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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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方案(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方案（谷臻小简·AI导读版）孙伊然 著该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音频技术由讯飞有声提供下面由谷臻小简为您带来10%本书干货版权信息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方案（谷臻小简·AI导读版）
孙伊然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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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上篇 全球发展篇2. 下篇 中国方案篇上篇 全球发展篇第一章 全球发展问题：界定、根源与应对第一节 全球发展问题的界定
通常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在提及“发展”时，都将经济意义上的“发展”置于该问题领域的核心。即便其所考察的发展问题并非仅限于经济范畴，一般也不会否认经济发展在该议题领域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研究者的视野没有止步于经济发展，而是扩展至包括政治、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的发展问题。
从狭窄意义来说，贫困、不平等、经济增长等主题往往被视为全球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不同于单纯的贫困问题，国际层面的不平等往往涉及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因素。
从宽泛意义而言，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也成为一些研究者考察的对象。
纵观晚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不难看出这一概念的含义颇丰、周延甚广，学者们根据自身研究兴趣及关注主题的差异，沿着不同的具体路径分别展开探讨。这在拓宽国际关系学科内发展研究领域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如下一种印象，即发展研究似乎显得“松散”有余，“凝聚”不足。就某种程度来说，这或许在所难免：毕竟，最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问题，历来属于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畴。相比之下，国际关系学界更为关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国际层面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些更适合以政治学理论及视角来考察的经济发展问题。第二节 全球发展问题的根源
若论发展问题牵涉之深远、内在机制之复杂，可以说社会科学领域内少有能与之相提并论者。事实上，社会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多重因果关系，为了分析的精确性与可信度，晚近以来的研究者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通常会有所取舍、择一为之。由于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研究对象的特性，做到这一点或许并非易事。就全球发展问题的根源来说，国际关系领域内与之关联最为密切的当属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在探究全球发展问题之来由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和力量。换言之，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将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视作导致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三节 全球发展问题的应对
与发展问题的界定、根源相比，全球发展问题的应对无疑更多地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此类议题的“致用”特性，换言之，此类研究往往具有“建言献策”的明确指向；它们或者致力于对既有政策作出评估，或者对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意见。
根据应对途径或解决方案的性质，我们可以将此类研究划分为三个子集：第一类研究更倾向于从国家或国内层面来探究发展问题的应对，包括特定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不妨称之为“自力”应对；第二类研究更倾向于考察国际层面的，通常是单向的，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状况为目标的资源流动，更具体地说，即对外援助——不妨称之为“他力”应对；第三类研究主要关注更为广泛的旨在改善全球发展问题的国际合作，其中既包含援助等传统形式，也包括其他新形式如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等——不妨称之为“合作”应对。
在上述三类子集中，又可以进一步辨识出“规范性”与“经验性”研究取向的差别。具体来说，前者更注重评估、评价不同发展途径或方案的优劣；后者则更注重考察、分析、阐释这些途径或方案的实际运作状况及内在机制。以“自力”为主的发展问题应对（一） 以“他力”为主的发展问题应对
相对而言，这一子集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在这一子集之内，可以划分出三种各有侧重的研究：一是关注不同援助模式及其比较；二是关注不同的援助国家（国际行为体）及其实践；三是关注一般意义上的其他援助问题。（二） 以“合作”为主的发展问题应对
如前所言，有别于以“自力”或“他力”为中心的视角，此类研究关注的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发展合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界限分明、互无交集，而只是说传统意义上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主题——如援助，已不再是这些学者致力探究的中心或唯一目标。
此类研究近年来呈现出较明显的增长态势，而这与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自冷战结束之后迄今，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广泛的变迁；国际发展作为该体系内的一种进程，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显著影响。更具体地说，国际发展进程所涉及的行为体、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无一不经历着潜移默化的演变。第四节 中国与全球发展问题
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工作几乎都可以归类为具有“应对”性质的探究。具体而言，其中可以辨识的三类主题分别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模式）或发展理念，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无论是对发展模式或理念的归纳总结，对中国援外的回顾与评价，还是对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进程的解读与建议，都与“发展问题的应对”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一） 中国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同时也是重大的政治现象。中国发展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自身，而是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解读、评析、展望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出于研究旨趣及关注重点的差异，形成了两条基本的研究路径：一是更多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或理念本身，及其在国际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二是更多地考虑“中国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发展”。（二） 中国的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推动全球发展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历经数十年发展，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进程自然也吸引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注意，近年来，国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术期刊先后集中刊发与此相关的论文，进一步提升了该主题的受关注程度。总体来看，根据侧重点的不同，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关注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理念；第二类力图以案例分析或历史分析，总结中国对外援助实践中的某些经验教训；第三类则试图考察中国与西方援助的异同及互动。（三） 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应对、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努力并不仅限于对外援助，而是体现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种形式之上。总的来看，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包含两个主要方向，其一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地区、集团之间的合作，其二是中国对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参与。第二章 国际发展兴衰探源：隐含的利益交换第一节 国际发展：概念与分析框架
