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剑,沈郊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城市形象的媒体识别：中国城市形象发展40年试读：
前言
2018年初，建南院长组织研究院的教授讨论出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系列”丛书。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研究，领下这个任务，一方面是对自己多年研究的一个梳理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自己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的一个纪念和回顾。
以往我做的城市形象研究，多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城市以及特定的受众，研究方法比较明确，研究目的也比较清晰。而此次研究，是跨越城市的边界，覆盖全国，且纵横40年，研究的破题，就颇费思量。
从传播学出发，对于城市形象的研究，一般有两个进路。第一个进路是基于公众认知的调查，如凯文·林奇提出的“城市形象”是对城市的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叠合。了解这种城市形象可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来实现，但对于那么多的城市，民调耗费巨大，且由于没有历史性的数据，只能反映现时的结果，而无法进行历时的比较和分析。第二个进路是基于媒体的内容分析。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人们实际生活在李普曼所言的“拟态环境”。由于现代社会已从村落扩大为全球，社会分工也从传统的自给自足走向了专业分工，人们不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去感知世界，而更多的是通过媒体供给的信息去了解和建构世界。因此，媒体构建的城市形象也成为公众认知城市的重要入口。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媒体形象这一视角来解读中国城市形象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变迁。解读媒体形象的第一步是选择分析对象，一个理想的对象是某一数据库里包含了40年以来所有或绝大多数的中国报纸。遗憾的是，学术界运用最广泛的中国期刊网虽然收录了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累积报纸全文文献2 000多万篇，在媒体的代表性上已足够，但时间跨度却是从2000年以来，无法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全貌。另一个使用较多的报纸数据库则是方正的中华数字书苑。该数据库自称收录报纸500多种，拥有3 000万篇新闻，最早回溯至1949年。理论上，该数据库中的报纸的代表性和时间跨度都能满足要求，但当我们试运行检索时，却发现相关的信息（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集中在少数几家报纸，媒体的代表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理想的分析方案之外选择一个可操作性的方案，即选择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必须对新闻文献统一进行收集，没有缺失，且时间跨度能满足改革开放40年的要求。最终，我们选择了《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已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主流媒体之一，其刊载的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反映了党的政策走向和舆论方向，建构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媒介议程设置。对其传播的城市报道展开内容分析，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中国各类城市形象的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探究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和认知脉络。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仅从媒体呈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城市形象的变迁和趋势。由于研究周期较短，不足之处尚多，恳请同行不吝批评指正。2018年9月于上海闵行第一章总 论
城市形象，是指一座城市给予人们的印象和感受，是一座城市从内到外全方位的综合性表现。城市形象，既有城市内在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城市外在的物质特征，体现着城市的整体风貌。城市文化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蕴含的文化精神、核心价值理念、独特文化标志和鲜明气质特色的集中展示与体现，是城市主体对各种城市文化要素，经过长期综合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潜在直观的反映和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工作的复杂程度已远非当年可比。在这期间，城市形象被赋予更广泛、更深层的意义，特别是在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满足城市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以及彰显城市的个性和魅力等方面，对现代城市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城市形象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城市形象建设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存在着不少失败的教训。城市形象建设的得与失，对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的城市面貌将会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值得城市理论研究者深入探索，也值得城市建设实践者不断反思。