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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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研究：对乌克兰危机的理论思考试读：
序一处于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旋涡中的乌克兰
李永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然而，有时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所处的位置。近几年，乌克兰就成了这样的国家。
爆发于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其影响不仅涉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波及整个独联体地区，甚至欧洲。此次乌克兰危机不仅导致乌国家社会政治形势失控，国家处于分裂或准分裂状态，而且导致克里米亚地位发生变化。国家失去领土，社会失去稳定，人民生活失去保障。在乌克兰危机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是乌克兰人民。乌克兰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其自然条件优越，工业和技术基础扎实，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但是一场危机使这个国家分崩离析，武装冲突使战乱地区满目疮痍，人民饱受战火和经济危机的煎熬。
乌克兰在原苏联地区属于自然和社会条件好的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教育发达，人力资源丰富，但是，这些优越条件并没有转化为独立主权国家建设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伴随着一次又一次“革命”，经历一场又一场危机。结果，拥有丰富自然和人力资源的乌克兰，其人均收入却在欧洲垫底。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乌克兰危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内部因素即权力和资本之间复杂的关系；二是外部的因素即乌克兰成了大国博弈的着力点。一个国家一旦资本控制了权力，则必乱无疑，尤其当金融寡头与国际资本结合、融合或勾结时。期望资本慈悲，顾及人民和国家利益是幻想。只有当资本不得不顾及国家和人民利益时，即当资本受到制约时，社会才能够稳定。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在原苏联地区，所有的国家在独立主权国家建设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有的国家的转型过程是相对平稳的，但是大多数国家的转型过程是经历痛苦和动荡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苏联共同生活了70年，曾经是同一个政治制度，同一个经济体系，同一种意识形态。当面对独立，走向主权国家时，曾经存在各种选择、各种诱惑……在这个过程中，遗憾的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并不是人民，而是在短期内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产生的过程是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出现的利益集团与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乌克兰独立国家建设过程是这种权力与资本融合进程最典型的代表。
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博弈的棋子，这也是乌克兰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以来，俄罗斯的复兴步伐加快。在美国和西方看来，欧亚联盟或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显然是苏联解体的逆向进程。俄罗斯的复兴与欧亚联盟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而没有乌克兰的参加，欧亚经济联盟是不完整的，未来的欧亚联盟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家们都十分清楚。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以来，国际地缘政治专家们一直在强调，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和美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不了解乌克兰就不可能了解俄罗斯；不了解乌克兰在俄美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了解俄美之间博弈的激烈程度。而国际社会包括国际问题专家恰恰在乌克兰研究方面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跟上俄罗斯与美国以及西方博弈的节奏。
正因为如此，当2013年乌克兰危机白热化时，国际社会，尤其我国顿时感觉到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手信息和权威评论极度缺乏。张弘博士的著作《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研究——对乌克兰危机的理论思考》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包括研究人员对乌克兰以及与乌克兰有关的信息饥渴。乌克兰危机还在继续，围绕乌克兰危机而展开的大国博弈还在继续。充分认识这场危机和地缘政治博弈仍然是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张弘博士的著作从乌克兰政治转型入手，以翔实可靠的数据和资料分析、介绍了乌克兰政治转型及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书中涉及政治与意识形态、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和寡头经济及政治的形成，考察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及其在大动荡和转型过程中的行为特点。这些素材和考察结果及结论对于我们了解乌克兰无疑具有很大帮助，不仅如此，这对于我们了解其他转型国家也会有所帮助。
虽然乌克兰经历社会转型，发生价值观的变化，但是中国和乌克兰两国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边关系发展顺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得到世界的认同。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倡导政治上尊重发展道路的选择，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和价值观上求同存异。从乌克兰独立之初，中乌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政治、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中国与乌克兰成为友好国家，并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还不够深入，这成为双方深化互利务实合作的障碍。坦率地说，国内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由于语言的关系，来自乌克兰的第一手资料更是缺乏，这为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也为客观了解乌克兰以及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造成困难。张弘博士在写作中有一个难能可贵之处，这就是在研究和考察过程中尽量照顾到资料和史料的充分性、客观性、平衡性。正因为如此，该书在介绍乌克兰政治转轨、社会经济转型以及描述各种利益集团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时，勾画了一幅幅比较完整的、丰满的、可信的画面，对于人们准确认识乌克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015年12月序二乌克兰研究的新成果
张弘博士长期从事乌克兰政治与外交研究，《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研究——对乌克兰危机的理论思考》是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对研究乌克兰危机和国家转型提出的理论解读。
