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晓敏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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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闷文学反思：以厨川白村与鲁迅为枢纽试读：
总序
栾栋克服“单面人”生产和突破“块垒式”教学，探索宽基础、大口径、深层次培养通识通才的途径，是世界所有高校的重大难题，也是广东省建设文教大省不可回避的关隘之一。从2003年12月起，我们以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为依托，进行了集约性融通的尝试，一系列成果聚焦于“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2008年底，我们以此为题，获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立项，一个融通人文学科的核心实践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拉开序幕。2012年底，该工程经省发改委、教育厅、财政厅组织专家审核，顺利通过验收，这一项“从无到有的创制”首战告捷。
何谓人文学？从学科脉络上讲，她是研究文史哲互根的学问；从学术本质上看，她是求索中西学融会的艺术；从学理辐射而论，她是探讨教科文贯通的方略；从学丛变数展望，她是文科大类场域趋通的津渡。我们将之作为文学化感通变的“核心加速器”，从“比较文化视野”多向度运作，以推动中外语言文学的通化性研究。这是我们创新团队数十年的精心设计，是我校长期师资建设和学术积累的集成绽放，是我校的比较文学在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配套后的新拓展，尤其是我校作为省属涉外型重点大学对“明德尚行，学贯中西”校训的认真践履。“人文学中心”是广东省文科基地（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工作站。本中心面向海内外招聘学术带头人和教研骨干，大力推动国内外同行间的多向交流，旨在打破近代以来人文领域分科治学人为分界的局限，同时坚守合理的规则，以具有长远规划、长期积累和趋向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实施，带动人文主干学科的多面建设。
从省文科基地已经完成的“人文学研究”成果和全校人文力量的整合情况来看，以“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为题，全面推进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效率日益加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人为学校、全省和全国高教界践履这一历史使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这个工程已经如期结项，然而其积极的成果还在源源不断地涌现，科研成果的实践性转化也在与时俱进地展开。
本团队积极进行中外语言文学的教研改革，力求在人文学探索上有较大的突破，把中心建成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的综合平台，努力实现省内领先、国内出色的目标，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增强实力，协调运作，承担对本学科发展具有中长期导向作用的重大课题，使本中心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文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文史哲通化研究的资料中心。“人文学丛书”是“人文学中心”建设的一个信息窗口，她将本项目的水平标高展现给社会。“人文学丛书”也是“文学通化研究”的一个交流平台，她把本团队融贯文史哲和勾兑中西学的成败利钝呈现出来，与学界同仁品鉴。这套丛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文学原理与方法探要，其二是中外文史通义问题求索，其三是中外文学通化现象研究。毋庸讳言，这样一套丛书的编著，连同上述“人文学中心”建设的重大任务，都属于既“吃螃蟹”又“尝蜘蛛”的艰险行动。但是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迫使我们斗胆进取，面对国际教科文演变的一道难题，中国的人文学者总得交出自己的答卷。“人文学丛书”第一辑的10部著作已于2011年问世，第二辑10部著作在2012年出版发行。第三辑即本系列15部著作整装待发。本辑的第一本是张进教授的《历史诗学通论》。“历史诗学”问题是一个跨越学科语际和时代国别界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到当前文艺发展的命脉和全局，但目前尚没有一部打通如上界限的“通论”性质的专题著述。《历史诗学通论》旨在打通学科界限、时代界限和国别界限，对古今中外的“历史诗学”思想资源进行综合比较和通化研究。在文学与史学相贯通的基础上，打通人学与史学、文本学和审美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对论题展开科际整合研究；在综合古今相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历史诗学形态的历史比较研究，揭示其历史演替和范式转换的过程；在跨越国别语际界限的意义上，对中国、英美和俄苏的历史诗学作宏观统照，通过对相关思想的文化比较研究，阐发历史诗学的思想内涵和多重取向，进而实现对历史诗学问题向心式挖掘与横向性贯通相统一的研究目标。在综合比较基础上的通论研究和通化研究是本书的基本特色。
第二本是张进教授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通论》。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崛起于英美等国的一种跨学科、超国界、多流派的文艺文化批评运动。80年代末，这一“外生”批评运动与中国文艺文化领域“内生原发”的历史文学书写活动策应互动，渐次演变成一种声势浩大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至今仍方兴未艾。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历史哲学观念和历史理性精神的价值取向，关乎文艺文化发展的命脉和全局。本书在当代世界文论和国内文艺的实践背景上，通过对历史文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及其间复杂关系的具体研究，以及历史哲学、批评流派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对勘互证，全方位、立体式地考察这一思潮的精神风貌、思想谱系、文学观念、创作实践、批评探索和价值效应等问题，探索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诗性智慧与历史逻辑的深层对话和整合会通的可能途径，规范和引导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推动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正能量。全方位的会通研究是本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主要特色。
第三本是冯晓莉老师的《人文通识教育新论》。人文通识早先被理解为对一般人文知识的撷取。20世纪末叶，人文精神的讨论将之推进到人文思想的层面，近十多年渐次成为国内外高校教育改革和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书以“人文学”研究为主脉，以当前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为切入点，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关键问题，包括人文通识教育的人文学内涵、中西方人文通识教育的历史渊源、外语类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实践经验、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人文通识教育的现实意义等方面。本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共十二章。三大板块分别聚焦于人文通识教育的历史演变、人文通识教育的案例分析、人文通识教育的多向突围。其中关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学建设的跟踪研究，可谓人文学前沿的实录和通识教育创新的亮点。
