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骁骥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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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试读：

现代的人类是以购物和消费来获得存在感的物种，国人尤其如此。

你同意这句话吗？还是迫不及待地准备激烈反驳？

先别急于表态，且听我说一段自己的经历。

许多年前，逛名牌店对我来说是件颇有压力的事。彼时，年轻的我对于名牌的品鉴标准尚未建立，消费的“层级”还显得稚嫩。当我有时漫步到LV、GUCCI、爱马仕之类的名牌店门口，通常会被店内精致而富丽的装潢和那些西装革履的销售人员弄得很不自在，而不愿踏入店门半步。仅有的几次购物经历也谈不上愉快。记得在某大城市中心商区的一家名牌店内，我鼓足勇气前去询问一件裤子的款式，但在上下打量了一阵我并不“上道”的穿着后，店员彬彬有礼地向我推荐了一款当季店内最低价格的裤子。他或许并不认为我有足以配得上那条裤子的经济能力。最终，我也并没有掏钱，而是同样彬彬有礼地离开了那家名牌店。

如今，情况被彻底颠覆。我早已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习惯于趿拉着一双拖鞋进出名牌店，毫无压力——只要别让我付款。在当下的中国，所谓名牌店的“财富象征地位”较之21世纪最初的那几年已大打折扣。去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商街走几步，你会发现满大街的时髦女性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都穿戴着有名牌标识的包包、服饰、鞋子。陪伴在她们身旁的男士，则总是有意无意地显露出腰间那土豪金“H”字样的皮带。

古语云，稀者为贵，多者为贱。以此观之，在符号象征的意义上，国际名牌在当今的中国正在遭遇一场严重的贬值。这恐怕不仅是因为许多名牌都把制造工厂搬迁到了中国以及邻近的亚洲国家，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量产供给，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种集体心理的悄然改变。当奢侈品牌的产量滚雪球般不断增大，使其成为更加平民化的“伪奢侈品”，人们对此的好奇心和狂热追捧自然会慢慢冷却。经济学有个常用的术语，管这叫“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可以用一个通俗的故事解释：一个饥饿的食客步入某包子铺，一口气点了六个包子。当他吃下第一个时，满足感很强，吃第二个时，满足感有所减弱……吃到第六个包子时，很可能已经难以下咽。换言之，当某种消费品的总量增加时，其中的单个消费品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会随之持续下降，以至于最后彻底失去继续消费的意愿。

经济学理论中专门设有一个子科来解释这类现象，叫作消费经济学，譬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提出的消费函数理论，便是其中的一种。不过，此类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大多以数学模型来探求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便企业和政府制定更优化的经济政策，其“实用主义”意味浓重。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不那么“实用”的一些地方——消费行为背后所隐藏、沉淀的种种社会与文化细节。

在经济学的公式以外，我更希望知道，影响人们在商品消费行为中做出选择的具体诱因是什么？人们在吃厌了包子之后，会选择其他什么样的食品？这种选择会因人而异还是千篇一律？这些消费选择是否蕴藏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作为消费者，文化背景极富特色的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如出一辙，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某种“自身特色”？当建成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消费社会时人们还有其他奋斗目标吗？……

对于以上种种问题，我最常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不用担心，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会在不知不觉中调配人们的需求，实现最佳的供需平衡。并且，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提高，他们会理智地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消费，最终，整个社会都将通过消费来获得“幸福最大值”。

这样的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宣扬“自由市场”理念的作品中最为常见。在《米塞斯评传》一书中，柯兹纳（Israel M.Kirzner）在解读米塞斯思想精髓时，曾作如下总结：“一个支持无拘无束的市场的政策，一个自由放任的、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政策，已被科学地证明是最好的政策。市场鼓励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在总体上实现相互协调，而其动力来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

请注意以上这段话中“无拘无束的市场的政策”以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的表述，我想，它们多少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陈述。其假定前提是，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扰的常量，自由竞争之下社会生产的最终导向必然满足大多数人的实在需求。不过，现实情况似乎与此有所出入。我们没法全然地相信消费者，就如我们不能彻底相信自己的所谓理性。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这一概念是在历史进程中被多方因素合力塑造成形的，其偏好往往受到一时一地的文化、阶级、社会、政治宣传等各种外因的影响，变动不居。

消费者能“自己决定自己的需求”，成为所谓“理性的经济人”吗？在现实中，集体的消费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显露出了非理性特征，广告宣传、时尚潮流、大众舆论都能像捏橡皮泥一般塑造人们的消费偏好，在这些因素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生产者刻意制造和操纵的。

这样的说辞或许带有“阴谋论”的嫌疑，但事实上，商品的生产者不可能仅止步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会不断“制造”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时更新这种需求。如此，大众消费行为本身，看上去也不大能实现社会成员的“终极幸福”，而不过是成就了居于商业链条顶端的“聪明人”。至少在今天，很少有人相信仅仅通过无止境的消费就可以彻底实现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我价值的满足；相反，消费主义的盛行倒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看看窗外北方雾霾蔽日的天空，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此，当我们谈论消费主义的时候，最好三思而言，情况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我想转述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更准确地表达这种“复杂性”。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无快乐的经济》中提出了一个见解，即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人类迈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未必是一个美好的标志。他说：“文明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在暴力和辛苦劳作之外创造令人刺激的活动；能够发展出进行并享受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技能；也能够提供学习必要技能的纪律和教育。”

这些“令人刺激的活动”经过资本主义数百年的进化，今天早已无缝融入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商业链条，拥有时髦绚丽的包装和极易引起人们共鸣的品牌口号。因此，西托夫斯基认为，人们想要不断获得新鲜刺激的感觉，就必须花钱购买并“使用”这些不断翻新的活动和商品。消费，成为现代文明价值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甚至是作为现代人最常见的一种“身份证明”。

当我们高谈阔论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辙迹时，常常忽略了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人是以何种方式踏入现代社会这扇喧嚣的大门的。中国近百年的商业史诉说着如下的故事：那些性格固执、观念陈腐、脑后拖着一条丑陋辫子的国人，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仿佛着了魔似的，排着长长的队列，伫立于“现代文明”的大门口前。在焦虑中等待的他们渴望跨过这道门槛，到对面一窥究竟。他们手里紧紧攥着入场券——钞票，却又随时准备抛之于市，用金钱换取一件件西方工业文明所创造出的精巧商品。