乌克兰在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经历了从苏联加盟共和国到独立民族国家的转变、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转变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冷战后，特殊的地缘环境放大了乌克兰国家转型的问题与矛盾，使其成为原苏联国家中政治转型过程最为复杂的国家，在短短20余年里经历了两场革命（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欧洲一体化危机”），并且现今仍然处于严重的武装冲突和领土分裂状态中。“政治稳定”是政治学研究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由于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和国际环境，因而其政治不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即便是在乌克兰一个国家内，各种因素在不同的转型阶段影响政治稳定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张弘博士自2004年进入社会科学院工作以来，长期从事乌克兰政治和外交的研究，将“政治稳定”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抓住乌克兰“政治稳定”这个主题，对于国家转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又一个地加以研究，循序渐进，逐渐拓宽。正是这10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能对乌克兰国家转型与政治稳定这一复杂现象的研究做到既有总体把握又有微观透视，才能写出《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研究——对乌克兰危机的理论思考》这本专著，进而以国家转型和政治稳定的视角对乌克兰政治进行理论分析。
这部专著以“政治稳定”为研究主线，分析了国家转型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体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张弘博士的研究是基于国家转型中的政治稳定的一般性理论基础，针对乌克兰的特殊性进行个案分析；既考虑到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可能会引起的政治不稳定，又注意分析制度性机制缺失造成的政治秩序混乱。乌克兰在国家性、政治文化、精英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给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了不同后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乌克兰的政治稳定研究上所下的功夫，特别是在国家性、价值观、地缘政治等因素与政治稳定关系，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缺陷与乌克兰危机的联系方面的研究，在国家转型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
乌克兰研究在中国仍然属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显学”，目前在国内专门研究乌克兰政治的学者微乎其微。在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间，乌克兰国家转型过程的曲折和政治危机的发展都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无论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还是2014年的“欧洲一体化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复杂情况，都需要我们以独立、理性和学术的角度加以分析，避免受来自西方和俄罗斯各自释放出来的不同立场和价值观的影响。尽可能基于客观事实，以中国视角去研究乌克兰的国家转型和政治稳定，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案例分析。对乌克兰政治稳定进行个案分析，吸取乌克兰在民主建设和危机管控方面的经验教训，也能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提供有益的学术支持。
乌克兰的国家转型过程还未结束，所以仍然需要对乌克兰政治和外交进行认真的跟踪研究。中国的乌克兰研究尚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距离系统研究和理论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信通过《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研究——对乌克兰危机的理论思考》的出版，可以对中国的乌克兰研究有所裨益并作引玉之砖，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希望作者继续抓住这个研究主题，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乌克兰研究做出新的成绩。吴恩远2015年12月导言
乌克兰是原苏联国家中政治转型过程较为复杂的国家之一，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经历了两场革命（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欧洲一体化革命”）；两部宪法（1996年宪法和2004年宪法）；四次宪政体制变革——从总统议会制（1996年）到议会总统制（2004年），再回归总统议会制（2010年），最后在2014年再次恢复到议会总统制。街头政治、府院纷争和党派斗争已经成为乌克兰政治的代名词，政治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乌克兰国家转型中十分突出的问题。本研究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切入点，研究民族国家重建和政治经济转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通过对乌克兰独立20余年政治经济转型的系统研究，分析影响政治稳定的内外因素，一方面为转型政治学研究提供更为细致的案例研究，另一方面尝试扩展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的国际视角。此外，本研究旨在丰富中国的乌克兰研究，反思西方民主政治存在的不足，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提供更多的建议和研究对策。
本书从文化系统、历史系统、经济系统、制度系统和国际系统多个方面考察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与以往的政治稳定研究不同的是，乌克兰的国家转型不仅包括在政治上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向三权分立、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制度转型，而且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建，以及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同时乌克兰还面临特殊国际环境的挑战，外部大国因素的干预和约束使得乌克兰政治不稳定局面更加复杂。本书以乌克兰国家转型20余年经历的多次政治危机为切入点进行具体的政治稳定案例研究，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案例分析。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1]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本研究通过对乌克兰政治稳定案例分析，旨在吸取乌克兰在民主建设和危机管控方面的经验教训，希望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提供有益的学术支持。
本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稳定被理解为一种系统论中的“稳态”，这种状态来自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正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适应，以及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群体联盟，带来了制度或政治的稳定。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法为指导，采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实证分析是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本书的实证分析是在一定规范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即从转型社会的理想模式来评判政治稳定的影响因素。由于乌克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环境，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多元主义方法论，努力探索何种理论和方法论能够提高对具体问题和具体背景的理解。这种多元主义方法论同样被运用到分析层面。为了使解释的说服力更加充分，笔者不得不在不同分析层面之间往复穿梭：从社会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民主化等宏观理论开始，然后是分析个体行为的微观理论，再到经验制度和历史制度主义等中观理论，最后又回到研究之初的宏观理论。希望通过综合运用多层次理论，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本研究各种变量之间的互动，从而更加准确地解释乌克兰作为转型国家所经历的政治稳定问题，剖析乌克兰所经历的政治危机和国家危机。这些核心变量包括初始条件、制度变革战略、社会经济成本、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以及民主。
本书研究主要借助以下两种研究路径。
1.结构功能主义
