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帕特里克·金斯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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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尽的苦难试读：
前言
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晚上11点漆黑的大海深处，哈希姆·阿拉-苏基看不到他身子下面的人，不过能听到她们的喊叫声。她们之所以喊叫，可能也是因他而起。在他身下的是两位非洲妇女——可能来自索马里，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询问此事有点儿不合时宜，身体大张的哈希姆此时正压在她们身上，三个人的四肢交叉在一起。她们希望哈希姆能挪一下位置，那样的话也许能舒服一些，但哈希姆做不到，因为他自己身上也压着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上面可能还压着一层。几十个人就这样摞在一艘小木船里，如果有谁想换个姿势，蛇头就会一脚将其踢回原位。这些靠帮人偷渡赚钱的家伙可不想让这艘塞满偷渡客的小船失去平衡，沉入海底。
现在大约是晚上11点，不过哈希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时间和地点了。黄昏时分，他和船上的这些人在埃及最北端的一处海滩上一起被带上了这艘小船。现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中海东南部的海域里，这艘船正颤颤巍巍地逐浪前行，船上的偷渡客们则不断发出喊叫声。
从喊叫声来判断，有些人说的是阿拉伯语，有些则不是。船上的人一部分来自非洲国家，另一部分则来自中东地区。他们中有巴勒斯坦人、苏丹人、索马里人，也有像哈希姆一样的叙利亚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瑞典、德国，或者其他任何一处比他们支离破碎的祖国更能给予他们美好前景的地方。为了这么一个渺茫的希望，他们冒险登上这艘船，前往意大利。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将在五六天后抵达意大利。不过，眼下哈希姆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能熬过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这艘船上是否能有人活过今晚。
一小时后，他们登上了另一艘稍大一点儿的船。后来他们又转到了第三艘船，这艘船比第二艘又大了一点儿。每次换船，蛇头们都像搬运一袋袋土豆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扔到船边上。现在船上的空间大了一些，但他们全身都已经湿透了。每次换船，他们都要蹚水走到另一艘船上，而且他们坐的第二艘船里面还灌满了水。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海水浸湿，冻得直打哆嗦。他们还都因晕船而感到反胃，挤在哈希姆左边的那个人还吐了他一身。哈希姆也没含糊，一口全吐到了右侧那个人的身上。他抬起头来，发现所有人正吐得昏天黑地，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沾着别人刚吐出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个能呕吐到其他难民身上的机会，他们每个人都支付了2000美元以上的费用。哈希姆心中暗想：“就当是参加了一场呕吐晚会吧。”
这一场景最特别之处也许就是它已变得极为常见。现如今，全世界的人正在目睹一场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移民潮，而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正发生在地中海地区。2014—2015年，大约有120万人搭乘破旧又漏水的小船横穿地中海，抵达欧洲。欧盟认为，由于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连年内战，迫使空前数量的人涌向欧洲，2016—2018年，还将有超过300万人紧随其后。多年来，承受全球难民危机重担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声称86%的难民都集中在这类国家。而现在，欧洲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危机。
移民欧洲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很久以前，非洲移民就曾设法经摩洛哥前往西班牙，或者经塞内加尔抵达加那利群岛。多年来，那些想去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人也一直以利比亚、土耳其和埃及为中转站。但之前移民数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庞大。
最初，在2014年，像钉钉子一样一点点儿楔入欧洲的主要是叙利亚人、厄立特里亚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那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经由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的余波中，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动荡不堪）前往意大利，只有一小部分人从埃及进入欧洲。2014年，约有17万名难民进入意大利，这一数字几乎是之前的三倍。到了2015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难民依然从利比亚和埃及出发，迁移人数与前一年差不多。但在这一年里，有一个国家改变了游戏规则——希腊迎头赶上了意大利，成为最受难民欢迎的入欧门户。改变叙利亚难民的签证限制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松地逃到北非，而由于利比亚内战，他们也不愿意再借道利比亚。因此，难民们开始大规模地从土耳其出发，与来自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一道前往希腊群岛。几乎在一夜之间，爱琴海上那一连串沉寂无声的度假小岛变成了中东难民危机的“火药桶”。挣扎在经济崩溃边缘的希腊人对此没有丝毫准备。
就这样，之前只有西欧才会遇到的难题突然变成了东欧也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2015年，超过85万名难民从土耳其沿海出发，踏上了逃难的征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穿过巴尔干半岛向北行进，希望前往既安全又稳定的北欧。5年前，只有2400名难民从匈牙利南部边境穿过，而现在匈牙利不得不应对逾百倍的难民。无奈之下，匈牙利政府只好在南部边境一侧建起了一道隔离墙。难民们改变路线，进入克罗地亚，匈牙利政府又在与克罗地亚的边境线上建起了一道隔离墙。
