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晋城历史纪事（1949—198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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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晋城历史纪事（1949—1985）试读：

概述

1949年8月，为迎接全国大部分地区即将解放的胜利曙光和适应大规模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需求，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战争时期建立的跨省区行政建制。8月下旬，太行、太岳区党委、行署及所属各地委、专署奉命停止办公，境内所辖区域重新归属山西省。9月1日，长治专区成立，辖长治市和潞城、黎城、平顺、壶关、长治、武乡、襄垣、屯留、长子、沁县、沁源、晋城、高平、阳城、陵川15个县。

1950年

从1949年9月长治专区（后改为晋东南专区）正式设立，到1985年5月实行市管县体制，撤销晋东南专区，近36年间现晋城市境内未设统一行政区划，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以下简称晋城各县）五县党、政、军、群组织上属长治（晋东南）专区相应的组织领导。36年间，晋城各县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和山西省委、省政府，长治（晋东南）地委、专署（晋东南行署），以及各县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为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拼搏，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最终走上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1984年底，五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7773万元（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全部工业总产值190707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财政收入10619万元，分别是1949年的6.77倍、78.96倍和32.77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977万元，是1950年的10488.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8元，分别是1978年的1.56倍和2.62倍。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综观这36年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尽管晋城各县县情不同，但各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时期。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其中，每个历史时期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化及建设重点内容不同，又分为若干历史发展阶段。（一）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为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亦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晋城各县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按照中共七届二中、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省委、省政府和长治地委、专署统一部署，紧密结合各地实际，领导人民群众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一时期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阶段。

194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晋城各县先后召开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1952年9月各级各代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各县、区、行政村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完成民主建设工作。1950年10月，五县相继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和“三反”、“五反”运动，并大张旗鼓地进行禁黄、禁赌、禁娼及破除封建迷信，贯彻《婚姻法》和婚姻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文教事业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各项社会改革。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长治地委和五县县委坚持“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针对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分别实行不同政策。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大力发展互助合作事业。一方面，积极恢复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就普遍实行的生产互助组；另一方面，努力探索农业互助合作新路子。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本阶段，五县县委在长治地委领导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活动高潮，制定实施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活动，大量为工业战线配备和培养人才等措施，工业化建设取得较快发展。至1956年底，五县乡镇以上工业企业647家，其中县属以上国有企业29家，较1953年增加13家。全部工业总产值1956年8574万元，比1953年增长83.4%。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6年4017元，比1953年增长99.8%。以此为起步点，逐步走上一条从实际出发，重点建设煤炭、冶金、电力、机械、化工的重工业发展道路。

1953年，五县由上而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步骤为，从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方法是，先典型试办、取得经验，再全面布局、有计划发展，最后掀起高潮、普遍建立；原则是，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期间，于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五县按照长治地委制定的《关于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十一条标准》进行。至1956年2月中旬，约有34000名手工业者加入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占可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总数的99.1%，初步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集体手工业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五县认真执行和平赎买和利用、限制、改造相结合的政策。1955年上半年之前，主要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这样一些初级形式，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顺利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5年下半年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转入公私合营阶段。至1956年2月，五县4052户、9320名工商业者全部实现公私合营。晋城、高平等县城大街小巷出现工商业者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欢庆集会游行现象。

农业、手工业者、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

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五县还着手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1953年5月至8月，先后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大规模人口调查及选民登记工作，开展基层普选。1954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沁水、陵川、阳城、晋城、高平五县先后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后暂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阶段，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基本建立，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1955年3月23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晋城县首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此间，各县还从政治思想和业务、组织和制度、管理和教育等方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955年6月，各地从社会镇反和机关内部肃反两个方面开展肃反运动，取得显著成效。

这一时期，各级党组织面临着新的形势，担负着新的任务，经受着发展、巩固政权和执政的考验。按照要求，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1950年6月，五县区以上主要干部到省委党校和省行政干校参加集中培训。培训结束后，相继开展县区党政机关干部作风整顿和农村厂矿基层党组织作风整顿。经过学习文件、忠诚坦白、审查处理三个阶段，多数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提高了思想政策水平，改进了领导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1951年12月，经过5个月准备，开始全面整党建党。1952年1月，又相继在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至1955年春，历时五年的整党建党运动基本结束，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得到全面加强，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1951年7月至8月，晋城、阳城、高平、陵川相继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沁水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结束了长期以来党内实行的任命制，党员按自己意志选举党的领导人，保证了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1955年1月，高平、陵川、晋城、阳城先后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沁水县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会，作出相应决议，为今后过渡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二）

