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果
出版社：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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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眼藏地行(卷一)藏族民族发源及历史演变试读：
前言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藏族的聚居地以青藏高原为主，分布于我国西藏自治区、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等省。另外，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和不丹等国境内也有藏族人居住。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语又分为三大方言，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以三大方言区为主形成三个区域，即卫藏区、康区和安多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大藏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境内藏族人口为628万余人。其中，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241.11万人，占我国藏族人口的38.4%。我国境内藏族居住地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4还要多。在这个星球上，藏族也是居住地海拔最高，距离太阳最近的民族。
近年来，有关藏族历史和藏文化，尤其藏传佛教内容的书出了不少，这对于人们了解藏族历史和文化很有帮助。通常认为，民族历史是对一个民族以往事件和行为的文字记录，以及对这些记述对象的诠释和研究。但是，与史前史相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很短的。换句话说，我们所能读到的民族史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而是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就藏史而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更有限了。虽然在吞弥·桑布扎（公元6世纪）创制的藏文字推广以前，藏地就已有象雄文使用，但象雄文的普及面很有限，当吞弥·桑布扎创制的藏文推广开来后，象雄文便渐渐销声匿迹了。留与后世的象雄文资料十分罕见，更不要说吐蕃以前的历史记载了。
尽管在数千年纷繁复杂、跌宕起伏、轰轰烈烈的藏族历史面前，文字记述实在有限，但自吐蕃王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里，藏民族包括历史、文化等在内的各类文献典籍依然很丰厚。就拿敦煌文献来说，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多种文本文献中，藏文文献就达8600余件，包括吐蕃编年史、地方志和部落史，以及佛学、医学和天文历算等，几乎无所不包。当然，吐蕃留给敦煌的不只是文献典籍，还有他们开凿的佛窟以及五彩缤纷的壁画和雕塑。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开凿洞窟55窟，重修前代36窟，总计91个佛窟。这些洞窟无论是在建造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了盛唐时期。纵览我国民族文化史，藏族文献典籍的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我国各民族中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即使在世界文化宝库中，藏文化也是灿烂夺目的。
一、藏族历史是开放的历史。青藏高原的确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但藏族很早就已冲破这种地理障碍，走出高原，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周边国家和兄弟民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从最早的象雄文明看，就已经吸收了来自印欧的文化因素。在本教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吸收了外部文化因素。有藏族学者认为，“辛绕宗教（本教）的最初形成和古波斯的祆教可能有着某种关系”。到了吐蕃王朝时期，无论是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还是藏文化的形成过程，都与吐蕃社会的开放和向外拓展是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也是在不断学习和借鉴各兄弟民族经验的过程中，藏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关于这一点，读者通过本卷书会有所了解，对藏族历史的开放性特征也会有更深的感受。有学者评价说：藏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性而睿智的民族，他们不仅善于创造，而且善于用他人的智慧来填补自己的大脑。这是因为藏人懂得，只有先于学人，才能敢为人先。
二、藏族历史与中华民族历史息息相关。认识藏族历史，一定要把藏族历史放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之中。翻阅早期历史，藏族与中原民族早就往来频繁，与汉族为主的兄弟民族的关系源远流长。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与各兄弟民族生死相依，荣辱与共，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受文化积淀等诸多因素影响，藏族历史有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和特点。但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三、藏族历史与藏文化联系密切。历史是记载诠释人类活动的一门学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研究历史的学科——历史学总会受到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以及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相对应（或相适应）的文化。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积淀。藏文化产生于藏民族的历史之中，是历史孕育了文化，文化又承载着历史。文化和历史是紧密联系无法截然分开的。在笔者看来，藏族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恰恰折射出了藏民族历史的特质。因此，我们了解藏族历史，就一定要了解藏文化。这里所说的藏文化，是涵盖藏传佛教文化在内的藏民族的全部文化，其核心是藏民族所特有的并借以指导其行为的哲学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是一部浩繁的教科书。读不完，理不清。就藏族史来说，即使写上若干本厚厚的通史，恐怕也难以面面俱到、没有遗漏。《藏族民族发源及历史演变》试图绕开纷繁而冗长的记述，删繁就简，摘要点，取精华，让您用较少的阅读时间，较全面地了解藏族历史。因作者水平所限，错漏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诸君赐教。2014年6月于成都第一章藏族发展与民族称谓