购物，自此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中国消费者花钱购买西洋钟表、西洋烟酒、电灯电报以及舶来的种种“奇技淫巧”，实则是在为自己购买一张“现代生活”的门票，获得能像他们羡慕的西方人那样生活的机会。这个漫长的排队过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他们今天成功了吗？

环顾四周，现代文明的众多“成果”都必须通过购买才能获得，从航天技术到网络科技，从分子材料学到食品科学……无论何等艰深晦涩的科技，在资本力量的介入之下，统统被自动化工厂生产成了各类新型的产品，在市场中，亦可以被细分归类为一系列的商业品牌。现代商业文明就像是一个奇特的漏斗，把千奇百怪的现代技术一概“过滤”成能被摆放在商店里售卖的、具有单一价值维度的可交换物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由此被蝗虫般不断涌现的商品覆盖，周而复始，终于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卖场”。（从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来看，这太容易理解了，榜单第一名赫然是沃尔玛。）然而，细加辨别，我们也会发现，摆在这个大卖场里的每一件商品都不能说是“价值中立”的。

假如消费者能戴上电影《极度空间》（They Live）里那副能洞穿一切事物本质的神奇眼镜，他们将透过镜片看见，自己身处其中的这座商品大卖场门口其实悬挂着“现代文明”的隐形招牌，其中售卖的商品则无一例外地贴上了一张“现代”（modernity）的隐形文化标签，并且按照品类的不同贴上了象征着诸如“社会阶层”“品位”“民族”的各色标牌。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思，在今天毫不费力地被消费者改写为“我买，故我在”的座右铭。商品消费，几乎成了一张获准进入现代社会的身份证明，而且一个人也只有通过消费这些商品，才能确认自己在现代文明的价值维度中的社会身份和位置，或者说，确认了“我是谁”这个亘古的问题。

如果你执意反其道而行，则很可能会出现身份认同上的困难。假如，一个固执的家伙坚决不肯通过购买手机或网络通信服务来向友人发送消息，而是要像古人那样写信托人转交，甚至是使用信鸽，那么他无疑会被大家视为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的“史前怪人”。

我的写作兴趣在社会经济史，因此，本书更多的内容是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购物”这一行为，或者说过去一个世纪里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变迁。中国自晚清以来，追求“现代化”、甩掉小农经济“旧包袱”的步伐一刻未停，其中，商业领域改革的节奏尤为引人注目。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大地上蔚为流行的两个时期，有两位在华的外商写了两部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一是民国时期卡尔·克劳（Carl Crow）的《四万万顾客》（400 Million Customers），其二是詹姆斯·麦克格雷格（James McGregor）出版于2005年的《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两部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人复杂多变的集体形象浓缩为一个词——customers（顾客、消费者）。“消费者”这一称谓无疑抓住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日益强大的商品购买力显然已成为国家力量崛起的一个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本书出版的时期，这个国家也分别经历着两次经济上的“解放”。前者是从封建王朝的小农经济下获得解放，后者是从苏式计划经济中获得解放，两次“解放”都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都造成了商品市场的繁荣和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确立。消费社会的到来让人们的思想、习尚、文化乃至城市的地貌景观，都随之发生了巨变。“断裂”于是就这样发生了，不仅是文化上与过去的决裂，更是中国人集体身份的彻底转向。因为购物和消费，原本平稳运行了上千年的一个庞大体制竟出现了某种结构性的松动。公众对个体独立的身份认同，对旧的集体身份的迅速抛弃，犹如把榫从房梁上抽离一般，把消费从传统的桎梏中生生剥离出来。旧制度随之轰然崩塌。

在我看来，20世纪初清政府发动商业革命的最大功绩并不是扶持了民族工商业，而是让百余年前的清人有机会从“臣民”的身份中剥离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商品消费者；另一个转变发生在1978年，自那一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改革，让中国人逐渐远离了过去数十年千篇一律的身份，成为新时代的消费者。

然而，身份的倏然转变并没有立即带来“普遍的幸福”，或者实现了“经济上的民主”。如前文所说，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毫无干扰地存在于真空中。历史文献给我们的真实回馈是：鉴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辙迹，百年来，消费主义经常被政治局势和文化思潮所裹挟，消费者身上的这一抹文化的异色，在很多时候都显得异常浓烈。

今天，消费主义实际上已经是我们的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从生至死，每一天的衣食住行，乃至在医疗、教育、婚姻、生育、就业、休闲、娱乐等等巨细无遗的方面都不得不与商品消费打交道，甚或可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购物行为。商品消费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而言都是一个利好行为。在文化上，恰如西托夫斯基所言，消费主义用大宗商品和更炫目的生活方式“教化”了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让人们把欲望、刺激、快乐等等生存要素都同时置放在了消费主义的社会框架之下。而消费社会较之于农业社会、封建社会而言是更高层级的社会形态，为此，追求“进步”的现代人理应毫无保留地接纳消费主义，委身于商品市场，进而成为一个称职的消费者……

沿着以上貌似合理的逻辑不断往下推测，结论却会一路“跑偏”，甚至最后会变得荒诞而扭曲。难道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扁平化、碎片式、快节奏、无深度感的“消费社会”就是我们所居住世界的终极形态吗？它看上去是像美丽富饶的理想国，还是更像一个“1984式”的可怕梦魇？这种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难道今天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被商业和消费的肥皂泡包裹着的现实中吗？加拿大的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hin）就曾著书批判国际品牌和跨国企业对消费者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洗脑，号召人们反抗消费文化对人性的“侵蚀”，抵制跨国商标和品牌。如此振臂一呼式的激进观点在读者当中颇有市场，与之前提到的彻底的自由市场理论相映成趣。

