部落。这四个以那拉为姓的部落各自取居住地附近一条河流的名字加在前面，以示区别。据清朝钦定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那拉氏“为满洲著姓，其氏族散处于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各地方，虽系一姓，各自为族”。其实在扈伦四部中，乌拉、哈达、辉发三部都是女真人，而叶赫那拉则本属土默特部，是蒙古人。明朝初年居住在松花江大折弯地区的蒙古人星根达尔汉（本姓土默特）吞并了原居住在扈伦地区（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与松花江合流地区）的那拉氏部落，改姓那拉氏，使用女真语，并逐渐融合于当地女真人风俗之中。16世纪初，部落首领祝孔革率众南迁到叶赫河畔（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境内），故称叶赫部，他们视星根达尔汉为始祖，即叶赫那拉氏。16世纪中叶，祝孔革的孙子清佳弩、扬吉弩兄弟领导的叶赫部势力强大起来，他们在叶赫河畔修筑了东西两座城。到叶赫那拉氏最后一代部落酋长金台石和布扬古的时候，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也强大起来。1603至1613年间，努尔哈赤先后灭掉了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又大败明朝军队，此时的叶赫部也已遭受了努尔哈赤三次军事打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619年8月，努尔哈赤突然引数万骑兵第四次攻打叶赫城，叶赫战败，自此灭亡。其实建州女真与叶赫那拉部本来是友好的，而且通婚，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嫁给了努尔哈赤，即孝慈高皇后，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当努尔哈赤最后围攻叶赫城的时候，金台石驻守东城不肯乞降，他要和努尔哈赤讲条件，说叫你的儿子来见我，我要认一认他是不是我的外甥，因为金台石正是皇太极的亲舅舅。努尔哈赤怕金台石把自己的儿子据为人质，当然不同意。这也因为在他们交恶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孟古格格原本希望能把丈夫、娘家都保全，当她病重时，提出要见自己的母亲，可是男人并不在乎女人的感情，纳森布禄（金台石的哥哥）不让母亲去，就是担心被努尔哈赤扣为人质。后来孟古格格死了，努尔哈赤既愤怒又悲恸，便以此为由率兵攻打叶赫城。在最后那次战役中，金台石誓死不降，引火自焚，不过没有烧死。他跌下城来，被捉住缢死了，临死前还发下诅咒说：“即使我叶赫族里只剩下一个女子，也一定要让建州女真亡国。”后来人们说慈禧太后果然应验了这个诅咒。因为慈禧太后和努尔哈赤的孝慈高皇后都是叶赫那拉氏，所以后人也有满清“兴于叶赫，亡于叶赫”的说法，可见叶赫那拉氏的确与历史结合有密切的联系。

努尔哈赤消灭叶赫部，但亡其国，不亡其民，他把叶赫兵民、土地全部收为己有，入籍编旗。叶赫部名亡实存，成为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叶赫那拉氏编入满籍的后裔，如康熙朝大学士明珠，他正是金台石的孙子，还有叶赫家族史中最有名的慈禧太后，都在满清一朝的政治、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些叶赫后人中也包括了清朝最有名的词人，即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清初入关时，叶嘉莹祖先那一支被编在了镶黄旗，纳兰性德家那一支被编在了正黄旗，他们其实并非近支的族人，其间已无族裔关系可考。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朝廷被推翻，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叶家就取叶赫那拉的首字，改姓为“叶”。所以“叶嘉莹”的“叶”实际隐藏的正是“叶赫纳兰”，她与纳兰性德是同一姓氏，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而他们对于汉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中的词，都有极大的热情和极深的修养，这是所谓“我与纳兰同里籍”的真实含义。2002年在叶赫古城遗址留影

关于近世家世，叶嘉莹曾简述如下：曾祖讳联魁，字慎斋，生于道光六年（1826），在咸、同之间曾任武职，官至二品，卒于光绪十三年（1887），享年62岁。祖父讳中兴，字一峰，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为光绪壬辰科满汉翻译进士，仕至工部员外郎，在光绪二十年夏出版的《大清缙绅全书·元卷·工部》中曾有记叙，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69岁。有子三人，女二人。伯父讳廷乂，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青年时曾一度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未几，因父病返国。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寿昌县等地秘书及科长等职，后因感于世乱，乃辞仕家居，精研岐黄，以中医名世，卒于1958年，享年74岁。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早年毕业于老北大之英文系，后任职于航空署，译介西方有关航空之各(1)种书刊。及至民国政府之中航公司在上海成立，遂转往上海，曾任中航公司秘书及人事科长等职。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两航起义后一度拟返回上海，因在基隆登船受阻，未克成行，遂留居台湾，曾在“物资局”供职。1970年叶嘉莹受聘于加拿大温哥华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遂迎养已退休的老父同往，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住院月余，终告不治，享年81岁。叔父讳廷弼，字翼卿，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毕业于法政专科学校，工书，能诗，为兄弟中最有才华者，可惜未婚而卒，年仅26岁。长姑讳廷蕙，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未婚早卒，年仅十余岁。二姑讳廷兰，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嫁后遇人不淑，心情抑郁，未育而卒。母亲李氏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不失干练，育有一女二男，长弟嘉谋（1926年生），小叶嘉莹两岁，幼弟嘉炽（1932年生），小叶嘉莹八岁。及至“七七事变”发生，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沦陷区中生活艰苦，一切赖母亲操持。但因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父亲久无音信，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后于1941年入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经开刀割除，不治逝世，享年仅44岁。

