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心理辅导咨询案例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光兴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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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辅导咨询案例集试读：

第一部分 危机干预篇

走出悲伤的泥沼

南茜·鲍埃德·韦伯是对经历丧失和创伤性死亡的儿童进行游戏治疗的权威。她最畅销的书包括《儿童的危机干预》、《父母—儿童家庭关系中的文化差异》等。她制作的录像《游戏治疗技术：一个临床示范》获纽约电影节国际非广播媒体竞赛三等奖。韦伯医生是纽约游戏治疗协会的理事，并担任多种有关临床、儿童与家庭的出版社与杂志的编辑。韦伯医生是临床社会工作方面认证的专科医生，注重游戏治疗督导。从1979年起，她成为福德罕大学社会服务研究院的一名社会工作教授。除教书、写作和做顾问外，韦伯医生坚持临床实践和督导，为学校和其他一些机构作咨询。她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作过有关游戏治疗、创伤和丧亲的演讲，并开设过工作室。

9岁的卡尔死于车祸，他的朋友苏珊反应如何呢？苏珊从读幼儿园开始就和他熟识，他们的母亲关系也很好。苏珊没有哭，甚至在葬礼上也没哭。自从出事以后，她也没有谈到过她死去的朋友卡尔。当她的母亲造访卡尔的母亲时，她拒绝进入他的房子，而是在外面的车子里等。苏珊一直做噩梦，她的母亲很担心她，因为她“抑制了她所有的感情”。苏珊的母亲在卡尔出事三周后带苏珊去作了咨询。

苏珊9岁，四年级，积极参与女童子军活动。苏珊的母亲蒂娜·詹姆斯，43岁，以前是教师，目前在家。她的父亲唐·詹姆斯，43岁，证券经纪人。她的妹妹贝基·詹姆斯，7岁，二年级，被母亲描述为“吵闹的，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因为她是如此‘兴奋’”。苏珊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的兄弟姐妹都居住在西海岸。詹姆斯一家在东海岸生活了大约12年。他们与西海岸的亲属保持电话联系，偶尔也去拜访。在苏珊出生之前，她母亲和卡尔的母亲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他们两家的情形很相似。苏珊和卡尔出生在同一年，在孩子的学前阶段，两位母亲在一起过了很长时间。苏珊和卡尔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进了同一所小学，尽管不在同一个班级里。基本评估

根据DSM-IV-TR（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对苏珊作出以下评估：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阶段，包括儿童期”（APA，2000，p.466）。在安排治疗时，将检查这些标准作为参照。

A.暴露在一个创伤性事件下。苏珊的朋友卡尔突然死亡，身体被损毁，当然符合这一标准。在这一特定情境里，“损毁”包括头部严重的损伤，也包括有流言说，当车窗内进入东西时，这个男孩的头被切掉了。这些情况在苏珊的家庭里并没有公开讨论，以防止产生恐惧感。卡尔的家庭也没有。但是苏珊一定会听到在校园内流传的有关卡尔损毁事实的流言，由于缺少公开谈论，她可能认为这些都是真的。

B.重新体验创伤事件。苏珊每夜从被怪物追逐的噩梦中醒来。尽管梦境并不是事故的复制品，但它们毫无疑问引起了苏珊强烈的焦虑。她在事故之前从未做过这样的梦，因此，这些梦可能与卡尔的死有关。

C.避免与创伤相关的刺激或表现麻木。苏珊不愿进入卡尔的房子，这显然是逃避有关他的记忆的一种方式；她比平时睡得多，这可能是为了逃避与创伤有关的想法或远离他人；她看上去也抑制了情感，以无泪为证。

D.增加唤醒。苏珊的母亲报告，她的女儿易怒；她在注意力方面也表现出困难。

E.持续时间。标准特别指出，至少一个月必须有明显的症状。苏珊的母亲在三周后带她来求助。然而，症状在治疗开始之后持续了几个星期。

F.悲伤/损害的程度。苏珊的作业质量降低，她因噩梦缺少睡眠而疲倦。初步评估结论：苏珊属于儿童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安排的背景

治疗是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安排给我的，他通过教堂了解了卡尔的家庭。卡尔的母亲对他说，苏珊变得“愤怒、暴躁和差劲”。

对于一个新的案例，我通常的程序是在见孩子之前，先单独见见其父母。目的是获得问题的具体历史，与父母讨论如何为孩子准备即将到来的评估。在这一案例里，我决定先安排一个约会，立刻见孩子和一到两名家长，因为我认识到目前的情形对于孩子来说很不合适，应立即作出危机干预。因此，我和苏珊的母亲在电话里作了详细谈话，获得了有关信息。我建议她在我们预定约会之前告诉苏珊，她已和帮助面临过死亡的孩子的家庭医生谈过话。第二天放学后，她会带苏珊过来与我谈话。我建议苏珊的母亲不要详细地描述约会，但要通过她的方式表达必须有这一次约会。我对詹姆斯夫人也说了我想见苏珊，因为我知道，对她来说，和某个人说说话是有帮助的，尽管我理解苏珊一开始很难做到这些。与孩子的第一次面谈

在约定时间，我的门铃响了，苏珊的母亲慌张地进入会客室，说苏珊待在车里拒绝进来。我的即时反应是告诉这位母亲我会到车里去和她女儿谈话。没有考虑到这是纽约2月华氏30度（-1.1℃）的气温，我没穿外套就离开了办公室，在出口处我立刻发现了车内的苏珊。车子的发动机还在响，苏珊坐在后座上。我走向车窗，她看上去很不情愿，但她意识到我没穿外套，而天气很冷。我记得自己对她说：“进来吧，这样我们可以在室内谈话。这儿太冷了！”苏珊走出了车子，和我一起进了办公室，她的母亲去停车。我的感觉是“好吧，至少我们达到了第一个基点。让我们看看下一步会如何”。下面是面谈的摘录。

T：治疗师

S：苏珊

M：苏珊的母亲

T：嗨！很高兴你同意进来。那儿可真冷！我猜你不想进来，但既然你在这儿了，我们还是试着互相了解一下吧！（这时她母亲进来了，我邀请她加入。）我知道你最近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间，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要带你来见我吗？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都很难，但她可能比我更害怕和不适。让她不再害怕是我的工作。她的母亲能执行我的指导，带苏珊来这儿，真是太好了。我想知道苏珊会如何反应。

S：我每夜都从噩梦中惊醒，早晨不想起床。我一直很累，即便是在晚上8点就上床了。听上去她累坏了！

T：听上去真是糟糕！你能告诉我做了什么梦吗？对她的关注同样表示关注。

S：我梦见在我的壁橱里有一只大猩猩，它偷偷溜到我的床上抓我，把我带走，在烘烤架上烤我。

T：那一定很恐怖！梦把你惊醒了吗？

S：是的，然后我跑到妈妈的床上去了。

T：我知道你的朋友在一次意外中死了。你刚经历一次可怕的体验！关于这个，你能告诉我你发现了些什么，你被告知了些什么吗？我觉得苏珊感到了我对她的理解。与她的目光接触很好。我准备直接冒险问她关于卡尔死亡的事。

S：妈妈和爸爸告诉我了。那天我得了流感待在家里，没去学校。

T：听到的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我知道你和卡尔是好朋友。她没有给予任何反应，看起来很防范。

S：今年我的生日派对没邀请他。她否认他们的友谊，还是觉得内疚？

M：苏珊举办的是一个“全是女孩”的保龄球派对。

T：我知道很多9岁的孩子都那样做，我相信卡尔能理解。想使这一情况普遍化。

这时我想苏珊可能愿意和我单独待一会儿。当我和苏珊单独谈话时，我请她母亲在休息室等候。我拿出一些画纸和笔，想知道苏珊是否会通过绘画来交流。

T：你妈妈告诉你我是哪种医生了吗？

S：（看上去不确定）一个治疗师？

T：对了，我是一个治疗师。你知道治疗师是做什么的吗？

S：（耸耸肩，看上去不确定。）到现在为止还不错。她对我的角色理解吗？

T：我帮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缓解焦虑：有时我们谈

话，有时我们做游戏。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担心。谈话中断一会儿如何。当孩子们在这儿时，我通常邀请他们画些东西。画个人怎么样？（苏珊很热切地选了一张纸，开始画一个女童子军：在人像周围有很多标记，意味着雨、风还是混乱？见图1。）我明白她是一个女童子军。你画得很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但我想再见到你，我和你妈妈再定一个约期。

S：好的，谢谢你！既然苏珊穿着女童子军服，这显然是个自我画像。我故意不提到标记，因为我不想让苏珊对她的画有自我意识。

考虑到苏珊不情愿过来，这应当是个好的开始。她接受帮助的动机是因为噩梦，关于卡尔之死她不带任何感情。我们最初关系的建立可能有助于缓解她对梦的不适感。图1第二次和第三次面谈

接下来的两次面谈，每周一次。苏珊报告说她继续做噩梦，她对梦的描述发生了变化：从说它们是“惊慌的”到给予了很多细节。其中一个梦，她在“一幢大厦里，有很多门、窗和房间。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一只怪兽正追赶我们。我很害怕，惊醒了，跑到母亲的床上”。我的反应是理解她的感情，对她说：“有时我们白天担心的事会在夜晚回来追赶我们。”苏珊对这一类陈述通常的反应是说：“一切都好，我对什么都不担心。”她的观点是，她唯一的问题在于噩梦，以及有时在学校时头痛。我的角色当然是不能和她争辩，但要给予她机会，在游戏中象征性地表达一些感情。在第二次面谈期间，我请苏珊画一个家庭。她很快地用笔画了五个人像，然后用绿色的笔给他们的衣服着色，用蓝色添加了帽子和面部表情。没有一张脸看上去是快乐的。最后，苏珊围着人像画了一个循环的螺旋状“旋风”（见图2）。当我要求苏珊描述这个家庭时，苏珊活泼地说图2道：“这是我的女童子军队。我们现在可以做个游戏吗？”她从我的有很多玩具的游戏架上选择了战舰游戏。这是一种由两个猜他们对手船的位置的游戏者组成的游戏，然后通过大声叫喊精确位置以“炸毁”船只，几次正确的猜测会引起船只“下沉”。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游戏很少由学龄期的女孩来选择，当我们玩时，我开始思考它对苏珊的意义。我推测可能“爆炸”的随机性与卡尔之死中不能预料的元素相似。我对苏珊说的话尽量表达了这种感觉，比如我说：“女孩，你永远不能判断炸弹何时何地会下落！这真是令人害怕！你永远不会知道何时会挑选你的号码。”游戏期间苏珊的情绪很活跃，她看上去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完全不在意我的陈述。

做完一个游戏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苏珊要求再画画。她说她要画一个惊喜，实际上正是如此，她画了我拿着洒水壶在花园里浇花。我感谢她对我们的工作感到乐观，尽管我觉得苏珊对卡尔之死不想公开谈论。这是第一幅苏珊用了很多颜色的画，情绪看上去很乐观，包括天空中有太阳闪耀（见图3）。图3第四次面谈

B：贝基

这一次面谈，苏珊的母亲还带来了贝基，来之前说她还带了卡尔的一些画。我请苏珊的母亲和贝基加入我和苏珊的谈话。她母亲在咖啡桌上铺开了画。贝基和苏珊看上去都不感兴趣。苏珊的母亲曾告诉我苏珊对贝基不大关注，因此我并不把任何特殊意义归因于她的在场。我很感兴趣的是想看看苏珊对这些图片会作何反应。

T：（对苏珊和贝基）现在看这些画一定很奇怪。我打赌你们很难相信卡尔已经死了。

B：当车子开向悬崖时，他立刻就死了。

T：苏珊，你什么也没说。你想单独和我说话吗？（没等苏珊有反应，她的母亲和贝基便起身离开了。）贝基能谈论这个。我认为她表达了苏珊不想说的事。我想苏珊知道我在那儿是为了她，尽管她不想谈话。

S：（其他人走后。）我们可以再玩战舰吗？

T：这是你的时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看出来你不想谈论卡尔，对你来说这一定很难。她想逃避任何有关卡尔的讨论。我觉得我至少得确认我们正从对卡尔之死的讨论中离开。

在玩游戏时，我比前几周更故意地提到死亡。苏珊要求再玩游戏的事实更强化了我的假设，即它对她来说，代表了突然死亡的随机性暴力。我决定“玩它，因为它值得一玩”，既然她不想直接讨论她的创伤性经历，那就希望我们能在游戏的象征中谈论苏珊对死亡的感觉。

T：（苏珊炸了我的一只船后。）船上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会发生什么？

S：他们在游泳，他们想游向岸边。

T：它在海洋里，他们能到岸吗？

S：肯尼迪游到一个岛上，然后回来救他的伙伴，他很勇敢。我们在学校玩过。决定加点压力。强烈拒绝死亡。

T：他很幸运。如果在水里有鲨鱼怎么办？我增压太猛吗？

S：他安全地到了岛上。这一拒绝对苏珊来说很重要。她不能想象死亡，即使是在幻想中。

T：好吧，我只是担心爆炸时那些在船上的人，我希望有人能救他们。

当我们谈论时，我们继续玩游戏，苏珊赢了，她很活跃，她问能不能有两份小吃，因为她“饿了”。我同意了，意识到游戏和我的话可能引起了她的焦虑。然后苏珊要求画画。她画了一张她和我玩战舰的画，她大声叫着赢的号码，我指出她“击中”了我的一只船（见图4）。图4

我对苏珊即使是在游戏中也不愿考虑死亡的可能性印象深刻。她和贝基都不想看卡尔的画，不想想到他的死亡。通过她几乎狂躁的情绪，我意识到了苏珊的焦虑。她吃东西和说话看上去比以前更快，她匆匆画了画，从一个活动移到另一个活动。我相信她担心如果她停止这些活动，她可能被拉入讨论，那会使她受打击。我想知道她能逃避多久。第五次面谈

这次面谈在前次面谈的三周以后，预先安排了一次对父母咨询的面谈，后来取消了这次面谈，因为苏珊“扭伤了脚踝”，医生建议她“别动脚”。

T：自从上次见到你以后有一段时间了。你好吗？

S：我不再做噩梦，也不头痛了。想知道连续中断是否会导致苏珊更“远离”任何抚平悲伤的工作。这会如何影响苏珊来治疗的动机呢？她的受伤可能转而反映了对自身的愤怒？

T：那太好了！那么你的生活部分恢复正常了，除了你的脚。

S：我真气我的脚，因为现在我不能为我的女童子军野营工作了。我不能到处跑。

T：它怎么发生的（你的脚受伤）?

S：它就发生了，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在体育馆玩接力赛，我滑倒了，所以就扭了脚。医生拍了X光片，骨头没裂。听上去像一个事故。

T：好，我很难过你要经历这事，好像你没有充分应付好！

S：你不知道整个经历。我的豚鼠死了，我朋友的父亲死了。（用一种很平常的音调，好像在复述与她无关的事件。）死亡的现实继续，也许累积效应会使苏珊谈到她的感情。

T：告诉我。

S：好的，我从学校回家，发现我的豚鼠死了，我们在后院埋葬了它。现在我想要一只鸟。

T：你悲伤吗？你觉得怎样？

S：没什么，我不担心它。这个女孩说得如此平实，切断了她的感情。我不确信要探究哪个死亡。这是她的咒语。

回应我有关她朋友的父亲之死的表述时，苏珊同样很不耐烦。当我想获得一个情感反应时，苏珊会回答一些事实的信息。她告诉我贝基曾经问过：“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死？”——进一步确认了我的预感，贝基表达了苏珊感受到但不愿意承认的焦虑。

当我要苏珊选择一个活动时，她不玩战舰，也不画画。我想她可能会对黏土制作东西感兴趣。她持续着高能量水平和紧张感，我想玩黏土可能会部分地缓解紧张。苏珊用黏土做了一个蘑菇。在这一次面谈期间，她继续要食物。吃过一盒薄荷糖后，苏珊要求玩木板游戏——糖果国，这种游戏一般是学前儿童选择的。

一些事件使治疗中断。突如其来的死亡和事故看上去在这个孩子的生活中重现，尽管她的反应在表面上仍不带有情绪。她现在“没什么症状”了，这使我很疑惑，我决定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下一次面谈，希望她会发现继续治疗的一些价值。我很高兴她的症状减缓了，并被其中可能的原因迷住了，这也许与她参与游戏治疗有关。第六次面谈

苏珊满脸笑容地开始这次面谈，她报告说她在自然科学测验上得了A+。她也告诉我前一周贝基的生日派对，并说出她在几个月以后的下一次生日时她想做什么。她再也不受噩梦和头痛的干扰了。当我问她现在来看我觉得如何，苏珊说：“很好，但我想我不需要再来了。”我问她，她认为是什么原因来这儿的。苏珊说：“我的朋友死了，我妈妈认为我行为怪异。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不会再在夜晚跑到她的床上去了。”图5

我建议我们逐渐停止面谈，计划一个月后进行下一次面谈。在面谈剩余的时间里，我们画草图，苏珊对她创造的人物构想了故事。这是两张草图和故事（见图5和图6）。

从前在森林里有一个城堡。国王很害怕一个可恶的、丑陋的兔子（或狗），它正想办法吃公主。公主不知道它想抓她。国王在骑马穿过森林时听到了兔子（或狗）的谈话。国王决定杀死兔子（或狗）以挽救他的女儿。当兔子（或狗）睡着时，国王打算偷偷地接近它，用箭射穿它的心脏。兔子（或狗）听到国王靠近了，就醒来跑了，它再也不能走近城堡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找到处理问题的较好的方式比杀掉人更好。苏珊想终止面谈。我并不感到惊讶，在很多方面我同意她自己的评估，即她的生活或多或少回到了正常的程序。我有些接受这一事实：苏珊不能公图6开谈论对卡尔之死的感情。我意识到如果我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帮助她治疗，她更可能认为这是未来的一种选择。我提醒自己：儿童的悲伤不同于成人，对苏珊来说，这可能有一个过程，需要很多年的“琐碎工作”。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有关苏珊草图的故事，我注意到死亡的威胁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主题。然而，在她的故事里，公主被她的父亲保护。尽管他试图用暴力保护他女儿的生命，设法逃离危险的生物。在故事结尾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是安全的，尽管他们曾与危险接近，尽管兔子（或狗）仍然未被捕获。我认为苏珊看上去给她的故事设计了一个和平的结尾。结束面谈

一个月以后的这次面谈最有意义的方面是，苏珊的母亲一开始就宣布，周末他们所有人都去了陵墓，因为那天是卡尔的生日。她的母亲说她为苏珊同意去陵墓而感到骄傲，尽管苏珊并不想去。下面是我和苏珊的谈话。

T：我很高兴听到你去了陵墓。

S：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墙上写有名字，前面有鲜花的像是个祭坛。苏珊作了事实性描述。她意识到那儿是尸体吗？

T：你看到卡尔的名字了吗？

S：是的，我在它前面的架子上放了些鲜花。

T：你去那儿觉得怎样？

S：我给你画张画。（开始画画，指出她放鲜花的地方，见图7。）我想知道苏珊是否会有描述情感的可能性。苏珊真的用绘画和游戏而不是用词汇来交流。图7

T：想到卡尔的尸体在那儿，你一定很伤心吧！

S：（快乐地，没有悲伤的迹象。）卡尔的妈妈告诉我，他的灵魂在天堂里，我们有一天会再见到他。试图帮助她描述。她完全关闭了有关丧失或悲伤的任何感情。我几乎得出结论，这对她来说可能是功能性的。她必须继续她的生活。我犹豫着是否接受她对卡尔之死的否认是最终的、不能改变的。显然，对我来说失去生命后的宗教观实际上阻碍了悲伤的公开表达。

T：我相信现在他不在你身边，你仍然很想念他。

S：如果你想，你可以保留图片。

T：是的，我会把它和你的其他画保留在文件夹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面谈了，但我会在文件抽屉里保留你的画。在将来的某一天你可以再回来，如果你感到焦虑或只是想谈谈。如果你想这样，让你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见到你我会很高兴。想要苏珊认为这是一种真实的“开放”策略。

S：好的，再见。九个月以后

詹姆斯夫人打来电话，因为苏珊的老师注意到苏珊在学校的成绩在过去的五周内严重下滑。她显然停止做任何家庭作业，而且在几次测验中都不及格。这对苏珊来说是一个剧烈的变化，她曾是一个优秀的学习动机强的学生。在与她的老师的讨论中，詹姆斯夫人获悉课堂上曾阅读和讨论过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五年级学生突然悲剧性地死亡。大约一年前，在苏珊的课堂中有一个学生提及了卡尔之死。

我建议詹姆斯夫人告诉苏珊我关心她，她打电话和我预定了约会。

T：（对苏珊的母亲和苏珊）嗨！（没见面）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你们不一起来呢？那样我可以花一些时间单独和苏珊谈谈。（进办公室之后）很高兴见到你。告诉我今天是什么使你到这儿来的。苏珊对我微笑，看上去很舒适。想要母亲澄清苏珊在这儿是因为她的关心。

M：我告诉苏珊我给你打了电话，因为她的老师担心她。她自然科学不及格，那是她最好的科目。老师说她不交家庭作业。苏珊毫无表情地看着她的妈妈。

T：（对苏珊）你不记得自然科学曾是你最喜爱的科目了吗？试图与过去建立一些联系。

S：是的，已经变好了。自从老师打电话后，我已经进步了。

T：有什么使你烦的吗？有时当我们关注一种焦虑时，我们就忽视了我们的工作。试图普遍化，使苏珊易于承认焦虑。

S：我对阅读很感兴趣，以至于忘了做作业。（对母亲）你不应该让我从图书馆借这么多书，因为我无法停止阅读。

T：有什么特别吸引你注意的书吗？

S：我只是喜欢阅读。

M：（拿出书：凯瑟琳·帕特森的《通向泰罗比蒂尔的桥》，1978）罗宾森小姐（苏珊的老师）说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女孩在五年级时死于一次事故的故事，这使人想到卡尔这样的孩子。既然苏珊不愿说，我很高兴她妈妈进来了。

我建议苏珊和我单独度过一些时间，她的母亲在其他房间里等。我对苏珊说，卡尔死了快一年了，对人们来说，想到一年中的同一时间去世的人是很普遍的。在她的案例里，阅读那个故事一定激起了一些记忆。

苏珊否认了她在学校成绩中的失误与卡尔之死有任何关系。她不断重复说她的学习已经进步，她会更小心，将来“不再读得太多”。我们玩了卡片游戏“情感纸牌”。令人惊奇的是，苏珊给予了一成不变的反应。我请她画画，她画了一个有一包饼干的女童子军（见图8）。和一年前与苏珊第一次面谈时画的画像对照，这幅画的人物周围没有雨或者风，人看上去更快乐。两周以后

苏珊报告说她补完了大多数作业。我问她是否觉得自己有错，她说她“只是不想做作业”。

在她母亲在场的情况下，我告诉苏珊我认为当她阅读一个关于与卡尔同一时间死去的孩子的图8故事时，她停止了学习，这两件事有一致性。我说对她来说，这可能会在某一时间再次发生，如果发生了，她或她的母亲应尽早反应，打电话给我或者找其他人谈话。我表明了我的信念，即苏珊的反应源于抑制了她的内在感情，与治疗师交谈和游戏真的会对她有帮助。追访：苏珊，20岁

我用书信和苏珊联系，问她是否愿意见我，与我讨论她过去的治疗。一周内我接到了她表示答应的电话，她与我约定了一个约会。在约定时间之前，苏珊和她的母亲来了。苏珊最近已完成大学第三年的学习，目前在家，做一份暑期工。之前，她曾在国外待了一年，与一个外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学习语言，进入学校。

她是一个迷人、聪明的年轻女性，很高兴地说她在大学图书馆查看了这本书的第一版，颇有兴致地读了有关她的那个章节。她发现只有一件事她希望能澄清，即我问她，她没有邀请卡尔参加她的生日派对时，否认那个时候她和他仍是好朋友。她说实际上他们是好朋友，尽管他们参加的是不同的活动，就像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她说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在学校餐厅吃午饭时交谈。

目前苏珊和卡尔最要好的朋友约会，他在邻近苏珊成长的城市的一所大学读书，但和苏珊读书的地方很远。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了，最近他们的关系开始深入。四年前，在苏珊的建议下，他们一起去了陵墓。她说卡尔死后她和母亲去了很多次。

苏珊的母亲澄清了卡尔死亡的细节（在这次面谈时我第一次听说了这些细节）。他坐在车子的前座上，当车子驶离马路，沿着路基开时，一个路障穿过前窗，穿进了他的胃，卡尔流血而死。卡尔的姐姐坐在后座，头部受伤，但后来康复了。苏珊说“学校里的传言是卡尔的头被切掉了”。她说她没问妈妈这是否是真的。苏珊的母亲说她现在后悔没有告诉她真相，但她不那样做是因为她想这太令人难过了。

我问了她做的梦，苏珊说她曾经梦见母亲要死了，甚至她也要死了（尽管她知道即使在梦里她也是活的）。她说她曾经想了很多关于卡尔的事，但现在少多了，尽管她和她的男朋友对他有很多的回忆，他们想知道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怎样。

卡尔的父母在他死后又有了其他两个孩子。苏珊说她能照料小孩子，尽管看到卡尔的姐姐（她在事故中生还）占了卡尔以前的房间有些“怪异”。

我问苏珊在她的家庭或朋友中是否经历过其他人的死亡。她的祖母前几年去世了，她记得为祖母守夜时她哭了很久，那时她l6岁。这大约与她开始照料卡尔的妹妹是同一时间，当时她请她的男朋友陪着她去了陵墓。可能她对祖母的悲伤打开了一扇大门，一扇帮助她更直接处理她对卡尔的悲伤的大门。

苏珊的母亲指出，她过去担心苏珊在卡尔死后逃避形成同性间的亲密友谊。苏珊承认她以前男性朋友比女性朋友多一些，但在过去一年里已经改变了。她有一个亲密的女友，她会在秋天成为苏珊的室友，那时她将回去读四年级。