国际发展实际上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个不同层面，即作为进程的国际发展与作为结果的国际发展。
第一，霸权支持国际发展进程的首要原因在于：若非如此，就不可能获得某种切身利益或避免某种严重损失。第二，霸权对国际发展的支持力度，取决于南方国家对霸权而言的价值或重要性；更具体地说，取决于后者能够给霸权带来的实质性利益或损失之多寡。第三，由于国际发展蕴含着“共同但有区别的利益”及内在的不确定性，只有当某种情势或力量创造出利益汇合的可能空间、缓解相应不确定性之时，霸权才会更坚定地投身于国际发展进程，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这些推论背后的逻辑在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利益”削弱了自利行为主体对国际发展进程的投入动机；而技术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则削弱了理性行为主体对国际发展进程的投入动机。在双重削弱之下，霸权对国际发展的冷淡态度可谓一种常态。相形之下，二战前及战争期间国际发展的兴起与迅速发展才是“特例”。第二节 国际发展的承诺与实践
国际发展进程始于霸权对欠发达国家的相关承诺及实践。考诸历史，我们可以将霸权与国际发展之间的关系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5年的国际发展
二战结束前的这一时段，既是国际发展从无到有的成型期，也是它在外部情势推动下迅速发展的兴盛期。（二） 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国际发展
与二战前的情形相比，1945年之后美国对国际发展的承诺及实践明显转入颓势（三）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国际发展第三节 利益交换及其局限：国际发展兴衰的根源
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往往有着多重因素的推动，国际发展进程亦不例外。不过，就本章的主题而言，我们更希望探究和辨明国际发展兴衰变迁的利益根源及其内在逻辑。对相关史实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利益交换是霸权审视、应对国际发展的一个基本视角或判据。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则未必如此，它们可能更多地将发展视为一种自身即具备充分正当性的权利。事实上，南北双方就“发展权”的分歧和争执由来已久，并持续至今。
在某些特殊时段如二战期间，紧迫的外部形势催生、创造出了更有利于国际发展合作的宏观背景，淡化、缩小了南北国家之间的认知分歧与期望差距。然而一旦外部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欠发达国家在霸权整体战略中地位与价值的下降，与预期收益分配、投入回报相关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重新成为利益交换的障碍，国际发展合作的动力因而难以为继，南北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也随之凸显。由于霸权在结构性权力上的明显优势，其所奉行的利益交换逻辑最终主导着国际发展进程的兴衰演变。（一） 国际发展兴起背后的利益汇合（1938至1945年）
睦邻经济政策是美国投身于国际发展进程的起点和关键背景。促成上述转变的直接动因是迫在眉睫的二战阴影及其正式爆发。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睦邻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这些举措背后有着共同的逻辑，即：利益是霸权支持国际发展的先决条件。（二） 国际发展衰落背后的利益冲突（1945至1981年）
在理想状态下，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同行为体能够各取所需，实现互利共赢。但在现实中，经济交往不仅意味着利益的汇合，也蕴含着利益冲突的可能。（三） 国际发展的停滞与利益交换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至今）
与二战期间的发展合作相比，这一时期的国际发展由于利益交换空间的有限而陷入了停滞。纵观数十年间国际发展的兴衰演变，这样说或许并不为过：无论该进程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霸权遵循的利益交换逻辑却始终如一。
结语
决定二战以来国际发展兴衰起伏的关键，即在于霸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由于发展进程所处的国际体系内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权威的世界政府，能够推动该进程的只能是行为体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当供需双方对可交换利益的判断或评估相对接近、一致时，国际发展进程就迎来了相对有利的局面。反之，当双方的判断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严重分歧时，国际发展进程将处于冲突、僵持或停滞状态。这时，由于彼此期望之间的较大差距，冲突与分歧取代了合作与一致。第三章 全球发展的观念背景：融合与竞争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维度
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至少蕴含着三个核心层面：首先是关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基本原则与规范；其次是在此秩序之下主要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主要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它对秩序的基本原则与规范能否实现、以何种途径实现有着关键的影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主要大国对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少边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治理的内容和形式。换言之，治理是在主要行为体的互动之中实现的。最后则是维系该秩序所必需的国际组织之决策与运作方式，亦即国际组织的规范。其中包含了国际组织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调整。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危机之后的情形相似，全球金融海啸造成的剧烈震荡虽已渐趋平缓，但由此引发的深刻反思与内省却方兴未艾。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就全球经济治理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基本的共识。首先，各国都希望维持一种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但与此同时，该秩序必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公平度。作为这一共识在国际层面的反映，发展议题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在国内层面，社会安全网络的构建正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其次，各国都认识到，实现上述秩序的方式只能是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充分参与的多边合作，而不是霸权治理或仅仅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最后，尽管具体的改革方案尚在磋商之中，但各国都承认现有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必须作出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治理需求。（一）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共识
事实上，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与趋向正在悄然出现，并且凝聚为新的国际共识，那就是发展问题在全球议程中重要性的凸显，以及社会保护等政策作为应对全球化风险之必要举措被广为接受。
自由放任理念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二） 多边合作的治理方式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多边合作被各国普遍视为最重要的应对方式。即便是在危机渐趋平息的今天，对多边合作的信念也未有丝毫动摇。（三） 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变革
各国领导人声称：必须加强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和架构，在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促进善治；必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并使其现代化，以更好地应对当前挑战，满足会员国需要；必须在发展中国家有公平、平等代表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升其公信力与问责制度。第三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竞争
概而言之，各国观念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有着国家与市场之争；在多边合作的治理方式之下，有着权责分担之争；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变革方面，有着国际规制与国家自主性之争。（一） 国家与市场之争
全球金融危机促成的关键共识之一，就是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同时具有足够的公平度和包容性，这即是说：内在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必须得到慎重的处理和应对；受其冲击的弱势群体，必须得到公正的保障和补偿。就此而言，新共识的核心价值取向与之前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可谓截然不同。政府应当对经济实施积极监管辅助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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