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飞鹏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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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研究试读：
绪论
2009—2010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府投资政策，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然而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具有短期化特征，民间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影响着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政府投资后继乏力，民间投资踟蹰不前，使我国经济再次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2012年和2013年的全国GDP增速只有7.8%和7.7%，2014年第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更是降到了7.4%。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必须合理进行政府投资，最大限度发挥其对民间投资的杠杆效应，这就赋予了本研究以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的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七点：（1）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投资不断市场化，政府投资逐步向民间投资让渡。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投资一家独大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政府投资处于次要地位，外商投资作为辅助和补充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2）从理论视角探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挤进”还是“挤出”，结论都是十分脆弱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作用，取决于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对媒介变量的假定和选择。媒介不同，传导路径自然也不同，最终表现出来的净效应的方向和程度也就不同。（3）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效应具有滞后性、长期性和显著性等特征。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显著的“挤进效应”，扩大政府投资会带来民间投资的增加。而且，该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激活力最强，中、西部次之。（4）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只在短期内发生，长期中它主要依靠挤进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而民间投资在长、短期中均对经济有显著贡献。也正因如此，只有启动民间投资，才能使经济转入内生增长轨道，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5）结构分析表明，提高民间投资的实际比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投资应向中、西部适当倾斜；不同领域中的政府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不同影响。其中在农业、研发、教育领域中表现为“挤进效应”，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中表现为“挤出效应”。（6）关于政府投资的建议：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应避免“踩过界”而过多地干预市场。政府投资要有选择、有节制，要以改善公共服务、增进国民福利、短期刺激经济和吸引民资跟进为目的，不可盲目，更不可过分依赖。同时，政府要规范管理和强化监督，降低投资过程中的寻租成本，解决配置低效和资金浪费等问题。（7）关于民间投资的建议：政策上要放宽限制、降低门槛，尽可能拓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增强民间投资者的信心。政府应从审批、信息、融资、税费、保障等各个方面，为民间投资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或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促资政策的制定要谨慎而行，并建立效果评估机制。 第1章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1.1 选题背景及意义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 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1]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如此长期而快速的增长，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经济增长从超高水平（10%以上）陡然降低到中高水平（7%~9%）。如图1-1所示，2008年成为我国经济继1998年之后的又一拐点，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分别只有7.8%和7.7%，因此，国民经济潜藏着巨大的下行风险。另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降到了7.4%。[2]图1-1 1978—201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不变价）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比如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与资源人口环境矛盾突出、虚拟经济泡沫严重等，以至于有不少专家认为，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考验，增长奇迹或将成为历史，中国经济或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因此，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延续高速增长的态势，是我国目前最为紧要的一道难题。
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最终取决于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度和人口增长率（Solow，1957；Denison，1967）；而在内生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资本投入不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同时还影响技术水平以及技术进步速度，两者构成了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性和长期性因素（刘渝琳、郭嘉志，2008）。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物质资本的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始终伴随着资本的快速扩张。据统计，与1979年相比，我国2013年的GDP增加了140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了512倍。2009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武如宪，2010）。换句话说，2009年我国经济中所生产出的92.3%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是由投资创造或完成的，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足见资本投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受其影响，当年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大幅下降且消费需求增长低迷，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刺激经济的唯一选择。2013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减弱，投资的经济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50.4%，比2012年提高3.3%，[3]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因此，投资常被认为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首。其中不管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是经济增长不可或[4]缺的力量，两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我国的国民经济。
