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俞正樑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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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版)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从全球化的视角，通过展示近400年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重点审视当代国际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研究基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当代国家的行为及其特征，勾勒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国际体系的转型，从而揭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走向。

本书适宜于作为大专院校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基本教材，亦可供对国际关系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拓展其视野，确立起全球化的理念。

国际关系与我们（代序）

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变迁最深刻的印证。当我们突然发现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小品中不同程度地渗入了国际问题的用语后，我们才蓦然意识到，在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事例和术语已大量进入了老百姓的语言。“全球化”、“恐怖主义”、“经济一体化”、“人权”、“主权”、“国际接轨”、“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冷战思维”、“遏制”、“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国际社会”、“国际机制”、“维和”、“全方位外交”、“首脑会晤”、“全民公决”、“弹劾”、“经济制裁”、“萨达姆”等等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人们不仅在讨论国际事务时使用它们，也将之大量转用于对国内事件和人际关系的评说。这反映了，国际关系不再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和决策者们的专属领域，它已成为寻常百姓的关注热点，正日益潜入和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是全球化把国际关系与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当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全球化的进程刚刚启动时，世界上还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当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及“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宣布“相互依存”时代已经到来时，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的脚步正由欧洲向世界扩张，而我们故步自封的祖先却被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大炮弄得斯文扫地，只知世间有“天朝大国”，不知国际关系为何物；当中华民族受尽百年耻辱，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很长一段时间后，由于长期处于与世界隔离的状态，除了深知祖国必须自强自主、反抗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外，我们的祖辈父辈往往倾向于将中国的繁荣昌盛理解为完全是自力更生的国内事务。国际关系被视为大人物斗智斗勇的分内事，离芸芸众生遥不可及。

但是，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步伐，科技革命与世界生产力的进步，国际相互依存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深刻融合。国际关系与我们已息息相关，须臾不可轻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演变不止一次地显示，美国华尔街股市的暴跌，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波及香港金融业，几天之内可能引发香港经济的滑坡，几个月内导致大量工人和职员的失业。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减少外国纺织品进口配额的议案，就很有可能使得中国几十家纺织厂减产乃至倒闭，华北、西北大量的棉农卖不出棉花。实际上，1998年的冬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纺织工人感到最冷的日子，也是纺织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最难过的季节，这与美国、欧洲等国际市场对中国纺织品的严格准入政策关系甚大。1999年5月科索沃危机中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全国各界义愤填膺，举行了各种示威活动，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国沪深两地股市指数迅速下跌60多点，令大量股民和更多的投资者唏嘘不已。也是1999年，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社会讨论正围绕中国是否应加入WTO，以及如何参加展开，因为进入WTO后的中国，一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生存危机在近期内将更加严重，经济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将更加激化，另一方面，中国又会从加入WTO中获得巨大的、长远的经济好处，利弊得失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1998年终，上海某大报发布的民意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海市民最关心的6件大事中，国家安全首次入围。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更像一股寒潮袭人。这意味着国际关系与我们越来越利益攸关，“天涯若比邻”的时代正在到来。

莎士比亚说过，“世界仿佛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仅为舞台上的角色”。世界政治就是这个大舞台上的一幕长演不息的宏伟大剧。面对这场历史悲喜剧，我们要么成为指点评说、欣然旁观甚至有时着迷于剧情的台下观众，要么成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积极参与其中，以微薄之力演好自身角色的演员。对于不少人来说，持前一种态度固然是情理之中的自然选择，其理由大致有三点：一是“国际关系是遥远的事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二是国际关系关乎国家间之利益折冲，区区百姓，理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国际事变，雷霆万钧，小小百姓，人微言轻，何以能影响天下大势呢？仔细分析一下，似乎并不尽然：

1.对于第一种理由，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例子已经昭示我们，漠视国际关系的强有力存在，扮演国际事态的冷血动物式的旁观者，很容易成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的牺牲品。1938年，纳粹德国在吞并奥地利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已决意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机器也远未难以阻遏，欧洲大国英国的态度成为制衡希特勒侵略的关键因素。但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告诉他的国民，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知之甚少，而又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国家”，不值得数以万计的英国人去冒险介入这场冲突之中。英国人民和英国国会通过不同方式赞同和支持了张伯伦的看法，可是两年之后，希特勒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南下攻入法国并对英伦三岛实施狂轰滥炸，这时英国人才为其当初秉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是遥远的国家”的观念付出了血的代价。另外一个例子，科索沃对中国来说是远隔重洋的欧洲东部一个小国南斯拉夫联盟的自治省，甚至许多欧洲人也不知道它的大致位置。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进行了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停止对科索沃反叛分子的军事围剿。5月8日以前，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这是一场远在天边的霸权者欺负弱者的战争游戏，许多人把国际新闻中的新式武器空袭镜头与电子游戏机中的节目作比照欣赏，很少有人在严肃地关注这场国际危机的真正含义，以及将该危机与祖国的遭遇和同胞的命运联系起来。5月8日，出乎世人预料，北约军队用5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几个不同方向精确地命中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了使馆严重毁坏、3人死亡、多人受伤的重大惨剧，从而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国民众反应强烈，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最强烈地抗议美国和北约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和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衅和赤裸裸的侮辱。人们可以从这次事件中得出许多结论，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今天，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政治进程密切联动，国际关系哪怕发生在渺无人烟的南极地区，也有可能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同胞的命运难脱干系。况且，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势必要引起霸权主义者及其伙伴们的恐惧、妒忌、防范乃至与其发生冲突，为了创造有利于国富民安的和平环境，要设法尽可能减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和烈度，就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关系知识，增强国际意识。

2.对于国际关系与百姓无关紧要的传统观点，我们也须重新认识。这种传统的观点主要源于这样的利益估算：国际关系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福利和安全固然影响很大，但分摊在无数个个体公民上，对其收入、生活相对来说影响却是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它忽视了国际关系对于个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影响。

就经济而言，由于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的相互交融，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防预算开支等因素的巨大影响。国际关系影响个人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各国对外贸易直接关系到国内工作岗位的增加或减少。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对外出口的增长，会产生国民经济的倍增效应，大量地创造就业机会。美国1991年统计的数字显示，每10亿美元的出口增长可以为美国增加2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美国至少有8840万个就业岗位来源于高达4420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额。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出口—就业比例，以1994年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210亿计算，中国的对外出口维持了国内至少242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数字显然过于保守，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要远远低于美国。据国内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外经贸企业已达16万家，吸收就业人员多达8000万人。当然，出于同样道理，一国贸易如果出现了巨额赤字，即进口大大高于出口，也会大量减少该国的就业岗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8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高额外贸赤字，1987年曾高达1592亿美元，这对美国工业领域的就业带来了极大压力，50%的纺织工人和30%的金属加工工人以及8万个机械制造工人一度失去了昔日的工作。中国也是如此，囿于国内统计上的不足，我们虽然无法用基本的数据来说明年度外贸萎缩对于国内就业的负面影响，但以中国第一大出口产品的纺织品来说，由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连年递增，美国已多次扩大对华进口的限额。1998年5月，美国再次单方面宣布双倍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致使中国纺织业的全行业亏损进入更加困难的第三个年头，估计国有纺织行业亏损额高达80亿元人民币，涉及职工下岗人数居全国各行业之首。国际经济的变化对于个人经济情况的影响还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支出与世界市场的原料供应有着密切联系。目前，中国拥有私人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对汽油消费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有统计显示，到2010年，中国的私人、企业和事业单位用油总量将达到每年10亿吨以上，中国的石油资源并不丰裕，增加用油供应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加大原油进口，1994年起中国已经开始进口石油。21世纪世界石油市场的一点点价格变动，会像20世纪70年代影响美国那样，猛烈地影响中国各个车主的支出和社会消费秩序，由此，中东地区的国际形势，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活动，以及美国的中东政策自然将纳入拥有汽车的中国公民的国际视野。实际上，非但汽车用油，即便寻常百姓的液化气也会直接或间接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1999年8月初，中国一些城市的液化气价格由几个月前的每瓶40余元猛增至50余元，涨幅达20%，令一些经济本不宽绰的家庭叫苦不迭，直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帝国主义行径”。

国际金融关系的变化能够对老百姓钱包施加影响。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本币升值时，居民就可以用手头的钞票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外国进口商品，而当该国货币迫于周边国家和世界主要国家走低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危机压力而贬值时，钱就不值钱了。我们都不会忘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要求和支持下，实行卢布自由兑换，引发了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卢布的购买力一落千丈。无数平民百姓饥寒交迫，就连前总统戈尔巴乔夫3900卢布的月退休金，贬值后也只能买到1双鞋子、7斤鸡肉和10升牛奶。这同样可以解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为了确保中国经济不在金融危机前倒下，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稳定亚洲金融形势，中国政府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拿出了40亿美元支持东南亚稳定币值。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从美国刮到中国，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人们对经济减速、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予以极大关注。可见，我们未来几年的收入仍然将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

国际安全形势变动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能够导致国防开支的增减，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单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财政来自公民的纳税钱，本质上应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但这个原则的具体实施往往受到国际事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在周边环境趋于和平，世界形势总体缓和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就能在总量一定的年度财政预算中削减军费开支，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内公共开支，如兴建工厂和其他公共设施以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与卫生保健金，投资教育，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素质。反之，则往往影响公民的福利水平。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中美对峙、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冲突等引发的几乎不间断的对安全的考虑，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国防开支在财政预算中一直占比较大的比重，这极大地消耗了中国宝贵而有限的财政资源，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丧失掉了20世纪60—70年代这个有利于中国经济腾飞的世界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三线建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打仗出发，急急忙忙搞三线建设，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投入两千多亿元，并且按‘山、散、洞’原则布局，难以正常运转，经济效益甚低，许多已变成包袱。”建国以来超过两千亿元的工程屈指可数，三线工程不能不说是国民财富的极大浪费。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苏联政府在中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逼中国政府偿还巨额外债，中国人民举国一心，“勒紧裤腰带”，以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如期偿清了债务。80年代初，中国对国际关系作出了正确而深刻的判断：大规模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平共处将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长期互动状态。以此为前提，中国抓住了一次宝贵的经济起飞时机，先后裁军100万和50万，将军费控制在GNP的4%以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增大科教经费比例，才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国防费用的降低有助于增加国民福利，这大多是从长期宏观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古罗马因穷兵黩武而致使民生维艰，国家衰微，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人民的福利也需要强大的国防来保卫，随着国际形势和综合国力的变化，两者要不断地达到平衡。

国际关系除了在上述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防开支等三个方面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和消费外，还会在环境和战争等方面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质量。生态环境问题或环境安全，源于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失控增长，以及各国向大气无节制地大量排放废气等因素，日益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严重损害了各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100亿。在生态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人口总量的陡增就会不断接近或超过生态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的自然资源供应极限，破坏或毁灭短期无法再生的耕地、森林、草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系数增加，计划生育的实施必要性和难度相应加大，一旦国内动荡，就会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国际难民，由此加剧邻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就业难度。由于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几将殆尽，世界各地已经或正在建造数以百计的核反应堆，以缓解用电不足。但是，核废料的处理不当和核反应堆运行中的任何疏漏，正如1985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一样，将给核泄漏地区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另外，全世界废气排放和对地球产生的显著“温室效应”及对臭氧层的破坏已为大家所共知，前者能够引发冰川融化、温带北移、洪水频发和生态恶化，后者则能使人们接受过多的紫外线而患多种皮肤病，其中最为致命的一种叫做黑瘤。有统计显示，美国患此病的比例1935年大约为1:1500，1994年上升至1:120，到2000年达到1:90。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每年有近1350万婴儿死于营养不良和卫生落后，差不多有25%的现存动植物种类将于2020年前濒于灭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单个国家所能奏效的，必须汇集多数国家的“精诚合作”、“众志成城”，始能有望成功。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全球环境保护机制，已经进入国际合作的紧迫议事日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人民及其子孙的命运系于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战争与环境一样，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大威胁。核战争对于人类的威胁最大，在核战争中，即使我们不被核武器击中，也会在劫后余生中悲惨而终。美国军事战略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核战争”——自然生态相关性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核武器造成的尘埃烟雾，能够遮挡阳光对地球的日照，出现“核冬天”现象，在核打击下幸存的人类和生物自然界会因缺乏日照以及核辐射、核污染，而在漫漫无期的核冬天里无法存活。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成为折磨人类的现实威胁。就中国而言，虽然从7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维持了近一代人的和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会有战争或战争危机。避免战争不但需要增强国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也需要加强国际沟通，更新国际政治观念，其中包括增进我们自己对国际关系常识的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地在提高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普及国际知识，促进国际合作，化解国际冲突，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其他类型的大众非理性行为而招致战乱之苦。

3.对国际关系持旁观者观点的第三个理由是区区百姓，人微言轻，难以对国际关系发挥影响，这个理由很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认为，个人介入国际关系无异于“从政”或“进入外交部”或“代表政府对国际问题发言”，把参与国际关系视为中央政府对外代表的“特权”范围。实际上，这是传统思维在作祟。不错，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国际关系几乎纯属国家之间的关系，外交行为的主体为主权国家及其法律上的代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使节，这客观上限制了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是自二战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外交逐渐发展为政府外交、议会外交和公众外交等不同形式。国际关系大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除了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像联合国、IMF、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通用汽车公司、可口可乐、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此类的跨国公司，以及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绿色和平运动等等。通过这些不同于国家的集团或组织，平民百姓可以借助多种手段为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进言”，个人正在享受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活动空间：在冷战正酣的年代，美国某跨国公司驻英国的子公司敢于违背国家禁令与苏联做生意，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大国对话和东西方缓和；几个绿色和平志愿者驾驶小船，将可能造成核污染的法国舰只阻挡于南太平洋水域之外。就对外政策方面，在许多国家内，公民可利用各种合法方式对本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如在加入欧盟问题上，主要欧洲国家采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命运：爱尔兰人和法国人支持本国加入欧盟，而丹麦人则反对政府这样做；又如，在美国，数以万计的工人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在西雅图WTO峰会期间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导致制定世界贸易新“游戏规则”的“千年谈判”无果而终；在瑞士，公民通过全民投票否决了加入世界银行和IMF的提议；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大学生、普通市民通过发表论文和见解、接受媒体采访、给有关部门提供咨询及方案，积极参加主管部门组织的民意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坦陈对环境保护政策、国家安全、加入WTO、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对国际问题、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形成舆论压力的主要工具。

除此之外，由于国际相互依存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机会增多，交往和联系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民间外交的力度和效率都有大幅度提高，每一个个人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国际交流机会，如经商、学习、文化交流、访问、旅游、通信或网上对话等方式，通过与国际友人相识、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和缔结友谊，从而对化解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有所裨益；也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基于民族大义，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扮演不畏强权的角色。闻名世界的中国“乒乓外交”就是通过民间外交改善国际关系最突出的范例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仍处于黎明前黑暗的最艰难时期，中国乒乓球队抓住与美国同行交流的机会，及时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促进了两国的民间来往，“小球推动大球”，为促使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和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沟通基础。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但无疑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为把这个趋势尽快转化为现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0年代，中日、日中友好协会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制定了长期互派3000名青年相互访问的沟通计划。这些青年在访问中国或日本的日子里，对访问国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双方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友谊将不断向他们的朋友、同学和亲戚传播，对于促进中日两国“永不再战”、“睦邻友好”起到积极的作用。以自己实际行动反对强权的壮举也不乏其例。1996年，一伙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非法冲上钓鱼岛，企图强占我领土，挑起中日争端。此事激起了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广大中国人的愤怒，香港、台湾纷纷成立民间的保钓联盟或保钓协会，香港义士赵毓祥只身赴钓鱼岛护岛，最后牺牲了宝贵生命。他的捐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民的保钓浪潮，也给日本政府以极大的政治压力，最后只好迫使那伙右翼分子撤走在岛上建的灯塔标记和界碑。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广大中国人民极为愤慨，纷纷通过网络、报纸或直接致信美国总统，强烈谴责美国和北约的暴行。《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等有名的报刊都刊登了不少读者给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许多人直接打电话给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有影响力的西方对华广播机构，表达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使馆和领事馆前举行各种示威活动。应该说，无数个个体的呼声，给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四点要求”以强有力的支持，也给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决策者以极大的压力，这至少是美国总统多次道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派遣使者、记者来华了解中国民众与社会情绪的主要动机之一。

这就是说，小小老百姓，也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以适当的方式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施加影响。应该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加之民间社团和新闻媒介在参政方面功能还不很完善，人们往往以对权威的尊重代替自己直接参政议政而对国家对外政策施加影响，也由此习惯于“懒得理会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这类大事”的思维定式。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完全可以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实质性机会在增多；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高度家庭化、实用化，人民群众参政的技术手段也更加有效和多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演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也迫切需要他们认真关注国际关系的变动。这种趋势是任何人改变不了，也是任何人不应该忽视的。不可否认，在国际关系这个大舞台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扮演配角，而且往往是没有台词的匆匆过客。但在事关民族、国家和人类存亡与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完全可以一言九鼎定乾坤，维护好自身、民族和国家的合法利益，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甚至改变或帮助改变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

如果我们既认识到国际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又相信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就会更加有意识地学习和运用国际关系知识，将自己的发展纳入与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轨道，从而实现个人发展舞台的国际化。国际关系为个人发展提供机遇。第一，国际关系的总体缓和有助于各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又要求对外开放，主要是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和金融合作，以及与之有关的科技协作、学术交流、国际沟通、航运拓展、教育合作、劳务输出等，而这又为择业的外向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招生中外语、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远洋运输、世界经济、对外汉语、对外旅游、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专业广受考生青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择业的国际取向。第二，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消失，标志着全球性意识形态利益至上的时代已经终结，这不但解放了各主权国家，使它们更加能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际事务，而不必遵循来自意识形态中心的任何“道德命令”，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意味着长期禁锢人们思想、行动的意识形态“紧箍咒”已经解除。人们在进行国际化择业和处理国际业务时不必考虑太多的束缚，只要不有损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就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第三，在信息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知识、科技和教育的竞争。每个国家为获取在21世纪的制高点，都加大对知识资本的投入，一方面要更加积极地派遣最优秀的学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先进国家学习进修，吸收先进经验，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派出科技人员向欠发达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从1978年到1998年年底，中国累计共有32万人出国留学，分布在103个国家，其中国家公派5万多人，单位公派10万余人，自费出国留学近17万人，有11万多人先后学成回国。这些人在为祖国贡献自己才智的同时，也为自身的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四，21世纪是国际合作的世纪，一方面就世界市场而言，国际分工越来越细，一些超大型的国际科研项目需要十几个国家甚至几十个国家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完成，有时候生产一架波音777飞机需要经过十几个国家的上千道工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相互依存的出现，跨国关系的多层面多角度发展，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大行其道，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现实的要求。世界人口控制，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合作，国际司法合作，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对大洋海底、南极和太空的联合开发等等一系列“国际公共问题”亟待解决，这也为有志于将海外发展作为事业取向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如果你希望在这方面崭露头角，你可以尝试成为一名国际刑警，或某个国际组织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如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国际奥委会人员），或热心于全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如环保人士），或类似“罗马俱乐部”之类的全球思想库的未来学家，等等。“时势造英雄”。国际关系的发展也为个人发展舞台的国际化带来了巨大挑战。首先，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求每一个有志于在海外或国际舞台上建功立业的人具备一些必要的素质。要养成思维迅捷、判断准确果断、善于交际和长于协调的好习惯，因为国际关系千变万化，经贸信息稍纵即逝，同时，成功的国际合作需要充分了解、尊重和考虑到合作方与己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科技水平和教育经历，而且还必须掌握一至两门有关外语，特别是作为第一国际语言的英语。如果你有志于到南美投资，就最好懂西班牙语；若到非洲经商，法语是至关重要的引路石；若到中亚地区和东欧地区做事，熟练的俄语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方便；而在欧洲、澳洲和北美，精通英语是最起码的谋生手段。君不见，国内各大城市的外语培训班不计其数，千军万马蜂拥在TOEFL、GRE等名目繁多的赴美、赴欧、赴澳留学考试和英语资格考试中！其次，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演进，都要求“地球村”的村民具备与新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知识结构和发展意识。不但要经常更新本专业的知识结构，使之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尽可能小的差距，而且要吸收和学习相邻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在相关学科的交叉发展中寻找出本人专业特长的新的生长点。除了认真掌握并精通自己的业务领域外，还要将学术视野和业务视野向广阔的领域扩展，即既要成为“专才”，又要成为“通才”，这样才能为个人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最后，要精通国际关系，了解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规则。具体地讲，不但要了解世界安全形势，更要懂得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的基本走势，不要因科索沃事件中美交恶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从而影响自己的个人发展计划。实际上，中美两国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仍将为两国友好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发展与崛起需要与美国合作，而美国要想维持其现有的国际地位也不能忽视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要关注和通晓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知识，因为在日趋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昌盛，个人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这个最基本的因素。纽约、东京、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等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行情，“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的状况，欧元地位的变化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情况，都会越来越纳入有国际意识的现代人的视野。了解国际知识还可以帮助你成为一名对国际规则、国际法和“全球文明”有相当了解并为此受益匪浅的现代人。“无规矩不成方圆”，世界文明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演进，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每一个国家、每一位世界公民都要遵循一定的国际“游戏规则”，这些国际规则体现在数不清的现存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惯例中。不管它是否完全合理、公正，只有认真地遵循才能更好地被国际社会接受，才能充分利用其资源与空间，为本国和自身谋取正当利益，这也许就是中国何以作出重大让步、孜孜以求加入WTO的原因吧！