第一节 城市形象与媒介形象的概念与历史溯源一、城市形象“城市形象”一词最早由美国的城市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提出。在1960年出版的《城市意象》一书中，凯文·林奇提出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或者有一系列的公众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Lynch, 1960）。林奇虽然强调城市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的综合“感受”而获得的，但由于他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形象设计，因此他更多的是把城市形象看作是对城市物质形态（主要是道路、边沿、区域、节点和标志五类）的知觉认识。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形象”的概念，把城市精神、城市文化以及政府行为、市民素质等内容纳入“城市形象”的内涵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城市形象是指公众对一个城市的内在综合实力、外显表象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反映了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陈映，2009）。二、媒介形象
通常情况下，媒介形象是指媒介的社会形象、公众对媒介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是媒介消费者对于媒介的知觉性概念，是由媒介外在和内在的特征和风格构成的，是人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认知信息的总和（喻国明，2011；詹成大，2005）。媒介形象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定义了“形象”本身乃是作为“介质”存在的；第二，它定义了“形象”乃是通过“媒介”而存在的。“形象”本身作为“介质”存在，意味着媒介形象横亘在人与真实的生活世界之间，构成对于生活世界的遮蔽。人们不得不透过媒介形象体系来观察世界，从而取代了人们的生活世界的直观经验（吴予敏，2007）。
有关媒介形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关注了媒介与现实的关系，且已经意识到书籍、报纸这些当时社会中主要的大众媒介在建立舆论联系中的影响（塔尔德，2005）。到了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对媒介形象的相关问题作了系统性的思考。他认为，大众媒介的报道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现实环境，这个拟态的现实环境恰恰是很多媒体受众借以了解现实、作出判断的参照和依据。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型化和复杂化，由于人们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务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因此，对于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务，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映，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拟态环境即信息环境，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大众媒介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王朋进，2009，2010）。李普曼（1922）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最早提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他认为个人既有的成见或头脑中的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刻板印象是一种简化和类型化的认知方式，对某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认知忽略其个体差异，而把群体特征加诸个体。从另一个角度，Merrill（1970）指出，欲去除刻板印象或概括图像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沟通的基本元素。若我们能认识到对其他人的印象存有偏见，这对文化间的沟通将更正面。我们只有将其他人的印象带到意识层面之后，才能够认真地谈论、批判及审视其成因。在了解刻板印象的来源及成因后，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接收这些观念，而且能使我们更小心地创造及传递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形象（image）与“刻板印象”是同义的（Merrill, 1962）。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中的地方形象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密切相关。Relph（1976）认为媒介中的地方形象是通过所谓的“意见领袖”的叙述和记者对刻板印象的使用得以传播完成的。
