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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中平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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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棉纺织史稿试读：

近百年中国国民经济史上的根本变化，是从封建经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这中间，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本书企图以棉纺织业的发展历史做典型，分析近百年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特殊性。

棉纺织业乃全体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为观察这一构成部分的发展经过，应该先对近百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做一简单的叙述。

十九世纪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长久闭锁的自给体。这个自给体的中心支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

封建时代，中国农民背负着极端沉重的剥削，地租、赋税不仅夺去了中国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生产物，并且也夺去他这方面劳动的一部分必要生产物，使农业生产力长期地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于是全国土地被割成千千万万极端零细的小农单位，全国农村遂成为一个庞大的小农集合体。这种小农制度，固然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其对于新生产方式的确立，确曾发生异常坚韧的阻挠作用。

零细分割的小农制度，把中国全部的经济活动划成无数的小生产单位。从社会全体看来，这是极端浪费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它使大多数的生产者紧系在土地上，除去极薄弱的城市手工业而外，全部生产工具都分散到农家里去，分工不能离开男女性别与年龄老幼之生理的标准，协作也不能逃出一个小农家庭的规模。在其本性上，这种小生产体排斥资本之集中与劳动社会化，阻碍劳动分工之进展与生产工具之改进，一切自然动力与科学成果都无从获得充分的利用。总之，社会的劳动分工无由发展。

在这种分散孤立的小生产体里，农业与手工业总是以无比的坚韧力量结合在一起的。食料自然是农民自己的田场所生产的，即工业制品也必努力自种原料，由自己的家庭成员来制造。有许多人人必需的工业制品，其原料并不是家家农场都宜于生长的，但为了自给，所需有限，农民不难辟出一小块田地来尽心护养，以补自然条件之不足。过去中国农民对于棉花的种植，便是这样。如此，不独社会的劳动无由发展，即土地特别适宜于某种作物的优越特性，也难得充分发挥，地域的劳动分工遂亦不得开展。

由于某种特殊条件，少数作为农家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或许也能逐渐脱离自给的目的，发展为小商品生产。在背负多种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了扩大销路，常常拼命压低售价，几乎不去要求劳动报酬。可是在同一条件之下的农民或小商品生产者，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却又紧缩消费，力避购买。世间绝无只有出卖而不购买的社会，这种小商品生产又那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呢？

另一方面，当劳动者脱离自给而进行商品生产时，他们又不得不掉进另一个更深的陷阱——商人的剥削里去。商品生产的增加，亦即是生产者所受商人剥削程度之增加，终极必至演成手工不足自给，必取助于耕作的局面。于是从前企图脱离农业以自立者，终不得不重新紧抓着土地。如此，不论手工业在小生产体的经济结构上，为副业，抑为主业，其在小生产者经济生活上的意义，只在支持他最低限度的生活，延长他破产时期之到来而已。从社会全体看来，这情势就造成社会生产发展历程上的迟滞现象。

十九世纪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国社会，就是上述那样久经凝滞之庞大的自给体。在这里，每个农家是力求自给自足的，每个村落是力求自给自足的，每个区域不能充分发挥它自然条件对于某种农作物的优越性，同样是力求自给自足的。自给性造成闭关性。这在政治上的表现，对外就成为顽固的闭关政策；对内就排斥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以小农经济为基石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样，欲求中国经济之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打破政治上的闭关政策与经济上的自给结构，方有可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后，中国政治的闭关政策终为列强的炮火所打开，经济的自给结构亦不得不随之解体。不过，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像对外关系那样简简单单地决定于几场战争、几篇条约，急遽而且彻底，且正由于过去组织的强韧，所以自给经济的解体过程，进行得极为缓慢。经济上，中国是身受比炮火还更惨痛的经历的。

开关后的中国，先为列强商品的宣泄市场，后为列强资本的投放场所，故近百年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实为一部半殖民地性经济沉沦史。然同时期内，又先有中国手工业对洋货的抗争与败绩，后有中国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故同一阶段又成为中国半封建性经济演进史。

1842年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了自由贸易和协定关税两种权利后，以两种物品向中国倾销，其一为机制日用品，其二即鸦片。这两种物品的流入，前者以机器打击手工，后者则以毒药杀害劳动力。打击手工，直接破坏中国经济的基层结构；杀害劳动力则根本毁灭中国经济的动力源泉。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内地尚有洋货不到之处，因而我们不能说前一过程业已彻底完成；但据各种征象来推测，我们至少可以说早在甲午前后中国自给经济业已根本动摇了。至鸦片之流毒，前后凡百有余年，其所给予中国经济的摧残，是难以测度的！

理论上，资本主义世界商业的发展，必然改变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类型，借以适合自己的需要。中国小农经济体既不能永久拒洋货的势力于乡村之外，则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化之终必发生，乃是极自然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给的小农经济体之破坏，乃是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导，经历尽管惨痛，实也是不可避免的进步步骤。不幸的是，当中国民族资本还不能自立时，帝国主义国家已向中国发动更毒辣的攻势——向中国大量投放资本了。

甲午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侵略，可分为两方面：一为各种借款，其目的在获得种种特殊权益，各自攫取利益范围，以便瓜分这块沃土；一为工商业投资，其目的在建立自己的侵略机构以便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两者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莫大障碍。

甲午以前，满清政府的财政尚能维持收支平衡，所欠外债亦不甚多。《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应付给日本军事赔款两万万两，自此中国乃开始陷入于外债的深渊里。统计此后十余年每年应付赔款及外债本息约两千余万两，占国家岁出四分之一以上。庚子之役，中国又被迫付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外债再增。每年应付赔款及外债本息达四千余万两，占国家岁出三分之一以上。辛亥以后，历届封建军阀，从北洋政府以至蒋当局，连年不断地进行内战，同时也就连年不断地大举外债，这笔滥账，至今还没有人算得清楚。所可知者，其数决不下于满清政府。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五十年里，没有一笔外债不是用丧失主权的条件去换来的，历届反动政府几乎已把它们所有的税收和祖国的矿山、铁路等等重要资源抵押得一干二净了。五十年愈堆愈高的外债，意味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作敲骨吸髓的剥削，同时也意味着它们对中国财政、金融、矿山、铁路这些经济命脉的控制。

