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本乾,王大可,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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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研究试读：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的发展目标向着更高层次迈进。2007年5月，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这一目标；2010年11月，中共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国际影响力，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充满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2011年11月，中共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力争到2015年，使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等多个领域的主要可比指标趋近国际大都市水平；到2020年，建成文化要素聚集、文化生态良好、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文化英才荟萃、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生活多彩的国际文化大都市”；2016年12月，《上海市“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布，提出“未来五年，上海将努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传播体系、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体系、公共文化设施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八大支撑体系”，明确了九大主要任务，设立了一系列城市文化发展指数。“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提出，是上海“十二五”及“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文化改革目标的形态化和概括化表述，意味着城市发展重点将以“文化”为核心，从经济导向转向了经济与文化并进，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四个中心”目标相辅相成。
自2007年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至今逾10年。在此期间，上海成功主办了2010年世博会，每年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及各类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这些颇具规模的节庆活动不仅提升了城市影响力，拓展了城市内涵，一批地标式文化场馆的建设，如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浦东）等更是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上海距离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仍存在一定差距，文化品牌项目缺乏、文化艺术创新力不足、文化活动参与度较弱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十三五”是上海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以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李本乾教授为首席专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上海几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及研究团队，以“推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为主要内容，围绕“上海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短板’”“上海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和提升上海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上海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推进上海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发展”“提升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繁荣发展上海互联网产业”及“保护传承上海城市历史文脉”共八个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进行了协同攻关研究，探索总结了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逐一提出了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兹协助政府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实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大都市这一目标。第1章 上海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短板”问(1)题研究1.1 核心问题
所谓“短板”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短板？短板，是个舶来词，源自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的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本书中的短板，既可以理解为，上海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过程中的差距、短处和不足，也可理解为上海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过程中问题、矛盾和困惑。之所以用短板一词，实际上是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把影响和制约上海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最短的几块板子，即主要问题和主要差距找出来，以便确定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有效路径。第二，为什么要提出短板问题？本书是在2011年中共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目标后第五个年头开始酝酿的。这次会议提出了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到2015年要实现的目标，二是到2020年的目标。其中，到2015年，要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等多个领域的主要可比指标趋近国际大都市水平。我国有五年计划的传统，这些目标实施得如何，实施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总结，需要明确，需要坚持，也需要调整。到2020年，要实现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建成文化要素集聚、文化生态良好、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文化英才荟萃、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生活多彩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五年来的实践，这个目标也需要更加具体、明确和调适。面对以上诸多问题，都需要对短板问题有明确和清晰的认知和判断。