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晋城各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不断进行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这一时期，五县仍隶属长治专区（1958年11月改称晋东南专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6年9月至1957年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八大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及党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科学阐述，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一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闭幕后，各县县委迅速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八大文件的通知，并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边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各项决议精神，一边结合实际贯彻落实。1956年11月下旬，根据长治地委决定，成立整党整社办公室和工作组，开展为期半年的整党整社工作。整党整社的主要内容，一是按照八大精神，开展农村前途、方向、任务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二是全面系统地总结农业合作化成绩和经验教训；三是改进和完善农业内部各种经济管理体制，如“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包工包产包成本制度、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制度、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制度，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巨大活力。各级党组织因势利导，在工业、财贸等领域，也积极探索和完善其他经济管理体制，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乡经济社会呈现发展稳定的局面。

在贯彻落实党的八大精神过程中，各县县委、县人民委员会（1954年6月各县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带领人民群众，致力于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经过艰苦努力，顽强奋斗，到1957年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各地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改进耕种制度，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1957年，五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41万元，比1952年增长10.4%；粮食总产量335015吨，比1952年增长4.5%。其他经济作物和肉蛋产量均有较快增长。工业生产步伐加快。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八大精神指引下，各县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加快工业发展步伐。1957年，五县全部工业总产值8981万元，是1952年的2.2倍，增长速度年均超过30个百分点。1957年与1952年相比，原煤产量净增34万吨，增长49.7%；生铁产量净增0.4万吨，增长25%；发电量从无到有，达117万千瓦时。商业贸易稳步发展。1953年末，开始对粮食、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秋又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至1957年，陆续对生猪、麻类、鲜蛋和主要畜产品实行统购政策。1957年，五县农副产品收购总额2362万元，比1952年增长6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56万元，比1952年增长81.8%。基本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五”期间，五县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371万元，相当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投资总额的14.4倍，其中，用于交通邮电事业投资86万元，新修公路765公里，是1949年至1952年间全部通车里程的6.4倍。1957年，五县公路货运量46.3万吨，客运量2.4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加1.6倍和2.4倍，客货周转量是1952年的3.4倍。1957年12月，詹东铁路（后称太焦铁路）高平至晋城段全线开工兴建，两县组织近10万民工日夜奋战，很快结束了境内无铁路的历史。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邮政、电信、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和收入大幅增加。

正当各县在中央、省、地委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八大路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名讲话发表后，5月上旬开始，各县根据省、地委统一部署，开展了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各县整风运动历时一年多，其主流是健康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通过参加劳动，改善和加强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但整风后期，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给各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1957年底至1961年初，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阶段。

1957年11月，各县相继召开数千人参加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修订通过不切实际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使反右派运动中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由政治思想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同年12月，长治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自上而下发动，各县首先落实了农业生产“大跃进”指标。1958年春，“大跃进”计划指标从农业战线扩大到工交、商贸、文教、卫生，甚至党建等各条战线，指标越定越高。同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各地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高潮，并陆续出现放“卫星”行为，开展“拔白旗、插红旗”活动。1958年冬至1959年夏，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各县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曾一度进行纠正的尝试，但1959年7月中央“庐山会议”后，各县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一直持续到1960年10月，前后长达14个月之久。其主要表现是：农业方面，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重新盛行。持续调动农村劳动力，盲目搞“大办”；由管理区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强行过渡，大搞“一平二调”；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民有怨言”的公共食堂。工业方面，持续开展“开门红”、“月月红”、献礼等一个接一个的生产竞赛活动，盲目增加投资，超出实际能力大办“小土群”、“小洋群”，搞“五小成群”（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砖炉、小铁路）。特别是开展“全民大搞钢铁运动”，出现白天列队上山挖煤找石，黑夜灯火通明，号声不绝，村村无闲人、户户炼铁忙的壮观场面。县、社、队之间互相展开大炼钢铁的“淮海战役”，人不离炉，一日三送饭，推动钢铁生产“猛烈跃进”。据1958年11月五县分别给地委的报告称，各地该年钢总产量达3.3万吨，是1957年的3倍；生铁总产量超过35万吨，相当于1957年的17.5倍。实际落实下来，1958年五县生铁产量仅为4万吨，其中3.7万吨为乡村生产，钢产量仅0.22万吨。文教卫生方面，也进行超越实际能力的“大跃进”。1957年到1960年，五县各类学校由2681所增至3277所，在校生由16.5万人增至26.8万人，出现大批“红专大学”、“县社农大”、“农校”等。卫生单位由389个增至738个，卫生技术人员净增近千人。科技部门提出，苦战3年，彻底改变科技落后面貌。甚至文学艺术方面，也大搞群众运动，在文学、戏曲、音乐、学术等领域放出“卫星”。