各种借款以外，帝国主义又大举进行企业投资，其主要部门为航运、工厂与银行等项。帝国主义在华获有设厂制造之权，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航运、工厂、银行诸种投资也大盛于此年以后。五十年来，它们挟其雄厚的资力，已在这些方面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譬如采冶，煤矿以抚顺、开滦为最大，日、英分占之；铁矿以大冶、本溪湖为巨擘，日寇侵占之。于是无限富源，任人囊括，国人用煤反不得不求之于洋商；铁砂运日，授人以杀我之利器，而我一管一钉之微，亦必仰给于欧美。轻工业中，卷烟、棉纱、麦粉、火柴等项部门为规模最大之新式产业，而华商的产量不及总数之半。上海乃全国工厂集中地带，而动力所需大半取之外商电厂。论及交通，浩浩长江，本是天赋我优良的内河航路，而日清、怡和、太古各商鸠占之势已成，舳舻千里，莫非外商帆樯。论及银行，外商的势力尤其庞大，对外汇市，固向不能自主，即国内金融市场，亦在汇丰、麦加利等行控制之中。总之，五十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侵略，步步紧逼，终至使中国经济沦入半殖民地境地。

在上述情形下，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的另一个发展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发生。

洋货大量入侵后，中国自给经济，便开始解体。若干手工业部门之毁灭，其一面的意义为替这些部门开辟出商品市场，其另一面的意义则又形成广大的劳动力市场，由此而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发生，乃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民族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外洋商品的剥削之下进行的，这个发生过程上的特征，不独使它积累数量不能充实强大，且使它自始便不能作独立的发展。具体地说，外洋商品在其毁灭中国自给经济体的方面，固为中国国内工厂之建立，尽了清道的作用；但关税既不自主，这些商品自仍得继续入侵，结果从前诱导中国自行设厂者，转而亦成为中国工厂之劲敌，劫夺原料，竞争市场，终使国内工厂常停留在出发点上而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以从事资本的增殖。甲午以后，外人对华再作大量投资，于是洋货之外，加以洋资，民族资本即使能敌过远道运来的洋货，也无力与近在咫尺的外资争衡。民族资本不独不能行增殖过程，且常连出发时的规模也不能维持，而终被外资吞并。我们只要回忆1914—1918年世界大战以前，中国新工业发展的迟滞状况，大战期中的特殊繁荣及战后的困苦破产情形，便可确认这是近几十年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基本特征。

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之另一特征，在其不得不受制于各种封建势力。

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的同时，它们又从政治上经济上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把它们造成封建的、买办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的统治势力。从北洋军阀到蒋当局，各据一方，各自建立自己的财政金融系统，支解全国资源，残害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它们给予洋货与外资工厂的出品以种种特权，任其泛滥全国，而本国人民的货物却必须逢关纳税，过卡抽厘。这结果就使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遭到狭隘的地域上的限制。到了蒋当局统治的末期，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则更是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直接抢劫了。

近百年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的统治者又对中国人民进行着极端沉重的剥削，他们使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农民和手工业者长期地在饥饿状态中挣扎。在乡村里，他们利用农民的贫困，无止境地加重地租，地租不成为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而是野蛮地侵夺了农民必要生产物的封建贡赋。因此，农民经常地沉浸在高利贷的深渊里。封建地租、高利贷统治着乡村的一切经济生活。

另一方面，在都市里，特别是在全国工商金融各业集中地的上海，由于租界成为帝国主义的独立王国，成为官僚地主抢劫而来的赃物财产的逋逃薮，于是租界地价特高，租界地产成为投机的对象；由于反动统治者不断地进行内战，不断地以高利滥发债券，于是公债库券成为投机的对象；由于政治经济局势不稳定，货运通塞无常，于是商品成为投机的对象。凡此，都使都市的资本市场产生畸形的发展，不是平均利润统治着资本市场，而是投机利益统治着资本市场；不是工业资本统治着商业资本，而是商业资本统治着工业资本。在这种种情况下，民族资本的现代工业当然谈不上正常的发展了。

棉纺织业，这中国经济上仅次于农业的重要产业部门，就是在上述环境下经历其近百年的历史的。二　棉纺织业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自给性之最坚强的基础、最具体的表现，莫过于衣、食两种生产劳动的结合。这种结合组织之最自然的形态是家庭。在中国神话里，发明耒耜，教民稼穑的是神农；育蚕治丝，创造衣裳的却是黄帝的后妃螺祖。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耕作是男子的事情，纺织却是女子的责任。这种观念成为封建时代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规范。事实上，一个家庭实现了男耕女织，就是实现了原始的分工；纵使把纺织视为副业，而利用农闲，自食其力，或有剩余，可补田产之不足，不独一家的劳动力从此得有合理的利用，生活上主要的必需物品，也就有了自给自足的可能。耒耜机杼，遂自然成为最经济的自给方法，也就是小生产体之最好的组织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变，男耕女织的分工观念也绝不会动摇。神话，其实正是人话。

宋元以前，中国衣着原料咸取给于丝麻，属国间有棉布入贡，只供皇室玩赏，中土人民是不知有棉花与棉布其物的。宋末元初，中国(1)本土始有植棉。所以棉花之成为“女织”的原料，乃是宋元以后的事情。惟由于种种原因，植棉与棉纺织技术在中国之传布，极为迅速。到了明代末年，棉纺织业显然已成为中国小农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其在中国经济结构上的地位，亦不过仅次于农业而已。

纺织副业在中国小农经济体里重要地位之开始丧失，乃是开关以后的事情。

前面说过，开关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两种商品向中国倾倒：一为鸦片，一为机制日用品。所谓日用品，即谓专指棉制品而言，亦不为过。

本来，欧美各国（特别是英国）的产业革命，最先发生于棉纺织部门，而进展最速、其新技术传布至远东之最早者，也正是这一部门。因此，能够负担沉重的运费，远涉重洋来与中国手工业制品争胜者，自以棉纺织品为最；而中国邻邦，最先利用新生产技术以至有力向中国推销的物品，也正是棉纺织品——特别是棉纺业制品。这种情势决定中国落后生产技术之最先遭受外力侵略，而其所受压力最大的部门必为棉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