无论哪个民族，从一开始都对“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到这个星球上的……”等问题充满兴趣、感到困惑，并一直在寻求着答案。这不仅源自人们求知的“好奇心”，更是出自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世界上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很多。比如，我国汉族有女娲造人的传说，西方有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等等。那么，藏族先民们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第一节猕猴变人的传说
公元19世纪末，英国人达尔文宣布了他的一项重大发现，即人与猿类存在着亲缘关系，阐明人类是从古猿类进化而来的。换句通俗的话来说，人是猴子变来的，猴子是人类的祖先。
其实，早在达尔文之前的1000多年里，藏族地区就流传着一个藏族起源的传说，那就是猕猴变人的传说。古老的传说
猕猴变人“猕猴变人”这个古老传说的大意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谷的琼结地方，气候温和，山深林密。这里的一座山上居住着一只猕猴。这只猕猴经过菩萨点化，与岩罗刹女结为夫妻，住在洞穴里。后来，他们生了六只小猕猴（有说四只的）。这些小猴满身长毛、面赤，与飞禽走兽群居在大森林中，以采摘野果为生。过了若干年，这些猕猴又繁衍出了数百只猴子。随着猴群的增加，山林里的食物渐渐不够吃了。在这个关键时刻，老猕猴得到菩萨的恩赐，将五谷种子撒向大地。于是，遍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为有了充足的食物，众猕猴得以茁壮成长，而且它们浑身的绒毛也慢慢变少，尾巴越来越短。与此同时，猕猴们的生活习性也渐渐与其他野兽不一样了，差异越来越大，以至于它们很难与其它野兽继续共同生活。到后来，猕猴群逐渐与其它野兽分离开来，脱离森林，来到较为平坦的林间草地上生活。最初，它们仍各自采摘树叶和野果为食。到后来，它们能够结伴采摘野果，进行狩猎等简单的群体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猕猴们能够开展有组织、有目的的训兽、放牧，以及播种和收割等农业生产了。猕猴和岩罗刹
西藏山南地区有个叫“泽当”的地方，在藏语中“泽当”是“猴子玩耍的坝子”之意。当地人将这一带的山洞当作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将这一带的田园看作是祖先种植粮食的农田。至今，一些朝圣的藏人仍将这里的土地看作圣土，每到此地朝圣，都要带一撮土回去留作纪念。
沧海变牧场
与“猕猴变人”的传说一起流传下来的，还有“沧海变牧场”的故事。故事说，青藏高原曾是一片大海。海风卷起的波浪，拍打着长满松柏、铁杉和棕树的海岸，森林发出哗哗的回声，岸边的风光十分迷人。有一天，海里突然冲出一头巨大的五头毒龙，搅起万丈波涛，要摧毁岸边的森林。正当此时，天空飘来了五朵彩云，继而这五朵彩云变成了五部智慧空行母。她们施展无边的法力，降服了五头毒龙。事后，众仙女想告辞人间回归天庭。怎奈众生苦苦哀求，于是五仙女发慈悲之心，同意留下来为众生谋利，共享太平。仙女们喝令大海退去，顷刻东边变成茂密的森林，西边是万顷良田，南边是花草茂盛的丘陵，北边是一望无际的牧场。五位仙女变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五座主峰，而为首的翠颜仙女便是珠穆朗玛峰。
藏人发祥地的传说
藏地流传着雅鲁藏布江流域是藏人发祥地的传说。传说讲，藏人的祖先曾栖居于这一带的河谷密林中。这个传说似乎接近实际。至今，西藏山南一带低凹深处，仍可见到积存的腐烂树枝和埋藏更深的大树根。说明这一带曾是原始森林，而且分布范围一直延伸到了工布、达布一带。考古学家们实地考察，发现位于雅砻河谷的昌都地区、怒江一带有象牙化石和恐龙化石，这些表明，在远古时代西藏东南一带极有可能属于热带地区。传说之文化认同
猕猴变人的传说不仅在藏族民间流传，而且在《柱间史》、《玛尼宝训》、《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和《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史籍中，也记载有这个神话传说。《柱间史》最早记载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在他的《柱间史》一书中就记载了这个传说。大意为：藏人的祖先是猕猴，是由观世音菩萨点化的猕猴绛曲赛贝和至尊度母点化的岩魔女的后代。到后来，这对夫妇的子子孙孙越来越多，便出现了赛、穆、顿、东四大氏族，继而又增加了“惹”和“柱”两个氏族，通称为“六大氏族”。事实上，这“六大氏族”便是藏族最早的氏族，以“六大氏族”为主体群落，渐渐形成了藏民族。《西藏王统记》中的记载
成书于15世纪的藏史典籍《西藏王统记》，同样讲述了“猕猴与岩魔女结合生下六崽，历时三年增至五百”的故事。其实，这“六崽”指的是藏族最早的“六大氏族”。
赋予宗教色彩的传说
历经千年，猕猴变人的传说也为藏传佛教所接收。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西藏王臣记》中写道：“凡雪域所宏传之大悲观音法类虽有多种，然均同一旨趣，皆说西藏人种系猕猴与岩魔交配所生子嗣，为赤面食肉之种。”当然，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也难免经历藏传佛教思想的改造。
艺术演绎的传说
猕猴变人的传说甚至成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的壁画题材，出现在了神圣的殿堂之中。在藏族小说、戏剧、诗歌及各类绘画作品中就更加司空见惯了。
一个民族对一则传说如此钟情，产生这样持久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故事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猕猴变人传说的认同，表现为这个民族共同体对本民族有意义的精神财富的肯定。这种文化认同往往会成为一个民族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甚至成为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其实，这种文化认同已上升为族群认同，而且是深层的、至关重要的，其文化内涵比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更为深刻。第二节藏族族源
有关藏族起源的说法不少，有“土著”说、“北来”说，还有“南来”说等等。
事实上，我们要想搞清一个民族的族源，还是要依靠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成果。通过考古发掘，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各类遗物等实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分析，还要借助于古代文献等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青藏高原考古发现
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1万年前，西藏申扎、日土地区有人类活动。约7000—5000年前，西藏班戈的色林湖南岸有人类活动。约5000年前，西藏那曲、双湖、普兰和吉隆等地有人类活动。约5000—4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恩达以及林芝的尼洋河流域、墨脱等地有人类活动，并发现了半地穴环底、平底泥木墙房屋和半地穴石墙房屋遗迹。另外，还发现了石铲、石斧、石锄、切割器和研磨器等工具。旧石器时代遗址
在西藏日喀则，藏北申扎和双湖一带，还有阿里日土等地都发现了数十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很显然，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居住。这些遗址分布于定日、林芝、曲贡和嘎冲等地。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这里的居民不仅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地，还能够从事狩猎和早期农牧业生产活动。新石器时代卡若遗址