叶嘉莹小的时候，家里还保留着许多满人的习俗，比如她的伯父、父亲仍管祖父叫阿玛，她称呼祖母不叫奶奶而是叫太太。在家里也行屈膝礼，男人屈左膝，女人屈双膝，儿媳妇在婆婆面前是没有座位的，都是站着。母亲回家后总要先到自己房间化一化妆，再到祖父、祖母房里去请安。祖母年岁大了，每天晚上就让伯母和母亲站在地上给她念书，什么时候祖母说好了，歇着去吧，她们才敢离开。这种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家庭气氛在叶嘉莹幼小的心灵中曾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93年，叶嘉莹因为偶然的因缘受邀到美国加州万佛城的法界大学去给僧众和信众们讲授陶渊明诗，她也因为这份偶然的因缘写下了四首小诗，其四云：

花开莲现落莲成，莲月新荷是小名。曾向莲华闻妙法，几时因果悟三生。

因为是在寺庙里，所以她想到了自己与佛教的因缘，进而想到了自己与荷花的因缘。原来叶嘉莹1944年曾在北平广济寺听讲过《妙法莲华经》，当时她记下来的仅有两句偈语，就是“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佛教以为成佛的种子在每一个人心里都存在，就像荷花开放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荷瓣护持孕育中的莲蓬，莲蓬中还结有莲子，可是要等到花瓣都零落了，莲子才真正成熟，这是说人生如果要修成正果，也必是在所有外在的繁华艳丽都被抛撇了以后，才有可能。她听讲的时候只有19岁，等到她回想起往事，写出“花开莲现落莲成”的诗句的时候，她已经70岁了，这一花开花落之间，有多少的残痕旧梦，都不复能够检点追寻了，而她真的能在其间洞察因果，证悟三生吗？佛教还以为，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因果之间原来是有定数的。叶嘉莹当年所种下的，是什么因呢？她一生与荷花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她出生在1924年7月2日，那是旧历的六月初一，父母告诉她，六月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她的小名就叫“荷”，在家里父母常常叫她“小荷子”。而她出生的地点，她的故居和老家，就是那今日仅存于回忆之中的北平察院胡同23号那所老四合院。2．故居：故都察院旧儿家

2003年，当叶嘉莹的故居被拆的时候，一直致力于古都建筑文化遗产和整体人文环境保护的华新民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一封公开信——写给远在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

叶嘉莹教授：

刚才，他们过来了，开着铲车，把您近两百年的家和您的邻院一起撞倒了。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铲车开走之后，几位农民工立刻凑了过去，希望能侥幸捡到几块完整的砖瓦，不少是刻着图案的，拿去卖钱。

他们推平了您的家——察院胡同23号，一个在去年就被列在保护名单上的清代老宅，一座承载着数代人情感和心血的四合院，一个被上千场风雨侵蚀过的令人感动不已的古迹，一个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在北京的根。

几个月前，在他们逼得您不得不放弃产权时，您曾经对我说：他们答应我不拆这座老宅，我请求将它开辟成一座宣扬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在当中给我留间小屋，每次回国时住住就可以了。然而，23号院已经在顷刻间清除光了。您连那一间希望“借住”的小屋也没有了。

您家这座宅子我曾经去过多少次，带去过多少中外朋友。正是他们的赞叹声让我萌生了举办“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摄影展”的念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古老和美丽的一切：纸窗格，透着沧桑的很久没有漆过的木头，院子里的槐树、枣树、椿树和苹果树，落了一地的叶子。

23号院被夷为平地了。我还记得您那次从西城区文委给我打过的电话，说是亲眼看到了您家门牌被列在539个保护院落之列，但又不允许复印那个名单，哪怕只是和您家相关的那一页。之后自天津南开大学，您又多次来电，诉述着您的焦虑和受到的压力，您是多么想保住这份祖宗留下的故居和中华民族的遗产啊。您不明白，既然明文规定保护，为什么还有“拆迁办”三天两头来骚扰。您的嗓音是疲惫的，大约刚刚下课，刚给学生们讲解完唐诗或者宋词。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加拿大皇家学会的院士，您是世界华人的骄傲，您在各地教授了40年中国古典诗歌，可他们对您没有半点的敬重，只惦记着您房子底下的那块“地皮”。

23号院不在了！我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木卡拉先生，他曾指着展览会上展出的23号院的照片，问我：“难道这也拆吗？”我听说他过几天就要从国外回来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解释这场刚刚发生的劫难。我又想到邓云乡先生数年前一篇描写23号院的作品：《女词家及其故居》，其中这么说着：“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他说到“庭院深深深几许”，提到您的诗句“谁知散木有乡根”。

然而这幅画面已被永远地毁灭了，您的乡根也被铲车撅断了。我知道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您会难过，但您迟早会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写了。在去年的那几个月里，我经常安慰和鼓励您，但现在是别人来安慰我了，因为我哭了。

