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岁月流逝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追忆
当年事：希拉里嫁克林顿遭所有亲朋反对
1969年秋，刚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的希拉里投考名闻世界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成为被录取的235名学生中仅有的27名女生之一。在这之前，她还接到了另一所世界最著名的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不过，她不喜欢哈佛对女性的轻视，最终选择了耶鲁大学。
如果说在韦尔斯利学院希拉里还掩饰着她的野心，那么，到了耶鲁法学院，她便不再隐藏自己急于要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渴望。20多年后，希拉里的一位同学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而她的另一同学则说：“那时有许多争取民权、关于外交政策及其他问题的集会，她总为之呐喊并奔走其中，却从未受过处罚。我想她谈得最多的是在性别和工作机会方面，虽然所有这些看上去超出了她自身的能力。”耶鲁法学院的知名教授伯克·马歇尔非常赏识希拉里的聪明、勤奋，并认为她富有吸引力。
希拉里的聪慧、美丽、热情，使她像在韦尔斯利一样赢得了众多的关注与支持。其中之一，就是她后来的丈夫、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
早在希拉里读中学的时候，和年轻的希拉里经常联系的琼斯牧师就看出了希拉里吸引男孩子的独特魅力。“男孩们喜欢她，不是因为她卖弄风情。她不是绝代佳人，但却十分漂亮。她吸引周围小伙子的是她的人品，她乐意同他们交谈，平等相待。”
在韦尔斯利学院时希拉里学习非常用功，约会对象靠朋友介绍或在联谊舞会上认识，多半是与她同龄的哈佛大学学生或其他常春藤名校学生。这期间，希拉里曾认真交往且带回家给父母认识的男友共有两位，后来希拉里回忆说，父亲对待他们的态度与其说是礼貌性寒暄，不如说是下马威。她的两位男友虽然都过了父亲那一关，但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
关于希拉里与克林顿的最初相识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在一堂“公民自由”课的课堂上，老教授讲解了一个复杂的法律案件，听课的同学们头昏脑涨，克林顿也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盹儿。老教授放完幻灯片后询问同学们处理的办法，同学们都面面相觑。这时，克林顿模模糊糊醒过来了，不假思索地说出了答案。希拉里不由得对这个吹牛的、体型高大的英俊小伙儿另眼相看，而克林顿也被身旁这个穿着法兰绒长裙、戴着副厚眼镜的美丽姑娘深深地吸引了。下课后，克林顿竟情不自禁地尾随希拉里出去，但没有足够的勇气主动上前去跟她搭腔。此时，比尔·克林顿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刚进耶鲁法学院。
另一种说法是：希拉里第一次注意克林顿是在法学院的学生休息室，当时，克林顿正对着一群听得出神的同学吹牛，当希拉里经过时，听到他说：“不只那样，我们家乡种了全世界最大的西瓜！”希拉里好奇地问朋友：“他是谁啊？”“哦，他是比尔·克林顿。”朋友说，“从阿肯色州来。”
此后有一段时间两人没再见面，直到1971年春天最后一次上课，两人才有机会再度交谈。
上完课后，希拉里要去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克林顿说他正好也要去。注册办公室的学生很多，等到两人排到队伍前头时，那位管注册的人说：“比尔，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是已经注册过了吗？”把戏被揭穿了，于是，克林顿干脆要希拉里陪他走一走，到耶鲁美术画廊去看展览。“花园里有一个巨大而美丽的女子坐像，希拉里坐在女子的腿上，而我就坐在她的旁边，我们就这样聊着。不久之后，我就俯下身去，把我的头放在了她的肩膀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克林顿回忆说。
随后的一个周末，希拉里去了佛蒙特，去看望一个一直跟她约会的男友，因为这是很早以前就约定了的，克林顿对此焦急万分。紧接着，希拉里生病了，克林顿于是给她带去一些鸡汤和橘子汁。小礼物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分不开了。”
后来有人问起希拉里：“克林顿什么地方吸引了你？”她回答说：“是他不害怕我。”这无疑是个十分有趣但又真实准确的答案，它至少说出了两人之间的“势均力敌”。
希拉里带克林顿去见她的父母，克林顿教养好，又肯主动帮忙洗碗，深得希拉里母亲赏识；同时在玩扑克牌、看电视转播的球赛中，克林顿和她的父亲也慢慢熟悉起来。希拉里周围朋友都喜欢克林顿，希拉里一个儿时玩伴的母亲对她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对要留住他，我见过这么多人，他是唯一能让你笑的！”
1973年春，希拉里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克林顿带她首次去欧洲旅行，重温当年他这位罗德学者在英国的游历之处。随后，希拉里应邀到儿童保护基金会担任律师工作。1974年1月，26岁的希拉里接到电话，去首都华盛顿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担任律师一职，参与“水门事件”的调查和时任总统尼克松弹劾调查小组工作。
上级分派给希拉里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建立一套法律程序，以便为即将进行的审判和弹劾过程做准备。她的另一个工作是听录音带，以便从这些录音带中发现尼克松及其高级助手卷入“水门事件”及在其中起何种作用的证据。这使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政治的神秘气氛。
希拉里与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至18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时间，有关尼克松一生的精确资料最终被整理了出来。这个新毕业的年轻女律师工作勤奋，能力超群，效率高，善于与同事交流合作，颇得同事的信任与尊重。“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期间的工作是希拉里律师生涯中的浓重一笔。当她在华盛顿为自己前途而努力的时候，克林顿在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已落下了脚。1973年下半年，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克林顿准备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虽然是初次参选，知名度、人际资源都不能和那些老政客相比，但他还是决定背水一战。
希拉里跟克林顿通过电话保持着密切联系，她深为克林顿的勇气和毅力而感到骄傲，尽管远隔千里，但他们的心却因此离得更近了。
克林顿在选区中四处奔走，和选民亲切交谈，告诉他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竞争对手相比，克林顿显得年轻、富有朝气。希拉里在电话中倾听克林顿诉说的一切，与他共同分享欢乐。从希拉里口中，克林顿准确洞悉了身为共和党领袖的尼克松总统很可能被迫下台的信息，这无疑有助于克林顿扳倒其竞争对手——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哈默·施密特。
5月，初选结果揭晓，克林顿如愿当选。希拉里得知消息，幸福得有些晕眩，她甚至有些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但克林顿却在电话那头激动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他只是一遍遍地说着：“祝贺我吧，亲爱的，你知道，我一有消息就给你打电话。”
过了一阵儿，克林顿再次打来电话，请求希拉里去阿肯色州和他一起生活，他已经动用各种关系为她在阿肯色大学谋取到了一个教职，希拉里已无法拒绝。
但希拉里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去阿肯色州的决定遭到了几乎所有的朋友、家人以及认识她的人的一致反对，他们都觉得她这个决定是疯狂的。她的闺蜜萨拉·埃尔曼几乎是愤怒地责问她：“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打算不打算为自己的将来负责？”希拉里感觉非常孤独，不得不逼迫自己冷静下来，审问自己的心灵：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怎样才是自己最好的出路？自己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结果，她发现自己在耶鲁法学院的时候就爱上了克林顿，现在，她更加渴望走到他的身边。
扳倒了尼克松，也拒绝了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的邀请，1974年冬，希拉里义无反顾地来到阿肯色大学任教。此时，克林顿已经在这所大学任教1年多，两个年轻人终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阿肯色大学所在的费耶特维尔城的人民很喜欢这个新来的年轻女教师，希拉里对《阿肯色新闻报》说：“我喜爱费耶特维尔，也喜爱阿肯色。我不知为什么，但我确实感到温暖如家。”
1975年10月11日，星期六，离希拉里28岁生日还差15天的时候，希拉里·罗德姆与比尔·克林顿举行了婚礼。婚礼仪式是小规模的，出席的也多是双方的直系亲属以及密友。直到婚礼前最后一分钟，希拉里的母亲才发现女儿还没有礼服，于是带她去迪拉德百货商店买了一身传统结婚礼服。希拉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琐事，精明强干的她在生活方面有时的确显得很懵懂幼稚。
无论在气质、思想还是风格等方面，他们似乎都是理想的配偶。她传统的“男性气质”、活力和忍耐正好与他带有“女性气质”的温和、多情和敏感相匹配。这是理智与政党的结合，两个都很强悍的人彼此征服了对方，他们随后要做的就是“征服”美国人民，虽然他们当时这种理想并不清晰。
较量：中国加入WTO美国人不敢离开谈判桌
2月4日这个日子真的如期来到了。
美国政府公布了最后确定的对华贸易报复清单。
挥舞了多日的贸易报复大棒终于要打下来了。但美国人又“手下留情”，把报复总额从原来的28亿美元减少到了10.8亿美元。
报复的时间也推迟到了2月26日。
坎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推迟报复，是为了使已经启运但尚未到达美国口岸的进口商品不受影响。”这一“缓兵之计”给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预留了三个星期的“宽限期”，也为继续向中方讨价还价留下了回旋余地。
当天，坎特致函吴仪，建议2月13日重开谈判。他邀请中国派副部级以上代表团到华盛顿谈判，还非正式地邀请吴仪亲自率团前往华盛顿。
几天后，吴仪回函：邀请美方到北京谈判。
吴仪的邀请函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传出，传到华盛顿时间是星期日傍晚。这是一封中文信件，美方将其翻译成英文，星期一晚上送到美国最高层人士手中。随后，坎特举行记者招待会，带着有点兴奋的样子宣布两国将重开知识产权谈判。
两国代表私下里进行了“关于重开谈判的谈判”。
双方在具体协商谈判地点的时候出现分歧。
美国人向来要求最后一轮谈判到华盛顿去谈。在华盛顿谈，他们有各种情报机构，对中方来往的电话、传真清单、汇报都能截获，能摸到中方的底牌，向白宫汇报情况研究对策也比较方便。这一次，他们又坚决要求在华盛顿谈。
中方：“我们不会去。要谈判，你们到中国来。”
美方：“前几轮都是在北京谈的，这一次应该在华盛顿。”
中方：“这次正好是春节。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此时无法组团赴美。”
美方：“春节也必须来，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实施报复。”
中方：“春节这几天放假，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假。你们口口声声讲人权，春节的休息权也是人权，你们应该保护人权。你们为什么不在圣诞节到中国来谈？你们的圣诞节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的春节也不可侵犯。”
双方为此僵持了许久。
最后还是美国人坚持不下去了。
美方：“我们已经把报复清单从28亿压到10.8亿了，中国政府也应该有所表示。我们再退一步，去中国谈，但中方要发一个邀请函。”
中方：“我们上次发的邀请还有效，你们愿意来就来。”
这是中美两国避免贸易大战的最后机会。
世界舆论对这次“最后的谈判”的成败非常关注。
法新社报道：中美双方可能都已经走到了绝路上。
路透社报道：这是一场不会有赢家的战争。
美联社报道：华盛顿的态度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国际观察家们发现，美国贸易代表坎特的制裁调门儿实际上已经有所缓和了。2月4日，坎特宣布把报复清单从28亿美元减少到10.8亿美元，这说明，美国有意要控制一下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的规模。即使打仗，也不想打大仗。人们就此认为，美国方面实际上是后退了。2月6日，坎特为美国的做法辩护说：“打击盗版，但不打贸易战。”这种辩护更进一步说明了美国的后退。到了2月14日，即美国代表团飞抵北京这一天，坎特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中国有时间与美国达成协议，以避免一场贸易战。”这句话再次表明了美国的后退，他们不仅不想打贸易战，而且要避免打贸易战。坎特还破天荒地第一次承认“中国的著作权法是好的。”不过很快又补了一句：“问题是北京没有执行好这个法律。”
美国代表团一行于2月14日飞抵北京机场。
没有官员前往机场迎接，只有一群急切捕捉新闻的外国和港台记者早早等候在那里准备采访和拍照。美方团长李森智把皮箱放在一辆小推车上自己推出了通道。了不少正在候机的中国旅客上前围观。
李森智此时经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敢对中国说“不”的人曾经被美国人称作谈判桌上的英雄，他的“不妥协、不妥协、不妥协”的谈判态度一度受到美国舆论的大加赞扬，但是，现在看来，一味地对中国说“不”也是行不通的。总说“不”，就可能谈不成。谈不成，美国国内就会骂他无能。谈成了，但如果拿不到多少东西，国内就要骂他卖国。左右都不好交帐，都可能要丢饭碗。
这是一种两难的境地：既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贸易战，又要用贸易战的威胁来逼迫中国让步；既要从强硬的立场后退，又要保住美国人的面子。
李森智的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反映在谈判中。有时候，他特别会讨好中方代表，说出一串串好听的话，如“我们是不打不成交，可以做朋友。我也是苦出身，属于无产者，对中国是友好的……”但转眼间，他会翻脸不认人，又拍桌子又骂娘，表现得凶神恶煞一般。各种恶毒的话都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在激怒了中方代表，受到猛烈反击之后，他又会换一副面孔，露出笑脸说：“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既然在美国贸易代表处拿薪水，就得为老板卖命。我不能对你们太客气，否则，是要丢饭碗的……”中方代表对此气愤地说：这家伙简直是半人半鬼。
谈判桌上，李森智的态度有了变化。
过去，中方给他提供有关打击盗版侵权的报道，他看都不看，别说新闻报道，就连中国政府的白皮书都不看。而现在，他急着要收集这方面的任何动态。
中方代表递给他一份人民日报。报上刊登有新华社记者的一篇报道，其中讲到中国有关部门对部分光盘生产厂家盗版问题进行查处的情况。
李森智当场就要翻看这份报纸。
中方代表指点说：“消息在第四版。”
李森智急忙翻到第四版，仔细地看了一遍，边看边说：“这个消息很重要，很重要。这样重要的消息应该放在第一版。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报道。”
李森智到底要什么，自己似乎也不清楚。协议是一个筐，不管萝卜白菜抓到什么都要往里面装。只要把这个筐装满了，他就可以回去交帐了。中国已经采取的防止侵权打击盗版的许多措施，这时候都变成了他对中国的要求。
李森智：“必须在光盘生产线模具上刻SID码。”
高凌翰：“不用你来要求，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去年11月，所有光盘生产厂家都拿着模具到广东南海公司刻了这种识别码。”
李森智：“这一条必须写进协议。”
高凌翰：“我们已经写进了行动计划。”
李森智：“怎样保证这条措施有效实施？”
高凌翰：“发现问题就严肃查处。”
李森智：“下面有情况不往上报怎么办？”
高凌翰：“这就很难办。”
李森智：“你们有没有万全之策？”
高凌翰：“我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万全之策。”
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的法律顾问梅耶坐在李森智右侧。他是个嗓门很粗的大胖子，还长着一脸大胡子。他面前放着一本《英汉汉英词典》。
李森智让他就修改中国著作权法问题提出要求。
梅耶：“中国著作权法行文太复杂，搞不懂。”
高凌翰：“你们美国人的法律才复杂，比我们的法复杂得多。”
梅耶：“我们搞不清楚你们的法，搞不清楚。”
高凌翰：“哪一点不清楚？”
梅耶：“软件应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怎么上面不明确？”
高凌翰：“你睁开两眼看一看……”
梅耶：“还是不懂。你们的法律太复杂。”
高凌翰：“法律本来就应该是复杂的，不复杂还搞律师制干什么？这么浅显的问题都不懂，还在这里讨论什么法律？”
梅耶脸红了。美国人最怕别人讲他们无知。
美方代表理屈词穷了。
每当这种时候，李森智就开始演戏。
他猛地拍一下桌子：“警告你们，这次谈判是最后的机会！”
莱尔也拍桌子：“2月26日就要到了！”
莱尔过去是不拍桌子的，后来也拍，大家说她跟李森智学坏了。一谈到节骨眼上，她那只带着金戒指的小手就拍桌子，有时还连拍三下，把桌面拍得砰砰响。她拍桌子的时候，连屁股都欠了起来，好像要用足整个身子的力气。
双方从2月15日谈到2月20日，整整谈了6天。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立场的差距仍然很大，离达成协议路途遥远。李森智笑也罢，闹也罢，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能使中方从原则立场上后退半步。他多次扬言要中止谈判，要对中国立即实施贸易报复，但说说而已，并不敢真的离开谈判桌。
