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晓原,方益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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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政治试读：
前言
学界中人，往往在尽本单位学术义务的同时，经营一点自己个人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有人称之为“学术自留地”。我也未能免俗，近些年经营着两小块学术新领域。在这两个新领域中，我各有一个小小的合作团队，成员主要来自我已经毕业的博士，他们毕业后继续和我合作，进行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研究。
这两块小自留地，一块是“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主要是将以往从未进入科学史研究视野的科幻活动和作品纳入科学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令人喜悦；另一块就是“科学政治学”，这本小书就是这块“学术自留地”中的部分成果。
所谓“科学政治学”，在这里主要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不是学科的正式名称——不管在正式的学科名称中有没有“科学政治学”这样一个分支。我们是在这样的意义下使用“科学政治学”这个概念的：它既包括在科学运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色彩，也包括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举例来说，本书中《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一文就是前者的典型案例，而《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一文则是后者的典型案例。当然，事实上，尽管这两个案例各有侧重，但这两者在许多问题上也经常会交织在一起。
经营学术新领域，通常都是有风险的，常见的风险之一，是不容易很快被学术界认可。但既然只是“自留地”，主要动力来自个人兴趣，也就大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必那么在意学界的认可了。
记得我们的长篇论文《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写成后，北京某学术杂志审稿一年之久，仍然迁延不发，据说是担心“为黄禹锡鸣冤”会成为错误甚至罪状。那时在前一阶段国内媒体不明真相跟风报道落井下石的影响下，黄禹锡还被“钉在学术的耻辱柱上”没放下来（有不少学者至今还这样认为）。后来我失去耐心，通知该杂志撤稿，转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承学报青眼，立即刊登，而且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封面列目。随后“黄禹锡事件”的一系列后续发展使情况日渐明朗，完全证实了我们论文中的判断。
这件事使我和我在“科学政治学”小自留地的主要合作者方益昉博士都颇受鼓舞。本来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但收获倒也相当不错，而且来得挺快。这证明只要真是有价值的研究，即使是在新领域中所出，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认可也未必那么难。
笔者对于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原是一向安之若素的，没想到近些年来，从科学史的研究出发，不经意间，居然介入了好几起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科学争议。现在回顾起来，还真有些出乎意料。不过既然已经介入了，我们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也引起了一些媒体关注和社会反响，正好将它们统辖到“科学政治学”之下，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从形式上来说，这本小书是“跨文本”的——其中既有纯粹“学院派”的学术文本（为的是确保“言之有据”），也有方便公众阅读的大众文本，甚至还收入了几篇长篇访谈。我们决定不拘文本形式，而是根据争议的问题，分成五个单元，这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更方便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江晓原2015年1月27日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第一辑转基因主粮争议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到目前为止，试图将百姓赖以生存的主粮作为转基因技术的克隆目标和产业取向的，还只有某些中国专家，他们诱导了大众媒体和网[1]络媒体一轮又一轮的公开争议。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针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确在扎实推进，转基因农作物也在产业化种植，但主要集中在下游加工原料的经济作物中。总之，尚不见直接摄入的一日三餐的[2]商业化转基因水稻种植。 为此，笔者深感有必要从科学政治学视角[3]加以学术层面的理性评估。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子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从草根到精英、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
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在内的转基因生产应[4]用安全证书的颁发。 在法律上，这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子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子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子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五年之争暂时胜负的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5]接近，主管层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6]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超越技术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学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考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介入当下社会现实的典型个案。
本文拟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学术评估、分析和论述。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特殊性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木瓜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可比性，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7]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了基本的社会共[8]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实验室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宏观环境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农业规划。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平衡艺术，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权位瑕疵。面对争议，代表“华恢[9]1号”和“Bt汕优63” 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有将“转基因技术研究”与“转基因主粮推广”混淆之嫌。他还流露出抱怨农业部“行政不作为”的牢骚情