我感到悲哀，不单是为了您的祖宅——北京西城区察院胡同23

(2)号。

20世纪90年代初，察院胡同就有了要拆迁的说法，但叶嘉莹一直想保存自己的故居，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认同归属的家。因为她回国后曾经参观过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她也梦想着以自己的余年余力，把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她的确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最终并未能成功。中国古代的教育，身教更重于言传，老师不用说什么漂亮话，学生在老师身边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处事为人、心灵情性方面发生微妙的变化。东西方的差异在这里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西方的传统会花费非常多的精力来论说思辨，以追求“正义”之确切抽象的含义，而中国的传统并非追求一个精致的语言或漂亮的说法，但却往往培养出身心都具有“正义”的人，这正是这种古老的东方教育所能提供的。中国古代师生常常可以同宿同读、同息同作，古言“师弟父子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是有它的真实内容的。叶嘉莹一生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她也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学生能够真正熏习濡染老师的精神与思想，可能其间那种私下的观察与近距离接触，比单单阅读老师的著作或者在大庭广众中听讲，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现在的中国并不缺少物力、财力来建设古典的书院，但问题在于传统中那种既是经师，又是人师，兼具学问与修养的好老师真的已经所剩无多。叶嘉莹改建故居梦想的落空，如果从传承文化与教育的层面来看，其意味就更为深长了。

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察院胡同23号其实已经从当年的书香庭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题“进士第”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砸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高低不平了。1948年她离开北平时家里是有电话的，这次回来反而没有了，更遗憾的是，家中的图籍书册都没能保存下来，当年父亲亲笔书写悼念母亲的一组诗一直放在母亲的照片前，叶嘉莹离家时还是在的，但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不过毕竟老家的房子还在，她又是离家26年后第一次回来，所以在《祖国行长歌》中她仍然写道：

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

如果从1974年再往前回溯四十年，民俗学家邓云乡在30年代的某一天第一次走进了察院胡同23号，他后来仍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

记得第一次去时，正是夏天，敲开大门，迎面整洁的磨砖影壁，转弯下了一个台阶，是外院，左手南房，静悄悄地。向右上台阶，进入垂花门，佣人引我到东屋、有廊子。进去两明一暗，临窗横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儿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竹帘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我想察院(3)胡同那所大四合院旧时的宁静气氛，对她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吧。

邓先生所说的叶家大夫就是叶嘉莹的伯父，他走进的正是伯父诊病开方的“脉房”。这座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沧桑、如今已经完全消失的四合院老宅，在叶嘉莹的笔下，得到了完整的还原，但那即使再美，也只能化作轻轻的一缕追忆，悄悄融入那个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故都残梦了。叶嘉莹对这所大四合院曾有如下的描述：老家大门口

我家大门上方原来悬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大门外是门洞，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就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因为祖父和伯父都学过中医，而宋朝的学者叶适，号水心，他也研究医学，所以用了这个堂号。里面的门洞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前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面，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等花木。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祖父母住北房，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去一个同学家移来(4)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

叶嘉莹是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她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形成孕育于斯，她与这一座庭院有着说不尽割不断、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小时候，四合院里的一切，成了她观察感受的直接对象，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便构成了她全部的世界，而那也是只属于她的世界。一个春日的黄昏，雨后初晴，她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厢房屋脊上染上了一抹晚照的夕阳，而东厢房背后的碧空中，已然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即景生情，就填写了一首《浣溪沙》小词：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　　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描写的是一位历经丧乱、零落无依的“佳人”，她在日暮天寒的种种侵袭寂寞之中，忍耐着翠袖单薄，而依旧卓然自倚于修竹，仿佛有所期待，有所盼望。这两句诗自古就被认为是象喻了一种清洁贞正的品格。现在叶嘉莹站在西窗下自己手植的翠竹前，她想起了杜甫的《佳人》诗，时间是1941年的春天，她17岁，而这时北平沦陷已有近四年之久了，父亲被战事阻隔在后方，母亲则日渐衰病……但叶嘉莹当时所想到的似乎尚不止这些，“此时心绪最茫茫”，在紫燕低飞、残霞晚照、碧天沉静、新月窥墙的气氛中，她一个人倚立在那里，仿佛有所失落，又仿佛有所追寻，这种感情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指向，而全然是在故居庭院的光影景物的徘徊摇曳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极细腻、极渺茫的情思。徐志摩说：“‘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5)太没有单独的机会。”现在叶嘉莹真的是一个人了，她和她手植的翠竹在一起，她和她故都察院的旧时儿家在一起，她不仅发现了四合院的美，也发现了她自己。3．寻根：却来万里觅原乡

在得知叶嘉莹的祖宅故居被拆以后，一位名叫刘晓琴的网友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常常会想，一生为别人带来美丽，让别人感受美的(6)叶先生，她还愿意回来吗？在她的祖国，竟然连家都没有了。”叶嘉莹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2005年在呼伦贝尔草原