既然全球化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广阔的国际舞台，我们就应该努力抓住这些机会，迎接挑战，在学好外语和专业知识的同时，理解并把握国际关系，将自己铸造为一个具备世界胸怀的现代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跳出个人利益的狭隘框架，以博大的胸怀来思考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发展的机遇和人类危机都是史无前例的，21世纪也许是人类何去何从的关键世纪，我们每一个地球人都应负起历史的责任，逐步确立全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全人类利益优先的意识，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和地球村，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最后，让我们用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卡尔·多伊奇意味深长的几句话来作为序章的结语：“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内横遭毁灭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但却无法对付我们自己铸造的武器威力和我们作为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是如此重要，仅仅把它们留给专家们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我们的生活如此深受国际事务的影响，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又如此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增强自己的理解能力、决断能力和行动能力。”

第一章　国际关系的形成

国际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于大地，必有于立。”世界上出现了国家，就必然会有其他国家和它一样建立起来，它们之间或多或少总会发生某种交往——原始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一、早期国家与国际关系

（一）早期国际关系的出现

简言之，国际关系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国与国发生关系而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交通和通讯的改善而日趋密切，内容也日见丰富和复杂。

古代国际关系时期，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埃及、波斯帝国、古希腊、古罗马等在国际关系中较为活跃，其间还出现了东西方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互相交流和影响的希腊化时代。但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终因距离遥远，从总体上来说，鲜有政治、外交和文化上的相互联系。

夏、商、周时期，诸侯林立，到公元前8世纪它们已经成为独立的诸侯国。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往来频繁，盟会众多。周武王九年八百诸侯和部落首领于孟津举行了灭商的誓师仪式，这就是著名的“孟津之誓”的重要盟会。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大兵压楚境，在召陵与楚订立盟约，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此后，齐桓公屡次大会诸侯，使其霸业登峰造极。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告终。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周襄王册封其为霸主。是年冬，晋文公又召集各路诸侯在温会盟，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此后的吴越称霸，已是强弩之末。公元前27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的渑池之盟则是战国时期双边首脑会议和订盟的著名实例。

仅据《春秋》记载，在242年间，列国进行了483次战争，朝聘盟会450次。这些都是大国争霸及其对小国的掠夺，“会”与“盟”的频繁，主要意味着在自成一个世界的中国，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密切。“会”即为国际会议的雏形，实际上是多边首脑会议；“盟”则为缔结条约，它包括导言、本文和誓词三部分，形式已十分完备。其中，公元前6世纪的两次弭兵大会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盟约，规定彼此不使用武力，互助救难，共伐违命反抗的诸侯。这是外交史上已知的第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公元前546年，在宋都举行了有14国参加的弭兵大会，决议原来晋楚的属国变成双方共同的归附国，对两国尽同样的义务，即所谓“仆仆于晋、楚之廷”。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会议，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瓜分霸权，形成均势。

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所谓“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以便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强国迫使弱国助其兼并。秦国国势强盛，审时度势，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兼并弱小国家的战争，改变了大国间均势，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逐渐成为实现统一的中心力量。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价值整合功能。它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和稳定。《礼记·中庸》断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这恰恰是国际社会要达到的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缔造一个至安之世。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对“和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倡导世界范围内的“人和”氛围；“兼相爱，交相利”，是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关系，以及一切国际事务；“礼乐”、“仁义”及“忠恕”之道，用以规范国际行为，做到“近者悦，远者来”；人类应以“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达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实现人类彼此间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统一与和谐。这是世界的最高目标——天下普遍和合。

国际社会的和谐必须有保证。“礼之用，和为贵”。它奠定了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这种贵和思想，要求各种角色举措得当、相互协调、有机结合，重在和谐统一。但是，这种和合并非是同一，而是强调世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和而不同”。“和”也是有原则性的，凡事必缘理而不径绝，与人相和而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这就是《礼记·中庸》所倡导的“和而不流”。贵和思想追求对立的统一。它在承认差异与矛盾的前提下，用中庸之道来防止冲突激化，并化解冲突，使双方达到协调与均衡。所谓中庸之道，是在两个极端间取其中项，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即“和必中节”。

中国的先哲追寻“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综和。这是一条“仁”“礼”之道。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着力解决身心、人我、天人之大和谐，以适应建构和谐世界急需的道德要求。“礼”则内含实现世界和谐秩序的重要原则。两者的价值取向都是“和”，其目标指向和谐世界，并最终归结为中和思想。这种“仁”“礼”统一的社会伦理模式，是世界和谐的本质，也是走向和谐世界的途径。

此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包括战争与外交的战略与策略思想，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朵奇葩。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完整的知识系统，涵盖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从春秋战国可见其一斑，只要遵循其内在逻辑，对其基本命题、主要概念作好现代诠释，实现时代转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21世纪国际社会中会获得广泛的认同，发挥全方位的作用，成为世界新文明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主旋律需要它的培育、维护与推进。可以预见，未来国际社会的局部对抗和战争破坏在所难免，族群冲突更为凸显，生态失衡日益加速，伦理道德迅速滑坡，世界秩序的和谐性不断遭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粹推向世界，普及于民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紧迫性。特别是在族群冲突中，更应倡导仁爱、族群和谐精神，用“和为贵”、“中庸”之道方法化解民族矛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伦理原则来建树新世纪的行为德性规范，按照“天人合一”思想促进生态平衡，用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精神造就和平共处、和谐合作的世界新秩序。

在夏、商、周时期，除了对周边各部落用兵讨伐外，也同他们保持着相互间密切的联系、交流与融合。到了西汉时期，西汉通过陆路和水路交通，与周边国家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密切了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开辟了著名的国际商道“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漆器等远销印度、安息和罗马。张骞在大夏见到从印度买来的蜀布和邛竹杖，说明中印间早就有贸易联系。西汉政府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于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汉政府“设酒林肉池，以飨四夷之客”。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加强了中西政治、经济联系。公元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抵达波斯湾，欲渡不得，乃归。公元166年大秦商人来华，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向汉桓帝赠礼，东汉同大秦建立了直接海上贸易关系。

古代的中国和印度曾同周边各国互换外交使团，最高统治者互致文告，有证明使节享有全权的文书和信物、使节的述职报告和书面条约，以及外交谈判的特殊礼节。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已设立名曰宗伯的典礼官官位，职掌国家的外事礼宾，有一套外交礼仪。另有司市兼管外商外贸，司门办理关税事宜，还设有象胥（翻译）。到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非常活跃，已形成礼、信、敬、义等外交规则，即遵守公认的外交规则、诺言、礼仪、国际公理。这些外交规则还有具体的表达方式，例如取“信”的表达仪式是筑土为坛，杀牲歃血、载书、告神为盟。战国时期还提倡外交高于战争，即所谓“先礼而后兵”。当时外交官已有相、使、介等各个等级，外交使节按其使命分为会盟之专使、聘问通好之使、通命示整之使、庆贺吊丧之使。也有许多诸如“完璧归赵”的外交成功实例。三国时期，诸葛亮促进蜀吴联合，北拒曹操，使三国鼎立之势最终形成，更是外交典型案例。

古埃及甚至设置了“外事办公厅”来掌管外交信件，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作为急使奉派出使亚洲各国的人员。一位急使写道，当他出使别国时，因害怕遇到狮子和亚细亚人，他为自己的财产立下了遗嘱。公元前16世纪，侵占埃及北部的喜克索斯人向底比斯的法老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并以拒绝就要发动战争相威胁。这是国际关系史上最早提出最后通牒的实例。公元前1296年埃及与赫梯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是最古老的条约，它包括军事同盟、引渡政治逃犯等条款。条款规定赫梯在送还政治逃犯前，“不得处罚他们，不得伤害他们的眼睛、嘴和腿”。条约文本镌刻于银板上。

约公元1世纪时的古印度摩奴法典阐述了外交和外交官的基本原理。它强调国际生活中最复杂的问题，应首先经由外交途径予以解决，武力则应退居第二位。根据摩奴法典，外交艺术在于防止战争和巩固和平。外交官的品质决定外交使命的成败。外交官应是德高望重、仪表堂堂、有魄力、善辞令、忠于职守、为人正直、老练圆滑、记忆力良好、善于察言观色和随机应变之人。他们为本国的安全，向自己的国王报告驻在国国王的意图与计划，努力通过谈判、收买、离间、煽动等各种方法，使本国免遭危险。

在西方，古希腊的国际联系多种多样，它的基础是优遇外侨的制度。外侨得到庇护，外侨官在贸易、税收、司法以及各种荣誉权利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待。这是和平的国际联系和国际法的最古老的形式。希腊国际联系的另一种形式是关于军事政治同盟的条约。其典型代表是以斯巴达为首的拉西第蒙军事政治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它们于公元前5世纪进行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在此之前进行的希波战争推动了古希腊外交的发展。这是由于需要联络众多城邦国家所致。为了说服对方、不辱使命，往往选派德高望重、富有财产、能言善辩的公民出任使节，包括元老、高级官员或军官，以至演说家和优伶。使节持有君主或元老院颁发的全权委任书。委任书是由两块打过蜡的小木板合成的训令。在雅典和斯巴达冲突期间，雅典著名政治家泰米斯托克利赴斯巴达谈判，目的是掩护雅典重建防御斯巴达强大陆军的城墙。他有效地采取了拖延战术，先是借口身染疾病，而后谈判又因没有手续完备的全权证书而搁浅。当斯巴达人询问修建城墙之事，他答以毫无所闻，建议派使节去察看，暗地又要雅典缠住斯巴达使节。当雅典城墙修建到防御高度时，他把消息告诉斯巴达人，并以继续谈判已毫无意义为由，返回雅典。使节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与他国结盟和签约。达成协议后，双方将条约原文及誓言刻在石碑上，保存在重要神庙里。有关条约的争执与冲突，交由仲裁委员会审理，违约方将被处以罚金。在双方断绝外交关系和宣布战争时，石碑即被击碎，条约被废除。

在古希腊，“近邻同盟”也是一种同样古老的国际制度。例如，最有影响的德尔菲德摩庇里近邻同盟由12个城邦国家组成，各国权利平等，同盟不得干涉其成员的内政。每个国家派3名代表出席同盟会议，各享有两票投票权。同盟会议决定维持和平、举办宗教节庆、战争、仲裁、缔约等重大问题。这样，实际上形成了由共同规章制约的区域性国际秩序。

在古希腊，特别是希腊化时代频繁的外交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公认的外交惯例，如未经正式宣战不能开战，通过外交谈判和仲裁解决争端，通过充当调停人的中立国结束战争，对在寺庙中避难的人不得加以杀害，交换或赎回战俘，掩埋双方的阵亡将士，使节不可侵犯等。但是，这些惯例有时也会遭到破坏。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在发动希波战争前，遣使前往希腊各城市，要求“土地和水”，即要求承认波斯的最高权力。但在雅典，来使被从崖上投入深涧；在斯巴达，人们将来使投入井中，嘲笑地让其自己去为波斯王取得水和土地。

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的外交方式和惯例获得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认同，形成希腊化的地中海体系，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区域性国际社会。希腊化时代也是东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进一步交流和互相影响的时代。

古罗马最早的王政时期，国王派遣外交使团，使节由费启亚里斯祭司担任。在共和国时期，这种权利转归元老院。到帝国时期，由皇帝掌管对外政策的一切问题，具体事务则由元首“私人办公厅”主管。费启亚里斯祭司团的20名祭司分管对外关系。在罗马帝国时代，有培养外交家的演说术——外交术学校。学生们学习外交修养，经常就外交性质的题目练习演讲。罗马共和国时期曾取得一次举世闻名的对叙利亚的外交胜利。公元前168年，叙利亚王在占领埃及大部分领土后率军前往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在距城4英里处恰逢罗马外交代表团，他上前问候并向代表团团长波庇里乌斯伸出手去。后者并未理会，却给他一块写着元老院决定的小木板，要他先读这一决定。元老院要求他立即撤出埃及。叙利亚王读完后请求先容许他与近臣讨论一下。波庇里乌斯用他手里拿着的小木棍在地上划一个圈，并对叙利亚王说：“在走出这个圈子之前，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以便我向元老院复命。”惊恐万状的叙利亚王被迫表示：“我执行元老院所要求的一切。”

由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的萌芽也开始出现于罗马。祭司在处理与外国及外国人的有关事务时，所依据的不是纯粹的世俗法律，而是费启亚里斯法。由于到罗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又出现了调整罗马人与外国人关系的一整套法律体系，即“万民法”。

关于战争与和平，罗马人也有一套法律规范。战争的正当理由是：（1）侵犯罗马领地；（2）侵犯使节；（3）违反条约；（4）在战争中先前的友好国家援助敌国。宣战的程序是：（1）派遣4名祭司前往该国，举行仪式，诅咒破坏者，并提出要求；（2）祭司们返回罗马，以33天为期等待答复；（3）得不到答复或要求被拒绝，祭司前往罗马边境，将一支枪头烧热并染有血污的镖枪投入该国境内，正式宣战。结束战争的条件是：（1）缔结和约（要举行许多繁杂的仪式）终止战争；（2）敌人投降终止战争，可保全敌人的生命财产；（3）征服敌国终止战争，可自由处置敌人的生命财产。

总之，罗马人是古代创立国家对外关系法律规范的典范。

在中世纪，国际关系有了一些发展，但在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国家为数也不多。在亚洲，中国与邻近中小国家建立了以册封与朝贡为特征的松散关系。中国在向亚洲、向世界传播文明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从官制、文化到生产技术、医学和音乐等。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以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的、松散的宗教、政治关系。随着这个大一统的精神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解体，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大为改观。其间，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和沙俄等国在国际关系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曾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从汉唐盛世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过重大影响。

历史上中国是亚洲唯一拥有众多人口和广袤土地的大国，中华民族又和邻近国家各民族保持着悠久的历史联系。中国在数千年对外关系中，交替使用政治、外交、经济与军事手段，既以结盟、和亲、赠礼、通商之法与周边国家和境内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睦邻关系，也以军事手段维持国家统一，征服周边弱小国家。因此，在中国和邻国调整边境领土及解决民族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封建性的国家间关系，即弱小国家在名义上依附于中国的封建王朝并定期纳贡。及至明朝又将外商当作朝贡使团来接待，将来华通商——朝贡“册封”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东亚封贡体系。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皇威，进行政治察访，巩固和扩大封贡关系，并给这种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通商的意义。1405—1433年间，郑和7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规模浩大，第一次航行有船62艘，水手、船师、卫兵、工匠、医生、翻译共27000余人。最大的船可容纳1000余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船上有航海图与罗盘针等，具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郑和的船队穿越南海和印度洋，抵达东非，对沿途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例如到占城（越南）时，国王亲自出迎，欢迎人群“舞皮牌，捶善鼓，吹椰笛壳筒”，郑和下西洋之后，许多亚非国家先后派使节与明朝贸易。1417年苏禄国（菲律宾）东王、西王及峒王率340余人访华，受到国宾待遇。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归国时死于德州，明朝以礼葬之。1423年，古里（印度西海岸）等16国使臣和商人1200余人到达南京。渤泥（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和满剌加（马六甲）两国的国王和王后也来到南京，明成祖设筵款待。东非的麻林（肯尼亚）王哇来顿本亲自率众来华访问，不幸到福州就病死了。木骨都束和卜剌哇（索马里）也多次派遣使节来华访问。

这种封贡体系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大一统的国家，地大物博，出产丰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因而具有“天朝大国”的观念，加之在东亚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广泛的文化影响，从而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诸番入贡，华夷一统”的东亚封贡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并非殖民主义国家，从未将周边地区划为殖民地，进行殖民统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实际上负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明代以后形成的“宗藩制度”也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宗主国与保护国制度。中国一般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经济上的朝贡关系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中国通过更多的回赠，使之变成互通有无的通商与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政府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前，对外交往由礼部掌管，这反映出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总之，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以“敬服”为特点的独一无二的国际关系体系。到19世纪中期，东亚封贡体系趋于崩溃。

13世纪兴起的蒙古帝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它长期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征服，不仅破坏了亚欧各地的生产力，而且改变那里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它为了巩固统治，建立驿站制度，保护商路，奖励商业，使货物云屯，商人群集，一时从中国到西欧，交通颇为畅通和发展。庞大的蒙古帝国使亚欧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于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国际关系中产生重要后果。它控制了东地中海，在各地设卡征税，阻碍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迫使已产生资本主义的西欧更积极地寻找通向东方的新航路，进行远洋航行及殖民地掠夺，各国因贸易竞争，矛盾日趋尖锐，东西欧、巴尔干和西亚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马格里布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亦受到影响。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权和王权发生了冲突。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利用意大利作为战略基地去建立西欧的统治，德意志皇帝成为世俗世界的统治者。教皇也试图建立对天主教西方各国的统治，他不仅要作为宗教的统治者，也要成为政治的统治者，对世俗政权有最高权力，对世俗国家间的争端有仲裁权，把神权政治推向西欧和世界，其中包括利用十字军东征去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加强教皇的权威。教廷在外交活动中，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政治手段、开除教籍、禁止做礼拜、拉拢收买、安插坐探和进行暗杀等。于是，皇帝和教皇为争夺西欧的霸权地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结果，教皇日渐失去威望和权力，建立超国家的教皇国的企图终于破产。神圣罗马帝国也遭到削弱，陷于四分五裂。

中世纪末期，王权兴起，西欧国家走上统一之路，这为后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建立国际秩序铺平了道路。