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社会是一个均衡、有序的政体系统，该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部分所组成。笔者试图通过政治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探讨在体制变革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途径，并以政治系统的子系统为单位考察变革过程中影响政治稳定的相关因素。这里主要从历史文化条件、社会结构和国家政体的视角进行政治稳定分析。
2.新制度主义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不仅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文化的反映与表达，它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它也是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制度可以塑造政治行为体的结构模式，可以为政治行为体提供激励。本书在研究中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运用该理论：（1）政治稳定实际上是民主政体的秩序性和继承性；（2）国家结构形式、宪政体制、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等正式制度安排对政治稳定的作用；（3）制度安排对政治运行秩序所产生的影响；（4）政治行为体分析。借助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所研究的政治行为体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这里主要讨论政治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以及政治精英、寡头、地方利益集团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笔者在具体研究技术上不仅重视历史事实的采集，还注意采用社会学和统计学方法，对影响乌克兰政治稳定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特别是对重要的选举危机、政府危机和“橙色革命”以及国家政权更迭事件的硬数据（hard date）进行分析与阐述，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计算评估和欧盟统计委员会、乌克兰国家统计局的社会经济数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正式计票结果和乌克兰国内主要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尤其注重资料来源的多元性和公正性，避免过多受一家观点和数据的影响。只有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发展的“硬数据”分析，才有可能打破西方学界和媒体，以及俄罗斯学界和俄文媒体赋予中国读者的“先验结论”，这也是本书试图以独立视角和理性分析来阐述达成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急速发展了30多年后，各种矛盾逐步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也明显增多。面对这种情势，对于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其中，明辨国外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的所指、是非，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批判、借鉴，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一节 乌克兰政治转型的历程
乌克兰位于东欧平原，是中世纪东斯拉夫人文化的中心，现代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民族的共同祖先——基辅罗斯——就是以基辅为基地发展起来的。因此，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历史联系非常紧密。约在公元14世纪，逐渐形成了现代乌克兰民族。17世纪，东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直到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1917～1921年，乌克兰经历了短暂的独立。1922年12月30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以及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起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共同成为苏联的创始加盟共和国。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乌克兰全境被德国占领。1944年，苏军解放了乌克兰全境，并将原属波兰领土的西乌克兰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54年，苏联中央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将克里米亚半岛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了当今乌克兰的疆域。
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上台后，历史和现实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表面化，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倾向迅速抬头，全国政局开始急剧动荡，同时，乌克兰开始了其独立步伐。1989年9月，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简称“人民鲁赫”）成立，成员迅速扩大到百万人。1990年7月16日，乌议会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改国名为乌克兰。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月3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8日，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不再存在，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结束了337年与俄罗斯结盟的历史，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独立后的乌克兰在政治上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三权分立、多党制，实行普遍、平等、自由选举的国家制度。乌克兰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是受制于其历史传统、法律监管缺位、公民社会力量薄弱以及过于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影响，高效廉洁的政府和政党政治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真正有效地运行起来。相对于其他的东中欧国家和原苏联国家，乌克兰的政治转轨进程就显得更加蹉跎不平。在经历了漫长的政治协商过程，搭建起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后，乌克兰政局仍一直动荡不安，甚至在2004年年末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橙色革命”。之后的几年内，乌克兰总统与议会之间一直矛盾不断，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运行机制。在2010年总统大选之后，乌克兰废除了“橙色革命”宪法，重回1996年宪法体制。2011年，乌克兰司法机关对前总理季莫申科的渎职审判更引发西方社会和乌克兰国内部分政党对民主制度前景的担忧，以及对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批评。可以说，乌克兰的政治转轨进程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一定的不确定性。
乌克兰的政治转轨大致经历了政治体制构建的准备阶段、政治体制的构建阶段和政治体制的完善阶段，目前的乌克兰仍处于制度的完善阶段。一 政治体制构建的准备阶段：1991～1996年
独立之初的乌克兰，在巩固国家独立的同时，面临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要建立符合乌克兰国情和西方基本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主要是克服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困难，保障国民基本的生活需求，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被废止后，乌克兰社会基本上认同国家朝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体转变的方向，但是围绕着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如何分权问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国家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各方意见不一。克拉夫丘克任总统时期曾爆发制宪危机，导致新宪法难产。当时的乌克兰政体是代议制、总统制和苏维埃政权的混合制，因而包含着很多矛盾。这表现为各个机构之间相互矛盾、不相协调，使政治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总统和总理职能划分不明，存在重复和对立，缺乏统一有效的垂直行政权力；地方苏维埃与执行权力机构对立，职能互相重复，威信低下。特别是权力机构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严重，使得社会冲突因素不断增长，政权的威信与合法性动摇。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精神不振、道德下降、犯罪增加、社会不满扩大，致使国家政局不稳，劳动者自发抗议活动不断发生。在新宪法出台前，乌克兰一直沿用1978年的宪法。
