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博,李树茁,[加]吴正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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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社会风险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试读：
总序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歧视与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在儿童、妇女、老年人、失地农民、城乡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城镇企业困难职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发展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所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承担并成功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在弱势群体、人口与社会发展战略、公共政策研究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研究所拥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杜克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南加州大学、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圣塔菲研究所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关系，形成了研究人员互访和合作课题研究等机制；同时，研究所多次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美国NIH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资助，合作研究了多项有关中国弱势群体问题的项目。国际合作使研究所拥有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对话能力，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研究所注重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已形成了与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的合作研究网络，为研究的开展及研究成果的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研究所多次参与有关中国弱势群体、国家与省区人口与发展战略等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在有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的共同合作与支持下，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女童生活环境等领域系统地开展了有关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实践，进行了社区干预与传播扩散。1989年以来，研究所建立了6个社会实验基地，包括“全国39个县建设新型婚育文化社区实验网络”（1998～2000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2000～2003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性别引入生殖健康的实验和推广”（2003年至今，美国福特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其中，“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男孩偏好问题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
近年来，研究所开始致力于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政策和实践的系统研究，尤其关注以社会性别和社会弱势人群的保护与发展为核心的交叉领域。作为国家“985工程”研究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所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探索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及结构，建立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模型，深入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人口与社会问题；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分析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理论内涵与模式，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政策环境、条件、机制、过程与应用，建立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评估体系；转型期面向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的社会政策创新研究、评价与实践——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研究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社会的融合过程，分析农民工观念与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其人口与社会后果，探索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途径，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国家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和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弱势群体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从应用角度建立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形成相应的数据库、模型库、知识库和方法库，解决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人口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性别歧视、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弱势群体等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潜在危机不断增大，影响并制约着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以社会性别和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为核心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本学术文库将陆续推出其学术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摘要
中国转型期社会中的农村流动男性作为弱势人群，是社会风险后果的直接承担者；婚姻挤压下无法成婚的大龄未婚男性是该弱势人群中更加劣势的群体，面临婚姻挤压和人口流动双重风险环境的影响。缺乏婚姻由“性”需求引起的风险性行为将是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的重要风险议题，而流动男性一直都是风险性行为的参与主体，风险性行为现象较为常见。由此可能造成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的风险性行为，将是包含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面临的社会风险。因此，本书的分析将从社会风险视角对大龄流动男性个人面临的生殖健康议题进行人群整体风险趋势的分析研究。对于目前的生殖健康和HIV/AIDS风险研究而言，本书也综合了公共卫生、社会统计、公共管理学科诸多视角的研究，将大龄流动男性个人风险的分析从人群整体分析入手，引出了个人风险所隐含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安全问题，强化了对流动男性HIV/AIDS群体风险态势的科学认知，有助于公共政策应对策略的提出和实施。
基于以上背景，本书结合质性分析和理论分析，以社会风险视角中的社会系统论视角为基础，提出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分析框架，从而为从社会风险视角分析大龄流动男性的HIV/AIDS社会风险提供了理论路径；进而使用2010年西安市“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性与生殖健康及家庭生活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数据结果判断大龄流动男性与HIV/AIDS相关的风险性行为的现象、态势、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也明确了风险性行为背后所隐含的从个人风险到社会风险的传播扩散路径。在具体方法上，本书借鉴了多学科交叉的相关数据分析方法，引入了包括生存分析在内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首先对比分析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识别出商业性行为可能具有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的社会风险；在此基础上，围绕商业性行为讨论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对HIV/AIDS的风险认知；还围绕商业性行为具有的“过去—未来”时间属性，探讨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商业性行为的过去经历和未来倾向。
最后，本书针对研究结果，面向包括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人群，从性与生殖健康权利保障和公共卫生政策促进等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ABSTRACT
In the situation of marriage squeez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ruran-urban male migrants are the typical disadvantaged group and the first wave of risky victims who are directly and adversely affected. Among them，involuntary unmarried males who suffer from marriage squeeze will be the most disadvantaged members. They will experience the double risky circumstance，which includes both marriage squeeze and migration trend. In lack of marriage sex activity，sex demands and nonmarital sex activities will be significant risky patterns for these involuntary unmarried males；besides，male migrants have been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nd they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risky tendecy of risky sex. Therefore，risky sexual behaviors，which are highly relevant to HIV/AIDS transmission in society，are Social risks to elder ruran-urban male migrant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 fields，this sutdy is a compositive analysis including public health，social statistics，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science issues. The authors state the public security topic by discussing individual risks of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elevant population risks. This analysis improves the knowledge of HIV/AIDS risk trend among mirrant males and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supply response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s.
