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设计卓越论丛书——器以藏礼——中国古代设计制度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嫕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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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设计卓越论丛书——器以藏礼——中国古代设计制度研究试读：

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百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在21世纪的短短十数年间正在悄然变化。全球生态的危局、全球通信的扩张、全球贸易的衰减，这些激荡不已的因素将发展获利的对立以及发展途径的冲突以更为现实的方式摆到世界面前。以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星球化四大趋势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因为其“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关系的增长”而备受争议，同时也更加激起源自文化多样性及文明本性思考的种种质疑。尤其是全球化过程所隐含的“西方化”、“美国化”甚至“麦当劳化”等强势文化因素，不仅将矛盾纷争引向深入，而且使得这个以去地域化的贸易竞争、信息掌控为标志性手段的现代化过程，日益明显地演变为一场由技术而至经济、由政治而至民生的“文明的冲突”。

现代文明的矛盾与现代设计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以生产方式的在地性与生活体验的情境性为基本特征而存在的，而现代设计从一开始就以适应抽象化的工业生产体系为主旨，以脱离传统的文化变革、审美重建为目标，因此它与一种“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生产发展之间有着几乎天然的策略联盟甚至需求共振。这种贯穿于形式表层及评判内核的价值重构，加剧了当代生产与设计中“文化与地理、社会领域之间的自然关系的丧失”。它意味着，现代设计与全球生产经贸的同步在促使生产中的情境体验消解于无形的同时，催生了一种超越地域约束的标准与语境。而对于传统羁绊的摆脱，则进一步促使现代设计进入全球经营模式，在无限接近商业谋利的同时与20世纪汪洋恣肆的消费文化狂潮结盟。这使得本来担负着文明的预设与生活价值重建责任的现代设计，事实上需要一种与商业谋利及资本合谋划清泾渭的理论清算。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以来的现代设计一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展，另一方面则面临一系列必须予以及时反思与价值澄清的重大课题。今天，这种反思在全球范围逐渐推开，从设计本体的价值观、方法论、思维与管理模式，一直延伸至与设计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审美等一系列跨领域的研究。

中国设计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与这个历史过程结为一体。在中国，现代设计从手工生产时代逐渐剥离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其间经历两次意义重大的发动期。第一次产生于20世纪初，一批沿海新兴城市开始兴起最初的工商业美术设计实践；第二次发动产生于20世纪中期，来自设计高校的教育力量通过这次发动奠定了中国现代设计及设计教育的基本格局，并将其延展至制造、出版、出口贸易等领域。其间尽管由于中国社会的沉沦波折而历经坎坷，但总体而言两次发动深刻地影响并规定着中国现代设计发生及发展的历程，今天则或许正迈入第三次历史性发动的进程。应当说，中国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的创造性活力与其暴露的结构性缺陷同样明显，并且同样未曾得到应有的总结与澄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设计的强势输入，隐含着忽略中国自身问题研究的危险。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段内，中国设计界不少的精力投于引介西方的工作中，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为推进中国设计的成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一旦设计开始与中国社会的实践密切结合，设计问题本身的国际因素以及国情的介入，都将使设计发展的路径更加扑朔迷离，仅以单纯的模仿已经不能适合新的发展需要，而这正是长期以来以西方设计的逻辑与方法简单应对中国实践而成果往往并不理想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继续深入引介与学习国际经验的同时，一个主动思考中国设计发展方向与战略、价值与方法，主动研究中国设计现实问题与未来走向的时代已经开启。这种开启的现实背景正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向第一大经济体迈进，中国经济的任何不足都将成为世界的缺陷，中国文化的任何迷误都将加深世界发展的困局。这一逻辑将同样适用于：中国设计的未来足以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未来。

近年来，一批以这种研究为目标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开始从国内学者中突显。本套“卓越论丛”也因上述背景及实践的发展应运而生。本论丛以当代中国最重要及最敏感的设计问题研究为导向，以全球化理论框架为参照，以事关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基础理论、方式方法、思维导向、管理战略、教育比较等广泛议题为范畴，以民生福祉为圭臬，集中当代学者智慧，撷取一批研究成果予以结集出版。

论丛名为“卓越”，既抱有在世界设计发展的格局中创造卓越、异军突起的期冀，也包含着在中国治学传统的氛围下管窥锥指、见微知著的寄寓。无论是写与读的面向，论丛都以设计的青年为主体；在选题上，将尽力展现鲜活、敏锐的新思维特色。要指出的是，设计问题领域广泛，关涉细琐，加之长期缺乏基础理论建设，许多现实中的设计问题往往积重难返，一项研究并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本论丛选题皆不求毕其功于一役，仅期望一项选题就是一个思想实验、学术履新的平台，研究中能够包含扎实、细致与差异化的工作，以逐步地推开研究中国问题的勤学之风、思考之风。期望以此为契机，集合一批年轻的朋友，共同开创这片思想的天地，共同灌溉这株学术的新苗，共同回应我们肩负的可能影响民族未来的历史的寄予。

谨以此序与诸君共勉。许平 谨识于望京果岭里2010.4—2014.40导论0.1一个消失的假定0.1.1 设计消失

设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设计学研究永恒的乐趣。

无论是将人类文明史等同于设计史，或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disegno”作为设计意识的起点，以“水晶宫事件”作为现代设计的开端，设计的内涵始终包含着感性创造与理性控制两种争辩。自从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 1916—2001）将“设计”作为一个单独的知识体系提出，设计研究就有了较为明确的诉求——“人工科学”。这个体系被设计理论研究者们广泛引述。作为一种与“自然”相对的“人工”科学，它的显著特征在于人本身的智能性，据此产生了围绕“人造物”展开的多种关于设计的解释。

在“人工”、“人为”、“人造”的丰富活动中，人类已经习惯接受造物活动带来的各种便利，并伴随着对造物的合理性的偶尔反思，不断产生新的创造。久而久之，对设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思辨，或者泛化为造物，或者遮蔽于文化、科学、技术、伦理。在一个完整的物体系中，为什么需要特别提出“设计”？为什么要为“设计”建立研究体系？似若不然，“设计”即面临消解的危机。