我指出苏珊不再逃避她悲伤的记忆了，我认为她能和朋友谈论卡尔，两个人能去陵墓的事实显示她能哀悼这个悲惨的丧失。我祝贺苏珊学业成功，希望她幸福！案例点评卡尔死时，苏珊才9岁，那时她太不成熟，不能承受悲伤和创伤带来的痛苦。或者说，她还不具备足够的内在支持、认知能力或情绪上的成熟度以直接表达深层的情感。所以她表现拒绝与否认卡尔的死，她不进入卡尔的家，拒绝去陵墓。但她的内心呢？梦魇不时地侵袭着她，使她恐惧，影响她的睡眠和学习，并出现了一些问题行为。她的这一系列反应都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具体的症状与诊断在文中的基本评估部分已有描述。苏珊出现这一障碍的原因是好朋友突如其来的死亡，以及对他死亡的可怕传言，她不能面对这些。她出现的情绪反应是丧失好朋友后的悲伤反应。心理学家莱诺把儿童的悲伤反应分为四个阶段：否认、抗议、绝望以及解决。儿童在发展过程中常常要经受不同种类的丧失，如失去一个心爱的玩具，失去一个朋友，失去父母等。苏珊体验的是一种创伤性的丧失，如果没有适当的悲伤表达过程，就会影响她的健康发展。因此，咨询师及时出现，进行危机干预很有必要。另外，苏珊也需要时间来承受发生的现实。历经多年，苏珊在去了陵墓以后，到后来她16岁时为她祖母守夜，她逐渐开始允许自己感受悲伤的痛苦。除了咨询师恰当的方法和技术以及周围人的支持之外，苏珊天然的心理弹性也有助于这一案例取得积极的结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渴望学业成功，参加适合年龄的活动。她对阅读的热爱提供了有用的出口，有助于她排除痛苦的记忆。在这个案例中，咨询师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最初，因为苏珊不愿意接受治疗，所以咨询师非常谨慎，她小心翼翼，没给苏珊压力。在苏珊不愿意进咨询室，躲在车里的时候，她冒着严寒，把苏珊请到了温暖的室内。这样做，会使苏珊感到这个陌生人是真正关心她的，虽然她没有说什么。这样做，还可以减少苏珊对咨询师的抵触，从而在她们之间建立较为良好的咨询关系。另外，咨询师知道苏珊处于悲伤的情绪之中，苏珊最需要的就是缓解情绪，所以她并不急于提有关卡尔死亡的问题，她意识到卡尔之死以及对他头部受伤画面的想象会使苏珊不适。因此，她有意识地让苏珊一开始就感觉舒适，而不是急着让她进入痛苦的记忆，那可能会使她逃离治疗。她以一种非评判性的、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苏珊。她是参与性的，经常与苏珊进行互动交流。她给苏珊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不逼迫她违背自己的意愿。这种关系本身就具有一种治疗作用。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遭遇了苏珊的种种阻抗。儿童在遇到麻烦，感到悲伤、担忧、焦虑、恐惧或愤怒等负性情绪时，会保护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抑制自己，并阻断健康的自我表达。他也许会表现出各种各样不恰当的行为和症状，从而避免接触和保护自己。按照弗洛伊德对阻抗的分类，这是一种本能的阻抗，咨询师很尊重这种阻抗。她意识到，当儿童一旦感到安全，这种阻抗就会渐渐减弱。事实也正是如此。从咨询的技术上来看，咨询师对苏珊的咨询借助了一些投射性的技术，如游戏疗法、绘画疗法、黏土疗法和讲故事等，这些方法都是儿童治疗中常用的方法。游戏用于儿童的心理治疗始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咨询师通过和儿童一起游戏、玩玩具等，与儿童建立关系，从而解释儿童的行为，帮助受到心理创伤和处于困境中的儿童，为儿童的成长和恢复提供支持。这种方法对苏珊这个悲伤的孩子来说尤为适用。从游戏的材料来看，苏珊选择了战舰游戏，内容是炸船，同龄人很少选择这样的游戏。不管它对苏珊的意义如何，咨询师还是就此机会暗示了死亡的不可预料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苏珊内心的悲伤。很多咨询师在游戏治疗过程中会让儿童绘画或进行其他艺术活动。绘画是评估儿童人格的一种技术，因为绘画可能与个人的冲动、焦虑、冲突以及补偿的特点密切相关。同时，绘画过程和绘画内容也是儿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儿童通过符号和视觉语言进行交流、宣泄伤痛、应对创伤和失落。绘画为儿童和咨询师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同时，绘画还能帮助咨询师评价儿童的成长和发展状况，从而帮助儿童解决在创伤、情绪困扰等方面的问题。在苏珊最初的人像画周围充满了阴影，这可以显示她内心的压抑。随着咨询的进展，她的画中明朗的成分日益增多，直到最后一幅人像画，周围没有阴影，而人物的脸上充满快乐。这呈现出了苏珊心路历程的变化，也反映了咨询的有效性。因此，在对儿童进行的学校心理咨询活动过程中，咨询师首先要给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使儿童愿意进入咨询状态。同时可借助游戏疗法和绘画疗法等一些投射技术，这不仅可以引起儿童对咨询的兴趣，还能使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年幼的儿童不一定善于用语言表达他们自己。另外，这样的方法还可以消除他们的心理阻抗，从而与咨询师建立良好的沟通方式。特别对于情绪困扰的孩子，这些方法更能宣泄他们的不良情绪，咨询师可以借此疏导他们。（黎琳）译者简介

黎琳，1971年生。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获学士学位。2001年浙江大学心理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嘉兴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在读博士，专业方向为心理咨询技术学。

失去控制的身体

圣图斯特法诺，博士，美国专业心理联合学会（ABPP）成员，整合疗法治疗专家。早年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是麦可林医院（McLean Hospitql）哈·麦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学和心理教育学系主任，同时担任哈佛医学院精神病系副教授。迄今已出版《多动症儿童青少年的整合心理疗法》、《儿童青少年整合心理疗法手册》等多部著作。以下的案例报告即选自《儿童青少年整合心理疗法手册》。

哈里4岁，4个月前因为无缘无故攻击幼儿园老师和同学而不得不休学回家。他对老师和同学又踢又咬，还朝他们吐唾沫。同时，在班级活动中，他的行为表现极端：要么发疯般到处跑，不肯坐下来安静地听老师讲故事；要么就一个人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拒绝老师帮助，独自玩他的唱片机。家里的“刺猬”

哈里的父母说，哈里在家里也常有类似的攻击行为。有一次，他对家人又踢又咬，还吐唾沫，包括家里所有人，父母（母亲更多）、3岁的妹妹和祖父母。和妹妹玩时，哈里总是克制不住抢玩具或打她，这些行为使妹妹大哭大闹，而哈里则会被关“禁闭”。最近家里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就是哈里同母亲的斗争。早上他不肯穿衣服，跟着妈妈在屋子里到处走，希望引起她全部的注意。他还吃“奇怪的食物”当早餐（比如土豆片）。尽管父母和他商量吃些别的，但很少起作用。

父母亲还对其他一些事感到迷惑。3岁以前，哈里被临时留给保姆看管时，他从不焦虑。母亲笑着说：“我想他很高兴看到我们留下他出门。”父亲则认为，哈里的行为反映出哈里很“坚强”。然而从几个月前开始，把他留给保姆时，他突然表现得非常害怕。还有一种情况，父亲有时带哈里到附近的公园玩滑滑梯时，好几次他都表现出万分惊恐的样子，仿佛受到了攻击。母亲补充道：“夜晚哈里常哭醒，但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说，他能亲近哈里，拥抱他，感觉他像一股不受引导的能量；母亲说，她难以亲近哈里，而且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小时候，我也有行为问题，攻击他人。”母亲说。

追溯哈里的早年生活发现，他学走路时精力旺盛，因此母亲觉得放到围栏里限制他的行为对他有好处。“这样他就能安静地坐着玩一会儿玩具，我也能做我的事。”母亲说。12至20个月期间，哈里每天都在围栏里待几个小时，哈里表面上在玩玩具，实质上一直不停地摇来摆去，有时还一边唱着“曲调”，一边用头撞击围栏的栏杆。2岁后，除非他太疯了，否则就不会被放进围栏。

在哈里的游戏方式问题上，父母亲的意见出现了分歧。父亲认为哈里3岁前喜欢玩汽车和动物模型。母亲则认为除了忙着玩唱片机和电灯开关，哈里更多的时间是在随意捣鼓东西。哈里当时对开关很着迷，不停地开来关去。父母亲用了很多方法阻止他（比如不玩了就给他饼干），但都不奏效。唱片机是给他听儿童音乐的，父母亲试图用音乐安抚他。哈里对唱片机着了迷。最初，他长时间盯着转动的唱片，或者把唱片指针移前移后。现在，哈里放着唱片，好像忘记了周围的世界。这种现象在幼儿园里也出现过，这让老师很着急。

排便训练是场“最麻烦的战斗”。大约24个月大时，母亲才训练哈里自己上厕所，但他不配合，以致3岁以前白天和晚上都常尿湿裤子。直到3岁后，哈里很明显“放弃了战斗”。但在父母看来，哈里是开辟了新的战场，比如早上不肯穿衣服，要求吃些明知父母不会给他的东西等。老师的烦恼

老师对哈里的退学感到很遗憾，但对他能接受咨询又感到很欣慰，她感到哈里不打人、不吵闹的话是非常聪明和招人喜爱的。老师说，退学前的两个月里，哈里每天大约要出现5次暴力行为。打过和咬过同学后，哈里脸上带着茫然的表情，就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有时他又蜷缩在角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怕会打别人。有时候，哈里大哭，说他想玩游戏，可不知道怎么玩。不难理解，班上的同学都避开他。鳄鱼和男孩

第一次见到哈里，我有30分钟的时间和他一样感到混乱。他的外表和行为一下就吸引了我。一个强健、漂亮的男孩，身心都在不停地活动，他焦虑地在游戏室里走来走去，眼睛不时地东瞟西瞟。他语言流利，这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个不停，语气很迫切，用词像七八岁的孩子。那段时间里，他一件件拿起游戏室里的东西又一件件放回去，用蜡笔急匆匆地乱涂一气，还把游戏用的黏土扔到墙上。我试图纠正他的这种行为，请他把黏土扔到废纸篓里，看能扔进多少，但这没能规范他过于活跃的行为。

当哈里越来越焦虑，以致自控力下降时，我从盒子里取出很多橡皮的动物和人物模型放在桌上，问他：“哪个让你感到最讨厌？”哈里很快就挑出了一个男孩玩偶，说：“他在房间里哭，他妈妈把他丢在了那里。”然后哈里挑出了一个鳄鱼玩具，对男孩说：“你等着，我来救你。”鳄鱼走下楼梯，立即攻击“妈妈”，并且“咬个不停”。哈里不停地让鳄鱼攻击“妈妈”，显得既兴奋又愤怒。最后，鳄鱼爬上楼梯对男孩说：“好了，你可以下楼了。”

哈里突然停止了想象游戏，又回到扔黏土的活动中，然后又拉扯起窗帘。我同样试图纠正他的这一行为，提议来“撕纸片”。但哈里漠视我的存在，继续拽窗帘，那种用力的程度显然是想把窗帘扯下来。我紧紧地抓住他，安慰说很高兴鳄鱼救了男孩，我也想把那男孩从他的房间里救出来。自始至终我都没提及他在学校的问题或暴力行为。哈里安静下来后，我问他是否愿意过些天再来与我会面。哈里问能否把唱片机带来。我说，我很想看看他的唱片机，并提议再带些他喜欢的唱片来。哈里的治疗

开始的四周，哈里每周咨询一次，之后的两个月每周两次，后来频率再次提高到每周三次。

混乱：帮助哈里进入对话圈（dialectical circle）（2个月）

当我进入接待室时，发现哈里坐在工作台下，抱着唱片机和两盒唱片。我劝诱了一会儿，他爬了出来，和我一起到了游戏室。我问他为什么刚才蜷缩在工作台下，他有点儿恼火地回答说：“因为我喜欢！不要说了！”这个行为预示了我俩在咨询中将要经历的困难。最初的12次咨询，哈里行为混乱，当他不停地走动、说话时，对我几乎毫无反应，也毫不掩饰。他的一些行为表示拒绝我加入。他有时坐在唱片机前，把指针在唱片上移来移去，然后又捏了黏土团往墙上扔，有时则扔到他放在桌上的玩偶和动物玩具身上。有一次，他把一个动物玩具或人偶放到另一个之上，嘴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显然是表演一个在另一个身上排便。

其他的活动我和哈里一同参加，他邀请我玩各种拼板和纸牌游戏。游戏活动开始后，他只玩了三四分钟就走开了。有时他玩黏土团时会邀请我捏各种动物，一旦捏完，他便夺过去捏碎。一次又一次，当他逡巡着找事情干时，总顺手把玩偶或动物玩具从架子上推倒在地上。

我的很多次努力都没能帮助哈里步入与我的对话圈。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牛奶。为了把握这个为进入互动对话作准备的机会，我急切地回答说能弄一些来。我离开了游戏室，端来一杯牛奶。可哈里却说：“没什么，我只是渴了，喝点水就好了。”他到门厅的冷水器里拿了瓶饮料就回来了。还有一次，注意到他手上贴着创可贴，我满怀兴趣地问他：“这是怎么了？”他恼火地说：“这是个秘密！”然后就走开了。

另一项帮助哈里进入对话圈的尝试最终成功了。无论何时，当他专心致志地把唱片指针移来移去时，我都试图把指针放到同一个点上，并且表现出对这一挑战很感兴趣。哈里开始模仿我，每次只要我们中的一个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都会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

另一个策略是，每次哈里把动物玩具或玩偶推到地板上时，我都会在这些玩具下放上图形木板。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受了哈里罗夏测验结果的影响。哈里感到事物都会跌倒，缺乏稳定感。我想用图形木板象征性地告诉哈里：“看，这些东西下面长根了，所以不会再摔倒了。”然而，相反地，哈里很快把攻击的对象局限在了那些放在图形木板上的玩具上。显然，他觉得木板是鼓励他去推倒它们，而不是代表根基。

尽管我不理解哈里只推倒那些放在木板上的玩具的意义，但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回应引发了仪式化的（ritualized）连续性互动。最后，只要我在玩偶下放上图形木板，哈里立即走过去把它们推到地上。有一个布袋木偶，是个男孩，穿着带字母A的毛衣，哈里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它的身上。如果我没有在这个玩偶下放木板，而是放在了其他玩偶下，他会指着这个玩偶提议道：“让我们放一块在它下面。”很清楚，哈里开始在一些循环互动中加进了这个特定的玩偶，那时我还不了解其意义是什么。

同样，在哈里排放玩偶，以便投掷黏土团时，我会在一两个玩偶下放上木板。哈里瞄准放在木板上的玩偶，把它击倒后，兴奋地大叫：“我击中了！”这里，带A字的玩偶对哈里而言同样有特殊的意义。开始我随机地在他排好的玩偶下放木板，但很快，一旦我没有在A字玩偶下放木板时，哈里都会让我放上。

此阶段的最后五次咨询，哈里在玩拼板和纸牌游戏时，有规律地间隔着用手或黏土团攻击玩偶的活动。推倒放在木板上的玩偶成了他仪式化的游戏，这表明他进入了与我的对话圈。而这种仪式化的游戏最终引出了最初的互动性隐喻（interactive metaphor），也标志着这一混乱阶段的结束。

隐喻（metaphor）：我的身体饥饿而且无法控制（2个月）

一次，哈里把A字玩偶称为“跌倒先生”，这样他把内部的象征性组织结构带入了他无序的活动中，同时要求吃东西。他一边咀嚼着食物，一边拍打着“跌倒先生”。无论“跌倒先生”是从架子上被他推下来，还是从桌上被黏土团打下来，哈里都会不安地笑着叫道：“跌倒先生跌下去了！他摔坏了，都站不起来了！”

发现互动性生活隐喻出现后，当他从架子上推倒“跌倒先生”时，我马上冲过去抓住它。当“跌倒先生”和其他玩偶一起排在桌子上时，为了不让它被黏土团击倒，我用玩具家具、书和其他东西围着它。哈里对我的努力非常关注，不安逐渐消失。有时我成功地保护了“跌倒先生”，他就会欢呼一番。有时，一旦“跌倒先生”摔到了地板上，我就戏剧性地模仿它，也摔到地板上。在这里，我按照一开始的指导思想，尽可能用放大的行为表达哈里的生活隐喻。

哈里同化了我的行为，开始模仿。他通常一手抓着“跌倒先生”，一手拿着饼干，倒在地板上。我冲过去用各种东西（废纸篓、椅子等）支撑住哈里以防止他跌倒，有时奏效，有时不奏效。当这种互动成为仪式后，哈里会安静地站着，显然是等我过去用东西保护他。那段时间我扮演的角色所表现的行为和发表的意见都传达出一个信息：很清楚，“跌倒先生”需要更多支撑物以外的保护。而令人困惑的是，我还能做什么。这时，哈里展示了另一个隐喻。

隐喻：我需要帮助（1个月）

在一次咨询中，哈里大嚼着饼干，倒在了地板上，然后戏剧性地吼叫起来：“我吃得太多了，救命啊，我要沉下去了！”哈里呻吟着，表演病人（“我的扁桃体发炎了”）。我用玩具器械仔细地给他检查，用“听诊器”听他的心脏，用橡皮锤子敲他的膝盖。当我们不断重复这些游戏时，哈里会间或转变角色，当起医生。他让我躺在地板上，拍我的胸口，听听我的心脏（“哪里不舒服啊，小狗狗？”），检查我的耳朵（“我看到里面有耳屎。”）。作为回应，例如我会说：“很多事情让我烦恼，但不知道是什么事。”哈里则会接下去说：“你的意思是你妈妈打你？对你大呼小叫？”

在一次咨询中，哈里又跌倒在地上，叫着：“救救我，我要沉下去了。”恰好有张报纸在边上，我很快打开报纸，把哈里拖上了“救生艇”，安慰他说：“我们就来帮你。”由于某些原因，这个新版的求救游戏起作用了。此后，这一表演游戏又进行了很多次。表演中，哈里在我们的“救生艇”上蜷缩着依偎着我。我总结道：“我们将会找到很多防止下沉的办法的。”通过这些互动性隐喻，也可能是受到我转达的信息——我愿意帮他解决“下沉”问题——的激发。哈里引出了新的互动性隐喻，更精确地表达了身体失控的意义。

隐喻：除非用绳子系住，否则男孩会飞出去（12个月）

哈里又回到拼板游戏中，把他的行为和之前的表现比较，发现此时他专注于游戏的时间变长了，而且看上去不怎么焦虑了。特别显著的是，哈里玩游戏时一手握着跌倒先生。我感到很高兴，想着：“我们保护‘跌倒先生’的努力有了回报。”我不知道哈里是否体验到了我尽力满足他需求的尝试是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availability）。也许，同化了那些互动后，哈里已经获得了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度的行为自我调节的能力。看来“跌倒先生”成了一个理想的友伴，是哈里力量的来源。然而，这种平静的气氛很快就被打破了。

一次，哈里一手握着“跌倒先生”，一边玩着拼板游戏。在全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甩开手腕把“跌倒先生”甩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他第一次这么做时，我并没有在意。但几次以后，我逐渐明白第一个生活隐喻的翻版形式出现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哈里叫玩偶“阿尔文”（Alvin），显然与玩偶毛衣上的A字有关。当我突然领悟到哈里每次把玩偶扔到房间的另一头是表达新的内心矛盾时，我立即起身跑去捡起了阿尔文。

很快，只要我们坐在拼板前，而哈里手里抱着阿尔文时，我开始警惕阿尔文，提防它会飞出去。如果我发现哈里的手有动静，就马上跳起来，以便在半空中就抓住它。哈里当然知道我要做什么，因此变得时刻注意我什么时候会开小差。有时他甩一下手腕，但玩偶没有脱手，有时则真的扔出去。当他扔出去时，就大喊：“阿尔文飞出去啦！”而没扔时，他宣告说：“阿尔文很安全。”如果我跳起来而哈里却没扔出玩偶，他就会大笑着喊道：“我骗了你！”如果我跳起来而玩偶正好飞出去时，他就叫：“你救了它！”或“你没能救它。”（后一种情况更常发生）。一次会面中，哈里会有10次或更多次地重复这一活动，无论我们是在玩拼板还是纸牌游戏。当然，冲过去救阿尔文这么多次，使我筋疲力尽。

哈里在很多次咨询中重复这一活动而不变，这让我感到不解，但很快他精确化了这一活动的意义。有时，扔出阿尔文后，哈里宣称：“阿尔文迷路了。”作为回应，我在房间里爬来爬去，装作在寻找阿尔文，找到后与哈里一样都表现得很高兴。另一些时候，他说阿尔文“飞出去了”，而且撞到墙或地板后“受伤了”。此时我就拿上医生的器械（玩具）给阿尔文检查身体，假装给它打针、吃药，还贴上创可贴。

每次我都表达对阿尔文伤势的关注，同时想搞清楚怎么做才能防止它再飞出去受伤。为此，我想了几种办法。首先，是重复第一治疗阶段的策略，在哈里抱着阿尔文时在它身旁堆上各种东西。我想看看有些东西，比如我的书、我的笔记本和领带等是否能作为我的象征被哈里内化为控制阿尔文的力量。而其他东西，比如爸爸、妈妈、祖父祖母、警察、动物等玩偶，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其中一件能让哈里象征为控制力。但哈里把我堆的东西推到一边，还是把阿尔文扔来扔去。

其次，我拿来一段绳子，一头系住阿尔文，另一头拴在边上的门把手上。这样，当哈里扔阿尔文时，它就飞不出去了。回顾起来，开始时我认为这个主意是突然撞进我脑海的，但后来我意识到在我把领带堆到阿尔文身边那次，这个主意就出现了。尽管哈里最后还是把玩偶甩了出去，但他是一手甩阿尔文，一手紧握领带的一头。这样玩了一会儿，阿尔文被牵住不会飞出去了。

哈里在我第一次系绳子时就对这个游戏变得十分着迷。一开始，他不断把阿尔文抛到空中，看着玩偶飞出去又很快停下。后来他问能否把绳子弄得长一些。用长些的绳子试验了一会儿后，他又提出相同的要求。看起来哈里似乎是在证明一个问题，多长的绳子可以让阿尔文飞到另一头的墙壁前而又不至于撞到墙。我们剪了很多不同长度的绳子，每根都试验好几次。然后有一次，哈里停止了这种仪式化的活动，用行动宣告：我终于理解了他核心病理隐喻的含义。

隐喻：又咬又刺，我的头脑发疯了（2个月）

哈里不知疲倦地在房间里闲逛，这与前几周他热情地试验不同长度绳子时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要是我问他：“你怎么了？”他会说：“闭嘴！不要说话！”要是我拿出绳子或纸牌，他就走开。持续两次广泛性焦虑以后，他开始直接攻击我。有一次会面刚开始，我走向游戏室，哈里跑到前面冲进游戏室，“砰”地关上了门。我试着隔着门和他交流，但他只是尖叫“出去”“我恨你”“我希望你死掉”。有时，我只能暂停，走出游戏室，关上门，然后等待。当他没有请我回去或没有答话，而我又回到房间时，就会遭到他再一次的谩骂。

以后的两次会面，哈里的行为毫无改变，我所有和他协商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且，除了语言攻击，哈里还对我发起了身体攻击。这些身体攻击都发生在我一次次试图接近他时，而那时他正全神贯注地独自活动。但有时，攻击行为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他用玩具扔我，用拳头打我的胳膊，踢我的小腿骨，朝我吐唾沫，还企图咬我的手臂。很多次他拿起用来剪纸的剪刀，朝我戳过来想要刺我。

每当这些行为爆发，许多次我都试图把目标转移到他能直接攻击的对象上。例如，我请他用剪刀刺黏土团，或者朝杂志上的男人吐唾沫。但都没用，哈里还是不断攻击我，打我、咬我、朝我吐唾沫。很多次，他的攻击行为严重到我不得不用手臂环抱着他，以限制他的行动，紧紧抓住他以表示我的忧虑。一旦他安静了，我依据此前我们的互动和分享的意义，作了各种解释：“你就像阿尔文一样飞出去了。”“你刚才飞出去了，就像阿尔文一样撞上了墙壁。”解释时，我有时还进行表演，模仿哈里的某方面行为，我想这有助于他理解我说的话的意义。比如，我拿着剪刀举过头顶，然后慢慢放下来，刺进黏土团。我的表演经历了我内心的挣扎，是刺进黏土团还是停下来不刺。“这是疯狂的！”“我无法停下来！”“我飞出去了！”哈里很快在爆发期间内化了这种表达，模仿道：“我的头脑发疯了！”“我飞出去了！”

某次，我回忆起阻止阿尔文飞出去时，绳子是种有效的象征，于是试着把一条长绳的一头系在我的额头上，另一头系在哈里的头上，提醒他绳子是怎么帮助阿尔文的。这一互动起作用了，哈里停止了攻击。有三次咨询，我们都用绳子连着头，坐着玩游戏。随后，哈里提出的要求引出了下一个互动性隐喻。

隐喻：警察局（规则和标准），控制疯狂（2个月）

哈里向我要挂锁。我只有一个，他用系过我们额头的绳子把锁挂在了脖子上。他说他的“警察局”需要更多挂锁，我们就到五金店买了几把。第二次咨询时，他就用锁玩起了他所说的“追捕游戏”。他锁住游戏室里所有的东西，把锁搭在东西旁边，钥匙放在附近。他还把桌底的地方设计成“警察局”。显然，当哈里仔细地锁各种东西时，我想起了之前我堆各种东西在阿尔文旁边、以防止它飞出去的情景。对我而言，哈里的这种特殊做法正是内化了我所使用过的象征性行为的表现。

哈里、阿尔文和我坐在“警察局”里。哈里让我当警察，这个角色的工作是通告被哈里散放在房间各处的东西中哪件可以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用深沉的权威的语气，我通告：“哈里，用剪刀剪绿色的纸。”“阿尔文，用小刀把黏土团切成两半。”“哈里，击打沙袋。”一旦我下了命令，就走过去打开搭在旁边的锁，然后哈里或阿尔文（哈里扮演）就拿起东西按命令使用。任务完成后，锁又锁上并搭在东西上。

作为警方，每次哈里和阿尔文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就给予嘉奖。然而有几次，哈里明白锁没有开，可他或阿尔文的手还是做了“疯狂的事情”。例如，警方叫他把木棒刺进黏土，他却把黏土团摔到了墙上。另一个例子是，警方要求阿尔文把气球拍到空中，他却把气球丢了出去。一旦这些事情发生了，作为警方，我再一次感到受挫和迷惑：哈里和阿尔文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有力量使他们即使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还会出现疯狂举动？我的挫折和不解最终还是由哈里给出了解答，当时他发起了另一个版本的一系列隐喻活动。