第四本是李安博士的《乔叟文学思想研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是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变时期的文学翘楚，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英语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一如但丁之于意大利文学。面对法、意文化的碰撞和思想新潮的冲击，乔叟可谓第一个自觉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英国作家。乔叟在西方世界很受关注，相关研究颇为活跃。国内的兴趣点主要集中于《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两部作品。再早一点的作品几乎被学界忽略。本书作者力求全面观照乔叟的文学思想，将其早期诗歌和后来的作品作整体理解，不仅深入释读《公爵夫人之书》、《声誉之宫》、《百鸟议会》，而且细致剖析作家同期短诗和法语文本《玫瑰传奇》的翻译活动。从意气风发的王室家臣到沉郁顿挫的海关税收官，乔叟经历了始而高举理想、继则怀疑迷惘、最终重立信念的过程。《乔叟文学思想研究》生动地再现了诗人在基督教传统和人文主义过渡中的矛盾性格，扼要地勾勒出了他在贵族阶层理想与历史批判眼光之间的取舍过程。乔叟的诗作曾借女神立言：“因此我——自然女神——宣判，我不会撒谎；/我不会对任何阶层有所偏袒。”李安博士赞赏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对新世界的憧憬，其知人论世的严谨治学和以意逆志的诗学情采，都为本书增色不少。
第五本是陈穗湘教授的《莫里哀戏剧话轮研究》。作者从莫里哀戏剧的对话话语层面，尤其是话轮交替层面突显实现人际意义的语言手段，揭示语言手段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层面的人际意义。本书的核心是人物的社会身份决定人物采用的语言手段以及非语言手段，譬如：手势语、肢体语言（非语言手段由剧作家对演员的演出指示。反之，语言手段的选择反映人物身份以及社会地位，换言之，人物语言特征取决于人物的社会地位）。本书着重分析了权势者和弱势者人物的语言特征，聚焦于两组人物的对话：主人与仆人、父亲与孩子。莫氏戏剧中的主人和父亲代表权势者，而仆人和孩子象征弱势群体。主仆呈对立关系，主人主宰仆人，仆人唯有服从主人。观察这两组人物采用的语言策略，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可见一斑。
第六本是袁兆文博士的研究成果——《〈恶之花〉 及其现代性研究》。自《恶之花》问世以来，层出不穷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诗学角度，本书作者重点关注“诗”与“思”融通视域下的思想文化特征。循《恶之花》由诗向思的推进，本研究揭示了波德莱尔精神世界的纠结，揭示了诗人所展现的悖谬的现代性样态，揭示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作者给我们勾勒出了波德莱尔症结的历史看点，即现代社会深层的现代性焦虑。正如栾栋所言：“波氏诗作和波氏焦虑是互为表里的同一个文化现象，其中隐含着现代性张力，昭显出现代性历史阵痛在‘这一个’作者身上的种种表现。美与丑交织，美与恶同源，美与资本勾结，美与进步错位。《恶之花》的发表象征了审丑的崛起，同时提出了审恶的话题。这本书是思想文化演变的重要节点。而且，《恶之花》引出的审丑论为矫治审美贵族化倾向作出了深一层的解说；《恶之花》体现的应和论为万物相似性作出了神秘性的诠释。”概言之，《恶之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在意识上是审丑文艺的生发和扬厉，在创作上是象征方法的凝练和凸显，在思想上是现代主义的溃疡和痼疾，在文化上是自由情感的红杏出墙，在心理上是欲念根底的沉渣泛起，在人性上是精神提升的反面推力。袁兆文的《恶之花》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突破，其深度和创新程度值得学界关注。
第七本是杨劼博士的《白璧德人文思想研究》。这本著作借鉴栾栋先生人文学思想中的“隐木栝理论”，从“文史哲互根”和多元文化涵养通和的思路，深入地论述了白璧德学说的核心思想。白璧德非常关注现代社会分裂人格的问题，提倡内在超越的生命哲学，主张以“人之法则”克制“物之法则”的僭越，并且殚精竭虑地推进二者的调和。他借鉴东方体验、省思的方法，洞察内在超越的生命根源。其“更高意志”是“知性直觉”所感悟到的始源事实，也是一种超越庸常的“道德想象”。在美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白璧德的人文构设有引领美国和世界文化的理论诉求，其思想有着和平的人文旨归。万物相隐木栝，宇宙本超然。作者把工具理性纳入人文理性之中观照，对白璧德学说的研究，多了几分多元文化生态的意味，增加了许多现实性的考量。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五四”学人和“五四”文化，对当今中国梦的构建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八本是雷晓敏博士的《苦闷文学反思——以厨川白村与鲁迅为枢纽》。厨川白村与鲁迅都是各自民族的脊梁，也都是人类文学文化的翘楚。他们在文学本质及其功能问题上有着惊人的吻合。本书从两位思想家的内在联系和时代背景等方面爬梳剔抉，深层次地解读了中日文化交流中这一奇特的“共鸣”现象。作者从《苦闷的象征》中挖掘出了厨川白村隐性的思想源头，即他对马克思主义部分元素的吸收。将苦闷问题与命运问题、人文精神问题统合圆观，特别是把这些问题与厨川白村和鲁迅的多舛人生以及艰难的奋斗经历交叉互证，新见迭出，妙趣横生。值得称道的还有文学理论方面的多元探索。从模仿说、实证说、象征说一直到隐木栝思想，作者对文艺理论的钻研可谓锲而不舍，如剥笋，似观澜，又像登山，给读者展现的是丰富多彩的学术进路。读者或可从中领悟到这样的看点：“文学是‘为人生’活动的写照，文学也是‘非人生’事物的提炼，在出生入死和钩深致远的意义上，文学是多面神，是九头怪，是星云曲。人类不可无文学，因为她是想象的摇篮；文学不能弃人类，因为人类是文学的真正的载体。”（栾栋语）本书或可为一记佐证。
第九本是张平功教授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化与身份的研究方兴未艾。本书旨在介绍全球化与文化身份的基本理论，呈现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和发展趋势，内容包括全球化的形成及其后果，针对全球化与文化传播﹑多元文化主义﹑大众文化研究﹑海外流散文学﹑文化形象建构﹑中国影视﹑传统医学﹑休闲方式以及“迪斯尼化”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细致分析。与此同时，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现有分割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对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综合探讨。本书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全球化与身份研究的超领域和跨学科性质。一方面可以适应专业课及通识课的教学参考之需，另一方面也希望为那些对全球化和身份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具有一定纵深性和广延性的著作，为全球化多角度的文化释读提供新的可能。
第十本是裴云博士的《波德里亚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波德里亚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在欧美广为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其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思想引起了更多领域的关注，诸如文化的符号特征、爆裂方式、虚拟生成、替代关系等方面的见解，在国际学术界内外都有所反响。波德里亚理论在20世纪末叶逐渐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对他的思想有研究，但是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发展。作者认为，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起步阶段，波德里亚对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拟像与拟真学说、象征性交换理论，对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该书系统地梳理了波德里亚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和本土化情况，对其思想内涵和学术特点有深入的发掘，为学界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点。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研究波德里亚可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寻找更多的参考点。就思想文化的互动性而言，本书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个案研究，读者或可从中披阅出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特点。