李普曼之后，许多学者围绕这个领域展开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研究。格伯纳（George Berbner）将电视看成是我们生活中的象征性环境，这个环境能培养受众特定的世界观。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作用。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Lippmann, 1922）。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86）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其所处社会所定义的场景塑造和修改的”。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86）“将场景看成是信息系统，打破了面对面交往研究与中介传播研究二者的随机区分。信息系统的概念表明，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类。地点和媒介共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模式”。麦奎尔（Denis Mcquail）称媒介是“社会关系的中介”，通过大众媒介，意义被建构，这直接影响着受众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接受和实践。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环，一头连着诸种社会体制，一头通向受众。社会诸方面、诸层次围绕着媒介这一中心相互作用，并扭结成一个整体。传媒也成为关于社会的主要信使（张国良，2003：440）。德福勒（Melvin Defleur）和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强调了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社会系统间的结构性依赖关系。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使得社会各系统对媒介的依赖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媒介也依赖其他社会系统控制的资源以达成自己的目标（McQuail, 2015: 99—100）。第二节 城市形象研究的三种视角
关于城市形象的研究往往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或公共行政学的角度；二是从管理学或者营销学的角度；三是从传播学或认知心理学的角度。一、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城市形象：城市形象、国家形象与政府形象
从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的角度，媒介形象是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所展示和传播的、供公众认知的对象。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众对政府的社会评价和心理认同（丁柏铨，2009）。20世纪60年代初期，约瑟夫·特雷纳曼（Joseph Trenaman）和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等人就英国大选开展了对政治人物电视媒介形象传播效果的研究。他们发现，组织的公共形象是确实存在的，比如保守党更忠于传统价值、更多代表上层社会，而工党的支持者对社会持有一种更激进的改革态度。尽管组织的媒介形象在短期内并未对选民的总体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小幅度的改变还是存在的。比如，在支持政党的排序上就有细微的变化（Trenaman & Mcquail, 1961: 324）。
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重点关注政府形象，如黄东英（2010）指出政府形象是一个复合体，它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一方面，是政府自我建构的形象，代表着政府对自身性质的认知与功能的界定。比如，政府对自身价值观念、服务对象、发展定位、管理哲学的认识和外在表现，并在行为和视觉上尽量借助办公环境、出版物等传达这种意图和理念。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所认知的政府形象。例如，公众感知到的政府绩效、政府领导人的形象以及国际社会对政府的评价等。其中，传媒报道是公众认知政府形象的主要渠道。程曼丽（2007）认为在形象传播中，首先是要确定形象的基本内涵，以此聚合民心，形成内部共识，然后借助适当的表现形式向外传播，使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丁柏铨（2009）指出，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如何通过媒体展现政府形象，这是各级政府及其机构部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政府的媒介形象展现，无疑与担负新闻信息传播重任的大众传媒有关，媒体发挥着载体和中介作用；又与作为传播过程终端的受众（其中大量的为社会公众）有关，政府良好的媒介形象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公众的认可性接收；同时还与政府本身的现实形象有关，其现实形象是媒介形象展现的基础和依据，因而是尤其重要的。刘小燕（2003）认为政府形象传播应当既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府行为的解释，以及人际传播、公众传播等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又包括政府智囊团（政府智囊团既是政府治国的设计师，又是政府形象建设的参谋）、政府喉舌、公关部门等专门机构对政府形象的设计和塑造。而后者对政府形象设计（或塑造）的运作和结果，最终还要通过传播媒介展示给社会公众。传播媒介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是借助国内外大众传播媒体，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适当地将政府的行为传播给适当的公众，从而对政府形象的构建、扩散起到积极作用。廖为建（2001）提出政府形象的传播有四个层次：一是大众传播的形象推广功能，运用大众传播，既具有对外宣传的功能，又具有对内沟通的功能；二是公众传播的形象塑造功能；三是组织传播的形象管理功能；四是人际传播的形象渗透功能。二、管理学或营销学的城市形象研究：城市形象、城市营销与城市品牌
