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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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发展概论试读：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 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论
先秦两汉文学概述
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远古至秦朝以前的文学和西汉、东汉两朝文学的合称。泛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到东汉末年的文学。如从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算起,时间跨度在三四千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3个阶段。
先秦文学包括远古口头文学,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早在上万年之前,中国人的祖先在开发黄河、长江以至珠江流域的同时,就已开始了精神文明的创造。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仅出现了独立的美术、音乐,口头文学也已产生。伴随着对自然神和祖先神观念的出现与崇拜,出现了属原始歌谣形式的赞颂与祈祷神灵的韵语和借助想象解释神的活动的神话。前者如伏羲氏时的“网罟之歌”,神农氏时的“丰年之咏”;后者如伊耆氏的《蜡辞》和《弹歌》,以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故事,“黄帝战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传说。这些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曾在先民中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中,记载了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
夏禹传位于子启,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出现。到了商、西周,出现了灿烂的奴隶社会文化。殷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繇辞和《尚书》,留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散文篇章。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的兴盛,《诗经》中较早的诗篇主要是反映周民族发展历史的史诗和反映民间疾苦与心声的歌谣。
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社会向封建制转化。随着奴隶主贵族文化的下移,社会出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至战国时期,形成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了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不同学派,以及反映他们的论辩,表现他们的学说思想的《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后人统称为诸子散文。此外,这一时期还留下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它们作为历史散文著作,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屈原是中国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生活在秦楚相争的年代,曾为在楚国实现“美政”而奔波,后被楚怀王疏远、流放。他在逆境中写下了《离骚》、《九歌》等属楚辞体的诗篇,千古流芳。屈原之后的宋玉等人,把屈原的辞令演化为赋——一种新的文体。
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为中国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诗经》、《楚辞》开创的写实与浪漫两种创作方法与风格影响深远;诸子散文注重现实与民生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告一段落,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代统治短暂,文学成就不高。此后的两汉文学,在辞赋、史传文学、政论文和乐府诗歌4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
西汉初年,散文和辞赋有较大发展。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前者的《过秦论》、后者的《论贵粟疏》等)议论恢弘,切实中肯,说理酣畅,感情丰沛,文采飞扬,影响后世唐宋两代散文。继承骚体传统的辞赋,虽多模拟之作,但贾谊的《鹏鸟赋》等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形式上显示了向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的《七发》则成为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
汉武帝时代,汉朝进入全盛时期,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时期到西汉末,由于乐府机关的设立与扩展,广泛搜集民间歌谣,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汉赋创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司马相如是最有成就的作家。此外还有东方朔、枚皋和扬雄等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丰碑,其开创的历史传记文学,为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但其统治思想以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为代表,文学有新的变化和发展。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学主张。辞赋虽因袭风气盛行,但从班固开始的京都大赋,题材有所开拓。现存汉乐府民歌,多为东汉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苦难生活。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在民间故事与民歌基础上产生的杰出诗篇。文人五言诗的形成,特别是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是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成就,其表现力与抒情性,影响了后世五言诗的发展与近体诗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末献帝建安年间形成的魏、蜀、吴三国鼎立,中间经历西晋短暂的统一,随即“永嘉之乱”酿成南北分裂,北方匈奴等五族入侵,南方东晋偏安一隅,最后被宋刘裕取代,而转为南北朝时期,直至隋文帝统一中国,历时近40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可分为魏晋文学和南北朝文学。
东汉末年,皇朝的统治被农民大起义摧垮,魏、蜀、吴政权相继成立,出现三国鼎立局面。这一时期由于思想比较活跃,使魏国建安文学得以兴盛。曹操父子三人(称“三曹”)和“七子”是这个文人集团的主要人物,又以曹丕、曹植为核心。曹操的诗文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壮阔胸怀和豪迈气概;曹丕的诗歌清丽隽秀;曹植的作品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孔融、陈琳、王粲等“七子”也各标其美。但建安文学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慷慨悲凉”,作者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作品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变故和人民的疾苦。后人称这些时代特征为“建安风骨”(又称“汉魏风骨”),受到推重。以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受老庄、玄学影响,对现实多持冷淡的态度。
西晋时期作家颇多,但成就不高。文学却已进一步自觉起来,指出了“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的特征。陆机的拟古诗作影响了后人,他的《文赋》是一篇论文名作。潘岳的《悼亡》之作,传诵千古。左思的诗作寓咏怀于咏史,笔力雄厚,成就最高。张华除诗赋外,所撰《博物志》是现存志怪小说中较早的一部。东晋时期,文坛流行玄言诗赋,它是时代清谈务虚风气的产物。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其诗作写出自己从仕官到归田的生活体会,自然朴素,直率新鲜,蕴含着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开始兴盛,一类为因巫风盛行、佛道传播而产生的鬼神志怪作品,一类为以清谈风气影响而产生的记载士大夫轶事清言的志人作品。志怪小说名作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的先驱则有裴启的《语林》,还有葛洪的《西京杂记》(托名刘歆)。
南朝文学是指东汉以后,在江南地区连续出现的宋、齐、梁、陈4个朝代的文学。由于江南物力富饶,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豪门士族垄断了文化,并造成了普遍重视文学的时尚和文坛的繁荣。但是由于时代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作家生活的优裕与思想的消沉,又造成了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和作品内容的单薄空虚。作品在描写自然、爱情、友谊时不乏真情,但大量的属饮宴、应酬、咏物之作,有的为艳体诗。为了掩饰内容的贫乏,作家们十分重视形式的精美,追求辞藻的华丽,声律的和谐和属对的工切,轻靡绮丽成为这一时代的文学风貌。
南朝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和骈文。代表作家有刘宋时期的鲍照、谢灵运。鲍照的乐府诗强劲奔放,充满悲愤不平;谢灵运的山水诗精致清新。梁代的宫体诗讲究调声选色,规整工丽,突出的作家有谢朓、沈约、江淹等。