这场危机让欧盟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分化。意大利和希腊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单独应对如此巨大的移民潮，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让其他国家来分担它们身上的重担。起初，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按照现行的《都柏林公约》的规定，只是疏导难民们继续前进，而不是鼓励他们踏入自己国家的领土。后来这两个国家又试图通过谈判协商，劝说邻国主动接收这些难民。然而，持续数月的无休止的谈判与协商收效甚微，欧盟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愿分担意大利和希腊身上的重担，只是象征性地接纳了为数不多的难民。2015年秋天，欧洲各国最终达成一项协议，同意从难民集中的一线国家转移12万难民到其他国家。在布鲁塞尔的那些政策制定者看来，这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开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但他们的实际做法令人遗憾。被转移的12万名难民，只是2015年抵达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总数的1/9，这一结果也使得欧盟各国达成的协议变成了一张废纸。欧盟组建的一条重要纲领，即成员国之间必须团结一致，似乎也已形同虚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边境线上建起隔离墙，用以疏导逃难的人流，有几个国家还威胁要完全封锁边境。它们这是对欧盟的另一条核心准则——在欧陆国家自由通行——视而不见。1985年签署《申根协定》时，倡导者们曾将这一原则奉为信条，大肆鼓吹。难民危机和希腊经济的崩溃成为欧盟成立以来影响其内部凝聚力的两大威胁。
威胁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在某种程度上，“难民危机”这个说法也有点儿用词不当。我们将其称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对难民问题的认识，而非来自难民本身。85万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很大（回顾一下欧洲移民史，这个数字确实也不小）。但它在欧洲5亿人口中只占不到0.2%，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只是如果），这片全世界最富饶的大陆完全可以吸收这股细小的“水流”。因为难民危机，很多国家的社会基本结构遭到了破坏，但欧洲不会发生这种事。最明显的例子是黎巴嫩。这个国家人口只有450万左右，到2015年却接纳了120万名叙利亚难民，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难民——这一比例足以让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无地自容。
然而，欧盟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歉疚。相反，它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貌似想解决海上偷渡问题，却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其取得理想效果。它们首先终止了在地中海南部的全面救援活动，理由是采取救援行动，只会吸引更多的人从海上冒险偷渡过来。随后它们意识到，即便停止救援，难民们照样渡海前来，于是又恢复了救援行动。接着它们又商定了一个十分牵强的军事战略，承诺出动海军军舰打击利比亚蛇头。这个计划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
在制订一个又一个令人绝望的计划的过程中，这些政策制定者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受欢迎，难民们仍然源源不断地赶来。结果就是，政策制定者们没有意识到阻止难民偷渡并非易事，唯一应该做的是把这事处理得更好一点儿。如果它们能够在中东地区系统地建立大规模安置区，并尽早做到这一点，且覆盖的救援范围足够大，那么欧洲也许早就能控制住这次危机所带来的混乱局面。这个计划很可能会促使很多难民短时间内留在中东地区，有计划、有组织的安置也会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信心。反过来，这也会让欧洲更加有条不紊地安置抵达欧洲的难民，并且还有可能说服土耳其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允许难民在其本土申请工作、加强边境防御等，以此来阻止难民离开土耳其沿海。然而，整个2015年一直没有类似措施被付诸实践，从而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做出他们唯一的选择：渡海前往希腊。这可以说是一场完美风暴：难民们没有理由再留下来，中东各国没有理由阻止他们离开，欧洲国家也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混乱的难民迁徙陷入低谷。调查显示，9名恐怖分子中有两人于事发前一个月刚刚乘坐某艘运送难民的船只抵达希腊。一些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担心难民们的到来会将欧洲大陆置于危险境地，惊慌之余，他们开始呼吁完全封闭接纳难民的大门。其实，想出如此偏执的做法情有可原，也在预料之中，但最终行不通。首先，这种做法正中恐怖分子下怀：这将成为西方道德衰落的确凿“证据”，并成为“伊斯兰国”招募新人的有力工具。其次，即便欧洲真的想把吊桥拉起来，它过去没能这么做，那么现在再选择这么做，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欧洲不比澳大利亚，无论如何，澳大利亚有拦住偷渡船只的天然屏障：它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相距数百英里，而欧洲东部边境距离土耳其只有五六英里。
成千上万的难民选择前往希腊，其中显然有着安全方面的考虑。鉴于上面提到的几个原因，唯一能够缓解难民忧虑的，就是让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通过合法渠道有序地进入欧洲。这一举措将能够减少经由爱琴海入欧的难民数量，还可以更容易监控入欧人员的身份。然而，没人能够提前预见这一点，相反，担心造成社会混乱被他们用来当作自己反应迟缓的借口。
就在人们坐立不安之际，难民们继续以创纪录的数量穿越茫茫大海——遇难人数也不断创下新高。为了先到达渡海的船只那里，大部分难民都要经历一场堪称当代“奥德赛”的漫长旅程。在一个旅行已经变得十分惬意的时代，这些难民如同古代埃涅阿斯和奥德修斯等大英雄一样长途跋涉。难民们大多徒步，或是乘坐木制渔船，或是坐在越野车顶上穿越撒哈拉沙漠、巴尔干半岛，或是横穿地中海，进行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其联系起来，尽管如此，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是显而易见。正如那两位古代英雄为了避开中东地区发生的冲突而横渡爱琴海一样，现如今的许多难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在现代，扮演海妖角色的是那些口口声声称会确保难民旅途安全的蛇头，而那些粗暴的边防警卫人员则可被称为当代的“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在他们那些名垂青史的先辈创造欧洲大陆神话原型3000年后的今天，现代的旅行者们正在谱写将影响欧洲数年的新的历史篇章，只是不知道这种影响是吉还是凶。
本书给大家介绍了这些旅行者的身份，讲述了他们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来到欧洲，他们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此外，本书还提到了那些在旅途中“帮助”他们的蛇头，在大海的另一边进行救援的海岸警卫队员，给他们提供衣食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住处的旅店店主，试图将他们拒之门外的边境执勤人员，以及那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政策制定者。
