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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卢梭　著,李平沤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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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达朗贝尔的信试读：

我的文章所谈论的，不是什么空洞的哲学理论，而是一件有关一个民族兴衰的大事。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序言》〔1〕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卢梭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两人同一营垒，而在1758年却打了一场笔仗。两位学者因何事由发生争论？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学者争论为的是辩明真理，为的是学术昌明。因此，本书将两位学者的文章一并译出，俾读者能对照阅读，全面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双方不同的论点，从中得出可供我们思考的话题。

一、达朗贝尔的《日内瓦》一文的由来

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中，戏剧是用来活跃思想以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格里姆和博马舍等人都发表了许多剧作，为戏剧事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对人民渴望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755年初，伏尔泰到日内瓦定居，在日内瓦郊区购置了一幢别墅，取名叫做“谐趣精舍”，并在别墅中装修了一个小型剧场上演其剧作，邀请日内瓦的各界名流到场观看。此事引起了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日内瓦当局的警觉；鉴于其对日内瓦各阶层人士的影响愈来愈大，便责令伏尔泰立即停演。

伏尔泰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人，对日内瓦当局的做法极为不满。他请达朗贝尔到日内瓦来密商如何冲破日内瓦的禁令，继续上演他本人和其他名家的作品。

1755年8月，达朗贝尔到了日内瓦，住在伏尔泰的谐趣精舍。两人商定，由达朗贝尔出面与日内瓦上层人士先行沟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由达朗贝尔写一篇文章鼓吹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把戏剧搬到日内瓦城中去演，并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此举可以让百业兴旺的日内瓦人享受到一种高雅的娱乐。

达朗贝尔不愧是文章高手，回巴黎后，以《百科全书》条目的形式写了一篇《日内瓦》，发表在1757年3月出版的《百科全书》第7卷中。文章一传到日内瓦，立即引起了轰动，特别是在日内瓦的青年中引起的反响更大，巴不得达朗贝尔提出的建议早日实现。

这就是达朗贝尔的《日内瓦》一文产生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达朗贝尔的手段的高明：他不用专文的形式提出他的建议，而以《百科全书》条目的形式提出，这样做的好处甚多。首先，不让人抓住把柄，说他这个法国人干预日内瓦的“内政”；其次是不露痕迹，不让人说他的建议是出自他人的授意，或者是与日内瓦的某些人士串通好了而写的；第三，若以“建议”的形式提出，得到采纳，当然万事大吉，如果不被采纳，遭到拒绝，则有失颜面。对大名鼎鼎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达朗贝尔来说，这个面子丢不起。反之，采用给《百科全书》写词条的形式把他的建议写进他的文章中，这样表面上似乎是在向读者介绍日内瓦的文字中，信笔写来，随便说说，采不采纳没有关系；第四，《百科全书》是一种大众读物，影响面广，一传十，十传百，容易在人民中间造成声势。有此四大好处，这位有数学头脑、精于计算的达朗贝尔便撰写了这个著名的词条《日内瓦》。

二、狄德罗带来的消息引起卢梭的密切关注

卢梭第一次得知达朗贝尔写《日内瓦》这件事，是从狄德罗口中听说的；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狄德罗上次到退隐庐来看我时，谈到了达朗贝尔给《百科全书》写《日内瓦》。他告诉我说，这个词条是同日内瓦的高层人士商量妥当之后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而且已着手筹备，不日即可动工。看来，狄德罗很赞成这件事情，而且相信一定成功。由于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争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不愿意再同他争论这件事情。虽然我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对于他们想在我的祖国诱惑人们做这件事，我是很生气的，因此我急于想收到载有这个词条的《百科全书》，以便看一看是否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的进行。我搬到蒙路易之后不久便收到了这卷《百科全书》，读到了这个真不愧是出自高人之手的词条。不过，他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这也不能打消我批驳他们的决心。（《忏悔录》第10卷）

据《忏悔录》的记载，卢梭收到《百科全书》第7卷，是1755年2月，当时他正在病中，又值刚刚搬进新居，遇到许多不便，因此心情十分消沉，加之天气又非常寒冷，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撰写他批驳达朗贝尔的文章：

我每天到我在新居的花园尽头处的一间四面通风的小屋去写作。……这个小屋，四壁冰凉，不能挡风，不能避雪，除了我心中的热情以外，便没有其他暖身的火。我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好了我那封〔2〕《就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忏悔录》第10卷）

达朗贝尔的《日内瓦》写得好，卢梭的信也写得很妙，通篇的笔调十分轻松，有时候可以说是相当散漫。与人打笔仗的文章，一般都是条分缕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而卢梭为什么要用这种漫话式的笔调写呢？据他自己说，这是因为他这封信不是写给达朗贝尔一个人看的，而是写给公众看的。写给公众看，就要用公众的语言，就必须笔调平实，用词浅易，甚至个别地方用俚语；这样做，是为了让公众容易理解，明白他撰写此文的目的。

三、达朗贝尔在《日内瓦》中说了些什么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他追述了日内瓦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8年恺撒进军这个城市。接着，他把日内瓦的城市建设、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与文化事业着实赞扬了一番，说这个共和国“具有民主政治的种种优点，而没有民主政治的种种缺点”。一切该有的，日内瓦全都有了，只不过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如此繁荣的城市还没有剧院，如果在城中修建一座剧院演戏，日内瓦人就不仅能得到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还可以“学到斯巴达人处事的贤明和雅典人高雅的举止”。

在18世纪的欧洲各国，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涉及宗教问题。在针对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日内瓦撰文时，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那么，达朗贝尔在《日内瓦》中是怎样谈论这个问题的呢？

他在文章中首先称赞日内瓦的牧师们的举止言行堪称楷模，说他们的信仰完全合乎理性，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不相信永恒的惩罚〔3〕说，“一言以蔽之，日内瓦的牧师大多数都信奉索齐尼派教义，而不信奉其他教派的教义。”

达朗贝尔对日内瓦的宗教信仰的这些评说，卢梭很不赞成，认为他是受了伏尔泰的影响。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维尔纳说：“我当然知道《日内瓦》中的意见有一部分是伏尔泰先生的；尽管我出于审慎不点明这一点，但你从我的文章中一看就明白我在撰写此文的时候是知〔4〕道我要驳斥的是谁的论点。”

四、卢梭是怎样批驳的

卢梭在他的《致达朗贝尔的信》发表前，写了一封便函通知达朗贝尔，他在便函中明确指出达朗贝尔关于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的建议是一个坏主意，“对于这样一个坏主意，即使是我的父亲出的，我也不能保持沉默。”

