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之国亲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洪起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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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之国亲历试读：

一部真正的亲历之作

王洪起同志来电话说，其新作《山鹰之国亲历》已经杀青。闻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新华社从事国际问题报道的记者大都有一段难得的驻外工作经历，应该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洪起已退休，实际上是退而不休，花费半年多时间，几经修改，完成这部书稿，可喜可贺。同时，他约我为这本书作序，这不免让人感到惶恐。一来我学识疏浅，很少为人做此类文字；二来我虽研究国际问题，但对阿尔巴尼亚却知之不多。但是，却之不恭，就勉强应承下来。待读罢他从邮箱传来的文稿，我感到好像到这个山鹰之国游历一遭，对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翻检一遍，大长见识。现在，就让我试着写点读后感吧。

我认识洪起，先是通过文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之前，我在外事部门工作，经常阅读他撰写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公开与内部报道。当时，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正亮，中阿关系正热。对他写出那么多报道，心中实在感佩。后来，我奉调到新华社，恰好与他供职于同一个部门，这才得以谋面，不时交谈。我发现，这位文笔异常犀利的记者，为人甚为诚笃谦和。日子一长，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记得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曾发生究竟应该由哪个驻外分社兼管新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报道问题。其时，洪起正在新华社地拉那分社任首席记者，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兼管的重任交给了他。他确实是一位让人“信得过”的优秀记者，无论主管阿尔巴尼亚还是兼管马其顿，都出色地完成了调研和报道任务。

洪起同其夫人郑虹同志与阿尔巴尼亚结缘近半个世纪，在那里四任常驻记者，前后凡二十二个春秋。即使卸任，他也时刻关注着那里的形势发展，主管那里的调研和报道。他在那里结交了无数的朋友，特别是高层朋友，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勤奋工作，深入调研，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了然于胸。他就阿尔巴尼亚写下多少报道和调研文字，恐怕无法精确统计。他不但是新华社、也是我国少有的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研究得最为深透的专家之一。我这样说，决非出于朋友之间的私情而故作溢美之词，实为新华社内外很多同志对他的一致赞誉。这也正是他撰写本书的坚实可靠的基础条件。

现在，有人跑到国外逛上十天半月就在计算机上敲出一本“亲历记”之类的东西出版。那些文字的通病，客气一点说是浮光掠影，准确一点说则是道听途说，胡乱涂抹。洪起这部书稿是一部真正的亲历之作，是一本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才写出来的沉甸甸的作品。作者占有丰富的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材料又经过长期的反刍与消化。他以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直面现实，秉笔直书。他真实地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这个巴尔干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并客观而审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变故的思考和看法。这些变故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代表着二次大战至今东欧国家走过的大同小异的历史进程。回顾与分析这一历史进程，足以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觅得不少的经验和教训。

阿尔巴尼亚是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且长期是中国坚强可靠的盟友。岂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直到九十年代，两国才逐渐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对中阿两国由志同道合、分道扬镳到建立正常关系这三大戏剧性的变化，恐怕大多还记忆犹新。但是，其中的是是非非与恩恩怨怨之原委，并非每个人都能说得清楚。洪起在这本书稿中征引了大量可靠的、前所未闻的材料，并以亲历者的身份对这些材料做了认真的解析。有材料，有分析，构成本书的一大特色。这不但可以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我知道，洪起手上还掌握有阿尔巴尼亚的很多材料，同时也掌握有马其顿的不少珍贵资料。但愿他继续笔耕，把更多的东西献给读者，留给历史。

以上所陈，不揣谫陋，权充为序。注：作者原为新华社副社长、高级记者2007年11月15日

第一章 从相识到热恋

1969年到2006年，我在素有“山鹰之国”之称的阿尔巴尼亚前后度过了22个春秋。在这仅有2万8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我接触到众多百姓和各个层面的政界人物，经历了中阿关系的冷暖时期。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这里善良、智慧、热忱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纯朴的友情。

最亲切的称呼是“同志”

1961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首次开办了阿尔巴尼亚语专业，我是在天津葛沽中学通过自学俄语而考取这一专业的，成为当时全校考中一类文科大学的唯一的一名学生，阿尔巴尼亚语也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我夫人郑虹则从她所在的高中(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口中听说过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勇敢地捍卫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理批评和蛮横攻击，心中产生了对这个小而无畏的国家的敬仰之情，便主动报考了阿尔巴尼亚语专业。当年，我们的阿语启蒙老师——阿格隆·菲佐教授为了免遭苏方的干扰，乘轮船途径苏伊士运河，经过一个多月的旅途劳顿来北京任教。就这样，我们成为中国第一批在国内培养的阿尔巴尼亚语学生。

1969年6月8日，我受新华社的派遣，在北京乘坐飞机走“南线”，途径卡拉奇、罗马，来到地拉那，开始了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国外生涯。当时，考虑到中苏、阿苏关系交恶，中国公务人员去阿尔巴尼亚一般不走途径莫斯科的“北线”。

虽然我首次远离祖国，常驻他乡，但毫不感到陌生，而是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国度，生活在友谊的温暖之中。上世纪60年代，中阿两国间曾有过一段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1969年，我党在致阿党“五大”的贺电中称两国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以此为主题，谱成歌曲，广为传唱；阿党领导人霍查把两国关系则比喻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当时，“中阿两国人民是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口号不绝于耳。人们高唱着“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中阿人民并肩前进，团结在马列主义旗帜下。万岁！北京——地拉那！”的歌曲。凡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这种关系当时在两国家喻户晓，童叟皆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同来访的周恩来总理亲切握手

我就是在中阿关系的“酷暑盛夏”季节到阿尔巴尼亚常驻的，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初来乍到，入乡随俗，而效仿之。阿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时间8个小时，从早7点直到下午3点，中间没有午饭时间，连续不断，一干到底。一般都是早7点前在家吃完早餐后上班，下班后再回家吃午饭。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休息时在机关小吃部吃些点心，喝杯咖啡。大学生上课时间是从早8点直到下午2点，每两课时休息一次。一般2点以后不再安排课程。中学生每天上课约5个半小时，从早8点至下午1点半。学生们每天上午也像中国那样有课间操，据说是学中国的。1967年2月6日，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展半年多之后，霍查发表《消除落后习俗和封建迷信》的讲话，吹响了阿尔巴尼亚“思想文化革命”的号角。从此，阿全国掀起了拆毁教堂和清真寺的运动，神职人员遭到迫害；学校教室的墙壁上开始出现“闪电报”，也就是中国的大字报，用来批评一些歪风恶习，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青年受到抨击；大学生们每年必须参加“阿克西奥”(义务劳动)，修建铁路和梯田；阿尔巴尼亚饭店里还摆着阿文版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据说这是经霍查提议，由我国出版了10万本赠给阿方的。无独有偶，阿尔巴尼亚也效仿中国的作法，除了出版超过列宁全集的霍查著作(原计划出百卷，后来阿政局发生剧变，只出到71卷就停止了)外，还出版了白书皮的霍查语录“小白书”。

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首都地拉那晚间在“民族烈士大街”上的雷打不动的散步洪流。也许是当时缺乏夜生活的缘故，也许是习惯使然，阿城市居民，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普遍都有散步的习惯。每到傍晚时分，地拉那人几乎倾城出动，不约而同地来到中心大街。这条全市唯一最宽阔的街道成了人们消闲散步的场所。这时，汽车不准通行，只能绕道。宽敞的大马路上顿时人流如潮，犹如节日游行。人们自动分成两排，右排向南，左排向北，秩序井然地往来于南端的地拉那大学和市中心的斯坎德培中心广场之间的绿荫大道上，来来回回，好不自在。一批人离去，另一批又来了，直到掌灯后许久人群才渐渐散去。这种散步景观每天都要持续3-4个小时。人们彼此“绍库(同志)”相称，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当时的领导人霍查、谢胡、阿利雅等人也在其间，与民众打招呼：“绍库，你好！”到了后来，“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敌人无处不在”，他们不再与群众同行了。

当时，在阿尔巴尼亚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地拉那分社也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国外重点分社，包括转报站，共有十四五人编制。阿方为我们免费提供一座4层小楼。当时，我们与阿尔巴尼亚人接触，最亲切的称呼也是“绍库”。每当外出采访，阿外交部新闻司都事先通知当地的党政领导，把我们当代表团接待，奉为上宾。宴会上，频频为阿中“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当然，我们采访到的和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中阿友谊万古长青”。

地拉那分社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与阿尔巴尼亚唯一的国家通讯社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简称阿通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天，我到阿通社取稿子，竟然碰到了我的“最早的新闻界老师”菲奇里·沃戈利，我们都喜出望外。那是1966年，以谢胡总理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时候，我还是一名阿语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当时中阿交往甚多，阿文翻译极缺，我就被借调出来给代表团当翻译。领导上让我负责代表团随行的电影摄像记者和文字记者的翻译工作。沃戈利是文字记者，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第二大报《团结报》总编。他曾参加过阿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名老游击队员，多次负伤。我看到他身材高大，右腿一瘸一拐的，紧跟在谢胡后面，手中的笔不断地记录着。回到下榻的饭店，代表团大部分成员都入睡了，他却急急忙忙地赶稿子，写好后还要“送审”，然后再打电话通知阿驻北京大使馆，转发到国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外国记者的紧张工作，于是就想到，我到新华社后，也要这样工作，沃戈利不就是我的新闻界的老师吗？我第一次在地拉那分社工作期间，他已经调任阿通社社长。在那段时间里，每逢年过节，沃戈利都没有忘记请我去他家里做客。

在阿尔巴尼亚，几乎每个家庭都设有客厅。富裕的家庭设有专门的客厅；经济条件差、住房紧张的家庭，则白天把房间布置成客厅，晚上睡觉时再取出卧具，把客厅变成卧室。家家户户都把客厅布置得很讲究。地毯、沙发、酒柜，墙上挂着壁毯或其他手工装饰物。沙发上有靠垫，刺绣罩套，很多饰物都是女主人结婚时的嫁妆。酒柜中常常备有待客的酒、水、块糖和咖啡等食品。热情好客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传统。这个国家民间有句俗语：“对于朋友，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客人一到，身着漂亮民族服装的姑娘便向客人献上面包和盐。面包和盐，是阿尔巴尼亚接待尊贵客人的第一道礼节，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接着，主人便把客人请到客厅最重要的位置落座。餐桌上，客人必在首位。主人总是拿出最好的食品款待。饭前饮料、甜酒，饭后一杯咖啡。在南方，招待客人最重要的食品是一条肥肥的羊尾巴，在北方则是羊头。

沃戈利作为阿通社社长，拥有政府配给的一座两层小楼，属于比较富裕的。沃戈利往往在我们的杯子里斟满家酿的白酒“拉凯”；沃戈利的夫人把烤全羊(既有羊头也有羊尾)、油橄榄(阿尔巴尼亚的特产)等摆满了一桌子，随后又送上她亲自制作的阿尔巴尼亚特有的甜点“罗古姆”、阿尔巴尼亚盛产的核桃、无花果……直到最后一道美味的咖啡。席间，盛情的沃戈利当然不会不谈友谊，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三访阿尔巴尼亚、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大量物资援助等。临别时，沃戈利总是说：“绍库王(王同志)，你们中国有句俗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在我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以后凡逢年过节，你们都要来。”六年半之后，我结束第一个任期时，沃戈利社长迈着他那不方便的双腿，亲自到分社送行。他紧紧拥抱着我说：“再见了，绍库王。阿尔巴尼亚有句谚语，叫做‘山与山不能相遇，人与人终能相逢’，我们还会见面的。”

斗转星移，1984年我又重返地拉那分社工作。这时，霍查晚年推行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极左、僵化的政策使得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当时的中阿关系正面临着“凛冽的寒冬”，分社记者和使馆外交官一样，处处坐“冷板凳”，外出必有警察跟踪。我与夫人开车外出时，则常常同尾随的内务部车玩“捉迷藏”，即躲入小路，待内务部车开过，我们再出来继续走，而内务部的车也躲入岔路，待我们过去后再继续跟踪。在公开场合，“绍库”的称呼消失了，孩子们在路上远远地见到了中国人，喊一声“马依姆(猴子)”，就飞快地跑开了。但是在私下里，大多阿尔巴尼亚人仍对我友好，低声呼唤着“绍库”。我在地拉那达依蒂饭店门口曾偶然遇到过沃戈利一次。他环顾一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与我握了握手，说：“绍库王，还是我说的对，我们又见面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无法细谈，就匆匆告别了。

1992年，我第三次来到这里，阿尔巴尼亚官员、同行们一见面问候说：“左蒂王(王先生)，你好！”可是，我的新闻界老师沃戈利照例亲切地称呼我“绍库王”。元旦，他依旧邀请我到他家一起过年。我给他带去了中国挂历和纪念品，他和夫人仍然遵照阿尔巴尼亚的老规矩，用那醇香的酒、美味的佳肴、甜蜜的糕点和香喷喷的咖啡招待我们。他头几句话就是表示道歉，说我第二次来地拉那期间竟连一次也没能请我到家里做客，十分内疚。他现在虽已退休，但还在全国老战士委员会任职。他不无遗憾地说：“绍库王，你知道，近十来年里，‘上面’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态度。但这并不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现在，我代表阿尔巴尼亚全国老战士委员会，向中国人民道歉。”说到这里，他激动地握住了我的双手。

2000年，当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地拉那工作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我为失去了一位新闻界的老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流下了泪水。如今在地拉那的大街上，已很少有人同你以“同志”相称，但也没有人暗地里骂你是“猴子”，而是恭敬地称你为“先生”。上世纪90年代以后，阿尔巴尼亚尾随其他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剧变。我国政府尊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选择，愿意同阿当局保持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2006年，我终于结束了我的驻外记者生涯，回到了北京。今天，回国后退休了的我，闲来无事，翻开多年来在阿尔巴尼亚采访的笔记本。猛然间，曾任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的阿利雅为我写下的临别题词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王，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彼此相识多年，共同经历过美好的时光和困难的时刻，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持续不断。你即将离开阿尔巴尼亚，如同你不会忘记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样，作为你的朋友的我们，也不会忘记你。我本人将永远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好人、亲爱的人，永远值得我回忆。”

听阿尔巴尼亚朋友讲中阿关系

沙班·希纳尼50岁出头、个头不高，人很精炼，对阿尔巴尼亚民间文学颇有造诣，曾任阿尔巴尼亚总统阿利雅的秘书。1992年，我就和他交上了朋友，通过他的关系采访到了阿利雅。2005年5月，我作为驻地拉那记者陪同来访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代表团做报道，再次见到了已经担任阿国家档案馆馆长的希纳尼。这一次，希纳尼引经据典，向我首次披露了过去鲜为人知的阿中联系的历史渊源。

希纳尼说，据阿尔巴尼亚古代历史学家考证，中国与欧洲及阿尔巴尼亚的祖先伊里尔人早就建立了联系。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对此都知之甚少，即使在阿尔巴尼亚，一般也都认为阿中联系只是从上世纪中期才开始的。阿考古研究证明，早在2000年前就有关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当时的文献把中国称为“塞莱斯(SERES)”，在希腊语中就是“丝绸之国”的意思。阿尔巴尼亚汉学家认为，伊里尔人与中国人的远古联系的第一个直接见证是，公元3世纪末，伊里尔籍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KLECIAN， 284-305年为罗马皇帝)就曾下达了一道关于使用丝绸的法令，命令用丝绸制作具有伊里尔-阿尔巴尼亚特色的、专供达官贵族穿的服装(DALMATIKA)。这道共分5章的法令首次向欧洲人说明，丝绸并不像“罗马农事诗人”以及罗马学者蒲林尼(PLIN I)所描述的，是“中国人收割的一种像水稻或小麦那样的植物”，而是另外一种东西。