南朝小说也可分为轶事和志怪两类,前者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后者有刘义庆的《幽明录》等。
文学批评在南朝时代有充分的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巨著,钟嵘的《诗品》是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南朝文学虽然内容贫乏,但其形式的成熟,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北朝文学指北魏、北齐、北周三代的文学。它繁荣于后期,但在诗、赋和骈文方面,成就难与南朝相媲美。
散文方面,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为学术著作,其中写景的一些片断,为后人传诵;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虽不完全是文学作品,但有些部分的文采,也被人们喜爱。今存少数民族作品《敕勒歌》,则历来被视为诗歌中的杰作。
隋唐五代文学概述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300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别具一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经过了将近400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第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100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锦、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杜甫《忆昔》诗描写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城市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代首都长安城,周围约有35.5公里,其规模之巨大,为当时世界所少见。全城人口共30多万户。南城商业区布满“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长安有5条大道通往全国各方。水路则“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除长安外,洛阳、扬州、广州、成都、凉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富庶。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陆路有北、中、南3条路通往中亚和印度。水路上,中国海船可以远航至红海、印尼、日本。当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和中国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而朝鲜、日本、印度、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
隋唐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除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身,这就在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面前展开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儒、道经典都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佛教也得到武后、宪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学说也未受排斥,这对文人思想的活跃也是很有利的条件。作家的队伍扩大了,许多作家都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生活上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磨炼,他们对社会情况、人民生活都比魏晋六朝那些上层文人更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们充实而健旺。“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文人共同的风尚,在政治上,他们更往往高谈“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韩愈的辟佛老,俨然以天下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论》更在肯定君权前提下倡言“公天下”。这种思想活跃的状况,对文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有明显的好影响,道家蔑视礼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也焕发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传,除对王维等作家的思想有影响外,对变文及其他讲唱文体也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儒、道、释思想对文学也各有消极的影响。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
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10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
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
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
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虽然他们批判的标准、继承的目的和我们显然不同,但是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模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唐代的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做诗,太宗、玄宗的诗曾为某些文人所称赞。武后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王维死后,代宗曾关心他诗集的编纂工作;宣宗也曾写诗悼念白居易,这对倡导做诗风气,提高诗人声誉,是颇有作用的。我们知道,唐代非常重进士之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摭盲》)的谚语。在进士科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这种制度对一般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形式的掌握,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唐代人民群众爱好诗歌成为普遍风气。《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诗歌在唐代的确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品。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听歌妓唱诗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诗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事实,更可以想见著名诗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盛况。这种诗歌和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过去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对诗歌创作也是一种促进的力量。
上面是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诗)所以繁荣的一般原因。但是,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特色。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400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到了隋炀帝继位,却穷奢极欲,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不数年便弄得经济凋敝,民怨沸腾,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义中灭亡了。
隋朝前后只统治30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
唐开国以后,唐太宗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了隋文帝行之有效的均田、租庸调、府兵、科举等一系列的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加强国家力量的措施,同时整顿吏治,改革政府机构,使社会很快走向安定和繁荣。从贞观到开元100多年中,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昌盛繁荣的顶点。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实力也日益加强。从太宗、高宗到玄宗时代,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东、北边境的威胁,并使广大的西域地区各国纷纷内附。在帝国四境先后设置了6个都护府,使边境长期保持巩固安定的局面,并以积极友善的种种政策措施,促进了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繁荣发展。
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10载、13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14载(755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8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的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佺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