尽管宗教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为了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信中的主题（批驳达朗贝尔关于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的建议），而不纠缠于宗教问题，不让宗教问题喧宾夺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卢梭对达朗贝尔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只简短几句，批评不多。

他首先代表他的祖国感谢达朗贝尔对日内瓦教士的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和人道主义精神。不过，说他们是哲学家和宽容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信奉异端。”达朗贝尔说日内瓦的牧师大多数都信奉索齐尼教义。他不同意达朗贝尔的这个说法；他问达朗贝尔怎么知道日内瓦的教士是信奉索齐尼的教义的；他认为索齐尼的教义与日内瓦的牧师们宣讲的教义“一点也不像”。他认为达朗贝尔太武断，不该妄加揣测地说别人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因为一个人信仰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以我为例，谁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信奉什么或不信奉什么呢？”

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谈论主题。

他承认戏剧是一种娱乐；人们需要娱乐，但人们需要的是有益身心健康和促进社会良风美俗的娱乐，而不是宣扬奢侈和有伤风化的娱乐。

他认为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演戏，这个计划是很欠考虑的，是行不通的，他以巴黎为例，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是全国财富集中之地，人口有六十多万，而这么一个比日内瓦大许多倍的大城市，能“经常演出的只有三家相当一般的剧院，只是在一年之中的某些时候才让第四家剧院演出。现在假定这第四家剧院也经常营业，我看，在巴黎六十多万居民中，每天花钱花时间到这四家剧院看戏的观众，加起来也顶多只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如果巴黎的六十多万居民中每天到那几家剧院买票看戏的只有一千二百人的话，那么，在不到二万四千日内瓦居民中每天到剧场看戏的就到不了四十八人。”即使天天有四十八人买票入场看戏，靠剧院的票房收入来维持剧院，那也是维持不了的，何况随着戏剧演员的到来，必将带来他们浪荡无羁和喜好奢侈的生活作风，必将给日内瓦的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他接着问：像法国的剧院那样上演莫里哀的喜剧和拉辛与高乃依的悲剧，让插科打浑的丑角与艾狄普、玛霍梅与阿特赫这样一些恶人及他们的恶行出现在舞台上，并一再得到观众的鼓掌叫好，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良好的教育意义？

戏剧演出对社会风尚的影响，从古罗马时候起，就一直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在17世纪，法国的博絮埃和布尔达鲁等宗教界人士都严厉谴责戏剧演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1617年，日内瓦颁布的严禁奢侈的法令就包含有禁止演戏的一系列条款。不过，所有这些对戏剧的批评和措施，都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的，认为戏剧演出将败坏人们宗教信仰的虔诚；而卢梭的批评，则是从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出发，提出的论点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他以纳沙泰尔的一座山村为例，如果在这个平静和幸福的山村建立一个剧院，那就必将产生五大恶果。他对五大恶果的分析，丝丝入扣，没有一句理论家的深奥语言，全是妇孺皆懂的大实话。他认为，以小可以喻大，如果在日内瓦建立一座剧院的话，其后果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万一真的在日内瓦建立了一座剧院演戏，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他认为，它将给日内瓦的风俗习惯“带来一场大变革，……用不了多长时间巴黎人的享乐习惯和法国人的散漫习气就会取代我们的古朴之风”。

不仅如此，日内瓦的政治生活也将受其影响。政府的官员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娱乐，也要去看戏。在日内瓦这样一个小城市里，官员们久而久之就会同戏剧演员们厮混在一起，不仅有辱他们自己的官誉，而且还会沾染演员们的坏习气，把演员们的不良作风带进日内瓦的政治生活，以致动摇日内瓦共和国的立国根基。他说，他一想到这一点，他的笔“就从手中掉落到地上了”。

他认为在日内瓦共和国不建剧院，也能演许多有声有色的戏。“戏剧正是在共和国中诞生；在共和国的怀抱里，它们将洋溢着一种真正的节日气氛。”他描写了两个群众娱乐活动的戏剧场景：一个是日内瓦湖上的划船比赛，另一个是圣热尔维团队的舞蹈表演。他认为这才是共和国的公民真正需要的娱乐活动。他说：“斯巴达就是这样用简朴而不讲究排场的集会和体育竞赛活动来唤起公民们的爱国心的。斯巴达人的事例，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

五、信中为什么有一些令人难明底蕴的话

我们在前面说了，卢梭的这封信的文字十分浅易，然而有时候也有一些句子，虽然字面上一看就明白，但对它内在的含义还不甚了了，例如信的《序言》中的最后一句就来得非常突兀，他说：

读者诸君，尽管你们大度包容，读我这本书，但你们见到的是我的幽灵，因为就我本人来说，我已不在人间了。

这段话，有如丈二金刚，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卢梭诞生于1712年，到他1758年写这封信时，才四十六岁，正是盛年，何以会如此悲怆，说这么一句令人伤感的话？

细细想来，其中的原因也不难推知。《致达朗贝尔的信》是一篇论战类文章，文章中提到的某些事和某些人，只有论战双方的当事者和局中人才了解，而局外人是很难明白的。例如《序言》中那段用*〔5〕号标注的拉丁文脚注便是一例。

又如他在分析莫里哀的喜剧《厌世者》中的“厌世者”阿尔赛斯特的性格时说：

阿尔赛斯特虽见到一切乱七八糟的事都冒火，但对直接针对他的那些坏事却漠然视之。……即使某个坏女人欺骗他，卑鄙的朋友羞辱他，性格软弱的朋友背弃他，他也毫无怨言地默默忍受，因为他已经识透了人的本性。

从“某个”二字看，这段话最后一句对三种人的行为的叙述，显然是有所感而发的，是有所指的。所指何人？当时的局中人一看就明白，而局外人就不知道了；尤其是后世的读者，就只有在读了他的《忏悔录》之后才恍然明白此处的阿尔赛斯特指的是卢梭本人，“坏女人”指的是埃皮奈夫人，“卑鄙的朋友”指的是格里姆和狄罗，“性格软弱的朋友”指的是圣朗贝尔和乌德托夫人。

卢梭为什么要在书中写这么一些哑谜似的句子呢？关于这一点，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解释的：

当时我心中充满了我所遭遇的令人苦恼的事情，许许多多强烈的悲愤之情尚萦回在我的心里，因此我就把我悲愤的感受与我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种种想法混合在一起。在这封信中随处可见这种混合的痕迹。我不知不觉地在信中描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还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贝尔和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我流了多少甜蜜的眼泪啊！唉！信中表述爱情的地方太多了。我极力想医治的那份令人神伤的爱情，它至今还没有从我的心中消失。在所有这些感触中还掺杂了对我自己的怜惜之情。我感到我即将死去，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最后的告别之作。……这部作品之所以随处可见那种奇怪的笔调，其秘密的原因就在于此。（《忏悔录》第10卷）