2010年9月，席慕蓉来到南开大学演讲，其间她播放了一组照片，那是她2005年陪伴叶嘉莹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做原乡之旅时所拍摄的。所有的照片都是叶嘉莹一个人站立行走在草原上，席慕蓉播放了第一张，她对听众说：“你们看，叶老师背对着我们站在那里”，接着播放第二张，她又说：“叶老师走过去了”，第三张：“叶老师走得更远了”，第四张：“好，叶老师往回走了”，第五张：“你们看，叶老师真的走回来了！”座席中已经有了笑声，这时候，席慕蓉说：“叶老师写了一首诗！我们走过去，又走回来，什么也没有留下，叶老师却已经写好了一首诗！”席慕蓉满怀着深情，用朗诵她自己诗歌的声音念出了这“一首诗”：

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这已经是2005年9月了，对于82岁的叶嘉莹来说，跑到这么遥远的内蒙古草原来找寻原乡，当然是“余年老去始能狂”。她一生漂泊流转到各地，忧苦随身，患难旋踵，她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来自伤寥落，只能承受，只能坚持。她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但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认同北京的察院胡同老家是家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她都觉得那只是临时的宿舍，可是她所认同的北京老家已在两年前被拆掉了，她已经失去了最亲切的伴随自己成长的根。现在她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想到老大的年华、飘零的身世、故家的无存，天地时空中的大孤独感悄然来临，她终于在这广远开阔的万里之外找到了自己心中那片原初的故乡。

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他在《逍遥游》中写过“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叶嘉莹1948年离开北平的故居，1974年才第一次回来做短期的探亲旅游，那时她所找到的还仅仅是地理上的故乡而已，1979年她正式开始回国教书，这成为她晚年生命精神寄托投注的所在。这一次的回归，充满了传承诗教的文化涵义，但对于她个人来说，这种外在的功名事业仍然不是足以寄托心灵与精神的真正故乡，如果要达到“至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她似乎还要继续前行，继续找寻。这个追觅“原乡”的过程，需要强大的生命意志，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反思的过程，它并不是人人都能完成的。如果我们再把时空拓展延伸，就会发现，为了找寻心灵故土，回归精神原乡，叶嘉莹其实做出了一生的努力。

她从小就对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终极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对个人生活的遭遇和时代历史的世变都有极深细锐敏的观察与感受。比如17岁前后所写的“何处，何处，不见桃源前渡”（1940），“独自归来行又住，何处，南北东西尘满路”（1941），“茫茫人海，衣帽满征尘”（1942），就既表现了她追寻的努力，又流露了在侵袭耗损中理想落空的悲哀与伤感。在沦陷的北平，她以一颗婉约静敛的少女之心毫无假借地承受着时代给每一个人带来的伤痛，她的诗词也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人共有的一种最深隐的情思：“故国远成千里梦，雪窗空负十年期”（1943），“吟鞭东指家何处，十载春明等故乡”（1943），“依旧风沙，依旧天涯，依旧行人未有家”（1945）。她此刻就在北平，为什么还说“故国远”、“家何处”、“等故乡”呢？因为国土家园在沦陷之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仍在后方，所以她不禁要问：国在哪里？家在哪里？这时她心中的“故乡”已经不仅是地理和政治的了，而深深染上了精神感情的色彩。1948年她离开大陆，辗转漂泊到台湾和更加遥远的北美，乡情较之过去就变得更加深厚沉重，而且更加上了一层文化认同的涵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1950台湾）写得这样沉痛，“但记得离别日泪痕多，须信我还乡时归去早”（1953台湾）写得这样哀婉。1966年她从台湾去到美国，而大陆的“文革”也开始了，无论从地理还是心理上来说，故乡都离她更为遥远了，故乡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距离她最遥远的一个地方。“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1967哈佛），她受到中国传统士人“仕隐”情结的熏染，依然怀着归耕隐居的志性与理想，认为外在的事功完成以后，像陶渊明那样身心的“归隐”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在故乡的土地上，传统的价值系统正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很可能已经没有容她归耕的所在了。“早是神州非故土”（1968哈佛）更明白地流露了她当时这种追寻文化认同而不得的感伤心态，所以“曰归枉自悲乡远”，故乡是那么遥远，“飘飘行色我何之”，她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共同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经验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知识人漂流的两个主要原因即是乱离与流放。叶嘉莹1948年的赴台显然是由于时代的乱离，像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面所写到的，叶嘉莹也是“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之一。在她由台湾而北美的漂流生涯中，也一直无法回国，这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如果从广义的文化观点和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叶嘉莹和许多由大陆辗转漂泊到海外的知识人一样，都属于在文化上被流放的一代，他们既经历了政治的乱离，失去了国家，又经历了精神的流放，失去了文化，他们在漂流生涯中所体验的孤独感，比之中国任何一代经历乱离与流放的知识人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正因为如此，乡情在他们的心中不断内化，没有回来的时候，乡愁是一缕残梦，回来以后却发现，他们所认识的故乡，其实只存于回忆之中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叶嘉莹终于能够回国探亲和教书，这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她的乡愁，补偿了她思乡的感情。可是真正等到祖宅故居被彻底拆毁以后，她反而有了一种更清醒的觉悟：家园具足于天地，故土即在于心间。其实1943年叶嘉莹还曾经写过一支散曲《叨叨令》：