第十一本是张向荣博士的《跨越空间的对话——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对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中国作家张爱玲进行比较研究。波伏娃与张爱玲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典范，让人看到“作家即文化演变的产儿”这一历史真言。阐释二者独特的文学思想是本书的思想进路。作者对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揭示了波伏娃概念化的、超越性的女性意识，比对了张爱玲作品作为女性命运的“苍凉”注脚的意蕴。在整个文明发展史上，女性是弱性，波伏娃称之为“第二性”。社会实际往往把女性当异类，对于这一点，波伏娃的理论解析颇为深刻，其小说创作则比较概念化。张爱玲与之相反，她的理论思考很少，但是文学作品却入骨三分，对女性的不幸遭遇有许多穿透历史谎言的真切描述。张氏作品不啻女性悲惨命运史和女性被歪曲历史的矫正史。可以再补一句，张爱玲一生的经历和结局，本身就是女性特别是中国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张向荣博士对波伏娃和张爱玲均有深切的理解，对女性的生存和尊严有多方面的探讨，对当今世界的拜物倾向和精神空虚问题有认真的思考，这些研究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文学观照。
第十二本是马利红的译著《副文学导论》。这本书的法文作者是达尼埃尔·库埃尼亚斯（Daniel Couégnas）。作者以质疑副文学既定的身份属性为出发点，分别从副文学作品中的重复形式、参照错觉、意义解读、主导性叙述和人物分类五大方面对副文学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诗学分析，通过“副文学模式”和“副文学标准”的建构，深层探讨了副文学性和副文学话语存在的逻辑前提，论证了副文学品种及其样态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其学术特色而言，《副文学导论》是第一部从诗学的角度观照副文学现象及其作品的法文著作。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诸如“副文学模式”和“副文学标准”等比较新颖的原创性文学批评观点。该书的翻译旨在向广大的汉语读者提供完整的译本，推动国内学界对法国副文学理论的研究。翻译者马利红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培养的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她目前是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人文学丛书”第一辑出版有专著《法国副文学学派研究》。这本《副文学导论》译著和马利红研究法国副文学思想的专著，是目前国内外国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新动态，即栾栋所说的“文学他化于烈为今”, “文学非文学于今为烈”。马利红的译介和研究印证了这一文学变数。这些成果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广义的文学批评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十三、十四两本书是马歌东教授编选、校点的《日本诗话二十种》（上、下卷）。日本大正九至十一年（1920—1922）相继出版了日本唯一的诗话总集“日本诗话丛书”全十卷，共收载日本诗话59种，其中和文诗话29种，汉文诗话30种，本书从其汉文诗话中精选出20种，加以校点，以飨读者。日本诗话伴随着日本汉诗千余年发展史，其作者为日本古代著名汉诗人、汉学者。日本诗话奉中国诗话为圭臬，其内容既品评我国古代诗歌，亦品评日本汉诗，并探究二者的渊源关系。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古代诗歌与诗话域外繁衍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等多项基础研究及理论研究，都将提供珍贵的文本资料。而诗话这种形式本来就因富于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在我国拥有永久的读者，本书所选日本诗话置我国古代诗话中几可乱真，熟悉的格调语言，新颖的内容趣味，加之首次被引入国内，一新耳目，故其读者几可涵盖我国古代诗话读者群。
第十五本是张宪生教授主编的《东亚近世历史与思想的地平线——差异·冲突·融合诸相》。这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力完成的学术成果。中方主要撰写者还有日本文史专家韦立新教授及赵晓亮、姚奇志等中青年学者。日本作者是立命馆大学桂岛宣弘教授、神户女学院滨下昌宏教授。韩国作者有东西大学李元范教授。这三位日韩专家均为日本历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中桂岛宣弘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他们都有丰硕的学术成果，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桂岛宣弘教授与滨下昌宏教授均对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路线持质疑态度与批判立场，在研究近世历史与思想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进入17世纪，日本民间知识界习儒风气日益浓厚，与此同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也在觉醒。国学派等日本本土思想与作为外来思想的儒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这个变化构成了日本近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并影响了日本历史的走向。作者选取了其中一些重要事例作为切入点，既注意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又重视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以日本为聚焦点，描绘出一幅近世东亚思想空间中多种观点冲突交错与融合的复杂图景。本书选题新颖，资料翔实，论证深刻，许多章节都有所创见。作为国际合作的学术著作，本书的出版为我国日本文史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项重要成果，展示出中、日、韩学术界同行交流的最新动向，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了了解日本近世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前沿成果。
上述十五种论著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人文学的一些大的方面。表面上看，这些著作云行雨施，各有所专，与建设“人文学中心”的主旨若即若离，实际上都很切近人文学思想的大主题，每部书都从治学理路上体现“文史哲互根”的命题，从学术格局上注重“中西学融会”的方略，在学科交叉上追求“教科文通化”的目标。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每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文史与哲理的磨合，看到思想与逻辑的链接，看到学问与学科的切磋。人文学在茁壮成长。