迄今为止，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上最具代表性、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从地理位置上看，卡若村地处澜沧江西岸，海拔高度约3100米。卡若遗址的总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于1978年、1979年两次进行了整体发掘。这也是建国以来在青藏高原上所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卡若骨锥
卡若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但很集中，而且数量大，种类也很多。出土窑穴、房屋等遗迹数十处，打制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等数万件。还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和粟类农作物等。卡若石器双体罐
科学鉴定表明，卡若遗址的形成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各类文物均呈现出鲜明的高原原始文化特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考古新发现
2003年5月，在青藏铁路建设中，考古工作者在唐古拉山的北麓又发现了10个石器点。这些新发现的石器点，所处位置在海拔4700—4900米之间。在发现的石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石质精良、制作技术高，而且主要用做复合工具的“细石器”。
青藏高原上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多，陆续发现的这些古文化遗址，不仅涵盖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而且覆盖范围广，分布也比较均匀。青海上孙家寨新石器时期舞蹈纹彩陶盆
青藏高原上分布广泛而又丰富的文化遗址、遗物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居住。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约在五千年前这里的先民们就已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地，而且能够从事早期农业生产和狩猎等活动。史料与研究成果
羌与藏的关系
在我国早期汉文史料中，将居住在西部的诸部称作“羌”、“西羌”或“发羌”等。“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亦有记载。羌最初以畜牧、狩猎为生。至战国初，逐渐由单纯的畜牧业过渡到了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
有关羌的史料“我国历史上关于发羌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其分布地区在赐支河首迤西迤南，距离内地‘绝远’，相当于现在青海省西南部和西藏大部分地区。根据这些资料，把发羌看成与吐蕃有直接的族源关系，是可信而合理的”(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发羌，正是古代西藏较早的部族之一。而《旧唐书•吐蕃传》又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相对而言，《新唐书•吐蕃传》的描述要稍具体一点：“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事实上，早在公元前约400年前，在吐蕃第一代赞普（王）聂赤赞普时期，西藏地区已有叫“蕃喀”或“蕃康”的部落名称，而且将卫藏一带统称为“蕃域索卡”。在汉史中，将这些部落称作“吐蕃”或“土蕃特”等。然而，《宋史》又叹道：“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想来也难怪，因为西部羌者至少有150多个部族（部落），在当时条件下，要想搞清他们的“种落”，的确也是一件难事。但有一点说得倒是明确，吐蕃属“西羌之地”。“吐蕃本西羌属”的说法，将藏族归属于羌，并谓之“西羌”。这一观点为后世史家所沿袭，至今也为众多藏汉学者所接受。当然，古代羌人并不是单一民族的称谓，不是一个民族。羌人散居于西部边疆广大地区，部族很多。可以肯定的是，藏族先民与部分羌人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藏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绝不是单一一支羌人活动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藏族先民们与诸羌交往，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藏族先民的居住地并不限于一地，或少数一些地方。具体说，雅鲁藏布江流域并非是藏族先民的唯一居住地。除卫藏之外，藏族先民的居住地还覆盖甘肃、青海等广大地区，甚至更远。
从语言传播角度看
在古代西部，有过许许多多的民族，大多数早已烟消云散了。但研究表明，有不少西部民族都曾使用过藏语。当然，不同的民族完全有可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这在古今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至少能够反映出语言的辐射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及这个民族在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之间的，藏族作为远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在其发展中同样吸收了兄弟民族文化与民族成分。但就整体而言，藏族仍然具有鲜明的土著起源的特点。
从生物学角度看
肤纹是人们（族群）外露的一种生物学特征。肤纹可以作为甄别、寻根和溯源的遗传标记物。令我们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全民族肤纹模式样本数据库，而且此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我们一共采集了9个地区的藏族肤纹样本（含四川、甘肃、拉萨、混合群）。分析结果表明，这些藏族群体都聚类在北方群内。西藏的藏族源于‘古羌’，西藏以外地区的藏族同样源于‘古羌’，所谓的‘大藏区’的藏族都不是‘南来(印度)之民族’。”（张海国《完成自己国家的全民族肤纹研究》，2010年2月5日《中国民族报》第05版）。
综上所述，所谓藏族“北来”说，“南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综合研究一再表明，藏族由青藏高原土著与西部古羌人、吐谷浑等氏族、部族融合而成，是青藏高原真正的主人。第三节藏族称谓
民族称谓是各族群共同体所拥有的特定的民族符号。民族的称谓从最初出现到最终确名，大多经历很长时间，有的还很复杂。其中，有的是泛称，有的与居住地相联系，有的因宗教信仰而来，有的则是约定俗成的或自报的名称。不太了解藏族的人以为，藏族有很多称谓。其实，藏族只有两个称谓，一个是自称“蕃”（bod）；另一个是“藏”（gtsang）。这两个称谓不仅读音各异，而且它们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同为藏语，是藏语的音译。悉勃野与蕃
藏族自称“蕃”，从古延续至今。大约公元前500年，青藏高原上出现了许多部落集团。其中，已有“蕃喀”、“蕃康”的部落名称和地名出现。
悉勃野（或鹘提悉勃野），是氏族名称，也是雅砻河谷最早的部落名称。在汉文音译中，有时也写作“悉补野”或“悉稣野”等。音译之所以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一是由于汉藏两种语言发音上的差异，音译者对藏语原词的读音有误。二是与古代汉语发音演变有关。