希纳尼接着说，阿尔巴尼亚考古学家吉米特尔·皮里克斯(DH IM ITERPILIK ES)教授在专论中特别提及：同样是伊里尔籍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 STIN IAN)发布的一道最为重要的命令。该皇帝在公元6世纪中叶派遣一个正式代表团到中国，要求“丝绸之路”协议正式化。这一事件发生在552年，比马可·波罗东方之行要早7个世纪。皮里克斯说，查士丁尼一世的这道命令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对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法案”。当时还有一个代表团去中国(SERINDE，KHOTAN，KINE)，为帝国获取丝绸。自此，在伊里尔(阿尔巴尼亚)和欧洲便诞生了“中国文化”(SERIKU LTURE)一词。阿尔巴尼亚学者早在欧洲复兴时期就对中国感兴趣。1675年，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曾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写了4本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书。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19世纪30-40年代到下半叶)的代表人物都很了解中国。当时著名的思想家纳乌姆·维奇哈尔吉(NAUMVEQ ILHARXH I)在给其后代的信中把孔子与波斯的左罗阿斯脱(ZOROASTRIAN公元前1000年波斯宗教家)、印度的婆罗门教、希伯来教的M O ISIU相比；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法依科·科尼察在他出版的报纸上介绍中国在1400年前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叫《勤劳》(TSINGRAO)。20世纪初，阿尔巴尼亚出版了中国神话《中国公主》。阿革命活动家、国际共运人士利扎·策洛瓦(RIZACEROVA， 1896-1935)在国外流亡时期，由季米特洛夫介绍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曾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到上海执行任务，是那个时期来中国的唯一的阿尔巴尼亚人。

雷兹·马利列这个名字，对于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他是2004年病逝的，享年80岁。生前，他作为阿尔巴尼亚职业外交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11月21日，马利列代表阿尔巴尼亚政府在莫斯科向中国政府代表递交了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照会。他是近距离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个阿尔巴尼亚政府官员(1949年12月在莫斯科)。1961-1963年，他出任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为增进阿中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付出了智慧和力量。1971年，他作为阿尔巴尼亚驻联合国代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了巨大贡献。1991年，在中阿关系冷淡十余年后，他又以外长身份首次率阿政府代表团访华，为恢复双边关系做出了努力。中国援建的阿尔巴尼亚贝拉特纺织厂(原名毛泽东纺织厂)

我在地拉那任职期间，曾多次采访过他。1997年下半年，我在即将结束在地拉那的第三个任期回国前夕，我与夫人前往地拉那“飞行员大楼”，向马利列告别。“请进！”身材适中、精神矍铄的马利列操着中国话，把我们迎进了用中国工艺品点缀的客厅。夫人马上向我们递上了甜点。这是马利列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总统阿利雅的妹妹，生有两个孩子。不幸的是，马利列在华任职期间，她同孩子乘机回国时在西伯利亚上空失事遇难。她们的遗体先是安葬于北京的福田公墓(我曾与阿国朋友为其扫过墓)，后迁回地拉那沙拉公墓。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其前任丈夫是飞行员，在一次训练飞行时失事。她与马利列结为伉俪后，生有一个女儿。

老朋友相见，自然更多的是回顾友谊。马利列谈起中阿建交、在华任职、在联合国工作以及中阿关系的演变，既有欣慰和快乐，又有感慨和遗憾。最后，他拿出一堆书稿，郑重地交给我，希望我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出版。回国后，我忙里偷闲，完成了朋友的嘱托，他的《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终于面世。马利列在同我交谈中以及在他的书中，透露了中阿建交的过程。他回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的格外关注，被认为是一件非同一般的事件。当时，我在阿尔巴尼亚驻莫斯科公使馆任一等秘书，还担任代办一职，因为公使除在苏联公使馆任职外，还同时兼任驻波兰和驻芬兰的公使。中国新政府刚一宣布成立，我便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递交关于建议两国建交的照会。照会是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霍查的名义于1949年11月21日发给周恩来总理的。1949年11月23日，周恩来复电霍查表示：“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旧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人员刚一离开莫斯科前往台湾，新中国的一名参赞就只身来到莫斯科，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事宜。几天之后，其他外交人员和技术人员相继抵达莫斯科。这位中国参赞在大使馆的客厅里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客厅内几乎没有任何摆设。大使馆是原蒋介石的代表机构所在地，它是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型建筑物。我与中国参赞的谈话十分热烈。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同中国人会面。同样，这位中国主人也是头一回会见阿尔巴尼亚人。对于我来说，令人兴奋和惊奇的是，我会见了一位来自伟大国家和人民的代表，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当时我们青年人来说，犹如传奇、神话一般。当时，我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非常感兴趣，很想了解一些情况。大使馆参赞便向我作了广泛的介绍。我对听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形势。我们边谈边品尝中国绿茶，茶水里没有放糖。这是我首次喝这种茶。中国外交官亲自为我沏茶、斟水，十分谦逊。由于技术人员和其他使馆人员还未到位，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一人承担。我们会见时的亲切氛围以及谈话的内容，即刻为我拨开了中国人“神秘”的迷雾。这次会晤没过几天，便收到了中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政府建议的积极答复。随后，两国于1949年11月23日同时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阿尔巴尼亚成为与北京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首批国家之一。1967年中国科技代表团和中阿友协代表团访阿，期间出席地拉那为中国国庆节举行的庆祝大会。(中间为阿中友协主席凯莱齐，凯左一为王树声大将，前排右二为作者)

以上是马利列对中阿建交的披露。据我掌握的材料，中阿两国建交后，中国曾于1952年派外交部的王幼平大使作为中共代表出席阿劳动党“二大”，是到那时为止访阿的中国最高官员。1954年8月，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了解到阿尔巴尼亚已经派出一位副部长级高官出任驻中国大使(阿首任驻华大使奈斯蒂·纳赛于1954年8月20日从地拉那动身，乘船经敖德萨于9月10日抵京，行程20天，于9月13日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而我国却未主动派出大使时，便从莫斯科给外交部发来电报说：“阿尔巴尼亚已派大使到中国，而你们长时间迟迟不提名。我建议即派徐以新出任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我了解他，这样不必再经组织审查。此事应速办。”周恩来亲自提名徐以新到阿尔巴尼亚任大使的做法，是破例的。当徐以新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听到周恩来的指示时，一种信任感、荣誉感激荡在心头：总理在紧急情况下能想到自己，这是总理对自己的信任。他当即表示：“总理让我去，我就去。”

几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即将赴任的徐以新夫妇请到西花厅做客。周恩来嘱咐徐以新，到任后一定要抓住阿尔巴尼亚的特点搞好调研，对于南斯拉夫以及希腊、土耳其的情况也要摸一摸。他强调说：“从国土来讲，阿尔巴尼亚较小，但我们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一定要搞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徐以新在1954年9月18日递交国书，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霍查、谢胡等先后接见中国大使，并进行“热情和亲切的谈话”。中国大使的到来，受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对中国派一位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表示感谢。

毛主席问阿尔巴尼亚的“花儿开不开”

1960年6月，在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唯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指出不能单凭一方的材料来判断苏共和中共的分歧，要对分歧做出判断，还必须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

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对中国说了公道话，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也正因为阿尔巴尼亚没有屈服于苏修压力，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随着外交形势的发展，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我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阿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

根据马利列的回忆，1962年初毛泽东专门接见了由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中友协主席的阿·凯莱齐率领的阿政府代表团：谈话是在一个大房间进行的，辨别不出是办公室还是书房，因为书架上、办公桌上、橱柜里，甚至地板上，到处都摆着书籍。书海中有的颜色已经发黄，显然是古书。看得出，毛泽东在坚持读书和不断地写作。在中国一号领导人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特殊的奢侈品。办公室是一座普通的平房，红色的外墙，古色古香，颇具历史价值。毛泽东语调平和，不时面带微笑。他向代表团提出问题，倾听代表团介绍阿尔巴尼亚形势、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议给阿尔巴尼亚造成的经济困难、阿尔巴尼亚连续两年干旱尤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损失，以及双方代表团在北京会谈的成果。凯莱齐感谢中国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困难时期所给予的援助。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代表团团长的介绍后说：“用不着谢，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又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但将来会有，援助也会增加。你们也帮助了我们嘛。”谈话在友好和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当我们准备站起来告辞时，不料毛泽东突然对我们说：“既然赶上了饭点，咱们就边吃边谈吧！”他站起来，请我们在屏风后面的一张圆桌旁就座。午餐十分简单，纯中餐，每道菜都是盛在普通的小圆碟子里。最后一道是中国有名的酸辣汤。席间交谈既随便又活跃。当重新谈及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关系时，毛泽东微笑着，显出不屑一顾和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代表团：“在赫鲁晓夫向你们发起进攻并采取一系列反阿措施之后，你们国家的花还开吗？”“还开。”代表团团长略带不解地回答说。无论团长还是我们其他人，都感到莫名其妙。“鸟还继续在阿尔巴尼亚的天空飞翔吗？”“飞。”团长笑答。“阿尔巴尼亚的河里还有水吗？”“有。”团长说。“那么，”毛泽东说，“只要花还开，鸟还飞，河里还有水，就不怕赫鲁晓夫的攻击，他们奈何不了你们。生活照样前进。”

从马利列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是鼓励有加。

1965年，还是大学生的我，曾作为来访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工作者代表团的翻译，第一次零距离见到了毛主席。当满面红光、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出现在眼前时，我顿时产生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感觉。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唯一执政党。当时毛主席每每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离不开“文革”话题，并由此变成了“最高指示”，在国内各单位下达。广大群众纷纷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而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也上街游行，表示欢迎。1967年1、2月，毛泽东接见专门来中国“考察和学习中国文化大革命经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以及阿国防部长巴卢库，向他们介绍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过程。姚文元曾在上海向来华演出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介绍“文化大革命”，由我做的翻译。不久，他又率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1968年8月，就在外交部“夺权”当天的下午，正在上海的毛泽东，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陪同，会见专程来华校对阿尔巴尼亚文版《毛主席语录》的阿尔巴尼亚专家万·莫伊休和缪·穆希。毛泽东谈笑风生，甚至轻松地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谈起外交部的“文革”情况：“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啊？”在接见中，毛主席还对当时“文革”中的形势作出了不少指示，提出了“天下大乱，先乱后治”等想法。他还就各种文本，包括即将在我国出版的阿尔巴尼亚文本的《毛主席语录》表了态。毛主席说，这个小红书没有什么用，是林彪让一些人搞出来的。看来，毛主席把阿尔巴尼亚人真的当成了“自家人”，对他们是无所不谈。阿尔巴尼亚“全民皆兵”，作者采访阿妇女民兵连(背后为梯田)

上世纪60、70年代，是中阿两国两党之间交往最多、双边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阿党最高层(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都访问过中国，有的甚至多次；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地方各区的党政领导以及军队陆海空军的高级将领也大多访问过中国。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在阿尔巴尼亚对外关系中，都是绝无仅有的。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贺电，则把中阿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潮。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2日，康生向大会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致阿党“五大”的贺电。贺电称赞“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并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这份贺电是在康生主持下，由“笔杆子”王力等人起草的，电文约千字，褒贬分明，分量重，影响广，烙痕深。康生在大会上宣读后，霍查立即张开双臂，同他热烈拥抱、亲吻，并拿起贺电，让与会者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民歌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霍查当即向康生提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也需要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要读阿文本的。”据此，我方专门成立了翻译小组，阿党中央还派来两名语言专家对译稿进行文字校对，出版后送到地拉那发行。在“五大”贺电以后的十余年里，上至两国领导人谈话，下至一般人交谈，报刊文章，无不引用贺电的语句，把中阿关系炒得十分火热，以至社会上一度流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的说法，“明灯”的赞誉更使得阿尔巴尼亚惊喜若狂。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却是一篇“极左”的、不实事求是的贺电。中国外交史学会会员、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先生分析认为“五大”贺电对世界形势、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和全局战略做出了误判。贺电充满着文革时期的“革命外交”思维和情绪化的语句。这份贺电虽然是由毛主席签署的，但未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贺电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颇具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色彩。

谈到中阿关系的演变，郗大使认为：1966年致阿党“五大”贺电现已成陈年往事，但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上世纪60、70十年代不寻常的对外关系进行反思，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不无裨益。每个国家、每个党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各自的思维方式。观点的一致是相对的、暂时的，不一致是绝对的，长期的。

周总理种下“中阿友谊树”

南国昆明，四季如春。西山区海口林场一处山洼平地，一棵由正方形铁栏围住的油橄榄树，在春风中摇曳，大病初愈的它努力彰显生命的活力。这就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手栽下的那棵“友谊树”。

在与阿尔巴尼亚人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总理应当是交往最多的了。上世纪60年代，他曾三访地拉那，至于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次数，数以十计，而接见人数，则数以百计。今天，橄榄油作为人们极为推崇的时尚绿色食品，正在摆上中国市民的餐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引进的橄榄树苗是阿尔巴尼亚前总理谢胡赠送的，而亲手种下第一株橄榄树的是周恩来总理。当时，人称橄榄树是“中阿友谊树”。

海口林场的这棵橄榄树从主干分枝，以4个枝节发展开来，从不同的侧面看上去，其中的任何2个分支，都像一个人伸出的双臂，将和别人友好拥抱的样子。走近细看，在一片油橄榄树林中，只有它被正方形的铁栏保护着，显得比较特别。然而树上枝繁却不叶茂，还可看到少许的枯枝。微风吹来，枝叶的动感才能显示它的生命存在。它刚刚经过生命史上的第3次“病危”，被专家们抢救了过来。这棵油橄榄除了曾经见证一段历史，睹树思人，也是对周总理的追忆。

油橄榄树是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洋树木”。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27个种植橄榄的国家之一，橄榄林面积约4.5万公顷(全世界约970万公顷)，约四百万株橄榄(全世界约8亿株)，分布在全国18个地区，从事橄榄种植的农户约十万户。2005年阿生产加工橄榄2.9万吨(全世界约900万吨)，橄榄油5千吨。

196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等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地中海北岸的阿尔巴尼亚，开始了为期9天的友好访问。在我驻阿使馆举行的1964年元旦晚会上，周总理问参加晚会的一位中国专家来阿做什么。这位专家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来阿考察油橄榄培植、加工技术的情况。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并说油橄榄是个好树种，橄榄油是地中海沿岸人民的主要食用油，我们要引种。在与阿党政领导人会见时，周总理便谈到了油橄榄。时任阿政府总理的谢胡为回报中方长期对阿的大量无私援助，当即决定赠送周总理5个品种，共10， 000余株油橄榄苗木，并派两名油橄榄专家护送树苗和指导种植。作为回赠，周总理指派中国植物专家护送中国的翠竹、茶花和盆景到阿尔巴尼亚，其中茶花和盆景安放在地拉那国宾馆“游击队宫”，供人观赏，而翠竹则种植在阿南部气候温暖的德尔维纳区，中国使馆的庭园里也栽种了一些，目前依然清秀挺拔。2005年，我驻马其顿使馆还把驻地拉那使馆的翠竹作为礼物送给马其顿总统茨尔文科夫斯基，移植在马首府斯科普里市中心的“宽容花园”里。

1964年3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口林场亲手栽下第一株油橄榄，掀开了我国大规模试验引种油橄榄的历史篇章。在林场，周总理再三嘱咐职工要像抚育小孩子一样“一定要种好管好油橄榄”，要选派有林业知识的人去阿尔巴尼亚学习油橄榄种植技术。之后，在云、贵、川等长江以南的8个省(区)进行试种，分配给这些省区的12个引种点的万株油橄榄苗木，实际定植10， 196株，没有一株因种植、管理不当而死亡。1965年，昆明海口林场和湖北林科所，共有20株油橄榄第一次开花；1966年，有6个引种点94株开花，22株结果，从此创下了油橄榄在中华大地上首次开花结果的历史。在四川首府成都市政府的大门口，当年种下的橄榄树，现在已经扩展为一片树林。枝繁叶茂、翠绿欲滴的“中阿友谊树”成为成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为加快油橄榄发展，从1964年开始，在阿尔巴尼亚专家指导下，先后采用种子育苗、嫁接、嫩枝扦插繁育苗木的试验工作，生根率、成活率逐年提高。在1967年“文革”最紧张时期，作为油橄榄主管部门的林业部，克服种种困难和干扰，与云南省林业部门共同确保了周总理亲手种植的油橄榄树和“样板林”的安全。也就是这一年的9、10月间，由我任译员随同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中，就有一名团员是来自昆明林场的油橄榄专家。他在阿尔巴尼亚南部贝拉特、发罗拉等油橄榄种植区进行实地考察，得到阿尔巴尼亚专家的具体帮助，成果颇丰。1968年，12个引种点共结果2500公斤，开始了榨油、盐渍和糖渍橄榄果罐头、蜜饯等产品的加工试验。1969年1月，阿尔巴尼亚再次向我提供2000株四年生苗木，分配给湖南、江西等地种植。同年5月间，周总理亲自来到全国农业展览馆，视察我国赴阿尔巴尼亚的“建国20周年建设成就展览”。当周总理来到油橄榄展台前时，仔细查看每一张照片和橄榄油、果用罐头等展品，并听取了简要汇报，连连点头表示满意。这一展览在阿展出时，我作为常驻阿尔巴尼亚记者正在地拉那，亲眼看到谢胡总理长时间驻足油橄榄展台，仔细地观察由他赠送的油橄榄在中国结出的硕大果实及生产出的橄榄油，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1972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遣农业部果树专家组一行3人，先后到桂林、柳州、昆明举办了油橄榄栽培技术训练班，历时两个多月，培训人员100多人次。1976年，我国油橄榄已由10， 196株发展到200多万株；分布范围由8省区12个引种点，扩大到15个省区市的2000多个引种点，年产果达2万公斤。这些油橄榄顺利地度过了成活、生长、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四关，努力向高产稳产关迈进。“文革”结束后，油橄榄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并初步选育出10多个适合各地的优良品种，开创了油橄榄在我国的最好发展时期。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至2006年底，我国油橄榄的种植面积已扩展到约25万亩。近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引种油橄榄的工作不仅已经顺利完成，而且取得了成功，周恩来总理的心愿得到了实现。在展望我国油橄榄事业发展前景之际，人们更不会忘记中国首批橄榄树“友谊树”的传奇般的来历。