不过，以上二者都并非本书写作的旨趣。在匆忙做出价值判断前，我们首先该理性地审视如下事实：商业明星、产品、消费者、购物不过是一系列衍生自现代社会的概念。正如国王、骑士和贵族是属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概念。它们有时会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交错、相遇，而实际上，二者究竟是不同历史时段的异质产物，分别遵从着截然不同的社会逻辑。当我们的讨论对象是一个经过严格限定的历史概念之时，将其简单概括为“好”或“坏”，似乎太过粗疏。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视角更多元、更具质感，语境层次更丰富的讨论空间？这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在20世纪诡谲多变的历史光影之下，购物和消费主义如何把这个古老的国家改造成了今天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模样，消费者的集体面孔又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篡改、重塑，这背后繁复纷乱的历史线头，想要将之梳理清晰谈何容易。因此，自动笔之始，本书就注定不可能成为一本批判之书，而是更类似一部“画像式”的作品。

我尝试着以近百年来消费主义在中国的流变和消费者的集体身份来描绘中国社会的群像与百态，并且，这幅妍媸毕露的图画将尽量细致地捕捉到它描绘对象的每一个神态、面颊上的每一道皱纹，以及令这些皱纹不断加深的焦虑不安的表情。

除了躺在教科书和历史试卷里的古代史，以及那个充满硝烟、暴力、革命和伟人故事的现代史以外，还隐身着一个体量“小”一些的历史，它真实而琐碎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伏于我们目光无法达及的晦暗处，隐藏于每个家庭的衣食住行和锅碗瓢盆里。从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清单到商家的促销广告，所有这些历史的细枝末节会把我们引向历史最引人入胜之处，也是最值得书写的真实之处。由无数散落的细节铺陈而成的，便是由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这两种元素精巧糅合、编织而成的一幅20世纪中国生活画卷。

英国史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告诫我们：“我们几乎无法将20世纪丢弃，但已经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思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抹去。”今天，当消费的狂喜和欲望的满足所产生的“幸福感”已然填满了生活，当“买买买”的网络用语和嘉年华式的购物成为重要的感情交流乃至情绪宣泄方式时，我们其实很有必要从这热烈而空无所傍的狂欢中抽身而出，暂停下来，重整思路。

我们回身望向那些堆积成山的信用卡账单和商品购物记录，试图从中寻觅一些关于过去时间的隐秘线索，此时，集体尘封的记忆也会部分苏醒，至少，这可以让朱特所说的“在记忆里悄悄抹去”发生得慢一些。这也是我的写作初衷：透过“中国消费者”这双集体的瞳孔，或许我们能更加真切地窥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国度，并把这份真切尽可能久地留存于记忆之中。第一章愤怒的消费者（1900—1911）

晚清时代，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西洋的商品大量流入。对此，有人欣然接受，有人忧心忡忡，有人激烈反抗。无论人们作何选择，在旧传统与新观念之间的这场较量中，中国人第一次体验到购物与消费的魅惑，并亲手推开了“现代国家”的大门。第一节1900：神鬼变乱庚子年楔子：“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

古往今来，在中国发生的多少事，说复杂真是复杂，但要往简单方面说，也实在简单。

比如，一部中国史，概而言之不外乎一幅天干地支图。这幅图案把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的“十天干”和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的“十二地支”按照顺序两两配对纪年，以“甲子”为始、“癸亥”为终，共六十个组合，称六十甲子。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这幅古老的年表配以“阴阳五行”的卜筮之术加以阐释，妄图通过抽象的历法窥测自己短暂一生的命数乃至家国之运。

就这样，简单滋生出了复杂。时代的更替、王朝的兴衰也便因此有了缘由，那阐释一切的力量便来自古代历法中的玄机所曲折透露给世人的宿命论。但凡世间的人与事，统统都陷入这如圜丘一般的宿命之中循环往复。

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又一甲子……当时间之轮沿着这幅天干地支图再次进入庚子年时，占卜的卦象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信号。那一年，老皇历上的诗谣唱道：“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频饥渴。高田犹及半，晚稻无可割。秦淮足流荡，吴楚多劫夺。桑叶须后贱，蚕娘情不悦。见蚕不见丝，徒劳用心切。”

迷信、怯懦的人们人人自危，他们担心凶年的来临会祸及自己，纷纷跑到庙里焚香祈祷。当然，人们的惶恐不安在那些来自遥远西方的外来者看来着实愚蠢可笑，在他们眼里，平凡的庚子年与过去其他年份相比并没有什么灾变的预兆。西洋人使用的历法，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天干地支的线性纪年方式，因此，历史对他们而言并非永远周而复始，而是有前因后果、有逻辑演变，且是由低到高逐渐进化成今天的模样。这些金发碧眼、牛高马大的洋人称庚子这一年为公元1900年。这一年，也是西方纪年中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对于生活在大清帝国境内的西洋人来说，1900年无疑是值得期盼的一年。他们在这个国家经营多年的贸易愈做愈大，原以为注定无法在这里种下的现代商业种子，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点点生根发芽。

随着时间的推进，大清国与西方列强的通商口岸日益增多，数量已远超半个多世纪前的“五口通商”。新增的商埠北有临海城市天津、烟台，南有富庶的苏州、杭州、江宁，深入内陆腹地的长江沿线城市重庆、汉口、宜昌、九江等地也相继开埠……对这一时期不断扩大的对外通商，《清史稿》略带不满地评论说：“五口通商，各国踵迹至。中外棣通，外舟侵入我江海置邮通商地。大北、大东两公司海底电线贯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亦骈集我海上，骎骎有返客为主之势焉。”

那是东亚国家受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如同惊雷一般，首先惊醒了沉睡于中国之东的日本。从外国进口的棉织品成为刺激民族商业发展的契机。为了和外国进口棉布争夺市场，日本的商业近代化从明治政府扶持的纺织厂开始，向各个领域迅速蔓延……

而在中国，建立于17世纪的清王朝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强势统治，逐渐进入了政治衰退期。周围的邻国依旧保持着向“天朝”进贡的习惯，但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它满怀尊重。清帝国的威望在邻国的心目中日益衰减。而在由军舰开道的西洋商船队面前，“天朝”在世人面前丢掉了更多的面子。