在我国经济体制中，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政府投资是我国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到2008年以大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再到2012年的新一轮“地方版4万亿”，政府投资屡次成为中国经济危急时的首选政策，而且还屡试不爽，成功抵御了外界冲击，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以2010年为例，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政府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国民经济顺利回到正轨。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97 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9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1.9%，第二季度增长10.3%，第三季[5]度增长9.6%，第四季度增长9.8%。2011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收尾，“十二五”规划开局，固定资产投资被动续建和主动扩张的动力并存。为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与“十二五”前期投资项目衔接工作，政府投资近年仍然保持着较大的规模，并呈现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后继乏力以及民间投资经济效应日益凸显，社会对“国资让位于民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长远来看，民间投资势必将成为中国建设投资的主体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6]观要求。为此，国务院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同年6月30日，国务院[7]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及将“切实向民营资本开放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为了贯彻落实“新36条”，同年7月26日，国务院又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方面的分工和任务。2012年5月25日，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积极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变发展方式”。在2013年11月9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资委又提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由此可见，国家推动民间投资的急切之情非同一般。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综上所述，我国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二策并举、并重，两者间是优势互补还是相互冲突？因此，厘清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本书将立足我国经济实际，力求解决以下问题：（1）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范围界定、指标选取及其测度方法。这是全书研究的基石。（2）在我国经济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从前到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两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何改变。（3）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如何，这一关系在我国现实经济中如何表现。我国的政府投资到底是“挤进”还是“挤出”了民间投资，这一作用机制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政府级别间是否存在差异。这是本书的核心问题。（4）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经济效应如何，该经济效应在短期内和长期中有何不同。对我国政府而言，每逢经济危机便大规模扩大政府投资的做法是否合适，民间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否更具长期性。这一结论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什么启示。（5）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保持怎样的比例才是最优的，以这一最优比例为标准，我国当前东、中、西不同地区的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政府投资越位、民间投资缺位的现象。
上述问题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学者们观点各异，也由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政府投资政策的激烈争议和矛盾心理，导致了民间资本踟蹰不前。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1）理论意义。本书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最优控制理论等为基础，深入分析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填补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者关系的理论空白，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范畴，拓展了资本投资领域的研究视野，并引入了计量回归检验的一些前沿研究技术，对后续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2）现实意义。一方面，全书紧贴国情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些关于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有益结论，不仅有助于形成对先前投资决策的客观评价，而且为今后制定适宜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有益的理论与经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经济中逐渐暴露出的经济动力不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民间资本闲置及无处容身等问题，都赋予本研究以较高的现实意义。1.2 文献综述与评论
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政府投资会刺激民间投资，即产生“挤进效应”；二是政府投资会抑制民间投资，即产生“挤出效应”；三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作用机制不确定，挤进或挤出因不同条件而变化；四是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不显著，或直接表现为相互独立。1.2.1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进效应”
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来自Aschauer（1987），他基于Arrow & Kurz（1970）构建的生产性公共投资均衡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实了政府投资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率，从而引导民间投资的增加，即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进效应”；Aschauer（1989）又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证明上述结论成立：美国政府投资在总体上挤进了民间投资；Berndt & Hansson（1992）利用瑞典的年度数据发现，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增加公共资本会降低私人部门的成本，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公共资本的最优供给问题；Erenburg（1993）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虽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存在正反馈效应；Vijverberg等（1997）指出政府投资的先期扩张，往往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积累效应；Fisher & Turnovsky（1998）从理论上描述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扩张对政府投资有路径依赖。此外，Easterly & Rebelo（1993）以及Agenor等（2005）也分别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的数据和相应的实证方法得到了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正相关的结论。Eden & Maya（2014）以39个低收入国家为样本，考察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在这些国家里，政府投资每增加1美元，会挤进大约2美元的民间投资，并最终带来1.5美元的额外产出。