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是由部落的12位牧人（或氏族首领）用肩膀扛来，当了鹘提悉勃野部落的王。当时的“鹘提悉勃野国”只是一个小邦国，“赞普”自然也是一个小邦王了。后来聂赤赞普又当了“六牦牛部”（部落联盟）的首领，他的统治范围更大了，民众尊其为“神圣赞普鹘提悉勃野蕃”。“六牦牛部”也被称为“蕃六牦牛部”。分析原因，“蕃”的出现应该与“鹘提悉勃野”有着一定的联系。
悉勃野王族经历七代赞普（七赤天王）之后，第八世赞普布德巩杰也来自一个叫“勃敖”的地方。不容忽视的是，悉勃野与“勃敖”（spu）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同为藏语的音译；二者也是近音字。可以确定，悉勃野、勃敖与“蕃”（bod）有着联系，“蕃”应该是“勃”的转音。随着更多冠之于“蕃”（勃）的小邦和部落联盟的出现，为“蕃”（民族）的形成、以至于对后来向国家形态的过渡创造了必要条件。
敦煌吐蕃文献中，有“蕃”和“蕃域”的记述。823年所立《唐蕃会盟碑》铭文曰：“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自天地浑成，入住人间，大蕃首领。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碑文将“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称作“大蕃首领”。显然，“悉勃野”和“蕃”的关系也是明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蕃”不仅冠之于小邦、部落的名称之中，还将卫藏一带也统称为“蕃域索卡”。此时的“蕃域”，为蕃地、蕃人居住地的意思。借用王族部落的名称，将一个更为广大的地域称作“蕃”，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不仅反映了当时部落合并的趋势，而且“蕃”已明显带有一方民族自称的含义了，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认同。直到公元7世纪，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悉勃野部落所在的雅砻河谷便成为吐蕃王朝的中心区域。从此，一个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基础，同一文化背景和心理素质的民族迅速崛起。这个走向统一的民族，沿用了以往历史上的自称——蕃。“蕃”之读写差异。在以往汉文史料中，除了“蕃”以外还有写作“博”、“沃”等字的。究其原因，主要与历史上汉文的用字不一、不规范有关。当然，也是由于三大藏区（卫藏、安多和康，也是三大方言区）在发音上出现的差异所致，甚至不能排除古藏语发音的影响。按习惯的读音判断，“蕃”、“博”应该属卫藏方言的发音。“沃”显然为安多方言的发音。汉文还有写作“俄”、“波”等，也无疑是“蕃”的转音。
历史表明，一些民族（包括其称谓）一旦形成，不仅没有地域或国界的限制，而且较之国家而言，也往往要稳定、持久得多。蕃与本
关于“蕃”（bod）与本教（bon）的关系，根敦群佩大师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在君主囊日松赞之前，整个藏区唯有“永仲本”一教盛行，故以此名相称，也不足为奇。在古代名词中，后加字中的“大”(da)与“纳”（na）二字常常交换使用。如“赞普”（btsan-po）与“则普”（brsad-po）等均可使用。这样“蕃”、“本””也可能交换使用。“蕃”（bod）之称谓先于“本”（bom）。一般认为，本教祖师—辛饶米沃切与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5年）是同代人。“辛饶生在象雄的韦莫隆仁，名辛饶沃齐。或说他是佛所变化的，也有说他和本师释迦同时出世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按常理，本教的出现也应该在辛饶米沃切的中、晚年时期，至于教义的完善和传播就更在其后了。就此看来，本教最初诞生的时间（或萌芽时期），大致上与聂赤赞普在位的时间相当。
而被象雄王室尊为正统的“雍仲本”形成的时间就更晚了，大约在公元初。显然，“蕃”的出现早于本教的正式形成时间。也就是说，“蕃”这个民族称谓的出现在前，本教的形成和传播在后。换句话说，“蕃”并非来自“本”，而恰恰是“蕃”这个民族创造了本教。
当时，从吐蕃各部落的首领到民众普遍信仰本教。因本教源于自称为“蕃”的民族，又被称为“蕃却”（bod-chos 蕃的宗教）。在当时的藏文书写中，虽然“蕃”与“本”的后加字可以交换，但民族称谓与教名是不容混淆的。因“蕃”（bod）之称谓先于教名而存在，所以称原始宗教为“本”（bom）是合乎情理的。蕃与吐蕃“吐蕃”之称又是怎么来的呢？吐蕃是公元7世纪建立于青藏高原上的王朝名，后来亦称古代藏族人为吐蕃。“吐蕃”（stod-bod、mtho-bod）或“土伯特”（Tibet）中的“吐”，指这个民族所在的地理位置，“吐”为上方或高处的意思，相对于“玛”（smad下）而言的。藏语将高处称作“吐萨”（stod-sa），下方称作“玛萨”（smad-sa）。直到今天，藏地仍有“吐卫藏”（上方卫藏地）、和“玛嘉纳”（下方汉地）的说法。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后，相对于东南部的康区诸部（玛萨）而言，吐蕃政权的中心卫藏一带自然处于上方（吐萨）。因此，将蕃域中心的卫藏称之为“吐蕃”（上蕃），也不无道理。“吐蕃”之称始见于783年的唐蕃清水会盟碑上，后来一直沿袭了这个习惯称呼。至于出现“土伯特”、“图伯特”等，除了汉文用字不一之外，也有发音上的问题，是将藏文“蕃”（bod）一词的主音字母（bo）与后加字母（da）分开读的结果。至今，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称藏族（或西藏）为“唐古特”等，也是从“吐蕃”转译过来的，无疑也是藏语的音译。“藏”之称谓的形成
藏之民族称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追根溯源，“藏”源于“卫藏”这个地名。而卫藏地名的出现，又可追溯到吐蕃时期。
卫藏四茹，是吐蕃时期的行政区域。当时，将西藏地方划分为四个“茹”（ru 军政区域）。这是一种大行政区域设置，相当于唐朝的“道”。四茹“即卫地分为夭茹、乌茹，藏地分为也茹和运茹”(松赞干布《柱间史》)。“卫”是中央的意思，卫地以首府拉萨为中心，包括“夭茹”和“乌茹”，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拉萨河以及雅隆河流域。“藏”是江河的意思，以日喀则为中心，包括“也茹”和“运茹”，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年楚河流域。“卫藏”之地理概念。在习惯上，以拉萨为中心的一定区域称作“卫”，也叫前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一定区域称作“藏”，也叫后藏。“卫藏”便是前藏和后藏相加的区域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习惯上把前藏和后藏（卫藏）统称为“藏”。这种称谓在使用过程中被认同，而且“藏”渐渐地成了青藏高原上主体民族的代称。
宋元时期，“乌斯藏”与“吐蕃”二称并用。汉文史料中，有时将“乌斯藏”写作“乌思藏”。
明代，沿袭“乌斯藏”称呼。也有卫藏、藏、藏蕃和西蕃称谓并用的情况。此时的“藏”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民族称谓。