The current study analyzes the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mong ruran-urban elder male migrants using suevey data of “questionnaire f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mong ruran-urban elder male migrants” in 2010，Xi’an city. Survival analysis and relevant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are used as the methodology. The whole study applies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isk theory and takes social system theory as the main reference. By applying and developing the basic framework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in risky research，the current study discusses the risky reality of commecial sex and MSM homosexual behavior. Commercial sex is identifiedas the social risk of risky sexual behaviors. Based on this result，the perception of sexual risks，as well as the time meaning （past-future）of sexual risks，are discussedwithin the group of commercial sex participation.
Finally，based on the conclusions，we provide public pulicy suggestions for theprevention to risks of sexual and reporductive health among ruran-urban elder male migrants，including these involuntary unmarried males.序
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累积，随着高出生人口性别比累积的“80后”“90后”中的过剩男孩进入婚姻队列，近年来由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带来的整体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后果开始初步显现，加之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人口转型开始步入新的阶段。人口的性别失衡将成为我国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常态，它所带来的挑战不仅是人口问题，而且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涉及文化、经济、制度各个方面，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在上述背景之下，为了应对性别失衡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治理。同时，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问题呈现复杂化的特征，尤其是社会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迅速发展，对目前的性别失衡治理在新的人口转型背景下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我国政府所倡导的社会治理亟须有所创新和发展，性别失衡治理成了我国政府转型和人口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国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是社会管理问题当中，由公共部门主导的典型公共治理实践问题。2009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陕西省的部分县区进行了性别失衡及其治理问题的综合调查，尝试从宏观政策公共治理的角度研究其对微观个体的影响，并第一次运用公共治理的理论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模型研究，尝试解释宏观的公共政策层面的治理对于微观个体的影响。
本书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性别失衡治理的绩效、结构和工具的分析框架，在人口社会管理问题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突破了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为政府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本书在性别失衡问题的研究视角上也具有重大突破，并为促进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同时对其他公共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与策略。本书提出的性别失衡治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是性别失衡治理与公共部门治理领域的有益学术尝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方面面临的和即将出现的社会治理问题，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背景一 现实背景
当代转型期社会催生了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也带来了多种社会矛盾，最终以社会风险的形式显露出来。社会风险首先表现为宏观风险环境的形成及其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破坏性事件，包括由发展导致的环境风险、阶层分化导致的贫富加剧风险以及全球化发展风险（田启波，2007）。社会风险给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公共福利层面造成的风险后果，成为当前转型社会中突出的公共管理问题（张海波，2006），也是公共政策调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对象（童星，2010）。在中国转型期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健康成为社会风险在微观层面的主要形式（陈占江，2007；刘峰，2009；谭磊，2003）；另外，社会公众的理念、行为、需求也在变化，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公众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就无法有效约束和引导公众的理念和行为，社会风险就会从弱势群体的风险行为中表现出来，最终在微观行为风险的累积中逐渐在宏观社会层面显现（石奎，2005）。因此，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健康问题将是社会风险对社会和谐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表现。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婚姻挤压问题关系到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因而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李树茁等，2009）。从世界范围来看，性别失衡分布的区域主要是东亚、南亚、高加索等具有重男轻女传统文化的地区，因而上述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婚姻挤压（Guilmoto，2009）。婚姻挤压的直接原因在于劣势男性缺乏成婚条件而无法获得女性配偶，造成这部分劣势男性晚婚甚至终身无法成婚的现象。由于女性更倾向于寻找社会经济条件更好的男性配偶，因而社会经济劣势的男性将在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中更加弱势，成婚概率显著下降（姜全保等，2009），婚姻挤压的社会风险就会出现（姜全保等，2010）。
