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柏杨讲人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闻铭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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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柏杨讲人生试读：

前言

有人说，人生是一种境界；也有人说，人生就是人一路留下的脚印。人们将自己一生中的所有活动，叫做人生；也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漫长过程称为人生。但是人生究竟是什么，什么又是被我们歌颂的人生呢？

带着无尽的疑问，我们在坎坷的人生路上一直探访，不断追寻。耳边似乎总有一个声音说道：懂得了人生，才懂得幸福。于是我们将人生与幸福画上等号，在探讨人生的同时，更愿意去思考“幸福”。

一位“幸福学”研究者就人生与幸福给出了这样一种说法：人生是人们渴求幸福和享受幸福的过程，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类的天性是“不知足”。其实幸福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绪感觉，当这种感觉强烈时，人类才会生成一种名叫满足的情感。但是这种感觉一旦变弱，甚至消失时，人类“不知足”的本性就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促使人们不断地追寻，直到这种感觉再次袭来。在这种无休止的循环下，也就产生了我们的人生。

幸福之于人生如同水之于生命。生命不能离开水，没有水的滋养，生命失去的不仅是光彩，更可能是存活的根基；人生亦然，没有幸福的陪伴，人生将缺失自我价值，甚者同样会导致可悲的结局。

先来看一个小故事：

每天黄昏时分，一对卖烧饼的夫妻都会坐在家里数着这一天的收入，只要看到当天的收入比前一天增加两块，夫妻俩就会开心的大笑，他们感到天地间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了；而就在同样的这个黄昏，另一对腰缠万贯的富翁夫妇仅仅因为所持股票面值下降了30个百分点而饮毒自杀。

事实上，人生的幸福在于我们将目光放在何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们总将目光放在八九成的不如意的事情上，是不会感到幸福的；但若是常想一二的如意事，人们将会簇生幸福感，保持并利用这种积极地动力去鞭策自己实现人生的目标。

故事中的富翁若将不动产折合成钱，也足够他们吃上几辈子的，但他们却只看到了暂时的失利，错失自己未来的人生。一个人能否快乐地生活，主要还是取决于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所以说，每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由人性决定的。就好像是物质和精神，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其结果显而易见。人性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因此，人类行为的结果是由人性的作用衍生而来。《三字经》中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认为人性是善，荀子认为人性是恶，告子说“食色性也”……这些无非是先贤从社会伦理角度所阐述的关于人性的一个点，至多不过是一个面，而推翻封建制度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是从人的本质存在和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述人性，认为人性是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

人性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人类行为的那些固有不变的天性。对于人类来说，这种人性具有一种普遍性，并决定着人类的行为。人性是目的与智慧的统一体，是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其目的的过程。就像柏杨先生说的：“人性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子，有时小人。”

读懂人性才能了解人生，这好像剥洋葱，过程是辛辣难挨的，结果却是清晰明了的。很多著名文学家都通过中国人的人性理论来解读中国人的人生，像鲁迅、林语堂等。1988年，当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国内发表时，这种“国民性的批判”要比鲁迅先生的“呐喊”更加猛烈。

二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又出现了很多这个时期的通病，也有很多人失去了批判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柏杨先生的批判精神显得尤其珍贵。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所说：我们一直需要柏杨，即使是50年后，这种“国民性批判”也是必要的。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在台北县新店耕莘医院病逝。他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幸运的是先生的言论被编著成了书籍留在人间。我们仍然可以循着先生的脚印，踏查不一样的人性背后的不同人生！

第一章　别扭的酱缸蛆

◎人生的发现

我们的生命就像东逝的河水，只能奔走不能停息，这是自然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享受了童年的纯真幸福，少年时的狂妄潇洒，青年时的拼搏活力，中年时的稳重成熟。那么老年呢？当我们失去青春，当我们年华老去，我们的生命又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馈赠呢？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笑话：上帝创造世界以后，发现这个世界虽然有花有草，却没有生命，很是寂寞。于是第一天，他创造了一头牛，对牛说：“你要整天在田里耕田，供应牛奶。你要工作直至日落，而你只能吃草。我给你五十年的寿命。”牛听了抗议说：“我这么辛苦，还只能吃草？我只要二十年寿命，余下的还给你。”神答应了。第二天，神创造了狗。神对狗说：“你要站在门口吠。你吃主人吃剩的东西。我给你二十年的寿命。”狗抗议：“整天坐在门口吠？我要十年好了，剩下的还给你。”神答应了。第三天，神创造了猴子。神对猴子说：“你要娱乐别人，令他们欢笑。你要表演翻筋斗，而你只能吃香蕉。我给你二十年的寿命。”猴子抗议：“要引人发笑，还要翻筋斗，这么辛苦，我活十年好了。”神又答应了。到第四天，神创造了人。神对人说：“你只需要吃喝玩乐，不用做任何事情，我给你二十年的寿命。”人抗议：“这么好的生活只有二十年？”神没说话。人对神说：“这样吧。牛还了三十年给你，狗还了十年，猴子也还了十年，这些都给我好了。那我就能活到七十岁。”神答应了。这就是为什么头二十年我们只需要吃饭、睡觉和玩耍。接下来的三十年，我们要像牛一样辛勤劳作。之后的十年，我们却像猴子一样，逗自家的孙儿玩耍。最后三十年，我们做不动了，于是只能坐在门口看家，回忆过往的岁月。

随着我们生命的流逝，我们的快乐似乎也越来越少，生命在最后阶段的馈赠似乎只有孤独和寂寞，它的意义也仅限于一种使人悲观的消耗。但是，生命的奥秘，又怎会这么简单，它的真谛从来都不在于永恒。它是一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拥有享乐的时光，同样也会有辛苦工作的时候；我们拥有众人陪伴的热闹，自然也会有独守一处时的寂寞凄凉。生命是一份厚重的礼物，它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即使你知道前面都是灾难，却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个会是什么。所以你只能接受，在无从选择中将它们珍藏。即便这里面是不幸，它也是上天的一种恩赐，而绝非愚弄。这些我们经历过的时光，汇聚到一起，共同铸建了我们生命的那份厚重和美丽。

让生命丰富起来与时间赛跑，让它的每一个阶段都丰富充实，不让一分一秒在感叹与悲秋中度过，这才是真正珍惜生命的表现。纵使今天我们年逾古稀，只要我们继续奋斗，明天就会是新的，就会充满希望，就不会白白流逝。我们的生命是种在时间中收获果实的神奇造物，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流逝掉的时光为我们换来丰富的阅历、经验。这是生命中最华美的装饰，正是这些使我们的生命美丽长青。然而，美玉虽无暇，却是顽石点化。不懂得珍惜岁月的馈赠，而日夜为青春的流逝苦闷的人，是无论如何都发现不了它的。时光对于他们而言是穿肠的毒药，于是，他们只能在时光中蹉跎、哀叹。生命对他们而言，永远是苛刻的。他们的生命也是简陋破旧的，他们始终不懂，生命只厚爱那些珍惜岁月的人。（二）

我们总是慨叹生命的不公平，岁月的不公正。它在人们的脸上刻下痕迹，却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假如一个男人长了鱼尾纹、抬头纹，我们会说他沧桑，不但不会嫌弃他年华的老去，反而会觉得他更让人信赖，给人安全感。然而，那东西沾到了女人的脸上，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漠视，和偶尔的嘲笑。同样的，那痕迹也是不公平的，它总是害怕女人脸上擦的各种防皱霜，于是它专挑穷困的软柿子。而人们又是现实的，他们只看到了女人脸上的皱纹，只知道区分衣服的华美，却从来不关心穷老女人和富老女人在岁月的磨砺中，生命里都沉淀了些什么。

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这鲜花和豆腐渣的区别，就无需赘言了。所以男人在岁月中越来越自信，女人在岁月中却像豆腐一样渐渐变馊变臭，直到化为滋养鲜花的肥料。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在四十岁之前的婚姻中总是用“离婚”来威胁男人，却在之后的生活中被男人以同样的方法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四十岁以后的女人，再不捧镜自照，而每日钻进食谱中，只为能给回家越来越晚的丈夫做上一顿合他心意的饭。于是，四十岁以后的女人没了孤芳自赏的本钱，化为污泥，滋养家里那朵开得正艳的鲜花，成了真正的管家婆和黄脸婆。

有人说女人的悲哀是岁月造成的，它让女人的美丽凋谢，在她们光滑的脸上贴满沟壑，让她们闪着星光的眼睛里蒙上一层厚重的尘埃。于是她们再没有了骄傲的本钱，只能收敛起全部的愿望与梦想，终日当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为丈夫、公婆和子女服务。还要时不时听到丈夫的抱怨：“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呆会儿吗？你知不知道我一天多累，回家你还摆出个晚娘脸给我看。”听完后或吵、或闹，但等所有的节目都落了幕，仍不免疑惑地想：“我没摆脸色啊，也没做错什么？他干嘛找我麻烦。难道真给他脸色了吗？”想到这，不免坐到镜子前面，左看看，右看看，满面平和，哪来的脸色。于是恍然，那是丈夫对满面皱纹的自己的嫌弃；于是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了骄傲的本钱；正如柏杨慨而叹之：那轨迹如果刻到女人脸上，那代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衰老，也就是爱情生活的陷阱。

女人的爱情总是和美貌联系到一起的，仿佛没了美貌，女人的爱情就只是虚空中的幻想。没了那张漂亮的脸蛋，她的柔情、她的智慧就不再具有意义。所以在男权鼎盛的封建社会里，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而这妇德之首，恐怕便是“容”吧！我们盛赞的四大美人，留下的仅仅是她们年轻时的画像。那些文人骚客也只是盛赞她们青春时的美丽，至于她们年老时的智慧却不约而同的不予提及，仿佛她们除了美丽和在政治上的牺牲外，其本身的才华、品德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在影视文学中，对这几个在中国历史上颇有盛名的女人多有提及。出于对历史上这几个悲情女子的祝愿，我们让她们在戏剧的王国里，拥有了一段美丽缠绵的爱情。然而，爱情的开始一定发生在男女主人公的惊鸿一瞥中，男主人公拜倒在女主人公的娇艳美丽之下，无一例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科技、文明都高度发达的今天，女人的美貌仍然被视为她获得爱情的基础，她所有幸福的源泉。好像女人除了用脸蛋儿去吸引异性外，她的身上就再也没有可以捉住人眼球的魅力。所以，不美丽的女人总是表现得与爱情无缘。

年华已逝的女人恐怕更是如此吧，即便她是昔日的貂蝉、昨天的西施，一旦青春不再，松弛的肌肤配上浑浊的眼神，只怕还远不及那些姿色平庸的普通少女。于是昔日的娇气不见了，她除了在不停的忍耐中来维持一段岌岌可危的爱情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好像只要青春不再，婚姻就会连着破碎的爱情随时从她手中消失，不容挽留；她深爱过的男人也都只是肤浅的视觉动物，无一例外；那些共同相处的日子也都变得荒诞，好似从未存在。他们之间所有昔日的美好，都已随着女人逝去的容颜而烟消云散。

如果这样，爱情就是天下间最大的笑话。（三）

如果爱情是个笑话，那么那些盛赞爱情的人不也成了天大的笑话吗？如果爱情是个笑话，那些走过数十个春秋冬夏，最终化为橡树和菩提的爱人们又是什么呢？如果爱情是个笑话，那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道德审美规范都不再具有意义。爱情怎能是个笑话。如果爱情不是个笑话，那么成为笑话的只能是那些认为爱情仅仅等于女人的漂亮脸蛋儿的可笑之徒。

岁月对我们是公平的，起码对男人和女人是公平的，它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不公平的只有人。在父权鼎盛的封建社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上拥有无数个老婆，纵使他一天看一个，一年最多也只能看三百六十六个，这还要在那年是闰年的情况下。如此之多的美女，没几年还要更新换代，作为帝王的可怜男人，除了用外貌和听话程度来衡量她们外，也实在没有过多的时间和心力，去了解他众多的妻子们，去感受她们的爱情。所以，一旦这些女人年华老去，她们便被彻底的遗忘在高墙重叠的深宫之中。所以那座金牢笼里的人都不幸福，都没有爱情。当然即便他是帝王，爱情对于他而言，也仍是一件价格十分高昂的奢侈品。这也是为什么他虽有粉黛三千，却总是自称“寡人”，一个坐拥江山，却孤独一生的人。

但可笑的是，帝王的孤独寂寞无人能懂，而他那扭曲的爱情观却流传了下来。刚开始可能仅仅是些传奇小说类的风月故事，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迫切地想要推翻封建统治下的思想文化。这些帝王的风月史就被加工成了女人的悲情史，古代君王也都成了寡情薄意的负心郎，还是天下第一的那种。这还不算，我们那些革命先辈们，批完了帝王，批将相；批完了将相，批世家。批着批着，爱情在人们的视野里不再是一对男女的相依相伴，而变成了一段关于岁月的悲剧。

我们听之信之，将男人看成无情无义的视觉动物，将女人看成只有年轻才美丽的鲜花。最后，当我们不可阻止的年华老去后，我们就在恐惧中悲叹、感慨。然后真正的失去我们身上的光华，变得黯淡。

当一个女人进入四十岁后，她自觉不自觉的，都无法让自己的强力雷达眼从丈夫身上移走。焦虑和抑郁让她的美丽消失得更快，当她发现满脸皱纹时，她就不可抑制地怀疑丈夫出轨。她的不信任和自卑彻底地埋葬了她如珍珠般柔润的光泽。他们之间的战争就在家里的柴米油盐间拉开了序幕。最后，两人恩断情消，终究走上了婚姻破裂之路。

当然，一段婚姻的破裂，绝不会仅仅因为女人不再美丽。一段婚姻将要破裂，也绝不会因为女人不再衰老而有所改变。事实上，朝夕相对的两个人早就彼此审美疲劳了，除了真真切切的日子，那些风花雪月、海誓山盟都不过是年轻时的一段往事。真正让婚姻破裂的多是女人的自卑和不求上进。

女人是种很奇怪的动物，她在结婚前可能还会让自己过得轻松惬意，优雅高贵。但是只要结了婚，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她的生命就变成了一种只有奉献的固定模式，而生活重心也彻底地转移到了子女和丈夫身上。久而久之，她变得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加上岁月的消磨，一对夫妻到最后，往往是除了孩子，再没有其他的话题。那些他们曾经感兴趣的，热爱过的都消失不见了。最终，两个人都厌倦了。然而，女人的另一特性是年纪越大，越不想失去婚姻。当局者迷，她除了用“自己不再美丽，老公喜新厌旧”这个原因来宽慰自己外，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她不会想到她对丈夫的忽视，对周围的冷漠，对生活的不思进取。这些东西融合汇聚，终成了一把刀，一把在你脸上留下痕迹，在你眼中划破星光，剜出你灵魂的刀。最后，你只是一具空壳，一具日复一日，几点一线的空壳。没有人会爱上一个空壳。芭比娃娃再美丽，它也只是个没有生命的傀儡。

生命是种恩赐，纵然它在人们的脸上，身上留下了这样那样的痕迹，但它同样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生活”。生活是种磨难，但它同样赋予了我们厚重的生命。岁月如歌，如歌的岁月，它的公平不在于脸上的几条皱纹，它的公平在于它从你生命中走过后，沉淀下来的东西。