在国内，郭庆旺和赵志耘（1999）就中国的政府投资是否产生“挤进效应”进行了分析，通过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形式、资产的替代性和经济衰退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在利率受到管制的条件下，政府投资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反而有利于启动内需，拉动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产生“挤进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以1984—2000年为数据样本期，利用似乎不相关回归法（SUR），对政府投资的系数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虽然政府投资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反而私人部门的收益率，即代表积极财政政策的政府投资支出扩张给民间投资带来了“挤进效应”，得出的结果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吴超林（2001）在对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进行严格细分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的制度原因，以及形成“挤进效应”的制度条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庄子银和邹薇（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和民间投资具有互补效应。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以我国1978—2003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我国财政总投资、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更新改造投资对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民间总投资、民间基本建设投资和民间更新改造投资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很强。吴洪鹏和刘璐（2007）运用VAR模型对中国存在的“挤出效应”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可能会导致民间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机制均不存在，政府投资的扩大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挤进效应”。魏友（2011）以浙江省为例，利用2008—2010年的月度经济统计数据，对金融危机后扩张的政府投资如何影响民间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相反，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间投资的增长。1.2.2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扩张会使国内利率水平上升，对国内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制约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作用。凯恩斯理论认为，在短期内，政府投资会给私人投资带来部分“挤出效应”，这是由政府支出的需求效应决定的。Pradhan等（1990）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法对印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Bairam & Ward（1993）对25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24个国家的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有负面的影响。Evan等（1994）利用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间的数据进行评价，发现除教育投资对效率提高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外，其他项目的政府投资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甚至表现出负面的影响。Odedokun（1997）的统计结果则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造成部分“挤出效应”，大约是1美元的政府投资挤出了0.12美元的私人投资。Nader & Migue（1997）利用1940—1991年间墨西哥的投资数据研究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Ghali（1998）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投资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中均对私人投资有负向影响。Voss（2002）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利用美国、加拿大的数据分别构建了VAR模型，发现两个国家政府投资变动不但没有挤进私人投资，而且还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Selim Basar（2011）利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研究发现从1987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这一期间内，土耳其的政府支出对本国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在国内，庄龙涛（1999）认为，政府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对企业和个人产生了“挤出效应”。田杰棠（2002）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的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不严重的结论。贾松明（2002）认为，我国公共部门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不明显，当前民间投资不活跃的主要原因是另一种“挤出效应”，即对民间投资的歧视和限制，而改变这种情况的主要方法是改革。曹建海（2005）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对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私人投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廖楚晖和刘鹏（2005）通过建立总量的动态最优化模型，证明了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替代作用的存在性，进而研究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替代程度，通过计量模型对上述替代程度进行了具体度量。研究表明，我国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存在的替代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尽管替代率还不高。贾明琪和李贺男（2009）根据近些年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探讨了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这一重要问题，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1999—2008年，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大幅增强。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在继续实行“4万亿”投资计划的过程中并行不悖地配合使用其他各项措施，以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降低“挤出效应”。1.2.3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双向性作用