本书聚焦于上海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短板问题，采用比较的路径和实证的方法，建立起发现和论证上海市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短板问题的参照系统，使得短板问题在这个系统中得以凸显，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借鉴科学合理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估体系，对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四个文化大都市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发展指标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文化活力阐释的话语体系；其次，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上海市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短板之所在及其产生的根源；最后，有的放矢地提出如何消除上海市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中的突出的短板问题。1.2 文献综述
对上海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条件和标准是什么？第二，在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下，上海文化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第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有哪些经验值得上海借鉴？
首先，有关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条件和标准的研究主要有：①文化大都市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影响力、包容性和大市民。影响力主要表现为这个城市文化产品的传播、文化贸易的活跃以及其他地区对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认同；包容性主要是指多元文化是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大市民是指现代公民，及公民(2)权利与责任意识、科学理性精神的增强。国际文化大都市应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的规模、地位及功能，空间上具有广泛的交流与沟通能力，时间上具有与国际都市同步律动的功能，在国际视野与全球坐标上享有国际化的声誉；二是必须以文化的繁盛为其主要标志，就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而言，有赖于都市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有赖于市民文化意识的觉醒与文化观念的自觉(3)。②文化竞争力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功能看，必须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功能，拥有高水平的大学、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类科学、技术、文化研究机构，拥有发达的出版业、报业、影视传播业、娱乐业，从而在文化生产、服务领域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具有明显的国际地位。从国际联系看，必须是国际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的交流中心，是新技术、新思想层出不穷的地方，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和吸引力。从国际形象看，应当拥有高素质的市民、高品位的生活质量、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鲜明的文化特色来吸引国际投资者和国际游览者，并在国家文化交流(4)中不断提高自己在世界的知名度。③作为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应该把增强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不断提升城市的文化创新能力作为自己不懈的文化追求。文化多样性取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阶层的多样性，这方面的范例如纽约。文化包容性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这方面的范例如伦敦。文化创新性就是多样性加(5)包容性加制度环境，这方面的范例如巴黎。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必须努力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提供一个让社会创新的理念、观点、思维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还能使这些东西在这块文化沃土上结出丰硕的果实，并将这种创新的文化力量向周边城市群发(6)散，发散到全球。
其次，有关在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目标下，上海文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①研究数据表明，上海在以下领域与国际文化大都市存在明显的差距：城市概要、文化出版、文化设施、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支出、文化贸易、信息传播、教育水平、科学水平、医卫水(7)平、国际化程度和人类发展指数。特别是在文化出版、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支出、文化娱乐消费、信息传播、科技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除了少数指标与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四个城(8)市不相上下，绝大多数指标存在不小的差距。②上海缺乏更为开放宽容的文化生态，包括缺乏更为开放宽容的文化发展空间、更为自由灵活的人才引进策略、更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视阈；缺乏更为和谐竞争的创新环境，包括缺乏更为平等开放的文化竞争态势、更为先锋独特的文化创新群体、更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新基地；缺乏更为高雅的商业文化，包括缺乏更有世界影响的商业文化品牌、更有特色与个性(9)的商业文化区域、更有创意与影响的文化创意产业。③与国际文化(10)大都市相比，上海只能算是一个文化艺术展示的大舞台，由于习惯于定位于“文化码头”，而忽视了真正的码头同时也是文化资源整合的交汇点和文化创新转化的中转站，它既包含展示、消费和交易的层面，也包含挑选、提升、淘汰、重组和整合的层面，既应成为四面八方文化资源云集的码头，更应成为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加工提升和创(11)新的源头。