1958年8月12日，长治地委、专署将潞安县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及18个农业社，包括31个自然村、5327户农民合并组成潞安县中苏友好人民公社，这是山西省第一个人民公社。19日，长治地委作出《关于大转人民公社的决议》，拉开全区人民公社化序幕。至25日，不到一星期时间，五县1879个农业合作社组成44个大型人民公社，每社平均6554户。最大的高平人民公社达6.2万户、28万人。同时，在城镇也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化，至此，在全省首家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年11月1日，为适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形势，省委、省人委调整了行政区划，将晋东南14个县（市）合并为6县1市，高平、陵川并入晋城县，沁水并入阳城县。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盛行一时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命令风、特殊化等“五风”，在各县越刮越猛，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1961年初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为国民经济调整与基本好转阶段。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以及中苏关系恶化还债等原因，1959年至1961年，各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俗称“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指导思想，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县开始对农业、工业、财贸、科教文卫战线进行全面调整，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恢复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果断停建缓建一批在建项目，关、停、并、转一批中小企业，压缩大批城镇人口，并对反右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经过五年多努力，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明显成效。1964年，五县粮食总产量404345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655万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五县全部工业总产值22742万元，创第二个历史新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实现增长，并结束了境内不能生产化肥的历史。物价趋于稳定，市场呈现繁荣，人民生活基本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中摆脱出来。

这一阶段，“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发展。从1963年初开始，各县根据中央、省、地委部署，逐步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6年5月因“文化大革命”终止，前后历时3年多。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城市和农村分头进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重点在地县级党政机关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清理账目、治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重点对象是社队干部。1965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后，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统一称为“四清”，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政治领域。“四清”运动虽然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对于干部参加劳动，改变机关工作作风，打击贪污盗窃及封建迷信活动，整肃社会风气等起了一定作用，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扩大打击面，导致斗争过火，把干部群众为发展农业生产而进行的一些积极探索当成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提高。

总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尽管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左”的错误，各县县委在贯彻执行中央、省、地委路线、方针、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甚至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样严重的失误，给各地经济建设带来严重损失。但从总体上说，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各县经济文化建设诸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这一时期，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是高涨的，所以尽管遭遇了天灾人祸，最终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三）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晋城各县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左”倾路线登峰造极，阶级斗争占主导地位，政治局面混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应区分清“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个概念。“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党政组织和基层干部同各种“左”倾错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争，广大人民群众在动乱中排除干扰，各项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66年5月至1967年3月，为全面动乱夺权阶段。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各县中小学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红小兵”组织，率先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到处窜连，大搞“破旧立新”，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宣扬“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同年11月下旬至12月，各县机关、厂矿、农村社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引向全社会，大批干部遭到游街、揪斗、“靠边站”，甚至遇害。1967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受上海“一月风暴”和省城“1·12”夺权影响，晋东南地委、行署和各县县委、县人委、县直机关、厂矿、学校、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均被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夺权。一些较大的厂矿如晋城钢铁厂，以及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至此，合法的各级党政组织全面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3月至1969年7月，为“派仗”、武斗升级阶段。