中世纪西欧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成果是，除了为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之外，还出现了常驻外交使节与国际法的萌芽。

最早派出常驻使节的是罗马教皇。随着地中海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意大利诸共和国相互间派遣外交使节。威尼斯还为此颁布了使节须遵守的行为与活动的系列规章：回国后必须将收到的礼物上交国家；不得在外国宫廷中接受称号和勋位；不得出使其领地所在的国家；不得同外国人谈论本国国事；不准携带妻室同行，以免她们泄露国家机密，但可以带自己的厨师，以免被毒死；在建立常驻代表机关后，在其继承人到来之前不得离岗；回到威尼斯的当天，应前往国务办公厅，登记注明已经回国；回国后必须提出有关其开支情况的报告。由于报酬微薄，使节往往在任上入不敷出，须向共和国偿还债款。威尼斯政府用诸如罚金、禁止担任公职等强制措施对付逃避这种光荣但却负担沉重的使命的人，当然卸任之后也会以肥缺奖赏他们。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向其他国家首都派出常驻外交代表已成为西欧各国的惯例。并且，外交官从古希腊时代临时的“演说家”演变为常驻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即搜集驻在国的情报，研究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向派遣国报告，他们开始用外交密码，用阿拉伯数字、横道、圆点、任择的图形来取代拉丁文字母，再加进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或约定以某些词代替另一些词。这一切为现代外交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中世纪的欧洲，所谓释义法学家的学说附带涉及国际关系，但是他们还是把民法规范应用于国际关系。而在后期释义法学家的学说里，国际法开始成为法律的特殊部门，专门适用于国际社会。他们提出各国拥有主权的学说，主张国内最高立法权和管理权、结盟和缔约权、以战争和复仇为形式的自卫权等都归国家所有。此外，后来国际法中的战争法以及使节法的大部分规则也起源于早期的国际惯例。这些都是国际法的萌芽。

（二）早期国际关系的特点

上述古代和中世纪国际关系构成了早期国际关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货币关系落后，国家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国际关系的发展缺乏基本的动因，再加上交通和通讯手段十分落后，使得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处于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国际关系处于不发达、不成熟状态、总体上呈现出幼年期的显著特点：

1.偶然性。国际关系偶尔发生，简单、松散，影响不大，不具有必然性和有机性。世界各国基本上彼此隔绝，互不了解。

2.地区性。国际关系地域跨度狭窄，主要是邻近地区、邻国间的关系，活动地域受到限制，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亚地区性的特征。

3.有限性。首先是交流的内容有限，主要是一般商品和思想文化的交流。其次是交流的形式和途径极其有限。就形式而言，最先往往是民间交往，国家关系的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常常是一种双边或多边的临时接触。就途径而言，主要包括：（1）贸易途径；（2）宗教途径；（3）外交途径，除由国家（君王）派出临时使节外，还有联姻与政治察访等活动；（4）战争途径，战争是当时国家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用于兼并领土、掠夺财富和人才，是国家间人员、土地、物资以及文化科技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

4.幼稚性。首先是国际交往的方式、习惯较为幼稚。与不发达国际关系相适应的是，逐步形成了一些关于战争、外交、调停甚至仲裁的适用等国际惯例，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

因此，早期国际关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古代和中世纪是国际关系产生并缓慢走向规范、现代的历史过程。

中世纪末期，人类社会孕育着巨变。随着资本主义发生并向全世界拓展，封闭的世界被强行打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萌芽出现了。

二、现代国家与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一）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的变革

国际关系是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巨大的变革作用，催生了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

民族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其中，“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取得统治地位这一最深刻的经济动因，在欧洲促使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建立统一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运动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国家相继诞生。这是“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历史与社会条件的差异，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和途径有所不同。西欧民族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廓清道路，促进国内统一的民族市场形成，使同一民族居住的地域用民族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而在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里，弱小民族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受到压迫和排挤，他们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体系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揭示了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一国整个对外活动的责任承担者，其国家的特性是第一性的。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必然具备下列四个要素：

1.定居的人民。这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是国家组成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主要标志，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前提。

2.一定界限的领土。这也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国家在其固定的领土上拥有全部的管辖权。领土为人民生息繁衍、国家生存发展提供土地和资源，也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主要标志和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前提。

3.一定形式的政府。这是国家的组织形式，是行使国家对内、对外职能的机构，拥有实力和强制手段。无政府的社会不成其为国家，政府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正式代表。

4.主权。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属性，也是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最重要的特征。享有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独立自主处理其内外事务的固有的最高权力，并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来行使，具有鲜明的权威性，在国际社会中因而享有平等的地位。

简言之，任何国家只有在拥有一定数量的定居的人民和一定界限的领土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统治，才能成为国际上的实体；任何国家只有享有主权，才能独立自主地通过政府进行有效的对外活动，在国际上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必须指出，上述国家的四要素只是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存在的客观前提，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并不能否定国家的阶级实质。

在构成国家的四要素中，主权最为重要。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主权，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才能真正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实施对外行为，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真正确立自身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地位。

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的诞生，国家利益与理性原则取代王朝利益与道德原则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对外政策的准绳，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及其运作的坚实基础。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强大的生产力，开始冲破旧世界的樊篱，推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个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历史地位。

资本主义产生后，西方先进国家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生产力需要原料与市场，需要国际分工与交换，竭力向国际领域拓展，促使或迫使世界各国卷入世界市场，一个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同时，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出现，世界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加剧，西班牙、法国、英国先后称霸，国际政治已难分难解。大工业造就的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则为全球沟通和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世界各大洲、各地区以及各国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密切和复杂，突破了早期国际关系松弛、狭隘的框架，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二）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初期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具有外向性扩展的特性，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逐步国际化，密切了世界各国的联系，逐步使之形成有机的整体，为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中期，一个囊括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初步形成。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特点。国际关系发展到世界规模，是资本主义发生后产生的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充分展开后的外在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于欧洲，当其他地区还处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时，欧洲国家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为首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于是，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了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为主体。国际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以民族国家的体制作为其活动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它才具有真正的“国际”的性质。

上述客观状况决定了该时期国际关系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欧洲占据世界中心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和起主宰作用的必然是欧洲列强，力量不相上下的欧洲群雄纵横捭阖，互相牵制，逐鹿欧洲，争霸世界，虽经多次变换组合，屡决雌雄，后来又有美国和日本参加进来，但是，大体上维持着多极均衡格局。

由于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家间联系、依存激增，越来越多的行政活动在客观上冲破了国界，须由各种国际行政联盟加以协调，来解决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协作。接着，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也开始出现。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尚不具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资格，但孕育着未来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样化，从而给整个国际关系带来富有意义的深刻变化。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都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前者研究国际关系的事实，后者研究国际行为规范。国际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推进，迫切要求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法规范，以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实现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以利其发展。从17世纪起，国际法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逐步形成了国际法体系，与国际关系互为补充和促进。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少数资本主义强国长期垄断国际事务，推行强权政治，使弱肉强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后，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这一强权政治基本特征更加突出并典型化。在这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争霸，力图摧毁对方霸权，通过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因此，现代国际关系时期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对抗。

（三）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现代国际关系是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启端的，由此形成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欧洲“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1648年间，是欧洲从封建时代跨进资本主义时代、中世纪国际关系转向现代国际关系关键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它始于德国的“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内战，以决定联邦或君主国的国家体制。战争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波希米亚（捷克）新教徒实行镇压政策引起的，新教徒忍无可忍，于1618年5月23日在布拉格发动起义，手持铁棍长矛冲进王宫，按照古老的习惯，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委任的斐迪南所派遣的两名天主教徒钦差，从20多米高的窗户中扔出去，摔死在护城河的垃圾堆上。“掷出窗外事件”遂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战争爆发后，丹麦、瑞典、法国站在“新教同盟”一边，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则站在另一边，并得到罗马教皇和波兰的支持。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法国和瑞典取得优势，双方于1648年10月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法国和瑞典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德意志境内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几个大诸侯都扩充了领地，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和约还规定德意志的加尔文教与路德教取得同天主教平等地位和权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贡献是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对国际关系的全球进程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国家体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活动的坚实基础。中世纪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让位于由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尽管当时的主权平等原则只适用于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国家”。

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兴起，是国际法产生的必要历史条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国际法产生的重要标志。上述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了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和会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这一先例虽然仅提供了初步经验，却在国际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创立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规定对违约国可以施行集体制裁，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虽然，西欧早在15世纪就开始出现常驻外交代表使团，但是，真正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并在欧洲普遍实行，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大陆确立了一个相对均衡的多极格局，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但是，实际上各国都以谋求均势为名，行夺取霸权之实。已经取得优势的法国、瑞典和英国，分别着意于欧陆霸权、波罗的海霸权与海上霸权。欧洲的均势格局并非是“一种神圣的稳定局面。事实上，各国的兴衰隆替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到18世纪末，俄国和普鲁士取代了瑞典、荷兰、西班牙的大国地位。拿破仑战争则最终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建立的欧洲国际格局，而该体系所确立的原则、先例和制度却有久远的意义。

维也纳体系

拿破仑帝国瓦解后，于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召开了维也纳会议。这是全欧国家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英、奥、俄、普四国操纵了会议。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主持了会议。他为主要来自中小国家的二百多位代表安排了贵族式的豪华娱乐：舞会、音乐会、溜冰、乘雪橇、打猎、赛马、军事演习等，让他们尽情欢乐，而四大国的代表在幕后激烈地争夺赃物，重新瓜分欧洲，但是，他们都反对再现一个大国称霸欧洲的局面。

维也纳会议主要调整了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各国的疆域，实现欧洲均势，重建欧洲和平。它为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力量的平衡，使欧洲大国管辖的领土面积大致相等。战胜国四强为了防止法国重建霸权，增加法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堵住其向外扩张的通道。北面由荷兰与比利时合并成荷兰王国，东面的莱茵河左岸领土归普鲁士所有，东南方加强瑞士与撒丁王国的力量。

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欧洲的多极均衡格局，即由法国一国力图称霸欧陆回归到多强争霸欧洲的局面。在这一新格局中，列强并立，相互制约，形成了英、法、奥、普、俄“五角政治”，英俄两个侧翼国家占有优势，特别是英国在维持欧洲均势方面起“平衡手”的作用。这就是维也纳体系。西方学者高度评价它是19世纪“导致稳定的国际体系”，开创了“百年和平”。

维也纳会议对国际关系的贡献还有三个：（1）《各国关于禁止贩卖黑奴的宣言》；（2）制定国际河流航行的“开放”制度；（3）《外交代表等级条例》。该条例规定外交使节分为三个等级：大使（含教皇使节或圣使）、公使和代办。各个等级的外交官的位次是按到任日期决定的。这项规定结束了先前外交官在地位高低问题上经常发生的无休止的争吵、冲突，甚至决斗。其次，关于外交语文，维也纳最后议定书声明，本条约所有文本专用法语，但不应把使用这一种语文看成一个先例，以贯彻于将来，因此，各国在将来谈判和缔约时，保留采用此前在外交关系中所使用的语文的权利。此外，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欧洲大国协调”和“会议外交”，开创了和平时期尝试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式。总之，这一时期在外交实践上有所创新。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对比，法国战败削弱，意大利统一，德国统一后20年就一跃而成为欧陆头等强国，标志着支配欧洲政治的大国发生了位移，欧洲均势在迅速失去平衡，维也纳体系的崩溃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全球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成。国际均势结构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集中表现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斗争。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世界范围内大国的分布及其力量对比加速变化，一个新的全球性格局的雏形浮现。仍然占据国际关系中心的欧洲列强，发动空前规模的对外扩张，德国、美国与日本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它们强烈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一场扩张和争夺的狂潮，终于导致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决定霸权的归属。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美、法、日、意以和平的名义建立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战败国割地赔款，殖民地被瓜分。战胜国按照战后力量对比的变化重划势力范围，建立符合其既得利益的全球体系。压制和妥协造就了短暂的均势与和平。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战后，战败国与战胜国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英法的霸权虽然得以维持，但已江河直下。法国执意利用德国失败之机重建它在欧陆的霸权，英国却以支持德国复兴来制约法国。新兴的美国踌躇满志，寻找着走向世界霸权的时机与途径。日本和意大利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分赃不均的强烈不满，德国复仇主义者对该体系的仇视，促使它们一起走上战争之路。列强之间的实力对比不断发生重大变化，又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这些矛盾。大国争夺天天都在破坏大国均衡格局，侵蚀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基础。短短的20年之后，希特勒德国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彻底埋葬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雅尔塔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以雅尔塔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美英苏就结束战争与维持战后和平问题通过的各种文件、宣言、公告、原则和秘密协议，构成了雅尔塔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美苏划分势力范围与战后维持大国合作。根据协议，欧洲一分为二，西欧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则由美、英、法、苏分区占领，并由此分裂为两个德国；在远东，苏联满足于收回南库页岛、获取千岛群岛、外蒙古独立，以及取得在中国东北和北纬38度线以北朝鲜地区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苏联承认美国对日本和朝鲜南方的控制及其在中国的利益。大国合作以维持世界和平，主要是依据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大国一致原则行事，其主要标志是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否决权。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是二次大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欧洲强国的衰竭或战败，日本的投降，急剧地减少了世界强国的数量，苏联成为唯一的欧洲强国，美国则成为超级大国，从而造成了国际战略力量的新配置。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是美苏两极格局。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三百年来头一次出现两极格局。它构筑了新的世界结构，取代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

美苏两极格局具有新的特点。冷战的开始使两极格局迅速走向对抗，并一度扩大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其基本特征是长期冷战，即双方沿着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心理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带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浓郁色彩，在世界范围内增强紧张而恐惧的气氛。美苏总体实力对比呈现不均衡性，但在其争斗的中心地区——欧洲又呈现局部的均衡，它直接表现为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以及各自势力范围的制度化。美苏两极格局冲突强度大，具有总体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但在核威慑条件下，有较强的控制力。美苏超级大国的先后出现，是战后新的国际现象，它们在政治上对国际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在经济上曾一度各自为中心，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无论是一个超级大国称霸，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都会导致国际局势的紧张与动荡，给国际关系带来尖锐、复杂的全局性危机。两极格局的形成和超级大国的出现，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思考题

1.早期国际关系有何特点？

2.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如何引发国际关系的变革？

3.国际关系体系是怎样演变的？

第二章　当代国际关系的演变

雅尔塔体系建立后，美苏同盟因大战的结束失去了存在基础而告破裂，大国合作的原则遭到彻底破坏，美国决意推行称霸世界的扩张战略，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冷战全面爆发，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国际危机频频发生，其中以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为典型案例，从而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一、国际关系从冷战走向冷战后

（一）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年上半年美国加紧推行分裂德国的政策，准备组建西德政府，并于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迈出了分裂德国的关键一步。苏联随即全面封锁西占区和柏林西管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并宣布在苏占区与大柏林区发行新货币。国际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柏林危机。

为了应付柏林西管区被围困的危急形势，美国一方面架起“空中桥梁”，为占领军和250万西柏林市民大规模空运所需物资。到1949年春，平均每天空运8千吨粮食和燃料。共空运生活资料140余万吨。危机期间共飞行19.5万架次，空运量达250万吨，空运费高达2.5亿美元。另一方面对苏联进行武力威慑，几个大队可运载核武器的B—29重型轰炸机飞赴德国的西占区和英国，在英国首次建立了美国战略空军基地，并且日益强化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煤、电力等的反封锁，加紧冷战宣传，制造紧张气氛，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乘机于1949年4月建立西方政治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第一次柏林危机持续了近1年。其间西方国家把柏林事件提交安理会，几经辩论，6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接近美国观点的提案，被苏联否决。柏林问题陷入僵持局面。由于各方面都不愿冒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遂于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双方于5月12日取消一切封锁。

柏林危机产生了严重后果。大柏林正式分裂为两个城市，东、西柏林各有独立的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德国亦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德国分别加入了北约组织与华约组织，东西方分裂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柏林危机亦称柏林墙事件。1958年10月27日民主德国领导人宣布，西方大国无权再呆在西柏林。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随后扬言要以“外科手术”“割掉西柏林这个毒瘤”。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要求结束对西柏林的占领，使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市，并限定西方在6个月内接受其建议，否则苏联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移交对西柏林通道的管制权。这遭到西方大国的拒绝。它们认为这是最后通牒，有可能引起核战争。柏林问题再次酿成危机。后经1959年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谈，柏林危机遂告缓解。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赫鲁晓夫利用其立足未稳以及入侵古巴遭到惨败之机，故伎重演，于6月再次提出西方年底前从西柏林撤军的6个月期限，肯尼迪坚决予以拒绝。于是，赫鲁晓夫宣布暂停军队复员，增加军费1/3，并大搞核讹诈，扬言如果爆发核战争，肯尼迪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只要6颗氢弹就可以把英国消灭，9颗氢弹就可以灭亡法国。肯尼迪也毫不示弱，宣布追加32.5亿美元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购置新武器，扩大民防计划。双方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二次柏林危机达到高潮。

随着柏林局势日趋紧张，人们从民主德国涌入西柏林，仅8月11—12日一昼夜间就达2500人，这引起民主德国的严重恐慌。

8月13日凌晨，在苏联和华约各国的支持下，民主德国军警用铁丝网把西柏林团团围住。当天是盛夏的一个周日，肯尼迪正在游艇上逍遥自在，不少柏林市民外出度假。到8月17日建成高4.2米、全长约170公里的水泥墙，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墙”。在民主德国一侧辟有禁区，设立哨卡，筑有瞭望塔，壁垒森严。柏林墙使东、西柏林完全隔绝，也使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的往来完全处于9个过境站的控制之下。

西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肯尼迪为表示保卫西柏林的决心，派遣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命令由15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组成的装甲车队穿越民主德国检查站开进西柏林。美国警告说，任何对西柏林交通线的干涉都构成侵略行为，苏联政府必须对此负完全责任。美国用卡车撞毁部分柏林墙。双方分别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西方军队还在西柏林大街上演习，双方的坦克仅隔一条街在东、西柏林的交界两侧炮口对炮口地进行军事对峙。接着苏美竞相恢复核试验，相互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顿时，欧洲和全世界的上空都布满着大规模战争的阴云。

然而，柏林墙既不影响西方对柏林的占领制度，也未限制其自由出入西柏林，更不威胁到西柏林的政治制度和安全，并不存在战争的理由。西方只停留在提出抗议和显示实力上，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接触，终于同意暂时冻结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西方默认了柏林墙的存在，赫鲁晓夫再次收回了最后通牒。柏林危机再次缓解。柏林墙是冷战的主要标志物之一，共存在28年零3个月之久，于1989年11月10日开始拆除，绘有绚丽图案的柏林墙砖成为人们有历史意义的收藏品。

古巴导弹危机是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场激烈的“核豪赌”，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当时苏美战略核力量对比如表2-1所示。

1962年5月，赫鲁晓夫在访问保加利亚时突发奇想，“想到了在古巴装置核弹头导弹的主意”，这样既可以弥补苏联当时在战略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的劣势，还能迫使美国在西柏林和土耳其等问题上作出让步。7月初，苏联与古巴达成协议：首先，苏联向古巴提供短程地对空萨姆导弹和米格—21型战斗机等防御性武器，待其部署好之后，再运送中程弹道导弹和能够运载核弹的伊尔—28型中程轰炸机等进攻性武器。协议迅即予以实施，运往古巴的可携带核弹头的SS—4和SS—5中程导弹达42枚之多，4万余名苏联军事和技术人员抵达古巴。于是，赫鲁晓夫挑起了一场核赌博，冒险下了大赌注。