六、结束语

在卢梭的著作中，要数这篇《致达朗贝尔的信》把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与美学观结合得最密切，用语最通俗，所举例证最简明和具体，容易为公众所理解。书中有几段表面上似与主题无关的叙述，他称之为“题外话”，但实际上谈的都是与主题有关的事情，是为了阐述一个观点而预做铺垫的文字。他谈到了他少年时候所见到的一个山村居民的幸福生活，谈到了日内瓦的“俱乐部”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谈到了消除决斗之风的方法，甚至谈到了爱情和为已到婚龄的男女青年举办舞会的问题；唯其是“题外话”，如聊家常。所以行文十分轻松，读起来饶有兴趣。

卢梭一生同许多人打过笔仗。小仗不说，单说大的：1751年他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发表后，他同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打，同老朋友波尔德打；1756年为批驳伏尔泰的《里斯本火灾难咏》，又同伏尔泰打；现在——1758年——为批驳达朗贝尔的《日内瓦》，又同达朗贝尔打；往后呢？1762年，又因他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二书引起的风波，同巴黎大主教博蒙打，同日内瓦总检察长特农香打；前者是法国宗教界领袖，后者是日内瓦政府高官，而卢梭只是一介平民，孤军作战，实力悬殊，如何应对论敌？我们将怀着关切的心情，等待着读他的文章。李平沤2010年4月注释

〔1〕　另一主编是《百科全书》的中军主将狄德罗。

〔2〕　卢梭的《忏悔录》是在流亡途中凭回忆写的，第10卷是1669年写于蒙甘，因此此处的书名与该书原来的书名略有不同。

〔3〕　索齐尼派教义，意大利宗教改革家索齐尼（1525—1562）倡导的教义，对天主教的三位一体说和耶稣基督的神性持否定态度。

〔4〕　《卢梭通信全集》，第5卷，第184页。

〔5〕　参见本书第28页*号注及译者注①和②。〔1〕日　内　瓦让·勒·隆·达朗贝尔

日内瓦城建立在两座小山上，依山傍水，紧邻那个今天以该城的城名为名的日内瓦湖（从前叫做莱芒湖）。日内瓦城的位置非常好：一边是湖，另一边是罗讷河，周围是绿油油的田野，沿湖一带的山坡上，到处是有葡萄藤围绕的农家小屋；城区离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2〕只有几法里，在晴天的阳光照射下，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银山。日内瓦湖港口的防波堤极其壮观，水上的船舶穿梭往来，市场的货物琳琅满目，再加上它地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因此这个城市工业发达，商贸繁荣，人民十分富裕。日内瓦城中有好几处高大漂亮的建筑物和宽阔的林荫道，大街小巷夜里都有灯光照明；在罗讷河上安装了一部构造简单的水泵，可以把河里的水一直泵送到地势高达一百

〔3〕法尺的居民区。日内瓦湖长约十八法里，湖面最宽处约四十五法里，这么宽阔的湖面，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小海洋，而它也真的时而刮起大风暴，出现许许多多海上奇观。

尤里乌斯·恺撒把日内瓦看作是罗马阿洛布霍日省的一个城市；他曾率军到日内瓦去阻击海尔维第人（后来称作瑞士人）的入侵。〔4〕

自从基督教传入这个城市以后，这座城就变成了一个主教区的主教府所在地，有一个维也纳的副主教常驻于此。公元5世纪初，奥洛里乌斯皇帝把日内瓦割让给勃艮第人。公元534年，法兰克人的国王又从勃艮第人手中把日内瓦夺为己有。大约在公元9世纪末，查理曼大帝击败伦巴第人的国王并解救了教皇（教皇为了酬谢查理曼大帝，给他戴上了皇帝的皇冠）之后，便来到日内瓦和他的军队举行会师大庆典。后来，日内瓦城又被日耳曼帝国吞并，康纳德于公元1034年到日内瓦来举行加冕礼。但是，以后几个继承其帝位的皇帝因忙于解决他们与前后几位教皇历时三百年的纠纷，因而放松了对该城的统治，使它趁机逐渐摆脱枷锁，变成了一个君主城，把主教奉为君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奉为“长官”，因为主教的权威受到了公民权力的削弱。这个城市后来采用的城徽就表明了这种混合制：一边是代表帝王的“鹰”，另一边是代表教会权力的“钥匙”；城徽上的铭文是“黑夜过后是光明”（Post Tenebras lux）。在弃绝了罗马教之后，日内瓦虽然依然保留了这个城徽，但除了城徽上的那把钥匙以外，它和教廷便毫无关系。在断绝了与罗马的一切宗教信仰上的联系之后，它在城徽上还保留那把钥匙，这当然是有点儿令人感到奇怪，但推究其原因，很显然，这是由于它认为城徽上的铭文“黑夜过后是光明”充分表达了它对教会的看法，因此，对城徽上的标志没有必要作任何改动。

与日内瓦毗邻而居的萨瓦的大公们，有时候在主教的支持下，曾多次暗中试图在日内瓦建立他们的权威，但日内瓦人在弗利堡人和伯尔尼人的联合援助下，对萨瓦的大公们的图谋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两百人议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大约在1526年）建立的。路德〔5〕〔6〕

和茨温利的教义一盛行，伯尔尼人便采纳了它；日内瓦人也跟着效法，并于1635年正式采纳。于是，教廷在日内瓦的权威便完全废除；一直以“日内瓦主教”这个头衔自居的主教此时的影响，远不如巴比伦的教士在其教区的影响。主教只好迁往安纳西，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住在那里。

人们至今还可以在日内瓦市政大楼大门的门额上看到那段为纪念取缔天主教用拉丁文写的题词，题词中把教皇称为“反基督者”；这个关于强烈追求自由和革新的表述，在半野蛮的世纪是许可的，但今天在我看来，就与一个如此重哲理思考的城市不相配称。我在此谨斗胆直言，希望日内瓦用一个更加高雅和简略的词句取代那个粗俗不堪的题词。因为，对天主教教徒来说，教皇是一个真正的宗教领袖；而对谦逊的耶稣教徒来说，教皇是他们当作君主来尊敬的最高权威，虽然在政治上不服从他。在我们这个世纪，已经没有人把教皇看作是“反基督者”了。