一个人只有尊重生命，热爱生活，才会在年华老去后，在脸上生命里写下智慧。一个女人，无论是否穷困，只有抱着一颗热爱生命，感悟生活的玲珑之心，才会收获爱情。一个男人只有不去在意女人的脸蛋儿，感受了解身边的人，才会在收获江山的同时收获爱情，而不至于成为“孤家寡人”。一对夫妻，只有彼此相守，用一生去相识，才会收获橡树与菩提间恒久的爱情。

◎知耻近乎勇

随手翻开小学时的德育书籍，看到一则关于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故事。那是华盛顿小时候发生的故事。一天，小华盛顿的爸爸给了他一把斧子，要他把影响果树生长的杂枝砍掉，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小心自己那两棵心爱的樱桃树。小华盛顿拿着斧子开心极了，答应了一声，就跑到院子里，快乐地挥舞着手中的小斧子。等树砍完了，他才发现自己把爸爸心爱的樱桃树也给砍倒了。到了晚上，爸爸一回来就看见了被砍倒的樱桃树，愤怒地说：“如果让我发现是谁干的，我一定要严厉地惩罚他。”他把家里的人都叫了出来，问：“是谁砍了我的树？”小华盛顿偷觑了爸爸一眼，低声说：“对不起，是我砍了你的树，我不是故意的。”爸爸看了他一会儿，笑着抱起他说：“我的好孩子，我宁愿失去一百棵树，也不要你说一句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小朋友，要诚实，要勇于认错。

相类似的说法还有《礼记·中庸》中的“知耻近乎勇”、孟子的“知耻而后勇”等等。只要有心，翻阅古今中外的那些智慧格言、典故、神话就会发现，与这类似的故事多不胜数。在我们古代先哲的眼中“知错能改”毫无疑问被视为是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品质。

但是这种品质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却极为罕见。中国人的特点之一，按柏杨先生的话说就是“死不认错”。基本上，中国人头可断血可流，唯这“认错”二字的实现是难上加难。而且，自己不认错就算了，即便看到人家错了，也不能直说。没什么关系的选择默而视之，任其发展；关系不错的，才要说上两句，但说的方式也是委婉地劝之诱之，使他自己发现错误，万不能一语道破，否则只怕犯错者会面上一红，接着脸色一白，咬紧了牙关，大有要跟你辩上三天三夜的架势，以证明错的是你而不是他。这还是碰上君子了，若倒霉说破了小人的错处，从今以后你可就危险喽，因为你要时刻提防此类人的秋后算账。学术上如此，生活中更是如此。

设想一下，假如你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位美丽娇俏的小姐，她生得一张芙蓉面，身材婀娜若柳，从头到脚无处不美好，就是没拉上裙子的拉链，春光外泄。你会怎么做？告诉她“喂，你拉链开了。”那她得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是一位男性，恐怕你这种仗义执言的后果不是要挨一个大耳刮子，就是要被啐一口，怒曰：“臭流氓！”假如你不说，等这位小姐自己发现了，羞得满面通红，举目四望，却发现就你一人在那，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没拉上的拉链，你怕是还逃不了“流氓”的嫌疑。我们两相权衡之下，决定将眼睛调开漠视到底。至于那外泄的春光谁爱看谁看。于是，她就挂着这种“错误”在大街上招摇，扬着修长洁白的颈子，迈着自信高傲的步伐，将人们的侧目归结为为她伟大的魅力所倾倒。直到她自行发现，或是终于碰上个不怕死的，神秘兮兮地对她说：“小姐，对，就是你，你拉链没拉上。”

由上，我们不难想象，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懂礼仪的中国人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小到别人没拉拉链，大到学术研究、政策实施。只要你想告诉他“你错了”，就必须思前想后，计量一番，再去实施。否则即使你是好意，也一样得挨人家的埋怨。

呜呼，若论中国上下，也只有幼稚园里的小朋友会清晰直白地说出别人的错处吧！（二）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交往，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鸿沟，尤其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这种文化差异就更为明显。而排在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行为之首的，还要属中国人的“面子”观。在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脸谱》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面子”之于中国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然而在中国，“面子”不仅仅指人的脸面，它更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性名词，其含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表达的范围，或许比那些心领神会的词语的意义还要广泛。

想要弄清楚“面子”的含义，就算只是要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也要事先明白“作为一个种族，中国人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戏剧本能。几乎可以说，戏剧是这一种族唯一的全民性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程度，同英国人对体育、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狂热不分上下。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触动，中国人都会沉迷其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戏剧中的人物。置身于戏剧的场景之中，中国人会像戏中人物一般行礼、下跪、躬身、叩头”。

而这些行为在西方人眼中，即便不被认为是荒唐的举动，也会被看作是种无趣的表现。然而它却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核心模式。

柏杨先生认为，当一个中国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启动的时候，即便只有两三位听众，他们也会像面对上百万民众一般，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仅要对你说、对他说，我还要对你们大家说。’假如麻烦得到了解决，他们就会像绅士般自称自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走下舞台’的；假如这些麻烦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们就‘下不了台’。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与现实毫无瓜葛。”

他们只是像演员那样，预演自己事先写好的剧本，并且要求剧本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得到完美处理，以达到他们戏剧心理的需要。至于现实之中，台下的观众是怎么想的，事实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只要你给了喝彩，就完全与他们没有关系了。而那些诸如行礼、下跪、躬身、磕头之类动作的产生，道理亦同，因为使用它们可以增加那些戏剧的戏剧效果，使剧情更富感染力。感染力上升到一定阶段，也就成为事实了。在这样一种情结下，但凡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几乎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戏剧情结。他们在预先给自己设定好的舞台上，走出自认为完美的舞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揣测着台下观众是怎样的热切、怎样的欢呼。同样的，台下的观众也在自己的舞台上，只不过他们这个场次的内容是看戏，于是他们设想着这场戏是如何的精彩，演员演得又是如何的认真，到了结尾，自己又是如何激动的鼓掌等等。然后他们就按他们想的做了，从来没有人关心戏的本身，戏外的现实。所以中国人的眼中，总是充满了“邪不胜正”“有情人终成眷属”“功成名就”等这样美好的幻想，并认为它们切实存在。

一旦有一天，你的话让他们从那些美好的幻梦中醒觉，或者让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足以破坏剧情完美的错误，他们就会觉得“下不了台”，观众喊了“倒好”没面子了。于是他们恼羞成怒，非要与你争辩一番，直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争回了面子。

而我们这些可爱的国人，将这种祖先流下来的传统十成十的继承了下来，并发挥到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那些昔日的（诸如“天朝上国”这出戏的）教训，并没有将我们从戏剧中拉回现实。这也成就了今天的“死不认错”中国人。所以，我们的德育教材中，那个关于小华盛顿的故事，只是挖掘到了“诚实”这一层面，却没有将它挖掘到“勇于认错”这个深度上。（三）

当然，中国人不愿意认错并不代表他不会认错，当他被逼到人生的某个死角，一些聪明之辈还是会认错的。正所谓“死不认错”，不死就认错。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这么一位偷生“认错”的枭雄。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要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军在太湖一带交锋。越军败北，勾践召集国民，当众认错：“寡人无能！”并且听从范蠡的建议，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后来文种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送了一批美女和珍宝给他，请他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的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勾践知道后，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了吴国。在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大坟旁边的一间石屋里，为他喂马。范蠡则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都要给他拉马。有一次，夫差生病了，勾践毛遂自荐，说自己能治夫差的病，可是夫差不让勾践接近他，勾践说只能尝夫差的屎来治病。果然，夫差的病被勾践治好了。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了。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问道：“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甚至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褥子。

从策略上说，勾践在民众面前主动认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做法。他通过国君认错这一戏码，将还在自怨自艾，自认将成亡国奴的国人们从预设的悲剧中拉了出来。接下来的尝屎治病也好，送美女西施也罢，都成功的将吴王夫差引到了他的迷魂阵中，消磨掉他的戒心和斗志。最后一招十年磨一剑，终将这部于他应以悲剧结尾的戏，变成了一出大喜剧。由此看来，印证了那句“众人皆醉我独醒”吧！

一个生活在梦幻中靠剧本生活的人，是很容易迷失掉自己的，只有那些既清楚现实，又十分善于用剧本勉励自己的人，才能凌驾这出戏之外，并利用人们的戏剧心理，将这出戏导演到自己预设的结局上，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那些“死不认错”的主，就只能“打肿脸充胖子”的在那死磕，直到历史的车轮碾过，证明了他的错误。

其实，错误本身并不可怕，谁不会犯几个错。承认它，改正过来，它产生的问题就会解决。可一旦你否认它，硬说错的是对的，那换来的就只是为了掩盖这个错误而产生的更多的错误。就像一个贪污犯，他刚开始可能只是从公款中拿点钱去炒股票，数目并不大。可是偏他倒霉，每支见涨的股票到了他手里就赔。他越看越急，心想“坏了，挪用的公款怎么赔呀！”想着想着，心一横，干脆再挪一笔，他就不信下次他还会这么倒霉。结果款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直到他再也还不上这笔钱，直到他因此进了监狱。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错误也是如此，就像水管向下滴水，你忽略它并对自己催眠说，水管漏水是正常的。那么你只能做好屋子被水淹的准备。当有人告诉你做错了时，承认错误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走上“蔡桓公”的老路。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其意义就在于此。人们只有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才会在未来改正它。人们只有为它感到羞耻，才会将它彻底的根除掉。同样，人们只有将错误改正过来，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走得更加平稳。可惜我们多数人没有这种直面错误的勇气，不管是面对自己的错误还是面对别人的错误。

看着窗外的暖阳，记忆中勃兰特那震撼世界的一跪再次浮现在了我眼前。1970年12月7日，一个属于勇敢者的日子，在这一天，一个总理给世界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从这天起世界上空一直回响着这样的声音——知耻谓之勇。

柏杨先生在文章中说：“从街头到街尾，只看见猩猩的擂胸嚎叫！从街头小市民的冲突，到堂堂的‘议会’，都不时地有这种猩猩症候群发作。不单纯是礼貌，而是理性的萎缩，中华人似乎在一个庞大的原始丛林里成长。”

究其原因，先生认为，两千年来，在暴君暴官的凌虐下，国人既屈辱，又愤怒，变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活得有尊严，怎么样才能尊重别人、包容别人。因此，国人“就像丛林中的黑猩猩族群，一遇到倾盆大雨，就跳出来，双拳擂胸，向天嚎叫。这种场面，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

泱泱中华，堂堂的礼仪之邦，为什么出现如此堕落的景象？“中华文化先天地缺少民主、人权、法治思想，令人焦虑。如果再检验出来缺乏理性，那就实在使人加倍焦虑。”一个尊严地活着的人，他不会是一个缺少理性的人，更不会不尊重别人的尊严，也绝不会是一个赤裸裸的黑猩猩。黑猩猩绝不会向理性屈服，它只畏惧巨棒！

有一则小幽默：一个美国人问他的华人朋友说：“上海到南京有多远？”朋友说：“四百里！”美国人假装大惑不解：“不，你们中国人一向都是讲‘轮’，从不讲‘里’的。”这位华人朋友好不容易才醒悟过来：原来他在讽刺中国人从不讲理！

国人的灵性被酱住，使文化停滞已够可怕，如果再继续地沉沦，“势将真正回归到原始丛林”。柏杨先生呼吁国人要早一点进行思考，缔造另一种新的理性文化，再不要出现擂胸嚎叫、死不认错的场面。

柏杨先生还不无幽默地建议说：“无论在会议上，或在大庭广众下，抑或在和人辩论中，如果发觉自己就要发飙，不妨心头默念十八字真言：‘那家伙想教我学黑猩猩表演呀！连门都没有！’”

第二章　走出回忆

◎遥想当年的光彩

打开记忆的匣子，我们都有几件值得珍藏的精品。偶尔和朋友相聚时，难免要“想当年”一番。可是，这种聚会的日子千万不能太多，还不能是同一拨人。不然的话，当你拉开话匣，来一番“想当年”时，搞不好就要来段这样的尴尬：“想当年，你学习全校第一，还得过市长颁发的奖。拜托，还有没有新的？”朋友不耐烦地说。

新的让我们来想一想。首先我们不去回忆当年的诸般事迹，只是静下来，细细回忆一下，我们最近，最好是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恭喜你，你没有虚度今天的时光；如果没有，你会不会要用“想当年”的事情来给自己找个理由开脱呢？如果是，那么同样恭喜你，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不信，你下一次说“想当年”时，先打住话头，仔细想一下，这件“想当年”的事情之后，还做过什么？你最后一件可以“想当年”的事情又是什么？如此思量下去，你的缺点、不足都会如雨后春笋那样，突、突、突地冒出来。记得电影《做头》中，主人公爱妮曾对从美国回来的好友说过这样一段话：那是，想当年，追我的人能排出一条街去，你还尽是跟我学呢？嗨，可是现在呢……不过我身上的有些品质别人可是怎么学也学不来的。

朋友愕然的看着她，在一瞬间不能明白她（爱妮）是怎么了。扪心自问，自己也没有说什么激怒她的话呀。再一细想，也就了然了，释怀地一笑，颇为怜悯这位昔日在巷弄里小有名气的朋友。爱妮可能没有察觉到，她无心的一句“想当年”不但没有为她挣回任何昔日的荣耀，反而撕裂了她一直小心呵护的伪装，更暴露了她作为女人最为丑陋的一面——虚荣、嫉妒。就在那一瞬间，她精心掩饰的无力、软弱全部赤裸裸地展示在了她最不想示弱的对象面前。一句“想当年”让人们清楚地看见了她早逝的年华，抓不住的美丽，无奈的生活。一句想当年，让人们仿佛亲见了她早起时面对油盐酱醋的无奈。一句“想当年”无情地扯下了她骄傲的衣衫。“想当年”不会为我们挽回失去的时光，挣回昨日的荣耀，它只会剥落我们的骄傲，展示我们的软弱和伤口。“想当年”就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刀，无情的割伤自己、刺痛别人。因此，我们失去了更多。“想当年”就是一张砂纸，与岁月一道打磨我们的锐气，消磨我们的青春。于是，我们得到的越来越少。

在咖啡厅的角落里，在晕黄、柔和的光线下，与挚交好友们一道端着香浓的咖啡，闲聊一整个下午，这本是一件消闲惬意的事。可是，我们聊什么呢？聊聊爱情？聊聊现状？聊聊对未来的计划？聊聊对生活的新体验？可无论聊什么，都千万别聊“想当年”。（二）

我想抓住过去，我想挽留从前，我想穿越时光，去触碰曾经欢笑的我的脸。然而行云流过，除了鬓如霜，就只有一摞摞照片。时间似流水，一去不复回，我们的生命与其说是河流，不如说是一瓶矿泉水。它从我们出生的那刻起便松开了盖子，在之后的岁月中，它嘀嗒、嘀嗒地从我们的指尖消逝。于是人生展现了昙花的光彩，变得珍贵且美丽。那么在我们这短暂的一生中可以做多少事情？我们这一辈子最想做的是什么？我们这一世又可以开出怎样绚烂的花朵？

记得在秋叶漫天飞舞的小路上听到过这样的一段对话：孩子：妈妈，我想当画家。妈妈：好哇！去当吧！孩子：妈妈，你小时候想当什么？妈妈：我想当个作家。孩子：那你现在是什么？妈妈：医生啊！孩子：那你为什么不当作家呢？