本书是我在跨越三大洲17个国家，经历了无数次采访和现场目击之后写成的。本书的故事包括：难民们如何穿越地中海，怎样穿过被救援人员称为“利比亚第二大洋”的撒哈拉沙漠，随后如何横穿整个欧洲大陆。这些采访的地点各不相同：有的在柏柏尔蛇头的藏身处，也有的在西西里的港口，还有的在西欧各国的铁路线上，甚至有的在巴尔干半岛的乡间小道上。我在沿途一直批评欧洲各国处理难民危机的方式，并探讨如何才能处理得更好。在未来几年里，这场难民危机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我在书中记录了整个2015年（这一年，入欧难民的数量史无前例）发生的各种事情，并思考我们从中能学到哪些东西。
我也参与了这场大迁移：2015年年初，在难民问题成为欧洲重大事件之前，我的主编就很有远见地任命我担任《卫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位专门报道难民问题的记者。虽然我俩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难民问题会成为欧洲的大事，但这一职位使我可以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来审视这场难民危机，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这项工作给予我的“特权”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儿荒唐：在令人难忘的一周，我从撒哈拉沙漠赶到地中海深处，然后又去了匈牙利边境。而在接下来的一周，我穿过9个国家的边境区去采访。这期间，每经过一个国家的边境，就会有约1300人葬身鱼腹。在记录这些人迁移过程的同时，我偶尔也会记录一下自己随同他们进行的迁移情况。
总的来说，该书主要讲述的完全是别人的故事：一个叫哈希姆·阿拉-苏基的叙利亚人的故事。以讲述哈希姆如何寻求安全的容身之地为主线，书中把哈希姆的个人讲述与对其身边危机的分析穿插在一起，这样读者既可以了解他的流浪之旅，又能了解他途经的大陆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哈希姆？他不是自由斗士，也非超级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叙利亚人。这正是我想写他的故事的原因。本书讲述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在某一天都可能踏上哈希姆当时走过的路。
此时，哈希姆身上沾着身边人的呕吐物，身体在瑟瑟发抖。度过今晚，他就可以结束三年来如同“奥德修斯”般的屈辱征程了。他已经年过四十，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满头白发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他最初离开位于大马士革的家是在2012年4月，如今家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是那串仍躺在他口袋里的大门钥匙，其他的都被叙利亚军队付诸一炬了。
哈希姆想起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奥萨马、穆罕默德和米拉德，他们都远在埃及。他选择这一征程，是为了让孩子们免受旅途颠簸之苦。如果他能到达地中海彼岸，并最终抵达瑞典，那么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哈雅姆就能够经由合法途径与他团聚。
看到自己的国家已经满目疮痍，哈希姆自知他这辈子是没什么希望了，但孩子们的前途还值得他拿命去赌一把。“我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是因为有更大的目标。”动身之前，哈希姆如此对我说，“如果我失败了，那么只是牺牲我一个人。然而，通过这次冒险，我也许能给三个孩子，也许还有我的孙子们带来希望。”
他最想念的是大儿子奥萨马。也就是2015年4月15日那天，恰好是奥萨马14岁的生日。一大早，他迎来的就是父亲的痛哭声。哈希姆哭着为自己即将离开家人表示道歉，然后就走了。他知道，这一去，父子俩可能在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了。第一章被打断的生日庆祝哈希姆全部的行囊（哈希姆摄）哈希姆逃离叙利亚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下午6点
三年前的今天，哈希姆开始了他的旅程。那天也是奥萨马的生日，那个生日被硬生生地打断了。在叙利亚，星期日是整个工作周的第一天，人们开始上班。大约下午6点，哈希姆回到家中。他先是坐下来和三个儿子一起看了会儿电视。他的妻子哈雅姆是一位教师，比他小两岁，当时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他计划在家里先待一会儿，然后出去给奥萨马买个生日蛋糕。
随后他便听到了敲门声。实际上，那更像是猛击的声音——一种哈希姆从未听过的击打声。
哈希姆对政治并不敏感。他才37岁，是当地水务局的一名公务员。他在计算机部门，主要工作是每月打印大马士革及其周围农村居民的水费单。他专注于水务工作，一心只想着自己负责的事务。
但此时此刻，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政府人员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把搜查到的成年男子一律带走。政府这么做，是否因为这些人属于逊尼派，却生活在阿拉维派（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执政的国家里，哈希姆不敢肯定。不过，他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推测：叙利亚内战的战火开始沿着宗派主义的路线燃烧。
哈希姆走过去开门的时候，孩子们都望着他。门外站着20个人，哈希姆并不清楚他们是军人、警察，还是前政府武装人员。这些人是来抓他的，这条街上一半的人也将在这次行动中被抓捕。
在远离大马士革的地方，冲突早就开始了。2010年年末至2011年年初，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股反对独裁主义的浪潮，从突尼斯一直延伸到埃及、利比亚、巴林和也门。2011年2月，叙利亚也开始了示威游行。第一次正式抗议活动发生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市场里，但令人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3月中旬发生的一起规模更小的抗议活动。在叙利亚西南部城市德拉，一群男学生在校内墙壁上喷涂亲民主的口号。2000年，眼科医生巴沙尔·阿萨德接替父位，就任总统。在他的独裁统治下，绝不能容忍这种异议的存在。参与活动的学生们被逮捕，遭到严刑拷打。学生的遭遇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抗议活动，巴沙尔政府随后动用了武力，导致数十人死亡。当时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导致4位总统下台。武力镇压发生后，叙利亚的示威游行开始有赶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势头。在叙利亚全国各地，越来越多怒不可遏而又无所畏惧的示威者开始聚集，要求巴沙尔下台。整个3月，全国各地爆发了成千上万次抗议活动，又有数十人在示威过程中被杀害。
镇压未能阻止起义的发生。从2011年春天到夏天，叙利亚全国反对巴沙尔独裁统治的人数不断上升，从而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残酷镇压。在几处难以平息的城镇，政府军采取了武装包围和大屠杀的方式。惊恐之余，士兵们开始逃离巴沙尔的政府军。到了秋季，大部分叛逃者聚集到叙利亚自由军的旗帜之下，开始采用游击战对抗巴沙尔政府军，起义有升级为内战的趋势。到2012年年初，叙利亚自由军已经控制了叙利亚部分地区。