说什么逍遥快乐神仙界。有几个能逃出贪嗔痴爱人生债。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盛似那秦皇汉武今何在。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则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

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岁，却对于人生价值的终极问题有如此惊人的追思与反省。“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常说的那些痴语疯话，比如他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化作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谈及生死大义时讥笑“文死谏”、“武死战”的“须眉浊物”，他又说：“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叶嘉莹读《红楼梦》，常常觉得贾宝玉是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心和理想的，只是他的事业和理想不是一般人所看重的“功名事业”，而毋宁更近于一种“补天”的宏愿，他本是一块顽石，他不过是要完成自己而已。叶嘉莹追求的也不是外在的功名事业，她也自有一份事业和理想，至于那具体是什么，那时候她并不清楚，所以只如宝玉痴言，说“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现在她已经将近90岁了，一生学问事业成就斐然，为传播古典诗词与中华文化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力，可是她所看重的也仍旧不是这种外在的评价，古典诗词一直伴随她，给她理想，给她力量，她也在古典诗词与中华文化中体证到了一种精微高远的境界，这时候再回头来看当年的“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其实就极近于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孔子的“知我者，其天乎”了。换句话说，在古典诗词里，叶嘉莹找到了她的心灵故土，回归了她的精神原乡。

2005年和席慕蓉同作原乡之旅时，叶嘉莹还写过一首诗：

右瞻皓月左朝阳，一片秋原入莽苍。伫立中区还四望，天穹低处尽吾乡。（自注：中秋后二日经过广袤之草原，地势平广，空气清新，西天皓月犹悬，东天朝阳已上，蓝空白云一望无垠，实为难得之景观。）

所有的故都残梦都已了无痕迹，现在她站在万里之外的草原，在与天地精神的往来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原乡，这个原乡超越了地理、政治、历史、民族甚至文化的一切界限，成为了个人精神的最后皈依。回归心灵的原乡，是一种大自在，同时，也是一种大孤独。（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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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可检索出1934—1935年《航空杂志》上刊发的叶廷元译介西方航空著述之文稿14篇。

(2) 华新民：《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3页。

(3) 邓云乡：《女词家及其故居》，《光明日报》1994年2月14日。

(4) 叶嘉莹：《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光明日报》1994年3月7日。

(5)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散文全编》，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

(6) 转引自《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华新民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第二章　几度惊飞欲起难：早年读书写作

叶嘉莹的童年是在四合院中度过的，四合院的花鸟、草木伴随她一起长大，线装书、黄表纸伴随她一起长大，古典诗词伴随她一起长大，这些几乎是她关于童年的全部回忆。它们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并不有趣，但对于叶嘉莹来说，她的诗心的孕育与生命的成长，无不与童年的点滴回忆有关，童年在她自己的心底依然是生动而且优美的。而她的少年时代则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那时她正在上初中二年级。新学期开学以后，学校更换了所有的老师，增加了日语的课程，不仅如此，还让学生们把历史、地理课本带到教室统一撕删涂抹，凡是旧课本上以日本为敌，记录日本侵略的段落和语言，或者整页撕毁，或者大段涂掉。在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的情势下，中国的主要城市也接连失守，这时日本人会把学生组织到天安门附近，“庆祝”上海陷落，“庆祝”南京陷落，“庆祝”长沙陷落……而这些南方城市正是叶嘉莹的父亲当时随国民政府频年转徙的地方。父亲原在上海的中航公司任职，抗战爆发以后，就被阻隔在后方，久无音信。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叶嘉莹吃的是难以下咽的混合面，穿的是打补丁的旧衣服，她后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对抗战时代沦陷区生活的描写，真是流着眼泪读完这本书的。这段日子里，她的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1941年的秋天，叶嘉莹刚刚考入辅仁大学，母亲就因病去世了，那时父亲远在后方，尚无消息，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失去荫庇的“孤露”的悲哀，这是她人生所遭遇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叶嘉莹的童年有诗书相伴的欢乐，古典诗词已经融入她的心思意念，构筑起了一个包括语言符号和思想感情在内的精神世界；她的少年时期则承受了时代与身世的双重苦难和摧伤，现实和心灵的苦难冲击着童年那个梦幻般的精神世界。1939年，15岁的叶嘉莹写了一首《秋蝶》，这是《迦陵诗词稿》所收录的第一首诗：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短短的一首小诗，却写出了人生一种孤寒空寂的真实境界。现在已是深秋，西厢房靠南墙边的花池飞来一只快要僵死的蝴蝶，它尝试了很多次，已经飞不起来了，翅膀在傍晚的秋风中显得更加单寒。叶嘉莹想到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当深秋的肃霜把所有的春情夏意通通荡涤洗净以后，一阵秋风，连“庄生”的“晓梦”也惊醒，什么都不复存在了。这时她忽然间觉得当空的明月也是寒冷的，也是孤寂的，一切归于空无。人生，果然有什么是值得长久温存，终生守候的吗？人生，真的有一种不朽灭的意义和价值吗？这是1939年，叶嘉莹15岁，她还在念高中，而北平沦陷已经有两年了，父亲远隔，母亲衰病，人情世态的隐伤创痛，在她的心底激起了轻漪微澜，可不要小看了这轻漪微澜，倚立无言的静默常常比痛哭流涕的呼嚎来得更加悲哀深重，刻骨铭心。王国维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1)则通古今而观之。”翻检叶嘉莹在沦陷时期所写的那些少年的诗词，几乎没有一首是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作品，她只是写自己在世乱中一种纤细幽隐的感受，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诗人之眼”，以“诗人之眼”观物，便常常可以收到洞悉生死，证悟古今的效果。叶嘉莹怎么会由一只秋蝶想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呢？这和她蹈空梦想，追思反省的天性有关，也和时代危亡，人世无常的遭遇和经历有关。她那时不过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女，当正在孕育的诗“心”和外“物”，就是惊飞的秋蝶，满地的新霜相接触的时候，伴随着声情口吻，掩抑低迴，她写出了这样一篇单纯直感的作品。她可能还没有想到儒家入世的关怀和道家出世的解悟，但她的诗歌中却已蕴涵了悲悯与智慧这两点“诗心”中最重要的因素。1957年她曾这样描述王国维的“寂寞心”境：“静安先生因其有着对出世的哲理之向往，所以对尘世极感厌倦与苦痛，而又因其有着入世的深厚的感情，所以厌倦与苦痛之余，所产生的并非怨恨与弃绝，而为悲哀与怜悯。”那时她经历了更为深重的忧苦和患难，心境悲观孤绝，所以想到了王国维。她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所见到的那只晚秋的蝴蝶了呢？在当时或别人看来可能并不足道，但那一点珍重未死的“诗心”，却陪伴了叶嘉莹一生，成为她温存守候的真正生命。在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什么比这只“几度惊飞欲起难”的“秋蝶”更生动优美的回忆了，那描画的，其实正是她自己。1．童趣：斜阳闲看蝶双飞