最后，有关上海与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比较研究主要有：①纽约人口只有上海的一半，却有282家电影院，360家博物馆，1 279家图书馆，戏剧制作主体1 287个。这四大门类中，只有数量最小的电影院是纯商业性的；图书馆、博物馆完全是非营利性的，前者由政府包，完全免费向市民开放，后者多由私人基金会及个人赞助；戏剧中少数是商业的，多数也是非营利性的。纽约的例子告诉我们，大都市除了中心商业区（CBD），还有专门的文化区域；要有遍布全市的文化基(12)础设施，最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上海在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创新以及文化产业开发等方面都不如纽约，主要原(13)因是文化地位矮化、观念保守和管理体制陈旧。②纽约市的最大优(14)势在于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尊重，这有利于创造力的迸发。20世纪下半叶，上海发展的停滞、纽约发展的飞速，拉开了这两个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距离，也形成了文化的落差。从纽约中央公园与上海人民公园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在都市文化空间建设的不同；从都市节庆文化的比较，可以发现两个都市文化之异；从文化体制、文(15)化管理的比较，可以看出两个都市的差距。国际文化交流是国际大(16)都市必须具备的功能，纽约是上海学习和仿效的对象。纽约复合的文化资助体系值得上海学习和借鉴。也有学者通过对纽约百老汇剧院区的发展历程、现状特征和主要做法进行梳理和归纳，对上海打造具(17)有海派特色、多层次、多功能的世界级表演艺术集聚区提出了建议。③近年来，有学者建议直接引进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世界城市文化报告》所运用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评估体系，对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18)市进行比较研究，增加评估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以上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第一，基本明确了上海建设现代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体系；第二，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初步分析了上海建设现代文化大都市的落后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由于比较研究的系统性设计和阐释的针对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加之一些研究者在比较研究时大多没有拿到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因此，有必要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以期聚焦一些关键性问题并取得突破。1.3 现状分析(19)1.3.1 比较
从研究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来看，英国的欧文斯等学者在《世界城市文化报告》中所建立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估体系的确要比国内学者所建立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竞争力指标体系要好。这个评估体系在“文化供应”（将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范围和组成进行分类，跟踪这些分类的年产出）和“消费与参与”（量化城市文化供给的受众规模、特性和价值）两个宏观维度下，安排了文化遗产、阅读文化、电影与游戏、表演艺术、创意人才、文化活力和多样性六大领域，又设计了53个具体指标，形成了评估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把上海文化发展现状的具体数据放入这个指标体系中，能够比较直观地发现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现状。
在国际文化大都市中，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四个城市，与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最大。从行政单位的人口来看，纽约817.513 3万，巴黎1 179.702 1万，伦敦782.52万，东京1 315.938 8，而上海2 347.46万，人口最多。从行政单位面积来看，纽约1 214.4平方公里，巴黎12 012平方公里，伦敦1 572平方公里，东京2 130平方公里，而上海6 340.5平方公里，小于巴黎，大于其他三个城市。在六个不同的领域，上海与这四个国际文化大都会的比较如下。
文化遗产。具体包括9项指标，国家博物馆数：纽约5个，巴黎24个，伦敦11个，东京8，上海27个。其他博物馆数：纽约126个，巴黎113个，伦敦162个，东京39，上海87个。美术馆和画廊数：纽约721个，巴黎1 046个，伦敦857个，东京688，上海208个。博物馆和画廊参观人数占全市人口的百分比：纽约暂无数据，巴黎43%，伦敦53.6%，东京33%，上海47.5%。五个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人次（百万人次）：纽约15.4，巴黎23.4，伦敦25.3，东京9.7，上海6.6。五个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均参观次数：纽约1.9，巴黎2，伦敦3.2，东京0.8，上海0.5。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数：纽约1个，巴黎4个，伦敦4个，东京1个，上海无。其他遗产所在地、历史遗迹数：纽约1 482个，巴黎3 792个，伦敦18 901个，东京419，上海2 049个。公共绿地（公园和花园）占全市面积的百分比：纽约14%，巴黎9.4%，伦敦38.4%，东京3.4%，上海2.6%。
阅读文化。具体包括9项指标，公共图书馆数：纽约220个，巴黎830个，伦敦383个，东京377个，上海477个。每十万人拥有的公共图书馆数量：纽约3个，巴黎7个，伦敦5个，东京3个，上海2个。图书借书人次（百万人次），纽约为68，巴黎47，伦敦37.2，东京112.2，上海58.7。人均图书馆借书次数：纽约8.3，巴黎4，伦敦4.8，东京8.6，上海2.5。图书馆的辐射半径：纽约1 344米，巴黎600米，伦敦1 145米，东京950米，上海2 750米。书店数：纽约777个，巴黎1 025个，伦敦802个，东京1 675个，上海1 322个。每十万人拥有的书店数：纽约9个，巴黎9个，伦敦10个，东京13，上海15个。珍本和二手书店数：纽约99个，巴黎282个，伦敦68个，东京681，上海343个。图书出版量：纽约为302 410种，巴黎74 788种，伦敦151 969种，东京78 501种，上海328 387种。
电影与游戏。具体包括10项指标，电影院数：纽约117个，巴黎302个，伦敦108个，东京82个，上海230个。电影银幕数：纽约501块，巴黎1 003块，伦敦566块，东京334块，上海670块。每百万人拥有的电影银幕数：纽约61块，巴黎85块，伦敦73块，东京25块，上海28块。电影院入场人次（百万人次）：纽约暂无数据，巴黎58.2，伦敦41.6，东京29.3，上海22.9。人均电影院入场次数：纽约暂无数据，巴黎4.9次，伦敦5.3次，东京2.2次，上海1次。本国电影上映数：纽约610部，巴黎575部，伦敦557部，东京799部，上海252部。外国电影上映数：纽约暂无数据，巴黎305部，伦敦438部，东京358部，上海60部。电影节数：纽约57个，巴黎190个，伦敦61个，东京35个，上海2个。最受欢迎电影节参加人次（万人次）：纽约41，巴黎151.8，伦敦13.2，东京12.1，上海26。电子游戏厅数：纽约17个，巴黎14个，伦敦44个，东京997个，上海587个。
表演艺术。具体包括10项指标，剧院数：纽约420个，巴黎353个，伦敦214个，东京230个，上海97个。剧院演出场次：纽约43004场，巴黎26 676场，伦敦32 448场，东京24 575场，上海15 618场。所有剧院年均入场人次（百万人次）：纽约28.1，巴黎5.7，伦敦14.2，东京12，上海0.6。每十万人剧院入场次数：纽约3.5，巴黎0.5，伦敦1.8，东京0.9，上海0.3。现场音乐表演场地数：纽约277个，巴黎423个，伦敦349个，东京385个，上海44个。主要音乐厅数：纽约15个，巴黎15个，伦敦10个，东京15个，上海4个。音乐演出场次：纽约22 204场，巴黎33 020场，伦敦17 018场，东京15 617场，上海3 356场。喜剧演出场次：纽约11 067场，巴黎10 368场，伦敦11 388场，东京8 452场，上海暂无数据。舞蹈演出场次：纽约6 292场，巴黎3 172场，伦敦2 756场，东京1 598场，上海1 686场。业余舞蹈学校数：纽约682个，巴黎715个，伦敦618个，东京748个，上海438个。
创意人才。具体包括4项指标，公立专业文化艺术高等教育机构数：纽约暂无数据，巴黎30个，伦敦11个，东京1个，上海5个。私立专业文化艺术高等教育机构数：纽约12个，巴黎73个，伦敦46个，东京16个，上海18个。公立专业艺术与设计院校学生人数：纽约暂无数据，巴黎14 024人，伦敦34 920人，东京24 120人，上海13 324人。综合性大学艺术与设计院校课程学生人数：纽约暂无数据，巴黎暂无数据，伦敦15 745人，东京25 444人，上海43 501人。