婚姻挤压的直接后果是弱势地位的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中婚姻挤压的承受群体，在缺乏婚姻家庭关系和相应支持下成为社会孤群，从而在个人生活、发展、健康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状态（李艳等，2009）。这些在人口数量上与女性不匹配的男性无法在婚姻市场中顺利成婚（张仕平、王美蓉，2006），尤其是社会经济劣势的弱势男性很可能长期甚至终身无法成婚（Attane et al.，2013）。在农村，男性弱势群体特别是28岁以上的大龄男性成婚机会更加稀少，他们也被称为“大龄未婚男性”，即大龄“光棍”群体（靳小怡等，2010）。大龄未婚男性由于缺乏婚姻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而成为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李艳等，2009），在社会风险面前很容易成为首先被冲击的脆弱群体。为了改变自身资源劣势，婚姻挤压下的男性将会强化流动需求，因而中国流动人口中将逐渐出现婚姻挤压男性。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典型的中国转型期特征，也是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李小云，2006；宋健、何蕾，2008）。农村流动人口由于远离家乡社区以及缺少家庭成员和社区资源支持，加上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较弱，因而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处于风险应对的劣势（黄会欣等，2008）。远离家乡社区以及缺少家庭成员和社区资源支持同时也造成他们不再受到社区及家庭规范的直接约束，使之很容易成为风险行为和风险后果的直接承担者（黄淑萍，2008）。此外，在面临社会风险的同时，流动人口也面临个人资源稀缺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问题。特别是在HIV/AIDS传播隐患的风险性行为中，流动人口无论是对风险的认识还是风险防范都面临严峻局面，成为HIV/AIDS和性传播疾病主要的被感染群体（刘越等，2010；李孜等，2010），并且由于其与家庭成员和社区的联系而成为风险人群与普通人群之间风险传播的桥梁人群（张开宁等，2007）。在目前中国HIV/AIDS传播急速上升的态势下，流动人口已经成为HIV/AIDS感染者的突出代表（李孜等，2009）。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由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性行为的婚姻道德属性，大龄未婚男性普遍存在性压抑（张群林等，2009），表现出经济贫困导致的农村“性”贫困；在中国文化情境下，性行为参与一般限定在已婚家庭夫妇中，近年来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和年轻群体的同居以及未婚性行为趋势，性行为也在未婚人口中逐渐增多（潘绥铭等，2004）。但是，婚姻挤压下的男性成员作为社会资源的弱势群体面临交往劣势，很难获得成年人正常的性行为渠道。因此，商业性行为就很可能成为他们重要的性参与渠道（杨博等，2012）。另外，在当代社会逐渐出现了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侣需求的声音（魏伟、蔡思庆，2012），男男同性性行为已经在婚姻挤压社会环境中初露端倪（Yang et al.，2011）。由于男男同性性行为正在成为HIV/AIDS传播最主要的性行为渠道，这就加剧了婚姻挤压社会中个人性行为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婚姻挤压社会中的个人性行为风险将逐渐成为个人行为风险的重要形式之一，并由于婚姻挤压下弱势男性人群的逐渐增多而可能出现风险累积，进而上升为社会风险。
当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流动人口后，也会面临风险性行为参与增多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在性压抑下更容易参与风险性行为，因此面临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的社会后果。因此，人口流动态势下，婚姻挤压风险后果在性与生殖健康中开始显现，风险性行为将是农村大龄流动男性进入城市后面临的重要风险类型。婚姻挤压下的男性流动人口，特别是那些农村弱势男性人群，既可能由于社会风险的直接参与而成为风险的直接制造者，也可能成为风险参与的主要群体，是重要的风险人群之一。面临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求（李树茁等，2012），有必要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分析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有关HIV/AIDS风险防范的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干预提供策略参考。二 理论背景
针对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与风险特征，理论界对于社会风险的关注主要围绕自然灾害事件、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公共健康危机等风险展开讨论（张海波、童星，2012；胡鞍钢、王磊，2006），反映出中国社会风险在转型期特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折射出社会治理体系和公共管理机构在灾害预防、社会发展和公民权益保障中依然存在改进空间（吕孝礼等，2012）。不过，目前研究对于转型期人口结构变化下的风险议题关注不多。人口转型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体现（李树茁等，2009），特别是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下的婚姻挤压以及人口流动使得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诸多挑战（李树茁等，2006），婚姻挤压后果以及人口流动中弱势人群的脆弱性将是社会风险的新特征。
