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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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明企业家成才故事试读：
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个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旺，一批批优秀人物前赴后继，不懈努力，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些卓越人物中有腹藏治国良策的政治家，有胸怀万卷兵书的军事家，有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有吟诗作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有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身上，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同样也会继续激励我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奋斗！
从古到今，正是这些伟大的人物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的进步。阅读他们的成长故事，有益于我们熟悉历史，认识社会，懂得道理，明白人生。
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汲取激励人心，催人上进的力量。他们成功的人生之路，能够激发我们更高的人生追求。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吸取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教训，能够使我们事半功倍。在成长之路上，天赋固然重要，但人生的磨炼、社会的感染、环境的熏陶，自身的努力等，都影响着人生智力的发展和才能的表现。人与人的天生智力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随着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不同的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才智，只有把这种才智积极地运用于实践和创造活动中，才能发挥神奇的作用，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财富。
本套书精选荟萃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最具有影响力的名人，编辑成了这套《中国名人成才故事》（共3册），即《政治军事谋略家成才故事》、《文学艺术思想家成才故事》、《科学发明企业家成才故事》等，这些故事既有趣味性，又蕴含深刻的道理，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青少年课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以上图书设计精美，格调高雅，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和收藏，也非常适合图书馆装备陈列。
第一章 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张仲景
张仲景（生卒年不详），汉末医学家。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钻研《内经》、《难经》、《胎肿药录》等，广泛收集有效方剂，著《伤寒杂病论》。其书辗转流散，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成《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分论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倡“六经分证”和“辩证论治”原则，阐述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的辩证及汗、吐、下、温、清、和等治法，总结了汉以前的医疗经验，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张仲景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当时的读书人都想着如何当官，不关心民间疾苦，张仲景很瞧不起这类读书人。当时迷信盛行，人们有了病不去求医而相信巫师作法可以治好病。张仲景从小立下志向，想当个医生，为乡亲们解除疾病。为此，他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学习治病救人的本事，几年后便在乡里为人治病。汉灵帝时，张仲景被选拔出来做官，一直做长沙太守。他为官清廉，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繁，瘟疫大面积流行，很多人得病去世。张仲景的家族，原有200多口人，不到十年时间，就病死了五六十人，其中十分之七的人是患伤寒这种流行病死的。那时候所说的伤寒病，包括霍乱、肺炎、痢疾、流行性感冒一类的急性传染病。当时，大多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人们成千上万地被伤寒病夺去了生命。
张仲景为了解救人们的疾苦，他下决心要找出一套治疗伤寒病的办法来。他总结自己给人治病的经验，对伤寒病的各种症状都做了详细记录，还细心地询问病人伤寒病发病的原因和服药以后的各种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仲景终于总结出了一套关于伤寒的诊断、治疗、用药的方法。他认为伤寒病从初起到病危，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病人，应当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病人需要让他出汗，有的病人则不能出汗；有的病人应当让他下泻，有的病人则绝对不能下泻；有的病人可以用针灸，有的病人则千万灸不得。
张仲景说：“如果不应当发汗的病人服了发汗药，那就会使病人的津液枯竭，断送性命；应该发汗的病人不让他服药把汗发出来，那就会使病人的毛孔闭塞，窒闷而死。不应当泻下的病人服了泻下药，会使病人开肠洞泄不止而死；应当泻下的病人不服泻下药，就会使病入腹胀烦乱，浮肿而死。不当灸的病人一灸，就会使病人火邪入腹，加重其烦恼而死；当灸的病人不灸，会使病人经脉阻塞，无法消散而死。”总之，给人治病必须弄清楚病人起病的原因，病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曾经服过什么药，只有把这种种情况全都了解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为了要弄清楚病人的全部情况，张仲景反对当时医生治病时墨守成规而又十分草率的做法。他说：“人命关天，治病救人必须谨慎。”张仲景给人看病，很好地运用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观察病人的气色，闻是细心听病人说话和呼吸的声音，同时询问病人的自我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切是由轻到重地按病人两手的脉搏。张仲景认为只有很好地运用四诊法，并且把通过四诊得到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结论，从而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治疗方案，开出对症下药的方剂。
张仲景通过长期的行医生涯，仔细研究，已经能够根据四诊法分辨病人的症状是阴症，还是阳症；病在浅表，还是已经深入脏腑；是虚症，还是实症；是寒症，还是热症。这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被称为中医诊断学的八纲。四诊八纲辩证施治的理论原则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张仲景对这个理论原则的奠定，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除了伤寒病以外，张仲景对其他疑难杂病也下了很大功夫去探求治疗方法。杂病的范围很广泛，大致上以内科病为主，也包括妇科、儿科和外科等疾病。张仲景治病不一定都给病人用内服药，也经常采用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喷鼻等等治疗方法。他认为对于一些疾病来说，这些治疗方法的效果也许会比内服药更好。
张仲景主张有病要及时治疗，无病要及早预防。他说，预防疾病的方法是饮食有节，劳逸适当。能做到这两条，基本上就能保持身体健康，远离疾病了。
张仲景一边行医一边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记录下许多有效的方剂。他撰著了一部《伤寒杂病论》把医治伤寒病的方法告诉大家。后来，晋朝的名医王叔和，在仔细钻研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后，把这部重要的医书分开改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论》专门分析伤寒病的病理，提出治疗方法，附有治疗的药方。《金匮要略》则是治疗各种杂病的药方汇集，这两部医书都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张仲景以他自己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祖冲之
祖冲之，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是世界上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的第一人，这一研究发现比西方早了1100多年。
祖冲之字文远，原籍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源县），后来为了躲避北方战乱，祖先迁居江南。他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和祖父对天文、历法都很有研究。祖冲之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热爱科学。成人之后，祖冲之决定致力于圆周率的研究，计算出更加准确的圆周率。
圆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几何图形，许多物体都是圆形。可是怎样计算圆的周长和面积呢？古人很早就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古人发现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是一个常数，称为圆周率。如果能准确地求出圆周率，再用直尺量出直径的长度，圆的周长和面积就容易求出来了。圆周率到底是多少呢？我国古代有一本算书叫《周髀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之一，书中提出了“径一周三”的概念，这个圆周率称为古率，这当然太粗略了。两汉末年的刘歆求出圆周率的值为3.1547。东汉张衡计算出的圆周率为3.1622。三国末年刘徽创造出包含有极限思想的“割圆术”，计算出了内接正192边形的周长和面积，得出圆周率为3.14。后来他又计算出圆内接3072边形的周长和面积，得出圆周率为3.1416（3927/1250）。
祖冲之认为前人的这些计算结果还是太粗略了，误差很大。但他并没有蔑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思考。后来，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计算圆周率的方法进行了革新，这种新的计算方法被命名为“缀术”。运用此方法，祖冲之比较精确地计算出了圆周率在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并用22/7（疏率）和355/113（密率）这两个分数值来表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圆周率。西方直到1573年才由德国奥托较为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比祖冲之晚了1100多年。
祖冲之准确地计算出圆周率后七位数字以后，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他自己曾用他的圆周率研究过度量衡的问题，并用之于鉴定古量器的计算。北周武帝保宝元年（公元561年）所制的玉斗就是以3.1415926为圆周率计算出来的。祖冲之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缀书》一书。隋唐时期，《缀书》一直是数学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可惜后来因为战乱该书失传了，这是我国数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除了数学外，祖冲之在天文学上也颇有建树。由于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祖冲之学到了一些天文学方面的知识。长大后他兴趣不减，经常进行一些实际测量和推算。他曾说过：“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意思是说，他经常亲自观察测量日影长短的圭尺，用以校订节气，测定一年的时间到底有多长；也常常亲自察看古代计时用的器具“漏刻”，从而证实日月星辰的升落时辰；他还经常摆弄用于观测、计量实验和检验的各种仪器。祖冲之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每次观察，他都非常认真，尽量避免任何细小的误差，在此基础上认真进行思考、计算，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祖冲之将他在天文历法上的观测数据和其他资料做了认真的整理，自己摸索出一些规律。他发现传统的《元嘉历》中有很多错误，于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做了修改，编成了一本新历法——《大明历》，并向朝廷上奏，希望在全国推行。当朝皇帝是宋孝武帝刘骏，他自己不懂历法，于是组织了一些懂得历法的大臣在金殿上进行“廷议”，号令祖冲之参加，让他与大臣们就两种历法的优劣进行辩论。
公元462年的一天，一场关于历法的大辩论展开了。双方的代表人物是祖冲之和戴法兴。戴法兴首先提出：“日有恒度，宿无改位，这是万世不变的，你并无变法之理。”
祖冲之马上反驳道：“旧历法十九年七闰，每二百年就会相差一天，如果改用大明历，每三百九十一年设一百四十四个闰月，就能与天数符合了。”他又接着说道：“旧历法的夏至和冬至都比天象早，五星（金、木、水、火、土）的出现和隐伏也比实际天象差40多天。历法不符合天象，当然要改革。”“日月星辰的长落，自有其天数，非凡夫所能测定。”戴法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日月星辰皆有形可检验，有数据可以推算，并非出于神性，怎么能说凡夫不能测定呢？在下十多年的观测发现每年夏至与冬至的圭尺都没有误差。”他又转身向宋孝武帝道：“据臣推算，每45年11个月要后退1度。”“你这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戴法兴有些恼羞成怒了。“商朝时的历法是三年一闰，周朝时改为五年二闰，春秋中叶起，才确定十九年七闰，难道他们是削闰坏章吗？至于历法，在《元嘉历》之前已经有《太阳历》，后来才改的，这是不是也是诬天背经呢？”
辩论最终以祖冲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大明历》的科学性。于是宋孝武帝颁布诏书，通令全国于公元465年起改行新历。遗憾的是宋朝不久就发生了战乱，《大明历》实际上并未推行。祖冲之死时仍沿用《元嘉历》。
梁武帝时，祖冲之的儿子祖日桓上奏朝廷，请求皇帝下令启用《大明历》。梁武帝派人深入研究，证实了《大明历》的优越性后，颁令于公元510年起施行《大明历》。祖冲之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最终得到了认可。
李时珍
少年学医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明代正德十三年出生，湖北蕲州（今间接蕲春县）人。
李时珍的祖上是摇着铜铃走街串巷的铃医（走方郎中）。虽然李家世代行医，但没有多大名气，祖父在李时珍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李时珍的祖父攒下了点钱，于是供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读书，并考取贡生，跨进儒林。但由于在乡试中屡试不第，便弃儒从医，继承祖业。李言闻饱读医书，因此医术大有长进，加之医德高尚，成了当时蕲州一带有名的医生。李时珍的母亲张氏，是一个贤慧的家庭妇女，由于身体虚弱，生了李时珍以后不久就病倒了。李时珍还有一个哥哥叫李果珍。
幼年时期的李时珍身体瘦弱，经常咳嗽发烧，他深深体会到生病的痛苦，立志长大后做一个像父亲那样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解除痛苦的医生。
可是，李时珍的父亲却另有想法。明代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李时珍5岁时，父亲便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儿子。一天，李言闻把儿子叫到跟前，告诉他说：医生这个行业虽然可供温饱，但是社会地位不高。自古以来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谓“医卜近贱”，在士、农、工、商四行中排在最末一等。历代史书里都把行医列在“方伎列传”里面，称之为“小道”、“贱业”。李言闻列举了李家祖上世代都是摇铃走街的铃医，社会地位低下，饱受歧视。李家从他起，为了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学读书全力奋斗，想改变门庭，只是科举考试连连失败，才弃儒从医。李家从他起始由铃医晋升为坐堂医生，虽高了一等，还是不能与读书人家相比。他见李时珍聪颖，才智过人，便把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为了让李时珍立志奋发读书，李言闻给他讲了古代有名的医界大师的遭遇。
李时珍听完父亲的话后，便暗下决心奋发看书，同时，扁鹊的故事也让他终生难忘。
明代嘉靖六年，李时珍9岁，开始上私塾学习八股文，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