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栾栋教授。他是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的首席学者。该丛书的总策划是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小军教授。“人文学丛书”的出版渐入佳境。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焕然一新。仅从这套丛书的出版情况即可看出，不仅人文学研究循序渐进，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三大主攻方向也有新的成色。国别研究又有收获，比较研究进入熔铸研究的阶段；人文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原理研究与专题研究均有突破；跨文化语言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从戏剧到诗话，由文学而文化，东亚协奏，中西共鸣。在本辑的15部著作付梓之时，另一个系列著作的撰写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诸如栾栋教授的《人文学举要》、《文学通化论》等书稿业已竣工。此外，人文学研究“走出去”的思路也在酝酿中。
我们不难看出，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为人文学研究奠定了在全球化大潮中拼搏的平台，人文学研究为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人文学的创制，从学术凝练、学科变革和学人培植等方面为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了走向未来的新格局。对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学者而言，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是他们实现良性全球化的工作站，人文学中心建设是打造这个工作站的核心工程。它们是合二为一的学术擘画，也是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这套丛书的研发是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凸显了省文科基地的一个里程碑路段。人文学研究未有穷期。2013年5月27日于广州白云山麓
绪论
厨川白村与鲁迅都是各自家族的希望，青少年时代都经历过家道中落后的世态炎凉，他们都以文艺为武器改造国民性，都为本民族的振兴苦苦思索。他们观察敏锐、思想犀利，都是有胆识、有担当和有卓越建树的民族精英。
厨川白村（1880—1923），生于日本大正时代。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日本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贫富悬殊随之加大，各种矛盾急剧爆发。1911年日本发生了迫害社会主义进步人士的“大逆事件”。1918年日本掀起了名为“米骚动”的工人罢工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西方现代文明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仿效、抵抗与迷茫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心态。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人一段时间陷入到全盘西化、模仿欧美的热潮之中，一段时间又掀起狂热的国粹主义运动。这种左右摇摆的风气直接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在大正时代，欧美化的风潮日渐浓厚，日本民主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白桦派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和新思潮文学轮番登场。伴随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日本人的内心充满了焦躁、恐惧和迷惘。
厨川白村是一个锋芒毕露、特立独行的人。他于1880年11月19日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中京区一个小职员家庭。父母对他关爱有加，尤其是父亲，他把自己的人生抱负全部寄托在年幼的厨川白村身上，为了让他出人头地，还把他送到美国人办的幼儿园上学。可以说，从幼儿时期，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就开始潜移默化地浸润厨川白村。1892年进入中学的厨川白村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给同学会刊物《六稜》投稿，几乎每期必有一篇，一直坚持到毕业。进入第三高等学校后，他与同学组成读书会，每周两次，他阅读了大量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在第三高等学校的《三高岭水会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厨川白村的作品。通过对他生平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天性与禀赋。他的同窗好友阪仓笃太郎曾经对其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毫不在乎别人的褒贬，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批判中不是讽刺就是挖苦，自己是痛快了，但他却被人误解，招来不少中伤与责难。”1901年9月，厨川白村考入东京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大学期间，由于家道中落，他发愤读书，并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教外国人学日语，或给《英语中学》、《帝国文学》、《明星》等杂志投稿，以补贴学资的不足。家庭的重大变故使敏感的厨川白村形成了忧郁、孤独的气质。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他都以优异的成绩博得老师们的赞许。大学毕业时，他还被选为优秀毕业生，受到明治天皇的接见，并得到天皇恩赐的银表。1903年，他进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夏目漱石，可是仅仅入学一个多月，就因为家里贫困而不得不退学，他曾因此痛苦万分。此事的打击使他切肤地感受到金钱对人的摧残。1904年9月22日，他被任命为第五高等学校的教授，开始了教师的职业生涯，主要讲授英语。他讲课严肃认真，且治学严谨，学生们都很敬畏厨川白村。他还是一位勤奋努力的学者，一直坚持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撰写文章。1909年他在《近代短篇小说》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作家的创作观念、人生观是诗文研究最后阶段才应该涉及的问题，忠实地阅读作品是文坛的当务之急”，并呼吁“将那些只是空谈作家的人生观而不对作品进行细读的人逐出文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判断。为了让日本文坛了解西方真正的唯美主义，厨川白村于1909年发表了《奥斯卡·王尔德的警句》。经过八年的苦读与积累，其终于在191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专著《近代文学十讲》。这本书获得了日本文坛的好评，自此他开始了文学批评的人生道路。1913年，他发表了《年轻艺术家的群体》。1914年，他又出版了《文艺思潮论》。他关注日本社会现实，抱着“理清流淌于西方文明根基下的东西”的写作目标，希望日本能出现描写大思潮的大文学。早期的厨川白村通过译介西方文艺，深受西方“现代性”的熏染。厨川白村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文明批评主要集中在1917至1923年，他在《改造》、《解放》等杂志上发表了15篇文章，如《文学者与预言家》、《从文艺到社会改造》等。其中，1920年3月，他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了16篇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命名为《出了象牙之塔》。1923年，他在遇难前编辑完《走向十字街头》，这本书收录了他关注和直面“社会问题”的批评文字。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远播世界各地，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民族魂。鲁迅的童年经历以及少年丧父，让他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他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的一生多姿多彩，他的思想来源丰富多样。在中国，鲁迅的文学成就与他的实际影响，是无人能与之比肩的。鲁迅一生写了30多篇短篇小说，他的写作个性鲜明、冷峻深刻。