文化活力和多样性。具体包括11项指标，夜总会、迪斯科舞厅和舞厅数：纽约584个，巴黎190个，伦敦337个，东京73个，上海1 865个。酒吧数：纽约7 224，巴黎3 350个，伦敦2 143个，东京14 184个，上海1 320个。每十万人酒吧数：纽约88个，巴黎30个，伦敦27个，东京108个，上海6个。餐馆数：纽约24 149个，巴黎22 327个，伦敦37 450个，东京150 510个，上海55 614个。每十万人餐馆数：纽约295个，巴黎189个，伦敦478个，东京1 144个，上海237个。节庆活动数：纽约309个，巴黎360个，伦敦254个，东京485个，上海33个。最受欢迎节庆参加人数：纽约250万人，巴黎150万人，伦敦150万人，东京127万人，上海30.6万人。国际留学生数：纽约60 791人，巴黎96 782人，伦敦99360人，东京43 188人，上海43 016人。国际游客数：纽约838万人，巴黎1 330万人，伦敦1 521.6万人，东京594万人，上海851.1万人。国际游客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纽约102.5%，巴黎112.7%，伦敦194.5%，东京45.1%，上海36.3%。国外出生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纽约36.8%，巴黎12.4%，伦敦30.8%，东京2.4%，上海0.9%。1.3.2 阐释
这个评估体系的好处在于，第一，聚焦于影响城市文化的文化要素，摈弃了把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许多内容纳入城市文化比较范畴的体系设计，从而使得城市文化的比较得以真正落在文化层面上。第二，这个体系在具体指标设计上，除了进行各项指标的总量比较外，还专门设计了人均指标的比较，这就使比较研究的平面坐标建立了起来，比较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从而使得评估系统更加客观和科学。第三，对城市文化评估的六个项分类中，专门设计了城市的文化活力这一项，这是以往研究或评估体系设计中没有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比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城市文化实力或城市文化竞争力要更加贴切和准确。
那么，运用这个评估体系是否可以看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短板问题呢？我们认为，在这个评估体系中，可以发现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中的部分短板问题，但是另外一些短板问题却发现不了。或者说，浅层的短板问题是可以发现的，而深层的短板问题是发现不了的。因此，在借助这个评估体系的同时，还需要借助对城市文化建设经验进行客观阐释，才能够把握上海的短板问题以及形成这些短板的原因。
这个体系设计的主要问题在于，创意人才和文化活力这两个领域的具体指标安排不合理。创意人才这一领域，不是文化艺术高等教育机构数、艺术与设计院校的学生数这两项指标所能涵盖的。尽管欧文斯等人认识到了创意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一种合理评估指标或模型来反映这个问题。其次，城市的文化活力也不是舞厅、酒吧、餐馆以及节庆数量所能涵盖的，尽管这些场所和活动可以促进市民文化交流，对提升城市活力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是促进城市文化活力的主要因素。
什么才是促进城市文化活力的主要因素呢？人群的聚集形成了城市，而城市的最基本功能，一是满足居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二是满足居民的精神生活需求。文化艺术是满足居民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内容。人们常把文化艺术匮乏的城市称之为文化荒漠，说明文化艺术对城市的重要价值。一个城市不管它的形成是政治、军事还是商业、工业方面的原因，它的发展与繁盛一定离不开文化艺术的发展，一个背离文化艺术发展方向的城市必然走向衰落。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从文化艺术的创造层面看，其创造能力非常旺盛，创新动力强劲，文化艺术产品源源不断；从文化艺术的参与层面看，必须是全体或绝大多数市民广泛参与。两者缺一不可。一个盛产文化艺术产品而市民鲜有参与其中并享受其成果，或者市民广泛享受外来文化艺术而较少享受本土文化艺术的国际文化大都市都是不可想象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必然是一个文化艺术不断创造、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全体市民共同享受其创造成果的文化之城。
这里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市民。市民是一个城市的居住者，不管他来自本国还是来自外国，不管他是来自其他城市或者乡村，凡是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所有人，都是这个城市的市民。二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广义的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包括全体市民。狭义的文化艺术创造者是指有文化艺术创造能力的特殊群体，既包括诗人、作家、画家、音乐人、歌唱家、舞蹈家、编舞者、演奏家、演员、评论家、出版家、建筑家、设计者、制作人等专业创作群体，也包括民间艺人、民俗专家、街头艺人等业余创作群体。
笔者曾在纽约大学艺术管理专业访学，与系主任布朗教授的第一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布朗问笔者，贵市市民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接受文化艺术？笔者想了一想回答说，电视。笔者接着问他，贵市呢？他说，第一，图书馆；第二，博物馆；第三，剧院。
图书馆培养市民良好的阅读习惯。纽约的地铁有个独特的景观，在上海不常看到，就是乘客中有许多阅读者。纽约地铁很发达，每次坐地铁，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郊区，地铁上的许多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或一个阅读器在阅读。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有坐着读的，也有站着读的。纽约的图书馆系统很发达。市中心有著名的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各个区有分馆，社区有区馆。凡是在纽约居住的人，都可以通过一个带有住址的信封去免费办理借书证，在任何一个区馆借阅任何图书，数量不限。
纽约市博物馆的特点，一是藏品丰富，二是精品众多，三是功能丰富。纽约的博物馆有100多个，美术馆画廊有700多家，著名的有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布鲁克林博物馆等，每次前去参观都能看到新展品。
演出成为纽约市民生活的一个部分。纽约大街小巷都有剧院，大大小小，既集中又分散。光曼哈顿就有三个演出中心：百老汇、卡耐基和林肯中心。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层次是各个区演出中心。第三层是社区的群众演出。社区演出也非常发达，市民参与度很高。
初到纽约的上海朋友会惊讶，纽约不是想象中的纽约，觉得不如上海。为什么呢？首先，纽约没有上海大。纽约只有五个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开车只需半个多小时。其次，纽约没有上海新。老楼房、老马路、老地铁。纽约几乎看不到新开工的工地，没有上海一片繁荣和喧闹的景象。笔者的一个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访问学者，笔者从肯尼迪机场接他到唐人街，他问笔者，这就是纽约吗？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笔者对他说，看一看再做评判吧。他看了几个月，慢慢喜欢上纽约了。是什么改变了这个朋友的观点呢？他告诉笔者，是文化艺术。他问笔者，美国“二战”后才开始重视文化艺术，纽约市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才谨慎地资助文化艺术。为什么短短的几十年，纽约市就有世界最好的博物馆、一流的歌剧院、一流的芭蕾舞团，还有一流的公共图书馆？另外一个朋友，在纽约大学商学院访学，他说，纽约其实没有什么奥秘，无非就是一个地利。地利，形成人才集聚；地利，形成商品与资本的集聚。他认为，文化艺术也不例外，由于市场发育好，艺术人才纷纷到来，文化大都市就形成了。他很乐观地说，过不了多久，上海就会超过纽约。哥大的朋友问他，你去过林肯中心吗？他说，没有。又问，去过大都会博物馆吗？说没有。再问去过百老汇吗？也没有。哥大朋友说，有空还是去看看吧，将上海的文化艺术同纽约的比一下？他们争执起来。他们的争论，却引发了我们的深思。纽约这些非常知名的文化艺术品牌的确是一个文化大都市的个性所在。而这些城市个性化得以彰显的背后，却是文化艺术创造者通过不断创新，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产品以及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和享受。1.3.3 短板