[10]绪。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十余个部门构成。该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先前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1]构成名单， 参见下表：表1 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276）成员构成委员会职务农业部直属科研院校其他监管疾控与健康其他总计人%人%人%人%人%人%主任委员120000000012副主任委员1225250000512秘书长120000000012副秘书长120000000012委员410194625512373381总计82021514105123741100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暴露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约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占了50%以上；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副主任委员及委员仅4名，不到10%；4. 6名正、副主任委员中，仅2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机构。由其审核并出台的安全证书，干预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重大事宜。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12]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MO）雇员再次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可以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来势力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非但为时过早，且有欺骗之嫌。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年提交的报告《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13]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故研发人员应该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也就是说，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开启或者关闭，产生精确、高[14]效、及时的终极产品。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领衔的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15]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16]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是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段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让人们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17]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工业用电量等三项经济指标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花产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产量增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18]响到中国顶级农业领域院士的形象。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它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19]国战略。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20]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孟山[21]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陈述了重要观点，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国际农业可持续发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22]Sustainability）上，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对于厘清转基因农业有重要参考价值：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23]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24]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25]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表现出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众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26]展”、“造谣生事”等舆论边缘，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技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宽松的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20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纽约客》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式，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六七十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会发现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在中国，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27]《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20世纪下半叶，[28]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29]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希望更多对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子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的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塔夫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