他曾经被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即使剥离他身上的一切光环，将其还原为一个作家来进行审视，即使时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鲁迅形象的高大，至少下面几个事实难以否认。第一，他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鲁迅写作这篇小说，受到了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这篇小说思想深刻、犀利，故事结构层次丰富，语言凝练老到，刻画精神病人心理，模仿其口吻，生动形象。虽是模仿之作，但总体而言，其艺术成就不在这些外国作家同类作品之下，甚至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鲁迅的这篇小说一经问世，就等于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一下子提高到了与当时国际水平同等的高度。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第二，鲁迅创造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人物形象。例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其中的阿Q，作为精神胜利法的典型，更是具有国际意义与世界影响。第三，鲁迅的语言精警峻拔，极具个人风格。这得益于他古文、外语、方言等多方面的修养。第四，鲁迅的创作手法多样，体现了他的探索、创新、实践精神。有研究者指出，举凡近现代世界文坛流行过的艺术手法与流派，比如白描、讽刺、纪实、传奇、乡土、意识流、荒诞、魔幻等，都能在鲁迅的中短篇小说中看到。第五，鲁迅的人格独立。鲁迅始终保持鲜明的性格与“特立独行”的思想，这也不是一般现当代作家所能达到的境界。第六，鲁迅对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生前如春风化雨，帮助、培养和影响了大批青年人。即使在他逝世之后，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依旧影响着世界各国人民，依旧启迪着中国人的精神文化。
鉴于鲁迅在国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文学家、思想家和翻译家，鲁学也是传播相当广泛的现当代思想文化潮流，笔者在本书中不拟展开描述鲁迅生平，只是在行文需要之处对其有关资料勾陈点评。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论文，尤其是作为专门就厨川白村与鲁迅围绕《苦闷的象征》所生发出的中日思想文化互动现象研究，本书的主线就是这两位学者兼作家共同的聚焦点及其思想共鸣的动静，阐发他们留给后人的丰厚的学术遗产，求索个中人文深旨。第一节缘起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毗邻而居，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在追溯二者的交往史中，不可避免地会想到玄奘（602—664）、鉴真（688—763）、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698—770）、黄遵宪（1848—1905）、厨川白村、鲁迅、增田涉、大江健三郎等学者和作家。他们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各自所处时代的中日交流状况。中日的文化、文学交流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日本向中国学习的阶段。日本曾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化，至少贯穿了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秦朝）到18世纪中叶（兰学兴起）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国文化在日本影响深远，绵延漫长，呈现出中国文化由东亚大陆向日本列岛单方面流动的特点。第二，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桥梁的阶段。中国通过日本学习了许多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具体讲，近代以来，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求学，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西方文化通过日本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土。鲁迅东渡日本，接触到了日本文化，而且以日本文化为中介，学习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的文艺美学思想。第三，日本学界研究鲁迅的阶段。鲁迅作品作为世界文学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影响了亚洲及世界许多国家。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从最早介绍鲁迅的青木正儿（1887—1964）开始，经过了清水安三（1891—1988）、丸山幸一郎（笔名丸山昏迷，1895—1924）、山上正义（1896—1938）、增田涉（1903—1977）、内山完造（1885—1959）、小田岳夫（1900—1979）、竹内好（1908—1977）、横松宗（1913—2005）、伊藤虎丸（1927—2003）、尾崎秀树（1928—1999）、丸尾常喜（1937—2008）、丸山升（1931—）、木山英雄（1934—）、尾崎文昭（1947—）等许多学者坚持不懈的研究，给中日文学文化交流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有趣的话题。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十分敬重鲁迅，他从12岁开始就在母亲的影响下阅读鲁迅的作品并终身受益。2006年，他访问中国的三场公开演讲的题目分别是《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和《鲁迅——中国——我》，主题全都和鲁迅有关，他曾经讲过“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 “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长江日报》2013年3月22日报道：“在村上春树新书首发式现场，日本著名学者、翻译家藤井省三分析了村上作品中隐藏的鲁迅‘影子’。”藤井省三介绍村上春树早在高中时代就爱读鲁迅的日译作品，而他所阅读的《阿Q正传》译本封面图片选自程十发的《阿Q正传一百零八图》，这与丰子恺所画风格差异很大，“程十发所画的阿Q也更接近村上春树对阿Q的理解”。藤井省三还指出，“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开头一句：‘不存在所谓完美无缺的文章，就像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绝望。’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杂文集《野草》里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以上分析可知，对鲁迅的研究在日本学界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呈现出“循环往复、净化澄澈”的特点。
本书聚焦于鲁迅对厨川白村的译介和传播，深入开掘了二者在文艺思想及各自对国民性改造方面的多种成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本书以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文学思想为脉络，从文学作为苦闷象征的辩证关系切入，力求揭示中日文论和中西文论在汉文化急剧变化中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带来的重大变数。