自道光年间以来，远道而来的洋人“反客为主”之势有增无减。随着一纸纸通商条约的签订，被西方列强“强行植入”的商业基因也愈加融入了脚下这片原本封闭自固的土地。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数额如滚雪球般增大，在那些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通商口岸，精明的清国商人会有样学样，以“附股”的方式购买外国企业的股份。华人在西方企业投资的领域包括航运、银行、保险、货栈等行业，此外还涉及19世纪晚期的螺丝、棉纺、电灯、电力等工业领域。昔日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似乎不再那么陌生，在外国商人有意的引导或潜移默化之下，原本仇洋、排外的清国人好像愈来愈认同西方的商业价值理念，乐意尝试与这些高鼻子洋人做生意。

过去，曾有人急着下结论说，这个固执而老朽的帝国绝不会为现实做出任何妥协改变。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宗商品贸易如今也在改变垂暮的中华帝国。这个过程迟缓，但确凿无疑。

最先与大清进行贸易往来的英国商人在回复给国内执政者的报告里说：“我们同中国的商业关系一年比一年重要，英国和中国资本家的利益也一年比一年错综复杂。中国人既有官员也有商人，多年来一直是外国企业的股东，享有这种位置所给予的所有利益。”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密切贸易关系，使得清国在被武力轰开国门之后的数十年，终于在资本主义商业世界的版图上插上了一面属于自己的黄龙旗。至1893年，清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6799万两白银。这个纪录不容小觑，连向来自大的日本明治政府都不得不承认：“然清国之外国贸易近年长足进步，该为世人所公认。”

不过，令西方人心生不快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就像一幅美丽油画上的污点一样醒目、让人蹙眉，首当其冲的便是居住在北京紫禁城的慈禧太后。这位保守而日渐衰老的女人依旧牢牢掌控着清帝国的政治大权，但她偏偏对洋人素来不抱好感，甚至因“夷夏之防”而极度仇视一切西洋事物。当然，外表恭敬的洋人内心对慈禧也并不那么友善，这位清帝国的女统治者深居于幽殿、绝少露面，这让她的公众形象神秘而晦暗。她经常被当时的西方记者描绘成一位眷恋权力、善于玩弄权术，并且肉体欲望强烈的女独裁者。

显然，慈禧不是西洋人眼中理想的中国统治者。洋人们对此也心知肚明，那就是慈禧年事渐高，不可能长久地统治这片土地。他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等待，等待慈禧和她的守旧派大臣们像衰老的植物一样逐渐干枯、萎靡、凋谢……

慈禧并不打算在等待中耗尽余生。1898年戊戌变法风波后，原打算“退居二线”的她察觉政治形势有变化之虞，于是又重新实行训政，欲废光绪皇帝，另立新君。不料消息一出，各国公使都纷纷表示支持光绪皇帝，反对慈禧的政治计划。他们盘算着，和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光绪皇帝在思想上比慈禧更为开明，将来更可能成为一个西方化的君主，大清国也会因光绪皇帝的主政而倾向于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于西方各国将来与大清国的生意往来，只会有利无害。

因此，当慈禧假托光绪皇帝重病而将他软禁时，洋人从一开始就极力干涉，还派遣法国医官前往皇帝寝宫探视光绪，准备给慈禧好看。这位法国医生对光绪做了一番身体检查后，走出皇宫告诉人们：清国皇帝身体健康，“血脉皆治，无病也”，只需要改善饮食，加以调养，就可康复。谎言如此轻易被拆穿，慈禧气得火冒三丈。慈禧恨洋人的理由，此其一也。

另一件让慈禧更为恼怒的事是，维新党领袖康有为等人在变法失败后躲进英国使馆得到庇护，清兵只能看着通缉犯从他们眼皮下溜走，却不敢硬闯入使馆捉拿这些“天朝的敌人”。慈禧对屡屡坏她好事的洋人恨入骨髓。洋人将她推翻的图谋似乎一天比一天明显，这让权力欲旺盛的慈禧且惧且怒。之前与西方列强的几场军事交锋，大清国吃尽了苦头，朝野上下被打怕了，因此，慈禧即使心里装着一万个不满，也再不敢轻易和拥有洋枪洋炮的洋人们兵戎相见。

偏偏就在此时，端王载漪向慈禧推荐了被称为“义民”的义和团，据说这些有“神功护体”的民间勇士可以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载漪的这番神乎其神的描述，倒是深得太后之心，她决心利用这些原本善良质朴的农民来制衡西洋人。

在慈禧、载漪等守旧派的授意下，原本紧闭的城门为这些“义民”打开了缝隙，大批义和团成员自1900年5月开始被默许进入北京和天津。京城之内，很快就布满了拳场神坛，到处旌旗招展，恰如乡社赛神，乌烟瘴气。

慈禧很快就后悔了，她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将帝国脆弱的政治心脏置于异常危险的境地。尽管官方下令对进城的义和团“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京城内不少洋货店铺的主人望风而逃。骡马市大街广升店代卖洋货，在团民赶来纵火以前便已人去楼空。正阳门一带的不少商家为了保住性命，急忙把商铺的洋货招牌全数撤换，去掉那刺目的“洋”字，唯恐给自己招来灾祸。时人记述道：“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

1900年6月16日，老德记西药房被点燃。一时间大火蹿起，难以控制，借着风势很快蔓延至前门大街一带。只见“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

1900年夏天的帝都北京，陷入了一片冲天的火光中，打杀声与惨叫声不绝……令人头痛的“清国特色”

1900年7月5日，《纽约时报》头版印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北京所有的外国人都已丧生》（All Foreigners in Peking Dead）。报纸对北京城里上演的暴行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接下来的几天，《纽约时报》的一篇篇后续报道让清帝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舞台上出了大名。京城的外国人的安危成为各国媒体每日关注的头版头条。如何保护国外侨民、收拾北京的乱局成了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洋人终于坐不住了。很快，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合起来对北京进行军事行动。8月16日，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和大臣仓皇离京，逃往太原和西安，留下奕劻和李鸿章与联军谈和。

