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艾伦·柏狄克
出版社：长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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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故事”套装四册试读：
前言
时光为何飞逝最近我夜里总是睡不着，耳朵里满是床边钟摆的声音。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的我仿佛置身室外，头顶是浩瀚无垠的天空；同时我又好像坠入深不见底的地下洞穴。我感觉自己穿过了空间维度，恍若梦境，抑或死亡。只有那个时钟在摆动，发出从容不迫、冷酷无情的嘀嗒声。每当这个时候，我对时间的理解才最为清晰，同时也会感到不寒而栗：时间一去不复返。
最初，或者在最初之前，是没有时间的。按照宇宙学家的理解，宇宙起源于约140亿年前的“大爆炸”，一瞬间膨胀至现在的大小，并且仍在以超光速持续扩张。但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没有质量、物质、能量、重力、运动、变化，也没有时间。
也许有人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但绝不包括我。因为我的思想非但不同意这种说法，还一直在追问：宇宙从何而来？从一片虚无中如何能出现物质？为了能继续讨论，我暂且接受“大爆炸”之前不存在宇宙的设定；但是，引发爆炸的是什么？在一切开始之前，存在着的又是什么？
提出这种问题等同于站在南极点上问哪边是南。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说过：“早前的时间是无法定义的。”他说这话可能只是在寻求安慰，其蕴含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出人类语言存在限度。人们（或至少是剩下的我们）只要谈论宇宙就会遇到这一问题。于是，类比和比喻成为我们想象的工具，把庞大的未知事物比作容易掌控的熟悉事物，比如把宇宙比作一座大教堂、一块怀表或一个鸡蛋。不过，与其平行的世界却千差万别，只有那个蛋还是那个蛋。这种比喻还算得上准确，因为这些事物都是宇宙中实际存在的元素。从术语角度看，虽然内容完整，却无法体现其所承载的物体。
时间也是如此。每当提及时间，我们总是用小得多的意象代替，仿佛一串钥匙能失而复得；又似金钱可留以后用。时间的流走或无声潜行，或风动雷鸣，时而又似静止不动。我们有时感觉时间很充裕，有时也会担心时间所剩无几，这样的思绪一直压在我们心间，久久不散。我们常说“钟声悠长”，就好像声音可以用尺子丈量一样。童年消逝、大限将至，都是一种距离上的感觉。当代哲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曾提出这样一个思维实验：静下心来，摆脱比喻，尝试从时间的角度解释时间，最终人们将不知所措。“如果我们不能去浪费或规划时间，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时间还是时间吗？”他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上帝是从一个字开始创造世界一样，奥古斯丁劝诫读者：“言语造物！说话的同时，就造就了事物。”
时光倒流至公元397年，奥古斯丁43岁，处于人生中途的他是衰败的罗马帝国在北非的海港城市希波的一位干劲十足的主教。当时的他已经著作颇丰——多本布道集和对神学异己的学术批评等——而现在他正着手撰写《忏悔录》。这是一部“光怪陆离”的著作，耗时4年完成，共13章。在前9章中，奥古斯丁主要记述了自己从婴儿期（他的尽力回忆）到正式皈依基督教（公元386年）这个阶段中的重要事件，以及随后一年中（公元387年）其母亲的去世。他还在文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行，其中有盗窃（偷过邻居树上的梨子）、婚外情、占星术、算命、迷信、着迷戏剧和淫欲。（事实上，奥古斯丁终身坚守一夫一妻制，与首任妻子育有一个儿子；后来通过包办婚姻与第二任妻子结合，从此忠贞不渝。）
后面4章的内容则截然不同，转为对记忆、时间、永恒和创造物的冥想，并且程度逐渐加深。奥古斯丁承认自己只埋头于追求清晰的陈述，忽视了神和自然秩序。他冥想所得的结论以及自省的方法启迪着随后几个世纪中出现的无数哲学家：从笛卡儿（名言“我思故我在”是对奥古斯丁“我疑故我在”的直接模仿）到海德格尔，再到维特根斯坦。奥古斯丁对“原始（Beginning）”有这样的见解：“我乐于回答那些提出‘天父创造天地前在做什么？’这样的问题的人，并且，我不会采用那种打趣式的答语来解决这类深刻问题，说：‘天父正在为放言高论者准备地狱。’”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被视为历史上第一部自传——讲述有关自身成长和岁月沧桑的自述故事集。但笔者认为这是一本“逃避”回忆录，因为在前几章中，奥古斯丁面对神的召唤，并没有做出回应。他不仅收养私生子，还在罗马研习修辞学期间结识了一群他称之为“拆迁队”的说客。他的母亲一心归主，对他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表示很担忧。然而，奥古斯丁后来将这段生活描述为“单纯为了缓解焦虑”。《忏悔录》所证实的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思想，任何深谙心理疗法的人都很熟悉，即琐碎的过往能转化成有意义的现在。记忆属于个人，人们通过记忆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定义自己。“正是那些散落各地的漂泊岁月让我归顺于主。”奥古斯丁在书中这样写道。故此，自传就是“自助”。《忏悔录》涉及诸多方面，但字里行间最为突出的内容便是“救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非常善于躲避时间。例如，在我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最初几年里，我很抗拒佩戴手表这件事。具体的原因却说不出，只隐约记得小野洋子从不戴表，因为她讨厌将时间系在手腕上的感觉。这说得通，因为在我看来，时间是一种外在的现象，它强加于人并且毫无情面——所以我主动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战略。