有一次，李森智似乎真的要离开谈判桌了。善于表演的李森智把目光朝两侧的美国代表左右一扫。其他美方代表心领神会，马上收拾起面前的文件。
李森智气鼓鼓地说：“没什么好谈的。我们走！”
美方其他代表跟着唰地一下站起来要走。
但他们并不离开座位，好像等着中方的挽留。
张月姣并不挽留：“你可以走。”
李森智带领美方代表走出谈判厅。但刚走到大厅外面，又突然停住了。他们并不想离开，也不敢离开。天很冷，风嗖嗖地刮着，他们就呆呆地站在大厅外面。
中方代表依然坐在谈判厅里不动。
谈判厅内外，双方就以这种方式对峙着。
中方代表段瑞春是谈判经验丰富、善于打破僵局的人。贾明儒对他说：“老段，美国人需要一个台阶下，你去把他们叫回来吧。”
段瑞春走到大厅外面，三言两语的“思想工作”，李森智二话没说就回来了，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李森智不敢离开谈判桌，却又在谈判桌上胡搅蛮缠。他并不是不想谈成，而是手中没有多少授权，只能这么纠缠。中方感到，再跟他这样谈下去，可能也谈不出个结果。在这种关键时刻，要解决问题，必须提高谈判级别。
中方向美国副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发出了邀请。
这个邀请，是对美国政府的诚意的检验。如果美国下了决心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报复，就不会在这个时候派巴尔舍夫斯来；如果巴尔舍夫斯基来了，肯定是奔着谈成来的，因为谈不成她就没法回去交帐。
美方还是要求到华盛顿谈。
中方回答说：我们不会去。要谈，你们到北京来。
中方静静地等待华盛顿的回音。
美国政府就此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进行研究，最后，还是决定派巴尔舍夫斯基到中国来。巴尔舍夫斯基提出了一些条件：要跟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谈判，然后要见吴仪，要见宋健，还要见中国的检察长和大法官。
1995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派来了两位女特使，一位是总统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一位是内阁能源部长奥利里。这两位特使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关键时刻同一天抵达中国，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两个女特使带来了两副面孔。
巴尔舍夫斯基是一副冷面孔。她抵京后立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威胁说：“也许双方存在的问题能在2月26日之前得到解决。我不想对26日以后我们将做什么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知识产权谈判的最后期限肯定就是2月26日。”
奥利里是一副热面孔。她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到中国后大谈生意经，迅速与中方签订了价值40亿美元的协议。她身后有一个由85人组成的总统使命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摩根财团、花旗银行、通用电器公司、阿莫科石油公司等数十家公司的大老板。他们与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和商界人士举行了高级别的能源问题会议，强调加强中美经济合作。
国际舆论认为：克林顿向中国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息。
奥利里带来的是胡萝卜，巴尔舍夫斯基带来的是大棒。
巴尔舍夫斯基抵达北京后的当天，就与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进行了谈判。她一上场就表现得很厉害，表情严肃，话语尖刻，好像中国欠着她多少帐似的，把本来就长的脸拉得老长老长。她年龄不大，刚由律师改行做官，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的时间不长，按说从事国际谈判的经验也不丰富，但她却要尽量装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派头，似乎着意在自我塑造一种“铁娘子”的形象。
巴尔舍斯基首先施加政治压力：“我们已经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表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诚意，遗憾的是，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没有进展。国会对此很不满意，向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克林顿总统的处境很困难。总统已经作出了让步，现在，该是中国作出让步的时候了。”
接着，她就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横加指责：“你们必须解决盗版问题。中国盗版猖獗，特别是音像制品盗版问题严重。盗版在我们美国叫什么？叫偷！”
孙振宇的回应针锋相对：“美国一年盗版软件达16亿美元，这叫什么？也是偷！音像盗版是一个国际问题。就像走私和贩毒一样，受利益驱动，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干。不光中国有盗版，东南亚有盗版，发达国家包括你们美国也有盗版。”
孙振宇的谈判经验十分丰富，特别是对美国进行经贸谈判的经验比较丰富。他长期在外经贸部美洲司工作，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及美国贸易代表处的情况有深刻了解。他曾经作为佟志广的助手参加过长达九轮异常艰苦的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在那场谈判中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谈判艺术。他与美国许多贸易官员交过锋，包括与“铁娘子”希尔斯交过锋。面前这个巴尔舍夫斯基难不倒他。
巴尔舍夫斯基：“你们的光盘生产线都在搞盗版。”
孙振宇：“这完全是夸大事实，是没有根据的瞎说。据我所知，上海的光盘生产线就没有盗版。你们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也承认这条线是合法生产的。”
巴尔舍夫斯基：“你们的软件有95%是盗版的”
孙振宇：“这更没有根据。我们许多部门在买美国计算机的时候，同时就把软件随机买进来了。难道，美国计算机带来的软件也是盗版的？”
巴尔舍夫斯基：“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实施贸易报复。”
孙振宇：“你们单方面宣布对一个国家进行贸易报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你们的‘特殊301条款’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国际上都批评你们这种做法。在打击贩毒、打击走私上我们可以合作，为什么在音像盗版问题上不能合作？为什么一定要用贸易报复来解决问题？中国不怕报复。中国将会立即进行反报复。”
孙振宇一条一条把她的要求了顶回去。
最后，巴尔舍夫斯基说了一句实话：“我们美国的企业界对这次谈判的协议期望值很高。所以，代表团在谈判中没有后退的域地。”
孙振宇：“我们也没有后退的域地！”
巴尔舍夫斯基要求面见吴仪。
中方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
她见吴仪的时候显得老实多了，口气也缓和多了。她在西雅图和雅加达与吴仪交过锋，知道吴仪厉害，美国代表处的人都知道吴仪厉害。
吴仪把她敲打了一下：“你们阻挠我们复关，在中国引起的反美情绪很厉害。请你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你们不要漫天要价。要价过高，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谈判过程中，我们政府为稳定群众情绪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你们漫天要价，在这个问题上会再掀起反美情绪。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注意。”
吴仪的这番话讲的相当坦率。
巴尔舍夫斯基在吴仪面前又提到了市场准入和司法等问题，吴仪把她的这些无理要求都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明确说：“知识产权谈判不应该包括市场准入问题，司法问题更不行。”
巴尔舍夫斯基说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贸易报复。
吴仪神情严肃：“我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次会谈可以说给巴尔舍夫斯基打了一针清醒剂，打掉了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发现，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不可能什么都满足美国的要求。
吴仪在会见巴尔舍夫斯基后，又会见了美国能源部长奥利里。
吴仪对她讲到正在进行的知识产权谈判，坦率地说：“中美贸易关系出现分歧不足为怪，但重要的是，要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分歧。”
奥利里听了点头称是。
吴仪说：“奥利里部长，你在这种微妙时刻率总统使命代表团访华，意味深长。特别是随行的有大批美国企业家，这无疑会给中美经济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奥利里对此表示赞同。
这位美国部长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几乎只字未提美国的对华贸易报复。而这时，距离美国宣布的贸易报复日期只剩下了仅仅3天。
在巴尔舍夫斯基来到北京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起码派来了12个情报人员。他们是来搜集情报的，是为了摸清中方在谈判中的底牌。他们有的以代表身份出现在谈判厅，有的则以别的活动为掩护出入于北京的一些重要场合。
为此，国务院领导强调一定要严守谈判纪律。中方代表团向外界和记者发表谈话时非常谨慎，商量问题时也都在一个固定的房间里。凡是美国人呆过的地方，中方就不在那里谈问题，以防美国人悄悄按装了窃听装置。直到最后，美国人也没有得到多少情报。克林顿批评他们没有摸清中方手里究竟有什么底牌。
已经到了必须达成协议的时候，否则，中美双方公布的贸易报复和反报复清单就要生效。所列商品，海关要自动增收100%的关税。
2月24日晚，中方把一揽子方案放在了谈判桌上，这个一揽子方案包括两份文件，一是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美国贸易代表坎特的换函，二是作为附件的中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吴仪和坎特的换函文字较短，《行动计划》长达30多页。
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就这份行动计划作了说明。
作为谈判的策略，孙振宇给巴尔舍夫斯基出了一道难题：“你可以大约概算一下，我们国家落实这个30多页的行动计划，需要多少钱？”
巴尔舍夫斯基：“多少？”
孙振宇：“一年，6500万美元。”
巴尔舍夫斯基有点惊讶：“需要这么多？”
孙振宇：“这还是很保守的估计。我给你算一笔帐：执行这个计划，执法人员需要增加550000人。一个人的年工资就得1万元，50000人就得5亿元人民币，合6500万美元。这还不算多，还有很多办公设备呢。我只要你6500万美元相应的技术援助费，怎么样？否则，我没有办法落实。”
这是孙振宇在谈判中打出的一张牌。
这张牌使巴尔舍夫斯基很为难。接受吧，她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尽管她夸大海口说可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提供援助，但一到了较真儿时候，就会很小气地把头缩回去。不接受吧，她又担心中方不执行协议，因为中方可以说：你提了那么多要求，我执行不了。我是发展中国家，你没给我任何援助，叫我怎么执行？
其实，这是一张“虚牌”。
中方并不准备真的要美国人的技术援助费。
不过，关于海关方面的援助是实的。双方谈定，美国向中国海关提供执行行动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不是一般的设备，是用于全国联网的大型计算机。
孙振宇将了巴尔舍夫斯基一军之后，言归正传：“我们提交的这个一揽子方案，充分反映了中方的诚意。方案里面尽可能地写进了美方的合理要求。中方要求美国必须撤销‘特殊301调查’的报复单子。”
巴尔舍夫斯基；“对你们的这个方案，我还不满意呢。”
孙振宇：“这是最后方案。你要就要，不要，咱们就吹。我们中国方面不可能再有任何灵活了。你赶快把它报回去给坎特看吧。”
巴尔舍夫斯基：“好吧。我先把它报回去。”
这天谈判结束的时候，孙振宇告诉巴尔舍夫斯基一个消息：“有件事你也许会感兴趣：明天，法院可能要对深飞的案子开庭审理。”
巴尔舍夫斯基：“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美国人一直等待着对深飞的处理。他们从谈判一开始就要求中国关闭所有光盘生产厂，后来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就把矛头集中对准了深飞。他们除了在谈判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关闭深飞，还动员美国电影协会通过法院起诉深飞。坎特在华盛顿曾多次扬言：不关闭深飞，谈判就不可能达成协议。
如何处理深飞，成了中方手里的一张大牌。
法院审理深飞案件的消息使巴尔舍夫斯基很兴奋。当晚，她离开谈判厅回驻地的时候对路透社记者说：“明天，谈判就会有十分重大的进展。”
然而，第二天，巴尔舍夫斯基一进谈判厅就大发雷霆。
她猛地拍一下桌子，说：“你们中国到底还想不想签订协议？你们法院在这个时候把深飞的案子驳回，让我怎么向国会交待？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原来，美国电影协会起诉深飞侵权的证据不足，法院决定给原告一个月时间收集补充新的证据。法院并未将其驳回，而是决定一个月后再开庭。
孙振宇：“想不想要协议，你得问自己。你们美国人还要什么？你要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提出了30多页的行动计划。你还想要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深飞的问题，为什么突然驳回？”
孙振宇：“法院驳回是法院的事，你找得着我们政府吗？这正说明我们的司法独立。我们政府不能替法院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承诺。”
巴尔舍夫斯基非常着急。深飞虽然只是一个具体问题，但美国舆论已经把它炒得很凶，甚至夸大成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深飞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谈判可能真的难以达成协议，那么她的中国之行就会大失面子；如果谈判达成了协议，而深飞问题没有解决，她的中国之行也将难以交帐。
巴尔舍夫斯基急了：“你们对深飞准备怎么办？难道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孙振宇：“我们将要对这个厂采取行动。”
巴尔舍夫斯基急着追问：“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其实，深飞这张大牌一直握在中方手中。一个星期前，宣布对深飞停业整顿的决定就已经拟好，一直放在中方代表、新闻出版署音像管理司副司长任裕湛的包里。孙振宇指示，不要急于打出这张牌，关键牌要打在最关键的时候。
现在就到了关键的时候。
孙振宇：这张牌可以打出来了。
2月26日，中国各主要报纸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新闻出版署近日作出决定，对违反音像出版管理有关规定，有严重侵犯版权行为的深圳深飞，激光光学有限公司和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给予停业整顿的处罚。
据查，深圳深飞公司不认真审核版权授权的合法性，为外商复制加工《侏罗纪公园》等激光视盘、激光唱盘，部分出口海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与珠海龙艺音像公司（私营企业）签订协议，由该社提供13个版号，为非出版单位出版盗版侵权激光唱盘提供合法手续……
这条消息立即被香港、台湾和美国的报纸在突出位置转载。各报的评论都认为，这一处理决定是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即将达成协议的重要迹象。坎特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政府对中国这一举动表示欢迎。
美国谈判代表得到这一消息的时间是在2月25日夜间。
中国没有按照美方的要求彻底关闭深飞，仅仅是宣布对其进行停业整顿。巴尔舍夫斯基尽管对此很不满意，但还是长长地抒了一口气。
深飞问题解决之后，她又缠住市场准入问题不放。
已经是深夜1点半，双方还僵在这个问题上。
巴尔舍夫斯基坚持要在中国建立美国的出版社、音像公司及其他独资公司和合资公司，从事音像制品等知识产权产品的出版、复制、发行、零售业务。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坚决顶住不肯松口。
孙振宇：“成立独资的出版机构绝对不行。”
巴尔舍夫斯基：“搞合资的也不行？”
孙振宇：“复制可以搞合资，但出版、发行不能搞。”
巴尔舍夫斯基：“你们的立场后退了？”
孙振宇：“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
巴尔舍夫斯基如梦初醒：“谈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还不知道，在音像制品出版上你们不会允许搞合资，不会允许我们搞发行。”
孙振宇：“你这是在做梦，根本不可能！”