通过世界城市文化评估体系中的数据比较和城市个案的深入阐释，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短板问题会更加清晰起来。总的来说，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硬件和软件都存在着问题，尤其以软件建设的问题更大。所谓硬件主要是指“文化供应”中的“基础设施”，而所谓软件则是指“文化供应”中的文化艺术产品供给，以及“消费与参与”中的文化供给的受众规模和享受质量。具体来说，主要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有缺口、有差距。尽管剧院、博物馆、图书馆不是文化大都市最主要标志和最核心的部分，但是没有这些也难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文化大都市。国际文化大都市必然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的主要成分是文化艺术产品，而形式则是建筑和设备。从博物馆和美术馆（含画廊）、图书馆、剧场和电影院四个方面来看，上海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和差距。
上海博物馆的差距是：第一，总量不够。博物馆的总数除高于东京外，与纽约、巴黎、伦敦都有差距。美术馆（含画廊），上海最少，仅是巴黎的1/5，伦敦的1/4，不到纽约和东京的1/3。第二，人均更少。每百万人博物馆数量，上海4.8个，纽约16个，巴黎11.6个，伦敦22个，东京3.6个。每百万人美术馆（含画廊）数量，上海只有8.8个，纽约88个，巴黎89个，伦敦110个，东京52个。上海的问题是，博物馆和美术馆（含画廊）的运行质量与其他四座城市相比有明显差距。从五个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人次（百万人次）看，上海还不到纽约的1/2，是巴黎的1/7，伦敦的1/8，东京的2/3。从五个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均参观次数看，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分别是上海的6倍、7倍、11倍和3倍。
图书馆方面，首先，上海尽管在总量上不算最少，但是人均图书馆却最少，纽约、东京是上海的3倍，而巴黎、伦敦分别是上海的7倍和5倍。其次，布局不合理。图书馆的辐射半径，上海2 750米，步行需要40分钟以上，而纽约是1 344米，巴黎600米，伦敦1 145米，东京950米。最后，功能不完善。由于图书馆功能单一，缺乏特色，加之藏书有限，新书上架过慢等方面的原因，上海图书馆的持卡人数和人均借阅量都很低。
剧院的问题更大。第一，上海剧院总量明显不足，与这四个城市有很大的差距，仅是纽约的23%，巴黎的27%，伦敦的45%，东京的42%。第二，演出场次不足，分别是纽约的36%，巴黎的58%，伦敦的48%，东京的63%，而音乐和舞蹈的表演场次仅是纽约的28%、巴黎的32%、伦敦的39%和东京的49%。第三，观众太少，上海的观众总数是纽约的2%、巴黎的11%、伦敦的4%和东京的5%。
电影院的情况看似不错。上海的电影院总数和银幕总数已超过纽约、伦敦和东京，落后于巴黎。差距在于：第一，每百万人拥有的银幕数仅仅超过东京，与其他三个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仅是纽约的45%、巴黎的32%、伦敦的38%。第二，电影院入场人次差距较大，分别是巴黎的39%、伦敦的55%、东京的78%。第三，公映电影数偏低，本国和国外电影加在一起，上海仅是纽约的49%、巴黎的39%、伦敦的31%、东京的27%。
此外，上海文化基础设施还存在布局不合理的现象。该集中的没有集中，该覆盖的没有覆盖到位。比如上海缺乏文化聚集区，没有与纽约的百老汇、林肯中心、伦敦西区相类似的演出集聚区和纽约第五大道这样的博物馆聚集区。而在一些社区和边远地区，存在文化基础设施覆盖面不到位或者功能不全的现象。
其次，文化艺术创作创新不足，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乏力。文化艺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文化艺术作品缺乏原创性。原创作品的出版和推出量少，经典重演、重拍成为文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笔者在上海市芭蕾舞团、京剧团、越剧团、淮剧团、昆曲团等演出机构调研，发现几年来鲜有新剧上演，大多剧目都是经典剧目重演。第二，原创作品的质量堪忧。原创作品不但数量越来越少，而且质量不高。近年来，几乎没有给市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出现。许多观众反映，他们一次次怀着期待的心情走进剧院，又一次次带着失望的心情走出剧院。许多作品内容空洞，只有用华丽的包装来增加卖点，正如观众批评的那样，一流舞美、二流表导、三流编剧。以2014年两部重头戏为例，一部是舞剧《朱鹮》，一部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这两部都是原创作品，也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作品，但难算上乘之作。《朱鹮》选题前沿，立意深远，创意独特，但是情节单一，叙事雷同。此外，在表演上，演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春江花月夜》好在主要演员的唱腔和表演是一流的，唱词也很美，但剧本模仿痕迹太重，有牵强附会之嫌。第三，文化艺术作品创作出现了顾上不顾下的现象。所谓顾上，就是创作者一味地以得奖为目的，以得奖为创作的最高追求，以得奖作为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结果造成了虽然作品得奖了，但是口碑不好，票房不高，拿回了奖杯，经济亏了，人气散了。所谓顾下，就是以观众的评价为标准。创作上的顾下越来越少，顾上又顾下也不多见了。第四，文化艺术创作人才的不断流失。有研究者专门做了一个对比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学中心、电影中心、报业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说中心，连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当年上海的辉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国各地来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经吸引不到他们，都去了北京。北京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北京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沪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认高大上，而最具文化原创力的，恰恰是那些一开始被人不在乎的草根精英。以上这些状况的持续必然导致文化艺术创作难有创新，继而导致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的乏力。