1900年年末，联军提出了惩凶、赔款的要求，战败的清国只能一一应允。最终，清帝国以关税和盐税做担保，连本带利赔偿庚子动乱中参战的各国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被时人称为“勒索巨款”之约。这笔相当于清帝国十几年岁入的巨额赔款连同其他诸多苛刻条件，被写进了名为《辛丑各国和约》的文件中。这份条约创造了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赔款数额之最，被国人深深引以为耻。

然而，当打了胜仗的洋人耀武扬威地从谈判桌前起身离开后，他们依旧是眉头紧锁、表情凝重。一场局部战争所能改变的固有事实太少了，至今让他们难以释怀的，仍然有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是一部分清国人不可理喻的排外情绪，其二是义和团运动所折射出的弥漫于清国朝野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愚昧与迷信思想，这二者无疑不太可能被一场短暂的战争所驱散。

从清末一位美国外交官的笔述中，不难看出外国人是多么厌恶中国人的迷信思想：“迷信存在于各阶层之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影响着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扭曲了理性能力，损害了逻辑判断。迷信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私生活，而且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国事也由迷信来决定。”

以下事实的确有些让人汗颜：千百年来，泛神论和迷信思想可谓华夏民间信仰的直接塑造者。这种民间信仰和宗教没有多大关系，反倒是处处体现着一种小市民式的“实用主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清国的子民们脑子里的观念与他们的祖先如出一辙，认为这世间到处都是神仙鬼怪。天上有雷公电母，到山有山神，遇水有河神，乡间有土地公、城隍爷，回到家里还有门神、灶神，等等。这种对神仙鬼怪异常丰富的想象能力着实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数不清的神仙各司其职，如同政府官员一样管辖、照料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平时不烧香的民众在有求于神仙时就得临时抱佛脚了。他们惯常的方法是用食物和钱财向神仙“行贿”。正所谓“钱能通神”，作为交换，收下贡品的神明会庇佑人们、帮助其顺利达成目的。求生儿子的人会在受孕前拜拜送子观音，求生意兴隆的则在财神面前焚香祭祀，求考试榜上有名的则到庙里祭拜文曲星……一句话，只要有具体需求，就肯定能找到相对应的神明供人们“行贿”。

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说法：“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这种带有极强功利主义色彩的民间信仰也塑造出了世俗社会上默认的潜规则——当需要达到目的时，人们总是设法通过走后门、攀关系、行贿等不公平的方法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每当历史上有时局异动，杂糅着儒、释、道和民间鬼神崇拜的诡异信仰便可能有如霍乱病菌般来一次毁灭性的爆发。当初，西方人在清国修铁路、铺电线时，国人便百般阻挠，理由竟然是铁路、电线会破坏风水、惊扰神仙。义和团的贫苦农民更是借神仙之名跳出来撬铁路、斩电线，大肆毁坏一切与工业文明有关的事物。在这帮既可怜又可憎的饥民作鸟兽散后，大清国普通民众的信仰与社会潜规则依旧毫无变更。照例不按原则办事、遇事喜欢抄近路走后门的老百姓让西方人大摇其头。

毕竟，这些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远东的西洋人是来做生意赚钱的，不是来接受大清国文化特色熏陶的。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当然希望与自己做生意的对象也能遵守普世通行的商业准则，讲求信托责任。但清国人的行事风格却与洋人的期待有不小的差距。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国家几乎连影儿也见不着。

同样令洋人感到不可理喻的，还包括这个国家极度缺乏的商业标准和规范化管理。那位抱怨清国人迷信的美国外交官也很是为这里的商业习惯所困扰：“缺少法律以及缺少度量的强制标准，为讨价还价和欺骗提供了机会。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秤有两种度量标准，一个是买东西用的，一个是卖东西用的。棉絮的质量不同，度量的标准也不同……这种由习俗形成的差异，使买卖双方收益不同，彼此平衡。因为不同的度量标准必然导致价格的不同。除了欺骗不小心的人以及为讨价还价制造机会，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了。除了对应于东方一切事物的古老这个理由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它的来源，为它的长久存在给出原因了。”

缺乏规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有各种空子可钻。无论是多小的生意，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讨价还价，每笔交易的背后都充满了阴谋与生意之外的算计。生意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占对方的便宜，缺斤少两是常事。

与此相反，商业规则和商业道德，在西方国家已经是确立已久的社会基本规则。早在欧洲的启蒙主义时代，哲人伏尔泰就在《哲学通信》中阐明过，商业信誉是让世俗的人们能够“彼此信任地、和平地”自由生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大致同一时期的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宣称：长期经营商业会使人养成勤勉、节约和小心经营的美德。而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数百年来人们对商业规则的严格遵守和商业道德的尊重，最终造就出了西方的现代商业文明。

总而言之，清国商人与注重信用和规则的西方商人从秉性到行为方式南辕北辙，他们的行事手段带有很重的市井流氓气，企图蒙混过关、靠欺诈牟利的商人不在少数。来华经商的外国商人经常为这种“清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头痛不已，但同时，作为“商业精神信徒”的他们，内心更增添了几分“布道”的使命感。中国，不仅是有着他们难以理解的传统习俗的远东古国，也是一块有待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开垦的处女地。王朝衰退中的商业契机

19世纪，对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可谓不折不扣的“商业的世纪”。亚当·斯密时代形成的自由经济思想在这个世纪释放出了它的力量，一个由自由贸易打造的世界使得教育、科技、工业、现代政治、商业等领域均获得长足的发展，一大批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优秀企业在这个世纪涌现：北美洲有通用电气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陶氏化学、杜邦公司、宝洁公司等，欧洲则以西门子、桑斯博里、飞利浦公司、拜耳公司、博世公司等企业为代表。西方的商业社会也逐渐凝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世界系统”。虽然在这个系统内部，各国之间也经常会有争执，或关于地区政治的领导权，或关于商业利益的争夺，但无论如何，现代的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和游戏规则已经形成。

显然，闭关自守的农业帝国清国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自然融入网罗全球的新兴世界经济体系。这个多年来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蕞尔小国”、视工商业为末流的“天朝上国”，仅仅在靠自欺来维持肤浅的体面。实际上，表面冠冕堂皇实则自甘堕落的它甚至一度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局外人。