本书认为，无论作为科学或是艺术，设计首先独立于造物，表现为“造”或“不造”、“如何去造”的观察与取舍，设计本身是一种观察世界、构建世界的方法。设计有自身的规定与要求，并随着社会结构的生成与变化不断调整输出形态。衣、食、住、行、用等各“物”是联结人的个体心理、个体行为及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主要载体，因此成为设计反复斟酌的主要对象。这些“物”虽涵盖了设计的全部结果，却并未从根本上解答设计为何“存在”的问题。

设计学科，以人、物、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体，寻找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规律。这一结构依赖物的体系存在，却又对物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后果产生影响。“人—物—自然”的关系形成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也发生着变化。设计学正通过创造一个完备的体系，对这种变化中的状态进行描述和评价，使之成为结构合理的科学。但是，设计并非先天等于“科学”，不管面对的是手工生产还是机器生产，设计的过程与结果都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当越来越多的人匆匆忙忙安排着社会所用，不断更新预设的目标时，设计甚至可以称为一种预言，既有假象，也有构建未来的真实性。再完备的研究框架似乎也无法解释设计的复杂与微妙。科学、预言，物质、非物质……什么是设计的内核？如果要将设计理解为一门科学，该如何把握其心物互动的“规律”？

人在观察自然、准备造物的同时，也在从无到有中通过“物”和对“物”的研究确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方式。“物”本身并不能显现这种规定，而设计通过赋予物各种形态、色彩，以及对物的精神性表达、社会性表达的总体把握，却可以使各种非物质的秩序、结构得以清晰。“引导生活方式”的设计，只是生活表面的修饰；对人—人、人—物、人—自然、自然—物、物—物的关系谋划，才使设计带有万变形态。如果能够找到设计依附的心物互动的结构，也许就能找到规则或原理的同一性。那么，设计与物、设计与自然、设计与人，各种确定、不确定的关系如何提供认识“设计”的提示？这种关系研究会为设计本体及其应用学科带来怎样的突破？设计制度研究的动机由此产生：它使研究者在一个“绝对设计”的语境中寻找设计的立足点与规范传递的语境。设计制度，可以视为“人工科学”的标准形态，既是人性的，又控制着人性。对这一问题的追踪，终将回归讨论设计的入世路径及其与宽泛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与攀升。

中国学术研究的阵营经历了世纪末的转圜，立言并立行于新千年的知识分子们正投入特别的热情整合传统宇宙观的碎片——“天下体系”，这一世纪回眸，正从暗流渐趋显露和明晰：“以天下观天下”的古训奠定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稳定起点，一切的变或不变都被表达为“观”与“反观”的思辨。古代遗留的物，无论地上的还是地下的，都以无言在言说：处于“天下”这一权力秩序中，为了寻找自然、人、物的过渡形式，中国设计很早以前就在跟随社会结构的变革自我调适，琢磨着这组关系的表达方式。设计制度似乎正处于一个“间或”这样、“间或”那样的中间地带，当其与社会、历史的构成联系起来，“间”的形态便得到澄清。

除了长久以来对设计原理问题的好奇，另有多种机缘导致本书以“中国”、“制度”作为研究主体：“筵席制度”、“墓葬制度”、“舆服制度”之“制度”概念的频频出现；当下设计研究中“中国”问题的凸显；曾经丰富的民间调研时的所见所感……点点滴滴的促动最终成为思维的一个个截面。设计研究者虽然常常自责不该以“人”的视角解释一切，并想尽各种方法和方法论来论证视角的合理，却仍然无法回避人情人性——正是“人心”使物得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全“这样”或“那样”的秩序。设计制度研究的目的便是寻找造物活动前后，这种微妙关系的创建动机及其透射出的基本原则，当传承发生时，制度化的原理接续也同时进行。当我们不时看到设计中闪现的“心灵的习惯”（只有人才有通过制造产品进行“心灵回想”的能力），看到作用于生活的事实，或许会改变对“制度”的印象。制度的本相究竟是什么，恰是学界需再重思的话题。0.1.2 历史的回应

本书虽非为寻找设计制度的史实，却不可避免进入历史的文本。课题展开之初，并不知道设计制度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出现。令人感动的是，《礼记·深衣》开篇便给以回应：“古者深衣，盖有制度。”比孔子所处更久远的“古者”，可算是最好的支持了。高宗“重修卤薄”更引出一系列问题：“考究制度”、“参酌制度”，指的是什么制度？参、考何时的何种制度？“玉辂之制”（图0-1）叙述的是什么制度？南渡十六年，高宗为何要重修卤薄、仪仗？图0-1《宋史·舆服志》“题记”是一种言证：“昔者圣人作舆，轸之方以象地，盖之圆以象天。《易传》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夫舆服之制，取法天地，则圣人创物之智，别尊卑、定上下，有大于斯二者乎！……夫三代制器，所以为百世法者，以其华质适中也。”可见，重修卤薄是个重要的程序，它是帝王仪仗正统的记录，是南宋寻根的一种补充。自汉以后，历代舆服志“合古制”、“不合古制”的辩论竟可整理出一份“礼”的价值清单，高宗所为只是其一：“又礼制局言：‘玉辂马缨十二而无采，不应古制……盖弓二十有二，不应古制，乞增为二十八，以象星……今玉辂所建之，以青帛十二幅连属为之，有升龙而非交龙，又无三辰，皆非古制。如依成周以所尚之色则用赤，依《月令》兼四代之制则当用黄，仍分縿、斿之制及绣画三辰于其上。'”《唐六典》（张九龄，李林甫等）卷十七释“五辂皆有副车”:“蔡邕《独断》云：‘五辂之外，复设五色安车、立车各一乘，皆驾四马，是为五时副车。’故张良击始皇，中副车。《魏志》云：‘天子命太祖驾金根，六马，设五时副车。’江左乃阙，至梁始备。隋开皇十四年始造五辂及副，皇朝因之。”其中，“天子命”是个关键信息。跟随周公制礼作乐而形成的，是天子下达设计命令的专权。儒家尊“礼”以建“天下秩序”, “礼”的语境中形成的不仅仅是传统与文化，也有更多无可逃脱的社会细则。中国设计能否脱离这种制度环境而独立生成呢？几乎是在自问的同时，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此产生：中国设计不只有制度脉络，且同样以“礼”建构。