对啊，为什么不当作家了呢？听完孩子童稚的话语后，这个母亲很难不陷入这样的深思。她翻箱倒柜，在无数的“想当年”中找到一系列理由来解释没成为作家的原因。再在那些理由中不断地品尝遗憾这杯浊酒。但是，当秋风的凉意唤醒她，当她看到孩子璀璨的充满希冀的眼神时，她只能微笑，充满苦涩，却分外温情的微笑。她的心，轻声地低语：“因为我长大了。”是的，因为长大了，因为时间如水，因为在那条东去的河流中，她已与梦想擦肩而过。她也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如果不曾错过的话。但我们与过去就是两架向相反方向运作的滚梯，彼端的东西再美丽，却不再属于你……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在无谓的过去上消磨时间呢？走出过往，珍惜这一刻，珍惜所拥有的，这位与梦想擦肩的母亲，也许会成为一位好医生，也必将成为一个好母亲。即使她的内心留下了伤痕，那个在繁忙时，不会发觉，却会在午夜梦回狠狠地折磨你，泛着阵阵痛疼的疤。“错过”人生最丑陋狰狞的伤疤。

我们通常抓不住过去，我们同样也无法掌控未来，但我们拥有现在。对幸者如此，对不幸者亦然。假如你是一个正在经历苦难的人，那么你一定要忘记过去，即使那是你之前人生中最为美满的部分，因为这是你活下来的不二法门。这不是歪理，更不是耸人听闻，这是那些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那些在二战中从纳粹集中营里走出来的人，向我们传达的智慧箴言。

在那个弥漫死亡和硝烟的年代里，在那个人间炼狱里，这些被苦难生生折磨成“活着的死人”的生命，在浩劫过后，仅仅留给我们一句“不要回忆了吧！不去想，才是活下去的方法。”当我们幸福时，回忆会浪费掉我们享受幸福的时光。当我们不幸时，回忆中的美好只会让我们更加痛苦。回忆在你“想当年”的那会儿，无疑成了束缚。

忒弥斯对丢卡立翁和皮拉说：“闭上眼睛，揭开腰带，然后把你们母亲的骸骨扔到你们身后去！”闭上眼睛，解开束缚，扔掉过去，无论那是幸福的抑或是不幸的。（三）

没有过去，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离开过去，我们又是谁？我们从何处来，终将去向何处？失去过去，我们的将来又在哪里？

没有过去就不会有现在，更不会有未来；没有过去，我们只是虚无。没有过去，我们会是世上最痛苦的人。因为幸福是没有办法脱离过去而存在的，幸福是一种感知，是我们当时未曾察觉，却在事后漾起回甘的那些回忆；是我们曾经感觉到的，在日后如冬夜中的一盏晕黄的小灯般，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温暖与力量；是我们痛过后的释怀，笑过后的甜蜜，是遗忘和丢弃。为了幸福，我们要扔掉过去。

当然，我们说的扔掉，并不是让你撞墙撞到失忆。如果不失忆，我们又怎么会真正的告别过去呢？那些美好的、痛苦的记忆早在对你的大脑发生强烈的刺激时，便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了你的生命里。它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外力所无法消除的。

我们的“扔掉”只是放下，只是收藏，把他们一个个擦得闪亮亮的，然后放到记忆的箱子里，在我们可以停下脚步时，再打开它。拂去他们的尘埃，一件件的检视一番，一段段的整理出来。我们的扔掉就像藏宝，在年轻时，在我们充满拼搏的激情时，我们在这个瑰丽的世界里搜罗宝藏，完美的、缺憾的，再把它们一件件的藏起来，在每个只有我们知道的隐秘的地方。从此不再想它，不再看它，就那样一身轻松地前进，享受我们短暂的青春。

等我们老了，等我们的双脚力不从心，等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奋斗，等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惊险故事，在今后的生命里述于别人听。到那时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记忆里继续寻宝，把它们从深藏的地底挖出来，连带着我们生活中的智慧一齐告诉后来的人，做一盏灯塔，默默地照亮他们前行的海域。

到那时，我们也许会这样总结我们的一生：因为失去，因为得到，因为想要过得更幸福，忘掉过去，忘掉“想当年”。（四）

一位老人下棋时云：“现今的世界，就是一个斗兽场，完全遵从自然法则，有本事的吃肉，本事差点的吃草，连草都吃不上的只能去当浮游生物，谁饿了谁吃！”

这位老人的话听罢，颇觉震颤，“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不二法则。这种食物链关系不仅适用于动物之间、人之间，它更是国家间相互制衡的法则。而我们的国家处在这样的一座斗兽场里，要生存，要发展，靠什么？

靠祖宗吗？《南京条约》前，我们一边擦拭着祖宗的排位，一边说：“瞎操心，我们是天朝上国，真龙天子脚下，祖宗们保佑着，还怕了洋毛子不成？”于是我们的国门被炸开了。

靠过去的荣耀吗？

五口通商前，我们斜视着西方的印刷品，不屑地说：“洋毛子那点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想当年，宋朝的毕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就连他们的火药，也是我们发明在先的。”于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了通商口岸；于是我们从皇帝的奴才，变成了洋人的奴才；于是，我们丢了祖宗；于是我们变成了四处逃窜的“年”。

直到五四之前，任有识之士在那里奔走疾呼，又有多少国人走出了“想当年”，告别了祖宗呢？没有，否则又怎会有后来的故事呢？“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我们就像柏杨笔下的江湖浪子那样，“无不认为只有古代传下的秘笈才能使武功精进”。

我们就那样端着祖宗留下来的教诲典籍，虔诚地哈弯了腰，跪僵了腿。即便如此，心中还洋溢着一种激情——看吧！终将轮到我功成名就，一雪前耻。可就在这时，海的另一端，一个叫做日本的国家却像藤萝一样，疯狂的生长着。它长长的触须，就那样涎着毒液，朝毫无防备的我们伸了过来。就那么一夜间，我们中毒了。那些我们崇拜不已的祖宗的“秘笈”也救不了我们，毒素迅速地蔓延了我们全身。我们脸色苍白，心率加速，死亡的阴影渐渐朝我们靠近，可就在这一刻，我们的心中还嘀咕着：“可恶的小日本，想当年大唐盛世时，爷爷我是怎么对你的。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可即使我们心里骂得再欢，那属于远古人的飞檐走壁又怎对付得了现代的坚船利炮、手雷、机枪呢？在那场传统与现代的对弈中，我们败得有多惨就不用赘言了。索性炮火炸出了堆炮灰，炸飞那些“想当年”的人，他们在那段纷乱的岁月里，搂着祖先的牌位长埋在了地下。而这个被生生炸开花的世界，也终于在浩劫后得到了短暂的和平。野兽角逐的“草原”终于宁静了。他们为着更猛烈的竞争，在长夜中悄悄的休养生息，待到明朝日出东山，另一场形式各异，血腥残酷的竞争将拉开序幕……

据说，羚羊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但它们却也是草原上各种肉食动物的主要食物，为什么？因为好捕呗！谁让它总是边跑边回头呢。于是它只能成为猎手们的盘中餐，被撕裂，被粉碎。

竞争伊始，我们的建国元勋们用眼神相互交流着，“还回头吗？还沉浸在过去吗？”接着又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一战时，我们面对的是枪炮；二战时，我们面对的是坦克机枪，并且知道了原子弹。我们怕了，怕了流离挨打的日子；我们明白了，我们没有逆着历史河流而上的本事。这个国家要延续下去，只能向前跑。可我们跑得也并不那么顺利。我们背负的东西太多，行李太重。于是，要想向前，只能放下，只能从头来过。没有荣誉才不怕失败，才会在失败后轻松地站起来。历史只是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那些属于古人的成就，知道就好，切不可放在心上。而那些教训，却要铭刻在心底，以警示自己曾经在哪跌倒过。

一个国家负担了太多人的生计，太多人的希望，太多人的骄傲和寄托。于是，它没有“想当年”的权力。他只能做夸父，逐着太阳，奔跑下去。“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在前行的路上，遥想当年，只会徒增遗憾和伤感。忘却吧！别再留恋，想想明天。

柏拉图说：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去飞；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去梦；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去爱！

◎翻过光荣的一页

柏杨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两个老乞丐婆子在破庙里避雨，雨下得很大，砸得破庙吱嘎作响。两个老婆子越听越怕，却谁也不想走出去看看。为了排解寂寞和恐惧，那个满脸褶皱的老乞婆就对另一个头发馊臭的老乞婆说：“诶，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头发馊臭的老乞婆得意地回答说：“哎哟，我以前可了不得哩！你都不晓得，我出嫁的时候，嫁妆塞满了一条街。”满脸褶皱的一听，撇了撇嘴，道：“有什了不起，我当年出嫁时，穿的可是凤冠霞帔（高级官员夫人的服饰）。”

中国是一个爱比较的国家，华夏民族更是一个热衷比较的民族。下至乞丐婆子，上至达官贵人，老至古稀老叟，幼至黄毛小儿，无一例外，都十分热爱这项古老的活动。更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经典的典故和成语，像是什么略逊一筹、五十步笑百步、稍胜一筹等等，不胜枚举。其实，比较并不一定是种陋习，也不一定只带来了坏处。相反，适当、恰当的比较可以刺激人们小小的虚荣心，从而敦促人们向前。但是如果你的比较范围太宽，那就不好了。

自李唐之后的中国人，随着国事的日益衰微，我们越来越热衷于范围宽泛的比较，直至现在呈现了一种日益激烈的趋势，什么吃的、穿的、挂的、住的、开的，就不说了，就单单聊聊那些新奇特的事情吧。首先，比宠物。古人云“狗仗人势”，如今再说这句话，狗可得冲你多吠两声了，为什么？它冤啊！如今只分公狗、母狗、家狗、野狗，哪还有“仗着人势”的狗了。科技发达的今天，就只有那“仗着狗势的人”。不信你上街瞧瞧，凡是那拉着藏獒的、牵着贵妇、手捧约克夏的，哪一个不是趾高气扬的。你再看那些跟在杂种狗后面的，又有哪个气势嚣张的。

再来，比孩子。放学的时候，在小学校门口准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妈妈接过书包严肃地问：“今天考几分？”孩子听了微微一颤，眨着眼睛小声的回答说：“嗯嗯……九十八分，就比第一名的××少两分。”严肃的妈妈立马挂不住贤良的面具了，双目圆瞪，咆哮曰：“两分，你知道；两分多多吗？高考时指不定甩下多少人呢？你居然差两分，你看看人家……”

在母亲的咆哮和训斥中，可怜的孩子眨着泪水，记住了“两分”很多，还有就是他讨厌那个第一名。这还只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等孩子上了初中还要比谁家的孩子漂亮，谁家孩子多才多艺；上了高中，什么学习、志愿一股脑的就都上来了；等到进了大学，学校名还得再比一阵；再到大学毕业，恋爱，结婚，生孩子没一样不被比试一番的。比着比着，我们也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再至天经地义了，然后就这么继续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

于是，比试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于是，中国人从热衷比试到不断开发比试的新花样；于是，我们跟国内比完再跟国外比；于是，我们比什么都行，什么都能比；于是，我们从未怀疑，这么比有什么意义呢？（二）

有意义还是没意义？这是个问题。这种爱比较的习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是乱麻的线头，翻不出来了。我们不如举个例子来证一证它，既然上面我们说了国内的，那这回，我们不妨说说国际的。

中国人喜欢跟外国人比。上世纪三十年代分为两派，有说中国好的，又有说外国妙的；六十年代，你连外国俩字最好都不要提；到了八十年代，好家伙，洋人拉的屎都是香的了；而今风水轮流转，观念大反转，又变成了我们比外国强，强得不得了，哪强呢？怎么才能突出我们强呢？这还得比试一番。

于是乎，自从1932年的奥运会，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势必要到赛场上试一试，并从此迷上此道再不能自拔。时光荏苒，在赛场上比试一番的瘾头越来越重，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从比到赢，再到不许输。直至2008年的奥运会，我们可爱的中国人终于将比的愿望力发挥到了最大。看着中国代表队的成绩飙升，我们激动；看着奖牌榜上数字的增加，我们兴奋。一夜之间，你也别管他懂不懂，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体育迷，甚至是体育专家，真是狂热……

但是当奥运会闭幕，随着最后一个外国体育代表团离开中国。沸腾的华夏民族就像放到了冰块上，对体育的狂热迅速降温，体育频道又成了冷门。因此，我们并不爱体育，我们只爱比较。那种狂热只是比较下的畸胎儿而已。

记得，就在韩国将“端午祭”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一时间网络沸腾了，广大网友们纷纷捞出脑袋里的家珍，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爱比较的天性。霎是过瘾的比较一番。而只要你回忆一下言论的内容，不难发现，遥忆当年勇者居多。而取今世之材的则少之又少。是我们比不上人家吗？未然矣，我们只是太习惯拉着古人说话了。

这种恶疾源自清末的国势衰微。可怜的先辈们看着昔日的异族国力增强，越来越有超越我们的架势，他们着急。连着抄家似的在国内搜罗了一番，竟没一样比得过的。难耐焦急之下，不知哪个大儒说了句：“可怜国势呀！想当年我们发明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时，这帮洋毛子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这一句话一经说出来，可了不得，一下子启发了那些鸿儒大学。是嘛，想他们饱读诗书，从肚子里随便抽出两件，哪件不够秀上一秀的。这下子可苦了我们的祖宗了，未享子孙一天福，死后化骨化灰了，还要被子孙后辈们拉出来晾晾。假若他们天上有知，也会被子孙后世们这种幼稚的行为活活气死。幼稚，真是幼稚，这种动辄就拿祖宗说话的人，和那些幼儿园里比爸妈的小屁孩儿又有多大不同？

可怜的中国人呐，生活在过去的瑰丽梦幻中而不肯自拔。故步自封的数点着继承来的财富，洋洋自得地炫耀个不停。那些祖先血液中所流淌的，在困苦灾难中产生的坚毅、勇敢、开拓、冒险等等这类美好高尚的情操，却没一样继承来。而这种“爱炫耀”的特性却沉淀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随着遗传，在新生命的身体里生根开花。这也就铸造了今天的中国人，习惯用祖宗说话的，仰赖过去荣誉过活的，人格不健全的中国人。（三）

话说这些人格不健全的人是很聪明的，是可以轻易超越祖先的。只是他们之中有那么一群貌似天才的人，他们为了那些我们说上来的原因极力鼓吹祖先的本事。一见到有人钻研些什么，就嘲笑说：“嘿，就你那点本事，能整出来吗？想当年谁、谁、谁都没整出来，就凭你？”

说来中国人耳根子也软，一看那些说闲话的人一脸聪明相，引经据典的，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反复思量下，终失了信心，干脆研究的也不研究了，大家就一起学那少数的聪明人膜拜祖宗。而按照柏杨先生的观点，中国人是最“轻视努力而崇拜成功”的，看着那原来研究的人，什么也没研究出来，还要被聪明相们嘲笑一番。好，咱也就都别试了。于是，肯干活的越来越少，研究祖宗的越来越多，终成了潭死水。

聪明相们看响应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干脆支起香鼎，神化了祖宗们，以防之后再来些傻人，戳穿了他们的计量。而傻人们也真是傻，就这么着了人家的道，每日晨时都拍拍脸对自己说：“醒醒吧，二愣子，人家古圣先贤研究出那么多东西，都没把它研究出来，你又拿什么跟人家先贤比。”后来二愣子有了儿子，他就把聪明相们嘲笑他的话，说给儿子听，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想着超越古圣们，就咱这斤两不够呀。”傻人的儿子也是个傻人，就那么信了老子的话。再后来，傻人世代繁衍，世代都遵守那条游戏规则——别想着超越圣人。