从管理学的角度，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形象问题源于该地方营销的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之间竞争力的逐渐加剧，在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方法研究中，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地方营销计划对城市管理措施的改革来促进城市资产的市场化利用，从而解决城市发展政策和机制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Goodwin（1993）将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事务之中，即城市营销，并把城市视同企业，以城市未来作为产品，形成了城市营销的最初思想。Kotler等（2002）在观察了欧美许多快速发展的城市后，发现有些大城市的环境恶化、失业增加、犯罪率提高、城市规划不当、生活质量下降、人口流失、税收短缺，从而造成城市逐渐走向衰败。他认为，在剧烈变动和严峻的全球经济条件下，每个地区都需要通过营销手段来整合地区形象（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和无形的文化内涵）资源，使地区形成独特的风格或理念，以满足众多投资者、新企业和游客的要求与期望。Fretter（1993）指出城市营销不仅是将地区销售出去以赢得流动的公司与观光客，而应将城市营销视为城市规划的基础，引导地区往设定的方向发展。城市营销应注重将都市的设施与活动尽可能地与目标顾客的需求与欲望挂钩。营销的过程需要地方政府与其顾客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以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传统的都市规划中的以供给为导向。Waitt（1999）提出城市营销对意识形态有很强的依赖，可利用特殊事件来进行城市营销，如城市运动会、商品博览会、全国性艺术节等，真正的利润不在于举办活动本身的盈亏，而在于对城市知名度与形象的强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机会。在此基础之上，Gotham（2002）提出城市营销品牌化，他认为营销城市的目的是为强化城市的正面形象，通过旅游和庆典等活动把城市的文化现象连接到更广大的空间中。Avraham（2004）认为，不断加剧的地区竞争以及由移民、投资与就业推动的全球化趋势，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区为了塑造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地区形象，而不断地包装地区自身与组合地区资源。尤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人参与国际交流、到国外旅游，因此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的管理者会尽可能地提升地方的竞争力、创造力和吸引力，在全球资源配置的争夺中占据优势，从而提升国家或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正面的地方形象和成功的营销组合是争夺资源的有力工具，恰当的形象策略能对地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并且会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升当地居民对政府的施政满意度（Dunn等，1995；Felsenstein, 1994；Gold, 1980；Gold & Ward, 1994；Hason, 1996；Kotler等，2002；Paddison, 1993；Pocock & Hudson, 1978）。
在城市形象与城市营销的关系上，Kotler（2002）认为，城市形象是城市的内在特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在他看来，城市形象是城市内外公众对城市总体的、抽象的认识和评价，它是城市现实的一种理论再现，也是城市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思想联络的工具，代表了一种由个人和集体的意向所支持的现实。根据Hall（1998）的定位说，从外部来区分时，城市是否具有良好的形象同经济发展一样受到重视，因此，城市发展要采纳并执行旨在提升城市形象的计划和行动。通过宣传自身特色来扩大城市影响，对营造良好的城市硬软件环境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在城市推广自身城市形象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城市的发展战略定位给大众传递一个核心概念，形成品牌，因此这部分的研究通常会把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联系在一起。Keller（1998）认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即城市可以被品牌化。城市品牌化就是让人们了解和知晓某一城市，并将某种形象和联想与这座城市自然联系在一起，让其精神融入城市的每一座建筑之中，让竞争和生命与这座城市共存。Merrilees等（2009）分析出会影响城市品牌的城市属性，并且论证了城市的不同利益群体（如居民和企业家）对城市品牌的感知是不同的，并以此为“过滤器”形成该群体对城市品牌的理解。（Merrilees, Miller & Herington, 2012）。Hanna & Rowley（2011）提出了区域品牌管理模型（place brand-management model），将区域品牌评估、品牌基础设施关系、品牌表达、品牌传播有机地纳入模型中。在品牌评估体系方面，目前国际上影响力较大的城市品牌指数是由Simon Anholt构建的六维度“城市品牌指数”，从存在度（Presence）、地点（Place）、潜力（Potential）、活力（Pulse）、居民（People）、先决条件（Prerequisites）六个方面对城市品牌进行综合评估（Anholt, 2006）。在国内，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城市自身发展出发，对于城市品牌进行定性研究。张鸿雁（2002）指出要从城市品牌的创新和“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角度构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主体要素。李成勋（2003）认为城市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并指出城市品牌定位需要遵守真实性等五大原则。樊传果（2006）从城市品牌形象定位、信息传播策略的拟订、各种传播手段的整合运用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城市品牌形象的整合传播策略。