不遗余力的援助

直到今天，在阿尔巴尼亚，一提到张宝玉，许多阿尔巴尼亚老百姓都知道他是中国专家，并指着地拉那东面的达依蒂山说，他是为修建地拉那电视塔牺牲的。

那是1971年，援阿尔巴尼亚电视台专家组建设电视台过程中，为满足阿政府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播的要求，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国内安装工程前所未有的纪录。这个电视台由地拉那中心台和设在达依蒂山上的发射台组成，工程艰巨，时间紧迫，从勘测设计、设备制造到安装调试，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当设备材料运到时，离预定的竣工日期只有37天。专家组决定突击抢运设备器材，发射台建在海拔1612米高的山上，从山腰到山顶600多米的一段，只有一条大坡度的碎石路，而且正值雨季，汽车无法通行，于是组织用人拉，有时60多人拉一辆车，昼夜不停地干，硬是在一星期内把重达80多吨的设备器材全部拉到山顶。进入紧张的安装调试后，按常规架设天线的连续作业时间一般不超过4个小时，而天线组的同志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5天便完成了全部架塔任务。天线组组长张宝玉同志，在施工最紧张的9月27日，由于过度疲劳，在指挥安装天线时，只顾着朝天上看，失足掉下山崖，不幸牺牲。临终时，他还一手紧握话筒，一手紧握指挥旗。他为受援国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劳。

当张宝玉牺牲的消息传出后，阿尔巴尼亚百姓无不悲痛。阿人民议会主席团追认张宝玉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授予金质勋章。这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尚属首次。阿尔巴尼亚政府为张宝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数以万计的地拉那市民自发地排列在“民族烈士大街”两旁，为张宝玉送行。

青山处处埋忠骨。如今，张宝玉的遗体安葬在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在这里安葬的还有为援阿建设献出年轻生命的另外两名中国专家，一名叫李德雄，另一名叫彭桂文。每年的农历“清明节”，我驻阿使馆人员都前去为他们扫墓，寄托对他们的哀思。

张宝玉只是中国援阿专家中的一个。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他们同阿尔巴尼亚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同甘共苦，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大批技术骨干(其中在中国培训的有2000余名)，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中阿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中国专家获得了阿尔巴尼亚政府颁发的奖章和荣誉称号。

我国政府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早在两国建交后的第五年，即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是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援助达到了最高点。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对阿国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般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撤退了全部在阿的专家，断绝了对阿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的全部贷款。在苏联的压力下，阿尔巴尼亚孤立无援，经济极端困难，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姓的口粮只够吃几天。当时，为结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并支援阿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尔巴尼亚完成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国的燃眉之急。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出于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原因，第一个表示支持。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国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我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建设。

1972年，我国邀请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并采取了其他重要外交举措，阿政府表示反对和不满。在这一背景下，阿政府于1975年要求我国在其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期间提供大约40亿外汇人民币的经援和军援。对阿的这一越来越多的要求，我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考虑，都是无法做到的，最后中国只同意提供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经援贷款。阿当局在表示十分不满的同时，把阿中分歧公之于众，公开反华，我国对阿援助随之逐步收缩。直至1978年7月7日，我国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全部经济和军事援助。

针对阿方在要求我国援助方面“狮子大开口”的情况，周总理曾经特意安排并亲自陪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和“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沙石峪参观。

1965年5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工矿部长蒂奥多西一行，由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来到大寨。为了招待好“欧洲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贵宾，当地省市领导从太原专门组织厨师、服务员，提前带上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来到大寨准备。不料，周总理一下飞机，就向山西省省长卫恒、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交代，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由太原拉来的东西，没有来得及下车便撤走了。大寨人为客人准备的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科列加、蒂奥多西一行30余人和中央领导人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周总理以“大寨精神”为话题，介绍了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历程，以启发阿党应走“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道路。客人频频点头赞成。周总理还不断提示科列加多喝些小米稀饭，并几次讲到，我们过去长期和敌人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靠“小米加步枪”。“根据地人民养育了我们”，“艰苦奋斗不能丢”，“不能忘记人民”。科列加在亲眼目睹了大寨人改天换地的壮丽业绩后，禁不住兴奋地说：“这次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创造了奇迹的大寨。”席间，他还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不住地称道“大寨精神好”，“大寨人好”，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定要学习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自己国家的宝贵经验”。

随后，谢胡总理一行访华时，周总理又陪同他们乘直升机访问沙石峪，用“穷棒子精神”启发客人。随后又责成李富春副总理陪同客人到大庆参观，让他们感受“铁人精神”。我作为译员之一，参加了这两次接待，同样受到很大的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次宴会上，周总理还同我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表现了长辈对年轻人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中国专家指导阿尔巴尼亚工人工作

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战斗

阿尔巴尼亚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是出了大力、做出过历史贡献的。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一直谋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大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了约20年的讨论。当时的主要障碍是美国。阿尔巴尼亚是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倡议国，担负起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辩论的特殊责任。

马利列作为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从1956年起就经常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多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回忆当时地拉那为恢复中国席位做了精心准备：“研究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制定了我们在联大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拟出了提案，设想了其他支持国所应做的工作。我们还就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国家有可能在实质问题和程序问题方面提出各种方案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们把拟定的策略及决议草案交给了中国驻地拉那大使刘振华，请他转交北京，征求中方的最后意见。几天后，中国大使到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向我通报说，中方完全同意提案及我们要采取的策略。完成这些准备之后，我们带着略微平静的心情前往纽约。尽管如此，代表团成员们还是继续就这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路。”

在联大第一阶段的辩论中，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纳赛代表阿尔巴尼亚发言。此后他因故提前回国，副外长马利列留下来负责代表团工作，直至大会做出最后决议。

美国当时常驻联合国代表是乔治·布什。联大期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座位恰巧与美国代表团非常近。当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讨论阿尔巴尼亚提出的关于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议案时，马利列就与布什发生了一次联合国会议上司空见惯的小摩擦。马利列在会议上发言阐述为什么应当尽快讨论并解决上述问题时，布什以“有关议事程序问题”为由打断发言，中间插话，要求不要讨论问题的实质，只需就程序方面说明为什么应当把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事实上，在联合国每个代表团都极力按照它认为最有利于捍卫自己论点的方式发言。布什还要求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不让马利列再展开谈，但马利克让各国代表团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言，表现宽容。阿前外交部长马利列与作者

联合国大会就提案进行辩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共同提案国增加了其他一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与此同时，另外一方也加紧了他们的工作。除了美国的提案外，一些代表团又提出了几项修正案，其最终目的是企图破坏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共同提案国的提案。美国代表团几次传话给阿尔巴尼亚要求将联合国大会确定的表决日期向后推迟几天。对此，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与其他共同提案国一起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一策略性提案，对提案的表决应按已经确定的时间(10月25日)进行。

在联大就提案进行表决的前夕，二十三个共同提案国的代表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应对策略。大家一致认为，首先坚持表决必须在10月25日举行，决不接受任何其他日期。其次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把我们的提案分割成几部分，不接受任何修正案，也不同意对提案进行逐段表决。共同提案国的秘密会议是在联合国的一个会议厅进行的。讨论达到高潮时，墨西哥代表突然敲门，以美国大使布什的名义，再次要求将大会对提案的表决时间推迟几天。他又提出种种理由，得到的回答却只有一个：“这个问题没有回旋余地”。

1971年10月25日，期待已久的联合国大会对各项提案的表决时刻终于来临了。15时，大会主席马利克宣布开会。这时，会场内外都挤满了人，各种议案的修正案雪片般在代表团中间一个又一个地散发，其目的就是要破坏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同提案，或推迟表决时间。

会议一开始，沙特阿拉伯代表巴拉迪要求就一所谓的“紧急问题”发言。主席根据规则允许他发言。巴拉迪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的修正案，修正案中充满了套话以及使问题严重复杂化和使大会陷入死胡同的条款，其实质就是使“两个中国”合法化，导致双重代表权。最后，巴拉迪还借口要给各国代表团研究他的长篇提案的时间，要求推迟表决日期。他的建议虽付诸表决，但被大会否决。

对各种修正案和提案进行表决之前，与议程问题直接相关的方面(阿尔巴尼亚、蒋介石政权和美国代表)各有一次发言机会。马利列在发言中再次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看清楚总趋势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改变策略，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但同时又让台湾留在联合国。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当时联大上有人暗中散布关于中国已经接受美国提案的假消息。为了排除一些代表团的犹豫不决，马利列摘要宣读了1971年8月20日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声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改变的。”阿尔巴尼亚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存在接受首创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而是恢复她在这个组织中的一切合法权利的问题。

蒋介石的代表在提出所谓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观点后，美国代表布什发言。他的意见仍然是存在“两个中国”。布什要求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只有在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后方可通过，否则不予通过。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因为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是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美国歪曲了问题的性质。本次联大讨论的不是从联合国驱逐某个成员国的问题，而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组织中被台湾窃据的席位及一切合法权利的问题。

上述3个插曲结束后，开始投票前马拉松式的“表决说明”，其中包括对提案的说明、对修正案的说明等等，这耗费了不少时间。障碍并未结束：突尼斯代表突然提出3个新的提案，旨在千方百计地使“两个中国”合法化。最后，通过激烈的辩论，这3个提案才全部被打掉。

剩下的问题是，大会要对美国提出的要求——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应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发表意见。围绕这一问题，一场新的辩论又开始了。阿尔巴尼亚自信提案能够获得简单多数通过，但能否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没有把握，因此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要求。美国的要求付诸表决。所有的代表团都焦急不安地注视着投票情况，结果是美国输了，大会没有接受它的建议。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失败，而对于联合国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的各国代表团来说，则是一个鼓舞。这次表决也使许多代表团重新考虑对阿尔巴尼亚提案的立场。各国代表团急切地拨动通往他们国家首都的电话，向自己的政府说明情况和听取新的指示。

程序上的障碍仍在继续。美国论点的支持者们抓住塞内加尔代表的一句话不放。这位代表在他就投票说明所做的发言中，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的提案逐段表决通过。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辩论达到了高潮，问题似乎又一次进入死胡同。而就在这个时候，塞内加尔大使要求发言。他愤怒地说：“我并没有要求把阿尔巴尼亚提案分割开来，也没有要求对它逐段表决。我干脆告诉大家，我的代表团只是对阿尔巴尼亚提案的最后一段中的几句话持保留。现在既然一些人歪曲我的发言，并做出错误的解释，那我决定收回我的建议……”他的发言受到了欢迎。

尽管如此，美国提案的炮制者们仍然不死心。布什依据联大内部规则第91条，要求“就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中驱逐出去的问题进行表决。”实际上，这仍然是企图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然而，美国的建议并未被大会通过。蒋介石集团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无望再继续留在联合国组织中之后，离开了会场，中国的席位空缺。对阿尔巴尼亚提案进行表决的道路终于开通了。

大会主席手持名册，宣布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共同提案国的提案进行表决。大厅内鸦雀无声，会场内所有的人屏住呼吸，全神贯注。代表团一个接一个的高声表达自己的主张：“赞成”、“反对”、“弃权”，以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清楚。所有的人都在记录各代表团的表态。

会场内一片寂静，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大会主席马利克宣布表决结果：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共同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提案被完整地通过了，既没有任何修改，也没有丝毫的肢解。会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联大主席宣布，将把表决结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还强调指出，美国提案已无需表决。

大会会场内沸腾了，有节奏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团成员，跳起了欢乐的非洲舞蹈，有的人甚至跳到桌子上载歌载舞。代表们、新闻记者们、听众们以及在会场外面通过电视和广播跟踪大会实况的人们，都成为联合国大会这一绝无仅有的场面的见证人。当天会议一直开到纽约时间当天夜晚的23时25分。

马利列回忆表决结束的情景说：“我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于午夜后离开联合国秘书处，返回我们驻纽约代表处。当夜凌晨3时左右，一批美国警察在几名警官的带领下，突然来到代表处。他们手里拿着提包和仪器，并告诉我们，警察局收到一个匿名电话，说在阿尔巴尼亚代表处安置了一枚炸弹。为了报复阿尔巴尼亚在联合国提出有关中国的提案，这枚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我们当即表示，搞这种犯罪行为是没有道理的，或许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在搞恶作剧或是为了轰动效应。我们同时说明，我们认为在一座高35层、里面居住着数千名平民百姓的大楼内放置炸弹是不可能的。其实，在联大对提案表决之前，我们就接到一些恐吓和施压的电话，一些没有觉悟的人还在代表处门前组织示威活动，他们手举‘撤回提案’的标语并呼喊同样的口号，但其他事情没有发生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让警察安心地干他们自己的事。他们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检查了代表处和另外几层的走廊和楼梯，什么也没有发现。临走时，他们说，我们送给他们的阿尔巴尼亚白兰地真好喝。”

表决后不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并立即坐到了自己在联合国大会及其各有关委员会、安理会和联合国所属机构中的席位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同中国代表乔冠华、黄华及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进行了密切友好的合作。

第二章 从分歧到交恶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中阿即使在上世纪关系最好的时候，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对我们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我们。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周总理雷厉风行，夜以继日地接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倡议通知他们，强调中方的目的是寻求团结，请他们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考虑到苏联已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周总理特别耐心地向阿尔巴尼亚解释了我们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分析了不论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而阿尔巴尼亚态度强硬，未予理会。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个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主义也随之完蛋。地拉那坚定不移地做出决定：绝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绝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尔巴尼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马尔科抵达河内后即同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李先念副总理联系。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总之，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李先念回答说，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为了不出事，他还是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1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这是霍查对中国邀请柯西金去北京的反应。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间与周总理举行了会谈。霍查命令阿尔巴尼亚所有媒体绝对不予报道，就好像没有那么回事。霍查却掌握每一个细节。通过阿通社发给他的内参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用双手握着柯西金的手。

当年10月，霍查派另一名政治局委员托斯卡赴北京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活动，让他睁大眼睛看一看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同时指示他：向中国领导提出关于柯西金为何在北京逗留的问题，并向他们重申：劳动党领导把同苏联人的任何这种接触都看作“严重的失误”。

托斯卡没有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而只是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近处看到他。托斯卡感到不解，问是何原因。回答说，毛主席很忙。霍查发火了，因为迄今访阿的中国代表团，哪怕是副部长级或是候补中央委员，霍查不管多忙或健康状况如何，都要出来接见，然后阿通社发消息，说“会见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新华社地拉那分社照此办理。

周总理在会见托斯卡时，不同意阿党领导对关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的看法，双方发生分歧。