做完功课，李时珍常替父亲抄写药方，跟父亲上山采药，认得了许多医书上记载的和没有记载的药草。遇到不太了解的，他都一问到底，直到弄懂为止。李言闻却责怪儿子，读书像这么努力就好了。但是，他仍旧满足了儿子的要求。只是不时提醒儿子，读书才是他的正业，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医药上面。可是，由于耳濡目染的关系，李时珍仍然对医学十分入迷。
李时珍捧着父亲写的《蕲艾传》在家里后院的药圃中看个没完。这个小小的药圃是父亲精心培植的。父亲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蕲州一带的名医，后来曾经被推举当过太医院吏目，官不大，是个正九品，但也算国家的医官了。李时珍的父亲对医学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四诊发明》、药书《人参传》、《蕲艾传》等。父亲对研究药草具有浓厚兴趣，李时珍深受影响。
一天，李时珍蹲在药圃的一个角落里，专心地研究栽在墙角的蕲艾。他手捧父亲写的《蕲艾传》，对照药圃中的实物仔细观察。父亲著的书上对蕲艾的描述既准确又细致，与实物丝毫不差。李时珍想：自己以后做学问，也应该向父亲学习，一丝不苟。
由于父亲的著作中记述得十分详尽，李时珍越看兴趣越浓，决定采一篮艾叶回去炮制。他很快便采满一篮艾叶，突然脚底滑溜溜地，紧接着一条白花蛇突地从蕲艾丛中探出头来，李时珍惊得尖叫起来。
正在危急之时，父亲突然出现在李时珍身边，只见他从地上抓了一把泥沙，往白蛇身上一撒，那蛇立即瘫了下去，摆成之字形，接着父亲扬起药锄，一锄就把蛇头斩了下来。蛇身在地上扭动了一会儿，便再也不动了。
父子俩都松了一口气。李言闻拽着死蛇说：“这就是我常和你说的蕲州白花蛇。蕲蛇是我们蕲州的特产之一，与新艾、蕲龟、蕲竹齐名。由于当今皇上患有风湿病，指定要蕲蛇治疗。官府为了讨好皇上，命令百姓大量捕蛇，蕲蛇被捕得越来越少，如今要找到一条蕲蛇都很困难。为了向官府交蛇，老百姓苦不堪言，编了首民歌诉苦：‘白花蛇，谁叫你能辟风邪！上司索你急为火，州中大夫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积骨如巴陵，杀尔种族绝，白花不生祸始灭。’蕲蛇如今稀罕得成了宝了，现在我正好用它来制造咱们家传的白花蛇酒。这种酒可以治中风伤湿、半身不遂、口目歪斜、骨节疼痛以及陈久性的疥癣、恶疮、风癫等等。”
说着，李言闻从李时珍手里接过白花蛇，用钉子将蛇身钉在木板上，用小刀截掉尾巴，小心地剥掉蛇皮剔去蛇骨，然后，用药锄挖了一个坑，将蛇皮、蛇骨、蛇头和蛇尾放进坑中，并指着蛇头对李时珍说：“你看，这条蛇的眼睛还是睁着呢。蛇死后一般眼睛都是闭着的，唯有蕲州白花蛇死后眼睛是睁着的，这是辨别真假蕲蛇的办法。蛇头、蛇皮、蛇骨都有剧毒。剖完蛇后要将它们小心掩埋，以免伤人。捕到的蛇经过处理后，便可以用来炮制白花蛇酒了。来，我把祖传的制作方法教给你。”
父亲提着蛇，李时珍挎着竹篮，一起走进了他们家的药材炮炙房。
李时珍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在炮炙房里学制中药，这一次，他向父亲学习制作祖传白花酒的方法。仔细观察父亲将白花蛇放在一个瓷体内，倒了一瓶糯米酒入内，用手把白花蛇反复用酒洗涤，直到糯米酒把它浸润得透亮，才把它放入一个小细瓷坛中，然后配药：羌活2两，当归2两，天麻2两，秦艽2两，五加皮2两，防风2两。用锉刀将药锉成细粉，装进生绢袋中，用麻绳扎紧封口，把它放进白花蛇的瓷坛中，再倒进一瓶糯米酒，用箬叶密封坛口。最后，父亲将瓷坛放入一个盛有水的大锅中。
李时珍仔细观看父亲制作的全部过程，并牢记在心里，他觉得炮制药材真是趣味无穷。先前还是那么可怕的毒蛇，经过加工炮制，几天以后就成了药效显著的药酒，简直不可思议。趁着兴致，他就在炮炙房里用采来的艾叶制药，于是，他再将父亲的《蕲艾传》看了一遍，默记下制药的方法。然后，将艾叶扬去尘埃、残屑，放进一个大石臼中，用一根木制捣杆捣碎，捣成艾茸后，去掉渣滓，再把剩下的白色艾叶捣成柔烂得像棉花为止。捣好艾叶，他找来硫磺末，加入艾叶中拌匀，然后，将艾叶、硫磺糊制成细条，装在一个簸箕中，拿到屋外放在屋檐下阴干，常用的硫磺艾便制成了。从这以后，李时珍常到炮炙房，帮助父亲炮制各种药材。为了不影响学业，他把书带进炮炙房，一面看书，一面学制药。
童年时代的李时珍，从采药、制药中，既感到制药的艰辛，又体会到制药的乐趣。父亲的一言一行，默默地影响着他，李时珍对祖国医学的知识是从父亲教导、阅读父亲写的书开始的。父亲写的《蕲艾传》不仅使他了解了家乡的特产蕲艾，还知道了家乡所产的蕲蛇、蕲龟、新竹等药材都是闻名天下的。尤其是父亲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时珍。后来，李时珍在编著伟大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时，常常引用父亲写的书、父亲说的话。李时珍编著的《濒湖脉学》也是在他父亲著作上“选精择华”融汇己见而成的。李时珍的另一部著作《蕲蛇传》也是受父亲《蕲艾传》的影响，从而得到启迪撰著的。
父亲，成了李时珍走上医学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求取功名
明代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李时珍12岁。经过几年私塾学习，他已经刻苦地把四书、古诗等课业读熟，并学习写诗，做八股文了。
第二年，蕲州知府周训看中了李时珍，将他选送到黄州去应“童试”。
李言闻带着儿子，来到热闹非凡的黄州府，李时珍无暇去观赏府城的风光，专心致志地应试。“童试”考两门，一为“四书义”（八股文），一为“试帖诗”。李时珍两门考试的成绩都属优秀，一举考中秀才。秀才，是科举考中的“生员”的俗称。凡考中生员的人，便跨入了儒林，在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取得生员资格，便能进一步考举人、贡生、进士，一步步登上儒林的高峰。进士是朝廷选拔官吏的首选对象。全省会考中乡试第一名解元、全国会考中的第一名会元、殿试中的第一名状元，是历代文人在各级考试中追猎的目标。特别是状元，一中便会“夺魁天下”，是科举中的最高荣誉，是士子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李时珍13岁中秀才，少年得志，前程似锦，父亲感到莫大的欣慰。他及时告诫李时珍：“中了秀才固然可喜，但距离举人进士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他要李时珍奋发努力，去参加在武昌举行的三年一届的全省统考。
明代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16岁的李时珍兴致勃勃地跟随李言闻，坐船逆江而上，来到省城武昌，参加三年一度的全省统考——乡试。这三年来，他勤奋好学，饱读诗书，由于他生性聪慧，记性很好，读书过目不忘，已经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做起文章来也头头是道，常得到父亲赞许。父子俩都有必胜信心，举人似乎已是唾手可得。
发榜的日子终于到了，父子俩早早起床，赶到书院的大门外。大门外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秀才们和他们的亲属都在这里翘首等待。李时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广场上站着等了1个多时辰，书院的官差才打开大门，将一张张黄榜张贴在大门外的粉墙上。
闹哄哄的广场顿时变得寂静下来，千百双眼睛都在搜寻着自己或亲人的名字。李时珍踮着脚尖，目光从攒动的人头上扫视过去，只见告示上密密麻麻的黑字。他在黑字中粗略地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心中一阵发紧。他赶紧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名字地细看起来，没有自己的。他仍然不甘心，又从后面往前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再从前面往后先找到李字，再仔细看李后面的名字，直到看得两眼发花，仍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父亲叹着气硬把他从人堆里拉了出来，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名字怎么会没有。
李时珍垂头丧气地跟在父亲身后，回到了客栈。面对着无精打采的儿子，李言闻强压下自己心头的失望，鼓励儿子道：“考举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的人考到六七十岁才中举，你还年轻，下次乡试时，也才19岁。我们收拾书籍回家去吧！苦读3年，再来应试！”
3年之后，李时珍仍由父亲陪同，再次上武昌参加乡试，这一次又以失败告终。父亲送儿子回家以后，掩饰不住失望的心情，愤愤地离家行医去了。
6年面壁的劳累，科举失利的苦恼，困扰着李时珍，他病倒了。他患的是当时叫“骨蒸病”的肺结核，咳嗽不止，时而咳出血来。他全身发烧，身上火燎燎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新过门的妻子吴氏急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李时珍找来医书翻阅研究，自己开了药方，吃遍了柴胡、麦门冬、荆介这些书上说能治骨蒸病的药，谁知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幸亏这时父亲行医回来了。父亲听妻子张氏说儿子患了重病，马上进屋探病。父亲望着脸色憔悴的儿子，心里十分难过，怪自己不该在儿子生命攸关的时刻外出，使儿子的病拖了1个多月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他赶紧摸了摸儿子的脉，虽然脉息如疾雨沾沙，病蚕食叶，涩而无力，但无死相，还有希望。他忙坐下来仔细探视。李时珍看着父亲为自己诊病，眼睛一亮，他知道自己有救了。李时珍从小就佩服父亲的医术，他在10岁前，身体十分虚弱，全靠父亲用药调养，10岁以后身体才好起来。父亲摸脉以后，询问儿子这1个多月来吃了些什么药。
李时珍把自己开的药方给父亲看，父亲摇了摇头：“错了，错了！柴胡虽是治劳乏羸弱之药。但劳有五劳。若劳在肝、胆、心，是必用之药；或者，脾胃有热；或者，阳气下陷，柴胡也是引清气、退热的必用药。但是，惟有劳在肺、肾者，不可用柴胡。你既有肺热，又在病中新婚，肾劳而虚。此二者柴胡都是禁药，难怪你的病势越来越沉重。”
父亲说完，立即开了一个药方，只有黄芩一味药。李时珍心中好生奇怪，但也不敢多问。
说来也怪，吃了父亲开的药，第二天烧就退了，咳嗽也好了些。又喝了几天父亲开的黄芩汤，竟能下床行走，咳嗽病也痊愈了。
李时珍想起自己从小对医药就抱有极浓厚的兴趣，父亲一味黄芩治好了自己患了1个多月的沉疾，使他对父亲的医药学佩服得五体投地。想到考场上的失利，他不由得萌发了学医继承祖业的念头，但被父亲断然拒绝。父亲严厉地告诫他：“科举虽然两次受挫，但不能垂头丧气，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你天资聪慧，再苦熬3年，一定能功成名就。”
李时珍望着父亲坚定的信念，听到那不容商量的口气，只得叹了一口气，不作声了。为了李氏家族的荣誉，为了改换门庭，他不得不收起学医的念头，再苦斗3年作最后一次拼搏。弃文从医
明代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一个秋天月夜，在浩淼的长江上，一叶孤舟顺水漂流。李时珍和父亲坐在船头，喝着闷酒。李言闻望子成龙的科举梦又一次破灭了，他想不通儿子才华四溢、满腹经纶，竟然不为主考看重，落得个榜上无名，第三次赴武昌应乡试，仍然失败而归。
李时珍看着父亲面色憔悴、神情沮丧的样子心里很不好受。为了转移父亲的情绪，他把一直藏在心里，已经思考多时的医学问题谈了出来。他对父亲说：“《孟子·告于篇》上讲：‘心之官则思，’《内经》上也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两部书里都是说，心脏是主管人的思维活动的。儿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不对。本来，《内经》上说过，‘脑为髓之海……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疫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按这种讲法，是人脑主宰我们的视觉、听觉和运动器官的。再往深处想，我们思考问题时，是心在想，还是动脑子想呢？读书读久了，是头昏头痛，还是心昏心痛呢？显然这主要是前者。所以，儿以为，脑才是六神之府，思之官。”
李时珍这番独出心裁的言论使父亲颇为震动。《内经》是祖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产生于战国和秦汉之间，它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和阐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两千年来中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都起源于《内经》。《内经》上提出的心是思之官，千百年来有学问的人都视为真理，医经、儒经都这么叙说。儿子却敢向传统挑战，提出怀疑，真不简单！李言闻并不保守，他仔细一琢磨，儿子所说何尝没有道理。李言闻不由得感叹：“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这几年来，天天督促儿子面壁苦学，尽了最大努力，发奋读书，几乎丢了命。但是，老天不遂人意，3次应试都名落孙山。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仅凭着家族的影响，自己平时关于医药学有意无意随便说说，就记在心里，对‘心之官则思’竟动了脑筋，作了如此深刻的见解。自己行医数十年，也曾著书立说，但对于这么重大的医学问题，却从未产生疑虑，真是庸才！儿子果然聪明颖悟，才智过人，勇于探索。其实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既然儿子在医学上能够如此钻研，何不让他跟着我学医呢？别让他像我那样了，为了科举白白耗费了青春，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时珍见父亲沉默不语，便把自己想放弃科举考试，跟随父亲学医的想法说了出来。这个念头在他心里许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为了显耀门庭，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他藏在心里不忍心说出来。看来，科举仕途与李家这一代还是无缘，自己的志向也不在这里。于是，李时珍趁父亲思想已经转变，便把多年来深思熟虑的话说了出来。
李言闻看着为应试累得瘦弱不堪的儿子，心头不禁涌出无限爱怜，觉得儿子的选择不能说最佳，但也算是条好的出路了。于是，他默默地点头同意。
这样，从23岁开始，李时珍就弃文从医，继承父业，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李时珍青年时代关于“脑为六神之府”的想法，经过尔后几十年的行医实践的检验，获得了充足论证证实。最后，写进了他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卷三十四·辛夷条。“脑为六神之府”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脑是思维的器官，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心之官则思”的错误认识。
时代为李时珍铺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那艰涩的八股文扼杀了多少热血青年。但李时珍并非凡人，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医药之路，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苦心学医
李时珍在他伟大的一生中，在医药事业领域，能获得如此巨大成功，出于他有幸遇到了两位恩重如山的老师。
第一位恩师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李言闻。
他的父亲李言闻在当地玄妙观坐堂行医，医案旁设了一个座位，是他给收为徒弟的儿子专门设下的。李言闻每当自己看病诊脉后，都口授药方，让李时珍笔录药方，按方抓药，并同时向他传授不同方剂药物的匹配用量情况，药物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如何抑制药物的毒性等等。比如每个药方的用药都是按“君、臣、佐、使”的配合规则。“君”药是方剂中治疗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根据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协助主药以加强其功效起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协助主药治疗或抑制主药的毒性和剧烈的性味，或是反佐的药物。“使”药是引导各药直达疾病所在或有调和各药的作用。一般小病，开一个处方，抓几剂药即可治疗好。大病或重病则需有步骤地进行治疗，先怎么处方，用哪些主副药物，病情见好后再换处方，改换用药，到治疗痊愈。
李时珍跟随父亲从开方、抓药学起，不仅认识了许多药，还进一步了解到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特征。所谓“四气”，就是指寒、热、温、凉4种药性，药性的寒凉和温热是与病症性质即热性病症、寒性病症相对而言的。李时珍了解到：能够治疗热性病症的药物，属于寒性或凉性，如黄连是寒药，治热病泻痢；因陈蒿微寒，即是凉药，治黄胆身热。能治寒性病症的药物，属于热性或温性。如附子是热药，能治因大汗而阳气衰竭、四肢寒冷等；草果是温药，能治因胸腹冷病而发冷较重的病疾。药物还有辛、甘、酸、苦、咸5种味道，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泻能燥；咸味能软坚润下，还有淡味能渗湿利小便。药物作用的趋势又分升降浮沉。升是上升，降是下降，凉是发散上行，沉是泻痢下行。升药上行而向外，有升阳、发表、散寒等作用，沉降药下行而向内，有升阳、降逆、收敛、清热、渗湿、泻下等作用。
父亲还常常结合一桩桩鲜活的医案，将治病救人的道理讲给李时珍听。两人不多久便把李时珍因科场失利造成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父亲仔细热心传授医道，儿子认真踏实努力学习，父子俩情投意合，享受到无穷乐趣。
李言闻向李时珍讲解中国医学中辨证施治的道理：所谓“辨证”，就是综合病人所出现的各种症状，以及一切与疾病有关的因素加以分析，来探求病变的性质和转机，从而了解疾病的本质，作为施治的准则。李言闻说：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内经》等古代医学典籍的理论基础上，运用辨证施治的医疗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治疗外感病及其他杂病的医学理论和方法。张仲景在多年临床诊断中，总是先检查病人的身体，观察病人的气色，倾听病人的声音，然后询问病人的症状，再检查病人的脉搏，最后综合检查结果分析病情（即望、闻、问、切），从而得出一个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施治”方法。
父亲告诫李时珍说：“医药学里的学问大得很，多得很，要成为一个受人欢迎医术高明的医生，除了从前人书籍中吸取营养外，还要重视积累临床实践和搜集民间流传的经验。”