巴尔舍夫斯基觉得非常为难了。她发现，在音像出版领域办合资公司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眼下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接受中方的一张“虚牌”——允许在音像复制领域建立合资企业。她知道，这绝对是一张“虚牌”，根本算不上中方的让步，因为已经是既成事实。中国现有的29家激光唱片复制企业中，除了深飞之外，其他28家本来就是合资企业，而且，其中有好几家是中美合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再把这一要求写进协议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这张“虚牌”对巴尔舍夫斯基也是有用的。
巴尔舍夫斯基和李森智、莱尔开始紧张商议。她最担心的，是能不能向国内交帐。李森智和莱尔建议她接受中方这张“虚牌”，因为在国内可以把“虚牌”当作“实牌”打。国会和企业界并不太明白出版与复制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真正区别。许多人以为允许复制就等于允许出版。因此，可以演一场戏给国内看。
当即，他们给华盛顿通了电话，并征得了同意。
于是，美国人放弃了在中国创办出版社、音像制品公司和计算机软件公司的独资企业要求，放弃了合资企业从事出版、发行、销售和放映音像制品的要求。协议中写进了这么一条：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复制的中外合资企业，但其产品的销售要通过与中国出版社签订合同进行。
这个大难题按照中方的意愿解决了。
1995年2月26日，谈判的最后一天。
谈判厅里，双方代表还在紧张工作。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周末观念非常牢固的美国人已经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准备一离开谈判厅马上就直奔机场。但是，由于谈判中不时出现分歧，草签仪式一拖再拖，他们不得不退了机票。谈判好像是一个烂泥潭，他们的双腿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从一些美方代表的情绪看，他们已经有点熬不下去了。
到今天，双方代表已经在谈判厅里连续谈了12天。这可不是一般的谈天，而是紧紧张地谈，加班加点地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谈，在激烈的辩论中谈，在口干舌燥中谈。谈到最后，双方代表从体力到心理都开始有点坚持不住了。
不少中方代表谈病了。贾明儒接连几天高烧不退，仍然在参加对文本的最后推敲。高凌翰的高血压开始犯了，急得助手一个劲儿地提醒他不要在争吵时过于激动。来自专利局的文希凯患了感冒，茶杯里一天到晚总是泡着感冒冲剂。来自外交部的代表已经病了一个月，换一个处长来，也累得生病了。
硬打精神的美方代表也有几个人患了感冒。天气很冷，谈判厅里也很冷，爱打扮的莱尔每天穿裙子，别说谈得太苦太累，冻也冻感冒了。她嗓子很疼，与中方争吵的时候嗓子开始嘶哑。她主动向中方要感冒药。中方有的代表说：不给她药，省得她给中方吵。但善良仁厚的张月姣还是从机关里给她找来了药。
午饭都在谈判厅里吃。美方吃皮萨饼，中方吃麦当劳。美方吃麦当劳，中方吃盒饭。谈到最后，连麦当劳也不想吃了，因为谈得太累，就想喝一口热水。谈判常常误了吃饭时间，中方代表就到附近的小饭馆里随便吃几口饺子喝几口热汤。
有时谈到深夜，饭也没有了，双方代表就吃糖块充饥。大家谈出经验了，进谈判厅的时候都带糖。谈得顺利的时候，双方代表就往对方桌面上扔一些糖块表示友好。但李森智和莱尔从来不管别人，只顾吃自己的巧克力。再谈到后来，谈判厅里预备的矿泉水也喝完了，习惯喝矿泉水的美国人只好跟着喝茶……
穷极无聊的美国人唱起歌来了。
先是一个人哼哼唱，后来几个人一起唱。
他们唱的是什么？中方代表开始时听不明白，但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看美国人唱歌时那副奇怪的表情，似乎歌词也与谈判有关。
仔细听一听——
“Hwo can get owr of fhe ynil……”（什么时候才能从监狱里出去？）
中方代表觉得非常好笑。
再仔细听一听——
原来是一首美国歌曲的调子，但歌词是临时填上的：
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纽约
我的家乡。什么时候
才能离开外经贸部
这个监狱……
中方代表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美国人确实是顶不住了。
怨谁呢？是你们自己要来找茬儿的，是你们自己把自己困在这里的。老老实实在你们美国呆着不好吗？干么总是要当世界警察？
协议文本终于核对完了。
双方交换了文本，准备举行草签仪式。
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海关总署的代表孟扬突然发现协议中还有问题——美国人加进去的一条私货在核对时没有查出来。这一条的内容是：中国海关人员可以应约到美国去就中国所关心的知识产保护的内容提供建议和帮助。
表面看，这一条似乎没什么问题，写的是美国方面承担的义务。但美国人为什么这样主动地写进自己的义务？
这里面有猫腻。
孟扬提出：必须拿掉这一条。即使不要美国人给海关的援助，不要他们的大型计算机等设备，也必须把这一条删掉。
这一条的问题很严重吗？
孟扬说：很严重很严重。
这里面有美国人的良苦用心。中国海关正在与美国海关谈判一项互助协议，美方在谈判中提出一项要求：美国的海关人员到中国来提供建议和帮助。中国海关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一条原则：不让美国海关人员到中国来，同时中国海关人员也不替美国办事。美国人在海关谈判中没有实现的要求，却在知识产权谈判协议中悄悄加进来了。如果协议通过了，美国人在海关谈判中就有了理由，就会说：双方有协议，你没道理不允许我到你中国来。这会使海关在下一步的谈判陷入被动。
孟扬很着急，急得都要哭了。
这时候文本已经交换，最后期限也到了。
总不能把整个协议推翻吧。
中方代表团紧急研究，想来想去，只能采取变通的办法。外经部副部长孙振宇给海关总署负责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解释了造成这个失误的原因，建议为了整个谈判的大局，这一条就不要拿掉了。不然，整个协议会受到影响。如果因为这一条达不成协议，后果严重，损失更大。海关负责同志顾全大局，非常体谅代表团的难处，明确表示，服从全局，不能因为这一条影响协议的签订。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协议的草签仪式准备进行。
美国人又突然叫起来了：“NO！NO！”
他们也发现协议中漏了一条要求。这一条的内容是：按照最惠国待遇，美国的有关协会可以在中国设立机构，通过法律途径收集一些侵权事实，并在将来的诉讼过程中作为证据。这一条在谈判中提出过，但最后打成的正式文本中却忘了写。李森智和莱尔找张月姣，巴尔舍夫斯基找孙振宇，非常着急地要把这一条加上去。
美方：“这一条必须加。没这一条，我们回去不好交待。”
中方：“加这一条等于重新谈判。不能加。”
美国人向中方再三求情，看样子，他们是真的着急了。
美方：“这个不加，回去就没法办了。”
中方：“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难道要推翻协议？”
美方：“你要不加，整个协议就不能达成了。”
美方急得团团转，再三坚持要加上。
这样就给中方提供了一个交换的机会。
中方：“你加这一条，有个条件，把海关那一条删去。”
美方：“删掉那一条可不行。”
中方：“不删，你也甭想加。”
美方代表紧急商量对策。李森智和莱尔作不了主，巴尔舍夫斯基也作不了主，就当场给华盛顿打电话请示，华盛顿竟然同意了。
于是，双方做了一笔交易，皆大欢喜。
文本不得不用电脑又重新打了一遍。
双方代表紧紧张张地收拾桌面上的东西，准备去参加协议草签仪式。中方一位女工作人员这时候在洗手间里意外地发现了莱尔。莱尔此时已经非常疲劳，十几天没日没夜的谈判使她变得瘦削而憔悴。她抓紧点滴时间梳洗打扮，又是抹粉，又是涂口红，看来是要在草签仪式上掩饰自己的狼狈。被中方人员在这种地方发现，她有点不好意思，边慌慌张张地化妆，边说：“下一次到中国来，一定要问清是干什么的。如果让谈判，我再也不来了。这真是太困难了，太困难了……”
夜里11点，签字大厅的门终于敞开了。
谈判的“最后期限”这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白宫和中南海都在屏住呼吸注视着这个地方。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个地方。
巴尔舍夫斯基和孙振宇并排走进签字大厅。他们身后跟着的有张月姣、段瑞春，李森智、莱尔及参加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大家在签字长桌后面排成了两排。这时候，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前来出席草签仪式，她的出现引起了掌声。
等候了整整一天的中外记者拿起“轻重武器”一起向他们“开火”，摄影机摄像机的镁光灯在大厅里不停地闪闪烁烁。
草签仪式正式开始。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分别代表双方代表团在协议上签了字。
仪式结束后，吴仪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这项协议的达成是中美双方共同采取务实态度的结果，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知识产权谈判是一场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两国关系大局的非常重要的谈判。两国共同的长远的经济贸易利益是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最重要的基础。两国在经贸方面虽然还存在一些摩擦和纠纷，但这些问题和障碍都是可以通过平等磋商得到解决的。过去的经验和今天的协议都证明了这一点。希望今天达成的协议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提问。
记者：“这场贸易战看起来不可避免，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协议？”
坎特：“中国关闭了深飞。”
记者：“美国作出了哪些让步？”
坎特：“美国取消了根据特殊301条款对中国贸易进行调查的决定，还同意为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使它能够仿照美国的海关署建立自己的海关署。两国同意合作，增加其他有竞争力的外国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
记者：“美国是否将改变政策，支持中国复关？”
坎特：“这项协议有助于中国尽快加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一直渴望着这样做。”但他又说：“它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没有直接联系。”
半个月后的3月11日，坎特飞抵北京。
他是来参加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的。
这次签字仪式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小细节：由于这次谈判的协议不是联合公报，也不是谅解备忘录，而是各自给对方写一封信作为换文，吴仪和坎特本来只在自己给对方的信上签字就行了，但他们两个都忙中出错，在对方给自己的信上也签了字。但在这样的场合，也顾不得改了，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签字仪式上还出现了一则有趣的小花絮：路透社记者白杰夫手拿一张光盘问吴仪：“吴仪部长，这是一个著名软件。四个星期前，一家非法生产软件的公司被取缔。而现在，这家公司又在出售这种软件，价格为150元至200元人民币。而这种软件的真正价格是2万美金……”吴仪回答说：“昨天，我国刚刚发布一项通知，要求各地严肃查处盗版行为。”而后，吴仪又把白杰夫叫到身边，问：“这个盗版软件是从哪个地方发现的？你告诉我，我立即派人去查。”
签字仪式顺利举行，吴仪和坎特举起香槟酒互致祝贺。
吴仪：“相信新协议将会成为中美经贸继续发展的新的转折点。”
坎特：“中美双方都是羸家。”
坎特还宣布：中美两国同意重开复关谈判。
3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了坎特，高度赞扬了两国就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协议，给这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二章 追忆卡扎菲
仇恨的种子：卡扎菲十几岁起就准备造反
幼时卡扎菲
在卡扎菲诞生时，其父年近六旬，老年得子，对其钟爱有加，给他取了一个圣徒的名字：穆阿迈尔，希望他能有所作为。
卡扎菲全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年诞生在海滨城市苏尔特以南30公里沙漠中的一个羊皮帐篷里。他的父母都是贫穷的贝都因牧民，属于柏柏尔的一个叫卡扎法的小部落，这个小部落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是很奇怪的，也是很难听的：卡扎法的意思是咯血或呕吐。这个部落是一个漂泊不定的小部落。
卡扎法部落的称谓系由柏柏尔文字转化而来，这有其历史背景。柏柏尔人为利比亚土著民族。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进入利比亚战胜柏柏尔人后，带来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后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渐相互同化、相互融合在一起。卡扎法的名称就是阿拉伯文和柏柏尔文融合的产物，卡扎法部落中的部落民也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混杂繁衍的产物。
据史料记载，征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多来自也门，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在利比亚定居下来，其中有的人就辗转到苏尔特以南地区，逐渐形成卡扎法部落。卡扎菲在一次报告中也曾提到此事。他说：“假如利比亚一切水源枯竭，我将回到也门去。”卡扎法部落的人和利比亚学者，他们大多认为卡扎法部落的根在也门。
卡扎法部落像利比亚的大多数部落一样，基本上都是阿拉伯贝都因人，部落人家散居在戈壁沙漠中。这里的沙漠并不是好莱坞影片中满是金色沙洲和流动沙丘的大沙漠，而是灰色的原野，有岩石也有灌木丛。夏天赤日如火，冬天受地中海风的影响，寒冷异常。大多数利比亚人都住在海岸边的城镇中，或者住在沙漠绿洲上。
卡扎菲的孩童时代就是在这一广袤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这里气候恶劣，没有现代人所认为理应具备的起码生活条件：自来水、排水管道和电。卡扎菲一家在很大程度上承继着其祖先几个世纪来的生活习惯。卡扎菲的父亲以放牧骆驼和羊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卡扎菲的父亲叫穆罕默德，其母叫阿依莎，两人都是目不识丁的牧民。在掌握政权以后，卡扎菲与父母的关系仍很密切，但是由于奇妙的文化差异，卡扎菲坚持让他们继续在帐篷里生活。
卡扎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唯一的男孩。尽管家中贫寒，但卡扎菲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卡扎菲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死于癌症，另一个姐姐与当地人结婚，第三个姐姐嫁给了麦萨奥德·哈费兹，此人后来曾担任过费赞省的总督。
部落生活显得十分枯燥无味，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但是，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卡扎菲吃苦耐劳的品格。童年时代的卡扎菲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大人讲故事。卡扎菲的双亲和邻居经常给卡扎菲及其小伙伴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包括贝都因人的传统，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利比亚的历史，外国对利比亚的入侵，阿拉伯和利比亚出现的英雄人物，部落中的逸事趣谈，孩子们爱听的神话故事等。
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卡扎菲的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意大利于1912年10月占领利比亚，取代了土耳其，并将利比亚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这激起了利比亚人民的反抗。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目墨索里尼上台后，提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纲领，向利比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图全面控制利比亚。利比亚人民为反对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其中以奥马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游击队最为出名。
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校长，在利比亚人民反意斗争的浪潮推动下，他弃教从戎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在战斗中成长，成为数千人游击队武装的领导人。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游牧民，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屡屡重创意大利殖民军。意大利殖民军采取铁血政策，残酷镇压利比亚游击队，致使利比亚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利比亚民族主义领导人陆续遭杀害或被俘。
奥马尔·穆赫塔尔在困境中坚持斗争。1931年9月11日他在绿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落马倒地，陷入敌军重围，负伤被俘。他在敌牢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在两万多名利比亚群众面前被意大利法西斯处以绞刑。奥马尔·穆赫塔尔被利比亚人民视为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卡扎菲从小就对他崇拜不已，矢志长大后做一个奥马尔·穆赫塔尔式的人物。