[30]中，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四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三十六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31]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某些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主动突破伦理底线，涉嫌违纪、违规和违法。
2013年10月19日，《北京晚报》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的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做了题为“作物育[32]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给非特定人群食用，有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及执法部门查处时，黄大昉研究员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 。然而，普通“网民、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举办活动？还能邀请到院士在活动上演讲？至于公众强烈要求张启发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集体[33]“挺转”的“上书”文本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试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的溢美之词，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级上的差别，以及摄入质量的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实验，以及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34]列前瞻实验。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试验，既违背科学伦理，而且乘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试吃”之类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也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段。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进行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0”，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文章[35]《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更加触目惊心。 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国家一次性投入农业转基因研究经费比常规育种研究经费要多出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君不见，现今农业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转基因项目主持人一下子就掌控上亿元的科研经费，科研人员能挂上一个分子呀、基因呀等新鲜名词的项目或课题，白花花的银子都是盆满罐流。在诱人的巨大利益面[36]前，有哪位愿意自砸饭碗也砸别人饭碗？”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重赏之下，勇夫泛滥，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竟被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如果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则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该人群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将会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应规划相应的制衡机制，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等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的监督管理机制，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理念的相互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和空间，有助于起点尚低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商业化产品，而是研究精准和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作者：方益昉 江晓原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种粮，各家吃各家的
今年春节，亲朋相聚，餐桌上谈论最多的事情之一是转基因水稻。谈着谈着，火药味就很浓，心情也更沉重。有关部门宣布，人工克隆的转基因水稻，理论上来年春节就可以摆上百姓的餐桌。华中农业大学获农业部特许，被授予世界上第一张转基因水稻生产许可证。这样一个“世界冠军”的消息，这么一块举世无双的“金牌”，除了小圈子人士在第一时间被悄悄告知，弹冠相庆以外，普天之下的食客，直到去年年末，才经由绿色环保网站的披露获知。网民哗然。有人声称，人口扩张，需要种粮。但危机是否真的到了必须靠转基因稻种来救急的地步，这是值得一议的。好在此事仅仅涉及饮食与健康的问题，比较宽松，不妨允许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完全不会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农”专家李昌平先生认为：“未来的粮食危机并非因为粮食不够吃。”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5亿，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装备农业等措施，再增加3亿人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16亿人，人均800斤算，8亿亩“吨粮田”就足够中国人吃饭了。种植技术以外的政策制度因素，应是粮食安全的主要考虑。粮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通过经济命脉把握政权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先生认为：“转基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选择”这一观点不符合科学。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等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蒋先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关键问题：一种连害虫都不吃的转基因植物，人类何故视为珍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历经50年发明了最接近自然选择的杂交水稻，已有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或引种，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增产效益十分显著，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79岁生日那天，袁隆平先生对外界表示，到他90岁时，超级稻争取亩产达到1000公斤。理由是，2000年和2004年，袁隆平分别实现了超级杂交稻亩产700公斤和亩产800公斤的目标，亩产900公斤有希望在2012年实现。袁隆平比喻杂交水稻“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像自由恋爱，超级稻有点儿像独身主义”。独身就是无性生殖，相信与转基因克隆有着根本的区别。