截至2012年4月，位于大马士革东南数英里处的哈兰·阿拉–阿瓦米德镇一直远离战火。该地围绕一处古罗马建筑废墟而建，环境静谧，居住着约1.5万人，其中许多是政府雇员。这里的居民曾以农业为生，由于近些年气候干旱，再加上附近建了一座机场，当地许多居民都放弃了老本行，到政府部门任职。每到周末，像哈希姆这样的家庭都会到当地的公园游玩，在松树底下烤肉。但最近，气氛越来越紧张。一些巴沙尔政权的拥护者杀死了两个年轻人，把他们的尸体绑在一辆汽车上，绕城示众。大家都敢怒不敢言，但这两个年轻人的亲朋好友忍耐不住了。他们聚集到大街上抗议，并吟唱圣歌悼念死者。
此刻，哈希姆被推搡到一辆厢式货车的后面，三个孩子从房间里注视着他——政府开始报复了。这次报复行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首先，哈希姆和邻居们被带到大马士革机场地下的一所秘密监狱。管理这个监狱的是实力强大的空军情报局。从空中监视到民间监督，该部门的行动所及之范围，远超人们的想象。哈希姆和邻居们被逮捕后，没有公诉人对他们提出公诉，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和审讯，只是不断遭受拷打，然后被关在牢房里，直到政府从附近的村子里抓到足够多的人。三天后，他们被转移到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局总部。
在这里，数百人被硬塞进位于地下深处的单人牢房里。每天都有四五个人被拖到刑讯室里。狱警用电棍电击单身男子的生殖器。像哈希姆这样已为人父者有时会免受这种侮辱，但他们会被绑着手腕吊起来。哈希姆曾被吊了12个小时，身上的衣服都勒进了皮肤里。有的人被吊的时间更长，他们的双手后来不得不被截肢。
他们的遭遇并非特例。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还算是幸运者，因为至少他们活了下来。后来的事实表明，2011—2013年，至少1.1万名被扣押者在叙利亚的地牢（就是哈希姆被关押的那种牢房）被折磨致死。一名代号“恺撒”的摄影师受政府之托，负责拍摄受害者的尸体。他把一个存有5.5万张被扣押者尸体照片的电脑硬盘偷偷运出叙利亚。这些照片证实了政府的残酷。据照片显示，很多人在被拘期间惨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掐死或者电击致死。一些人的眼珠子都被挖了出来。
哈希姆没有遭受这样的厄运，但他仍然不能回家。大约三个月后，他被转移到一处类似飞机库的地方。当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阿萨德家族专用的军事基地——马泽机场。那个飞机库空间很大，可以容纳好几架飞机。不过，由于关押的人太多，他们不得不轮流躺下休息。
哪些人晚上休息，哪些人白天休息，没人能搞清楚。刚被捕的时候，他们的手表就被抢走了。外面的自然光线一点儿也透不进来，因此在这个四处回声的空间里根本无法计算时间。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也许是几个季度都过去了，谁知道呢？斋月来了，又结束了，然而，这些被扣押的人并不知道。唯一明确的一点是，狱警逐渐厌倦了暴力，对他们的殴打减少了。当时仍然没人敢问狱警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被释放。他们知道这事不能问，一旦问起的话，很可能又要遭受一顿折磨。
2012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一位官员前来告诉他们，总统已经签发了对他们的释放令。随后，他们被赶进厢式货车里拉到了大马士革市中心，被直接扔到大街上。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古尔邦节。一下车，明亮的阳光照得他们睁不开眼。在遭受了半年的监禁之后，他们想知道眼前的叙利亚是什么样子。
哈希姆被捕的时候，对抗政府的反叛活动才进行了一年，他所居住的哈兰·阿拉–阿瓦米德镇几乎丝毫没有受到暴力的干扰。然而，在他离开家的这段日子，一切都变了。一位朋友开车送他回家，哈希姆发现他们走的是一条自己不熟悉的路。一路上，车子绕来绕去。哈希姆不禁问道：“我们在躲避什么？”“避开前线。”那位朋友如此回答。到家后，他听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哈雅姆的两个兄弟在一天内被同一位狙击手打死了，她的第二个兄弟是在给第一个兄弟收尸的时候被射杀的。
红十字会早已正式宣布，这场冲突应该被定义为内战。在镇压过程中，巴沙尔政府军使用了桶装炸弹。冲突向着教派之争的方向发展之后，巴沙尔的什叶派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游击队也进入叙利亚，到前线增援巴沙尔政府军。少数民族库尔德人逐渐控制了北方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区。在叙利亚全国大部分地区，叙利亚自由军和政府军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在哈希姆看来，前途一片黯淡。
一个月后，也就是2012年最后的几个星期，他居住的小镇局势也变得极不稳定。为了保证安全，哈希姆和哈雅姆开始带着三个孩子搬家。他们首先到了位于大马士革东边的一个叫霍兹洛马的村庄。某天下午，孩子们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数枚炸弹从天而降，落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很显然，这个地方也非避难之地。几天后，他们动身去了位于大马士革西边一个叫阿拉–塔拉的村子。
哈希姆一家目睹了他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崩溃，他们的家园也已不复存在。政府为了在大马士革机场周围建立一片军事缓冲地带，于2013年2月把哈兰·阿拉–阿瓦米德镇上哈希姆和其他几百户人家的房屋全部摧毁了。直到现在，哈希姆还保留着家里的大门钥匙，而它曾经打开过的那扇大门却已经消失了。
哈希姆的家园已变为一片瓦砾，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叙利亚越看越不像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了。他们在阿拉–塔拉坚持到2013年5月，然后搬到大马士革市内。就在这个月，他们终于彻底受够了这一切：叙利亚已经不能再待了。叙利亚自由军逐渐被圣战主义者控制，这与巴沙尔释放数百名逊尼派极端主义分子有部分关系。巴沙尔认为，这些人会加入反对派，使叙利亚自由军的行为更加激进，从而使他们成为中间派眼中的恶徒。这一做法使冲突的宗派主义色彩更浓了——至少像哈希姆这样的旁观者是这么认为的。截至2013年春天，这个路人皆知的计划开始收到回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伊斯兰国”的组织在叙利亚北部取得惊人的发展。
这时候哈希姆一家还在大马士革，与另外三个背井离乡的家庭合住在一所两居室的公寓里。看到局势毫无好转之意，哈希姆一家准备申请护照，离开叙利亚。从那段时间来看，这真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在移民局护照申请办公室，当着孩子们的面，哈希姆被再次抓起来投入大牢。他看到牢里还有老年人和儿童，有的已经被关了几个月，奄奄一息。与上次一样，他又遭受一顿毒打。不过，由于监狱里犯人较少，这一次的遭遇比他第一次的遭遇要好一点儿，至少他可以躺下来睡觉。他第二次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也比第一次短很多。哈希姆被关押期间，调查人员到水务局找他以前的同事了解情况，一个阿拉维派的同事竭力说他的好话。几天后，他获得了自由。尽管有点儿惴惴不安，他还是决定再次到移民局申请出国护照。他走到门外一位警察身边，试试运气。哈希姆问道：“抓捕名单上还有我的名字吗？”那位警察很同情他，走到大楼里去帮他查看记录。几分钟后，那个警察出来告诉他：他现在已经是清白之身。于是，哈希姆便只身前往办公大楼，再次提出护照申请。让他吃惊的是，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好运简直是突如其来，但他没时间庆祝。他需要赶快离开这里，但他们全家能去哪里呢？哈希姆和哈雅姆想到了约旦，那里现在有1/10的人是叙利亚难民。不过他们听说那里难民营的条件极差，还不允许叙利亚人找工作。黎巴嫩是第二选择，当时逃到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有100多万，占该国总人口的1/5强。不过哈希姆担心他们的前往会遭到巴沙尔在黎巴嫩的支持者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烈抵制。他们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埃及。2013年6月，埃及政府对叙利亚人仍持欢迎态度。