也就从这时起，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涉猎了大量医书：《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等。
为了帮助李时珍更好地研读医学著作，父亲又送他到顾家拜师，亲自领他去拜见第二位恩师。这位恩师姓顾，名问，字日岩。顾问18岁便中了进士，在福建当了多年大官，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理学名家。顾问是蕲州人，归隐后回到家乡讲学，在阳明、崇正两座书院中开课授徒。由于顾问名气很大，全国各地都有人慕名到蕲州拜他为师，已有学生数百人。
顾家有一座藏书楼，楼内装满了经、史、百家的书籍成千上万卷。顾问告诉李时珍：“这个书库是我家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财产。我教学生，第一个要求就是每个人必须涉猎群书，搜罗百氏，这样才能在前人积累的知识基础上，有所创造，做成一番事业。”
李时珍牢记老师教诲，在顾家的藏书楼里，他精读深研了医药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葛洪的《抱朴子》、王安石的《字说》、陆羽的《茶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陶弘景的《名医考源》、盖说的《食疗本草》等等。同时，还旁及其他各类丛书，举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无不广泛阅览。经过几年的广收博采，学问大有长进。青胜于蓝
李时珍在顾问那里广收博采，同时又随父临床治病，共同研讨，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李时珍进步神速。
有一天，父亲出外巡诊，留李时珍守药铺。忽然，几个官差风风火火地来到玄妙观，说是荆穆王的宠妃胡氏得了急病。他们见李言闻不在，拉了李时珍就走。
李时珍来到荆王府，只见王妃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痛苦得在被褥中翻滚挣扎。荆穆王在屋内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原来，王妃在饭后和家人发生口角，生气引发了心痛。随后，3日不通大便，腹痛难忍。王府请了不少医生，吃了不少药都不见效。有人说玄妙观的李言闻医术高明，便派了官差来请，谁知李言闻不在，便抓了李时珍来交差。荆穆王“病急乱投医”，顾不得许多，便叫李时珍治病。
李时珍照父亲教的办法，“望、闻、问、切”以后，心想：南北朝时期的药典《雷公炮炙论》中说：心痛欲死，速觅延胡。何不用“延胡索”这种中药试一试！于是，他开了一个“延胡索三钱”的药方，叫王府派人去抓药。
以前给王妃看病的医生开的药方都很复杂，少则几味，多则十几味、几十味，一抓就是一大包，可是李时珍的药方上只有一味药，药量又少。王府的差人拿着药方甚为犹豫，便去请示荆穆王。荆穆王也没有办法，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命令差人照方抓药。药抓来后，李时珍叫人温好一壶酒，用温酒调好延胡索末，请王妃服下。奇迹出现了，王妃服下药后不一会儿，便解了大便，心腹痛全部止住了。荆穆王大喜，留李时珍在王府住下，直至王妃的病全好后，才重重酬谢了他，送他回家。
李时珍将治疗王妃心痛病的经过向父亲述说之后，父亲大为赞许。于是父亲在玄妙观内为李时珍单独设了一个医案，让他独立行医。但为了病人的安全，李时珍遇到大病或疑难病症，都把开的处方交给父亲过目以后，方才给病人抓药。
明朝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24岁的李时珍，正式开始独立行医。嘉靖二十四年，蕲州一带发生大水灾，河水倒灌，江河横流，淹没了方圆几百里的房屋树木，山洪暴发吞噬了无数的村庄田园。
蕲河两岸一片汪洋，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漂浮着茅草、枯枝、桌椅板凳、死猪、死牛、饿殍（饿死的人）被水泡得胀鼓鼓的，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漂荡着，令人生畏。
好不容易等到大水消退，外出逃荒、讨饭的人陆续返回家园。由于抛尸荒野的饿殍无人收敛，加上腐烂的残枝败叶，淹死的牲畜在烈日的曝晒下蒸起腥风恶臭，迅速地酿成了传染病，并四处流行开了。
父亲的诊所被病人包围，他从早到晚忙于诊治，弄得精疲力竭。谁知病人非但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一天晚上，父亲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回到家中，已是半夜时分，李时珍刚好从外地诊治回来看望父亲。李时珍兴奋地说：“我在瓦硝坝试行了一套驱逐瘟疫的新方法，很奏效。现在瘟疫在蕲州城南的15个村庄已经制止住了。明早我陪你去看一看！”
父亲心想：要是真能创造出一套办法控制住瘟疫，百姓们就有救了。现在瘟疫流行，当官的都不顾人民死活，不闻不问，一个良医应如良相一样，应该负起济世救人的职责。
第二天清晨，父子俩各饮了一杯能避瘟疫的松叶酒，便出门察访去了。他们离开镇子，来到城南的村子，只见村里被洪水冲坏的房屋，已经有人着手修葺，村子中来往行人也多起来，这是大瘟疫流行以来少见的复苏景象。
父子俩随意走进一座四合院，只见院内弥漫着一缕淡淡的烟雾，飘散着一阵阵烟薰的香味。李时珍告诉父亲，村内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苍术熏烟。
父亲点头说：“苍术可以除山岚障气，去鬼邪。”
四合院的主人见熟悉的郎中父子进院，忙迎了出来。这是一对老年夫妇，老汉身体强健，鹤发童颜，老婆婆正在往一口大灶添柴火，灶上的大铁锅中放着一副蒸笼，冒着腾腾热气。老汉见李言闻诧异，忙笑着说：“蒸笼里蒸的不是馍，是按着贵公子的吩咐，将病人的衣服用蒸笼蒸过，这样，一家人都不会传染疾病了。”
李时珍接着告诉父亲：“这是我琢磨出来的，古书上没有记载过这种方法，我想为什么一人染病，全家都会传染上呢，不外乎病能够传播。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呢？我以为，一是衣物，二是食物，三是身体。于是我就用蒸笼蒸病人衣服，用苍术熏烟避瘟，用兰草（泽兰）烧汤沐浴，将麻子仁、赤小豆置于井水中驱邪，饮松叶酒、淑目酒除瘟病。采用这套办法后，瘟病的传播就逐渐缓慢下来了。
李言闻回去后，把儿子在村子里采取的防治办法在疫区推广，果然瘟疫迅速得到了扑灭，百姓重新安居乐业下来。
李时珍认为，医生给人治病固然重要，但预防疾病更为重要。他在《本草纲目》中，仅“瘟疫”一项，就收集有预防传染病流行的中草药达130种之多，并制定既有煮沸消毒，亦有烟熏避疫，汤浴除瘟，又有内服防病等多种多样的预防措施。在16世纪中叶，李时珍能够提出蒸气煮沸消毒的方法，这是一个历史的创举。
当官府在瘟疫面前都束手无策时，李时珍作为一个民间医生却领着百姓扑灭了瘟疫，而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时珍的名声开始在蕲州一带传播开了。
李时珍对中医基础理论《内经》和中医辨证论治的经典著作《伤寒论》（张仲景著）尤为精通，并在此基础上博览群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既继承发展了诸家学说，又在自己的行医生涯中，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实践。
一天深夜，李时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中年佣人提着灯笼站在门外，乞求说：“请先生快去救救我家少夫人。”
李时珍跟着来人来到一个村庄，一户人家敞开大门，几个人正在门前焦急地等候。丫环将李时珍引进内室，只见一个少妇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一家人围着她急得团团转。李时珍用手探了探鼻息，已无一丝气息。他又切了切脉，觉察到了一点极微弱的脉息，便说：“拿些葱黄和酒来。”
丫环从厨房取来一把葱和一瓶酒。李时珍选了一根又长又粗的葱，剥去外层，将葱缓缓插入少妇的鼻中，然后又将酒灌入少妇的口中，突然，那少妇打了一个喷嚏，居然活了过来。满屋发出一片惊喜之声。
李时珍叫人取来文房四宝，开了一张药方，众人一看大吃一惊，一位老者问：“巴豆乃下泻之药，我家少夫人有溏痢之症，泻肚子已3月之久，再用泻药……”
李时珍笑了笑，解释道：“巴豆性热，味辛，生药猛，熟药缓，能吐能下，能行能止，是可升可降之药。巴豆多用则有勘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抗缓调中之妙。巴豆为泻药，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只要配合得当，药病相对，巴豆何尝不能止腹泻？夫人之病，其脉沉而滑，此乃脾胃损伤，冷积凝滞所致，以热下肢，则去寒止痢。”
果然，病人服药后，溏泻便立止了。
李时珍不仅能辨证地异病同治，也善于同病异治。
有一个有钱人，夏天饮酒达旦，以致腹泻数日不起，同样是腹泻，李时珍根据病因、病机之不同，采取同病异治的方法。他看了以前医生的处方，多是用利消导升提药，反而使病情加重。李时珍认为，病是由饮食不节，损伤脾胃，阳气阻遏，水湿内停而导致腹泻，所以用小续命汤之大祛风药，鼓荡被遏之阳气上升，于是收到了奇效。（《本草纲目》卷十五·麻黄条）
李时珍在临床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并发展了祖国医学中辨证施治的理论，很快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良医。楚王府行医
一次，李时珍接待了一个病人亲属，看了前次一位铃医的处方有一味药错了。但是那人却是按《本草》来的，从中，李时珍知道《本草》有错误地方。《本草》是我国古代专门讲药物的书，所谓本草就是中药材的代名词。中药材的种类极为繁多，鸟、兽、虫、鱼、金、石、草、木，很多都可以入药，其中以草本类植物占多数，所以称中药材为本草，将介绍中药材的书称为《本草》。我国流传最早的药书是汉代的《神农草本经》，它总结了秦汉以前我国古人研究药物的成果，记载了365种药物。从那以后到明代的一千多年里，本草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掌握的可以治病的药物逐渐增多，分类也日趋严密。
例如，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写了本《名医别录》，在《本草》原有基础上，补充了魏晋时期治病常用的药物365种，唐朝的李勋、苏恭等人，奉皇帝旨意，参照前人的《本草》，又增添新药114种。宋朝的刘翰、马志编著的《开宝本草》，掌禹锡、林忆编著的《嘉佑本草》，均增加了许多外国药物，其他如《图经本草》、《证类本草》、《救荒本草》、《食物本草》、《海药本草》等，都从不同方面有所增益，特别是名医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采古今单方，收入经、史、百家中有关药物多达1558种，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以前最完备的药书。
但是，即使是唐慎微的《证类本草》，这本在当时医药界公认的“全书”，仍然瑕疵不少。书上将葳蕤说成是女萎，其实，这是两种形态、药性都不同的植物。葳蕤的叶子像竹叶，治虚热燥咳及一切不足之症。女萎的叶是对生的，开白花，可以治霍乱、痢疾。《证类本草》上还将虚掌、南星这两个同种异名的药草，当作两种不同的药物记载，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将旋复花当作山姜。冠中爽的《本草衍义》中，把卷丹和百合混为一谈。有一次，一个医生给癫狂病人开了一服药，其中用了一味药叫防葵，没料到病人吃了很快就死了。又有一次，有个医生给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开了味叫黄精的补药，病人吃了也死了。李时珍对这两件事作了深入研究，发现有本药书上把防葵和狼毒、黄精和勾吻搞混了。狼毒和勾吻都是毒性很大的药，把它当成补药，还能不死人。又如，泽泻这种药，不能久用，但有的药书上都说：“久服面生光，能行水上”；“泽泻久服身轻，日行五百里”。这种方士骗人鬼话竟被收进医书里，不知有多少人深受其害！
另外，从《证类本草》问世到李时珍时代已经过了400多年。在这400多年中，药物知识有了很大发展，医生和民间都发现了许多新药；由于矿业生产的发展，还出现了许多矿物新药；同时，由于明代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从国外传来许多新药，叫做“番药”，这些新药在一些杂书上有零星记载，但错误百出，需要审定。
李时珍想，由于《本草》的混乱造成药物的混乱，即使我们的药方开得再好，药抓错了，也会弄巧成拙，甚至成为杀人帮凶。看来，重修《本草》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李言闻听了儿子的话，思考良久，方说：修《本草》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工程太浩大了。要重新编一部新《本草》，不仅要把历代《本草》和诸子百家的书籍研究透彻，还要把全国出产的药物一一重新考察清楚，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历代《本草》的修订，大多是朝廷出面修的。黄帝命令歧柏调查百草药效，定《本草经》、著《神农本草经》，编著《名医别录》的陶弘景，原来就做过官，后来退隐深山，但仍和梁武帝交往密切。唐高宗命令大臣李勋，组织苏恭等人，在《名医别录》等药书的基础上，将《本草》从三卷增加到七卷方成《唐本草》。宋太祖命令医官刘翰重新详校《本草》，宋仁宗再下诏令补注《本草》，这才有了《开宝本草》、《嘉祜本草》。所以，父亲告诉李时珍：“只有朝廷出面，才有重修《本草》必需的人力、财力、权力。有的人虽是以个人名义修《本草》，那也是因为这些人有钱有势，得到朝廷扶持。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修成《本草》的。”
李时珍听了父亲的话，更清楚了修《本草》的艰辛。他想：前人可以请求朝廷帮助修《本草》，我们也可以找机会上奏朝廷。即使朝廷不支持，我也仍然要重修《本草》，事在人为，谁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明代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这一年李时珍33岁，他立下了雄心壮志，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一定要重修《本草》。
李时珍深深懂得，要实现重修《本草》的宏伟志愿，依靠现有学识、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熟了：
一、苦读十年书。从“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的现有典籍中积累知识。
二、广采四方，漫游天下，增长见闻。他从猎户那里学习有关野兽的知识，从樵夫那里学习有关山野植物的知识，从农民那里学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从游方铃医那里学习有关防病治病的单方验方……
李时珍为自己所规定的博览群书的范围很广，父亲的藏书，顾家及郝家的藏书显然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正在为之苦恼的时候，想不到的机会却来了。
原来，湖广首府武昌，住着一个皇帝的宗室叫朱烩，受封为楚王。楚王的儿子患了抽风病，经常犯病昏倒，找遍武昌名医都未能治好。由于李时珍的医术高超，名气越来越大，传到了武昌，楚王知道后，便派人到蕲州把李时珍请去，为儿子治病。
李时珍被请到楚王府立即为世子诊病。世子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长得瘦骨嶙峋。经过望、闻、问、切诊断后，李时珍开了一个药方交给王妃。王妃看后不肯收下，叫他去面见楚王。
楚王看了李时珍的药单子，不解地问：“以前医生开的药方多用沙参，你为何用人参？”
李时珍对楚王解释说：“世子患的是癫痫病，治起来很麻烦。这种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热引起的，一种是因虚引起的。世子的病属于后者。沙参用于驱火邪，除肺热，是首选主药，但世子是风虚引起的，需补肺虚，人参则是对症的主药。我查了以前医生为世子开的药方，他们都是将世子的病当作因热起，把药用反了。本来，肺虚当补，反而当成肺热开泻药驱火邪，怎么治得好世子的病呢？”
李时珍继续说：“现在我以人参为君，做主药，以辰砂、吟粉为臣，做辅药，以猪心血九为佐药。人参甘温，能补肺中之气。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精气自生而形自盛。辰砂能够养精神、安魂魄、润心肺、止抽风，帮助人参治癫痫症。再发挥吟粉、猪血的作用，世子的病自然会痊愈的。”
李时珍这番话，说得楚王连连点头。世子服药后，果然身体日渐好转。楚王大喜，于是又请李时珍为自己治病。原来，楚王患有便秘症。每逢解便，疼痛难忍，苦不堪言。30多年来，请了不知多少名医诊治，都没有显著效果。李时珍观察楚王，只见他身体肥胖，平时脾气又大，肝火极旺。李时珍明白，这是三焦阻塞之症。于是，他用牵牛末、皂荚膏丸给楚王治病。牵牛能顺气，通三焦。果然，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楚王服药后，立竿见影，当天就顺顺当当地解了大便，心里说不出地痛快。
楚王和王妃在王府花园设宴酬谢李时珍。楚王在宴席上端起酒杯向李时珍敬酒，发话说：“郎中，你救了我的儿子，又医好了我多年的顽疾，我不知如何答谢你，你有什么要求，就请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李时珍沉吟片刻，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要修《本草》必须依靠皇帝支持，这楚王是当今皇上兄弟，正好求他帮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李时珍起身向楚王深深一揖，不卑不亢地说：“谢王爷盛情。我正有一事要求王爷相助。王爷，我立志要写一部药书，由于得不到朝廷帮助，困难重重。如果王爷能奏请朝廷，助我重修《本草》，时珍将终生感谢王爷。”
楚王也是个读书人，听了李时珍的要求，不由微微一愣。他见到的郎中差不多都是贪图钱财、官爵，而眼前这个郎中却与众不同，想干一番利国利民、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想了想，叹了一口气说：“郎中，我佩服你有这么宏伟的志愿，我一定把你的要求向皇上转奏。不过，据我所知，皇上近来迷于炼丹求长生之术，对于重修《本草》这样的大事，未必有兴趣过问。我希望你在我这里住下来，我的祠奉所正有个缺，你就当个祠奉工兼管良医所。王府藏书楼中药书颇多，闲来无事，你尽可以随便出入，为你修《本草》寻些资料，待有机会，我再保举你进京供职，找机会向皇上提出重修《本草》这个心愿。”
李时珍接受了楚王的意见，在王府里住了下来。果然如楚王所料，楚王转奏李时珍心愿的奏折送到皇上手中后，皇帝批了个“留中”，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太医院辞职
明代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朝廷命令地方举荐名医，入太医院补缺。楚王记起了自己的诺言，虽然全家看病都离不开李时珍，十分割舍不下，但为了李时珍的事业，仍然将李时珍推荐到京师太医院供职。