为了保卫日内瓦的自由和抵抗萨瓦的大公和主教的侵犯，日内瓦加强了它和苏黎世的联盟，尤其加强了同法国的联盟。正是在苏黎世和法国的援助下，它击退了夏尔·埃马吕埃尔的军队和菲利普二世的经济压力。一提到菲利普二世的野心、专制、残酷和迷信，后世的人们无不对之深恶痛绝。昂利四世派了三百士兵去援助日内瓦，而不久〔7〕以后，又轮到他需要日内瓦的援助。在同盟时期和其他几次事件中，日内瓦对昂利四世是大有用处的，而日内瓦人也因支援昂利四世而可以像瑞士人那样在法国享有许多特权。〔8〕

日内瓦人为了使他们的城市扬名四海，便把加尔文请到日内瓦来。加尔文不愧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不愧是一个第一流的学者：拉丁文是一种已经死了的语言，但加尔文用拉丁文写起文章来，其文笔之熟练，简直是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用法文写作，就他那个时代来说，他的法文也是非常纯正的，就连我们今天的大文法学家也是很佩服的。拿他的笔调与他同时代的文人的笔调相比，就有点儿像〔9〕拿波尔·罗亚尔的那些先生们的作品与他们的对手和同时代的人写的词句不通的文章相比一样：两者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加尔文是一个出色的法学家和开明的神学家；他虽然是一个信奉异端的人，但他行事极其明智，在日内瓦政府官员的协助下，他编纂了一部《民法和教会法汇编》，于1543年得到了人民的批准，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大法。在实行改革前，教士们多余的财产，是促使主教和他们的下属生活奢侈的根源，因而被全部没收，用来修建一家医院、一所学校和一个科学研究院。但日内瓦后来经历了将近六十年的战争，以致它的艺术、商业和科学研究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直到1602年挫败了萨瓦大公的攀墙偷袭之后，共和国才开始进入一个平静安定的时期。日内瓦人不仅击退了突然偷袭的敌人，而且为了彻底打消萨瓦大公再来偷袭的念头，他们把敌军的十三个主要将领处以绞刑。他们认为，不论何人，只要不事先宣战就来攻打他们的城市，就可以把他当作拦路抢劫的强盗处死。萨瓦大公不宣战就发动战争的荒谬做法，此前在欧洲还没有人听说过，而此后却被一些大国常常采用，这对小国是大不利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夏尔·埃马吕埃尔大公眼见自己的军队被击溃，将领被绞死，便放弃了夺取日内瓦的计划。他的事例，使他以后的继承者都引以为戒。从此以后，日内瓦的人口便一天天增长，人民愈来愈富裕，在一片和平声中日益繁荣。不过，这个城的内部发生了几次纷争（最后一次纷争发生在1738年），因此使这个共和国的宁静不时受到影响。好在由于法国和瑞士联邦的从中调停，几次纷争都得到了平息。由于1749年和法国以及1754年和撒丁国王分别订立了新的条约，这个共和国今天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一个仅有两万四千位公民的城市，在它零零散散的土地上总共不到三十个村庄，也公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它以享有自由和善于经商贸易而成为富国。在它的周围，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它一点儿也不感到战火纷飞之苦；那些震撼欧洲的大事件，在它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戏，它袖手旁观，从来不参加。它和法国有条约和贸易关系，它和英国有宗教和贸易关系，但它十分明智，在这两个大国互相攻打的时候，从来不站在任何一边。它不偏不倚地给它们主持公道，评判各国的君王，既不吹捧谁，也不伤害谁，更不怕谁。

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尤其是面向它最害怕的撒丁国王的那段城墙的城防工事更为坚固；而面向法国的那段城墙，几乎不设防，经常都是城门大开的。不过，城里的一切防务设施，也像战时那样时时都是准备好了的。军火库和物资库里的东西堆积如山。像瑞士和古罗马一样，每个公民都是士兵；他们虽准许日内瓦人在外国的军队中服役，但政府从来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派遣正规部队，也不允许大国在它的境内征兵。

这个城市虽然很富有，但政府却很穷，因为老百姓不喜欢政府增加任何新的税收，即使多征收他们一点点儿钱，他们也十分不满。政府的收入每年不到五十万法国利弗尔，但由于政府十分节约，处处精打细算，所以这点儿税收也够用了，甚至还有节余，以备不时之需。

日内瓦城中的居民分成四种人。第一种人称为“公民”，只有出生在日内瓦城而且其父亲是有产者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只有这种人能担任政府的官员。第二种人称为“有产者”，这种人的父亲虽然是有产者或者公民，但由于是出生在外国，所以只能成为“有产者”；另外，经过官员的批准获得有产者权利的外国人，也称为“有产者”，他们可以当大议会的议员，甚至可以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第三种人称为“侨民”，这种人是经过官员的批准，可以居住在日内瓦城中的外国人；他们虽在城中居住，但不享有城中的权利。最后，第四种人称为“本地人”，这种人是侨民的儿子，他们享有他们的父亲没有的某些权利，但不能进入政府担任任何公职。

这个共和国的首领是国务委员会的四位国务委员，任期只有一年，任满之后，必须再过四年才能重新担任此职。国务委员会之下，是小议会，成员有二十位议员、一个财务总监和两个行政秘书；另外还有一个司法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日常工作是处理刑事和民事案件。

大议会由二百五十位公民或有产者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审理重大的内政、签发特赦令、铸造钱币、选举小议会议员和讨论提交全体大会表决的事项。全体大会包括除二十五岁以下的人、破产者和有某些劣迹的人以外的全体公民和有产者。立法权属于全体大会，此外它还掌管宣战与议和权、结盟权、税额的厘定及主要官员的选任。全体大会在大教堂举行；尽管投票的人数大约有一千五百人之多，但秩序井然，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日内瓦政府具有民主政治的种种优点，而没有民主政治的种种缺点。一切都在四位国务委员的领导之下，一切问题都由小议会提交全体大会讨论，然后将讨论的结果送交小议会去执行。因此，我们可以说，日内瓦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古日耳曼政府的那部贤明的法典建立的。“小事由君主去处理，大事由大家来决定；不过，即使属于人民权力范围内的事，在决定之前，还是需要同君主〔10〕商讨。”

日内瓦的民法，几乎全都取自罗马法，只有几处小小的改动，例如：父亲只能将他的财产的一半遗留给他最喜欢的儿子；而余下的一半，则由其他孩子平分。这样，既保证了孩子们的独立生活，又可防止做父亲的行事不公。

孟德斯鸠先生很正确地认为这样一条法律是“好法律”，即：凡是不替亡故的父亲偿还债款的公民，尤其是不偿还自己欠债的公民，均不能担任共和国政府的职务。〔11〕

日内瓦规定不许结婚的亲等，没有超过《利未记》规定的范围，所以，表兄妹可以结婚；而属于禁止结婚亲等的人，应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许任何人例外。凡有通奸或恶意遗弃情节的，经过司法程序审理之后，准许离婚。