最后，市民文化参与不够，享受文化艺术成果的机会不多。通过几组人均数据的比较，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①从五个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均参观次数看，上海人均只有0.3次，而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分别是上海的6倍、7倍、11倍和3倍。也就是说，尽管在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免费参观的情况下，上海市民走进博物馆的不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②从公共图书馆的情况来看，上海不但人均图书馆最少，每十万人才有一个图书馆，纽约、东京是上海的3倍，而巴黎、伦敦分别是上海的7倍和5倍；更为严重的是，上海的公共图书馆持卡人数也最少，仅占总人口的8%，不到纽约的1/8，而在持卡人中，人均借阅量也最少，只有1.82册，仅是纽约和东京的21%、巴黎的45%、伦敦37%。一方面说明，市民利用公共图书参与阅读的人数很少，另一方面，在少数阅读人群中，阅读也不是常态。③戏剧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承载了重要功能。戏剧与阅读文本、电视、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由作家和演员在私人空间中完成的，而是在剧场这个公共空间中，由艺术家和观众共同形成的“场”中完成的，因此与观众的互动最强，与观众联系也最为紧密。但是上海演艺产品很难进入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从人均看演出的次数来看，上海只有0.3次，是纽约的1/12、巴黎的1/2、伦敦的1/6、东京的1/3。剧院少、演出少、观众少的情况非常突出，戏剧观众属于小众之列，因此，剧院很难成为联结文化艺术作品与市民之间的精神纽带。④电影与上述三个领域相比，是受众最多的领域，但年人均观影人次也很低，只有1次，伦敦、巴黎、东京分别是上海的5.3倍、4.9倍和2.2倍。这说明，尽管市民通过电影接触文化艺术作品的情况比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剧院的情况要好，是上海市民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最主要方式，但是这个群体仍然是小众。由此可见，上海广大市民接触和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积极性非常不足，享受文化艺术对他们来说，只是偶尔为之，并非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文化艺术产品对广大市民来说，是生活中的奢侈品，而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1.4 对策建议1.4.1 原因
为什么文化艺术产品不能成为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需品呢？为什么参与文化艺术活动不能成为上海市民的一种生活常态呢？有许多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供应（供给）不足；第二，文化供应（供给）的质量不高。而文化供应（供给）不足和文化供应（供给）的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体制改革不到位，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空间还远远不够。
计划文化体制的惯性是不可低估的。计划文化体制长期所形成的制度惯性对上海文化的影响巨大，甚至渗透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非一早一夕的改革所能根除。这种体制特点是，政府垄断文化资源，并通过文化事业单位分配文化资料，既排斥市场，又排斥社会力量。这个体制的惯性表现在：一方面，从政府层面来看，仍然拥有庞大的资源和配置能力，并且相信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是文化艺术生产的主导者。从文化事业单位来看，由于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下生存，因而养成了依赖政府、崇尚权力、害怕竞争的心理，总希望政府在市场中扎起篱笆，给其保留领地，保护其垄断性经营。尽管近十多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将一批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但不少单位依然像长不大的孩子，断不了奶，习惯于向体制内部寻求依赖，以争取补贴资助或垄断性特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资源至今依然被事业单位垄断，文化市场的发育与活力远远不够。文化人普遍地惧怕竞争，循规蹈矩，有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具体而言，在上述四个领域中，除公共图书馆必须保留事业体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博物馆（美术馆）、演艺、电影的问题都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体制内外有别，存在着重体制内、轻体制外的现象。研究表明，体制内外，背景不同，差别很大。主要是，首先国有行政性文化建设主体垄断资源（如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电影集团等）限制了民营主体的发展空间；其次民营文化建设主体无法享受公平待遇，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如融资难、信息不畅以及无法享受公平的优惠政策；最后，民营文化类组织的成立受限很多。
尽管放开了社会资本进入博物馆（美术馆）的限制，但民营博物馆（美术馆）的发展远比国有的艰难得多。由于国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含画廊）占比过高，国有与民营的结构不合理，国有馆一家独大，国有馆（廊）管理和运行质量的存在许多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加之博物馆和美术馆（含画廊）一般都体量较小，所以上海至今没有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含画廊）。上海的剧院、剧团情况也是如此。上海97家剧院基本都是国有。而纽约420家剧院中，国有的只有4家，伦敦214家中只有2家，东京230家中只有4家。上海的剧团更是为国有所垄断，尽管有几十家民营剧团，但是大多有名无实，即使榜上有名的几家民营剧团，也是人员极少、设备简陋、办公条件很差。
总的来说，上海民营文化企业看似数量不少，但大多体量小、实力弱，非营利文化组织数量极少、实力很弱。一方面，国有文化组织几乎垄断了文化艺术产品的供应（供给），但能力有限、效率不高，另一方面，民营文化组织却难以参与文化艺术产品的供应（供给），其发展受到诸多的限制，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文化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忽视了文化艺术生产的自身规律，造成体制内外的文化艺术组织无所适从。以公益性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一标准给文化艺术组织进行分类，非此即彼，造成了理论上的许多困惑和实践中的许多困难。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这种分类起码对博物馆（美术馆）、演艺机构不能完全适用。
以演艺机构为例，文化体制改革前属于文化事业体制，这个体制的弊端是，演艺机构对政府依赖严重，缺乏主动性，难以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演艺体制改革后，大多数演艺机构要成为企业，改革的目的就是阻断演艺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扶持其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成为自主经营的责任主体。但是，对绝大多数演艺机构来说，企业体制很难适用。
较少的经营性演艺机构演艺公司能够盈利，绝大多数都难以从市场挣取足够的商业回报以维持生存，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演艺业的特殊性所在。如果考虑到这一基本实际，那么要把大多数演艺机构培育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是不可能的。这样势必回到事业体制的老路，即从市场能挣多少就多少，不足的部分还是由政府兜底。演艺机构的创造活力来自它的责任性和主动性，这种责任性和主动性必须有一个适合的主体才能承担起来，而这个适合的主体既不是文化事业单位所能承担，也不是文化企业单位所能担当，必须是一个新型的责任主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主体呢？下文将深入阐述。1.4.2 对策