最初，这一举动就像青春叛逆一样，给我带来莫大的轻松和愉悦。但同时，也意味着我前往某地或约见某人时，并没有在时间之外，而是被时间甩在了后面。我在逃避时间方面是老手，这导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清这一行为的本质。醒悟后，又一个真相接踵而至：逃避是因为害怕时间。我把时间视作外在事物——比如一条可进可出的河流或是可以避开的电线杆——进而获得可控的安全感。然而，心底却不得不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时间，就在我的身体里面，流淌在我们的身体里。从清晨起床到夜晚入睡，时间始终弥漫在空气中，浸染在我们的思绪里，游走在各个细胞间，从生命到死亡，无始无终。我感觉自己患上了一种传染病，不知道它源于何处，更无从知晓以后会怎样，只是这样一点点消逝。正如人类的很多恐惧一样，我不知道时间到底是什么，逃避也只能让我在探索答案的路上与时间的真相背道而驰。
因此，为了弄清真相，我决定在时间的世界里走一遭（这一决定比我预想中来得早）。我要像当年的奥古斯丁一样发出质问：“时间从哪儿来？它经历了什么？要去哪儿？”宇宙学家对时间的物理性和数学性一直没有定论，而我感兴趣的，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刚刚有所成就的方面，即时间如何在有生命的生物中证实自己：细胞与亚细胞机制如何演绎出时间？这种演绎又如何进入神经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人类的意识中？随着我对时间探索的逐步深入，并通过拜访多位专家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揭开了长久困扰我（可能也包括你）的谜团，例如，为什么童年时间似乎更加漫长？经历车祸时，所体验到的时间真的会慢下来吗？为什么时间越紧，我们的效率越高；而时间充裕时，我们又开始变得无所事事？我们体内是否存在像电脑时钟一样计算着每1分、每1秒的时钟？如果有，那么它可以调节吗？我们能将它提速、放慢、停止或是倒退吗？时间如何飞逝？又为何飞逝呢？
我说不清自己在追寻什么——可能为了心安，或是我妻子苏珊曾说的“对时间流逝的任性否认”。在奥古斯丁看来，时间是通向灵魂的窗；而现代科学更注重对意识的框架和本质的探索，同样也是一〔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年，被誉为个较为抽象的概念。美国心理学之父。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亦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摒弃“意识”概念，视其为“一种虚无之名……一种纯粹的附庸，是被哲学界范畴内消失的‘灵魂’所遗弃的谣言”。〕无论名称如何变化，我们能从中大致悟出，个体一直徜徉在多重自我的海洋中，热闹而又孤独。这种感觉，或者说是深切的、共同的愿望，即在某种程度上，“我”属于“我们”，而“我们”则归属于一个更为广阔、更难理解的范畴。这种反复出现的想法，在日常琐碎和人生规划面前不堪一击，更不能面对世界真正的危机——我们的时间无比珍贵，因其终归要结束。
我曾设想进行一次冥想，然后侥幸悟到些什么。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我的上一本书，撰写过程比我预期久得多。因此，我向自己发誓，我不会再写新书，除非自己能完全保证按时写完，并且耗时长短在合理范围内。按理说，《时间的质量》是一本有关时间的书，应按时完成，而实际当然事与愿违。起初是一次旅行，随后徘徊于消遣与困扰之间。它伴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岗位；见证了我孩子的出生、幼儿园和小学时期；经历了多个假期、截稿期限和聚会晚宴。在它的影响下，我看到了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钟，矗立在北极圈的极昼中，深深坠入地球引力的怀抱里。而包裹其中的是一位饥肠辘辘的访客，诡异而又老到，仿佛时间一样。
一个基本事实让我几乎停滞不前：关于时间，其实是没有真相的。不过，笔者发现，时间研究领域的诸多学者对自己狭窄领域内的“波段”研究振振有词，却无人能解释清楚如何累积成“白光”或对此做出详细描述。“就在你以为自己弄明白的时候，”有人曾向我诉苦，“就会出现另一项改变了某一实验要素的实验，导致一切又要重来。”如果科学家之间存有共识，那这个共识就是没人彻底了解时间。在时间遍布我们生活各个角落的事实面前，这种知识的匮乏显得有些意外。另一位学者曾坦言：“我可以想象，有一天外星人从外太空来到地球，告诉我们‘喏，时间其实是这么回事’，大家听后都纷纷点头称赞，仿佛答案一直显而易见。”如果把时间比作任何事物，我认为它更像天气：每个人都在谈论，却从未对此做任何事情。而我，想要打破这个僵局。第一章小时有人问：“能给我看看世界上最好的时钟吗？”阿丽亚斯会
心一笑：“好呀，给你，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时钟。”说着，她
拿出一摞装订好的文件《T公告》，一份国际计量局时间研究所
分发给各成员国的记载着上个月时间信息的通知。世界上最好的
时钟就是这份业务通讯资料。
哲学家之间可以比钟表之间更快达成一致。——塞涅卡《圣克劳狄乌斯变瓜记》（Seneca, The Pumpkinification of Claudius）1秒何以成为生活的基础滑进巴黎地铁的座位，揉搓惺忪的双眼，漂泊感顿时涌上心我头。时值冬季的尾声，但窗外已经温暖如春，树叶纷纷萌芽，城市洋溢着生机。我昨天从纽约赶来，和几个好友畅谈到凌晨，现在头昏脑涨，身体还停留在前几个时区。我看了眼手表：上午9:44。和往常一样，我又迟到了。
这是我的岳父杰瑞佩戴多年的手表，最近他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苏珊和我订婚时，她的父母曾主动要求给我买一块新手表，但被我婉言谢绝。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担心由此带来的负面印象——什么样的女婿能不重视时间呢？故此，等杰瑞后来提出把自己的手表送给我时，我立刻收下了。金色的表盘配以银色宽表带，品牌名字Concord为黑色，小写的quartz，刻度统一采用竖杠表示。手腕上新添的分量没那么令人讨厌，反倒让我觉得很兴奋。我谢过岳父，言语间向他表达了这份礼物将有助于我对时间的研究，尽管自己当时并没那么深的认识。
在我的认知里，时钟、手表和列车时刻表这些“外在”的时间，与流淌在我思绪中、身体里、细胞间的“体内”时间在数量上是不同的。我对这两种时间知之甚少，既说不清特定钟表的工作原理，又讲不明各钟表间如何保持步调一致。如果“体内”时间和“外在”时间真的存在不同——如同物理学与生物学间的差别——那么我想一探究竟。