美国情报机构很快就获得了消息，并立即报告肯尼迪总统。9月4日，肯尼迪向苏联政府发出了警告，但苏联政府却一再断然否认在古巴设置进攻性武器。直至10月16日赫鲁晓夫在接见美新任驻苏大使时还说，苏联在古巴新设一“捕鱼基地”。肯尼迪下令增加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美国政府很快获得了苏联在古巴修建中程导弹、伊尔—28型中程轰炸机基地的大量清晰照片。

10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期间又得到军方的补充报告，至少发现16枚，也可能是32枚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导弹，如果这些导弹击中美国的一些城市，估计会死亡8000万人。

执委会经过4天反复研究、磋商，共提出6种危机决策方案供肯尼迪选择：（1）不采取任何行动；（2）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并提出警告；（3）同古巴领导人秘密接触，对古、苏分而治之；（4）通过封锁，增强空中监视，再加外交压力，采取间接的军事行动；（5）空中袭击；（6）入侵古巴。10月20日，肯尼迪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封锁。

10月22日晚，肯尼迪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电视讲话，披露了苏联正在古巴修建一个进攻性核导弹体系的惊人秘密，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尽快撤出进攻性武器，并宣布美国海军对古巴进行封锁。肯尼迪下令驻世界各地的美军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导弹部队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50%的战略轰炸机满载着核武器在空中盘旋，核潜艇进入作战阵地，强大的登陆部队集结于佛罗里达州及邻近各州，时刻准备参战。美国掌握的确凿情报和迅速行动大大出乎赫鲁晓夫的意料。23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的行动是“海盗行为”。赫鲁晓夫在致肯尼迪的信中也指责美国以封锁来对苏联进行威胁，正在把人类推向一场核战争的深渊。他同时下令苏军实行“战争动员”，华约和古巴的军队也作好了战争准备。古巴导弹危机由此爆发，美苏处于核战争边缘。

10月24日上午9时，封锁生效。美国海军在古巴以东300公里的海面上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警戒圈，180艘军舰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开始拦截和搜索驶往古巴的船只。10时半前后，驶往古巴的20艘苏联船只在接近封锁圈处全部停航或返航。但是，美国侦察机发现古巴的导弹基地工程却在加紧施工。显然，苏联力图赶在美国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完工，以增加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肯尼迪发现赫鲁晓夫在面临摊牌时已示弱退却，那么继续使用军事讹诈手段将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肯尼迪命令国务院准备一项应急计划，以备在入侵和占领古巴后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并扬言要空袭古巴的导弹基地。从10月24日到26日，局势日趋严重。总统之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私下向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透露，总统至多只能再克制2天了。

危机终于出现转机。10月26日下午1时半，苏联参赞放出了“试探气球”，在间接获得美国官方首肯后，当晚6时，肯尼迪接到赫鲁晓夫一封冗长的亲笔信，由于时间过于紧迫，该信破例由苏联外交部直接送到美国大使馆，最后一页也未盖章。赫鲁晓夫在信中表示愿撤出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交换条件是美国撤销封锁和保证不入侵古巴。但他在27日致肯尼迪的信中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即美国还应从土耳其撤走进攻性导弹。当天另一突发事件是古巴地对空导弹击落一架U—2飞机，飞行员死亡。肯尼迪决定避开27日的正式文件，直接就26日的私函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这就是著名的“肯尼迪对策”。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私下告诉多勃雷宁，肯尼迪总统早就想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这些导弹，这次危机一结束，这些导弹即将拆除。不过此项承诺不能公开，不能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但是，肯尼迪总统明确表示，如果29日美国得不到苏联的正式答复，美军将全面入侵古巴。28日，赫鲁晓夫同意“被美国称之为进攻性的武器将予拆除、装箱并运回苏联”，11月21日又同意在30天内撤走伊尔—28轰炸机，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接着苏联也解除了军队动员令。至此，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才告结束。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认为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其一切领导职务。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是世界动乱与危险的主要根源，美苏的冷战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作用，从根本上体现了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向多极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独立自主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冲垮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发展中国家兴起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要求变革，要求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大基本力量的实力对比加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相对衰落，日本和西欧的重新崛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日益壮大，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角色。于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两极对峙格局的基石发生动摇。早在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明确提出世界上已经出现美国、西欧、苏联、日本、中国五大力量中心之说，并认为“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前途”。但是，当时的日本、西欧、中国等新的力量中心还在形成之中，尚未能打破原有的两极均势，世界格局还处在渐变或量变的阶段。进入80年代后期，世界力量重组加速进行，美、日、欧在经济上的三足鼎立之势基本形成，苏联出现了明显的颓势，而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加速发展，决定世界战略形势的几大战略力量并存、相互作用的基本结构和形态开始形成，世界格局的大转换终于到来。

1989年东欧剧变与1990年德国统一，意味着由雅尔塔体系划定的苏联势力范围最终消失，冷战的焦点也随之化为乌有。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具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两极格局的最终瓦解。至此，雅尔塔体系寿终正寝。

国际体系的嬗变孕育了近半个世纪，导致这种历史巨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世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世界生产力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政治结构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必须与之相适应，并随其发展而变化。在科技不断创新的条件下，世界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当代世界生产力空前发展的主要后果之一是造就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扩大了国际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范围、深度和合理性，为世界各国编织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网。国际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其机制把各国经济连结成密切联动的有机整体，经济协调和国际合作成为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获得国家利益的主导方式。世界生产力所引发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国际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是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和合作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不仅在政治上割裂了世界，而且在经济上割裂了世界。它的基本特征是分裂—冷战—对抗，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分割了国际社会，破坏了国际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性发展，极大地阻断了各种资源的国际配置和跨国流动，严重地妨碍了国际经济及相关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当代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近半个世纪中，当代国际条件深刻变化所包含的变革及其意义，长期被两极格局所抑制。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长久地阻挡世界生产力。它在不断地积聚能量，力图冲破两极结构的束缚。这种能量释放的政治方式是独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于醉心于调动全部资源用于争夺世界政治与军事霸权而迅速由兴转衰，其他的大国把握住历史机遇，重振世界大国的雄风，日益突破两极框架，向多极化的方向猛进。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开始形成强大的动力，两极格局终结，开创了走向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新结构，这是国际政治结构发生相应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也是雅尔塔体系无可逃遁的历史命运。

（二）多极化形成时期的国际关系

对国际关系体系进行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全球层次处于关键位置。全球层次的中心结构是世界格局，即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及其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中，当这种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塑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

存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难以为人们所理解。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再说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需要相对来说较长的时间。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而完成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没有战争硝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也没有重大的旨在确定大国地位、重划势力范围和设计世界政治新蓝图的国际会议及协议，一切在未定之天。和平方式与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以及潜在的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况且，这次和平转换恰逢经济全球化引发国际社会大变动、大机遇，变数众多，一切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定型，一个较为漫长的格局过渡期是不可避免的。

冷战后时期，正在形成中的多极结构，一般而言，是由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欧盟等力量构成的。它在本质上既区别于两极格局，也区别于历史上势均力敌的列强争霸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中变革性力量、和平力量的兴起，将极大地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中，美国独大所造成的多极的不均衡性依然存在，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一超多强”，但总体上趋向于相对均衡并相互制约。当代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世界权力的分散化和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冲突与对抗亦趋于分散化、局部化。多极化结束了国际政治、军事大分裂，全球层次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局面得到了保证。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政治保障。多极化也结束了国际经济的大分裂，结束了所谓两个世界市场平行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投身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这正体现了当代世界生产力对于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是不可否认，冷战思维与冷战遗风、权力政治、集团政治等历史惰性，以及新的全球结构中的冲突因素仍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新旧交织的时期。尤其是考虑到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可预计的将来不会动摇，国家利益的碰撞、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社会两种状况并存：有序与无序、理性与疯狂、稳定与动荡、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对抗……旧时的一切仍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将是21世纪国际社会的基本现实，但是未来的主导趋势是走向协调、合作、管理、较为有序与制度化，世界将会加速整体性发展趋势。世界政府是不可取的，建立在越来越多国家利益共性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新体系将是积极有效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是十分有意义的。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转折和演进，新的全球政治结构的构筑，比人们预料的要深刻得多，其最显著的标志是美、俄、中、日、欧（盟）世界五大力量的战略与相互关系的调整趋势。

冷战后，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之机，抢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高科技领先，经济曾持续发展，新经济实力首先和直接转化为新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率先信息化与高效化，在世界上反复运用软、硬权力，大力构筑全球安全体系，强化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极力维护其霸权地位，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其典型的表现。美国霸权的一时之得势，并不能改变世界大势。战争并不表明“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战略判断有误或已经需要改变。它只说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与曲折的进程，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漫长的，单极的强烈反弹正说明多极化是历史大趋势。世界大势仍然是一个主题不变：和平与发展；两个趋势不变：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美国力图在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建立单极霸权，但是，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准备打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是运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等，确立经济霸权，进而推进军事、政治和文化霸权，其中包括主要对中小国家进行信息化的高科技战争，来达到霸权的目标。最典型的非小布什政府莫属。它推行一项以显示单边主义、军事实力及先发制人的战争为特征的“新帝国战略”，强硬专横，咄咄逼人，漠视国际公法，违背国际公理，践踏国际制度，置安理会于不顾。美国超级霸权登上了传统国际政治的巅峰，因而美国极力阻挡向多极格局的和平过渡，以单极化对多极化，尽力构建单极格局。美国确信，绝对优势实力才能确保绝对安全，才能封杀任何被认为有不良企图的崛起大国。可是，美国的雄心与实力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的霸权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构成了另一对难以解开的矛盾。布热津斯基说得十分透彻，美国因缺乏公认的合法性而成不了世界警察，因缺乏偿债能力而成不了世界银行家，因自身不清白而成不了全球道德家。他在《大棋局》一书中声称，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美国不仅是第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到2020年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可能降至10%—15%，而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地区与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20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会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他指出，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此外，全球化对美国社会凝聚力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减弱作用。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廉价商品、投资、毒品及跨国犯罪，使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更加崇尚享乐主义和腐败堕落，难以激发为高代价、高风险的世界霸权所必需的国内政治共识，在信息化时代，任何国际干预造成的低水平伤亡，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美国在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全球战略力量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况且，美国的下行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认为，军事事务的权力分配是单极的，但在经济事务和跨国事务的权力分配上，使用单极化、霸权等传统术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小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失败有其历史必然性，美国在国内外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欧盟深化一体化，力图提升其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以“极化”战略来寻求全球主导空间，要成为“全球性欧洲”。日本与其向世界大国冲刺的愿望相反，似乎日渐淡出世界中心舞台和边缘化。俄罗斯以“大国复兴”的雄心，重振大国雄风，在国际舞台上强势复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锐不可当，国际地位及作用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弗朗西斯·福山断言，今天主导世界的现实是多极体系的兴起。美国追求单极格局失败表明，世界战略按照历史的逻辑，趋向相对平衡，向合作与和谐主导型的多极化方向演进。

从本质上来看，整个过渡时期内的核心问题是，美国追逐单极霸权，多强予以制衡并要求合作与平等，两者将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形势发展并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美国集中力量维护“一代人”的领导地位，充分说明它对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倒是对多极化有一定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到那时美国面对现实，有可能重新审视其全球战略。

从目前来看，大国间初步建立的伙伴关系，反映了21世纪大国关系的合理框架、正确导向和未来趋势。大国伙伴关系的趋势性特点主要是：（1）它的基础只能是日益扩大的共同的国家利益，即大国在全球、区域或双边层次上国家利益的交叉和汇合点。但是，互利是以条件为转移的，共同利益具有不稳定性，利益分配不均也会造成利益冲突。（2）它的起点高。大国赋予彼此间的伙伴关系以“战略”两字，意味着应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和处理相互关系，不囿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力求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机制。这就要求克服目前尚存的短视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偏执。（3）它在本质上要求非敌性。无论是相互之间，还是对其他国家，都不敌对，即不针对第三国、不结盟、不对抗。大国伙伴关系的不结盟性质，是大国关系史上旷古未有的新鲜事物，具有21世纪的时代特征，它与大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有着强烈的反差，更多地预示着方向、趋势和未来。（4）它的目标是在战略高度上建立平等、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关系新模式，在合作框架内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原则，妥善处理彼此间的一切问题，包括分歧与争端，一般不会失控，这是一种总体上和发展趋势上保持协调、合作与稳定的大国关系架构。（5）它具有涵盖面大、运作性强的沟通、对话、磋商与管理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在高层），以确保关系的稳定性。（6）它具有合作与制约、协调与竞争、朋友与对手的两面性和复杂性。（7）它具有连锁互动的特性，冷战后大国利益互相交汇、互相牵制，已形成密切联动的大国关系网络，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动，都会涉及其他大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大国也会作出反应，以维持多边协调和平衡的总体格局。

总之，到21世纪中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大国的力量基本定位，其他强国的力量有可能接近美国，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从目前的严重失衡逐步趋向相对均衡，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而不断调整，并基本定位，在全球层次上至少会形成美、中、俄、日、欧（以德为代表）五极，在区域层次上还会出现以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次力量中心，其他世界大国（集团）会“帮助”美国丢弃单极霸权的幻想，正视现实，回到现实中来，届时，它们将在此基础上构筑相对稳定有序的多极化世界格局。

在这多极化时期，国际关系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如下。

1.以高科技、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赛取代单纯的军备竞赛，成为国家特别是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多极化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七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2%，而新兴大国群体（中、俄、印、巴西、墨西哥、南非）的比重还不到8%。到2006年西方七国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新兴六国的比重则升至14%。

2.战争的危险由全局向局部转移，即全球层次的缓和与地区层次的动乱并存。

冷战时期的地区热点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如巴勒斯坦问题并未如耶路撒冷冰墙一样融化消失。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幕：美国艺术家奇胡利出于创作“沙漠中之坚冰”的艺术冲动，于1999年10月在耶路撒冷老城墙外靠近雅法门的空地上，用24块采自北极的巨冰，砌成长20米、高6米、厚近2米的冰墙。冰墙纯洁无瑕，晶莹剔透，夜晚在灯光的照耀下，色彩斑斓，坚冰一点点融化，水顺着地势流到老城墙外的灌木丛中，滋润着干旱之年干渴的树林和花草。奇胡利说，在人类伸展双臂拥抱新世纪之际，他希望作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认圣城的耶路撒冷的紧张气氛和阿以间的矛盾冲突，都将像这冰墙一样融化消失，使圣城成为和睦共处的“和平之城”。

冷战后，新的地区热点层出不穷，呈现更多的局部不稳定性，冲突源多样化，既包括民族主义的高涨，内战的多边化与国际化，也包括对资源、边界、领土、水道等的争夺，冲突十分频繁。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发动的高科技战争。它区别以往战争的特点是：（1）战争的政治化。虽然战争直接针对某个中小国家，但美国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战争完全出于大战略的需要，为美国全球霸权服务。因此，政治渗透于战争全过程，政治对战争行为进行有效控制，美国总统等高层政治领导人不仅进行战略决策，而且常常直接决定、过问，甚至参与战术制定和战斗指挥，例如决定兵器选择、攻击目标的确定、进展的速度、规模的大小等，以便及时根据政治需要实施或调整军事行动，严格控制战争的规模、烈度和目的。（2）战争的突发性和临时性。过去往往有较长时间的预谋和准备，现在美国拥有各种高技术武器和装备，能有效而及时地远距离投放兵力，实施战争行动都具有突然性，在确定战争的目的、目标、手段、地点、规模和烈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临时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灵活要求。（3）战争持续时间大大缩短，例如1986年4月15日美国对利比亚发动了代号为“黄金峡谷”的军事报复行动，大规模猛烈轰炸仅持续了短短的12分钟。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仅42天就全面打败伊拉克。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对南联盟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也只打了78天。从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到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也不过43天。究其原因，主要是军事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大大加快了战争破坏、战争决策和指挥、调动、联络、行动的速度。夜战能力迅速提高，充分利用了战争时间，大大缩短了战争的绝对时间。此外，战争时间的准确性和军事价值明显提高，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时间的允许误差由日、时、刻缩短为分、秒、微秒；战争的消耗成倍增加，导致战争的持续能力大为减弱；战争目的的单一性加速了战争进程，最短的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分期也不复存在；为了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作出强烈反应、某些国家实施干预措施之前达到战争目的、结束战争，也需要尽可能缩短战争时间。（4）以大规模空袭为主，甚至完全依靠空袭取胜。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进行了1个多月的连续轰炸，地面战争仅仅打了短短的100小时，而科索沃战争则完全是轰炸。这是由于美国握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我打得到你，你打不到我，灵活机动，进退自如，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地面战必然引起的人员伤亡，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形成巨大的阻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达到了“零伤亡”。（5）作战手段的高技术性。高技术性表现为射程远、高速度、高精度的各类新型武器、装备相继投入使用，典型的如美国的隐身技术、舰射巡航导弹、“战略防御计划”技术、空间系统技术、软技术武器和灵巧武器技术等。在科索沃战争中就使用了激光制导的导弹、集束炸弹、贫铀炸弹、巡航导弹和石墨炸弹等最先进的高科技武器。高技术性还表现在陆、海、空、天（太空）一体化的作战方式，电子战的作战方式，以及卫星、飞机、导弹相配合的作战方式，还有现代化的3C—I系统（Command, Communication, Control-intelligence），该系统主要包括侦察监视系统、通信导航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它能保证整个作战的有序性、准确性、灵敏性和连续性，真正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6）美国总是以维护正义与法理、维护人权、反对种族灭绝与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为口实，以国际社会的名义进行这些战争，并力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是有史以来技术含量最高的现代化局部战争。战争的持续时间虽短，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深远。它不仅预示了美国维持21世纪全球霸权的决心与手段，而且预示了未来战争的模式、特点和规律，促使世界各国对信息时代战争进行许多新思考。

3.在缓和成为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趋势的情况下，和平与发展发生重大转移，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危险，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复存在，这为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和现实可能，发展问题一跃而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头号课题、世界的最强音。经济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得更直接、更强有力，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成为国际合作、竞争与冲突的核心。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轴，经济角逐将塑造“经济第一”的21世纪。

目前，围绕着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可能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世界各国正在开展自救和互救，为克服危机这一共同目标而协调、合作，作出各自及共同的努力。总之，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无疑它将重新整合国家间关系，加强它们的相互依存，强化国际社会的制度建设，增强其有序性，给国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4.综合安全取代单纯的军事安全成为21世纪主流的安全概念。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第一要素，而且在信息时代要确保军事安全变得越来越严峻，但是，世界各国发现只关注安全的军事层面已远远不够了，安全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能源、资源、信息、环境、生态等多种因素。在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充分利用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获得综合保障。

当今世界需要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安理会的机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维护国际安全的经济保障；平等对话、充分协商与和平谈判，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正确途径。

5.多种文明的复兴、并存、竞争与融合。21世纪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全球治理都需要各大文明相互包容，相互吸收，集精华之大成，以解除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困惑与困顿。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描绘了与此相反的世界图景：文明与文明集团的集结、对抗，沿着文明断层线的冲突以致文明大战……这是十分有害的。