就这样，那些祖先们经过呕心沥血换来的成就，反成了后世子孙们的累赘、束缚。我们就那么成了团酱气，活活被酱死在了缸中，成了坛腐物。于是，我们的民族就这么成了僵化的大酱种族。如果我们的祖先听闻了后世人的所作所为，一定忍无可忍地跳起来，大骂：“一群蠢蛋，窝囊废，天天守着祖宗的那点东西，不知上进。早晚得回山洞，拿棒子，穿树叶。”

可不是，如果祖宗就那么权威，就那么不可超越，我们今天可还有这样的日子好过。如果守着过去的成就，相信“热爱比较祖宗”的中国人就快没的比了。要晓得，过了午夜十二点，今天就是历史。就像广告词上说的：人们常把过去叫以前，把将来要发生的叫以后。

我们习惯把以前发生的事叫历史，把以后发生的事叫未来。我们不热爱憧憬未来，我们只爱比较，拿以前说事。可是现在不努力，以后的今天我们又拿什么说事呢？没了炫耀的资本，中国人的乐趣岂不又少了一样。当有一天，连外国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背诵出中国简明历史时，我们又要以怎样的面目站在世界的竞技场上呢？那些曾经关于比较的回忆会不会就真的吹散在风里。

冰心说：“冠冕是光辉，是永远的束缚。”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是被困在酱缸里，就是被困在祖宗的荣誉间。可怜的中国人，为你去哭泣，缘你失去了飞翔的翅膀；可怜的中国人，为你感到悲哀，缘你没有看到缸外的春光；可怜的中国人，请你忘掉过去，请你撕开束缚，请你大踏步，向前飞奔而去。（四）

我们炫耀祖宗，国家炫耀过往的光荣。从天朝上国到世界大国，我们永远将自己定位得很高。何故？乃历史定论也。我们华夏五千年，从最艰苦的黄河流域孕育。我们的瓷器是在烈火中诞生的艺术，我们的丝绸更是生命蜕变的产物。这些震撼世界的成就，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人对自然生命的体悟，是我们轻装前进时拾得的瑰宝。

然而，如今的中国呢？请您闭上眼睛，默数下，对近代世界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成就，有哪样属于我们，是互联网、是计算机、是汽车、飞机，还是电话、手机？没有，统统都没有。我们就像局外人一样，看着那些真正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折腾。更可怜的是，为了自我安慰，我们居然还整出了“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为什么不是中国发明。中国制造，外国吃肉我们喝粥的证明。如果我们今天地寡民稀，是不是连这点米汤都没有，是不是注定要成为饿着肚子的中国人。如果要饿肚子，那么祖宗的东西砸了也就砸了，扔了也就扔了。一个快要饿死的民族，要那些荣誉有什么用。

还是我们要学习古代的二世祖，典当点儿家财，将他们统统贱卖给外国人，好乞得一点食物混过年关。到那时，孕育黄河文明又会是哪个国家，韩国、日本、美国、还是德国。醒醒吧！别吹了，面子就那么重要吗？没有大国的地位，因为我们要成为强国。没有满坑满谷的荣耀，因为我们要创造奇迹。没有了那些古圣先贤，思想认识才会突破，才会有新的思想家诞生。醒醒吧！没有什么可以抵御自然的力量，生老病死、新旧交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是不可逆的。中国人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说的不正是这样的理儿。我们抱守着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非要发扬光大，非不让它遵循自然的原则淡出中国人的生活，非要因为它打肿脸充胖子，那我们的国家只能在一片吹嘘声中患上癌症，走向死亡。所以，请您将那些荣誉放到史书里，交给史学家。请您将它当成一种常识，请您忘掉昨天的荣誉，翻过那光荣的一页。荣耀，它是我们做的，别人说的。

第三章　爱在变质

◎古今孝道

有一天一个老父亲去看他的儿子，他走了很远的路，翻越了很多座山，才来到儿子所住的村庄。那时他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累极了，于是就坐在村口石头上，歇一会。一个过路的人看见他累得气喘吁吁的，就跑到他儿子家，告诉他：“诶，你父亲来了。”儿子一听，打了一个激灵，看看他的妻子，又看了看面前的烧鸡。心下一阵嘀咕：真是的，早不来晚不来，我烤了烧鸡就过来。想着，嗖地站起身，抱着桌子上的烧鸡跑进了屋里。这时就听妻子在外面大喊了一声爸爸来了。他迅速地将烧鸡藏在厨房一个隐秘的角落，一边像好儿子那样呼唤着爸爸，一边跑了出来。

这个老父亲看见儿子十分开心，却又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儿子就让他坐在门口，也不请他进屋里坐。后来天色渐暗，老父亲告别了儿子回家去了。儿子看着父亲的背影在夕阳的夜色中，渐渐淡去，欢呼一声，跑进屋里，拿出了那只他珍藏的烧鸡。夫妻二人小心的将它端上了桌，正准备开动，原本躺在盘子里的鸡突然坐了起来，咯咯咯地转了一圈，变成了一只癞蛤蟆。他们吓坏了，一下子将盘子扔到了地上。就见那只癞蛤蟆，趴在满地的碎片里，鼓着腮帮子，发出呱呱的叫声。突然它一跃而起，妻子尖叫着闪到了一旁，躲了开来。不过儿子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被这只丑陋的癞蛤蟆，扑个正着。他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将它从脸上拿下来，可是都失败了。癞蛤蟆就那样死死地粘在他脸上，如果有人试图将它拿下来，它就会恶狠狠地盯着他，大有要粘到那个人脸上的趋势，从此就更没有人敢去碰它了。而且，这个儿子每天还要喂这只蛤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不然它就会撕扯他脸上的肉，让他痛苦不堪。这是《格林童话》中的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不孝的儿子惨遭报应的事。与之类似的传说在中国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在中西方迥然差异的文化中，对于“孝”是有着相类似的认知的，皆以其作为人类的传统美德之一。而在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更是将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并在儒家思想的帮助下，将之著书立说，写成了中国的传世经典——《孝经》。后来这本书中关于“孝”的阐述，被统治者善加利用，大力发扬，产生了在民间极具影响力的《二十四孝》。

这本书可了不得喽，中国的文人，尤其是五四之后的文人，没有不拿他开涮的。为什么？实在是因为，里面对于“孝”的阐释，过为夸张了。按鲁迅先生的话说在这本“孝子的教科书”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也不难……”，可是“‘哭竹生笋’就可疑了，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生命之虞了……”，“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古来子路“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可以说是对父母的亲情使然，是孝之表现；黄香在夏天为父亲用扇子扇凉枕席，在冬天用体温为父亲暖被子，这也可以称为孝子中的佳话；陆绩6岁时到袁述家做客，怀橘三枚，“归欲遗母”，这不管怎么说也是孝心一片。可是三国时，孟宗的后母因为好吃笋，要他冬天去竹林挖来给他，逼得他只能在林中大哭，这分明是任性的后母对养子赤裸裸的虐待，将之归为孝的典范就有些匪夷所思了。至于大哭之后“笋为之出”，想来就是无稽之谈。而晋代王祥因为后母“常欲生鱼”，就解衣卧冰，这分明是不要命的做法，完全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儒训诫。再来春秋时代的老莱子，都七十多岁，当爷爷的人了，还要穿着彩衣，手持“拨浪鼓”，在父母面前翻跟头，就更是与孝无关，如果那时的医学技术像现在一样发达，相信老莱子年迈的父母还要拉着他的手，上医院检查一番，看看他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最后晋代的郭巨因为家贫，为了养活母亲，亲手将儿子活埋，那根本是血淋淋的谋杀，是古代封建社会严重缺乏生命平等观念的表现，是这世界上最为残忍的事情之一。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诚然这种观念是有利于家庭稳定、社会发展的。但是，在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中，所要求的是子女对父母意愿的绝对服从，无论生前身后。所以有了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并赞扬继承了周文王遗志的周武王为“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但是武王和文王毕竟是封侯拜相，在平凡的百姓间，是很难有这样的子承父志的机会的，故而，孔老先生对于子女孝敬父母的一些具体行为，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如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以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静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则面。”这些在孔子眼中都是为人子女的义务，也就是说在孔子眼中，当父母在世时，作为子女，就只是父母的私人财产，没有意志的生命延续物，根本不具有完整独立的人格。是而，当父母健在，哪怕我们已经七老八十了，还要负起娱乐父母的义务，简直比马戏团的小狗还要辛苦。更有甚之，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延续中，产生了对父权的绝对尊崇，是而父杀子是天经地义，不用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无疑是否定了子女在出生后所具有的独立人格，视之为私有产品。

这种“绝对父母权”的思想很快被封建统治者看上了，为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大学》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礼记·祭义》则说“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当然，统治者也需以身作则。“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

因此，历代帝王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而且还运用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子女们的独立人格权，独立生命权，全部被剥夺了。于是，他们成了附庸，成了生命延续的工具。于是，在中国封建思想的延续中，质朴天然的亲子之爱，丧失了它本来的面目，变成了一种绝对自私的表现。于是，我们天然的孝道，随着“爱”的变质，丧失了源自内心的真诚，变成机械运作的“愚忠”。柏杨曰：古孝道的精神是“为父母活着”和“为祖宗活着”，主要的在保护老一辈，老一辈势如泰山压顶，又百是而无一非——君不见有句话乎：“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年轻人被束缚得连牙都不敢痛。（二）

在这些几近偏执的孝道观的压迫下，子女从出生起便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只是生活在父母与祖宗的教诲之下，像八哥一样牙牙学语。然而压迫久了就会有反抗，再长的梦也会有清醒的一天。于是，当文化革新吹起，当自由、平等的观念敲进人们死寂的心田，当我们走出了“愚孝”的囹圄，可爱的中国人渐渐地陷入了另一种极端——不论好坏，全部反抗。

于是，在中国社会为父母命是从的乖儿子少了，以反抗为乐的不良少年多了。子不嫌母丑的人少了，嫌弃老父老母贫寒的人多了。于是，在网络上关于“不肖子孙”“不孝儿子”的词条也越来越多。在一位网友的日志中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位衣着破旧的老母亲去大学看自己的儿子，却被儿子堵在了校门之外。原因是，母亲的憔悴和贫穷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可怜的老母亲看着神情倔强别扭的儿子，无奈地递出手里的一篮粽子。儿子无情地将头扭到一边，将那篮粽子推了回去。最后，这位满心欢喜而来的母亲，含着眼泪忧伤地离开了。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的是这名同学的数学老师，据他所述，这名同学的成绩很优异，自尊心极强。当他看见这名同学跟一位妇女争执时，便好奇地站在他的背后，方知这位母亲是因为儿子过年没回家，赶着端午节要到了，故而带着一篮粽子来看儿子。却未料到，自己的到来不但没有给儿子带来欢喜，反而让他大为震怒，最终连校门都没进去。后来，当他看见这位母亲转身离去的背影时，不忍地追上了这位边走边抹眼泪的母亲，想劝她到学校去看看。可是当这位母亲看到有人追上来时，赶忙擦掉了眼泪，连声说“没事，没事”，谢绝那位老师的好意，急匆匆离去了。

这位母亲的伤心我们可想而知，在气愤儿子不懂事的同时，难免不深思一番。昔日为了解开“父母绝对权力”的桎梏，是否在无意之间，释放了作为子女者内心的自私和冷酷，使得他们觉得接受来自“父母”的爱是天经地义，否定父母的爱是投奔自由，回报父母的爱是自寻烦恼。在今天的子女心中，我们似乎失去了名为“感受”和“体谅”的情感。在我们心中，父母就像永不会倒下的巨人。我们一方面迫切地希望长大，摆脱父母的关爱，另一方面，我们潜意识否定了父母的衰老和一样需要关爱的事实。于是，在我们的眼中从不曾出现他们斑白的头发、失去弹性的肌肤；于是，在我们的耳中，从不曾听到他们愈见沉重的呼吸声；于是，我们从未留心，在这条通往未来的大道上，他们已经跟不上我们的脚步，落在后面。所以某些人昏了头的青年人，认为可以无意地伤害他们，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被原谅。他们就像故事中着了魔的青年，手捧着母亲的心却听不到它的低泣，只会在跌倒时听到柔声的问候。我们的青年人解放了，从父母之命中解放了，终于具有了自己的人格，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是作为换来这一切的代价，我们却失了“孝”。失了体悟父母之爱的本能。柏杨谓之曰：儿女们一定要努力练习一种教养，除了为自己着想外，也要想想别人，更要想想爹娘。老爹老娘为了陪伴孩子，不惜与世隔绝，不惜把自己关在家庭厨房，不惜断送青春红颜。而当儿女的，实在应该动一动怜悯之心，说几句感恩的话吧，做几件感恩的事吧——即令是小动作也价值连城，不要总是等到忏悔已没有用的时候，再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去忏悔。（三）

我们对父母的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可以坦白言明、可以意会，但最有效地是在父母年老，已经失去了为我们工作服务的能力后，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照顾，我们将之称为“孝”。古来行“孝”，讲究奉养，讲究唯命是从。今之行孝，唯命是从基本上是不见了，可相应的真心也随之无踪，剩下的也就只有奉养了。诚如孔子先生所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当我们对父母的关心只是出于道德观念的束缚，当我们对父母的爱缺少了真诚，当我们对父母除了物质的供应，再无其他的表达，他们于我们而言又与犬马有什么差别。假设他们在对我们抚养的过程中，也是如此的漫不关心，在我们的成长之路上怕是不知要多出多少是非。当我们与父母相处时，当他们唠叨时，当我们已经不耐烦地要翻脸时，看看他们斑白的头发，回忆一下他们曾经的付出。那种天然质朴的情感会化解很多横更在我们之间的藩篱，让我们感受到一份感动，一份亏欠。

还记得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这种毫无矫饰的感情。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一个女孩坐在门廊下，看着被雨水冲刷得闪着光亮的小路。她的背后是一间用来当作客厅用的屋子，四面墙壁透着陈旧的昏黄，简陋的家具诉说着主人的贫困，只有那桌尚未冷透的饭菜给这间破旧冰冷的屋子增加了一点温情。女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前的那条小路，眉眼间闪着浓浓的焦急和担心。但她不能吐露这种焦急，哪怕是轻轻的喃喃自语，因为她一出生就被剥夺了这项权利。

雨越下越大，女孩终于坐不住了，她站起来，将手里鲜红的证书放到了门口的矮凳上，飞快地跑向邻居家。她用凌乱的手语表明来意。邻居在她重复了几次的动作中，终于明白她的意思。淡淡地说：“你妈妈早上出去了，听说是要进城。”女孩听后缓缓地松了一口气，她想，母亲一定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她走回不远的家，重新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被风斜斜吹起的雨水，陷入了回忆之中。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只留下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因为她是个先天的哑巴，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知受了多少挫折、多少欺负。可是她从来都不会感到无助，感到自卑，只因为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她的母亲早出晚归的工作，却从来不会忘记在下班时给她带回一块甜嘴巴的年糕。她的母亲不知为她吃了多少苦，才换来今天的大学毕业证书。