三、传播学角度的城市形象：框架理论、议程设置与认知图像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体对事物的报道最终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这早已为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所揭示。“框架”最早由社会学家戈夫曼所提出。它主要指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其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Goffman, 1974）。而当把框架理论引入传播研究领域时，基于李普曼对现实世界与拟象世界的区分，作为人们构建头脑中拟象世界的传媒就使框架更多地具备了动词的色彩，如吉特林（Gitlin）补充认为“框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选择、强调和排除（Gitlin, 1980）。从框架分析角度出发，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在这样一种生产过程中，新闻首要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即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首先是一种“框架性”的生产和输出，而最终传播的效果，要看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互动的结果（黄旦，2005）。
对信息传播过程中，传者阶段框架的形成的关注成为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的主题，即大众媒介尽管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议论的先后顺序。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用的机构（McCombs & Shaw, 1972）。研究发现，与不同的媒介传播形式的接触及其频率在民众态度形成中的作用不同。这间接证明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会对个体就事物的看法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也说明了针对不同的议题，不同媒介所具备的影响效能的差异（徐剑等，2011）。
而进一步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城市形象实质上是人们对城市基于知觉的认知。作为心理图像的形象，是主体对外在物体、行为以及事件等事实的认知、态度、评价以及情感的反映。因此，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由后天形塑的。而在这种形塑过程中，主体经历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陈映，2009）。不过，由于人的感官经验非常有限，因此，来自人际交流和资讯传播的间接经验以及主体的价值信念、期望、需求等因素便成为形塑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陈映，2009；葛岩等，2015）。具体而言，根据人类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假设，当面临认知与判断任务时，外部信息进入人脑，大脑记忆里储存的相关信息会被激活，通过“自下而上”（外部信息刺激）和“自上而下”（人脑中已经存储了的知识、观念、态度、价值等）的双向加工形成知觉与判断（安德森，2012）。媒介形象作为外部信息进入人脑，大脑记忆里储存的相关信息会被激活。据此，媒体报道中有关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会在记忆中储存，日积月累。信息加工理论还说明，外部输入的信息不可能全部储存在记忆之中，大量信息会消失，曾经熟记的信息也可能因为不常提取和使用而遗忘。只有那些进入长时记忆并具有高易得性（accessibility），即容易想到的信息，在相关情境中才可能被迅速提取，并对知觉和判断产生影响。与其同时，信息激活程度决定了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被提取的可能性和速度（Fazio, Powell & Williams, 1989；Bassili, 1995）。由此去看媒体形象，在报道特定事物时，媒体会有较稳定的关注点、解释框架、评价乃至字汇。依此建构起来的媒体形象与社会心理学的“刻板印象”相似，都存在片面性和易得性等特点，故大量媒体研究文献常使用“媒体刻板印象”的概念来说明媒体对于特定事物、族群的稳定的、带有偏见的报道方式。据此，有理由把媒体形象看作一种刻板印象，它是由媒体从业者、媒体制度对所涉对象的一种稳定报道模式（葛岩等，2015）。第三节 城市形象的类型与城市类型一、城市形象的类型
在Kotler等（2002）看来，一个地方的形象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正面和吸引人的，负面的，薄弱的（位于边缘位置而不为人熟悉），混合的（形象中包含正面和负面的元素），或矛盾的（形象在某些人群中是正面的，在另一些人群中是负面的）。从另一种角度看，地方形象也可分为“丰富的”或“单薄的”。“丰富的”形象表示人们对某地的了解比较多，通常形成于多重信源；“单薄的”形象代表人们对某个地方的了解不多，通常形成于单一信源（Elizur, 1987）。
对于媒体所呈现的国家、城市和旅游目的地的细致分析，Manheim & Albritton（1984）提出了四种地方形象类型：一是被密集地负面报道；二是要么不被媒体报道，一旦被报道就是处于负面的情境中，而且通常和犯罪、社会问题及自然灾难等有关；三是得到大量的正面报道，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或投资；四是大部分时间被媒体忽略，但是如果得到了媒体注意，主要也是正面的报道。
Avraham（2004）指出，需要区分新闻媒体中的“单维度形象”（onedimensional image）和“多维度形象”（multi-dimensional image）。拥有“单一维度形象”的地方一般是那些犯罪、自然灾害等负面事件爆发时，才有可能获得大量的新闻报道的地方，即四种地方形象类型的第二种；不仅如此，当某地被媒体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后，只有与标签相符的特定类型活动发生时，该地才会变成这种活动的符号，而发生在那里的其他活动则不会得到报道（Shields, 2013; Strauss, 1961）。与“单维度形象”的地区不同，拥有“多维度形象”的地区则更接近第三种地方形象类型，即不仅得到大量的报道，而且以正面的形式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二、城市类型