1840年，鸦片之患日笃。为了向外夷宣读禁止夹带鸦片的事宜，湖广总督林则徐奉旨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份信函。信中，他把英国商业繁荣的原因归结为“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以由富庶称者，来由此也”，自大自傲之意跃然纸上。更绝的是，清国自认为并非不善于商业贸易，而是我大清皇帝不愿意与小国“争利”——“中国若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言辞间，几乎要求英国等外邦小国叩谢清朝的天恩。林则徐在当时还算得上比较开明的官僚，见识尚且如此，其余泛泛之辈就更是带着一种轻蔑的眼光环视世界了。正因为顽固愚昧加上闭塞保守，“天朝”臣民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延续了许多年。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近世以来，原本处于社会末流的商业在中华帝国获得了长足发展。不少农民也看中经商的丰厚利润，“五谷之利不及其半”，于是纷纷丢下锄头，离开田地投身商业。并且，跨区域的全国性商品市场，早在明代就已在这片土地自发出现。当我们翻阅嘉靖时期的《河间府志》、万历年间的《铅书》等历史记载时，里边对于民间大型商品集市的记载已经十分引人注目。晚明到清中叶以来愈臻成熟的商业氛围，为我们呈现出了传统中国文化在商业上的可能性和多重历史的想象空间。

可惜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想象，更多的是唏嘘。尽管在明清之际，商人们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壤暗自孕育着商业变革的萌芽，但传统农业帝国那庞大而牢固的权力网依旧遍布各处，制约着商业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四民论”说法，商人们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国度依然排在“士”“农”“工”这三个阶层之下，被社会公认为是最无道德、最低贱的人群之一。在道德上，商人长期被社会大众视为“奸商”，或者与“重利轻别离”一类的道德缺陷联系起来。

自距今超过两千年的汉武帝时代开始，国家力量对于商业阶层的压制就达到了非常严酷的地步。汉代的法令规定，商人不可以“仕官为吏”，也不能“衣丝乘车”，并且还在户籍、税收、土地买卖等各个方面限制商人。

这种“抑商”文化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明代，朱元璋为了“重本折末”，依然对商贾阶层制定了歧视性的规定：“今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你看，连穿衣服这种基本需求都要受种种限制，何况其他。商人在如此恶劣的歧视性环境之下怎么可能安心经商呢？

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权力强大的中央政府对商业的一贯蛮横政策，几乎断绝了这个封建帝国自发地沿着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道路缓慢前行、转型的可能性。官员对于商人而言，永远是需要他们毫无底线地去“伺候”“孝敬”的主人，商业阶层本身，则始终是处于一种低贱的奴仆地位。明末的《士商要览》，乃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商书”，里边明确地写着一条“是官当敬”的原则：“官无大小，皆受命于朝廷，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辱慢。”这是多少年来商人奉行的金科玉律。

惯于自轻自慢的商人们“敬官”，并不是因为官员们在道德上多么可敬，而仅仅是因为“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份也”。学者余英时曾对此评论道：专制的官僚系统犹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特权阶层始终觊觎着商业阶层的财富，随时能找个罪名巧取豪夺商人的财富；而面对强大的权力，稚嫩懦弱的商业阶层却总是一筹莫展。在此壅塞凝滞的环境之下，个人产权自然是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商业规则也从未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现代商业社会的各项硬件和软件基础，在此均无从谈起。

建筑在封建的权力文化观念之上，这座庞大的农业帝国却偏偏有它独特的生存之道和所谓的文化自信。历史学者阿瑟·沃尔德隆在《长城：历史与神话》一书里对此解读说：中原帝国在南迁的过程中，依靠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用自己的固有文化改变当地人的风俗；同样，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时，尽管经常面临军事上的失败，但最后总能建立以文化“取胜”的自信。靠着这种自信，中华文化“战胜”了蒙古人，“战胜”了满人，即使在国家已被异族武力征服的情况下，帝国子民总是有日后依靠中华文化来“曲线取胜”的自信。

然而近代以来，国人多年建立的“文化自信”正在不断被各种外来力量瓦解。坚船利炮尚在其次，西方国家的商业文明第一次使得中华帝国的“文化自信”受到了动摇。四书五经里延续了千年的说教，高则高矣，但终究解决不了百姓生活的实际问题。自海外涌入的西洋商品倒是在“实用性”方面彻底折服了国人。

西方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大大提高。在19世纪中后叶，英法等国的工人生产率一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然而工人的平均工资并未显著提高，生产成本长期低廉。生产力的提高与低廉成本之间的悬殊价差带来了巨额利润，让资本家能够获得充裕的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因此，整个19世纪，西方工业国家的剩余产品不断累积，需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并寻求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居于工业革命国家领先地位的欧美列强，更是迫切寻求打开广袤的中国市场，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清政府在武力抵抗接连失败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开始寻求其他的“御敌之道”。

19世纪60年代，深感不安的清廷发起以“学习西方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过去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朝廷大员们主动或被迫地开始兴建工业企业，许多商人都被招聘去当官办企业的经理，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督办企业，商业阶层被置于国家政治的荫庇之下。洋务运动前后，国外工商业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但恰恰也是在此时，以农业经济为国家根底的清帝国对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诸多不适与龃龉，终于以最难堪的方式彻底暴露了出来。

不过，危机与机遇总是相伴而生，19世纪末清朝的政治乱局也成为商业阶层打破传统与权力束缚的最佳契机。晚清重臣李鸿章或许隐隐感到了这变革契机的来临，他曾在一份给皇帝的奏折中说：“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千年未有之奇业。”然而，李鸿章所未能言的是，这份千年未有的“奇业”事实上绝非身陷于“奇局”之中的清廷所能够主动创建的。

江河日下的清帝国仅仅是维持自身的存在就耗费掉了绝大部分精力，对于其他的事情，它实在无暇顾及太多。日籍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曾就此总结说，清末的历史局面呈现出“朝廷权力衰退”的特点，积弱萎靡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国际政治的主导权，对国内的控制力也在日渐减弱。义和团的星火燎原和迅速覆灭，从一个侧面让人们看清了孱弱的清廷在面对草莽力量崛起时的无计可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权在空前衰退。但同时，中央政权力量的衰落客观上也给民间社会留下了诸多自由的空间。滨下武志由是断言：“所谓清朝的衰退，大概也可以说是清末社会充满活力的契机了。”