综上所述，上海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主要短板，一是文化产品供应（供给）不足，二是文化产品供应（供给）的质量不高，而文化产品供应（供给）不足主要是因为文化生产主体不足所致，文化产品供应（供给）的质量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生产者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所致。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决文化生产主体不足和文化生产者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具体如下：
首先，营造多元文化生产主体平等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政府部门首先要养成和树立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必须依靠多元文化建设主体的意识，摈弃依靠体制内的习惯思维和做法，大力倡导开拓进取、敢于创新、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围，鼓励试错、宽容失败、容纳个性，培育各种不同文化建设主体平等发展的环境，让体制内与体制外、国有与民营、内资与外资、区域内与区域外、集体与个人、事业、企业和非营利、中介与平台等都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其次，深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生产主体的多元格局。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在市场准入上大胆推进，有所突破，撤除国有与民营之间的藩篱，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文化艺术领域的门槛；另一方面，要运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杠杆，降低各类文化组织的日常运作成本，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和个人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比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政策扶持、制度保障等办法，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剧院的建设。
最后，创新体制和机制，培育文化艺术组织成为新型责任主体。要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和机制设计，能够使得一个责任主体，一方面可以从市场上挣取商业回报，另一方面又能接受社会捐赠，同时还可以获得政府支持。这个责任主体既不同于文化事业单位的责任主体，也不同于企业单位的责任主体，是一种新型的责任主体。博物馆（美术馆）和演艺机构都可以通过改革，培育成这样的责任主体。
以演艺机构为例，此前演艺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无疑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演艺业的事业体制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非改革不可。但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前虽然正在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主要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尽管不少国有院团在转制改企后，市场意识明显增强，经营能力明显提高，但是其商业回报还是不足以维持自身的运行，还必须政府的财政支持。如果要维持生存，一方面不得不提高演出票价以增加商业回报，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新一轮的财政支持。
正因如此，市场化改革后，演艺业并未出现预期的效果。演艺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政府、演艺主体和广大市民间的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政府支持、演艺主体出力和广大市民受益的良好局面。现在却是相互抱怨的局面：政府抱怨演艺主体拿政府钱太多，演艺产品叫座太少，广大市民抱怨好的演出太少，票价太高，而演艺主体则抱怨政府一味强调市场化、甩包袱，抱怨市民的欣赏水平太低。
为此，要打造非营利性演艺组织，使演艺机构既具备市场特性又具有公共特性。非营利性演艺组织与营利性演艺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组织目标与组织所得利润无关而与组织的宗旨有关。演艺机构要打造成为非营利组织，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组织的首要目的一定不是“金钱至上”的；第二，除了薪资、费用和酬劳以及所发生服务的补偿金，组织的所有收益、资产或利润均不可用作个人（主管和成员）的收益。一方面，非营利演艺组织可以通过经营活动，从市场上挣回必要的商业补偿，另一方面，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和政府资助，承担公共职能，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既有市场特性又有公共特性。
除少数演艺机构保留事业体制和企业体制外，绝大多数演艺机构都可以进行非营利组织的改造。进行改制的基本目标是，第一，独立的法人实体；第二，比非正规组织更有责任、内部监管更好、组织更规范；第三，可以接收拨款、捐赠、捐献；第四，可以取得政府给予的免税地位。非营利演艺组织顺利运行取决于立法的保障。上海可以在非营利组织分类系统、减免税和财政支持规范化上进行地方立法，在全国先行一步。
凡是不适合市场化改革的文化机构都可以进行非营利组织的改革。这些文化艺术组织和机构改制成为非营利组织后，既可以走出事业体制的老路，又可以在目前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基础上往前迈出一大步，必将呈现出一种新体制、新机制的活力，进而激活整个文化艺术生产主体的创造力，推动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快步向前。(1) 本章课题负责人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凌金铸教授，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宋翎丹、卢子葳。(2) 蒯大申．文化产业发展与管理研究综述（2004—2005）[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07，6（02）：193-215．(3) 林少雄．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内涵建设[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76-81．(4) 蒯大申．文化产业与城市综合竞争力[J]．社会科学，2002（03）：66-70．(5) 蒯大申．文化发展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03，1（00）：293-306．(6) 褚云茂．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形象：必须有一流文化名人？[EB/OL]．（2004-06-16）[2018-09-23]．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27296/2575685.html.(7) 瞿世镜．国际大都市文化竞争力比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06）：88-97．(8) 徐清泉．在创新转型中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N]．联合时报，2012-07-24（004）．(9) 杨剑龙．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J]．科学发展，2009（07）：85-97．(10) 乐景彭．上海建设节约型城市的战略部署和行动举措[J]．上海节能，2006（01）：1-3．(11) 罗怀臻．什么是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应当品质[N]．文学报，2016-01-07（018）．(12) 孙惠柱．