李时珍在王府呆了近3年，在这三年中，他有机会进入楚王府藏书极为丰富的书库，阅读了不少民间难见到的医药经史百家书籍，为重修《本草》积累了大量资料。闲暇时，他常去蛇山观音阁，与一高僧谈天，并为烧香拜佛的居士看病开药，向他们讨教各地的方药，增长了不少见识。要他离开楚王府，真的还有些舍不得。但他想到去京师进入太医院以后，可以有机会出入御药库、寿药房，能见到许多皇家才拥有的珍贵稀有的药物，对重修《本草》大为有利。再加上他对皇帝还存在幻想，盼望进太医院后有机会直接向皇上递奏折，请皇帝下令重修《本草》，于是李时珍愉快地接受了楚王的举荐。
太医院是朝廷掌管全国医药大政的机构，也是朝廷最高的医院。皇族有病，都请太医院医生看病。李时珍进太医院不久，便被富顺王请去为富顺王的孙子看病。
患者是个小孩，面黄肌瘦，看着摆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没有胃口，却指着席上的红蜡烛又哭又闹。大人只好迁就他，用剪刀将红蜡烛上烧结的灯花绞下来，吹冷了放进小孩口中，小孩子才破涕为笑，津津有味地将灯花嚼碎，吞进腹中。李时珍在诊病中遇到过多起这样的病例，他作过细心研究，发现这种喜吃灯花怪病的事，是由于肚子里有寄生虫引起的。于是，他给富顺王孙子开了一剂以使君子、百部等杀虫药为主药的处方，病人服药后，打下了许多虫子，再也不吃灯花了。李时珍治好王孙的怪病在京城传开后，皇族中有人生病，许多人都指名请李时珍出诊。
李时珍的名气在京城越来越大，朝廷封了个正六品太医院院判给他当。官不算小，也有了权。李时珍利用这点职权，可以出入太医院的药王庙、寿药房和御药库了。
药王庙里保存着一个针灸铜人模型，它是北宋针灸学家、太医王惟一总结了历代针灸医家的实践经验，设计铸造的。王惟一在模型上面刻出穴位，标注名称，并且写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作为文字说明，这就大大方便了针灸的实际操作。明代又复制了一个针灸铜人，供在药王庙里。李时珍以前就读过《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铜人针灸经》，现在有机会通过实际模型仔细辨认人身上的各个穴位的实际位置，他感到莫大的兴奋，他虽不是针灸医生，但仍旧把每个腧穴、经络的理路都临摹下来，这对他后来撰著《奇经八脉考》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医院所属的寿药房和御药库里存放着许多全国各地进贡的药材和从外国进口的药材珍品。如人参、鹿茸、虎骨、宝石、辰砂、珍珠、石燕、石蛇、石蚕、水晶、玛瑙、珊瑚、泰山石蕊、琅牙云母、峨眉天麻、庐山云雾茶等等，各种名贵药材、丸散膏药、宝玉连珠，琳琅满目。这些药有的生在海南岛之崖，有的长在长白山之麓，有的来自西域敦煌，有的出自异国他邦。
在太医院里，李时珍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他带着历代药书里发现的问题，认真鉴别，刻苦钻研，为不少问题找到了答案。比如人参，李时珍虽然读过前人许多医书里的论述，仔细研究过父亲写的《人参传》，但都限于见闻，没有条件将各种不同的实物进行比较，一些关于人参的错误论述也无法纠正。现在，他看到了来自各地的人参，如高丽紫参、辽东红参、潞州党参及泰山、江淮间产的人参实物。此外，他还看到了类似人参的荞尼、桔梗等实物，后来，他在重修《本草》时，对人参的叙述特别详尽，并揭露奸商用荞尼、桔梗冒充人参的骗人勾当，他在《本草》中写道：“伪者皆以沙参、荞尼、桔梗根系造作乱之，沙参体虚无心而味淡，荞尼体虚无心，桔梗体坚而味苦。人参体实有心而味甘，微带苦，自有余味……”
李时珍除了读书和考察药物外，一有空便到北京四郊采访。他用南方人的眼光来研究北方的风土习尚，对于出产在北方的药材，制药和用药的方法，以及民间的单方验方，起居饮食，都很感兴趣。他把北方农家如何栽种果树、窖藏白菜、培育韭黄等一一记录下来，准备收入他自己编著的《本草》中。
李时珍经过一番思考和准备，写了一道奏折，连同自己整理的笔记，上奏朝廷，建议由朝廷主持重修《本草》。不料，奏折送上去后，不仅如同在楚王府遇到的情况一样，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而且还受到太医院的同僚们的种种诬蔑和讽刺。太医院的医官们大多是世袭的，他们不学无术，掌握太医院的大权，排斥经地方官吏推荐进太医院的医官，李时珍陷入了他事先未曾料及的人际纠纷中。
朝廷不支持不采纳李时珍重修《本草》的建议，但这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早作了两手准备，他通过多年埋头苦干，又得到了旁人没有过的在楚王府、太医院奉职的机会，积累了许多宝贵材料，认定自己有能力重修《本草》。他在博览群书时，发现各种药书互相矛盾，光靠在寿药房、御药库比较实物还不能解决疑团，越来越觉得需要出去，去野外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采集标本，像神农尝百草那样亲尝药物，这样重修出的《本草》才有价值，才会流芳百世，造福后人。
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李时珍深感呆在北京已是浪费时光，便托病辞职，返回家乡蕲州，开始了专心重修《本草》的艰辛劳动。
李时珍南归故乡，沿着驿路经过琢州、安阳、徐州等地。他摆脱了太医院任职中的各种矛盾和烦恼，在广阔的原野上，见闻所及处处是学问的宝藏。
在路过一个驿站时，他遇到一群北上的驿卒，正在用小锅煮着一把粉红色的小花。李时珍走到跟前，仔细一看，这是一种别名叫鼓子的旋花。此花在南方随处都可见到，过去从来没听人说这种花有什么用途，各种《本草》上也没有记载，他好奇地问驿卒：“你们为什么煮食这种东西？”
驿卒回答说：“常在外奔走的人，筋骨劳累容易受损伤。吃了这东西可以治疗，这是我们的祖传秘方。”李时珍记在心里，回到驿所屋子便在笔记上记下了驿卒的话。
一路上，李时珍边走边搜集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和治病的草药。特别是民间传说的顺口溜，李时珍听到后便记在笔记本上。像人们常说的“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指这两种药有发奶的功效。“槟榔、浮留，可以忘忧”，指这两种药有兴奋神经的作用。“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若遇着，一似手擒拿”，这是说蚤休（七叶一枝花）产地在深山，这种药材有解毒去痈的疗效。李时珍将这些顺口溜记在笔记本上，如获至宝。他感叹：民间流散着多少宝物啊！我一定要广采博收。他用记下的资料，给人治病，经过验证，确实疗效好的，后来都收入到《本草》中了。
李时珍离开京城，离开那争权夺利的官场，返回故乡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李时珍走出京城，一身轻松，飞快地赶回家中，却发现父亲已久病在床，父亲没有告诉做官的儿子自己病重的消息。
李时珍见父亲卧床不能起身，便决定暂时不再外出，一边在家侍奉父亲治病，一边改善居住条件，为著书立说准备条件。
随着人丁的繁衍，李家那所老宅已显得狭小了。李时珍在雨湖边选了一块地，亲自规划设计，盖起了一座宽敞轩亮、环境幽静、景色宜人的新宅院，既适合父亲养病，也适宜自己潜心研究、撰著。
这时候，李时珍的大儿子建中，按着父亲的安排，已考中举人，走上仕途，为李家改换了门庭。李时珍说服父亲，将二儿子建元、三儿子建方留在身边学医。小儿子建木年岁还小，仍在读书。李家到李时珍这一代，已是人丁兴旺，成为新州医学世家、读书人家了。
李时珍从雨湖引来一股湖水，美化院落，使得这一座幽雅的宅院里有花有水，生意盎然。不仅家里就有清溪流水、花草繁茂，推开窗户，还能看见碧绿清澈的雨湖，望见湖上飘满的点点渔帆，听到悠扬的渔歌和小鸟的鸣叫。李时珍引用《诗经》里“考般在阿，硕人之过”（硕人为盛德之人，过为宽厚的意思）两句诗的立意，在自己的门前题了“过硕馆”三个大字。同时，给自己取了个别名叫“濒湖山人”，借以抒发无官一身轻，专心致志著书立说的抱负。
李言闻为了支持儿子完成重编《本草》的大业，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资料和撰写的几十卷著作，全交给了李时珍。老人还抱病与儿子一起探讨医学、药学中的各类问题，审阅儿子的著作，他相信儿子能为李家给后世作出惊人贡献。
李时珍精心照料父亲，使父亲的病开始好转。在此时间里，他完成了《濒湖医案》、《三焦客难》、《命门考》、《五藏图经》、《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著作。这些著作都凝聚着李时珍父子之间的深情厚谊。比如，《濒湖脉学》就是李时珍在父亲《医学八脉法》、《四诊发明》的基础上写成的。
中医的脉学，自《内经》开创以来，历代都有论述。东汉张仲景对评脉的辨证论述，散见各篇，未成专著。两晋王叔和著有脉经12卷，因时代久远，散失太多，到《旧唐志》只留下两卷。李时珍本着“涉猎群书，搜罗百代”的治学精神，除广收经典外，还涉及上自太仓、启玄、叔和之学，下至唐宋金元诸名流脉学著作达48家之多，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写成了集脉学著作大成的《濒湖脉学》。第一次以27脉“歌诀”及“四言举要”，解决了通俗切用的难题，并批判了《脉诀》的谬误。《濒湖脉学》全书仅2万多字，然而字字斟酌，深入浅出，句句通俗，且俗不伤雅。以脉论医，明理切用，音韵协调，易读易记，故风行天下成为后世脉学的指南。我们今天全国中医院校的脉学教材，大多取材于这本经典著作。
在这个时期里，李时珍还写了《命门考》、《奇经八脉考》等著作。
与此同时，他对《内经》、《抱朴子》、《千金要方》等古籍，以及药王庙中的针灸铜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明代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言闻旧病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临终前，他嘱咐李时珍要克服困难，尽快地将《本草》重修好。
几年以后，李时珍同哥哥李果珍一起，将父亲与去世已久的母亲张氏合葬在雨湖畔的蟹子地。至今，这座合葬墓还在美丽的雨湖之滨。浪迹天涯为《本草》
明代中叶以后，讲求实际，崇尚实践，主张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兴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观点，对李时珍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重修《本草》时，他就强调，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安吾儒格物之学”，他主张：“医者贵在格物”。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道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时珍决定深入到穷山僻壤、荒山野地、贩夫走卒、平民百姓中去实地考察，访采四方，取得第一手资料。
父亲逝世后，明代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李时珍时年47岁，开始了筹划已久的“搜罗百世，访采四方”之行。他带着徒弟庞宪和次子建元出去作药物查访。庞宪曾患重病，经李时珍诊治，无恙后拜李时珍为师。他为人忠厚老成，踏实肯干，又聪慧伶俐，不仅医学上长进快，而且药学上也很有见识。李时珍因陪父治病，不能分身，庞宪常受李时珍之托，到各地采集许多药物标本。次子建元，擅长绘画，可以帮助李时珍现场绘制药物标本图样。
他们三人结伴从蕲州出发，先到汉阳，然后取道襄河北上。他们有时搭船，有时乘车，有时徒步，有时雇毛驴骑着漫游。三人每天行止不定，遇到药物样本多的地方，就细心考察，多采一段时间；沿途遇到病人，就停下给人看病，管治不收钱；遇到贩夫、走卒，铃医，三三五五一起同行，可以提供单方、草药、医疗信息的，就向他们请教，收集可以采录的资料。因此，他们往往是走走停停，住宿也无一定，全随考察需要而定。
有一次，李时珍三人乘坐一条渔船出去搜集资料，一位老渔夫听说李时珍是郎中，就从鱼篓中提起一条半大的鲤鱼问李时珍：“郎中先生，你说说，这么大的鲤鱼能治什么病？”李时珍谦虚地说：“我知道一些，但是不全。请大伯告诉我。”
老渔夫说：“这么大的鲤鱼，用它煮着吃，可以治咳嗽，利小便。用来熬粥可以治突然发作的耳聋；用三升醋煮一条大鲤鱼，熬成汁吃，可以消水肿；用鲤鱼血，可以治小儿火疮；把鲤鱼的肠子烧成灰可以驱逐爬进耳朵里的小虫子；用火焙干研成末，用凉开水冲服，可以治卡在喉咙里的鱼刺，那鱼刺会自动跳出来，可神了。”
李时珍笑着说：“老伯前面讲的，我听说过一些。最后两条，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以后我会找机会试试。”李时珍凡事都实事求是，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从不说假话。
有一回，李时珍为了搞清楚“舍命吃河豚”到底是怎么回事，向一位渔民请教。这位渔民为了报答李时珍给他治好过重病的恩情，特别做了一道鲜鱼给李时珍吃。这条鱼肉质又细又嫩，味道实在鲜美。吃过后，渔民才告诉李时珍说这是河豚，李时珍第一次领略到河豚的可口，只是他仍不知为什么叫“舍命吃河豚”。渔民告诉李时珍，吃了河豚的脂油、内脏，会使人舌头发麻；吃了河豚的鱼子，会使人的肚子发胀；吃了河豚的眼睛，会使人眼睛发花。总之，吃河豚不得法，就会送命的。李时珍根据渔民介绍的经验，他使用“油麻，子胀，眼睛花”的谚语来告诫人们，吃河豚千万要小心，这些部位不清除干净，吃了就会中毒，甚至死人。
李时珍还亲自下过煤窑，到过炼铅炼汞的作坊，研究矿山工人中毒现象和职业性疾病。他把许多植物连根采回来仔细研究比较，发现萃、莼、萍属同一类，猪羔草、稀莶草、地菘也属于同一类。李时珍从药农那里搞清楚了泽漆和大蛾不是历代本草记载的那样是同一药物，而是两种药物。他从道士那里学习了异汞、土黄（砒剂）的制作方法和药用价值；他从铃医那里知道了麻黄、蟾酥毒的药用方法；他从猎人渔夫那里知道了许多动物脏器的药用价值。李时珍、庞宪、李建元三人背着药筐，到山林、田野、江湖、工矿去观察、采集药物标本，广泛收集民间治病的经验，虚心向各地老百姓学习、请教。农民、渔夫、猎人、樵夫、药农、果匠、工匠、矿工、串街铃医、山野道士，都成了他们的老师和朋友。
有一次，李时珍借住在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个小孩，脸颊发黄肿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李时珍心想，从外表看，这小孩可能得了“小儿积食”，等这次上山采药回来，得空给这小孩子治治。
十来天后，李时珍一行三人从山上回来了。李时珍正惦着给这孩子治病呢，谁知道他发现孩子走近他时，竟然红光满面，欢蹦乱跳没有一丝病容了。李时珍好生奇怪，便忙问孩子的父亲：“大叔，你这孩子服过什么药，好得这么快？”
这个四十开外的庄稼汉，回答得十分干脆：“这孩子没有服过什么药。不瞒您说，我们家太穷了，哪来钱请郎中、买药呢？”
李时珍十分纳闷，又找来这孩子问道：“这十来天，你除了在家吃饭外，还吃过什么东西？”
小孩摇摇头，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进衣兜里，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啊，我想起来了。”一面说，一面从衣兜里摸出几个小红果子来：“前几天，我到山上玩，看见小树上结着这种红果子，摘下一尝，酸甜酸甜的。这几天我天天都上山摘它来吃。不信，你尝尝。”孩子把果子递给李时珍。
李时珍接过果子一看，认出这是十分普通的野果——山楂。
小孩的父亲见李时珍端详山楂，便说道：“这几天，见他衣兜里常装着这种果子，我没在意。我也纳闷，小孩的胃口怎么好了，面色也好多了，敢情是吃了这种果子吧。”
于是，李时珍在笔记里，把孩子的病状及吃了山楂的变化详细地记了下来。山楂能开胃健脾，从此便被推广开了。
明代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李时珍这时已年过半百，仍带着徒弟和儿子继续出外采药。这一次，他注意搜集药用植物标本，特别重视发现历代《本草》中未曾记载过的药物。凡是民间流传采用的药物，他都尽量搜集记载下来。比如朱砂，今天已是消热解毒的重要药物，就是当年李时珍第一个在民间发现，并记载入《本草》的；其他如月季花、凤仙、玉簪、谈竹叶等二百余种新药，都是李时珍从流散在民间、疗效明显的药方中发现，作为药材首次载入《本草》的。还有“三七”，李时珍是这么介绍的：“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并说：“凡是杖外伤损，淤血淋漓者，随即嚼烂，咽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这说明当时军队中已用三七治疗杖扑损伤的出血症。同时，对血崩、无名肿毒、虎蛇咬伤等症，疗效也很显著。三七作为一种重要的中药材，自李时珍发现载入《本草》以来，至今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门药材。
李时珍记录这些药物的疗效，不仅听人说，还效法神农尝百草那样，亲自试用。
古书上说，绿豆能解毒，他为了作试验，先给小狗吃了毒物，再吃绿豆解毒，结果并没有救活。后来他经过反复试验，自己亲自尝试，才发现绿豆要加上甘草，熬成汤才有解毒效力。
李时珍为了弄清传说中有毒的药草，他亲自品尝了复盆子、莓、蛇莓、悬钩子等数种类似的药草。传说蛇莓有毒，经过品尝，他在《本草纲目》中作了记录：“俗传食之能杀人，亦不然，止发冷诞耳。”
李时珍还尝过鹅肠草和鸡肠草，以区别这两种相似的药物。他在《本草纲目》中说：“繁缕即鹅肠草，非鸡肠也。二物盖相似，但鹅肠味甘，茎空有缕，花白色；鸡肠草味微苦，咀之涎滑，茎中无缕，色微紫，花亦紫色。以此为别。”“麻沸散”是华佗为病人做手术发明的麻醉剂，可惜配方失传。李时珍少年时曾听父亲说曼陀罗花是麻沸散的主药，但未曾亲自见到，不敢妄下断语。因此，他一直记在心里要寻找曼陀罗这种药物，试验它的药效是否属实。可惜几十年来，他走遍一座座村镇，翻过了一道道山岭，渡过了无数条小溪大河，都未找到曼陀罗花的下落。
这一年秋末，李时珍采药归来，顺道去河南光山县看大儿子建中。建中依照祖训，实现了李家改换门庭的愿望，乡试中了举人，当上了光山县的教谕。教谕是一种学官，负责文庙的祭祀，教育所属生员。建中的官虽不大，但住在纪念孔夫子的文庙内，环境十分幽雅。他由于自小受到父亲的熏陶，虽然做了官，仍然喜欢种植药草。李时珍在文庙的后花园中发现了一种开白花，状如牵牛，叶如茄子的植物，便问建中是什么花。
建中告诉父亲，这里的人把它叫做山茄子，或者风茄儿。
李时珍点点头，顺手摘了一枝花，仔细地观察起来。这种叫山茄子的植物，绿茎碧叶，独茎直上，高1米多，花有6瓣。这使李时珍突然想起在茅山道观中见到的陀罗星使者塑像来，陀罗星使者手中持的花同这花的形态十分相似，难道这就是曼陀罗花？他兴奋地叫来庞宪、建元，说：“你们看，走遍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就是曼陀罗花吗？”
庞宪大惑不解，问道：“师傅，你根据什么认定这就是曼陀罗花？”
李时珍说：“《法华经》上讲，佛说法时，天上曾经降下曼陀罗雨，后来，道家将北斗七星中一颗星叫做陀罗星，陀罗星使者手中常持曼陀罗花。我在茅山道观中看到的陀罗星塑像，手中拿的白花和这株花十分相似。不过，要确认这是曼陀罗花，还得亲自尝一尝。相传，在采曼陀罗花时，如果采花人在笑，用此花酿成的酒入饮后就会发笑，采摘的人如在舞，用此花酿酒饮后则会令人舞。我们不妨一试！”
建中忙劝阻说：“父亲不可造次，万一此花有毒，岂不糟糕？”
李时珍兴致很高，一面采花，一面哈哈大笑：“古时神农敢尝百草，我要重修《本草》，怎能畏首畏脚？”
为了避免中毒，李时珍叫建元准备了解毒药。李时珍将花放进酒杯，揉碎，然后将酒倒入杯中。李时珍举杯将曼陀罗酒饮了一大口。过不多时，李时珍觉得自己有了恍恍惚惚的感觉，周身舒畅，欢愉异常，竟哈哈大笑，并失态狂呼：“真是曼陀罗花！真是曼陀罗花！”