叶嘉莹小时候是关在故居的四合院里长大的，因为是女孩子，家里管得比较严，不许出去玩，像一般女孩儿玩的游戏荡秋千、抓子儿、踢毽子，她都没有玩过。每个人的童年不一样，其实也各有得失。因为生性好静，叶嘉莹对四合院里的一点一滴都有着深刻的体认和观察。在她诗中还写有这样的生活记事，隔墙的绿槐庭院中的枣花以及她从同学家里移来的一丛竹子，即如她在诗中写有：

初夏杂咏四绝

一九四三年夏

柳花吹尽更无绵，开到榆花满地钱。一度春归一惆怅，绿槐阴里噪新蝉。（其一）

一庭榴火太披猖，布谷声中艾叶长。初夏心情无可说，隔帘惟爱枣花香。（其二）3岁时与小舅李棪（左）及大弟叶嘉谋（右）合影

叶嘉莹上了初中以后，又从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她卧房的窗外，几年以后，这一丛竹子长得青翠喜人，1942年的冬天，她还写了一首诗记述窗前的这一丛竹子，怀念送给她竹子的同学，题目是《折窗前雪竹寄嘉富姊》：

人生相遇本偶然，聚散何殊萍与烟。忆昔遗我双竿竹，与君皆在垂髫年。五度秋深绿阴满，此竹常近人常远。枝枝叶叶四时青，严霜不共芭蕉卷。昨夜西楼月不明，迷离瘦影似含情。三更梦破青灯在，忽听琤琤迸雪声。持灯起向窗前烛，一片冻云白簇簇。折来三叶寄君前，证取冬心耐寒绿。

那是一个还没有污染的时代，北京的天空十分明净。晚上，天上的星星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眼前。杜牧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当时的北京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每到夏夜，即使已经很晚，叶嘉莹也不肯回到屋子里去，除了屋内闷热以外，外面天空的景色也很诱人。她有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有时躺在凉席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很久不肯离开。这她也写过“萧萧寂处无人见，淡淡银河转玉绳”（《坐对》1942）的诗句，记述当年独属于自己的这一份静谧的回忆。

叶嘉莹记忆中的童年往事大多与诗歌有关，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唐诗了，常常有客人来了，大人就让她给客人背诗。有一次她背的是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可是后来背到“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坐愁红颜老了？”她当时并不理解诗意和大人们的笑声，可是李白诗里边所写的景物她并不陌生，小时候背的这些并不完全懂得和理解的诗歌，与她正在孕育、滋长着的心灵和生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诗歌对于她来说有一种“存在的实感”，这是和她在四合院中长大的童年经验分不开的。比如1939年她所写的《小紫菊》：

阶前瘦影映柴扉，过尽征鸿露渐稀。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

这既是她在四合院里眼见的实景，也依稀就是她所背诵的李白的诗篇。四合院里一点一滴的光影景物，在叶嘉莹的心中都完全诗化了，也正是在这种诗化之中，她找到了代替其他童年乐趣的另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心灵上的满足。