1968年7月20日，满城汉墓。在无墓志、无印章的情况下，考古学家最终凭借后室棺椁中的一件金缕玉衣，判断此为汉第一代中山靖王之墓：因汉代史书记录着玉衣葬制度——只有君王才可享用金缕玉衣葬的规格。我们习惯用考古挖掘证实已行文献或个人的观点，然而设计制度的稳定性也给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设计制度使考古有了结果，它穿越阴阳两界，使我们触碰到一个庞大的物体系传统。

正是有了这样的反思，使本书愿意在一种比较冒险的结构中展开一点探索。但是，“礼”，一个儒学命题，如何与设计学研究结合？中国设计制度的起点究竟在哪里？《周礼·考工记》，这本被我们反复研读的古代设计文献的经典之作，叙述了一组明晰而又埋藏已久的制度密码。《考工记》首先陈述“圣人”的伟大：“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接着是“良”的标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合此四者”以及各种具体的操作规范。这都是设计研究常常提到的话题，不足为奇。有意思的是“玉人之事”，表达了不一样的思路：“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玉人手里的圣人之作似乎存在“良”的等级：天子用、上公用、侯用、伯用、继子男执……这又应当是在礼制系统中生成的等制。一般认为，《考工记》系多人加工所成，前后表述多有不一致。然而透过“玉人”的这点信息，查阅同时期的相关典籍，可以发现设计等制的事实：一系列完整的设计表达中，“知礼”成为“造物”的前奏。这样的表达，在《周礼》、《礼记》、《仪礼》①中比比皆是。材质、数制、象征……依礼增减的不只是仪式感，也有设计实践的跟随。以往的研究涉及礼制，大多将眼光投向礼仪、礼器，而对于礼制、设计之间的对应并未有多少关注。这种划分方式无法简单归于舆服制度、礼器制度或礼仪制度，“设计”在其中的运筹显而易见。如果仅周天子一人按此制度衣、食、住、行、用，也不可说为设计制度，问题是，宋高宗重修卤薄的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周礼》，其中的传承就不能不让人好奇。“天下”关怀或许会让“天子”的思考更具层次。

①如《礼记·礼器》:“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甚至对于“天子”一人，也有“良”的等制：根据祭祀典礼的大小，周天子配6种冕服：大裘服：以黑色羔羊皮制成；衮冕服：山、龙以下9章纹饰；冕服：华虫以下7章；毳冕服：藻火以下5章；希冕服：粉米以下3章；云冕服：只在围裳上刺绣黼黻。

一个猜测由此产生，中国设计是否暗藏着在礼制等级中，由“天子”按照“良”的等制塑造“物”的体系，建构人际与天下秩序的事实？在这种感知中，本书与“器以藏礼”不期而遇。《左传·成公二年》，孔子（约前551—前479）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据清人刘文淇注本）由一“器”见“政之大节”与存亡，未免太沉重。如今天这般器的盛世，设计等同于创意，对政治避之不及，绝对不会理会“政节”的限制，但这却是古时设计的思辨结构和制度结构。古代中国有严格的等级约束，“礼”先入为主，设计在与“礼”的磨合过程中，在材料、装饰、技法、观念等各个层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它未必符合现代人对平等的要求，但它恪守了造物目的的约束，甚至解决了现代设计长期以来标准化和艺术性对峙的问题。今天的社会同样存在等级，各种产品调研中，收入支出、个人喜好、养几只宠物、理想伴侣的形象……无奇不有的区分方式，显得“公共”而随意，劈开了无数个人群，社会的系统性弥散于斯。

面对各种文献训斥和各种现实诱惑，制度考证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对各制“详求原始”的过程中，时代的痕迹渐渐淡去。一个更深的命题隐藏在文本表象下：先秦“礼学”、宋明“理学”、当代中国儒学复兴……跨越了数千年的文化目标为何仍然表现出某种统一性？在这样的统一语境中，设计的贡献在哪里？这是本书自问自扰的疑惑。如果再进一步思考整个中西方设计历史及其理论研究的话题，则之前似乎轻视了某种深刻的设计存在、动因及其传承。0.1.3 心理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观曾以“社会存在物”、“自然存在物”、“劳动存在物”、“创造存在物”等概念来描述人类的生存及生产状态：显层，即人类生存的形式层面，它表现为“社会”；中层，即人类生存的内容层面，它表现为“生产”；深层，即人类生存的性质层面，它表现为“自觉发展性”。显然，这是一种多层级的系统，也是一种结构的叙述。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结构，同时又有一种特殊的认同使三个层面“合一”，即“知礼”。这是一个颇能打动人心的解释，通过人人知礼，潜移默化地整合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和社会价值，繁衍出诸多社会生活的事实。