1994年，乌克兰举行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乌工业家企业家联盟主席、前总理库奇马以52%的得票率战胜竞争对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独立以来的第二任总统。权力划分问题到了库奇马总统执政时期更加激化。1994年12月，库奇马向议会提交了重新确定各权力机构权限的《政权法》草案，希望在新宪法通过以前就明确规定总统和议会的权限。经过为时半年的协商，议会终于在1995年5月18日通过了《乌克兰国家政权和地方自治法》（以下简称《政权法》），重新界定了国家总统、议会等最高权力机关的权限，并对地方苏维埃的职能进行了调整。根据《政权法》，政府应由总统组建，总统无须经议会批准即可独立任命总理和所有部长。《政权法》还规定，撤销地方苏维埃建制，由国家行政机构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政权法》不仅改变了现行宪法关于总统与议会联合组织政府的规定，将组织政府和行政权力全部转移到总统手中，而且加强了对地方政权机构的领导，形成了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垂直执行权力体系。库奇马把《政权法》视为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他认为，制定《政权法》的目的是明确划分各政权机构的权限、消除政权机构之间产生矛盾的法律基础。然而，议会中一些政治派别以《政权法》与国家宪法条款有矛盾为由，竭力阻挠《政权法》的实施，从而导致总统和议会间的冲突激化。1995年5月31日，库奇马总统决定摊牌，宣布要举行全民公决，请全体选民来决定：信任总统还是信任议会。为避免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动荡，经多方斡旋，总统和议会于6月8日达成妥协，签署了旨在重新确定双方关系的《宪法条约》。该条约规定，《政权法》将作为新宪法通过之前的一部临时性法律予以实施，并赋予总统签发命令和任命政府主要部门领导的权力。《宪法条约》的签署和《政权法》的实施使总统和议会之间存在的权力斗争以和平方式达成暂时妥协。随着议会权力的削弱，总统在国家决策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对地方的控制也不断强化。
1996年6月28日，乌克兰颁布了独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1）乌克兰奉行“三权分立”原则；（2）人民的意志通过选举、全民公决和其他直接民主形式予以体现；（3）国家政权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由选民按自己的意愿民主选举产生，即总统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议员由各选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4）有关改变国家领土等重大问题，必须以全民公决来解决。
新宪法加强了总统的权力，但乌克兰政局并没有像人们所希冀的那样迅速得以稳定。总统、议会和总理之间依然纷争不休、龃龉不断。而独立以来内阁总理的10次易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连贯性，妨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显然，乌克兰虽已确立三权分立体制，但权力制衡机制尚不完善。总统方面主张在乌克兰实行总统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制度，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政府不设总理职位，实行总统直接领导下的政府，即实行总统领导下的垂直权力执行机构。议会（最高苏维埃）方面则主张实行议会制，议会不仅可以弹劾总统，而且总统提名的政府人选必须经议会批准才可以任职，政府的重要决策必须经议会审议。二 政治体制的构建阶段：总统议会制vs议会总统制
1996年通过的乌克兰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政治体制——总统议会制。总统是国家首脑和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组阁，提名并经议会批准后任命政府总理，政府隶属于总统领导；总统征得议会的同意，可任命或解除政府总理的职务；根据政府总理的提议，总统可直接任命或解除内阁成员及其他中央权力执行机构及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人。议会拥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议会有权对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如该决议被通过，政府总理及整个政府必须辞职。议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弹劾的过程十分复杂漫长。首先，在议会中至少要有1/3以上的议员提出弹劾；其次，由议会成立临时性的专设侦查委员会，在议会多数议员根据侦查结论认为总统的罪名成立后，才能形成指责总统有罪的提案，但有关弹劾总统的提案付诸议会表决之前，须经宪法法院审议是否符合宪法程序，且只有在宪法法院确认总统行为具有严重犯罪特征后，议会方可进行表决；最后，议会表决必须取得2/3以上的票数，弹劾才能生效。
总统议会制受到议会多数派相当大的制约，随着议会中政党力量的消长而变动。虽然总统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但其权力、地位、作用与议会多数派的变化密切相关。政党制度和党派格局对国家的深刻影响使总统议会制成为一种“可变性的政治体制”或“滑动中的政治体制”。如果说总统和议会是总统议会制政治体制“尖拱”的两个相互支撑，是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议会中的多数派则构成“尖[2]拱”的“拱顶石”。1.政治体制的首次探索：从总统议会制到议会总统制
1996年宪法的顺利通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乌国内混乱的局面。当时的总统库奇马公开指出，议会中各种力量形成的格局使国家“不可能正常地前进”，他认为，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可以和所有政党[3]“坐到谈判桌前”，但是和左派力量很难达成互相谅解。他认为，共产党占多数的议会与总统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严重制约了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早在1999年，库奇马就提出：行政改革的首要步骤就是在议会多数派的基础上组建政治上负责任的政府。2002年8月24日，库奇马总统正式提出政治改革计划，将部分权力由议会向总统集中。他认为，乌克兰应该从总统议会制国家向议会总统制国家转变，应该组成议会多[4]数派，并由议会多数派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政治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亲总统党派的支持，也符合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社会党一直以来的政治主张，甚至部分迎合了当时的反对派“我们的乌克兰”的意见，但受困于乌克兰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困难，在实际表决中政治改革计划迟迟没有得到通过。乌克兰独立以来议会与总统之间就国家权力问题争吵不断，国家政局不稳定和政策缺乏连续性，对国内经济和对外关系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2004年11～12月，乌克兰发生轰动世界的“橙色革命”。2004年10月31日，乌克兰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四次总统选举。在11月21日第二轮选举中，第一次公布的选举结果是亲俄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获胜。另一候选人尤先科随即指责选举存在舞弊行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在独立广场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号召支持者长时间围堵政府机关，选举纠纷迅速演化为社会危机，这迫使当局做出让步，决定重新举行投票。尤先科则在重新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51.99%的选票，最终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支持者都以橙色标识参加活动，所以该事件被称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