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念故土思念家乡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
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
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祖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3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
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侯宗乾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般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
初盛唐文学主要是诗歌,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变文等通俗民间文学也有更大的发展,从民间诞生的词,也逐渐转入文人手中成为新的诗歌形式。
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风,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古文运动的胜利,也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
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晚唐骈文虽然继续流行,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继承韩、柳散文的传统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锋芒的讽刺小品,也显示了散文的艺术力量。
唐代传奇小说,其源出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期的传奇,作品不多,并且还有六朝志怪的浓厚影响。到了中唐时期,作者增多,创作达到了极盛阶段。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志怪的色彩渐渐淡薄。文人对功名富贵的梦想,文人和妓女的爱情,成为新的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浓厚的市民生活情调。情节的委曲细腻,人物的生动鲜明,也大大超过了初盛唐时期。这是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
由于唐代帝王提倡佛教,当时寺庙中讲唱佛经故事之风相当盛行,于是产生了变文。后来更产生了讲唱历史故事和时事的变文。这种讲唱文学,初盛唐已经存在,中晚唐更为盛行。除讲唱结合的变文外,还有只唱不讲的词文,以及只讲不唱的话本。这些通俗讲唱的文学,故事情节多想象夸张,语言多铺排渲染,艺术比较粗糙。但对后来的白话小说、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唐代民歌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形式短小,现实性很强,值得我们重视。
在唐代城市繁荣,音乐发达,歌楼妓馆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歌曲的曲子词。现存敦煌曲子词,多数是中晚唐时代歌妓们传唱的民间词。内容相当广泛,有歌楼妓女的辛酸,也有征夫思妇的痛苦。中唐时代开始有文人词出现。到晚唐时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词,内容偏于艳情,成就不大,但艺术上有独创性,影响较深远。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下来,成为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当时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然也有战争,局势仍相当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创作成就有新的发展。后蜀在温庭筠直接影响下,出现了花间派词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南唐词人有冯延己和李璟、李煜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宋代文学概述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在开封东北40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20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中国人民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到这时才在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北宋初期各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为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但客观上也使当时人民有比较安定的环境来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并有利于封建文化的继续发展。
为了防止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宋太祖在夺取后周政权后的第二年就采用赵普的建议,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此后北宋王朝除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师的驻兵轮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又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统领,使禁军将官的权力因而削弱。同时设置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这样,“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北宋王朝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加以北宋历朝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在边疆有事时每派宦者监军,多方牵制;或自画阵图,遥授军机,使将帅不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因此从宋太宗太平兴国4年(979)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灭,在对辽、西夏和女真的历次战役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师失地结束的。这就使北宋比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统一王朝表现得特别软弱。在辽、西夏和女真的军事威胁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礼,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杆来。北宋文学就是在人才最盛的从庆历到元丰(1041~ 1085)期间,也没有象西汉赋家或盛唐诗人所表现的开阔恢弘的气象,归根到底是这种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由于军队的缺乏作战能力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北宋王朝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几十万两匹的银绢,使国内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在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之下,还兼受辽、夏贵族的剥削。北宋王朝认为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因此它不仅没有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取消或减轻岁币来缓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北宋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在边境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国内重要地区,专力防范农民的反抗。为了防止农民的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北宋王朝每当荒年还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从而使军队的数额不断扩大,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加深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在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就在蜀中起义。到宋仁宗即位以后,先后爆发了王伦、王则等的起义,北宋对西夏的战争又接连失败,促使一部分正视现实的文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厚农桑、减徭役、明黜陟、抑侥幸等改良政治的主张,企图以此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的政治主张遭到吕夷筒、夏竦等保守派的反对,形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就是庆历党争。到了宋神宗即位,又由于“冗兵”、“冗官”和“冗费”的巨大开支,农民负担过重,而品官形势户、大地主和大商人却乘机兼并,大发横财,阶级矛盾又趋激化,新党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就在这时产生。他的青苗、方田、均输、市易等措施,又遭到司马光、苏轼等旧党的反对,从而形成长期的新旧党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比之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就优厚得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宋王朝,收到了效果。