从进口贸易上考察，开关后四十余年内中国消费洋货之最大宗，首推鸦片，其次为棉制品。以发展趋势论，则以棉制品——特别是棉纱的增加最为神速。据估计，1842年顷中国常年的输入物品约值25，000万元，其中鸦片占55.2％，棉花占20％，棉制品居第三位为(2)8.4％。棉花地位之高，乃当时广东手纺业尚未衰落之故。二十余年后，棉花地位便被棉制品所取代。按同治六年（1867年）全国进口总值69，300，000两中，鸦片占46％，棉制品占21％，棉制品在一切进口物品中已跃居第二位。自此以后，鸦片的进口因中国自种罂粟而日减，棉纺织品则因中国手工业之衰落而进展特速。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进口净值88，200，000关两中，鸦片占25，400，000关两，棉制品占31，500，000关两，棉制品已以35.7％的优势压倒鸦片（28.8％）而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棉制品这种无上的高位，一直维持了近五十年的时光，1913年才为棉花所替代。棉制品进口值与总进口值之比较

从绝对数量言，甲午以前中国消费外洋棉制品的价值，虽逐年增高达四五千万关两，其后且超过一万万乃至两万万余万关两，惟以中国人口之众，平均每年每人消费洋货始终不及一元。所以这种进口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但我们若将进口棉制品与中国重要出口物品来比较，则可知这久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开关以后的中国，是以出产丝茶著称于世界的，几十年来中国输出物品也以丝茶为大宗。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我们消费外洋棉制品不多，丝茶两种出口物品，任何一种都足抵偿棉制品而有余。惟棉制品的输入日盛，丝茶的输出或无进展，或有减退，结果十余年后，任何一种都不足抵偿棉制品的价值；再十余年后，虽丝茶两种全部输出，也不足够；再十余年后，丝茶之外加上我们另一种大宗出口物品——大豆，还是不足。这样到了民国九年（1920年）棉制品输入达246，813，429关两的最高峰时，为了支付这一笔庞大的外汇，要集合我们生丝、茶叶、黄豆、豆饼、桐油、芝麻、绸缎、豆油、煤、锡、药材等十余种重要出口货的全部收入才能足用。若再将棉制品进口价值和土货出口总值加以比较，可知我们全国各种输出物品所售得的外汇要有四分之一乃至半数以上是要拿去支付这笔衣料账的。而这种情势的形成也不过三十年内的事情。棉制品进口值与各类出口值之比较*

作者注：关册包括豆饼在内，不录。

几十年大量棉制品入侵的直接结果，为手工棉纺织的破坏，而间接的结果，则有大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棉工业在上海及全国工业中之地位

作者注：所调查者皆为合工厂法之厂家。

以工厂制度的发生时期言，棉纺织业并不是最先开始的部门。惟就发展速率及组织规模言，则棉纺业实为各业之冠。又因为棉纺织业工厂制度之进展，乃引起新植棉事业之推广与制棉、棉织诸业之机械化。近数年来，棉业在中国经济上之地位，可得而言者如下。

据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估计民国二十五年二十一省十四种夏季作物面积的结果，共得收获面积738，638千市亩，其中棉花收获面积为61，615千市亩，即占全面积之8.3％。此数在晚稻、早稻、小米、大豆、高粱及玉米六种作物之下，然在中稻、甘蔗、糯稻、糜(3)子、花生、芝麻及烟草七种作物之上。若制棉、棉纺和棉织三类工业在中国工业中之地位则如上表。

棉业在中国经济中诚为新产业进展最速、规模最大的部门，然与他国比较，则其落后渺小之相立见。请观察下表：（1）英、印、日、华四国机纺织业发展速率之比较

作者注：（1）所谓机纺织业，指利用机械动力之纺织业而言，凡利用人力、畜力，或自然力如水力、风力等所发动者，不计。（2）英国纺织两业之开创年代见W.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München u. Leipzig，1923，2. Bd.，2. Teil，S. 1067f；J. H. Cla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Cambridge，1923，p. 143；1890年之纺锭数见J. Conrad，Politische Okonomie，Jena，1920，dritte Auf.，IV. Teil，Statistik S. 326，330；织机数见S. J. Chapman，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Manchester Univ. Press，1904，P. 28f；1811年之纺锭为5，066，500枚，见Chapman，p. 53；按此中或有一极小部分为水力发动者；1829年之织机数见Chapman，p. 28f。（3）印度纺织两业之开创年代见M. P. Gandhi，The Indi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pp. 53，56；1890，1901各年之纺锭织机数见A. S. 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India，Manchester，1930，p. 22。（4）日本纺织两业之开创年代见绢川太一著：《本邦绵丝纺织史》，第一卷，昭和十二年，大阪日本棉业俱乐部版，第9页，附年谱第6页；其他数字见《内外棉业年鉴》，昭和6年版，第300页。（5）中国数字详本书第四、第七各章，织机数系仅就纱厂附织厂而言者。

为材料所限，这里我们只找到英国代表先进国，印度代表殖民地，日本代表后进国，将它们棉工业革命的发展状况与中国比较。上表供给我们很多有趣的对比：如果以使用机械动力的纺织工厂之开始运转算为棉工业革命的发动年代，则英国此种突变的发生早于中国足达一个世纪之久。英国是全世界棉工业革命发动最早的国家，我们自不能与之并比。不过我们若记起英国之初有棉纺织业，乃是十七世纪初年(4)的事情，而我们这种产业的发生，至迟亦不会后于十三世纪中叶，可知我们棉业史之远于英国者至少有四个半世纪，今我们棉工业革命之发生乃晚于英国一个世纪，这实不能不使我们惊异。即就印度和日本而论，我们棉工业革命之发生，也落后二十余年至三十余年之久。

以发展速率论，自初有机纺至纺锭超过五百万枚所需之时间，在中国为46年，这比诸英国之26年自不免相形见绌；然比诸印度之45年，则不相上下；比诸日本之62年，且有过之。织业方面，情形亦相类似。但是，当我们首创的一家机器纺织工厂才开始运转其一部分机器时，英国已有纺机四千余万锭，布机六十余万台；印度已有纺机三百余万锭，布机二万余台；即日本也已有近三十万锭的纺机，这些数字可以充分地表示出我们的棉工业革命的发展必将受制于人的情势。