那就去埃及吧，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钱的话。由于可售卖的房屋也没了，他们没钱购买前往埃及的机票。除了结婚戒指外，哈雅姆把自己的珠宝首饰都变卖了，但仍买不起机票。不过他们可以坐公共汽车去约旦，然后再从约旦坐船前往埃及。只需花上1.1万叙利亚镑，他们就可以做卧铺客车到达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然后再花上65美元，就可以从那里乘船抵达埃及。
哈希姆一家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不过临行前还需要说服一个人：哈希姆的父亲。对于哈希姆想带着全家去往安全之地一事，他的母亲非常理解，但他的父亲对自己的前景感到焦躁不安。如果哈希姆不在身边，那么将来谁来照顾他呢？“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在他们最后几次见面的时候，哈希姆的父亲曾如此问道。“我很抱歉，爸爸，”哈希姆回答说，“但这里实在没法待了。我必须得走，这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妻子。”
2013年6月26日，大约正午时分，哈希姆全家来到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广场。广场上挤满了准备离开的叙利亚人。广场附近有很多家旅行社，内战爆发前，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外出度假的游客。现在数百名排队上车的乘客却是在准备逃离叙利亚。
哈希姆一家乘坐的那辆车被挤得满满当当。前往约旦的途中，车辆要穿过一个交战地带。他们路过了起义始发地德拉，那里至今仍饱受战争之苦。他们还经过了政府设立的几个检查站，被那里的士兵辱骂戏弄了一番。那些士兵冲他们大喊：“你们为什么要抛弃这个国家？”后来他们又路过了叙利亚自由军检查站，自由军的士兵也用羞辱性的言语辱骂他们：“你们要跑了！”只有叙利亚救国阵线的圣战者们（其中一些人后来建立了“伊斯兰国”）的言辞完全不同，他们这样冲车上的人喊话：“你们这是在放弃圣战，你们不想成为圣战者。”
途中经过的每一个检查站对他们来说都是严酷的考验。每到一个检查站，所有乘客都得把自己的行李从车上拽下来打开，以供检查。每次检查都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检查站的那些人还经常偷他们的行李，哈希姆一家就丢了三个行李箱。在政府设立的一个检查站，士兵们发现车上的一个年轻人在通缉人员名单上，于是抓住他，准备把他揪下车。其他乘客都吓坏了，他们知道这个年轻人此去必定凶多吉少。于是，乘客们转而向司机求助，因为司机每周都要开车路过这里。乘客们问司机是否认识这些士兵，问问他们要多少钱才能放了这个年轻人。司机回来告诉他们一个数字：2000叙利亚镑。大家开始凑钱，车上的每个人都从身上最后那点儿路费里捐了一部分出来。哈希姆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但那个人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最糟糕的也许是最后一个检查站：与约旦交界的纳西布检查站。凌晨3点钟，他们到达该检查站，边防检查人员准备做详细的检查，但检查站的电脑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们不得不在车上等着检查人员把电脑修好。当时哈希姆心里想：也许我们这些人永远也出不了叙利亚了。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电脑依然不能用，直到6个小时以后，他们才通过检查，进入约旦境内。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位于红海边的亚喀巴港。午夜时分，他们乘坐一艘小船从亚喀巴港出发；大约在6月27日凌晨4点，他们抵达了埃及西奈半岛一个不大的旅游城市：努韦巴港。几天后，埃及关闭了边境大门，哈希姆等人是最后一批进入埃及境内的叙利亚人。
到达安全地区，哈希姆百感交集。看到孩子们终于逃离了战争地区，他如释重负，但他也忘不了留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们。也许这辈子他都不能再见到他们，不能再跟他们拥抱了。第二章第二个海洋难民离开尼日尔的阿加德兹，进入无边的撒哈拉沙漠（优素福·萨诺戈摄）走出撒哈拉沙漠2015年8月，尼日尔
你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从阿加德兹到利比亚的道路。你驾车沿着当地一条飞机跑道的边缘前行，然后左转，再从岔路口右转，然后再向前行驶会经过地平线上一座孤零零的房屋——警察局设立的检查站。这就是那条路。这条道路没有铺设柏油，只不过是散落在沙漠之中的几条车辙而已。只有为数不多的当地司机才知道沿着哪些沙丘行进可以穿过撒哈拉沙漠，沿着哪些沙丘前行会进入死亡之地。由于道路不熟，在三天的旅途中，我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路。
然而，西非地区的大部分难民，只有先通过这条通道，才能穿越利比亚内战区，才有机会冒死横渡地中海。最终，能到达法国加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许多人都倒在逃亡途中。
造成欧洲难民危机的主要是像哈希姆这样逃避战祸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平复这场危机的重点就在这些人身上。假如中东地区的战争突然结束，那么难民潮也会逐渐衰退。然而，并不存在终结战争的“灵丹妙药”。即便能找到，它也阻止不了成千上万的厄立特里亚人不断地逃往欧洲。此外，在厄立特里亚西部数百英里的地方，尼日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也在源源不断地朝着欧洲进发。
因此，要想全面了解这次难民危机，你就必须循着这样一条路线进行考察：尼日尔中部那座传说中的泥砖大城阿加德兹外围的那条“道路”，西非人通往利比亚的那座中转站，越过地中海之后的道路。你还需要考察一下从苏丹首都喀土穆往北延伸的那条类似的小道，这是非洲之角的移民常走的路。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水域有多么凶险的话，大多数海难都发生在这些水域。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人们敢于如此涉险，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他们抵达海边前的经历。“你要知道，利比亚有两个海洋。”在我担任移民问题报道记者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一位救援人员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地中海，另一个是利比亚南部的撒哈拉沙海。”