可见，早日实现推广袁氏杂交稻是当务之急，技术现成，效果确定。中国既解决了口粮问题，又稳坐了科学高峰的第一把交椅。面子里子，两边光鲜。技术，吃饱后的欲望
讨论吃饭种地，农业的起源问题有必要涉及。长期以来，有关人类社会何时跨进农耕社会与如何启动农业技术的理论五花八门。其中，1992年加拿大学者海登提出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相当接近史实。他认为，在动植物采集数量有限、食物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人类的智慧与体力仅够应付食物数量的积聚。因此，动植物驯化技艺，包括与充饥完全无关的驯化技术萌芽，很可能是人们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开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吃饱了撑的”的结果。人类为了寻求新的物质刺激，或者提升神灵敬仰的精神需求，进而扩张领地范围与部落权势。先温饱，后思欲。结果，技术对社会的贡献，不是绝对线性上升的乐观发展结局，而是既有先进农业的出现，也有类似良渚古国的诞生：从玉石技术的高度自恋，到神权崇拜的自我迷惑，最终被奢靡毒害，自我毁灭。翻开人类社会的整部科学技术史，从天学发展的历史，到青铜的历史、铁器的历史、火药的历史、船舰火炮的历史，神、权、欲的本能支配，作为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因，凸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背后。直到今天，依然如故。
2009年，恰逢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150周年，物种自然选择成为人类信服、连代表上帝的梵蒂冈教廷也开始接受的科学理论。但是，所谓转基因，彻底打破了达尔文提出的自然进化节奏，人为地将我们需要的特殊功能，插入一些传统的植物基因中间，从而创造出一些符合人工设想，但是连上帝都陌生的新物种。
1981年起，美国著名的孟山都公司，迅速从传统化工行业转型，成为生物工程的产业巨鳄。它先后向市场推出了具备一个或多个抵抗不同虫害、抑制杂草生长、提升产量质量的玉米、棉花、大豆和马铃薯等产品，已经在非洲、南美和南亚地区大规模种植。2005年是孟山都公司生物技术作物在全球种植的第10个年头，全球种植达到10亿英亩耕，左右了有关各国的基本生计。
孟山都公司的生物技术发展历史，被许多利益集团视为生物工程创新研发、产业转型和商业化路径上的成功佳话。其实，该公司产品一再更新，也同时证实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目前的转基因产品功能不稳，如产量连年下降，棉絮纤维过短，玉米口感太硬等。我们姑且认为，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改良解决，但是，随之引发的社会层面的制度问题，依据人类社会目前的智慧，恐怕一时还没有有效对策。比如，经济作物种子被垄断，农民被迫放弃种植产品的选择性；转基因种植依赖更多的化肥，生产成本上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农业被绑架；环保负荷加重，环境污染普遍，生态多样性平衡遭受严重冲击。
中国是一个在法律上限制外国农业种业控股的国家，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一再重申农业与种业的国家战略。但事实是，中国目前的种子企业有8000家上下，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没有一家市场份额达到市场总量的5%，前20强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孟山都2000年一年的销售额（16亿美元）。
近年来，跨国公司诱导利益集团，通过收购参股，加快与本土种子企业合伙经营，应该就是其敲开中国主粮生产加工行业的关键手段。比如，美国种业老大杜邦集团的先锋公司与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山东登海种业；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国利马格兰种子公司通过旗下VHK公司，与我国上市种企隆平高科的第一大股东，成立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其最大意图就是隐性涉足中国水稻种子市场；孟山都则全裸登场，抢占我国种子技术研发领域。2009年11月4日，孟山都生物技术研究（北京）有限公司（即孟山都北京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高调成立，宣布三个主要目标：孟山都内部的自主研发，主要致力于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加强孟山都与中国科学家及科研院所的合作；为孟山都在中国的产品提供技术支持。孟山都从科研到商业市场的上下游垄断战略，在其以往的市场中心（如在巴西和印度，都设有类似的研究中心），屡试不爽。
冷静思考一下，正是由于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即便技术一流如孟山都公司及其技术人员，他们发明并且推向市场的产品也主要限于两大方向：1.工业加工原料的植物产品；2.非直接大量进入人体消化道的主食植物产品。所以，到底是他们疏忽，还是有意回避：西方主流资本和企业会轻易将唾手可得的成果——克隆转基因水稻的荣誉金牌放在一边，将巨额的转基因稻种市场利润拱手相让？参与中国转基因水稻研发的专家和官员，除了进修西方的分子生物学，不知是否补修了科学历史与科学哲学，前者教你取得核心专利，后者教你不要落入技术圈套。
反思改革30年经历，最应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避免再次发生外贸行业“三来一补”简单加工，变成对外资紧密依赖的世界加工基地。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专利保护，没有消费市场，整个行业仰人鼻息，危机降临时分，满目疮痍。中国不能再次成为看似具有高新技术概念，实为初级整合外来专利技术的“三来一补” 的加工基地，沦为国际资本巨鳄抢占本土消费市场的商业加工和销售配套的物流工场。科学不是象牙塔，充满了政治较量。
新石器以降的上万年人类农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没有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各族人民分灶吃饭，也可以各过各的绿色生活。有时富裕一些，有时贫困一些，但人类总体身心健康，一路走到了21世纪。如今一旦傍上了生物工程手段，饭可能是吃多了，毛病也无奈地缠上了身，三高了，肿瘤了……科学，堕落成三陪？
人类社会驾驭的科学列车，已经加速驶入2010区间，一时难以减速，更无法停顿。从技术角度而言，将单一的植物功能基因，如抗病、抗虫、抗旱、高产等特殊基因，放入另一个植物样本，已非高不可及的学术高峰。而成功克隆一株哺乳类动物的细胞或者胚胎，远比克隆功能性植物更具技术含量。但是，为了领跑灵长类动物基因克隆的成功，科学团队的构成更为复杂，资本、权利和文化的背影纠结不清，科学开始成为附庸和工具。
1996 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动物绵羊多利诞生，在随后的几年中，克隆牛、克隆马、克隆狗、克隆猪逐一宣告成功，克隆各种家畜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实现，距离克隆人，仅有一步之遥。为此，西方学术共同体以及主管政府，开始从法律层面、伦理规范和科研经费上，严格控制人类细胞株的克隆建立，绝对禁止克隆人。
2002年12月27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群满怀分子生物医学幻想的科学主义分子聚集纽约，等待见证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在公众面前高调诞生。中午时分，CLONAID公司的雇员在佛罗里达宣布，世界上第一位克隆女孩的名字叫EVE，但就是不让世人一睹芳容。在CNN的全球转播结束以后，大家基本认定，这是一次有意的炒作。这家公司利用人类克隆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技术上的现实性、文化上的好奇性和家庭中的需求性，成功完成了一次挑战宗教和伦理的科普造势。时至今日，我们确实无法证实，地球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类人克隆生存。但是，敢于公开声称成功克隆人类生命的，也就是包括CLONAID公司和意大利的安蒂诺里医生等几个狂人。科学共同体的一丝规范尚存，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尚存，敬畏自然的最后底线尚存。在我们还没有最后确认自我智慧与能力，在社会伦理、文化技术和危机处理上完全准备妥帖，推出最接近自我的克隆产品之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把握着人类社会最后的尊严和理智。