建元见真是曼陀罗花，高兴得手舞足蹈，也去采了一朵花来，放在酒杯中探碎，盛上酒，一饮而尽，果然也兴奋得跳起舞来。李时珍随即将曼陀罗花的性状详细记录下来，叙述了发现的经过，并叫建元仔细地绘制了曼陀罗花的的图样。李时珍经过反复试验，最后用曼陀罗花和火麻子花制成了类似华佗“麻沸散”的药剂，并在《本草纲目》中将这一段经历作了如下记述：“相传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至半酣，便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八月末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已经年过半百的李时珍，立志修改《本草》，皇帝不支持，朝廷不赞助，他自己花钱带着徒弟，访采四方，遍尝百草。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服用有毒药物，为的是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说：“医者贵在格物，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这种求实、探求真理的敬业精神，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奉献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明代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李时珍三人来到久已向往的太和山（即今武当山）。太和山位于湖广均州（现属湖北）西南，方圆400千米，山中有72峰、24涧，层峦叠峰，林木丛生，满山是珍禽异兽，遍地是奇花异草，是一座天然的动植物药库。
李时珍三人在太和山一晃就是数月，采得无数药物标本。一天黄昏，他们来到紫霄宫附近，在大树参天、荒草没顶的小径行走。忽然，建元发现一棵榔树上结着一种奇怪的果子。
李时珍驻足一看，见榔树上果实累累，果实形状既像桃，又似杏。他从低垂的树枝上摘下一个，咬了一口品尝，那果子极为香甜，略带酸味，有点像熟透的梅子。他突然明白了这是什么东西，脸色都变了：“糟了，我们吃了皇上下令百姓不准偷吃的禁果——榔梅！”
庞宪觉得奇怪：“榔梅有什么稀奇，百姓尝一下都不可以？”
李时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榔梅没有什么奇特，不过是将梅树枝嫁接到榔树上，从而结出的果实。只不过果实的形状奇特一些，味道也不错罢了。问题出自当今皇帝信奉道教。关于榔梅有一个传说：真武大帝当年在太和山修道时，折了一枝梅枝插在榔树上，对天祈祷说：‘吾道着成，开花结果！’后来，那株榔树果然开了花，结了果子。道士们每年秋天将果子摘下来，用蜜炮制，向皇帝和王爷进贡，说吃了能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以后，皇上便下令将榔梅定为禁果，只准进贡朝廷，百姓不得偷吃，偷吃便视为犯法！”
李时珍话还未说完，一群道士提着木棍走来。李时珍连忙迎上去，解释道：“我们是郎中，进山采药，误食禁果，万乞原谅！”
众道士中，走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看来是道长。他询问李时珍：“你是什么地方来的，为何到此？”李时珍说：“我是蕲州郎中李时珍，为重修《本草》，来此查访药物……”道长得知李时珍是蕲州来的，便向他打听李言闻的情况。当他得知李时珍便是李言闻的儿子时，便异常高兴地告诉李时珍，他和言闻是刎颈之交。于是，干戈立即化为玉帛，道士视李时珍为侄辈，邀他到道观一叙。
李时珍三人随道长进入紫霄宫。只见紫霄宫内香烟缭绕，大殿正中，有一个巨大的炼丹炉，炉火正旺。李时珍告诉道长：“我想在重修《本草》时，将炼丹家炼制各种丹药的方法和药效记载上去，请道长指教。”道长非常爽快，愿意满足李时珍的要求，将他所知的炼丹术和盘托出，供李时珍参考，并亲自领李时珍观看炼丹过程。李时珍干脆就在紫霄宫住了下来，详细记录各种丹药的制作过程和疗效，同道长讨论各种丹药和矿物药的功效和弊病。道长思想很开明，并不保守，两人谈得很投机，不只谈丹药，还谈诸子百家，常常交谈至深夜。道长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把李时珍视为难得的知己，竟将紫霄宫秘传的“武当行步功”授给了李时珍，使李时珍获益不浅。
通过几年野外采集工作，李时珍发现了前人没有记载、经过考察证明可作药用的植物、动物、矿物药数百种，记述了上千种药物的性状、治疗效果。像今天已广泛运用的动物药材如牛黄、狗宝、牡蛎、珍珠等，都是他第一个编进《本草》的。
通过野外考察，李时珍记述了许多矿物学知识，他说：“金有山金、沙金两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和银者性柔，试石则色青；和铜者性硬，试石则有声。”是现代冶金仍在运用的一种“比色法”。他记述了试验金子成色的方法，即用试金石在金子上划一条线，凭线的颜色和标准样品的颜色比较，就能够估量出金子的含金量。并说明此法只可用于金银合金，不能用于金铜合金，还补充了区别这两种合金的办法。他还记述了铝粉制法的原理和步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铝粉的制作方法的记录。他还发现了许多新的矿物药，如石炭等。
通过实地考察，记录民间药方，为《本草纲目》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本草纲目》问世
李时珍经过大半生努力，收集了几个屋子的丰富资料，其中有从八百多部书籍中摘录下来的文字，有成千上万份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和绘图。现在等待他去做的，是如何将这些文字和实物，有条理有系统地写进他重修的《本草》中去。
李时珍仔细地研究过前人所编《本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从《神农本草经》到唐慎微的《证类本草》，诸多版本的主要成就在于：概述本草理论与载录药物相结合；描述药物形态与绘制药图相结合；引证前人论述强调注明出处；汇集单方验方于药物之后等等。虽然如此，李时珍深感各种《本草》有一个通病：对于药物的分类，都是沿用《神农本草经》的方法，把药物分为3类，上品、中品、下品。即上药“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药“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药“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李时珍在钻研典籍，实地考察中，痛感这种分类方法弊端极多。用这种分类方法，草石不分，虫兽无辨，杂乱无章。“或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而同居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玉石不分；名已难寻，实何由觅。”究竟用什么方法来重修《本草》呢？李时珍为此已研究了十多年，而且已经理出头绪来了。
李时珍35岁时，在阅读朱熹的《通褴纲目》中，发现《通监纲目》的分类方法很科学，朱熹和其弟子们在编撰中建立的“纲目”体例，以“纲”带“目”的分类法很有参考价值，何不以“纲目”体系来重修《本草》呢？李时珍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这个体系很好，干脆把书名也叫做《本草纲目》。于是，李时珍重修的《本草》建立了崭新的分类体系。李时珍把从典籍中抄录的资料，考察中采集的标本、绘制的图样，都按自己拟定的“纲目”体系分门别类保存。经过十多年来的探索，几经调整，逐渐定型下来，建成一套查找、保存都十分方便的科学分类方法。
李时珍把近两千种药物，按照自己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设立了3个纲目系统，要检索某一味药，了解它的产地、性状、主治、修治方法，就如同从《辞源》中查找一个词条，非常简便。
它的3个纲目是：一、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二、以类为纲，以药为目；三、以药为纲，以8项分析为目。《本草纲目》还编写了《百病主治药》的纲目系统。李时珍以病名为纲，以辨证用药为目，将药物按其性能和主治进行分类，组成了《百病主治药》的纲目系统。共立113项病症，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等。每项病症下列举主治药物，供医家临床选用，按病查药，一目了然。《百病主治药》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医学著作，这一部分编在《本草纲目》正文前面，主要是为了促进医药结合。
于是，这部明代中叶的巨著《本草纲目》在李时珍一家四代辛勤努力下，由李时珍主编，李言闻参谋，长子建中和次子建元帮助校正书稿，三子建方和四子建木进行重订，孙子树宗、树勋、树声等进行分类分项类编，树木帮助誊写，书中1千多幅精美的插图，是次子建元亲手绘成。李时珍的两个弟子，庞宪和瞿九思，则是从头到尾得力的助手。《本草纲目》在李时珍的奋力拼搏下，从搜集资料开始，整整经历了27个春秋，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秋，脱稿完成。
这一年，李时珍60岁。人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年。
公元1579年，李时珍带着作品四处联系出版事宜。最后，李时珍怀着一线希望，到江苏太仓去找王世贞。
王世贞曾任过湖广按察使，是一个学识渊博、谈吐风雅，思想开放的文人。李时珍曾为他看过病，两人颇谈得来。
到了王世贞家，李时珍说明来意，打开自己的行囊，将书稿放在书案上，请王世贞过目。李时珍向王世贞详细陈述了自己重修《本草》的缘由与目的，介绍了全书内容及27年来的写作经历，恳求王世贞以他的名望鼎力扶植、推荐，使《本草纲目》得以印刷发行，流布天下，造福世人。
王世贞打开书稿，仔细阅读。《本草纲目》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充实内容，高屋见瓴、纲举目张、眉目清楚的编排方式，每味药物所作的详尽介绍，既典雅又通俗的文笔，以及精美细致的1千多幅插图，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王世贞想：这需要作者付出多少的心血啊！他抬起头来打量李时珍，只见李时珍虽年过花甲，但面色红润而有光彩、谈吐幽默而富风趣，不由暗暗称道：真可称得上是南国第一人啊！
王世贞由衷地希望这部著作能尽早地刻版印刷成书，供人们学习研读，并用来济世救人，可惜他力不从心，刊刻这么一部巨著是需要很多钱的。他的父亲被奸臣严嵩所害，他自己也因对朝廷发表了不满言论，被免职还家，家产被抄一空，自己平时也只能靠卖字画糊口度日，对于李时珍，真如常人所说：自顾不暇，爱莫能助。他只好挽留李时珍在家住了几天，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送走了李时珍。临行前一再嘱咐说：“千万不要急躁，不妨在南京长住下来，慢慢寻找机会出书。”
李时珍带着儿子在南京住了下来，一边为人看病，继续搜集从外国流传进来的药物，一边寻找机会出书。当时，正是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凯旋归来，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的时候。郑和在南京狮子山兴中门外，建造静海寺和天妃宫，作为他晚年的休养处所。他把从南洋带回的大部分珍贵奇物，贡献给皇帝玩赏，将大部分药用植物，种植在静海寺内，这些都是李时珍研究“番药”的绝好材料。所以，李时珍在南京时，常到静安寺实地观察、鉴别，加以分析和总结。
李时珍在南京一住就是几年，没有寻找到愿意刻书的书商，但是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他搜集了几十种“番药”，充实进了《本草纲目》。像珊瑚、玳瑁等可入药的珍宝；伽蓝香、降真香、黄连香、金银香等香药；芦苔、胡椒、革投、奇捕香等名贵药材，都是在南京几年新搜集到的。
李时珍在南京没有找到刻印书商，只好失望而归，回到蕲州度晚年。李时珍晚年在家，继续以高超的医术为人民造福，间或与师友往来，饮酒赋诗自娱。李时珍70大寿时，长子建中从四川蓬溪知县任上赶回，全家团聚。李时珍的《过硕馆诗集》出版（失传）。
李时珍72岁高龄时，仍然不顾年老体弱，再次去南京联系刻印《本草纲目》事宜。这时，王世贞已为《本草纲目》写好了序，他盛赞此书是传世之宝。可惜这个宝物竟然无人识货，得不到刊刻的机会。
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时珍结识了南京有名的富商胡应龙，两人相见如故。胡应龙几年前便在朋友家看过《本草纲目》的手抄本。胡应龙询问书刊印出来没有，李时珍将几年来所遇到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地向胡应龙倾诉出来。
胡应龙听到这样的好书竟无人肯承印，大为不平。他当场表示，不仅慷慨解囊，负担刻印《本草纲目》的全部费用，而且还要负责监督、解决刻印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争取早日将《本草纲目》出版问世，以酬知遇之恩。
李时珍受到胡应龙的盛情款待，心中不由大喜，奔波了10年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由于胡应龙的大力支持，《本草纲目》在明代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开始刻版，这部全文190万字，插图1千余幅的巨著，单刻板就进行了3年才告完成。而我们这位为撰写和出版《本草纲目》花费了毕生精力的李时珍老人，此时已重病缠身，回到老家蕲州。他虽然卧床不起，仍焦急不安地期待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宏伟巨著出版。
公元1593年，李时珍去世，终年75岁。《本草纲目》是李时珍毕生的心血，永为世人所流传。这部旷世巨著漂洋过海，造福全人类。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明地理学家。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幼年好学，博览图经地志。因明末政治黑暗，不愿入仕，专心从事旅行，足迹所到，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旅途中备尝艰险。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死后由季梦良整理成富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从小就对一些介绍地理游记的书籍感兴趣。有一次，徐霞客把一本《山海经》带到了学堂上，被老师发现打了他一顿竹板。他的两只小手肿得像两个小馒头，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地理游历的兴趣。
经过了10年寒窗，他的同学都先后去赶考了，惟有徐霞客仍一心向往着祖国山川，耐心地读着那些山水游记的书。同伴们劝他去参加考试，徐霞客考虑了半天，为了不使父母太伤心，决定去试一试。
通过这次考试，徐霞客看到了官场种种的腐败现象，对当官更没有兴趣了。他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对母亲说：“我要实现我的理想去走自己的路。”母亲是个开明的人，她对儿子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不愿考取功名，我也不强求你，你走吧，不要担心我。”在母亲的支持下，徐霞客收拾好行装，开始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徐霞客对家乡附近的太湖进行了考察，发现太湖中心的龟山是天目山的余脉。他又考察了林屋洞钟乳石的形成。随后，徐霞客北上登上了“五岳之尊”的泰山，看着群山尽收眼底，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徐霞客游历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对走过的江河湖泊、三山五岳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做了大量的研究，收集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徐霞客经常虚心地向别人请教。一次他游完雁荡山在归途中，顺便拜访了一个朋友，朋友给他讲了许多雁荡山峰顶的美景，徐霞客十分不好意思，因为他没有登上峰顶。从朋友家出来后他又返回雁荡山，登上了峰顶，一看，真如朋友所说的一样，徐霞客高高兴兴地回到朋友处兴奋地说：“多亏你的提醒，雁荡山峰顶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
从雁荡山回来之后，徐霞客又继续游览了济南、南京、黄山等地，留下了大量的记录。他的游历日记加起来，有一人那么高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徐霞客悲痛地回到家中，为母亲守孝3年之后，他又匆匆踏上征途。
徐霞客这次出行的第一站便是中岳嵩山。他先游览了周公庙，继而游览了中岳庙、嵩阳书院等地，最后，游览了以武功著称的少林寺。在这之后，他又陆续探访了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以及五台山、庐山、天台山等各大名山，进一步增强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当徐霞客已经年过半百的时候，本应该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安享晚年了，可是他的心仍牵挂着祖国西部的那些名山大河。崇祯九年（1636年）的九月，徐霞客带着两名仆人踏上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出色的万里征程。徐霞客这一次远行，和前几次有很大的不同。他这次出行的主要目的是对地理现象的考察。因为他在阅读古书时，有记载与事实不符的现象。他要以自己的实地考察给后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西部地区人烟稀少，路途艰险，到这里游历更需要一种不怕吃苦、勇敢无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历了一次次的艰难险阻，徐霞客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岩溶地貌分布区，他从底部的石峰到上游的暗河，一步步、一层层地仔细观瘵、绘图，把河流和周围的地形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研究，阐明了水文和岩溶地貌的关系。同时，徐霞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破除了多少年来束缚着人们的迷信思想。
徐霞客白天进行实地考察，晚上就借着火光记下了考察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有一次他写着写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笔墨已经把纸都弄黑了。