礼学研究自有学术史可寻，春秋战国、汉、两宋、明清均有相当多的文献遗留。当代学者也在尝试用新的思路解读古礼，并将切口瞄准先秦，以还原周公的礼乐制度，如观念之礼、制度之礼、象征之礼、教化之礼……本书尝试将“礼”理解为中国社会运行的有效结构，中国礼学研究中的种种解析最终凝结在这个结构里。“礼”是恒定的中国语境。“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当“礼”、“乐”被视为具体制度之时，它或许随着西周的衰亡而消退，但当它成为一种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并最终控制人心所向时，就不会消失。这是孔子一生的努力：“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这当是孔子理想状态的礼，却因“不下庶人”而被认为是狭义的礼。也正因为如此，老子（约前571—前471）反对用“礼”。《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将“德”分为上下两个层次，上德是“不德”，即“无为之德”，也就是“道”。下德是“不失德”，即“为德之德”，下德有三：“仁”、“义”、“礼”。“礼”在下德之末。虽然“上礼为之”（高层次的礼有所作为），但没有人呼应，因此“攘臂而扔之”（强行让人尊礼），礼变成了背信弃义。《道德经》开篇关于“德”的解释赋予“礼”以更深刻的理解：“礼”是“忠”、“信”观念淡薄时才要维持的一种表象，亦是假象。但是，从观念与制度的双重需求看，从人类系统的复杂性看，刻意“为之”却正是社会初建或重建时期的必要手段。老子承认存在“上礼”, “礼”究竟是一种优良的品质还是一种假象，完全取决于施礼之人是否“大丈夫”。从这一点看，“礼”可以虚无为“道”，可以物化为“器”，它是上、下的依托，是潜伏于文化、观念、制度而存在的社会结构。此外，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也专论过“礼”。荀子不为恢复世族贵族之礼，而是思考社会总体的运行规范及人的个体与族类的价值。荀子更突出外力的作用：“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并非是天生有差别，而是有人善于利用“物”，有人则只能听天命。物，在荀子看来又是“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礼、物逐次成为约束人性的工具。他对“礼”的表现形态有进一步阐述：“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饰”是设计研究的重要概念，然而它只是一种表面形态，若不依附于物体，则很难直观让人感受“欢”、“哀”、“敬”、“威”的意义，而这样一套意义的传达仍然统一于“礼”。

中国设计学研究中常常会涉及“器”、“道”、“象”、“理”、“形”等概念的辨析，也提到“礼”、“礼器”。本书想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常在的元素，“礼”有着中国社会最庞大的心理回应。“天下国家”之“正”、“大丈夫”之“上德”、“古今之所一”……这样的表达该如何实现？又如何表现？设计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痕迹正在浮现。可以说，因“礼”而生的器物体系成为道德讲述、造物原则与历史传承的综合载体，包容了观念、制度与社会形态等多种话题的具体规定。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本书将孔子所言“器以藏礼”作为中国设计制度的内在精神。

若将眼光投向更为久远、更为神秘的原始社会，上古的神话早已包含了早期制度创建者的心理轨迹：刻痕、文字、图像。设计，在这种神话、理想与政治的结合中已经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它曾作为“礼”的补充与催化，通过巫师、卜官、贵族的层层经营，进入天下人的视野。虽然不能确定以“礼”建构的设计制度究竟有什么现实价值，但中国历史遗留的各种言证、物证还是不断带给本书以坚持的理由，去辨析古代社会“为百世法”的规模制度。0.1.4 现实的回应

1952年，27岁的谷川道雄在日本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京都支部会例会中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应该带着怎样的现实课题进行研究才好？本书的选题似乎是设计学研究中这一矛盾的体现：中国设计的历史界定本就存在争议，与当代设计理论的对话又常常显得单薄。如果坚持着眼于“中国古代设计研究”，又应该带着怎样的现实课题进行研究？

选择设计制度研究作为对接的尝试，意味着对中国设计观念的梳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究竟什么是中国设计，怎样展现中国文化，怎样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设计元素，这种急促的思考偏离了设计的本体。因为，仅仅做文化的考察并不足以彰显设计的功用特征，文化符号与设计的磨合还需要更多来自设计历史、理论及实践的验证。换言之，设计学科本身自有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却以过度凸显“文化”、牺牲“设计”获得了暂时的重视。文化的力量并不能替代设计的思辨。在大多数设计师还在寻找文化灵感的时候，少数富于远见的设计师开始谨慎地对待“文明的需要”，并提出“暂停设计”（stop design）。这是一种补救心态，却常常显得无力：在一次性与恒久性之间，大部分造物者和消费者都选择了前者。在这种情况下，设计更需要一种独立的面貌，任何界定设计概念的尝试，都不能忽略设计本身的特性——对造物活动的思辨。设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宣扬文化，文化符号的完美分配也不能减缓“设计消失”的疑虑。中国人自己也能意识到，近年来，日本、韩国使用中国文化、符号、元素的娴熟。这并不是因为设计陌生化带来的新鲜认同，而是社会存在的稳定结构将各种琐碎表象合而为一，并辅以传统的或现代的工艺、技术，其结果是，它们是“好的设计”，却不一定以“本民族的”形式出现。设计制度研究也许可以提供一次整合的机会：是否可以尝试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中把握设计元素和观念，寻找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费孝通先生曾说：“如果容许我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20世纪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这是一种含蓄的表达，也是一种穿透。民国三十五年，他与另外三位学者合写了一本小书《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其中关于“五十年”的假想久久激荡于思考的间隙：“若是我们现在那种对于机器工业的好感发生在五十年前，问题必然简单得多，原因是在那时西洋还没有人看明白机器文明的流弊，大多数人虽则已受到新工业兴起后生活解体的威胁，可是对于进步两字还是没有怀疑……若是我们再等五十年才发生现在的问题，也许又容易得到解答了，因为西洋社会在这五十年中非解决他们因引用机器来生产而发生的许多社会政治等问题不可……可是，我们是活在现在，不在五十年前，不在五十年后。我们是处在人类有了、用了机器来生产，可是还没有找出怎样利用机器去增加他们幸福的时代……”。距离民国三十五年已经六十八年过去了，今天看来，这个预言基本准确。事实上，在这本书中，学者们并非聊发感想、提出问题，而是已经作出了重要解答：“我们主张把机器逐渐吸收到传统工业的社会机构中去……我们觉得这种主张还有更深的理由，它不但是切实的设计而且是理想的设计……目的在于创造一个非但切实，而且合乎理想的社会方式。”只是，“切实”与“理想”的回音只在一小群学者中产生共鸣，问题仍然留给了新世纪的研究者们。