到了清代，随着“西藏”这一地名的出现，藏之民族称谓渐渐趋于明确。“西藏”作为地名的最早记载，见于1663年9月，第四世班禅罗桑却结坚赞圆寂后，康熙皇帝遣使往后藏致祭一事。记载称：“西藏班禅呼图克图故，遗官致祭。”时任川陕总督的卢崇峻在奏文中也用了“西藏”和“西蕃”的称谓。其后，逐渐在上奏和下谕文书中较多的用到“西藏”这个称谓。到了1721年，康熙帝在“御制平定西藏碑”铭文中使用了“西藏”和“土伯特”两种称谓。直到清雍正时期，朝廷在西藏正式设立驻藏办事机构，并设“驻藏大臣”一职。学界一般将此作为“西藏”称呼之始。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纲。这五族便指汉、满、蒙、回、藏。至此，正式以“藏族”代替“吐蕃”或“藏蕃”等称呼。但由于我国的民族众多，那时还不具备一一区分和确名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对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识别。在民族称谓上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也尽可能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来确名。“藏”这个称谓正式得到确认，成为法定的民族称谓。“藏”为藏语音译，是江河的意思。青藏高原的地貌奇异，自然资源丰富。黄河、长江、以及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大江都源自这个高原。如此多的大水系出于同一个源区，这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是罕见的。这里也是世界上冰川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我国现代冰川总面积中，青藏高原就占80%。从这里涌流而下的充足水源，灌溉着下游万顷良田、草原，滋润着万物。“西藏”一名，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西”为汉语，“藏”为藏语音译；“西”是汉语方位词，而“藏”又是一个民族的称谓。将汉藏两种语言组合为地名“西藏”，并成为我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尚不多见。西藏之“西”的出现，同样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649年，唐太宗卒，唐高宗即位之后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西海在狭义指青海湖一带，广义则指青藏高原。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好在中原王朝的西面，称之为“西海”也不无道理。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辖区包括卫藏、阿里等地。从我国三大藏区的地域分布上看，西藏的大向位置在西；即使是从全国行政区域分布状况看，西藏也在祖国的大西南，“西”这一方位词与实际是相符的。第二章小邦与部落 联盟时期
藏族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社会组织应该是氏族社会。氏族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群体组织。赛、穆、顿、东四大氏族是远古藏族最早出现的氏族，加上后来的“惹”和“柱”两个氏族，通称为“六大氏族”。然而，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这种群体组织人数都比较少，单位小，加上由于居住分散而显得势单力薄。到后来，居住相近或利益相关的几个氏族经过协商，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小邦（部落）。第一节远古小邦
远古时代出现的小邦，实际上是一些分散的、互不统属的部落。部落社会是通过一个氏族，或几个氏族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实现集体生产、集体自卫，协调矛盾和对外作战等。
在漫长的小邦时代，最早出现的小邦有十二个，后续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邦。比如，二十小邦、二十五小邦和四十小邦等等。
藏族部落像其他民族部落一样，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会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到后来，几个或数十个部落联合起来，通过订立盟约的方式缔结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集团——部落联盟。第二节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与小邦的最大区别是，部落联盟突破了小邦以血缘相近结盟的模式，而是以地域联合为主，联合起了地域相近的诸多部落。
部落联盟通过盟誓规范群体行为。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强调团结和谐，广开言路、尊重智慧、给成员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自主的生产生活环境。部落成员在部落联盟中不仅有一定的安全感，部落还为他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部落联盟实行的几乎是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大到财产分配，对外战争，小到到日常生活等等，都由部落决定。在公平的原则下，财产由部落联盟会议研究分配，血族仇杀和草山纠纷由部落联盟负责组织调解。部落联盟组织的争斗，对成员伤亡损失进行赔偿和抚恤。一些部落联盟，甚至连牧户丧葬或喜庆开支的一部分，也可视其情况给予一定补助。由此，牧民增加了对部落联盟的依赖性，也使得部落联盟这种组织表现出一定的活力。然而，藏区渐渐步入阶级社会之后，部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的民主、平等基本上已不复存在，阶级差别逐步扩大，阶级压迫也日益加深。
部落联盟中还有特殊的从属部落，从属部落的成因各不相同，而且他们对所依部落联盟的义务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有的部落由于弱小而完全丧失独立，成为势力强大的部落联盟的从属单位。还有一些部落由于战争等原因，降服于某个部落联盟，成为另外一个部落联盟的附庸。而有些相互联系的小部落群，各部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部落联盟。
在公元前4世纪，青藏高原已形成很多部落联盟。其中，势力强大的部落联盟有三个，即象雄部落联盟、苏毗部落联盟和悉勃野部落联盟。象雄部落联盟
象雄部落联盟位于今西藏阿里一带。象雄部落联盟后来称之为象雄王国，其实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汉史中称“羊同部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昌都丁青。象雄是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发源地，创制了最早的藏文字——象雄文。象雄王国以本教为其国教，曾建立过都城和城堡等，创造了古老的象雄文明。
古象雄与南亚、中亚紧相毗邻，这里不仅是西藏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聚集地。直到公元7世纪，在吐蕃王朝统一诸部之前，象雄一直是一个强盛的部落联盟。苏毗部落联盟
苏毗部落联盟最初活动地域在襄曲河流域（现青海玉树一带），后扩展到以拉萨北部的彭波为中心建立统治，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部落联盟。《隋书》记载，苏毗“人有万家”，其地域广阔，雄居一方。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征服苏毗，兼并诸部。鹘提悉勃野部落联盟
鹘提悉勃野部落联盟亦称雅砻部落或吐蕃部落，位于藏南地区的雅砻河谷。在建立该部落联盟之前，这里有6个部落，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首领。
公元前4世纪，鹘提悉勃野部落的12位牧人用肩膀扛来一个人，当了这里的王，他就是聂赤赞普。