卡扎菲长到入学年龄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父亲还是决定送他上学读书。卡扎菲进入了苏尔特一所小学学习，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是贝都因人，城里的孩子都称他为乡巴佬。他从上学一开始就感到了压力，但他将这种压力变为了动力。白天他在学校读书，晚上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
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家，星期五为周休日。每周星期四放学后，卡扎菲步行约30公里回家，星期五下午又返回苏尔特。他在往返途中要穿过沙漠地区。这种长途跋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
卡扎菲14岁时，他们一家人迁到西南部的费赞省塞卜哈居住。他父亲为当地部落酋长看护财产，他们一家住在塞卜哈城外两英里远的一处小房子里。这样，卡扎菲进入了塞卜哈中学读书。
中学阶段是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阅读报刊，收听埃及电台“开罗之音”广播，努力增加对外界的了解，深入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在这期间，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演讲及其名著《革命哲学》，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深深地镌刻在卡扎菲的脑海中，使卡扎菲在发动革命问题上学到了第一课。
从小埋下仇恨的种子
卡扎菲的双亲目不识丁，但是他们按照贝多因人的传统，给孩子们讲述许多关于他们部落及其历史的故事，讲述部落出现的英雄人物和外国歹徒。反对帝国主义和怀疑、讨厌外国人的种子已在这个家族中扎下了根，它给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的外交政策蒙上了阴影。
卡扎菲的父亲每周都将儿子带到其宗教老师那儿上课，学习《古兰经》。从老师那儿，卡扎菲知道了伟大的穆罕默德·宾·阿里·阿尔·赛努西这位利比亚历史上的伟大英雄。他给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3省的不同部落以宗教，并产生了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
伟大的赛努西诞生在18世纪末，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代。他先后在非斯、摩洛哥和开罗学习过宗教，正如150年以后的卡扎菲一样，他在这些地方被埃及的宗教领导者们斥责为违背正统乃至异端。阿尔·赛努西到过麦加，又到昔兰尼加沙漠一个遥远的绿洲，建立起第一个令苏菲派鼓舞的宗教据点。1856年他又将其大本营迁移到离埃及边境不远的杰格布卜。阿尔·赛努西的伊斯兰教派主张禁欲和原教旨主义，对好战的贝都因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成为能够给各部落制定法律、建立秩序的唯一人物。
赛努西的教团在三代人的时间里从非斯拓展到大马士革，从君士坦丁堡拓展到印度。它在东北非、苏丹、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也有立足之处。它的成功对在伊斯兰教影响下的年轻的卡扎菲而言是一个可借鉴的先例，他不仅要将各不相同的部落联合起来，而且要将不同的国家联合起来。
土耳其人的统治也许是松散和无效的，却不是苛刻专横的。而对意大利人却不能作这种略带赞许之词的评价，意大利人在1911年开始进行残酷而富有侵略性的殖民活动。
卡扎菲是在饱经意大利蹂躏利比亚的暴行中长大的。“甚至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曾经被判过死刑，而在最后时刻才获释的，”卡扎菲这么说，“我的祖父作为意大利人的受害者，死于1911年。”
意大利人用最新式的战争武器，包括飞机和飞艇大规模地入侵利比亚，但遭到了来自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各部落的顽强抵抗。意大利人像从前的侵略者一样，遭受了失败，撤退到海岸边。在那里，他们打算不仅统治利比亚，而且要把利比亚变成殖民地。意大利人将利比亚视为“第四海岸”，到殖民活动的末期，已有10万多意大利人在利比亚领土上定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赛努西教团领导人萨以德·艾哈迈德·阿尔·谢里夫决定与土耳其人结成盟国。土耳其人站在德国一边与英国和意大利作战。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断。1915年德国鼓动赛努西教团对英国在埃及西部沙漠地带的战略要点发动进攻。赛努西教团在马特鲁港被彻底击溃，于是萨以德·艾哈迈德·阿尔·谢里夫将权力移交给其表兄弟萨以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萨以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后来的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喜欢平静的生活，希望能善始善终地完成其统治，所以他马上同英国达成了和平。伊德里斯还同意大利达成协议，这一妥协方案承认他在内地得到的统治权；作为酬报，意大利人控制了海岸的城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罗马自由政体和大量共和国政权在欧洲的出现，的黎波里塔尼亚宣布脱离意大利的统治而独立，成为一个阿拉伯共和国。但是，这种政治倾向持续时间并不长。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上台后不久，就开始重新征服利比亚，并声称：“事实上意大利正在我们的第四海岸上缔造文明——总体上是西方文明，特别是法西斯文明。”
1922年4月，的黎波里塔尼亚人因为不能够解决部落内部的分歧，同时也为抗击意大利人，主动推举伊德里斯为整个利比亚的酋长。伊德里斯也没有经受住挑战，不久便逃亡到埃及。而赛努西教团余部，在富有战斗精神的萨以德·艾哈迈德·阿尔·谢里夫和各地区领导人如奥马尔·穆哈塔尔等的领导下，和入侵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展开了勇敢的游击战。
20年代后期，墨索里尼派遣最孚众望的将军鲁道夫·格拉扎尼前往利比亚扫清抵抗力量。格拉扎尼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任务。战争记录上记载着这位意大利将军的累累罪恶。据载意大利人轰炸市民，杀害了许多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强奸妇女并将其肚子剖开；践踏《古兰经》；将男人逼上飞机，然后将他们从400米的高空中推下来摔死。
格拉扎尼称“到处都是对我的攻击、诽谤和诋毁”。他为此心绪不宁。他在《叛乱的痛苦》一书中写道：“看到纯粹的法西斯主义拯救了昔兰尼加，使它免受步步进逼的地中海沿岸东部势力的影响——这股势力企图摆脱文明的拉丁势力——我的良心变得恬静而刚毅。”
利比亚是以极高昂的代价“被拯救”的。在格拉扎尼的“文明军队”统治下，每年有万名利比亚人被处死。牧民们被转移到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人死在那儿。意大利人沿着利比亚和埃及的边界建起了200英里的铁蒺藜墙来防止利比亚人逃跑。这一时期，很少有利比亚家庭能完整无缺地延存下来，卡扎菲的祖父就死于这一时期。
卡扎菲所在部落有300人被意大利人逼得走投无路，逃到邻近的乍得。如果说在利比亚人仇敌的名单上，格拉扎尼是坏人头子的话，那么少年时代卡扎菲崇拜的英雄便是奥马尔·穆哈塔尔，此人是利比亚现代史上的烈士之一，卡扎菲在许多重要讲话中都提到过他。在《沙漠之狮》这部电影中，主要人物安东尼·奎恩代表穆哈塔尔，奥立福·里德代表格拉扎尼。这部电影被译为阿拉伯语，几乎每夜都在利比亚电视上演播。
的黎波里最终在1943年1月落入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手中，利比亚满目疮痍。意大利没做任何善举来推动利比亚的发展，文盲超过90%，没有工业也没有石油。更糟的是，利比亚还前途未卜。1942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下院曾信誓旦旦地说：“英国政府决定，战后昔兰尼加赛努西教团绝不能再被置于意大利的统治之下。”
英国将逃亡的萨以德·伊德里斯迎接回来，对此十分得意。伊德里斯尽管在昔兰尼加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他的命令却不像1918—1922年共和制时期那样畅通，而且还有外国人继续留在利比亚的问题。1943年，莱克勒克将军指挥下的法国自由旅在南部的费赞省安下大营。为保护其在中非和西非的利益，法国急忙向这里派驻军队。同年，美国空军接管了的黎波里东部的麦拉拉机场，在其后两年时间内，据说花费了10亿美元来扩建这个机场。事实上，世界主要大国，包括苏联很快就认识到利比亚在战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控制了利比亚就能够控制地中海的海上航线，在对撒哈拉周围区、特别是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苏丹和埃及的事务发挥影响上，处于优越的地位。
1945年，当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召开会议讨论意大利前殖民地的前途时，情况很明朗，参加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觊觎利比亚的领土。意大利刚一站稳脚跟，便宣称它对在实行法西斯主义之前所获取的土地拥有所有权，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还有托管权。
1949年5月，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恩斯特·贝文和意大利外长卡洛·索夫查达成妥协，同意在利比亚10年后独立之前，英国在昔兰尼亚、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在费赞享有托管权。
这一方案在利比亚却不得人心，在阿拉伯世界更是如此。1949年利比亚代表巧妙的游说活动使这一方案没有被联合国大会所采纳。（人们原来预料赞成贝文—索夫查方案的将获得多数票，海地人埃米尔·圣·洛特的一票扭转了局面。现在的黎波里的一条街道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联合国大会赞成利比亚成为主权国家。联合国专员荷兰人艾德里安·佩尔特还必须与各地区强有力的竞争者进行争斗。的黎波里塔尼亚各政治党派（都属于民族大会党）反对赛努西教团以萨依德·伊德里斯为世袭君主的建议，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决定以哪里作为首都。大家最后同意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为联合首都，轮流作为政府所在地。
但是，1951年10月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个含有213条条款的宪法。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成为世袭君主制独立国家。政府按联邦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部分组成。后来成为总理的阿布杜尔·哈迈德·贝科什说，1951年利比亚还是一盘散沙。它一年的收入仅仅是300万英镑，这些收入是英国和美国使用利比亚领土作为军事基地所付的租金。
在利比亚获得独立时，卡扎菲还在苏尔特的一所小学读书。
起点始于教室
在赛卜哈读高中期间，卡扎菲领导了多次支持纳赛尔的示威。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才14岁，但就在这时，他下了决心，要把利比亚的国王推翻，他认为国王是英国人的应声虫。“我们应该加入军队，”卡扎菲对他的同学们说，“这是搞革命的唯一道路。”
卡扎菲的政治觉悟开始于50年代后期。卡扎菲曾说：“发生了许多事情：阿拉伯民族主义爆发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阿尔及利亚为独立而战斗，伊拉克君主制被推翻了；而在利比亚，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有一个老皇帝，一个愚蠢的王储和一个腐败的政府。”
如果说利比亚的革命有其起点的话，那么这起点就是在塞卜哈中学的教室里。魅力非凡、风华正茂的卡扎菲吸引了很多朋友，直到1969年卡扎菲掌握政权后这些人一直由他领导。这些朋友中有迈格哈部落的阿布杜尔·萨拉姆·贾卢德，他很快就成为卡扎菲信赖的得力帮手。据一位名叫阿布杜尔·瓦菲·阿尔·葛第的教师说，这两个人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说卡扎菲是“天才、诚实和孤寂的人，他的节制接近于禁欲主义”。
卡扎菲是班上最大的孩子，老师记忆中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已成长为一位雄辩滔滔的鼓动者。一位同学还记得，卡扎菲站在公园的墙上对他的同伴慷慨陈词。他的朋友有时随身带着小凳子，以便让他能站在凳子上演讲。
卡扎菲的雄心已超出课堂。他在塞卜哈读高中时的一位教师名为穆罕默德·艾菲，是埃及人。这位教师说，一次下课后卡扎菲来找他，并交给他一张字条。上面有4个问题：“金字塔的结构是什么？组织这种结构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在利比亚是否有发动一次革命的可能性？如果在利比亚国土上发生革命，埃及会不会帮助利比亚人民？”艾菲说，他对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深表同情，并对他解释了金字塔的结构原理。他指出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保持距离的必要性，说明取得最大效果和合作对中央领导权而言是何等困难。艾菲告诉他，每一次革命都需要军队的支持。
这是利比亚的觉醒时期。经过几个世纪的被占领，这个刚刚独立、处在懦弱的伊德里斯国王统治下国家的年轻公民，第一次显露出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些年轻人在接受教育，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并且如饥似渴地收听着广播，以及埃及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埃及电台“开罗之音”中所发表的雄辩有力的讲话。卡扎菲还阅读在利比亚传阅甚广的埃及报纸，并和许多埃及人谈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学校里教书，在政府机关里工作，是纳赛尔的热心追随者。
卡扎菲收听广播。他将纳赛尔的讲话铭记在心，能向他的同学逐字逐句地背诵这些讲话。这些讲话每天都通过无线电传播到利比亚，它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外国在利比亚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它谈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光荣传统、民族主义和团结。
对少年卡扎菲影响最深的书籍，除了《古兰经》外就是纳赛尔的《革命哲学》。在这本书中，纳赛尔讲述了他怎样组织“自由军官组织”，并在1952年推翻了埃及君主制。这本书虽然标题有些枯燥无味，但它的许多部分读来惊心动魄，深深地吸引住了塞卜哈的孩子们：“那个时期（指他们策划革命时）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惊险的侦探小说。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为别人知，并且有暗号。我们潜伏在隐蔽处，许多地方都藏着手枪和手榴弹，向敌人开火是我们殷切盼望的事情。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多次尝试，我们沿这条冒险的道路勇往直前，那时的思想感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纳赛尔的小册子对卡扎菲的革命颇具启示，它蕴涵着卡扎菲革命的蓝图。
纳赛尔的思想和伊德里斯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
伊德里斯常常用尖厉刺耳的嗓音讲述其外交政策。那是一条完美的路线，既可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又可在经济上依靠西方，既可以同苏联含情脉脉，又可与西方保持巩固的联盟。贫困的利比亚政府可能除了采取这种谨小慎微的外交政策外，别无良策。但对狂热的纳赛尔信徒而言，这种外交政策似乎太温和了，简直是怯懦行为。
伊德里斯虽和赛努西一样出身名门，却是个柔弱的人。他把自己更多地看成是宗教领袖而非是政治领袖。他更愿意与书籍为伴，而不是与人民为伴。政权落到其家族成员及其身边的人手中，腐败行为到处泛滥。1953年利比亚加入阿拉伯联盟，于是同英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同盟条约。英国获得了军事上的便利，尤其是的黎波里附近的伊德里斯机场和托卜鲁克附近的阿尔·阿代姆补给站。作为酬报，英国答应每年给予利比亚100万英镑的经济援助，在5年多时间内给利比亚200多万英镑的预算援助和武器供应。而按照1954年9月的协议，利比亚将在10年时间里从美国获得42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获准在的黎波里外的威鲁斯拥有自己的飞机场，威鲁斯成为美国陆军和空军的补给站，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阿尔·瓦提亚成为炸弹和导弹试验场。这3个军事基地的租金成为利比亚最大的收入来源。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利比亚政策中西方和阿拉伯关系的链节开始危险地脱离。穆斯塔法·宾·哈利姆首相冒着疏远西方盟国的危险，支持纳赛尔在7月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迫使英国和美国保证，不使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反对埃及。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军队入侵运河地带，利比亚国内很多人要求在军事上全力支持埃及，断绝同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关系。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则号召向英国的军事基地发动进攻。10月31日，宾·哈利姆发布命令，宣布全国处于戒严状态。但埃及驻的黎波里使馆的武官伊斯梅尔·萨第克却向利比亚人散发武器，并鼓动他们袭击英国的军事据点。宾·哈利姆消弭了这场危机，这位埃及武官被送到埃及边境，强迫离开利比亚。纳赛尔总统派人给伊德里斯国王送来一封短信，表示歉意。