Glomm & Ravikumar（1997）根据美国的年度数据估计出一个产出、私人资本、公共资本和劳动之间可以反馈的VARMA模型，该模型表明公共资本存量在短期内对产出和私人资本没有作用，但长期中会对私人资本存在较大的影响，这是来自公共资本的反馈效应。Sutherland（1997）从理论上阐述了当政府发行规模适度的财政债务，政府投资将产生乘数效应，而当政府进行过度的债务融资，政府投资将产生“挤出效应”，这一结论得到了Elder（1999）的支持。Elder（1999）在对德国等四国的比较分析中发现，当德国过度地发行债务而使其变得难以持续时，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Ahved & Stephen（2000）结合融资方式研究了政府的不同支出项目占GDP的比重对投资占GDP比重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将政府支出项目分解为国防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福利支出、经济事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出口与进口等项目，在债务与税收两种融资方式下，只有交通通信支出与进出口项目能够引进投资，而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支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会造成“挤出效应”。Apergis（2000）对希腊1948—1996年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发现1948—1980年间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为正向，而在1981—1996年间此关系却变为负向。Ahmed & Miller（2000）比较债务融资和税收融资这两种不同融资方式下政府投资的效应，发现税收融资下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更强的“挤出效应”。Rossiter（2002）利用结构化的协整检验法对政府投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在设备方面的支出挤出了民间投资，而投资在建筑物方面的支出却存在微弱的“挤进效应”。Xiaoming Xu & Yanyang Yan（2014）研究了中国政府投资是否挤进或挤出民间投资的问题。他们将政府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用于提供公共品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类是对盈利性的国有企事业投资）进行结构向量自回归得出，用于提供公共品和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显著地挤进了民间投资，而盈利性政府投资则显著地挤出了民间投资。
杨晓华（2006）利用协整检验法分析了我国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间的关系，证实了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对私人投资有“挤进效应”，而在长期中却有“挤出效应”，但这两种效应都比较弱。董秀良等（2006）在重新界定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法、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进效应”。陈浪南和杨子晖（2007）利用1980—2003的经济数据，以Aschauer等人的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政府支出和政府融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投资挤进了私人投资，社会文教费的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尹贻林和卢晶（2008）从理论上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各种效应进行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有关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中，我国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唯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挤进效应”；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则具有“挤出效应”。陈工和苑德宇（2009）通过理论推导构建了反映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之间关系的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1994—200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公共投资在总体上显著挤进了地方私人投资，其中生产性公共投资为挤进私人投资的主要成分，而社会性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则不显著。陈时兴（2012）运用IS-LM模型研究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与“挤进效应”的影响因素，并采用中国1980—2010年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收入、税收等数据，建立VAR模型分析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政府投资规模扩大对民间投资存在部分“挤进效应”，也存在部分“挤出效应”，但从总体上看，累积“挤出效应”并不存在。1.2.4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表现为相互独立
Barth & Cordes（1980）、Munnell（1990）、Ramirez（1994）的研究得出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相互独立关系的结论。Levine & Renelt（1992）用跨地区回归方法研究政府消费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马拴友（2001）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增加政府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戴国晨（2003）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经济数据，对我国私人资本和预算内公共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公共资本能够提高私人资本的收益率，但是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也是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得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的结论。孙旭和罗季（2004）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并探讨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联性，发现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和反馈作用，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调控能力十分有限，即未表现出“挤进效应”，也未产生“挤出效应”。1.2.5 文献评论
学术界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国外研究具有开创性，尤其是Aschauer（1987）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石；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文献也较少，且大部分是基于国外研究成果的假设验证或扩展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上述文献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主要原因有四个：
1. 研究对象不同
有学者研究中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也有学者研究美国、德国、印度、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情况，虽然是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但由于各国国情不一，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外，就算是对同一国家的研究，时间维度选取不同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2. 研究角度差异