6.全球问题的激化与全球治理。随着环境与生态的持续恶化、资源日趋匮乏、武器扩散、地区冲突蔓延、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频繁、难民潮涌动等，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终将达成共识，为了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加强全球范围内的默契与合作，建立一系列国际制度，对全球公共问题群进行全球治理。这是一个充满一国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矛盾与斗争的痛苦而漫长的过程。目前在全球政治议程上最重要的全球问题是金融危机与气候变暖，这两大问题更具紧迫性、弥漫性和挑战性。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从多种视角来观察、分析多极化时期的国际关系，分清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在迈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现实主义是必须的，理想主义是有魅力的。

二、处理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主权平等

国际关系体系总体上仍是一个处于无序状态的国际社会系统。但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又表现出一定的有序性，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因其客观存在的需要，产生了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整个国际法的基础，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具有法律性质的普遍原则，通常是国家经由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来共同制定，采取条约、宪章或宣言等形式。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以及1954年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文献之中。其中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原则。

确认主权平等原则为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主权平等原则作为核心和根本依据，引申出其他基本原则，其他基本原则是主权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如果否定了主权平等原则，也就否定了其他基本原则。同样，作为主权平等原则具体实施的国际法各项规章制度，也是基于主权平等原则而存在的。

其次，主权平等原则规定国家可以平等行使各项基本权利，要求尊重国家基本权利的行使，如果否定了主权平等原则，就谈不上国家平等行使各项基本权利。

国际关系的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根本原则、国家行为的根本依据与判别标准，正在而且必将继续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最有效的作用。

关于主权平等原则的要点有6个：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国均享有主权的固有权力；各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各国的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各国均有权利选择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各国均有责任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侵害主权最烈的是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

当代最明目张胆地侵犯主权国家的事件是伊拉克公然吞并科威特。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少得可怜的科威特士兵正在梦中漫游，10万伊军兵分两路入侵科威特，先头部队身着科威特军服，坦克上涂着科军的标记，科边防军以为是友邻部队，未加以阻击，伊先头部队沿海滨公路长驱直入，一举攻下科威特城。当阳光初照的早晨，伊坦克部队包围科威特王宫时，市民还以为王宫增加了守卫部队，直到隆隆炮声震天动地，滚滚浓烟在王宫上空升起时，他们才明白过来。科威特全境不到9小时就被伊拉克占领，不久被宣布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

两个超级大国在二战后打着各种幌子，对主权国家进行战争威胁、大举入侵或采取报复行动之多，不胜枚举。

20世纪70年代，苏联达到国势之巅，而美国因越南战争大伤元气，被迫采取收缩战略，从而使苏联在全球霸权争夺战中处于攻势。在此战略背景下，苏联加紧实施南下战略，力图以阿富汗为基地，打开陆上通道，直下印度洋，威慑中东产油区，迂回包抄欧洲，并与其太平洋战略呼应，最终实现其称霸全世界的战略目的。这是19世纪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遗训。1979年9月，阿富汗总理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亲苏的塔拉基政府，并处死塔拉基。为确保南下大门万无一失，苏联于12月24日出动8万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27日占领其首都喀布尔，当晚处决阿明全家。然而战局的发展出乎克里姆林宫决策者的意料，政治色彩不一的阿富汗各派穆斯林组织和部落武装暂时捐弃前嫌，联合抗敌，使苏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苏军增兵至13万人仍无济于事，伤亡与失踪人数却高达近5万。巨大的伤亡，加上师出无名，侵阿苏军士气极度低落，而每年30—40亿美元的巨额军费开支使苏联经济赤字累累，雪上加霜，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国际上陷于极端孤立，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大国合力制止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势头。苏联陷入内外交困，长达8年的阿富汗战争对苏联而言无疑也是一场越南战争，最后也不得不以撤军告终。这充分说明，苏联违反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公然入侵一个主权的、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这也是苏联这个庞大帝国不久就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越南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对主权国家发动的历时最长、投入最多、为害最烈的一场侵略战争。美国从特种战争，南打北炸，逐步升级到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最终仍然遭到彻底失败。美国在越战中所付出的代价，由表2-2可见。

进入冷战后时期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大规模侵犯人权”及“种族灭绝”等，祭起“人权高于主权”的法宝，动辄对中小国家动武。例如美国和英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擅自在伊拉克这一主权国家划定“禁飞区”，并据此不断轰炸伊拉克，是粗暴践踏主权平等原则的行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发动科索沃战争，对主权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狂轰滥炸，更是严重违反国际法最基本准则的行动。2003年美国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擅自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对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严重践踏国家主权原则的行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互不侵犯

互不侵犯也是现代国际法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的原则。

互不侵犯原则是20世纪形成的一项基本原则。从现代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容许侵犯。侵犯他国在国际法上是非法行为。为了维护主权平等原则，必然要确认互不侵犯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负有互不侵犯的神圣义务。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总是无视和践踏这一基本原则。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侵犯其他国家的领空、领海、领土难以计数，动辄出动三军炫耀武力，实行武力威吓政策，并屡屡使用武力，甚至多次对别国发动战争，从而成为当代破坏互不侵犯原则的主要国家。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于1999年5月8日用5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使馆主楼顶被炸了个大洞，大楼右侧整个一面外墙炸飞，造成使馆馆舍的严重毁坏和重大人员伤亡。这一暴行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其粗暴的侵犯，也是对《联合国宪章》、国际关系最基本准则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肆意践踏。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中国大使馆是中国领土，是中国的化身，对中国大使馆的攻击行为，就是对中国本身的攻击行为，就是对中国主权及主权尊严的严重侵犯。根据国际法，使馆馆舍和使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外交上也曾出现过各种各样违反这一准则的事件，但从未有过像北约组织这样的加害国（国家集团）直接用武力攻击使馆和使馆人员的恶劣先例。这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5月8日下午6时30分，美国副国务卿皮克林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连道歉都没有，反而提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安全问题。李大使愤怒地驳斥：“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还来跟我谈什么美国外交官的安全问题！”在就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表态时，皮克林开始用的词汇是“遗憾”，而不是“道歉”，李大使立即要他纠正，他才不得不说“道歉”。这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蛮横无理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政府当即发表严正声明，对这一野蛮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予以强烈谴责，并提出了最强烈抗议，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公开向中国政府、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表示道歉，对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并严惩肇事者。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构成美国的严重国际不法行为，美国政府必须为此承担国家责任。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就轰炸事件已向中国政府、人民和受害者家属作出了公开道歉。中美两国政府于7月30日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所造成的中方人员伤亡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赔偿450万美元；12月16日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支付2800万美元，作为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所造成的中方财产损失的赔偿。

（三）互不干涉内政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公认的基本原则，从历史上的不干涉原则到当代的互不干涉原则，是这一原则的重大发展。它是主权平等原则的引申，因为干涉别国内政，就是不尊重别国主权；要互相尊重主权，真正实行主权平等，就必须互不干涉内政。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当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各国不仅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各异，而且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也有很大差别，只有承认这些不同，相互尊重，才能扩大合作，发展交流，和睦相处。各国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只能建立在各国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必然造成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各国的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际社会对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所创新，即在安理会决议授权、尊重对象国主权并征得其政府同意的条件下，可以对该国内部事务进行有限度干预，但要防止被霸权国家所利用。

霸权主义国家总是破坏这一原则，经常利用各种借口，采用各种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这种事例并不鲜见。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国会于3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根据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承认台湾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中国的一个省，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与台湾关系法》却把台湾当作一个政治“实体”，力图使美台关系带有官方性质。该法案第四条规定：“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意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适用于台湾。”根据该法案的有关规定，美台之间在中美建交之前以国家名义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继续有效，中美建交也不影响“台湾治理当局于1978年12月31日或以前所拥有或持有的、或在此以后获取或赚得的对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产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或利益”。该法案还声称，美国要“保持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为此，“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美国企图以《与台湾关系法》变相复活已经终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实际上把台湾视为政治“实体”，并对其安全“负起责任”，这是对中国内政十分露骨的干涉。“台湾牌”已经成为美国在战略上和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筹码。

美国利用本国法律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是其一贯的恶劣做法。1999年年底，美国政府决定根据美《国际宗教自由法》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是一个突出的案例。美国政府歪曲事实，无端指责中国，利用所谓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进行所谓的制裁。这是美国政府制造的又一起严重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事件。

更有甚者，美国蛮横干涉小国政坛，或强行换马，或捉拿反美的当权者。

1979年3月，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发生政变，亲美政权被推翻。1983年10月19日，更激进的“左派”接管政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美国视之为心腹之患。10月25日，美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打着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旗号，出动10余艘军舰以及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1900人，一举占领这个面积仅为344平方公里的小国，把被俘的苏联、民主德国、古巴等国顾问全部驱逐出境，扶植亲美领导人上台执政。美洲国家组织、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等强烈谴责美国这种明目张胆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11月2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美军撤出格林纳达。美军最终于1985年6月全部撤离该国。

1989年5月举行的巴拿马大选对美国支持的反对党有利，但军事强人诺列加领导的军政当局宣布大选作废，并组成临时政府。美国对诺列加大为不满，担心自己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特权受到威胁，因此借口捉拿毒贩诺列加、维护巴拿马民主进程，于1989年12月20日凌晨对巴拿马发动代号为“正义事业行动”的入侵。美国利用在巴拿马运河区驻军的有利条件，出动以美国第18空降师为主力的3万人，兵分5路进行突袭，还出动了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美国迅速占领了首都巴拿马等重要地区，捣毁了巴拿马国防军总部，四处搜寻国防军司令诺列加，为此美军还肆无忌惮地闯进尼加拉瓜大使官邸，侮辱该国大使，致使尼加拉瓜总统当天宣布驱逐美国大使馆20名外交官。诺列加起初躲进梵蒂冈使馆避难，后被迫离开，美军将其逮捕后送往美国受审，被判有罪在美国监禁至今。

（四）平等互利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互利。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及社会制度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是平等的。平等权历来是主权的主要表现之一，现在进一步向前发展，与互利结合起来，成为一项新的基本原则，这是国际法上平等原则的发展。国家间只有讲平等，才能谈得上互利；只有实现互利，才算真正的平等。平等互利原则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强调国家间的关系不仅应在形式上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在实质上平等。平等互利主要是主权平等原则在国家经济关系方面的体现。各国应在经济上相互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不等价交换是不可取的。世界经济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起着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作用。这对于冷战后以经济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扩大国际贸易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弊端，其核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极不平等、利益分配极不合理。据统计，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中，发达国家获取70%，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获得30%，而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则损失6亿美元，它们正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生活的主流之外。占世贸组织成员3/4比例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在世贸组织中享有平等参与和制定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权利。到1999年底，尚有占全世界1/4人口的31个国家被排除在世贸组织之外。目前，世贸组织大部分规则都是按发达国家的需要和国内规则所制定的。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一再违反自己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筑起贸易或非贸易壁垒，对外来商品征收高税，进行所谓反倾销，同时又咄咄逼人地竭力打开别国的市场，对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提出开放市场的种种苛刻条件，把人权标准、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一些非贸易因素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

（五）和平共处

尊重主权平等原则，就必须和平共处，承认各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存在，相互尊重，彼此友好、和平地相处，以和平方式解决相互间的一切争端，这既是主权国家正常交往的需要，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需要。

一切不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犯别国、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都破坏了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它是指国家间发生纠纷或争端时，争议各方均负有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的义务，不应诉诸武力和战争。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美国常常在争端发生或挑起事端后使用武力。1975年5月12日，载有高科技设备的美国“马亚克斯”号船侵入柬埔寨威岛以东领海，被柬埔寨炮艇拦截，39名船员及船只被扣留。正当外交调停进行时，美国总统福特于5月14日下令发动军事进攻，柬埔寨空军基地和油库遭到轰炸，3艘炮艇被击沉，3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行登陆，救出被扣留的船员和船只。在此次军事行动中，3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3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多人受伤，10余人失踪。另一争端发生在美国与利比亚之间。1986年4月15日凌晨，美国以利比亚策划暴力恐怖事件为由，突然对利比亚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从英国境内美军基地起飞的18架F—111轰炸机和从地中海美国第六舰队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5架A—6和A—7海军作战飞机，猛烈轰炸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在短短的12分钟内投弹100多吨。利比亚领导人的住宅被炸，他的两个儿子及一些亲属被炸伤，年仅16个月的养女被炸死，一些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百余名居民伤亡。美机还轰炸了利比亚的军事指挥部、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等。

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圆满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港澳回归中国，为国与国之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典范。

（七）反对霸权主义

所谓霸权主义就是大国或强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使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以强凌弱，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任意宰割别国，操纵国际关系，称王称霸，以达到控制、支配或统治其他国家和地区直至世界的目的。它是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别名。超级大国的出现，使霸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霸权主义是对国家主权及其基本权利的严重践踏，是对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其他基本原则的严重破坏。霸权主义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和动荡，是对世界和地区和平、各国安全与稳定的严重威胁，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障碍。

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国际法的一项新的基本原则。

在当代，独立自主的洪流滚滚向前，世界各国大多已获得政治独立，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霸权主义，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汹涌澎湃，冲破了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体制。在这种形势下，反对霸权主义被真正提上了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20世纪70年代初在和美国、日本等国发表的声明和公报中，确认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用以调整有关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和许多国家继续共同确认这一准则。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于1974年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也确认了“不谋求霸权及势力范围”的原则。特别是1979年第三十四届联大通过的《反对霸权主义决议》庄严宣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理由在国家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简言之，到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和双边协议，确立了反对霸权主义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由于目前国际关系体系仍建立在各国尤其是大国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世界经济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因此，作为其国际政治反映的霸权主义，难以从根本上加以遏制和消除。但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已经成为公认的准则，谁也不敢公然反对它，在实际上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道义压力，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从而使反对霸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行。

思考题

1.雅尔塔体系终结的标志是什么？

2.试分析当今多极化趋势。

3.处理国际关系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第三章　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者：国家

国家，是一个可见的实体。在当今世界近200个国家中，有美国、法国和中国这些大国，也有圣马力诺、斐济和文莱这样的卓尔小国。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角一直被国家这种政治实体所占据着。即使是在全球化潮流迅猛发展的今天，国家依然没有失去其国际关系基本行为者的地位。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确实在扩大，但那些关于主权国家将要衰亡的预言都没有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国家的政策依然限定着其他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空间和活动规则。

一、国家和国家主权

（一）民族国家的兴起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制之后的产物。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民族国家是国家在现当代的主要国家形式。从狭义上来理解，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通常指那些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的重合。在实践中，民族国家也泛指那些具有共同历史、统一政治和同质文化的多民族组成的国家。

欧洲的民族国家最初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晚期。欧洲最初的民族国家存在于君主制的形式中：王权是民族聚合的中心，民族的孕育和发展与君主制国家的成长与巩固互为促进。其结果，民族语言取代了部族言语、方言和外国言语而成为国语；民族教会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而成为国教；国王不再听命于神圣罗马帝国，并在王国的范围内通过制服封建领主而最终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比如法国1539年的维莱尔—科特雷敕令就规定，各种司法文件必须使用法语而不是拉丁语，等于宣告了法语为国语。在1516年，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和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签订条约，规定法国大主教、主教和神父都由国王任命，教会收入大部归国王所有，从而使法国天主教会不再受罗马教廷的管辖，而实际上从属于国王。在12—16世纪，法兰西王国以巴黎及其周围地区为中心，不断扩大王室领地，先后兼并了许多公国，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在16世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王国和法兰西民族在欧洲大陆形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大陆的确立及其在海外的扩张，给民族国家注入了新的内容，并使它成为现代国家的普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要求拆除所有妨碍资本、商品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建立统一的国家市场。在政治上，新兴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促发了一场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国家。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封建等级特权的淡化，不分种族的人们日益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经济共同体中，并不断形成统一的语言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心理因素。摆脱了对领主和行会的依附关系的人民获得了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在共同的政治经验、经济纽带和国家认同的作用下，同质的国民文化逐步形成。在民族走向成熟的同时，国家机器也日益发达起来。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在加强对内控制和对外征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

民族和国家的结合，使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得以焕发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能量，使欧洲国家得以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大举进行殖民和征服，摧枯拉朽般地击败了一个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在欧洲民族国家成功范例的垂范下，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也都以建立民族国家为首要目的。

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改变了旧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之前，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国家是松散的和静止的。这是由当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决定的。传统国家的松散性和静止性决定了传统国家间的关系也是隔绝的和静态的。国家之间不存在不可或缺的交往关系。战争是为了掠夺财富，为了获得贡纳，而不是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材料；商业活动主要是为了获得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而不是生产活动的需要。国家间的关系往往是局部的、区域性的和偶然的，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与大工业相伴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构建起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大工业本身要求打破地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阻隔，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又给予早先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得以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实现大工业的世界性扩张要求。于是，在旧有的神权帝国、封建帝国和殖民帝国的废墟上，民族国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相继建立。它们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者。它们在国内享有处理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力，在国外根据主权平等的原则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它们为了实现各自的国际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发生着经常的交往关系。它们制定国际法和规则，以调解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其他国际行为者的行为方式。总之，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角，它们之间的互动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各国人民在今天和未来的命运。

（二）当今世界中的国家

在1945年，当联合国刚刚创建之时，联合国只有51个国家。今天，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联合国共有192个会员国。主权国家的大量涌现经历了两个浪潮。一是非殖民化浪潮。在1945年，地球上有7.5亿人生活在非自治领土上。今天，这个数字已减少到130万。在各殖民地国家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下，在主张正义的东方国家的支持下，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从那时以来，殖民地纷纷获得了独立，并作为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出现了第二波建立新独立国家的浪潮。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原多民族联邦制国家相继瓦解，分解出近20个新国家。

林林总总的国家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和富裕水平、政治和军事实力等各方面相差悬殊。尽管如此，每一个国家都是当今世界上国家共同体的一员，都具备这样四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定居的人民。各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有多有少，比如中国的人口已13亿多，而某些微型国家的人口只有几千。

第二，一定界限的领土。前苏联的国土面积曾高达2240万平方公里。即使1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取得独立以后，今天的俄罗斯仍拥有1707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而仅拥有1000人，并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教皇国梵蒂冈，面积仅有0.44平方公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拥有本国控制下的领土。不过，在个别的情形下，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并不是国家存在的必要前提。中东的巴勒斯坦国在1988年宣布成立时，其所有的领土都处在以色列军队的占领之下，但这不妨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中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为一个独立国家，并和它建立外交关系。

第三，一定形式的政府。政府是一国在组织上的体现。有了居民、领土和主权，一国还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负责对其人民和领土实行管辖，承担国家的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否则，这个国家既无法在国际上获得有效的代表，也会在内部动乱和外部入侵面前陷于瓦解。至于政府的形式，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可以多种多样。如议会民主制、君主立宪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总统制等等。

第四，主权。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一个政治实体如没有主权，便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在非殖民化运动展开之前，绝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都被迫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国，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主权地位。在前苏联，虽然许多加盟共和国都颁布有自己的宪法，并宣称自己是主权国家，其国民具有该加盟共和国的国籍，但是，鉴于这些加盟共和国并不具有独立地决定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这些加盟共和国仍不被世界各国视为主权国家。即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中拥有自己独立的席位，这也只是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安排，不表示这两个加盟共和国是真正的主权国家。

任何国家的活动都表现为两种基本职能：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外部职能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的增多和国家职能的扩大或许是本世纪政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当今的国家已不再满足于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守夜人”的默默无闻的角色，逐步发展成为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庞大机器。