中国棉工业革命发动时期之迟晚，及其受制于人不得急起直追的局势，形成中国纺织各类在世界棉纺织界地位之卑下。此可从下表窥见之。

由下表可知中国得天甚厚，棉产量可高居世界的第三位，然纺锭数则落为第九位，布机数则又落为第十一位。若以每千人所有之纺锭数及每万人所有之布机数论，则前者为第十一位，后者为第十二位。故中国棉工业现势固不能与英美诸国相比，且亦不能与后进之捷克、巴西并论，并连殖民地之印度、埃及亦不如。另一方面，据我们估计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前，中国至少尚存有手纺车七百余万架，手织(5)机六七百万架，这些远古时代的遗物，倒又以我们为最多了。中国植棉纺织各业在世界上之地位

资料来源：棉产量、纺锭数、动力织机数见Textile Mercury，Cotton Year Book，1938，pp. 23，29，30；每千人所有之纺锭数及每万人所有之织机数，根据本表所列纺锭、布机数与各国人口数计算而得；各国人口数见Population Index，Vol. 4，nos. 2，3；Vol. 5，no. 1。惟此表中中国之纺锭数根据1937年《中国纱厂一览表》，动力织机数据吾人的估计，详本书第八章；又纺锭、织机数均包括在华日厂之设备在内，辽宁各厂不计。中国人口数据王士达之估计，见《社会科学杂志》，6卷2期。

作者注：除日本数字包括当时朝鲜外，各国数字均指本土而言，不包括殖民地在内；又各国人口数均为1936—1937年之普查或估计；又意大利之纺锭、织机为1935年7月底之数；又苏联纺锭、织机无调查，表列者为估计数。

若从棉布消费量来观察，则如下表所示，中国简直没有地位可言。各国平均每人棉布消费量估计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The World Textile Industry，Geneva，1937，Vol. I，p. 168；cf. Joint Committee of Cotton Trade Organizations，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World Trade in Cotton and Rayon Goods，I；Introduction and Survey of Present Trade Distribution，Manchester. 1935，Statistical Appendix，Table 21。消费量指估计的或实际的生产量加进口量减出口量与复出口量。

作者注：（1）方码数；（2）1934年数；（3）包括手工制品，每人4.4码；（4）据1934—1935年资料估计，包括手工制品每人10码。括弧内之数字为部分或全部之估计数。

植棉和棉纺织各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上以及其在世界各国棉业经济上的地位，基本上就是如此。

以下，我们就来叙述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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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古有“绵”字，至宋始有“棉”字。大约宋元以前之著作，所谓绵皆指丝绵，所谓布皆指麻布。宋元以后，丝绵与木本草本之棉常混称为绵，麻布与棉布亦常混称为布，而草本之棉又常被误称为木棉。实则木棉在中国，向无经济上之重要性，吾人读宋元以后著作，除特别描述枝干高大如树之木棉外，凡仅称木棉之处，如政府之课征、人民之贸易等等，即直视其为草棉可也。

(2) A. J. Sargent, Angi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London, 1909, p. 129.

(3) 《农情报告》，第4卷12期，第320页。

(4) A. P. Wadsworth and J. De Lacy Mann，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31, p. 15.

(5) 详本书第八章。第二章鸦片战争前棉纺织业的发展一　植棉与棉纺织技术的传布

公元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创立了一个制度：设淛（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五省“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1)绵（布）十万匹”。这是中国封建政府向人民榨取棉布实物贡赋之始。从此直到鸦片战争，五百多年来，中国的棉纺织业，一直是在多种封建束缚之下发展着的。

鸦片战争前，五百多年棉业史上，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是植棉和棉纺织业之广泛的分布，第二是纺、织、整、染各业商品生产的发展，第三就是封建剥削对中国棉纺织业的摧残束缚。

植棉和棉纺织各业在中国传布得极其广泛，这是有中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做基础的。(2)

棉株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异常宽广。只要气候温和，雨量适中，任何适于普通农作物生长的土壤，都可成为优良的棉田。而棉株抗咸能力之高，远在一切其他作物之上，这尤其使得棉产能够广布到滨海(3)地区上去。概括地说，自南纬25度至北纬42度30分之间，世界各(4)地多少都可植棉，不过种收季节各随地域差异而已。

中国地居北纬18度与53度之间，全国气温与雨量，受水陆分(5)布、山岳高度与风暴三个因素所左右，一律呈由东南向西北渐减的趋势。因此，中国植棉的自然条件，在东南则苦于高热、淫雨，在西(6)北则苦于干旱、酷寒，理想的植棉地区惟江、淮、河中下流域。惟这些流域也正是中国经济重心所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是居住在这个区域里的。

分别来说，长城以南，淮河秦岭以北，可划为华北棉区。这里的温度仅四月略嫌低下，初霜期在十一月初，生长期是足够短绒棉的需要的。雨量方面，年平均量在500至750毫米之间，若分配均匀，本足够栽培任何作物。不过各地记录都说明当棉花播种发芽最需要雨水的四、五、六三个月，平均很少在150毫米以上的，因此植棉就需要(7)进行人工灌溉。同时，变率太大，旱潦频仍，常常为害棉作。但纵有这些缺点，华北的黄土高原和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还不失为优良(8)的棉田。过去这个区域的棉产是分布得很广，收获得很丰富的。

淮河秦岭以南，东起钱塘江三角洲，中经鄱阳湖而至洞庭湖，构(9)成华中棉区。除去土壤微微感觉氮和磷的缺乏和江浙沿海的台风有时成灾而外，这里的雨量和气温都适于棉作物生长，是理想的植棉区域。

棉花种子，大约是在宋元之际，同时由南部或西部边疆传入中国腹地的。南来一路首先传入广东、福建，然后进入华中棉区；西来一(10)路，首先传入甘肃，然后进入华北棉区。这样的棉种和棉纺织技术的传播过程，发生于元，而完成于明。

据元朝初年人的观察，说是棉花之为物，“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苧，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11)布，不茧而絮。”这就是说，棉种一经传入中国，中国人民便已认识其具有适合广大人民群众消费的优越特性了。像这样一种作物及其简单的加工技术，不用说是极其容易为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所欢迎接受的。