为了弄清楚此人话中的确切含义，我来到了位于阿加德兹北部沙海之中的那些车辙前，并遇到了一个年轻人。由于只有在匿名的前提下他才愿意跟我交谈，我便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称他“西塞”。西塞今年25岁，拿到过地质学专业的大学文凭。西塞性格沉稳，口齿清晰，衣着讲究。他曾在尼日尔北部的一座铀矿工作过，还在撒哈拉沙漠带过几年旅游团。后来，随着区域性战乱的爆发，旅游业陷入了萧条，西塞又转行从事第三份工作：人口走私。
结果，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沙漠中识别通往利比亚之路的人之一。实际上，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沿途所要经历的各种凶险。西塞每周都要开着皮卡，拉着30名乘客，进行一次艰苦的跋涉。由于沙尘暴不断改变沙漠的面貌，所以他们每次走过的路线似乎都不太一样。西塞对撒哈拉沙漠就像对自家卧室那样熟悉。其他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经常迷失在沙漠之中。有一次，有人迷了路，车没油了，水也喝光了。“如果没有了水，”西塞说，“你在沙漠里活不过三天。”
我在相对安全一些的阿加德兹经历过前面所说的那种沙尘暴。我曾在开罗居住过三年，多次看到沙尘暴的样子，但它们都无法与阿加德兹的沙尘暴相提并论。阿加德兹是一座呈蹲伏状的城市，城区拥挤不堪，大片低矮的黄泥建筑环绕在一座孤零零的、高27米的尖塔四周。这座尖塔隐现在周围的建筑中，就像一座土坯建成的攻城塔。不过，一旦沙尘暴来临，你连大街对面都看不清楚，更不用说这座尖塔了。大团大团的沙子像云一样席卷市内的大街小巷，几秒钟前还在眼前的店铺门面转瞬间便消失了。即便大门紧闭，沙粒也能从门缝里渗进来，房间封闭得再严实，地面也落上了一层粗沙粒。每当沙尘暴来临，一波一波的沙子如同海岸边的惊涛骇浪一般撞击着整座城市。沙子在空中翻滚，把素丹的宫殿淹没在一片黄色的迷雾之中。如果在沙漠里遇到这样的沙尘暴，汽车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沙子淹没。
此外，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匪徒：敌对的蛇头、圣战主义者，或者投机分子——这些人的目的很单纯：偷走你的汽车，然后把你扔在沙漠之中。我到访此地的前一夜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件，结果一家人死于非命。“如果幸运的话，你可能获救，”西塞说，“如果你没那么幸运，他们会把你连同其他旅客一起杀掉。”
没人知道在这些路上到底有多少人丢掉了性命。2015年，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至少40具尸体。每发现一具尸体，就意味着另外5—50具尸体可能永远无法找到了。然而，在西塞偷渡过的一位名叫约尔·戈麦斯的乘客看来，答案再清楚不过了。戈麦斯来自喀麦隆，是一位失意的足球运动员。他评论道：“在我看来，撒哈拉比地中海危险多了。”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仍愿意冒险一试。
我第一次遇到西塞和戈麦斯，是在8月的某个晚上。当时已是深夜，西塞和戈麦斯正在阿加德兹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转悠。在这个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城市，每晚都有数以百计的移民以合法的方式到来。根据当地官方估计，2015年的移民人数达到10万。阿加德兹位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最北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各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那些签署《申根协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们往来于这些国家可以不用签证。这个地区的人们都知道，任何有点儿手段的人都可以坐上公共汽车，从尼日利亚的海边出发，经尼日尔到达撒哈拉沙漠的另一端。公交车司机会在阿加德兹停一下，然后人口走私就从这里开始了。
每天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客车会陆续抵达这里。乘客们蹒跚着走下汽车，经过20个小时的长途颠簸，很多人都恶心地想吐。在车站附近等候的就是像西塞这样的蛇头。大多数人都去寻找专门的蛇头，以前偷渡成功的朋友们会给他们推荐蛇头。一些人没有这样的关系，便在到达这里后自己去找蛇头。随后这些人被用车送到这个城市的一些大院子里。
阿加德兹只有少量多层建筑物，大多数是清真寺。清真寺的隔壁是阿伊尔高原素丹的宫殿，这位素丹仍在当地司法系统里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这两种建筑物，其他大多数房屋都是单层的庭院式住宅。每栋房屋都用一道没有窗户的围墙圈绕起来，这就是大院。其中大约有50个大院（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归当地蛇头所有。这就是关键之处：这些大院可以轻松地藏匿100名准备去利比亚的移民。
移民一旦走进大院，讨价还价便开始了。从阿加德兹到利比亚的费用大约是15万西非法郎。有的旅客称自己付了500欧元（约36万西非法郎）。西塞却声称他对自己的30名乘客每人只收5万西非法郎。
收入如此丰厚，这种生意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2015年5月，在欧盟的压力下，尼日尔政府下令禁止人口走私。同年8月，我去拜访阿加德兹的警察局长，了解一下政府禁令成效如何。他自豪地说，禁令非常有效，实施得非常好。说完他按了一下闹铃，叫来了手下反走私部门的负责人，让他把逮捕的蛇头数量统计一下。半小时后，那个警官拿了一张小纸条过来。纸条上手写的数字显示，在近三个月里，他的手下抓捕了14名蛇头，还有一名蛇头在他们的劝阻下退出了这个行当。
我又问道：“贪污受贿的情况怎么样？蛇头们为了通过检查站，现在还给那里的警察行贿吗？”“你说的这种情况在两年前是存在的，”警察局长声辩道，“但那件事情之后（他暗示的是两年前一份报告提到的警察定期收受蛇头贿赂的事），所有受贿的警察都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新来的警员都很害怕出事。现在已经没有车辆通过警察检查站了。”
遇到此类情况，你千万要忍住，别笑出声来。走出警察局你就会明白，仍有很多蛇头在警察的保护下从事着旧业，西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从政府颁布禁令以来，他变得小心翼翼。当我要求跟他见第二、第三次面时，他害怕其中有诈。我们第一次在车站谈话后的第二天，他让我在市场里那些用亚麻布搭建的摊位旁等他。他先派了一个人过来，看看有没有陌生人跟我在一起。
然而，事先过来打探的那个家伙实际上是西塞雇来的便衣警察。“不用担心，”这个警察在电话里跟西塞说，“这个家伙没问题。我在警察局长办公室里见过他。”
这绝非唯一一个收受贿赂的警察。在抵达利比亚之前的那三个检查站，为了让乘客安全通过，西塞按人头每人交给警察一万西非法郎。“禁令并没有改变什么，”西塞笑眯眯地说，“只要给警察们一定数量的钱，你就可以继续经营自己的大院生意。”
这个城市的节奏仍然按着蛇头的时间表起伏波动。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加德兹一片祥和。快到星期一——大多数蛇头一起出动的时候，整个城市突然快速运转起来。蛇头们最喜欢的车是白色的丰田皮卡，他们通常会把窗户封得不透一丝光，车子也不挂车牌。一到周末，这些丰田皮卡就会大量涌进城里，急匆匆地赶到修车工那里去进行紧急维修保养。随后他们便会带上备用油桶和备用水。每跑一次车，西塞都会购买470公升的备用汽油和250公升的备用水。其他十几个蛇头的准备工作也跟他差不多。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参与了人口走私。
星期一下午，整个活动达到高潮。蛇头们在大院外将30名乘客集合到一起，然后把他们硬塞进丰田皮卡后面的车斗里。司机有时是从利比亚那边过来的人，他们挣的钱需要跟大院的主人分成，有的司机则是像西塞这样亲自开车的尼日尔蛇头。