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研究角度既有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上的考虑，也有社会投资结构上的推导；既有全面性的总览概括，也有区域性的针对分析；既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考量，也有公共资本积累性的测度；既有短期效应的评估，也有长效机制的探讨；既有宏观层面的分析，也有微观层面的考察。
3. 研究方法多样
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可谓千差万别：有规范性的定性分析，也有实证性的定量分析；有文字的理论性阐述，也有模型的逻辑性推导；有国内外或地区间的比较分析，也有不同时期间的历史分析；有VAR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也有GMM面板模型分析；在利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估计时，对误差项的处理方法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等。
4. 基础数据口径不一，即用以衡量变量的数据不同
这又分为三种情况：①一些学者从资本存量角度研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一些学者从资本流量的角度研究两者的关系，还有少量学者综合考虑了资本的存量和流量。②缺乏公认的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同学者对政府投资的定义各异，导致相同样本指标在不同文献中缺乏可比性。③各项研究的原始数据来源不同，而不同数据库对同一经济指标的统计口径又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最终结果的不一致。
此外，上述文献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研究并非完善，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
1. 研究角度单一
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更多的是从总量规模上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作定量分析，很少从区域结构或行业结构进行分析；大多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角度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进行剖析，而其他研究角度相对较少；大多关注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短期静态影响，较少考虑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大多是宏观层面的分析，缺乏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微观机制研究。
2. 脱离国情
不少学者热衷于所谓的“国内外比较研究”，这样的确能找出我们的不足，但脱离了我国处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国情，结果得出一些“不切实际”或“急功近利”的结论或建议，缺乏对我国经济现状的可行性分析；还有些学者喜欢借鉴国外的研究模型，殊不知这些模型的一些前提假设都是基于西方国情之上的，忽略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特殊性，导致这样的研究略显粗糙，当然结[8]果也是不尽如人意。
3. 计量分析不规范
在进行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时，一些细节上的失误会导致结果的失真。如选用的数量样本太少，会降低参数估计的精确度；时间序列分析时没有考虑数据的平稳性，容易造成“伪回归”，相应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会得出虚假的因果关系；控制变量的缺乏，会影响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直接将当年的流量数据引入模型，而没有利用相应的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变化的影响，会导致不同的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忽略变量的滞后影响，直接采用当年的数据，往往会得出扭曲的结论。
4. 缺乏数据支撑
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侧重于纯理论的定性分析，缺乏翔实的数据作支撑，只是依靠一己的主观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也有部分学者进行少许的定量分析，却也只是对存在效应的判断，仅仅证明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或者是“挤进效应”，而没有探寻更深层次的原理，对“挤出效应”或“挤进效应”的传导机制和作用力度缺乏深入的研究。1.3 研究思路与方法1.3.1 研究思路
本书严格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的总体思路，从多角度、多层次考察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使得研究成果既有理论深度又不乏现实价值。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力求本书前后呼应，中心突出，逻辑严谨。图1-2为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1-2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基于对现有理论进行学习、批判、借鉴和充实的目的，对国内外有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研究文献按照得出结论的不同进行归类和综述，仔细甄别其应用于我国经济研究的价值，同时找出不足并予以指正，为本文的写作提供借鉴。除此之外，还简述了本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2章，以全面性和精确性为准则，分别对投资、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进行概念界定，同时简要阐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对象、分类、方式、资金来源、统计方法等。其中重点阐述了政府投资的职能、特征、影响因素和理论基础（市场失灵理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瓦格纳法则、政府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民间投资的职能、理论基础（资产需求理论）。最后，还将论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构成要素和增长效应两方面的区别，以便我们对两者进行区分。
第3章，立足历史实践，通过纵向比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并得出一些经验教训。对政府投资的分析分为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9—1997）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时期（1998年至今）三个时间段，分别总结出各时期政府投资的发展概况、特点、存在的问题和贡献。对民间投资的分析分为受抑制而基本停滞的时期（1949—1979）、松绑并快速发展的时期（1980—2000）和鼓励发展并成为主要投资力量的时期（2001年至今）三个时间段，介绍了我国政府民间投资的运行特点、贡献以及所面临的障碍。最后结合历史数据，比较分析我国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发展规模、增长速度及其占总投资的比重。
第4章，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一般性的理论阐述，力图寻找全文的理论基点。第4.1节着重分析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讨论两者之间是互补的还是互替的，哪个更具基础性。第4.2节探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相互影响。首先统一口径，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理解为净效应，效应方向取决于引致作用和替代作用的强弱程度。需要提出的是，关于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影响，由于影响力度十分有限，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第4.3节分别借用最优社会投资结构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世代交叠模型（OLG）和总量动态最优化模型并进行改进，从理论视角系统地分析一般意义下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机制，这一节的理论分析为本章下一步的实证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5章，为了更加全面透彻地认识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本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包括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检验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同期和异期因果关系，并进行预测方差分解。其次，以第4章的OLG理论模型为框架，建立样本区间为1979—2010年的时间序列模型，对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探讨是“挤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是否显著，政府投资每增加1单位会“挤进”或“挤出”多少单位的民间投资。