托斯卡离开北京后不久，中国又接待了由库兹涅佐夫率领的又一个苏联重要代表团，并停止了同莫斯科多年的意识形态论战。对此，霍查迷惑不解。当年，他在日记中说，“早在1960年，由于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观点一致，两国兄弟党之间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好传统，双方互不保密。然而现在一反常态，中国同志莫名其妙地沉默不语了。像他们同柯西金和库兹涅佐夫会晤这样重大的事竟然也不向我们通报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尔巴尼亚同我国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援助等方面，产生的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霍查晚年的“要么一切全好、要么一切全坏”的绝对思维方式，骂遍全球、反遍全球的极左幼稚综合征，“一条道走到黑”的山民性格，超量要援助的蛮横无理，逐渐暴露出来。在国际共运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标榜阿尔巴尼亚是“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地拉那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霍查对各国各党领导人肆意诋毁、辱骂，攻击他们是“独裁者”、“法西斯分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匪帮”、“疯子”、“小丑”、“饶舌者”等等。在他眼里，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天底下没有一个好人！一时间，国际共运的领袖排位竟然成为“马恩列斯霍”！“霍查的思想和教导是马列主义在阿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阿党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1971年的7月到8月，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11月召开的阿党“六大”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三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他需要的平静。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紧急从北京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中国人不愿说并回避关于这位领导人的任何问题。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据他们说，林彪谋害毛泽东和企图发动政变未能得逞后，乘军用飞机逃跑，飞机起火，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无疑，他的飞行方向是苏联。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事件。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

霍查惊讶地无法沉默。当证实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突如其来的消息后，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上万言的长信，全面阐述了阿劳动党的立场，指责中国在尼克松访华问题上不事先同阿尔巴尼亚商量，称阿一向主张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不能抱任何幻想，只能坚持不调和斗争，不能依靠帝国主义去反对修正主义，也不能依靠修正主义去反对帝国主义，应左右开弓，全面出击。显然，霍查把敌人看作铁板一块，认为不能利用矛盾，利用矛盾就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阿中友协主席凯莱齐“文革”期间访华

阿尔巴尼亚报纸只字不提尼克松抵达北京的消息。同时，还特意加强了反美宣传运动，霍查称尼克松是“法西斯分子”，称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里宾特洛甫”。他故意把基辛格出生在德国同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甫·冯·约希姆联系起来。

当时，正在地拉那分社工作的阿籍雇员奈吉·卢鲍尼亚，一反常态，失去了往常的笑容，闷闷不乐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是阿党党员，又同内务部有联系，显然他已经从内部收到了尼克松访华的情报。

霍查在他后来出笼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从此，中阿之间出现的重大政治分歧日益增加。起初，阿主要领导人对我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我党搞机会主义，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特别是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它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诬蔑“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攻击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诬蔑“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

自1954年至1978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国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增加了阿国的生产能力。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援助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我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援阿的复杂项目，我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

而阿尔巴尼亚将本国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强行塞给我们包销。当时国内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1974年的一天，我使馆突然分给我们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香烟是我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我们。

我们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好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方人员向阿方提醒浪费问题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后来阿国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阿国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任我驻阿大使的。他是1969年5月16日赴阿上任的，也是我党“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临行前，周总理专门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

阿方对中方此举很敏感，认为这表明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重视，因此对耿飚大使的到来给予破格接待。耿大使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席列希，并呈递国书；下午，拜会总理谢胡。没过一周，阿外长纳赛陪同大使专程去发罗拉，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短短几天中，霍查和阿其他领导人巴卢库、凯莱齐、纳赛等都先后设宴款待。他们讲话的调子甚高，对我国一片赞扬。阿方如此安排，是打破常规的。耿大使遵照中央方针，积极开展友好工作，推动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就在耿飚来阿后不到一个月，我就奉新华社总社之命，提前结束在广东潼湖军垦农场的“再教育”，并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九大”文件的翻译工作之后，急忙赶到地拉那分社赴任。当时，地拉那分社与我驻阿使馆同属一个党组织，耿大使作为书记，经常给我们作报告，讲述他亲历的长征历史，及我国与驻在国的关系，同时经常调阅分社同志写的稿件，工作十分负责，而且事必躬亲，自己能干的活，绝不找别人。1970年1月17日，我驻阿大使馆打扫卫生，耿大使站在椅子上修理官邸客厅的窗帘，不慎摔伤，造成左腿骨折。周总理批示他回国疗伤，从此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在国内改任更重要的职务。

有一次，耿大使同分社同志谈话，希望我们在采访中多注意一下驻在国对我国的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以及我国援阿物资的使用情况。他在一个内部场合说了以下意见。后来，他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这些意见。

耿飚在回忆录中说：“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飚强调：“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大使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耿大使很想把这些情况向国内反映，但又存在顾虑：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最后，他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责任感使然，还是向国内如实地做了反映。他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信指出：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客观效果并不好。他同时大胆提出了对援阿规模、内容和方法重新考虑、通盘调整的重大建议。乔冠华把信立即转报中央。毛主席看了他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所提的关于改变援助阿尔巴尼亚政策的建议，最终被中央采纳实施。

邓小平叫停援阿

在中阿高层交往中，就经济军事援助拍板定案的中国领导人是周总理，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则是当年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交锋时，仗义执言，支持阿尔巴尼亚；在与阿方交往时，也对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直言不讳。

随着中阿两国关系日益恶化，阿尔巴尼亚反华调子日高，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国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之后，我国公布了外交部照会(即“七七照会”)，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中国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尔巴尼亚以怨报德，对中国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方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中方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尔巴尼亚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方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中方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的走向也作了估计，并制定了应对方案。报告认为：中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马上倒向苏修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倒过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与中国关系也不大；它要倒向西方，我们也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石头。我们采取脱身政策，让出去，谁愿意背这个包袱就由谁去背。估计我国采取行动后，阿国要大喊大叫，要同我国吵架。我们不同它搞公开论战，不予纠缠，公布一下照会，批驳一下就算了。耿飚大使会见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后提升为总理)，左一为阿中友协主席凯莱齐(1969年)

果不其然。作为对中国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有病，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攻击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然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记得“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阿国朋友私下对我们说：“领导有指示，关于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外国电视节目可以看，但不许评论，更不能同中国人谈论。”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我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记得有一天清晨，我同中国使馆的一位同志在馆内散步，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白色的小塑料包。我们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16张明信片，分别写着送给“中国党”、“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使馆”和“中国的女排姑娘”等。此外，塑料包里还有一封用阿文书写得工工整整的信，信的末尾没有署名。从内容看，信像是一批在都拉斯工作的年轻人写的。信的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国发生的一切的关注，对中国专家的怀念和对改善中阿关系的渴望。这个塑料包可能原打算在我国国庆节之际抛入，也许是因为没找到机会，直到年底的12月24日夜间，才乘守卫使馆的警察不备时，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包从墙外投进使馆院内的。

信中内容说：“值此你们的国庆节之际，请允许我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祝你们，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党取得更大成就，祝中国人民幸福，祝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可分割。在阿中伟大友谊的时代，我们还是一批小小年纪的少先队员。今天，我们已经长大，在各个部门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谈起中国专家的忘我工作，怀念我们同他们在一起的难忘的日子。我们想念他们、热爱他们。我们经常翻看同中国专家在一起拍的照片。看，这不是曾在塑料厂工作的何同志吗？我们也不会忘记中国‘黄浦’号、‘新风’号轮船上的中国船员。他们进入都拉斯港后，就与我们打篮球，一起去电影院，一起在海滩散步。每逢星期日，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伏尔加海滨公园的椅子上，面对着解放斗争博物馆，共叙家常。请原谅，我们把这些明信片交给你们的时间太晚了。没办法！我们等待着同你们见面的时候。”

中国大使馆新馆发现窃听器

中国使馆机构、新华社分社人员也进行了大精简。刘新权大使回国“休假”未再返馆，而随后派去的大使就不再是部级或副部级的了。1978年9月，阿政府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公司被解散。中国驻地拉那民航办事处及北京-地拉那航线取消了，双边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也中断了。1979年和1980年春，阿尔巴尼亚先后调回驻华党报记者和正副武官，但未正式声明撤回人员和撤销机构；1979年和1981年，我国也先后调回驻阿正副武官，撤销武官处。新华社驻地拉那分社的办公大楼也交给了阿方，记者于1980年底离阿转到驻华沙分社工作，但未正式通知对方。两国外交关系进入最低谷。阿尔巴尼亚开展“思想文化革命”后，人们在看“闪电报”(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末期)

1983年，中国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刚一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大使听了十分突然，当即表示：“1.我刚到贵国，还未递交国书，尚未履行大使职责，怎么能马上就让我馆搬迁？2.阿方为中方修建使馆问题，事先并未征求过我方意见，建造什么样的使馆、建在什么地方，中方全然不知，你一见面就提出迁馆的事，很难理解；3.迁馆是一项大工程，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办到的；4.所谓现馆舍是不是已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条件，只有现场考察后才能决定搬迁时间。”

这位司长未作任何表示，连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原使馆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方起疑，担心中国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中国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中国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新馆的前半部分改作了外交部，后半部分改作贸易部，新华社分社成了阿通社，中国专家宿舍先是改作对内旅馆，后又成为环保部的所在地。

过了一个多月，郗大使到阿方新给的馆舍去查看了一番。新馆设在使馆区的最北部“斯坎德培大街57号”。郗大使等查看后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的必要条件，随即向阿方提出，新馆舍的院落、大厅、厨房、锅炉等10处必须进行改造，并强调在改造好之前，谈不上搬迁问题。在我方多次据理交涉之后，阿方原则接受了几项主要的改造方案，经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要求。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为了安全保密和节省经费开支，使馆决定，由全馆人员和临时来馆修缮的工人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不雇用阿方一人一车。

迁馆谈何容易！中国大使馆原是“小国大馆”。在中阿友好时期，中国驻阿机构多，人员也多。1978年，我国政府决定停建所有援助项目，撤走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大量精简使馆机构和人员。由于撤离时间紧迫，大批不能带走的物品都堆放在原使馆临时搭建的简易仓库内，新馆舍又没有一处比较大一点的仓库用来存放这些物品。工作人员几经挑选，选出了少量有价值的东西，运往新馆。余下的大衣柜、办公桌等准备免费送给阿方。出人意料的是阿方非但不领情，竟提出了索要废品处理费。还有上百部旧电影胶片和大量没有保存价值的资料、报纸等，都无法处理，只得就地焚烧，足足烧了一个多星期。在搬迁过程中，全馆人员不分白天黑夜，超负荷劳作，用使馆的各种车辆，不论是超重物件，还是一般物品，都自行运送装卸。当时，我正奉命恢复新华社地拉那分社，也参加了迁馆劳动。

新馆舍院落原是一片废弃的水泥操场，四处坑坑洼洼，砂石裸露。经大家日夜奋战，把原馆的无核橘树移栽过来，用老馆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园，用废弃的钢管搭建了一条葡萄藤甬道，三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种上了麦冬草，还人造了一小块菜地。几个月后，新馆一片葱绿，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我遵照郗大使的指示，写了一份专题报告给外交部。外交部作为文件通报给了驻外各使领馆，通报表扬驻阿使馆人员的艰苦奋斗、自行搬迁、勤俭建馆的精神。

郗大使自抵达地拉那机场，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随即报告了国内，并要求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馆进行检查。当年国内派不出人来，直到1985年4月才派了一个检查组，开始用仪器对馆舍进行扫描，未发现异常。但在装修机要保密室墙壁时，检查组在靠近地面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 INA”！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

挖窃听装置的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门窗紧闭，把敲凿声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无理阻挠。尽管如此，阿方从我们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引起了警觉，在使馆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进行昼夜监视。外交人员服务局人员(实为内务部特工)几次要借检修电话线路和输电线路为由进入我馆，均被我方拒绝。此计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把大使召到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馆的建筑结构，又当即被大使严正拒绝。与此同时，阿方对使馆人员进行了严密监视，我馆人员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踪。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除了之。我则写了一份内参，及时报告了国内。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情况实录下来，作为历史性的见证资料，使馆派我和一名外交官，开车前往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将挖掘的全过程、窃听装置以及缆线等都完整地录制下来。之后，将录像带、窃听装置、部分缆线通过外交信使邮袋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将这些实物和录像，作为对出国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

第三章 从解冻到正常

经济“破冰船”

1985年4月，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阿利雅表示阿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经双方共同努力，中阿签署了双边关系恶化后的第一个较有分量的贸易协议——中方向阿方出售年产1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这也是中阿经贸交往史上第一个体现真正“互利”的项目。阿方称这个项目为两国关系的“破冰船”项目。90年代，阿尔巴尼亚尾随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了政体剧变。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尊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选择，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在经过一冷一热的经历后，开始步入友好、互利的平稳发展阶段。近年来，双方实现了高层互访，国家关系发展较快，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在增多。

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遇到我，总是关切地问，过去中国援建的那些项目如今怎样了？朋友的问题，也是我这个在阿尔巴尼亚工作和生活多年的记者所关切的。在两国关系破裂后的最初年代里，阿当局取消了援建项目中的“中国标志”，如“毛泽东水电站”改名为伐乌-代耶水电站，“毛泽东纺织厂”改名为贝拉特纺织厂，水电站和纺织厂前竖立的毛泽东像也都不见了。当时已经投产的90多个成套项目尚能基本维持生产，但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了出来。主要是：

1、配件缺乏，设备失修：我国过去随设备提供的许多零配件和一些配套设备已使用多年，消耗殆尽。几年来，阿尔巴尼亚不断向东欧国家询购零配件，但其中许多零件，如冶金、化工机械方面，特别是军工方面的配件很难得到满足。同时，由于阿技术水平底，不但不能维修，而且进行破坏性使用，许多设备失修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贝拉特纺织厂部分机器报废；有些工厂从厂外即可看到管道暴露、锈蚀；有些厂破陋不堪，甚至停产。

2、设备陈旧，亟待更新换代：我国提供的一些设备，使用至今已与世界技术水平相距很远，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工厂，设备已相当陈旧。如贝拉特纺织厂车间内机器声震耳欲聋，产品花色陈旧，品种单调。

3、设备闲置，开工不足：如中国援建的年加工能力达100万吨原油的巴尔什炼油厂，实际加工不到50万吨。中国援建的地拉那印刷厂除印刷霍查著作的车间正常开工外，其他车间每天只开工2-3小时。纺织厂、磷肥厂、焦炉厂等均因进口原料得不到保证而吃不饱，不得不开开停停。

4、成本昂贵，经济效益极差：由于生产与原料、生产与消费关系不协调，造成产品成本昂贵，经济效益极差。尤其严重的是霍查称之为“阿尔巴尼亚第二次解放”的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即使劳力与设备投资不计算在内，该厂生产的粗钢成本也比原料加能源消耗的价值高，而本国必需的钢板、钢管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粗略估计，阿尔巴尼亚每年要向这个厂白白扔进1000万美元，成了阿国经济部门最大的包袱。卡瓦亚玻璃厂是中国上世纪60年代援建的。当时，我们不止一次到该厂参观，同时也请外国代表团参观，是阿尔巴尼亚对外展示工业成果的“橱窗”。可是，到了80年代，玻璃厂的景象就令人寒心了：厂房破旧，废品堆积如山，各车间的门窗看不到一块完整的玻璃。据调查，这家工厂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亏损企业，废品率高达37％。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粗野式剧变”导致的“打砸抢烧”时期和1997年的武装动乱的年代，除了像水电站这样的对国家“生命攸关”的项目之外，许多其他援建项目都没有逃脱被偷、被毁坏的命运，有的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厂房。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这些项目虽然得到政府疾呼“投资改造”，却迄今大多无人问津。

中国援建的最大项目要数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了。这座企业是1974年由中国党政代表团剪彩的，于1976年炼出第一炉钢水，曾是被霍查誉为“阿尔巴尼亚第二次解放”的最大企业。我们从地拉那走48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该厂，其间还要翻过几座大山。意大利时期修的这些盘山路的确很险，但我走惯了，也不觉得险了。

来到联合企业大门口，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常见的那种工厂布局，心里仍然热乎乎的，但走进去，心就凉了一大截。早就听说这座工厂基本停工，但眼前的场景还是令我感到震撼。厂里到处堆着废物，许多车间就像垃圾站，两座炼铁高炉全部停产，炼钢车间的几个转炉也都冰凉，只有两个电炉还在运作，机械车间的数十台机床只有几台工作，铸造车间也只是一个角落里有几个工人。厂房还算完好，但许多玻璃在剧变动荡时被砸碎了。