然而在北宋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各种文官,他们的力量也往往互相抵消。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宰相的专权,在宰相之下又设参知政事,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军事大权和财政大权。在中书、枢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谏,在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这是后人对于他们的尖锐讽刺。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的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150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北宋王朝为了要从地主阶级的各阶层选拔效忠于他们的官僚,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唐代应举的进士往往向王公贵人投献诗文,希望他们替自己宣扬,有些士子由于有王公贵人推荐,往往不待阅卷就内定了,而真正有才学有品格的文人有时反没有被网罗。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进士出身的。宋代科举开始采取弥封、誊录等制度,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10倍以上。这就使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权。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10万,恢复幽蓟,还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一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也促进了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少数贫寒的士子,“一举成名,六亲不认”,更成为宋元时期小说戏曲中鞭挞的对象。
宋初科举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宋郊在庆历4年(1044年)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文人执掌政权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和当时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同时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又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我国在中晚唐时期已开始雕印佛经,唐末五代,民间已有雕板印书的,后唐长兴(930~933)年间还刻过九经;但一般学者读的书都还是手抄本。到北宋庆历以后,民间刻书业才更普遍,各种刻本书籍才更大量流行,而活字印刷术也同时发明了。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这就大大扩大了学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当时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藏有上千上万卷的书籍。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而且喜欢借给人看。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私家著述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几十卷、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这不仅决定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同时是当时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
在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国内局部地区,如吴越及南唐,由于战争较少,人民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较轻,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农民得到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劳动,全国农业生产恢复较快;朝廷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北宋时期封建经济的特点是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建立在主户与客户的契约关系上。在契约规定的租额以外,客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实行均田制的唐代农民有所减弱。客户在购买到少量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这些改变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加以农具的有所改良,“不择地而生”的占城稻种的推广,不但使当时国内荒地大量开辟,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王安石《后元丰行》),“春畴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苏轼《南园》),这些诗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大片耕地的垦辟和农民的精耕细作。
农村耕地的扩大和农作物单位产量的提高,使全国农村中可以有更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活动,这就为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代开元年间,经过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才称盛,每年到京师应举的士子超过千人。宋代从开国到嘉祐(1056~1063年),也将近100年,待试京师的士子每年有六七千人(见《宋史·选举志一》),比唐代超过了好几倍。苏轼在应举时的《谢范舍人启》说,蜀中在宋初数十年间,人民救死扶伤不暇,学校衰息,到天圣(1023~1032年)以后,“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虽未免过夸,却多少说明了随着封建经济发展而来的封建文化的高涨。北宋文学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互相抵消,国家积弱不振,农民负担奇重,而封建文化却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而得到进一步高涨的时代背景里缓慢地发展的。
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将功臣,要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后来对西蜀和南方诸国的降王降将也都赐第封官,赏赐优厚,同时集中诸国旧臣在馆阁里编书,厚其俸禄,使他们为王朝粉饰太平。当时宫廷里每有庆赏、宴会,皇帝常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而贵族官僚家里也常有文酒之会,佐以妓乐。正是在统治阶级这种风气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继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风,片面追求声律的谐协和词采的华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晏殊、张先等的词,就是在这种文学风气之下产生的。
北宋王朝以优赐功臣宿将、降王降臣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织来巩固王朝的统治,同时就不能不增加它对农民的剥削。当时农民除向官庄、地主交租外,还受豪门大户高利贷的重重剥削,往往“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宋史·食货志上》转录司马光疏中语)。因此王禹偁在太宗时上的《端拱箴》就指斥了宫廷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膏血上面;而当太宗在元宵张灯设宴,夸耀国家的太平繁盛时,吕蒙正就指出“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的事实(见《宋史·吕蒙正传》)。这些从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在文艺上的表现必然和那些一味为北宋王朝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有别。正是这样,在北宋初期的柳开、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传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
到仁宗庆历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起文人对于现实的关心,诗文革新运动就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领导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此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诗文的造诣各有不同,却都是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辉煌的成就的。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说:“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文学的繁荣虽归根到底决定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它们相互之间的步调却往往不平衡,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就表现了这种现象。