什么是传统工业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关系是怎样的？合乎理想的社会方式由什么途径实现？设计学教材中出现的“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选题，是否有与此相关的一点链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实境。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形态的彻底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社会的兴起，种种现实确实解构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的阶层，同时，消费社会并不追求天时、地利、材美、工巧，设计不再受制于传统造物观念的羁绊，但这种功能至上的“自由”事实上导致无根无范的混乱和失序，设计自身的制度话语在多元和迷失中更显微弱。

米歇尔·福柯曾对“话语”的整体性提出质疑：是否有必要在一些实际并不肯定的“一统”上叠加一层更为隐晦、抽象、更为惹人议论的“一统”模式？因此，他将“话语”分解为三个层面：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个体化的一组陈述；一种有序的包括一定数量的陈述的实践。受福柯研究的启发，中国学者找出三个层面的对应：一般领域是“时代语言”，对应研究如“古典话语”；一组陈述是某种对象的系统描述，对应研究如“疯癫”；一种有序、一定数量则涉及历史构成方式，对应研究如“监狱样式设计”等。在这里，陈述“不是一种存在形态，而是一种功能形态”, “话语”则是“词”与“物”编织的“沉默的秩序”。这一秩序事实上是一个话语体系，一种价值标准，也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制度形态。本书认为，设计制度研究是对“陈述”的探索，其最终目的则是探索属于设计的制度话语。在本书中，“器以藏礼”是一个切入点，“中国设计”则是三个层面的话语交织，这虽是一组古代研究课题，却又指向当代设计制度的话语构成。0.2概念重构“去古益远，古之制所存无几。”

人们研究中国古代设计往往较为重视出土实物及相关图谱，但历史档案和史料文献中一道道熟悉又陌生的规制呈文（设计制度）才是宫室、车服、器物等古代物体系实际构造过程中伦常秩序的真实写照，它们也白纸黑字地书写在古籍与当代学人的著作中：“舆服制度”、“宫室制度”、“营国制度”……今人专辟“设计制度”领域对此加以研究。制度一词古已有之，然其涵义、范畴古今俱有不同所指，因而本书的开篇需对此概念加以重构。

设计制度包含三层涵义：设计、制度、设计制度；要架构本书的相关论述，从这三个层面做概念的澄清确有必要。0.2.1 概念：设计《礼记·月令》：整设于门外。（注：设，陈也。）《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之所设。（注：设，施也。）《管子·七法》：计数，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广雅》：计，谋也。《战国策·秦策》：计者，事之本也。《说文》：设，施陈也。计，会也，笄也。

理解中国语境的“设计”，仍须着眼于古汉语中设计的本意：布置、经营、总体谋略。它既是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也是一种对创造活动本身的思考，即创造性又以更深层次的思辨与价值整合作为限制：中国设计的历史与理论中曾经存在的图像、器物、时空、自然、文化、人……任何注目于细节修复、改良或结构创新的设计都不能脱离总体谋划。

本书对设计的界定为：对“物体系”的总体思辨和价值整合。

也许只有设计可以使“物”无视造物的基本法则，凌驾于天时、地利、材美、工巧之上，也只有设计才能够清理自己，回复到“物”的秩序。

如前文所言，秩序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建立，也必然要以“那种”方式建立。从设计制度的角度看来，“人人都是设计师”的口号虽激发了人的创造性，使设计步入艺术的个体自由，却又进一步瓦解了设计内在的系统及其固有的秩序。本书所说的设计，其实是一种在思辨与价值整合过程中不断磨练的专业思维品质，它必然地要受到设计的历史、设计的方法、设计的思维、设计的价值等多种角度的拷问。在这个认识基础已经形成的时候，物的创新才有意义。0.2.2 概念：制度《说文》：制，裁也。《说文》：度，法制也。（按，五度，分寸尺丈引也。度起于人手取法，故从又。）《说文》：尺，周制。寸、尺、咫、仞、寻、常，诸度，皆以人之体为法。

制度，广义的解释便是人与人交往的规范。中国古语“制度”一词涵义更宽泛，包含着规矩、准则、习俗等多种含义。制度有中西两种理解。中式的制度一般指权力（皇权）之下形成的各种关系，如法令、礼俗等社会规范。《易·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疏：“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北宋王安石《取材》:“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西式制度Institution一般指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契约、惯例、规则、条文等。Institutions可以翻译为“系统”、“惯例”，是一个从个人习惯到社会习俗，再从社会习俗到非正式约束——“惯例”，再从惯例到原则、行政规则、法律条文、规章等的动态过程，其中即包含条款、约定、规则，也包含机构组织实体。因此Institution本身也可翻译成“体制”。

制度亦是“人工产品”，当它依附于具体的器物，即制度物化以后，便直接地带有了双重功能：物用功能和规范功能。制度虽然可以以一纸公文的形式出现，但细节的流动、变迁却时时发生，这实际赋予制度很大的不确定性。本书更愿意将其定义为人与人交往的主要模式，它表现为心理规范和行为规范两种约定。这样的理解也许可以使自己避免陷入纠结：习俗、习惯、法令……到底哪种属于制度？制度的常态是什么？事实上，很少有人在公共场合拿着制度文本谈制度，多只是应景地断章取义截用一二，但这样的制度对于社会未必不可缺少，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制度研究的意义又何在呢？

因此，设计制度研究仍然要关注丰富的个人与社会、细节与整体的转换与交流，尤其关注在这种交流中产生的，作用于生活事实的基本原则及其表现形式。

中国学术界的制度研究相当丰富，专治单项制度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设计制度研究是以往的制度研究中未曾提及的新话题，然而这一研究的初衷又并非着眼于“新”。有学者说：“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更有意思的是，每当中国的知识界想要表达制度感言时，也恰好是儒学大兴大衰之时，先秦、两宋、清末民初、当代……这些中国社会史上的小小节点闪耀着共同的特征：人心人情总能表现某种同一归属，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华帝国千年制度依据的首选思想系统，一方面因为它对人性的控制总能引起智者的共鸣，另一方面其调剂人伦秩序的宇宙观和价值系统总能在失范的时代召回人心。