不管怎样，蛇头都试图把乘客身上最后一分钱榨干。乘客们在车上拥挤不堪，以致车斗外圈的那些人都脸朝外坐着，双腿从车斗的挡板上耷拉下来。各就各位之后，乘客们会抓住绑在车上的木棍，以防在行进过程中从车上掉下来。
随后，他们便出发了，经过那条飞机跑道，奔向那座孤零零的警察检查站。司机的同伙们正在检查站四周转悠，确保警察能够将他们放行。其中一个人打电话通知大院里的人。“赶快过来，”他说，“道路扫清了。”几分钟后，蛇头们的卡车就从检查站猛冲过去，而值班的警察们则把脸转到另一边。此时他们对我乘坐的汽车比对那些走私犯的汽车更感兴趣。警察局长的话一点儿都不诚实。
对此事视而不见的不仅仅是警察。蛇头们之所以选择在星期一大批出动，是因为他们可以跟着每周出动一次的军车车队进入沙漠。这事儿似乎也没人在意。“军队领着我们出了城，”我之前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尼日尔移民对我如是说，“士兵没有阻止任何人。”
正是这些话使我弄明白了移民欧洲的人员规模和促成移民的各派势力，也明白了任何想阻止人口走私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阻止叙利亚内战的发生，利比亚实现和平也是可能的，这样便可以抑制利比亚沿海的人口走私活动。即便如此，每年仍有10万人从尼日尔境内穿过，因为没人愿意阻止他们。在这个被列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里，在这个几乎没有实体经济的城市里，人口走私就成了当地许多人（包括各类官员在内）的重要收入来源。看看下面的统计数字就知道了。每运送一次移民，一个蛇头差不多能赚4500万西非法郎。在这个家庭年平均收入不到500英镑的国家里，一个蛇头一年就可以赚25万英镑。阿加德兹所有蛇头一年可以赚1600万—1700万英镑。这些数字没有扣除行贿用的那些钱。据我估算，其中大约100万英镑用于贿赂警察。
对于一个拥有大量旅行社的城市来说，这笔钱的意义非同小可。2007年前，阿加德兹一直是一个旅游城市，那个小型飞机跑道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机场。后来，当地柏柏尔人（又称阿马齐格人）发动叛乱，地方的基地组织也逐渐崛起，旅游业便陷入停滞状态。即便后来形势得以平复，也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旅游了。如今这里的酒店大多数都空闲着，逐渐荒废。即便名气最大的、来访的欧盟官员们下榻的奥贝尔杰·得阿兹酒店，也难以维持生计，酒店老板干起了工程建设之类的副业。
我想面见素丹，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但在约好见面的那天，素丹要离城去参加一个葬礼，于是我便与他的首席顾问穆罕默德·图瓦拉见了面。我俩坐在城里那座著名尖塔附近，图瓦拉解释说，要从经济崩溃的角度来看待人口走私盛行的问题。“这只是你看到的一部分，”图瓦拉叹了一口气说，“由于战乱不断，现在已经没有游客来阿加德兹了，手艺人做的工艺品也卖不出去。很多人不得不换工作，一些手艺人改行去做了园丁，另一些人则做了蛇头。”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几个世纪以来，阿加德兹一直是那些准备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游客和商人的重要聚集点。在中世纪，往来于廷巴克图与地中海之间的盐商和黄金商人都经常路过这座城市。到15世纪，阿加德兹有了自己的素丹，建起了壮观的清真寺，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一直保留到现在。如今人们从这些大街小巷穿过，不过是重复5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与以前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城市的规模。近年来，尼日尔的移民数量有多少，没有具体的数据。然而，假设10年前从利比亚偷渡的人口数量是现在的1/3，那么当初沿着最重要的那条路线前往利比亚的人数也比现在少得多。那时候如果想去欧洲，还可以从塞内加尔到加那利群岛，或者从摩洛哥抵达西班牙在非洲西北部的殖民地。由于这三个国家之间加强了安全合作，这两条路现在都被截断了。作为移民路上的中转站，阿加德兹的地位也就变得更为重要了。“形形色色的人不断涌来，”图瓦拉说，“不过以前我们不知道还有‘移民’这个词。在最近四五年的时间里，‘移民’这个词才出现在我们的语言中。”
要想弄清楚撒哈拉沙漠到底有多恐怖，你得沿着从苏丹出发的东部路线去看看。离开阿加德兹后，乘客们经常被蛇头绑架，惨遭折磨。但这些人的遭遇，与那些从喀土穆出发的人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经常走这条路的人们包括那些逃离专制独裁体制的厄立特里亚人、逃离内战的索马里人以及达尔富尔大屠杀的幸存者。大沙漠对他们的严峻考验，比他们想要摆脱的痛苦和折磨要恐怖得多。
同往常一样，为期一周的旅程开始了。难民们在乌姆杜尔曼区（阿加德兹郊外一片低矮的社区，横跨那条流经喀土穆的尼罗河）一个用黄泥筑成的大院里集合。随后，在黎明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被塞上卡车，每辆车上都挤了几百号人。然后，司机驱车数百英里，穿过沙漠，抵达利比亚边境。在那里，乘客们被转交给利比亚蛇头，这些蛇头再把他们分装到那些臭名昭著的丰田皮卡车上——每辆皮卡车的车斗里挤30人。接下来，他们驱车前往利比亚东北部的亚季达比亚省，这段路程比之前的要长一点儿。据我遇到的几批厄立特里亚人讲，这条路比海路凶险多了。
就像在尼日尔一样，人们在苏丹境内的那片沙漠里也容易迷路。最后，燃油和饮用水都耗尽了。人们像沙丁鱼一样紧紧挤在卡车的车斗里，几乎每次旅程都有人因脱水或从车上摔下来而死去。我遇到的一个厄立特里亚人告诉我，他所乘坐的车上有8个人被热死了。还有一些受访者告诉我，由于翻车，他们的腿都摔断了，并且直到数周之后他们在海上获救时，才得到医治。
移民还会遇到土匪、民兵和边防人员，15岁的厄立特里亚小伙子亚当在穿过沙漠时就曾多次遇到他们。这些人是在西西里遇到亚当的。几天后，他在地中海获救。亚当的脸上总挂着充满信心的微笑，他头脑清晰，口齿伶俐，掩饰了在描述自己经历时内心的恐惧，让人看不出他这么小的年纪却有如此不凡的经历。亚当只有5英尺高，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小。从厄立特里亚穿越沙漠的经历给他带来的精神创伤比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经历的创伤都多。这个孩子身穿T恤，瘦得皮包骨头，经常一整天跟朋友们在外面玩，怪不得可以熬过长达数月的漫长旅程。
亚当当初走的路线靠近苏丹、利比亚和埃及三国边境的交汇点。他所乘坐的由13辆丰田车组成的车队在接近埃及时，遭到埃及警察的枪击。车队只好改变行进方向，绕开埃及人。结果车队迷失了方向，亚当的几位好友渴死了。在利比亚北部，他们遇到了一支民兵武装。由于蛇头事先没给民兵好处费，民兵们立即向他们开枪射击，结果又有几名移民和一个蛇头被打死。
好不容易抵达亚季达比亚省，在地中海海岸，亚当又沦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在中央政府出现真空的时候，控制利比亚局势的地方民兵组织对人口走私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经常采取鼓励态度。
然而，现在无论是亚季达比亚的主要民兵组织还是苏丹政府都想昭告全世界，他们已经准备好对移民问题痛下杀手。作为喀土穆和亚季达比亚当局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包括亚当在内的这些移民又被遣返回苏丹，在一个电视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亮相，可谓倒了大霉。苏丹政府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你们都看好啦——我们的边境执法已经严起来了。