国家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内部职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主要的。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如果不首先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不首先推动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物质力量来保卫国家或拓展国际空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首先采取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增强之后，从19世纪末开始，便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同时，对外职能的实现，如成功的外交和军事胜利，对国内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有时，一国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内部的阶级统治，采取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恩格斯在分析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时说：“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也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狂想，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列宁在分析俄国对中国战争时也指出：“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征服，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征服，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移到别人身上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外部职能还可能上升为主要职能。在战争时期，外部职能执行的情况如何，不仅影响国际社会，而且影响到国内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发展。

（三）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所以，民族国家也称为主权国家。

主权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16世纪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让·布丹（1530—1595）提出的。在他的《国家六论》一书中，他把国家定义为“许多家庭和管理它们共同利益的、具有主权的合法政府”。主权被认为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受外部的任何限制。君主被认为是国家主权的人格化身。在当代，主权被视为一国具有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用一位美国政治学家阿诺德·沃尔弗斯的话来说，“主权是民族国家通过自己的政府，不受外来干涉地处理内政的权力，是它在外部事务中不受外来干涉地结盟或退出结盟，参战或保持中立以更好地维护自己利益的选择权。”

国家主权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属性。在对内方面，国家主权表现为，国家拥有对本国疆界以内一切事务的最高统治权：自主制定或修改宪法和法律；自主决定国家的结构形式和政权形式；自主决定各项国家政策；建立军队和巩固国防；自主发行货币和铸币。

国家的对外主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它表现为国家的独立权、平等权和自卫权。国家的独立权是一国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处理对外关系的权力，并且，这一权力的行使不受外部更高权力的干涉或支配。国家的独立权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原则的法理基础。不过，独立权的行使也不是无边无际，不受任何约束的，它也必须在不破坏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尊重国际法的前提下来加以行使。因此，前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的《国际法》一书曾写道：“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对国家主权可以作如下的定义：国家主权是国家在不破坏其他国家的权利及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情况下，有权自由地根据自己的考虑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这种独立性。”

国家的平等权是独立权的逻辑的延伸。既然每个国家都是相互独立的，不受外来更高权力的约束，那么，它们相互之间必然应是平等的。虽然国家有大有小，有富有穷，有强有弱，然而，依据主权原则，它们之间必须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国家的平等权要求各国平等地协商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为了保证各国的平等权，联合国设立了一系列机制，如联合国大会上每个会员国有同等的发言时间，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票，连座位都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等。

国家的自卫权是国家保卫自己的生存和独立的基本权力，包括建立国防和实际的行使武力，以制止来自外国的侵犯，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以及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国家的自卫权在帝国主义时代曾被作为对他国实行侵略政策的借口。为了防止他国未来可能发动的侵略，一国可以对他国实行预防性打击，消灭其未来发动军事进攻的战争能力和潜力，从而来保卫自己的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滥用国家自卫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发展原子武器的初期，美国和苏联为了扼杀中国的核计划，也曾密谋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预防性打击，只是最后未曾付诸实施。日本的宪法禁止日本以武力手段解决国际纠纷。然而，近来日本的一些政军要人不断声言，为了防止朝鲜发展和部署中远程导弹对日本安全构成的威胁，日本根据自卫权的原则有权对朝鲜的导弹基地实施预防性打击。为了制止对自卫权的滥用，国际社会作了大量的努力来限定自卫权的使用。

（四）主权的衰落？

主权观念于17世纪在欧洲确立之后经历了2个世纪的黄金时代。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家主权的观念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永久和平与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看来，是国家主权观念作祟的结果。主权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不受任何外部限制的主张，是欧洲国家间战争频发的根源。而且，主权观念妨碍了各种建立国际和平体制的努力。法国思想家莱翁·狄骥认为，“如果主权从定义上看是永远由它自己决定的一种意志的权利，那么，这种意志便不可能为一种法律规则所限制，因为如果它是受限制的话，它就不能越出这种法律限制的范围……因此它就不再是一种主体意志。”这导致了一个令各种和平努力归于失败的两难困境：“或者国家是主权者，因而永远只为它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它不可能服从限制（它）的命令规则；或者是国家服从一种限制（它）的命令规则，因而它就不是主权者。”法国当时的另一位思想家雅克·马里坦也把“现代国家的绝对主权”视为建立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寻求永久和平，这些人想用消除主权的方式来消除国家间的战争。

权力不平等与主权。国家主权要求各国相互平等对待。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国家平等远未成为现实。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主权国家的庄严圣堂里，主权国家的平等性确实得到了象征性的确认。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一票，每个国家都有同等的发言时间，每个国家的元首得到同等的礼遇。然而，在这些表面的官样文章之外，国家间的平等依然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理想。特别是对那些贫穷弱小的国家而言，取得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还不等于获得对本国内外事务的自主统治权。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争得了政治独立，但走向经济独立和文化独立的道路仍然漫长。它们的出口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它们的财政依赖发达国家的援助，它们的发展依赖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单向度的依赖关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以至政治受到外部力量的深刻影响和左右。一些人因此把那些极度依赖他国的国家干脆划入“半主权国家”的行列。权力的不均也使各国在国际事务的决定中具有不平等的影响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安理会的实质性决议，其他国家就没有这种特殊的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是依据各国出资额的加权投票制。所以，头号出资大国美国可以左右绝大多数的贷款决定。在更新后的欧洲联盟，欧盟决策机构部长理事会的投票表决制同样不是根据一国一票的原则，而依各国人口的多寡分配不等的投票权。

经济全球化与主权。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日益波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相互依赖导致一国的经济和他国经济日益密切联动。其结果，一国对本国经济的控制能力出现了下降。它的生产需要外国的原材料，它的产品需要外国市场，它的投资需要外国资本，它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外国技术，它的经济政策需要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配合。面对这样一种世界经济趋势，一些当代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削弱国家主权，一国如坚持行使国家主权，其国民经济将因此受到损害。

国际一体化与主权。国际一体化是高度相互依存的产物，它意味着国家利益的融合和主权的逐步转移。欧洲联盟是国际一体化的典型实例，它实行了经济和货币联盟，并朝着执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共同的司法和内政政策及共同社会政策的政治实体目标迈进。

全球治理与主权。人类迈入21世纪时，全球公共问题大量涌现，日趋尖锐，出现了以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暖和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综合性全球危机。对全球公共问题群进行全球治理必然超越主权权威、国家权力和领土界限，人类必须通过多元协调与合作共治，来解决人类社会整体面临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道主义和主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主权又进一步受到了正义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借其他国家内部的人权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肆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它们或者借助经济制裁，或者动用武力手段，试图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和国际秩序强加于其他弱小国家，侵犯别国的主权，常常使当地的人道主义状况大大恶化。

国家主权确实因此衰落了吗？它应该寿终正寝了吗？对当今的西方强国而言，自身的国家主权当然不能失去，应该失去或加以削弱的是其他国家的主权，以便在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更便利地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然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视主权为增进其国民福利和实现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它们认为：国家主权不是战争的根本动因，是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促发了近几个世纪的国际战争；争取国家平等是一场艰巨的长期任务，国家主权将促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争得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平等地位；经济全球化正在急剧改变着财富和生产力在全球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唯有国家主权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利益，消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强权国家以人道主义为名义大肆侵害别国主权的背景下，唯有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才能保障自己的政治独立，维护领土完整。

但是，世界各国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完全在单边主义状态下作出重大决策，采取重大行动，解决重大问题。所有国家都要在全球政治空间中调整自己的主权行为，全球化程度越高，限制的压力就越大。唯一出路是在国家与体系、国家与国家的互动中，进行互利的变换，维持和增加合作关系，在主权的实践中，以自主适应的姿态，对主权权力进行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但它必须具有互动性、非单向性和独立自主性，其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最大化。

二、国家利益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设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决定了一国国际行为的行为规律，因而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出发点。

（一）国家利益的概念

关于国家利益的本质，一直存在着客观论和主观论之间的争论。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学者认为，只要国家存在着，就必然存在着人们可以看得见的国家利益。国家作为一个行为系统，它的存在和正常运作仰赖相关需要的满足。国家有多少需要，就有多少国家利益。主观论者则认为，国家利益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存在，是政治家创造出来为他们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辩护的托词。在这场争论中，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国家利益包括客观和主观两种成分。国家作为客观的存在，它的生存发展确实会提出一些客观的利益需求；同时，以国家利益面目出现的东西又不一定全部是真正的全民利益，有些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不过是权势集团主观图解出来的产物，是伪装成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

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全民性是这一争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逻辑上说，国家利益是国家所维护的社会各阶层所共享的普遍利益，或全民利益。这些利益代表了所有国民的共同利益，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最高的综合性。因此，从逻辑上说，国家利益优先于单个个人的私人利益、个别集团或阶级的特殊利益，也就是说，“当任何其他的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抵触时，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然而，国家利益需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和行为来表达。国家这个中介的存在，往往使国家利益本来具有的全民性和普遍性发生扭曲，而显示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往往成为统治阶级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工具。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和控制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统治阶级得以将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把私人利益变为公共利益，把阶级利益当作国家利益。通过控制国家机器，统治阶级进而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国家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并阻止和一己私利相违背的全民利益或其他特殊利益的实现。

当然，在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的这一阶级性或非全民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追求某些全民利益。国家利益常常会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也不完全等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首先，当出现外部强敌入侵时，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民族生存、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统治阶级会动员全体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如波兰人民面对纳粹德国的入侵而进行的全民抵抗，如美国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全民动员反击日德法西斯的战争。其次，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承担某些必要的社会职能，比如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其政策客观上也代表全民的利益。此外，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压力也会迫使统治阶级作出各种让步，在其政策中反映普通大众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全民性是一致的。

鉴于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指引，观察分析一国的国际利益，不仅要分析一国客观的和全民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一国主观杜撰的、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指引特定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国家利益有一个充分准确的把握。

国家利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国际范围也有其表达。国家的个性决定了世界各国千差万别的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即单个国家的特殊利益，但也存在着多个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即普遍利益。值得关注的是，当代历史条件的嬗变，国际体系的转型，都极大地有利于国家共同利益的扩展。

（二）国家利益的内容

美国学者西奥多·哥伦比斯和杰姆斯·沃尔夫曾困惑地写道：“国际关系界的学者和实践家几乎一致赞同国家活动最基本的根据是国家利益。然而，一当问及国家利益的概念或实质时，分歧便产生了：我们如何为‘国家利益’一词确定一个普遍接受的、或者是标准的定义呢？特定的国家和人民，在特定的场合，针对特定的问题，其具体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呢？”

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成分是国家的生存：国家的生存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因而也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国家的生存是国家的基础，没有国家的生存，国家的其他利益就无从谈起。任何一国都是由主权、领土、国民和政府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了这四个要素的任何一个就不成其为国家。因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存，是国家生存利益的基本内容。在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弱肉强食一直是国际关系中强权国家的行为准则。国家的数量不断发生增减，国家的疆界经常移动，国家被征服、国土被吞并、国民被杀戮的事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即使在当今向着全球相互依存前进的时代里，国家的生存仍然面临着许多危险，需要每一个国家未雨绸缪，加强国防能力，以预防不测，提高本国的生存系数。

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一国的国民赖以组织起来追求公共目标的前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将能够保障一国国民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因此，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一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历史上，共和制和君主制、民主制和独裁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的制度竞争和冲突绵延不绝，并经常表现出你死我活的极端性质。在冷战之后，美苏制度冲突虽然告一段落，但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继续在全世界对实行非西方式制度的国家施加压力，试图以西方制度一统天下。因此，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护本国各项制度的稳定，特别是维护各国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的权力，仍然是一项艰巨和利害攸关的重大任务。

国家的发展：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国民能够安居乐业，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经济福利，促进人民的自由发展，并使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一个庄严的位置。因此，国家的发展利益要求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事业，增进国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提供良好的国民教育，健全法制，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并为世界的和平、繁荣和正义做出贡献。在一个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家的发展更依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包括人员的交往、商品的交换、资本的进出和信息的交流。在一个互为一体的世界经济中，如何保证一国在对外交往中实现国家的发展是每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国家的特性。保存国家的核心价值同样是一国的重要利益。从国家是国民的生活共同体的意义上说，国家的存在需要国民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认识上和价值上的认同。这些核心价值不仅渗透于本国的各项制度，而且它们帮助国民解答了“我是谁？”这样根本性的认同问题。没有这种相互认同，国家的存在就失去了精神上的纽带，国家的分崩离析也就成了现实的危险。因此，国家需要维护本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自身特性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等，以强化本国国民的凝聚力，防止外部异质的价值体系对本国特性的侵蚀。所以，重视信仰的伊斯兰国家不喜欢美国的商业文化和物质主义，认为是对伊斯兰的宗教和道德价值的威胁。更重视集体主义的东亚国家则反对美国式的极端个人主义。

（三）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

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国家利益是指引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南。然而，国家利益包括多个方面。这些利益并不同等重要。要追求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国家必须确定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首先追求国家的主要利益，而后去追求其他的次要利益。优先次序的确定，要依据三个方面的判断。首先，要分析利益的不同本质。那些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利益必定是国家的主要利益。这些利益的实现与否是国家其他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一个强调自助的国际环境中，外部威胁不时出现，国家的生存利益因而通常属于国家的主要利益。其次，要分析外部国际环境的特征。在外部安全威胁弱化的和平环境中，一国的发展利益就会上升为国家的主要利益。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正确判断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定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从而作出了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英明决断，使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最后，决定利益的优先次序，也要依据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多少。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同时追求多项主要利益，而实力捉襟见肘的国家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力量来保障其最核心的主要利益。当今的美国，倚仗自己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正在全世界同时追求安全保障、经济优势和扩展西方式民主人权这三大目标。而伊拉克和阿富汗则集中精力于国家的重建。

当下利益和未来利益。国家的利益也会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嬗变。一些利益是当下的，必须在眼前加以实现。一些利益在当下还是潜在的，未被认知的，只是到了未来某个时候才会凸显出来。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工业化国家大量采用氟利昂之类的CFC物质来作为制冷剂和发泡剂。在当时，这类物质的生产工艺简单，且成本较低。采用CFC物质有利于经济发展。到了80年代后，科学研究日益证明，排入大气的CFC物质正在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造成进入地球表面的紫外线辐射大大加强，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并强化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因此，各国开始谈判，通过缔结国际条约来约束各国的CFC物质的生产，直至最终全面停止其生产、销售和使用。

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国家利益从时间跨度上来分析，通常一国的长期利益要高于其短期利益。在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期间，一些鹰派人物主张美国应干掉伊朗的精神领袖霍梅尼。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使美国失去了在中东的一个战略据点。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和扣押美国人质更使美国在全世界威信扫地。显然杀掉霍梅尼完全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但是，在逞强以图一时之快以后，美国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呢？伊朗肯定会陷入混乱，并出现事态演变的多个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激进派仍然掌权，但将对美国持更加敌视的态度；第二种可能是伊斯兰激进派下台，力量强大但一直被压制的伊朗共产党接管政权，从而在伊朗出现一个亲苏联的政权；第三种可能是苏联乘伊朗内乱之际出兵占领伊朗生产石油的北部；第四种可能是巴列维王朝重掌政权。在上述四种可能的前景中，仅有第四种可能较为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可能性更大的前三种前景则极其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美国与其干掉霍梅尼，还不如让他继续在伊朗执政，至少，霍梅尼的政权在反美之余也同样反对苏联。

对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关系到一国能否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要做到这一点，一国应遵循以下行动次序：首先追求本国的主要利益，而后去追求本国的次要利益；首先追求本国的当下利益，而后追求本国的未来利益；首先追求本国的长期利益，而后去追求本国的短期利益。不如此，在本末倒置的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一国的国家利益注定会在国际交往中蒙受损失，最严重时，会葬送整个国家。

（四）国家利益的碰撞

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国家利益。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包括保障国家的生存、维护国家的制度、促进国家的发展和保卫国家的特性这四个层面。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都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上述三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是普遍的。

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又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完全相同的情况，在历史上极其罕见。美国和加拿大共享几千公里的漫长边界，经济相互依存高度发达，语言、文化和种族相当接近。即便如此，两国的国家利益仍存在不小的差别。加拿大抵制来自美国的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通过设立外国投资审批机构来阻止美国公司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通过限制进口美国的视听产品和推广双语制来维护和强化加拿大的国家特性。在国际事务中，加拿大的一些政策也与美国背道而驰。比如，加拿大不顾美国的经济制裁威胁，积极发展和古巴的政治经济关系。

国家间的相似利益。不同国家的利益在两种情况下会是和谐的。一是两国的利益相同或相似。安全需要、制度和文化以及发展需要方面的相同和相似都可能带来国家间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利益。比如，冷战时期西欧和北美在抵制苏联影响扩大方面具有类似的利益，为此，欧美国家在1949年结成了军事同盟，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英国和美国都希望扩大英语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同时，法国和许多说法语的非洲国家则要维护法语在世界上的地位。比如俄国和中国都希望使两国漫长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纽带。

国家间的互补利益。不同国家的利益出现和谐的另一种情况是两国利益互补。两国的利益不必相同或相似，只要这些利益相互补充，两国的合作就有了基础。中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关系的加强，除了一些共同的利益之外，互补利益也在发生作用。俄罗斯在欧洲遭遇北约东扩的压力，中国则在东亚面临美日安全联盟更新强化和美国不断提升台湾军力的压力。俄罗斯需要稳定其东部边界，以免两面受敌。中国同样需要拓展睦邻友好关系，并寻求先进武器的供应来源。这些利益相互补充，可以通过提升双边合作的层次来加以增进。在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中，两国也存在较大的互补利益。美国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中国向美国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国家间的平行利益。不同的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平行的利益。这些利益既不和谐，也不相互冲突。它们并行不悖，互不相干。比如，中国在发展和蒙古的关系上具有利益，而波兰在发展和北欧国家的关系上具有利益。两国在这些方面的利益关系可以说是平行的。平行的国家利益不产生矛盾，它可以成为两国间相安无事和和平共处的基础。平行的国际利益在当今世界上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是，由于它不引起国际关系的激烈变动，这些利益通常是不被注意的。

国家间的冲突利益。国际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间的冲突利益。利益冲突导致政策冲突，引发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如果这些紧张局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国家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战争接踵而来，人民因而生灵涂炭。安全利益的冲突、制度利益的冲突、发展利益的冲突和文化利益的冲突，都可能引发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全方位的冲突，内容涵盖利益的各个方面。因此，美苏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你死我活的特征。即使是在有着诸多相似利益的美国和西欧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冲突利益。在美欧共同参与的对南斯拉夫的空中打击行动中，盟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也不时显露出来。美国坚持通过空中打击直至南斯拉夫投降为止，意大利呼吁给予政治解决更多的机会，法国要求对轰炸目标的扩大进行限制，英国鼓动发动地面进攻。

三、国家权力

（一）什么是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power）是一国控制或影响国际环境和他国意志与行为的能力，是一国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权力的分布也是决定国际格局形态的一个决定要素。在西方学者眼中，权力是强国支配弱国的能力，追逐权力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斯·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也重视权力，但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以强凌弱，坚持权力仅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国家利益本身。

权力不等于实力。实力是客观的存在物，如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它们可以被储藏积累，也可以现实地使用。权力的概念则要广泛得多。所有那些能帮助一国影响他国意志的要素都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既包括物质的、相对稳定的实力要素，也包括许多抽象的、较不稳定的权力要素，如政府质量、国家士气和外交能力等。正是由于这些抽象的和较不稳定的权力要素的介入，权力具有主观的一面，是权力作用的对象国所感知的权力。因此，权力的大小并不完全和实力的规模等同，而可能大于实力，也可能小于实力。