她在不断闪现的回忆中，昏昏然地睡着了。当她一醒来就焦急地逡巡了一圈屋子，可是母亲还是没有回来，这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她再也顾不上漫天的倾盆大雨，想都不想地冲出屋去。她顶着狂风，沿着那条母亲来去过无数次的小路，向前走着。走了很远，她终于发现了妈妈的身影。她的母亲正脸色苍白的躺在路边。她觉得那一瞬间，世界坍塌了。她扑过去，使劲地摇着怀中的母亲，却只能在喉咙里发出气息滚动的声音。而此时，这位母亲的一只手里攥着一袋年糕，另一只手里死死地攥着一张纸。女孩用力地把那张纸抠出来，却在一瞬间被惊呆了，那是一张卖血单。那一刹那，她终于知道是什么让她惨淡的童年充满了甜甜的年糕，又是什么换来了自己顺利的学业。也在那一刻，她懂得了母爱是什么。

母爱是一种无悔的付出，是一种愿意将骨血都奉献出来，给你食之的强烈情感。不只母爱，父爱的本质也是如此。这种天下最无私，最至纯的爱难道不值得我们真心的回报吗？

在古人的世界里，他们用教条困住了这种最为纯然天成的情感，将亲子之情，用礼教的条条框框切割殆尽。于是那时的爱充满了物化的色彩，使得父母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忘却了第一次将他们抱在怀里时，所感受到的生命的悸动；于是他们的爱变成了最为牢固的枷锁，狠狠地缠在了子女的身上。然而当这种“绝对权力”的枷锁从父母子女的关系中被剔除，当还原了这种爱得以生长的纯净空间，我们又有多少父母子女是生活在幸福之中的呢？又有几对亲人是在爱中度过了珍贵且短暂的相伴时间呢？还是我们的爱在另一极端中，走向了变质。正像柏杨所说的那样：人的爱是下倾的，故父母爱子女一定超过子女爱父母。老头老太思一思想一想，他们对父母的爱多乎，对子女的爱多乎？如果自己爱子女超过父母，那就不必指望自己的子女例外。

我们在这种下倾的爱中，是否已经走到了路的死角，故而出现了嫌母丑的儿子、嫌父穷的女儿。我们在这种下倾的爱中是否可以找回原来的本真，那是既不被道德条框束缚，也不被利益熏染，最纯净的那份“爱”，那种只知道付出，不图回报的情感。这种情感才是真正的“孝”，真正的感恩。

◎男女情感

2008年的贺岁档可谓是精彩纷呈，各路好手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像以往的冯氏幽默一样，随着这部影片的推出产生了一系列的流行语，其中不乏几段精彩的台词。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除了冯远征的超级大变身，就属舒淇的那一段一见钟情论。上云：梁笑笑（舒淇）：你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吗？秦奋（葛优）：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梁笑笑（舒淇）：咱们俩三见也种不了情。一见钟情不是你一眼看上了我或者是我一眼看上了你，不是看，是味道，彼此被对方的气味吸引了，迷住了，气味相投你懂吗？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见钟情是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事情。是在一刹那间，在彼此的眼神间传动的神采。是在一瞬间，微微荡漾的心神。是在不知不觉间滋长的想念，堆积出的关于心动的回忆。是彼此相互作用的生理化学反应。当它发生时，人们就会丧失最起码的判断标准，甚至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故，当舒淇扮演的梁笑笑见到方中信扮演的成功人士时，所有曾经被教导的道德规范，所有作为人的骄傲，统统的被扔到一边。她将自己像祭品一样的献祭出去。她相信她所做的一切就是爱，所以无怨无悔。她也相信她所爱的人，在相遇的那一刹也爱上了她，所以他们一样的痛苦着，一样的无悔着。在她内心深处，她甚至相信他们就是天上的牛郎与织女，故而在眼神交汇的一瞬间，嗅到了彼此的味道，陷入了疯狂的热恋。

然而真相如何呢？她只不过是他身边的一只百灵鸟，被困在华丽的粉色牢笼中，演唱悲伤的曲调。他告诉她，再等三年。可是年复一年他继续着自己的婚姻，只留她一人品尝苦到穿肠的毒药。于是，她隐隐地意识到，爱的只有她一个。她的爱情只是他调剂生活的酒或书报。于是，她想走出这困顿她脚步的爱。于是，她宁愿结束如花般的生命，也要逃离那份让她痛苦的情。于是，在死亡的边缘，在冰冷的海水里，她明白了那不是爱。

她说，爱，产生自一种味道，产生自彼此短暂的交汇间那种刻骨铭心的悸动。她的爱来自一见钟情，从诞生的那刻起，就蒙上了梦的色彩。当这份爱萌动之初，那强烈的吸引力或许将二人吸附进了漩涡。但是，总有人会先行醒过来，当从梦中惊醒，他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死局之中。方中信演的那个人，显然没有这种冲破道德樊笼的勇气。所以，他将责任推给了梁笑笑，让她来选择这份爱的归处。她抗争了，用尽所有的力气，但她太善良，善良到宁愿自己在阴沟里独自舔舐伤口，也不去伤害另一个蒙在鼓中的傻女人。又或者她太聪明了，深知当这份爱公之于世时，那美丽巧妙的魔帐就会消失，还原它本真的虚伪和丑陋。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哪怕她闭上眼睛用尽方法让自己沉浸在梦中，她仍然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注定的伤心，命定的结局。在她玲珑的内心深处，怎会不懂爱与吸引的差别，怎会不知，爱上的只有她自己一人。怎会不懂，她爱上的那个人是个狡猾的已婚男人，一面竭力迎合她的幻想，一面维持着固有的生活步调。这样的爱太辛苦了，她不想继续独自品尝这杯苦涩的酒。她想逃开。她想走出阴霾，投奔心中的爱的归处。她想重新爱上一个人，一个可以一心一意去爱她的人，就像卓文君在作乐府诗《白头吟》时所吐露的那样：皑如山间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这就是梁笑笑所渴望的爱情，是天下女人对异性全部的要求和期望。女人心中的爱情是王子和公主的相偎，是战士与刀枪的相属，是菩提与橡树的至死不渝。女人眼中的爱情是捧在手心的花朵，即便冬天来临，那美丽的花冠暗黄、凋谢，她仍愿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等待明年春天的来临。当爱情降临时，女人内心关于爱情的全部幻想都不再有意义，不论是一见钟情的浪漫，还是长跑爱情的温馨，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她只是渴望站在你身侧，看着你大步向前的身影；只是渴望两手相握的温度，灵魂相依的颤抖。爱情的全部在那一刻只剩下依偎，只剩下相随。就像舒婷笔下那棵痴情的木棉，在春风吹拂不到的角落，默默地向高耸入云的橡树诉说衷肠。它说：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致橡树》（二）

柏杨说：“天下只有一件事，虽经过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千讨论万讨论，讨论到世界末日也讨论不完的，那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所以我们知道，这世界纵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关于爱情的话题也会是永恒的，就像人们关于“我是谁”的问题一样。从人类产生文明，尤其是产生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开始，我们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我们惊讶于两个个体可以那么相近，几乎融为了一体。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有那样的吸引力。在对生命的不断的探索中，爱情成了与之相伴的主题。在流传最广的《圣经》中讲述了夏娃和亚当。它说，女人来自男人的一根肋骨。所以，后世的男人从诞生开始，就缺乏了使自己完整的东西。因此，男人和女人从呼吸这世界的第一口空气开始，就在寻找，寻找遗失的肋骨，寻找生命的所属。于是，我们会相爱，相依，合为一体。于是，当我们相爱时，会情不自禁地慨叹，天啊，我们的生命仿佛已经融在了一起。

在人类关于爱情的记录中，有希腊神话中，生生相偎的菲勒蒙和包喀斯；也有生死相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有至死不渝的梁山伯与茱丽叶。我们关于爱情的记录和讲述多不胜数，其中大多数是用来歌颂它的。然而，在人类的生活中，我们又岂乏背叛，在文学史上那些璀璨，却少被我们留意的角落，既有阿娇在孤寂冷清的长门宫中吟唱的《长门赋》，也有《凤求凰》余音散去后的《白头吟》。这些言辞凄切的诗歌，哪一个不是对绝情之人的控诉，哪一个不是饱含了对爱情消逝的感伤。在水乳交融的深情后，在生死相随的爱恋后，爱情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是凄美婉转的控诉，是关于色退颜衰的神伤。

在韩剧《我的名字叫金三顺》中男主人公玄振轩，对胖胖的三顺说：男女第一次渴望着对方的时候，性荷尔蒙分泌出睾酮和雌激素，这种渴望持续下去，到了陷入爱情阶段，就会分泌多巴胺和血清胺，血清胺是爱情中最重要的物质，能让人一时处于近疯狂的状态，到了下一个阶段，男女会持续双方的关系并希望得到更密切的结合，就会发展到结婚，这时就会分泌催产素和加压素，血清胺会让你无法意识到对方的缺点，会挡住你的视线，而这些激素的有效期是两年。

顾名思义，当爱情的保质期过了，它就会像被忘在冰箱里的面包，霉变、腐烂，变成梗在男女心中的毒药。曾经让自己爱到付出生命的爱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成了皇帝御赐的鸩酒。于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们一改飞蛾本性，玩儿了命的想要从他或她所在的空间中逃走。那个两个人曾经视为宝贝的“爱的小窝”，会在转瞬之间变成纳粹的集中营。于是有了诸如“七年之痒”这类给爱情下保质期限的词语；于是，那些昔日爱得死去活来的、偷跑私奔的，全都无一例外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局之中——怎样躲过他（她）的耳目，去大胆猎艳一番。假若有这种思想的是个情场高手，那么，就要恭喜他（她）的伴侣可以不必担心哪天撞到，将自己气死。如果有这种思想的是个情场愣头青，那么，还要恭喜他（她）的伴侣，你已经有了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地出轨。反正在生活中，那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情感早就变成了见上一日如度三秋的无奈。且爱情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就让它顺其自然的在风中消散不就得了。就像那句“天涯何处无芳草”，早早散了，早再找。也别管自己是出轨的还是被别人甩的，全都挥一挥衣袖，将它视作“云彩”，留在回忆中的“康河”就好。

可惜，现实中的人往往做不到这样的洒脱，当发现爱人有出轨的迹象，也顾不得有没有既成事实，无一例外的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仿佛现在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曾经爱入骨髓的爱人，而是一个刨了自家祖宗的坟，还骗光了全部家财的仇人。在那一瞬间，眼神的碰撞，不再会产生如秋水生波的情愫，只有崩裂出的让人恨不得躲到桌子底下的火花。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到了这种境地都会毫不迟疑地翻起老账，一面细数着自己的付出，一面数落着对方的不是。有些甚至会摔锅砸碗，将所有能够毁坏的东西统统毁掉，假如不是刑法当道，他们定要撕咬在一起，用血肉模糊地身躯为彼此的爱情画上句号。可，即便他们做得再过分，在面对众人的指责时只要祭出如是理由——我们相爱过，就一切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柏杨先生在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后，甚是惊奇地对世人说：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有嫉妒；即令有爱情一定有嫉妒，它的逆定理也不见得成立，不能依葫芦画瓢曰：‘有嫉妒才有爱情。’有些太太对她丈夫嫉妒得要命，却未必爱他也爱得要命。盖嫉妒是在一种和爱情同样浓烈的感情，没有理智，不问是非。一个人为了爱情，固神魂颠倒；一个人为了嫉妒，也同样会神魂颠倒，都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不但充满了想象，也充满了联想。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可救药，一种是正在恋爱的人，一种便是心怀嫉妒的人也。

爱情和嫉妒本来就是两件事，盖当人恋爱时，会产生强烈的独占欲，会被激发出自己的嫉妒潜能。但那种嫉妒之火是决计不会烧到自家爱人身上的。但是，单纯的嫉妒就不会受这一法则控制了。它通常没什么理智可言，又少了份爱的拘束，于是当有些人为了所谓的爱愤而杀人，愤而自杀，愤而伤害他人时，请千万别在他身上打上“爱”的标签，那一系列偏激的举动，绝对与爱没有任何关系。

还是在《我的名字叫金三顺》中，当玄振轩向金三顺大谈爱情保质期的理论后，金三顺是如是回答的：我没谈过一次轻轻松松的恋爱。开始的时候做好充分的考虑，完结的时候也是一样。不管激素是漫溢还是干涸，我是真心的去努力的，是真心的！

爱情或许会有保质期，但爱情不是死物，它是活生生的跃动在我们手中的，当爱的瑰丽色彩褪尽，当它的生命力在手中减弱时，请不要轻易地放弃，请不要将它视为衣袖上的尘土。它只是需要你的注意和努力。柏杨说：爱情是不按逻辑发展的，所以必须时时注意它的变化。爱情更不是永恒的，所以必须不断的追求。（三）

当两个人相爱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完成它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结婚。在我们的古代封建社会，结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自由而言的，其发起到拍案钉钉，基本上全靠媒婆那张嘴。而媒婆们向来包销不包修，于是古代的女子在出嫁前都要去逛逛庙，撒上大把的香油钱，指望自己能够嫁个如意郎君。然，其灵验性，看我们居高不下的纳妾虑就可窥得一斑了。与我们这种绝对的不自由相对，在西方文明中，女性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近代启蒙思想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提高婚姻质量这一话题上。其中颇有建树的就数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她在这部作品中，从女性的角度去评价爱情，去关注婚姻，并提出了“理智地去结婚”这一观点。“理智地去结婚”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的经典台词——“现在的择偶标准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于是，“理智婚姻”不可避免地与“势利”二字联系到了一起。于是，男人们都开始怀念原始社会。那时候，有头猪，有个山洞，就能结婚。就算什么都没有，还可以唱唱山歌，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照样能把女孩子吸引过来，浪漫又潇洒地完成终身大事。那时候结婚就如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只要一腔热血，一股冲动，老婆就到家了。基本上，难度为零。可是现在，要是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存款，那光棍是打定了的！

所以，现在走在大街上，看着一个个垂头丧气大骂“势利眼”的，他一定是被女朋友甩了的可怜王老五。而追本溯源，这又和“理智婚姻”脱不了关系。男人抱怨说，现在的女人太现实，太懒惰，谁都不愿意创业。现在的女人说，要想得到女人的尊重，就要有能让女人尊重的实力。于是，男人和女人从原本的琴瑟和鸣、佳偶天成，到了现代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实，“理智地去结婚”跟有房有车完全是两码事。作为男性，他的经济基础自然会被列为择偶的标准之一，但却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在简·奥斯丁的眼中，真正让两个人走到一起成为夫妻的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爱情的浓淡。她眼中的婚姻，是一道主次分明的菜肴。主料是爱情和双方的人品，其次是二者的共同语言，最后才是财富的多寡。在她看来只有具备这样标准的婚姻才会长远，爱情才会开花结果。单单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只会让自己陷入不幸的漩涡。

当然，就算附和了简·奥斯丁的婚姻理论，如果不去小心谨慎地维系它，不幸也还是会随之降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对婚姻越来越小心谨慎的今天，离婚率却依然高居不下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爱情当道的时代，却平添了那样多的怨偶。今天，我们太过习惯对婚姻说再见。纵然是我们千挑万选的伴侣，一旦进入了婚姻生活，一旦两个人开始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也好，婚姻也罢，就全不是我们幻想中的样子，原本华丽的珠光漆会在生活的石壁上磕磕碰碰，退去所有美丽的色彩。所以，有人说：“当我们结婚，我们的梦就破灭了。因为，在一个屋檐下，所有的淑女都不再穿丝袜，所有的绅士也不再打领带。”