某种程度上，使用这块二手“新表”就是一次实验。试问，有什么方法比戴手表更能与时间建立关系？而效果更是立竿见影。戴上后的前几个小时，我的注意力全在这块表上，因为手腕已经出汗，整条胳膊也被拉得不舒服，仿佛时间真的在拖着我走。不过我很快就忘了这事，直到第二天晚上我给孩子洗澡时，才想起它来，因为手表已经泡在了水里。
我曾暗自希望佩戴手表能解决迟到的问题。比如，如果经常看表，就能按时抵达位于巴黎郊外赛夫勒的国际计量局，赶上10点钟的约会。计量局的宗旨是努力确保国际度量衡基本单位在世界各地的标准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度量衡标准的统一也势在必行：斯德哥尔摩的1千克等于雅加达的1千克，巴马科的1米与上海的1米相同，纽约的1秒也是巴黎的1秒。计量局就是单位联合国，国际标准的制定机构。
计量局始建于1875年，依据《米制公约》设立，旨在促进世界各国使用统一的度量衡基本单位。（公约颁布的第一条法案是让计量局制定米原器：由30个经过精确测量的铂铱合金棒，确立“1米”的国际标准长度。）计量局成员国最初有17个，而现在已达到58个，一些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均为其成员国。目前，由计量局监管的标准单位已增至7个：米（长度单位）、千克（质量单位）、安培（电流单位）、开尔文（温度单位）、摩尔（物质的量）、坎德拉（发光强度单位）和秒。
在计量局的诸多下属部门中，有一个管理全球时间的官方机构，名叫“协调世界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缩写为U.T.C.。（此说法于1970年首次提出，因机构各方在英语缩写C.U.T.与法语缩写T.U.C.间争执不下，最终互相妥协为U.T.C.。）从全球定位、轨道运行卫星上的超精准时钟，到借助齿轮运转的腕表，世界上所有的计时器都直接或间接同步于U.T.C.。无论你身处何地或前往何处，只要询问时间，答案的最终来源都是计量局的计时员。
有位时间研究员曾这样对我说：“时间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约定。”那么，迟到就是相对于约定时间而言的违约。由此可见，计量局的时间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间，还是精准校正的时间。这意味着，当我再次看了下手表，发现自己“一如既往”地迟到，同时又“史无前例”地晚到了。很快，我将明白自己到底被时间抛弃了多远。
时钟有两个动作：摆动和计数。漏壶或水钟的“摆针”是下落的水滴；而在较为先进的设备中，则由一系列齿轮带动的指针和一套数字或符号标志来代表时间的流逝。水钟已有至少3 000年的历史，最初被罗马参议员用来约束彼此间的谈话时长。（据西塞罗的记载，“看钟点”表示肃静，“给钟点”意为随意讨论。）水钟的水滴下落汇集成时间。
不过，对于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钟来说，地球才是钟摆。由于地球绕着自己的地轴转动，才有太阳划过天空以及太阳照射出移动的影子。阳光照射在日晷上，产生的影子的位置代表一天中所处的时间段。1656年，由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发明的摆钟依靠的则是地心引力（受控于地球自转）实现来回摆动，从而带动表盘上的两个指针。钟摆摆动一次等同于振动一次，按固定的拍子进行，而地球的自转则为拍子提供节奏。
实际上，摆钟摆动的单位为“天”，即从第一天日出到第二天日出间的转动间隔。介于其中的所有要素——小时和分钟——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便于将每一天分解成可管理的小块时间，供人们工作和娱乐。现在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秒所主导，秒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是计算时间的细小单位。它无处不在：在紧急关头可谓一刻千金（比如赶火车），而闲暇时又能被毫无顾忌地浪费掉。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秒只是一种按照时间关系计算出来的抽象数字：1分钟有60秒，1小时有3 600秒，而1天有86 400秒。虽然15世纪的德国曾出现一些设有秒摆的钟表，但直到1670年由英国钟表匠威廉·克莱门特（William Clement）在惠更斯的摆钟上添加秒摆后，秒才被赋予固定的物理形式，或者至少是声音形式。
直到20世纪，伴随着石英表的兴起，秒才被全面普及。科学家研究发现石英能像音叉一样共振，如果置于振荡电场中，每秒可振动数万次，具体的频率取决于石英石的大小和形状。1930年，论文《石英钟》（The Crystal Clock）中提到，此属性能带动时钟，依靠的是电场而非地心引力，所以在地震带、飞驰的火车上或潜水艇中仍能提供可靠的时间。现代典型的石英钟和腕表均采用激光处理过的晶体，15每秒振动32 768（或2）次，即32 768赫兹。秒的定义也就应运而生：石英晶体振动32 768次。
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发现铯原子每秒进行9 192 631 770次量子振动，秒的准确性才得到进一步精确。原子秒的概念从此诞生，而时间系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称为“世界时间”的旧时间模式是从上至下的：秒是一天的一部分，由地球在天体中的运动衍生出来。而现在，一天的时间则从小单位算起，是秒的累积。哲学家曾对原子时间是否具备旧时制的自然性产生过辩论，但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两种时间存在着差别。随着原子钟表不断提升时间的准确性，人们发现地球自转速度在逐渐放缓，而每天的时长在缓缓延长。每隔几年，这种点滴变化就会累积成1秒钟。自1972年起，为保持与地球同步，国际原子时间已经增加约半分钟的闰秒时长。
过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减法算出专属的秒钟。现在，秒钟则由专业人士进行发布，官方将此称为“对时（dissemination）”。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层级的计时机构均设有约320台铯原子钟，每个都如同行李箱大小，还有100余个大型脉冲设备，近乎不间断生成或“实现”高度精准的秒钟。（铯钟遵循的则是铯喷泉钟产生的频率标准——在真空中用激光冲击铯原子。）这些环节共同作用以展现每天的时间。正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前小组负责人汤姆·帕克（Tom Parker）曾对我这样说：“秒是钟摆，时间是摆动次数。”