刑事案件的判决，不仅要严格，而更重要的是量刑要准确。在许多国家已经废除的刑讯逼供（这种手段在任何国家都应当废除，因为它过于残酷）在日内瓦虽也废除，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使用，其目的是为了逼使他供出他的同伙。被告可以要求法官告知对他起诉的案由，而且在公开审理时，其亲属和一位律师可以到庭为他辩护。刑事案件的判决，由国务委员在广场上以极其郑重的形式当众宣布。

日内瓦没有世袭的官职，任何高官的儿子，如果没有什么功绩超群出众的话，其地位便与一般老百姓完全一样。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高贵的出身和财富而获得尊荣、特权和担任公职的捷径。拍马钻营的做法，是被严格禁止的。实际上，在日内瓦担任官职的薪酬并不多，没有任何一点好处能刺激人们去贪图官位；只有那些心怀高洁的人因考虑到只有在其位才能谋其政，所以才愿意担任为公众效力的公职。

打官司的人不多，大多数纠纷都可经过友人、律师甚至法官的从中调停得到解决。

日内瓦制定了限制奢侈的法律，禁止人们戴宝石和黄金首饰。丧事从简，费用有一定的限制。所有的公民在街上一律步行，只有到乡下才能坐车。这些法律，虽然在法国人看来是过于严酷，甚至是有点儿野蛮和不近人情，但一点儿也不影响日内瓦人花钱不多就可获得的舒适生活。他们缩减的是无谓的铺张；讲究阔气和排场是无助于人的幸福的，不但无用，而且还会浪费人们的财产。

也许没有哪一个城市能比日内瓦有更多的幸福的婚姻了；在这一点上，它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由于有反奢侈法，所以他们不担心生育众多的子女；不像在法国，奢侈的生活是人口增长的一大障碍。

在日内瓦，人们是不容许演戏剧的；这倒不是由于人们对戏剧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据说是由于人们担心戏班子的演员们讲究穿扮和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将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不良的影响。不过，难道就不能够对戏剧演员们的行为制定相关的法律，并切实执行和严加纠正吗？通过这个办法，日内瓦人就既可以看到戏剧的演出，又可以养成良好的风尚，从而享受这两者的好处；戏剧既可以培养公民们的审美观，又可以使他们了解如果没有戏剧的帮助就很难懂得的待人接物之道和温和厚重的感情；何况文化还将因之而日益昌明，而不让放荡无羁的生活作风到处蔓延，使日内瓦人既学到了斯巴达人处事的贤明，又学到了雅典人高雅的举止。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如此开放和明智的共和国考虑的理由，也许会促使日内瓦允许戏剧的演出。对戏剧演员们的职业的强烈偏见，对这些在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方面如此需要的人所抱的蔑视态度，显然是造成我们责备他们行为放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他们之所以终日寻欢作乐，为的是以此来弥补他们的职业所不能获得的尊敬。一个品行良好的戏剧演员，在我们当中本该是备受尊重的，而我们却看不起他。相反，那些完全靠人民养活却无视人民疾苦的税收承包人和阿谀逢迎权贵又不交纳税款的朝中官员，反倒成了我们最尊敬的人。如果戏剧演员在日内瓦不仅受到接纳，而且，由于首先用严明的法律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约束，然后对他们加以大力扶持，甚至在他们配受我们的尊重时对他们表示尊重，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属于平等的地位，那么，这个城市不久就会获得人们认为十分稀少（只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才这么稀少）的好处，即：拥有一个值得人们尊重的戏剧队伍。而且，这个队伍很快就会成为欧洲最好的剧团；许许多多喜欢戏剧并有演戏天赋的人，由于担心在法国因从事戏剧活动而受到非议，此时便会跑到日内瓦来学习这种如此美好而且非同一般的艺术。他们这样做，不仅不感到赧颜，而且会全身心投入，一招一式，非常认真。许许多多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因为看不到戏剧的演出，所以感到很烦闷，如果有了戏剧可看，则住在这个崇尚哲学和自由的城市的人们就会享受到高雅的娱乐。外邦人士将感到吃惊的是：从前禁止上演好戏而让粗俗不堪和有伤风化的闹剧大演特演的日内瓦，已完全改变了昔日的做法；不仅如此，日内瓦的戏剧演员们的处处以身作则，他们的行为之端庄，人们对他们端庄行为所表示的尊重，必将成为其他国家戏剧从业人员的表率，从而感化那些此前对他们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人。一方面，人们将不再把他们看作是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人，另一方面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众人唾骂的对象。教士们也不再把他们逐出教会，有产者们也不再轻视他们，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将获得这样一项殊荣：它革除了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见；此举的意义之重大，也许是人们将永远料想不到的。

日内瓦有一所大学，人们称它为“科学研究院”。青年人上大学是免费的；教授可以当官员（有几位教授已经担任官职了），这大大有利于使科学院为保持它的名气与竞争精神而努力。几年前日内瓦又建立了一所绘画学校。律师、公证师和医生都各自有他们的会社（必须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加入），这些会社都有它们的规章、人才培训计划和杰出的业绩。

日内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有两万六千册之多，另外还有许多手稿。所有的公民都可到图书馆借阅，因此读书成风，人们的知识大为增长。日内瓦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有学问；他们认为：人人都读书，这没有什么不好，不要以为他们像我们法国这样，把读书看作是一件坏事。也许日内瓦的政策与我们的政策，都各有各的理由。

日内瓦是继英国之后第一个接种牛痘的城市。在法国，要人们种牛痘，是很困难的。不过，早晚得普遍实行。尽管有些医生至今还反对，其态度之坚决，同他们的前辈反对血液循环现象与催吐剂之功效等许多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一样的。

各门科学和各项艺术在日内瓦都得到了大力提倡。这个城市二百年来出现的各种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人数之多，简直令人吃惊；它有时甚至还凭借其美好的地理位置和人们享有的自由招引著名的外国人到日内瓦定居。三年前到日内瓦定居的伏尔泰先生，在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中间享受到了他在许多君主国中受到的那种尊敬。

日内瓦最发达的工业是钟表业，从业人数有五千之多，也就是说有五分之一的公民是钟表工人。他们对其他的技艺也同样重视，如对农业就花了不少力气。由于精耕细作，原来缺乏肥力的土地，也得到了改善。