厨川白村是日本大正文坛的一位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和批评家，他翻译并研究英美文学，一生著述400万字，主要著作有：《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的恋爱观》、《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等。鲁迅从1902年3月至1909年8月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并未与厨川白村会过面。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厨川白村不幸遇难。1924年，鲁迅读到《苦闷的象征》，深深为之震撼。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引发了鲁迅深度的共鸣。他立即翻译并推广厨川的文学思想学说。这些细节在其译著《苦闷的象征》引言部分也有说明。在研究鲁迅的思想渊源时，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日本文化对鲁迅思想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介绍多，深入发掘少；涉及厨川与鲁迅的关系，也是资料罗列比较丰富，理论解析相对薄弱。此外，厨川白村在日本被读者受容的情况也缺乏深入考究。他翻译介绍英国文学理论，批判日本国民性，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岁月，这是逆势而上的犯忌行为。他虽然曾经凭借《近代的恋爱观》一书与有岛武郎在日本的大正时代并驾齐驱，可是在日本的文坛却一直不能确立文学地位。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厨川白村主要因其《苦闷的象征》一书，曾经名声大震，鲁迅对该书的译介，是其人其书在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突出特点和适应了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也是不可忽略的缘由。对于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等方面，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都是不能绕过的重要内容。值得庆幸的是，在研究日本文论时，中国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日本文坛对厨川白村忽视的偏颇。许多学者都纷纷著书立说，谈及此事。靳明权在《日本文论史要》一书中第三章单列一节论述厨川白村的学术思想。
本书是笔者对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尝试挖掘鲁迅文学思想中所包含的日本文化元素，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留学日本达七年之久，可以说他在日本度过了其性格与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鲁迅的“日本体验”，是其在1907—1908年间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的重要生活积累之一。日本文化在鲁迅思想和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鲁迅的文学思想与日本文学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其中厨川白村与鲁迅的关系就是举足轻重的环节。这个问题虽然被学界讨论过很多次，但是坦率地讲，相关论述仍旧停留在资料搜集层面。为什么鲁迅看好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为什么鲁迅从1924—1927年积极翻译这部作品，并向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广泛地介绍、赠送此书？这些问题耐人寻味。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态度很值得研究。他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吸收、消化和超越，尤其需要深入求索。可以说厨川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是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二者在苦闷文学方面的深度共鸣和高度重合，构成了中日文学思想研究和广义文艺学理论探索的典型范例。
这本书得益于栾栋先生三个论点的启发。其一是“厨川白村与鲁迅都是甘于和善于享受苦闷的人”。在栾栋先生看来，苦闷为常人之所厌，然而苦闷中蕴含着生命困厄，同时也酝酿着人文抗争。古来无闷不成材。成语“蚌病成珠”的思想内涵是痛苦使人升华、超越，任何不幸、失败与损失，都有可能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因素。珍珠的来源最初不过是蚌本身的痛苦，正是因为有了痛苦之后，才有了价值连城的珍珠。这个成语启迪我们要正确面对人生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增进自身，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栾栋先生的这个论点将笔者的思路引导到“共享苦闷”的聚焦点。其二是“厨川白村与鲁迅都是将文艺视为悲苦情结的思想家”。厨川白村命运多舛，他从英美文学和精神分析思潮中汲取到了苦闷理念；鲁迅一生艰辛，他从东西方文化中提炼出了悲情智慧。二者于悲苦体验甚深，在苦闷处结缘，实在是顺理成章，由此加强了笔者对《苦闷的象征》的关注。其三是“厨川白村与鲁迅都是植根本土而又透解人文的大手笔”。“植根本土”道出了二者酷爱各自的民族及其文化的特点，“透解人文”切中了二者在人文肯綮处殊途同归的本质，而由之凸显出两位文化大手笔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普世性的亮点。上述三点，也正是笔者将本书题目拟定为“苦闷文学反思——以厨川白村与鲁迅为枢纽”的学术理据。
厨川白村与鲁迅都是深爱自己民族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积极向外民族学习的前驱。他们都对本民族的国民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鲁迅毕生致力于沟通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其现实意义至今发人深省。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对厨川白村与鲁迅在《苦闷的象征》思想文化方面同心同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多角度体认。改造国民性、塑造较高素质的世界性公民，不正是我们每个当代人必须面对的考题吗？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仅次美国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下一步该如何持续发展经济和文化？厨川白村与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审思依然振聋发聩。当我们的大学在成批量地生产有知识的劳动者时，许多宝贵的因素悄然流失，类如高校中大楼林立，而大师却日见其少。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这个物质日益丰富，而国人道德滑坡的时代，国民性该如何改造？大师该从哪里寻找？我们为之焦虑。苦闷的何止是文学，苦闷的还有文化，还有世界！重塑国民性，重塑大师，重塑学术精神，重塑社会道德风尚，这一切都不是“快乐文学”、“快乐文化”、“快乐社会”所能奏效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厨川白村与鲁迅的苦闷思想，留给我们的是一笔何其丰厚的宝贵财富。
简言之，厨川白村与鲁迅作品中的人文关怀，是超越了个人痛苦和家庭痛苦的高尚情操，其中有对民族、对国家、对世界的深度关切。他们的拳拳之心让读者感动，他们的责任意识引发我们思考。在今天，我们能够为社会、为国家做些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抱怨、观望中，应该从自己做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影响身边的学生、同事、朋友，把真、善、美播撒下去，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虚度了光阴而悔恨，我们就可以期待明天会更好。本书就是凝聚着笔者对如许现实关切的时代答卷。第二节中日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述略