第6章，第6.1节利用国内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SYS-GMM回归，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并将分析结果与第5章的时间序列分析结论进行比较，以增加实证研究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探寻“挤进效应”或“挤出效应”的发生原因。除此之外，还将利用面板数据的优势，考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进效应”或“挤出效应”是否具有区域差异性，效应强度从东部地区到中部、西部地区如何变化，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原因。第6.2节利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法、协整检验法、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等计量方法，验证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第7章，第7.1节通过动态最优化推导得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最优比重与它们各自的产出弹性相一致。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面板模型，并利用国内30个省市1995—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各项投资的产出弹性，进而求出全国及不同地区社会投资的最优结构。最后，结合各地区当前的投资结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差距，找出原因，提出对策。第7.2节构建一个总投资模型，并利用6个不同行业1993—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其进行拟合回归，以考察不同领域（行业）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并对结论进行原因分析。第7.3节以广东为研究对象，利用1998—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得出广东政府投资对当地民间投资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该效应并不十分显著。
第8章，对本书理论考察和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利用所得结论，分别对我国当前的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资的政策建议大体上分为四点：①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转换政府投资的职能定位；②健全政府投资决策与约束机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③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进效应”；④厘清政府投资点，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本章对民间投资的政策建议有：①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进入领域，取消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②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加强服务和指导，为民间投资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③解决融资瓶颈，为民间投资提供资金保障；④解决民间投资地位不平等的问题，确保其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⑤继续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⑥鼓励分散资本集中化；⑦延长政策周期，建立政策效果评估机制。1.3.2 研究方法
在上节研究思路的指引下，为了突出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笔者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规范分析方法是指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评价的分析方法，它是以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为前提的。实证分析方法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现象及发展、运动规律进行观察、提出假设、进行验证并上升为理论的分析方法（施丽丽，2010）。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对它的研究，需要配合使用规范分析法与实证分[9]析法，两者相互补充，不可偏废。而且，在实证分析时，注意事实的可测性，在规范研究时，注意观点的可检验性，从而力求使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得出的结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左道喜，2003）。在本书中，规范分析集中体现在相关的概念界定、理论阐述以及政策建议部分；而实证分析则贯穿全书始终，主要表现为实证模型的推导、设定、回归、检验、分析以及其他相关数据的统计等，力图从数量关系分析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以增强对相关问题的说服力。这些基本是利用STATA和Eviews软件才得以实现的。
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是以本质或属性为分析对象，定量分析是以数量为分析对象。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离开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就失去了归宿和目的，也只是符号游戏。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化，离开了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只会是模糊的（施丽丽，2010）。所以，我们不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截然分开，而是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本书坚持“定性先行，提出理论；定量为主，进行佐证”的原则，灵活使用两种分析方法。如在概念上区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利用IS-LM模型判定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等都属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数据挖掘和计量分析为主，如包含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历史数据的图表展示、相关时间序列模型或面板模型的回归等，目的是使研究结果更精确、操作性更强。
3. 普遍性分析和特殊性分析相结合
普遍性分析，是针对研究对象内在一般规律的分析，从中寻找共性的东西；特殊性分析，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将研究对象置于某一特殊环境、地域或条件下进行分析，从中寻找出个性的东西。普遍性分析是特殊性分析的基础，特殊性分析是普遍性分析的具体表现，两种分析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从普遍性到特殊性，这是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本书正是遵循了这一思路。首先分析了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是“挤进”还是“挤出”，继而分析这一关系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具体表现，得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特殊性的结论，由此便达到了我们的研究目的。