日内瓦的房屋都是用石头修建的，因而防止了许多火灾；而且，即使发生火灾，他们也有一支很好的消防队去扑灭。

日内瓦的济贫院，同其他地方的济贫院一样，不只是收容贫穷的病人和残疾人，而且对路经该城的穷人也提供食宿帮助；此外，还对穷家小户发放一些小额的补助金，以帮助他们能安居生活和继续做工。它们每年支出的钱超过它们的收入三倍多，这还不包括它们对穷人发放的各种各样的救济品。

现在，让我们开始谈日内瓦的宗教问题，这也许是本词条中最令哲学家感兴趣的部分，因此我们要谈得比较详细一些。不过，我提请各位读者注意：我们的叙述，是从历史学家而不是从宗教学家的立场出发的；读者可以把《百科全书》中有关神学的词条与本词条对照阅读。“叙述”并不等于“赞同”，因此，请各位读者先读一下《圣体》、《地狱》、《信仰》和《基督教》等词条，做好思想准备，然后再阅读本词条，以便在发现本词条中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时，予以纠正。

日内瓦的宗教组织是纯粹的长老派式的，没有主教；虽有司铎，但为数不多。推究其原因，倒不是他们不赞成主教制，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主教应享有神的权利。他们认为，财产不如主教那么多、地位不如主教那么显赫的牧师更适合于一个小共和国。

教士们有的称为“牧师”（类似我们的神甫），有的称为“实习教士”（类似我们的不领教俸的神职人员）。牧师的收入不超过一百二十利弗尔，此外便无任何其他额外收入。这笔钱由政府支付，因为教会一无所有，分文不名。只有年满二十四岁，并在学识和品德方面都经过严格考核合格之后，才能担任教职。这种做法，值得我们的天主教教会仿效。

日内瓦的教士不管丧葬之事，因为这是归警察局去管的一件简单的事情。日内瓦人认为，为死人大操大办，是很可笑的；死者都被安葬在远离市区的大公墓里。这一做法，其他各个城市都应当学习。

日内瓦的教士们的举止言行，堪称楷模：他们非常团结，从来不像其他国家的教士那样对不可理解的事物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他们从来不互相排挤，不暗中去向官员说同仁的长短。对于其他国家的教士认为是有关宗教信仰的某些大事，日内瓦的教士们却等闲视之，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而他们的首领加尔〔12〕文却积极捍卫之，并将否定耶稣基督神性的塞尔维处以火刑。当人们同日内瓦的教士们谈到这种有损他们宗教领袖的仁慈博爱形象的火刑时，他们从来不为他们的领袖辩护，认为加尔文的确做了一件应当大受谴责的事。不过，如果同他们谈论此事的人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他们就只简简单单地说塞尔维被烧死那一天，其情状之惨烈，可与所有善良的法国人都希望在法国历史中不再重演的可憎的圣巴尔〔13〕〔14〕泰勒米日相比。至于让·胡斯的被处火刑，就连天主教徒自己也是不赞成的，认为这是违背人道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将使西吉〔15〕斯蒙皇帝在历史上永留骂名。

伏尔泰先生说：“这是一个证明人类理性向前发展的不小的事例：在日内瓦，如今可以著书立说了，而且此事已得到人们异口同声地赞许（见伏尔泰：《世界通史》）；对于加尔文，人们也有了定评，认为他既有一颗极其残酷的心，也有一副非常聪慧的头脑。处死塞尔维一事，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应受谴责的。”

我们认为，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之能获得这么高度的称赞，伏尔泰和他的时代与日内瓦人都有一份功劳。在有些国家，哲学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但真理依然被禁锢，理性不敢大声指斥不良现象，而只能悄悄谴责。许许多多胆小的作者（人们称他们为“明智之士”）至今还循规蹈矩地遵守他们本该理直气壮地批判的偏见；这样的国家，今天究竟有多少呢？

地狱问题是我们宗教信仰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但今天在日内瓦的许多教士看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说：认为充满善心和正义的上帝会无止无休地用酷刑来惩罚我们的过错，这一论调是亵渎神灵的。他们对《圣经》中的那些与他们的观点相反的段落，都尽可能不从坏的方面去解释，而且，对于《圣经》中一切看起来是违背人道和理性的话，也不从字面上去理解。他们虽然相信人的来生是有苦难的，〔16〕但只是一时的；对炼狱的解释有分歧，是导致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他们当中今天还依然有一些人相信人死后唯一受到的惩罚就是炼狱：这在人类信仰矛盾的争论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事例。

一言以蔽之，日内瓦的牧师大多数都信奉索齐尼派教义而不信奉其他教派的教义。对于人们所说的基督教的奥义，他们全都持否定态度，认为真正的宗教的第一要义是：不强要人们相信一切有违理性的〔17〕事物，因此，当人们追问他们启示是否必要时，他们便用“是否有用”这一提法来代替，认为这一提法比较缓和，虽然不太符合宗教的原意，但与他们的原则不太冲突。

一个有这种看法的教士，对其他宗教是持宽容态度的；实际上，他们也真的宽容到了不受其他改革派教士赞同的程度。我们虽不推崇日内瓦的宗教信仰，但至少可以说：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神学家和教士比日内瓦的神学家和教士更反对迷信了；他们认为，不宽容和迷信只能使不信教的人愈来愈多。在日内瓦，对不信教的人数的增多持抱怨态度的人，比其他国家都少。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日内瓦的教会几乎只敬拜唯一一个神，至少在不属于一般老百姓阶层中的人是如此；区别纯粹的自然神论者和日内瓦的基督徒的唯一标志，就看他是不是信奉耶稣基督和《圣经》。

日内瓦的教士比所有其他地方对宗教持宽容态度的人都做得更好；他们唯一无二地只限于做他们分内的工作，率先对公民做出服从法律的榜样。为纠察风俗而设立的教规督导所，只实行精神惩罚。在蒙昧时代发生的僧侣和皇帝之间的大争论，曾动摇了好几位皇帝的宝座；而且，就我所知，在以后的开明时代还成了导致国家发生动乱的根源。这种情况在日内瓦并未发生，因为，没有得到官员的批准，教士们便什么事情也不做。

他们的敬拜仪式是很简单的：教堂里不悬挂圣像，不点灯烛，没有任何装饰品；最近，他们在教堂安装了一扇相当好看的大门，也许不久之后还要在教堂内部一点一点地增添其他装饰品。不过，即使在教堂里悬挂圣像和安放雕像，只要告诉人们这不是供敬拜之用，而只是把它们作为以这种美好的方式回顾宗教的重大事件的纪念品，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样做，既可以发展艺术，又不至于使人们产生迷信思想。各位读者想必已经看出，我们在本词条中所讲的这些话，只涉及日内瓦的牧师们的做法，而不是天主教徒的做法。