这根植于民间社会的契机目前还没有展露其雪藏的全部力量，但如果仔细观察清末社会这幅复杂画卷的细微之处，不难找到这力量由弱而强、由微而显的那条曲折路径。有趣的是，这股变革社会的力量，恰恰来自在浅土中等待破茧而出的商业。第二节令人纠结的洋货洋兵走了，洋货来了

1901年秋天，“西巡狩猎”了很长一段日子的慈禧太后决定回到北京。庚子事变的余波虽在，但毕竟政府已经签约许诺下大笔赔款，洋人的怒气这些时日估摸着也消退了一些。再说，堂堂帝都北京的皇宫总不能老这么空着，徒让洋人笑话吧。于是，10月6日，慈禧发卒数万人，带行李车三千辆，出潼关经河南、直隶回京。返京的漫漫长途以西安为始，走了整整三个月，中途，慈禧一行还在保定乘坐了一趟代表西方“奇技淫巧”的火车至北京马家堡车站。下车以后，慈禧乘舆经永定门入正阳门还宫。

回京路上，浩浩荡荡的人马显得风光而有排场。不过，这并无法让慈禧忘记当初从北京出逃时狼狈不堪的情形。联军兵临城下时，这原本养尊处优的一帮皇族宫室如流寇般仓皇逃遁，一路上他们不仅没有被子和褥子，有时竟连吃饭饮水都成问题，慈禧本人就曾在迫不得已时“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与乘坐火车返京时的泰然自若相比，慈禧离京时为掩人耳目，路上乘坐的是颠簸的破马车。

返京中途，内心深受庚子事变震撼的慈禧决定下诏，“联固邦交，修明内政，兴利革弊，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切实讲求”，并命令外务部择期召见各国公使及公使夫人。洋大人们，她是再也得罪不起了，如今之计，唯有速速修复朝廷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补救已经千疮百孔的外交才是上策。1902年1月8日，回到北京的慈禧立即着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她批谕各地方官保护教民安全，严禁民间传习白莲、八卦等邪教，又以“逢迎附和拳匪罪”为理由革职查办了一批官员。

1月28日，慈禧在皇宫里第一次公开接待外国使节及其夫人们，会见的过程“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在接见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时，慈禧“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

慈禧热络地接见各国使节，绝不是因为她突然又对外国人产生了好感，而纯粹是“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求全之策。而借此机会，“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长期被拒于紫禁城之外的各国使节终于能被定期召进皇宫内，得见慈禧的真容。据一位德国使节的记录，当他们进入宫殿中，立刻被皇宫内豪奢的排场惊呆了，只见慈禧“穿着金丝绣深蓝色长袍。典型的满人发饰引人注目，头发梳得像蝙蝠翅膀，左右伸开，两边插着菊花形的饰物……她高高坐在雕刻精美的镀金御座上，她那戴着假长指甲的手放在前边的桌子上。皇帝坐在她的左侧，比她座位低一个台阶。他态度拘谨，和他霸道的姨妈形成鲜明对照”。

古板的慈禧太后居然一改常态，坐上了德国进口的杜里埃汽车。尝试了几趟之后，慈禧还是嫌开车的司机堂而皇之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于是只坐了两天就把汽车打入冷宫。汽车坐不成了，但西洋的照相术倒是让爱漂亮的慈禧迷了好一阵。为了拍照，她传旨在颐和园乐寿堂前搭了席棚，以布景屏风为衬，扮成菩萨王母，摆出各种姿势拍了又拍，堪称中国历史上cosplay之鼻祖。相片洗好后，她让内务府把相片用金框子框起来，赠给外国公使，上面署的抬头可真是长：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外，劫后的北京似乎没有费多少时日就恢复了往昔的繁荣。尽管落日的余晖映衬着帝国的最后光景，但这座自元代开始逐渐繁荣、兴盛于明清之际的京城，依然在多舛的命途中尽力维持着最基本的体面。

血光与硝烟散尽，联军部队也陆续撤离，商旅驻足、市面萧条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民众的善忘，很快就将兵燹的惊惶抛诸脑后。不久，临街的商铺开业了，尽管有不少商人尚在逃亡的途中，有的甚至早就死于庚子年的兵荒马乱之中，但更多的商人还是选择回到这座让他们获得财富，也随时可能让这财富毁之一炬的城市。

带着一种略不协调的悲剧感，古人描写京城街市繁华景貌的那些诗句又鲜活了起来。“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以及“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的气象，在天灾和兵燹过后，像是一种回报补偿般再次成为京城的实景。从城里的珠宝市、茶叶铺、花市，到银楼缎号，皆为“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放眼望去，“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小商贩那京味儿浓郁的叫卖声，又开始极富节奏韵律地响起，回荡在商街的每一个角落。

别看前些日子涌进城里的义和团见了洋人就喊打喊杀，“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均有入团的人，但京城的普通老百姓内心深处可没那么仇视洋人和洋货，义和团在北京以“灭洋”为名的大肆劫掠恰恰说明这座城市在当时接受西方商业文明的程度。正所谓“近来洋货好生涯，都下新开数百家”。当时，京城“各大绸肆必兼售洋货”，商肆中“洋货以及中外之皮革、竹木器具无弗备”。在20世纪之初的北京，这座古老、混乱、肮脏，而又新奇、迷人的帝国首都，你能从时代的记录中——尤其是从进口商品消费的记录中——看出一个未来国际性大都市的雏形。

北京城那污水横流、尘土飞扬的土路街道旁，为躲避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而一度门庭紧闭的小商铺又陆续开张了，里边摆卖的西洋物事儿却比以前更多、更新奇。原来临街的做长袍的裁缝铺子改成了西装铺，师傅还是地道的中国师傅，但店铺里挂的都改成了一水的笔挺西装，北京的洋兵和公使纷纷跑来定做，好不热闹。