北宋欧苏等大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韩柳的大部分著作文从字顺,成为后来文人学习的典范;但他们本身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部分篇章过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炼,甚至近于生涩。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末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晓畅明白,平易近人。这就引导当时的散文创作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其影响远及明清的许多古文家。
宋诗从王禹偁起就注意向杜甫、白居易学习,努力把诗歌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苏轼到黄庭坚,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道路出发,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学习,通过诗歌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表现个人的政治态度、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欧阳修合称北宋四大家。由于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于从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愈来愈严重。
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暂时缓和了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之争代替了从北宋中叶以来长期的新旧党争。当时黄河南北人民纷纷组织忠义民军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南宋军事形势在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艰苦奋战之下也渐有起色,这些现象一度给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贵族的战争威胁吓破了胆,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的强大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训,发愤图强,反而变本加厉,一面杀害主张抗战最坚决的岳飞,一面向女真贵族割地称臣,并每年交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以换取他们苟安东南的局面。这种残酷的现实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名家,各以其丰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此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不论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带有更多的封建说教意味,这是和宋人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分不开的。从中唐到北宋,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有所减弱;农村土地的兼并又加深了农民与地主之间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种种措施,同时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而最有效的办法则是利用儒家的传统学说,给予新的解释,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宋儒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北宋初期的理学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长期纷乱,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反对浮华纤巧,也有助于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后来的理学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强调“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们就鄙视许多为人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把诗文作家看作俳优,认为对文艺的爱好是“玩物丧志”,而片面要求作家为封建教条作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使两宋不少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头巾气”与“学究气”,削弱了一般文艺作品所应有的明朗性和生动性。
与诗相比较,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绮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它从民间到文人手里也还不算太久,没有像诗那样的得到他们重视。在诗里,他们好象总要显得正经一点才成样子,而在词里却不妨放肆一点,随便一点。这样,他们在词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有时却显得坦率一点,也真挚一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男女的离情别绪,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加宽广的余地来驰骋他们的才情和笔力;不比古近体诗,在唐人已经占领了各方面的主要阵地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之后,宋人就较难同他们争雄竞胜。因此宋词作家的数量虽不能同诗家相比,作品的内容也不见得比宋诗更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我们还不能同意,但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它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然而由于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自不同。到苏轼更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激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汲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但主要还在表现男女的离情别绪和悲叹个人的沦落江湖,格调还是不高的。到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把宋词引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生在南渡前后的李清照,既在词里描写她深闺孤独无依的生活,同时还抒发她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更重要的成就。
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加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当时中国国内除北宋外,还有由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由党项族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的西夏。辽、夏在和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在国内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夏人虽有自己的文字,在与宋人交往时却用汉文。辽君臣有不少还能用汉文写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更继承了北宋的文学成就而有所发展。当时北方中国人民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出于人民斗争的需要,民间流行的院本和说唱诸宫调发展得较好,为后来元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金人院本都已失传,但从《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看,其中如“禾下(农民)家门”、“大夫(医生)家门”、“先生(道士)家门”、“卒子(兵士)家门”、“邦老(强盗)家门”、“都子(乞丐)家门”、“秀才(士子)家门”等,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生活,且已有莺莺、柳毅、裴少俊等的故事戏。至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对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影响就更显著了。
金国从建立初期到中叶的数十年间,遗留下来的诗文大多数是一些文学侍从之臣的作品,虽文词组织工丽,而内容很少可取。直到金王朝覆灭的前夕,诗文创作倾向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忧时伤乱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主题。“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过晋阳故城书事》),通过当时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灾难,还写出了人民和妥协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坚决斗争精神。
元代文学概述