隐喻：“坏蛋先生”被征服了（10个月）

哈里决定把桌底下的“警察局”变为“炮台”，我们用椅子和废纸篓筑起防御工事。哈里、阿尔文和我坐在炮台里，通过椅子的空隙窥探着圆柱形的沙袋（在警察局游戏中使用过）。哈里把沙袋当作一位卑劣的怪物，名叫“坏蛋先生”。此后的表演游戏中，哈里把我的领带悬挂在脖子上，象征着理想化和内化的过程。哈里设计的游戏是：沙袋（哈里叫我慢慢地把它移向炮台，嘴里发着威胁的吼声）不断攻击炮台，想要把我们抓到“怪物天地”去。每次进攻，哈里都用各种武器回击。例如，他用我们装配的“枪”向“坏蛋先生”射橡皮条；他还冲出炮台，凶狠地用我的皮带鞭打“坏蛋先生”。

此外，哈里还设计“坏蛋先生”命令我们中的一人去“干坏事”。这儿，哈里要求我用警察局游戏中深沉的语调代“坏蛋先生”说话。比如，“坏蛋先生”命令：“哈里，把黏土团扔到墙上。”“阿尔文，把架子上的小动物都推下去。”每次下命令，哈里都伸出拳头，轻视地高声回答道：“你不能让我们那样做！”最后，哈里撕碎了报纸，堆在沙袋边，装作烧死了“坏蛋先生”。他欢呼道：“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怪物都死了。”从而结束了这一隐喻表演。

隐喻：我正控制我的攻击性，而且我能谈论现实问题了（6个月）“坏蛋先生”被烧死后，哈里在我们的活动中有了重大变化。他回到了拼板游戏中，可以坚持玩到咨询结束，而且和我比赛。游戏时，他偶尔说起在学校中遇到的困难，现在他已经上一年级了。比如有一次踢球时，他踢了同学，为此被送进了校长办公室。而且，由于过度焦虑和害羞，他说在学校弄湿了裤子（这被父母禁止）。谈论这些时，他告诉我他不敢用学校的厕所，因为冲水声让他想起打雷，他感到害怕。每当他看着水流旋转进马桶，他都被恐惧所占据，害怕会被吸进下水管道。这期间，哈里回到表演游戏中，他把纸杯冲进马桶，吼叫着：“救命啊，我要沉下去了！”我们注意到杯子就像“跌倒先生”、阿尔文和哈里，有时都会跌倒和下沉。如同我们为阿尔文和我们的额头所做的，我们给一个杯子系上了绳子。冲水时，哈里拉着绳子，保证杯子不会被“冲走”。

哈里的行为同时也表示他的攻击冲动开始转变为代表权势和威力的象征（阴茎表征phallic representations），这与先前治疗中的玩偶相互攻击或朝治疗者吐唾沫的被动攻击象征（肛门表征anal representations）是不同的。他带来了他的唱片机和两张唱片。这两张唱片我们放过很多次，一张中有首歌唱的是短脖子的长颈鹿想让脖子长长；另一张有首歌唱的是一列火车想变得强壮好爬上大山。有一次，他还表演“蛇”，用腹部贴着地板游动。他和我分享经历过的痒痒感，那是他的生殖器摩擦毛毯或在家把手纸盖在生殖器上时产生的感觉。

我们花了6周的时间才说再见，以结束咨询，哈里表现得很好。最后一次见面，他问是否可以带走些“礼物”。我问他要什么，他选了那卷绳子、玩偶阿尔文和沙袋，高兴地离开了。案例点评暴力行为是目前校园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时有发生，因而校园暴力成了近年来学校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学校里的老师容易把暴力行为简单归结为品德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即使是品德问题，背后也有其心理基础，所以往往无法单单依靠说服和教育来达到行为改善的目的。学校心理咨询试图解决的就是这类行为背后的心理问题。案例中的哈里，他的暴力行为即来自于早年生活形成的病理性隐喻：他的身体没有根基，缺乏稳定感，因此不受自己控制。这种隐喻是他暴力行为的心理根源。隐喻是圣图斯特法诺博士理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指个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比如同样的一句话“到哪里去啊？”有人会理解为对他人的关心，有人则会理解为打探隐私。这种不同的理解所表达的就是不同的隐喻，所以有时隐喻也称为生活隐喻或生命隐喻。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哈里在咨询过程中的隐喻变化：一进入对话，哈里就开始表演他的隐喻：把玩具都推倒在地板上，把“跌倒先生”击倒。治疗要求治疗师参与进当事人的互动性隐喻中，通过治疗师的互动，改变哈里的隐喻。圣图斯特法诺博士作的努力是保护“跌倒先生”和哈里，虽然一开始没起效果，但哈里看到了治疗师的努力，如救他上岸、防止他下沉，使他与治疗师的联盟建立得更好。后来阿尔文飞出去，是哈里身体隐喻的进一步细化：表达大脑失控的意义。系绳子成为了被哈里接受的控制行为的方式。在他生活中出现了新的隐喻：绳子可控制不当行为，绳子是根基，可以帮助他保持稳定。当哈里开始攻击治疗师本人时，绳子的隐喻起到了作用。此后，哈里引出了新的隐喻：准则和控制（警察和锁）。此时在他人的要求下（警方，即治疗师）可以保持稳定，但还是会有越轨行为出现。是什么力量继续使哈里作恶呢？后来，哈里的又一隐喻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内部的恶势力（“坏蛋先生”）在起作用。但哈里通过理想化、内化来自治疗师的能量战胜了恶势力。哈里使用的领带、皮带，都来自治疗师。一旦哈里的自我调节力量控制了攻击冲动，病理性的隐喻即刻消失了，并转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表达竞争、幻想和希望强大（听的歌、表达的感受）。圣图斯特法诺博士是整合疗法的专家。整合疗法不是简单地把各派疗法机械地叠加，而是在一个整合概念下创造的一种新疗法。这派疗法认为人是一个整体，行为、想象、感情和语言都应该有机统一。如果某一方面发展落后或某一方面发展过快，就会出现心理问题，这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少年儿童而言更为明显。哈里正是过度地用行为表达了隐喻，而阻碍了语言情感方面的表达。最后治疗结束时，哈里能通过语言表达他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这正是发展统一的表现，也是他的人格在发展阶段中螺旋上升的体现。我们看到，整个治疗过程都是通过游戏或称互动性隐喻进行的。治疗师的角色就是在游戏中发现儿童行为的隐喻，并通过互动来纠正病理性隐喻，中间没有用语言解释过任何概念。当健康的隐喻被内化后，病理性的隐喻自然就会消除。圣图斯特法诺博士的案例报告详尽易懂，描写生动，对于心理咨询的学习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朱华珍）译者简介

朱华珍，200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学校心理咨询硕士，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咨询师。

“妈妈的情人是我的敌人”

珍·普里斯，女，美国人，擅长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治疗。她曾是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危机干预小组的成员，目前在纽约布朗克斯的问题青少年治疗机构和布朗克斯儿童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本案例是她过去在儿童和青少年危机干预小组工作时接手的一个个案，选自她参与编写的《游戏疗法在儿童危机干预中的运用》（Play Therapy with Children in Crisis：A Casebook for Practitioners）一书。千疮百孔的家

菲利普是一个8岁的黑人男孩，他和妈妈詹尼弗、外婆瓦内萨，还有4岁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塔娜莎住在一起。他的妈妈詹尼弗32岁，外婆瓦内萨55岁，她们都没有工作，这个家庭靠接受政府的救济金度日。外婆瓦内萨享有残障社会保险，因为她曾有过精神病史，并正处在康复阶段。

无论是菲利普的爸爸还是塔娜莎的爸爸，都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赡养费。塔娜莎的爸爸没有和他们的妈妈詹尼弗结婚，也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过。菲利普的爸爸和妈妈在4年前就离婚了，之前他们已经分居了2年。因此，菲利普的爸爸只和菲利普生活了2年。而且，他已经有差不多5年时间没有和菲利普有任何联系了。

菲利普的外婆已经和他们断断续续一起生活很多年了。她有很长的精神病住院史，并正在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下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的治疗。她最近的一次住院记录是在2年前。自那以后，尽管其他人劝她自己住，但她坚持要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外婆在这个家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以使她的女儿能有时间去和朋友或男朋友交往。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没有额外的支持系统，母亲的帮助对詹尼弗来说非常重要，她要依靠妈妈帮她照顾孩子。在黑人家庭中，请父母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或将照顾孩子的责任完全抛给父母是很常见的事。因此，外婆承担了养育第三代的责任。

在初次来咨询前不久，詹尼弗刚认识了她现在的男朋友，并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和男朋友的相处上。每逢周末，她就带两个孩子到她男朋友家或她姐姐家，他们待在一起，这时外婆就可以回到她自己的公寓去。像这样的周末安排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外婆很满意这样可以真正“休假”的周末。

菲利普的妈妈有时会酗酒，而且根据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记录，她有过虐待菲利普的不良记录。她和儿子菲利普同样有长期被菲利普父亲用电线虐待的记录，而当时菲利普还只是一个婴儿。这些事件十分严重，最终使他们不得不搬到紧急避难所避难，并导致后来他们离开了菲利普的爸爸。詹尼弗承认，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曾经受到过父亲的虐待。有资料证明，那些曾经受到虐待的儿童长大后，通常也会去虐待他们自己的孩子。詹尼弗上一次殴打菲利普的记录是在几个月之前。

詹尼弗特有的惩罚模式是体罚加口头威胁，她会毫无预兆地殴打或辱骂她的儿子。

从菲利普4岁起，地方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就已经介入了他们的家庭问题。这个个案由于最近的一次暴力指控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我要自杀！”

学校向我们“儿童和青少年危机干预小组”报告：“当菲利普在教室里的时候，他声称自己今天要自杀。随后他离开了教室，老师迅速跟了上去。他跑下一段楼梯，进了一间空教室，打开一扇窗。他的老师立刻阻止了他，以防他有进一步的行动。”

这些第一手的信息来自学校辅导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我还向辅导员了解了其他的一些情况。我需要知道这一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形和在危险发生时是否有目击者在场。此外，我还需要了解，当这个孩子企图打开窗户时他所在的楼层、窗户究竟被开启到什么程度和这个孩子的身体探出窗外的程度。

这些问题对于判断孩子在自我伤害的想法闪现的一刹那他所处的危险程度是很重要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这个孩子是应该立刻接受评估还是可以等到第二天再接受评估。

从菲利普的个案来看，很显然他需要立即接受评估。学校的辅导员告诉我，菲利普曾向她报告说，在他试图自杀的前两天，他曾经被妈妈用电线鞭打过。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就他的这一虐待指控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根据孩子由于受到虐待而产生自杀行为的说法，目前尚不清楚是否真的存在虐待行为，但试图自杀的行为显然说明他很困扰。可能有对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人忽视了这孩子的心声，因此菲利普仍有可能再次企图自杀。

我们要求菲利普的妈妈和外婆立刻带他一起到我们这里来。请孩子和与他生活相关的重要家庭成员一起接受评估是我们危机干预的惯例。这是为了获得关于孩子的更全面的信息，观察他们与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是如何相互影响、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收集关于每个家庭成员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当危险发生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来到学校和孩子进行了面谈，这是作为家访的延续性工作。因此，这个工作人员也和这个家庭一起来到了心理危机干预诊疗室。第一次会面

[咨询师与当事人的对话中加“（ ）”的部分是咨询师对案例治疗的分析或点评]

咨询师：你好，我叫珍·普里斯，我是儿童和青少年危机干预小组的成员。今天我们要一起待几个小时，我要和菲利普一家面谈，并且还要和菲利普单独谈一会儿。我也会和他的学校联系。你们能介绍一下自己吗？（自我介绍能缓解陌生人之间由于不知道将发生什么而产生的焦虑。）

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我叫格林，因为接到家庭虐待的报告，我上周刚接手了这个个案。

妈妈：我叫詹尼弗。（妈妈和菲利普的眼神接触很少，她坐在离菲利普尽可能远的位子上。）

外婆：我叫瓦内萨，是菲利普的外婆。

菲利普：我是菲利普。

咨询师：你们今天为什么来这里？（所提的问题并没有明确地指向在场的某个人，这是为了确定谁是其中的假定权威人物而特设的，那个主动回答问题的人就是家庭中的权威人物。）

菲利普：因为我说我要自杀。

咨询师：哦，是这样。那为什么呢？

菲利普：我班里的同学说他们今天要揍我。（孩子的态度相当开放。）

咨询师：菲利普，我们待会儿会花时间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想更多地了解这件事。但现在我想知道，你的妈妈和外婆以前是否曾听你提起过你想自杀这件事？（让孩子知道，他正在被倾听，同时也为了评估他究竟向他的妈妈和外婆隐瞒了多少痛苦。）

外婆：没有。我经常和这个孩子待在一起，但从来没听他讲过。他有时会对我发火，一个人在房间里又踢又叫，很生气，但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过他要自杀。（外婆第一个对这个开放性的问题作出了反应。）

咨询师：詹尼弗，菲利普今天的行为让你吃惊吗？

妈妈：不。这孩子从来没让我吃惊过！除此之外，我现在还要告诉你，格林先生之所以会在这里，就是因为这孩子说了些什么。（詹尼弗生气地看着她的儿子。）

咨询师：他说了什么？

妈妈：他到学校告诉他们，说我上个星期用电线打他。接着，学校就通知了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我最近没用电线打过他。去年夏天之前，我那样打过他一次，但不是现在。他爸爸以前经常打他，因此我们离开了他。（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在场和当时的情景让妈妈有所防御，并感到不舒服。）

咨询师：詹尼弗，你觉得菲利普今天为什么企图伤害自己？

妈妈：我觉得他是生我的气，因为我冲他大声喊叫。他从来不会真的去做那些他说的事。我曾带他一起到我男朋友家，他表现得很调皮。我们叫他做什么，他从来不听。

咨询师：詹尼弗，我和菲利普谈过之后，我想再和你聊你的这个想法。我想，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想法，但我现在想单独和菲利普谈一谈，更好地了解情况，以求更好地帮助你们。作为今天评估的总结，我会让你们知道你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同时我也会告诉你们我对目前情况的看法。（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现在是终止团体咨询进行个别咨询的好时机了。当单独和咨询师在一起的时候，不用顾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反应，这样才能收集到更多的信息。现在，我将会询问我们危机干预小组中的精神科医生，并向他介绍这个个案迄今为止的发展情况。我也会打电话到学校询问菲利普和同学们相处的情况和他对老师的态度。同时，我也会去了解最近他整体的表现是否有什么变化，他在学校的成绩怎么样，他最近在行为方面是否有明显的特殊变化或不良的表现。在和菲利普会面之前，我也会先咨询格林先生，了解他对菲利普一家的印象和他如何看待他们的机构目前追踪的这个个案的方向性。）对孩子的会面

菲利普热切地跟随着我走进咨询室。我注意到他说的话很幼稚，像婴儿一样。总的来说，他表现出了对情感的饥渴，非常渴望受到关注和关怀。例如，他会坐在一个离我比较近的位子上，他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我的目光，我也能很轻易地碰触到他。菲利普的衣服很旧了，松散地搭在他瘦小的身躯上。在咨询的时候，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我对菲利普进行了精神状况的评估。

咨询师：你对刚才我们在一起时，你妈妈和外婆说的那些话怎么看？（了解孩子是否对她们说的话感到生气或他怎样理解这些话。）

菲利普：我不知道。我向菲利普呈现7张带有不同表情的男孩的脸，来帮助他澄清自己的情绪。我在一张纸上画出这些不同的表情，菲利普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为了让菲利普也参与进来，我要求他用剪刀把这张纸上带有不同表情的脸剪下来。菲利普把剪好的表情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选出其中的一张来代表他的情绪。（让菲利普积极参与适合其年龄特征的活动来鼓励他澄清自己的感受，试图了解菲利普的自杀行为是否与他上次对妈妈发脾气的回忆相符合。）

菲利普：我对我妈妈感到很生气。

咨询师：你上次生你妈妈的气是什么时候？

菲利普：我上次生她的气是在前些日子，她又带我去她男朋友汤姆家的时候，她经常那样做。

咨询师：你为什么不喜欢去那里？

菲利普：那里没有玩具给我玩，而且那儿也没有小伙伴。

咨询师：菲利普，如果我能够帮你实现三个愿望，你想许什么愿？（潜伏期年纪的孩子好做白日梦，这使他们潜在的想法和欲求通过一种自我慰藉的方式表达出来。）

菲利普：我希望我妈妈不要再带我去她男朋友汤姆家；我还想要拥有更多的玩具；最后一个愿望是我想要有很多很多钱。对于那些在精神和物质上遭到剥夺、得不到资助和良好的成长氛围的孩子来说，希望得到东西（玩具）和获得某种手段（金钱）来满足得到这种东西的最终愿望是很常见的。因此，情感剥夺的主题显而易见。看来，菲利普表达的第一个愿望是最重要的。）

菲利普：在我妈妈带我们去汤姆家度周末的前一天晚上，她说要用电线打我。（自杀念头的形成和自杀行为产生的原因开始显现出来。我们探索性的游戏和谈话确定了导致当前危机的潜在刺激源。菲利普星期五的行为可能是为了阻止他妈妈和男朋友在一起，因为那天正是他们平常离开家去度周末的日子。我对于这个孩子遭受身体虐待的第一个反应，是阻止任何我能阻止的对这个孩子的伤害。同时我对他妈妈甚至还试图伤害这个曾经遭受过虐待的孩子的行为感到愤怒。）

咨询师：菲利普，你妈妈有没有用绳子、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打过你？

菲利普：没有。

咨询师：你知道，菲利普，有时候家长们因为生自己的气或孩子的气，他们就可能会打小孩子，但这样是不对的。家长是不能打孩子的，这是不恰当的。（菲利普需要被告知并明白，暴力是不被其他成人所允许的，而且他妈妈打他并不是因为他犯了错误。）菲利普现在看起来更加放松了，他平静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菲利普：我以前甚至叫我妈妈不要去见汤姆了。

咨询师：为什么？

菲利普：和妈妈单独待在家里会更好。

咨询师：你以前曾见过你爸爸吗？

菲利普：不是很久吧，大概两年以前见过。

咨询师：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觉？这使你觉得伤心还是开心？菲利普耸了耸肩。我向菲利普提供了蜡笔和纸，让他画一张关于他家庭的画。

菲利普：我不能画我家人的画，但我会画一个人（见右图）。（这个“人”看起来像一个两栖生物，它戴着一顶棒球帽，笑着露出鲨鱼一样的牙齿。这幅画很幼稚，不像是一个8岁的孩子画的。）

咨询师：跟我谈谈这个“人”吧。

菲利普：这个人是友好的，但他很生气。

咨询师：他为什么生气？

菲利普：因为他不被允许和朋友们玩，而且不得不单独待着。（菲利普用画画这种方式透露了关于他自己的信息，而这是通过直接提问所不能获得的。这种充满了想象力的类似游戏的方式使他能不害怕地表达自己潜意识里的想法。）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男孩和他妈妈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仍然没有很透彻的了解，但我们能确定地说，他们的关系显然存在着问题。自杀行为可以看作是孩子的“求救声”，这是与孩子害怕被妈妈男朋友所取代的恐惧相联系的。

在对菲利普的精神状况检查中没有发现自杀、攻击他人或精神病的证据。他的情绪是通常意义上的生气，他的感情有点儿内敛，但很合作。没有精神迟滞、睡眠或进食紊乱的迹象。他的话比较多，而且语言连贯，认知功能和整个智力状况呈中等水平，判断力和冲动的控制能力都还可以。

我们假设菲利普妒忌他妈妈的男朋友汤姆，因为他占用了菲利普和他妈妈相处的时间。此外，由于这个男朋友在很多方面取代了菲利普生父的位置，这使菲利普感到痛苦。因此，这个男朋友粉碎了这个孩子希望他父母破镜重圆的希望。

大多数处于潜伏期年龄的孩子都希望他们的父母能够破镜重圆，不管现实的可能性如何，他们都希望这件事能够真的发生。尽管菲利普看起来很喜欢画画，但他拒绝画他的家人，这正说明了在他的脑海里，对自己家庭的概念很混乱。他画里的那个人印证了对菲利普愤怒的初步假设。尽管事实上，他父母离婚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但这件事对他产生的情绪上的影响却久久不能消失。菲利普感到愤怒，并觉得自己被妈妈抛弃了。不可否认，他妈妈对孩子表达感情和教养的方式是反复无常的。

我们决定在接下来的咨询中，外婆将不用到危机干预诊疗室来了，因为我们认为让妈妈担负起对她儿子的责任更为重要。我们推测，如果外婆继续参加咨询，且接受詹尼弗提出照顾孩子的恳求，那么这个孩子将无法得到妈妈的关爱和重视，而这些显然是他非常想要得到的。

外婆得知自己不用再来了，显得松了一口气，妈妈和菲利普同我确定了下一次咨询的时间。我们请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格林先生在下一次咨询中再次到场。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在场增加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而且给詹尼弗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使她认识到满足她儿子的需求很重要。但是，让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牵涉到这个个案中的潜在危险是，如果这个孩子的家庭环境威胁到了他的安全和成长，那他将被带走。第二次会面

在接下来的会面中，菲利普和他的妈妈在谈话的开始阶段显得比上次要开心，还面带微笑。他们的打扮看起来也有所改进。詹尼弗精心地打理了她的发型，还化了点妆。菲利普穿上了比上次会面更干净、更亮丽的衣服。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菲利普就坐到了他妈妈的大腿上。上次面谈时他也曾试图这样做，但他妈妈没有同意。虽然这种举动对一个8岁大的男孩来说算是成长中的退行现象，但就这一个案而言，根据前一次对这个家庭动力系统的观察，这个举动似乎表明了他们在情感交流上的进步和妈妈对亲密关系容忍度的提高。

詹尼弗和我相处显得自在了一点儿，没有那么不高兴了。她同意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她家庭的咨询中，但要求格林先生在咨询时待在咨询室的外面，因为她跟我讲的一些话不想让他知道。我说这是可以的，只有当某些事会直接对菲利普造成威胁时，我才会告诉格林先生。除此之外，我还向她承诺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会保密。当我和菲利普的妈妈谈话的时候，菲利普就等在咨询室的外面。对母亲的会面

妈妈：你知道，菲利普总是让我想起我的前夫。那个人不怎么样，他除了自己之外不关心任何人，他很自私。（妈妈对丈夫和菲利普之间共同特质的比较实际上是负面的，而这些特质使妈妈把菲利普当成了丈夫的替罪羊。很显然，菲利普承受了他妈妈埋藏在心里的对前夫未解决的愤怒和敌意。她每个周末都将菲利普带离她的家，也经常用一种贬低的口吻将他和他爸爸进行比较，这些都显示出了她对前夫的敌意。）

咨询师：我想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你好像把对你前夫的一些不满情绪发泄到你儿子身上了。

妈妈：也许吧！我很爱菲利普，肯定也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咨询师：我想如果你开始定期去和心理医生谈谈会是个好主意，那样你就有机会和他讨论一下你的感受、你怎样才能和你的儿子更好地相处以及其他一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

妈妈：好的，我是需要和人聊聊了。（这样看来，詹尼弗愿意接受门诊治疗了。）对孩子的会面

由于菲利普显得不太愿意直接对询问他感觉的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就从一个结构化的任务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们选择了我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游戏——“感情游戏”。

我们使用另外一个棋盘游戏中用的转盘来玩这个游戏。我们用诸如“快乐”“悲伤”“生气”“愤怒”等代表不同感情的词把转盘上原先的字盖了起来。我们又从另一个游戏中借用了一些塑料筹码就开始玩了。菲利普对我们创造的游戏感到很兴奋，他坐得离我非常近。筹码将由那个轮到转转盘的人来分发。这个人先发给自己一个筹码作为转转盘的报酬，当他以某种方式表演或描述自己转到的某种感情时，他还将得到一个作为奖金的筹码。

菲利普：我喜欢你。

咨询师：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我也喜欢你，菲利普。（我想要模仿菲利普表达感情的方式。）我先来转，让你看看我们怎样来玩这个游戏。（我旋转了转盘。）我转到了“快乐”上。当我抱着我的猫，它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时，我感到很快乐。

菲利普：噢，我明白该怎么玩这个游戏了。现在我来转，该轮到我了。我转到了“害怕”上。（菲利普想了大约30秒。）当我妈妈把我单独留在汤姆家里的时候我感到害怕，害怕她不会回来找我。我立即奖给菲利普两个筹码。（菲利普是否真的被单独留在汤姆家中，这还需要和詹尼弗及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核实。但不管这些话是真是假，他害怕被抛弃的恐惧是真实的。）

咨询师：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害怕”的例子，我也觉得一个人待着一定非常“害怕”。

菲利普：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爸爸了，我妈妈和我不得不躲开他，因为他会打我们。我们不得不躲到一个庇护所里，那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孩子。接着菲利普又玩起了游戏，再一次转到了“害怕”上。

菲利普：当我爸爸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害怕，他离开是因为我不好，这也是他打我和妈妈的原因。

咨询师：菲利普，你父母离婚不是因为你的过错，明白这一点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他们离婚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问题。（这些话是尝试缓解菲利普长久以来所体验到的负罪感。）

菲利普：我爸爸从来都不回来，我感到很“愤怒”。你还记得前几天你告诉我，我可以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件我想要的东西吗？

咨询师：你是指如果这是一个魔法世界，你许的三个愿望将实现那件事吗？

菲利普：是的。我今天还有一个这些天我一直想要实现的愿望。（当时我有一种很确定的感觉，菲利普就要表露出他内心最深处的挣扎了。我要鼓励他继续下去，并让他知道我很关注且一直在倾听。而且，他是安全的。）

咨询师：那么，那个特别的愿望是什么呢？我想知道。

菲利普：我希望我爸爸能够回来。“离婚之于最美好的孩子”

瓦勒斯坦因和凯利（1980年）指出，这种现象是十分典型的。像菲利普这个年纪的孩子会想念父母中离开的那一方，哪怕他或她曾虐待过这个孩子。看来，菲利普把他的愤怒转移到了他妈妈的身上，因为他的父母之中只有妈妈留在他身边。如果实际的情况是詹尼弗确实离开了菲利普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她在情感上忽视了菲利普的需要，那么菲利普的这种愤怒便是有理由的。这种经历将会直接使一个8岁男孩对离婚可能产生的预期的各种反应更加复杂。除了失去父母中一方的愤怒之外，菲利普也因为觉得自己要对父母的离婚负责而有负罪感。这也是处于潜伏期年纪孩子的又一典型反应。