本来，像前面所说，中国小农自给体之最坚强的基础、最具体的表现，便是衣、食两种生产劳动的结合。远在棉种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农家妇女久已担负了几千年纺织丝麻的传统任务，具有几千年机杼织纴的技术训练，而丝麻手工纺织业也已成为中国农家不可缺少的家庭副业了。

中国专制王朝一向是依靠人民的实物贡赋来维持其生活消费和统治权力的。吃的，穿的，乃至供皇帝宫中消遣玩耍的珍奇玩好，一概强迫人民用实物的形式贡纳上来。另一方面，专制君王和代表专制君王去统治人民的官僚又很清楚地认识到自给自足的小农制度乃是专制王朝的坚实基础，农家自给经济的破坏也就意味着专制统治基础的动摇。所以他们坚信“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原则，努力推行着要求每个农家都去既耕且织的所谓“劝农”政策。棉种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专制君王和他的代表们照样把他们那一套依赖人民供应丝麻，督励人民勤事蚕桑的老办法应用到植棉纺织各事上来，而这就不能不对中国植棉纺织各业的广泛传布产生一定的推广作用。

宋末元初，棉种初入中国，首先成为帝王热烈追求的珍奇物品。当时江南显然尚未大量出产，可是元世祖却创设淛（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五省木绵提举司的制度，强迫人民每年输纳棉布十万匹之多。这次征派，显然和实际情况距离太远，所以只实行了两年(12)便把官制罢除了。到了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定江南夏税制度，又令民“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13)以为差。”这大约是中国专制政府把棉布编入常赋之始，其后不(14)久，在科差的代输里也可以看到棉花其物了。

元世祖以后，明太祖也采取过蛮干办法。据说太祖爬上皇座之初（吴元年，1367年）便下令天下，“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绵，亩四两。(15)不种麻及木绵，出麻布绵布各一匹。”这次命令，不分地域，指定农家植棉亩数，将棉花布列为常赋对象，不论自然条件是否适于植棉，人民必须种棉纳棉，不种棉也得纳布，可谓最为野蛮的聚敛政策，同时也是最为严厉的劝农政策。这样的政策推行了二十多年，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太祖又推行了另一套办法。这年三月，他命令工（户？）部说，“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绵，(16)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这次命令推行的年代更久，所谓“桑枣田”、“棉田”免税的例子，就是这次开创出来的。一直到了满清中叶，江苏太仓的棉田，还曾援引《赋役全书》上棉田免税的先例，得以蠲缓田赋。

以后我们还要回到专制政府棉花布实物征赋的历史意义上来，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强迫种棉纳布也罢，免税奖励植棉也罢，或是按税粮比例纳棉也罢，以棉花代输科差也罢，总之，元明两代专制政府时刻都没有忘记向人民榨取棉花棉布，中国农民必须种棉织布来完纳这份负担。

如果封建专制政府时刻不忘向人民榨取棉花棉布，那么代表封建帝王去统治人民的官吏时刻不忘督励人民种棉织布，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早在元朝大德四年（1300年），我们就看到官吏教民纺织的事例。(17)那年王祯做江西永丰县尹，“买桑苗及木棉子导民分艺。”这时棉种输入中国还不久，王祯该是地方官中提倡棉纺织业的第一人。

王祯以后，地方官吏督策人民植棉纺织的事情，几乎世世代代都有其人。据我们所知，明清两代，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自民政之布政使以至军政之兵备道，任何官吏，不论地位，不拘职掌，人人都可督劝纺织；其地域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十一省。不论自然条件是否宜于植棉，不论社会条件是否宜于发展棉纺织业，处处都有人去提倡。(18)此中吕坤的例子，记载较详，可摘引如下。

万历年间，吕坤做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检都御史，下过这样一道命令：

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纺织最多。府掌印官提取木匠十数名教习省下木匠，令作纺车织机市卖；再行卫县衙门，督令约正先将本约之人，除家道殷实者，男妇有业如卖酒饭等艺者不计外，余不分军民，但系无事妇人，开报到官，先动官银买净绵千斤，每家一斤，掌印官记一簿籍，散令纺线。有先完及线细者，花价免追充赏。十日之外完及线稍粗者，赏价一半。二十日之外完及线粗者，花价全纳。一月之外不完者，罚花一斤。花既纺尽，卫县于宽大处所，仍移文榆次等县送织机者二三十人，教民织布。将纺线之家男妇定日向机匠学织。一年而千家能纺织矣。然后犯者以布为赎，罪轻者以布为罚，不二年而(19)省会多纺织矣。

这样做法，竟是强迫城市贫苦军民人家必须家家纺织了。

一般地说，在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两都适宜的地方，任何人的提倡传布，必然极易为人民所接受。在自然条件不能植棉的区域，棉种的传布，应该只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不久当即消灭。可是只要这种地区的社会条件有此需要，那么棉纺织也还是能够依赖外地供应原料，长久地滋长发展下去的。历史上，不产棉而棉纺织业独盛的事情也是数见不鲜的。

综上所述，可知植棉纺织两业在中国有其广泛的分布，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以意推测，大约自元至明，经过一百多年至两百年的传布，中国本部各地都已植棉纺织了。成书很晚的《万历会计录》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明政府征收棉花布实物贡赋的区域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江西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各府。此中(20)如西安府，所辖州县仅三十有六，而征纳棉布的达三十州县；如(21)重庆府，所辖仅二十州县，而征纳地亩棉花绒的达十七州县；若(22)南北直隶各府，几乎没有一县不缴纳地亩棉花绒的。从此可以想见当时植棉纺织的普遍，几乎已广布到全国的每个州县去了。此所以十五世纪末叶邱濬说过，棉花“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23)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而宋应星在十七世纪三十年(24)代竟至说“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由此可见，元代而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衣着原料，已经舍丝麻而取给于棉花，棉纺织业已经遍布全国，成为农业以次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了。二　棉工业生产工具的革新与守旧