N.I.S.T.是一个联邦机构，为美国制定由官方公布的民用时间。该机构下设两个实验室，分别位于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和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实验室中配有12个以上的铯钟，这些无时无刻不在运转的钟表之间存在毫微秒的差异，每隔12分钟就会做一次快慢对比，所得数据汇聚成帕克所说的“平均值”，作为官方时间的基础。
接收这种时间的途径取决于所使用的计时设备和所处位置。通常，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中的时钟会定期查看互联网上其他时钟来进行校准；其中的部分（也可能是全部）时钟最终会经过由N.I.S.T.运行的服务器或其他官方时钟，从而变得更加准确。每天，N.I.S.T.的服务器会在全球范围内注册130亿台请求对时的计算机。假如你身处东京，连接的可能是由日本计量研究所管理、设在筑波的时间服务器；如果在德国，那么时码讯号则来自德国物理技术研究院。
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钟，接收的可能就是来自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时码讯号。该系统拥有大量导航卫星，与华盛顿附近的美国海军天文台保持同步，并且使用70余台铯钟来精确秒钟。而许多其他类型的钟表——挂钟、座钟、腕表、旅行闹钟和车载时钟等——内部均设有一个小型无线电接收器。在美国，这种接收器会永久性接收来自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市的N.I.S.T.无线电台WWVB发射的时码讯号。（讯号频率很低，仅为60赫兹；由于脉宽较窄，时码需要1分钟才能完成接收。）虽然这类时钟能自行运转，但它们实际的角色更像是“中间人”，将处于指挥链顶端、更精确的时钟发布的时间传达给你。
然而我的手表没有无线接收器，无法与卫星通信，几乎与世隔绝。为了与外界同步，我需要借助一个准确的时钟来调整我的手表。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准度，则需要定期去商店，使用石英振荡器进行校准，而振荡器则通过接收N.I.S.T.监管的频率标准来保持准度。如若不然，我的手表就只能独自运转并最终被世界抛弃。我曾以为戴表就拥有了准确的时间，但事实上，除非我还随身携带校准时钟，否则就会像帕克说的那样“自由运行”了。2全世界最准确的时钟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拥有全世界最从精准的时钟，由皇家天文学家根据天体运动来定期调整准度。但好景不长，问题随之出现。大约在1830年前后，经常有市民上门询问天文学家：“打扰了，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
后来询问的人越来越多，市政方面请求天文学家提供报时服务。1836年，他安排自己的助手约翰·亨利·拜耳威尔（John Henry Belville）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每周一早晨，拜耳威尔先把自己的计时器与天文台时间进行校准，这是一块高度精确的便携钟表，最初是著名的钟表匠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及其儿子专门为苏塞克斯公爵打造的。完成校准后，他便出发前往伦敦拜会各位客户——钟表匠、修表店、银行以及已经付费的普通市民——让他们的时间与自己的时间（也就是天文台的时间）保持同步。（拜耳威尔最终把精密计时表的金色外壳换成了银色，避免在“城市某些区域”引来太多关注。）1856年拜耳威尔离世，他的遗孀接管此项工作，直至1892年退休。此后，他们的女儿露丝（Ruth）开始负责，并以“格林尼治时间夫人”闻名于世。她沿用同一个计时器，并起名叫“阿诺德345（Arnold 345）”，行走路线也与父辈保持一致。当时，她发布的时间已经被称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即英国官方时间。电报出现后，与格林尼治时间进行远程校准成为可能，并且费用更低，这使得拜耳威尔小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并未完全退身。直至1940年退休时，80岁高龄的她仍有50多位客户。
我来到巴黎拜会现代的“格林尼治时间夫人”、世界的拜耳威尔小姐：国际计量局时间实验室主任埃莉莎·菲利克塔斯·阿丽亚斯博士（Dr. Elisa Felicitas Arias）。阿丽亚斯身材苗条，一头棕色长发，带着一种温和的贵族气质。她是位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拥有25年的工作经验，足迹遍布祖国阿根廷的多个天文台，其中后10年一直就职于海军气象天文台。她的专业是天体测量学，即准确测量外太空中各天体间的距离。近期，她携手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服务局，共同监测地球运转的细微变化，并探索下一个闰秒的产生时间。我们的见面地点是她的办公室，她递给我一杯咖啡，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她指的是自己的部门，“就是提出一个合适的时标作为国际参考系。”而这一目标，她补充道，“具备绝对的可追溯性。”
服务局拥有58个成员国，大约管理数百个时钟和钟组，其中只有50个左右——“母钟”，每个国家设有一个——正常运转并提供官方时间，保证所有地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精确到秒钟。但它们彼此间存在毫微秒或十亿分之一秒的微小差异。这对电力公司（仅需要精确到毫秒）或通信行业（微秒传输）并不构成影响；但对于不同导航系统（比如由美国国防部管理的GPS和欧盟的新伽利略定位网络）的时钟来说，则需要同步到毫微秒才能保证服务的一致性。全球的时钟至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同步，而协调世界时就是这个既定目标。
协调世界时通过比较所有成员国同时摆动秒针的时钟，分辨出快、慢时钟以及彼此间的差异。这是一项艰巨的技术挑战。一方面，这些时钟相距数百甚至上千英里，考虑到电子信号——实际上就是“开始计时”的命令——穿过这么长的距离所需的时间，很难明晰“同时”的含义。为规避这一问题，阿丽亚斯负责的部分选择使用GPS卫星来传输信息。这些卫星的位置明确，时间也与美国海军气象天文台保持同步。借此，国际计量局在接收到全球范围的时钟发送的时间信号后，便能够进行精准计算。