日内瓦的圣事只包括两件事情，即：讲道和唱歌。他们讲道几乎唯一无二地只讲有关道德方面的事情；这样做，很好。他们唱的歌，很不好听，他们唱的法文歌词更难听。这两点，我们希望日内瓦人大力改进。最近，他们在教堂里安放了一台风琴，这样，也许在赞美上帝时，歌词会唱得更好一点，调子更动听一点。最后，我们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日内瓦人对最高的神的敬拜，其内心之虔诚和态度之认真，在我们的教会中还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对其他比日内瓦大的君主国，也许还写不出这么长的词条。在哲学家看来，蜜蜂的共和国的历史之引人入胜，并不次于大君主国的历史。也许正是在小国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完善的政府施政的模型。如果宗教不允许我们说日内瓦人没有很好地为他们的天堂生活积福的话，理智却使我们不能不认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到了人间可能享受到的幸福。

啊，瞧那些农夫多么幸福！〔18〕

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何以这么幸福就好了。注释

〔1〕　达朗贝尔发表在《百科全书》第7卷（1757）中的一个词条。——译者

〔2〕　古法里，每一古法里约合四公里。——译者

〔3〕　古法尺，每一古法尺约合三百二十五毫米。——译者

〔4〕　尤里乌斯·恺撒（公元前101—前44），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公元前58年，海尔维第人屡遭日耳曼人的侵袭，因而大批迁往高卢，恺撒以此为借口，进军日内瓦。——译者

〔5〕　路德（1483—1546），德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译者

〔6〕　茨温利（1484—1531），瑞士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译者

〔7〕　同盟时期指16世纪法国天主教神圣同盟活跃的时期。——译者

〔8〕　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9〕　波尔·罗亚尔，巴黎郊区一修道院名；该院教士以文笔的语法严谨和用词典雅著称。——译者

〔10〕　原文为拉丁文，见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卷2。——译者

〔11〕　指《圣经·旧约全书·利未记》。——译者

〔12〕　塞尔维（1511—1553），西班神学家，因宣传泛神论，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被加尔文下令处以火刑。——译者

〔13〕　圣巴尔泰勒米日，每年8月24日为基督教徒追思圣巴尔泰勒米殉教的纪念日。圣巴尔泰勒米，即圣巴尔多洛梅，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因传播耶稣基督的教义，在亚美尼亚被当地地方长官下令凌迟处死。——译者

〔14〕　让·胡斯（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译者

〔15〕　西吉斯蒙（1368—1437），日耳曼皇帝，罗马教皇的积极支持者；他指摘让·胡斯的宗教改革学说是异端学说，下令将胡斯当众烧死，结果激起胡斯信徒和广大群众的抗议，酿成一场规模浩大的武装反叛。——译者

〔16〕　炼狱，人死之后灵魂受惩罚的地方；按天主教教义，心地正直的人死后将在炼狱中受一段时间的苦难，至生前的过错炼尽之后，才能升入天堂。——译者

〔17〕　启示，基督教的教义之一，指神显现奇迹，启发人们认识单靠人的智慧所不能理解的事物。——译者

〔18〕　维吉尔：《农耕颂》第2章。——译者卢梭〔1〕致达朗贝尔的便函先生：

我要批驳你写的那条《日内瓦》。我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即将寄给你。你对我一再表示友好的情谊，并不止一次地夸赞我，对此，我十分感激。不过，你给我们出了一个坏主意，这样的坏主意，即使是我的父亲出的，我也不能保持沉默。我曾试图把我欠你的情和我对我的祖国应尽的义务加以调和；但是，当我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如果我犹豫不决，我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的语言放肆，对你有冒犯之处，你尽可报复，针对我文章中的弱点进攻。在我的文章中，即使你想找到一点儿有才能的人的痕迹，你也是找不到的；才能没有了，但对那些敌视我的人的轻蔑也许依然存在。如果我只考虑我个人的名声的话，我就肯定不会写这篇文章了；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什么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也不是我个人的荣誉问题，因此，只有履行我的义务，我才对我自己感到满意，也才有理由认为我和你更近了一步。注释

〔1〕　标题是译者加的。——译者达朗贝尔〔1〕给卢梭的复函1758年6月27日于巴黎先生：

我不但不认为你撰文批驳我那条《日内瓦》是冒犯了我，反而感到你这么做，是给我以光荣。我巴不得马上就看到你的文章，以便从你发表的意见中受到教益。你可以把文章寄到小田新街马尔泽尔布先

〔2〕生处；我将写信告诉他，他会把你的文章转交给我。我衷心拥抱你，请你相信，我这一生都将爱你和尊重你。达朗贝尔

又及：本月23日我们在莱茵河打了一场败仗。吉索尔先生受了重伤。对我们的朋友德·莱尔先生来说，这是一项无法弥补的损失。注释

〔1〕　标题是译者加的。——译者

〔2〕　马尔泽尔布（1721—1794），法国政治家，当时担任法王路易十五的宫内大臣和图书总监，主管图书的审查和出版工作。——译者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驳达朗贝尔发表在《百科全书》第七卷中的词条《日内瓦》序　　言

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必要而我还硬要执笔撰文的话，那我就做得不对。抨击达朗贝尔先生，这对我既无好处，也不感到愉快。我敬重他这个人，钦佩他的才华，我喜欢看他写的文章，我非常感谢他〔1〕对我的国家的赞美之词，我本人也受到他的称赞，因此，我也应当真诚地向他表示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不过，我对他虽心存感激，但我不能因此就像那些表面上奉行道德的人那样不尽我应尽的天职。人应尽的第一天职是维护正义和真理；爱人类和爱祖国，是人应具有的两种首要的感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借口特殊的原因便改变这个次序，那就会犯大错误。我在做我应做的事情时，会不会犯这个错误呢？要保证我不犯这个错误，就需要我有一个我能为之效力的祖国，就需要有热爱天职而不怕开罪他人的勇气。