与此同时，正因近年来的制度研究成果丰硕，又使心有忧患的前辈提醒后来者不能将填补空白等同于“人们熟知的解释模式在另一具体制度侧面的重复”，而是要寻找“对于结构性的体制，对于产生一系列制度的时代之深入理解”，这种要求需要更多人将眼光从制度史的描述中不断投入、跳出，完成对制度、体制、机制、社会的完整理解，这种要求也需要更多人在解析一种新的“制度侧面”之初，就能够担当责任，悬起一把自我批判的利剑。0.2.3 概念群：设计制度

设计制度并非一个单一概念或定义，而是一个概念群，在古代语境中，它隐藏于“造物”，失去了直接面对我们的机会。可以说，设计制度本身是一个关系状态。本书将设计理解为一种思辨和价值整合，将制度理解为心理模式和行为规范的两种约定，设计制度实际表现出造物前后心理价值的认同、传承和行为价值的认同与传承，此处所言价值是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造物过程中沉淀的图式、技法、情感及其批判。这与中国古代设计文献中表现出的制度精神一致，后文还将具体述及。

设计制度意味着又一种整合：对“设计”的认识、传承和反思。这种制度恰恰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传统社会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行。就算改朝换代，设计制度的细则发生着各种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并没有动摇，历朝历代开国之主，皓首穷经找寻依据，通过对“器以藏礼”的精心策划，最终达到各个阶层的等级和谐，以及伦常秩序的条理井然。这正是中国设计制度的特质。

可以说，中国设计制度首先表现为稳定地作用于中国人心理的设计创造、设计应用、设计交流等领域的规范、习俗与原则。它更多地体现为统治阶层的政治理想与设计理想的综合表达，但也作用、反作用于更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在中国古代曾经明确划分为士、农、工、商，他们各自在设计制度的制定、推行、实施与反思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并表现为日常生活与精英思想共存形态下设计价值的多元统一。

换言之，设计制度是在造物前后形成的思辨传统和价值整合的基本模式，其中，中国思辨传统集中于“礼”，而价值整合的基本模式，正是《考工记》里常人难以成全的“良”。

杜维明曾提出“儒学三期说”：先秦（首辟）—— 两宋（再辟）——当代（复兴），当代儒学复兴也许正是乱世中的励志。“儒学”之“礼”反复的动机与“礼”创建的动机是一致的：天下秩序；“仁”、“中庸”等概念的补入则是为了更高的理想——社会秩序良性的循环与生长，设计制度建设也在此理想中行进。0.2.4 相关问题及其拓展

面对浩繁的古代典籍以及庞大的中国传统造物体系会发现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但在写作中只能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作为深入研究的起点。设计制度研究集群的扩大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研究链接和跨领域话题，设计制度研究的深入也许正在于开启更多与设计问题相关的话题。

本书所设定的设计制度的概念群实际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可以以设计学的视角研究制度：历史上与设计相关的专门制度及制度史研究都在此列，如中国卤薄制度（史）、中国窑造制度（史）、中国墓葬制度（史）等等，当然，最难以书写的，莫过于中国设计制度史，它不仅涉及设计的界定，也关乎制度的界定；其次，可以以制度研究的视角看设计，分析设计制度的要素与形态，如作为显性设计制度呈现的设计政策、设计组织、设计教育，作为隐性设计制度呈现的设计理想、设计竞技等。此外，设计制度研究还可以产生若干研究附产品，如设计观念与设计制度、设计制度与设计管理、设计制度与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第二，从设计制度的制定与推行看，中国古代设计的文本记载着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惯例：“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是中国设计制度最集中的特征：“天子”不是个体，而是一个权威象征，更是一个利益的集合，围绕天子所产生的权力关系合纲常秩序，演化出整个社会和谐运行的生态与理路。如果我们将天子制度视为精英思想的表达，随之带来的研究课题可以是“帝王观念与中国设计思想”、“‘士’与中国设计思想”，或者更为精细的个案研究如“北宋末年翰林院杂流衣冠设计中的制度拓展”。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因申遗热潮而备受重视，在此感召下，我们通常会因为民俗、民艺在夹缝中的生存状态而专注于民间造物的研究，中国学术研究的热点从精英文化走向边缘，从帝王观念走向平民，正以各个侧面的精细叙述补充一个“客观”的社会生活史实。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开篇曾经提出一连串疑问：“经典里面真的是精英的全部思想吗?思想真的和制度一致吗？制度真的能贯彻到生活世界里起支配作用吗？社会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常识真的和这些精英和经典（主要指儒家）完全重合吗？恐怕不见得。士大夫的思想和观念，不也是从一般教育中奠定基础的吗？……思想只在文献中间存在吗?难道其他的历史遗存中间没有思想的痕迹吗？……”这些问题的抛出确实撼动了我们对思想史和制度史的认识。然而，在“精英抑或大众”二元模式的争执中，似乎需要暂时放下大传统、小传统、显规则、潜规则的各自主张——文化认同过程中产生的相互约定和价值传承或许可以带给我们更宽阔的视域。这正是本书尝试建立的一个研究通道：从庶民到天子的设计意识及其实作可能以什么方式传承。因中华“制度”一般为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限定，本书的考察重点将主要放在“天子之式”，即皇权辐射下的设计规范、组织机制、主从对流关系及其造物范式的系列考察。

第三，从实际功能与效用看，古代中国，因天子制度的规定，设计制度往往是以诏令、官书的形式颁布，然后在器物中加以确定。最简便的分析方法，便是建立一个设计制度的金字塔，以各种象征符号明确金字塔的层级，并首先表现为金字塔顶的各种纹饰、材料、样式的天子专享，以此下推，直至庶民。也许可以据此找到一个“从布衣至九五”的古代设计应用谱系，这一谱系的形成却又关系到古人心中的“政节”。