即使这样，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比如无法确定卫星的准确位置；恶劣天气和大气层会阻碍或改变信号的传输路径，影响真实的传播时间。此外，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对测量的精确性也有影响。为了形象说明，阿丽亚斯走到办公室门旁边。“如果我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回答了我，然后我再对比自己的时间，”她说道，“这是面对面的情况。但如果我说‘出去，关门，然后告诉我几点了’，我就会和你说‘不不不，再说一遍，我们中间’”——接着她用嘴唇发出奇怪的“噗啊”声——“‘有噪声’。”为确保国际计量局接收到的消息能够准确反映全球时钟的真实情况，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处理噪声现象。“我们在全球共设有80间实验室，”阿丽亚斯说，“其中有些国家还不止有一间，这些时间需要系统化整合。”她的语气温和又不失活力，仿佛名厨茱莉亚·蔡尔德阿姨在耐心讲解奶油浓汤的秘诀。首先，阿丽亚斯管辖的巴黎团队收集所有必要“佐料”：各成员国时钟间存在的毫微秒差异，配上当地关于各时钟的历史情况数据。这些信息随后会经过阿丽亚斯所说的“运算法则”的“发酵”，“倒入”运转中的时钟数量（任意一天，某些时钟可能因维修或校准而停止运转），“撒上”一些统计学的“风味”让时钟更准确，最后把整道“菜”搅拌均匀。
整个过程并未全面计算机化，有些细小却重要的因素仍需要人为控制，比如：不是所有实验室都使用同一套方法计算时钟数据；特定的时钟一直莫名延后，需要对其所起的作用重新加权；由于软件错误，电子表格中的某些“-”信号无意中变成了“+”信号，需要纠正；等等。“公式运算也是一种充满个人色彩的数学艺术，其中会涉及人事因素。”阿丽亚斯说。
最终的结果就是阿丽亚斯所说的“平均时钟”，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与单个时钟或国家钟组相比，其所产生的时间更具生命力。从定义角度和全球协议角度看，或至少从58个签约国协议出发，此时间是无可挑剔的。
制定协调世界时是项耗时的工作。单将不确定因素和噪声从GPS接收器中消除就需要2～3天，按此推理，持续计算协调世界时将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各成员国时钟每5天在协调世界时的零点读取一次当地时间，然后在下个月的第四或第五天，各实验室会将计算好的数据发送给国际计量局，以便阿丽亚斯及其团队进行分析、求平均数、核对并发布。“我们在不忽视核对检查的基础上尽量缩短时长，”她说，“整个过程需要大约5天，每月4号、5号接收，7号开始计算，8号、9号或者10号公布。”严格来讲，产生的时间是国际原子时间；而加入准确数量的闰秒后得到的便是协调世界时。“当然，没有能真正提供协调世界时的时钟，”阿丽亚斯说，“有的只是当地版的协调世界时。”
我恍然大悟，世界时钟只存在于纸上，只面向过去。阿丽亚斯会心一笑：“有人问‘能给我看看世界上最好的时钟吗？’我会说‘好呀，给你，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时钟’。”说着，她递给我一摞装订好的文件，是一份月度报告，或者说是要分发给各成员国时间实验室的通知。这份报告叫《T公告》（Circular T），是国际计量局时间研究所的主要作用和成果。“每月发布一次，记载上个月的时间信息。”
世界上最好的时钟就是这份业务通讯，我大概翻看了一下，里面全是表格和数字。左侧列出的是成员国时钟名称：IGMA（布宜诺斯艾利斯）、INPL（耶路撒冷）、IT（都灵）等；顶部几列则每隔5天显示上一个月的日期——11月30日、12月5日、12月10日等。每个小格中的数字代表某一天某一实验室测量的协调世界时与当地版之间的差异。例如，12月20日这一天，香港时钟的数值为98.4，表明香港时钟在测量时比协调世界时延迟98.4毫微秒。而布加勒斯特时钟当天的数值为-1 118.5，即比全球平均值提前1 118.5毫微秒（较大的差异）。
正如阿丽亚斯所说，《T公告》旨在帮助各成员国实验室监测、完善与协调世界时的相对准确度，这一过程俗称“引导（steering）”。通过了解上个月中时钟与协调世界时间的差别，成员国实验室能够对设备进行调整，以期在下个月缩小差异。从来没有时钟能实现分秒不差的准确度，但在一致性方面却表现不俗。“这个过程作用显著，因为各实验室掌舵着自己的协调世界时，”阿丽亚斯说道，仿佛时间是航道中扬帆行驶的船，“他们得弄清楚当地协调世界时的运转情况，因此，需要检查当地时间是否已按照《T公告》进行精准设置。这就是他们不断查看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原因——为了掌握上个月自己与协调世界时间的差异。”
要想拥有最精准的时钟，“引导”是关键一环。“可能你拥有的时钟很不错，它有自己的时间步长（time step）——一种跳动间隔。”阿丽亚斯说。在最新一份《T公告》的副本中，她给我指出了代表美国海军气象天文台的一组数字，数值非常小，都是两位数以内的毫微秒。阿丽亚斯说“这是对协调世界时不错的呈现”，这是理所应当的，她接着补充道。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海军气象天文台拥有的时钟数量最大，大约占协调世界时25%的权重。因此，美国海军气象天文台负责引导GPS卫星系统所采用的时间，必须严格遵守协调世界时。
但引导工作并非面向所有人，“掌舵（Piloting）”时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不是所有实验室都能负担得起。“他们让时钟自由运转。”阿丽亚斯说。比如白俄罗斯实验室就很随性，他们无视标准。我问：“国际计量局会不会因为数值太过离谱而拒绝某些实验室呢？”“从未有过，”阿丽亚斯回答，“我们一直都是来者不拒。”只要一个国家的时间实验室配备合规的时钟和接收器，我们就会把其所提供的数值计算到协调世界时中。“建造时间，”她接着说，目标之一就是“广泛传播时间”——因此无论有多离谱，只有将所有人都囊括其中，协调世界时才能具备普世性。
但协调世界时的本质仍让我纠结不已，汤姆·帕克后来说他花了好几年才明白。就纸上时钟而言，因为是由上个月收集的数据衍生而来的，其存在的意义仅限于过去时。阿丽亚斯将协调世界时称为“后真实时间过程”，是一种动态过去时。再次，纸上时钟的数值表更像是真实时钟的向导或标记，帮助它们朝正确的方向运行——仿佛协调世界时属于未来，宛如地平线若隐若现的海港。当你为了博尔德、东京或柏林发布的官方时间而查看腕表、时钟或手机时，得到的仅仅是非常接近准确的预估时间——下个月可能就不准了。很显然，完全同步的时间确实存在——只是不再有，也尚未到，它一直处于一种无限接近的状态。