在“橙色革命”中，尤先科为了换取积极主张修宪的时任总统库奇马的支持，以及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社会党在议会中对修改总统选举法的支持，被迫同意旨在削弱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将总统手中的政治权力让出一部分给议会。乌克兰社会党和乌克兰共产党一直要求削弱总统权力，扩大议会的权力。两党领导人在“橙色革命”危机中承诺，如果反对派支持旨在减少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他们就投票支持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而修改总统选举法则完全是尤先科提出的要价，因为在尤先科看来，当时的总统选举法有利于当权派。虽然尤先科一直反对修宪，但在首轮选举无人过半的情况下，为得到拥有近6%选票的社会党领导人莫罗兹在第二轮投票中的支持，尤先科接受了莫罗兹的条件，同意在赢得大选后修宪。因此，修宪是乌克兰各派政治力量为赢得大选，解决危机而达成的妥协方案。
2004年11月21日，美国和欧盟公开指责乌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乌克兰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最终同意妥协。2004年12月8日，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议会）非常会议上以402票对21票的压倒优势通过了包括乌克兰宪法修正案在内的三个重要法案，以结束由大选引发的国内危机。通过的三个法案包括乌克兰宪法修正案、在12月26日重新进行总统选举投票时运用新的总统选举法的特别法、宪法中关于完善地方自治机构体系部分的修改法。在12月26日重新进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尤先科顺利当选。
这样，乌克兰自2006年1月1日起由“总统议会制”转变为“议会总统制”，议会的权力得到实质性扩大，这意味着任何政党只要控制了议会，就控制了政府，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总统除了保留对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的“绝对”提名权外，实际权力被大为削弱。
独立之初，乌克兰在制宪过程中主要考虑到左翼政党在当时的议会中有着较大的影响，担心议会因此会制约政府的经济改革进程。于是，在时任总统库奇马主导下设计了“大总统、小议会”的总统议会制。按照1996年宪法，总统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议会限制总统的权力则较为弱势，甚至无法启动有威胁的弹劾程序。但是，总统议会制却将乌克兰政治引入另外一个陷阱。在库奇马执政后期，总统滥用行政权力，以及腐败丑闻成为困扰乌克兰政治的新因素，议会既无力对其进行有效的权力制衡，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库奇马凭借其行政影响力和高超的选举技巧，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得以连任。
2004年的“橙色革命”从形式上看是一场选举危机，实质上这是国家宪政制度“空转”的后果。美国和欧盟在调停选举纷争之余，积极促成了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改革。2004年12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议会多数党政府组阁权，扩大议会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权。责任内阁制的建立是乌克兰政治转型的一个进步，有助于提高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有利于简化政府行政权和议会立法权的关系。这是乌克兰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次修正尝试，是在半总统制框架下的权力分割微调。2.政治体制的再次调整：从“橙色革命”到“橙色危机”
尽管各方通过修改宪法调整了国家制度，但是仍然未能实行宪政民主的有序运转。自2004年的“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依然不断。尽管导致危机的主导因素是精英和政党政治的因素，但是仍然不能排除国家制度本身缺陷所起的作用。无论是最初实行的总统议会制，还是后来的议会总统制，国家制度的框架仍然是半总统制，内部分权的微调未能解决半总统制的天然缺陷。在半总统制的制度框架下，总统与内阁总理仍然继续分享行政权。当总统与内阁总理来自同一政治阵营，二者平稳分享行政权就成为可能；反之，总统与内阁总理之间就会经常爆发政策分歧。“橙色革命”后，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季莫申科当选内阁总理，但是在共同打败政治对手后，“橙色”阵营内部为争权夺利开始出现分裂，政治丑闻不断。2005年9月3日，来自季莫申科联盟的乌克兰国务秘书津琴科宣布辞职，并公开指责总统尤先科身边的近臣贪污腐败，引发乌总统和总理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并最终导致季莫申科阵营和尤先科阵营公开分裂。总统尤先科在声明中指责季莫申科内阁“不务正业”，忙于向媒体宣传，扩大她个人的势力范围和政治影响；他解散政府的原因是因为政府“缺乏团队精神”，国家各权力机构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他说，这些权力机构和班子成员之间已失去了相互信任。
2006年10月26日，乌克兰提前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在450个议席中，亚努科维奇率领地区党赢得了186席，季莫申科联盟夺得了129席，而总统尤先科领导的“我们的乌克兰 人民自卫联盟”联盟仅获得81席。此外，亲西方的社会党夺得33席，亲俄的乌克兰共产党夺得21席。由于所有5个党派都未获得过半数席位，原来同属“橙色”阵营的季莫申科联盟、“我们的乌克兰 人民自卫联盟”和社会党试图重新结盟，组建联合政府。但由于三党一直在政府和议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对外政策纲要等方面争执不休，最终导致社会党倒戈，与地区党和共产党结盟。2006年7月6日，社会党领导人莫罗兹在地区党和共产党议员的支持下当选议长。随后，这三党宣布成立议会反危机联盟，并提名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候选人。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宪政危机，保住自己在现政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尤先科总统与自己的政治宿敌亚努科维奇握手言和，组成大联合政府。
亚努科维奇政府凭借在议会中的多数派地位，不断加强议会和政府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排挤和分化亲总统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在议会中的力量，驱逐联合政府中亲总统的部长。2007年1月12日，乌克兰议会正式通过了国家独立以来的首部《内阁法》，该法从法律上明确了议会、总理和总统在组阁、任免内阁成员和管理国家等方面的分工。根据这部《内阁法》规定，政府总理候选人由总统根据议会多数派的建议提名，由议会任命，如果总统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向议会提名总理候选人，议会将根据多数派的提名任命总理。此外，总统签署的涉及外交以及人事任免的文件必须有总理的签名才具有法律效力。尤先科以违反宪法为由两次否决了这份削弱总统权限、扩大[5]总理权力的《内阁法》。围绕《内阁法》的争斗彻底打破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使尤先科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2007年3月初，11名原属“橙色联盟”的议员突然倒戈，以个人身份加入亚努科维奇领导的执政联盟，使得议会多数派的席位超过了乌克兰宪法规定的足以修宪的300个议席。执政联盟的行为触及了尤先科的底线。2007年4月2日，尤先科以本届议会多数派的形成和重组过程违反宪法为由宣布解散议会，乌克兰再次陷入新一轮的政权危机。冲突各派都向宪法法院提出裁决要求，但是由于法院裁决过程较长，最终双方选择了妥协，同意在2007年9月30日重新举行议会选举。2007年议会选举后，季莫申科领导的季莫申科联盟与尤先科领导的“我们的乌克兰-人民自卫联盟”再次联合组阁，成功阻止了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夺回政权。但是，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没能联合起来，被亚努科维奇击败。