而一旦这些美好的东西退去，现代人就会迫切地想要结束这关系，并且弃如敝履。又或者，来一段“家里红旗不倒，屋外彩旗飘飘”的风流韵事。至于因他们结婚而结成的家庭，在他们眼中也就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了。

这种对爱情和婚姻极不负责的态度，是对爱情的过度崇尚和不懂维系的必然产物。是故这并不是中国土产，在启蒙思想发源的西方世界，这种情况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生过。那时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离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将婚姻道德定义为——只要爱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向来感受时代脉动的好莱坞，适时的推出了影片——《廊桥遗梦》。里面关于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的禁忌之恋，赚足了人们的泪水。只为他们为彼此的付出，和对爱情不放弃的坚守。

弗朗西斯卡同大多数忙于家务的人一样，对婚姻充满了厌烦。她的灵魂深处渴望解放，渴望像少女时期一样，大胆地走在时代浪潮的顶端，大胆地去与让自己心动的人相爱。而事实上，在经历了漫长的婚姻后，她也确实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再一次陷进了热恋之中。她与罗伯特都十分清楚，这份爱很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所能迸放的最后一点火花。他要她追随自己，离开这个困住她灵魂的小镇，他愿意带她去飞，去看遍只会在她梦中出现的美丽世界。然而她拒绝了，她说：我很高兴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我意识到，尽管爱情的魔力不可抗拒，可放弃了责任，魔力就会消失。爱情就会蒙上一层阴影。假如我跟罗伯特走，这个家就会破碎。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家，我怎么忍心亲手去毁了它。你们能体会到家庭生活的甜蜜吗？

她用自己的心碎维持了家庭的完整。如果只是这样，这部爱情经典还不足以令人回味，难忘。将这部影片推向高潮的，是弗朗西斯卡日记的最后一段，在这一段我们仿佛看见了这个女人流泪的心，坚强的心，忠贞的心。她说：你们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曾经找过罗伯特，可他已经离开了地理杂志社。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把对他的思念，寄托在我们曾经到过的那些地方。所以，我在每年生日的那一天，都要故地重游。可有一天，我收到他律师寄来的一个邮包。天哪！可以说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他，他说过，我们俩融化成了一个生命。他说对了。我们俩的感情超过了人世间所有的人。要不是他，恐怕我是不会在这农场生活这么多年了。记得你想穿我那条裙子，我不肯吗，卡洛琳？就是我从来不穿的那条。我知道这很傻，可是，我觉得就好像你想穿我的结婚礼服去看电影一样。希望你们读了日记，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火化。这不是一个老太婆的一时糊涂，我活着的时候属于这个家，但愿死了以后，属于罗伯特。

他们的爱情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无奈的被拆散，更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家族力量的面前无力地殉情。他们的爱情更为伟大。因为他们在爱的过程中考虑了家庭，考虑了亲人。他们或许是悲哀的，没人相信，人死后尚可相守。但在一段婚姻中，我们没有只是索取的权利，我们对它更多的，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四章　中国式团结

◎一盘散沙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数字王国里住着88、9和0三个邻居。88以为自己最大，总是盛气凌人，根本不把9和0放在眼里。一天，它看到9弯着腰驼着背的在耕地，一副受气包的样子，心里很是瞧不起。不屑地鼓动四张嘴巴，对9说：“你知道吗？我是你的十倍只差2呐！”9闻声看了看88，低下头，自卑地说：“我承认你比我大得多。在你面前，我甘拜下风！”88听了，骄傲地昂起脑袋，满意道：“敢于承认人长己短，还算有自知之明呀！”说完又转向0，更加鄙夷不屑地说：“你嘛，连计数的资格都不具备，是个‘乌有’先生，岂能跟我相比？”0可不是好说话的9，听到88嘲笑自己，立即反驳道：“你别门缝里看人！只要我和9团结起来，完全可以胜过你？”“哼！”88闻言，冷笑一声，撇了撇嘴说：“9加0或0加9，还不都等于9吗？要胜过我，简直是白日梦！”“我们不是相加，而是结合。”0边说边靠近9，跟它如此这般地说了些悄悄话。9听了，立刻眉开眼笑地点点头。于是，0站到了9的背后，组成一个崭新的数字——90。88看后，惊诧不已，直道难以置信，自卑的9和虚无的0就这样将自己打败了。

9与0合作，战胜了88。其道理正如《周易大传》中所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是华夏民族亘古不变的处世哲学，也是我们昔日辉煌的智慧总结，更是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今天得以发展的根本。被誉为谈判鬼才、公关奇才的何其波，在他的商海大战三十六计中就提出了“上下同欲”这个概念。这个被称为企业管理万灵丹的概念的核心，就是“团结”。我们只有做到了“团结”，才能真正实现“胜”的目标。

然而，中国人从东周末期，诸侯称雄开始，这种团结求发展的品质，便在各个集团的斗争间消失殆尽。也是在这场乱世争雄中，我们华夏民族，关于“斗”的智慧被发挥到了极致。其中佼楚不乏《三十六计》之流。在这本传世兵书里，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更是被评为纵横捭阖的上上之计。乃至秦统一六国，都少不了它的功劳。到了公元前221年，分裂了二百九十五年的华夏民族终于在秦国嘹亮的军歌声中走向了大一统，此后我们虽有战乱，但其目的基本上是为了从分裂走向大一统。乍看之下，我们团结统一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只要你翻看一下各朝各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我们团结一心的表象下，始终存在着不停歇的内斗。曾经在华夏民族的统一中起到莫大贡献的《三十六计》，被后人学了个十成十，甚至发展延伸出更为灵活的策略。可是，这回他们没有再用到战场上，而是将之在内斗中充分发挥。这也就有了我们后来所说的朋党之争、门阀之斗。

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有碍种族发展的行为，必然在历史的更迭中消失殆尽。可是，这一理论显然并不适用我们。这种现象不但没有在历史沉淀的过程中消失，相反的它还渗进了我们民族的特性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日趋严重。到了清朝，甚至连以铁腕政策著称的雍正皇帝，都不得不专门为此写下了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向世人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拉帮结派、拉山头、搞窝里斗的危害性。可惜，如果我们的先辈因为这样的一篇文章，就大彻大悟，痛改前非，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罪可遭，就不会有那许多的屈辱可受。就算在亡国在即的清晚期，我们的内斗也从不曾停止过，我们的朋党之争也没有停息过。维新派、洋务派、保守派从来没有因为外敌的虎视眈眈将枪口一致对外，先攘外而后安内。

在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内斗史中，永远印证这样一个古老的哲学理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于是纵然我们处在列强的大炮之下，依然处之泰然，坚信等我们忙完了家里事，在忙外族事宜也一样来得及。后来，世界在分分合合的战火中走向了稳定，在稳定的大环境里，又衍生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商业竞争。在这个战场里，没有战火，却关乎数万、数十万、甚至是数千万人的生计。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手捧《孙子兵法》的中国人，并没有放弃我们引以为傲的“斗魂”，尤其是关于“内斗”的那一部分。

就如柏杨先生所说的：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二）

历史是种共性的存在。因此，“内斗”虽是中国盛产，却不是中国的特产。有我们在十九世纪的被侵略，就同样有18世纪的波兰惨遭瓜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波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此时的西欧大陆正沉浸在启蒙运动的新思潮中，在它的影响下波兰的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发起了爱国革新运动，企图通过这场变革将波兰带往稳定富强之路。但是，此时远在圣彼得堡冬宫中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听闻这个消息后却坐不住了。她武装干涉波兰，使这场革新运动终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的1772年，波兰遭受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第一次瓜分。但此时的波兰人民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观念深深植入了人们的心中，促使波兰人民将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看着波兰民主革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叶卡捷琳娜二世真的动怒了。显然这位在历史上政绩卓著的女王不能接受波兰人民的坚持不懈，于是她再一次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并于1793年1月，与俄、普一道，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使波兰成为沙皇俄国手中的傀儡，甚至要求波兰国王在未经沙皇的许可下，不得与外国宣战或媾和。这种屈辱终于激怒了波兰人民，在签订条约的一年后，也就是1794年，波兰人民在英雄科希丘什科领导下举行起义。可惜这股星星之火再次被扑灭在沙皇俄国的铁蹄下。终于在1795年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第三次将波兰瓜分。自此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长达一百二十三年的时间。看着波兰的历史，我们不禁暗自称幸，虽然我们同样曾处在被侵略瓜分的位置上，但我们终究保持了民族和国家的完整，我们自始至终都在东亚的版图上以“中国”的名字存在着。与波兰相较，我们曾面对更为强大的敌人。那么又是什么，使我们得以残喘度过那段充满侵略与剥削的岁月呢？这就不得不感谢我们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与封建势力的强大了。

从十五世纪中叶至公元1795年，波兰处于第一共和国期间。波兰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十分特别，被称为“贵族民主制”。所谓贵族民主制包含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两项内容。因此波兰的国王是由贵族选举出来的，当然凡不是贵族就没有这种民主权利。同时，他们的自由否决制又赋予了议员极高的权力，一项议案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便不能通过。这种制度貌似民主，却从本质上与民主相对。真正的民主是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这种贵族间的伪民主造成了波兰极端自由的无政府状态。这也导致了它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往往议而不决，内斗不断，使国家意志得不到体现。同时，这种贵族间的民主制度也造成国家力量的分散。与中国的神散形不散相比，这种形神具散的政治制度显然更加危险。但是，一个国家不论是形散也好，还是神散也罢，只要它跟“散”挂上了勾，也就离被欺辱的命运不远了。在我们的大清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之后，显然习惯了“窝里斗”的中国人并没有觉悟到，再“斗”下去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于是，日本人披着他们的“太阳旗”拿着刺刀挑开了中国人的脓包；于是，中国人民在血与生命的代价下明白了团结的必要；于是我们在呼嚎的战场外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说：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的敌人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在这首由牧虹作词、卢肃作曲的歌曲中，被日本人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折磨得体无完肤、神魂俱碎的中国人民终于开始明白雍正皇帝笔下的“朋党之祸”，终于明白了团结的必要，也终于向着团结走出了我们艰辛的第一步，正是这样的一小步，吹响了全民族抗日的号角，也正是这样的一小步，为全世界法西斯罪恶势力敲响了丧钟。这股荼毒世界人民长达二千一百九十四天的侵略战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携手反击下，以希特勒的自杀、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终结。全世界人民都在为这场战争的结束欢欣鼓舞着，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可是，当这股热情退尽，我们陷入了更为深沉的思考。日本和德国再加上意大利，总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却给整个人类几乎带来了灭顶的灾难，为何？纵览这几个国家的历史，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都有着令人称奇的向心力，正是这股力量，让他们甘于抛头颅洒热血。也正是这股力量，夹带着破竹之势给全世界人民一个措手不及。

昔日战争的硝烟早已吹散在了历史的空气里。今天，等待我们的不再是那个血流成河与硝烟弥漫的战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残酷的竞争。在这场竞赛中，我们与昔日的旧敌日本又一次狭路相逢。旧时相同，我们又一次落后了一步。在这一步中日本写下了松下、索尼的神话，继续了三菱的辉煌。这些恐怕与他们“上下同欲”的企业文化是分不开的。“上下同欲”，顾名思义说的是要团结，也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和”。而要团结，根据我们已往的经验，首先就要反对“窝里斗”。要“和”就要禁止搞拉帮结派，拉山头这种行为。因为以上几种人类活动方式都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罔顾集体利益的行为。它对于任何一个公司，甚至国家来说，都绝对是危险的。在现代竞争中，如果要无往不利，就必然要发挥团队的作用，就必然要互助，就必然要懂得——纵横捭阖的时代已是往日青烟。

在2004年，有这样一本书震颤了中国大地——《狼图腾》，它让人们终于意识到“团结”不是句口号，而是生物的一种本能，是自然赋予生命的宝贵礼物。在后来人们对狼的气质的总结中，曾这样描述道：狼，如果不得不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东西，必群起而攻之。狼，虽然通常独自行动，但却是最团结的动物，你不会发觉有哪只狼在同伴受伤时独自逃走。

再后来我们在2007年的《士兵突击》中，在2008年汶川的地震山摇中，将这种狼的特性引申成这样一句嘹亮的口号——不抛弃，不放弃。

◎政治友谊

中国人喜欢“一”，仅是围绕着它而生的成语就有一箩筐，像是一举成名、一鸣惊人、表里如一、合二为一等等。除了说的，中国人做事也好，思考也罢全都离不开这个“一”。而“一”也可以说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元素之一。纵观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凡是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时，都要被称为乱世。相对的，只有一个国家的时候称为治世。一旦这个治世之国又十分强大，使得周围的邻里小国隔三差五的来朝拜一下，那么这就是历史上的盛世。从这乱世到治世，再到盛世，我们的评定标准完全是按照同心圆理论进行的，即以一个帝王为中心画圆，在这个圆的范围内皆是这个帝王的江山和属国，如果同时出现了两个圆心，那么这个时代就必然会乱作一团。

可是，乱世之中出枭雄，我们的历史往往只有在那些战乱四起，烽烟不断的年代，才能进行真正的平行比较。当然，根据我们一贯性的“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思维模式，谁最后统一了诸国，实现了“大一统”，谁就会是真正的英雄。在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封建大一统的皇帝被称为始皇帝，更因为他创建的朝代名为秦，而称之为秦始皇。与后世之君相比，他所画的圆并不是最大的，可因为他是第一个戎马一生，打败六国统一华夏的人，所以历史上仍将他称之为千古一帝。也是从他开始，我们统一的思想开始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

虽然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关于“统一”的观念才像种子一样在人们心中破土而出。但是，真正的播种人却要追溯到春秋时期。那时候，社会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很强的属国观念，经常是坐在马车上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走，向君王权贵讲解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论。他们中有的被诸侯国君王所重用，成为这个国家中不可或缺的谋士，有的就郁郁不得志，其言论不是被认为不切实际，就是被认为妖言惑众，这群人最后多数成为云游讲学的教育家、圣人。这群人的思想多有其独到之处，相互间甚至有所相悖，但是在关于“一”的认知上，却又惊人的相似——皆坚持着“一元独断”的思维模式。

纵观他们的言论，从孔子的“易有太极”到老子说的“道生一”，无不突出万众归一的思想。都认为世间万物由一而生，因此有一才有二，有二才有三。但归其根源却都在于有一。所以“一”乃万物之基础，是根。在这个理论中，除了强调“一”的巨大作用，也产生了我们闻名遐迩的“相生相克”的理论，是而“一元独断”必然导致了“二元的对立”。由此我们发现虽然儒、道两家彼此相绌，但是思维模式却惊人的相似，全都表现了对“一”的狂热追求，和“二必对立”的思想。是以诸子学说各有千秋，却都在这种思维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有一个老庄想要跳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思想桎梏，却终究在“不谴是非”中不了了之。于是自秦国的“大一统”之后，我们有了“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

这种“一”的思维模式在给我们带来“大一统”的安定团结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封建的“家”天下。封建的“家”天下，顾名思义就是由一家统治天下，将国家视为君王的私人产物，土地、臣民无不是君王的财产之一。就连朝堂之上的士大夫，其扮演的角色也无非就是君王的管家。是而，在刘邦定天下后，就拉着诸侯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天无二日”的观点殊途同归，这或许就是汉武帝在百家思想中唯独相中了儒家思想的原因之一吧！“天无二日”原文出自《礼记》，上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