鉴于目前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与社会风险相关的主流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主要关注自然灾害及其风险管理、食品药品公共危机、社会群体事件及其策略建议等宏观风险层次，对于从微观层面探索具体人群风险行为和风险主体风险认知的关注不多。由于社会风险议题具有紧迫性，已有研究大多从社会风险视角下对紧急性、突发性和急迫性的宏观社会风险现象进行讨论并取得了丰富成果，而对带有微观风险含义的行为进行探讨的研究并不多见。在涉及微观层面健康风险行为的讨论中，公共管理学科集中于SARS、一般传播疾病等议题（李小云，2006；宋健、何蕾，2008），尚未涉及与HIV/AIDS传播相关的商业性行为、男男同性性行为等敏感话题讨论；而公共卫生领域对上述风险话题的探讨仅从卫生医疗角度进行专业治疗讨论，还没有从社会风险视角去看待弱势人群的微观风险问题及其个人风险的社会累积效应（曾婧等，2007）。
婚姻挤压是当前中国农村男性面临的宏观情境。随着人口结构中男女比例失衡现象的持续，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现象以及弱势男性婚姻挤压将是直接后果（Guilmoto，2009），会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治理体系运行（Bongaarts and Sinding，2009）。婚姻挤压直接影响男性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年龄在28岁以上很难成婚的大龄未婚男性，他们更是农村地区资源劣势群体的典型代表，是婚姻挤压最直接的受害群体。已有研究关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健康以及心理福利等，但是研究很少关注婚姻挤压导致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杨博等，2012）。因此，有必要分析婚姻挤压情境下的风险性行为。
虽然婚姻挤压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杨书章、王广州，2006），但是随着人口流动，婚姻挤压下的大龄未婚男性使得婚姻挤压风险从农村扩散至城市（姜全保等，2010）。城市经历带来的社会规范变化和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风险性行为增多（韩全芳等，2005），大龄未婚男性性压抑下的风险性行为需求会带来HIV/AIDS感染风险，而由于其健康和资源劣势，他们的HIV/AIDS存在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的可能，成为社会风险。现有研究多从生殖健康和疾病传播的个人风险视角进行与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相关的研究（曾婧等，2007；Zhen et al.，2012），尚未从社会宏观风险情境角度进行流动人群的风险性行为探讨。人口流动中无论是婚姻挤压男性还是一般男性，都可能因为风险性行为而面临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的社会后果。
从社会风险视角分析婚姻挤压下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是在已有社会风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和拓展，也是在公共管理学科层面针对风险人群的微观风险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政策。风险性行为研究集中于公共卫生和医学诊断视角（徐刚等，2004；Yang et al.，2012），很少结合社会宏观背景和社会治理进行探讨，因而也为公共管理学科引入社会风险理论视角进行相应的分析提供了研究空间。公共管理学科的社会风险研究可以从社会宏观环境出发，从分析社会风险的宏观背景入手，发现风险内涵和主要人群，将宏观风险视角落实到微观风险分析中，将宏观社会风险具体化到微观风险层面，为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研究提供实证数据验证，为社会治理体系提出公共政策应对策略和建立风险预防措施提供理论参考。第二节研究问题
结合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本书将关注转型期在社会风险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及其风险性行为和后果。在婚姻挤压社会背景下，本书将提出社会现实问题和科学理论问题，设计具体的研究内容。核心内容是在社会风险视角下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作为风险主体，关注风险性行为的现状、特征与影响因素。其中，在社会风险视角下提出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分析框架是全书分析的基础和前提；以该分析框架为基础，围绕包含28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针对风险性行为的类型、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等展开具体分析，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一 现实问题
性别失衡下的婚姻挤压已经开始在农村出现，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源较差的男性面临成年阶段无法成婚的难题（Lipatov et al.，2008）。他们在经历个人健康劣势、心理劣势以及社会交往劣势的同时，个人行为倾向呈现与已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表现在家庭生活方式、个人和群体健康水平、心理福利与社会福利等热点议题中，也表现在个人性行为和生殖健康等敏感议题中，而后者很少被关注和讨论。在中国道德氛围下，性行为与婚姻家庭直接联系，非婚性行为虽然不违法，但也是不合理的性行为方式（潘绥铭等，2004）。近年来，非婚同居现象和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多，但是性行为依然具有固定性伴侣或者法理伴侣的属性（黄盈盈、潘绥铭，2013）。婚姻挤压导致农村弱势男性超过一定年龄阶段后会面临非常困难的成婚局面，如28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吕孝礼等，2012）。因此，婚姻挤压下，28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无论是在婚姻家庭框架还是在固定性伴侣界定下都不具备性行为的道德空间，性压抑普遍存在（张群林等，2009；杨博等，2012）。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这部分人群将会加入中国人口流动的大潮中。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已经被证明在流动过程中存在很高的风险性行为倾向，而大龄未婚男性在流动中更有可能参与到风险性行为中，加剧了农村流动人口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的复杂化。