2005年末，发生在韩国的黄禹锡干细胞事件，历经五年，目前真相已经逐步接近事实。西方科学共同体从最初认定黄禹锡克隆人体干细胞造假，到现在承认黄氏在干细胞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发现，最后仅以黄禹锡违背获取女性卵子伦理规范草草收场。韩国为此延缓了举国发展人类生物工程的计划，世界为此争得了几年时间，慎重思考人类生物工程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应对措施。
黄禹锡干细胞事件充分表达了西方科学共同体在人类克隆领域的集体焦虑。黄禹锡是科学顶峰上的一个异类，他是十足的韩国制造，土生土长，没有西方教育的实质性履历，西方科学共同体无法为其套上技术失窃的小鞋。而对大部分活跃在东方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说，留学海外是其归国后占据科学资源的关键资本，但其个人很少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是西方放水养鱼的试验品，一旦工作研发有所成就，他们曾经就学就职的西方学界、业界和政界，绝不会放弃本属于自己的专利保护和行业机密的追溯权力。
西方科学共同体一方面受限于各国政府严厉的转基因克隆研发政策，不得不放缓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又担忧，远东地区高速发展的生物工程技术，同时占领技术话语和市场份额。转基因种植项目和干细胞医药项目代表性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基因工程战略，前者不受法律法规的限制，以孟山都为主的跨国集团直接将其产品和技术推销到发展中国家；后者的西方战略相当被动，减缓远东地区生物医药克隆技术，同时迫使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修正相关限制性条款，是西方利益共同体后来居上的撒手锏。最为关键的是，鉴于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的技术突破与危机，人类是否一起准备好了迎接一个克隆时代的降临。
科学金牌并不单纯，既有烫手的奖杯，也有难言的苦衷，不能提倡有牌必争的竞赛主义。科学技术的大旗下面，排列了无数的利益实体，他们的诉求，时时刻刻对科学团队施加着压力。比较工业化以前的科学先驱，他们或者为了个人兴趣，或者为了辨明一条规律；对他们来说，科学就是信仰，是讲究实证依据的崇高情结。但是清白的科学技术一旦被资本盯上，被政治圈养，被纳税人监督，就难免堕落成工艺手段，而后者是可以讨价还价，甚至被不同利益共同体绑架利用的。事实上，对于守卫最后科学净土的学者，科学金牌既非人人想念，更非人人敢拿。在这个利益交会、文明冲突、生存出现危机、市场追逐暴利的年代，除了把握科学技术，更要讲究科学伦理，健全科学文化，这是全球共同利益的最终底线。未来，节制人性欲望！
今年春节，聚餐桌上谈论最多的电影有两部：《孔子》与《阿凡达》。孔丘以后，儒家是否说服了权贵，不敢说，但权贵一直利用了儒家，是肯定的。有位读书人江晓原先生，观摩了《阿凡达》后，公开在影评中感叹道：一部让异形战胜人类、让神灵战胜科学的影片，竟然能够在西方和中国同时大受欢迎，这是令人欣慰的。《阿凡达》的“反人类”，是对人类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进行反省、进行批判而已。《阿凡达》的“反科学”，是用电影来表现西方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的种种反思而已。
曾几何时，科学被全世界人民热情歌颂和崇拜，但是发达国家的思想家们，从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哈耶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呼吁要警惕“理性滥用”，再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掀起的思潮席卷西方，不仅在大学中可以靠“反科学”谋得教职，而且在大众传媒中，“反科学”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允许在科学问题上，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拒绝转基因稻米，讨论转基因稻米的吃与被吃，其实更重要的是为全社会提供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的反思契机。当科学与技术已被卸下了崇高的面具，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水稻基因该转还是不转，而是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类本身已有的基因表达，建立科学伦理的规范，保留文明自身的特点。人类，特别是掌握了特殊资源和技术的所谓精英，如果欲望放纵无度，与同类比权势，向自然争主权，那么迟早会毁灭在自己手中。作者：方益昉原载《东方早报》2010年3月21日当代科学争议中的文化原则——以转基因主粮争议为例
今天一共会讲到六个原则。所谓原则，本身是很抽象的，但我们会结合实例，来看这些原则的应用。原则一，科学在不断发展，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原则：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个？因为这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大家肯定同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不断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是没有考虑过的。
我估计你们中间的大部分人，相信有所谓“纯粹客观”的科学，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科学就是给我们提供外部世界客观规律的。因此当人们在谈论“科学事实”的时候，通常就意味着在向你宣示“真理”，他告诉你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个人偏见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外部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想法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受过理工科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理工科教育的人其实都相信这一点，都觉得科学会告诉我们一个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但是仔细想想，这个信念和“科学在不断发展”不是明显相悖的吗？科学一直在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不断地有新的科学结论，新结论取代了旧结论时，我们就说这个新结论反映了客观真实，而那个旧结论就不再真实了。那么，今天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结论，如果明天它被取代，那我们又会相信明天的那个结论是真实的吗？那现在的这个结论，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确信此刻的科学结论就是客观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
以前还有一种说法，真实情况其实是存在的，我们是不断地去逼近它，科学发展不就是为了不断地去逼近它吗？但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所谓的科学结论是在不断改变的，这些改变本身，是不是能被解释为对某一个预设之物的逼近呢？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在通俗的层面上，最可以接受的就是霍金在《大设计》中所主张的，我们是通过一个图像来把握外部世界的，这个图像是人为建构的。他所谓的图像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理论，这个图像不断地在改变，所以我们如果同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话，那么就要记住一条——今天我们接受的科学结论，随时都可能被取代。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相信今天的这个结论是纯粹客观的。原则二，科学总是有局限的。