在结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之前，我们一起读了迈克尔·普罗柯平（1986年）写的《离婚之于最美好的孩子》。尽管事实上，父母离婚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了，但对于父母的婚姻和他家庭中所发生的变化，菲利普仍然有很多未解决的情感和情绪。他爸爸的突然离开使菲利普对这一切的适应变得更加困难。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菲利普的自杀行为发生在他按惯例要在汤姆家度周末的前一天。这可以假定为导致菲利普产生自杀行为的潜在应激因素之一，同时还有一个因素是前一天晚上他的妈妈威胁要用电线打他。菲利普失去了父亲，并觉察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将被汤姆取代，由此产生的情绪问题增加了他自杀行为的可能性。此外，还有几个应激因素要考虑，如他妈妈对前夫的愤怒和这些愤怒向菲利普的投射。另外，他外婆的精神病史和由此对菲利普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应激因素之一。因为菲利普经常被丢给外婆照顾，他可能会担心外婆旧病复发而没有人能代替她来照顾自己。

因此，对于菲利普的自杀行为，有许多应激因素要考虑。导致这一行为的最直接因素是菲利普的一个同学在教室里骂他“愚蠢”。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温和的评论，如果在其他情况下是不会使菲利普产生压力的。然而，这一因素加在其他的累积因素之上，菲利普就再也按捺不住他的焦虑和愤怒了。

我建议菲利普和他妈妈接受心理门诊治疗。这一危机事件和自杀行为更像是菲利普向外界宣泄他的“愤怒”（正如他在游戏和言语中恰当确认的情绪）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真的想要去死。自杀的行为是他宣泄对目前家庭状况的愤怒的一种方式。

菲利普和他的妈妈都同意去接受个人和家庭心理咨询。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格林先生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跟踪这个家庭的个案，以确定菲利普不会遭受肉体或精神上的伤害，并且确保他们定期接受心理辅导。

在长期的心理辅导基础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确认，如菲利普对于父母离婚的责任感和负罪感，他继而产生的对他妈妈的愤怒，詹尼弗对儿子需要的抗拒和使她不能满足菲利普情感需求的潜在原因。咨询师的思考

现在接手菲利普的个案时，我想知道是否其他治疗流派的方法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有效。我承认，菲利普已经从所经历的突如其来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了，他和他的妈妈通过在危机干预诊疗室的共同努力已经在感情上和解了。然而，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我是否遗漏了其他重要的成员呢？他妈妈的男朋友汤姆是否应该来参加家庭会面呢？因为他是这个重新组建的家庭中的完整的一员。

另一个我已经决定从我们的治疗中排除的关键家庭成员是他的外婆。我这样做是为了使母亲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试图使她和儿子更加亲密，使外婆从照顾孩子的重担下解脱出来。

危机干预心理咨询的主要目的是处理菲利普的自杀念头，使他和他的家庭接受长期的心理治疗。虽然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但我仍然想知道如果让外婆参加治疗，我们是否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如果外婆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就可以重新进行定位。

所有上述思考都能留到长期的治疗中去处理。案例点评在菲利普的个案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离婚对于儿童的典型影响。孩子是家庭关系最敏感的洞察者，也是在离婚事件中受伤害最大的人。因为在这一事件中，他们往往是最脆弱、最无力的，他们没有发言权，甚至无法用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们就会采取他们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声音”，比如菲利普的自杀行为。幼小的孩子无法理解父母为什么会分开，他们所体验到的是离婚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父母一方的离去，是稳定生活的改变，也可能是诸如搬家、转校，不能和父母一起过节之类具体的情境体验。这一切的变动都使孩子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和焦虑，他们会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会为得不到原先那么多的爱而沮丧，会为来自同学的嘲笑而愤怒。更典型的一些现象是一些离婚家庭的孩子常常认为父母离婚是自己的错，是因为自己“坏”、“不乖”，因而产生负罪感。而对于离婚后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一方而言，孩子的情绪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或他是孩子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孩子有怕再失去的焦虑，因而会对父或母这一方产生很强的依赖感和占有欲；另一方面，孩子有可能会把对“离婚”这一事件的愤怒情绪转移到这一方父母身上，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在菲利普的个案中，他就显示出了这种矛盾性。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各种方式和妈妈的新男友争夺妈妈，而他最极端的行为就是威胁自杀，自杀是他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他“愤怒的呐喊”。菲利普既害怕妈妈的新男友取代他的位置，又害怕他取代自己亲生父亲的位置，所以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来阻止妈妈和他待在一起。因此，在这个个案中，让母亲了解菲利普的这些想法和他对爱的需要是很重要的，这种强烈的欲求不满正是引发这次自杀危机事件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咨询师普里斯的思路就是如此。她将外婆排除在咨询范围之外，正是为了让母亲更多地承担起对菲利普的责任。在危机干预的过程中，游戏疗法的使用是一大亮点。游戏疗法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源于儿童精神分析学研究所获得的启发。游戏是儿童交流的特殊语言，它能告诉我们儿童内心深处压抑的体验和欲求，同时还能影响儿童的发展。咨询师通过游戏来和孩子交流，不仅尊重了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有自我表现的空间，更营造了一种温暖、和谐的气氛，建立了与孩子之间相互信赖的咨询关系，这对于问题的解决和孩子自身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在菲利普的个案中，咨询师通过绘画和游戏来澄清菲利普的情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画里那个长着鲨鱼牙齿的愤怒的“人”，他剪下来的那张愤怒的脸和他在游戏中对“害怕”的种种表达，都显示出了他的真正需求，为危机干预结束后的后续咨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晓慧）译者简介

朱晓慧，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主攻学校心理咨询。同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辅导中心和心理咨询中心担任咨询师。

爸爸妈妈在天堂

乔伊斯·布鲁斯顿，美国纽约市韦斯特彻斯特郡的一名学校社会工作者。长期从事在校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同时在纽约市泰瑞镇的佛德汉大学社会服务研究所担任讲师。两个不幸的孩子

辛蒂·V，女孩，10岁半，念小学五年级。母亲V太太，54岁，是家庭主妇。两个姐姐，今年分别25岁和26岁，已经搬出去住了。

辛蒂的父亲V先生两年前死于一次心脏病突发，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好，他的死完全是个意外。就在V先生死后几个月，辛蒂大姐姐刚出生的小宝宝夭折了，他们家的一个好友也死于非命。

自辛蒂的父亲死后，也就是从辛蒂四年级起，我以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给她作心理咨询，每周一次，持续了一年。与此同时，我也和V太太及辛蒂的老师保持联系与合作。治疗的重点在于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以帮助辛蒂释放悲伤的情绪，培养起自信心，并和母亲作适当的分离。

辛蒂在咨询过程中常常流露出愤怒的情绪，需要不断地控制自己。我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并加以同情。有时候，我还尝试着把这种愤怒直接和她父亲的死联系起来。我使用过“游戏”疗法来支持和帮助解释她的情绪。比如，她喜欢玩“战舰”游戏，我就在游戏过程中强调生活有时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就像游戏中的突然袭击。我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肯定父亲的死对她的心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给她信心，告诉她大多数人是可以活到老的。

辛蒂对“失去”很敏感，对母亲的死和消失感到害怕，这是因为父母中一人的死亡往往会引起孩子为失去另一人而恐慌。另外，V先生死后，辛蒂和V太太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困难，她们母女俩同床而眠。我做她们的思想工作，鼓励她们分开来睡，并试图消除V太太的愧疚感和安慰小辛蒂不要害怕。

鉴于辛蒂的退缩表现（特别是在学校里），我鼓励和训练她多多向老师寻求帮助和参与同学之间的讨论，以提高自信心。

我对辛蒂的个别咨询持续了一年。接下来的那个暑假，辛蒂的外婆久病而逝，姐姐又离家出走。我们的咨询已完成两个阶段，这时辛蒂对她的母亲说不想再继续下去了。V太太把这事告诉了我，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

我和辛蒂一起回想了上个阶段的咨询情况。我相信问题在于自己操之过急了，我不应该这么快就直截了当地把她家里的事牵扯进来，这给她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感。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谈论别人的“家丑”（姐姐离家出走）。

为了减少压力，我对她说：“你对我生气不要紧，我们共同努力来把问题解决掉。”但她对我的话没有反应。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无论是在学校的走廊里相遇还是写信的时候，我都以轻松而没有压力的方式和她交流，但辛蒂的阻抗并没有减少。

罗莎·T，女孩，九岁半，念四年级。在她四年级开学不久，母亲开枪自杀而死，此后罗莎就和叔叔艾尔（24岁，管理员）、婶母卡罗（25岁，怀孕六个月，销售员）住在一起。

罗莎每晚以及周末都和父亲T先生（36岁，园丁）一起吃饭。T夫妇俩在T太太死前一年就离婚了。每天放学后家里人把罗莎接回来，下午由外公外婆陪伴，直到晚饭时间。外公外婆是在T太太死后特地搬到纽约来帮助照看罗莎的。

T太太的自杀使全家一片混乱，家里人决定向罗莎隐瞒事实的真相，对她说妈妈是死于用药过量。但罗莎的学校在一个小社区里，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的孩子竟残忍地奚落罗莎说：“你妈是开枪自杀的！”罗莎回家问婶母时，婶母没有把真相告诉她。

从罗莎在学校表现的历史记录上来看，她比较孤立，与同伴交往困难。亲人自杀会给全家带来恶劣的影响，羞愧和罪疚感会久久地笼罩在生者的心头，死者悲惨的样子也会在生者的脑海里如影随形。事发后身边的环境会充满紧张焦虑的气氛，巨大的社会压力又阻碍和影响着生者去表达悲伤的情绪。

我开始对罗莎进行个别咨询，并会见了她的叔叔和婶母，建议他们把事实告诉罗莎，因为这样有助于罗莎建立起对家人的信任，也能够防止有朝一日她了解真相后一下子难以接受。叔叔和婶母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们自己也因此更能开诚布公地谈论这场事故带给他们的感受、恐慌和担心。

罗莎保存着妈妈的几张照片，从中她获取了些许安慰，但有时睹物思人，她又感到害怕。

和罗莎单独面谈一个月之后，她表示愿意和其他父母过世的孩子交流。结成游戏治疗的伙伴

考虑到罗莎总感到孤立和羞耻，而辛蒂又讨厌个别咨询带来的威胁感，我决定采用同伴疗法。我分别向她俩作了说明，两个孩子都显示出一定的兴趣，虽然辛蒂有些迟疑，但她仍愿意试试看。

第一次：互相认识

我们玩了一个关于名字的游戏作为自我介绍，以这种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活跃气氛，消除彼此的陌生感。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一下同伴治疗的目的：谈谈各自的情况，互相了解父母死后心里的想法，同时认识新朋友，分享彼此的快乐。我请她们每人对已故的亲人和自己发表一些看法，这之后她俩显得更加放松了。

然后我提出有关治疗中的规则和保密的事宜。她们决定对自己的活动和讨论向家人保密。

我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职责，其中包括和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联系（因为父母和监护人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我会把每次面谈的大致情况告诉她们的家人，但不会涉及到具体内容。第一次面谈就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初步的评估和治疗方案 罗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同伴关系不良和低自尊的（自我评价）问题，母亲的死又带给她强烈的孤立感和羞耻感，从而加剧了她的社会性问题。

而辛蒂一贯很怕羞，有退缩行为（尤其在外面），还伴有学业不良的情况。由于身边发生了一连串死亡事件，所以她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感到脆弱和孤独。治疗的方案是让罗莎和辛蒂接受游戏治疗，使用双人同伴技术。要达到的目标是：

1.哀悼死去的父母；

2.提高社会性技能和交友技能；

3.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用的治疗技术有：木偶剧、绘画、自发交流（让当事人自由地开展对话，而不是在咨询师的询问引导下进行陈述——译者），以及教给问题解决的方法。整个治疗阶段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她们可以尽情地哀悼父母和表达感受。

我定期跟罗莎和辛蒂的家人取得联系。对V太太需要做的工作是：

1.告诉她辛蒂哀悼父亲的方式和程度是和大人不同的；

2.鼓励她和辛蒂作适当的分离；

3.鼓励她做一个坚强的母亲。

对罗莎的家人而言，关键是帮助他们理解孩子表达哀伤的过程，并对整个家庭哀痛的表达给予外界的支持。游戏治疗的几个场景

第四次治疗

辛蒂：我真的很想念我爸爸。

咨询师：这一定很痛苦。

罗莎：班里有些家伙一直来惹我，我讨厌他们。

咨询师：这可不好，他们不应该这样。我为你抱不平。

罗莎：嗯，我的同桌查尔斯总是作弄我，用绰号喊我。

辛蒂：他真讨厌！

咨询师：这一定让你很难受。想要我们帮你想想办法吗？

罗莎：嗯。

咨询师：很好！他们叫你绰号时你怎么做？哦，对啦，我想说你们能互相支持真是太好了！辛蒂，你对罗莎的支持很管用——这才是好朋友。那么罗莎，他们叫你绰号时你会怎么做呢？我在强调发展友谊的技能，并强化她们积极的社会性行为。

罗莎：我想不理他们，但是后来我也回叫查尔斯的绰号。

咨询师：我能理解，完全不理会很难做到。被人作弄也是很麻烦、很痛苦的事。这事真不容易啊！辛蒂，你看罗莎该怎么办呢？我鼓励她们分享解决问题的方法。

辛蒂：我不知道……嗯……要么请老师给你换个座位吧！

咨询师：这主意不错。你觉得呢，罗莎？

罗莎：我可以试一试。

咨询师：到时告诉我们老师是怎么说的，是不是管用。

辛蒂：我真的很想我爸爸，但我不哭，我一次都没哭过。我注意到辛蒂开始转移话题。

咨询师：你好像真的感到很难过。你想哭吗？

辛蒂：不，我只是很想他。

罗莎：我想我妈妈，我睡觉前总哭。

咨询师：爸爸或妈妈的死真的会让人很难过。你们自然很想他们。罗莎，你觉得哭有用吗？

罗莎：我不知道。我就上床的时候哭，那时我特想她。

咨询师：感到难过的时候想要哭是很正常的。当亲爱的人死去时，每个人都会这样。真不容易啊，你们能说出自己的感受真是太好了。我对她们悲伤的情绪作合理化的解释，并支持她们对痛苦的表达。

第八次治疗

罗莎和辛蒂分别完成了一幅家庭树图。在她们给图画添颜色的时候，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咨询师：你一定感到很痛苦。

罗莎：有时候我不敢相信妈妈已经死了。辛蒂沉浸在她的哀痛中。她有很强的情绪体验：痛苦、失望、孤独。（快到父亲节了）而罗莎处在哀伤的第一阶段，她不相信母亲死了，拒绝接受这个现实。告诉她遇到重大的困难时要去找其他办法来解决，明白这一点对罗莎来说很重要。

咨询师：我能理解接受妈妈的死对你有多难。

辛蒂：你的妈妈为什么要自杀？

罗莎：她有心事，她很孤独，把心事藏在心里。

咨询师：这太可怕了，她找不到其他办法来解决。

罗莎：你真幸运，你的父母没有死。

咨询师：哦，嗯。

辛蒂：是啊，你不知道没有爸爸或妈妈是什么滋味。

咨询师：你说得对。

罗莎：真的很痛苦！对孩子来说，比大人更加痛苦！

辛蒂：我的爸爸看不到我毕业了，也不能在我结婚的时候陪我走进教堂了。

咨询师：这么重要的事不能和爸爸分享，你一定很伤心。

罗莎：你怎么知道的？你的父母没有死。

咨询师：你生气我不怪你。可能我有时并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父母都还在。我视之为理所当然了。认可她们的愤怒很重要，对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来说，愤怒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罗莎：就是啊，你的父母没有死呢。

辛蒂：你怎么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咨询师：我需要你们帮我理解你们的感受。

罗莎：你为什么想讨论这个？

咨询师：问得好。我相信把心里的感受告诉其他人可以帮助一个孩子或大人更好地化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会努力去理解你们，但需要你们的帮助。

辛蒂：我多么爱我的爸爸！

咨询师：哦，嗯。

辛蒂：我希望自己死掉，跟爸爸在一起。我太想他了！

咨询师：想念他却又见不到他，你一定很伤心。

辛蒂：我想和他在一起……（然后，她在家庭树图上写道：“我爱爸爸，我想去死，这样就可以和爸爸在一起。”她把图画递给我和罗莎看，然后把它撕碎丢进了垃圾桶。）辛蒂有死的想法让我感到震惊和害怕，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她。

咨询师：你这么痛苦我很难过。

罗莎：有时候我无法相信妈妈已经死了。

咨询师：我能理解，我们很难接受自己亲爱的人死了。事后看来，辛蒂的这个想法也许暗示了她有什么事没有做完。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罗莎怎么理解辛蒂的想法。

我很担心辛蒂不仅仅是在想象自己去死，她很有可能真的会去尝试，所以我请辛蒂在谈话结束后留下来，对她的自杀可能性进行了评估。罗森塔尔的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就可能产生自杀念头并实现自杀行动。福克斯说过：“每个丧失亲人的孩子都有自杀的潜在危险，而且对任何显示这种可能性的言语都要给予立即、充分的评估。”

我对辛蒂说很能理解她为了能和爸爸在一起而想要去死，毕竟这太让人痛苦了（既难受又孤独），但我想知道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她想过怎么去死吗？产生这种想法的频率有多大？她有没有对别人说过？辛蒂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让我放心了一些，因为我知道她不会付诸行动。我告诉她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让我和罗莎分享，这样做很好。“让你所信任的人知道你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我也找过辛蒂的母亲及老师谈话（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辛蒂的想法），询问辛蒂有没有特别的行为表现。他们都表示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事后我立即和我的督导讨论了关于辛蒂自杀的想法和接下来的治疗工作。小结

辛蒂和罗莎想要表演一出木偶剧，她们“串通”好了，对我说：“我们不想讨论了。”两人都觉得我在用“谈话”的方式逼她们说。她们更喜欢通过玩的方式，象征性地而不是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她们会更加放松。

第十六次治疗

咨询师：让你们扮演死后复活的角色怎么样？

辛蒂：（兴奋地对罗莎）如果你妈妈能回来你会很高兴吧？

罗莎：嗯。

罗莎：（扮演父母）多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复活啊，我好想他们啊（大声地哭）!

辛蒂：（扮演幽灵）我有个好主意，我去请求上帝放他们的孩子回去。嗨，上帝你好！你能让米勒姐弟俩回到他们父母身边吗？（上帝说）或许我能做到。嗯，能做到。（幽灵说）他们的父母太想念他们了。（上帝说）好，我会送他们回去的。（幽灵说）嘿，我是你们孩子的幽灵，你们想要见你们的孩子吗？上帝说可以让他们复活一天。

辛蒂：（扮演女儿）爸爸（语调兴奋而又可爱）!对辛蒂来说，就好像真的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罗莎：（扮演父亲）简！约翰！（惊讶不敢相信）我不是在做梦吧？！

辛蒂：不，不是做梦。你要我打你一拳吗？

罗莎：好——啊哟！亲爱的，快来看我们的孩子！

辛蒂：妈妈（充满快乐和爱）!（木偶们紧紧抱在一起）

罗莎：主啊，谢谢！谢谢！（惊喜尖叫，然后平静下来）我深深地被辛蒂和罗莎强烈的情绪反应所感动，她们好像真的又见到了自己死去的父母。

罗莎：现在你们想干什么呢？想见你们的朋友吗？

辛蒂：米西！珊迪！还记得我们吗？

罗莎：（扮演两个朋友）你们已经死了啊！

辛蒂：不，我们还能活一天。我们一起去糖果店吧！（在糖果铺）

辛蒂：（扮演老板）想要糖果吗？

罗莎：我不知道，妈妈不让我吃糖。

辛蒂：买一些吧，没关系的。

罗莎：她发现我房间里有糖时会很生气的。

辛蒂：拿着吧，很好吃的。

罗莎：好吧。

辛蒂：这儿还有好多呢。

罗莎：嗯……好吧。

辛蒂：哈，哈，哈。我卖的是毒药，他们还不知道。

罗莎：（恶心，呕吐）这是变质的糖！

辛蒂：哈哈，我们骗你的，这是毒药！

罗莎：我得去医院。

辛蒂：（旁白）朋友们，米西和珊迪就这么死了。

罗莎：（哭泣，大声喊）他们全家都在哭啊，你知道米西和珊迪发生了什么事？整个过程中，罗莎表现出强烈的悲伤。这象征着她对母亲的感情。

辛蒂：我们把他俩杀了。下面轮到你啦。

嘭——嘭——！

罗莎：你在干什么？

辛蒂：爸爸，我在做我应该做的（充满愤怒）。

罗莎：上帝准备要你们回去啦。

辛蒂：够了，什么上帝。我们回去吧！

咨询师：结束了吗？

罗莎：还没结束呢，你别插嘴啦！

辛蒂：（杀了父母，对罗莎）我恨你，真的，从心底里恨！离我远点。辛蒂在表达生气和愤怒，她的情绪表明了她对父亲的死的感受。

咨询师：结束了吗？

辛蒂：上帝啊，我真不该请你让他们回去看父母，现在他们把自己的父母都杀了。

罗莎：该结束了吧？

辛蒂：不！（开始唱）但愿我已死去，我忘不了。真的希望我死了，因为有人对故事的结尾不满，和我作对。但愿我死掉，死掉，死掉，死掉！你这个猪头。我相信对辛蒂而言，忍受愤怒和丧失的情绪很难，她又想到了死。唯一能够减轻她痛苦的办法就是和父亲相聚。

罗莎：（拿着小猪木偶）我不是猪头。

辛蒂：但愿我已经死掉，死掉，死掉！

罗莎：我也这么想，你是个讨厌的家伙！

辛蒂：好，我现在就杀死我自己。

罗莎：哦，不要，不要，不要。（神情痛苦）罗莎本能地想要救辛蒂。罗莎的表现反映出她想阻止母亲自杀。我应该去了解她这种生气而又无能为力的感受。

辛蒂：倒下身去死了。

罗莎：你看，这真无聊，结果是这样！（语气激动）

咨询师：太精彩了！我很在意最后一段，当辛蒂说她要杀死自己时，罗莎的反应很强烈。这是不是让你想到了你妈妈？

罗莎：是的。

辛蒂：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罗莎：我想把下一幕戏安排在天堂。好吗，辛蒂？

辛蒂：好的。罗莎主动结束了这幕戏。

咨询师：这个结尾不是很好让人接受，当然辛蒂并没有针对罗莎的妈妈。你还好吧，罗莎？

罗莎：没事。下周的表演是我们在天堂里。

第十七次治疗

咨询师：……我听了上次的表演（有录音），很有感染力，感情、动作表达充分，让人耳目一新。辛蒂真是个好导演，你们两人都表演得很投入。那么，这次应该让罗莎来担任导演了。你们看怎么样？

辛蒂：好的。

罗莎：嗯，这场戏讲的是有人来到了天堂。我强烈建议罗莎来当导演的治疗意义在于：帮助她克服因母亲自杀造成的无助心理。她想让故事发生在天堂里，可能有什么和妈妈相关的事没做完，而且她想知道妈妈为什么要死。让她们轮流导演还可以起到公平的作用。

咨询师：（鼓励罗莎来负责安排剧情）罗莎，你要告诉辛蒂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罗莎：辛蒂，你来演小兔子好吗？第一个场景是在天堂。

辛蒂：小兔子在吃萝卜。

罗莎：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咨询师：你希望接下来发生什么？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呢？

罗莎：好的，天堂的样子……

罗莎：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了。

咨询师：我来扮演那个参观天堂的人。

辛蒂：这里很美好。

罗莎：你今天想干吗？

辛蒂：我不知道。

罗莎：我没主意了。

辛蒂：我会按你的要求去做。

罗莎：我会按你说的去做。

辛蒂：这次是你负责的。

咨询师：辛蒂会配合你当好导演的。我知道这对你不容易，罗莎，但你能做到的！勇敢些，做个好导演。罗莎通常听从辛蒂的指挥，我有意鼓励她采取主动，学会自我表现。

罗莎：好吧，我们继续。

咨询师：（扮演参观天堂的人）大家好！

罗莎：（害怕地）你是谁？

咨询师：别害怕！我叫朱迪，我第一次来到天堂。

罗莎：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咨询师：我是沿着神奇之梯上来的。跟你说说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死了。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每晚我都向上帝祈祷，哭着上床睡觉，不停地想他们。我真想再见他们一面啊！上帝答应了我的请求，让我来见这最后一面，我正在找他们呢。（简和约翰出现了）嗨，简！嗨，约翰！见到你们太高兴了！我不相信你们已经死了！把罗莎的真实生活融入到戏中。

辛蒂：谢谢你上帝，让我们的朋友朱迪来到这里。

咨询师：我总是想着你们，没有你们我好孤独好难受啊！

辛蒂：在人间怎么样？

咨询师：现在是春天了，很美丽。我真想夏天快点到，可以不去上学，可以游泳、骑车，和朋友们玩！

罗莎：朱迪，在这里我们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罗莎和辛蒂提出了哀伤者头脑里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所爱的人死去时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吗？孩子们需要一种肯定！

辛蒂：我们不用睡觉。你要上学，我们却不用。

咨询师：天堂真是个好地方。我一直很担心你们，看到你们这么轻松愉快我就放心了。但是我真的想留在人间，和朋友们玩，游泳——我都等不及啦！

辛蒂：你现在比我们过得开心！你有更多的伙伴！

咨询师：你以为我不想念你们吗？虽然我觉得活着很美好，但有你们和没有你们是不一样的。

辛蒂：那你为什么不死掉，然后到天堂来和我们在一起？

罗莎：来吧，如果你想要春天，许个愿就可以了。

辛蒂：你也可以为生日许愿。

咨询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相信我，我也想和你们在一起，但那样做对我并不好。我真的、真的不愿意你们死。

辛蒂：骗人，骗人，骗人！

咨询师：你不能这样！我不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我想你们想得好伤心。但现在我想通了，和你们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会在难过的时候帮助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大冒险吗？那多好玩啊！我提到对现实的回忆是为了引导他们克服悲伤。人需要回忆，然后才能化解失去亲人的悲伤。

罗莎：不记得了。

辛蒂：真没劲。孩子们的阻抗提示我应该慢慢来，根据她们的需要，特别是罗莎还在拒绝接受现实。

罗莎：到天堂来吧，这里到处都那么干净。

咨询师：是啊，跟我说说天堂吧！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罗莎：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辛蒂：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罗莎：你不用长大。

咨询师：真棒。

罗莎：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好。

辛蒂：没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她们对一些死亡的问题感到困惑：“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去哪里？那里是什么样的？死了是什么感觉？”

咨询师：我真高兴看到你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罗莎：那你想怎么做？

咨询师：你们很好，这真的让我放心，有些话我一直没机会对你们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你们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伤心透了……