徐霞客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留下了几十万字的第一手地理考察资料。在他死后，他的好友将这些资料整理出版了负有地理学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英国李约瑟博士看过这本书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写的，倒像是20世纪一位野外勘测家写的考察记录。”
詹天佑
1890年，清政府想要修一条从北京到沈阳的铁路，这条铁路由英国总工程师金达指挥。在经过滦河的时候，要修一座桥，这个工程却让这位大名鼎鼎的英国工程师大伤脑筋。经过几天的观察和思考，这位英国工程师只好把这个工程交给了日本和德国的一些承包人来完成，结果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中国早在1887年就已成立了自己的铁路公司。但是当时执政的清政府对自己的技术人员不信任，总是把修铁路的大权交给外国人。
对滦河大桥束手无策的英国工程师金达找到了中国铁路公司的工程师詹天佑，他一脸愁苦地对詹天佑说：“詹先生，这个滦河工程看来我们老外是拿不下来了，你看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有新的办法。如果能行的话我就把这个工程交给你了。”
詹天佑在看完金达的设计图纸后说：“如果你的设计方案能改动的话，这个工程我会很快完成的。”
着急的金达看见詹天佑已经同意承接这个工程，高兴得连忙答道：“可以，可以。”
詹天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考察，发现滦河的建桥地点选得不是地方，因为这一带滦河的土质有问题。詹天佑改变了建桥地点，并大胆地采用了压汽沉箱的办法，让中国的潜水员下河操作，终于成功地打下了桥桩。就这样滦河大桥在詹天佑的指挥下建成了，那些外国工程师都目瞪口呆，不得不对中国工程师另眼相看。
詹天佑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童年在私塾读书。旧时的孩子上学主要的课本就是四书和五经一类的古书，詹天佑自小并不喜欢这些东西，他喜欢的是用泥土做各种各样的玩具，并常常和小伙伴们到附近的一些工厂里去拾小螺帽，詹天佑因此收集了各种各样和不同型号的螺帽。
十一岁那一年，詹天佑来到了香港，并考取了技艺学校，他在技艺学校刚上了一年的学，就碰上了清政府在上海设出洋局，政府需要招收一批儿童到美国留学。詹天佑的父亲听说这件事以后，便去替儿子报了名，就这样詹天佑在香港参加了考试，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1872年7月，十二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官费生前往美国去读书，在那里他先后读完了小学、中学并以良好的成绩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里他攻读了土木工程和铁路工程专业，并于1881年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那一年他只有20岁。
当时中国守旧派官僚们对于铁路修建事宜既恐惧又反感，认为是“破坏风水、冲动地脉、让我们的祖宗在地下不得安宁”。这一来就使得学业刚结束的詹天佑英雄无用武之地。詹天佑只好改行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海船，然后分配到福建水师“扬威”号旗舰上去担任驾驶官。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詹天佑驾驶的“扬威”号参加了战斗，因为“扬威”号的指挥官张成半路逃跑，詹天佑主动担任了指挥官，并将敌人的旗舰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几年后，随着中国铁路公司在天津成立，詹天佑才得以旧梦初圆。滦河工程的建成不仅为中国人争了光，同时也为詹天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这之后，中国决定修建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因为铁路所经之地是我国的经济和军事重地，所以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这一条铁路。后来双方争执不下，就对当时执政的清政府表态：“这条铁路除非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我们就不过问此事了。”
清政府于是决定自己来修建这条铁路。1903年，清政府终于起用了中国自己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来修建京张铁路。外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大为惊讶，他们认为按中国人的实力再过50年也完成不了这个工程。以至于詹天佑在给自己美国的一位老师写信的时候说：“如果京张铁路工程失败了，它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不幸，同时它也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我想我会用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这一工程，这也是我坚持担当这一工程的一个重大原因。”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全长二百公里，这条铁路不仅要经过崇山峻岭的燕山山脉，同时还得穿过号称天险的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一段，这些困难没有把詹天佑吓倒，他决定用穿山洞打隧道的办法，穿过燕山山脉。京张铁路仅在燕山山脉就打了四条隧道，最长的隧道有1091米。
打隧道虽然是一个解决火车如何穿过燕山山脉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对贫穷的中国来说有些难处，因为这样一来，消耗的资金不仅很多，同时还占用过多的劳力。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探讨以后，詹天佑在修建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一段时便采取了“人”字形的方法铺铁轨，让火车用两个大马力的火车头前拉后推，然后到交叉点以后再调换方向。这样循环交替，结果火车就能平平稳稳地上山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詹天佑的伟大壮举，在青龙桥车站为他立了铜像。
1909年8月11日，京张铁路终于完工通车了，并且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詹天佑的方法为国家节余了28万两银子。这条铁路的修建成功也使得外国人交口称赞。接着詹天佑又担任了川汉粤川铁路总工程师，并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四光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收入微薄，不得不在教书之余种些田地。他为人耿直，乐于助人，他的这种性格给了李四光有益的影响。
李四光的母亲是父亲的后妻，粗通文墨。从四五岁起，李四光就跟着母亲打柴、推磨、担水，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6岁的李四光就立下了发奋学习为国争光的志向。小学时期，李四光读书勤奋，肯动脑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04年，求知心切的李四光便向父母提出去武昌求学的要求。
1904年7月，李四光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先在弘文学院普通班学习，后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械专科学习。
1910年7月，李四光学成归国但在战火连绵的旧中国，他难以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愤闷之余，李四光决定再次出国，到英国留学。
1917年，李四光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即1918年5月，李四光凭借《中国之地质》的长篇论文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5月，李四光婉言谢绝了恩师的挽留和一家印度矿山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到了祖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31年和1932年的夏天，李四光两次到庐山考察，又发现了一些冰川U形谷和冰川泥砾堆积物。他将野外资料分析整理后，提出庐山在第四纪地质时期，至少经过两次冰期。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1936年8月，李四光又带着助手第四次赴庐山考察，获得大量证据：在白石嘴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确凿证据——冰溜条痕石。1937年李四光将在庐山考察所得写成专著《冰期之庐山》，为我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的研究打开了大门。
另外，在研究地壳的起源问题时，李四光不畏国外权威的说教，终于以几十年艰苦的探索研究，创立了一门新学说——地质力学，从而使李四光成为我国地质学家以创造性思想登上国际地质论坛的第一人。
1952年，地质部成立，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从此，李四光便开始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忘我的工作了。
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同志就石油远景问题询问李四光时，李四光肯定地说：“找油的关键不在于‘陆相’、‘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我国有大面积的沉降带，都有良好的储油条件，肯定能找到石油。”
国家按照李四光的理论，立即开展寻找石油大会战。终于在东北、华北、中原一带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
地震能不能预报？这是地质力学理论面临的又一个严峻问题。
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的损失。周总理多次召集科学家商讨对策。李四光认为地震和任何事物一样，不是偶然的，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且是可以预报的。从此以后，他便投入了探索地震预测的工作。
李四光是我国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世界当代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之一。他打开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研究的大门，创立了地质力学。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的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
茅以升
世上有谁没见过桥呢？从家乡潺潺流过的小河上的石板桥、木板桥，到跨越大江大河的钢铁大桥；从红军飞跃大渡河的铁索桥，到黄浦江上的钢索斜拉桥；从崇山峻岭中跨越深涧的铁路桥，到繁华闹市的公路立交桥……可以说，路长必有桥，桥是道路的咽喉。
可是，朋友，你知道怎样建桥吗？过桥很容易，但建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一门大学问。每当我们轻松地越桥而过时，不能忘记建桥的人。尤其是不能忘记我国现代建桥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茅以升。人之初
长江，这条世界第三大河，从遥远的青藏高原雪山脚下流出，到达江苏省镇江市，已走过了万里征程，从涓涓细流，变成了大浪排空、水天相连的巨川大河了。
1896年1月9日（农历乙未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在这江边重镇镇江市的一个读书世家，诞生了一个男孩。欣喜中，祖父茅谦给孩子取名“以升”。这是为了寄托他在那动乱年代向往“国家升平”的美好愿望。有谁能够想到，就是这个男孩，竟是60年后，在万里长江之上飞架第一桥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呢？
茅以升诞生的这年10月，全家迁往南京。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少年时代。
茅以升自幼聪慧好学，凡事喜欢刨根问底，具有极大的好奇心。他常常一人独坐院中观察蚂蚁搬家，常常遥望天空静静思索：月亮为什么有圆有缺？太阳为什么会东升西落？大自然的奥秘，总是搅得他心神不宁，驱使他去寻找答案。
7岁那年的元宵节，他和大人一起上街看花灯。好漂亮的花灯啊！五光十色，挂满了大街两旁。他笑着，走着，看着，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忽然，他两眼直直盯住一盏灯，再也不走了。这是一盏走马灯，透过灯内的烛光，他看见画在灯笼四壁上的人呀、马呀不停地旋转着。“太奇怪了！为什么别的灯不转，这个灯却自个儿转个不停呢？”他百思不解，定要买一个瞧瞧。爸爸满足了他。他拿着灯看啊想啊，还做了个比较：放两个蜡烛，比放一个转得更快，吹灭蜡烛，灯也就不转了。他终于初步搞清了点燃的蜡烛和走马灯旋转的关系。茅以升的这种好奇心，陪伴了他一生，成为无休止探求大自然奥秘的动力。
他9岁那年的端午节，发生在秦淮河上的一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按习惯，这一天要吃粽子，划龙船。秦淮河上也举行了划龙船比赛。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河两岸及桥上观看，大家兴奋异常，助威呐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突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河上的文德桥轰隆一声栏断桥塌，许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其中还有他的小伙伴。
这消息使他难受极了，久久站在文德桥旁，心想：我长大了，一定要造桥，一定要造更结实、永远不垮的桥！坚实的基础
茅以升7岁入小学，10岁即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当时在全国知名的“江南商业学堂”。学校开的课程，对一个10岁的孩子，是很深很难的。但是凭着奋斗的精神，他却成为学校的佼佼者。数学、物理是他的拿手好戏，历史、地理更不在话下。他对古文、古诗、书法也有浓厚的兴趣。夏天的南京，是个大火炉，他却能在屋里背古诗，练书法，一呆就是半天。一个暑假过去，上百首古诗、十数篇古文即可出口背诵。
茅以升的英文、法文进步极快，时间不长就可读外文书籍了。《鲁滨孙漂流记》、《孤星血泪》等成了他的常读之书。
他特别喜欢做各种实验，把这当成最大的乐趣。他还经常把坏了的钟表、留声机打开看个究竟，并把它修理好。在他看来，每做成一件事，就多知道了一个奥秘。
茅以升的奋斗精神，还表现在对体育的爱好上。在常人看来，酷爱读书的人，都是书呆子。用这个眼光来看茅以升可就错了。在足球场上，这个小个子像游鱼一样穿插奔跑，总能找到机会破门得分；在骑马场上，他又是一个技术不错的骑手。他还在那时养成了洗冷水澡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他认为体育活动是构成男子汉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茅以升成长的年代，祖国正处于灾难深重之中。甲午海战（1894年），小国日本打败了泱泱大清帝国；本世纪初（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骑又踏遍了北京城。腐败的清王朝，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继义和团之后，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提出革命纲领，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茅以升深受影响，幼小心灵已深深播下救国救民的种子，萌发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在纪念秋瑾、徐锡麟两位民主革命志士遇害的集会上，他慷慨陈词，泣不成声；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驾崩”举行“国哀”之时，他和伙伴们学鸡叫，学狼嚎，大闹祭堂，并在此后毅然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少年时的奋斗，给他打下品德、身体、学识的牢固基础。苦学
15岁那年，茅以升抱着“以詹天佑为榜样，为中国人争气，造一流大桥”的志向，考入当时有名的工科大学——唐山路矿学堂。入学仅三个月，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两千年的帝制被推翻，茅以升在高兴激动之余，打算弃笔从戎当一名革命军人，但母亲劝阻了他。特别是孙中山到路矿学堂对师生的一次演讲，又使茅以升安下心来读书。孙中山先生认为：国民革命需要举行起义建立民众政权，也需要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说：同学们学习采矿、筑路、造桥，也是为了革命。孙先生的话，成为他奋发学习的不竭动力源泉。
那时，学校讲课，全用英语，没有正式课本，讲一节课，就要看10多本参考书，还要自己整理笔记。不少同学在困难面前毫无办法，而茅以升却有条不紊。5年时间，共整理出工整的笔记200余本，约900万字。摞起来，足以高过屋顶。这样多的字，就是每天抄4000个字，也要抄7年啊！1916年茅以升以破格的120分最高成绩毕业，紧接着以考试第一名的资格，成为当年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招收的10名留美研究生之一。这年他仅20岁。
他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时，校方怀疑这个小个子中国青年，要他重新考试。令他们惊异的是他当场考核的结果，比最优秀的美国学生还好。使人更惊异的是仅仅一年，他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以至校长发毕业证书时当场宣布：“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来读研究生的一律免试！”紧接着，他又投入了极度紧张的实习。在某桥梁公司，他先绘图，搞设计，后在工厂做工。金工、木工、油漆工，造桥的全部工种技艺，他都装在心里。同时他又报考了加理基工学院夜大学。