1967年3月，晋东南地区及所属各县相继成立中共核心小组，成为地、县委被夺权后党的最高领导机构。4月，各县、县直单位、厂矿、学校、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按照“三结合”（学、干、群）框架，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多次召开“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试图稳定局势，但由于其内部组成成员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派性分歧和斗争，加上上级直至“中央文革”自上而下插手，使“派仗”不断膨胀和蔓延，直至演变成连续不断的武斗。各县“红字号”、“联字号”两大派群众组织相互攻据点、夺武器、炸铁路、伏击军队，甚至在晋东南军分区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城、阳城、陵川、沁水、长子五县群众到高平进行所谓“五县剿匪”。武斗造成许多无辜群众伤亡，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针对山西局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即《7·23布告》）后，这种被“派仗”、武斗所笼罩的混乱局面才得到基本扭转，各县进入“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相对稳定的阶段。

1969年8月至1976年10月，为斗、批、改阶段。

这一阶段，一方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县先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整党建党、批修整风、批林批孔、批晋剧《三上桃峰》、“批谢（谢振华）曹（曹中南）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每次运动均以“大批判开路”，出现许多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容申辩、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现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

1970年底到1971年初，各县党代会召开后，各地按照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要求，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同时，恢复建立各级工青妇群众团体组织，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及各种劳动竞赛，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各地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对党的组织、工业企业、财贸战线、农业战线、科教文卫等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尤其是晋城县“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茁壮成长，被树为全省乃至全国典型，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粮食产量稳中有升，小麦育种、棉花种植、栽桑养蚕、牛羊人工受精、群猪杂交、林木育种等技术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连续几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造成人才浪费，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农村落后现状起了积极作用。工业完成许多技术改造，并建成晋城矿务局、晋城钢铁厂等一批骨干企业。涌现出一批诸如马生、任金玉、程松枝等为抢救集体财产和解放军战士而英勇献身的英雄模范。正如邓小平同志1979年在党的理政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7页）（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结束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1985年5月晋城市成立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为徘徊中发展的两年。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晋城各县各界群众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随即，在县委领导下，逐级开展“揭批清”运动，揭发“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体系，揭批“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和“极左”路线。此间，各县成立清查领导组及办公室，组织近800人的专门清查队伍，有近5000人被列为清查对象，因清查受牵连的党员干部及家属有数万之众。在开展“揭批清”运动的同时，进行了整党整风。这次整党整风虽然仍受“左”的错误影响，出现部分地方以派整派，借“清查”之名，行“翻烧饼”之实，错批了不少不该批的人和事，各级班子中也钻进一些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但总体来看，经过对各级党组织思想、组织、作风、经营管理方面的整顿，切实清除了一些混入领导班子中的派性骨干分子，把一些老干部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上，充实了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对改变领导班子软、懒、散状况，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各县分别成立政策落实小组，组织专案工作队伍，对1957年反右及“文革”期间大多数案件进行复查和核实，摘掉了绝大部分“右派”分子帽子并安排了工作，为一些受到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方面，继续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抓纲治国高潮，深入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组织劳动大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分配、计酬、集贸市场、核算单位上进行适度改革，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78年，五县粮食产量达502025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3387万元，全部工业总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工农业主要产品均比1976年大幅度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开始全面发展。

1978年12月至1985年4月，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兴起阶段。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果断抛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79年2月至3月，各县县委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掀起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高潮。高平县先后任命139名局长以上干部担任宣传指导员，设立23个宣传站，办起365所农民夜校、342个文化室，成立210个业余宣传队，形成县、乡、村、户四级时政宣传网，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经验受到晋东南地委和山西省委的重视，在全省推广。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也邀请高平代表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在全面拨乱反正过程中，各县先后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补课，全面深刻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认真学习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着重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分清界限，增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自觉性。

与此同时，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一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平反，截至1981年3月，五县需要复查和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共立案2.23万件，涉及近9万人，全部进行复查处理，99.9%的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其中，平反冤假错案1.87万件，占立案总数的84%。二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至1982年初，五县中级以上专业骨干在历次运动中立案审查有368人，平反纠正的315人，占85%。共有8300多名知识分子取得技术职称，1100多名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提拔317名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为知识分子解决农转非475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305人，解决住房800多户。三是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和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原工商业者以及民族宗教人士落实政策。五县共为441名右派分子改正，占原划为右派分子的98.6%。为6992名地主、富农及原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掉帽子或改正，占总数的98%，给2.3万名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为26名起义、投诚人员，183个原工商业者，4名归国华侨及民族宗教人士落实了政策。