可以说，中国设计制度的研究无法在短期内具备完整形态，但话题一旦展开，就会不断拓展，并可能成为叙述历史、反思当下、建构未来的又一种方法。0.3研究视角与方法0.3.1“中国”、“设计”、“制度”三种视角

首先，设计制度研究，立足点仍然是设计学视野的制度研究，因此，设计学科本身的方法不可丢弃。虽然设计方法论的问题还处于开荒时期，但学术研究中优秀的方法总有一定的普适性，从这一点看，设计研究的方法在于个人对选题的认识与判断：本书着眼于人对物体系的思考，因此人类学研究方法是设计研究的首选；而中国古代设计与社会结构的密切关联使本书同时需要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观点的检验与论证；此外，本书架构也借助系统论的形态，以求在方法、方法论两个层面审视设计及其制度。

设计制度研究，又有着不同于一般设计研究的特点：因“制度”的补缀，它很可能面对更多的约束。制度研究的方法是第二要考虑的问题，遗憾的是，“制度”一词虽然几成流行，方法却很少有人关注。直至本书结构基本完成，作者才在一本很薄的小书附录“英译本导言”里，看到了自己事实中遵循的研究方法：“如何才能够实现对制度的 ‘理解’呢？这就要像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那样，采取既在其内又在其外的研究社会生活的办法：在其外，就是要做一个人类学家，而在其内，就是要把自己认同为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成员。”这是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的代表作《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导言的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1902—1973）。也有人会将这样的方式视为“解释社会学”或“解释人类学”，虽然本书的写作过程不同于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或社会学家的“解释”方式，但设计调研的真实意义曾经被非常深刻地体会过而直接地进入情感体验，也许可以视为“其内”的努力“认同”。本书厘定选题之初的一点点感觉始终成为写作最基本的出发点。从方法论的角度，则需要将“感性体认”转化为“理性分析”，特别是面对观念与制度的交织、转换，更需要让研究视角处于动态结构中：既要将设计制度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同时又能在必要时将两者剥离以保持设计、制度的独立与完整。

第三层面是方法论思考，即“中国”这一前缀。首先，中国的学术研究是否存在自己的方法？此外，抛开中国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价值争辩，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没有第三种切入方式？中国设计研究中有多少对“中国”方法论（并非是设计方法论）层面的思考？有几本小书带给我理解“中国”的重要提示：《大戴礼记》、《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等，民国三十五年出版）、《中国问题》（罗素，1922年出版）、《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刘子健，2002年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2005年出版）、《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王铭铭，2005年出版）。其中，“天下”的方式虽然仍然是站在中国人的视线中观看，却可以绕开很多方面的争执，并有走向“公共”的可能。另有一篇文章也带给我诸多启示，特别是研究心态的把握：《超越启蒙心态》（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杜维明，1998年首次发表）。

对中国制度史研究与中国制度基本理论研究的方法把握，则来自一本专题性的研究学史文集：《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2001年11月3日至6日，一场小型学术研讨在杭州举行，主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侧重点为制度史研究。这次研讨共提交论文17篇，其中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立博士撰写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是近年不多见的方法论层面的探讨，虽然谈的是宋史，却确立了中国制度研究的基本态度，并对包括制度研究的结构模式、制度解释模式、制度史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整理。作者虽然是对固有研究方法的批判，却又提出了不少更高层次的要求，如分析当代学者制度研究结构的疏忽与散乱等。这篇论文并未归纳究竟如何做制度研究，但大量的例证给予本书不少古制研究方法的警示。即便并未实际引用于书中，也不能忽视此文的提点作用。0.3.2 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

当设计与制度因为各种特定生活理想、生活方式而联结，并不断创造、适应、调节社会秩序时，“设计制度”就是人情制度。它既可以是设计的规范、评价体系，也可以是民间散落的造物样式或造物习俗。历史研究首先建立在设计文献整理与相关史料研究的基础上。

2）经学典籍

重释原典也是研究中国设计理论的古老方法，即从经典的“字里行间”中完成设计知识、设计现象的考古研究，从中思考近现代直至当代设计制度创建演化的文脉与历史逻辑。（1）中国古代设计文献的整理

类似整理无论是在工艺美术研究领域或是考古学、经济学、史学研究中都不少见，本书所谓整理，是从制度研究的角度考察古代设计文献记载的各类工艺技术标准、设计理想与评价。书中只选取了《考工记》和《营造法式》两本众所周知的典籍，以这种视角展开的解读是以制度史写作视角对经典文献之意义的解释与重构。此外，本书认为，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档案”是研究中国设计制度至关重要的文献，便专辟章节作深入探析。（2）具体史料学研究、中国制度史、手工业史、设计史等相关领域资料的整理

这一项工作是为了将设计文献放置在一个相对更周全的文献环境中分析。中国史料浩如烟海，本书只能尽量找到与选题相关的内容略作了解。而手工业史、设计史领域研究与本文的关联更加密切，进行相关资料的整理，是为了能够将视线接受一个扩展—聚焦—再扩展—再聚焦的过程，用以明确自己的研究范畴和线索。

3）调查研究

1998—2001年间，作者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随许平教授参与日本道具学会在中国开展的民具调研活动，有不少内容恰恰是本文最鲜活的观点来源。再次回访的过程虽然短暂，但调查的价值仍然存在，特别是形成一定的理论认识以后再去看这些人、事、物，带来的收获远超出论证本书观点的初衷。调研的本意也正是为了创造丰富的体验实境。