权力的运用既包括强制，也包括利诱说服之类的非强制性影响力。当本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努力遇到了来自他国的抵制时，权力，无论是强制力和影响力，都试图排除他国的抵制而实现本国的利益目标。一般而言，强制力的运用通常代价较高，如经济制裁也会损害本国的贸易利益，战争会导致本国军人的伤亡，国家通常首先会运用非强制性的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当影响力不能达到改变他国行为的目的时，一些强国会转而运用其强制力。

权力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它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强权国家往往把权力当作目的来追求，出现了为追逐权力而追逐权力的现象。在这点上，权力和金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卡尔·多伊奇曾说过：“如同金钱是经济生活中的货币，权力是政治生活中的货币”。两者都是一种资产，可以用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对那些守财奴来说，金钱不再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手段，他们把获得金钱作为人生的目的，而放弃了友谊、爱情和其他的生活乐趣。如此，金钱变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改善生活的手段。

为权力而权力同样会带来恶果。首先，它会加剧“安全的困境”，引发“不安全的恶性循环”。甲国如果为了权力而增强权力，会使其他的国家感到受到威胁，并促使它们增强自己的权力以抵消甲国的权力优势。其他国家增强权力的行为反过来又会促使甲国感到受到威胁，并使甲国去获得更多的权力。如此循环往复，导致有关国家愈来愈失去安全感。其次，为权力而获取权力同时是代价高昂的。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耗资35亿美元。如果加上舰载飞机和支持舰只，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编队则要耗资280亿美元。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也不可能不加节制地大量建造。更不用说较小较穷的国家了。所谓穷兵黩武便是穷国把权力当作目的的最好写照。最后，为了权力而获得权力也会引诱一国去随意地使用这一权力。当一国的权力增强之后，为了证明这种权力的加强是合理有效的，为了证明有必要进一步增强权力，这类国家经常更轻率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权力，特别是那些强制性权力，从而引发国际紧张局势以至战争。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因此，在解决国际纠纷时，经常动辄使用制裁或武力干涉。在伊拉克上空设置禁飞区，用导弹袭击苏丹的制药厂，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不一而足。

（二）有形权力

一国权力可分为两大类：有形权力，或称物质权力、硬权力；无形权力，或称精神权力、软权力。一国的有形权力由各种实实在在的实力要素构成。地理环境是构成国家权力的一个长期不变的要素。它包括一国的地理位置、领土面积、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对一国的权力有很大的影响。英国的岛国特性，使它在过去的几百年中避免了来自他国的入侵。位于欧洲西南角的西班牙，因为远离本世纪欧洲大国角逐的是非之地，得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偏安于一方。而波兰夹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经常成为列强分赃的牺牲品。一国的领土面积也极其重要。前苏联224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成为任何外来侵略者的葬身之地。一旦遭遇入侵，国土广阔的国家可以将军队撤入内地，等待时机进行反攻。在10多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始终未能占领中国的全境，只是控制了中国的东部省份。从内地和敌后所进行的抗战坚持到了日本的最后投降。另外，国土广阔也意味着该国的资源丰富，有着增强其权力的不竭资源。一国的气候条件也具有类似的意义。越南地处热带和亚热带。炎热潮湿的气候妨碍了军队的调动，不利于尖端武器正常发挥效能。为此，美国的军队在越南战争中吃尽了苦头。俄罗斯漫长而严酷的冬天让进攻莫斯科的拿破仑军队全军覆没。100多年后，德国军队又在冬季进行的莫斯科反击战中被击败，从而全线溃败。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冬天对侵略者所起的强大的威慑作用，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洋洋自得地说：“俄罗斯有两个值得信赖的将军，即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此外，一国的地貌也需要加以重视。瑞士虽然地处欧洲的中心，但是，因为有阿尔卑斯山脉的阻隔，瑞士得以免遭两次大战的波及，中立地位未遭破坏。

有形权力的另一个要素是人口。一国的人口众多，意味着该国可以建立庞大的军队，为大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为产品创造广大的市场。所以，一般而言，一国的人口越多，一国成为大国的可能性越大。那些人口只有几千几万的袖珍小国，无论它们的经济如何发达，它们都不可能有成为大国的希望。当然，一国的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一国的人口规模还需要和它的资源规模相称。如果人口太多，一国就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满足人民的温饱上，便没有额外的资源和精力来影响国际事务。目前，制约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一个因素便是人口规模过大。一国人口的素质也影响国家权力的大小。人口素质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人口素质高的国家，其国家权力也大。反之亦然。

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自然资源对一国权力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其中，粮食、原料和能源最为重要。自然资源对一国权力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1）一国在自然资源方面越是自给自足，其权力越大。（2）一国在自然资源方面越是不能自给自足，越依赖外国的供应，其权力越小。（3）一国对他国供应的自然资源越多，它对资源进口国的影响就越大。（4）一国自然资源的储备越能够满足其未来长期的需要，它的权力也越大。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处于全面优势，使其在冷战期间得以发展成一个令人生畏的超级大国。即使在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在这方面的优势仍然存在。与此相对应，日本所消耗的绝大多数工业原材料和石油依赖从国外进口。这注定了日本经济和安全的脆弱性。如果来自外部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被切断，如供应国对日实行禁运，或假设在冷战期间被苏联海军切断海上交通线，日本的经济和安全就会轻易地陷入绝境。此外，从日本依靠美国海军保卫其海上交通线的事实可以预见，日本在可见的未来将不可能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经济实力是一国权力的主要指标。它通常以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来衡量。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越大，表明一国拥有的财富越多，经济越发达，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力也越大。一国的经济实力越大，一国就越有能力生产出数量足够和质量先进的武器，来装备本国的军队；越能够利用本国市场的对外开放、资本输出、援助等经济好处来影响他国的政策；越能够通过实行经济制裁等强制性的经济手段来迫使别国服从自己的意志。摩根索就认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国家实质上就是大国，并且工业等级上的变化，无论是向上变化还是向下变化，都必然伴随着或导致权力等级上的相应变化”。

军事实力是一国强制权力的主要来源。自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以来，全世界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冷战结束后，军费开支规模有所下降。1993年，全世界花费约8690亿美元用于国防，比高峰时期的1987年12600亿美元下降了许多。但即使如此，根据国外的一项统计，1993年全世界的军费开支仍比三十年战争时翻了315番，军费增长速度不仅超过了全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过去3个多世纪以来的价格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军费开支的国际分布也极其不平衡。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占全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军费开支的规模反映了一国军事力量的质量水平和数量水平。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在所有的权力要素中，军事实力最为重要，因为，“在全部历史中，国家命运的决定性要素通常是战斗力的数量、效率和部署”，军事实力所代表的强制力比经济实力所代表的说服力更加重要。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了偏向使用武力的新趋势。

（三）无形权力

有形权力要得到有效发挥，还需要无形权力的配合。一国如果只有强大的有形权力，却没有相对应的无形权力，其整体权力的发挥将受到限制。无形权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质量、士气、社会凝聚力、外交质量、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吸引力。政府质量决定一国动员、规划和使用有形权力的能力。一国的政府如果内部混乱，腐败严重，行政缺乏效率，领导人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决断力，这个国家即使有强大的实力，它也不可能在国际上发挥显著的影响。在战后初期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由于政府像走马灯似地不停地更迭，法国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1958年，戴高乐将军上台，颁布了新的宪法，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将内政外交的主要权力授予了总统，从而使法国的政府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戴高乐以重振“法兰西的伟大”为己任，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确立了法国的领导地位，并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和中国建交，与苏联搞缓和，使法国在他执政的11年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和世界大国。

一国的士气包括军队的士气和国民的士气两个方面。军队的士气如果高昂，军事装备的效能就能得到全面的发挥。军队的士气如果低落，即使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支军队在遭遇弱敌时也同样要打败仗。美军在越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军的士气低落。炎热潮湿的气候令美军士兵水土不服，不断被揭露出来的美军滥杀无辜平民的事件遭到全世界的道德谴责，美国国内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更削弱了美军士兵的作战意志。而越南军人则士气高昂，他们所从事的战斗是一项解放本国国土和驱逐外国侵略者的神圣使命，足以让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国民的士气也是一样。无论在工厂、农村、学校和政府机关，一国的国民如果士气高昂，他们就会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积极工作，全力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使政府可以动员全民的力量来追求政府的目标。反之，如果国民的士气低落，政府的施政能力就会受到严重削弱。

社会凝聚力反映一国内部团结的程度。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绝大多数国家内部还存在不同的民族。如何将这些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集团团结在一起，关系到国家权力的强弱。一国如果内部四分五裂，政治动荡，这个国家要么自我瓦解，要么招来外部的干涉和侵略，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上发挥任何影响力。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令国人民不聊生。保家卫国也就免谈。有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所以中国人特别强调团结，而团结就是力量。就像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钢，这力量是铁。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在三年朝鲜战争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在强大社会凝聚力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终于和朝鲜人民军一起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并终于使美国认识到，“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所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外交是一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活动。高质量的外交能够充分调动国家的权力资源，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地实现国家的目标。通过外交，国家可以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国家对本国对外政策目标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减少一国实现其国家目标的阻力。在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表现出杰出外交家的风度和才智。他的求同存异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令与会国家消除了对中国的误解，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推进，大大拓展了中国外交的国际空间，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另外，外交也可以运用国家所掌握的各种权力资源，以说服、影响他国改变不利于本国的政策和行为。

一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越是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一国的权力也越大。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和指导一国的政策。本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如果为另一国所接受，另一国的政策将更加自然而然地反映本国的利益和诉求，而无需本国的政府通过外交或武力的手段去说服或强制对方来实行本国希望的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在全球扩张。许多国家转向了自由市场和多元民主制度，其实行的许多政策正合美国的心意。这些政策，美国在冷战时期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求之不得。

近来，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和理查德·阿米蒂奇又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认为应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加以平衡。这预示着美国外交的长期性趋势。它给予我们新实力观的启示，即超越软、硬实力，强调总体平衡，其关键在于实力的软使用，特别是硬实力的软使用。

（四）权力的计量

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孙子说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这句适用于战争艺术的名言同样适用于国家的对外关系。一国只有对自身和其他国际行为者的权力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或计量，才能制定出可行的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和与目标相配合的策略，循序渐进地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否则，一国如追求那些本国的权力所不能支持的国家目标，政策不仅会注定失败，国家的生存也会陷入危机之中。因此，对于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确定一国权力的大小，便是一个具有重大实际价值的课题。虽然许多学者曾试图找到计量国家权力的方法，至今为止，这样的尝试并不非常成功。权力和金钱确实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这种类比也存在限度。特别是权力的流动性或者说可转换性较低，不能像货币那样可以自由地得到想要的东西。此外，和货币不同的是，权力的大小和多少没有一个公认的衡量标准。

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克莱因曾做过一个有益的尝试。他在《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对国家权力进行综合计量的公式：

P=（C+E+M）×（S+W）

其中，P为权力；C表示基本实体，包含人口和领土，满分为100分；E表示经济能力，包括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能源、矿物、工业生产、粮食和国际贸易等要素，满分为200分；M代表军事能力，包括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常规力量并且分解为平均战斗能力、战略抵达能力和军备努力程度三个要素，满分为200分；S表示战略意图，最高为1分；W表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最高为1分。S和W之和是一个系数，它反映一国的实力在转变为实际的国家权力时放大和缩减的程度。在国家的物质实力为一定时，如果国家的战略目标明确，追求战略目标的意志坚定，S和W之和就可能大于1，从而使一国的权力可以高出其实际具备的物质实力。反之，一国的权力就可能不及它原本掌握的实力规模。比如，克莱因在根据其公式评估1977年美国和苏联的权力对比时就发现，美国和苏联在基本实体上都可获得100分的满分；在经济能力方面，美国得174分，苏联得105分；在军事能力上，美国得194分，苏联得197分。三项指标相加，美国在物质实力方面强于苏联。但是，在后两个指标中，克莱因认为，美国未能有效地提出自己的战略目标，该项指标只可得0.4分，苏联则可得0.8分。所以，在两国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意志方面都得到了0.5分的情况下，美国的S+W只有0.9分，苏联则有1.3分。其结果，虽然美国的物质实力强于苏联，在两国的权力分上，苏联高于美国，为523对421。

克莱因对美苏权力的总体评估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77年时的权力对比。不过，由于涉及国家的无形权力，或后来约瑟夫·奈所称的“软权力”，对一国权力的计量免不了夹杂许多主观的成分。权力评估中的主观成分阻碍了对权力进行科学评估和计量的努力。在现实世界中，出现对自身和别国权力计量失误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980年，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发动了对伊朗的进攻。在当时，伊朗和伊拉克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出口国，通过石油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购置了大量先进武器，建立了各自堪称庞大的军事力量。伊朗的军队是在巴列维国王时代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伊拉克的军队则依靠苏联的帮助。两支军队可谓旗鼓相当。在人口方面，伊朗有3800万人，是伊拉克的3倍。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伊朗的经济规模也大于伊拉克，约是伊拉克的2倍。从物质实力来看，伊朗强于伊拉克。问题是，伊朗在1979年经历了激烈的伊斯兰革命，国内政治动荡，国王的军队遭到伊斯兰运动的清洗；在国外，因扣留人质事件，美国与伊朗反目为仇。萨达姆认为，伊朗当时的无形权力大大下降，从而使伊朗和伊拉克的权力对比发生逆转。伊拉克因而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时间，发动和赢得对伊朗的战争。但是，战争开始后不久，伊拉克就发现，伊朗人民保卫国家的决心、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和对新政权的忠诚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弱。权力的对比发生了对伊拉克不利的转化。在战场上，伊朗军队和伊斯兰卫队转入了反攻。只是在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多方支持下，伊拉克才顶住了伊朗的进攻。战争在经过了漫长的8年和牺牲了100万人之后才以平局告终。萨达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两伊人民则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五）权力的特点

权力的相对性。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不光在于它的绝对值，更主要的是它的相对值。权力的大小只有在和其他国家的权力相比较时才具有意义。比如，和美国相比，法国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当法国和非洲的乍得进行比较时，法国就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优势。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只有美国具有超越所有其他单个国家的权力，处于超级强权地位。在其之下，存在着几个次等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这些国家的权力不及美国，但对本地区内的其他中小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中等国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权力，它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一般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问题上，它们也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加拿大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国际经济事务的协调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澳大利亚在东帝汶问题上一马当先推动了联合国对东帝汶的维和行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属于小国。一般而言，这些国家自主追求国家意志的能力有限，经常受到大国所确立的国际规则的约束，有时，也成为大国干涉的牺牲品。表3-1列举了世界历史上1700—1945年的大国。

权力的情境性。根据情境的不同，一国的权力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和伊朗相比，美国明显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力。但是，当伊朗在1979年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扣押使馆人员时，美国的超级权力却成了一部瘫痪的巨型机器，对伊朗无计可施，秘密解救人质的军事行动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同样，越南的力量比美国要小得多，却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蒙受了失败的耻辱。美国的空军将领曾要求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发誓可以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问题是美国即使拥有这一能力，却没有意志去发动这样的空袭。

权力的动态性。权力是易变的。随着经济的增长或倒退，武器的更新或过时，资源的发现或流失，政治的稳定或动荡，一国的权力处于一个不断发生增减的过程中。在一般情况下，一国权力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在战争和革命的情况下，一国的权力会发生突进性的加强或衰落。比如，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战前的一流大国迅速沦为二流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而苏联和美国则崛起为两个全球超级大国。在中国，当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一举改变了中国的弱国地位，而成为战后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权力的多面性。权力是多面的。权力不仅包含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地理、人口等物质因素，也涉及战略规划、外交质量、文化力量等非物质因素。在当今世界，单面的权力是有缺陷的权力，是跛脚的权力。俄罗斯如今仍然拥有世界一流的核武库和常规武器，这是俄罗斯至今能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支柱。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经济在复兴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油价下跌的重创，限制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美国当然有全方位的超级权力，问题是，它的经常自以为是和目光短浅的外交政策妨碍了美国在世界上取得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凭借其军事和经济权力，一度强行推行单边主义，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惊爆虐囚丑闻，金融风暴祸及世界各国，使美国从世界的领导地位和“道德高地”跌落下来。日本力量的弱点在于它的政治实力。日本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也有亚洲第一的军事预算。但是，由于日本对其过去的侵略行径不能对亚洲各国有一个诚恳和坚决的反省，日本就难以在亚洲发挥一个令人尊敬的政治大国的作用。

思考题

1.如何看待国家主权的嬗变？

2.怎样分析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3.什么是“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

第四章　国家的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体现了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发展的各项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则依赖国家的对外政策。比如，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是美国一项核心的国家利益，北约东扩则是美国为了实现这一国家利益所采取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阻止台湾进入联合国则是为实现这一利益所采取的一项对外政策。对外政策的决策有三种主要的模式，即理性决策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政治过程模式。虽然理性模式是人们认识和理解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框架，其他两种模式仍值得重视。为此，需要对参与决策的各个主要角色加以考察，如国家最高领导、政府部门、议会、利益集团和公众。

一、国家对外政策概说

（一）对外政策的形成

根据罗赛蒂的定义，对外政策是指“由政策制定者所选择的国外介入范围以及目标、战略和手段的综合”。一国的对外政策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国家利益设定了一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但国家利益没有告诉一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者应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行动。从本质上说，国际利益是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发展所要满足的各项需要，是从国家的角度来提出的。但是，这些需要的满足，即国家利益的实现，发生于一个现实的国际环境中，受到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的深刻影响。因此，对外政策是一国的外交决策者依据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所决定的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和方针，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国际挑战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充分利用国际机遇来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来自外部的挑战经常妨碍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些外部挑战，有安全的挑战、制度的挑战、经济的挑战、环境的挑战和文化的挑战等等，它们对一国的安全利益、制度利益、发展利益和特性利益构成程度不等的威胁。1939年夏天，希特勒德国准备发动对波兰的入侵，这将使苏联失去安全屏障，从而暴露在法西斯德国的面前；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使科威特面临亡国的厄运；20世纪50和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全球资本主义处于守势；英语在视听产品和国际互联网上的霸权地位正在侵蚀各国的文化特性，从俄罗斯到巴黎，从中国到加拿大的魁北克省，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正在迫切地思考应对的方针。应对这些外部的挑战，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或减轻它们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一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使命。为了防止希特勒在入侵波兰后将侵略矛头指向苏联，斯大林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分了两国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暂时将希特勒的祸水引向西方。科威特在遭到伊拉克入侵后，立即寻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伊拉克的侵略行为，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则从地面上将伊拉克占领军赶出了科威特。

除了要应对外部的挑战和威胁，一国的对外政策也要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所蕴含的机遇。国际机遇是那些存在于国际环境中的、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机会和条件。准确和适时地把握和利用瞬息万变的国际机遇，是一国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前提。1989年7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公开表示，苏联将放弃1968年出笼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不再认为苏联有权干预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几个月后，分割西柏林和东柏林的柏林墙倒下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敏锐地感觉到，实现德国统一梦的机会已经来临，他不顾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明显保留而迅速抛出了一个德国统一的纲领，并在随后的一年中取得了苏联的默许和美国的支持，成功地结束了持续了40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起统一的德国。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历史性突破也是两国最高决策者对世界大势审时度势的结果。尼克松总统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的美国面对两大外部挑战，苏联的核力量已经赶上美国，并有进一步超出之势；美国从1964年开始大规模卷入的越南战争在国内已失去了公众的支持。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设法和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议，防止苏联取得核优势，同时，美国需要从越南体面撤军。起初，美国试图直接与苏联打交道，派国务卿万斯于1964年4月到莫斯科，和苏联谈判战略武器限制和越南问题，但结果以失败告终。此时，苏联和中国的矛盾激化，中苏在边界地区甚至发生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尼克松和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哈佛大学的教授基辛格认为，如果“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他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美国可以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改善和中国长期对立的关系，并达到制衡苏联的目标。正是在这种利益、挑战和机会的结合下，中美关系才经由“乒乓外交”、基辛格密访北京、尼克松总统访华而得到了重大突破，国际格局也因此为之改变，而出现了所谓的“战略大三角”的形态。