在利比亚，公开的政治反对党是没有的——伊德里斯执政不久后便对此严格禁止——但工会组织却成为反君主政体的基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工会发展成员，尽管它还不是卡扎菲在70年代强制推行的全面禁止令。
50年代末和60年代，反对党势力确实微不足道，而且不能公开活动。复兴党和穆斯林兄弟会最为深入人心，主要是由于它们的泛阿拉伯思想、反西方思潮和纳赛尔信仰。
卡扎菲在那个时期，是在与世隔绝、只能听到开罗电台和纳赛尔的声音的情况下度过的。
卡扎菲不久就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1961年10月他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抗议叙利亚中止和埃及睦邻协议的决定。
1961年10月5日早晨，卡扎菲带领一群示威者冲入市中心。这些人高举埃及国旗和纳赛尔的画像。卡扎菲站在小板凳上，发表煽动性演说，抨击外国人在利比亚建立的军事基地。接着他组织了一次每人5皮阿斯特的募捐，以给埃及总统发一份声援电报。游行者和当地警察发生混战，20名学生被逮捕。卡扎菲因此声名大扬。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伙人，其中包括贾卢德、胡赛因·谢里夫、伊伯拉希姆·依卜贾德和穆罕默德·卡利尔。他在赛卜哈已培养出一支青年暴动力量。
10月6日，卡扎菲被带到该城统治家族的头面人物塞弗·阿尔·纳赛尔·穆罕默德跟前。纳赛尔讨厌卡扎菲是由于这次游行之外的其他原因。卡扎菲和他的5位朋友在此前曾卷入了一次宗教抗议活动，而非政治抗议活动。他们曾到塞卜哈一家由埃及人亚尼·恩卡莱达经营的饭店，砸坏窗户、摔碎瓶子，以示抗议。这些人说，有人在这个店里饮用了酒精。而亚尼的合伙人就是塞弗·阿尔·纳赛尔·穆罕默德。
纳赛尔告诉卡扎菲，他将被开除出塞卜哈中学，一个月后，由教育部长签字的开除令送到了塞卜哈中学校长手中：
塞卜哈中心学校代理校长及膳宿处长呈送的有关领导1961年10月5日游行学生的报告已收悉。有鉴于此，现将处分通告你们。我们认为对那些胡作非为而不守学生之本分者当给予以下处分：穆阿迈尔·卡扎菲，开除学籍，不准其在国家的任何学校内学习。
卡扎菲和穆兹卡特将卡扎菲的被开除说成是“暴虐的”、“残酷的”。但按卡扎菲统治下的现代利比亚的标准，这种处分还是相当温和的。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大学的学生曾因类似的违法行为而被处绞刑。利比亚君主政府不愿意迫害它的不同政见者，加之君主制下警察和特务机关的无能，所以卡扎菲在其后8年中钻了空子。
1961—1963年，卡扎菲转入利比亚沿海城市米苏腊塔高中部学习。在这一阶段，卡扎菲继续在伊德里斯国王松弛的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进行密谋活动，精心筹建地下组织。他要求他的那些共谋起事者按照他自己信守的生活规则生活：他们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甚至不结婚。他们每天面向麦加做5次祷告。
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吸收了阿拉伯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从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输出的。虽然他好像没有自己的明确思想，但他开创了革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新局面。他遵守纪律，非常勤奋地工作。他激发了伊德里斯国王统治下利比亚存在的潜在的不满情绪。他稳健地谋划了这次革命，接受了他的良师纳赛尔总统以及塞卜哈中学埃及老师的建议，认为最肥沃的土壤是利比亚的武装力量。
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走从军之路。
最落后的军校学员
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在10多年前纳赛尔组织阴谋集团推翻法鲁克国王的启发下，他立即组织“自由军官”的秘密社团，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几乎都是卡扎菲在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
一个留着浓密小胡子，被利比亚学员称为“胡子老爹”的英国军士正在班加西的利比亚皇家军事学院给学员们上课。他是派驻利比亚的英国军事使团成员。他站在沙盘前，利用小模型来解说如何在沙漠中部署一个营的兵力。他向一个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学员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英国军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瞧了我一眼，转过头去朝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
卡扎菲并非是一个模范军人。他是这个学院在1963年招收的第七批学员。这个学院是为了给羽毛未丰的利比亚军队培养第一代青年军官而在1957年仿照英国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而建立起来的。让卡扎菲参加军队，尤其是像昔兰尼加卫队这样专门保卫国王的精锐部队，实在是国王伊德里斯领导下的利比亚保安部门许多失误中的一个。他们可能没有细心地查一下他的档案，或许认为军队生活这一服猛药会治好他头脑中的造反观念。
但是他们错了。
利比亚的正规军规模很小，只有大约5000人，装备也极差，它的军官由英国军事使团进行训练。这个军事使团有54个准尉和资深的军士，分布在利比亚全国，自1960年至1966年由特德·洛上校领导。在60年代，洛上校和他手下的军官就意识到学员们不太稳定，而且感觉到动乱正在酝酿。洛上校说：“我注意到风正从东方吹过来”，“许多学员是亲纳赛尔，反对西方的，特别是反美的”。
虽然，在洛上校作为指挥官的6年里，在他管辖下有好几百名利比亚青年学员和军官，但卡扎菲在他的记忆中却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洛上校说：“他是我们最落后的学员。在班加西军事学院里，别人能做到的，他要花成倍的时间；有98%的学员通过了考试，只有2%的学员没通过，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或许他不像我在当时所认为的那么笨，可能他的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不愿意学英语。我不喜欢他。他让我的军官们日子不好过，因为他故意给他们捣乱。”
总的来说，利比亚军队纪律森严，它主要靠恐怖来维持。生活条件很差，仅相当于30年代英国军队的水平。惩罚是常有的，一旦任何学员有性或宗教方面的犯罪行为，整个学院的人员将全体集合，有罪的学员必须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每个人都走上前去打他的耳光。从卡扎菲开始，因为他是资格最老的学员。
当然，卡扎菲也不总是能逃脱惩罚。当学院的司令官不在时，由一个名为贾拉尔·达尔格里的少校负责。他不喜欢卡扎菲，而且会因他的傲慢而进行惩罚。有人就曾看到卡扎菲——这个利比亚的未来领袖顶着火热的太阳在沙砾上匍匐前进，装满沙子的帆布背包把他快压垮了。他被迫往前爬，膝盖上的皮都磨破了。
军事生活中的他这些不愉快的方面在官方的记录中都被删掉了。但如果卡扎菲真像洛上校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糟糕的军官学员，这并不值得奇怪。他并不打算成为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一名出色的军官，而是要推翻国王。他的军官同僚贾卢德（洛上校认为他有良好的军事素质）曾说，卡扎菲曾经宁愿过平民生活也不喜欢做军人。
早在米苏腊塔上学的时候，卡扎菲就曾经决定由两个平行组织，即民间的组织和军事的组织来进行革命准备。他在苏尔特小学时的朋友穆罕默德·卡利勒将在平民中，即商人、教师、工人和文职人员中物色革命组织的成员。卡扎菲曾特别提醒他对吸收任何比他们年纪大的人参加组织一定要小心从事，因为这是一个青年人的革命。卡扎菲则将参加军队并且破坏它。他认识到军官们并没有“在理智上”做好革命的准备，但是民族主义在军队中具有感情上的号召力，同时，个人间的情谊也会吸引他们。
他小心翼翼地准备着暴动工作。在每个兵营里都有两名军官负责搜集情报：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他们的姓名和上级。
在米苏腊塔和班加西军事学院，卡扎菲很快就招募到了他的革命队伍。虽然卡扎菲为达到他的主要目标，即推翻现政府，而在平时晚上、周末和假日不停地工作；但他能获得如此迅速的成功以及这支军队中竟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他走，真是件奇怪的事情。
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
留洋英国修坦克
在卡扎菲发动政变的5年之前，他已经是英国政府档案中的一个主要怀疑分子了。但在1966年，他还是被批准到英国接受为期4个月的军事培训。
卡扎菲先到了英国的比肯斯菲尔德，在那里花费4周时间学习英语，然后去多塞特的博文顿皇家装甲兵团司令部接受3个月的连长课程训练。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大概使用的是利比亚用于沙漠巡逻的萨拉丁式装甲车，也可能是“百人队长”式坦克。他接受了在这些车辆上使用信号装置和发射76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的训练。他在比肯斯菲尔德的英语教师模糊地回忆起他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却讨人喜欢的青年人”。他在第二年曾送给这位教师一张圣诞节的贺卡。这位教师说：“许多学生都这样做。”
卡扎菲不喜欢比肯斯菲尔德、伦敦和英国人。这个年轻人看到的是英国表面繁华下所隐藏着的阴暗面。他被伦敦的种族歧视触怒了：“只有有色人才在伦敦打扫街道，开公共汽车，在餐馆里洗盘子和拉皮条，挣少得可怜的收入，这点收入仅够让他们勉强活下去。”
于是，卡扎菲决心让利比亚经历一次革命，但同时他决心让这场革命不会导致利比亚或利比亚人民的社会和道德变得腐败，降低到他所认为的伦敦已经堕落到的那种地步。
在国内，国王伊德里斯的政府即使没有卡扎菲和他的革命运动去推翻它，也好像已经摇摇欲坠。
利比亚因石油开采而出现了历史上最惊人的繁荣景象，而类似美国的淘金热和由此而引起的贪污受贿也在发展。
利比亚最早的石油重大发现是在1959年，在苏尔特的沙漠下面。在此地，卡扎菲的父亲和祖先们曾经辛辛苦苦地维持着起码的生活和放牧他们的骆驼。但正是在他们的脚下，沉睡着世界上最纯和最容易开采的石油的海洋。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开发新发现石油的速度方面比60年代的利比亚更快。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它已经超过科威特而一跃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石油生产国。
利比亚政府没能很好地管理它的新石油资源，反而使事情越来越糟。贪污腐化在和王室有密切关系的人们中越发猖獗。青年革命者认为金钱大量流入特权阶层重要人物的腰包，而国际石油公司正在剥夺软弱和极易上当的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府。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同埃及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爆发了战争，史称第三次中东战争。战争爆发后，虽然利比亚政府发表声明，保证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起初它根本没有派兵参加这场战争。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感情是如此激昂慷慨，以至于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的实用主义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在的黎波里发生了示威游行，犹太人遭到暴徒的杀害，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遭到袭击。于是，利比亚政府决定派卡扎菲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去支援埃及。
但这场战争仅打了6天，卡扎菲一行刚到达利比亚、埃及边境，战争就停止了，卡扎菲决定返回。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人心思变。卡扎菲强烈意识到，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他决心加快采取行动的步伐。利比亚在1967年战争后的混乱时期是卡扎菲政变的真正起点。
美国人曾通过的黎波里美国大使馆与卡扎菲有过接触。他们鼓励他接掌政权。在那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几十个特工人员在利比亚，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人害怕利比亚的高级官员和知识阶层，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是独立的，不容易成为傀儡。他们认为，这些人和纳赛尔可能有联系，他们恐怕利比亚脱离他们的掌握而和埃及结成紧密的联盟。所以他们找到了这一群由卡扎菲领导的毫无名气而又无知的青年军官。他们的力量似乎较弱，主要是受个人野心的推动，并且，从美国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是能够加以控制的。
英国人早在1966年就有了厚厚一沓关于卡扎菲的档案，而且他们的情报按惯例是和美国人共享的。事实上，利比亚军队高层都知道卡扎菲的密谋，可是没有认真地对待它。利比亚军方对待卡扎菲的态度可以用荒诞无稽来形容：他们不想声张，他们以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居然是把这些叛逆的青年军官送到国外去学习，等他们学成回国后，再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军队的各个地方。
按照规划，卡扎菲是预定在9月11日被送到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培训的青年军官之一。选他去学习英国向利比亚出售的新式导弹的专门知识。这实际上就是卡扎菲必须在9月初发起政变的原因。不论他是否得到美国默许或积极支持，卡扎菲都在尽力加紧实施他的政变计划。这次政变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模仿的行动。
到1969年8月，卡扎菲已经是一个上尉，并且是利比亚信号兵团的代理副官了。他原计划在这年3月21日发动政变，卡扎菲的命令已下达到他的同谋者之中，但后来，卡扎菲因故将政变时间推迟了。
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即燃。
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当时至少有四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
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希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如此招不成再采取行动。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
第三个集团是以军队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
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名不见经传，但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塞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收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是在深夜。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作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
1969年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所以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的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王室政权高级人物的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会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露。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内忧外患：卡扎菲执政42年都得罪谁了
从本质上来说，利比亚是一个部族国家。东部和西部仅仅是当初英国出于自身利益强行将其合并才组成了一个国家。事实上在卡扎菲统治期间，东部王室残余势力和反政府力量一直很强大。而卡扎菲本身的统治基础则是来自利比亚西部最大的3个部落的支持，其军队事实上是部落武装的联合体；所以卡扎菲一直在削减军队，试图广泛建立准军事部队。20世纪末，其中一个部落的军队就曾经发动政变欲将卡扎菲赶下台，尽管失败了，但相关的反卡扎菲的势力并没有遭到灭绝性的打击。今天利比亚国内动乱，其实就是该部落联合东部反卡扎菲力量进行的一次新的尝试。
对于利比亚动乱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由于卡扎菲的专制统治，以及受到近来席卷中东地区的抗议浪潮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个国家正在陷入的分裂还有深刻的根源：