就丝麻两业而论，中国纺织生产工具之发展，早在棉花尚未在中国普遍种植以前便已到达手工技术的极高峰了。元人王桢所著《农书》里，绘有大纺厂车图，说是此车阔五尺，长二丈余，昼夜工作可出纱百斤，人力畜力皆可发动。又有类似之纺车，加装水轮，则全机(25)又可赖水力发动，称为水转大纺车。纺纱机器改进上最重要的发明为不需人力的捻纱装置。故我们今日有充分的理由说，世界最先完成此种装置的纺纱机器，乃是中国人发明的，其发明时期至少亦当早于英国吉妮纺机（Spinning-Jenny）四百年之久。不过中国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此种发明掀起工业革命而已。

织机方面，中国的进步全集中在织品的精致复杂性上，而未能在产量之提高方面有所发明。虽极简单的飞梭装置，还是要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才发明的。然中国织机之复杂实也可以说是达到手工织布技术的极高峰了。《西京杂记》曾有这样一段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26)钱。”又《明纪事本末》谓：“万历中，陕西奏岁供羊绒四千匹，奉命改织盘绫，又降拓黄暗花二则，每匹长五丈八尺，日织一寸七分，(27)半年得丈（？），岂能加额？”尽全日之力，只得一寸七分之长，想见此机之复杂，当较汉代之散花绫机尤有过之。据王桢所绘提花织机图，知提花机之工作，一人织纬，另须一人提经，是则全日一寸七分之长，还不止于是一人的劳动成果呢！

棉纺织生产工具在织机可以直接取用丝麻两业已有的发明，棉工业所当自行创制的只在原棉的加工方面。

原棉的初步加工是去籽和弹松，其次为并条与纺纱。

元朝初年中国开始植棉的时候，“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剥(28)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工甚艰”。没有比纯用手剥更原始的去籽方法了。元至元十年（1273年）司农司官颁的《农桑辑要》里记载过另一种去籽方法，说是：“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赶饼杖样；用梨木板长三尺，阔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逐旋；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29)这样的铁杖赶搓法，自然比手剥法进步了一些，但是可以想像这种生产方法的效率还是很低的。美国植棉面积的大扩张，是伊里·惠特奈（Eli Whitney）发明了新式轧棉机，解除了去籽技术上的束缚以后才有可能的。在封建时代，使用铁杖赶搓法去籽，棉花的种植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广泛发展的。

弹松方面，前文所谓“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据胡三省《通鉴注》所说，就是“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口弦以弹松”(30)，不用说，这样的小弓，当然只能用手指去拨，而不能用椎来打的。这样的弹松方法，同样也是棉花广泛种植上的严重障碍。

很幸运的，历史记录让我们得知为中国人民解除这些两项技术束缚，从而有可能使植棉纺织各业成为中国人民最广泛的生产活动者，是一位被称为“黄道婆”的松江府老婆婆。相传黄道婆在年轻时曾流落到海南岛去，在那儿学得一手精良的制棉纺织技术，到了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6年）又回到松江府来，在松江府以东五十里乌泥泾地方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絜花”之法；她所织成的“被褥带蜕，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于是乌泥泾“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31)后来特别繁盛的松江棉纺织业就是这样开始发展起来的，中国植棉纺织各业所受技术上的束缚，也就是这样初步获得解除的。难怪松(32)江人民为了感念她的贡献，特别为她立祠祭祀了。

黄道婆所传“捍、弹、纺、织之具”，就是去籽的搅车，亦称轧车；弹松的椎弓；纺纱的纺车和织布的织机。同一史料还意味着黄道婆所传授的，并不止于平纹织机，还有提花织机，所以才能够“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织成“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的。

黄道婆所传轧车不知如何构造，王祯《农书》说去籽工作，“昔用辗轴，今用搅车，尤便。夫搅车，用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俱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棉出于外，比用辗轴，功利数倍。”《农书》成书于元皇庆二年（1314年），上距黄道婆开始在乌泥泾传新法只有八九年的时间，很可能这里所描写的，正是黄道婆所传授的。照这里所描写的形制，则这种轧车只应用辗轴和曲柄两条机械原理，高不过一尺五寸，需要两人或三人协同劳动才能工作，应该说，这是一种最原始的轧车。但王祯说这种轧车比起辗轴来“功利数倍”，“尤便”，纵使“木棉虽多，今用此法，即去子得(33)绵”，也“不致积滞”。可见当时这种轧车对于植棉的推广确是发生了很大作用的。

当植棉进一步推广，产量更加提高时，两人或三人轧车显然是不够应付，要造成籽棉的“积滞”现象的。实际生产的要求终于创造出新型的、进步的单人轧车来。单人轧车，不知何时何人所发明，明末徐光启说：“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34)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图书集成》引《太仓州志》所述太仓式轧车的构造说，“高二尺五寸，三足。上加平木板，厚七八寸，横尺五，直杀之板上。立二小柱，柱中横铁轴一，粗如指；木轴一，径一寸。铁轴透右柱，置曲柄。木轴透左柱，置员（圆）木约二尺，轴端络以绳，下连一小板，设机车足。用时右手执曲柄，左足踏小板，则员木作势，两轴自轧；左手喂干花轴罅，一人日可轧百十斤，得净花三之一。他处用碾轴，或搅车，惟太仓式一人当四人。九月中南方(35)贩客至，城市男子多轧花生业。”照这里所述，则太仓式单人轧车已利用了辗轴、曲柄、杠杆、飞轮诸原理，而使一人一日的工作可以出花三十多斤了。

在棉产商品化尚未提高，原棉的生产与消费尚未集中的时代，特殊有效的去籽工具并无必要。因此，中国轧车进步到太仓式便停滞下(36)来，不再有所改进了。二十世纪所见锯齿式铁质轧车乃是棉产商品化业已提高的结果；在某些棉产较少的区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构造上和太仓式相同的旧式轧车的。

原棉加工的第二个步骤是弹松，如前所述，最原始的弹松方法是用小型竹弓来用指拨弹的，这个方法很快就被黄道婆所传大弓椎击法所代替了。元初王祯说是“木棉弹弓，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棉英，如弹毡毛法”(37)。到了明末，徐光启所见的，已进步为“以木为弓，蜡丝为弦”(38)。道光年间上海人张春华说，“弹花必坐，其座如椅而矮，几及地，名弹花凳。凳之背贯以竹竿如钓鱼者而曲，竿之极处悬绳，绳下著弓，以左手执弓，右手持槌击之，棉着弓而起，轻如柳絮。其弓弦以羊肠(39)为之。”弹弓之由竹而木，弓弦之由绳而蜡丝而羊肠，都是进步；但是把弹弓悬在弹花凳的竹竿上，而弹花凳又矮得几乎到地面，这样的装置必然运动不灵，并使劳动者坐着工作，极易疲劳。上海是自元以来植棉纺织都极兴盛的区域，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使用这样的弹松方法，实在不能不使人惊异。其实舍弃弹花凳，把悬击弹弓的竹竿扎在工作者的腰后就成为立式装置了，这种弹松法就在今天还是很容易(40)见到的。