聂赤赞普称王后，相继兼并了这里的6个部落，成为“六牦牛部”（6部落）的首领，他的统治范围扩大了很多，民众尊其为“神圣赞普鹘提悉勃野蕃”。因吐蕃的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诞生在这里，鹘提悉勃野部落联盟便享誉雪域高原。第三节“天神之子”聂赤赞普
聂赤赞普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位赞普（王）。在藏族历史文献中，将聂赤赞普称为“天神之子”。
传说聂赤赞普本是天神的儿子，他降临人间是要做“天下之主”。传说聂赤赞普最初降临人间时，是被牧人发现的。牧人们通过观察认为，这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与本地人完全不同，不知是什么人，更不知怎样对待他。于是，他们便派人回部落报告情况。部落长者闻讯后，就派出十二个聪明的牧人上山，盘问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是从哪里来，而这个年轻人则不断用手指天。牧人们认为年轻人说他是从天上下来的，是“天神之子”。为此，牧人们感到兴奋不已，为首的牧人伸出脖子，给这位“天神之子”骑。他们前呼后拥地把这个人抬下山来。部落里的人们纷纷前来端详，见这个年轻人长得十分魁梧，非同凡人（也有说其相貌丑陋无比，舌大盖脸之类的）。经过众人商议，将他推举为部落的首领，后来便成为鹘提悉勃野部落联盟的首领。人们还尊称他为“聂赤赞普”。在藏语中，“聂”是脖子的意思，“赤”是宝座，“赞普”是“英武之主”的意思。聂赤赞普便是“用脖子当宝座的英杰”。
聂赤赞普的身世之所以被人们披上一层浓郁的神话色彩，不外乎是为了树立首位赞普至高无上的威望罢了。这种对王者的神话描述，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天神崇拜不无联系。
据《雍布拉康志》、《迪乌宗教源流》等藏文史籍的记载，聂赤赞普出生在西藏波密，因其性格刚烈，做事果断，且往往独断专行而被家族放逐。当他游历到雅砻河谷时，结识了那里牧民，并被当地部落推举为首领。
聂赤赞普不负众望，在不长的时间里便统一了雅砻部落，不仅建造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王宫——雍布拉康，还大力宣扬本教，制定尊卑等级制度等。从那时开始，藏民族冲破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集团壁垒，过渡到了以地缘关系为主的部落联盟。
了解雍布拉康
雍布拉康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境内，是一座宫殿式建筑。“雍布”藏语意为母鹿，因扎西次日山势似母鹿而得名，“拉康”意为神殿。松赞干布时期，雍布拉康由宫殿改为寺庙。到了五世达赖时期，在原碉楼基础上增建了四角攒尖式金顶，雍布拉康成为黄教寺院。寺内供有三世佛像及聂赤赞布、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等赞普像。
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位有世系记载的赞普，标志着藏地历史神话时代的结束，英雄时代的到来和西藏王统的开端。从此，藏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聂赤赞普开始，吐蕃的历代首领（王）都称作赞普。第三章吐蕃王朝时期
公元6世纪，吐蕃第三十代赞普——达布聂赛以及其子囊日论赞（第三十一代赞普），以今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琼结一带为中心，不断兼并各部落，将势力扩展到了拉萨河流域，并逐步从部落联盟过渡到了奴隶制政权。第一节松赞干布与吐蕃王朝的崛起
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室内部矛盾加剧，王室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第三十一代赞普——囊日论赞被门地王弑杀。一些早就有反叛预谋的地方势力，乘机另立山头。更有甚者，苏毗和羊同部落的一些旧臣则倒戈攻打王室。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松赞干布（囊日论赞之子）接过父王权利，成为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像
松赞干布（？-650年），汉史称弃宗弄赞或器宗弄赞，生于甲玛赤康的强巴敏久林宫（今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凭借优越的家庭条件，松赞干布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他练习骑射、角力和击剑等，且武艺出众。
松赞干布即位后，在父辈重臣的辅佐下，紧紧依靠新兴势力，首先翦除了内部一些位高权重的异己臣僚，完成了政制、吏制、法制、兵制和赞普专制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平定了各地叛乱，局势得到稳定。
其后数年，松赞干布逐步兼并青藏高原诸部。632年，松赞干布率部众渡过雅鲁藏布江，把吐蕃都城从藏南的泽当迁至逻些（今拉萨），将政治和军事等领导权归一，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建立起了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强大的吐蕃王朝，终于实现了父辈统一青藏高原的宏愿。布达拉宫
松赞干布在位时，积极主动地与邻国、各兄弟民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尤其建立起藏汉民族间的亲密友好关系，对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并遣大相禄东赞远赴长安求婚。唐太宗允之，将唐宗室女、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641年，由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与松赞干布完婚。从此，唐蕃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甥舅关系”。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佛教、医学、工艺学和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她还带去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一尊，至今供奉在大昭寺内。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
649年，唐太宗李世民谢世后，松赞干布仍对唐朝表示友好，唐高宗封其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650年，松赞干布也在拉萨逝世，唐高宗为其举哀并遣使赴蕃祭奠。
松赞干布谢世后，因其子早亡，由孙子芒松芒赞即位，吐蕃王朝继续向东扩张。首先打败了与吐谷浑关系密切的白兰残部，占领其全部领土。随后，向吐谷浑发起全面进攻。由于此前唐朝的残酷打击，加之吐谷浑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吐蕃顺利攻占吐谷浑，并屯兵青海湖附近，以这里为基地，与唐朝相对峙。
吐蕃占领青海之后，不仅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多重门户，更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对唐而言，唐与吐蕃在青海一线的缓冲势力已不复存在。青海地近关中，尤其在外域通道中，青海东向线路是通往长安的最近路线，只要越过黄河，在地理上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尤其，青海是河西走廊的近邻，而且数条道路可通河西走廊。
面对严峻局势，670年，唐朝动用10余万军马出征青海，试图驱除吐蕃，帮助吐谷浑复国，重新在青海建立一道战略防线。但此战唐军大败，吐蕃占领了整个青海。此后，唐蕃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双方连年用兵，展开了拉锯式的攻防战。678年唐朝再次动用18万大军，直奔青海征讨吐蕃，在青海湖畔与吐蕃军遭遇。但唐军再度战败，至此，吐蕃基本上巩固了在青藏高原的统治地位。