农村大龄流动男性中，无论是大龄未婚男性，还是其他男性，在城市社会中都是典型的弱势人群，在个人健康、风险预防与保护以及风险应对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劣势。弱势地位也导致这一群体在转型期阶段的社会风险面前极具脆弱性。在忽视性行为敏感话题的前提下，社会风险领域尚未对这一群体与HIV/AIDS风险相关的行为和后果进行关注。缺乏对HIV/AIDS敏感话题的关注将导致无法正确认识流动人群在HIV/AIDS风险面前的不利处境。不仅如此，风险参与者由于缺少HIV/AIDS预防和自我保护，在成为社会风险的个人承受者的同时，也会由于城乡往返流动和单身男性未来成婚等原因，其个人风险有可能家庭化、社区化甚至社会化。因此，有必要关注婚姻挤压背景下流动男性在性与生殖健康层面的风险性行为，填补敏感话题讨论和个人风险研究的空白，为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因此，本书拟从社会风险视角，关注婚姻挤压背景下，包含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从风险性行为的社会风险识别、风险主体的风险认知以及风险性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并引入与社会情境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健康福利和公共卫生等层面提出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公共管理工作框架及其实施策略。二 理论问题
社会风险的理论视角一直以宏观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事件及其体制机制因素为关注对象，包括自然灾害、群体事件、公共安全威胁等（陈远章，2008；胡鞍钢、王磊，2007）。但是，个体微观风险行为的累积和扩散，如HIV/AIDS，也会将微观风险扩散至群体层面并最终以社会后果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人风险行为也存在家庭化、社区化甚至社会化的问题。因此，社会风险的研究工作需要针对个人微观风险行为及其扩散进行关注，以丰富社会风险的内涵和研究路径。
中国转型期发展中，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和调整，为社会风险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宏观背景。人口结构变迁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人口结构变迁既包括性别结构变迁导致的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也包括区域结构变迁导致的农村人口流动。两种人口结构变迁叠加，大大激化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社会风险。其中，性行为风险是最直接和最明显的风险构成要素。流动人口已经被证明在世界范围内是风险性行为的主要参与者（Mir et al.，2013；Myers et al.，2013；骆华松、敬凯，2000），而大龄未婚男性流动进入城市后，很可能由于长期的性压抑而出现更强的风险性行为趋势（杨博等，2012）。为了提高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和全面性，需要融入婚姻挤压的社会背景，讨论HIV/AIDS的大范围传播风险，因而引入社会风险视角来关注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本书中，来自农村地区的28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是风险性行为的潜在主体；同时纳入非婚姻挤压的28岁以上大龄流动男性，与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婚姻挤压下风险性行为在大龄流动男性群体中的现状和特征。
因此，本书将基于社会风险视角，参照已有研究中的风险分析框架，关注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并结合婚姻挤压背景和大龄流动男性特征提出相应的分析框架并进行应用分析，将社会风险宏观概念运用到微观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风险中，讨论微观个人行为风险的社会累积后果。第三节研究目标
本书将根据上述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围绕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针对他们的风险性行为进行社会风险视角下的解读。研究的总目标是：根据风险性行为具有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社会后果，在社会风险视角下围绕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进行风险性行为研究。具体研究过程将围绕以下分目标进行。
第一，在社会风险视角下，提出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将作为本书的理论指导，确定本书实证章节的分析内容和分析步骤。
第二，在分析框架的指导下，围绕社会风险的定义即造成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的风险性行为，针对不同类型风险性行为进行社会风险识别，确定哪类风险性行为具有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从而成为当前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社会风险。
第三，根据被识别出的带有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的风险性行为，讨论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对HIV/AIDS的风险认知水平，进行风险主观感知分析。
第四，根据被识别出的带有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的风险性行为，讨论参与该类型风险性行为的时间问题，包括农村大龄流动男性中该类型风险性行为的过去经历和未来倾向，进行风险性行为的时间属性分析。
在完成上述研究目标的基础上，本书将根据分析框架和实证研究结论，从公共政策层面探讨可行的干预措施与公共卫生服务策略。第四节研究意义
本书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结合已有社会风险与风险性行为研究的丰富成果，更进一步针对微观具体行为风险及其风险累积效应，讨论当前婚姻挤压下的人口态势和人口流动过程中出现的性行为风险，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本书从转型期人口结构变迁的视角，将婚姻挤压和人口流动作为社会转型期宏观背景，将社会风险含义扩展到微观个体风险性行为导致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风险，扩展了社会风险的含义。本书借鉴社会风险已有研究成果，将个人风险性行为放入宏观社会情境中探讨，有利于从个体风险行为角度进行社会风险的微观特征分析，明确个体微观层面HIV/AIDS后果的累积效应；与此同时，对社会风险主流研究尚未关注的敏感话题如商业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及其导致的HIV/AIDS后果，本书进一步扩展了对社会风险形式及其社会后果的认知。
第二，本书在风险性行为主题中引入了社会风险视角，有利于社会风险理论及其已有成果的扩展应用，也促进了对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的科学认识。主流研究在关注突发事件和宏观风险的同时，很少关注社会风险环境中特殊弱势群体的个人风险行为及其带来的社会风险含义。个人的微观行为来自社会宏观环境，但是具体的测量是在微观层面。因此，本书从社会风险视角进行个人风险行为的分析，为从微观研究主体总结个人风险的社会含义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也为在宏观风险背景下探讨个人风险行为提供了路径探索。