工厂的两位负责人介绍说，企业已经于1991年一分为三，其中湿法冶炼厂完全停产，动力厂的热电站也停了，只继续生产氧气，黑色冶金厂只能用电炉炼钢，年产2万吨，所需电力由国家电网中获取。整个联合企业原有1.1万名职工，如今只剩下3000人，其他都加入了失业大军。如何落到今天的地步，企业负责人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投产近20年没有进行过任何技术改造，技术和设备都已陈旧。在几年的私有化过程中，土耳其“库卢姆”公司租赁了这个企业中的炼钢厂，经过改造后开始生产，其产品还可出口。

2002年的一天，我曾陪专程来阿尔巴尼亚采访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记者走访了伐乌-代耶水电站。这座位于阿尔巴尼亚北部德林河上的水电站于1967年开工，1974年投入使用。当时，中国的专家和技术工人参加了水电站的设计、施工、机器安装和调试等全过程，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由中国提供的。在水电站机组厂房里，机器上可隐约看出汉字标志，让人倍感亲切。自投入使用后，伐乌-代耶水电站一直运行良好，其发电量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0％，为电力紧张的阿尔巴尼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时年66岁的水电站工程师贾维特，大学毕业后就与中国专家一起在这里工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不少中国专家的名字。他愉快地回忆起当时大家一起打乒乓球的场景。谈及对中国人的印象，贾维特几乎用了最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他的中国同事：勤劳，智慧，质朴，工作认真负责，没有架子，容易相处。他说：“中国人是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永远的朋友，你们帮助我们是真心的。在我家中，至今仍珍藏着30年前中国朋友送给我做结婚礼物的一些中国花瓶。”他还特别希望通过中国媒体，向当年参加建设的中国专家们问声好。

不幸的是，这座水电站在2005年发生了一次火灾，其中一个机组停止了运转，直到几个月后，才修复完毕，重新投入运行。它同位于同一条河(德林河)上游、也是中国援建的更大的费尔泽水电站一起，继续为这个国家的电力生产发挥着巨大作用。

据阿政府工业能源部宣布，到2004年9月底，阿尔巴尼亚全国已有130多家国有矿厂被关闭，同时还要关闭几家大型污染企业。这其中，更多的是我国援建企业。

这些关闭的矿厂事实上已废弃多年，如一些煤矿、铬矿和铜矿的矿厂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不再运行了。现在，阿尔巴尼亚矿产业私有化过程还在继续进展，这些关闭的矿厂也在私有化之列。如果私有企业和外商感兴趣，即可向阿政府工业能源部提出申请。中国农机产品在地拉那2000年国际博览会上参展，受到欢迎

出于环境考虑，阿政府环境部还下令关闭在爱尔巴桑过度污染的水泥厂、炼钢厂和铬矿厂等3家大型工业企业(均为我国援建企业)，并对每家企业罚款50万列克(合4700美元)。阿尔巴尼亚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大约是世界卫生组织对空气污染规定标准的3倍。

上世纪，中国还为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军事物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援助的。1997年武装动乱期间，阿尔巴尼亚军队顷刻瓦解，军火库和大量军事物资被抢劫。有人还驾驶战机飞往意大利避难，一些战舰被用来运送出逃的难民，大量的枪支弹药被偷运到马其顿和科索沃，甚至一些导弹也被走私到黑山。

上世纪60、70年代，根据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还无偿援助建设了飞机综合修理厂。该厂承担米格-15、米格-17、米格-19、伊尔-28、米-4等7种飞机的中修和大修任务。阿政府时任总理谢胡和国防部长巴卢库接见了中国专家，并赠送锦旗表示感谢。空军司令奥赫里称赞说：“关于建设修理所，过去我们找过苏联，他们说没有必要建所，缺备件就向苏联订货。这次我们向中国提出，中国真心实意地援助了我们。”年已古稀的奥赫里是飞行员出身，1973年我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阿时，他曾亲自为徐向前团长开飞机去外地参观，我作为记者也在他的飞机上。国防部长巴卢库“出事”后，他也受到株连，被捕入狱，直到90年代初才出狱。

当年，我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歼-7A型战斗机，部署在阿尔巴尼亚北部靠近南斯拉夫的贾德尔空军基地。这是由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关系一直不佳，霍查便下决心引进先进的歼-7A型战斗机，部署到北部边境。而相对性能略逊一筹的歼-6和歼教-5则被部署在地拉那里纳斯空军基地。在全部12架歼-7A战斗机中，一架于1974年坠毁，第二架于1982年坠毁，剩下的10架中有8架停在贾德尔空军基地的山腹飞机掩体中，2架停在里纳斯空军基地。但是这些歼-7A现在已经很少上天了，因为阿尔巴尼亚缺乏能飞歼-7的飞行员。据悉，1999年，阿尔巴尼亚空军曾经一度卷入了科索沃战争，他们的歼-6和歼-7多次出动，进入南斯拉夫境内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甚至还有消息说，阿尔巴尼亚空军的歼-7曾与塞尔维亚空军的米格-21发生过空战。

2005年的一天，由46岁的少校飞行员亚尼·塔里法驾驶的米格-19战斗机携带41枚炮弹从里纳斯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距地拉那约45公里处的射击场进行模拟射击演练。飞机起飞5分钟后突然发生爆炸，致使机毁人亡。阿尔巴尼亚军事专家起初判断，这次事故是技术故障造成的，但调查结果是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

不管如何，这一事件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引起很大的震惊。应该承认，阿尔巴尼亚军队部门对中国援助的武器装备是十分爱护的。1993年，我和新闻界同行应当时的总统贝里沙之邀，到阿北部边界地区采访，看到中国援助的军用汽车、高炮及导弹维护得像新的一样。但是，这些装备毕竟年久失修。阿尔巴尼亚近年已成为北约“和平伙伴”，并可望于2008年加入北约。北约要求阿尔巴尼亚尽快实现军队改革，甚至提出阿尔巴尼亚没有必要保存完整的空军，只有军用直升机团和运输机团的建制就够了，各种战机均要淘汰。2005年11月4日，阿尔巴尼亚空军司令阿斯特里特·亚乌彼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阿尔巴尼亚国防部决定，取消米格飞机服役是阿尔巴尼亚在2008年内加入北约的条件之一。实际上，从90年代起阿尔巴尼亚就开始淘汰米格战机。做出此决定是由于所有这些飞机已全部超龄，继续使用会对飞行员造成伤害，而进行维修费用又非常昂贵，国家预算承受不了。阿尔巴尼亚军方已宣布，除战机之外，还将封存并淘汰过去的其他武器装备，如中国援助的高炮、坦克、鱼雷艇以及由中国援建的军工厂生产的枪支弹药，并将一部分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拍卖给博物馆。几年前，阿尔巴尼亚举行国庆阅兵式，展示的几乎全是“中国造”的武器设备，中国援助的米格飞机在天空中飞翔，而今这些装备全被西方装备所代替。由中国援建的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海军基地——巴沙里曼基地在1997年武装动乱期间被破坏，现在已交由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管理。

阿利雅谈阿中关系

仍然健在的前阿政府最高领导人阿利雅对中阿关系的演变是十分清楚的。他出狱后在希腊治疗期间，曾接受希腊友人蒂奥多洛斯·贝纳塞斯的采访，从他个人的角度较全面地谈论阿中关系。

问：阿苏关系破裂后，阿尔巴尼亚失去了一个经济领域和防务领域中的强大盟友。在这之后阿尔巴尼亚遇到了什么困难？

答：对于阿尔巴尼亚领导层来说，与莫斯科决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二战时期，阿尔巴尼亚老百姓就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好感，人民把苏联看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小国人民的保卫者。赫鲁晓夫对我国的粗暴态度及其对铁托南斯拉夫的支持，才使我国老百姓理解并支持阿劳动党和霍查的立场。他们认为，劳动党和霍查的立场主要是为了捍卫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特别是苏联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海军基地撤离更使人们懂得，劳动党和霍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尽管如此，也不能说与苏联决裂就那么容易。在一些阶层，尤其是在军队中和一些曾在苏联留学或进修过的专家中，起先并不理解事态的发展，他们很难接受苏联领导所持的反阿立场会构成对我国自由的威胁的看法，人们普遍担心与苏联决裂给国家未来，尤其是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但是，当人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阿尔巴尼亚站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担心很快就消失了。实际上，中国政府承担起苏联过去所做出的一切许诺，甚至还保证为我们追加援助和贷款。从此，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同一个新朋友——中国的合作。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中国是遥远的，但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却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非常相近——至少在最初的年代是这样。

从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起，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就加强了联系。那时候，还讨论了与苏联发生冲突可能给阿尔巴尼亚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在莫斯科81党会议期间以及通过正常外交途径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在那个时期，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以及中国驻地拉那大使工作非常忙。一个又一个阿尔巴尼专家组被派往中国，以便同中国有关部门具体讨论如何扩大两国间各个领域的关系。当然，1960年之后，这种接触就更紧密了，这为阿尔巴尼亚的发展创造了一切条件，使它的经济没有衰减。

问：如您所说，在那时候，与中国的友谊对阿尔巴尼亚起了特殊的作用。如果保持这种关系不更好吗？

答：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关系持续了约15年，跟与苏联的关系保持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却是相当富有成果的。中国人帮助我们迅速发展了工业，提高了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能源、冶金、化工等部门的新的生产能力。他们还大力帮助我们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首先是农业机械化。

中国人以及我们，都从与苏联的关系中吸取了教训：中国人不要重复苏联人的傲慢和干涉作法，因为他们自己也亲身体验过那种滋味；而阿尔巴尼亚领导要相信朋友，但家门的钥匙却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阿中合作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当然，阿尔巴尼亚没有给中国多少物质援助，因为它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它给予中国巨大的政治支持，而这种支持是不能拿美元来衡量的。当赫鲁晓夫鼓动共运反华时，阿尔巴尼亚同中国站在一边。在国际共运阵营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采取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及其声音并不是没有效果的。同样，在政治方面和在国际关系中，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支持也是不小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进入联合国的年代里，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每年都提出恢复中国席位问题。关于接收中国进入联合国决议的提案，也是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提出的。这一决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阿利雅题词

因为反对赫鲁晓夫机会主义的斗争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关系密切了。过去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领导人都不十分了解。当然，我们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于1949年取得的胜利有着深刻印象。中国革命这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因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鼓舞，使得中国成为各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道路上的巨大推动力量。

受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事态的限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发生过起伏。毫无疑义，在这方面，也受到双方——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各自不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的影响。同时，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也导致了我们关系受损，如对国际政治事件的立场、在共运阵营内联合斗争所应采取的策略等。

问：您多次访问中国。在那里您与谁会见过，印象如何？

答：我曾4次访问中国，几乎会见过所有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其中两次访问是在50年代，另两次是在我们两党在共运中肩并肩站在一起的60年代。

在1962年7月希斯尼·卡博和我访华期间，就清楚地看出我们两党对某些政治问题上观点的不同。后来在莫斯科举行的81党会议筹备会议及正式会议期间，这些观点的不同得到了验证。访问期间，我们几乎与所有中国领导人进行过会谈，特别是同邓小平会谈的最多。中国人建议再召开一次类似1960年那样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达成一项联合协议，以便结束已经开始了的政治辩论，结束对兄弟党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政的干涉和分裂活动。我方不同意这种建议，因为建议中并没有谴责导致这些错误行为的原因，比如苏联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以及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所施加的经济、政治压力。不很好地做出解释，不谴责丑恶行为，就不能为正常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兄弟关系开辟道路。

问：请问中国文化大革命对阿尔巴尼亚的影响。

答:1965年至1975年是阿尔巴尼亚大发展时期。毫无疑问，这种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也是中国援助的结果。但在这一时期，从政治方面看，也受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传到我们这里以后变得更加激烈了，宗派主义达到了失控程度。当时的口号是“越公越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这个倾向本应当制止，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我们搞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国有化，组织了山区合作社，还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和自留畜。

从对外政策方面看，我们也犯了错误。中国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中美开始接触。中国接待了尼克松，随后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政策，这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政策，我们当然不同意。不仅如此，我们认为中国对美政策与“三个世界”理论也是相违背的。

阿中之间最主要的还是意识形态分歧已经达到尖锐化的程度，从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不可调和。这也是我们方面的极端立场造成的。然而，我仍然认为，阿中关系的破裂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尼克松去中国与我们有何相干？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三个世界”理论也是中国自己的事。同意与否，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应把关系搞到破裂的程度。阿中关系破裂，到头来是阿尔巴尼亚遭到更大的损失。

我最后一次去中国是1968年的9月，正是中国开展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那时候，“红卫兵”开始向中国所有的党政主要干部发起攻击，称他们统统是“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等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外长陈毅和前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等都遭到了这一命运。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由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批人领导的。在由穆罕默德·谢胡总理率领的我国代表团与毛主席会见期间，毛主席向我们介绍了很长时间“文化大革命”，称“文化大革命”是清除党内和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必经之路。他对红卫兵的行动大加赞扬，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告诉我们红卫兵是怎样“清算”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这场被称为“文化的”革命打倒一切，甚至践踏世界文化遗产，把矛头还指向贝多芬、莎士比亚及人类的一切成果。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如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都被戴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种种侮辱和拷打。

代表团在华期间，我们被邀请观看一场芭蕾舞演出。同代表团一起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和江青。参加演出的演员中间还有一名阿尔巴尼亚芭蕾舞演员，他来中国扮演芭蕾舞中的一名主角。演员们的演出非常成功，那名阿尔巴尼亚芭蕾舞演员也很出色，但他没有得到任何掌声。江青对我们说：“阿尔巴尼亚芭蕾舞演员表演得非常棒，比其他所有演员表演得都好，但是不能为他鼓掌，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是反面人物！？”我听了之后感到十分吃惊。毫无疑义，她的这个“革命”逻辑我们是不能理解的。

从这场所谓的革命一开始，我们劳动党就对它的开展及其目的持十分保留的意见。我们党的领导对中国事态的发展经常进行研究和讨论，对中国一些事态的本质，特别是极端主义的作法从来都不同意。这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目的的运动发展到取消党组织和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地步，一切听命于乌合之众，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它将导致失控和无政府主义，使许多人遭受追捕、迫害甚至被打死

问：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影响到何等程度？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时期，阿尔巴尼亚也像中国一样，开展了某种文化革命。

答：尽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对这一震惊中国的运动持保留意见，但那时阿尔巴尼亚在一些活动方面明显地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氛围的影响，如在阿尔巴尼亚国家生活革命化运动中采取了如下措施：把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以及文化机关的干部下放到生产单位和乡村，每年一个月；军队中取消军衔，恢复游击队传统；职工报酬搞平均主义，把最高平均工资与最低平均工资之间的比例定为2：1，取消基本工资之外的所有的补贴和奖励等。

6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还做出了关闭所有宗教设施的决定。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和操之过急的。强迫禁止信教，侮辱了一部分人的感情。

问：导致与中国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给阿尔巴尼亚带来什么后果？

答：我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后来不是由于中国事态如何发展和中国领导层的变化问题造成的。关系的破裂是由于我们与中国人在政治方面的不可调和导致的。

第一个裂口是由于中国人在他们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范围内提出的一个主张而产生的。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应该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盟，以便对抗被中国人列为“第一世界”的苏联。这一建议是中方向访华的阿尔巴尼亚前国防部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巴卢库提出的。我们党的领导不仅不同意这样的主张，而且称这一主张对捍卫我们祖国的自由与独立是有害的。因为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构成永久性的危险。因此，中国关于同南斯拉夫建立共同战线的建议不可能不导致我方领导的不信任，甚至会引起我方领导的怀疑。

另一个裂口是中国人对美国的立场发生变化后产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基辛格访华，和随后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是中国政治滑坡，是同帝国主义的调和，是对世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尤其是对越南人民斗争——当时越南正遭到美国军事力量的最严重打击——的不忠。

对于中方的上述作法，我们党领导起先只是局限于通过书面告知中国领导，我们反对他们的政策，我们认为这一政策是错误的。中国领导没有回答我们的信函，而是试图通过他们驻地拉那的大使或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向我们做出“口头解释”。实际上，这些解释与中国报刊上所登载的东西别无二致。我们领导层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对中国奉行的政策越发增加了不信任和怀疑，特别是看到中国的宣传中几乎完全不批判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支持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而拿起武器进行反帝斗争的字眼的时候。