辛蒂：（打断我）哦，你只是说说而已。（一脸的不屑）

咨询师：听我说，如果我说的不是真心话，我就不会辛辛苦苦跑上来找你们。每天晚上我都在想念你们……

罗莎：（打断我，很不耐烦）好啦好啦！我们一起玩吧，说得够多了。（我们唱唱跳跳）等一下，我忘了说了，你可以不用回去了，因为……罗莎和辛蒂都很难忍受别人难过的样子。

辛蒂：（兴奋地打断罗莎）我有个好主意，我们跟上帝说让她永远留在这里！

咨询师：等等，我并不希望如此。

罗莎：你不愿意？

辛蒂和罗莎：（一起难过地叹气）唉！唉！

罗莎：为什么？

辛蒂：因为她想和其他伙伴还有家里人在一起。辛蒂开始接受生活——活下去的选择。我指出天堂固然美好，但人间更有意义，以此帮助她们在生死之间作出活下去的选择。

咨询师：尽管我很想念你们，你们死了我非常伤心，但我现在很高兴，因为知道你们在这里很幸福。我想我可以回家了。

辛蒂：等等，让我们一起拍张照！（兴高采烈）

咨询师：好主意！（我们装作拍好照片，每人分一张。）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珍贵。我还想说一件事。简，在你死去的前两天，我和你吵了一架，我感到非常抱歉，你还生我的气吗？我要确认她们是否还怀有罪疚感。

罗莎：我记得我们第二天就和好啦。

咨询师：我很愧疚。

罗莎：不必担心啦，我们一起玩吧！

辛蒂：我们来唱歌吧！（我们唱了几首他俩在学校合唱队里学的歌。接下来，辛蒂写了首歌，唱给我听。）噢，朱迪，我的朋友/真心希望你能留下/但路途遥远/和你在一起很开心/大家都愿意成为你的好伙伴。通过这场戏，辛蒂真正学会了说再见。

罗莎：再见，朱迪。（哭泣）

辛蒂：再见。（哭泣）

咨询师：记住，我永远忘不了你们！再见。尾声

治疗的整个过程在于鼓励罗莎和辛蒂逐渐地释放她们的情绪，并慢慢地让她们接受失去亲人的现实。帮助这类儿童很关键的一点是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可以让他们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感受，并被咨询师所理解。我本着对孩子自身价值无条件认可的信仰，本着认真倾听的态度，本着对来访者中心治疗理念的虔诚，做到了为她们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通过游戏治疗的方法，罗莎和辛蒂已经能够表达一系列的情绪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能够认同她们内心的痛苦，肯定她们的感受和焦虑是正常的。

建立双人同伴模式，有助于提供一种友谊联盟，既增强了自我价值感，又提高了社会性技能。在这个模式下，辛蒂和罗莎能够互相分享经验，面对困难和苦恼也不再感到孤独了。与此同时，她们可以为解决同伴和家庭问题共同出谋划策。

我还分别咨询了孩子的父母（丧失配偶）/监护人，因为他们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能否克服心理创伤起着关键的作用。理想的治疗模式是把所有家庭成员都引入到咨询和治疗中来，这样咨询师可以帮助整个家庭缓解压力，减轻亲人突然死亡或自杀带给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症状反应。通过处理家庭成员的哀伤，可以更有效地帮助维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在学校环境下，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实施家庭治疗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但作为一个学校社会工作者，我能做到的是介绍其家人到相关的心理健康机构去寻求治疗和帮助。案例点评父母的死对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父母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爱的源泉，是他们面对这个变幻莫测、危险重重的世界时唯一安全可靠的庇护所。这样一个至亲至爱的人离开人世，从此不能再陪伴他们的成长，在孩子看来，就好像一下子置身于荒郊野外，从前那个温暖安全的环境面目全非了，这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所难以承受的。福克斯报告说，“父亲、母亲或者是兄弟姐妹的死，可能会导致儿童在成年后出现情绪障碍”。因为遭遇这种变故的孩子会被强烈的情绪所淹没，诸如愤怒、难过、害怕、无助、愧疚、把死者理想化，以及感到受欺骗和被遗弃。而他们又往往以一种间接的、滞后的、伪装的行为方式发泄这些情绪，比如搞恶作剧，采取攻击、叛逆的行为，或者表现出退缩性行为，以及冲身边无辜的大人发脾气。总之，没有处理好内心的悲痛会潜在地影响儿童情绪和智力的发展。本案例涉及的两个孩子都处于学龄早期（分别是九岁半和十岁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明白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人一旦死了就不能复活了。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现实，特别是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当自己亲爱的人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也开始了解人总有一死，自己也一样，尽管他们在理智上对死亡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但在心理上还在不断同“生命有尽头”这样的观念作抗争。以往的研究资料表明，儿童因失去亲人所经历的哀伤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典型的反应是震惊、抗拒、愤怒、拒绝相信。孩子很可能会连续几年保持这种抗拒的状态，他们不肯与死者分离，对死者的离开表现出愤怒，拒绝接受事实；第二阶段是强烈的情绪体验阶段。孩子会感到痛苦、失望，甚至要崩溃，表现出强烈的分离焦虑；最后一阶段是最终的适应阶段。孩子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寻求新的事物，心情逐渐轻松起来，并开始对自己的将来充满希望，焕发出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本案例中的两个小女孩辛蒂和罗莎，似乎还都处于哀伤的第一阶段。辛蒂对爸爸的死感到气愤，而罗莎不愿相信自己的妈妈真的死了。本案例的作者，即两个小女孩的咨询师乔伊斯相信，孩子有能力表达与处理哀伤和悲痛，但在此之前他们有特殊的需要——需要大人保证“会好好照顾”他们。儿童处理哀伤的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要好几年才能够达到最后一阶段，因为他们每次只能承受很少量的痛苦。孩子会把身边的大人当作自己仿效的榜样，所以此后负责照顾孩子的父亲、母亲或其他成人能否提供合理的引导，能否提供宣泄情绪的机会，将对孩子处理哀伤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乔伊斯强调对父母/监护人进行同步咨询的重要性，并提出有必要对家庭的所有成员进行哀伤辅导。本案例中，咨询师使用了游戏疗法，还引入了双人同伴模式，使得整个治疗过程显得很有创意，也为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了铺垫。游戏是儿童自我表达最自然的方式，孩子在游戏过程中能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由于词汇能力和自我概念方面的欠缺，儿童在情绪表达时会遇到困难，而在游戏中，他们通过不断重复的动作、表演，就可以把握生活中让他们感到矛盾、痛苦和焦虑的情景。木偶本身既安全又好玩，很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和激发他们的兴趣。两个小女孩在自编自导的木偶剧中扮演各种角色，在不知不觉中释放了内心紧张焦虑的情绪，达到了宣泄的目的。同时，通过担任编剧、导演的角色，她们的自信心也得到了锻炼。此外，咨询师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有时充当一名观众和观察者，任凭两个孩子自由发挥，让她们以自己的思路去表演从而达到情绪的宣泄；而有时她又是个积极的参与者，扮演里面的某个角色或承担某项任务，利用手中的木偶使孩子们的内心冲突以更具“疗效”的方式展开。通过木偶剧、图画和自发的谈话这些种种生动有趣的形式，罗莎和辛蒂终于能够顺利地表达她们对死去的妈妈爸爸的悼念了。另外，令此案例很有特色的一点是，咨询师把两个命运相似、年龄相仿的孩子安排在一起进行治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积极的效果。正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咨询师和孩子单独的面谈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孩子产生了明显的阻抗。而建立同伴联盟，既为孩子提供了一个互相支持的安全环境，又可以充分展开多种形式的游戏，自然也就赢得了孩子的治疗兴趣和真心实意的配合。总之，我们要从孩子的发展阶段出发，去了解他们至爱亲人的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要想把孩子从丧失父母的心理阴霾中解救出来，就必须理解他们的特殊性。这包括：一、对安全感的需要；二、对痛苦的心理承受性很脆弱；三、需要大人作为榜样；四、由于语言和自我概念的发展水平低，可能会导致情绪的压抑和混乱；五、需要保护和鼓励对死者的美好回忆。（钟莹）译者简介

钟莹，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学系，同年保送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徐光兴教授，主修学校心理咨询专业，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咨询员。

出走的少女

17岁的少女离家出走，在桌子上留下了对母亲的“宣战书”，声称要杀了母亲。如此举动，实在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这中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感情纠葛和心理隐痛呢？

少男少女离家出走，古已有之。其路程大致为两种：一是看破红尘，皈依空门，或出家为僧，或落发为尼，如《红楼梦》中的宝玉、妙玉，这是一种心理解脱的方法；另一种是闯荡江湖，浪迹天涯，但其中不少人堕入险地或沦落风尘，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的“苦修”。

可是本咨询案例中的少女并没有遁入空门、六根清静的迹象，而是充满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情感冲动；也没有闯荡江湖、浪迹天涯的本领，因为17岁的少女手无缚鸡之力，从一个城市出走到另一个城市，路途遥遥，身上只带了偷偷从家里拿来的600元盘缠。在现代社会高消费、高密度的生存空间里，靠这点盘缠是维持不了太多时日的。

剩下另一个可能就是身处险境，或者产生绝望轻生的念头，这样的后果就相当严重了。因此，本案例的心理咨询和援助就具有紧迫性和特殊性，这也正是我们对这个案例的关注之处。（徐光兴）

一个梅雨绵绵的日子。

她出走去另一个城市，走进了陌生的大学校园。17岁，还是花季的年龄，她却感到人生有太多的迷惘和失落。天那么阴沉，风好大，就像……她打了个寒战，就像父亲发怒的脸色。“要是我不写那张字条就好了。”她心里忐忑不安，她这一走，父亲会怎么想？她给母亲留字条时，简直是一种疯狂的冲动，上面赫然写着：“我恨你，想杀了你。”虽是气话，实在也太离谱了一点。在父母眼里，在老师同学看来，她也许有些特别，但并不反常，她这样不辞而别，不啻是向他们不宣而战，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没带伞，雨点打到额头上凉丝丝的。她的心颤了一下，这蒙蒙细雨呀，仿佛从她15岁起就一直下到现在，从没人来关心，也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她真想有个人能懂得她，不像她周围的那些人，可以同她一起聊聊童年、理想和最近做的梦，还有她最崇拜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要是弗洛伊德大师在世的话，他会愿意收她为徒吗？也许，该好好整理一下思路了，狂乱的心会因此而冷静，在这里多待几天吧！

走呀走，走过一座小桥，有一栋像生日蛋糕一样的圆房子，她走上前，看到牌子上写着：“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三个梦“你常常梦见什么？”她坐在一间小小的白色的房间里，斜侧方坐着一位长发飘飘的大姐姐。她是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心理咨询员，此刻正在关切地问她。

她笑了。她告诉大姐姐自己刚从家里出走，正巧路过这里，就进来了。大姐姐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问她有什么打算。她欣慰地感到，大姐姐懂她，明白她是一个感情丰富、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思考的人。她抹去眼角的泪珠，接过心理咨询申请表，在咨询要求一栏端端正正地填上：“我是一个弗洛伊德的信徒。您能为我释梦吗？”

大姐姐请她在外间的沙发上稍坐一会儿，隔着玻璃门，她看见大姐姐打了个电话。只一小会儿，大姐姐就起身领她进了小白屋。

她摘下眼镜，用这一瞬间理了理思路：“我常常梦见战争、炮火、硝烟。我看过弗洛伊德的书，我还有一个记梦的小本子。”大姐姐温柔地注视着她，轻轻鼓励道：“你真是个有心人。我们一起来谈谈你印象最深的几个梦，好吗？”“1997年，我15岁。我梦见海湾战争打到了我居住的那个城市。我们家门前那条街全着火了，轰炸机到处投炸弹。那场面实在是惊心动魄……我到处找防空洞……”“你梦见战争，还记得他们用了什么武器吗？”大姐姐问道。“好像没有看见地面战争，只是到处硝烟弥漫。”她不明白大姐姐为什么特别关心武器，她看见大姐姐在纸上很快地记下了几个字。“我痛恨战争，它太残酷。但我确实经常梦见战争，这很矛盾，是吗？”她看了看大姐姐，大姐姐也在看她。“我相信有飞碟和外星人，我还梦见过飞碟。飞碟停在大草坪上方，底部金光涌动，那景象真是美极了……后来，飞碟底部落下了一块金牌，我把它捡起来挂在脖子上。”“梦里就你一个人吗？”“不，还有我父亲，我正和父亲一起流浪……”“我梦见自己进了北大，看见克林顿总统坐在中文系三年级教室里听课。我质问他：‘你怎么也来了？’克林顿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来？’……”Beck抑郁问卷测试结果数据分析图

大姐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你的情绪……你平时快乐吗？”她脱口而出：“不快乐，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从什么时候开始？”“15岁。”大姐姐轻轻站起身：“等一等，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现在究竟有多烦恼。”

很快，大姐姐又回来了，她的手里多了张卷子——beck抑郁问卷。大姐姐请她答卷子，用笔圈出每道题中最符合她情况的那一项分数。一共21道题，她很快就做完了，交给大姐姐。大姐姐把每道题的分数相加：“你的总分有17分，你现在已经达到中等程度的不快乐了。我来让你画张图，看看你哪些方面表现最明显。”英俊少年

她满意地舒了口气，在纸上落下最后一笔。应大姐姐的要求，即兴画下一幅人像。“好一位英俊少年。”大姐姐轻声赞叹。说真的，这位少年的容姿颇有几分像她。少年留着柳丝般的短发，面庞清秀。只见他身姿矫健，体格匀称，俨然一位十七八岁的少男。然而却侧着脸，眉宇间流露出一股抑郁之气。“你觉得，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在很远的地方，正在微笑。”她回答。大姐姐审视着画面，发现她嘴角边露出一丝似有若无的浅笑。“为什么微笑呢？”“因为……因为他得到了一些东西，他掌握了他想要掌握的东西。”“请告诉我他的年龄和性别。”“我想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中性人。18岁。”“他幸福吗？”“不幸福。”“他孤独吗，有没有朋友？”“孤独，只有一位心灵朋友。”“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不出色。”“他为什么事情感到不安吗？”“是的，他对生存感到不安。环境污染严重，人们正肆意破坏大自然，破坏自己的家园。”“你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他想拯救能够拯救的一切，就像……就像弗洛伊德。”

大姐姐凝视着她的眼睛：“你想成为画中的他吗？”“如果他是一位男性，我愿意。”“我的父亲”“我父亲非常优秀。他是单位负责人，处理事情和问题能干、果敢、威严，简直就像是……”“一位国王？”“对，像国王。”……“你很爱你的父亲。”大姐姐聚精会神地听完，“他一定也很爱你吧！”“是。不过，我既爱他，又恨他。”她又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其实，其实我父亲骨子里是专制国王。虽然在表面上，他对我民主，但我总觉得，他早已暗地里为我打算好了一切。我正处在他无形的强大统治之下。”“哦？什么事让你这样觉得？”大姐姐问。“我的父亲异常坚强，令人钦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被牵引着走上他的轨道……”“你爱你母亲吗？”“不爱。跟父亲比，我的母亲很普通，她脾气固执、急躁，常打骂我。我恨她。”“你恨她？”“你父亲和你母亲……”“他们很要好。”她皱起了眉头，“4岁时，我跟他俩睡一个房间……我看见他俩……他们那么亲热，而我被孤零零地撂在一边。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疼得像刀割一样，我是在忌妒吗？”她思索着，“……有一天，父亲把我抱到另一个房间，放在小床上。他说：‘乖乖地待在这里，别乱动。要不，夜里小老鼠会来咬你鼻子。’当时，我好害怕，我不知道父亲在开玩笑。房间里就我一个人，要是老鼠来咬我，谁来救我？老鼠会把我吃掉吗？不过，我觉得……”“你觉得老鼠对你还意味着别的什么？”“是。”“是你对父亲强烈的爱？”“……是。”“……你把妈妈当成了情敌？”大姐姐关切地注视着她。“对，我恨妈妈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同时，我也产生了对老鼠的极度厌恶和恐惧，甚至一提‘老鼠’，我心里就直发慌，更不用说看到它了。”

大姐姐用目光无声地鼓励她。“我父亲工作很忙，很少在家。”“我父亲说过他更想要个儿子。”“我常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男孩。我跟班里的‘哥们儿’玩得很好，我和他们比和班里别的女生更谈得来。”我想成熟，我想自立“人类太愚昧，我担心这个世界会毁灭。”“为什么？”“因为核武器，因为环境污染。”她的脸上表现出了抑郁，“我忧愁，我对许多事情都感到不满意。我没有知音，我与周围人缺乏真正的沟通。就拿同学来说，外表上我还能做到有说有笑，可我心里其实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缺乏共同语言。如果由着我的心愿，我真想避开他们，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为什么不试着交个同性的朋友，也许你会有新的发现。”“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好想有个人聊聊。像现在这样，把心里话说出来就觉得舒服多了。”她微笑了一下，“姐姐，谢谢你！”“我常常有一种很深的无助感，似乎大家都抛弃了我。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飘荡在天地宇宙间……我不知道我是谁，要到哪里去。我想了解宇宙的奥秘，尤其是心理活动的规律，为什么我会有那么些痛苦纠缠的情感呢？是因为‘恋父’吗？姐姐，你也有过痛苦和迷惑吗？”

大姐姐温柔地一笑：“我像你这么大时，我也有很多迷惑，不过我会自我调节。确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想要真正了解和把握自己，也许要到你个性基本成熟以后。在激烈动荡的时刻，你一定要有耐心，这也是在磨炼你的意志呀！”“你的梦告诉我，你的情绪起伏很大，有时还很激烈。一定要注意自我情绪的调节。还记得我给你做了一个抑郁问卷吗？它告诉我，这两天，你正处在消沉抑郁的情绪阶段。你的梦还告诉我，你非常依恋父亲，需要他给你更多的关心、注意，更多的情爱。但你要成长、要自立，就必须有一个反抗‘国王’意志的过程，所以你内心显得既矛盾，又痛苦。”“姐姐，我真想学会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这个世界，也许比我原先想的要好。”“‘国王’知道你在哪儿吗？”“知道，昨天我离开这里就给他打了电话。听上去他很生气。”“但我终于反抗了他一次。”“其实我并不恨‘国王’，其实……是不能接受矛盾的自己。”“想家吗？”“想。”“什么时候回去？”“明天……姐姐，我能和你通信吗？”“当然可以。”案例点评本案例属于“青春期危机症候群”典型的一例。“危机”（crisis）源于希腊语，即“重大的变化产生的转折点，面临选择和决断的分歧点、临界点”。青春期少男少女的身心、精神发展过程的某个阶段已终结，正处在向着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之前的过渡地带。此时，旧有的心理适应机制已经无效，新的适应机制尚未完全构成，处于一种危险、不安定的变化时期，这使青春的成长和成熟受阻，于是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和不适应也随之出现。另一方面，青春内部的发展力量正在酝酿一种“新的突破或飞跃”。因此，此时的危机也是人生的转机。本案例中少女的心理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梦上。第一个梦是“战争、炮火、硝烟”的梦，象征着少女内心的矛盾、冲突激烈的程度。“硝烟弥漫”多半预示少女的心理状况有“躁狂”的倾向。第二个梦是一个“性梦”，“飞碟”代表浪漫奇特的“爱恋”，而梦中的恋人是少女的父亲。“金牌”代表着对爱情的奖赏或“恋父情结”的肯定，也可能是一种爱的结合的象征。第三个梦代表了少女精神深处的一种不安分、冲动、冒险的欲望，“北大中文系”和“克林顿总统”代表少女自身的一种好高骛远、渴望冒险的心态。少女的心理危机在临床心理症状上也有所表现。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进行“人物画”测定时，她所画的人物“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是一个中性人”。这不是故意在显示“性混乱”，而是由于少女过剩的心理防卫机制在作怪，即自我的感情、欲求向特定的异性人物转移，但又由于和内心的痛苦、不安相连接，在表面上就加以否定（现实歪曲），实质上这是自我同一性的丧失。在少女的精神世界里有三位男性对她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第一是“弗洛伊德”，他是少女的精神导师、心灵的崇拜者；第二是“父亲”，他是少女梦中暗恋的“情侣”；第三是“克林顿”，他是少女精神冒险的“伙伴”。说到底，这三者都是少女精神上的依存对象，心理咨询不解决这种“依存”关系，少女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和“自立”是难以完成的。本案例的心理咨询师以同年龄群的“大姐姐”的青春形象出现，在咨询过程中抓住了上述问题的焦点，进行推心置腹地交流。循循善诱与共感的理解，终于解开郁结在少女心中的“情结”，化解了这一案例的“危机性”，是其心理咨询技术成功之处。最后补充一句，经过“大姐姐”的心理援助，少女终于安全、安心地返回到自己的家中。（徐光兴）作者简介

柳菁，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专题研究部主任。199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本科，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2004年考入华东师大研究生院，攻读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专业博士学位。发表心理及教育类文章近20万字。

发现真情

事情紧急，心理咨询师答应马上就去，对方在电话里舒了一口气。驱车来接心理咨询师的是当事人的父亲，他是某市某局的干部。在去当事人的家的路上，咨询师抓紧时间询问了自杀事件的大体情况以及当事人的一般家庭情况。

当事人是一位名叫妩智的高中二年级女生，父母都是10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中级干部。父亲出身于一个家庭气氛比较宽松的农民家庭，在兄弟姐妹5人当中居老大。母亲则出身于一个家教十分严格的军人家庭，在姐妹两人中也居老大。妩智从出生到4岁，一直寄养在既疼孩子、护孩子，又十分严厉的外婆家；4岁以后，跟随父母在部队生活了几年，然后转到地方生活。妩智一直跟父亲的关系不错，跟母亲关系比较疏远，母女之间不大交流。

妩智喜欢交朋友，喜欢读书，喜欢文学，但是脾气很“牛”。她跟她的语文老师——一位温和、性情很好且很有才气的中年女教师——关系很好。有一次，她邀请这位老师到她家去做客，老师因为有其他事而谢绝了她，她一气之下骑上自行车，玩命似的横冲直撞，冲出学校，冲上车水马龙的大街，老师吓坏了，跟在后面拼命地叫她，她却头也不回。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再也不敢“怠慢”她了。

妩智待人比较热情，因此在同年级的女生当中很有影响力。她最好的朋友是同班同学倩倩，她们住同一栋楼、一个单元，倩倩住三楼，妩智住五楼。她们天天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一块儿玩耍。妩智喜欢海阔天空地聊天，倩倩喜欢听。妩智性格比较独立豪爽，倩倩性格比较随和温顺，所以她俩在性格上很能互补，很合得来，因此也就显得关系十分密切，形影不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闲话开始在同学中流传，认为她们之间是“同性恋”。

对于同学中的那些闲话，妩智起初还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可倩倩的父母却十分在意。倩倩的学业成绩不如妩智，进入高二下学期以后，倩倩的父母下决心要让倩倩与妩智断交，以避免“名声”上的不利影响，减少分心的事，以利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在父母的苦口婆心、严词训导下，倩倩屈服了。面对倩倩的断交，妩智十分痛心。

出事的那天下午，妩智到倩倩家去问一件事情，倩倩害怕父母责备，不敢理会。倩倩父母以为妩智还来死死纠缠倩倩，不禁怒火中烧，狠狠地骂了妩智一顿。妩智一气之下，回到自己的家中，在盥洗间找出父亲刮脸用的刀片，在左手手腕上划了3刀，再吞下一大把安眠药片，倒在盥洗间的地板上……

妩智的父母下班回家，见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妩智，马上把她送到医院急救。醒来以后，妩智一直流泪，不愿见人，也不愿说话。

初步了解了当事人的一般情况和事件的大体起因，心理咨询师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方向和线索。于是，他向这位心力交瘁的父亲承诺，共同解决好孩子的这次危机，让她尽快地走出阴影。第一次面谈

时间：当天下午3点左右

地点：当事人家客厅

在父亲的耐心劝说下，妩智总算从自己的小卧室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了。

心理咨询师对她的第一眼印象是：个子中等，打扮洒脱，但精神面貌极差，灰暗的目光从散乱的额发中透出来。

心理咨询师欠身站起来，礼貌地招呼她，让她隔开一点距离并排在长沙发上坐下。

她低头坐下，姿态像是受审。

一会儿，她微微抬头，发现正前方没有“法官”，于是她的坐姿稍微有点放松。

她依然紧紧抿着嘴，准备就这样沉默下去。“休息得还好吗？”心理咨询师开始为打破沉默作努力。

妩智点点头，稍微侧侧身子，暗暗的目光透过额发懒懒地向心理咨询师一扫，算是回答，也算是对心理咨询师的又一次打量。“我有很多中学生朋友，初中生、高中生都有，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与你一样……”

从妩智微微抬头的姿势可以看出，她在听，在揣摩心理咨询师下一步究竟要说什么。“从你的穿着给我的印象来看，你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一定像我认识的许多中学生朋友那样活跃。”心理咨询师似乎看出她的心思，绕开了敏感话题，尽量让谈话轻松一些。（后来妩智告诉心理咨询师，当时要是问及有关她自杀的事情，她会坚决抵制，很可能整个下午她都不会开口。）

她欠欠身子，开始对谈话表现出一点点兴趣，情绪也放松多了。“我听说你十分喜欢文学，都喜欢一些什么作品呢？”

心理咨询师举出许多作品，询问她读了没有，并简单地谈到一些作品中的人生哲理。

她终于慢慢加入了心理咨询师发起的文学爱好与文学作品的话题。他们一起谈到了琼瑶的作品，谈到了三毛的作品，各自发表了自己对他们作品的看法。

心理咨询师始终对妩智的评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面谈的第一个话题中，心理咨询师坚持了“在信任关系未建立起来时，不触及敏感问题”的原则，并初步获得了会谈第一阶段的成功。

妩智的情绪在她投入话题的过程中开始明显好转，头抬起来了，眼睛也少了些灰暗，多了些光亮。

现在，心理咨询师可以试着进行话题转移了。“有些学者认为：喜爱文学的人比一般人更敏感，你觉得自己也比较敏感吗？”心理咨询师抓住一个谈话间的停顿开始发问。“嗯，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敏感。”妩智回答得比较从容。“敏感的人常常会比别人多一些烦恼，你遇到过烦恼吗？”“唉，我的烦恼太多太多了……”

妩智终于打开了倾诉的闸门。心理咨询师引导会谈顺利地转向了第二个话题。

妩智向咨询师倾诉了她许许多多的烦恼。

咨询师一边听，一边应诺。

她谈到，在她的所有烦恼中，最大的烦恼是与同学朋友之间的友谊总是不理想。

她谈到，她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喜欢帮助别人，对朋友掏心掏肝、说一不二，对友谊忠心耿耿。