首先是政权结构不稳定。
利比亚曾经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在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利比亚由三个自治邦组成，东部地区和班加西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
卡扎菲1969年掌权后，依靠武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后，他迁都至的黎波里，将利比亚的政治重心向西转移。尽管利比亚的很多石油财富都在东部，但卡扎菲政权对东部基本上是不管不顾。卡扎菲一定程度上利用部族之争维持着统治，并将自己部族的人安插到关键的安全岗位和决策岗位。他还通过定期改组整个政府，使潜在政治对手失去威信或支持基础，从而成功地抑制了其他政治权力中心的生长。
卡扎菲对利比亚长达42年的统治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相反地，利比亚是目前全世界贪污腐败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原油产量占全球份额2%的国家，利比亚所创造的石油财富并没有惠及其600万人口。卡扎菲自己的部落卡扎法控制着部分武装部队，他们花费数年时间摧毁了对手瓦尔法拉的基地。瓦尔法拉曾被认为是该国最大的部落联盟，但这已成了过去时。
当前，在利比亚的政治忠诚遭受严峻考验之时，很多曾被卡扎菲冷落或压迫的部落都在蠢蠢欲动，试图伺机反对他。在这次动乱中，瓦尔法拉的几位部落首领就曾现身，号召人们推翻卡扎菲。来自利比亚东部的扎维亚部落也积极加入了示威的人群，一位首领还威胁说，如果卡扎菲继续当权，就将切断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
其次，美国和卡扎菲政府之间的积怨由来已久。
再次，石油利益是根本。
利比亚是世界上第八大石油输出国，几乎西方各国的石油巨头都在利比亚有大量的投资。为了自己的利益免受侵害，同时也为了不让对西方政治态度上耍滑善变的卡扎菲继续执政，于是他们抓住了这次机会对利比亚进行打击，试图一劳永逸地把卡扎菲赶下台。再说本来这次政变中民众的情绪就是由美国的“网特”（网络特务）率先挑动的，很显然，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别人的手干掉卡扎菲，同时为自己出兵寻找理由。
利比亚虽然地处非洲，但由于相同的宗教信仰和地缘关系，利比亚跟中东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加之利比亚本身就是石油出口大国，因此，该地区的任何轻微波动，都可能会引起国际油价的大幅震荡。自2011年年初埃及反对总统穆巴拉克的示威游行爆发以来，原油价格就开始大幅攀升，美国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在埃及动乱事件发生后，随着穆巴拉克总统的下台以及之后的政局逐步稳定，油价一度有所回落。但在2月中旬动乱开始出现向中东扩散的迹象后，油价立即迅速上涨，而在利比亚骚乱开始后，出现猛涨的趋势。
相比之下，法国出兵利比亚的目的就复杂一些，因为北非的大部分国家都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当然，利比亚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战败，利比亚南部被法国占领。作为利比亚曾经的宗主国，面对利比亚的动乱局面，法国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管一管。其实这个理由是很站不住脚的，毕竟人家已经独立了几十年了，现在跟你其实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唯一利益关系可能就是石油。因此，法国出兵利比亚的行动，充分体现了法国本身的虚伪嘴脸。
相形之下，英国出兵的目的就比较明确。原因是它可不希望利比亚的石油最后仅仅掌握在法国和美国的手里，关键时刻，它当然要插上一脚。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为了本国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的同时，往往还不忘虚伪地说“一切是为了人权，为了自由”。
综合来看，可怜的利比亚实际上是欧洲债务危机的一只替罪羊。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法国国内的罢工事件就连绵不绝。加上居高不下的福利水平，使得欧洲各国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在这时候，迫切需要有一个借口，用来转移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而利比亚反对派的出现刚好给需要借口的欧洲各国以可乘之机，于是这群恶狼纷纷披着羊皮，打着保护利比亚平民的幌子，开始对利比亚进行狂轰滥炸。
领袖画像到处放：卡扎菲和他的绿宝书
第十天了，同事同时不舒服，仔细想了一下，一定是昨天晚上吃的黎巴嫩烤鸡三文治，因为在柜台那里，我看着店员用手抓住面包，把刚刚烤出来的鸡肉串放在上面。而面包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面包上面的芝士不知道有没有过期。
这已经不是同事们第一次拉肚子了，上次在超级市场买了一罐鸡肉午餐肉罐头，吃下去没有几个小时，马上见效。罐头上面没有生产和失效日期，提醒他们，所有没有日期的东西都不要碰，不过街头的快餐店，那就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了。还好大家带齐了基本药品，治感冒的、腹泻的、发烧的，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利比亚的新闻又上了BBC国际新闻的头条，这是因为昨天半夜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上露面，发表了八十分钟的讲话。
他已经没有在电视上露面好多天了，上个星期，当北约的飞机炸中了他的办公大楼之后，他没有马上露面，而是在国际媒体开始猜测他有没有被击中之后，让国营电视台播放了他接见部落代表的画面。
看过很多卡扎菲在电视上讲话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不管是他的神情、身体语言还是语调，都是第一次，他显得疲惫而苍老。算一下，二十八岁开始执政至今四十二年，也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了。
他提出停火协议，给反对派三天的时间。但是谁都知道，不管是反对派还是北约，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只要他的军队不停止开火。
和班加西人聊起卡扎菲，他们总是会用手指指脑袋，意思他是一个疯子，也因为这样，疯子的话，是不可能相信，也不需要相信的。
这些日子，我总是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军攻击平民，那么未来会不会造成东部人仇视西部人？他们总是会摆手纠正我：“不管年龄和性别，我们都是利比亚人，都是卡扎菲的错，而且很多打我们的，是雇佣兵。”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最让人担心的当然是消除仇恨，如何融合的问题。虽然大家把帐都算到了卡扎菲的头上，但是未来的清算肯定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卡扎菲政府的成员，他们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过渡政府的官员说，只要是手上沾了鲜血的，过渡政府不会欢迎这些人。
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体制的政府之下，手上的鲜血，到底最终应该由谁来负责？
在一名大学教授的家里面，终于看到了听说了很久的中文版的绿皮书。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曾经买过英文和阿拉伯语的，查找资料，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过中文版本。
这名教授家中的收藏很多，日语的、俄语的、法语的，还有我认不出文字的版本。当年卡扎菲花了大量的金钱，把他的绿皮书翻译成世界各地的文字。
但是，如果问利比亚人，卡扎菲的绿皮书到底想说什么，大部分人都会摆摆手，不知道如何回答，尽管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花了不少时间学习，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类似于中国过去政治学习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司机只是记得，中心思想应该是“三个思想”。
卡扎菲分别在1975年、1976年和197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绿皮书，不过我看到的，还有我自己买的，都是之后的综合版。绿皮书并不厚，曾经有西方学者想要研究，从里面找出卡扎菲的治国策略或者是政治理念，但是这些学者和利比亚的大部分民众一样，都看得一头雾水。
卡扎菲的偶像是已故埃及总统纳塞尔。也正是效仿纳塞尔自由军官行动，他通过同样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的王朝统治。也因为这样，在他70年代的演讲里面，他花了大篇幅阐述关于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构想，他的演讲对于当时处于实际分裂状态的利比亚来说，相当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纳塞尔德执政，使得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成为主流。
利比亚的全称叫做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其中，Jamahiriya这个词语，正是卡扎菲自己创造的，因为这符合他所强调的“直接民主”。收录在绿皮书里面关于民主的论述中提到：“议会的存在正好说明了人民的缺席，可真正的民主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来代理。议会成为了人民行使权力的法理障碍，它剥夺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利，并且为自己所用……”
也因为这样，卡扎菲一直把自己称为上校，这也是外界到现在为止对他的称呼。他坚持自己在利比亚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职务，因为在1977年他就已经把权力交给了人民，他早就下台了。
当然，现在的他不再这样认为。在昨天晚上一个多小时的电视讲话中，他反问北约，反问反对派，让一个管理这个国家四十二年的人下台，有没有搞错。
从70年代后期开始，自从他公开绞死两名大学学生，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这种表述，认定他是掌控这个国家所有一切的人。曾经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也开始站在他的对立面。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当年就是和他一起参与军事政变的自由军官一分子，但是从90年代开始，却坐了十五年的牢。而这样的曾经的战友、之后的敌人，有很多。
有一技之长的人，勤奋的人，没有任何权力仅仅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勤奋就去占有其他人的那份财富，然而他们确实是从自身优势中受益。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残疾或者得了精神病，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享受不到跟健康人一样的社会福利。
交通工具（车）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都是必要的。你的交通工具不应该由别人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威，可以为了转手出租而拥有私人交通工具，因为这占有了其他人的需求。
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财产。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开发土地，通过劳动、耕作或者是放牧，从中得到好处。
这些都是卡扎菲关于平等的论述，在他的绿皮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关于“人人应该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别人”的论述，显示出一种和马克思理论很接近的东西。
但是，现实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在利比亚，卡扎菲和他的家人拥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个国家的民众并不算富有，即便人均收入在非洲算是第一位。城市基础建设非常糟糕，班加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至于公共医疗，去过班加西最大的医院，不管是大楼还是病房，和2003年巴格达的那些医院差不多。但是巴格达那个时候一直遭到国际社会制裁，公共设施缺乏投入，只能够维持80年代的水平，这可以让人理解。2004年，联合国就取消了对利比亚的制裁，这个国家开始了经济改革。这些年来，这些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依然停留在这样的水平，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政府缺乏财政投入。
至于人和人之间是否平等，至少卡扎菲的家族处于一个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优越的位置。在他的家族所在的地方，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因为他们有能力，可以把不听话的人投入监狱。卡扎菲在不同的城市为自己建造宫殿一样的住宅，这些住宅都有完善的地下防空通道，尽管他可能一年或者两年才到这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
卡扎菲认为，允许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主宰体育运动，而让其他人买票入场观看是没有道理的。他的这个表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平等概念，人民应该平等参与所有形式的社会活动，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对西方社会的微妙的挑战；另外一种解读则认为，这显示了卡扎菲强烈的嫉妒心，因为在利比亚没有名流，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或者运动员，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了卡扎菲的身上，他不允许别人抢他的风头。而事实是，当利比亚国家队和其他国家的足球队比赛的时候，如果是在利比亚，主持人是不可以朗读利比亚参赛队员的名单的。
强调平等的卡扎菲，个人却霸占了人们的视线空间，在的黎波里，到处都是卡扎菲的巨幅画像，就算是在酒店里面，也到处挂着他不同年纪的照片。班加西原本也是这样，只不过在冲突发生之后，反对派民众把他的这些痕迹从这个城市清除得一干二净，新增添的，则是讽刺“卷发大叔”的各种涂鸦作品。
把自己的画像还有塑像放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国家已经不多了，朝鲜、土库曼斯坦、曾经的伊拉克，还有就是利比亚。在古巴，虽然到处都有巨幅画像，但并不是卡斯特罗自己，而是南美人心目中的英雄切格瓦拉。就算是在委内瑞拉，强势的查维斯也没有敢把自己的样子放在公共场所，能够享有民众瞻仰参观待遇的，是玻利维亚反殖民的英雄玻利瓦尔。
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也谈到了言论自由问题。他说：“个人拥有的报纸仅仅表达他个人的看法。任何声称报纸代表公共舆论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利比亚自身的媒体业非常封闭，没有太多另类的选择，但是随着卫星电视的发展，利比亚人开始通过阿拉伯电视节目来获取资讯，尤其是过去十年，正好也是半岛电视台快速发展的十年。
利比亚政府并没有限制民众购买卫星天线，虽然需要经过审批这一个程序，这一点显得政府还算是比较的宽松。卫星天线的价格从三百第纳尔开始，这使得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负担。一旦有了另类选择，国营媒体的影响力就会慢慢淡化，当卡扎菲通过所有的国有电视台频道发表讲话的时候，很多利比亚人可以选择收看卫星电视台的其他阿拉伯语节目，从新闻到综艺。
年轻人流利的英文，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卫星电视的影响，就好像当年靠美国之音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这些年轻人依赖英国和美国的英文频道，快速地学习着一种新的语言，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英美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公开场合唱RAP，则要等到反对派控制了班加西之后。
卡扎菲的讲话整整一天，在不同的频道里面不断地播放。正如反对派所说，他自己错过了妥协的时机。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最后放手一搏，三天之后，或许就是明天，他会动用手头所有的武器向米苏拉塔开火。这个时候，局势会怎样，他还能坚持多久，反对派显然有些被动，因为他们缺乏武器，没有进攻的能力，于是最终还是要看北约空袭行动的强度和密度。“应该快了。”司机哈迈德很自信地对我们说，“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卡扎菲这个样子。他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表情，那样的忧心忡忡。”
近看上校卡扎菲：女保镖是花瓶还是真功夫