仅仅两年，他不但完成了实习，还写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成为加理基历史上第一位博士生。在美3年，他以超人的奋斗精神，完成了常人需要六七年才能完成的学业。
1920年1月5日，24岁的茅以升学成博士回国。丰碑
1933年3月，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茅以升，忽然接到担任浙赣铁路局长的老同学的一封信，告知他“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一两年后即可通至南昌……钱塘江一水，将浙省分成东西，铁路公路无法贯通……兴建钱塘江大桥，时机已成熟，拟将此重任，寄诸足下，务望即日来杭，面商一切。”
见到此信，茅以升兴奋得彻夜难眠！这是他回国后苦苦等了十几年的事啊！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尚少有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大桥。外国人曾断言：中国人自己造不了现代化大桥。在历史上曾是世界造桥技术最发达的中国，怎不为此感到耻辱！茅以升想：洗刷耻辱打破偏见，在此一举！一座现代化大桥，一般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桥梁、桥墩、桥基。
桥梁，是桥最显眼的部分，人来车往均从桥梁上面通过。桥梁的设计建造关键，是要符合力学原理，能经受住火车、汽车等重物通过而不会断裂，跨度越大，要求越高。桥墩，是用来支承桥梁的，它把来自桥梁的压力传给下面的桥基。桥基，深深埋在河水下的泥沙之中，人们是看不见它的。然而，它却是建桥的关键。它承受着大桥自身和人马车辆的重量，稍不稳固，上面的桥墩、桥梁，不是歪，就是裂。因此，桥基不能建在河底的泥沙上，必须穿透厚厚的泥沙，牢牢建在泥沙底部的岩石之上。如果从河底岩石算起，桥的高度，往往比我们实际所能看到的桥的高度要高得多。
在钱塘江上建桥困难非常大。因为这里地处世界有名的钱塘江大潮所在地，再加上常遇台风，所以风浪特别大。另外江底泥沙层深达40多米。茅以升带领全体科技人员和工人，依靠科学技术和大家的智慧，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把工程推向前进。
江底泥沙太厚，必须穿过泥沙打30米深的桩，以达到把压力最终传到江底岩石上的目的。打桩谈何容易！劲小了不进；劲大了断桩。一天只打进三根，照这个速度，全桥1500个桩，就要打一年半！这决不行。茅以升想出了“射水法”，用高压水猛冲打桩的地点，不长时间，就把泥沙层层剥离，形成一个深深的洞穴，再把桩子放进去打，工效一下提高10倍。当把在岸上做好的沉箱（参见图）浮在水面拖向墩址时，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江面风大浪高，沉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会儿被冲到上游，一会儿又被荡到下游，挣断了铁链，撞坏了码头。整整4个月，也没使一个沉箱就位。茅以升又带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研究大风和海潮的规律，找出定位失败的原因。他们终于想出了在涨潮时浮运，落潮时就位，然后用10吨重的大混凝土锚代替3吨重的铁锚定位，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建桥总体施工组织中，茅以升创造了基础、桥墩、钢梁三大工程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方案，使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钱塘江大桥终于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建成了！茅以升创造了两个之最：工期最短——两年半，费用最低——160万美元。钱塘江大桥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超过了所有外国人在中国建成的大桥。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5年，党和政府又把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重担压在他身上。这个在长江边上长大的专家，那时已是60岁的老人了。
长江，无论从宽度、深度、水量、流速，都远非钱塘江可比，建桥的难度也远远超过以往中国建的任何一座大桥。中国当时所有大河上都已建了大桥，唯独剩下这道“天堑”，还阻碍着南北的交通。长江上建桥，最困难的，仍然是水下基础工程。原来所有的方法，在这里都不能用。必须寻找新的方法。这个方法，被充满智慧和创造精神的茅以升找到了。他提出用“大型管柱钻孔法建大桥基础”。这方法是“在每个桥墩墩址，用30多根直径1.5米的大型空心水泥管，穿过江底泥沙直触岩层，再从管内放入钻机，在岩石上钻孔，使管柱深深插入岩石；然后在管内注满钢筋混凝土，将管柱与岩石紧密联成一体；最后，把这30多根管柱联在一起，围成一个更大的圆柱体，这就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牢固基础，好像从江底岩石上长出一个擎天大柱，把大桥稳稳托起。这一技术，获得了巨大成功。其它十几个关键性技术难题，也都一一得到解决。仅两年时间，万里长江第一桥正式通车！武汉大桥建造成功，标志着我国建桥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是茅以升的两座丰碑，也是中国现代建桥史上的两个里程碑。良师益友
茅以升不仅是建造过许多桥梁的工程专家，还是一个培养过无数人才的优秀教育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了他亲自造桥的贡献。他把中国造桥的优秀传统与世界最先进的造桥技术融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论体系，以此为据，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桥梁专家。他的学生遍天下。在中国现代建桥史上的影响，他无疑处于首位，“一代桥梁大师”他当之无愧。
他的教育方法独树一帜，在课堂上，他叫学生问老师，谁的问题提得深，给的分就高。一次某学生问他“应力与应变谁先谁后？”他当场给了这个学生100分，同学们都很惊讶和兴奋。凡他教的学生，主动学习，探讨问题，蔚然成风。
他特别重视在实际中学习。按一般方法，是先学再实践，“学而时习之”。他却强调“习而时学之”，先在实际中锻炼，再进一步学理论。他比喻说：“哪个人是从书本上学会游泳的？都是先跳进水里，边学边看边想，慢慢学会的。但理论也重要，没有理论指导，游泳也难以提高成绩，打破纪录。”他总结的“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十六字诀，是学习的好方法。“博闻强记”还有个故事：一次校庆联欢，要他出节目，他没唱歌没跳舞，却一口气把圆周率π的数值背到小数点后第100位，这个节目引起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敬佩。
茅以升一生写过大量关于桥的著作：《桥话》、《二十四桥》、《名桥谈往》、《人间彩虹》……这些书，资料丰富，生动有趣，通俗易懂，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有无数的青少年朋友，许多人因此而成了“小桥迷”，最终走上了造桥之路。晚霞
茅以升以热爱中国、振兴中华的精神和大无畏的奋斗精神，走过了他漫漫的人生之路。他曾在回忆录中写到：“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他在90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无疑向世人宣告，他的最终奋斗目标，是要实现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竺可桢
竺可桢，著名科学家，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开拓者。一生发表了近300篇论著，写了800万字极有价值的日记。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堪称气象学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于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小时候的竺可桢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在选择专业时，他考虑到农业的重要性，选择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
在学习过程中，他觉得气象学对农业的发展影响极大，而在当时的中国，气象学还是空白，因此在农学院毕业以后，他又来到哈佛大学专攻气象学。
竺可桢在美国期间，学习非常刻苦，同时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报刊上有关祖国的报道，他都认真阅读，并将气象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当他看到台风、干旱和雨涝不断给祖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时，他感到非常难过，同时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他决心以中国的雨量和风暴作为自己的研究专题，认真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资料，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191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气象学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8年，竺可桢又以《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竺可桢满怀希望回到了祖国。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军阀混战的衰败局面，气象事业几乎为零。面对困难，竺可桢并不气馁。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任教，带领学生在校园东南角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气象站。随后，他又以不畏艰难的闯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四十多个气象站和一百多个雨量观测点，组建起粗具规模的气象观测网，奠定了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基础。
1925年，竺可桢担任了全国气象研究所所长。当时的气象研究所设在南京市的北极阁，条件非常简陋。竺可桢来到这里后，亲自动手修建了一座气象台。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进行实地观测，并进行数据记录。
此外，竺可桢还一百六十多次放飞高空气球进行观测，终于掌握了南京地区天气的一些规律，写出了《南京三千米高空之风向与天气预测》的论文。
竺可桢还十分注意物候的观察和研究。在长期观察中，他发现南京的桃李开花在3月31日左右，而北京的桃李要到4月19日才露出花瓣，南北相差近20天，但是到了5月下旬以后，南京和北京的物候现象相差就没有几天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竺可桢从气候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是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末春初，南北温差相当大，而初夏后南北温差比较小。例如：南京和北京，3月份温差达到4摄氏度，而到了5月份，就几乎没有明显差别了。
后来，竺可桢将他几十年对物候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结果写成了一本专著《物候学》，这也是对我国气象学的一大贡献。竺可桢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和论文，还留下了800万字的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共计38年37天，几乎一天也未间断，而1936年以前的日记则在搬家过程中散落了。竺可桢的日记，内容极其丰富，文采亦很好。很多日记，只要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彩的科技文章。
竺可桢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携带两件宝：气温表和高度表。每到一处，就利用这两件宝贝进行观测，并用笔和本子记下来，这成了他日记的重要内容。他那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治学精神，是许多人所缺乏的，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974年2月6日，身患重病的竺可桢躺在了床上。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正听到收音机里广播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他用颤抖的手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篇日记：“气温，最高零下1摄氏度，最低零下7摄氏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华罗庚
华罗庚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他的父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生意并不好，一家人艰难度日，勉强供华罗庚上学读书。华罗庚自幼酷爱数学，他在金坛中学上学时，遇上了一位独具慧眼的数学教师王维克，王老师发现了华罗庚很有数学天赋，于是对他格外精心培养，他借给华罗庚很多的数学书籍，课余还经常对他单独辅导，使华罗庚在数学上进步很大。
1925年华罗庚中学毕业后，由于父亲无力供他上大学，就考取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他的父亲千方百计地凑了点钱把华罗庚送到了学校，但是华罗庚并不能适应这里的教育，有一天上课时一位老师将刚刚看完的作业放在讲课桌上，就声色俱厉地喊道：“华罗庚！这么简单的题你为什么没做对？”
华罗庚看着满脸怒气的老师站起来说：“老师，我没有做错题，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还有理由？”老师更来气了，冲他摆摆手说：“那你上来给我讲讲。”
于是华罗庚走上了讲台，他拿起粉笔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独特的解题方法写在了黑板上，然后又转过身对着同学们讲了讲他的解题思路，他讲完后同学们都小声嚷起来：“他做的没有错。他的方法很好，一定是老师看错了。”
满脸怒气的老师一时下不了台，他很恼火地看着华罗庚，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他训了一刻多钟，这让华罗庚对学校的教育十分不满。再加上后来家里经济困难，没有钱交学费，于是上了一年学后华罗庚就退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华罗庚回到家里后就帮助照料店里的生意。
虽然不再上学了，华罗庚依然没有停止对数学的钻研。他经常站在柜台边，一边卖东西算帐，一边翻看着数学书，不时还演算起来，有时遇到难题，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钻研。由于他经常心不在焉，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差。一次，一位顾客来买毛巾，问道：多少钱一条？“26867。”华罗庚看也不看随口就把刚才演出的一个得数说了出来。
顾客一听莫名其妙，扭头就走了。
在一旁的父亲看在眼里，火冒三丈，抢过来就要把华罗庚手中的数学书和演算题的纸给烧掉。他认为儿子是让这些东西给弄傻了。
华罗庚18岁的时候，由于生活艰难和饮食不良，他不幸染上了流行的伤寒病，虽然后来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活了下来，可是他的左腿关节变形，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认识他的人看到他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都不禁为他的遭遇叹息。可是华罗庚却十分坚定地想：既然不能干别的工作，那么我还是钻研数学吧，这一行不需要什么设备，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就够了。
此后华罗庚全身心地投入了数学，他节衣缩食省钱订份《科学》杂志，又买了很多的数学书籍，坚持学数学，同时他开始写一些有关数学的文章，投到杂志上。尽管刚开始有很多文章退了回来，但他没有灰心，依然继续写着。1930年他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中对一位数学教授的理论进行了质疑，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看到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当他得知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年仅19岁的失学青年时，震惊不已地说：“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1931年，华罗庚在熊庆来的安排下到了清华，在数学系当了一名助理员。他平时的工作只是整理图书，收发文件。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听课和学习数学。在熊庆来的悉心指导下，华罗庚进步很快，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拚命地学习，只用一年半就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语、德语、法语。他寄出了3篇论文，都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了。在当时，大学的教授都很难在国际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于是清华大学决定聘请华罗庚做教师，就这样，一个年仅24岁，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人，进入了清华大学教师行列。