倩倩是她最好的朋友，但是性格比较软弱，在倩倩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她常常站出来保护她；倩倩对人对事比较温和，她则比较毛躁，因此倩倩也常常帮她解决一些人际冲突，并且很能理解她，她喜欢倩倩的好性情。但由于她们之间的交往太密切，几乎是形影不离，有些同学莫名其妙地说她们是在搞同性恋。“老师，你说我们是同性恋吗？”妩智不服气地问。

心理咨询师向她说明了同性恋的诊断条件。

她如释重负：“那，我们还不算是同性恋嘛。”

在学生心理咨询中，切忌贴标签，也要尽量引导当事人不要给自己贴标签，特别切忌给某些“倾向”贴上“某某症”的标签。诊断过程应该把重点放在咨询师明确当事人症状以后的问题原因探查上面。

她接着倾诉。

上高二以后，高考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倩倩的父母担心倩倩的成绩上不去，对她的行为控制更严了。当他们发现倩倩与妩智形影不离时，害怕她们混在一起贪玩误了学习，特别是听到“同性恋”的传言后，断然勒令倩倩与妩智断交，并以十分粗暴的态度对待妩智。妩智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倩倩家门口，只要碰上倩倩父母，她都要受到一次奚落。倩倩的性格比较温和软弱，在父母的高压下只好就范，断绝了与妩智的来往。

这个突然的变故使妩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同学非议，朋友反目，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

这天，妩智终于忍不住了，放学后去倩倩家想问个究竟，结果遭到倩倩父母劈头盖脸的一阵谩骂。

一气之下，妩智选择了自杀。“我最好的朋友都背叛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呢？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她说完这句话，心理咨询师立即意识到：她的倾诉基本告一段落了，应该马上把话题转向价值澄清。

第三个话题应该是“友谊”，在她关于“友谊”的认知结构中有问题，需要引发她的自我探索，最后达成价值澄清。

她抱怨这个世界上没有友谊，没有真诚，只有虚伪。“你认为什么才是真诚呢？”

妩智谈来谈去，谈了一大堆真诚是什么，真诚应该怎样做，最后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心理咨询师帮她作总结：“你的意思是，真诚就是体谅朋友，真诚就是朋友有难就去帮，真诚就是自己不应该有对自己前途的追求，真诚就是当朋友有自己的社会计划时你就要生气……”“你认为你真的是在为友谊献身吗？”我平静地问妩智。

她认真地想了想：“也不全是。”“还为什么呢？”“也为自尊心。”“朋友的难处，朋友的自尊心，你考虑过吗？”

“……”

这时的沉默是真正的“黄金”，为当事人自我探索和领悟留出了一个适度的空间。“我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倩倩的难处呢？”

心理咨询师与妩智一起认真地探讨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真正友谊中的相互理解、相互谅解原则；讨论了什么才是真正地为友谊献身，怎样做到真正为朋友着想等。

妩智终于意识到：选择自杀是自己没有原谅自己。而在不原谅自己的背后，首先是没有原谅朋友，没有原谅别人。她领悟到：理解朋友、谅解别人方能谅解自己，方有真正的友谊，方有平静的心态。友谊中只要求朋友服从自己，那是一种自私，而友谊中的自私是一剂可口的毒药。“发展自己，成全朋友”才是真正的友谊，才是真正的真诚。

一个半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妩智的额发拢到了两边，露出了明亮的眼睛和渐渐变得红润的脸蛋。

心理咨询师约定一周后再去看她，然后起身告辞。妩智把心理咨询师送到门外，愉快地告了别。

第二天，妩智的父母打来电话告诉心理咨询师，咨询后她情绪很好，当晚睡眠不错。第二次面谈

时间：一周后的一个下午

地点：同前

通过第一次会谈及会谈前所了解的情况，知道在妩智自杀事件的背后，其学校人际关系、家庭人际关系、邻里人际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缠绕，纠结在一起，通过她的认知结构与性格中的问题，引起强烈的情绪纠葛与震荡，以至酿成了这次严重的自杀事件。

考虑到上次面谈的地点选择比较适宜，因此没有作变动。由于事先在电话里约定了时间，心理咨询师一敲门，妩智就主动前来开了门。

与第一次见面相比，妩智像是变了一个人，她衣着整洁，面色红润，谈吐也大方自然多了。“还好吗？”咨询师以一个中性的问候开始交谈。“还可以。”她从容地应答。“你爸爸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看到你心情好转，他们十分高兴。你注意到他们心情的变化了吗？”（引导当事人重视人际敏感性训练，也是心理咨询中的重要内容。）“注意到了。”“你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吗？”

紧接下来，咨询师把谈话引入本次会谈的第一个话题：她的家庭关系。

她的外公和外婆都是荣誉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4岁前，她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不过，当时具体的生活情景她已经记不清了。在以后的年月中，外公给她的印象比较和蔼，外婆也爱她，但是比较严厉一些。

父亲一直是一个态度十分和蔼的人，总是乐呵呵的，容忍她的自由散漫，容忍她说话时的没大没小，唯有在她的学业上喜欢唠叨。母亲则态度十分严肃，要求严格，喜欢训她，用她的话来说，喜欢吹毛求疵。因此，她与母亲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并不为多大的事情，不是吃饭嚼响了一些，就是洗脚水洒到了地上。解决冲突，一般也就是两个办法：父亲说说笑话，把气氛缓和过来；要不就是她负气跑到外边去，等气消了再回来。

读小学的时候，妩智负气出走，常常一个人像无家可归的孤儿，躲到一边去发呆。往往是父亲连说带哄地把她“找”回去，然后就是百般迁就，说啥是啥，要啥有啥。上中学以后，她与倩倩交上朋友；上高中以后，又交上语文老师这个大朋友。负气出走的时候，妩智往往能够得到她们的安慰、接纳以及温和的劝导，她发现自己似乎在感情上对倩倩和语文老师有些依赖。与此同时，她对父亲的“嬉皮笑脸”、“毫无原则”又觉得似乎有些厌倦。

正因为如此，倩倩的断交使她非常难受。

她以死相求的“友谊”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心理咨询师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告诉他，妩智以死相求的，实际上是母爱的替代品。在妩智的成长史中，最大的缺乏就是“母爱”，她把内心深处对母爱的强烈渴求几乎全部投射到了她最接近的、温和的女性身上。与倩倩的深厚“友谊”实际上是对母爱缺失的过度补偿。父亲的过分溺爱造就了她的偏执，同时，父亲的过分温和与缺乏原则性又使16岁花季中的她心目中的“英雄偶像”破裂。只有这种“友谊”能够使她得到最大的慰藉，成为她“最后的”一片心灵绿洲，当然忍受不了失去。

妩智对自己家庭人际关系的坦率看法陈述得差不多了。心理咨询师抓住机会，迅速把话题转移开去。“我明白了，你还是很爱自己父母的。同时，你也希望他们成为更理想的父母，是不是？”

妩智点点头。“父爱和母爱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缺一不可，缺乏其中一方面，人都会以其他方式追求补偿。”

在第二个话题中，心理咨询师帮助妩智分析了她的母爱补偿与择友偏好，她对温柔型女性朋友的情感专注主要是出于对母爱的补偿。当她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深深地渴望着母爱的时候，眼圈湿润了。“母爱是人性中最伟大的，寻求母爱是人善良天性的集中表现。每一个母亲其实都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母亲个人的不同性格又使她们的表现方式不同。”心理咨询师用斯巴达母亲以严酷的体能训练使孩子成为优秀战士的故事，把谈话转移到理解母亲、支持父亲的话题上来。“你有这样强烈的恋母情感，你母亲其实也是十分爱你的。你们可以通过沟通把你们的心连在一起。”

妩智点点头，若有所思。“你父亲其实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从部队到地方，白手起家，闯出了一番事业，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可能像他现在这样在事业中取得成功的。”

妩智又点点头，笑笑说，这话曾经也有人对她说过，今天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妩智愉快地接受了心理咨询师布置的任务：了解爸爸妈妈，用心、用新眼光去观察爸爸妈妈，并且试着把自己的观察结果告诉爸爸妈妈。

一个小时过去了，会谈结束。心理咨询师接受了她们全家的邀请，留下来共进晚餐。餐桌上，心理咨询师向全家公布了布置给妩智的“家庭作业”。看着女儿的好精神，父亲谈起了自己的艰苦创业史。妩智给妈妈夹去一大筷头菜……母女之间终于结束“冷战”，开始了积极互动。

心理咨询师笑了。第二阶段进展顺利，不仅个别咨询中的深度会谈获得成功，餐桌上的“家庭心理咨询”也取得积极进展。

临别前，心理咨询师建议父亲将妩智的转变情况及时告诉班主任老师，并约定一周后再见面。第三次面谈

时间：第二次会谈的一周以后，一个下午

地点：同前

参加人：妩智全家

心理咨询师进屋后，妩智忙着泡茶、削水果，表现得十分活跃。“心情还好吗？”“还不错。这几天我又读完了一部杰克·伦敦写的长篇小说。”“有什么新想法、新打算吗？”“这一周，班主任老师和很多同学都来看过我了，下周我就准备去学校了。”“那很好。耽误了一段时间，再回学校学习，有什么担忧的吗？”

咨询师顺利转入话题：重返学校可能遇到的问题。“现在是高二下学期了，课程进度很快，高三的课程都挪到高二来上了。有人建议我去下一个年级重读，因为这件事使我前前后后有将近两个半月没有好好学习。学习上欠账太多，怕影响高考。”“你认为怎样呢？”“我心里还没有底。不过，班上的一些同学还是希望我回到班级去。”“班上有部分同学过去说过一些对你不利的话，你担心他们再说一些令人难堪的话吗？”“我不会在乎的。不过，我相信不会有人再说了，就是他们再说，我也不会理会。如果我要回到班上，我肯定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可能没有心思去听别人说什么。”“我听得出来，你其实已经有一个想法了。看看我猜得对不对。”心理咨询师又借机转移话题了。“那你猜猜。”妩智若有所思地说。“你内心很想再回到原来的班级。”“你真的猜对了。”妩智目光一闪，高兴地说，“我真的不愿重读，我想努力夺回损失的时间，但是我还没有想好究竟怎么办。”“首先，想想你的有利条件。现在是5月下旬，这学期还有一个半月。还有……”“还有两个月的暑假可以利用。”妩智接下来说。“一个半月加上两个月就是三个半月，一百多天，计划好可以做很多事情。”

接下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妩智一整套作计划的科学方法：（1）分析统计自己的学习资源，主要是时间资源，其次是信息资源，看看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有多少，分布在一天、一周的什么时候；能请教谁解决学习上的什么问题；（2）把困扰自己的学习问题（或需要补课的科目）作一个数量化的统计（按问题个数、知识点个数或页码数进行计量）；（3）把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分段，每阶段留出少量机动的时间（如每周留出半天作机动）后确定出有效时间，然后把需要解决的学习问题按时段分配到有效的时间中，并具体分配到每一天中相应的时段中去；（4）努力在每天的有效时段中完成分配的任务。若提前完成，可把后边的任务提前，也可安排一点自我奖赏性的活动，如看看电视、玩玩等；（5）在每天的学习中，把所学内容的要点归纳出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晚上睡觉之前，洗漱完毕后，用十多分钟把小本子上的内容过过“电影”，然后做做自我暗示：“我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将睡得特别香。在香香的睡梦中，我所学的内容将记得牢牢……”

心理咨询师把方法教给妩智，同时说明有人监督在开始的时候可以起到最好的效果，并暗示她应该请父母督促自己。

妩智愉快地请求父母督促，父母欣然答应妩智的请求。

让孩子明白有人督促的好处以后，创设融洽的人际情境让她自己请人督促，比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把督促强加给她要好得多。

第三次会谈结束时的作业，是妩智根据咨询师交给她的方法做好未来三个半月的自我学习计划。

这种计划的方法不是一般的计划方法，它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心理疗法——“生活行动分析法”——的变体。这种方法中既有行为主义的强化法则，又有人本主义的内在目的性假设；既有“格式塔疗法”中的“此时此地”原则，又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自我效能”原则，还有睡前复习的记忆策略。在面对巨大学习压力的时候，使用这种方法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次会谈是整个会谈的结束式，因此，心理咨询师安排的时间较短，一共只用了35分钟。

临别时，心理咨询师给妩智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叮嘱她不要忘了在计划做好以后打电话告诉他。第三次面谈五天以后的一个晚上

妩智全家人围在电话旁给心理咨询师通了一个电话。

他们轮流告诉心理咨询师，妩智已经回到学校，回到原来的班级。班主任老师说妩智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妩智的学习计划也定好了，已经开始实施。心理咨询师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并告诉妩智这种计划的好处：计划中每天的小部分都是大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当她每天完成当天的任务之后，就知道明天的任务有完成的希望了；当一周的任务完成以后，就知道下一周的任务有完成的希望了；当一个月的任务完成以后，就知道下一个月的任务有完成的希望了。由于能够准确地预知未来，她就不用为未来担忧、为未来的不确定而恐惧焦虑了。每天生活在具体的目标中，一个人的注意力就会特别集中，而且一旦任务完成，玩一下也会觉得充实、放心、尽兴。加上“睡前过电影”，你会发觉你的学习效率特别高。

心理咨询师最后说：“我相信你会把一切做得很好，因为我已经发现，你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中学生。”尾声

一年多以后，1998年8月下旬，妩智的父亲打来电话，告知妩智已被某省重点医科大学录取。待妩智从某南方城市旅游回来以后，邀心理咨询师去她家聚会。

在这次愉快的聚会上，妩智神采奕奕，表示要争取优秀，要争取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倩倩也考上了大学，妩智准备到校后与她通信联系，互相鼓励。（一个人若能够发现自己情感的真实面，以成熟、理性的心重新体味母爱和友谊，永远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把自己的成长与广阔的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他就一定能够战胜自己的非理性情感，在人生道路上充满信心，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案例点评自杀是一种恶性社会事件，历来都会引起心理咨询工作者的重大关注。当自杀事件发生时，人们一般重视其直接诱因（如家庭问题，事业、经济问题或身体的、精神的疾患问题等），而我们心理咨询工作者则更加重视在自杀行为发生前心理的形成以及准备状态（即自杀倾向的产生机制）。无论剖析哪一个自杀的案例都可以发现，在自杀行为出现之前，首先是自杀的心理倾向的形成，然后加上自杀的直接诱因，才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从自杀发生的直接诱因来看，少年儿童主要是家庭和学校的生活问题、父母和教师的态度等因素；青春期、青年期的学生主要是异性、同性恋爱问题，以及考试、前途问题等。有时候自杀倾向与社会环境因素、生物学的因素以及心理学的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社会环境的因素如战乱、政治大动荡、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如破产、失业等）导致自杀现象的发生；生物学的因素如神经症、抑郁症和精神病患者，使得自杀倾向出现的概率增高；心理学因素如来自病理构造的家庭或缺损崩坏家庭中的生活压力，造成个人人格中的极端、偏激、歪曲、异常的倾向。此外，青少年的自杀，从季节的变化上来看，以春秋两季为较高。本案例中的少女因同学之间纯真的友情被猜忌为“同性恋”，进而被强行勒令断绝友情，在伤心、绝望、愤怒、痛苦之余，因一念之差而走上自杀之路。这是本案例中少女自杀的直接诱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少女心理症结的背后潜伏着“人际关系不适应”问题。即目前的独生子女心理非常孤独，他们渴望友情，渴望交流，但自我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也十分显著。一旦遇到挫折或流言蜚语，心理承受力很脆弱，性格中走极端、冲动性的倾向就会遏止不住爆发出来。这是青少年自杀倾向形成的心理变化状态的机制。本咨询案例中的少女妩智属于“情感挫折脆弱症候群”类型，非常需要及时进行心理的“补强”和辅导。心理咨询师紧紧把握住这一自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辅导少女的人际关系问题上着手，采用正确的心理咨询策略，避实就虚，由表及里，丝丝入扣，循循善诱，在短期内成功地化解了少女的“心结”，比较符合对自杀者案例的心理咨询原则。心理咨询师在咨询技术运用上，能灵活地将家庭疗法、认知理性疗法和生活目标分析心理疗法综合起来使用，这是本案例咨询的成功之处。自杀倾向者的心理特征常常具有两重性，在“唯求一死”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强烈的“希望被救助”的愿望。因此，心理的援助和对自杀的预防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我们通过这个案例也呼吁：青少年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承受挫折，勇于面对人生。对于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我们的忠告是：“请等一下，是否找一个人谈一下……”、“请等一等，会有希望的……”（徐光兴）作者简介

吕建国，教育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应用心理学专业博士生，心理学教授。1990年开始从事学校心理卫生实践。主编、参编《家庭生态与教育》、《心理辅导与咨商》等多部著作与教材，发表学校心理辅导及咨询方面的文章多篇。

他经历了一次“道德危机”

年轻的心灵在遇到现实与内在道德价值观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特别需要人来帮助其对内在道德价值观进行肯定。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些善良的人却在其面前用无奈的微笑来掩饰赤裸裸的道德罪恶。他茫然了，他在成长旅途上经历了一次“道德危机”……——题记一棵道德阳光哺育下的幼苗

在我的心理咨询工作中，马小武的个案是最让我难忘的。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那双大大的眼睛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他稚气未脱的眼神中时时流露出一种不是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困惑和无奈，这使得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我要了解这个体格健壮的男孩，我想知道他眼神背后的东西，我更想给予他想知道的答案。果然，在同他母亲以及他本人的几次交谈后，一个本不应该发生但又确确实实发生在马小武身上的故事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童年时代的马小武真可谓天之骄子：一张讨人喜爱的脸蛋、性格活泼开朗、一口标准好听的普通话、一个老爱冒出问题的脑袋瓜。他简直就是一个天底下所有的父母连做梦都想拥有的好孩子。他聪明可爱、勤奋好学，从入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得到老师和家长们的表扬，他几乎成了同龄人的楷模。

面对一颗纯洁和善良的童心，人们一般在不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也是以纯洁和善良来回报的。在马小武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母和老师们除了给予他知识外，还用他们所能理解的道德观念教育他，用社会要求他们必须具备的行为准则要求他。他就像一棵小小的幼苗，在道德阳光的滋润下渐渐地成长起来。

少年时代的马小武还是一个让所有老师都喜欢的学生。他在学习上从不马虎，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对老师非常有礼貌，对同学也毫不吝啬自己的善良。他经常代表班级、学校参加区级和市级的各类比赛，争得过许多荣誉。他还帮助一些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经常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为他们解题并讲解。或许是因为对他人的赞扬的回报，或许是因为角色的需要，总之，马小武在日常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要求中，其内在的道德观念和自我价值观渐渐地形成了。

马小武的父母是一对比较正统的夫妻。母亲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在社区担任一定的职务，她历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为了工作早出晚归，甚至没有休息日。外公、外婆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除了工作之外，母亲还要去照顾他们，所以相对来说放在马小武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就比较少了。父亲是一名海员，经常远航到别的国家，一出去就得好几个月，平时无法关心儿子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可是马小武没有让父母失望，他凭着“做一个好孩子，做一个好学生”的信念，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欣慰的回报。每一次学校开家长会，马小武的母亲总是最光彩的，因为老师经常把马小武的成绩挂在嘴上，让全班同学向他学习。如果没有小学高年级发生的那件事，相信今天的小武一定还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的家庭也一定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

然而，事实却向相背的方向发展了。被人欺骗的遭遇使他茫然了

由于马小武的出色表现，再加上老师对他的赏识，他历年都被评为区级或市级“三好学生”。就在马小武上四年级的那一年，又到了学校开展“三好学生”评选工作的时候了。由于马小武为学校争得了市级“讲故事比赛”、“作文比赛”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优秀奖项，所有的人都认为市“三好学生”的称号非他莫属。当时初中有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分，学校领导考虑到市“三好学生”可以保送进重点中学，就由校长找马小武和他的母亲谈话。校长在肯定了马小武的成绩之后，提出把这一年的市“三好学生”名额让给五年级的学生，以帮助学校增加进重点中学的录取人数。同时校长还保证，等明年马小武五年级毕业时，一定把市“三好学生”的名额给他，并保证他能进重点中学，以感谢马小武为学校作出的贡献。面对学校领导诚恳的态度，马小武和他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当五年级新学期开学的时候，马小武的班级里多了一个从别的学校转学进来的新同学。他就是很喜欢马小武的班主任老师的儿子，他叫林伟成。林伟成也是一位优秀的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与马小武不相上下。由于两人同受班主任老师的喜爱，自然在很短的时间内，马小武和林伟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马小武担任大队长，林伟成担任小队长；马小武代表学校参加市级的比赛，林伟成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比赛；马小武的学习成绩名列全年级前三名，林伟成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前三名。两人因两颗纯洁的童心无任何功利色彩地成为了知己。又到了评选“三好学生”的时候。根据学习成绩以及对学校的贡献，再加上校长的承诺，马小武理所当然地成为市“三好学生”的第一人选。然而当广播中公布名单的时候，马小武傻了，半天没有缓过神来。广播中宣布：林伟成被评为市“三好学生”，另外两个班级的班干部被评为区“三好学生”，马小武榜上无名！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马小武傻傻地回到了家中，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委屈，趴在床上痛哭起来。母亲也被学校领导不负责任的行为惊呆了，先不说儿子是不是真的就不如林伟成，就凭儿子对学校作出的贡献和校长的承诺，学校也不应该让他榜上无名啊！怀着愤怒，怀着困惑，母亲第一次走访了校长和教育局领导，得到的答复是：林伟成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嘛，上报的名单是不能更改的，考虑到马小武的具体情况，可以在区“三好学生”的名单上为马小武增加一个名额。母亲回家后与马小武商量，已经被失望和痛苦吞噬了的马小武拒绝了这个名额。他强忍着眼泪告诉妈妈，他什么都不想要了。一个他那么崇拜的老师，一个他那么信任的朋友，一个他为之自豪的学校，为了市“三好学生”的名额，全都把他“出卖”了。马小武幼小的心灵被人世间无情的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茫然了。两种道德力量的冲突使他走向了反面

马小武失去了保送进重点中学的机会，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事情发生后没有多少时间，马小武带着心灵的创伤走进了考场，结果考出了他有生以来最差的成绩。特别是他平时最喜欢、最拿手的作文，由于对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的仇恨，他放弃了努力，胡乱地写了一通，结果一分没得。

在这当口，学校的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对马小武的反常状态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父母为了掩饰自己对这种道德背叛行为的无奈而回避了儿子困惑的眼光。马小武得不到成年人坦诚的交流，谁也不愿意和他一起剥开整个事件的层层伪装，探讨道德的标准和道德依据。似乎所有的人都像《掩耳盗铃》中的偷铃者，认为只要不谈这件事，事情就可以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然而，马小武的思想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不明白，为什么以前那么喜欢和重视他的人现在离他而去了？为什么经常教育他要先人后己的老师却在这件事中采取了相反的行为？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站出来帮助他说明事情的真相？难道现实社会就真的与他们平时接受的教育是两回事？马小武的内在道德观念和自我价值评价受到了极大冲击，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解答，他需要有人来分担他的伤痛。可是谁也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马小武就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中，拖着疲惫的身体进入了普通中学。

原本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好学生，一下子落到了几乎与差生同等的境地。在第一次走进校门的时候，望着别的同学惊异、讽刺、嘲笑的眼神，马小武恨不得转身逃出这个对他来说像“地狱”一样的学校，可是他内心的求学愿望、一种不甘心认输的冲动支撑着他，他抑制住自己的恐惧感、羞辱感，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情开始了中学的生涯。

在中学的第一次家长会后，母亲向班主任老师讲述了马小武的这段特殊经历，希望老师能帮助他重新振作精神。然而，一个母亲的善良愿望却被老师误解了。老师认为马小武以前太受人重视了，他被宠坏了，现在不应该再让他有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从此，班干部的名单中不再出现马小武的名字，代表班级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的队伍中也不再有马小武的身影，马小武彻底被人遗忘了。然而，他却还在苦苦地坚守着他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从小受到的道德影响使得他忍受所有的失落，因为他相信他没有错。直到有一天，班级中一部分同学与语文老师发生了一些冲突，在班主任老师进教室了解事情过程中，马小武为同学们说了几句解释的话，没想到，班主任老师冲着他大声地训斥起来：“马小武，你不要把小学里的那一套拿到中学来，你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没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进重点中学，跑到我们这样的学校来干什么？我看，你和那些坏学生没什么两样。”

马小武苦苦维护着的一丁点自我价值认可感被砸碎了，他冲出了教室，冲出了学校，他想找一个地方把他破碎了的自我再修补起来。可是，茫茫人海，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的问题烦恼和操心，谁也听不到这个急需道德援助的年轻人的呼救声。

马小武真的失落了。他抛弃了自我约束，他关闭了内心的道德声音，他与那些带有破坏性倾向的同学为伍，与老师作对，与学校作对。他讨厌学习、讨厌教师、讨厌说教，他的学习成绩先从全班成绩前10名下降到20名左右，然后又再降到倒数10名左右。父母虽说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本来就与儿子沟通得少，现在更是只能干着急，再加上各自的工作都比较忙，他们只能听之任之，任其发展。结成道德同盟，唤醒内在道德力量

在马小武上初二的时候，为了不再让儿子走得太远，为了唤醒被掩盖起来的良知，母亲再也坐不住了。她通过工作关系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她的儿子解开心里的结。

仔细分析了马小武的个案后，我把他的问题不仅看成是心理问题，更看成是道德问题。

自从“心理健康”的概念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以来，许多父母和老师把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结成“心理问题”。实际上，不论是老师还是父母，对马小武的评价都是“缺乏心理承受能力”、“不能经受失败”、“没有毅力”、“逃避现实”等。从表面上看，这些心理现象在马小武身上都存在，但从更深的层次看，那是两种道德力量之间的冲突，是青年人对我们成年人道德观念的淡漠发出的挑战。

实际上，当我们把孩子身上的问题说成是“心理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把问题的责任重点转嫁至孩子本身；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孩子问题的实质是“道德问题”，那我们就将责任的重点移到了自己身上。我们必须向孩子承认我们成年人的错误，承认我们的道德不完善，承认我们有迷失前进方向的时候，承认我们内心的虚弱，承认我们也需要得到他们的谅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得到孩子对我们的信任，才能给予孩子坚定的道德力量去克服他们的不安全感和逃避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为马小武设计了一个辅导方案，并请他的父母一起参与。

一、与马小武单独交谈，彼此坦诚地沟通，不回避任何敏感的问题。我认为初二的学生已经完全有权利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们有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思考方式。比如，我们谈到了虚伪和背叛的问题。马小武认为：“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是个虚伪的人，她表面上喜欢我，骗取我对她的信任，可背地里为了她的儿子能保送进重点中学，利用职权出卖了我。”马小武还说，“老师平时总是对我们说，待人要真诚，为什么她自己就不能真诚待人呢？”