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统后，通过分化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党团的议员，在议会中形成了微弱多数的执政联盟。2010年10月1日，乌克兰宪法法院做出判决，法院认为乌议会2004年年底通过的“政治改革”宪法修正案违宪。这意味着乌1996年宪法效力得以全面恢复，乌克兰的政治体制再次回归总统议会制，亚努科维奇总统收回了原来与议会共同分享的行政权。乌克兰政治制度的钟摆再次滑向总统一方，议会反对党则逐渐被边缘化。特别是原总理季莫申科在2009年深陷渎职罪调查之后，亲西方的反对党联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支持总统的地区党执政联盟在议会中获得了较为巩固的地位。2011年8月16日，阿扎罗夫与季吉普科决定合并地区党与“强大的乌克兰”党。2012年3月17日，“强大的乌克兰”党自行解散，季吉普科加入了地区党，并被选为地区党副主席和地区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强大的乌克兰”党并入地区党，使地区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在议会中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2012年3月23日，亚努科维奇总统任命波罗申科为乌克兰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众所周知，波罗申科与尤先科私交甚厚，曾经是亲西方的领导人尤先科政治上的铁杆支持者。“橙色革命”之后进行的政治制度调整未能达到稳定政治和完善民主的目的，乌克兰以往存在的政治斗争和腐败传闻继续困扰政坛。橙色联盟的内斗让“橙色革命”的光环逐渐散去，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政治联盟解体也被称为“橙色危机”，并最终失去了选民的支持。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做出了恢复1996年宪法的决定，这意味着乌克兰政治体制的第二次调整失败。三 政治体制的危机与完善：2014年的政治危机与东部冲突
运行将近20年的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在乌克兰的表现并不好，政治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是困扰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经历了2004年的“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社会仍然在原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博弈。行政权力的集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执政党影响力的扩大，消除了政党在议会中的斗争，并加强了亚努科维奇的统治。
2013年年末，乌克兰再次遭遇国内政治危机。执政的亚努科维奇总统与亲欧洲的在野党之间围绕是否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和自贸区协议发生严重分歧。反对党在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双方的多轮政治磋商都没有消除分歧。进入2014年以后，街头抗议演化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最终导致局势失控。在欧盟和俄罗斯的调停下，政府与反对党在2014年2月21日签署了政治和解协议，总统根据该协议承诺修改宪法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是，就在政治和解协议签署的次日，基辅市的安全局势发生逆转，亚努科维奇匆忙出走俄罗斯。议会中曾经的执政党——地区党在瞬间土崩瓦解，亲欧洲的政党迅速组建了新的执政联盟，并在议会中通过了恢复2004年乌克兰宪法的决议。亲欧洲的政党联盟还在欧盟和美国的支持下组建了临时政府。由于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和街头抗议，乌克兰发生了政权更迭和宪法变革。
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导致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在2014年3月宣布举行全民公决，并迅速做出了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决定。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紧随其后，爆发了要求政治自治和联邦化的示威活动。乌克兰政府与东部地区分离组织持续一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10000多人的伤亡，100多万居民流离失所。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乌克兰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达到1255700人，逾80万乌克兰公民向邻国提出避难申请，其中近678200人前往俄罗斯避难，逾81065人前往白俄罗斯。报告中指出：“与上周相比，向邻国申请避难、居留许可和其他合法居留形式的乌公民数[6]量升至19200人。”2014年12月和2015年2月，在欧盟和俄罗斯的调停下，乌克兰政府与东部武装组织两次在明斯克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乌克兰将修改宪法，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治自治权。这是乌克兰独立以来极为重大的政治改革，从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向联邦制的国家转变将极大地影响乌克兰的政治发展和稳定。
可以说，在获得独立的20余年间，乌克兰在政治体制和民主固化问题上经历了多次反复，还没有实现制度的固定和民主的固化。围绕总统与议会权力划分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本书研究乌克兰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旨在为转型政治研究理论提供新的探索和案例，这也是笔者10多年来对乌克兰政治研究的积累和总结。[7]第二节 政治稳定理论的综述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关注政治稳定问题。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存在着大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与问题。乌克兰和其他转型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也告诉我们，流血和冲突、战争和暴乱、阴谋和颠覆、公职人员的腐败以及太多的不公平现象在今天依然是民族国家，至少是一些国家还无法破解的难题，而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使很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并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并出现分裂危机。如何将这些矛盾保持在秩序范围内，在社会政治稳定中走向繁荣，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现实课题。一 国外政治稳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把政治稳定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而进行系统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的政治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开始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政治发展研究由对政治民主化研究转向对政治稳定研究也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但是，不发达国家的政治轨迹同发达国家原先的预想完全脱轨，现实迫使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他们原来的政治逻辑，积极思考后发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也从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逐渐扩散到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制度的运作问题。如何维护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就成为许多发展政治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研究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政治稳定理论。
政治发展研究由对政治民主的研究转向对政治稳定的研究不是偶然的，而是明显基于现实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起初，发展研究大体限于经济领域，即研究第三世界的这些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并认为只要这些新兴国家使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的企业家阶层、温和的中产阶层等，这些新兴力量必然也会导致出现一个稳定的、多元的民主政府。但是事实上，亚、非、拉一系列新兴的、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制度的选择、建立，以及政治制度能否有效运作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必须设计出一种成功的非共产主义发展模式，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以期取得符合自己利益的结果。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者开始把注意的焦点从西方政治制度之研究转向了非西方国家政治之研究，特别是对这些从殖民地获得独立的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研究。他们广泛地采用“传统”和“现代”等作为分析的基本概念，研究比较发达国家和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异。