4）关键词检索

涉及古代话题的研究，常常需要考证关键词，考证的首要工作是检索工具书，这本是做研究的基本工作，并谈不上是方法，且因当代信息检索的便利，就更没有什么值得单独提出的价值，但因这项工作对本书有特殊意义，故在此作为研究方法提出。需要明确的是，关键词检索并不意味着“意思”剪切，它和单纯意义的查字典或文字训诂不同，更关注的是完整的上下文考察。论文进行过程中，因对当代设计研究中若干“器”的标题感到疑惑，作者检索了《老子》、《论语》、《礼记》等文献中的“器”字，原本只为了解原始文献中的上下文，却带出了不少制器、用器的观念与规范，可以说，这一检索直接促成了本书主要研究方法的形成：由一个“器”字，带动文章其他关键词或研究要素的类似整理与分析，如“服”、“礼”、“法”、“式”、“法式”、“则例”、“谱”、“说”、“图说”、“图式”等等，工程浩大，目前尚未完结，但不影响本书核心思想的形成：即通过若干主要概念的辨析，了解千百年来中国设计各式各法创建的基本结构和动机。

这样，本书的几个个案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结构，或者专注于物的体系（如第二章对宋代纸式及法式营造的论述），或者专注于物的想象（如第三章对明代设计制度相关文献的梳理），或者专注于造物思辨（如第四章对清代恭造之式的脉络分析、第五章对中国古代设计制度原始形态的设想），至于对这一制度体系的评价，还不能深入展开，留待“中国近现代设计制度研究”一一思考。0.4材料

中国设计制度问题虽属全新课题，却并非面对一片空白的学术史，只是分散在各种材料中，尚未联结成史。本书仅就研究中对材料的运用展开一点阐述，希望日后可以建立相关研究规范。0.4.1 材料的甄别与使用

涉及古代研究，材料甄别有一个难题：疑作、伪书，如何保证客观？“先秦古文献包括被疑者与未被疑者总共只有几十部书。其中比较重要的经典文献只有十几部。这些文献中制度性内容的含量很高……故事容易编造，制度很难 ‘作伪’……其原因在于，制度性内容有其自在的严密性和维持政权存在、运转及权力实施的实用性。”此外，设计制度研究的优势在于“器”：器物本身即是材料，是最直接的信息。

先秦、两宋、清末的一些文献是本文主要引述的对象。汉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后世史书编撰无不参考其体例和叙述方式。此书包含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其中，“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每一篇“书”犹如一部专史。《续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 “列传”省称“传”, “书”改曰“志”，取消了“表”和“世家”的内容。查阅设计制度方面的内容，虽然不能忽略“纪”、“传”，但更主要是集中于“志”，又可再细化为仪礼、律历、食货、舆服、百官等。后世史书多沿用“志”的体例与主要内容，但时有添减，如陈寿《三国志》全篇为“志”，又分各“书”；又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认为旧者（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不合古制，又改体例。种种带有编撰人个人热情的新法在二十五史中并不少见，这是需要特别小心的。正因为如此，无论从时段或是从史料看，本书内容都涉嫌跨度过大。面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命题，从整体上把握线索，寻找因果关联及意义也许比细节的阐释更为重要，其中，典型案例的选取与分析将提供新的认知设计的方法，也是进入历史文本的一种途径。0.4.2 主要材料

本书阅读的部分文献来自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清造办处文献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近代研究相关文献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之“器”的印象也正是得自这些文献以及国内几大博物馆的走访，另有一些阅读线索来自相关学术网站，书中均已标明。

1）先秦文献

对于先秦文献的阅读，主要还是把握其中的关键词：畏、敬、家、德、礼、天下，了解这些概念的脉络，也就基本能够理解先秦造物的思路。造物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起点藏于这一时期“观物”、“造物”的转换；而对文本的考察仍然归于中国第一本设计文献——《考工记》。

2）宋代文献

两宋文献资料相对先秦庞杂得多，“宋室南渡”却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切入点。通过对两宋文献名录与主要内容的整理，看到宋代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特征：礼仪训诂与儒学创新并行。宋人喜欢考证制度，也喜欢建制，宋之前未有哪个朝代能够以如此热情关注考古训诂和制度研究。通过对四库全书的检索可得宋文献数千册，其中不乏数十卷的经、史、子、集各类巨著，再通过关键词检索，可以读到比较深入的研究状态：如吕祖谦撰《历代制度详说》一书是现存最早的制度研究文本，又有《历代兵制》（陈傅良）、《汉制考》（王应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薛尚功）、《内外服制通释》（车垓）等等，另有“法式”、“规范”研究，如《营造法式》、《仕学规范》等，都意在通过各种角度的审查，建设一个新的总体社会规范。这些材料都为设计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完备的文本环境。

3）清代文献

对于设计研究而言，清文献“各作成做活计档案”极具研究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各作成做”收录于《造办处承修祭器处薄册》之“活计库”。“各作”走向“成做”的过程鲜见分析，以往的设计研究常常只对“作”之名录（如木作、玉作）或某一“馆”（如“如意馆”）、某一段史料（如郎世宁与圆明园）感兴趣，稍显视角的狭隘，或许是不断地转述使然。本书认为，“各作成做”代表着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除此之外，造办处文献还有很多资料含有丰富的设计研究价值，如《造办处库贮物料清册》、《活计库存贮物料数清册》、《内务府堂清册》（杂记类、陈设类）、《内务府堂薄册》（奏事、财务、外交、典礼类）等等。其记述之细致，可以《堂清册·杂记》之“日记档”、“记事珠”记录的“稽查紫禁城内地面”为例，从光绪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共10册文献记载着稽查前后。更匪夷所思的是，《堂清册·杂记补遗》的全部内容是2099件“请送钥匙”、“钥匙号薄”。如此细腻的文献典籍需要耐心整理研究线索。除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陆续出版造办处档案总汇，相对全面的整理基本集中于史料学研究，如《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理解的“设计”依附于工艺美术，这是对“作”与“做”的静态理解所致。

另外，清代研究不同于前代的优越性在于完备的奏折制度，这是设计研究较少关注的内容，却是学术界日渐兴盛的话题。奏折对于设计制度研究的意义亦属重大：除了提供大量史实，奏折制度的完善是皇权独揽的终极表现，意味着个人设计趣味的制度化缩影。阅读各朝“各作成做”之时，如《康熙御批》、《雍正御批》、《乾隆御批》之类的文献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全面理解时人时做的背景。

4）近代文献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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