与全面拨乱反正同步，各县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从1979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业方面，发挥资源优势，优先发展煤炭工业，重点整顿各级各类企业。需要关停并转的企业制定关停并转具体规划；不关停的企业制定挖潜革新改造计划，并提出保证措施。农业方面，把行之有效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固定下来。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继续纠正“穷过渡”。进一步落实群众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人一齐上，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财贸方面，大力扶持社队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业，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经济形式并存，搞活市场。改进资金管理分配方法，充分发挥税收和信贷的杠杆作用。面对出现的就业困难，各地提出尽可能发展城镇集体企业，多安置待业青年。到1982年底，五县经济调整收到明显成效，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0580万元，全部工业总产值129430万元，分别比调整前的1978年增长30.8%和24.9%。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在逐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试行多种形式责任制基础上，从1981年开始，各县掀起以建立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高潮。特别是1982年9月全面拨乱反正工作任务完成后，加快了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步伐。到1982年底，五县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11692个，大包干户数400970户，分别占总队数和总户数的98.4%和98.7%。经过不断完善，至1983年底，五县所有生产队全部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涌现出各种类型专业户、重点户118716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9%，成为引领农村发展的生力军和排头兵。1984年，五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777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8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104.3%和161.4%。粮食和油料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各县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到1985年晋城建市前，初步形成“乡镇办、村办、乡村联办、户办、乡村户联办”五个轮子一起转的局面，被称为“五轮驱动”。乡镇企业在种植业、养殖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与服务业全面发展，被称为“六业兴旺”。五县乡镇企业20676个，入业人员185168人，总产值68298万元，总收入46713万元，上缴税金4176万元，纯利润13771万元，成为晋城“乡镇企业超高速发展时期”。

在农村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开始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教文卫改革路子。这一时期，五县城市经济体制主要是开展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下放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及尝试进行财税、流通、价格、金融、投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法是局部试点，单项推进。1983年8月，晋城撤县建市（县级），标志着晋城市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实行市管县体制打下坚实基础。科技方面，主要是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科委科协分设，成立专业学会、研究会，试行科技三项费用有偿使用，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制，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等。教育体制改革首先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压缩七、九年制学校，普及小学教育。五县掀起集资办学热潮。1982年至1983年，阳城县群众集资328.4万元、沁水县群众集资132.8万元、高平县群众集资1047万元用于办学。高平县被确定为农村中小学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县，开始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阳城县率先实行教师招聘制。加强成人教育和扫盲工作，至1985年4月，五县全部获“基本无盲县”。文化和体育方面，五县所有乡镇建立起文化站或文化中心，陵川县文化馆和附城文化中心双双受到省政府表彰，并出席全国农村文艺工作表彰大会。五县代表队1978年到1984年连续五届参加晋东南行署文化局组织的群众文艺调演，并取得好成绩。陵川曹庄广播站创造了全省第一座无人值机的自动化公社广播站，该成果获省政府重大科技成果奖。晋城市、高平县成为全省广播线路标准化和用户设备规格化先进县。阳城、高平人民广播电台成为全省首批开播的县级广播电台。五县共建体育场地174个，群众体育健康发展。卫生方面，1980年9月，全国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晋城县召开。同年12月，全国妇幼卫生座谈会在高平县召开。联合国卫生考察团到全国卫生模范村东四义进行考察。1984年，晋城市和高平、阳城、沁水县城被评为全省卫生红旗县城。晋城市还受到中央爱卫会表彰。各县对医疗机构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实行文明医院建设制度。1985年，五县所有县级医院均成为文明医院。

这一时期，各县还创造了民办公助修路新形式，即由农民出劳力，分段承包修路任务，由国家、集体给予一定补助，形成全民修路的局面，受到交通部和省政府肯定。太（原）洛（阳）公路晋城至大口复线开工建设，阳（城）济（源）公路全线贯通，晋（城）张（路口）公路省界贯通，沁水中村至翼城贯通。基础设施极大改善，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