当中方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立场感到不满，并有所表现，对我国施加经济压力的时候——正如苏联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所做的那样——阿中关系破裂已经不可避免了。北京以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局势为由，逐年减少对阿尔巴尼亚的贷款和援助，在阿的中国专家则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制造种种障碍，拖延在建项目的按期完成。那时候，阿尔巴尼亚领导一直试图不公开所存在的分歧。直到1976年11月举行党的“七大”时才公开谴责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此后，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几乎下降为零，从原来的全面合作和各种贷款援助过度到了互利基础上的纯贸易关系，如同我国与其他国家所持有的关系一样。中阿之间的“情爱时期”结束了。

毫无疑义，两国关系的破裂对阿尔巴尼亚造成的损害要比中国大。阿尔巴尼亚不仅失去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的支柱，而且也失去了政治上颇具影响的盟友。我们阿尔巴尼亚领导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当中国人决定与美国建立关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却干预了他们的政治解决方式。霍查和我们其他人仅仅从一个角度，从反帝的角度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中国人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与美国建立关系的理由。

问：当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相继破裂之后，阿劳动党内的一些干部站在对方一边，其中一些被开除出党或被监禁。同中国关系破裂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吗？

答：没有。同中国发生意识形态分歧后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应该看到，我们同中国只是党的关系中断了，而没有中断国家关系和经济关系，当然经济关系下降了许多。不排除中国人试图在阿尔巴尼亚保留他们的一些“朋友”的可能，同样，也不排除我们党内的一些干部对与中国关系破裂持保留看法。担心与不安是有的，但主要是对如何寻找途径，克服由此所产生的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表现出担心与不安。没有发生与党的路线相对抗的情况。因此，在中央和地方机关都没有发生开除出党的情况，或作为亲华和中国代理人而被监禁的情况。

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

20世纪60、70年代到过“山鹰之国”的人都知道，当时公路上跑的是解放牌汽车，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手上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听的是熊猫牌收音机。阿尔巴尼亚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以后的年代里，两国关系虽然变化，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总是有着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

即使在中阿关系最为紧张的80年代，我们仍能深深感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的深厚情谊。一次，我们到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萨兰达采访。我们获得外交部的批准后刚一离开住地，便被内务部的便衣警察乘车盯梢，暗中尾随。当我们结束采访沿沿海山路返回时，汽车在一段石子路上抛了锚。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山腰上，情急之下，我们只得招手向尾随于后的内务部人员求助。他们立即快速驱车，停在我们汽车旁，司机二话没说，爬到我们的汽车底下检修。原来是机油箱被石子击裂，机油漏光所致。时值8月，司机从车底下爬出来时，上衣全被汗水打湿，沾满了泥土。我们的汽车只能靠其他车拉着才能走。为了等待过路的汽车，我们便在路旁树荫下聊了起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他曾在中国援建的水电站工地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过，中国专家给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终于来了一辆卡车，他们用钢缆把我们的汽车拴在卡车后面，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徐徐前行。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山村，内务部的人很快找来石膏，把裂缝补上，又加满机油，我们又上路了。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山路颠簸，石膏全掉下来了，汽车再次趴窝。这回汽车幸好是停在一个村庄。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看到我们，问明情况，便回家取来水泥，爬到车下，把裂缝补好。出来后，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中国援建的军工项目工作。我们离开山村时，天黑下来了。汽车依然沿着逶迤的山路行驶，内务部的车紧随其后，为避免车灯晃我们的眼睛，影响视路，他们竟不开车灯。我们终于于深夜抵达了发罗拉。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忘关车窗就到饭店睡觉了。他们发现后派人整整守了汽车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们对我们低声说：“绍库，对不起，我们有纪律，不能送你们到首都。以后即使我们见了面，也不能打招呼，请谅解。你们慢慢开，多加小心。”说完，就开车离去了。2005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个小伙子又碰上我们。这时，他已经年过半百，生活很拮据，因为当过内务部便衣(特工)，现在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门口摆摊儿。

还有一次，大概是1987年的8月，阿尔巴尼亚遭受比较严重的旱灾。我们开车前往莱什区察看受灾情况。当然后面仍然有内务部的车盯梢。我们在一片玉米地旁停下，刚下车，就见两个农业社社员远远跑过来。我们赶紧解释说，我们只是看看旱情，不会偷摘老玉米。两位社员却拉着我们的手，满面笑容地说：“我们知道。请别误会，我们看出你们是中国人，来请你们去前面西瓜地吃瓜的。”我们指指公路，说：“那边有内务部的人，我们不想给你们惹麻烦。”他们却说：“不怕的，你们帮我们区建了那么多项目，我们至今十分感激。”在他们的再三坚持下，只好一起前往瓜地。吃完西瓜，他们又在我们汽车上装了好几个大西瓜，说：“拿回去给使馆的同志们尝尝鲜。”

迄今，几十年过去了，阿国人，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是忘不了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时代。我们在地拉那，或是在阿尔巴尼亚各地采访，经常碰到一些当地的中老年人用汉语蹦出“你好”。阿尔巴尼亚人在街上见到中国人骂“猴子”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多数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都挺友好，有的人甚至经常提起在阿尔巴尼亚牺牲的援阿专家张宝玉的名字。当然，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年轻人，大多是眼睛瞅着美国和西方，甚至也有人说中国援建的工厂技术落后，现在成了阿尔巴尼亚的污染源。可是，阿国最大的水电站——中国援建的费尔泽水电站以及法乌-代耶水电站，迄今仍然是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发电站；中国援建的巴尔什炼油厂，作为阿国唯一的石油深加工企业，为加工本国生产的石油，满足燃油市场的需求，作用也不可小视。

我们在采访中同样也可以看到，有的阿尔巴尼亚人依旧骑着70年代进口的中国“永久牌”自行车，一种由中国的“时风”牌三轮车改装成的农用车在这里随处可见。有一次在在大街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者同我握手，还热烈地同我拥抱。他发现我懂阿语，便跟我攀谈起来。老人家说：“过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援助，还有的中国专家为我们的建设牺牲了生命。这些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近来，我们国家发生了20年来最严重的电力危机，还不是中国援建的水电站为我们救急。至于其他的中国援建项目，我们真希望中国人前来投资改造。”

2001年元旦，我采访在任总统迈达尼时，他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希望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迈达尼深情地说:“我1999年访问过中国，见到了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在进步与繁荣的道路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不屈不挠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值此新世纪到来之际，我谨向中国人民致敬，祝他们在自己选择并坚决捍卫的道路上取得成就。”2002年，年轻的在任总理马伊科接受采访时也对我讲了他对中国的感情：“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用中国生产的笔和笔记本写了‘熊猫、牛奶’几个字。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

这些年来，我们在同阿尔巴尼亚人的交往中，听到最多的名字就是邓小平，说他同中国的变化紧紧相连。

2005年，我曾拜会了我的一位老朋友哈·帕帕约尔吉先生。年逾7旬的帕帕约尔吉是阿尔巴尼亚前劳动党中央委员、前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4年秋，他率阿尔巴尼亚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我当时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被临时抽调为他当翻译。来地拉那工作后，我经常到他家做客。

这次，他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40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会见代表团的情况。他激动地说：“当时，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邓小平先生与我们谈话十分融洽和投机，原定20分钟的谈话持续了45分钟。邓小平先生讲话观点明确，干净利落，讲究实际，令我终生难忘。我迄今清楚地记得，在那次谈话中，邓小平先生主要讲了如下几点：中阿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感谢阿尔巴尼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不断进行的努力；新中国建国15年来，为解决老百姓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巨大努力，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但仅仅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中国取得了积极发展，但是也有问题，希望代表团到处走走，看看，好坏两面都要看；国家建设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不能闭关锁国，要有国际交往，要吸收和借鉴外部的好东西；为了国内稳定和经济建设，要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但遗憾的是世界形势并不太平。谈话结束时，邓小平还亲自指示安排我们代表团到广东参观，因为那里离香港很近。”帕帕约尔吉说，邓小平先生这次谈话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思想，表现出他对香港的关切。

1993年，帕帕约尔吉到曾任驻华大使并在卸任后举家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三弟家做客，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并游览了上海。

帕帕约尔吉说，阔别30年后再次到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如今的北京，除了天安门及其广场周围的建筑还能认识以外，其他地方几乎都变了：曾经下榻的北京饭店变了，王府井变了，使馆区变了，人们的外表变了，精神面貌更变了；如今的上海，已经变成国际大都市，与美国的纽约不相上下。“中国近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不与一个伟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先生是一位情系百姓、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正是由于他情系百姓、高瞻远瞩，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国两制’等光辉思想，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既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步入世界强国之林。中国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现实，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邓小平的烙印。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实现了邓先生生前的愿望。”这位老朋友用这些话结束了我们的会面。

“中国通”情牵中国

中阿关系热恋时期，阿尔巴尼亚派往中国学习的留学生约500名，进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实习生2200名，其中能讲中文并可作简单翻译的约300人。上世纪90年代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后，这些人虽然各奔东西，但他们的中国情结却不减当年。他们于1990年自愿成立了“阿中友好协会”，积极发展新成员，并于2006年成立了“发罗拉阿中友协分会”，总成员达到35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70％以上，医务人员占10％左右，记者和文艺工作者约占10％。今天，他们成为在健康基础上发展和加强阿中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可折射出中阿两国关系发展的缩影。

归纳起来，这些友好使者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代：一代出高翻，二代出高官，三代出记者，四代出老板。

第一代是上世纪50年代的首批留学中国的为数极少的几名学生，其中以索蒂尔·纳奇(中文名字叫王启新)和尼科·米特鲁西为代表。他们是当年领导人的高翻。如今，这两人都已年过7旬，分别移居法国和加拿大，与在那里的儿子们共同生活。我在地拉那工作期间，与他们有过较多的接触。

索蒂尔·纳奇(王启新)1954年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两年后，转入外交学院本科，与中国学生一起学了4年的外交史。纳奇说，王启新这一中文名字，是中国高教部一位姓王的副部长给他起的，意思是“启发中阿两国间新的东西”。

1960年，纳奇在外交学院学成回国后便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从此成为阿尔巴尼亚访华高级代表团的第一高翻，也是阿尔巴尼亚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通”。1962年，他被派到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工作，一干就是7年。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在华期间出生的。1969年回到外交部工作后，纳奇又不断地陪同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几乎见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以及林彪、康生和“四人帮”。其中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10余次，见到毛泽东4次。纳奇回忆说，他对周总理的印象最为深刻。他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总理有好多次是在下半夜会见代表团的，并常常是没有吃饭，服务人员就临时送些点心给他。周总理不仅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谈起来头头是道，而且对中国国内的事情，哪怕是一件普通的小事，他都清清楚楚。比如有一次陪阿代表团去沙石峪参观，他谈的农业问题既细又深，同时还善意地批评在场的中国驻阿大使徐建国，说他“一点也不懂农业”。纳奇认为，邓小平与周总理的风格和行为方式很相近，所以周总理出国时只有邓小平才能担任代总理。1986年，他曾到中国去过一次，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这都是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中阿两国新闻工作者在都拉斯港参观中国轮船(右一为作者)

纳奇说，他在两国关系友好时期，还忙里偷闲，业余翻译了中国的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他对汉语中的成语尤其感兴趣，并常常把汉语成语直接译成阿语使用，恰到好处，生动感人。比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译成阿文意思十分贴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阿语中也有对应的成语。但是，纳奇这位第一高翻也闹过一些笑话。比如他在使馆工作期间，更换了大使，他则继续留任，他就用汉语成语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他把“由衷的高兴”误读成“由哀的高兴”。其实类似错误，无论是哪国的翻译，都可能发生。

尼科·米特鲁希与纳奇是同期留学生，只是在北大学的是历史。他的毕业论文是《中国的长征》。回国后，他在地拉那大学教授亚非历史及近代和现代世界史。1963年6月，这位北大高材生被调入阿劳动党党中央国际部(相当于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直到1973年8月转调阿驻华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他在使馆工作了5年，1978年的5月离任回国。这一期间，米特鲁希翻译了《毛泽东论教育》、剧本《雷锋》和《南海长城》，还将《中国革命史》翻译成阿文，可惜未能出版。当时，有人曾控告他“亲华”，被贬到了文教部，工作了12个年头。1992年，我了解到他没有工作，就介绍他到地拉那的中国“东亚药业公司”担任翻译的工作。1996年，他在意大利谋生的二儿子回国休假没几天，就在南部萨兰达的旅馆被谋害。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米特鲁希担心遭到报复，便强忍悲痛，没有追究。2004年，他和夫人移民加拿大，找他大儿子去了。

作为高翻，米特鲁希和纳奇一样，曾多次见过毛泽东，还为胡耀邦当过翻译(胡耀邦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时曾访阿)。1963年和1966年，周恩来总理3次访阿，米特鲁希作为阿方翻译时刻陪伴在周总理身旁。他回忆说，周总理访阿期间，下榻在地拉那国宾馆“游击队宫”。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他不能回家，也住在国宾馆内。每天早晨，周总理起得很早，他就陪周总理在花园里散步，周总理跟他亲切交谈，既朴实热情，又彬彬有礼，既问寒问暖，又仔细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米特鲁希是个左撇子，便敏感地注意到周总理的右手。当他了解到周总理的右手受过伤之后，就报告给了阿方领导，希望他们在与周总理握手时不要太用力。周总理后来知道是米特鲁希报告的，流露出对他的感谢之情。在地拉那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上，领导指派米特鲁希担任周总理的翻译。可是，周总理讲话的翻译稿是中方翻译的，讲话前5分钟才给他。米特鲁希顿时紧张起来，在读稿子时出现了两三个小差错，感到很不安。会后，周总理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鼓励和赞扬了他，使他深为感动。曾在中国留学，后在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工作的“中国通”法特巴尔迪在读《人民日报》

第二代中国通为1961年到1970年间来华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其中1961—1966年“文革”前，阿国来华留学生最多。这主要是1961年原准备派往苏联的100名留学生，因阿苏关系恶化成批转到了中国。按“批量”来讲，这属于首批。他们先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西院)学习汉语，然后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学习各种专业。1966年到1970年“文革”期间，中国未接受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只接受进修的专家。鉴于这一时期正值中阿关系高潮期，第二代留学生回国后都承担了不同的重要工作，不少人当上了政府部长、副部长、区党委书记或执委会主席，以及局长、厂长等要职，有的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如巴伊蒂姆·阿雅兹当了外贸部长；穆·卡普拉尼当了外交部副部长，后来升为部长，2002年还担任了新当选总统莫伊休的外交顾问；布亚尔·贝达里(现阿中友协主席)当了工业和矿产部副部长，后来又改任斯库台区执委会主席和国家林业总局局长；现总理贝里沙的同乡和密友塔希尔·埃莱兹博士在剧变后出任了驻华大使，现在北京经商。

里莉·利卡夫妇是我们的老朋友。里莉是上世纪60年代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毕业生，她的丈夫是一名工程师，二人曾先后两次在阿驻华使馆工作，主管经贸，90年代初回国。他们在北京生下的一对儿女现在也都已成家，并都有了后代。利卡夫妇可谓子孙满堂，享受着天伦之乐。

里莉是阿尔巴尼亚女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汉语说得很溜。因此，每当中国代表团来访，她都被阿外交部请去做翻译，如吴仪同志访问时，她就是主要译员。为了培养接班人，里莉还鼓励并促成她的侄子艾到中国留学。艾现已学成回国。

利卡夫妇引以为自豪的当属他们的女婿拉迪。阿尔巴尼亚剧变之后，里莉在中国农机公司驻地拉那办事处工作时，便把给民主党主席塞拉米当司机的拉迪带去，抽空为办事处义务开车。随后，拉迪干脆辞去司机的工作，与女朋友——里莉的女儿一起经起商来。他们在里莉的协助下，从中国以及土耳其进口一些纺织品和小商品，在地拉那和其他城市销售，虽然辛苦，但赚钱不少。接着，拉迪依靠自己的资金以及从银行的贷款，不失时机地搞起了房地产。没几年，他就在地拉那先后盖起了三座高楼，并合股建起了地拉那著名的联体大楼，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老板。1995年，拉迪结婚时，我们应邀参加了他们娘家和婆家分别举行的两次婚宴，其规模非同一般。2003年，拉迪坐落在繁华的原高干区的第二座大楼——地拉那的标志性建筑举行落成典礼时，利卡夫妇又邀请我们到大楼顶层的旋转餐厅，一面就餐，一面欣赏地拉那的全景，十分惬意。里莉高兴地说，这座楼名叫摩天楼，也叫“中国楼”。因为高楼的内装修是由中国工人完成的，楼内的设备、特别是电梯等主要设备也是从中国进口的，旋转餐厅是遵照她当工程师的丈夫的旨意并由他以中国的模式设计的。