在中国，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具体而言，首先在1978年，黎宗科发表了《鲁迅与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一文，在文中探讨了鲁迅翻译介绍厨川白村文艺论著的意图及其影响。由于时代的缘故，作者在文中的观点颇为偏激，并有一些不当之处。他认为“厨川白村关于文艺的源泉问题，抹杀了文艺的阶级性……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但毕竟这是中国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现存的第一篇文章。1981年，温儒敏在《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中，探讨了鲁迅前期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影响关系。温儒敏相对客观地评价了鲁迅与厨川白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鲁迅既借鉴了厨川白村的文学观点，又扬弃了厨川白村的不合理成分。我们认为鲁迅的文艺思想是复杂、深刻的，他汲取了多家思想，而且鲁迅的文学创作从来都不是固定的，他的作品包罗万象，他在汲取的同时，也在超越。同年，刘再复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认为：“厨川白村把苦闷这种精神现象，作为艺术的终极根源，是唯心论，但他的理论中发散着一些合理的罕有辩证因素的美学思想。”这个观点是经颇有见地的。我们认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是一部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坛的著名文艺理论名著。1985年，鲁枢元在《一部文艺心理学的早期译著——读鲁迅译 〈苦闷的象征〉》一文中，客观分析了厨川白村对“新学说”的严肃态度。尽管文中说到鲁迅对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最终扬弃，作者还是比较真实地分析了具体的原因，这是一篇值得研读的文章。1986年，程麻的《〈苦闷的象征〉 和鲁迅的文艺心理学思想——论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力问题》结尾处指出鲁迅对厨川白村的文艺心理学说主要着眼于“有用”和“有益”处，其宗旨是汲取现代文艺心理学的积极成果。为此，他多次向别人表示过自己对《苦闷的象征》的基本肯定的态度。同年，姚春树发表了《鲁迅与厨川白村及鹤见祐辅——关于鲁迅杂文理论主要渊源的探讨》和《鲁迅与厨川白村——关于鲁迅杂文理论主要渊源的探讨》，他认为厨川白村的随笔对鲁迅和整个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鲁迅杂文理论的渊源是多元的，日本的厨川白村思想是其主要渊源之一。通过对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纠缠在一起，中国文坛对厨川白村文学理论的认识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中国学者对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也不得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学者逐渐摆脱了政治层面的束缚，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厨川白村对鲁迅的内在影响。如2002年，沈幼平的《从〈摩罗诗力说〉 到 〈苦闷的象征〉》; 2003年，王文宏的《鲁迅与厨川白村》; 2004年，周涛在《聚焦生命：鲁迅与厨川白村》的文章中指出：“鲁迅与厨川白村都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文艺观，他们在创作手法上体现为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与厨川白村在生命哲学维度，尽管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却显现了大致相似的生命气象。”2008年，周涛在《在认识中阐释生命本体——鲁迅与厨川白村文艺观比较》一文中认为：“文艺本体论和认识论文艺观代表了西方文艺美学发展史上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但在鲁迅和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中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既是对二人文艺观的重新解读，揭示出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深层原因，也是对当代文艺学发展趋向的展望。”由以上梳理可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们对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已经能够跳出由来已久的藩篱，能够从生命哲学等理论层面把握其内在的关系，这实在是中日比较文学方面可喜的进步。
日本方面，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呈现出了不同于中国学界的日本式的学术风格。日本学者大部分注重史料与考据的实证方法，他们深入地探讨了厨川白村与鲁迅的影响关系。
1958年，丸山升在《魯迅研究》上发表《魯迅と厨川白村》，这是日本最早的关于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一直到1976年，楠原俊代在《中国文学報》上登载了《魯迅と厨川白村》; 1983年，鹤田义郎在《海外事情研究》第10卷号上刊登《魯迅と厨川白村》，同年12月，相浦杲在《中国語学·文学論——伊地智善继·辻本春彦両教授退官記念》上发表了《魯迅と厨川白村》; 1987年，新岛淳良在《津》第3号上发表《魯迅と徐懋庸（三）厨川白村めぐって》; 1990年，藤田昌志在《中国学志》（第5号）上登载《魯迅と厨川白村》; 1995年，林业在《比較文学》第37卷上发表《魯迅と白村、漱石》; 1999年，后藤岩奈在《県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第36集上发表《〈苦悶の象徴〉 と魯迅の文芸心理学思想——文学創作の原動力の問題を論ず（1）》（中国·程麻）; 2000年，裘怡然在《かほよとり》上发表《厨川白村 〈苦悶の象徴〉 が魯迅へ与えた影響》; 2001年，后藤岩奈在《県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第38集上发表《〈苦悶の象徴〉 と魯迅の文芸心理学思想——文学創作の原動力の問題を論ず（2）》（中国·程麻）等。
通过以上罗列，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学者对厨川白村和鲁迅的比较研究大略。日本学者对厨川白村和鲁迅的比较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他们的实证分析极为细致，充分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二者关系研究的实力。例如相浦杲的《鲁迅和厨川白村》指出了《苦闷的象征》对《野草》的影响关系。他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对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他的《鲁迅和厨川白村》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鲁迅的散文诗集 〈野草〉》这两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笔者认为日本学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史料的查证和搜集层面，对厨川白村和鲁迅的比较研究中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其人文关怀、其文学本质探求、其命运思索等付之阙如。鉴于篇幅关系，其他日本学者的观点将在相关章节专题论述。鲁迅之所以关注到厨川白村，应该毫不夸张地讲是因为《苦闷的象征》，尽管鲁迅不是中国第一位介绍厨川白村的作家，但是厨川白村以及其《苦闷的象征》在中国被广泛接受，应该与鲁迅的译介有重要的关系。鲁迅不仅翻译了《苦闷的象征》，而且还将其赠送给朋友和学生，尤其是他从1925—1927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苦闷的象征》，对厨川白村以及《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章《苦闷的象征》之滥觞《苦闷的象征》日文版问世不久，鲁迅便购买了此书，并于1924年9月到10月间迅速将之翻译成中文。他还帮助丰子恺出版了《苦闷的象征》的另一个译本。经鲁迅等人对这本书的宣讲与推广，厨川白村的文学思想很快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传播。可以说从1924年起，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刮起了“厨川风”，文学思想为之一新。毋庸置疑，风从白村来。然而，这种风的内涵和缘起又有哪些哲理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呢？让我们从《苦闷的象征》的源头体察其青萍之末。《苦闷的象征》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和文学的起源。创作论由六个小节组成：两种力、创造生活的欲求、强制压抑之力、精神分析学、人间苦与文艺、苦闷的象征。鉴赏论阐述了六个方面的内容：生命的共感、自己发见的欢喜、悲剧的净化作用、有限中的无限、文艺鉴赏的四阶段、共鸣的创作。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也由六个小节组成：预言者的诗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短篇“项链”、白日的梦、文艺与道德、酒与女人与歌。在文学的起源部分，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祈祷与劳动、原人的梦。探讨上述四个部分的思想渊源，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项有价值的回溯性学术考察。第一节《苦闷的象征》的显形源头