在党的建设方面，一是加强阵地建设，恢复6所县级党校，各公社普遍建立党校，4000多个基层党支部设立党员活动中心3684个，基本上形成三级党员教育网，经常受教育的党员达到90%以上。二是对基层党组织机构设置、组织发展、活动方式及党员教育管理进行积极探索和改革。高平县创建先进党支部、争做合格党员活动，争做先进党支部、先进党小组、优秀党员、优秀党员干部活动，以及“一课三会制度”，“党员联户”制度，被晋东南地委在全区推广。1984年底，五县县委下属158个基层党委，4078个党支部（总支），党员总数71096人。三是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加大纠正不正之风工作力度。1983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沁水县委书记王殿文致全国县委书记一封公开信，信中表示从自己做起，约法七章，自觉接受监督。地委、行署领导，各县县委书记、县长都主动立章法、挂牌子，受到广大群众普遍欢迎。四是严格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选拔任用干部，改革干部管理制度，打破干部“铁饭碗”、“终身制”。五是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开展清查善终工作，为被错误清查的干部群众政治上平反，经济上补偿，工作上重新安排。改革党政工作机构，逐步实行党政分开。加强和改善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使其发挥主动作用。

本阶段，高平县和沁水县被定为县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试点县，分别于1980年4月和6月，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1981年12月，晋城、阳城、陵川县相继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从本届人代会开始，各县设人大常委会，并将县革委会改为人民政府。1984年5月至6月，五县相继召开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所属117个乡镇全部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晋城、高平、阳城三县恢复政协机构，1984年5月，陵川、沁水召开政协一届一次全会。至此各县全部建立政协组织。晋城、高平、阳城、沁水还成立民革、民进、民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加强。建立健全公、检、法、司机构，社会治安和法制宣传得到强化。大力开展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核心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1984年底，晋城市被授予文明城市，高平、阳城、沁水、陵川被授予文明县城，占全区文明县（市）总数的71%；涌现出文明卫生村796个，文明单位1267个，文明户10.8万户。

纵观1949年10月至1985年4月36年历史，晋城各县县委紧跟党中央、省委、地委部署，带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几经艰难曲折，力尽反复磨难，终于走上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探索创造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后来晋城市迅速跃起为“太行明珠”打下坚实基础。

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949年

8月

中共长治地委长治专署成立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重新调整行政区划通令，恢复山西省建制，撤销太行区、太岳区，以长治市为中心设立山西省长治专区。22日，中共长治地委成立。9月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长治区专员行政督察公署随即成立。中共长治地委、长治专署下辖潞城、黎城、平顺、壶关、长治、武乡、襄垣、屯留、长子、高平、晋城、阳城、陵川、沁源、沁县、长治市16个县（市）委、县（市）政府。全区面积为22000平方公里，人口2453616人。其中，中共党员66518名，约占全区总人口的2.7%。

太岳区领导机关撤离阳城8月22日，太岳行署奉命停止办公。8月23日，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太岳军分区与阳城县万余名群众举行临别集会，并庆祝山西省党、政、军领导机构成立。太岳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太岳行署秘书长卫逢祺，太岳军区司令员曹普等代表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正式向阳城县人民群众告别，对几年来太岳区领导机构驻扎阳城期间，得到人民群众热情支持和帮助，表示真诚敬意。郭钦安在讲话中诚恳希望阳城县人民群众搞好三秋工作，努力实现增产一成的计划，不断改善生活；希望阳城县人民群众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和科学常识，普及卫生知识，做到在文化上翻身；希望阳城县人民群众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和长治地委、长治专署领导下，努力学习，做好工作，争取新的胜利。