大都市的公共文化布局——纽约与上海的比较[C]//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都市传播基金会（美国），等．都市文化与都市生活——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出版者不详]，2008：5．(13) 林广．上海与纽约文化形态比较研究[J]．历史教学问题，2005（06）：49-53．(14) 苏智良，江文君．双城记：上海纽约城市比较研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22-30．(15) 杨剑龙．白玉兰与大苹果：上海、纽约都市文化之比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4-21．(16) 任一鸣．纽约与上海：国际文化交流比较[J]．科学发展，2009（06）：102-112．(17) 左学金，王红霞，钱智．借鉴纽约经验建设上海“百老汇”[J]．科学发展，2012（08）：71-76．(18) 黄昌勇，等．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评估研究[M]//荣跃明．上海蓝皮书：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9) 本节引用的数据引自欧文斯主编的《世界城市文化报告》，具体请参见欧文斯．世界城市文化报告[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第2章 上海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问(1)题研究2.1 核心问题
作为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一项战略举措，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逐渐丰富和完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任务，2014年8月，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这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出深刻阐述，强调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政策的不断出台极大地促进了业界的发展变化，过去的三年虽然相对整个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而言是短暂的，但对每一位新闻业界的亲历者来说，这三年期间所经历的震撼式、颠覆式的变局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上海媒体来说，过去三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用上海报业集团社长裘新的话说就是：如果说三年前，对于为什么融合、怎样融合，大家还感到莫衷一是的话，现在回过头来看，今天的融合发展早已不是一个路径选项，而是关系到舆论主导权、话语权，关系到主流媒体生存发展的一项战略使命。事实证明，必须抓住融合发展的时间窗口，启动越早越好，越坚决越好。过去三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上海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13年10月，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之后推出“上海观察”“澎湃新闻”“界面”三个新媒体项目，挤进中国最有活力的新兴媒体群。同时，2014年3月，上海文广新一轮体制改革启动，创办了OTT电视、看看新闻网、阿基米德、一财网及财经大数据应用等新媒体平台。如果说中国传统媒体的改革在前20年是以广东为代表的话，那么2014年以来，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
不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道路依然漫长。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在2017年1月5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上也提醒大家要看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动力不足的问题，有的缺乏居安思危、求新图变的紧迫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比如，思路不清的问题，有的深入研究不够、总体设计缺乏，路线图、施工图不明晰。比如，工作偏差的问题，有的传统业务与新媒体业务还是“两张皮”，互不相融；有的新媒体名号与母体相分离，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品牌影响力。客观地讲，以上这些问题，在上海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此背景下，本章将主要探讨如下三大问题：
第一，目前的融合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2013年10月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为标志，三年来，上海传统媒体推出了澎湃新闻、上海观察和界面等若干新媒体项目，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媒体融合发展领域的“现象级”产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目前的融合发展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说，新媒体项目有没有有效地占领和把控住舆论场？新媒体项目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政府财政支持在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分别是什么？
第二，宏观而言，我们应该如何从战略上看待当下的媒体融合发展。要做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首先要在战略层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内容生产上采取什么组织方式？渠道和平台搭建上如何适应新媒体和技术的发展？盈利模式上如何探索？这些宏观问题如果认识不清的话，就很难拿出正确的融合发展措施。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有些媒体融合发展做得好有些没有那么好，根本原因就在有没有很好地把握住大方向。
第三，微观而言，战术上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是现代报业诞生200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局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仍在探索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媒体的发展是有内在规律的，而且近年来国内外媒体已经积累起来不少融合发展的经验，在研究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依然可以找到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2.2 文献综述
总结上海过去三年媒体融合发展的经验教训、理清思路、找出对策就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研究课题。国内外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已有十几年之久，特别是2014年以来，伴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媒体融合政策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媒体融合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相关政策体系的影响，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场合传递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信息，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