第三，本书有助于在婚姻挤压背景下明确特殊人群在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风险中的风险性行为与特征。针对中国的婚姻挤压和人口流动趋势，本书关注包含28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突出了风险性行为导致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风险，丰富了对婚姻挤压后果的认知，也提升了对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社会后果的认知，有利于明确弱势群体在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中的处境，为了解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后果提供参考。
第四，本书有助于为婚姻挤压风险后果的治理策略提供实证参考，为公共健康和卫生策略创新提供借鉴。在关注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中，还没有对农村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带来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进行关注。本书结合婚姻挤压的宏观社会背景进行研究，探讨了风险性行为的具体形式和影响因素，能够为公共卫生政策机构和HIV/AIDS防治机构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对性别失衡治理中涉及HIV/AIDS的政策体系在城市中的应用与实施提供了实证基础，是性别失衡治理以后果为导向的治理政策的重要补充。第五节概念界定一 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是指人口结构中男女数量失衡，在婚姻市场出现女性数量少于男性数量，从而造成部分男性无法找到婚姻配偶的现象（Pham et al.，2008；Park and Cho，1995；Jayaraj and Subramanian，2004）。一方面，婚姻挤压源于女性歧视造成的较高女婴死亡率（Ganatra，2008；Guilmoto，2009；Li et al.，2000），如一些国家和地区居民在生育行为中人为选择胎儿性别所导致的“女婴失踪”现象（Guilmoto，2009；Li et al.，2000；Lipatov et al.，2008），东亚、南亚、高加索等具有重男轻女文化传统的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婚姻挤压；另一方面，女性向上成婚的择偶路径，即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经济条件好的男性成婚，也是劣势男性婚姻挤压的重要原因（张仕平、王美蓉，2006）。
婚姻挤压的后果使得与女性数量不匹配的多余男性无法在婚姻市场中顺利成婚，尤其是处于社会经济劣势的男性弱势群体面临的婚姻挤压更加严重，最终成为大龄未婚男性“光棍”（Attane et al.，2013）。因此，婚姻挤压来源于女性歧视下的性别失衡以及女性择偶路径导致的弱势男性成婚困难，婚姻挤压的直接后果是弱势地位的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挤压群体，在缺乏婚姻家庭关系和相应支持下成为社会孤群，从而在个人生活、发展、健康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弱势（李艳等，2009），并且由于风险参与而成为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潜在风险人群（潘绥铭、杨蕊，2004）。二 农村大龄流动男性
本书中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是指包含28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本书核心关注人群之一是婚姻挤压社会情境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研究显示这部分人群在28岁左右时的婚姻挤压程度明显加大（Li et al.，2010），他们在个人风险性行为增多的同时，还可能由于未来的婚姻家庭关系而放大个人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进而将个人风险扩散至家庭风险、社区风险并最终以群体性的社会风险形式展现出来。为了与大龄未婚男性做对比，更准确地分析大龄未婚男性与同龄男性之间的差异，本书以28岁婚姻挤压的标志年龄为特征，纳入一般流动男性样本。因此，本书婚姻挤压背景下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特指28岁以上由农村流动进入城市务工的男性，其中包含大龄未婚男性。三 风险性行为
风险性行为是指个人性行为方式中具有较高的HIV/AIDS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概率的性行为方式，主要风险是在一定时期内与多个不固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导致的HIV/AIDS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风险，集中表现为多个性伴侣现象较为普遍的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He et al.，2006；Abdala et al.，2013；Kayeyi et al.，2013；Zhang et al.，2011）。由于安全套在预防HIV/AIDS和性传播疾病中具有重要功能，因此安全套使用是上述风险性行为发生中风险防范的有效方式（Wang et al.，2005），即“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属性（Kapadia et al.，2011）；但是已婚人口的安全套使用并不完全具有风险属性（Graham et al.，2009），因而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范围存在局限性。因此，带有多性伴侣特征的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成为风险性行为中最直接的风险形式。
在商业性行为中，性工作者的多性伴侣现象使得商业性行为交易中HIV/AIDS和性疾病感染与传播概率非常高（Trillo et al.，2013），而流动人口中普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资源，导致其在商业性行为中的自我保护措施较少（Yang et al.，2005），显著增高了感染风险的概率；在男男同性性行为中，由于当前婚姻道德氛围对同性性伴侣关系的否定，同性性取向群体缺乏婚姻家庭关系束缚进而存在多性伴侣现象（Weine et al.，2013），HIV/AIDS相互感染的现象更为普遍，男男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中HIV/AIDS经由性传播途径扩散的最主要渠道（Chen et al.，2012），因而同性性行为的风险属性也同样明显。四 社会风险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事件后果出现扩散直至放大到社会层面的风险形式，是风险的社会后果（Ganatra，2008）。本书中的社会风险，是指卫生条件和自我保护条件较差的农村流动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可能造成HIV/AIDS大范围感染与传播后果的风险性行为。由于人群的集聚效应和弱势群体脆弱性，个人HIV/AIDS感染与传播风险会逐步累积进而发展成为社会群体风险，威胁社会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安全。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不仅包含农村流动人口特征（刘电芝等，2008），还具有婚姻挤压背景因素，因而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风险群体。