事情变得再糟糕不过了：亚当一行人被投进监狱，然后被判驱逐回国。就在亚当马上要被遣返回国时（回去后有可能会被判刑），联合国干预了此事，说服苏丹政府维护国际法，把这批难民安置在苏丹，即厄立特里亚边境的一处难民营里。亚当本来就快到达地中海了，然而经过4500公里的返程路途后，几乎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
亚当整个旅途中最残忍的事情发生在他回到亚季达比亚的几个星期后。一些人选择经由西部路线前往利比亚，这样可以摆脱被绑架和遭受敲诈勒索的命运。大部分人选择东翼路线。在这条路线上，被敲诈勒索是家常便饭。这是经营这条路线的蛇头们的主要敛财手段。“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一位厄立特里亚难民权益活动家告诉我说，“我们知道难民在哪里会遭受折磨，知道该付出什么。我们早有准备，这很正常。”
这种“常态”的过程是这样的：到达亚季达比亚后，你就被关进一个大院里，等待全家人凑够钱付给蛇头。无论你的亲属身在何处——以色列也好，苏丹也罢，甚至英国——这些蛇头都能跟他们取得联系。你的家人可以亲手把钱交给他们。没有谁会在到达亚季达比亚之前把钱交给蛇头，因为收到钱之后这些家伙可能就不带他们上路了。也没人随身携带现金，一定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付钱，因为在路上钱可能被偷。因此，你的家人不得不凑齐1600美元的追溯支付款，以便为你的沙漠之旅埋单。如果你的家人凑不够钱，蛇头就会在折磨你时，让你的家人在电话里听。我采访过的一个索马里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被人用木棍和枪托殴打，持续了一个月。亚当等待了6个月，他对我说，作为惩罚，他们让他顶着利比亚的炎炎烈日，单脚在外面站着，每天站12个小时。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亚当脸上的笑容不见了，露出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不再看着我和我的翻译，而是低下头直愣愣地盯着地面，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后，他还是浑身不停地抖动，抽泣起来。我们中止了采访，这个小伙子把头紧紧地贴在翻译的肩膀上。在西西里阳光明媚的海边小路的长椅上，你很难想象他为了来到这里，到底经历了多少苦难。我想到了我在他这个年龄时可能会做的事情——应该正在争取优异的成绩，准备上大学吧。亚当却只想找个能够活下去的地方。
在亚季达比亚，如果你的家人肯交钱，在交过钱后，你就会被转交给另外一批蛇头。然后，根据蛇头落脚点的不同，移民分别被带到西部的一些城镇。我遇到的几批厄立特里亚人被装在密封的厢体汽车里，被带到一个名为本·瓦利德的地方。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几乎每次运送移民途中都会有人因脱水或窒息而死。他们之所以要把移民装到厢体汽车里，是因为路上会经过“伊斯兰国”的领地。如果“伊斯兰国”士兵发现车里有难民，他们就会把车拦下，把穆斯林放掉，把基督徒抓起来。这就是蛇头使用油罐车之类的有密闭厢体的车辆的原因：士兵们很难看清车里装的是什么。
我曾遇到过9位非常不幸的人。他们坐在敞篷卡车的车斗里，经过“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总部苏尔特时，一下子就被发现了，并被关进“伊斯兰国”的一处集中营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后来，一次炸弹爆炸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这些厄立特里亚人才得以逃脱。之前他们中的一个人想逃跑，结果被子弹击中了腿部。
即便最终到达类似本·瓦利德这样的地方，生活比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在那里，你会被关在另一个蛇头的大院里，重复以前的步骤：关起来不停地折磨你，直到你的家人把钱支付给留在老家的蛇头的亲戚。这一次的费用是2000美元，包括渡海旅程的预付款。付过钱后，你会被转移到位于海边的第三处被称为“马兹拉”的大院。你还要继续在肮脏的环境里等待数个星期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有时可能是好几个月。这里一天只供应一顿饭，偷渡者照例还会挨揍，妇女们经常遭到强奸。“人类所能遭受的所有苦难在这里都能体验到。”我跟一位名叫塔德兹的厄立特里亚医生在地中海深处见面，他如此对我说，“当然，没到那里之前我们就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么做呢？”
欧洲很多人自认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乘船而来的人试图依附并榨取欧洲人优厚的福利体制。《太阳报》的专栏作家凯蒂·霍普金对这种论调做了一个最臭名昭著的总结，她声称，那些渡过地中海的人就像蟑螂一样，“英国的各个城镇到处挤满大群移民和寻求庇护的人，并且像大富翁游戏里那样不断地给他们提供金钱资助，那他们最终会变成一个个溃烂的‘脓包’”。霍普金的这段话遭到广泛诟病，然而这不过是政府官员们较为含蓄的态度的一种不太文明的表达而已。2015年，难民危机达到高峰，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不断地给人们制造这样一种假象，即这些地中海移民抱着一种特殊的目的而来：攫取欧洲的资源，摧毁欧洲文化。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就曾说，难民的流入“将会使欧洲妇女的美貌荡然无存，因为她们也会学着难民的样子，用长袍将身体从头到脚罩起来”。
在中欧和东欧，领导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言论：90%的移民是冲着他们发达的经济条件而来的。英国政府也持相似论调，但英国人很聪明，没有去捏造那种会被轻易揭穿的统计数字。与霍普金的观点类似，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把移民比喻成“蜂群”。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则称他们是下定决心蹂躏欧洲文化的入侵者。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特蕾莎·梅经常嘲笑那些认为难民只是为了寻求安全庇护的言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王牌时事栏目《今天》的采访时，特蕾莎·梅说道：“人们到处都在谈论难民问题。但如果你调查一下那些穿过地中海中部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来自尼日利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国家。这些人属于经济移民。”
出现这种论调的原因有三个。第一，2015年地中海中部海域不再是进入欧洲的主要路线，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水路。第二，根据欧盟的统计，在坐船抵达欧洲的人中，84%来自全球十大难民输出国。第三，即使在地中海中部的国家，绝大部分难民都有足够的理由逃离自己的国家。这个原因与本章主题的关系最密切。
特蕾莎·梅的说法没错，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尼日利亚是三个经由利比亚输出难民的主要国家。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正如特蕾莎·梅含蓄地指出的那样，这几个国家的公民不享受1951年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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