9月

省委要求长治地委探索老区发展道路9月5日，省委第一副书记赖若愚就如何把老区工作提高一步问题同长治地委书记王谦进行长谈。赖若愚指出，新的山西省委成立后，大体要用两年多时间，把主要力量放在同浦铁路沿线近40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与结束工作上面，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老解放区的问题。长治专区包括了太行、太岳两个战略根据地最腹心的地区，且土改已完成了3到5年时间。在这些老区，群众在想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措施，才能把老区工作提高一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省委希望长治地委能经过调查研究，向省委提出建议，将这件事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抓紧抓好，而且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按照省委要求，长治地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土改完成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生产，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引导农民逐步走合作化道路”的工作思路，得到省委的肯定与支持。

长治军分区成立9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治军分区成立。苏鲁任司令员，地委书记王谦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长治军分区隶属山西省军区领导，下辖15个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和长治市人民武装部。1958年12月，长治军分区改称晋东南军分区，隶属山西省军区和中共晋东南地委双重领导。

长治地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9月15日，长治地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提出的建设新山西的基本方针与任务，讨论如何结合本区实际执行省委决定的措施。会期七天。

长治地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9月24日至10月1日，中共长治地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56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明确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全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支援全国解放和建设事业。会议确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加强治安工作，保卫生产建设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晋城、高平、阳城、陵川县均派代表参加了地委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后，各县结合实际，层层进行传达贯彻，围绕冬季生产这一中心，部署整党整社、民主建政、干部培训、城乡治安、统一负担各项工作。

长治专区工青妇组织成立9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长治地方委员会成立，由长治地委和团省委双重领导，秦统兴任团委书记。同月，长治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由长治地委和省妇联双重领导，薛润玉任妇联主席。10月，山西省总工会长治专区办事处成立，长治地委副书记王锐兼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是山西省总工会派出机构，由长治地委和山西省总工会双重领导。

长治地委组织干部学习《新华日报》社论9月，长治地委组织干部学习原太行区《新华日报》发表的《团结一致，虚心学习》的社论，解决干部因区划变动出现的思想动乱问题。同时，根据省委有关规定，地委制订出工作、学习、办公、会议汇报等制度。10月1日，地委机关制定工作制度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为10小时，其中学习2小时；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休息，星期日晚上办公。

10月

长治专区各界群众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6日，长治地委、长治专署与全区各界群众2万多人在长治市英雄台广场举行盛大集会。长治专署专员张天乙主持会议，地委书记王谦讲话，号召各界群众以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诞生，力争用两年多时间，把全区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有新的发展。大会通过致毛泽东主席、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委员会两个通电。所属各县均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

晋城各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0月15日，长治地委、长治专署召开各县（市）委书记、县（市）长会议，部署基层民主建政工作。会议要求，各县（市）尽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团结各阶层人士，密切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根据地委、专署安排部署，从10月中旬开始，晋城、高平、阳城、陵川先后在各阶层、各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中广泛推选代表，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0月25日至27日，晋城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0月28日，高平、阳城、陵川同时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之后，根据工作需要，阳城县召开12次、陵川县召开11次、高平县召开8次、晋城县召开7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同协商讨论全县大事，并普遍建立各代会常设机构协调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到1950年底，晋城各县所辖34个区、903个行政村均召开区村一级人代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村级政权组织领导成员。这一阶段，晋城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区、村人民代表会呈现以下特点：（一）各地采取直接或间接推选及由政府邀请的方式，认真确定会议代表，注重并逐步提高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扩大民主范围，保证代表质量，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二）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听取审查县委政治形势与任务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今后工作方针与生产安排、财政收支情况等，并认真进行分组讨论，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形成大会决议，扩大了人民民主生活，推动了党和政府工作的开展及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改进，提高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工作效率。（三）会前普遍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四）每次各代会都集中反映群众的迫切要求，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大问题，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了党和政府大政方针与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长治地委向省委报告全区基本情况10月16日，长治地委向省委就全区基本情况作书面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自然情况。本区由原太行区的潞城、黎城、平顺、壶关、陵川、长治市、长治、武乡、襄垣及原太岳区的沁源、沁县、屯留、长子、高平、晋城、阳城等16个县（市）合并组成，共93个行政区，2896个行政村；面积22000余平方公里，可耕面积8364096亩，总产量9012300石；人口2453616人；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大麻、小麻、花生、芝麻、胡麻等，占农田的4%；矿产蕴藏极为丰富，有煤、铁、磁、石膏、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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