这里以太阳来比喻君王，用一个天空上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的自然现象，来说明一个国家绝对不可以有两个君王的道理。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上》，上面第一次提出了孔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说法。相似的记录还有《礼记·曾子问》中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他们无不从“一”的角度去阐释问题，说明“一王天下”乃是自然之理，是不可背的。如果天下出了两个王，则是逆天而行，必然天下大乱。一山不容二虎，两个王之间自然不能和平共处，是而要决一生死，以辨别谁才是顺应天意而生的王。

而人一旦坐上了封建统治者，即皇帝的宝座，就没一个不沉迷在权力财富之中，想要让位出来的。所以，只要他当了皇帝，坐上了龙椅，成了顺天命而为的天子，他就会想方设法地保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了守住那些成果，他们翻出在深山修炼的道士，与之一道为长生药而奋斗。其结果，历史事实已经给予了答案，并加上了证明。不信“长生”，相信自然之道的，就退而求其次，让自己的血脉将龙椅坐牢。可是，皇帝的儿子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做皇帝的料。事实证明，这群王子皇孙生得太过优越，所以除了会勾心斗角，争争老爹的宠，没几个对治理天下拿手的。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懂，更何况作为王子皇孙的大家长的皇帝呢？因而，他为了皇位的传承问题，即使到了迟暮之年也是日不能食，夜不能寐。

秦朝太短，秦始皇又是个一心想长生，想独占皇位的人。他当然不会考虑到传承，于是，秦朝只经历了两代君王，便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到了汉朝，乡野出身的刘邦就聪明多了，他没有把目光定在不可能实现的长生上，而是认认真真地思考了皇位的继承问题，也就有了后来的白马誓。只可惜，小小的誓言拴不住女人的野心，吕太后在丈夫死后一度权倾朝野，刘汉天下也险些改了吕姓。直到她去见了刘邦，在一场政变后刘恒当了皇帝才算天下初定。可惜到了西汉末年，王莽谋夺了皇位，将汉家天下从姓刘的手里抢了过来。这段历史是极富戏剧性的，天下就像篮球场上的篮球，王莽接手不久就又被刘秀抢了回去。自此东汉的统治拉开了帷幕。显然，汉朝天子在一场场权力交接和忧患中，明白了皇位到手不易，却像泥鳅一样滑，稍不小心就会从手中溜走。为了巩固自己及子孙的地位，深知权力交替之谜的汉室帝王用篇《忠经》牢牢地拴死了人们蠢蠢欲动的心。

在这本满篇宣扬“天下至德，莫大乎忠”的书中，将“忠”的要求不断升高，上升为“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事二夫”。更将“国无二君”说成是“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的典型案例，故而，天下只能有一个人说了算，也只能由这个人来代表天意。世间万物更需围着他转，这样就产生了“朕意即天意”的理论。从此中国的封建君权加强，帝王成了唯一的法，唯一的道德评断专家。是而一切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好恶为好恶。在这种“一元独断”理论的指导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三）“天无二日”这种思想，不仅可以应用到我国古代的政治上，在我们先民的意识里它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所出为何。因此，我们那些做不了皇帝或者决定不做皇帝的人，在自己生活并为之奋斗的领域内，都难免一较长短，非要当那领头羊。可是，太阳只有一个，所以做不成的居多。这些人中有地心胸宽广，一笑置之。有的狭隘一点，气死者有之。

例如三国时期的周瑜。赤壁之战后，周瑜奉命领军攻打南郡江陵。经过一番血战，虽然周瑜成功地赶走了曹仁，却没料到，老谋深算的诸葛亮趁着他这只老猫不在家，派了赵云入主荆州。周瑜看着昔日嘴边的肥肉，如今叼在了刘备的口中，加上伤病缠身，当即怒极攻心，吐了一口血。

回到吴国后，他整天想着如何从刘备和诸葛亮那里讨回这口恶气。终于，有一天，他的灵感来了，跑去找孙权，谋划说：“长官，我有办法打败刘备吞并蜀地。但是要拿你妹妹做个诱饵。”孙权一听居然拿自己的亲妹妹做饵，很是不乐意。可是，吞并蜀地的诱惑太大了，也就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周瑜的计策。可诸葛亮是谁呀，能没看出孙权和周瑜的计量？于是在某个明月当空的夜晚，诸葛先生奸诈地一笑，遂与刘备商量好了将计就计的计策。刘备本来还在心里偷偷埋怨诸葛亮的冒险之举，可是当他一见到孙权美丽的妹妹，连江山都忘了，就更别提害怕了。就在刘备留恋温柔乡，乐不思蜀时，诸葛亮赶紧把他们夫妻二人送上船，回家去了。

周瑜听闻探子来报，说刘备和诸葛亮要跑，当即带上队伍追了过去。追至江边，却只看见刘备搂着美人坐船扬长而去，气得直咬牙。诸葛亮站在船舷上看到了岸上的周瑜，心下冒出了个坏点子，决定开周瑜一个玩笑。就命令船上士兵对岸上的周瑜喊道：“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此，周瑜对诸葛亮是捶胸顿足、指天骂地的恨。誓言一定要从他身上讨回公道。

在那以后，周瑜有没有给诸葛亮小鞋穿，又给了多少小鞋就没有记载了。只道后来周瑜哄骗刘备说：东吴愿意攻打下西川给刘备，来换取荆州。但是，需从荆州借条路。诸葛亮听了，心下暗道：这周瑜会那么好，打下来西川给我们。就算他肯，他老板孙权先生又怎会肯做这赔本买卖。况且他想要荆州，天下人都知道。借道与他，岂不是放狼入羊圈。一番思量后，诸葛亮再次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跑到刘备耳边这般那样地低估了几句。刘备恍然大悟，连连向来做说客的鲁肃称是，表示同意。当周瑜率领东吴大军兵临荆州时，就见城上插两面白旗，空无一人。周瑜命令船靠岸，带上二十名骑兵到城下察看。

忽然，只听一声梆子响，空空的城墙上一齐竖起刀枪。赵云站在城楼上喊道：“孔明先生早就知道了你的计划，让我在这里恭候大驾。”说时迟那时快，周瑜的探马来报，说关羽、张飞、黄忠、魏延等人率领四路兵马杀了过来。周瑜被气得顿觉心胆俱裂，大叫一声，从马上坠了下来。待到众将士将他运回东吴，周瑜已是油尽灯枯，命不久矣。这回他将对诸葛亮的恨化为了一口长长的怨气，指天骂道：“既生瑜，何生亮。”从此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当然，上述内容多为罗贯中老先生在《三国演义》中的杜撰。现实如何，我们除了在书中知道的那点外，至于细节就不得而知了。可这个故事中，却蕴含着典型的“一元独断”式思维模式。是以，有了诸葛亮就不能有周瑜，有了周瑜，这谋臣之间就必然要较量一番。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不难发现，罗贯中先生在讲述三国之争时，对刘备要偏心得多。可以说，他是站在刘备的立场讲述三国，并视他为汉室宗亲，是天命所归之人。在这种情感趋向下，辅佐他的诸葛亮自然站在了“治世能臣”的位置上，一路成为天命所向的人。于是，可怜的周瑜就只能位居第二，只能气量狭小，走上被活活气死一途。问题是，天虽无二日，可你我也并非是那高挂于天空的太阳。既然如此，为什么周瑜不可以与诸葛亮共存？为什么“一时瑜亮”就注定是个悲剧？

在我们历史的马拉松跑道上，柏杨先生如是解答——“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单一观念，常使中国人要当“人上人”，而团结需要的却是每个人都当“人下人”。有平等，才有团结。必须互相尊重，才有平等。强势的一方，必须不仗势欺人，才能互相尊重。（四）

以今日观点看待昔日之争，我们可以看到，“一元独断”的思想曾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使“大一统”的观念深植人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思想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给中国先民们带来的是无尽的征伐，给思想带来的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禁锢，给后世带来的除了酱缸里陈年不化的腐物，就只剩下一具具被酱死的灵魂。

在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脸谱》中曾描述道：即使是那些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艺术发展到了极致，这是西方人永远无法企及的。

是的，我们的交往艺术从外在看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登峰造极了。可是，只要你剥开它华丽的外壳，里面流出的东西一样是西方人无法企及的——专制、征服。柏杨先生用“我团你的结”来形容中国人的关系，来诠释我们所谓的“团结”一致。从这点上看我们不难发现，习惯用自己的意志去强加于人的中国人，在人际关系的内核上，是显得十分幼稚的。古国中的幼稚人们，征服的开始大概就是那个我们引以为傲的“一”文化。只要完成了这个“一”，成为这个“一”，我们就可以是天上独一无二的太阳，就可以是别人仰视的对象，就会集权力与荣誉于一身。但是太阳只有一个，所以人们争先恐后倾轧彼此，以求得“一”的位置，以争得太阳的荣耀。他们在争的时候，只看到了目标，早忘记了团结是什么，更不在乎平等。

柏杨先生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嬴政先生对昔日如手如足的结拜老哥田建先生，已忘了共生共死、共荣共辱的誓言。他没有把田建先生接到咸阳，安顿住下，像后代王朝那样——后代的一些王朝政府，对敌对的君王，如果不杀头的话，往往还待以最低的礼数。五千年历史中，只有两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一个是嬴政先生，另一个则是十四世纪明王朝头头朱元璋先生。嗟夫，政治性的友谊，称兄道弟，干爹义母，本来只算一屁，不过，嬴政先生品质上的刻薄寡恩，也使对方遭受的伤害更为惨毒。

在这场角逐中，为了成为中心，为了当“人上人”，我们将政治中的阴险狡诈发挥得淋漓尽致。却不知，这种“人上人”的观念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对他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特权，其实质根本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欺诈和践踏。几千年来，多少人为了追求“人上人”的地位而流血。在中国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又被这群追求“人上人”的地位的人用战火染红了多少次。柏杨先生看着历史上不息的烽烟，在《政治罪恶论》中感叹道：“如果政治可以是无辜的，那么它就必须保证每个人平视的权力！”我们封建时期的政治只有以“一”为中心的倾轧，几时出现过，君与臣、君与民的平视呢？即便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即便在家长与子女间，这种平视的沟通，平等的对话又出现过几次。更有甚者，在“自由、平等”深入人心的今天，一些为人父母者却仍用“人上人”的观念教育着子女。当然，这不怪他们，而是我们感染这种“一文化”的病毒时日已久，早已经深入骨髓了。要想治愈他，靠外来文明显然不会有多大效果。唯有在我们民族的身体里自然形成的“自由、平等”，方能使我们走出这个困了我们两千年，甚至更久的“一”的牢笼。

柏杨先生的理想，是中国人可以成为世界万邦之林中受到别人内心尊敬的一个族群。因为这样的族群，没有人会看不起你，但是也不会怕你，更加不会厌恶你。他说：“我们中国人需要两种东西，一种是尊重，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意见，尊重反对你的意见。那人家不尊重你怎么办？那就需要另一种高尚的品质，就是要包容。而且是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

世界之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因而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各不相同，所追求的生活目标都会出现差异。相互尊重，就能相安无事。表面上看，包容者往往总是吃亏，但是包容，可以避免发生直接的冲突，冲突必然造成两败俱伤，如果这样看的话，到底包容者是不是在吃亏呢？尊严应该成为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为人处世所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许多人视尊严如生命，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重的一笔。因为对于他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就是国家的尊严，被置于崇高的地位，远远高于自己的一切利益，是不能违反的。像西汉时的苏武出使西域，身陷大漠牧羊几十年，但始终心系汉朝，在威逼利诱之下，不为所动，始终手握大使的节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面对着劝降者的自白书。而年轻的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且屹立至今的文化最悠久的国度。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中国孕育了浓厚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是僵化了的“酱缸文化”，另一部分则是优秀的文化。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像国学热、尊孔热、崇儒热、传经热、祭祀热等，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让人眼花缭乱。其实，这样做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生吞活剥，甚至是囫囵吞枣，必将助长其中消极因素的自由泛滥，也会对青少年的思想造成不应有的毒害。

也有学者认为，“在近些年，在热衷传统文化的同时，始终存在一股思潮，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是好的，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及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甚至有人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刻意夸大国学的意义，这样做，往往会导致复古主义和狭隘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而现在这种借弘扬国学之名大搞复古主义的做法，以及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危机的说法，是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体现”。

有人戏称：“抬出一个死人，建造一座假坟；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庶民。”因为一些地方的官员打着文化复兴的幌子，大搞政绩工程，比如此起彼伏的各式各样的艺术节、文化节、名人节等，各种各样的政府公祭活动更是愈演愈烈，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出现了“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的情况。对此，民间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老百姓更是看在眼里，怨在心里。“过犹不及。”“尊孔读经热”“国学热”别热过了头。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还有一些其他的现实表现，如私塾热、复礼热、续家谱热等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人认为做官就高人一等。再加上中国自古“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尊卑有序，官贵民贱。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训导，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名言。许多人孜孜以求，不断地在谋求仕途的小道上爬行着，这也使“公务员热”、“跑官要官热”经久不衰。一些人把获得权力看成是个人成就的主要标识，把炫耀权力带来的威严成为满足个人心理的最大兴趣。

在继承优秀的传统，弘扬高度的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应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消极影响加强警惕，防止传统文化消极因素自由泛滥，不要忘记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长期任务，即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要切记“真理再向前跨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

或许，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国人已经找准了前进的方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走向世界，现代的公民文化无疑是一把最好的钥匙。事实上只有学会尊重，才是中国的现代公民文化的开始。“要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柏杨先生说要有尊严的活着。要获得尊严，首先要尊重自己，这就要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权利，那就不会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但同时也需要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一个人不愿意履行和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那就不可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尊重。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大国，其道理和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一样的。

◎绝顶聪明

日本人吸收外国文化，吸收的是精华。——注意一件事情，当八世纪他们“大化革新”，全盘接受中国文化时，事无巨细，照单全收，却扬弃了中国人最自豪的科举制度，这真是绝顶聪明，使他们免去了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出来的“官场”浩劫。——《柏杨妙语》（一）

日本是一个长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国家。在我们的印象中，它总是与强者为伍，向强者学习，通过一次次的革新，将自己推向了世界强国的位置。它就像一块海绵，吸收外来文化，革新自身体制。在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而这些变革中对日本社会文化生活起根本作用的，是学习盛唐文化的“大化革新”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明治维新”。公元593年，日本圣德太子在摄政后实行一系列推古天皇的改革政策，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和以皇权为中心思想。但是同中国一样，这次革新触动了以氏姓贵族奴隶主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后来圣德太子薨，朝政大权落在了外戚苏我氏手中。以苏我虾夷和苏我入鹿父子为代表的保守派十分排斥改革势力。他们合谋杀死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王，另立天皇。公元640年，圣德太子生前被派到中国留学了30多年的高向玄理和留学僧南渊归国。同他们一起被带回来的，还有来自隋唐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他们将在中国所学、所知、所闻悉数传授给皇室贵族。