4. 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是对客观事物进行联系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优劣点和异同点，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根据对比标准的不同，它又可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空间上的横向比较法（也称为横向的静态对比分析法），对不同的国家、地区或单位在相同时段内的对象进行比较，并加以必要的量化或评述，以便在实践中能够有所借鉴；另一种是时间上的纵向比较法（也称为纵向的历史动态分析），对同一个国家、地区或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的对象进行比较，找出该对象发展变化的趋势及特点。在本书中，对比分析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在第2章中，将西方国家的政府投资和我国政府投资进行比较和区分，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演变过程，通过纵向对比，归纳出它们特定的发展规律。
5. 文献研究法
如前所述，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而本书的研究是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一种改进和拓展，文中不可避免地参考了其他学者们的独特观点和先进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前文的文献综述，理清了本领域的研究脉络，这是本书后续分析的基石。因此可以说，本书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其他学者们前期成果的学术贡献。在撰写本书之前，笔者花了大量时间搜集、阅读国内外相关论文，并按照所得结论的不同进行整理分类，从中学习、借鉴，形成自己的观点体系。譬如在第4章的理论分析中，为了更全面地体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笔者引用了陈浪南、杨子晖（2007）的两期OLG模型，并对其作了改进，使模型更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这是在对该篇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1.4 创新与不足
通过借鉴和分析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些改进：
1. 选题的创新
已有文献大多是研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关系，财政支出和私人投资的关系，极少涉及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是截然不同的。笔者选择研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是因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作为一组区分投资主体的概念范畴，与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等）”、“政府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共通之处，因此赋予本研究以更大的现实意义和更高的研究价值。
2. 概念界定的创新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概念界定无法取得一致，有人将政府投资与公共投资或财政投资混淆使用，也有人将民间投资理解为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或企业投资。基于已有观点，本书以全面性和精确性为准则，综合考量，权衡轻重，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给出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规范定义。
3. 理论模型的创新
理论模型是分析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书也花了较大篇幅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关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研究。在总结和改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第4章探讨了最优社会投资结构理论、改进的IS-LM模型、扩展的AD-AS模型、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和总量动态最优化模型五个模型，这有助于形成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经验性认识，为后面章节的实证分析作了铺垫。
4. 计量方法的创新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精确、更具说服力，笔者尽可能选择一些较前沿的方法，如第5章用DAG方法验证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间同期因果关系的存在性，第6章利用SYS-GMM统计量对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当然，计量方法终归只是经济学研究的一项工具而已，它虽有助于解释或说明问题，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5. 研究角度的创新
和其他研究相比，本书不仅分析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总量关系，也分析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结构关系；不仅分析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短期静态影响，也分析了它们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这是国内同类研究中所没有的。
然而，由于一些暂时无法克服的困难，本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如：（1）我国政府投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间投资从中逐渐分化并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统计观测指标体系并未及时给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调整数据。基本数据的不足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分析不同行业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最优比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在已有文献中，一般是用不同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很显然，这一方法并不十分精确，因为政府和民间的投资并不全部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仍难以克服，我们只能用尽可能接近的数据去衡量，以求得近似准确的结果。（2）一般认为，政府投资流量和政府投资存量都会影响民间投资行为，仅从某一角度进行研究会导致结论的片面性。譬如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新增投资会改变民间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促使他们做出投资或不投资的决定；而已有的投资，如修好的道路、机场等，同样会对民间投资产生影响。但是技术的有限性使我们很难通过实证分析同时准确捕捉上述两种效应，一是因为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的数据均难以获取，需要进行烦琐的计算和估计，工作量巨大；二是因为无法构建一个同时包括流量和存量两个因素的基础模型，这也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难点和突破点。（3）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是以主体不同来划分的两种投资，其中政府投资包括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辨别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投资。在经过改制重组后，国有企业不再是国家独有，而是按照国有股权和私有股权的比例被国家和私人所共有，这样的话，国有企业的某一项投资是应当计入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合理的做法是，按照股权比例分别计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但这是一项十分精细的工作，难度极大。考虑到目前的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均凭借最大资本比例或相关协议对企业享有实际控制权，企业投资决策大多体现着国家意志。因此，可以将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全部计入政府投资。
[1] 来自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具体数据见附表1。
[3]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经济网，2014-01-30.