有关城市分类的研究很多，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相关的研究大多是依据城市功能对城市进行分类。
国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奥隆索（Marcel Aurousseau, 1921）利用一般描述方法把城市职能分成行政、防务、文化、生产、交通和娱乐6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分成若干小类。这种描述性分类方法具有主观性强、只反映一个主导职能的缺点，但分析的城市较少或只作大致分类时，有其使用价值（薛莹，2007）。哈里斯（Chauncy Harris, 1943）利用统计描述方法，以城市最主要的活动作为分类依据，以从事该活动的人口的比率作为分类标准，把美国605个1万人以上的城镇分为10类，包括制造业城市、零售商业城市、批发商业城市、运输城市、矿业城市、教育城市、游乐休养城市、多职能城市、首府城市及其他城市。这种方法把以前的定性描述进化为定量描述，但仍没有超脱描述性分类的本质，只能反映一个主导职能（薛莹，2007）。波纳尔（Pownall, 1953）把城市分成7个规模组，计算了每一规模组城市6种行业的平均就业比重，然后算出各个城市与各行业平均比重的正偏差。任何大于某平均比重的城市职能，就是城市的主导职能。这样，一个城市有可能同属于几个职能类。纳尔逊（Nelson, 1955）利用人口调查的劳动力职业统计资料，来衡量每个城市每种职业所占比例与每种职业平均所占比例的差异（标准差），以此作为城镇分类的依据，从而把城市职能分为9类：制造业、零售业、专业服务、运输业、私人服务、公共行政、批发业、金融业和矿业。以纳尔逊为代表的城市职能分类，可以表明一个城市有几个主导职能，也可以反映城市主导职能的专门化程度，却不能反映出在本城市的经济结构中所具有的地位（薛莹，2007）。
国内研究中，孙盘寿和杨廷秀（1984）在研究西南三省城镇的职能类型中，较早利用纳尔逊的方法作为分类的定量标准，把城市的各种职能在全部城市中所居地位作为辅助指标，将22个城市划分为工业城市和综合性城市两大基本职能类型和9个工业职能类型。周一星和R.布雷德肖（1988）将多变量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先利用沃德误差法的聚类分析取得分类结果，再借助于纳尔逊统计分析的原理对划分出的城市组群进行特征概括和命名。其文章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城市工业职能概念包含的3个要素：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以这3个要素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类，这3个要素得到城市研究者的认同，广泛应用于城市职能分类（徐红宇、陈忠暖、李志勇，2005）。张文奎、刘继生、王力（1990）在其文章中依据城市职能把我国城市分为9种类型，依次为工业城市、交通运输城市、商业城市、教育科学城市、行政管理城市、国际性旅游城市、综合城市、非综合城市及一般城市。周一星、孙则昕（1997）在其文章中提出了城市职能三要素的概念和理论，对城市职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我国城市进行了详细划分。
以上研究基本上是依据城市职能或功能在区域中所起的作用，计算各城市各个行业的专门化指数来进行划分（但涛波、邓智团，2010）。顾朝林（1992）将中国当时大部分的城市归纳到一个一般描述式的基本职能类型表中，把职能体系分成政治中心、交通中心、矿工业城镇和旅游中心4个体系及若干亚体系和若干子集来加以阐述。20世纪末以来，随着研究经验的积累、数据资料更容易获取等便利因素的出现，不论是研究区域的范围和分类选用的数据指标，还是分类结果的应用等方面，都呈现出逐步丰富和完善的趋势（徐红宇、陈忠暖、李志勇，2005）。从分类选用的指标数据来看，一般选用城市市区（不含辖县）的行业就业人口比重为基础数据，或依据研究需要将15个统计行业进行各种归并（徐红宇、陈忠暖、李志勇，2005）。陈忠暖和杨士弘（2001）首次在国内采用对各城市就业人口进行基本和非基本分离的方法，依据各行业的基本就业人口来进行职能分类。继而又考虑到城市外来人口增多的现实，对城市规模人口进行了修正。这些对原始数据的处理，使得用于分类的数据在理论上更贴近城市职能的本质含义。此外，还有将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作为城市职能分类的重要参考基础的成果（朱翔，1996；陈国生，2002）。
从分类结果的具体应用来看，林先扬和陈忠暖（2003）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不同的职能特征对比的分析，揭示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差异，同时从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形成机制以及发展状况等方面展开成因分析，并探讨了两大城市群的职能发展态势。凌怡莹和徐建华（2003）将竞争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也称Kohonen模型运用于城市职能分类的研究，利用神经网络在模式识别和分类方面的优势，以提高分类的速度和客观性，得出相应的分类结果，并基于这个结果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对策。杨永春和赵鹏军（2000）采用纳尔逊统计分析分类法与多变量分析法，对中国西部的79个河谷型城市职能进行了分类。另外，也有学者在城市职能理论研究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汪明峰（2002）从分析城市之间激烈竞争的全球背景入手，从理论上初步揭示了原有职能的增强和新职能的获取是城市间竞争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分析城市竞争力的理论研究框架。阎小培和周素红（2003）系统地分析了信息技术发展对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城市职能的转变，并分析了信息时代城市职能的转变与相应的发展政策。三、从城市形象的类型看城市类型