在风险性行为中，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的直接风险后果均表现为个人较高的HIV/AIDS感染和传播后果，因此上述两种风险性行为就可能成为本书所界定的社会风险，本书将在实证分析中进行比较分析，识别出哪种类型的风险性行为是社会风险。商业性行为是流动男性较为方便获得的风险性行为方式（Johnson and Mercer，2001），流动中接触风险的概率很大；另外，男男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性行为渠道传播HIV/AIDS最主要的风险性行为方式（Xu et al.，2011），男男同性性行为参与者很可能会在短期内形成HIV/AIDS感染群，形成社会中的风险群体。第六节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一 数据来源
本书的数据来源为“乡—城大龄流动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调查工作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进行，调查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为了结合婚姻挤压社会背景，本书选取了28岁以上来自农村的未婚流动男性，即婚姻挤压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与此同时，抽样过程中还纳入28岁以上的一般流动男性，用于对比分析婚姻挤压对象和一般流动人口的风险差异。调查工作组选取了调查点方便抽样原则，选择市区内流动人口聚集的三个大型劳务市场，其分别位于城东、城北和城南。由于调查问卷篇幅较长，被访问者大部分受教育水平不高，答题时间相对缓慢，因而每周周末在劳务市场调查的同时，调查人员还在调查期内每天前往学校周边打工者聚居的建筑工地和小型劳务市场，邀请样本中的28岁以上的男性流动人口前往学校答题。由于建筑工地主管单位拒绝提供打工者名单，调查人员同样采用了方便抽样原则。二 研究方法
本书试图从社会风险视角进行婚姻挤压背景下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研究分析，因此研究方法上首先需要从理论综述中寻找适合本书研究问题和对象的理论概念框架，进而针对现实问题和本书主体，对理论概念框架进行完善和应用，进而结合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数据的分析和讨论本书从社会风险视角切入的问题，以风险系统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提出本书分析的整体概念框架。
本书首先从前瞻性研究和质性访谈资料中总结出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在婚姻挤压社会背景下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社会风险后果，从而总结出本书研究该类群体的风险性行为时，在引入理论框架基础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哪些方面；在此基础上，从社会风险视角出发，本书讨论婚姻挤压形成的社会风险环境，提出关注婚姻挤压背景下乡—城大龄流动男性在性与生殖健康层面风险性行为的必要性；从而分析和比较了社会风险理论体系主要理论内容在本书分析中的适用性，确定了社会系统论作为本书社会风险分析视角的理论框架。其次，本书基于卢曼在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风险系统论及其分析框架，界定乡—城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社会风险含义，通过理论综述和社会风险视角下的理论概念模型，结合中国现实情境与流动人口特征，对理论概念模型进行完善和应用，提出乡—城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分析框架。
在提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书使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微观数据分析进行社会风险视角下的风险性行为讨论。本书的数据分析应用了统计学方法。具体方法上应用了统计学中的描述分析，包括交叉表分析和生存分析中的Kaplan-Meier估计；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包括二分类变量的Logit回归、生存分析中的COX比例回归方法以及序次变量的OLogit回归方法。第七节研究内容与框架
本书首先从社会风险视角提出婚姻挤压背景下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分析框架，在区分风险含义和风险主体的基础上，纳入风险行为的“时间”属性，通过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从风险行为的社会风险识别和风险性行为的风险认知入手，认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现状以及风险主体的风险认知；同时通过时间属性分析，从风险性行为的“过去—未来”时间属性出发，认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过去经历和未来倾向。此外，本书还引入社会情境因素作为风险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从社会风险视角提出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分析框架。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在国内外研究中已经较为成熟，涉及心理、公共卫生、社会学等多个理论视角。在当前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是社会宏观发展与个人社会生活中必然面对的现实挑战。在传统的以自然灾害和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社会风险定义基础上，本书试图将婚姻挤压后果、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风险相结合，从社会风险视角提出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旨在从社会风险视角，将婚姻挤压与人口流动作为风险性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风险性行为的社会风险识别、风险主体的主观风险感知以及风险性行为的时间属性分析等。
第二，针对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对比具有HIV/AIDS感染和传播概率的风险性行为，按照是否具有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识别哪类风险性行为是社会风险。基于婚姻挤压背景，本书将围绕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男性，进行28岁以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28岁以上其他农村大龄流动男性人群的比较分析，用于说明婚姻挤压后果中不同群体风险性行为的差异与特征：首先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明确两类风险性行为的基本概况；其次关注与风险性行为相关的社会情景，包括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经历、观念与规范、社会媒体等影响因素。在得出的分析结论基础上，参照风险后果的计算公式，根据统计数据分析结果和风险性行为的社会现实状况，构建风险性行为的社会风险后果计算指标并进行计算，识别哪类风险性行为是社会风险。