2011年3月始，由于利比亚局势的动荡，令卡扎菲再次成媒体“宠儿”，他的每一次露面、每一次讲话立刻会在互联网上风传，被媒体转播。自从当上记者那天起，近距离看看神秘的卡扎菲就一直是我的愿望之一，没想到我奉派到布鲁塞尔不久，便见到了这位令西方头痛不已的仁兄。当时，卡扎菲政权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洛克比空难负责并承诺予以巨额赔偿，西方因而对他既往不咎，打开了大门欢迎他的到来。
破惯例
欧盟主席赴机场相迎
2004年4月27日，身着褐色阿拉伯长袍，高昂着头颅，走出白色加长奔驰的卡扎菲举起了右拳——神秘的卡扎菲以他的招牌动作开始了对欧盟总部和比利时的访问。这是自1989年以来卡扎菲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
当时，西方媒体形容卡扎菲此次访问的用词很多：“破冰之旅”“里程碑式的访问”“历史性的访问”……不过，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感慨地说：“这个访问是5年个人接触和磋商的结果。”
为了迎接卡扎菲的此次历史性访问，欧盟和比利时方面不仅铺上了红地毯，而且还打破了种种惯例——
首先，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亲自到机场迎接卡扎菲，并同车赴欧盟委员会大楼，这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从未给予过外国领导人的高规格待遇。
其次，比利时警方当天上午对欧盟总部附近进行交通管制，并对欧盟委员会大楼前的道路实行长时间封闭，警察在路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在比利时极为罕见。
要知道，布鲁塞尔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欧盟20多个成员国领导人每年起码要来这里开4次峰会，因而对领导人来访司空见惯，安保更是稀稀拉拉。离我住所200米远的地方有一家“皇冠假日酒店”，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经常下榻，但从未封路，顶多派几个警察在门口晃悠一下。一个比利时电视台女记者曾做过一个试验，在欧盟峰会期间带着手枪大摇大摆进入领导人下榻的宾馆，而且在大堂内曾离领导人仅一两米远。
4月27日那天上午，当卡扎菲的专机尚在地中海上空时，他的支持者就来到欧盟委员会大楼外面。这些旅居比利时的非洲各国移民敲着非洲鼓，唱着土著歌，打着“卡扎菲保护非洲的利益”和“欧非团结万岁”等标语，高举卡扎菲像，不断高呼“卡扎菲、卡扎菲”。
卡扎菲的反对者虽势单力薄，但不甘示弱。他们在200米开外的舒曼环岛附近摆开阵势，谴责卡扎菲侵犯人权，其醒目的标语是“卡扎菲是披着羊皮的狼”。
两大阵营对垒了一天，比利时警方动用大批人马用盾牌隔离双方，以防止发生冲突。
住帐篷
专家解读也有误
在利比亚，卡扎菲不仅住在的黎波里郊外草原上的帐篷里，而且也在帐篷里接待来访的外宾。此次到布鲁塞尔访问，卡扎菲竟把帐篷带到欧洲，设置在其下榻的瓦尔迪谢斯城堡的花园里。不过据悉，卡扎菲只在帐篷里会见客人，晚上并不住在里面。
顺便插一句，第二天在CCTV访谈节目中，名嘴水均益与两位国际问题专家就卡扎菲访问进行“国际观察”，呵呵，居然把卡扎菲的帐篷问题扯得有些没边了。水均益说：“我们知道卡扎菲似乎有这么一个特点，他到世界各地访问，包括这次在欧盟，都要求有一个帐篷……这次欧盟是破例在欧盟总部大院里开辟出一块地方，让他架设帐篷。”嘉宾郭先生马上接口道：“为什么这次欧盟允许搭帐篷，这表明一种规格，我们理解这是一种规格。每次欧盟开会的时候，也是到那儿住，相当有点像咱们钓鱼台。”（见央视国际）
水均益和专家似乎是把欧盟总部想象成北京到处可见的机关大院了，以为可以把中国外交接待的惯例放之四海而皆准，令人莞尔。其实，当时卡扎菲下榻的瓦尔迪谢斯城堡在布鲁塞尔市郊，离欧盟总部起码有5公里之遥，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倒很近。城堡背靠一座小山，树木茂密，旁边有一个小湖，草地葱翠，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事实上，卡扎菲的扎帐篷习惯在出访时也碰过钉子。2009年9月，卡扎菲首次踏上美国土地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原计划在纽约中央公园和新泽西Eaglewood利比亚政府购买的土地上扎帐篷，由于遭到所在社区反对，先后被卡扎菲本人命令取消。后来，他的手下人通过关系找到美国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试图把帐篷扎在唐氏所属的一个私人花园草地上，但不久地方政府发布“停建令”，认定扎帐篷没有得到其许可，唐纳德也只好拉下脸请卡扎菲走人。
女保镖
突遭现场“小插曲”考验
卡扎菲不拘一格，一直传说其身边有许多女保镖。此次在布鲁塞尔，和卡扎菲一样神秘的女保镖露出庐山真面目。我注意到，此次他大约带了七八名女保镖。她们并不是人高马大的女“壮士”，也不是百里挑一的美女。相反，她们都只有中等身材，一般到卡扎菲的耳朵，相貌虽普通，倒也清秀。女保镖们个个身穿蓝色迷彩服，戴着行军帽，显得干练，但到了欧盟总部这个非官方机构中，很是扎眼。
记者们无从知道这些女保镖到底是“花瓶”，还是有真功夫。不过，27日那天上午发生的“小插曲”多少考验了一下这些女保镖。
当时，普罗迪和卡扎菲同车从机场来到欧盟委员会大楼，当他们面对记者的镜头握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发生了：一名可能是反对卡扎菲的人混进了记者队伍，试图将一份书面材料强行递给卡扎菲，几乎与卡扎菲近在咫尺了。在现场的我一下子也懵了，只看到许多警察突然涌过去，一片混乱。那些女保镖也许是刚到，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欧盟的男保镖果断，很快将这个不速之客“请”了出去。
后来，卡扎菲与普罗迪举行记者会，一开始女保镖们在讲台下并没有动作，等到普罗迪进行开场白时，4个女保镖忽然走上讲台，在卡扎菲身后一字排开站定，普罗迪颇为意外，话语停顿了一下。这可能是欧盟委员会总部历史上第一次让“女兵”登上其会议发布台。“女性跟男性一样，都是人类，女性拥有跟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歧视女性是不公平的。”卡扎菲在其出版的《绿皮书》中说。这个《绿皮书》类似于“最高纲领”，是卡扎菲统治利比亚的理论工具。
毫无疑问，卡扎菲喜欢漂亮女子。1972年初，卡扎菲因病住院，认识了漂亮女护士萨菲亚，很快就忘了第一任妻子，迎娶了这位更为年轻貌美的女子。
卡扎菲身边有着许多女保镖，还有5名漂亮的乌克兰女护士，卡扎菲与她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红颜知己，是情人，还是纯粹的工作关系？这让许多人很纠结。
在泄露的美国外交密电中，一位美国外交官称卡扎菲身边的乌克兰金发女护士科洛特尼茨卡娅是卡扎菲的红颜知己，甚至还可能是情人，对卡扎菲有影响力。然而，2011年2月，38岁的科洛特尼茨卡娅从利比亚回国，毫不讳言支持卡扎菲，但不愿透露在卡扎菲身边的生活细节。
另一名乌克兰女护士巴林斯卡娅从利比亚撤离回国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情人”之说予以否认。她说，在官邸里，工作人员都称卡扎菲为“父亲”，卡扎菲出手大方，喜欢送给工作人员金表，上面印有他穿军装敬礼的照片。不过，面容姣好、皮肤白嫩、身材出众的巴林斯卡娅并不否认，当初卡扎菲选中她可能是缘于长得漂亮。她还在美国《时代周刊》撰文回忆，在卡扎菲选择她的那一刻，“他握着我的手，注视着我的眼睛，几秒钟后，他就从众多姑娘中选中了我。”
巴林斯卡娅反感媒体称她们为卡扎菲情人。“那完全是胡说，我们中没有谁是他的情人。除了给他定期量血压，我们接触他的机会很少。这是事实，他跟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总理）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我曾听去过的黎波里的同事介绍，利比亚人可能对卡扎菲的政治作风说三道四，但从来没听说过人们指责他的私生活。
据称，卡扎菲的儿时经历极有可能影响到了他对女性的态度。卡扎菲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在其部落里，妇女的地位较高，受过教育的母亲视他为掌上明珠，他的3个姐姐对他呵护有加。因此，与许多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不同，掌权后的卡扎菲为保障妇女权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各行各业安排女子上岗工作，而且是与男子同工同酬，这令许多邻国妇女羡慕。另外，他领导的利比亚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强调夫妻平等，离婚后房产归妻子所有；实行全民免费义务教育，男女同校；取消妇女戴面纱的习俗等等。
这些政策措施在阿拉伯世界可谓是标新立异，由此也会引发一些“麻烦”，比如卡扎菲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会议时，他的女保镖往往会被挡在会场外，甚至引起过外交纠纷。
讲历史
卡扎菲给记者们上课
卡扎菲的神秘多多少少与其很少与公众和媒体见面有关。卡扎菲此行虽然会见了众多欧盟和比利时高级官员，不过他显然不愿意多“曝光”，在两天的行程里，只在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后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而且事先打招呼说不会回答记者的提问。其他活动不仅没有发布会，连书面的新闻公报也免了。即便如此，记者们仍是蜂拥而至，不想错过这个见识卡扎菲“风庐山真面目”的机会，我自然也不会放过。没想到，卡扎菲却利用这个机会给记者们上了一堂历史和哲学课。
4月27日下午3点左右，结束与普罗迪会谈的卡扎菲终于来到新闻发布厅。头戴黑色圆帽，身披褐色阿拉伯长袍，卡扎菲的到来引起记者一片骚动，甚至零星的口哨声。
普罗迪首先讲话，表示欧盟将致力让利比亚成为“欧洲—地中海伙伴计划”成员。普罗迪讲话时，卡扎菲一直高昂着头，略显苍白的脸没有一丝笑容，身后的4名女保镖也一动不动。直到普罗迪讲话快结束时，卡扎菲无意中用手碰了碰帽子，随即引来闪光灯一片，卡扎菲终于笑了，索性整理整理帽子，让摄影记者们过把瘾。
轮到客人讲话了。卡扎菲左右环顾，记者们正在莫名其妙时，他的一位胖胖的女发言人出场了，用阿拉伯语宣读一篇讲稿。由于没有翻译，大部分记者如听天书。
正当诸记者以为发布会就这样以冷场收尾时，卡扎菲开始讲话了。他从受压迫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难讲起，一直说到利比亚为什么要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什么要加入“巴塞罗那进程”……他的声音略带沙哑，但短促有力，右手不时握成拳头。
讲话完毕，卡扎菲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就在众多保镖的簇拥下登上那辆白色加长奔驰。隔着车窗玻璃，卡扎菲向蜂拥的记者们摆手告别，终于又笑了。
不远处，支持和反对卡扎菲的两个阵营还在对垒。众多支持者敲着非洲鼓、唱着土著歌，打着“卡扎菲保护非洲的利益”“欧非团结万岁”等标语，口中不断高呼“卡扎菲”；反对者则打着“卡扎菲是披着羊皮的狼”之类的标语，对着一个旧麦克风发表演讲。比利时警方动用大批人马用盾牌“保护”着两方。
不拘一格的卡扎菲，给布鲁塞尔留下的是只属于他自己的印痕。
遭轰炸“过家家”也有潜规则
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他们在谈论国际关系时喜欢找一系列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说法，长篇大论，往往把老百姓绕得云里雾里。其实，国际关系有时与人与人的关系、家庭与家庭的关系一样，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用不着上升到玄虚的理论高度。新世纪以来，卡扎菲和西方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头天还是“哥俩好”，转眼就“翻脸不认人”，给人一种“过家家”的感觉。
上世纪的后30年里，卡扎菲要“输出革命”，入侵邻国、支持恐怖分子袭击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矛盾不断，可谓四处树敌。世纪之交时，利比亚的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开始向西方抛“媚眼”。姿态性的转折是在“9·11”事件后，卡扎菲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一个宣布坚决打击“基地”组织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与美国反恐战争同调，获得华盛顿的好感。2003年和2004年，卡扎菲政权宣布对“洛克比空难”事件负责，并承诺予以巨额赔偿，接着又主动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是，西方对利比亚的制裁结束。
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历史性访问利比亚，开创了西方领导人到访这个曾经被视为“异类”国家的先例。作为回报，卡扎菲次月就应邀踏上欧洲大地。
2006年5月，在卡扎菲完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美国宣布与利比亚关系正常化，并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去除。
2007年7月，卡扎菲下令释放6名保加利亚医护人员，让持续8年的“艾滋病传播案”划上句号。作为回报，法国总统萨科齐第二天就高调访问利比亚，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文化合作协议。
2008年8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访问利比亚，在班加西签署历史性协议。意大利答应赔偿5亿欧元作为历史上占领利比亚的补偿，利比亚则承诺打击非法移民并给予意大利投资便利。结果，统计数字显示，意大利企业每年要买走利比亚四分之一的原油和八分之一的天然气。
作为回报，卡扎菲于2009年6月应邀访问罗马，并被贝卢斯科尼邀请前往拉奎拉参加八国峰会。这是卡扎菲首次出现在八国峰会舞台上。在峰会上，卡扎菲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握手，这是卡扎菲首次与在任美国国家元首进行握手。2010年8月，卡扎菲再次应邀访问意大利。
2008年9月，赖斯成为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美国国务卿，高调称是美国对一个进行“战略转变”国家的“回应”。一个月后，卡扎菲政权付清“洛克比空难”的赔款。作为交换，美国总统布什签署13477号政令，给利比亚政府免除了一切与恐怖相关的诉讼和相关赔偿。次年9月，美国发给卡扎菲签证，后者第一次登上美利坚国土并到联合国大会上演讲。不过，那次他演讲了1小时36分钟，让联合国忍无可忍，从此定下领导人发言限时令。
从上述本世纪前10年卡扎菲政权与西方关系发展的粗略线条看，双方完全像是在“做买卖”，有付出就有回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西方从骨子里并没有把卡扎菲当朋友。风平浪静时双方和颜悦色，“做做生意”，一旦局势有变马上“变脸”。
2011年西亚北非政局动荡蔓延到利比亚，西方认为是干掉卡扎菲政权的好机会，于是马上“翻脸不认人”。我们看到，爱冲动、不按逻辑思路出牌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这次冲在最前面，当法国外长还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各国讨论如何应对利比亚局势之时，萨科齐就在巴黎突然宣布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很难想象，萨科齐在4年前不仅高调访利进行“政治之旅”，而且还两度派当时的第一夫人塞西莉亚赴利比亚，以转达对卡扎菲的“问候”。如今，塞西莉亚离开了爱丽舍宫，萨科齐也要与卡扎菲势不两立了。
许多专家总爱从石油、经贸上分析萨科齐为何翻脸。其实，卡扎菲政权与意大利、法国等欧盟国家的合作近年来很是红火，战端一开，最遭殃的反而是这些国家的公司。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如果“干掉”卡扎菲，好大喜功的萨科齐就可以在欧洲立威，也可以在次年的法国大选中捞取更多选票，最终实现连任。当然，法国大多数政客和民众也对卡扎菲不感冒。
时光飞逝，从初次看到卡扎菲至今，一晃7年过去了。2011年，利比亚因动乱再次被世界聚焦，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卡扎菲，他的言谈举止似乎明显迟钝了。在此，只能“祝福”一句：卡扎菲上校，一路走好。
“三十条”看卡扎菲
1969年，一个27岁的通讯排排长率领12个军校同学和几百名士兵发动军事政变，罢黜国王，自己当上了“大酋长”，一当就是40多年。这个传奇人物就是现今利比亚的最高领袖、被美国前总统里根称为“中东疯子”、被北约狂轰滥炸的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执政42年来，卡扎菲以各种超出常理的行为和奇谈闻名于世，现部分汇集如下：（1）三易国号1969年政变成功后，先取国号为“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1977年改国号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1986年定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2）擅改头衔 军事政变成功后，卡扎菲先自称“革委会主席”，后称“总理”（prime minister），1979年改为利比亚社会主义革命“大哥领导人”（The Brother Leader）和“革命领导人”。不过，卡扎菲从不提高自己的军衔，一直是“卡扎菲上校”。（3）第三个理论 出版《卡扎菲绿皮书》，作为指导利比亚革命的“最高纲领”，宣称为世界提供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外的“第三个理论”。卡扎菲还出版过小说集，名为《逃往地狱及其他故事》。