宋金对立时期,蒙古各部落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开始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变革过程。蒙古孛儿只斤部落的贵族铁木真,就是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宋宁宗开禧2年(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各部落首领会议,创立了蒙古帝国,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设置护卫军,颁布“大扎撒”法典,并任命“札鲁忽赤”(即断事官)。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措施,虽然是为了加强大汗的威力和对各部落的控制,但也顺应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蒙古族内部的统一。这时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很快就侵入长城以南地区。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成吉思汗的独生子窝阔台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宪宗蒙哥灭大理。宋度宗咸淳7年(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16年(1279年)又灭了宋朝,统一了全中国。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300多年来国内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形势。当时中国的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西藏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直接归宣政院管辖;云南被建为行省;台湾、澎湖也归入中国版图。这个大统一局面的出现,扩大了国内各地区经济相互调剂的范围,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创作丰富了祖国文化的宝藏。由于东西交通的一度畅通,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较前密切。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于此时传入西欧,西方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等也陆续传入我国,这有利于双方科学文化的发展。
但是,元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蒙古灭金初期,除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用作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的奴隶;并把一些州县分封给蒙古贵族,封地内的人民不得任意迁移。这时汉族豪强地主也乘机建立军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并很快投降了蒙古,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帮凶。在蒙古统治者和汉族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又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法律、政治、经济上都规定了不同的待遇,以达到分化各族人民团结的目的。元朝规定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此外,又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的行动。汉族人民不准收藏武器,被禁止打猎和练武。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以汉族农民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而压迫在他们头上的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各族上层分子。由于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人民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元杂剧中对于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和官府的贪暴腐朽的描绘,正是当时黑暗现实的反映。
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人民不断起义。元世祖一方面加强军事的统治,在全国普遍驻军队,“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政典·军制·屯戍》);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并力图恢复农业生产。所以元成宗即位以后,起义便渐次转移到边远行省,局势比较稳定。到元顺帝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起义仍在持续与扩大,内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渐趋活跃,加以全国灾荒的严重,终于在至正11年(1351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最后由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代替了元朝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在侵入长城以南的初期,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的一套文化制度,对汉族的儒士也同样杀戮或用作奴隶,但在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逐渐注意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统治的重要意义。窝阔台灭金后3年(1237年),就曾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元史·耶律楚材传》载: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元世祖积极标榜文治,设学校,建官制,征召著名儒士。至元(1264~1294年)初年,又“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元史·选举志》);此后又多次拟立制度,但都没有正式施行。这一方面由于镇压人民起义和侵宋的军事活动的频繁,无暇兼顾;另一方面也由于蒙古贵族和将校的阻力。直到元仁宗延祐2年(1315年)才重开科举。在此期间,一部分儒士仍没有摆脱奴隶的命运或贫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统治者的歧视,思想仍多苦闷。正如明胡侍所说:“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真珠船》)
为了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蒙古统治者在侵入长城后也逐渐崇尚儒学,提倡程朱理学。窝阔台在灭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就命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元世祖更在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设立孔庙。几个仕元的理学家姚枢、窦默、许衡等,都官居要位。他们除了直接为蒙古统治者出谋划策外,还大讲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元代的文学创作,包括部分杂剧在内,封建思想的表现仍相当突出。如郑廷玉的《疏者下船》,秦简夫的《赵礼让肥》都是赤裸裸的封建说教的作品。
但是随着元朝长期黑暗的统治,人民在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提高了认识。从北宋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也受到冲击。宋末元初的邓牧在《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篇中,尖锐地抨击了暴君和酷吏。他还指出:“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在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因此他认为:“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其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这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锺嗣成的《录鬼簿》有意识提高“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杂剧作家的地位,并把他们的活动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区分开来。当时进步的杂剧、散曲和说唱文学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了大胆创造精神。
蒙古贵族还利用宗教来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对各种教派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到传播,而佛教、道教的影响尤为深远。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新元史·释老传》)。据至元28年(1291年)宣政院的统计共有寺宇42318区,僧尼213148人。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传统的正乙天师道。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势力为最大,他们提倡“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调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斗争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思想要求。道教和佛教思想对杂剧创作也有着直接的影响,马致远等的神仙度人剧和郑廷玉的《看钱奴》、《忍字记》等宣扬佛教宿命论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