（二）对外政策的目标

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企求实现的意志。它是总目标下一系列子目标的总和。

按照国家对外政策的时间跨度，我们可以将一国对外政策目标分为长程目标、中程目标和近程目标。

1.长程目标通常涉及建立一个理想的国际秩序。每一个国家都生活在一个由近200个国家为主体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在新千年已经来临的今天，除了主权国家之外，世界上还活跃着不计其数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如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在这些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怎样的国际秩序，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实现。由于各国利益的不同，它们对理想的国际秩序的追求也千差万别。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大力鼓吹自由放任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自由民主的国际政治秩序，强化自身的安全联盟以形成西方主宰的国际安全秩序。苏联曾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已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苏联有责任按苏式社会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世界，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世界秩序。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主张，理想的国际秩序应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世界，其中，每个国家都有独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自由。

2.中程目标是确立通向理想国际秩序的法理、道德和物质基础，排除阻碍理想的国际秩序出现的各种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实现了“缓和”。双方其时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长程目标：美国要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自由世界”，苏联要在全世界壮大自己的阵营。然而，双方都意识到，在军事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特别是两国都拥有毁灭世界许多次的核武库，过激的对抗会带来同归于尽的后果。因此，双方都试图寻求缓和相互间的关系以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通过和平竞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也由包括长程和中程政策在内的一个政策链所组成。美国在中东的长程政策是确保中东在美国的主导下实现稳定的和平，以保证中东石油的稳定供给。为此，美国的中程目标是要一步一步地逐个消除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各种矛盾，主要是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关系。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主持下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解决了埃以之间的矛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约旦和以色列也达成了和解。根据“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美国推动以色列交还1967年战争以来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以换取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在人们刚刚迎来了新的千年之际，美国又在极力推动叙利亚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定。

3.近程目标则是国家在处理日常对外交往和应付各种突发危机时所要实现的意志。它主要涉及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如促成交战双方停火，制止来自它国商品的倾销，西欧6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煤钢联营，中国要求美国对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行为向中国道歉和赔偿，各国帮助东南亚国家渡过金融危机等。一国外交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为了实现近程目标而展开的。在理想的情况下，一国的近程目标是达致中程和长程目标过程中的一环。古语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成语也适用于国家的对外政策。西欧6国如没有首先建立起煤钢联营，就难以想象它们会在1957年达成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更不可能在1992年建立起包括政治一体化内容的欧洲联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近程目标都服务于国家的长远目标。因错误的判断而制定的近程目标非但不能服务于国家中程和长程目标的实现，反而会妨碍这些目标的最后实现。比如，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作出了美军在越南大规模卷入的决定，其结果，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陷入了一场难以自拔、伤亡惨重的战争。当50万美军最终撤出时，美国不仅未能保住南越政权，而且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按照国家对外政策涉及的议程，可以把一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分为对外安全政策目标、对外经济政策目标、对外环境政策目标、对外援助政策目标、对外人权政策目标等。当今的国际关系包罗万象，要求国家在各个领域制定政策，以保证国家利益得到促进。对外安全政策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一直是国家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政策的目标通常是要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防止来自他国的武装侵犯。为此，每个国家都在加强自身国防的同时，致力于合纵连横的外交努力。一些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则会对外行使武力，以达到吞并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资源的目的。如日本在二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伊拉克在1990年对科威特的侵略。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图解，如表4-1所示。

和大多数冷战后的政治家和观察家的看法相反，安全政策在各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并没有急剧下降。在一些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性还有升高的趋势。尽管如此，当今的世界毕竟是相互依存更高的世界，是更加注重和平和幸福的世界。因此，在安全政策之外，各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中都包含大量的非安全性目标。对外政策的经济目标要确保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实现国家的经济繁荣。发达国家倚仗其高人一等的经济竞争力，大力推销国际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则认识到，虽然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进程之外，但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有节制、有步骤地将自己的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以便既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又能防止全球化对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外政策的环境目标则要争取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治理越界污染，保护臭氧层、防止全球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诸如此类的目标如今也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另外，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重视程度也日益高涨。虽然东西方对于人权的理解还存在重大的差异，但各国都赞同要促进人权的进步。

按照国家对外政策作用的对象，一国的对外政策又可分解为各项国别政策，如中国的对美政策、对日政策、对欧政策、对俄政策等等。世界上的国家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对于一国的国家利益而言，不同的国家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一国可以和某些国家合作来增进各自的利益。一国也可能受到另一些国家的阻碍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有必要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一些国家合作，和另一些国家结盟，把还有一些国家视为防范的对象。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里根政府将苏联视为头号敌人，把西欧国家当作美国在欧洲的较为平等的战略盟友，把日本视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小伙伴，把中国当作遏制苏联的准战略伙伴。当然，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当事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一国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政策也是经常变化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对中国实行围堵的政策。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中国在美国眼里从敌人一下子成了准战略伙伴。1989年苏东剧变和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则一直在接触和遏制之间摇摆不定。

（三）对外政策的类型

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对外政策。国家间利益的差异，外部挑战的不同和国际机遇的不同，都促使各国追求不同的对外政策。无疑，当今世界有近200个左右的国家，也就有近200种不同的对外政策。不过，承认各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差别并不等于对这些对外政策不可以分门别类。

扩张和自保。扩张型政策是一国以武力为后盾，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将其势力扩展到其他国家，使别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的对外政策。自保型政策是一种被动型的对外政策，它主要关注如何防止别国对本国切身利益的侵害，防止本国受到其他国家的支配。在一定程度上，自保和扩张与汉斯·摩根索提出的“维持现状的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相对应。自保型政策寻求现状的维持，而扩张型政策追求现状的改变。不过，在摩根索的定义中，“现状”的合理与不合理是被忽略不计的。因此，他把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自决运动不加区分地统一纳入“改变现状的政策”。事实上，争取国家独立和完整的政策虽然要改变现状，但仍属于自保型政策；而帝国主义国家要维护其统治弱小国家的不合理现状的政策完全属于一种扩张政策。在历史上，国家利益以君主的荣耀、王国的大小为核心，国家的对外政策因而追求战争的胜利和领土的扩张。

霸权、均势和搭车。每一个国家对外政策都会明示或暗示地提出本国心目中理想的国际格局，并提出相应的外交行动准则。据此，各国的对外政策也可分为霸权政策、均势政策和搭车政策。执行霸权政策的国家通常具有超越众多次等强国力量总和的强大国力。霸权国试图通过运用其权力优势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地区和世界秩序，其中，本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得到全面的增进，任何对自身利益可能出现的挑战都在萌芽状态就遭到抑制。追求霸权的努力在人类历史上不时出现，如18、19世纪英国的海上霸权，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的争霸战争，德皇威廉二世和纳粹领袖希特勒的霸权野心，美苏在冷战时代的两霸争雄，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构想。面对这些霸权国和准霸权国，其他国家有两种基本的政策可以选择采用。

一是均势政策。均势是国际间几种基本力量的对比处于平衡的一种状态。均势政策则是促成和维持这样一种状态的政策，它试图阻止一国或某一国家集团获得压倒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优势，从而使国际关系保持基本稳定。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后和1814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欧洲曾两度出现多极均势的态势。期间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均势外交家，如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德国首相俾斯麦等。在现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是最著名的代表。均势政策的核心，是相对较弱的国家联合起来以遏制强国的野心。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对欧洲大陆一直奉行传统的均势政策，即要防止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称霸欧洲大陆。当拿破仑要称霸欧洲时，英国站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一边将其击败。当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要称霸欧洲时，英国站在法国和苏联一边将其击败。当苏联在欧洲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地位时，英国则联合美国、法国和原先的敌国德国来遏制苏联。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有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要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均势政策有可能恢复失去的力量平衡。同时，均势政策也使推行均势政策的一国和主导大国相互对立。因此，对于那些力量较小的国家而言，推行均势政策具有较高的风险。于是，它们纷纷投奔力量强大的一方，支持该国的政策，以换取强国的安全承诺，并试图最终因该强国的胜利而分享到搭顺风车的好处。这就是所谓的搭车外交、搭车政策。二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可谓搭车政策的典型。二战结束后，日本在最初的几年中处在美国的直接军事占领之下。为了恢复日本的主权国家地位，日本在国内制度的改造和对外政策方面对美国言听计从。日本和美国缔结了安全同盟，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上，日本追随美国，对苏联和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政策。一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日本才跟着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换来的是美国对它的安全保障、美国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以及来自海外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这些安全和经济上的实惠使日本可以埋头于经济建设，并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发展成为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在中美和南美的许多国家，搭车政策的痕迹也非常明显。

依据对外政策中各项议程的优先程度，各国的对外政策还可分为安全优先型政策与经济优先型政策。在实行安全优先型政策的国家中，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关注点是增加国家的安全系数，各项其他的对外政策议程都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的目标。对于那些一直处在外部强敌包围之下的国家而言，安全政策的优先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对外经济交流又受到西方国家的禁运而不能得到开展，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影响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安全优先的印记。还有一些实行安全优先型政策的国家则属于那种好战和侵略成性的国家，如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两者都把侵略扩张当作国家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实行经济优先型政策的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将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放在首位。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是保证海外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开放，保证海外原材料和能源的稳定供给，促进本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和扩张，或者鼓励外国资本和技术流入。对于那些国家安全较有保障的国家来说，经济优先型的对外政策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最后，以一国对外政策的意图、言辞和行动来分类，一国的对外政策又可分为意图型对外政策、宣示型对外政策和操作型对外政策。意图型对外政策是国家决定要追求的对外政策，反映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真实意图。由于这一真实的意图通常会与其他国际行为者的利益相冲突，国家经常不会明确地对外宣示这一政策的内容。宣示型对外政策是国家通常对外声明、谈话和公开文件所表达出来的对外政策。这种对外政策有时完全和意图型对外政策相反，成为国家迷惑其他国家的工具。比如，在1938年举行的慕尼黑会议中，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讨论希特勒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问题。希特勒当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德国在得到苏台德地区后将不再有新的领土要求。英国首相张伯伦轻率地相信了希特勒的谎言，以为取得了一个时代的和平，未能对德国采取强硬的政策，结果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操作型对外政策是一国在实际行动中反映出来的对外政策。鉴于一国真实的对外政策通常难以知悉，而宣示型对外政策又往往不可相信，一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实际作为是其他国家评估该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政府曾表示绝不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但在实际上，法国政府有好几次付钱给恐怖分子，以换取人质的释放。不过，虽然总体上说，行动是评估意图的最佳方法，行动有时也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一国的对外政策意图。主要的原因是，一些行动也许是政府某个部门和个人擅自作出的，并没有得到最高对外政策决策当局的许可。这类的行动只反映一国内部某个特殊部门或利益集团的意图，并不一定反映该国的整体意图。

二、对外政策的决策模式

（一）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是分析对外政策决策的经典模式。这一模式有两个基本的假定，即国家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主体，它有一个单一的意志，并可由一个单一的个人或群体来代表；同时，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通过一种成本核算的方式，试图以最低的成本来得到最佳的效果。理性决策模式一般要经过以下的决策程序：

1.设定目标。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多变，而且本国的利益要求也具有多层次性和多面性的特点。因此，一国需要确定在特定情景下所要追求的各项目标。由于环境、条件和资源的限制，一国不可能立刻实现所有的对外政策目标。因此，决策者需要明确自己指导对外政策的价值准则，以规定这些目标的主次、缓急以及目标发生矛盾时的取舍原则。在图4-1中，决策者在A、B、C等一系列目标中选择了目标A，作为本国所要追求的最优先目标。图4-1　理性决策模式

2.拟制方案。为达到政策目标A，决策者召集智囊人员，制定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上图中方案1、方案2、方案3……

3.方案评估。在各种可能的方案提出后，决策者将对各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分析每种方案所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在此阶段，决策者需分析出方案1所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X，方案2的政策效果Y，方案3的政策效果Z……

4.决策。在对各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评估的基础上，决策者将选择其政策效果最能实现政策目标的那种方案。在上图中，假定Y最符合目标A的要求，决策者将选择方案2为国家的政策。该政策应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目标。

美国处理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理性决策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美国情报机构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肯尼迪总统认为，苏联的导弹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必须设法将其消除。他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智囊人员研究对策。在短短的5天里，有关人员提出了6种方案供评估选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和国务卿腊斯克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或通过葛罗米柯，或直接会见赫鲁晓夫，或向联合国提出。肯尼迪认为导弹工作进展神速，时间紧迫，不容许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美国必须立刻作出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和财政部长狄龙等人主张空袭古巴导弹基地，并加以摧毁。但这个方案被认为比较冒险，也不太可靠。如果空袭不能全部摧毁导弹，残留下来的苏联导弹可能被用来对美国进行报复，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空袭必然要伤害在古巴的苏联军人。苏联可能会做出强烈反应，促发毁灭性的全球核大战。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表示，他的兄长肯尼迪总统不能成为第二个希特勒或重演珍珠港事件。采取入侵古巴的方案，风险更大。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秘密谈判的方案也被搁置在一边。原因是，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大多不认为卡斯特罗会改变他的主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方案最后占了上风。他建议对古巴进行封锁，不让苏联继续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在对峙中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幕僚们认为，封锁是一个可进可退、留有回旋余地和更为有效的方案。封锁成功可不战而迫使苏联撤出导弹；封锁失败则可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肯尼迪总统最后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并达到了促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的目标。

（二）组织过程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虽然是一种理想的决策模式，但现实的决策过程并不常常遵从理性决策模式的规则。与理性决策模式不同，组织过程模式描绘的是一种分权式的政府，其中的关键角色是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这些部门都试图在推进自己的组织使命、职业角色和标准运作程序方面有所建树。它们各自为政，相对于最高领导人而言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彼此也互不干涉。对外政策的决策实际上成了涉及对外事务的各职能部门的一系列对外政策的总和。行政机构变得如此复杂和庞大，成为对外政策及其最高决策者背后的一支独立的推动力量，而最高决策者多半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导人。

组织过程模式认为，在一些次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事实上起着决策者的作用。这些问题一般不足以引起本国最高领导的关注，通常由职能部门的官僚们按本组织的规范制定和执行政策。即使是那些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也依赖各职能部门提供情报和政策选择方案，并在决策后需要各职能部门来贯彻执行。职能部门提供的情报和政策选择方案往往限制了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并且，职能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享有的裁量权也决定了政策实际上被如何执行。

组织过程模式认为，对外政策的决策是基于组织内的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种机械的或半机械过程的产物。每个职能部门长期面对同样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应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对策。例如，在日本，政府内部分为外务省、大藏省、通产省等不同的功能部门。当问题出现时，各部都会按照事先规定的标准作业程序采取相应对策。最高领导人所要做的不过是在各功能部门的政策发生冲突时进行协调和平衡工作。高层领导因此对政策的决定缺乏主体性。

当然，由职能部门控制的决策过程不仅会使对外政策不具有内聚力，还可能出现彼此对立的政策。比如，中央情报局会利用国外的地下犯罪组织来影响别国的政治和政策，从而直接和间接地纵容了这些犯罪组织的非法活动，如贩毒和洗钱。而美国的反毒机构则每年花费巨额财政来打击贩毒活动。又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就因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不同政策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日本作为美国地缘政治和战略资产的价值，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认为，日本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出口攻势对美国构成了经济威胁，要求对日本采取较强硬的政策，要求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开放国内市场。财政部等部门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一般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以使美国企业能与日本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政策作用下，美国政府无法推行一项连贯的对日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肯尼迪总统曾多次要求军方撤销其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军方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并没有执行这一命令。20世纪80年代中，中曾根康弘担任日本首相时，曾经热心于推动本国市场的开放。但由于官僚机构的不合作，日本市场的开放依然步履维艰。

（三）政治过程模式

政治过程模式认为，对外政策既不是最高领导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各功能部门的官僚们按照标准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总和，而是参与决策的各方讨价还价的产物。它所描述的是一种极其政治化的决策过程。和组织过程模式一样，它假定对外政策的决策权是分散的，存在着多元决策者，最高领导人并不完全控制着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和组织过程模式不同的是，它更加关注参与决策的个人，而不是参与决策的职能部门；更注重分析参与决策各方如何相互竞争以影响最后决策的过程，而不是仅仅把决策看做是各方政策的简单的总和。

政治过程模式认为，参与决策的人都会同时考虑四种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国内政治利益、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由于决策者所代表的组织的不同，所属的政党或派别的不同，决策者政治抱负的不同，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不同，每个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中都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标和立场。

因此，政治过程模式认为，要理解对外政策的决策结果，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哪些人参与了决策，他们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和目标又是什么。一国的宪政制度可以告诉我们，对外政策的权力掌握在哪些人的手中。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实际的政治安排使哪些人成为对外政策的真正决策者。比如，在尼克松总统执政初期，国务卿罗杰斯按理应是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博士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力显然大大超过了罗杰斯。许多重大的外交决策，如基辛格在1971年的秘密访华，都是在罗杰斯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

政治过程模式还试图揭示参与决策的各方如何做出最终决策的政治过程。该模式侧重分析决策者在决策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各自掌握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对决策的影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之所以选择海上封锁的对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建议得到了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当时的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支持。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决策体系中，决策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决策者的地位同样重要。这种讨价还价的能力包括决策者争取支持的能力，控制反对的能力，以及达成妥协的能力等。由于没有一个决策者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当决策者之间出现目标分歧的时候，决策只能通过政治交易、建立政策联盟和彼此妥协来达成。

政治过程模式还强调，即使一项决策已经做出，围绕决策的政治过程并不会因此终止。那些对决策感到不满的决策者仍会继续努力，以试图修正或扭转已经做出的决策和决策的实施。

最后，政治过程模式除了分析在行政部门内部决策的政治过程，还注重分析立法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由于立法机构是政党政治主要的活动场所，它在对外政策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具有更大的政治性。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可以注意到，西方国家的议会在本国对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使对外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色彩不断增强。

（四）危机决策模式

除了上述常规决策模式外，还有危机决策模式。

在发生突发性国际危机的情况下，按部就班的常规决策难以适应复杂而紧迫的形势，完全从理智、合理的角度来决策，也往往忽视国际形势中的多变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在国际危机的严重性、时限性和突然性三要素的同时作用下，危机决策的压力感受与常规决策完全不同。危机决策常采用控制论的决策模式，简化决策过程：接受一定的变量与信号—作出反应—信号反馈—修正目标，再作出反应的不断循环过程，以使对外政策的决策逐步接近实际，并达到对国际关系进程的某种控制。危机决策采取高度集权的方式。

实际上，控制论的决策模式还可以和常规决策模式结合起来。决策者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原先作出的常规决策及时进行补充或修正，实行追踪决策。采用追踪决策，可选择比常规决策更为优越的政策方案，产生更佳的决策效果，使对外政策的决策更趋于合理，更符合实际。这种模式能较为充分地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扩大了选择和控制的范围，为外交决策提供了较大的摆动幅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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