我承认，马小武谈到的一些问题都属于比较严肃的道德品质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寻找理由来解释和躲避的问题。此刻，我感觉到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任何理由和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不为那个班主任老师寻找任何解释，而是向他阐述了如果班主任老师是一个理智善良的人，她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得自己的儿子进入重点中学。

理解和认可使捂得严严实实的内在知觉开始松动了。我向马小武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探讨整个事件深层次的动机和道德与否的问题。同时，我让他回家后将他认为的老师和学校领导的错误，包括父母的错误都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写得越详细越好。下一次我们再来分析和探讨。

二、与马小武母亲单独交谈。坦诚地与马小武的母亲交谈，分析在孩子出现道德和心理危机的时候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向孩子伸出援助之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说明了父母在竞争的社会中，忽视了自身道德品质的提高。面对道德观念的冲突，采用了逃避的方法，这给孩子的心灵成长带来了阴影。所以，在马小武的问题上，作为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希望他母亲能用她与孩子之间的特殊关系，与儿子进行真诚的交流，向儿子承认自己在道德上的软弱，并希望今后能与儿子互相帮助，彼此坚定自己的道德观念。

除此之外，在平时的家庭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强调马小武的角色，并以相互平等的方式经常探讨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如针对工作单位中有争议的事，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针对学校和班级里发生的事情或针对社会问题、国际事务问题等，都平等地发表各自的观点。虽然说这种讨论不能改变事件本身什么，但可以在家庭中建立道德同盟，互相肯定和依赖彼此的道德观念，这会帮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断成长。

第二项工作在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母亲和儿子之间从来没有认真、严肃、平等地交谈过，谁也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情绪投入。第一次交谈失败了。之后，经过双方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准备，又开始了第二次。可以说这一次对母子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时刻，他们发现对方向自己展现了一个从没有被了解的空间，而彼此这个不被了解的空间又是这样相似。交谈在激动和感激的情绪中暂告一个段落。案例点评道德成长是每一个人的使命。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其结果必定是理想的。现在的马小武已不再为过去的伤痛而放弃自己，也不再为他人的道德迷惘而动摇自己的道德观，因为他有了一支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同盟军”。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可以得到解决。记得有一次我和马小武交谈时，为了使马小武从心底里产生对学习的欲望，我让他为自己描绘一幅将来的目标蓝图。由于长时间在无目标、无理想的状态中生活，他一下子不知从何下手。我采用启发、举例的方法，跟他谈当今成功人士的得与失，谈他曾经的成功给他带来的喜悦，谈我们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的机遇和困难，谈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等。在交谈过程中，马小武变得越来越主动，而且谈的话题也越来越宽广。到此，我开始切入学习的主题。没想到，马小武比我说得还快。他对我说了在学习上要迎头赶上的计划，他知道要赶超同学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要在时间的安排上和学习的方法上找到突破口，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超过别人。听了他的计划和充满自信的话，我想，我的辅导和咨询可以告一个段落了。随后我给他介绍了几个在学习方法上很有研究和创意的朋友，请他们一起帮助小武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一个跳跃。对马小武的心理辅导虽暂告一个段落了，可我内心感受到的冲击使我不能平静。我感到我们的心理辅导工作和学生的道德教育工作都存在着很大欠缺，马小武的个案就告诉了我们很多。首先，道德观是通过学习如何与别人相处，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处世而培养出来的，是通过记忆所见所闻并受其感染而进一步加强的。儿童是敏锐的观察者，他们在道德成长过程中始终是一个专心致志的观察者。在日常生活中，儿童会对自己的教育者和监护者非常关注，关注他们是如何面对生活，如何作出决定，如何为人处世，以及如何通过行动表现内心的欲望和价值观，如何评价他人的生活等，而这些关注告诉给那些小观察者们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就说马小武的班主任，身为老师，她既是一个教育者，又是一个被观察和被监督者，她的身边有许许多多双眼睛在关注着她。当她自己的行为和她教育他人的准则相一致时，她就是学生们心目中的“道德权威”，她的话可以左右学生的一切；而当她自己的行为与她的教育内容相矛盾时，不仅学生不能接受她的教育，甚至还会与她的教育对着干。所以说，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应该是道德成长的伙伴，两者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是永无止境的。然而，今天的学校教育却是单向灌输的教育，教育者已经忘却了自己还应该是一个学习者，一个时刻保持成长状态的“学生”。其次，在许多情况下，孩子的“心理问题”往往是由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引起的。可是许多老师和家长却忽视了道德价值观产生的作用，简单地把问题定位在孩子的心理和精神本身，这会影响心理辅导和治疗的效果。从马小武的案例可以看出，他所信赖的人的行为与他能接受的道德标准出现了冲突是他心理产生问题的症结。如果我们不从道德观念入手，不和他结成道德同盟，马小武就不太可能从误区中回来。所以，我认为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心理咨询师，都应该重视“道德价值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孩子正确的道德观念的引导和支持。虽然我们不可能通过自身微薄的道德力量来改变社会上的争执、不公和怨恨，但我们可以通过坚定自己的道德准则来净化自己的心灵，同时感染我们周围的人。最后，不要把孩子关闭在社会道德问题的门外，不要让孩子在不道德的现象面前闭上眼睛。实际上，孩子比我们成年人想象的要敏感得多，他们可以不知道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但他们能感觉到事情的发生。他们会利用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对事情作出评估。当评估的结果与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成年人不能给予他们认可的解释和引导，他们就会产生困惑，甚至还有可能进入道德误区。所以，在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在科技发展越来越进步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一味地追求孩子的物质生活和考试分数，而忽视他们的道德成长过程。作者简介

沈雁，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先后在上海电视台、上海音像资料馆、《读者导报》学生版编辑部工作，多年从事青少年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作品有：《904特别行动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大特写《长大，真好》、《走进同龄人的内心世界》、《赏识，帮助她成为“神童”——中国第一位聋残少年大学生周婷婷成长启示录》等。

梦中，那个巨大的车头

一声凄厉的惨叫，伴随着一个重物砸到地面上的巨大声响和一只暖水瓶倒地碎裂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寂静，惊醒了宿舍中所有熟睡的同学。一盏盏床头灯几乎同时拧亮了，大家看到的是从上铺跌落到地中央的她，身上还裹着被子。灯光下，她额头上的汗珠晶亮可见。她喘着粗气、大睁着惊魂未定的眼睛望着大家，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的噩梦中醒过来。带着尚未消散的惊恐，她对室友们讲述了刚才那个可怕的梦境：

天气很好，眼前绿草茵茵。她好像要去某个地方，但并不着急。她漫不经心地走着，边走边欣赏着眼前的景色、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猛然间，天空暗了，她正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巨大的车头冷不防地出现在她面前，好像从天而降，而且那车头迅速涨大，眨眼间这个庞然大物便塞满了整个路口，令她无处容身。她想躲开、想后退，可是，天啊，身后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她绝望地坠了进去……

她就是琳，大一新生，刚入学两个多月，可是类似的噩梦却已经在这两个多月中做过许多次了。梦中的惊叫也不止一次地吵醒过别人，只是从上铺跌下来还是头一次，但这一次足以引起室友们的担忧，大家想到了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建议琳来作心理咨询。

走进咨询室的琳中等个子，穿一身运动服，举手投足真有点像个运动员。短短的头发因疏于打理而有些毛刺刺的，脸上还有几颗被挤过的痘痘，看上去有点不爱打扮、不修边幅的样子。从她重重地坐下时慵懒疲倦的样子和时而揉眼睛的动作来看，她前一晚明显没有休息好。

根据琳叙述的情况，我判断困扰琳的这种症状是梦魇。

梦魇就是在没有外在原因的情况下从睡眠中惊醒，或者某种内在的东西以一种恐怖的感觉将人从睡眠中惊醒，是一种心理学的生物学现象，一般发生于后半夜。做梦的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感到十分绝望，心里充满担忧和恐惧，而一旦从噩梦中惊醒，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噩梦的内容。梦魇与夜惊症相似，但夜惊发生于睡眠阶段的早期，而且夜惊不是梦，而是不同寻常的觉醒，这种觉醒可能还包括运动肌活动和夜游现象，而且夜惊症事后没有回忆。琳在每次梦魇之后都有非常详细、生动和紧张的噩梦记忆，可以完全排除夜惊症的可能。那么，琳为什么会受到噩梦的困扰呢？寻找原因

要帮琳摆脱噩梦的困扰，首先要找出导致她梦魇的原因。我的脑海中迅速蹦出了一些关键词：药物、病痛、焦虑、创伤、精神疾患……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梦魇的诱因。于是，了解这几方面的信息就成了第一次咨询的主要内容。

琳生长在南方一座小城，是一个三口之家的独生女。父亲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工人。琳从小喜爱运动，排球打得不错，身体一向很好，感冒发烧也从不服药，过几天就好。家族内没有遗传病史和精神病史。而且琳的SCL-90测试结果也显示各因素项的分数都在正常值范围内。由此，“病痛”“药物”和“精神疾患”几项诱因被最先排除。

我开始了解琳从床上跌落当天一天内的活动，想找到一个诱发事件，而琳的回答没有让我得到所需要的信息，“跟平时一样嘛，上课、吃饭、玩、睡觉”。“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比如，都上了什么课……”“噢”，还没等我说完，琳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便把话头抢过去说，“上午是英语课，下课后我去上网了，打了一会儿游戏……”“是什么游戏？有令你感到恐怖的画面吗？”“一点也不恐怖，挺好玩的，是积分的……下午有体育课，打排球，两个人一组对练……”“打排球的时候，有没有被球砸到头上或身上的情况？”“没……有。”琳使劲地想了想，然后确定地摇了摇头，“没有，即使砸到了也不会疼，否则我会有印象的。”“白天摔倒过吗？”“没有。平时摔倒的情况不多，趔趄倒是常有，都是与人说话时忘了看脚下的路，有时在楼梯上回头说话时也会踩空。”“你是说，因为与人说话时分神才趔趄的吗？”我想知道她是否平衡性方面有问题。“那当然，只顾了说话就忘了看路。”琳爽快地回答。“摔倒也是因为与别人说话时分心吗？”“嘻嘻，有几次摔倒都是因为踩在自己的鞋带上了，有时候是没发现什么时候鞋带开了，有时候发现了也懒得去系紧它，嘻嘻……”琳说到这里用手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看得出她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这一天还干什么了？”“晚上去看排球赛了，在体育馆，挺精彩的。回来后已经10点半了，接着就是洗漱、上床，在床上又看了一会儿课本，再没什么了，然后就睡了。跟平时比也没什么特别的，我经常睡得很晚。”

我想到琳的梦魇集中在入学后的两个月，很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内曾受过较大的刺激。她在梦中常见到巨大的车头，或许是因为她入学后遭遇过或看见过某种交通事故？也可能是间接地听到过有关车祸的场面？然而，琳的回答又一次否定了我的推测，而且她肯定地说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有些疑惑，接着问：“那你的家人或熟人有谁遇到过车祸吗？”“别说车祸了，小时候别人家送葬妈妈都不让我去看……亲属？没有，亲属也没人遇过车祸，熟人也没有……”看她说得那样肯定，我有些茫然。

当我把话题转到睡姿上时，琳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睡觉的姿势肯定特别难看。上大学以前我在家里自己睡一张大床，妈妈总说我爱蹬被子，睡觉四仰八叉的……现在？不敢了，床那么窄，又是上铺。”“你睡上铺怕不怕？你恐高吗？”我想到如果琳有恐高症的话，睡在上铺一定会紧张不安的。“我恐高很厉害的，我知道我爸也恐高的。上中学时每次打扫卫生我都不敢去擦玻璃，因为要站到窗台上去的，低头往窗外看时我的腿都会软。入学来报到时，床铺已经被安排好了。一听到我是上铺，我心里就毛毛的，很怕掉下去……调铺？虽然我没有正式说过调铺，但在宿舍里也问过，可谁都没回应，我想是没人愿意与我调，就算了……怎么不怕呢？每天睡觉时总是把被子裹得紧紧的，能往里边靠就尽量往里边靠。”

这一次我的想法得到了琳的证实。我初步判断她梦魇的主要诱因是恐高，由于过分担心会从上铺跌落而使她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焦虑。为了避免跌落下去，她在睡觉时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并尽量贴紧内侧的墙壁，这种睡姿更增加了梦魇的概率。我建议她通过宿管科将铺位调换到下铺，借此通过外部条件的改变消除因恐高造成的紧张焦虑。此外，我给她留了两个作业：①自我监测接下来的一周内是否有噩梦并详细记录噩梦内容，请同宿舍同学帮助记下其惊叫或梦呓内容（我想从她噩梦的内容入手，找出根源）；②与父母通一次电话，询问幼年时是否经历过或见过交通事故（我觉得她梦中频频出现的车头肯定与某种创伤经历有关，或许她的父母会在这方面提供一些线索）。我打算下一次咨询围绕她噩梦的内容展开。水落石出

第二次咨询是在一周后。琳高兴地说她已经调换到下铺，是斜对床下铺的室友主动与她换的。这一周内她没有噩梦报告，室友们听到她说过梦话，但声音不响，听不清内容，没有惊叫。琳告诉我，她与妈妈通了电话，她妈妈在电话中说她在高中时有一次险些被车撞，当天夜里她在梦中的惊叫声很可怕，甚至吵醒了邻居。因为第二天早晨邻居阿婆曾问妈妈夜里发生了什么事，还说自己被吵醒后再没有入睡，弄得妈妈挺过意不去的。

琳说：“老师，我觉得这件事对我现在不应该会有什么影响啊？因为我一点都不记得了，若不是妈妈说起来，我都已经忘了。不过，经妈妈一说，我倒还记得起当时的情景。”琳谈起了事情的经过。

刚上高三时的一天下午，琳与一名叫巧巧的女同学一起放学回家。她们边走边聊，一路上有说有笑。当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她们突然看到一辆红色的小轿车从左前方飞速朝她们驶来，女伴惊恐地一下子躲到她的背后，而她却被骤然发生的情景惊得呆住了，只记得车子紧挨着她刹住了，她“吓死了，腿都软了”。她不记得车子是怎样开走的，只记得车子开走后，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应该记车牌号。

琳又不解地问：“老师，这件事刚过去一年多，妈妈还记得，我怎么会忘了呢？”我看着琳迷惑的眼睛，耐心地解答了她的问题。

琳对这次“险遭车祸”经历的遗忘在心理学理论中称为“动机性遗忘”。这种理论认为，有些事件对于人们太可怕、太痛苦或太有损自我，于是人们不想记住它们，而将这些记忆推到意识之外，这其实是人的心理防御机制进行的一种自我保护。实际上琳对这次遭遇的记忆并未真正消失，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它寻找到适当的时机，趁琳睡眠时以伪装的形式骗过松懈的心理检查机制而表现为琳的可怕梦境。那经常出现在琳的噩梦中的巨大的车头就是那辆红色小轿车以夸张形式的再现。

导致琳噩梦的根源终于找到了，我一周以来的疑惑消除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导出琳被压抑的情绪，消除她的恐惧心理。为此，我决定运用催眠技术。人们对于重大的刺激或打击往往以压抑或者遗忘的方式来逃避，许多心理上的疾病都是由此而引起，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些心理创伤，以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心理创伤会以各种变形的方式一辈子困扰我们，这时候，运用催眠来帮助我们回溯心理疾病的起源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法。做梦的感觉

琳与我配合得很好。在催眠状态中，我将琳“带回”到了当时的场景。我问：“你现在看到了什么？”“一条宽宽的马路。”“有车吗？”“没有，只是宽宽的马路。”“你在干什么？”“我和巧巧在路边走，说着什么，很开心。”“你们继续走……现在又看到了什么？”“一个路口，路口的斜对面停着一排出租车。”“你在哪里？”“我和巧巧在过横道。”“你们走在横道线上吗？”“没有，那个路口没有横道线，行人也不多。”“有红绿灯吗？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是红灯。”“现在你又看到了什么？”“有一辆小轿车朝我们开过来了。”她的呼吸有些急促，双手握成了拳头。“是红色的吗？”“看不清，黑黑的，要撞了。”她的声音有些战栗。“不要怕，不要怕！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在旁边鼓励她继续想象。“巧巧跳到了我身后，我好像僵硬了，不能动了……”琳喘息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车子停住了，就在我面前，碰到了我斜挎在前面的书包……我坐在地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看见眼前的车头。”“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开始与她澄清现在的情绪。“害怕……心跳得厉害……有些头昏……身体瘫软。”她皱着眉头，表情很痛苦，声音有气无力的。

我请她作一下化物想象，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小轿车的车头：“你现在想对瘫坐在你面前的女孩说什么？”“……”琳停顿了片刻说，“我没想撞你……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受惊的你又是怎样回答车头的？”“……”琳努力地平静了一下自己，“算了……你吓死我了。”“你现在还怕吗？还有其他什么感受吗？”“还有点怕，感觉孤独、委屈……真希望爸爸妈妈立刻出现在我身边。”琳说这话时有点哭腔。“那你现在就想象一下，爸爸妈妈来了，他们来接你回家……想象出来了吗？”我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妈妈一个人来了，爸爸离学校太远，来不了。”“让妈妈抱一抱有点害怕、有点孤独和委屈的你好吗？”“嗯。”“现在你有什么感受？”“……想哭。”琳的嘴角向下撇了撇。“那你就在妈妈的怀里痛快地哭吧！”琳真的哭泣起来。然后她说，妈妈拥抱了她，拍了拍她的头，说她是毛丫头。说完，琳的嘴角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好了，没事了，都过去了，现在妈妈和巧巧搀着你走过了横道，那辆车也慢慢地开走了。你安全了，没事了，都过去了。以后你会在过马路时注意红绿灯和来往的车辆，你会很安全的。没事了，都过去了，没事了，你安全了……”在确认她的负面情绪已经消失之后，我将她慢慢地带回到当下。

琳伸了个懒腰，说好像要睡着了，有点做梦的感觉，只是这个梦醒后不觉得可怕。

之后，我又和琳回顾分析了“险遭车祸”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避免。琳也表示以后走路时会当心，克服粗心大意的毛病。

到这里为止，咨询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导致琳梦魇症状的直接诱因和导致她的噩梦内容的根源事件都已经找到了，并相继作了处理。但我总觉得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需要挖掘，那就是琳的人格因素。追根溯源

我让琳在一张A4纸上面画她自己，她觉得很好玩，拿起笔飞快地画起来，一边画，嘴里还一边像小孩子一样顽皮地发出“唰唰唰”的声音，三下五除二便完成了任务。然后开始向我介绍她的画。“这就是我，头发像个马桶盖，是同学这样说的，嘻嘻……不好看，我的臀部肌肉特别发达，她们都叫我‘胖妞’……手？不会画，脚也太难画了，就这样吧，大概差不多。耳朵？没想画，不用了……眼珠有的，太麻烦了……”

琳的画极尽简略，但已足够说明问题。她对自我形象的评价不高，但别人说她什么，她也不大计较。马虎粗心，大大咧咧，行动力差，做事随意、缺乏计划性。另外，她的画也表现出与她年龄不符的幼稚倾向。

我对琳自画像的分析得到了她的认同：“我特粗心，鞋带松开了我都不知道，常被鞋带绊倒……对，行动力差，我有点眼高手低。其实我是很想用功的，可是一困了就要睡，有什么好玩的我也会坐不住……我最讨厌高数课了……想用功，可就是不用功……对什么都感兴趣，电影啊、球赛啊、演唱会啊，只要有活动，我就把功课丢下去参加。对，宁可完不成作业也要去……是的，每次都是临上高数课的前一天睡前翻书，怕老师提问或者测验。”琳突然想起从上铺跌落的第二天就有高数课，当时睡前放在枕边的几本数学书也与她一同掉下去了，她又回想起有清楚记忆的几次噩梦的次日好像也都有高等数学课。

我意识到，琳的学习一直是被测验和考试推着走的，从来没有自己的计划。高中的三年学校生活枯燥乏味，学校为了抓升学率，几乎没组织过任何课外活动。进入大学后，生性活泼好动的琳就像久旱的秧苗遇到了甘霖，大学校园里的各种社团活动让好奇心特强的琳倍感新鲜有趣。她的课余时间大多花在这上面了，很少静心埋头于功课。凭着脑子聪明和基础较好，琳的其他功课的成绩还都过得去，只是每周两次的高等数学课太让她头疼了，不花点力气是不行的，可是她那薄弱的自制力根本管束不了自己对于各种活动的好奇和热衷，两者冲突的时候，她必定扔下功课去参加活动。可是回来后又害怕第二天的课堂提问和小测验，于是她不得不在每次高等数学课的前一晚挑灯夜战、“临阵磨枪”，带着这样的紧张焦虑入眠，难怪她会噩梦连连。

根据琳的个性特点，我向她提出两项建议：一、制定作息时间表，合理安排好用于学习与参加活动的时间，不熬夜，学会有规律地生活；二、制定出学习计划，对自己的薄弱学科高等数学要多花些时间，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及时复习，并对感到困难的知识点和页码数作一个数量化的统计，然后将其具体分配到每一天中相应的有效时段中去，努力每天按计划完成分配的任务。此外，我还与琳探讨了如何才能有效地执行计划，得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法，并针对她的人格弱点，向她介绍了有关增强自我管理能力的方法和技巧。

由于课程已进入期末复习阶段，琳的时间有些紧张，所以咨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希望琳能够按照咨询中提出的要求和计划坚持做下去。

在总共四次的咨询结束时，琳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做噩梦，心情也较轻松，只是想到期末的高等数学考试还有些心里没底，但决心按计划作好复习。案例点评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过做噩梦的经历。噩梦在心理学上称为“梦魇”或“梦焦虑发作”，指梦见可怕的梦境，惊醒后能较详细地描述梦境，且短时间内伴有焦虑和交感神经系统功能增强的征象（如心跳加快、呼吸变深变快、出冷汗等，身体难以活动），多发生于后半夜快速眼动睡眠期。诱发因素有睡前情绪过于激动、紧张焦虑、进食过多、胸部受压等。偶尔做噩梦是正常现象，但若反复发作需进行心理治疗。一般认为，经历过创伤性事件、服用某种药物、具有心理压抑以及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的人噩梦较多。琳的梦魇反复发生于新生入学之后，每周2～3次，频率较高。与入学前相比，睡眠条件最大的变化是家里单独睡的宽敞的大床变成了集体宿舍上下相连的单人窄床，琳很不适应；更让她害怕的是，偏偏她被安排在一人多高的上铺，这对原本就恐高的琳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和挑战。习惯了“四仰八叉”地睡觉的琳一直担心睡熟后会翻身打滚而从床上掉下来，从这样的高度跌落下来的后果让她不敢想象。所以，琳每晚睡前都有提心吊胆的感觉，这种强烈的不安与担忧是导致她梦魇的最主要诱因。为了避免入睡后从床上滚落，琳采取的应对办法是用被子把自己的身体紧紧裹住。她以为这样做，一来可以控制翻身打滚，二来即使不慎滚落，裹在身上的棉被也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然而，琳不知道，裹紧的被子会使她在睡眠中胸部受压、呼吸不畅，正是这一点成为了她梦魇的又一个诱发因素。另外，琳对必修的高等数学课有一种潜在的恐惧。一方面，她感到学得吃力，知道自己必须花较大的工夫才能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却又缺乏毅力，不愿吃苦。为了逃避这种心理冲突的折磨，她热衷于各种校园活动或者网络游戏，让这些轻松愉快的活动从大脑中挤掉因学习问题造成的苦恼，即采取回避的态度或“临阵磨枪”的做法以应付每一次课堂提问和测验。但这种学习上的压力感并未由于她的否认和回避而消失，一周两次的高数课成了她焦虑的一个应激源，致使她的噩梦反复发生在每次高数课的前夜。从琳的噩梦内容上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尽管每次梦境的细节不同，但都离不开那个巨大的车头。可见带有某种强制性重复的冲动具有创伤性质，所重复的正是她所经历的那次“险遭车祸”事件，说明这次事件当时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她的恐惧情绪没有及时得到宣泄而被压入了潜意识中。如果不从源头对这种压抑的情绪进行妥善处理，琳以后在焦虑状态下还会有这种内容的噩梦出现。在本案例的咨询过程中，我先后运用了认知疗法、催眠疗法和行为疗法，对琳的症状分阶段进行了治疗。我把探寻导致梦魇症状的原因和导致噩梦内容的原因作为两个切入点，对各种可能的诱因逐一排查，最后聚焦于来访者的心理焦虑。焦虑源于两方面：恐高和学习压力。找到了导致噩梦内容的原因是高三那次“险遭车祸”的创伤经历，并在找到创伤事件后利用催眠技术及时进行疏泄和引导，以消除来访者被压抑的恐惧情绪，最后在使来访者正确认识其噩梦成因的基础上，帮助她挖掘出导致焦虑的更深层的原因，即生活习惯和人格因素：作息无规律、学习无计划、缺乏行动力和自我约束力，并针对这些弱点提出了改进要求和建议。噩梦会使人陷入无助或失控状态，给人留下的是不安和恐惧的情绪，所以我们一般都不愿去回忆它。但噩梦也像出现在地表的一条“裂缝”，我们可以通过它探明它所暴露的深层结构。回顾本案例的整个咨询过程，我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咨询师，就像一个地质工作者一样，透过琳“入学后噩梦连连”这一“裂缝”，由浅入深、逐步探寻，最后终于探明了导致琳梦魇的深层心理原因，最终帮助琳摆脱了噩梦的困扰。可见，心理咨询过程本身也是咨询师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作者简介

黄杰，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心理咨询。曾从事教学及资料翻译等工作。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咨询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

沉沦异国的灵魂

本文是笔者在1998年4月以Hetero-cultural stress syndrome in three foreign students in Japan为题发表在日本的心理治疗权威刊物《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笔者对原文进行修改后，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近年来，国际心理学界非常关注留学生的精神健康与跨文化适应问题。本文选择笔者在国外时留学生和华人移民的心理咨询案例中的三个症例报告，展示了一个新的心理咨询领域。三个案例中的留学生精神症状的产生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不适应和心理压力，常常会导致其有行为障碍、神经症，甚至重度的精神障碍或自杀等。发症的根本原因是“文化摩擦”、“教育摩擦”、“生活摩擦”三种心理压力。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关键是解决这三个心理压力因素。笔者希望这三个案例报告能够给国内的心理咨询工作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引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外国人（其中包括工作、结婚、经济与文化交流等）、留学生居住在日本。据日本入国管理局1996年统计，在日中国人总数达到25万人以上（不包括没有登记的“黑户口”）。与此同时，外国人和留学生在日本的适应问题和精神障碍也变得显著起来。其中神经性的身心症状案例增多，特别是抑郁症、行为障碍、精神分裂症、自杀和自杀未遂等，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问题。