4）西方经历 卡扎菲曾到英国留学学习军事。革命成功后，英国情报机构曾有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计划，但为美国所制止，原因是卡扎菲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接受的”政权。（5）卡式“民主”卡扎菲施政是把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福利国家的政策结合起来，卡扎菲称之为“直接群众民主”或“伊斯兰社会主义”。卡扎菲允许私人开小企业小公司，但国家掌控一切大企业。他强调“解放”、福利和教育，实施了一些伊斯兰道德法规，禁止饮酒和赌博。（6）输出革命 卡扎菲在班加西设立“世界革命中心”，培训一些卡扎菲支持的外国流亡分子。卡扎菲甚至把手伸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钱支持毛利人等当地土著和左翼力量，以“打击帝国主义”。卡扎菲甚至将手伸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支持那里的伊斯兰组织。（7）欲买原子弹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卡扎菲一度迷恋原子弹，但自知无力开发，只好四处采购。据报道，卡扎菲曾试图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购买，均以失败告终。（8）入侵他国 自1969年开始，卡扎菲对邻国乍得发动攻击，一度占领两国有争议的Aouzou地带。1987年，在美国和法国的帮助下，乍得军队在“丰田战争”中重创卡扎菲军队。1977年，卡扎菲又派遣军队越过边界进攻埃及，不久被击退。（9）合并他国1971年，卡扎菲提议利比亚与苏丹合并，当时苏丹总统Gaafar Nimeiry坚决拒绝，称卡扎菲“人格分裂，半人半妖”（He has a split personality-both parts evil）。1974年，卡扎菲与邻国突尼斯达成合并协议，但却无法实施，最终反倒导致两国关系恶化。（10）邦联空想1972年，卡扎菲提出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阿拉伯邦联”，结果当然成空。1984年，卡扎菲与摩洛哥缔结联盟条约，但1986年由于摩洛哥允许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访问而作罢，卡扎菲政权称摩洛哥此举是“叛国行径”。（11）伊斯兰军团1972年，卡扎菲组建伊斯兰军团，目标直指乍得和苏丹。该军团兵员大部分是海外雇佣军，媒体称许多是被以“招工”名义从巴基斯坦和撒哈拉以南一些贫困国家召来的。在2011年利比亚动荡中，据传卡扎菲也是利用来自塞尔维亚、乍得等国家的雇佣军打击反对派。（12）交恶以色列1972年6月，卡扎菲宣称所有愿意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可以到利比亚使馆登记接受“军事培训”；1973年埃以战争，卡扎菲派遣一个装甲旅和两个飞行中队支援埃及；1995年，由于巴解组织与以色列言和，卡扎菲驱逐了3万名定居利比亚的巴勒斯坦人。（13）支持侵略 上世纪70年代，卡扎菲出兵帮助残暴的乌干达总统阿明（Idi Amin）侵略坦桑尼亚，被坦军打败，600多名利士兵阵亡。1979年，走投无路的阿明逃到利比亚避难，不过一年就与卡扎菲交恶而被驱逐。（14）五点新政1973年，卡扎菲发表著名的“五点新政演讲”，其中包括：暂停实施当前法律，开始实施伊斯兰教教法（Sharia）；宣布清洗国内“政治病”；创立“人民民兵武装”来“保卫革命”；宣布行政和文化革命，取消学校暑假，向学生教授卡扎菲“最高指示”。（15）宗教领袖失踪1978年8月25日，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领袖穆萨·萨德尔应卡扎菲当局的邀请，参加利比亚“九·一革命节”的庆祝活动。但萨德尔于8月31日在的黎波里失踪。据叛逃的前利比亚驻约旦大使阿齐兹·史奈布说，萨德尔已经被杀。2008年，黎巴嫩以“阴谋绑架”和“非法拘禁”两项罪名起诉卡扎菲，并发布了针对卡扎菲的逮捕令。（16）国家暗杀 大赦国际称卡扎菲利用其驻外机构招募人员从事暗杀活动，暗杀对象主要是流亡海外的利比亚异己分子，1980年～1987年间，至少在海外实施了25起暗杀行动。（17）交恶美国1981年，卡扎菲公开谈论要暗杀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后者称卡扎菲为“中东的一只疯狗”。紧接着，美国禁止公民前往利比亚，禁止进口利比亚石油。卡扎菲则策划在美国制造恐怖袭击，公开宣称派遣恐怖小组炸美国政府机构和飞机。1986年4月，美国对利比亚进行“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卡扎菲幸免于难，但不少军官身亡，利方称其一个“养女”遇袭身亡。（18）交恶英国1984年4月，利比亚驻英外交官射杀了11名在其门前示威的利比亚难民，外加一名英国女警察，两国断交。英国秘密情报机关曾计划刺杀卡扎菲。（19）“爆炸”欧洲 卡扎菲曾一度支持欧洲极端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红色旅”。1986年，利比亚特工在西柏林著名的La Belle夜总会制造爆炸事件，当场炸死3人，伤200多人。（20）新殖民行动2001年，卡扎菲军事干预中非共和国，迫后者签署了长达99年的租借合同，以让利比亚开采这个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包括石油、钻石、铜和铀。（21）根本转变 执政前三十年，卡扎菲热衷于各种激进活动；执政的后十多年，卡扎菲变了——“9·11”后，他是第一个要求缉拿本·拉丹并向美国表示哀悼的阿拉伯领导人；2003年，他宣布对“洛克比空难”承担责任，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补偿；主动宣布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大量化学武器，并停止核武器研发计划。（22）“和平”艾滋病 卡扎菲曾称艾滋病病毒为“一种和平的病毒，不会攻击人体”。在2003年7月马普托举行的非盟峰会上，卡扎菲宣称：“如果你坦率的话，你不必担心艾滋病病毒。”（23）笑纳“王中王”2008年8月29日，卡扎菲邀请非洲大陆传统部族的200多个国王、酋长和部落首领在班加西举行仪式，卡扎菲被授予“非洲王中王”的头衔（King of Kings of Africa）。（24）“肢解”瑞士2009年，由于儿子Hannibal违反瑞士法律被捕，卡扎菲在意大利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公开呼吁肢解瑞士，让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瓜分其领土。2个月后，Hannibal也不甘示弱，宣称若是他有核武器，他会“将瑞士从地图上抹掉”。（25）非洲合众国2009年2月1日，卡扎菲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被选为该年度非洲联盟领导人，他在致辞中宣称非洲国家应该“致力于建立非洲合众国”，但其他各国反应冷淡。（26）对抗北约2009年3月，利比亚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名字命名一座体育馆。同年9月，卡扎菲出访委内瑞拉，支持查韦斯建立“反对帝国主义战线”，呼吁成立“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对抗北约。（27）联合国演讲2009年9月23日，卡扎菲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以非盟轮值主席身份发表演讲，总共耗时1小时36分钟，创下演讲时长纪录。卡扎菲指责联合国没能制止65起战争，称联合国安理会为“恐怖理事会”，要求联合国大会予以调查；他为塔利班和索马里海盗辩护；谴责以色列暗杀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呼吁以“一国模式”解决巴以问题；称呼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非洲之子”。（28）“演变”欧洲2010年8月，卡扎菲访问意大利时宣称，欧洲人应该皈依伊斯兰教。此前，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卡扎菲宣称：“种种迹象表明，无需剑，无需枪、无需征服，伊斯兰将在欧洲获胜。欧洲5000万穆斯林将在几十年内把欧洲变成穆斯林大陆。”（29）被指“凶手”2011年利比亚动乱后，卡扎菲的前司法部长加里尔（Mustafa Abdel Jalil）称，他有证据证明，卡扎菲个人亲自下令制造“洛克比空难”。（30）要当“烈士”2011年利比亚局势动荡，面对北约轰炸，卡扎菲宣称不屈不挠，不会主动流亡，要战斗到底成“烈士”。
他们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过去那种对人们进行分类的做法不再合适。我的政治活动完全代表了这种理念，然而，要想令评论员们看清这一点，则非常困难。塞奇菲尔德是一个“北部工人阶级”选区，然而，只要你刮开表面，即使只是往下挖那么一点点，你就能明白，这种定义不太恰当。是的，你当然可以在任何一个古老的煤矿村庄——特里姆登、费什波恩、费里希尔、契尔顿等等——找到那种典型人物，可是，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同了。新建的房子都是那种有三四间睡房的私有房产，虽然住在里面的人不能算是“中产阶级”，却也不能算是安迪？卡普①式的“工人阶级”。他们喝啤酒，也喝葡萄酒；他们去快餐店，也光顾餐厅。他们每年都会到国外去度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而且去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贝尼多姆镇。
这是一个不同的英国，一个让我感到亲切温暖的英国。曾经有一篇文章——《每日邮报》的常见作品——说我造作、骗人，理由是，我自己说喜欢吃炸鱼土豆片，可我住在伦敦的伊斯灵顿那会儿，人人都知道我吃意面（骇人听闻啊）；很显然，如果你说你两样都喜欢吃，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两种食物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无法调和的文化。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英国，其实是一个人们吃着多种多样的食物、体验着多种不同文化并且乐在其中的国家。这种情况，不论在“北部”还是“南部”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正在开放。我在塞奇菲尔德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就是这种不同的象征。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轻松随意，我可以做回自己，而他们就是他们，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选区的那座房子四周的情况已经变了，正如我们生活其中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那里有二十四小时的安保，虽然不如后来戒备森严，却也一刻不休。道路限制车辆通行。不过，那儿仍然给我一种感觉：我们的生活中仍然还有恒久不变之处。那里的环境熟悉而舒适。
1997年8月30日傍晚，我的心思集中在一件永远都要关注的事情上：如何安排一个跟辩论相吻合的改革日程。我担心，人们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见到主要改革出现，就会开始冷嘲热讽。我知道，我们掌握政治主动权，而保守党人脱离世情、纪律松散，不过，我也明白，我们的媒体支持十分脆弱，而且，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互相利用，而非互相信服。媒体一旦决定跟我们作对，如果他们抓不到实质的把柄，就会耍弄各种花招，把我们的长处说成短处，把我们的政治成功说成欺骗。还有，到了一定时候，右派媒体会领悟到，我们其实并非撒切尔主义的温和版本；而左派媒体将会意识到，新工党是真实的，它不会向左派的惯常要求屈服。
也许，我还忙着哄孩子们睡觉——这通常都是我的活儿，安排他们躺下（面对三个年龄分别是十三、十一和九岁的孩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饮料、读故事，希望他们能让我们缓缓劲，至少能让我们夫妻二人安静地吃一顿晚餐。
十一点三十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切丽这人一旦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拉斯泰尔——虽然很崇拜她——和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月。向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工作人员听说她要来，都很激动。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觉得——我不知道，也许如今的我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吧——多迪？法耶兹是个问题，不过，我的理由跟那些会导致某些人对她皱起眉头的理由明显不同。我毫不介意多迪的国籍、宗教或者背景。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他感到紧张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男人。所以，如果你问我，好了，说吧，到底是哪里不对了？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的某些挚友——真心爱护她的人——也有同样感觉。
那一天，天气晴朗，在契克斯别墅我们把孩子、警察、安保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跑到屋后的草坪去踢足球。那是一片漂亮的草坪，在20世纪30年代时本来是个可爱的草地网球场，我们经常在那里玩得很开心。除了黛安娜和我，所有人，包括威廉都上场玩去了。可怜的孩子，我猜他心里肯定是在疑惑母亲把自己带来是为了什么，他也不是太想踢足球。不过，善解人意的他还是上场玩了。
黛安娜和我在旁边散步。她温和但明确地责怪我取消了6月的约会。我则琢磨着，今天要怎样应对她，可我紧接着就十分直白地提出了她和多迪之间的事。她不喜欢这个话题，我能感觉到她在压抑自己的个性。然而，她并没有拒绝谈论此事，于是，我们聊了一下，还讨论到她也许可以怎么做。虽然那次谈话有时令人不自在，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温馨而友好的。我竭尽全力表明，我会是她的真诚好友，而她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回报我的坦诚。我还上场踢了球，她在旁边看着，跟工作人员一起哈哈大笑，让人拍照，做她所擅长的事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当思忖她去世的事、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发言时，我心里不但有悲伤，还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应该竭力捕获她的真我，这是我欠她的情。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操纵他人，我们可以迅速察觉别人的情绪，并且本能地加以利用。可是我知道，她向残疾人和病人们伸出援手的方式，透着真挚，没有人能够模仿，也没有其他与她地位相当的人做过这样的事。她当然了解那样做的效果，然而，如果没有真诚的感情，效果是不可能如此显著的。我坐在特里姆登的书房里，看着曙光透过窗户射进屋里，心中沉思：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当然，我们还要理清大量的实际事务和后勤工作：打电话，接电话，把遗体接回来，安排葬礼，处理政府事务（例如，苏格兰的公民投票要继续还是暂停）——所有的一切，从重要的到极度琐碎的，都需要关注，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小事也可能突然毫无预警地变成大事。
然而，整个期间，我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自己应该如何发言上。罗宾？库克刚刚在菲律宾走下飞机，就说了些让阿拉斯泰尔大为光火的话。我劝他不要担心；只有我说的话才重要。我们达成了一致，决定在特里姆登村的教堂举行上午十点三十的礼拜仪式之前发言。
王室当然已经发布了声明，可是，女王并不打算发表讲话。就在我出门前往教堂之前，我第一次跟女王通了电话，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她很沉着，虽然为两个王子担忧，但是很专业、很务实。她明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过用的是她自己的方式理解的。她不愿意听从事态的摆布。在这方面，她很有女王风范。
那时的我已经想好自己要说些什么了。我在一只信封的背面草草写下这些话，跟阿拉斯泰尔商量。之前我已经跟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讨论过了，但面对眼下这种情况，我需要他的建议和想法。他对于此类情况的判断条理清楚、直截了当，值得效仿。在这种形势下，最要不得的就是推托、犹疑和逢迎。
现在听来，“人民的王妃”这个词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俗气、过火，诸如此类。不过，这在当时感觉很自然，而且我认为黛安娜会喜欢这个称号。那是她对自己的定位，人们应该以此记住她。我还想通过承认她本人的生活并不顺利或者并不轻松，来描述她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如果不提她的各种问题，感觉就是对她不够诚实，还会破坏她对其他人的意义。人们爱戴她，正是因为她虽然贵为王妃，却仍然有弱点，仍然会受到人生起起落落的打击；她能够治疗人们的伤痛，因为她了解受伤的感觉。
我们开车走了几英里，来到特里姆登。教堂耸立在村子中间的草坪上。那是一座美丽的教堂，是少数仅存于世的神坛四周有诺曼拱门的教堂之一。它有一座漂亮的花园和墓地，莉莉？伯顿和她的朋友们以前常去扫墓。切丽和孩子们先行走进教堂。阿拉斯泰尔已经安排了一群新闻记者到场。我下车，走上前，开始讲话。身处达勒姆郡的这个小村庄，站在一座古老的小教堂前面的草地上，说着一些心知将会传遍英国和世界的话，感觉很奇异。这番话将会成为人们对我的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到了今天，还会有人跟我提起。也许你会想到花费数天、数周准备的重要演讲，想到我参与其中的塑造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想到政治斗争、危机、得势的时刻、绝望的时刻；然而，草草写在信封背后的那几句话，其传播范围也许比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广。关键在于，把那一切都抛出你的脑海，不要去想它有多重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