回顾历史，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起，无论在地域扩张上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自公元7世纪以来，吐蕃文明不断东向发展、不断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交流，影响和融合。其后，一直到13世纪初叶，对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藏族文明最终汇入中华民族文明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节藏文的创制和推广应用
松赞干布时期，完成了藏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这在藏文化史乃至藏族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字创制
当松赞干布平定内乱、征服诸部、完成统一吐蕃大业之后，决定创制属于吐蕃自己的文字。松赞干布从数百名有志青年中挑选出吞弥·桑布扎等十六名聪颖俊秀青年，并派遣他们前往天竺等邻国学习，为创制文字培养人才。
吞弥·桑布扎等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如饥似渴地四处求学。然而，长期生活在寒冷高原的青年们终因难以适应天竺的酷热气候，其中十三位先后病卒于他乡。数年后，只有吞弥·桑布扎和他的两位伙伴——黎敬和拉热白森格返回吐蕃。在求学期间，吞弥·桑布扎以惊人的毅力刻苦修习梵语梵文等。他聪慧过人，成绩优异，故被天竺人敬称为“桑布扎”（意为贤良之藏人，“吞弥”是其家族名）。吞弥·桑布扎
吞弥·桑布扎回到吐蕃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研制藏文字上。他仿照梵文兰扎、瓦都字体，结合藏语的特点反复琢磨，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终于创制出了适于记录藏族语言的新文字。文字推广
为了带动臣民学习藏文，松赞干布拜吞弥·桑布扎为师，在玛如宫潜心学习藏文字和他国文化。除了处理大事，松赞干布一般不与外界接触。松赞干布非常赞赏吞弥·桑布扎，也很尊重他。有些大臣认为赞普太过分了，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下人。但松赞干布不改初衷，并耐心说服了各大臣，始终不渝地向全藏上下推广藏文。
为使藏文的拼音方法更加准确和规范，吞弥·桑布扎后来又参照古印度的《声明论》，结合藏语的表述习惯撰写出了《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颂》等八部语法论著。藏文字母藏文书法
自此，藏民族有了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族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随着藏文普及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部分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吐蕃人的精神和文化面貌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字厘定
藏文字从初创到定型，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实践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从史书记载看，历代统治者对厘定藏文字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反复调整和取舍，使之更加规范化、统一化、简便化，还曾专门制定“噶介”，即用法律的形式来推行统一的文字。
自公元7世纪藏文创制到公元11世纪，曾先后三次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厘定。
第一次厘定是由吞弥·桑布扎和他的同伴们完成的。此次厘定主要是针对用字不一，解决难读难懂的问题，特编著了《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颂》等八部语法论著。
第二次厘定在公元9世纪，由赤热巴巾赞普亲自组织进行的。参加厘定的有当时著名译师噶瓦白则、觉若·鲁意坚赞和香·益希德等。这一次厘定针对翻译语言名词、术语不一致，语言表述混乱，文字拼写不统一等现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和调整。通过这次厘定，藏文字相对趋于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三次厘定是在古格王朝后期（公元11世纪初），是由著名藏族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年）主持完成的，先后有160多位学者参加。这次厘定是最为系统的、也是最后一次厘定。期间，对藏文正字一一改定，废止译经中难懂，不便于阅读的古词繁字，代之以易懂易读的新词、简化字等，使之更加符合人们的读写习惯。
自从有了统一、规范的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位居第二，仅次于汉族。第三节唐蕃关系
早在囊日论赞时期唐蕃就已经建立起了联系，中原的医学、占星学、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开始传入藏地。
松赞干布和唐太宗在位时，吐蕃与唐朝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吐蕃王朝和唐朝对当时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做出过重要贡献。以至于吐蕃与唐朝的关系状况，决定着当时我国西部的局势，成为西部政局的晴雨表。唐蕃交往的历史也成为西部民族历史的主要内容。友好往来
唐朝的两位公主的西嫁，不仅成为千古流传的美谈，更为唐蕃两国人民带来了和平与安宁，促进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继文成公主后，710年，唐又一宗室女金城公主嫁与吐蕃第三十五代赞普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带去《月王药诊》医书等。后来，藏汉医师一起撰写了医书《阴宝》、《续晶镜》和《诊宝》等，还撰写了大量的农书、织术等。藏汉译师联手，将大量的汉文书籍译为藏文，其中包括大量的佛经、文学作品和其他学科典籍。吐蕃还不断派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学习和掌握各种知识。
吐蕃精美的工艺品和手工黄金制品等传入唐朝，深受内地民众的欢迎。在首都长安，妇女们则以穿着吐蕃服饰为时尚。另外，唐朝从官方到民间对吐蕃的马球十分喜爱。武则天、唐玄宗都是马球爱好者，并常常举办马球比赛。“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就连一些平民也加入马球运动队伍，热衷于习练马球。马球
蕃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官方到民间往来密切。“金玉绮秀，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是对唐蕃关系的最好写照。蕃唐之间的互市贸易、文化交流和通婚等累世不绝。《唐蕃交聘表》显示，643—842年，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蕃唐使臣往来共191次，其中蕃使入唐125次，唐使入蕃66次。时战时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双方有摩擦和冲突，但团结和友好仍然是藏汉关系的主流。676年，吐蕃第三十四任赞普都松芒布结即位后（676—704年在位），吐蕃主动改善与唐朝的关系，遣使入唐，积极对话，请求与唐和盟和通婚。此时，武则天执政的唐朝也无心恋战，希望息兵修好。在谈判中，双方都表达了友好的愿望。