索蒂拉奇·扎拉的中文名字叫索喜华，来自东南部的科尔察区，曾任阿中友协的秘书长。他于1966年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回国，在地拉那大学和地拉那中等技校教了6年书，之后在巴沙里曼海军基地和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为中国专家当了多年翻译。剧变后，他曾3次去中国，并曾回到母校，参观了教室、宿舍、食堂和实验室，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师，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回国后，他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了题为《和为贵》的观感文章。“钢铁学院，也和中国及北京的其他地方一样，变化实在太大了！”这是他的基本印象。

近些年，索喜华在地拉那的中国私营公司担任翻译。他说，汉语、中文是他的最爱，一天也离不开。过去，他曾读过《红楼梦》，翻译过中国小说《新来的小石柱》、诗集《东平湖的鸟声》和《百合花》，以及多部中国电影。他坚持天天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阿语广播，并参加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有关西藏问题的知识竞赛，获得了二等奖。他的家人说，他把中国视为他的第二故乡，连做梦都想到中国。索喜华每天阅读中国书籍、中文报纸和杂志，收听中文广播，否则，他就睡不着。

法特巴尔迪昵称迪迪，多年与中国人打交道，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1964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随之两次在阿驻华使馆担任译员和外交官，共计在北京度过了14个春秋。1965年，由阿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科列加和候补政治局委员蒂奥多西率领的阿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期间，我和他同为翻译，彼此相识。后来在阿尔巴尼亚，我们经常见面，成了好朋友。

迪迪回国后曾在都拉斯港口城市担任过国际俱乐部主任和市图书馆馆长。90年代剧变，他失去了工作，成了一个退休者。但是，他与中国人的联系却从未间断过，不是陪阿国商人去中国组货，就是在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公司做翻译。他在地拉那和都拉斯两个城市都有房子。夏日的一天，迪迪请我到都拉斯海滨游泳并到他家做客，顺便要我带一些《人民日报》和中文杂志去。他说有好久没看中文报纸了，“闷得慌”。我如约前往。迪迪的家紧靠海边，海风吹拂，凉习习的，好不自在。迪迪介绍说，他的两个女儿都生在中国，大的中文名字叫“美丽”，小的叫“阿尔巴娜”。阿尔巴娜的女儿的中文名字叫“杏娣”。

迪迪迫不及待地打开《人民日报》，看起中国的消息来。突然间，他看到一篇关于周总理的纪念文章，便回忆起他与总理多次见面的场景。他说，他在华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有过接触，但与周总理见面的机会最多，印象也最深刻。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来阿驻华使馆做客，迪迪被安排在第一桌，为总理做翻译。周总理说：“你的夫人呢，也请她到这个桌子上嘛！”总理的平易近人、质朴热情让迪迪感动得不得了。

第三代中国通是1970年到1978年在中国留学的一批大学生和进修的专家，人数不少。这批留学生回国时正值两国关系交恶期，没赶上好时候。1979年，霍查出于扩大对外宣传和反华的需要，指令国家广播电台开设华语广播，一批优秀的留学生便集聚到了电台，当上了编辑、记者和播音员。剧变后，华语广播取消了，这批精英纷纷改行，各奔东西。比如，汉语口语水平最高、与目前活跃在中国媒体的老外“大山”和“大牛”相比毫不逊色的伊里尔·伊科诺米先是担任路透社驻地拉那记者，现在又到《美国之音》阿语部当记者。其他的“中国通”并没有离开汉语和中国，如小个子费尔多利(中国人都叫他小费)，几乎每个月都要陪同阿国商人到中国温州、义乌等地采购，操着流利的汉语跟当地商人和厂家讨价还价。原为电台新闻部主任的依里亚斯·斯巴修先后任驻华使馆一秘、公使衔参赞，2006年下半年在北京“下海”，当上了“AK”公司驻京首席代表。也有人当上了大使，如曾在北大学习德语的阿尔弗莱特，原在奥地利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当雇员，接着摇身一变，成了阿驻奥地利大使。期满回国后，升任外交部干部司司长，2005年准备出任驻华大使前出了“绯闻”，于是又到维也纳谋职去了。至于我熟悉的哈依达尔·穆内卡，则先后出任驻华和驻印尼大使。这里不妨以他为代表，折射一下第三代“中国通”的中国情怀：

1973年，19岁的阿尔巴尼亚青年穆内卡来到中国首都，先后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与八百多名来自亚、非、拉、美和东、西欧的外国留学生一起学习汉语。我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是他的汉语老师。那时候，中国对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外高举“反帝反修”大旗，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在国际关系中能与中国保持高度一致的只有亚得里亚海边上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穆内卡既然在“毛泽东时代”来到中国，自然而然被完全当成了“自己人”，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中国同学和朋友看见他，常常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的动作台词打招呼：“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那时候中国的文化生活很单调，除了8个“样板戏”，只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可看。穆内卡也学会了用顺口溜调侃这些电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楼楼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穆内卡和其他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的全部费用都由中国政府负担，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币，比他们的老师的工资还要多。但中国学生吃食堂的标准是12元，留学生食堂要交70元。有的亚洲留学生可以混进中国学生食堂吃饭，他们欧洲的“高鼻子”就无空子可钻。再拿15元抽“大前门”香烟，剩下15元的“外汇券”只能上友谊商店买贵得多的日用品。让他最开心的是去课堂之外“学工学农学军”，无论到哪里，“外国朋友”都成了“国王”。在那还不富裕的年代，好客的主人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们，有时还能给他几条“大中华”好烟带回学校。

到1977年毕业时，穆内卡已经在北京大学学习了4年。汉语过关后，他转入专业科系学习中国历史、古文、哲学、心理学。有人说外国学生在“文革”期间到中国留学，只要学会一句“毛主席万岁”就可以毕业了。穆内卡证明绝非如此。北京大学在任何时候都不愧为世界名校，即使一度受“造反派”干扰，对教学质量的把关依然一丝不苟，对外国留学生尤其严格。他在北大不仅精通了汉语，还学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掌握了真正的专业知识。更宝贵的是，了解到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对他日后的工作生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穆内卡留学中国期间，中国命运面临重大转折，动荡不安又充满生机。穆内卡亲身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3位伟人逝世，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等重大历史事件。他还清楚地记得，周总理去世那年寒冷的1月，他和北京市民一道，自发地来到东单长安街头，泪眼汪汪守候在那里，等着送总理的灵车到八宝山；7月唐山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外国人都离开了，只有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全部留下来与首都军民抗震救灾共存亡；10月金秋，他又和北大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迎接“第二次解放”。穆内卡已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如果不是那时还不够“思想解放”，他或许早已成了中国的女婿。

穆内卡在中阿关系“蜜月”时期留学中国，期望学成之后能为两国友好服务。不料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批评毛泽东的中国竟然与“美帝纸老虎”打起了交道，把中国也划为“修正主义”，两国关系一落千丈。到中国的留学生被当成“亲华派”冻结起来，穆内卡引以为荣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成了无用的文凭，不得不进入地拉那大学重新学习。毕业后到一家媒体当记者，之后又进入国家广播电台，搞对外宣传。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偷偷地密切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寄托对北京深深的怀念。

一直到1991年，整整过了14年，穆内卡作为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被派往阔别已久的中国。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驱车前往北大。曾经是那么熟悉的“老地方”让他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找一辆出租车在前面引路，把他带到已被闹市包围的焕然一新的母校。受经商大潮的影响，穆内卡的“一秘”干了4年之后便辞职“下海”，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为来中国“办货”的阿尔巴尼亚人做咨询。

1997年，阿尔巴尼亚在发生武装动乱后由社会党重新掌权，便直接任命穆内卡这个阿尔巴尼亚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为驻中国大使。中阿两国既有传统友谊，又有现代关系，驻华大使馆地位很重要，大使的工作越来越多。无论多忙，穆内卡也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他很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修养。在他的感觉中，中国人特别好客，讲“交情”，愿意和“老外”交朋友。他愿意和他们来往，一起喝酒、侃大山，体察中国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2000年，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台湾与阿尔巴尼亚的邻国马其顿突然“建交”的闹剧。外界纷传马其顿的“邻国”可能会效仿马其顿的做法而成为“马其顿第二”。我作为他的老朋友，邀请他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做客。他当时说：“王先生，请你们放心，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做出那种傻事，因为阿尔巴尼亚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一个提案国，如果它与台湾‘建交’，就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又过了一年，穆内卡任满回国。我在阿外交部见到了他。他握着我的手说：“王，我说的怎么样？阿尔巴尼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与台湾‘建交’)。”我紧紧地拥抱了他。穆内卡说，中国、北京使他终生难以忘怀，特别是中国老百姓的音容笑貌，总是在其脑海里浮现。他不会忘记北京的烤鸭和在中国朋友家吃的饺子。我当即回答他：“烤鸭我不会做。饺子，现成的，随时恭候。”

1979以后，由于中阿双边文化协定中断，大约有七八年没有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因此，第四代中国通应该是80年代后期到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他们人数不多，大部分学成后滞留在中国，当上了老板，成立了咨询公司，做起了生意。比如曾在中国使馆当清洁工的艾娃的妹妹，在中国留学后与一位土耳其小伙子结婚，在中国青岛市做起了买卖。在学成回国的佼佼者中，有一个叫法特米尔。他年纪不大，但中国人叫他“老法”。“老法”于1995年至1997年曾在中国南昌公司在地拉那承建的住宅工地当翻译。该公司在1997年阿发生武装动乱后被迫撤离，他便到阿国家电力公司工作，后来升任投资部主任，并一度出任公司总裁。他与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以及其他华商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希望他们到阿尔巴尼亚投资开发电力资源。

在“山鹰之国”淘金的中国人

上世纪下半叶，阿尔巴尼亚虽曾与中国有过密切的关系。可人们也许不知道，阿尔巴尼亚在90年代以前却是欧洲唯一没有华人、华侨、华裔的国家。过去，即使在中阿关系高潮时期，这里也没有一家中国商店，没有一家中餐馆，更没有中阿通婚而组织的家庭。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改制转型，由原来的“铁板一块”一下子变成了“一盘散沙”。一些善于做生意的中国人捕捉到“山鹰之国”居然也打开国门的信息后，便不远万里到这里闯荡，并出现了“中阿第一婚”。1998年，中国个体商人陈某与一个在地拉那打工的阿尔巴尼亚农村姑娘蒙达相爱，并结为夫妻，从而打破了中阿历史上从来没有两国通婚的现象。

经过20来年的苦心经营，现在地拉那街头长年挂起了大红灯笼，甚至还出现了“拉街基奈宅”(中国街)。华人经营的商品：服装、电器、玩具、工艺品、日用品等，在阿尔巴尼亚市场上已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中国家电在阿尔巴尼亚十分走俏。阿尔巴尼亚国贸中心资料显示，阿国目前使用的电视机与在90年代前使用的收音机一样，很多来自中国。2005年，阿尔巴尼亚进口中国电视机达5万台，价值128万美元，同比增长20%。近两年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贸易额明显增长，除电视机外，还有其他电器设备、纺织和服装等。另外，由阿尔巴尼亚与希腊合资公司从中国进口的长城牌汽车也于2006年首次进入地拉那市场，并以质量有保证、价格便宜受到阿国人的青睐。

有趣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时兴施放烟花爆竹，逢年过节、举行婚礼或其他喜庆日，都要以燃放烟花爆竹助兴。于是，中国五彩缤纷的烟花爆竹制品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市场，并很快享有盛誉。目前，中国已成为阿尔巴尼亚烟火制品的最主要供应国。据统计，2003年阿尔巴尼亚进口了价值约30万欧元的烟火制品约108.5吨，2004年则进口了408吨，价值约101.2万欧元。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2％，其中绝大部分是私商经营的。

目前，在阿尔巴尼亚经商的个体华人约一百人，在阿尔巴尼亚注册的公司30来个。这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华人数目还是公司数目，都可谓“小巫见大巫”，但从这里的艰苦条件考虑，这些同胞能坚持生存下来，有的甚至还闯出了名堂，实属不易。

梅德尔赛街位于地拉那东北部，是中国商店较为集中的地方，人们称其为“拉街基奈宅”(中国街)。80％左右的华商来自浙江省的青田一带，他们在中国街上开了一家家商店，批发和销售中国生产的日用百货。他们认为，阿国市场尽管不大，但对于一个家庭式的个体公司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阿国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贫富分化加剧，这为他们向阿国市场推出适合不同人群的商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可以说，“中国制造”正在包围着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民兄弟和城市工薪阶层。因为中国商品价格便宜，适合他们的水平。但是，我也不能不无遗憾地指出，阿尔巴尼亚出现的“中国制造”的形象不那么令人恭维。过去，阿尔巴尼亚一提起中国产品，无不满意地摇摇头(阿尔巴尼亚人的习惯是“点头不算摇头算”)，挑起大拇指：“棒极了。看人们70年代买的‘永久’牌自行车，真‘永久’，现在还骑得挺带劲！”而今，当提到中国货，就不那么满意地摇脑袋了，而是头一歪，说出一声“大路货”，有的人甚至伸出小拇指：“劣质品！”

指点中国的生意高手，人们当然首推温州人。在阿尔巴尼亚也不例外。这些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善于动脑筋，想办法，把生意做得很活。地拉那的长城公司(以服装为主)、南方公司(以电器为主)和东亚公司(以药业为主)都是温州人开办的，也是目前在阿尔巴尼亚开办的最成功的三家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长城公司，在“山鹰之国”已很有名气。中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长城”的呼叫声，“长城”已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中国民营公司“长城”公司在地拉那开办的服装加工厂“长城”公司的老板叶小明先生，已进入不惑之年。他是1992年来地拉那的。此前，他曾在温州当过医生，90年代初自费到澳大利亚留学。然而，口袋里只有100美元的他，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每年高达1万美元的学费，于是便辗转到了奥地利，在一家中餐馆当跑堂。过了一段时间，叶先生深感不能总是为人打工，要创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于是，他趁中国商人几乎还未涉足地拉那的时候，捷足先登，于1992年10月买了张机票飞到地拉那。他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时值90年代，阿国人还是骑着70年代进口的中国“永久”自行车，戴着同期进口的“上海”牌手表。他们交口称赞中国货结实耐用，物美价廉，并说如能再次见到中国货就太好了。叶先生当机立断：就在“山鹰之国”打天下！他迅速抓住阿国物资匮乏、尚无强有力对手、阿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给予3年免交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等机遇，以最快的速度创立了“长城”公司，运来物美价廉的温州服装和鞋类，一下子占领了地拉那市场，创出了“长城”的牌子。

初战告捷，叶先生又步步为营，瞄准商机，发挥温州商品优势，逐步扩大市场，严守信誉，确保商品质量，不断改进经营方式，注意疏通各方关系，获取信息，拓展了天地，终于成为在阿尔巴尼亚谋生的中国人中的佼佼者。

1997年，踌躇满志的叶老板打算从商品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发展，决定在阿尔巴尼亚办厂，利用欧盟国家对阿国纺织品出口没有配额限制的便利条件，把在阿国生产和加工的服装出口奥地利，并计划逐步打入欧盟其他国家。然而，就在这一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武装动乱。叶老板临阵不惊，与阿国雇员密切合作，保住了商店、仓库，货物免遭抢劫。可是，由于动乱的后果，他的办厂计划却落了空，从国内和意大利进口的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设备也只好低价变卖。但他并没有气馁，改变经营战略，再次显现出东方犹太人的魅力，稳坐“华商第一家”的交椅。

但是，提起当前和今后阿尔巴尼亚的商情，叶老板却摇头：“生意难做，而且今后会越来越难做。”他不无道理地指出，前些年生意之比较好做，一是驻在国的优惠政策；二是阿尔巴尼亚的北部邻居(南联盟)和东部邻居(马其顿)受经济制裁，商品可从阿国向那里出口；三是阿国的“金字塔”式假集资活动造成泡沫经济，老百姓手中“有利息钱”。如今，驻在国腐败成风，关税高得厉害，达货款的80-90％(包括打点“各路诸侯”的费用)，可以说是欧洲最高的。其他国家的关税仅为12％。比如，一个用2.1万美元买进的40尺的集装箱货柜，阿尔巴尼亚关税就高达1.8万美元。另外，阿尔巴尼亚市场小，易饱和，在来自周边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同时，阿国人，特别是那些“中国通们”加入了经商的队伍，他们直接从中国进货，甚至在中国设立了采购站。这样，在阿国的华人们便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