由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部《百科全书》，所以我在这里把词条《日内瓦》中促使我执笔撰文的那段话引录如下。如果我抱有以文章闻名于世的念头的话，我早就会断此念头，改而从事另外一种不怕有人与我竞争的工作了。如果孤立地读这段文字，任何一个读者对写这段文字的人的热情都会感到吃惊；但同该词条的其他段落联起来读，人们就会发现，对于日内瓦现在没有而将来可能有的戏剧演出的叙述，在文中所述的各项事情所占的篇幅中，竟有八分之一之多。“在日内瓦，人们是不容许演戏剧的；这倒不是由于人们对戏剧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据说是由于人们担心戏班子的演员们讲究穿扮和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将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不良的影响。不过，难道就不能够对戏剧演员们的行为制定相关的法律，并切实执行和严加纠正吗？通过这个办法，日内瓦人就既可以看到戏剧的演出，又可以养成良好的风尚，从而享受这两者的好处；戏剧既可以培养公民们的审美观，又可以使他们了解如果没有戏剧的帮助就很难懂得的待人接物之道和温和厚重的感情；何况文化将因之而日益昌明，而不让放荡无羁的生活作风到处蔓延，使日内瓦人既学到了斯巴达人处事的贤明，又学到了雅典人高雅的举止。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如此开放和明智的共和国考虑的理由，也许会促使日内瓦允许戏剧的演出。对戏剧演员们的职业的强烈偏见，对这些在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方面如此需要的人所抱的蔑视态度，显然是造成我们责备他们行为放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他们之所以终日寻欢作乐，为的是以此来弥补他们的职业所不能获得的尊敬。一个品行良好的戏剧演中本该是备受尊重的，而我们却看不起他。相反，那些完全靠人民养活却无视人民疾苦的税收承包人和阿谀逢迎权贵又不交纳税款的朝中官员，反倒成了我们最尊敬的人。如果戏剧演员在日内瓦不仅受到接纳，而且，由于首先用严明的法律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约束，然后对他们加以大力扶持，甚至在他们配受我们的尊重时对他们表示尊重，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居于平等的地位，那么，这个城市不久就会获得人们认为十分稀少（只有由于我们的过错才这么稀少）的好处，即：拥有一个值得人们尊重的戏剧队伍。而且，这个队伍很快就会成为欧洲最好的剧团；许许多多喜欢戏剧并有演戏天赋的人，由于担心在法国因从事戏剧活动而受到非议，此时便会跑到日内瓦来学习这种如此美好而且非同一般的艺术。他们这样做，不仅不感到赧颜，而且会全身心投入，一招一式，非常认真。许许多多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因为看不到戏剧的演出，所以感到很烦闷，如果有了戏剧可看，则住在这个崇尚哲学和自由的城市的人们就会享受到高雅的娱乐。外邦人士将感到吃惊的是：从前禁止上演好戏而让粗俗不堪和有伤风化的闹剧大演特演的日内瓦，已完全改变了昔日的做法；不仅如此，日内瓦的戏剧演员们的处处以身作则，他们的行为之端庄，人们对他们端庄的行为所表示的尊重，必将成为其他国家戏剧从业人员的表率，从而感化那些此前对他们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人。一方面，人们将不再把他们看作是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人，另一方面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众人唾骂的对象，教士们也不再把他们逐出教会，有产者也不再轻视他们，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将获得这样一项殊荣：它革除了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见；此举的意义之重大，也许是人们将永远料想不到的。”

达朗贝尔先生向我们描述的情景，的确是令人赞赏的，然而，他向我们出的这个主意，也的确是最糟糕的。这至少是我的看法；我持这种看法的理由，将在我致他的这封信中阐明。日内瓦的青年人在一个如此之大的重量级权威人士的言论引导之下，谁不盼望早日实现这令人心向往之的事情呢？自从这卷《百科全书》出版以后，岂不是有许许多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好公民）盼望修建一座剧院的时刻早日到来吗？他们不都是以为这样是为祖国甚至是为全人类做了一件好事吗？使我感到惊骇的，就是这一点；我要提醒人们警惕的，就是这个坏现象。我相信达朗贝尔先生的本意是好的，我希望他也相信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好的。我毫无使他不快之心，我也不相信他有伤害我们之意。不过，即使我的看法不对，难道我就不该按照我的良心和理智有所作为，发表我的意见吗？我能保持沉默吗？我能保持沉默而又不背弃我的天职和我的祖国吗？

在这件事情上，要想保持沉默的话，除非我此前不曾对其他一切不这么重要的事情发表过意见。默默无闻地幸福生活了三十年的我，当然知道我应当始终爱你。但愿人们不知道我同《百科全书》的编辑〔2〕们有某些联系，不知道我曾为《百科全书》写过一些词条，不知道我的名字同编辑们的名字曾列在一起。我希望我对我的国家的热忱尽可能少为人知，我希望人们以为我没有见到《日内瓦》这个词条，或者以为我保持沉默就表明我是赞同该词条中所说的计划。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发表我的意见，我必须对我不赞成的事情明确表明我不赞成，以免人们把不是我的看法说成是我的看法。我的同胞们是不需要我替他们出什么主意的。这，我当然知道。然而我，我却需要为我自己增光，以表明在原则问题上我同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当然知道这篇文章的文字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清晰程度，与我在最幸福的日子里写的那些文章相比，那就更差了。使它比我以前写的文章还差的因素尽管是那么多，但我感到吃惊的是，它还没有差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好在我是为了我的祖国才写这篇文章的；如果我的热忱真的可以补我的才能之不足的话，我也许能把它写得更好一点。我虽然知道我应当怎么做，但我未能做到。我用平淡的语言阐述真理，能使谁对真理关心呢？用这种语言来著书，那只能把书写得很枯燥乏味的。要想使一本书对世人有益，就需要把它写得很有趣，然而我早已不用我的笔写这类作品了。在这一点上，谁想对我说三道四，就让谁去说吧。我是一点也不在乎的，因为，我本来就名不见经传，无论被人家怎么贬损，也没有关系。

首先，我的文章所谈论的，不是什么空洞的哲学理论，而是一件有关一个民族兴衰的大事。它不是向一小部分人谈，而是向公众谈；它不想引人去瞎猜测，而是开诚布公地陈述我的见解，因此需要改变文章的写法。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话就需要讲得多一点，而事情却需要讲得少一点。我本想把文章写得既简单又明了，但我发现，这篇文章反而写得啰啰唆唆，十分拖沓。〔3〕

我原来打算顶多只写一两个印刷页；我匆忙下笔，因此我论述的事情在我的笔下越写越多，于是只好让它继续写下去而不加以控制。当时我正在病中，心情很忧郁；尽管我非常需要找点开心的事情做，但我发现我已力不从心，没有力气进行思考和写作，要不是想到我有一个义务要尽，我也许早就把我写的这些东西扔到火里去烧掉了。我变得不那么严格要求自己了，以致在写作过程中尽量找些有趣的话题写，东拉西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只是为了缓解我心中的苦闷，而没有考虑我是不是会影响读者的心情。

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一言半语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偏爱和故作高深而写的。我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没有把它给任何人看过。我过去〔4〕有一位严厉而又明白事理的阿里斯塔库斯，但现在没有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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