唐朝收复西域四镇
689年，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西征，欲夺西域四镇。唐军先胜后败，最终为大雪所困，只得作罢。直到公元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破吐蕃，收回西域四镇，结束了吐蕃对该地区30余年的统治。
王孝杰兵败索罗汗山
696年，吐蕃将领钦陵出击，与王孝杰所部在索罗汗山(今甘肃临洮界)大战，唐军败，王孝杰被罢官革职。经过此次战役之后，唐军无力征战，再次与吐番议和。此后，唐蕃双方举行了多次谈判，唐提出归还吐谷浑及青海全境为条件；而吐蕃则要求唐撤出西域四镇。双方的谈判拖延了数年，最终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金城公主的嫁妆
704年，赤德祖赞即位吐蕃赞普（704—755年在位）。706年，唐蕃会盟，双方关系进入一个友好时期。公元710年，赤德祖赞向唐求婚。唐中宗允之，将雍王李守礼之女金城公主嫁与赤德祖赞。继文成公主之后，这是唐朝第二个宗室女嫁与吐蕃赞普。此后，唐蕃之间往来不断，两国关系融洽。713年，吐蕃以金城公主“汤沐邑”为名，向唐索取“河西九曲”之地（青海湖东南黄河两岸），唐答应了这个要求。事实上，唐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河西九曲”地域辽阔，水草丰美，而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其后几十年里，双方也有一些小的冲突，各有胜负，但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727年和728年，局势再次发生动荡。吐蕃先后两次用兵，试图夺取河西走廊西段的甘州和瓜州，未果。而“汤沐邑”地恰恰成为吐蕃东向扩张的根据地之一。金城公主出嫁唐衰蕃盛
755年，赤松德赞即任第三十六任赞普（755—797年在位）。同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乘唐调集大批军队驰援长安之际，驻扎在甘肃、青海一线的吐蕃军立即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吐蕃以“讨伐安禄山”为名，由东面节度使尚结息率大军长驱直入，屡屡攻城掠地，“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各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763年，代宗皇帝逃往陕州，吐蕃军一度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吐蕃占领长安仅十五天撤出，但大片的西部领土归为己有，而原先生活在这里的汉族等兄弟民族沦为吐蕃的臣民。赤松德赞
赤松德赞时期，是吐蕃的极盛时期。吐蕃的统治范围包括整个青藏高原，甘肃大部，四川、云南的一部分，还有尼泊尔、印度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吐蕃本土以外的部分藏族集聚区，基本上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安史之乱”起落7年多时间，使唐王朝受到沉重的打击。从此，盛极一时的唐王朝逐渐由盛转衰，而且一直未能摆脱“内寇时起，不遑西顾”的局面。期间，唐蕃双方于公元757年和次年举行过两次会盟。唐为了改变与吐蕃战争不利的局面，通过“输绢帛割土地”等妥协的办法，以求“安内”。
764年，吐蕃先攻克凉州，继而克甘州、瓜州和沙州(敦煌)。至此，河西走廊全境、以及陇右19州全部处于吐蕃的控制之下。会盟修好
会盟制度是吐蕃最古老的制度之一，也是唐蕃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几乎贯穿于双方交往的整个历史。从705年到821年，唐蕃双方进行过多次会盟，比较重要的会盟就有八次，河源会盟、赤岭会盟、灵州会盟和长庆会盟等。
河源会盟
713年，吐蕃遣使入唐求和。次年又派大论（相）坌达延致书唐宰相，请求盟会。唐玄宗命左散骑常侍解琬赴河源，与吐蕃大论坌达延会盟，主要内容为双方划定青海一带边界。
赤岭会盟
733年，唐蕃会盟于赤岭（洮州境内），商定双方以赤岭为界，并在赤岭和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境内)两地开辟市场，开展互市贸易。次年，双方在赤岭竖碑。
灵州会盟
757年，唐蕃在灵州(今宁夏中卫一带)会盟，商定双方息兵，互不侵扰。
长庆会盟
821年，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823年，用汉藏两种文字将盟约内容刻石立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此碑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蕃唐会盟碑》。盟约整篇行文气势浑厚，结构细密严谨，文词恳切真挚，朴实无华，通俗流畅，即使千年后的今天读之，仍然朗朗上口。千余年来《蕃唐会盟碑》巍然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成为藏汉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受到人民的景仰。蕃唐会盟碑
根据盟约，唐承认今甘肃的大部分和大渡河以西的部分地区，归吐蕃所有。做出这样的让步，也是唐在内外交困之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吐蕃方面也希望能够得到兵员休整，积蓄补给。在此情况下，双方表达了和好的意愿。这一时期，唐朝与吐蕃关系明显好转，西部局势趋于稳定。
历史证明，和盟适应了蕃唐社会的发展要求，符合当时藏汉两大民族的愿望，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此后，唐朝因内有藩镇割据和混战，暴乱不断，外有南诏等地战事，国力逐渐衰弱而不愿西顾。吐蕃也因连年战争而导致人力财力消耗巨大、内部矛盾加剧等原因，无力东进。第四节吐蕃王朝的制度
吐蕃王朝的制度，是以《十善法》和《十六净法》为依据，建立在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吐蕃制度在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保护信仰及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经百年，吐蕃王朝形成的制度很多、种类也很繁杂，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下介绍其中几项比较有特色的重要制度。告身制度
吐蕃的告身制度，是吐蕃社会等级制在职官制度方面的反映。具体地说，就是对官吏确定明确的等级，并依此给予不同的权限和享受不同的经济利益。
官吏告身
吐蕃的官阶划分为6等，依次分为玉告身、金告身、颇罗弥告身、银告身、铜告身和铁告身。敦煌吐蕃文书中还提到“松耳石告身”、“红铜告身”和“黄铜告身”等。在6等官阶基础上，又将其细划为12级。吐蕃告身授予吐蕃各级官吏、巫师和寺院僧人。对被征服地区的地方豪酋官吏也不例外，授予相应的告身，而且可以世袭。为了便于官场和民众区别，告身也有相应的章饰。按照官职级别，章饰大小有所不同，也相应分为6种、12级。章饰缀于官员臂前，方圆三寸，上刻文字铭款。
百姓告身
在百姓身份管理方面，吐蕃也有相应的制度。对民众进行身份登记，同样实行统一管理。经过登记造册，给民众颁发刻有波纹的白色木质“告身”，作为身份证明。吐蕃对使用印章也很有讲究，官方文书上的印一般是方形的，并有飞鸟等图案；而私人印章为圆形。吐蕃的告身制度，最初仿照了唐朝的官吏制度。到后来，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从形式到内容均与唐朝的职官制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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