第三，探讨风险性行为主体的风险认知。针对风险性行为的HIV/AIDS感染和传播后果，明确风险主体对风险行为的风险认知水平。由于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是社会风险性行为的社会后果，因此本书将通过HIV/AIDS知识水平探讨风险性行为主体的风险认知。HIV/AIDS知识水平中包含了具体的HIV/AIDS知晓度、传播知识、感染知识以及风险感知，可以反映出风险主体在自身知识结构中表现出的对于风险本身的观察结果。本书将比较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有过风险性行为和没有风险性行为两个群体间在HIV/AIDS知识水平上的差异，解读知识误区和知识缺陷对于大龄流动男性风险认知水平的影响。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将进行与社会情境相关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四，围绕被识别为社会风险的风险性行为，分析流动人口参与风险性行为的过去经历和未来倾向，明确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时间属性。通过对风险性行为参与的过去经历与未来倾向的分析能够了解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时间含义，明确风险性行为参与和流动经历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参与的需求。风险性行为的过去经历分析将关注初次风险性行为年龄所体现出的年龄特征；未来倾向将关注未来参与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对风险性行为过去经历和未来倾向的影响因素也将进行分析探讨。本书中的主要问题和研究结论将成为婚姻挤压社会和人口流动趋势下社会治理政策的有益策略参考。
根据研究背景分析，结合本书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形成全书的整体研究框架和思路（见图1-1）。图1-1 本书框架第八节章节安排
如图1-1所示，本书试图通过社会风险视角分析婚姻挤压下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包括风险性行为的类型、年龄模式以及风险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等，各章节内容设置安排如下。
第一章，本书的绪论部分，首先从中国转型期人口结构变迁和人口流动现实中，论述本书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进行核心概念的界定，明确整体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第二章，进行相关的理论综述和文献回顾：首先，针对婚姻挤压社会背景，总结当前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以及一般流动男性的研究进展，明确该人群的构成、特点以及生存现状，提出本书主体人群的分析依据；其次，针对本书核心概念即风险性行为进行研究综述，总结风险性行为的类型、特点以及人群特征，提出本书风险性行为的分析依据；最后，总结社会系统论视角的含义、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提出本书的理论依据。
第三章，构建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分析框架。首先，进行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及其风险性行为的情境分析，讨论特殊环境下特定人群风险性行为的特征，提出风险性行为应用社会风险视角的理论需求；其次，根据理论需求，进行社会风险视角在本书中的适用性比较，确定社会系统论视角作为本书的社会风险视角；根据该视角中社会风险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总结社会系统论视角的社会风险分析框架，并进行分析框架的扩展；最后，根据扩展后的社会风险分析框架，结合大龄流动男性及其风险性行为的特殊性，进行具体操作化，提出本书中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分析框架并提出验证思路。
第四章，进行分析数据的工具设计与现场采集工作。调查工具使用问卷，借鉴已有的性研究问卷和相应量表，结合本书社会背景和目标人群开发量表并设计问卷；调查过程中借助笔记本电脑平台，将问卷电子化，便于个人单独答题，有助于个人隐私保护。回收数据后进行数据整理，保证数据质量，提供本书分析的基础。本章还将介绍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以及关键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第五章，对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进行类型分析，进行社会风险识别。首先，对商业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进行描述分析和纳入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两类风险性行为的客观现状与影响因素差异；其次，根据两类风险性行为的客观现状与影响因素，结合两类风险性行为潜在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构建风险性行为社会风险后果的指标体系，参照经典的风险后果计算公式，计算两类风险性行为的社会风险后果程度，判断哪类风险性行为属于社会风险。
第六章，进行风险性行为相关的风险认知研究，具体内容为探讨HIV/AIDS知识水平。首先，进行人群的HIV/AIDS知识水平描述分析，明确流动人口对HIV/AIDS的基本认知情况；其次，将大龄未婚男性与一般流动男性进行对比分析，纳入社会情境因素进行HIV/AIDS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对比，明确婚姻挤压下特殊人群HIV/AIDS风险认知与普通人群的差异；最后，根据是否参与风险性行为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分为两组，比较不同风险参与者HIV/AIDS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差异。
第七章，根据被识别为社会风险的风险性行为，进行“过去—未来”时间属性分析，明确风险性行为的过去经历和未来倾向。首先，围绕风险性行为过去经历，描述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第一次参与风险性行为的年龄，总结风险性行为参与的年龄特征，进而纳入社会情境因素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判断风险性行为过去经历的影响因素；其次，描述未来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总结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参与动机，同样纳入社会情境因素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判断风险性行为未来倾向的影响因素。
第八章，总结结论，在此基础上根据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防范措施，包括风险防范与治理的框架设计及其实施策略，进行与HIV/AIDS预防相关的公共卫生、公共健康以及社会安全策略讨论；本章还总结提炼出本书的主要创新点，同时列出本书存在的局限和研究展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