这些学者最初的研究重点是分析这些国家如何移植西方议会制和民主制，以及解决制度适应对象国国情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政治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对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西方政治科学对政治稳定问题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四个学派是：比较历史学派、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学派、社会心理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然而，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表明，美国在战后初期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西方化的政策过于天真，因为这些国家不仅没有走向这些政治家所期望的现代化道路，反而产生了大量的暴力、冲突、失序和不稳定，这种状况还在某些国家反复出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剖析这些国家政治失序和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以及探求如何维护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就成为许多发展政治学者20世纪60年代后期研究政治发展的主要考虑，秩序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即便这种价值的追求与他们推行的所谓民主化和现代化本身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二 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
根据西方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稳定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大致将政治稳定研究划分为以下几个流派：分别是以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为代表的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学派，以泰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一）比较历史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20世纪60年代之后，后发国家政治轨迹同发达国家原先的预想完全脱轨，现实迫使西方政治学家将研究视线逐渐转向第三世界国家新出现的民主化危机和政治秩序问题。比较历史学派的学者往往通过对两个以上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比较来研究政治发展规律。其中，塞缪尔·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比较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被学术界公认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他指出：“政治稳定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8]合法的公共秩序。”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秩序等诸多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亨廷顿在总结了20世纪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9]稳定。”意指在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以后政治是稳定的，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引起政治不稳定。他的第二个论断是：经济与政治是各自独立的目标。经济发展未必造成政治稳定，甚至相反。二者的关系是，经济发展慢，二者成正相关；经济发展一般，二者无关；经济发展快，[10]二者成反相关。而且，期望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测定政治不稳定程度的重要指标，或者说，经济发展长期看会创造平等，但在短期内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此外，亨廷顿还特别关注了腐败问题，他认为腐败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现代化包括社会基本价值的变化；现代化开创新财源和权力渠道，容易产生腐败；现代化扩大政治系统输出的功能，促使腐败产生。
在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上，亨廷顿认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各种参与和沟通渠道不健全，难以满足众多社会成员的直接参与需求。而一旦参与渠道被阻，各种挫折感和不满感就会被强化，从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亨廷顿运用其经典的三个公式来说明政治参与迅速扩大，而参与渠道相对狭窄是如何造成政治不稳定的：（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2）社会挫折感/社会流[11]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他认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比例，以及政治体系中政党的力量和权威的政治结构对政治稳定的作用。
总之，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秩序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曾认为，只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板，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一定会实现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社会动员、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直接挑战这种思想，打破了以前认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他的关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稳定的论述中的很多论断已成经典，并为国内外学者不断引述，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政治稳定的经典读物。（二）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这一学派的学者主要运用系统论和结构功能的分析思路来研究政治结构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功能维持关系，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戴维·伊斯顿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系统：对政治学现状的探讨》一书中，将一般系统论原理引入了政治学研究，并认为用政治系统理论能够解释国际政治、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各个层次的政治现象，即政治系统的生存。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政治系统分析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治系统如何维持生存；政治系统分析的核心主题就是解决其持续、适应、调整和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要解决的是一个怎样为现存政治秩序服务的方法问题，并把维持现存政治系统的稳定和持续作为目的。他指出，任何持续的政治系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功能：其一，能够提供一个社会权威性的分配价值体系；其二，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必须将这种分配作为义务予以接受。“当一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12]该系统就会崩溃。”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不稳定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而这种脱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构成政治体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同步配合关系遭到破坏；二是该体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失衡，即使是稳定的体系，其组织文化和政治结构中发生的变化也可能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状态，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不稳定理论。他与鲍威尔对政治稳定的观点偏重于政治体系的能力方面，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其政治体系的能力必须大大增强。为了增强政治体系的能力，必须赋予政治体系三大功能：（1）能力功能，包括规范、征收、分配、符号和反应；（2）转换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规则仲裁、传播关系等；（3）维[13]护和适应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等。