当然在四合院以外，叶嘉莹也还有很难忘的童年乐趣，那就是跟随母亲在归宁省亲的路上，常常有机会到什刹海和北海附近游玩。因为外婆家在西直门那边，离什刹海比较近，母亲有时就带着她和弟弟到什刹海和北海去玩。他们当时总是沿着什刹海中间的一条长堤走到北海的后门，从后门到北海里边玩，几个小孩到处乱跑，母亲就在北海里的茶座“濠濮涧”或“漪澜堂”等他们。在北海玩累了，就再漫步经过什刹海的长堤乘车回家。每到夏天，这条长堤上就搭满了凉棚，里边卖一些鲜藕、菱角等河鲜。母亲常带着他们在一处凉棚下的小店中坐下来，叫几碗摆满了鲜菱和鲜藕的冰碗让孩子们品味河鲜。1953年叶嘉莹在台湾怀念故乡，还曾回忆起这些童年的往事：

双调新水令　怀故乡——北平

一九五三年在台湾作

故都北望海天遥。有夜夜梦魂飞绕。稷园花坞暖，太液柳丝娇。玉蝀金鳌。念何日能重到。【驻马听】想古城春暖冰消。红杏朱藤着雨娇。秋高日好。青天碧瓦倩谁描。中南三海玉阑桥。东西如砥长安道。旧游情未了。向天涯谱一曲怀乡调。【得胜令】说什么莼羹鲈脍季鹰豪。登楼作赋仲宣劳。故里人情厚，华年美梦娇。逍遥。昆明湖上春波棹。苗条。后海堤边杨柳腰。【乔牌令】到今日相思魂梦遥。往事云烟渺。想人情同于怀土休相笑。我则待理残笺将风光仔细描。【甜水令】常记得春来时，积雪初消。垂杨绿软，杏花红小。梨白海棠娇。出城郊西直大道。踏青游草妒春袍。【折桂令】常记得夏来时，日初长布谷声高。庭槐荫满，榆荚钱飘。火绽榴花，翠擎荷盖，果熟樱桃。什刹海鲜尝菱角。五龙亭嬉试兰桡。最好是月到中宵。风过林梢。看多少叶影田田，舟影摇摇。【锦上花】常记得秋来时，剪烛吟诗助相思纱窗雨哨。登楼望远畅胸襟四野风飘。赤枣子点缀着闲庭情调。黄花儿逞现着篱下风标。凉宵萤火稀，永夜银河悄。香山枫叶艳，北海老荷凋。写不尽气爽天高。古城秋好。鸳瓦上白露凝霜，雁影边纤云弄巧。【碧玉箫】常记得冬来时，瑞雪飘飘。白满门前道。寒夜萧萧。风号万木梢。喜围炉共看红煤爆。半空儿手内剥。晴明日，看碧天外鸢影风摇。冰场上刀光寒照。爱古城玉琢银装，好一幅庄严貌。【鸳鸯煞】常记得故乡当日风光好。怎甘心故乡人向他乡老。思量起往事如潮。念故人阻隔着万水千山，望天涯空嗟叹信乖音渺。说什么南浦畔春波碧草。但记得离别日泪痕多，须信我还乡时归去早。

这是《迦陵诗词稿》中唯一能找到的一篇追忆童少时期生活，描写故土人情风物的作品。它写于1953年，是叶嘉莹1950年代仅存的四篇作品之一，也是她写作的最后一套散曲。其间抑扬有致的声调，欢快明朗的白描，无一不让读者和她一同感受着故乡回忆的美好。同1950年所写的《转蓬》，1951年所写的《浣溪沙》（一树猩红艳艳姿）以及1952年所写的《蝶恋花》（倚竹谁怜衫袖薄）比较起来，这似乎是叶嘉莹在整个50年代悲观心境中尚得余裕，聊以欣赏自娱的一篇作品。它们之间的差异，还不仅仅是由于外表的诗词曲文体的区别造成的。叶嘉莹与丈夫抵台后不久即相继遭遇白色恐怖，身陷囹圄，直到1953年，她的丈夫才获释回家，也就在这一年前后，他们举家迁往台北，叶嘉莹开始在台北二女中和台湾大学任教。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她那时是如何怀着稍释的心情，追怀描画故乡的风土了，她要把春夏秋冬四季点滴的珍贵回忆都写下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了。人在忧苦患难之余，常常检点起童少年生活的美好，以求得暂时的安慰。事实上，直到21年以后的1974年，她才初遂还乡之愿，回到北京。那一年，她50岁。2．庭课：坐对参差满架书

叶嘉莹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又因为她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而且生性好静，所以自从识字开始，她的大部分时间就都用来读书了。

大约三四岁时，父母开始教她读方块字，那时叫做认字号。父亲的字写得很好，他用毛笔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把字写出来，如果有一个字是可以读多音的破音字，父亲就用红色的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在这个字的上下左右画上一个个小红圈。例如，“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去声如“树”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小红圈；如果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上声如“蜀”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小红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入声如“朔”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小红圈；而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另一个入声如“促”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上一个小红圈。因为“促”这个音的读法与用法都不大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她，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里边“数罟不入洿池”的句子，“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入洿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水的池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当时叶嘉莹对这些深义虽然不大理解，但父亲教她认字号时，那些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的严格教导对她以后的学习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叶嘉莹的父母并没有把她适龄地送到小学去读书，因为他们都以为儿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一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于是父母就为她和大弟嘉谋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就是叶嘉莹的姨母。开蒙那天，在家里还举行了拜师仪式，叶嘉莹不但对姨母行了拜师礼，而且还给一尊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礼。这些礼节的确让她当时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叶嘉莹开蒙所读的是《论语》，这也成为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姨母并不详细讲解那些注释，只是说一个大概，然后让她去背诵。《论语》也成为叶嘉莹背诵得最熟的一册经书，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她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越来越有更真切深入的体悟了。