纺纱的准备工序是把棉花制成管状棉条，称为拼条，这工作只需要一条粗细适宜的短杆就够了，或用竹或用高粱杆，都无不可。

棉工业里纺纱工具之最简单者为手摇一锭纺车。据今人张世文在(41)河北定县之调查，此车每十小时工作仅能出纱四两。按这样的产量至少需要三人同时纺纱，才能供给一架投梭织机的消费，这是织业发展之很大的束缚。不幸的是，至十九世纪洋纱开始输入之时，中国所用纺车仍以这种型式最为普遍。

手摇一锭纺车既如此笨拙，则棉织业较为发达的所在必有改良纺机的要求。这种要求本很容易由纺麻机的经验得到满足。但像大纺车那样庞大的机器，绝不是作为农业附庸的棉纺业所得利用的，于是乃有模仿另一种麻纺车而成的多锭棉纺车。《农书》所载木棉纺车已有三锭，叙谓“轮动弦转，莩随之，纺人左手握其绵简，不过二三”(42)，这还是用手力发动的，不过以当时搅车的构造衡之，则纺纱技术之进步显较去籽技术之进步为速。终明之世，这种纺车的装置，似(43)未超过三锭。到了清代仍以三锭为常，特别熟练的女工，则进为(44)四锭，而发动也由手力改为足力。不过这只是中国棉工业最最繁(45)盛的松江府才有的。单人纺车的改良，始终没有将棉纱的牵伸工作由人手转移到机械上去，棉条既需人手来挟持，则一手绝不能挟持五线，足踏多锭纺车循这样的途径进步到四锭之多，可算已到了手工技术的绝顶了。（马克思说：“要找一个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工人，并不比找一个双头人容易。”——《资本论》，卷1，页450——这里指的恐是毛纺。）(46)

三锭纺车的工作效率，大约每日可产纱八两。日本东京足利机业家小柴藤四郎曾受该国农商省之委托，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率一考察团至浦东之周浦、新桥、龙华、吴淞等地专事考察乡村纺织业状况，其结果谓三锭纺车产纱的粗细程度约当机制纱的7支至10支，每日产量则如下表。

由棉纱以至成布，在织造之前尚须经过若干准备步骤，其所用工具如纬车、拨车、经架、线架、床等，都直接承袭丝麻两业所用者，棉业并无特殊的发明。足踏三锭纺车每日产纱量

资料来源：光绪二十六年《东西商报》译日本《时事新报》：《中国纺织物情形》文，商50，页11。

织布方面，棉业所用者即是丝麻业所用的投梭织机。这种织机，(47)今日还有存在，其构造久已凝固而无进步了。一架织机的构造，必须能完成开口、投梭、打纬、移综、放经、卷布六种动作，才能织成布匹。投梭机的构造，未能将司理这些运动的机件组成一个有机体，而由发动机关来领导作联合动作，于是劳动者实行投梭，则不能同时打纬，从事打纬，则不能同时移综，卷布时必须停止一切织纬工作，放经时且非离开机座不可。六项运动，间杂而作，费时久而成布少，费力大而组织不匀，忽此忽彼，手足并用，既未能充分利用机械之利，劳动者遂极易疲劳。生产效率方面，即熟练织工，每日亦不过成布(48)10码左右。而布幅受双手互相投接的有效力量所限，普通仅能宽(49)及一尺左右。这样的生产效率，在纺织以自足为目的时，固足达其目的，一旦纺织进而为商品生产，则嫌不足。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棉纺织业发展的迟缓，和它所受这样低产量织机的束缚，也是多少有(50)些关连的。(51)

至于提花织机，中国棉业亦曾有极高的成就，然不论中国久已发明的机器多么复杂，其所织成的布匹多么精致，其生产力必远在普通织机之下是无疑的。提花布因织机生产效率之低下而倍增其成本，更因成本之昂贵而成为少数统治阶级的专用品，所以提花织业在全部棉工业里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

据上所述，可知中国棉工业各种用机生产效率之低下。此外，我们更当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从轧花以及织布这一串生产工具的制作，除去特别复杂的提花机而外，都是适应个人的工作而造成的。虽则前一加工步骤的制成品，便是下一加工步骤的原料，工作性质必有连续性的相承关系，但生产工具的构造，欲使每一加工步骤都能独立完成，这自然是棉工业进行分工的雏形。但中国过去的分工程度，亦仅止于如此而已。这样的分工，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即是说，这样生产工具的构造，并不需要集体劳动。此点决定棉工业生产机体的组织，可以为集合多数劳动者于一个工作场所的手工工场形式，但却不必一定采取此种形式。

第二，生产工具如此简陋，则其制造并不需要特殊的生产部门。过去棉工业特别繁盛的地方，这些工具的制造，似已出现专业化的趋(52)势，如青浦县的金泽锭子，谢氏纺车，徐家布机等等，但普通工匠也极易制出一套完整的纺织机来。且用料粗陋，成本也极低廉。此(53)点决定棉工业生产工具的获得并无困难。所以生产体的组织，固可以使用较大的资本，集合多数生产工具以作大规模的经营，即小农家也有可能每家置备一套，作为副业来经营。

第三，生产工具构造既简单，其使用方法当然亦极简单。劳动者的熟练技术，便亦极易养成。农家妇女，生活于常见纺织的环境里，耳濡目染，自幼即习纺纱，长大自会织布。此点决定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传播，极易推广；以保持技术秘密为手段的手工业基尔特组织，(54)殊无强度发展的可能。