我来到巴黎，想象着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间是来自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无比精密的设备：一座有表盘和指针的漂亮时钟，无数台计算机，或是耀眼的小型铷喷泉。然而现实却令人大跌眼镜，世界最准确的时间——协调世界时——源自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借助高端计算机和运算法则以及原子钟，但运算过程以及对各时钟数值的选择，则最终由资深科学家们通过讨论决定。原来时间就是一群人的谈话结果。
阿丽亚斯提到，她的时间研究所也是运转在由咨询委员会、顾问团、特别研究组和监控机构组成的庞大组织中，会定期接待国际专家访团、举办会议、撰写报告和分析反馈。一切工作都处于被检查、监督和调整中。权威机构“时间频率咨询委员会（C.C.T.F.）”偶尔也会介入。“我们的同事遍布全球，”她说，“一些小事儿，我们能自己做主。但重大事件则需要上报给C.C.T.F.，然后由高端实验室的专家做最后定夺。”
所有这些繁文缛节都在掩盖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没有任何时钟、委员会或个人能独立代表准确时间，这可能是时间的普世性。有很多科学家从事对时间在身体和精神中运行原理的研究，随着对他们的深入接触，我发现他们普遍把研究工作描述为某种会议或社交行为。时钟遍布在我们的各个器官和细胞中，它们彼此沟通以保持步调一致，我们对时间流逝的认知（可以有多重解释）并非植根于头脑的某个区域，而是记忆、注意力和情绪，以及其他无法单独定位的大脑活动的共同作用。与外界相同，时间在头脑中也是一种集体行为，我们故此也喜好假设存在某种组织——集合各种筛选和分类机构的组织，就像体内的国际度量衡局一样，由某一位棕色头发的阿根廷天文学家管理。不过，我们体内的阿丽亚斯博士在哪儿呢？
有一次，我让阿丽亚斯说说她自己和时间的关系。“很糟糕。”她答道。她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小电子钟，她拿起来把数字朝向我：“现在是几点？”
我看了一眼数字，说道：“下午1:15。”
接着她示意我看看手表：“几点？”
中午12:55，阿丽亚斯的电子表快了20分钟。“我家里的表都是不一样的时间，”她说，“约会时我经常迟到，所以闹钟都是快15分钟。”
这话既让我欣慰，又让我不解。“可能因为您一直在思考时间，才会这样。”我宽慰道。如果你的工作是调整全球时钟，从地球昼夜变化中创造出均衡、统一的时间，那么家可能就是你的避风港，躲开时间，放松身心，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说不清，”阿丽亚斯来了个巴黎式耸肩，“我从未错过航班或者火车，但如果有这类小自由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过的。”
通常，我们会把时间比作敌人，如小偷、暴君和统治者。1987年，一本关于时间的著作《时间战争》（Time Wars）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前问世，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书中哀叹：人类已经接受了“人造的时间生态”，由“机械发明和电子脉冲掌管，是可量化、快节奏、高效率和可预见的时间平面”。里夫金非常不理解以毫微秒为单位运算的计算机，“这个速度超出了意识范围”。这个他称其为“计算机时间”的新概念，“是时间的最后一个抽象化概念，标志着其与人类体验和自然规律的彻底分离”。相比之下，他赞成“时代叛逆者”，泛指宣扬选择性教育、可持续性农业、动物权利、妇女权利和裁军等的庞大人群。他们“强调人造的时间世界只会恶化我们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在这里，时间变成了统治的工具，以及自然和自我的公敌。
30年过去了，里夫金的作品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当时也是超时代的），他的担忧确实激起了普遍的关注。如果不是出于寻找理性生活途径的目的，难道还有什么理由能解释我们为什么着迷于生产效率和时间管理吗？“计算机时间”并非罪魁祸首，而是我们对笔记本电脑和品牌手机的依赖，导致工作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尽管我从未正眼看过它，但不戴表是我抵抗的方式。
此外，把责任都推给“人造”时间也有偏袒自然规律之嫌。历史上可能存在某一阶段，把时间划为私事，但很难追溯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在中世纪，农民的劳作休息遵循于村中的钟声；再往前推几个世纪，和尚起床、念经和打坐则依赖于编钟的节奏。公元前2世纪，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就曾这样感叹日晷的流行：“我的时日被活生生地切割成了碎片。”古代印加人采用一种复杂的日历来安排播种和收〔日历反复使用“模糊年（Vague Year）”，即一获，并找出良辰吉日来献祭。年365天，分为18个月，每个月20天，还有5天因为凶兆而成为“无名日（nameless days）”。〕即便是早期的人类，也需要在洞穴墙壁上记录昼夜，以便提高捕猎效率，保证在天黑前安全返回。虽然这些习俗更接近于当今所指的“自然规律”，但让全球几十亿人口都依此作息谈何容易。
我再次拿起阿丽亚斯递给我的那一沓纸，望了一下她的电子表，又瞥了一眼我的手表，该走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研读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均宣称时间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我曾把时间理解为某种“人造产物（artificially flavored）”，但现在我理解了，时间是一种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on）。这一属性不是时间的附属品，而是时间的基础。无论对于单个细胞还是全体人类而言，时间都是交互的引擎。只有当一个时钟直接或间接、或迟或早地与周围其他时钟建立联系时，这块时钟才算真正运转。这一点让人懊恼，我们也确实怒火中烧。但如果抹掉时钟和时间平台，我们也只能在怒火中各自燃烧。第二章昼夜如果光照环境突然发生变化，你被迫调整至新的时间安排，
你的外周生物钟不仅不会与当地时钟同步，还将临时变成“时间
自治”的冲突区。这就是时差感的本质。虽然你的视交叉上核抵