这些皇室贵族在听到隋唐的繁华盛世后，深受触动，坚定了想要革新的信念。公元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使节时，在朝堂中杀死了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在听到儿子被杀的消息之后，知大势已去，万念俱灰之下在第二天自杀了。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乙巳之变”。这次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因为这年是“大化元年”，故而将这次改革称为“大化革新”。新政府成立后以唐律为蓝本，参考日本旧习，制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公元646年元月以诏书形式公布革新的主要内容，律令规定授予皇族以下贵族、官吏的位阶及相应的特权。同时，确立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新政府从653年起，十六年中派遣六次遣唐使，天智天皇死后发生壬申之乱，天智的弟弟大海人皇子杀死了天智天皇的儿子大友皇子，自立为天武天皇，他在位期间发展封建集权制，极力扫除旧势力，严选官吏，并制定了八色姓，固定贵族身份。此后，大和正式改名日本国，取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在这次改革的20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即公元701年，编成了日本最完备封建制法典——《大宝律令》。

可惜，这次改革没有取消部民制，使得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留下了奴隶社会的影子。公民仍然生活在沉重的徭役负担中。日本著名诗人山上忆良在《贫穷问答歌》里，对班田农民的悲惨生活进行了这样的描写：简陋倾圮屋，地上铺茅草。父母枕边愁，妻子脚下忧。灶里无炊烟，釜中结蛛网。忘却炊饭事，只闻呻吟语。咆哮如劈物，手持刑笞具。五十户长声，呼哨到寝处。似此人间事，欲呼亦无术。

即便如此，大化革新对日本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为日本开创了即使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也能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并且使日本从东亚的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东亚强国。对于外来文化和技术，日本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却一直被视为“奇技淫巧”，始终是宫廷中少数贵族官僚的玩意儿。

可是当这些西方文化和技术传入日本时，却迅速渗透进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德川幕府时期，仙台的藩主就派遣了“庆长遣欧使节团”远赴欧洲，觐见了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到了18世纪，向荷兰学习的“兰学”之风又在日本盛起，并成为全国上下的显学。及至明治维新前，日本已经完成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启蒙，并在精神上准备好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大规模改造。（二）

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来自美国的黑船敲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日本政府的态度还是十分积极的。他们认为，依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继续闭关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只有进入国际社会，融入其中，才能发展，进而成为世界强国。

这种对外来文化积极的态度，不仅存在于官府之间，更深入民心。就在美国打开日本大门后的某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比手画脚地告诉美国舰队的指挥官——佩里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为什么会那么强大。而这样做的代价，依照日本当时的法律是要被杀头的。这两个日本年轻人最终被送下了船，没能去成美国。但他们的举动却将佩里将军深深震撼了。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和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佩里将军的预言在之后的历史中被印证了，并且这种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也随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革新，留在了这个民族的魂里。而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显然还沉溺于自己的“大国”迷梦中，拒绝看世界的潮流变化。

就如同那个住在楚地的穷书生，想要发财却没有本事，于是脑筋转到了邪门歪道上。只记得读书时读过螳螂捕蝉的故事，不肯识得自然的真理。宁愿相信，只要有了荫蔽螳螂的树叶，就有了“隐形斗篷”，可以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可结果呢？他到真的发现了一片藏螳螂的树叶，却不小心滑了手，把叶子掉在一堆落叶当中。想要放弃吧，又觉得得来辛苦。于是，干脆心一横，把所有叶子装进箩筐之中，准备回家一片片的做试验。自己做还不够，还要问别人：“你看得见我吗？”开始时兴许还有人在惊怪之余，说出实话。可是，谁也受不了被天天问同一个问题。就越来越不耐烦地回道：“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可怜这人迂腐得可以，居然如获至宝，当自己手中的叶子是片神叶。居然跑到大街上，挡住眼睛便拿商贩的东西。当然，这个人立即就被三五成群的大大汉压到在地，狠揍了一顿。

然而我们却很耐揍，被打了一顿还学不乖，继续举着“上国”的树叶遮着眼睛，混迹世间。直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刻逼近，我们才在枪弹呼号中摘下了那片戴了上千年的树叶。可是，我们终究没有亡国，亦没有灭种，所以我们堂而皇之地在历史的尘埃中捡起那片叶子，掸掸灰尘，慨叹道：“呜呼！还好有你在，要不就灭种了。”因为存在下来，我们还是大国；因为存在下来，我们继续拿祖宗夸耀；因为存在下来，即便历史推进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手捧树叶，不去看自己以外的世界。柏杨曰：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经有灿烂光辉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两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的征服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以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我们回首前尘，看看自己走过的足迹，看看那些我们生命中的过客。那些曾经优秀的，那些因优秀产生高度优越感的，那些在高度优越感中走向虚骄的，而今安在他们曾居坐过的位置哉？对于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柏杨先生向来看得透彻，批得无情。他曾激愤地指责道：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之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没有绝种过的。然而它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铭琛先生似的情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现了，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

我们总是将自身的缺陷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却从不考虑我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民族。那些劣性会让我们的国家种族步向危机，就一样会让我们接近失败，靠向不幸。（三）

我们曾经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们同样有过光辉灿烂的文明。如今，我们或许还记得我们曾经的光荣事迹，却淡忘了那些光荣事迹背后的精神。昨天向我们厮杀而来的日本，昔日曾是我们最忠实、聪慧的学生。而他的“大化革新”也向我们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考卷。那场变革中，他不但学习了我们文化的形，更学得了这种文化的神。“开放”的思想给唐朝文化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唐人们打开心胸，毫无抵触的去与外来文明接触，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可这些影响却从没动摇华夏文化的本质。他们在接受这些文化同时也在用我们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去融化、汲取域外文化的养分，将有亲和力的部分保留、接受、采纳，否则即被抛弃。这种有智慧的吸收和学习，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排斥或机械地接收。可以说，唐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开放性，而它的开放性是以其兼容性的基础，而这种兼容性又是其盛唐气象的根本保证。

日本在“大化革新”时，就是通过这种外来与自身的有机结合，来完成了它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更在“明治维新”时，用鲜血证明了这种观念的正确和先进。在这次改革初期，日本并没有向在“大化革新”中那样，有所取舍的进行改革。而是采用了一种全面接受，全面西化的改革方式。不可否认，这种改革是十分有效率的。但是在日本经济与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相当的严重，甚至有可能成为动摇这个国家的根本。于是，在“明治维新”进行了十多个年头之后，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意识到，简单的拿来主义除了带来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外，已经不能够推动日本社会的变革了。

这种极端西化的做法也慢慢的被遏制。从此，日本的社会里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在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却成为最华丽的礼服；酒吧多了起来，然而茶室却成为人们的精神境地；西洋歌剧被轻轻唱响，歌舞伎艺术也走向了极致；当油画绚丽夺目之时，浮世绘也成为了世界绘画中的一大流派。正如中国日本学会会长，汤重南先生所说：日本的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形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他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还有一片，最后想要找到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每一片里头都含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他日本文化一种非常重要的结合、融合。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除了共享市场、共享技术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共享文化。这其中就必然包含了文化间的碰撞。“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的全球化是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进行的。消费文化因其通俗易懂，以极快的速度被普及，进而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就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被销售、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的速度和效果是十分惊人的。此外，人类在二十世纪末迎来了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典型标志，就是网络。借助它，信息可以传播得更加快捷、方便，人与人的地域界限在逐步地减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小村庄中。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间就能传遍每个角落。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文化并不是空洞地存在，它是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这些实体的。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交往的不断深入，文化可以负载经济，经济可以传播文化，也就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也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

在这过程中，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用切身行动为我们走出了一条明路。他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就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语》奉为行动指南。在他的演讲中，我们发现，他的核心内容是号召日本人将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进行有机的结合。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以传统文化为根，吸收外来文化的养料，去其糟粕的、有选择的吸收外来文明。

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迎面扑来的今天，我们看见了另一场酝酿中的变革，它一方面伴随着由于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所引起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文化间的交流，拓展了交流的空间范围。在这种情况的驱使下，我们要以唐朝文化的繁荣为鉴，倡导开放的思想，谨慎的吸收，大胆地交融。只有这样，柏杨先生口中的酱缸才会在不断的新旧交替、文化交融中被激发出生命力，焕发出它应有的活力。

◎变化奇大

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名字叫做《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顾名思义，这是一本用来告诫孩子们动物与人不同，它生下来就有皮草穿，所以用不着人类再给它做各种衣服。据说这本书在美国畅销了三十年。可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本告诉我们为什么人要穿衣服的书。关于这个“世纪”问题，我们会从不同的人口中听到不同的答案。医生说，人穿衣服是为了护身、御寒；伦理学家听了却会摇摇头，告诉你，人穿衣服是为了遮羞、礼貌；等这一问题击鼓传花似的传到艺术家那，其答案就又会变成为了好看、吸引异性。在从各个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我们发现他们说的都是衣服的功能，而穿衣服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们除了猜测，已经无从获得答案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猿站立起来开始向人类前进时，肯定是光着屁股的。而根据我们《易经》中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看出来，我们古人的官方看法是，衣服始于黄帝、尧、舜时期。亦或者说，衣服的产生不能晚于这个时期。而事实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穿衣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时期。我们的考古队员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发现了骨针，这点可以证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通过将兽皮进行简单的缝补，以发挥衣服的功能。而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我们发现过一块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十根的粗麻布印痕，也就是说那时我们就已经有了布，有了布衣。此后，我们的纺织技术进步飞速，在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细葛布和绢（细葛布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二十至三十根；绢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可以打到四十至于五十根）。

当我们告别了原始社会，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时，我们的衣服在分为男装和女装之外，还分出了穷人装和富人装，平民装和贵族装。似乎是要无时无刻不提醒人们，他们的身份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上曰衣，下曰裳。”这里的衣和裳指的是商周时代的服饰。“衣”就不用解释了，与现在的“衣”的含义相同，都是用来指代上衣的。而“裳”的含义就有所变化，指代的是下身穿的裙子，而不是裤子。在金文的相关记载中，常会发现有天子赏赐“赤芾”给臣下的记录。这里的“赤芾”也是当时的装饰物之一，更是身份的一种体现。若问这“赤芾”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块红色的布。系在腰间垂于腹前，后世改称为“蔽膝”。

等到了先秦时期，衣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布衣”出现了，并且在这种用麻布裁制的衣服的基础上，我们还细分出了夏天穿的“葛”，冬天穿的“袍”和“裘”。这里的袍是穿在里面的夹衣，内里填充丝绵（类似现代的棉袄）。在它之上，根据填充物的不同，又将之分为填新绵的“襺”、填旧絮的“袍”和填碎麻的“缊袍”。虽然在内填物和名称上，已经可以区分人的身份，但是因为它只是内衣，所以只能居家穿着，而不能作为礼服。先秦时代的人在外出时，还要在外面罩上正统的衣服。与此同时出现了短袍，叫做“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袄”。

到了秦汉时期，衣服的名称有所简化，凡是穿在男子身上的外衣亦统称为袍。这时的袍有长大的下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袂”。而且袖子宽松，袖口紧窄。这种紧窄的袖口叫做“祛”。那时人们还穿着深衣（上衣下裳分裁连制的长衣。就是上下分开剪裁，再缝在一起的，腰间有分裁线，下摆分十二片剪裁，再缝在一起），后来因为它包裹身体使行动十分不便，就慢慢地用直裾的“褕”取代了。女子穿着与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或穿连体的深衣，或穿分体的襦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的服饰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不但突破了汉装的定式，而且融入了大量的胡服元素。这时，男子以衫代替了袍，而且由于经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冲击，儒家的冠服制度也跟着动摇了。不仅在衣着的式样、颜色上打破了汉代的规矩，而且在穿法、打扮上也常常标新立异。那时胡人的裤褶和皮靴已经普遍被汉人接受。

到了隋唐这样的大融合时代，服饰的款式、颜色都日趋丰富。在开元以前女装以窄袖为时尚，尤其流行胡服。那时女人多喜欢戴胡帽，穿翻领窄袖袍，再配上条纹小口裤。穿着软靴，系着蹀躞带。等到了中唐以后，衣衫又趋于宽大。有女子穿着男装者，亦有穿袒胸的低领服者。及至宋代，极尽自由的唐代服饰，受到规制。把单上衣叫做“衫”，衫的袖口没有了“祛”。同时产生了作为内衣的短小的衫和作为外衣的长大的衫。衫的下摆加接了一幅横襕的襕衫，是男子的常服。夹衣和绵衣叫做“襦”和“袄”，是专属平民的衣服。女装外衣则以“襦衫”和“裙’为主，上衣趋向短窄贴身，下裳流行褶裥裙。一度开放的唐朝服饰，在这些细小的改动中日趋严谨束缚。而此时的大漠民族却保留着来自唐朝的开放遗风，在鲜明的民族特色下，是男女趋同的着装模式。

再到明时，服装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了它的等级划分。官员的袍服为团领衫，系革带，带上镶有玉片，也就是所谓的玉带。并且根据服色和花纹的不同，可以区分他们的品级。真正做到了，皇帝在朝堂之上，即便不知道你的名字，也会清楚地知道你在的是什么位置。次等为儒生，穿着镶着黑边的蓝色直身长衫，头戴黑色垂带的软巾。再次就是皂隶，他们只能穿青色布衣。到了市井之上，放眼望去，不论贫富皆是青黑二色，只能在衣服的材质上区分出他们的生活条件。这种状况在万历年以后才得以缓解，艳衣丽服也才开始遍及黎庶。

与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一样，论及品级的贵妇人也有自己的一套朝服，谓之为“凤冠霞帔”。当然，这是她们的礼服，平时在家的常服和普通女子一样，是“袄衫”和“裙”。这时的女人很少穿裤子。

后来，满族人打进了山海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少数民族政权。强硬的满族人用武力强迫汉人接受了满族的服饰。从这以后，我们盘在脑袋上的发髻变成了背后长长的辫子。服饰上，男子的服装分为袍、衫、褂、裤四种。并通过在袍子上的开衩数来判断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注意，这里的开衩数越多地位越高。

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会发现，从商周到满清，男子的衣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女子的衣服，除了清代换成了旗袍，多数情况下，是跟着男子的脚步向前缓慢移动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服装的变化很小。正如柏杨先生所说“一陪嫁便数十箱”，这数十箱大概就是奔着穿一辈子而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揣测，柏杨先生口中的女子服饰变化奇大，一定不包括我们封建时代的女性衣着。或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以封建时代的女性服饰为参照物的。（二）开衩旗袍也有它精彩之处，那就是它的“开衩”。想到旗袍开衩的妙用，真需要向那拉兰儿女士献上一面锦旗致敬，若不是她们满洲女人发明旗袍，今天哪里来的开衩也。——《柏杨妙语》

旗袍从字义上解，泛指满洲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旗袍上，有亲缘关系的就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那些被当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在我们今天的习惯上，已经不再将它归为“旗袍”的范畴了。

满族入关初期，深知汉文化的特性。统治者坚持大清是马背上得来的天下，故而强调满语骑射。同时，他们似乎预料到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会使满族被汉族同化。故而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他们一方面要用武力威逼汉人穿着满族的服饰。另一方面，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的装束。从清统治者屡次颁布的禁令中，其对汉族生活的抵触可见一斑。然而审美是会趋同的，而女人这种生物，又对“美”缺乏抵抗力。所以到了清后期，满汉女子的服饰风格已经悄悄地交融到了一起，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为后来旗袍在全国的流行敲响了前奏。

两千多年来，在浓厚的封建礼教包围下，女人的身材就是丈夫的专利品，不容外人窥得半分。因此中国女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式，即胸、肩、腰、臀完全平直的剪裁方式，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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