留学生的适应和精神健康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使用“海外不适应”、“文化摩擦”、“文化冲击”、“异文化压力症候群”等概念，从这些名词概念中可以看出，个人在异国土地上的适应状况是与个人的人格因素、人际关系及社会交往问题紧密相关的。这种与文化因素相关，发生在异国土地上的精神不健康，在欧美等国被称为“异国的精神症状”、“文化结合症候群”（CBS：Culture-Bound Syndrome）、“某种文化环境中特有的精神障碍”、“文化依存症候群”、“民族精神病”等，各种心理学研究的文献积累甚多。“文化结合症候群”这一概念，从定义上看，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环境风土中，精神症状的发生契机与文化内涵有密切的关系。但对于这一概念又有以下一些疑问。作为人，谁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样式中，总是要受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某种特定的文化体系是怎样导致精神疾患的产生，而且所呈现的病理现象和疾患类型是怎样的，常常使人难以区分。文化精神病理学家文森（Wen-Shing.T.）和麦得默（Medermott，Jr.）定出以下三条判断“文化结合症候群”的标准：

1.具有特异性，即在一般的精神疾患、诊断学中所难以见到的有一定特异性质的精神症状；

2.具有独自性，即在某种文化环境中能清楚观察到的症状，在其他文化环境中却观察不到；

3.具有结合性，即与特定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明显的精神障碍。

文化结合症候群的精神障碍诊断，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两条。

留学生、移民、出国旅行或在国外工作者，他们离开生长养育自己的国土、文化环境，进入一个新的国土、异文化的社会环境，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心理压力、问题行为和精神不健康状态。这种因异文化环境的接触、适应所造成的精神症状问题，国外一些心理学研究者称之为“异文化压力症候群”（hetero-cultural stress syndrome）。

本文中的三个症例以其奇妙的精神病理现象、罕见的心理痛苦症状，给予像我这样一个在国外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研究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作者将从异文化适应的心理学角度对这三个案例进行理论剖析。案例报告

案例1：缩阳神经症（Koro）A，24岁，男。来日本留学已两年，在S大学农学部本科就读。既往病史无身心异常病史，亦无遗传性家族病史。读小学时常有晚上尿床的现象。主诉：“肾脏的状况似乎不太好。排出的尿时有混浊……我总觉得自己的小便中有精液漏出，非常担心和不安”。曾去医院的泌尿科作过诊断和检查，“总觉得自己的尿中含有精液，请作详细的医学检查”。他不断地向医院的主治医生诉说自己的担心和苦恼，但医学诊断和检查的最终结果是泌尿系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医生劝其进行心理咨询或治疗。生活史：A出生于C国的一个官员家庭，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最小。父亲是居有绝对支配权的一家之主，母亲来自农村，属于那种贤妻良母型妇女。A在兄弟姐妹中显得最为娇弱，但父母寄予他的期望却很高，所受的教育也很严格。母亲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A开始上小学时，母亲雇人用父亲的汽车进行接送。上小学时，A是个瘦弱的男孩，有时晚上还会尿床。到中学时，这种情况完全消失，学习成绩平平。临近高中毕业，父亲对他说：“想成大业的男子汉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像一只鹰一样能离巢独立飞翔，不受父母的庇护。我决定送你去国外留学深造。”A不愿意离开舒适的家庭，也不愿离开对自己照顾入微的母亲，他觉得自己有很深的恋母情结。尽管母亲也反对自己的小儿子出国留学，但凭借父亲的权力和关系网，A还是在国内读完日语预备专修学校后东渡日本，主攻经济学专业。发症前性格：性格内向，神经过敏，做事和待人接物认真、谨慎。在留学生活中能吃苦实干，但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问题的发生与经过：A来到日本留学一年后，与一位日本女大学生互生好感，关系密切，进一步发展成为恋人，频繁约会。可是不久之后，这位女大学生又与另一位留学生D关系亲密起来，此后与D一起出国旅行，最终去D的国度再也没有回来。A受此强烈刺激，情绪一落千丈。他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独自一人默默地静坐着，有好几天茶饭不思，也不与他人交谈来往，处于极度忧郁和绝望的状态之中。后来，由于朋友的劝诱去一家风俗营业的酒店（有陪酒女的酒店，日语称之为“斯娜谷”）喝酒解闷，处于失恋之中的A与酒店某位陪酒的“妈妈桑”相识，她比A年长十多岁，不久两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一性体验并没有使A解脱心里的苦闷，反而使A突然担心自己的“精液会不会无端地耗损”等，A处于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状态中。心理咨询受理前一段时期中，A的不安发作，感到呼吸困难、头晕、心悸、四肢有麻痹感，紧张时感到肌肉在抽搐，此外有口渴、恶心、呕吐等身心症状。但在医院内科检查时，没有发现特别的病变症状，服用药物和注射维生素B以后，A的状况有所好转。但不久，他又为症状感到担心和苦恼。A对自己的生殖器状态非常神经质，常常觉得腹部有一种异样的空虚感。对遗精和小便失控的担心使A产生了强烈的恐怖感，他常不自觉地用手握住生殖器，心悸和头晕的感觉使其产生失神的恍惚状态。此外，A还想象自己的精液每天晚上一点点地和尿液一起泄漏出去，“精液的遗失导致肾脏器官的病变，肾脏的衰弱导致生命的衰亡”。A处于这样一种精神恐慌状态之中不能自拔。心理治疗过程：心理治疗前，笔者要求A再次去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内科进行诊断检查。CT、脑电图、泌尿系统、血液生化学检查均无异常病理迹象。精神医学诊断的结果，表情僵硬、情绪疏通性缺乏，具有强烈的忧郁和焦躁感。第一次咨询与笔者面谈，才开始十分钟左右，他突然出现神经性的腹痛状况，只好暂时休息，稍后继续进行。心理测定中使用罗夏墨迹人格投影测定法和MMPI（明尼苏达多元人格测定量表）等技术诊断手段。从罗夏墨迹人格测定结果来看，A的依存欲求和爱情欲望非常强烈，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情绪的混乱很显著，这种依存和爱情欲求与他的内心被害感相关联，由此产生忧郁、不安的情感。MMPI测定结果表明，A的歇斯底里性尺度和神经衰弱性尺度得分超出正常值范围。这一案例，与精神科的药物治疗（服用少量的抗不安、忧郁剂等）并行，每周进行一次临床心理咨询，九次咨询以后，A的症状缓解，心理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后又持续进行了约半年的心理会面与治疗，A的感情大致安定下来。笔者提议A暂时回国休养一段时间，A接受了这一提议，本案例的治疗至此终结。

案例2：神灵附体症S，28岁，女性，T国人。日本某大学研究生院进修生。既往病史：16岁少女时代曾有癫痫症发作。主诉：觉得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某种超能力，具有神通思维，能与佛教中的先知先觉者交流。但最近感到很疲倦，有偏头痛，脚力衰弱，精神难以集中，注意力衰退等症状，研究生学习处于停滞状态。因而超能力也随之消失，心里感到深深地苦恼。生活史：S出生于T国的一个书香门第，姐妹三人，S是长女。出生和幼年的生活史中无特别的病症，家庭成员也无遗传病因记录，但是全家都是狂热的佛教信徒。S在上高中时，开始发现有癫痫症状，发作严重时，会导致意识消失，失步失立。送入医院治疗，疗效不佳。后在家先后由当地的巫医和僧医进行宗教式治疗，终于使病情得到控制。半年后，癫痫症状完全消失。就是从那时起，S感到“释迦牟尼”或其他彻悟成佛的高僧附身，能与她进行思想交流。S在癫痫发作消失的阶段中，感觉自己“仿佛从隧道中穿越出来，看到各种各样的光。其中有一道光特别强烈和灿烂，于是她将自己的意识集中在这道光线中，在辉煌的光线中释迦牟尼的形象渐渐向自己移近……”在此后的九年中，癫痫发作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发症前性格：细心拘谨，自尊心强，有固执反复的强迫性行为，神经质倾向严重，精神容易因刺激产生兴奋。问题的发生与经过：S来到日本留学后，对催眠术和超能力的研究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最初的半年多学习生活中表现平稳。发症的契机是S经过日语教育的培训和考核后，当年秋季报考所在大学的研究生专业，结果落选，S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于是身心状况失调，失眠，头痛，食欲不振，痛经，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也就在此时，S的癫痫症状再次发作。在发作前后，她“发现原始佛教中好几个先知先觉的高僧出现，朦胧中金黄色的光芒在头顶显现，自己仿佛被这金黄色的光芒吸引过去一样，处在光芒的漩涡之中。此时有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冲击和体验，仿佛自己正穿过光芒组成的城壁，飞向未知的世界”。其中一位“高僧”指示S说：“为了使自我的灵性向上，需要勤奋地修习和记忆佛教经典的教义，如此才能真实体验神秘未知的世界。”此外，“超越一切的神力”、“美妙无比的人际关系”、“世界人类的永远至福”等神秘的宗教主题反复在意识中出现。这种神秘的体验一般在夜深人静时显现，而在白昼的生活中则没有任何幻听、幻视、幻觉的现象。之后，S的癫痫症状便严重地发作起来，进入一家神经内科医院治疗，病症没有完全治愈就中断治疗。此后，神秘的圣灵附体的状态再也没有出现过。心理治疗过程：处于极端苦恼中的S通过留学生组织机构的介绍，来到笔者兼职的外国人、留学生心理咨询机构中请求咨询和心理治疗。在临床心理会面中，S对自我最近症状发生的经过、时间、场所等能正确地、有条理地加以叙述。但后来她逐渐变得敏感和兴奋起来，用日语和英语混杂在一起表述，处于情绪混乱的状态之中。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观察，S表情凝固，眼神迷茫，有抑郁、不安、焦躁和罪恶感。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一个人独语、冒汗等状况也时有所现。喃喃独语的意思和内容不明了，心理医生不能分析和理解，但举止行为和待人接物等社会行为方面均无异常表现。CMI（康纳尔大学医学健康测定）的检查结果，领域Ⅲ（即神经症倾向）得分较高；Y-G性格测定结果为B’型（不适应），且忧郁的情绪强烈。在此后的几次心理面接中，以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事件”、诺斯托拉坦姆斯教的世界末日的预言、大地震的发生等为主题的内容反复在头脑中出现。笔者的治疗对策为心理咨询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的治疗同时并行，指导S目前暂不必勉强去大学里听课、参加研究学习活动，以恢复身心状态为主。此外，笔者也设法改善和控制S的抑郁情绪状态。但两个月以后，根据S自己的要求，心理治疗过程中断，S离开了大学。

案例3：寒冷恐怖症（frigophobia）H，29岁，男性。日本N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既往病史：无家族遗传病史和特殊的疾病史。主诉：对寒冷感到恐怖，失眠，苦恼，不安。大学研究生课程继续学习有困难，不适应学习生活。生活史：出生于C国的J市。祖父是当地官僚阶级的上层人物，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政府的外交部门中任要职。父亲年轻时曾在日本名牌大学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大学中任教授。H家教甚为严格，据H自己的回忆，由于童年时代接受过严厉的管教和训斥，他几乎没有任何孩子的淘气经验。母亲是大家闺秀，性格软弱。生长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H，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对父亲的权威进行反抗的意识非常强烈。大学毕业后，H在一家大广告公司担任管理职位，收入和待遇都很优厚。但不久即辞去工作，断然拒绝家庭和亲戚的资金援助，只身一人赴日本留学。发症前性格：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性格爽直，做事认真，注重形式，相信埋头苦干主义。性格敏感、神经质、易受刺激。问题的发生与经过：H到日本留学半年多，正式考入N大学攻读工学硕士学位。他学习比任何学生都努力，积极参加各种研究活动，每学期听课及争取的学分在计划表上排得满满的。发病前，H申请了留学生的学费免除事宜，他满以为自己能得到全额学费免除，但审批的结果只免除了一半。在这之前，为了消除精神的紧张和疲劳，他经常出入“扒金宫”（日本的娱乐性赌场）。不到两个月，手气欠佳的H将自己半年的奖学金和生活费全部填到赌窟的“无底洞”中去了。由于经济拮据，H对学费免除一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使H觉得自己受到了大学中的日本教务处人员的歧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信任和被害意识（其他申请的留学生都获得了全额学费免除的待遇）。终于，H变得紧张，出现了失眠、头痛、焦躁、潮热的症状。上课或参加研究活动时，H的理解力和注意力似乎全部丧失，经常走神。特别是在深夜，他一人独处时会感到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袭来，头脑发涨。于是他只能借助“扒金宫”的赌博来排遣愁绪，但过后精神状态更加低落。他也告诫自己不能再“赌”下去了，但由于不安和焦躁情绪无法消除，最后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踏进“扒金宫”中。在极度苦闷和忧郁的某天傍晚，H在吞食了一堆冰激凌食品后，腹部似乎受到一种奇妙的寒冷感袭击，他得了突发神经性的痢疾。经医院紧急治疗后，痢疾得以治愈，但他觉得这奇怪的寒冷感却仍残留在体内。他所感到的寒冷最初在整个下腹部，然后扩展到脊背，最后延伸到全身四肢。此外，H回想起读小学时因成绩不佳而受到惩罚的童年时代，父亲把他置于冬季的室外，让他“清醒”、“反省”。从那时起，他对挫折和失败就有一种不安感，并且对寒冷的威胁感到恐怖。H对在日本留学的梦开始感到幻灭。他为了摆脱这种不安，摆脱对寒冷的恐惧感，将毛衣、围巾、帽子甚至风衣等全裹在身上尽可能保暖。即使是闷热的天气，这些防寒的衣服也是须臾不离。心理治疗过程：心理面谈前，H在N医院进行血液生化学、脑电图、神经系统的检查，没有发现生理病理现象。在笔者处进行临床心理学的诊断，第一次是在6月下旬，当年梅雨季节消逝得比往年早，太阳开始显出威猛的光线，湿漉漉的空中充满了闷热的气息。可是H却戴着帽子，穿着毛衣，下身穿着厚厚的牛仔裤，他处于极度敏感和不安的状态之中。他走进大学的心理咨询室时，动作极度迟缓，仿佛是害怕暖气从体内衣服中逸脱出去似的。罗夏墨迹人格投影测定结果显示，其智力较高，有显著的自我中心主义及歇斯底里的人格特征。此外，压抑、不安、神经过敏现象严重，易受刺激。CMI（康纳尔大学医学健康测定）检查结果：领域Ⅲ（即神经症倾向）。SCT（苏底情感冲动测定）检查结果：爱情欲求受到强烈的抑制，逃避现实及精神退化的倾向显著。心理面谈中，H有时在情绪平稳的叙述过程中，他的表情突然变得抑郁起来，冲动和攻击的愿望一瞬之间流露无遗。此外，意义不明的笑容、对寒冷恐惧的行为也时有出现。在心理咨询的同时，H还接受中药的调理、针灸、按摩等中医治疗，但症状并无多大改善。连续四个月的心理治疗结束时，H的情绪多少得到了一些控制，意义不明的微笑和奇怪的举止多少有所改变，但对寒冷恐惧的心理症状无多大改善。最终听从心理医生的提议，H回到自己的国家暂时静养一段时期。不久，H的学生同伴来信报告说，H在自己本国的D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就诊后，将度过一段住院的生活。分析与点评

一、三个案例的心理症状特征及其与文化的相关性

这里所报告的三个案例，在国际上留学生心理咨询案例研究报告中均属罕见，是对“异文化压力症候群”所体现的奇怪的精神病理现象的初探性报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案例1中的“缩阳神经症”（Koro），据国际临床心理学文献记载，是在汉民族男性（一般以中国南方地域的男性为主）中经常会出现的症候群。Koro的原意是亚洲的马来西亚半岛上“海龟的头”的意思。我国古代的医学文献中也把这种症状称为“缩阳”，其含义即为男性生殖器的萎缩和精液的遗失是生命死亡的前兆，它与肾脏、精力的衰弱有关。因此“缩阳”症的发生是以其文化背景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的贾瑞就是一个典型的因精液遗失而送命的“缩阳”症患者。

香港的临床心理学家认为，Koro症的病因在于中国南部地域的人对“精液的崇拜”和“阴阳失调是致死的病因”等恐惧心理。这些研究者对香港的19个Koro症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患者的性格基本上是被动的，具有很强的依存性，对性体验感到神经质，有严重的过敏行为。其中绝大多数的男性患者在童年时期对母亲的依恋感非常强烈，他们的性生活史充满了矛盾和不适应状况。

案例1基本上属于性心理发展障碍的症状。从A的生活史观察来看，一方面，在童年时期由于其家庭的溺爱、过度保护，A对母亲存在着很强的依恋感，A的生活基本处于母亲的宠爱和庇护之下，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A对于在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独断专行的父亲缺乏认同感，也缺乏向父亲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角色的机会。东渡日本留学后，他在“男人与男人的恋爱战争”中处于失败的地位。对于这种失恋的压力和苦恼，A用与风俗营业酒店中的“妈妈桑”发生性关系的手段来求得解脱。但这种体验和解脱的手段使其自我陷入更深的矛盾和不适应状态之中，结果导致了以性器问题为核心的神经性症状的出现。

A所主诉的对“精液的遗失”的恐惧感，是由“精液的遗失导致生命的丧失，不正当的性行为损害健康”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自我造成的心理压力而形成的。这种对“精液”的崇拜与自我的性心理障碍结合起来，导致恐慌、不安和性器神经症状的反应，也是Koro症的一种典型的反应。但Koro症的发生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某种文化环境中，亚洲的泰国、新加坡都曾报告过Koro症的流行，在社会某阶层以群体的形式出现。此外，这种病症并不局限于男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泰国东北部地区所调查到的350个Koro症例中，女性占了12例。她们的主诉是“乳房和乳头以及生殖器的外阴部收缩，往胸部或腹部中抽搐，最终有一种死亡来临的感觉”等，因而她们处于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之中。

案例2发症的机制与S对佛教文化的信仰有着密切联系。S生长的国度是萨满教、精灵崇拜信仰、泛灵论及佛教信仰等混合的文化世界，充满了神灵附体和超精神能力的思想观念。S本人对于神佛的崇高世界及超能力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为了磨炼自己，她只身来到日本留学，但由于内心无法适应异国的环境，加上研究生考试的失败，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于是把“高僧”、神灵附体作为精神解脱的手段。

可是S案例的特异点在于她高中时代曾有过癫痫的病史。抗癫痫的现代医学治疗手段一时也不能对她的病症奏效，而宗教、巫医的治疗使其癫痫症的发作得以消除，此中文化信仰对于个人的心理、生理方面的暗示和影响不可否认。即在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信仰的社会中，对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怎样认识，相应地也就会产生怎样的精神治疗法。心理治疗的技术和方法是受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的。例如，原始社会中认为人的精神异常是由于巫术的原因或是某种恶势力将魔物移入到人的体内造成的，因此治疗的方法是将恶魔从体内取出，即“外在化”、“举行驱除”仪式等。患者信仰“驱除”的仪式、心理暗示的效果，并由此使不安和恐惧得以消除，使人体的生理机能得到某种安定。

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时代、地域、文化信仰关系，时至今日，某些地区的人仍然认为人的精神异常是祖先的亡灵在作祟。当人被幽灵、恶鬼、犬神、狐精等附体之后，必然会陷入精神异常的状态。对于这种精神异常的治疗，主要靠日本的女巫师（如冲绳地方的宗教巫医）、通灵媒婆、民间疗法师及祈祷师进行，有时也靠日本寺庙中的“神官”和僧侣来进行。由此可见，不论哪一时代、哪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己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治疗方法。

案例2中的留学生S的发症契机，主要是由于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受到挫折，心理的不适应问题遭到压抑之后转化为精神症状。而S的自我意识中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是一味地追求神灵世界的“光辉”、与神佛的同一化和结合，有意识地追求“高僧”附体的超能力技术。这种有意放弃现实，盲目地追求超越的、虚妄的理想神灵世界的特异精神病理现象，应该引起心理咨询工作者的足够注意。

案例3表明特有的文化观念不仅对特殊心理症状的形成具有影响，而且对这种特殊心理症状的表现方式也有影响。在亚洲汉字文化圈中，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及传统的中医学对精神症状的解释及症状病理的分析具有很大影响力。比如“阳”，不仅仅是指太阳、光、热和活动力等，还意味着男性的性特征、人的生命力和扩展性等，而“阳”的丧失则意味着男性性力量的丧失和生命力的衰亡。

本案中的H从少年时期起对父亲在家庭中的独断性的支配和干涉就具有反抗心理，与父亲的权威进行竞争的意识油然而生。H渴望自我判断、自我行动，但常常陷于反抗无力的状态之中。到青年期，为了从这种对家庭的反抗无力状态中脱身出来，便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日本留学作为挑战的手段。但在异国他乡中又无法解脱自身的精神压力，为了解脱这种压力，他频繁出入日本的娱乐赌场“扒金宫”，以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在“扒金宫”的刺激和兴奋中，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体验了人间的喜怒哀乐之情。经济的窘迫又使他产生一种堕落的恐惧感，这也是“寒冷”感觉产生的根本原因，但H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过错的“受害者”。后来在大学学费免除问题上，H的被害者意识终于显露了出来。

H恐惧寒冷的实质是由经济能力的丧失、生命中的“阳”（精力）的丧失以及文化归属感的丧失而造成的被害恐怖意识。也就是说，这一精神症状是文化结合症候群的一种表现，与案例1一样是抗挫能力和生命力（阳、精力）缺乏的表现，其病理本质是神经生理的恐怖症和歇斯底里症的综合反应。

二、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异文化压力症的发生与当事人对母国文化信念、价值观念的理解有密切关系。此外，异国语言、生活、环境及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成为发症的诱因。日本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医学家认为，异文化压力症候群表现形式多样，作为“症候群”，其概念内涵还有不少暧昧的地方。但关于其病理，他们提出以下一些特征：（1）症状多以急性发作的形式出现，且迅速恶化或缓解；（2）部分心理患者在母国时已有心理问题或障碍；（3）心理症状有身体症状化的倾向；（4）语言或信息交流不足，导致误解和妄想反应的产生；（5）有些心理症状伴随着法律问题（如婚姻、家庭问题）或者经济问题。

留学生的心理障碍产生于“文化摩擦”、“教育摩擦”、“生活摩擦”这三个压力因素，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关键在于解决这三个压力因素。而留学生接受心理咨询，需要语言的交流，然而语言运用的障碍成了外国人及留学生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接受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留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咨询师不仅需要掌握医学、临床心理学的知识和技术，还必须知道留学生的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以便对其成长、生活的社会环境有所知晓。缺乏“文化的感受性”、“文化的共感理解”的心理咨询是不可能成功的。心理医生和来咨询的留学生进行交流，如果两者文化价值观相异，则心理医生要有跨越这种文化障碍的勇气，否则就有可能对求诊者的心理症状作出错误诊断乃至错误治疗。

为解决留学生的异文化压力症问题，许多心理学研究者提出了“社会心理援助”的观点。他们认为“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健康教育是外籍公民、留学生心理咨询的重要一环，对他们加强异文化环境中社会生存技能、适应技能的训练十分必要，仅靠医疗活动来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里提出几条预防对策：（1）出国留学前的心理健康诊断（包括精神医学诊断）制度化。让留学生学习如何解决异文化压力等心理问题，向留学生提供留学国家的详细的生活、学习信息，使之提前掌握在国外生活的一些必需技能。（2）建立留学生心理咨询机构，制作信息咨询手册。有条件的话，也可建立心理咨询和医疗信息的翻译网络，使留学生尽可能接受使用母国语言的诊断和治疗。（3）充分利用留学生组织及外国人援助机构，使其发挥“社会心理支援”的效果。在留学生心理症状的急性发作期过后，让他们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和短期的回国休养具有重要的康复作用。

第二部分 成长辅导篇

精灵之舞

上帝创造了万物，而阳光雨露则孕育了生命，每一个生命都似精灵般蓬勃、多变、耀眼和神秘。我感到了身边的精灵在可爱地舞蹈。伴随着这些小精灵的成长，每天我都会发现不同的舞曲与不同的舞姿，他们带给我不同的感受，于是我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爱如雪莲花般绽放。——题记

我们的乐乐幼儿园是上海一所以研究儿童心理健康发展为主的幼儿园。作为乐乐幼儿园的一名教师，我总是以观察、发现、引导为主要教学手段，聆听、吟读孩子们内心的文章，与精灵们共舞。

我眼里的小精灵：贝贝，4岁，独生女。

贝贝的家庭属于复合型家庭。她和她的父母、叔叔、婶婶、姐姐共同生活。但其父母工作较忙，因此她大多与叔叔、婶婶相处。贝贝从未入过托儿所，来到幼儿园后，生理和心理上都极不适应，表现为哭闹、倔强、任性，对叔叔、婶婶的依恋大于其父母。贝贝不愿与老师、同伴交往对话，性格内向，对周围的事物表现得较冷淡。

我经过观察并与其家长交谈后得知，平时家庭给予贝贝较大的物质投资，而缺乏对贝贝思想行为上的教育与心理方面的探究。来到新环境，贝贝心里非常紧张，她用自己的方式抗拒和判断着身边的一切，我决定用爱去改变她。

我与她经历了相识、相知过程中的种种磨合。现列举三件小事。“叭，叭，叭，我用枪打你！”

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亦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孩子。家庭背景、周围环境加上DNA的根源造就了个性不一、脾气不同、性情迥异的孩子。初来我班的贝贝，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肤，普普通通，唯有那两根上翘的小辫和微翘的小嘴显示出她的不同。

我试图与她交朋友，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使她熟识我。没想到她就像头小牛一样倔强，认为我只是个管教她、批评她的老师。两只大眼睛“坚定不移”地盯住我，任我百般友好地问话，她偏不理我，始终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望着外表倔强、内心紧张的她，我只得先报以最真诚、最亲切的微笑，试着去融化这小冰块。没想到，她竟对我投以那阳光味十足的微笑，举起了双手，张嘴吐出了一串：“叭，叭，叭，我用枪打你。”天哪，简直是小鬼当家的翻版。而眼前的小鬼，竟把“枪口”对准了关心她的老师。

张牙舞爪的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了逼真的枪声，所以在以后的各项活动中我就特别留心观察她，并时时寻找走近她的机会。果然，不久我就觅到了一个小机会。午睡时孩子们要脱衣服，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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