达了纽约，但肝脏还停留在新斯科舍时间，而胰腺可能处于冰岛
的时区里。
永不日落的一天就这样拉开了大幕。事无巨细地记述固然乏味，当天也没发生什么惊天大事，却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仿佛度过了1 000年，除了痛苦就是苦痛。战绩寥寥，却伤亡惨重。当那天结束时——如果存在节点的话——我只能说我还活着。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无权奢求更多。——海军上将李察·伯德《身无旁人》(Admiral Richard Byrd, Alone)1与阳光隔绝的生活会变慢里我醒了，想看看闹钟，其实我知道现在几点，因为我总是在夜凌晨4:00或4:10这个时间醒来，也有一次因为长夜漫漫，醒来时是4:27。甚至不用看闹钟，仅通过观察冬天里卧室暖气片累积的蒸汽或是窗外街道上穿行的车辆数，我就能推断出具体时间。“人入睡后，他的周围会有一圈时间链、年代序列和天体次序围绕着他，”普鲁斯特（Proust）写道，“等醒来时，就会本能地进行参考，并迅速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算出自己的睡眠时长。”
我们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这样生活着。心理学家称此为“时空定向”，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成年人对时间的认知：一种不借助钟表或日历而推断出时间、日期或年份的能力。无数的研究试图厘清其中的原理。其中有一项试验，研究人员走上街头向来往行人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星期几？”或者给出一个判断题（“今天是星期二”），然后记录答案。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当天是周末或者临近周末，那么行人会很快给出答案。有些人通过回忆算出答案——“昨天是X，那么今天肯定是Y。”——还有人往前算。但具体的定向选择取决于哪边离周末最近，即已经过去的周末还是即将到来的周末。如果今天是周一或周二，那么人们更倾向于根据“昨天”算出“今天”；如果临近周五，参照点则会朝向“明天”。
我们可能会通过时间标记定位自己：我们会朝向周末，仿佛它是位于前方或后方地平线处的海岛一样，然后推算出我们处于时间海洋中的位置。（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使用空间词汇来谈论时间，例如距离明年还有“一段距离”；19世纪是“遥远”的过去；我的生日“快到了”，仿佛一辆即将进站的火车。）还有可能，我们在头脑中罗列出今天可能的日期，然后划掉不合格的选项，直至剩下最后一个。（“今天可能是周四，但绝不是周三，因为我总是周三上午去健身，而今天我没拿健身包。”）但任何一种方法都未能明确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时间参照点会转为周三，即为什么随着日期的前移，我们追溯的想法会削弱。不管借助哪种方法，不变的是我们始终处于几乎永不停息的定向运动中，穿梭于秒钟、分钟、日期和年份中。每当我们从梦中醒来、看完电影后或是从阅读中跳出来时，就会忍不住思考：自己在哪儿？现在几点？此刻我们忘了时间，那么就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恢复。
那么，我半夜醒来不看闹钟便知道是几点，这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感应现象。我昨天和前天都是在凌晨4:27醒来，所以现在也应该是这个时间。问题在于我为什么能如此连贯？威廉·詹姆斯曾这样写道：“我穷尽一生都在追求精准的起床时间，能够每一天都准时在相同时刻醒来，要是恰好自己能养成习惯就再好不过了。”每次我起床的时候，在那一刻我都非常确信是有股力量在帮助我——可能是我体内有台机器，或者我本身是机器中的幽灵。
不管怎样，一旦幽灵开始思考，就面临诸多问题——摆在最前面的就是我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完所有要做的事，以及我已经拖延到什么程度了。“我日历上有你的书稿计划，”我的编辑写道，“我想知道进展如何。”我是几周前着手这个项目的，那时苏珊即将产下双胞胎，这是我们的第一胎。现在回想，这样的时间安排确实欠缺考虑。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笑我太不稳重，如果我能够努力把握时间，那么请放松，我的时间很快就都属于孩子们了。
尽管这些醒来的时刻让人不安，但也让人心安，甚至心旷神怡。对我来说，拥有这些如同置身于鸡蛋中。这是某晚入睡前想到的，于是我记在了枕边的笔记本上，等我在凌晨4:27（我猜测）醒来时，惊奇地发现这个比喻真是恰如其分。因为入睡如同掉进同一个鸡蛋中，醒来时宛若蛋黄，慵懒地躺在“漫无边际的此刻”中。我知道这种感觉不会持久。进入清晨后，一切时间将会恢复正轨，这种“漫无边际的此刻”也随之幻化为遥不可及的泡影。此时我会跳出蛋壳，让自己清醒。这是现代生活的基本节奏，无限的时间梦，也只能实现在鸡蛋大小的空间里，但这都不是现在应该思考的。此刻我听到枕边钟的摆动，如同厨房里传来的煮蛋器计时音，又像隐约的心跳声。
从前，有个人来到一个山洞，然后独自在那里待了些时日。那里没有自然光，也看不到日出和日落，所以无法判断一天的开始或结束，而他也没戴手表记录时间。他记录着这里的一切，读着柏拉图，思考着未来。他与时间独处了很久，尽管时间长度与他所预料的有很大出入。
这是迈克尔·斯佛尔（Michel Siffre）在1962年首次进行的时间实验。这位23岁的法国地质学家当时在法国南部一处洞穴中发现了名叫斯卡拉森（Scarasson）的地下冰川。当时正是冷战和“太空竞赛”时期，放射性物质掩蔽室和太空飞船都是热门的话题。和许多科学家一样，斯佛尔想知道在与他人以及太阳隔绝的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在这类空间中生存。他最初的想法是花费两周的时间研究山洞，但他随后决定将时间延长至两个月，希望去探索他所说的“生命的意义”。他接受艺术杂志《柜橱》（Cabinet）采访时说，他会像“动物一样”生活，“身处黑暗之中，忘却时间”。
他搭起帐篷，里面有小木床和睡袋。作息时间随意安排，但都有文字记录。那里有一个小型发电机用来为电灯发电，方便其阅读、研究冰川、行走和坐卧。帐篷里面很冷，导致他的脚始终冰凉。他与外界唯一的沟通方式是电话，他会定期打给同事——同事均严格遵守要求，不能透露任何时间或日期信息——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工作进展。