再细看这京城的大街，穿着土布衣衫、低头行走的行人当中，夹杂着不少不穿长袍马褂、改穿一身黑色西装的黑发黄肤之人。他们嘴里叼着一截洋烟，戴着墨镜，脚穿皮鞋，走起路来咯噔咯噔的。女士们把穿了多年的宽衣大袖埋进了箱底，换上新买来的高领窄袖衣，“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纽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更有女士直接把紧致的洋装穿在身上，身材的凹凸之致立现，看得人们眼光发直。此外，她们还往身上使劲洒了西洋香水，走在街上，那随风飘散的香味简直勾得路人魂牵梦绕。一些人谈吐之间不时冒出“密斯”“密斯特”“哈罗”等洋文单词，被老百姓称为假洋鬼子。

这些百余年前的“新新人类”倒也不是什么剪发易服的革命党，只是早年读书时曾经留过西洋，或受了洋人服饰观念与生活习惯的影响，依样画葫芦学了起来。更多的则是纯粹尝鲜的京城原住民，“披洋衣揖孔孟”的人不在少数。这西装之风也可称得上当年的一种“混搭”着装风俗。对那些穿着洋人衣服的清国人，守旧之士也不再动不动就拿“用夷变夏”的帽子往人头上扣，或许是此类奇人异事看得多了，自然就见怪不怪，顶多是摇摇头叹一声：人心不古。

穿上洋装的人们自然想瞧瞧自己这身新行头入时与否。这也不难，北京琉璃厂一带西洋照相馆林立。爱美之人大可循路进入相馆，在这西洋相机之前，听着照相师的左右摆布，僵着身子摆好造型。只听得相机咔嚓一声，一道白光闪过，镜头前的人物景致全都魔法般地化作黑白映画。提笔在相片上写几句留念之语，正好馈赠亲友。可见西洋拍照术并不是皇宫里那位“老佛爷”的专享，已然是当时市民大众的赶时髦之风潮。至于电报、电话、电影等西洋新鲜物事，虽暂时还谈不上“人皆用之”，但其带来的便利，却也逐渐深入到了城市里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

当年维新派留下的“遗产”京师大学堂如今也准备正式招生，教授“西学”了。预备科系里设有“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以及“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教授科学知识的科目，朝廷督促管学大臣“悉心筹划，宽筹经费，逐渐扩充，次第兴办”。尤其是关系国家富强根本的“农工商业”，更是督促官员们要“认真兴办”。

前些年见了洋人就呼“鬼怪”、见到洋货必定砸烂的义和团思维，仿佛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天花，除了在大清国那张并不俊美的脸上留下几个痘疤，似乎也并没能产生实质的改变。就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洋货迅速恢复了往昔的流行。如今从朝廷到民间，自王公贵族至庶民百姓，上上下下对洋人和洋货的态度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之前的无比憎恶变成虚伪般的友善，兜里的金钱就更似墙头草，多往洋货上抛撒了。

大家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洋人又一次在战场打胜了大清国，这说明咱清国处处不如别人，军事如此，商业也同理。就这样，洋货也跟着洋人的军队一起愈发成了老百姓心目中“强大”的代名词，甚至是崇拜的对象。

有记云：“庚子巨创以后，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不论是脑筋保守的老夫子，还是穷乡僻壤的乡村小民，全都“用脚投票”，向市场上的洋货“投降”了。这种善变的集体性格究竟是成熟世故还是老迈昏庸的征兆？居于北京城的人们在一场失败的战争过后对西洋态度变得愈加暧昧不明，那种十分做作的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隐隐道出了这个古老民族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一面。

然而，庚子年的变乱也让人从光怪诡谲中看到了一丝转机，这老迈将朽的帝国竟回光返照般地从中再次寻找到了改革求变的动力。一个王朝最后的自我救赎在一条条令时人耳目一新的改革方案中相继展开。

如果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点上回望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进行“自救式改革”的最初努力——洋务运动，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甚为明显。

洋务运动时期的清廷，眼中只看得见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却并未意识到清国与西方世界那种制度上、文化上的根本差异。当甲午中日海战事实上击碎了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梦想，接连发生的戊戌风波和庚子事变让清廷愈加处于一种四面楚歌的境地时，这个锈迹斑斑、摇摇欲坠的旧制度后知后觉地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并希望做出切实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极为不情愿，并且来得太迟。

中华帝国的统治者终于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对于商业和商品地位的低估造就了这个国家的积弱落后。那么，强国的捷径莫过于奋力发展工商业，但以当时中国之落后贫弱，我们自己生产的本地商品，质量低劣，有机会和洋货一较高低吗？这种矛盾的心态，混杂着对于西洋商品的爱恨纠结，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开始，就伴随人们一路至今。

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洋货与中国内陆的商业发生化学反应，最早要从康乾时期的西洋钟表和布匹算起。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在离北京不远的通州逗留期间，他就注意到店铺的货品中有来自英国的布匹，这令马戛尔尼既惊讶又自豪。

钟表入华的历史更久远，早在明万历年间就经由传教士引介入国内，属于奢侈商品，多为王公贵族所用。彼时也有不少民族情结浓厚的士大夫以尊奉传统的名义拒用西洋钟表和货物，甚至焚毁流入的洋货。但焚洋货之举并非主流，绝大多数国人对这些来自西方番邦的新奇玩意儿还是打心眼里喜爱的。到嘉庆、道光年间，西洋钟表突破了皇家宫廷的园囿，流向大众市场，“士大夫家皆用之”，江浙一带民间甚至还建立了不少制造西洋自鸣钟的小工厂。

早期流入中国的西洋货物，品类不多，数量有限，尚未形成规模，影响力远不及后来。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晚清被迫开埠通商之后，跨洋而来的舶来品潮水般涌入新辟的通商口岸和租界。而这些星罗棋布于中国大陆的口岸城市，以其特殊的经济地位，成为洋货抢滩中国、向内陆地区扩散的桥头堡。

早在康乾时期，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便有著名的所谓“十三行”，专门负责对外通商事宜。至19世纪，新的通商口岸开辟渐多，于是在通商的城市和口岸，外国商人们设立了出口至中国货物的物流供应机构——洋行。

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均在口岸码头建起了宏伟的西式建筑，作为其贸易办公的场所，专营外贸散货业务。而在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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