谈到厨川白村文艺哲理的显形源头，首要的聚焦点当在精神分析学。厨川白村本人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对此有明确的指陈：“我在先前所说过那样的从压抑而来的苦闷和懊恼，和这绝对创造的文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并且不但从创作家那一面，还是从鉴赏那些作品的读者这一面说起来，人间苦和文艺，应该怎样看待？我对于这些问题，当陈述自己的管见之前，想要作为准备，先在这里引用的，是在最近的思想界上得了很大的势力的一个心理学说。”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这种心理学说的。（一）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汲取
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学说在西方世界传播态势的评介，一点也没有夸张。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它刚一问世，便不胫而走，不仅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而且在东方世界迅速传播。厨川白村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东方最早的引介者之一。他不但广泛阅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著作，而且还浏览了许多西方学者对精神分析学的引用性文章。需要说明的是，他在美国留学之时，恰恰也是弗洛伊德学说在欧美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早在20世纪初叶，他就将弗洛伊德的思想用之于文艺问题的解析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也处在边创边演的拓展过程中。在这一点上，他可谓得风气之先。他受该学说影响之深，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他认为：“两种力是人生活、存在和根本上的意义。人生有苦闷，有战的苦痛，人生才有生的功效。”人不要凡事服从权威，束缚于因袭，如果人像羊一样听话，整日忙于利益的算计，被物欲所指使，是无法体会人的深刻兴趣的。厨川白村认为文艺的基础就是两种力的冲突。1914年，他在《文艺思潮论》中提出“两种力的冲突”的理论。他认为两种力的冲突是造成世界上一切苦闷烦恼的根源。要摆脱苦闷和烦恼，唯一的办法就是灵肉的调和与一致。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是人间生活的根本，这与许多近代的思想家是一致的。”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叔本华的“意志说”、尼采的“本能论超人说”、萧伯纳的戏曲《人与超人》的“生力”、卡彭特承认人间生命的永远不灭的创造性的“宇宙的自我”说、罗素在《社会改造的根本义》的“冲动”说，岂不是都可以看到“生命力”的意义？当我们阅读了厨川白村关于生命力的论述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他在阐述文学与生命力的关系。他汲取了当时最新的理论，把哲学的生命力问题引入文学的创作中来，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也许不足为奇，但在一百年前，厨川白村就已经预见到了文学与哲学的交融问题，这是弥足珍贵的。文学与哲学、历史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无法分割清楚。然而，随着近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已经把三者生生分开，难得的是厨川白村的文学著作，却能够水乳交融地把文学和哲学融为一体。
生命是天地万象间的普遍现象。但是经了人而显现，就会因为个性而活跃。生命的表现就是个性的表现，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创作的生活。人类的“活着”是生的欢喜，如果人失去了个性，就如同排列着的、造成的泥人一样。个人只有充分地发挥个性，才能成就真正的文化生活。生命力的显现是超脱了利害及善恶的评价、道德的批评和因袭的束缚。人内在的个性表现的欲望，却被外在的社会生活所束缚和强制不绝地压迫着。在这两种力之间，苦恼的挣扎的状态，就是人类的生活。人因为生活难的威胁，先舍掉了像人样的个性生活，以劳动为享乐的人们几乎全没有，又怎能寻出“生的欢喜”。“人唯有在游玩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人们任由自己内心的需求而动，不受外在的强制的自由的创造活动影响。人，能有比自己表现的创造生活还要高贵的生活吗？没有创造的地方就没有进化，凡事只被动于外在要求，反复、妥协和被生活降服，而忘却了个性表现的高贵，这如同禽兽。自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厨川白村对于创造的认同。他积极地思考人的个性问题以及人的苦闷问题。
人在一方面有自由，从而使自己的本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欲求，就是要将这种本能压抑。人有兽性和恶魔性，也有神性；有利己主义的欲求，也有爱他主义的思想；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不绝的不调和，不断的冲突和纠葛。生命力越旺盛，这种冲突和纠葛就越激烈。这样两种力的冲突和纠葛，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是古往今来所有人都曾经体验过的苦痛。因此，便有了这“人生不如意”和“不从心的是人间事”。人间苦、社会苦、劳动苦，如何摆脱这苦境，文艺应运而生。在厨川白村看来，消解劳苦的活动便是文艺的创作。压抑带来的苦闷和懊恼与文艺是怎样的关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确实开拓了一个新境界，他对梦、传说、文艺创作的解释是有其独特性的，但也难以让厨川白村无条件地接受。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要成为学界的定说，大约总得经过许多的修正，还需要不少的时间。活着就有战斗的苦恼。生命力越强，苦恼越强烈。一面经历着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这发出的声音就是文艺。文艺就是朝着真善美的理想，追赶一路向上的生命的进行曲。文艺绝不是俗众的玩弄物，乃是该严肃且沉痛的人间苦的象征。
克罗奇认为：“表现是艺术的一切。”文艺怎么成了人类的苦闷的象征？艺术的最大要件是在具象性。某个思想或内容，经过具象化的处理，不论是人物、事件或景色，都如同梦境中“改装”过的一样。此类改造，就是艺术。而赋予这具象性者，就称为象征。象征的一切文艺，都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法。在象征、内容和外形之间，总常有价值之差。象征本身和“仗了象征而表现”的内容之间，有轻重之差，这同梦的转移作用完全一样。借简单的具象的外形，而在心中表现着复杂的精神的东西、理想的东西。象征的外形稍微复杂的表现，便是讽喻、寓言、比喻之类。这些都是将真理或教训，照样极浅显地嵌在动物或人物故事上而表现的。从民族心理角度看，古代的神话、传说的一切，都归到民族的美梦。在内心燃烧着的欲望，被压抑这个监督所阻止，由此发生的冲突和纠葛，就成了人间苦。如果说这欲望的力免去了监督的压抑，以绝对的自由而表现的唯一的时候就是梦。人从内的和外的强制压抑解放，以绝对的自由创作纯粹创造的唯一的生活就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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