蒙古贵族在侵入中原的初期,由于他们还不知道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曾占领一部分农田为牧场,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但在元世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在中原和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影响下,蒙古贵族不得不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开始重视农业,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由于农民的辛勤劳动,南方的农业在原来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北方的农业也逐渐获得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王磐原序)棉花种植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出现了10多种农业科学专著,其中王祯的《农书》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就,介绍了300多种农具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对元代及以后的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元朝建立初期,为了满足蒙古贵族的消费和供应官府的需要,曾在大都等地设置了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和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拘略全国工匠达数十万人,在工场进行半奴隶式的劳动。民间手工业生产一度受到破坏。到元成宗元贞大德(1295~1307 年)年间,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民间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松江人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民那里学习到纺织棉布的新技术,带回上海,很快就在江浙一带推广。丝织业是江南农民的主要副业,这时杭州城内已开始出现小型的丝织业手工作坊。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远销国内外。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海运和漕运的沟通,中西交通的扩大,促进了大城市经济的繁荣。《马哥孛罗行纪》记载当时大都(今北京)的状况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又说:“娼妓为数亦伙,计有2万有余。”南宋灭亡之后不久,杭州的繁华也很快恢复,据关汉卿在当时所见到的景象是“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此外,如中定(今济南)、太原、平阳(今临汾)、京兆(今西安)、彰德、涿州、汴梁(今开封)、泉州、温州、苏州、广州等地,工商业都很繁盛,为杂剧和南戏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
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话本、说唱、戏曲等文艺形式,在北宋时期本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的过程中,北方中国人民在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之下,先后同金元统治者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为这些文艺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内容和群众基础。在北方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杂剧,成就尤为突出。从辽金以来传入中国的音乐,“饶有马上杀伐之音”(见徐渭《南词叙录》),结合我国北方歌曲“慷慨悲歌”的传统,形成了新的乐曲体系——北曲。元人杂剧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继承北曲的传统发展起来的。
元杂剧作家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家创作活动最兴盛的年代是元世祖至元到元成宗元贞、大德时期。这时期产生了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他的杂剧《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压迫和反侵略的思想倾向。同时的王实甫、康进之、纪君祥、石君宝、马致远、白朴等作家也为我们遗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后期从大德以后直到元朝灭亡,这时期杂剧中心逐渐南移,虽然也产生郑光祖、官天挺等著名剧作家,但杂剧已日趋衰微,脱离现实和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日益严重。
南戏是宋南渡以后在温州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在元代前期一度衰微,到元末才重新兴盛起来,产生了高明、施惠等优秀作家和《琵琶记》、《拜月亭》等影响深远的作品,为明清传奇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从宋代开始形成的南曲,则是在词和南方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形成的格调纡徐绵邈的乐曲体系。南戏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在南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同时,一般说唱或戏剧大都由妓女在都市的勾栏行院里演出,娼妓们也有行会组织,她们的领班被称为行首。据我们今天所知,元人杂剧演出时的角色,除了净与副未二种名称沿自六朝以来的参军戏以外,其他如旦、孛老、卜儿、小倈,原来都是行院里各种人物的名称。元人杂剧作者如张国宾、花李郎、红字李二,也都是勾栏行院中的人物。这些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人物在我国戏剧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诗歌样式——散曲,对戏曲而言,它是一种不具备表演内容的歌曲;对诗词而言,它是一种新兴的诗体。它的小令和词调近似,它的套数又和剧曲的组织相同。散曲作家的成分既十分复杂,作品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往往兼擅散曲,他们的作品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朴素豪放的风格,缺点在带有士大夫的消极情调和小市民的庸俗作风;后期的散曲作家如乔吉、张可久等,他们的作品词句华美,消极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散曲在他们手里,实际是愈来愈接近词调了。
当时除一部分和广大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书会才人”与勾栏艺人合作,从事戏曲、说唱等通俗文艺的创作外,许多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仍从事诗文的创作。北方早期的作家,主要是继承金国的传统,受元好问的影响较大,成绩以刘因为最突出。南方则承受南宋江湖诗人的余绪。到元仁宗以后。虞集、杨载、范木亨、揭徯斯继起,号称四大家,然而内容仍很单薄,倒是末期的王冕成就较高。元代诗文作家既缺乏李杜韩柳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磅礴深厚的思想内容,也没有欧苏王黄诸家广博精深的学术造诣,就只能在形式上规唐仿宋,总的成就远不能和当时的戏曲作家相比。
明代文学概述
明代历时300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其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大阶段。
明代前期从开国到正德年间,有150年时间。当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从恢复、发展到出现比较繁荣局面。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和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加工完成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志演义》既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集中描绘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的种种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暴、丑恶,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痛苦和对统治集团的爱憎、向背。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场面壮阔,形象丰富,人物性格鲜明,艺术成就突出。《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北宋时期宋江等36人在梁山水泊的农民起义作为历史根据,以民间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和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为基础,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的综合性再创造而完成。作品艺术地描写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既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又成功地塑造了农民起义英雄的群像,不仅展示了农民起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燎原之势,也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作品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其中120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总之,《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思想、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两部划时代的作品。