从城市形象的角度对城市进行分类，则应将城市风貌作为一个首要的分类标准与划分依据。城市风貌在某种意义上与城市形象相通：是城市物质环境的视觉形态；是城市范围内各种视觉事物和视觉事件构成的视觉总体；是城市实体环境通过视觉所反映出信来的城市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城市总体形象、城市别称、官方网站推介用语，还有城市性质、发展目标等都能成为城市形象定位的组成部分。如青岛城市风貌类型表述为“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杭州的城市风貌类型表述为“东方休闲之都”，北京的城市风貌类型则表述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历史名城”，等等。在对城市形象进行定位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方法，有的是以城市的自然资源来表达，如苏州的“天堂苏州，东方水城”和重庆的“壮丽三峡，激情重庆”；有的是以城市的历史特色来表达，如西安的“世界古都，华夏之根”和湘潭的“伟人故里，人文圣地”；有的是以经济目标来表达，如上海的“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宁波的“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有的城市以特殊的职能来表达，如厦门的“我国经济特区，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和淄博的“国家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历史文化名城。鲁中地区经济、科技、信息中心，交通运输枢纽”。种种方法，不一而足（吴伟、代琦，2009）。城市形象本身即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内涵丰富，形态多样。如果简单地利用不同维度的城市风貌的特点作为标准划分城市类型，并不能解释每种类型城市的本质特征、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综合学者对城市形象的类型和城市类型的阐述，本书拟将城市分成以下几类并按照不同类别展开分类研究：第一种是特大型综合性为主的城市；第二种是较大规模的专业化城市；第三种是小型但具有特色的城市。第四节 城市形象的媒介识别：另一种视角下的城市发展史一、城市史的研究
城市史的研究传统可追溯至18世纪（曹康、刘昭，2013）。在城市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前，曾经受过其他学科的巨大影响。对城市史的产生与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的是社会学与历史学。在社会学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了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的概念。前者指小规模的、有内聚力的、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后者指由现代城市或国家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大社会”。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把对社会的主要关注都放在研究那些失去了稳定社会规范引导的人们以及他们惶惑不安的心理状态。西美尔（Georg Simmel）也论述城市社会对人们心态的影响（斯特龙伯格，2005：412）。恩格斯也一直关注城市问题，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数据讲述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从生产到建设再到大城市的发展给英国带来的巨大变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以更精确的历史分析方法考察了大量城市。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主要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详尽的研究，带动了社会学范畴内的城市历史探讨，这些对于城市问题的探讨促进了社会学研究快速发展，也构成了城市史研究兴起的理论背景（陈恒，2007）。
从学科本身来看，城市史属于新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最大。二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陈恒，2007）。
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亨特（Lynn Hunt）在《新文化史》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新文化史学（政治史→社会史→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但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陈恒，2007）。因此，研究历史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历史”（自上而下看历史），而是注重“小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从过去注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探究转变到对事物和事件意义的探究（Gordon, 2004）。
新文化史持久追求新话题，自然会把最能表达西方文明本质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城市史研究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研究城市的起源、嬗变，研究城市本身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城市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设施、居民生活与礼俗的变迁，而且还要研究那些有关城市的理论（陈恒，2007）。西方人关注城市，最早可追溯到希腊神话、史诗以及哲人、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的记述。苏格拉底曾说：“乡村的旷野和树木不能教会我任何东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却做到了。”（Kotkin, 2006: 31—32）到了中世纪，“城市使人自由”又成了人人皆知的谚语。自20世纪早期以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伴随着有关城市史的期刊与出版物的诞生，科学的城市史已经真正建立了起来：城市史研究组织越来越系统化，城市研究的主题越来越明确，其理论与方法也越来越能反映出自身的本质特色，城市研究空前繁荣。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陆续成立了一些城市史专业组织。这些专业团体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陈恒，2007）。