后来，在熊庆来的帮助下，华罗庚获得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机会。他在那里刻苦学习，在博采世界诸家成果的同时，他一连写出了18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华罗庚的论文在当时数学领域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上连连取得了突破，使当时世界级的数学权威们都赞叹不已。
1950年，华罗庚回国后被聘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虽然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家7口人挤在两间小旧房子里。但是他还是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先后写出20多篇数学论文，还完成了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华罗庚写下这样的几句话：埋头苦干是第一，熟练生出百巧来。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也可以看做是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生到饮誉世界的数学大师的成长秘诀吧。
钱学森
钱学森，当代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力学家、火箭专家。1991年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最高表彰。
钱学森是浙江杭州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铁路机械工程专业。1935～1938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193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
1947年，钱学森回国，与我国著名军事战略家、教育家蒋百里的第三个女儿蒋英女士完婚。婚后夫妇二人同赴美国。钱学森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任教授，兼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哥达特客座教授。
1950年2月，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参议院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法案”，企图在全美煽起一股反共的“十字军运动”。此时正值朝鲜战争的激战时刻，为配合战场上的斗争，美国国内经常发生对大学和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的事件。反共“十字军”运动也波及加州理工学院，该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由于钱学森与威因鲍姆私交不错，因此也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更令钱学森不满的是，1950年7月，美国政府取消了他参加美国军方秘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他是美国共产党员，还犯有非法入境罪等莫须有的罪名。钱学森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污辱，决定返回祖国。
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后，钱学森马上去晋见主管他研究项目的美国海军部官员金布尔将军。他开诚布公地说道：“我要辞职，准备回国探亲。”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一方面好言好语地进行挽留，一方面又做好了其他“必要的准备”。他对海军部的另一位官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认为钱学森知道的美军机密太多了，绝不能让他回到中国。金布尔马上将这件事通知了移民局。
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准备工作，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机票，并把行李交给搬运公司装运。正当他们全家准备离开美国洛杉矶时，突然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离开美国！”没办法，钱学森只得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此时，他家日夜都有人进行监视。1950年9月6日，钱学森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拘留在看守所。在此期间，钱学森受到了非人的待遇，15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后来他的老师冯·卡门和其他一些朋友募集了1.5万美元才把他保释出来。虽然走出了看守所，钱学森仍然没有获得正当的人身权利，移民局不允许他随便离开住宅，还定期或不定期地查问他。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在回国前的那几年，我和蒋英时刻备有三只轻便箱子，装上必要的行李，随时准备回国。我们那时租的房子每次只签一年的合同，五年内我们一共搬了五次家。”
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周总理曾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一定要让钱学森平安回到祖国。1955年8月1日，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特别同美方提出了钱学森回国的问题。经过多次交涉，正义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方最后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带着一对儿女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多年、朝思暮想的祖国。
回国后的钱学森将他的全部爱国热情和杰出才能都倾注在了我国的国防建设上，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1年，党和政府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个人贡献的最高肯定。他获得这一殊荣也是当之无愧的。
钱伟长
钱伟长，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在力学研究上成果显著。
1912年9月，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太湖岸边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员。母亲是一个善良而又勤劳的农村妇女，整天靠挑花、糊火柴盒、养蚕来挣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钱伟长家有兄妹六人，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很不富裕。钱伟长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到处玩耍，启蒙教育并不很好，直到9岁时，他才有机会上学。在学校，他刻苦学习，放学后还得帮母亲挑花，挣一点上学费用。
15岁那年，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这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钱伟长只得弃学在家帮助母亲挑起家庭的重担。但他的一位叔父觉得他很聪明，就这样辍学在家务农太可惜了，于是资助他上了苏州高级中学。
苏州高级中学是省内很有名气的一所省立学校，课程比较全面、数学水平高。在这里，钱伟长第一次接触到了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和外语。由于以前根本没学过，因此最初钱伟长对这些新鲜的课程兴趣不大，成绩也不好。但学校的老师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在老师的严格要求和同学的帮助下，钱伟长的数理化成绩在中学毕业时终于及格了。
中学毕业的那年，钱伟长凭借自己在文科方面的才华连续考取五所大学。但最后，他却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继续深造。
入学时，钱伟长见到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吴有训先生把他叫到跟前，不解地问道：“你的数理化成绩不够好，而文科成绩却很出色，你为什么要弃文学理呢？”
在外人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但钱伟长自有想法。他礼貌地回答道：“我觉得文学对付不了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
吴有训教授理解这个年轻人的心情，轻轻地点了点头，像是同意他的看法，又像是赞许他的决心，然后温和地说：“那你就先学一年看看吧，如果一年以后，你的普通物理和微积分还达不到70分，再改学文科也还来得及。”
就这样，钱伟长走上了科学技术的道路。
钱伟长懂得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他奋起直追，在科学的海洋中奋臂前进。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或是晨光熹微的清早，在教室的灯光下，或者在校园的路灯旁，人们总能看到这个瘦弱的年轻人的身影。一年之后，他的理科成绩终于赶了上来。
1935年，钱伟长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证书。吴有训教授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志气和毅力，招收他为自己的研究生。1939年，钱伟长拿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费留学的通知书。刚到多伦多，他的导师就热情地问他：“你在国内是学什么的？做了一些什么工作？”钱伟长如实答道：“我是学物理的，现在主要研究板壳的统一理论。”导师一听，非常高兴，连声说道：“很好，很好！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把研究情况交流一下？”
1943年，由钱伟长和他的导师共同署名的论文《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发表在美国航空力学家冯·卡门的祝寿纪念文集上。29岁的钱伟长的名字，与世界上很多知名学者（包括爱因斯坦等）的名字一起，同时出现在这本文集上，成为该文集最年轻的一位作者，这篇论文使钱伟长获得了博士学位。1942年的春天，钱伟长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领导的喷射推进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
几年中，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连载了12篇新论文。国际力学界认为这是把张量分析用于弹性板壳问题上的富有成果的开创性工作。这项工作中所提出的浅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誉为“钱伟长方程”。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钱伟长在世界力学界的地位。
面对鲜花与掌声，钱伟长并没有陶醉。他无法忘记那片养育了他二十几载的故土，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祖国去。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冯·卡门时，冯·卡门立刻严肃地回答道：“你是知道的，我们喷射推进技术研究所是美国极端保密的军事管制单位，他们能够让你离开吗？另外，从学术上考虑，我本人也不同意你走。”
钱伟长觉得冯·卡门说得很有道理，马上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不久，他以“探亲”的名义提出回国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就这样，他搭乘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货船，回到了久别的祖国，担任了清华大学的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的研究工作迎来了春天。1954年，他的著作《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终于问世了。这是国际上第一次成功地利用系统摄动方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被公认为是最简捷、最经典、最接近于实际的解法，以致于力学家们把它称为“钱伟长法”。这一著作，使钱伟长荣获1955年国家科学奖。
1955年，钱伟长由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晋升为副校长，此外，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等二十多个职务。繁忙的行政工作并没有使他放松科学研究。1956年，他的论文《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发表。同年，他的另一部科学著作《弹性力学》也出版了。
然而，1957年，他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他也受到了迫害。但任何艰难困苦都没有使他放松科研工作，他的论文手稿与日俱增。1979年是钱伟长扬眉吐气的一年，他多年的汗水终于得到了世人的承认。他连续发表了15篇科学论文，创造了1946年回国后发表论文的最高记录。“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钱伟长用他的一生对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诠释。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身处逆境，钱伟长从未考虑过向社会索取，而是在科学征途上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为人类奉献着。
钱三强
为什么名叫“三强”钱三强出生在1913年。起初他父亲钱玄同给他起的名字叫钱秉穹，但为什么以后改名叫钱三强呢？这得从头说起。
钱三强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钱玄同，不满4岁就开始天天站在祖父的书桌前认字背书。青年时代，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他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竭力主张推翻清朝统治。随后他又与陈独秀、李大钊、严复、胡适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是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和轮流编辑。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为培养钱三强，在他7岁时，父亲送他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姓）。
孔德学校是一所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也很重视。而且孔德学校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老师们的水平足以胜任高中教学工作。可以说，钱三强童年时代得到的教育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钱三强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老师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学生，对音乐、体育、美术，钱三强都有两下。刚进初中，年方13岁，就成了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在比赛中，他的拼搏精神和集体意识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三强的比较瘦弱的同学给钱三强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当时还叫“秉穹”的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秉穹的父亲钱玄同看见了。“你的同学为什么叫你‘三强’呀？”钱玄同风趣地问道。“他叫我‘三强’，是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就称我为‘三强’。”秉穹认真地回答了父亲的询问。
钱玄同先生一听，连声叫好。他说：“我看这个名字起得好，但不能光是身体强壮，‘三强’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
在父亲的肯定下，从此，“钱秉穹”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了。重大的转折
1929年，钱三强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听本科的课程。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着钱三强。两位学者的博学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教育着钱三强。
科学的发展，给变化万千的世界增添了色彩。三强决定学习物理，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求读在吴有训教授门下。清华大学享誉国内外，培养出一代代优秀学子、国家的栋材。校内充满浓厚的学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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