接着再来讨论第二个原则：科学总是有局限的。关于这条，很多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当然是很容易同意的，但是如果你稍微仔细想一想，也是有问题的。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同意？首先，如果我们同意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今天的结论随时都可能被取代，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科学肯定是有局限的，但是科学的局限性还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科学没有无限的精度。我自己就是学天体物理专业的，这个学科看起来是很精密的，所以我们通常把物理学、天文学之类的称为“精密科学”。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绝对精密的，只不过是在现有的要求下，达到了所要求的精度。比方说，地球、太阳、月亮这三者的力学关系是力学中经典的三体问题，三体问题是一个没有办法获得精确解的问题，我们只能用适当的数学工具来近似它。但是，对于要把“嫦娥号”发射到月球上让它着陆这种精确度，我们现有的天体力学理论是够了。所以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精密的学科，实际上也还做不到绝对精密。
第二，没有绝对的确定性。比方说DNA亲子鉴定，它不会给你提供百分之百的结论，提供的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数据。没有百分之一百，就是因为不可能有绝对的确定性。这是科学常有的局限。精密科学都有这样的局限，更不要说那些不那么精密的科学了。比方说医学，一种新药推出来会说临床有效率多少，但不会说临床有效率百分之一百，那是因为每个个体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讲一个百分比。通常我们相信百分比高一点的比低一点的要好些。
第三，许多结论需要时间。有些问题哪怕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此刻也不见得有条件解决。比方说吃转基因大米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问题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在没有足够长时间来获取证据的情况下，很多问题是难以有明确结论的。
证据、反例、证明、存疑
这几个概念都和科学的局限性有关。
有些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人常说：“我们科学上有证据。”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雄辩，但实际上完全可能是漏洞百出的。为什么？因为证据是可以选择的，有有利于你的证据，也有不利于你的证据。而公众和专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以通常专家可以选择对他有利的证据，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大讲特讲，使公众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再看反例，通常我们认为某一个理论即使有很多证据对它有利，但是若有一个反例出现，对这个理论就是致命的。这点科学界是同意的，因此如果你要驳倒某一个理论，你就需要提出反例。
那什么叫证明？这个词语也是很容易被公众误解的。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时候，经常可以宣称：“科学已经证明”如何如何了。比方说前不久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专家说食用转基因食品会致癌是造谣”，很多人看了这条标题之后，不动脑筋，就会认为：这当然意味着吃转基因食品不会致癌。可是实际上，那句话并不能保证不会致癌，“专家”只是说，现在断定吃转基因食品会致癌没有足够证据，如果现在这样断定了，你就是造谣，但是如果因此反过来断定“吃转基因食品不会致癌”，你同样是造谣——因为会致癌的证据没有出现，并不能构成“食用转基因食品不会致癌”的证明，因为不会致癌的证据此刻也没有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持存疑的态度。也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吃转基因食品可能会致癌，但是现在致癌的确切证据尚未出现，不致癌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出现，所以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对它存疑，这个态度才是比较合理的。
如何看待当下的转基因主粮争议？
现在我们结合上面两个原则，以当下沸沸扬扬的关于转基因主粮的争议为个案（这个争议被严重误导），来看这些原则的应用，并引出后面的四个原则。
关于转基因主粮，当下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你的注意力又集中在哪里？你只消稍稍关注一下媒体，就知道它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吃转基因食品是不是安全上。
我们原来吃的主粮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人想让你吃另一种主粮，他正确的说服路径应该是怎样的呢？当然有两条：第一，告诉你原有的主粮有缺点；第二，告诉你新的主粮比原来的优越，比如新的主粮更高产，用的农药更少，等等。这样说服你才是合乎逻辑的。可事实上他不跟你讲这些，而是和你讲吃新主粮如何安全，这是一个什么论证路径？就算你想给我吃的转基因主粮是安全的好了，可我为什么要换一种来吃呢？当有人向我们推销一种新产品时，不认真证明新品有何优越，却不停地跟我们讲新品如何安全，这在逻辑上不是很荒谬吗？
转基因主粮到底有没有明显的优势？如果真有的话，就应该重点来讲这个优势，但是我们看见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提到那两个所谓的优势（一个是增产，一个是少用农药）时，总是轻描淡写，偶尔讲一讲立刻把话题转到吃它是不是安全上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两个优势不能多讲。为什么？第一，这两点非常有争议；第二，如果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两点上去了——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对公众和媒体说谎被揭穿的概率比以前大得多，在今天，你对媒体和公众说谎，只要被关注上了，就很快会穿帮——那么，安全的策略是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他无害的事情上去。刚才我们谈到科学的局限性之一是很多结论需要时间，转基因食品到底安全与否恰恰就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证明的问题，此刻是没办法判定的。
转基因主粮到底有没有优越性呢？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对证据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极力鼓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经常提到一件事情，说某篇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文章已经被什么杂志宣布撤销了。这都几年前的事儿了，整天拿这一篇文章说事，客观效果是要让听众觉得反对转基因的那些理论和研究成果是站不住脚的，连论文都被人家撤销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文章没有被撤销，那些文章为什么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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