作为一个学科的城市史，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那几年间出现于美国，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韦德（Richard Wade）的著作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施莱辛格以城市的方法解释美国历史，这标志着学术界对城市史持久兴趣的开始（Higham, 1983）。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危机引起了“新城市史”研究（Tosh, 2013: 129）。“新城市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可以通过分析美国人口普查的各种表格及其相关的其他各种数据（特别是税收记录、城市姓名地址簿、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簿）来重建城市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Tosh, 2013: 251）。兰帕德（Eric Lampard）1961年发表的《美国历史学家与城市化研究》（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主张研究城市化过程的城市史，因而与传统的方志式城市史区别开（于沛，1998）。这一时期掀起城市史研究热潮，一方面相关研究扩展到经济、社会、地理、人口等领域，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犯罪、疾病等；另一方面研究组织与研究期刊相继创立，学术会议多次举办，研究专著成批涌现，大学专业课程纷纷开设（姜芃，1996）。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城市专题性问题成为研究重点，但欧美各国由于国情不同，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在新史学问题导向型的思路下，美国关注社会流动性、人口流动、城市交通、文化教育、城市美化等方面的问题（俞世恩，2000），力求挖掘不同年代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黄柯可，1997）。
与此同时，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城市研究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他们把社会空间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Katznelson, 1993: 92），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该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张应祥、蔡禾，2006），研究方向偏重于城市经济、政治体制、城市环境等方面（曹康、刘昭，2013）。20世纪80年代后，城市史研究进入第二个繁荣时期，一方面美国的城市史研究百家争鸣，研究拓展到城市内部发生的任何事件，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更加多样（于沛，1998）。另一方面，随着亚洲、拉美等地区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战场，城市史研究也变得“全球化”，研究对象不再以欧美地区的城市为主，欧美以外地区的城市史研究梯队也在逐步形成（曹康、刘昭，2013）。
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均可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著述。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全汉昇等人关于长安、古代行会制度的论文为城市史研究的起步。侯仁之潜心于古代城市研究，其对于古都北京的研究，对后来古都学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以柳亚子为馆长，以胡怀琛、蒯世勋、胡道静等为骨干的上海通志馆学者悉心搜集资料，进行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于1934—1935年分别出版了4期《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实开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之先河。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通志馆于1945年9月恢复工作，1946年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先后编写、出版多部研究上海这座城市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或对洛阳汉唐城址进行开拓性勘查，对洛阳在汉唐的形制变迁进行研究；或对古代城市兴起与发展进行系统探索；或对近代上海城市功能进行资料梳理和初步研究。同期，许倬云等台湾学者探讨了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等问题（熊月之、张生，20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数量迅速增多，体量增大，城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比重日益加大。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城市史的研究，有关科研单位与科研管理机构也加大了对城市史的重视与投入。城市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其研究日益兴盛（熊月之、张生，2008）。着眼于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城市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