[4] 按照主体的不同，投资分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其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经济日报，2011-01-21.
[6]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表示，“2014年我国经济的稳增长主要靠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在未来也将长期成为中国建设投资的主体，放松管制是其中的先决条件”。海南特区报，2014-04-10.
[7] 新华社.国务院：鼓励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网易财经，2010-07-02.
[8] 例如，很多人基于西方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从利率传导的角度证明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事实上，IS-LM模型在我国经济中并不适用，因为我国利率水平几乎不取决于IS或LM曲线的位置，而是由政府随机拟定的。再者，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除了利率还有其他途径，只有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才能得出挤出或挤进的确切结论。
[9] 规范分析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反过来又会丰富和发展规范分析。 第2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2.1 投资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投资对人们来说不再显得陌生，它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已经相当广泛，影响着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何为投资，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由于经济体制差异、发展阶段不同等种种原因，各个国家和时期的学者对投资有着不同的界定。2.1.1 国外对投资的定义
明确界定“投资”的定义，是研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基础。投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凯恩斯（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指出：“投资，包括一切资本设备之增益，不论所增者是固定资本、运用资本或流动资本。”保罗·萨缪尔森（1948）在《经济学》中对投资作了定义：“对经济学者来说，投资总是意味着实际资本形成。对大多数人们而言，投资总意味着是用货币购买几张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购块地皮或开立一个储蓄存款户头。”约翰·伊特韦尔（1996）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大辞典》中认为：“投资就是资本形成—获得或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源。资本主义经济中非常注重在有形资本—建筑、设备和存货方面的企业投资。但是政府、非营利性公共团体、家庭也进行投资，它不但包括有形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的获得。原则上，投资还应该包括土地改良或自然资源的开发，而相应地，生产度量除包括生产出来用于出售的商品和劳务外，还应包括非市场性产出。因此，政府或家庭购置汽车、建造道路、桥梁和机场，同企业的这些行为一样，都是投资。在研究与发展上的支出，不论由企业、政府还是非营利性的大学承担，都是投资，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何处，教育和培训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
总的来说，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活动中，大体上是从两个角度对投资（Investment）进行定义：第一，从宏观角度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投资特指金融投资，是资金拥有者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产的行为，常见的金融投资品有存款、股票、债券、黄金、期货等；广义投资范围更广，除了金融投资，还包括非金融投资，投资对象除了上述金融产品之外，还有房地产、艺术品等各种有价值资产。第二，从微观角度定义。投资被认为是资金拥有者所进行的以形成（有形或无形）资本为目的的经济行为。譬如国家出资修建铁路（形成铁路）、投入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企业建造厂房（形成厂房）、技术改造（形成技术资本）、购进机器设备（形成固定资产），个人购买房子（形成房屋产权），这些都属于投资行为，它们都形成了对生产或增值有利的实际资本（张颖，2005；陈节励，2003）。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市场已经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种金融产品衍生工具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当前理论界一般将“投资”理解为金融投资。2.1.2 国内对投资的定义
国内对“投资”的认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先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然后逐渐与西方经济学相接轨。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理论界对“投资”的定义主要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将其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
[1]属性。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对投资范畴的认识发生了本质变化，“金融投资”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投资的定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获取利润而投放资本于国内和国外企业的行为，主要是通过购买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来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指基本建设投资”。1983年出版的《经济大辞典·工业经济卷》认为投资是“指经营盈利性事业时预先垫付的一定量的资本或其他实物，而且是基本建设投资的简称”。1987年5月出版的《经济大辞典·金融卷》认为投资是“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以获得丰厚利益为目的，预先垫支一定量的货币和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1987年8月出版的《经济大辞典·财政卷》认为投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指货币转化为生产经营资金的过程……这种垫支货币的过程，就是投资”。
厉以宁（1993）主编的《市场经济大辞典》认为，投资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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