斯佛尔于7月16日进入山洞，计划于9月14日返回地面。但在8月20日（按照他的日历）当天，同事便打电话通知他周期已经结束。据他估算，刚刚35天——行走、坐卧、游荡——但外面的世界已经过去了60天，可谓时间飞逝。
无心插柳柳成荫，斯佛尔偶然间发现了人类生物学方面的重大课题。科学家早已注意到动植物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能模糊辨识24小时周期或生理节奏。（24小时周期“circadian”源自拉丁语Circa diem，意为“大约一天”。）1729年，法国天文学家让－雅克·道托思·德梅朗（Jean-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发现一种向阳植物的叶子会在黎明时张开，黄昏时闭合，即使放置在黑暗的密室中也会展现出相同的行为，仿佛天生便能把握昼夜节律。为了伪装，招潮蟹会在一天中按照一定规律变换其外表颜色：从灰色逐渐变成黑色再到灰色，即使见不到阳光也会如此反复。严重缺失光照的果蝇会在黎明时分集体破茧而出，此时空气湿度达到峰值，可防止新生羽翼干枯。但是，这种内在的生理节奏并非与外界完全吻合，某些物种的生物钟要长于24小时，而有些则相反。喜光植物如果长期处于黑暗环境中，将最终与自然的时间周期脱轨。这一点类似于我的手表，如果不接收无线电和卫星信号来获取准确的世界时，那么就需要我每天手动调整。
到20世纪50年代，研究明确表明人类也拥有生物钟。1963年，生物节律与行为科（当时归属位于联邦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长尤金·阿绍夫（Jürgen Aschoff）将一处隔音仓库改造成了实验站，实验对象在里面停留数周，清除所有机械钟表，由他监控实验对象的生理机能。斯佛尔在斯卡拉森开展的实验是首个揭示人类生物钟并非24小时长的项目。斯佛尔每天清醒的时间长短不一，短则6小时，长则40小时。但平均来看，他养成了24小时30分钟的睡眠周期。这导致他与外界脱节，而实验本身——怀揣理想、与世隔绝——也未能让他找到答案。随后他放弃以极端隔绝的方法研究人格，却误打误撞成为人类时间生物学的先锋，后来他概括自己为“半疯癫的脱线木偶”。
美国英语中最常用的名词是“时间”。但如果你让一位研究时间的科学家解释说明什么是时间，那么他或她几乎总会反问：“你说的时间指的是什么？”
现在，你已经对此有些入门了，你可能会像我一样借助“时间知觉”来分辨外部时间和内部时间。但这种二分法会衍生出真理层级。其中最重要的是手表或挂钟的时间，这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真正的时间”或是“确切的时间”。其次是我们对该时间的理解正确与否取决于它与机械钟的接近程度。不过，如果要说这种二分法存在任何意义，它对于人类理解时间起源和去向仍起不到太大作用。
因此，我开始追溯科学文献中最老生常谈的话题，即时间是否可以被“感知”。大部分心理学家和神经系统学家给出否定答案，因为人类的5种感觉——味觉、触觉、嗅觉、视觉和听觉——均需要某个器官捕捉某种现象。例如，听觉是空气分子振动触发耳朵内的耳膜运动；视觉是光子照射眼底的特定神经细胞。相比之下，人体没有哪个器官专门用来感知时间，普通人能分辨出3秒长音和5秒长音，而狗、老鼠和大部分实验室动物也有这样的能力。科学家仍在努力探索动物大脑如何精准衡量时间。
从生理学角度理解时间，需要明晰的关键是，当我们讨论时间时，所指的可能是任意一种或几种不同的体验，其中包括：
持续时间——判断两个特定事件之间跨越的时长，或准确预估下一事件的发生时间。
时序——厘清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能力。
时态——辨别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能力，并理解过去和将来有不同的时间朝向。“对现时的感受（feeling of nowness）”——“现在（right now）”对时间流逝的主观感觉。
可以说，对时间的讨论之所以很混乱，是因为我们在用单个词来描述多层次的体验。对于专家而言，“时间（time）”如同“酒（wine）”一样，是类别名词。大部分时间体验——持续时间、时态和同时性——由于过于常见，致使不易觉察其中的差异。但这点仅适用于成人。发展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人类对时间的认知是逐渐形成的，人类在刚出生的前几个月里，需要学习的一项基础观察力是分辨“现在（now）”和“不是现在（not now）”，虽然这一能力可能早在母体中就已经学会了。到了4岁左右，儿童才能够准确辨别“前（before）”和“后（after）”。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关注“时向（arrow of time）”及其单向性。我们对时间的了解很难达到康德所说的程度，不仅因为我们身处时间的河流中，还在于这是个日积月累的过程。2人体生物钟就像一曲交响乐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时间：估算着它的长短，追忆往昔、畅我想未来，厘清事情的前后顺序。我们活在时间里，在分秒流逝间都有我们的身影、记忆和思考。大体上，这些属于意识体验，并且只有人类才有，至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但基本层面则不需思考，并且早在40亿年前就潜入到所有物种中，即昼夜节律。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最重要的一种机能是可靠性，并且在过去的20年中，科学家在基因和生物化学基础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就人类体内所有时钟而言，生物钟是迄今为止最易接受的概念。如果将人体时间的科学探索视为一段旅程，那么起点由坚实的生理节奏作为基础，那里充满阳光，但前方道路却延伸至灰暗之地。
人们通常认为生理节奏就是一个人的作息规律，不过这里存在一种误解：虽然睡眠规律受生物钟的影响，但同时也受控于意识控制。你可以选择早睡早起，也可以选择成为黑白颠倒的“夜猫子”，甚至还能连续几天不睡觉。不过，生物钟没那么容易屈服，否则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对于人类而言，至少有一种更为准确的方法来记录生理节奏，即通过记录体温来记录生理节奏。一般普遍认为人类平均体温是98.6华氏度/37摄氏度（实际为98.4华氏度/36.888 89摄氏度），但这仅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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