以上种种，都是棉纺织业遍及于中国多数农家的技术基础，事虽简明，意义则甚重大。三　棉纺织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我们说过，十九世纪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自给体，这个自给体的中心支柱是结合衣食两种生产劳动的小农经济。棉种传入中国以后，自元至明，由于小农对于自给经济的追求，由于封建政府近乎强迫农民家家机杼的“劝农”政策，棉纺织业久已成为中国人民仅次于农业的最重要最广泛的生产劳动了。

广泛的耕织两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意味着社会分工水平之低下，从而也就意味着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之低下，从国民经济总体上看，这种制度，根本制约着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其难以迅速前进。但是，如果从此就判定五百多年来中国的棉纺织业就不曾前进，那也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大体说来，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要求人人都穿着自己纺织的衣料，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要说所有纺纱织布的农家一概绝无剩余，决不出卖，也是不可想像的。所谓自给生产，只是就生产劳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服用而言，这丝毫并不排斥劳动者能够有剩余产品出卖。相反的，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中国农民不独努力争取织布以自用，而且也努力争取织布以出卖，只有这样，才能改善他的生活，甚至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他的生存。另一方面，历代封建政府以及代表封建政府去统治人民的官吏们所实行的“劝农”政策，其目的固在令其自给，更重要的却毋宁是在其出卖。因此，中国小农制度，一方面排斥商品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却也不能排斥商品的流通，甚至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为其补充的。鸦片战争前五百多年里，中国棉纺织业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夹缝里缓缓发展着的。

首先，历代封建政府就是一个绝大的采购棉花布的主顾。因为专制国家蓄养着几百万的军事政治爪牙，这些人都是需要别人替他们纺织衣料的。

明代内庭宗室的消费，廷臣藩属的赏赐，每年消耗棉布恐不下五六十万匹。边卫军士的饷给，司府州县官吏的俸赏，需量极为庞大。(55)试以军士一项计之。明代常设军士至少达一百七十余万人，按例(56)每人每年给棉布二匹至四匹，棉花一斤有半，所以军士消费一项，每年即不下布五六百万匹，花二三百万斤。又军士家属也得领用布花，史料没有说明家属每人消费量，从低估计，其数至少亦当与军士相等。这样，军用棉布每年即至少消费千万匹以上。如果连同所谓“上供”“公用”诸种消费一并计算，那么明室封建政府每年所需要的棉布大约总不在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匹以下。

在成化、弘治以前，朱明政府这么多的棉布需要是用强迫人民缴纳实物的办法勒索来的。成化、弘治以后却逐渐要人民把实物改折白银交纳了。下表说明这种改折制度的发展。

资料来源：《万历会计录》，卷17，18，20，25，28，29。

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折银制度基本上已经建立，还继续以实物形式缴纳的，不过棉布一百七八十万匹了。这个时代，朱明政府的棉布需要并没有减少，实物折银，自然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从市场上去买进所需的棉布来。

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那么早在十六世纪后半，单是朱明政府的消费，就已经造成每年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匹的国内棉布销场了。到了满清时代，专制政府继续向公开市场上去采购自己需用的棉布，那数量恐怕也不在两千万匹以下。

国外市场曾经成为促进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方面也一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万历六年各司府实征绵花绵布额

资料来源：山西以下各司府据《万历会计录》卷7，8，9，4，10，3，2，16，15；并参考卷30；原书卷6《山东布政司》一卷已佚，兹据《大明会典》卷26《会计》2起运所载数补之。数字除山东外，均已包括存留，起运两京内府库及起运各司府边库三项。

有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曾经说过，十八世纪乃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棉布的对外贸易，正和其后的情形相反，那棉布是从中国(57)流向西方去的。“土布供给我们祖先以衣料。”这完全是事实，当时棉纺织工业尚未发达的美国乃是中国土布在国外一个最大的主顾。(58)(59)美国商人到中国来贩运货物，也以土布为首要的贩取对象，他们不仅把土布销到美国去，而且也运销到中、南美乃至西欧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说1812年“美国人用现银大量购买土布，公开地在欧洲南部出卖，并到西印度去非法出卖。无疑的，他们有利可图，(60)否则他们就会停止这行生意了。”

英国，也曾经大量地销用中国土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纪(61)的三十年代首次贩运中国土布，指定要南京手织品，认为广州货(62)洗后褪色，而真正南京货则不褪色。到了八十年代，公司曾经常(63)地每年贩运土布两万匹到英国本土去。这个数量到十九世初年便(64)扩大到二十多万匹。真正的所谓南京土布，或东印度公司指定订购的所谓棕色土布，不知究竟出产在那个地区，大约即江南苏松一带所织的一种紫花布。这种土布在英国曾风行一时，如今人们还可以在伦敦博物院里看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正是中国的杭绸衬衫和紫花布的裤子。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所能查出的英、美、丹麦、荷兰、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在十九世纪前三十多年间从广州运出的土布，最多(65)的一年（1819年）曾经到达三百三十多万匹，价值一百多万元；长期说来，几乎每年平均都在一百万匹以上。整个土布出口，在广州对欧美海上贸易中竟在茶叶、生丝以次高居第三位的重要地位。这些数字不够完整，真实情况应该还较这个记录为高。不用说，除去对欧美的海上输出而外，陆路对帝俄，和海路对日本、南洋各岛也是有大量的土布出口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统计数字可查罢了。

从下表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的土布输出数量，由英籍商船运出的，一直保持着缓缓增加的趋势，直到三十年代初叶才跌落下去。如果我们就中英之间棉纺织品的对流情况来分析，则发现1831年前，中国是保持出超的，只是出超量日小，到了1831年就转变为入超了。这种入超，以后即成为长期趋势。所以单从国外市场方面去考察，则1831年的转变，意味着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在中途遭受到外力的摧折，不得遵循它原来的道路前进。广州对欧美海上贸易中的土布出口量

资料来源：前引摩斯《编年史》，卷2—4。

作者注：总计项内包括英美以外其他各国商船出口量在内。广州对英国本土棉纺织品贸易的趋势

资料来源：前引摩斯《编年史》，卷2—4。

封建专制政府的消费，国外市场的开拓，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曾经生产过相当数量的商品布匹。此外，我们不可忘记，在我们所讨论的时代里，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这些人里，除城市手纺织业者而外，都是需要购入棉布来消费的；中国又拥有人数众多的边疆兄弟民族，这些人是需要腹地布匹的供应以补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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