在叶嘉莹的启蒙教育中，另一件使她记忆深刻的事，就是小时候所临摹的一本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几页不知道是什么人书写的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的故事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谐婉，因此她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由此也就引发了她读诗的兴趣。在家里，叶嘉莹的祖辈和父辈们对于古典诗歌都有兴趣和修养，她对于诗的理解和领悟，也正是在这种家庭气氛中熏陶孕育出来的。她的外曾祖母就不仅读诗而且也写诗，晚年家里还为她自刻过一本《仲山氏吟草》。她的伯父、伯母和父亲、母亲也都喜欢读诗，也喜欢吟诵，男士常常大声地诵读，女士则低声吟哦。叔父虽然英年早逝，她没有见过，但听伯父和父亲说，在他们三个兄弟之中，叔父是最有才华的。有一次叶嘉莹在家里一个很高的橱柜中翻看旧书，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写有许多诗句，后来伯父告诉她那就是三叔的诗。在所有的长辈中，对叶嘉莹学诗影响最大，使她获益最多的，是她的伯父狷卿翁。

叶嘉莹的伯父古典文化的修养很深，精通中医，而且他特别喜欢诗词联语，看见侄女也喜欢诗歌，他更加感到欣喜和愉悦。在日常无事的时候，伯父就喜欢和她聊天，对她谈讲诗歌。伯父熟知很多诗人词人的掌故，有一次他提到清朝词人陈维崧，说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他写了很多词，是中国词人里写词最多的。他又提到清朝另一个词人叫郭麔，别号“频伽”。这两个人的别号合起来就是“迦陵频伽”，那是佛经里一种妙音声鸟的名字，这种鸟在世界上传布妙法之音。后来叶嘉莹在大学跟顾随先生学诗的时候，有一次顾先生要把她的习作拿去发表，问她有没有笔名或者别号，她就想起了伯父说的这则掌故，她觉得“迦陵”这两个字跟“嘉莹”声音很相近，于是就用“迦陵”做了自己的别号。

叶嘉莹的伯父与父亲都喜欢吟诵，每当冬季北京下大雪的时候，父亲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2)事，同上酒家楼。”那时她自己也常常翻读《唐诗三百首》，遇有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有一天，她偶然跟伯父说起父亲所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与自己在《唐诗三百首》中所读到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首五言绝句，有一些相近之处。一个是两首诗的声调韵字有相近之处，另一个是两首诗都是开端写景，而最后写到上楼，再一个是第三句的开头都是一个“欲”字，表现了想要怎样的一个意思。伯父就说这两首诗在外表上虽然有近似之处，但情意却并不相同，“大雪”那首诗开始就表现了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所以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白日”那首诗开始所写的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伯父这些偶然的谈话，使得叶嘉莹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此外，伯母也教过她读唐诗，按着《唐诗三百首》编选的顺序来教，但并不详细地讲，都是让她背诵。

上初中时，叶嘉莹的父亲工作单位在上海，他要求女儿经常要以文言写信报告自己学习的情况。于是叶嘉莹每当写了信，就先拿给伯父看，伯父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她改完后再抄寄给父亲。就在她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也经常鼓励她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叶嘉莹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对她并未造成任何困难，她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汉字四声的读法，更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原来就都是入声字，在诗歌的声律中应该读仄声，但在北京人口中，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如果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全不相合了。伯父教她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这样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那种声律的美感。伯父给她出的第一个诗题是《咏月》，要她用十四寒的韵写一首七言绝句。后来她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未知能有几人看”，大意是说月色清寒照在栏干上，但在深夜之中无人欣赏的意思。那时她大概只有十一岁，从此以后就有了写诗的兴趣。

叶嘉莹的伯父也喜欢藏书，特别是一些收藏家卖出来的古书，他只要看到，都尽量买下，所以家里的书特别多。四合院的五间南房有三间做了书房，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都是书架，后来就连叶嘉莹在辅仁大学的很多老师、同学都喜欢到她家里来找书、查书。叶嘉莹喜欢看书，常常是想起来看什么书，就跑到书房搬来一套。她所住的西厢房的堂屋靠南墙有一个大躺箱，箱面比一般的写字台都大，上面被她堆满了书。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套辛稼轩词集，那是元代大德年间的木刻版，字特别大，看起来很舒服，那种感觉她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她家里到处都是书，除了书房的架子上、堂屋的躺箱上，就连衣柜的顶柜里也都是书。她常常登高爬梯或踩着桌子去翻书，三叔写诗的小册子就是她从柜子里翻出来的。1942年，18岁的叶嘉莹在《岁暮偶占》一诗中写道：

写就新词近岁除，半庭残雪夜何如。青灯映壁人无寐，坐对参差满架书。

这是她少年生活的真实写照。2010年，又到了岁暮天寒，86岁的叶嘉莹也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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