2004年，叶小明转战马其顿，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注册了“佳力”公司。不到两年时间，他建起的近20家“中国城”连锁店就布满了首都及其附近各大城市，并打入“马其顿200强企业”中的前50名，被誉为中国在马其顿的“最成功企业”。

阿尔巴尼亚武装动乱后的第二年，地拉那发生了两起涉及华人的触目惊心的案件。现在回顾起来，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1998年10月17日，正在家里过周末的“东亚药业公司”的陈老板接到一个阿国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陈先生，明天药店开门吗？我们准备买一批货。如果开门，我们明天把购货清单送去。”陈老板原打算第二天与其他中国朋友去都拉斯海滩玩，但一听有人要来买货，便喜上眉梢：“来吧，我在家等你。”

翌日下午1时左右，那个打电话的陌生人如约来到陈老板家。刚一进屋，他便把手枪对准了陈老板:“跪下！交出门钥匙！”接着，三个蒙面人迅速从后门闯了进来。几个人拿出胶带条，封住了陈老板的眼睛和嘴巴，拴住了手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装进麻袋，像货物一样搬上了面包车。离开前，绑架者在公司的桌子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国人，陈已被绑架。你们一不准报警，二要交出25万美元赎金。否则，我们将把陈杀掉！”

汽车在地拉那兜了几个圈子，最后开到一个隐蔽的地堡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陈老板投了进去。蒙面人松开了他的双手，撕下了嘴上的封条，并把眼睛打开一条缝，逼着他说出一个既能讲阿语又能讲汉语的人(中国人或阿国人)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赎金。

19日早晨，公司的翻译尼科·米特鲁希先生来到公司，发现了桌上的纸条，大吃一惊，随即报告了地拉那警察局和中国驻阿使馆。警察局接到报案后，十分重视，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并要求尼科·米特鲁希先生积极配合。

当晚，尼科·米特鲁希先生在家里接到电话。电话是绑架者从陈老板口中得知他的电话号码后打来的，命令他立即找公司的另一个中国老板联系，交出赎金。尼科·米特鲁希按照警察局的指示，故意拖延讲话时间，以便让警察局窃听并检测电话打出的方位。尼科·米特鲁希先生在电话中告诉他们，另一个中国老板正在中国，钱也已汇回中国。他表示立即打电话请中国方面马上汇款。中国南昌公司在地拉那承建的住宅工程(1997年动乱期间被抢劫)

陈老板被困在又黑又潮又脏又臭的地堡里，仅靠蒙面人送来的几片夹着少许奶酪的面包和自来水维持生命。到了第9天的深夜11时，绑架集团又给尼科·米特鲁希先生打来电话，催问赎金汇来了没有。此时，早已潜伏在打电话地区(地拉那市中北部妇产科医院附近)的警察立即行动，当场抓获了一名绑架分子。通过连夜审讯，作案集团的5名成员全部落网，陈先生终于逃脱了苦海。第二天，东亚药业公司给警察局送去了1万美元酬金，以示谢意。陈老板也从此永远离开了阿尔巴尼亚，举家转到加拿大谋生。

无独有偶。这一年上半年的一天早晨，地拉那的另一家华人公司的周老板推着手推车准备到仓库拉货。正在掏钥匙开门的时候，一个阿国青年男子突然从后面叫了一声：“基奈兹！”(中国人)周老板刚一回头，一瓶硫酸扑面而来。周先生顿时感觉脸和脖子疼痛难忍。他尖叫了一声，便蒙上了脸，蹲在了地上，而那个男子却趁机逃之夭夭。

周老板被送进了医院。虽经救治，但他右脸和脖子上却永远留下了伤疤。地拉那警察局虽立案侦查此事，迄今未有结果。

中国工程、中国农机和中餐馆

富什-克鲁雅水泥厂项目位于距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市28公里处，是由黎巴嫩SEAM ENT集团投资兴建的，中材建设有限公司在国际投标中一举中标承建。它是迄今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也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水泥厂项目，其设计能力为33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全套生产线由中国公司设计、制造、施工、安装、调试及试生产。该项目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干法水泥熟料生产工艺建造，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源消耗和环保等各项指标，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材建设公司和项目部的300多名员工经过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发扬团结拼搏、攻坚克难的精神，加紧施工，如期完成了项目建设的艰巨任务。水泥厂在2006年7月26日点火投料，一次成功。

这个项目也是近十年来我国在阿尔巴尼亚承建的最大项目。10多年前，由中国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承建的地拉那郊区住宅工程，就没有中材建设公司承建的富什-克鲁雅水泥厂项目幸运了。首都地拉那西郊，在地拉那-都拉斯高速公路与地拉那-斯库台公路交会处的右侧，一片盖了一半或尚未封顶的楼房群曾十分扎眼。这里曾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南昌工程公司承建的“卡姆扎特恩住宅工程”工地。199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的全国性武装动乱中，南昌公司也在劫难逃，致使工程半途而废。

除水泥厂工程之外，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还于2005年在阿尔巴尼亚恢复并改建了策立克广播发射基地。这也是中国在海外建设的大型(转)发射基地，它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信号在这里接收放大后，再转发到世界其他地区。目前，它以11种语言、28个频率向西北非洲、欧洲、北美和中东等七个服务区进行播音，每天累计播音68个小时，大大提高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收听率。

上世纪下半叶，我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策立克及其他几个广播发射基地，新华社及其地拉那分社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曾利用这些基地。只是双边关系紧张之后，我方才停止了使用。随着两国关系的恢复正常，双方本着互利的原则，达成中国在阿国恢复并改建广播发射基地的协议。基地投入使用两年来，在两国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实现了安全播音761天无差错，且播音质量不断提高。双方称赞说，策立克发射基地是中阿友谊与合作的新典范。

近年来，随着阿国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发展，阿国农民对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从中国进口的农机更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这些农机除了由中国商界出口之外，阿尔巴尼亚的私营公司也从中国各地直接进口。

2005年夏日，我们在一次中国农机展示会看到，由中国山东、河北、江苏等省的数家农机厂生产的15至85马力不等的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时风”牌农用汽车、悬挂二铧犁、旋耕机等20余种农机及零配件摆满了新建的卡瓦亚农机市场。市场上不断有前来问询和购买中国农机的人士。

进口并举办这次展示会的就是阿尔巴尼亚第一家专门从中国进口农机的公司——盖尔塔公司。公司总裁库伊蒂姆·朱迪介绍说，该公司自1998年至2005年从中国进口了1200台拖拉机及大量农机，以及300万至400万件农机零配件，在地拉那、卡瓦亚、马利奇、科尔察、斯库台、费里等8个销售点出售。他告诉我们，中国履带式拖拉机不仅可以进行农业耕作，还可用于林业和建筑业，颇受农户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欢迎。

朱迪在分析中国农机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时，说：“由于我们两国过去的关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从中国进口过大量拖拉机。我国农民对中国拖拉机和其他农机性能非常熟悉，认为中国拖拉机适合于阿农村使用。”第二，中国拖拉机价格合理，中国市场的农机报价大约比西方产品便宜30％-60％。近年，日本出于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需要，为拉拢阿尔巴尼亚，曾以2100万美元长期优惠贷款方式为阿政府提供了700台拖拉机和化肥，但阿政府却以不菲的价格转售给农户。实际上，这些农机是日本在伊朗、土耳其等地组装的，质量无保证，甚至是二手货。三是中国拖拉机质量有保证，中国公司提供的农机和拖拉机有一年保修期，用户如需要零配件，中国厂家在48小时内通过DHL(快件)即刻寄来。而且，新进口的中国拖拉机驾驶室内还有空调设备，为司机提供舒适的工作条件。

人们都说：“有中国人在的地方就有中餐馆。”但是，阿尔巴尼亚的中餐馆，近十多年来，开了关，关了开，始终不到10家，食客也不多，生意始终不像其他国家的那样红火。享誉世界的中国菜在阿国好像并不怎么受欢迎。

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随着华人的进入，地拉那也曾开办过五、六家中餐馆，“北京餐厅”、“上海酒家”、“福建餐馆”、“香港楼”、“大中国”等分设在地拉那的各条街道上。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这些餐馆就都销声匿迹了。“北京餐厅”是来自北京的一家民营公司与阿国人合资开办的，请的是特级厨师，饭菜做得很像样。虽然饭店的位置不佳，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回头客还是不少。遗憾的是，合资伙伴关系没处理好，最后不得不散伙。“上海酒家”的第一任老板是从亚得里亚海彼岸来的做人头生意的华人，他开饭店只是作招牌。待非法生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把酒家以2万美元的价格转卖给在地拉那做药业生意的王老板。王老板刚经营了几个月，房主便借口租房合同不是他签订的，要求提高房租。双方争执起来，最后房主掏出手枪，硬是把王老板赶了出去，将店内一切陈设、家具、餐灶具占为己有。其他餐馆，也都因经营不善，或卫生条件差、手艺欠佳，以及其他客观原因而昙花一现。

近年来，不少阿国百姓和政府官员，以及驻阿的外国人，还是为地拉那没有一家中餐馆而感到遗憾，希望在这里也能享受到中国的饮食文化。于是，中餐馆又应运而生，由中国人开的“天福餐厅”、“上海餐厅”，由中阿合开的“香港餐馆”，以及由阿国人开办、聘中国人主厨的“五一餐厅”和阿国人开办并由阿国人主厨的“北京饭馆”等5家中餐馆又出现在地拉那街头。至于阿国其他城市，目前还没见中餐馆开张。

这些中餐馆店面都不算太大，大的十几张桌子，小的只有六、七张。店里布置得都很喜庆，装饰着中国味的红灯笼、中国结、大扇子等小东西，还贴着对联，蛮可爱。临近年关，中国餐馆也入乡随俗地摆着小小的圣诞树，缀了些小圣诞老人和假糖果什么的。地拉那的中餐馆最难得的是干净，没有常见的烟熏火燎的痕迹，洗手间也清洁。这可能是吸取了几年前中餐馆被迫关门的教训吧。

阿尔巴尼亚普通百姓的生活简单得可怜。他们的主要菜单，也不过是面包加些咸咸的奶酪或者黄油。而中餐的丰盛，难免叫人觉得奢华，虽然比之国内的式样和口味，只能算作九牛一毛。尽管如此，敢来问津的还是只有那些新富起来的商贾、政府官员以及在阿国的“老外们”。“天福餐厅”是我们分社经常光顾的。逢年过节，我们在那里请客。餐厅的女老板沈建亚女士挺精明，生意还能坚持下去。她在解释在阿中餐不红火的原因时说，阿国人饮食较为挑剔，不吃辣、不喜甜，什么菜都希望是咸咸的。很多普通的中式菜在这里连原料都找不到，影响了中餐的丰富多样性。她认为：“中餐馆要想在这里立足，就要‘欧化’、‘阿尔巴尼亚化’，搞欧式或阿尔巴尼亚式的中餐，以便迎合当地人的口味和饮食习惯。这也许是东方饮食文化和西方饮食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吧。”为了招徕顾客，她还与阿国合作伙伴一起开办了足疗和针灸，生意渐有起色。“香港餐馆”的老板娘是个小巧的温州女子，讲一口南味的普通话，显得很淡定。这店主要是些在地拉那的华人光顾，当地人极少来，虽然菜谱有阿文和英文的版式，但使用最多的还是那份油渍渍的中文菜单。这家夫妻店经营得很惨淡，不得不与一家阿国人合开，但还是红火不起来。

至于阿国人经营的“五一餐厅”，由于老板财大气粗，有路子，有客源，总是高朋满座。地拉那的“老外们”和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的阿国人总是光顾这里。此外，这位老板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善于搞“多种经营”，从上海专门请了中医医师杨永年教授，开起了中医诊所，为阿国人按摩和针灸治疗，并传授针灸医术。他说，他的远景计划是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中医学院。

第四章 我所感受的霍查晚年冤案

外人眼中的神秘国度

上个世纪，阿尔巴尼亚先后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闹翻后，自称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际上，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通常只能从远距离窥视阿尔巴尼亚，把它看作国际社会的孤儿、欧洲的孤岛、巴尔干的幽谷、亚得里亚海岸与世隔绝的碉堡王国、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度。

霍查的垂暮之年，朝不保夕。他固有的偏执、猜疑、僵化、专制，成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间断的党内清洗，经济的停滞不前，潜在的政治和信任危机，成为当时万马齐喑的阿党和280万人民的生活现实。法国记者帕特里克·福雷斯蒂埃上世纪80年代初“幸运”地获得一次难得的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机会。他在长篇通讯《滑稽可笑的血腥的阿尔巴尼亚》中写道：“霍查是99.99％的阿尔巴尼亚人个人崇拜的对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阿尔巴尼亚人不管震撼世界的种种混乱，远离正在改变着世界人民的生活的各种进步，远离打乱人们生活的巨大的思想变化。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与世隔绝的状况下。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古拉格群岛，它每十年就要经历两三次血腥的清洗。”

霍查执政期间，对外“反对帝、修、反”，特别是“美帝、苏修”，对内大搞“反党集团”，清除异己。他这样做的出发点，也许不都是空穴来风。据近年来相继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透露，阿尔巴尼亚建国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苏联的确多次企图通过政变推翻霍查政权，但没有成功。文件披露，1950年和1952年，美国曾两次试图策划针对霍查的政变。其中1950年的秘密报告称：“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山国，苏联不可能完全控制它。美国可以在阿国内找到25000-30000名反共人士，进行地下战争，帮助美国推翻霍查政权。”但这些计划或没有实施，或由于当时为英国服务的克格勃特务金·菲尔比的原因而破产。1952年，中央情报局又出笼了一篇题为《推翻霍查政权可能在苏联和巴尔干国家引起的反应》的长篇报告，分析了美国干预阿尔巴尼亚内政并策划政变出现的四种可能。文件还透露，上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企图对阿尔巴尼亚策划军事政变，被霍查和阿国安全部门察觉，在劳动党内、阿军内进行了大清洗，200多人遭殃。秘密文件中还多次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地拉那招募和安插的“高级间谍”和情报员提供的动态和分析报告，其中有阿政府总理谢胡的国际形势谈话及“谢胡希望与西方亲近”的论断，有劳动党政治局人员的活动和行为表现，有“阿苏关系”分析报告等。显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打入阿党内部，使霍查感到十分不安。

霍查一生崇拜两个人。在国内历史上，他崇拜曾与占领阿尔巴尼亚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浴血奋战25年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在世界现代史上，他崇拜斯大林，并效仿斯大林大搞党内清洗。

我在地拉那分社工作期间，曾利用业余时间仔细研读了阿尔巴尼亚党史。尽管这个党史根据霍查的实际需要而不断修改其内容，但他进行的大清洗，大致可以算得出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上世纪40年代年成立到60年代，霍查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清洗；70年代到80年代，也就是说到霍查1985年寿终正寝，又连续进行了4次更大规模的清洗。这些清洗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只是“有幸”地“感受”到当时的外围气氛。根据我的感受和解密的材料可以归纳出阿党的前八次清洗：

1、1941年同阿纳斯塔斯·卢洛和萨迪克·普莱姆蒂的斗争。霍查指责他们进行分裂活动，于1942年将其开除出党，1943年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将卢洛处死。普莱姆蒂潜逃；

2、1943年同于麦尔·迪什尼察和穆斯塔法·吉尼希的斗争。霍查指责他们在建立国内统一战线问题上背叛党的路线，有投敌表现，最后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3、1946年同赛依弗拉·马利绍瓦的斗争。马利绍瓦批评霍查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主张与英、美建立关系。霍查指责其言行敌对和反对马列主义，走上了反党道路，将他开除出党；

4、1948年同科奇·佐治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政权建立后不久，霍查独断专横，违背了党内民主，让中央政治局的人感到担心。他们开始善意地给霍查提意见。霍查没有听从。当时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科奇·佐治沉不住气了，他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霍查的错误。实际上，这是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涉及由南斯拉夫还是苏联控制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的矛盾。霍查事先听到消息，于是把佐治等16人全部逮捕，罗列罪名，指责佐治是南斯拉夫的代言人，将他开除。佐治在1949年被贯以企图暴力夺权等罪名处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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