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学者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和功能主义方法对政治稳定的论述，让人们认识到了结构平衡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要实现政治体系和其环境之间平衡的观点，为我们研究政治稳定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即我们必须要注意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和其环境良好互动的结果，也表明了政治稳定是一种双向联动的稳定态。此外，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对政治运行机制的全面把握，同时对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不过，他们的理论似乎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也低估了政治制度的发展[14]性，把现实的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持久不变的既定的制度。（三）社会心理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这一学派的学者主要是对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学进行研究，这些学者通过对暴力攻击、动乱和革命等现象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侧重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反抗、侵害、攻击、暴乱乃至革命的行为。对此，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影响力较大的相对剥夺理论。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革命的解析》一文中得出了每一次革命均发生在一个上升的、繁荣[15]和改善时期，这一时期最容易汇集革命者不满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是托克维尔最早提出的，他认为：“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16]爆发。”此后，詹姆斯·戴维斯提出了他著名的J曲线假设，他认为，政治不稳定或者政治暴力产生的原因是，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期望值——人们认为应该得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也随着升高。任何社会制度带来的物质产品满足感及所持续的时间都是有极限的，尽管极限在持续不断增长。到后来物质产品的增长已经接近极限，但期望仍在持续快速上升，在期望值和满足感[17]间差距最大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发生政治不稳定的时候。泰德·格尔接受了上述思想并加以发展，《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是其代表作。在此书中，他论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对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影响作用。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相对剥夺”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具有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期望值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感觉越大，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相对剥夺”指的是希望与现实的脱节问题，即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所应得到的与他们期望得到的之间的比率问题。也可以这样说，被剥夺是人们的一种感受，是相对于人们的期望而言的。他认为，并不是贫困本身而是“相对剥夺”导致了暴力和政治不稳定。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当社会成员广泛存有被剥夺感时，当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的背离加剧时，政治不稳定最有可能发生。对于政治统治者来说，非常危险的情况是：一方面人们的期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政府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期望的能力却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统治者为了获取政治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又继续向已经不满的人们许下将来美好生活的诺言，但是又无法实现。“相对剥夺”理论对政治稳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即研究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时必须要对社会心理变迁进行研究，社会政治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但是，就解释力而言，这类理论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剥夺感和压迫感就一定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吗？还有，就现实而言，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产生很多是缘于利益驱动，而非“相对剥夺”感。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其夸[18]大了心理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很多条件的原因。（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的政治稳定理论
伴随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并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系统引入政治学的研究，使制度重新受到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的核心词语。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有很多学者开始将政治秩序、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并尝试阐述其作用机理和机制。主要代表人物有我们熟悉的道格拉斯·诺斯，以及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斯蒂芬·哈勃、保罗·扎克等人。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在《秩序、无序和经济变化：拉美对北美》一文中认为，政治秩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基础，然而，政治秩序不会自动生成，政治秩序是需要用心建造的公共产品。接下来他们[19]分别界定了政治秩序和政治无序，并描述了各自的特征。他们认为，要实现政治秩序，首先是政治制度能界定和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能仅仅存在于理论中，要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中；其次，要使公民乐于遵守那些既存的社会和政治规范，即要有一套共享信念体系；最后，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体现为国家能够做出可信的承诺。而政治失序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将政治秩序按照政治官员是否遵守普遍的公民权利分为共识性政治秩序和独裁的组织秩序，并着重探讨了共识性政治秩序的要素。一是公民方面，公民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共识，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是称心的并乐于生活在这些制度确定的政策下，并且要保护这些制度不被官员滥用。二是必须限制政治决策制定的风险，也就说，要有这样一些制度安排，能够确立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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