此外,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如宋濂、刘基、高启等,由于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开国后的100多年中,文坛比较沉寂。统治文坛90年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他们的作品大多为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之作。起来反对台阁体的先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后者的诗文能托事感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与此同时,杂剧、散曲和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小说创作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代后期从嘉靖年间算起,小说、戏曲得到迅速的发展,创作出现了数量多、题材广的繁荣局面。同时,诗文也发生变化。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戏曲、小说由于能直接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感情,其语言通俗、浅近,被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戏曲方面,有优秀的南杂剧作家徐渭,他的作品《四声猿》是明代杂剧的代表作;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戏曲、世上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
戏曲创作从内容上看,一是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时事剧,二是讽刺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是爱情剧更加丰富多彩;从形式上看,一是更加多样化,灵活化,二是注意戏曲的结构艺术。小说方面,首先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留传下来的就有50~60部之多,包括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其中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是有巨大影响的浪漫主义神话小说;《金瓶梅》则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次是文人创作的话本(后人称“拟话本”)大量出现,在《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即属拟话本,是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表现。在诗文方面,不象戏曲、小说那样变化明显,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沈周、文征明的平易清新的诗风的出现,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散文的出现,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有所冲击。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徐渭、汤显祖等曾公开反对,李贽针对当时复古模拟风气,提出“童心说”,公安派、竟陵派主张抒写“性灵”,以及晚明小品的出现等,都是诗文变化的表现,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观明代文学,戏曲、小说成就最高,特别是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产生,是其标志。戏曲《牡丹亭》的成就,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小说、戏曲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经验,也为清代许多作家所汲取。清代诗、词、文的所谓“中兴”,同明代诗文的变化有关。
清代文学概述
明神宗万历44年(1616年),建州女真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王朝,定都兴京(今辽宁新宾境内)。明崇祯9年(1636年),努尔哈赤第四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定族称为满洲(译音,即妙吉祥义)。明崇祯17年(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当时皇太极已死,其子福临(即清世祖)继位,改元顺治,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便乘机入关,以明降将吴三桂为先导,镇压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中央政权,并随即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这时民族矛盾很尖锐,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拥满和反满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于是清统治者采用礼葬崇祯帝后,升级擢用降吏和不改变汉人服制等项措施,来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同时发布赦免罪犯、蠲免粮饷等项告示,企图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然而,在清初40年的时间里,反清战争仍在不断地进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军坚持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军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则一直坚持到康熙22年(1683年)。
康熙时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以求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人民在经历了明末残酷的剥削、巨大的战乱以后,有了安定喘息的机会。整个社会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逐渐恢复繁荣,为清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对外所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政策,则有力地遏制了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侵入,使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
清统治者继承并进一步加强了明代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规定由内阁到六部等中央机构,均设复职,满汉平分。但实际上中央大权,并不在内阁,雍正以前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在满员充任军机大臣的军机处,而一切重要问题,最后都由皇帝裁决,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
清代科举制度仍按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捐纳制度。康熙17年(1678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所以自顺治9年(1652年)以后,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雍正3年(1725年)更定例究查。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除庄廷钅龙先死,“焚其骨”外,“所杀70余人”(《亭林文集·书潘吴二子事》),受株连的近200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历了明代的覆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
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批判。
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
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合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
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这些对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清初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强烈,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明遗民以诗文著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节降清的吴伟业,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艺术性较高。王士祯是康熙时期的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脱离现实。清初词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创造,如陈维崧的模仿苏、辛,朱彝尊的宗法姜、张。纳兰性德虽有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贵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样贫乏。
戏曲方面,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派作家,对明末清初动乱的现实有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体写作的《清忠谱》对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为深刻。康熙时期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李渔的戏曲理论,联系舞台实际,并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小说方面,陈忱的《水浒后传》描写梁山英雄们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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