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你所坚持的，相信你所相信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每日人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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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你所坚持的，相信你所相信的试读：

1000多年前，唐人王勃写下千古名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这大约是每个时代都应该有人去回答的疑问。

不久前，“每日人物”刚过了两周岁的生日。我们报道那些在聚光灯下名利场上纵横驰骋的人，去观察他们在命运之前的反应。

有的人，生逢好风。

杨幂声称，自己要做一个“人民艺术女演员”和“表演艺术家”，自我评价是“一个努力的有品位的好演员”。

整整4年没有工作靠老公养着，自己煮面条下青菜的上海姑娘姜逸磊，一夜之间变成全国人民都认识的Papi酱。

李志要用12年时间在中国的334座城市各开一场演唱会。12年后他就50岁了。所幸，现在的他有足够的心力和资源去完成这件事。

我们也关注那些面临命运残酷一面的人。

43岁的周迅能坦荡接受逐渐衰老的面容，变得自由而伟大，还是继续掩饰下去？

在一场爆炸事故中烧伤了39%的皮肤，俞灏明没有屈服，而是正视自己的恐惧。但，努力的好人未必成功。他至今也缺少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吃过口红、眼镜、纸片、蜈蚣、污泥、粪便，一年接40档综艺节目的薛之谦，却被心理医生诊断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说，自己已经33岁了，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拼一把。

两年时间，730篇文章，几千人的故事。为了他们的故事，“每日人物”的记者们自己也创造了许多故事。一位小伙子，骑着电动车送了一个月外卖，只为更好地理解外卖小哥生活中的笑与泪。另一位小伙子在采访时弄丢了自己刚戴上几个月的结婚戒指。还有一位姑娘为了采访，23岁生日的当天在火葬场待了一个下午。

作为一个做原创报道的平台，“每日人物”在这个时代显得很稀缺。但这样的地位并没有带来最大的收益。拿微信来说，“每日人物”公号的打开率很高，推送发酵很快，往往几个小时就能达到最大阅读量。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把它当作一个原创信息的信使，甚至能推断出它每天的大致推送时间。像驻守边关的战士翘首期盼家乡来的邮包，总是第一时间抢过来，打开它。

但是，事实只是事实而已。在这个充溢着标题党和关键词的速食时代，报道事实是无法蹭热点和收割流量的。

从性价比的角度看，报道事实不如报道观点，报道观点不如报道情绪；

从需求的角度讲，事实是整个社会的刚需，却不是哪个人的刚需；

从安全的角度看，记者工作辛苦，上升空间有限，风险却很高。

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做了两年，我们的平均阅读量还不如一些大号的情感鸡汤文。但，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总有那么一些，受过传统媒体的职业训练，除了说真话没有太多生存技能的人。

总有那么一些，想坚持一些过时的价值观，按照自己的本意去做事的人。

总有那么一些，愿意关注社会的真相，愿意直面生活的人。

我们，或许也是这样的人。

电影《暴雪将至》的结尾，是一辆发动不了的公交车。导演董越说，一般电影里或许会让这辆车发动了，开走了，特别写意抒情的一个结尾。但他不想这么安排。因为“在时代的拐角处，那些失去道路的人事实上是哪儿也去不了的”。

谁也不能确认，下一次转折之中，失路的人里，有没有我们。那么，在此之前，就让我们更好地拿起笔来，尽自己的本分。每日人物执行主编　冯翔我们的团队周迅老了，是时候 做个决定了文：安小庆

电影《明月几时有》中，43岁的周迅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现出了以往少有的疲倦和僵硬感。接下来，她或许需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坦然接受胶原蛋白的流失，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然生长、自然衰老的伟大演员。

当电影《明月几时有》中出现第一个周迅的脸部大特写时，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40岁之后，周迅已经不适合饰演少女了。

这是演员周迅真正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了：究竟是选择做一个永远光亮保鲜、没有皱纹的女明星，还是一个坦荡老去却更加伟大的女演员？演技在线　特写心碎

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众声喧哗声里，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上映了。观众和粉丝有小小的雀跃，终于又可以在电影里见到演员周迅。

毕竟，上一次周迅正经拍电影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在2014年的商业片《撒娇女人最好命》和《我的早更女友》之后，周迅在这几年将主要时间都投入到长篇电视连续剧《红高粱》和后宫大女主剧《如懿传》的拍摄中，其间还投资和参加了一个户外真人秀节目。

但就是这部《明月几时有》，却让喜欢周迅的人遭遇了不小的尴尬和困惑。在整部电影里，周迅的出色演技依旧在线，但观众们却第一次那么明显地觉察到她的脸发生了变化。

数年前，导演张艺谋曾经说过，周迅和章子怡的脸是最标准的“电影脸”，她们的脸“天生就适合活在大银幕上”。但至少在《明月几时有》的前半段，周迅的脸已经僵硬到与过去判若两人。

曾经最令人赞叹的大银幕特写已经让人不忍细看。网友惊呼“灵气尚存但外貌已改”“脸为什么僵成那样，突兀的山根让人烦躁，周公子的颜值无可厚非地被医疗美容毁了”。还有一部分网友发出了攻击“丫头教”时的经典质疑：岁月不饶人啊，为什么还要硬演二十几岁的角色？

影评人“闪灵爱”评论道：《明月几时有》给周迅的特写特别让人心碎，法令纹和苹果肌看上去就像塑料浮雕，过去是一包水，现在是凝固冰，海上的风吹不化。

还有粉丝感到困惑，明明三年前周迅演《红高粱》的少女九儿时还非常有说服力，呈现出几乎没有漏洞的“少女感”。为何两年之间，脸已发生巨变？

有人回答，“打针了，毕竟年纪也不小了。”加之，“电视剧的灯光效果和大银幕还是不一样的，大银幕更容易暴露缺点。”《红高粱》剧组的摄影灯光负责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迅的脸比同龄人年轻10岁，我们用技术手段又给她减下来10岁，最后就呈现得很年轻了。最关键的是，“灯光在周迅脸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而许鞍华的电影风格，历来是现实主义导向，剧组的灯光师也不大可能给周迅每场定制女艺人最爱的“苹果光”，因此43岁的周迅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现出了以往少有的疲倦和僵硬感。

曾经，这是一张被无数媒体和粉丝称为“精灵”般的脸。40岁之后，在天赋和外形上都备受上天宠爱的周迅，终于见识到了自然规律的残酷。直到电影的后三分之一部分，脸部特写才自然了一些。

对演员和观众来说，这都不能不说是一次意外打击。因为对周迅“不老精灵”的想象和期待已经太久了，久到我们以为她不会衰老。是的，精灵怎么会衰老呢？但现实世界里的“精灵”，无论怎样被岁月垂青和宠爱，也不会如神话、童话中的精灵和仙子一样永远年轻。40岁之后，老天爷对周迅外形的宠爱，终败给了自然规律。

天赐的充满灵气的娃娃脸和身形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明月几时有》里，这把剑已经露出了它陡峭锋利的另一面——43岁的周迅，似乎正站在一个路口。她忠实的影迷看完电影后写道：希望周公子能自然转型，虽然我依然觉得她是个精灵，但希望她不要再演少女了。老天爷赏了两碗饭

在华人电影圈，大概没有第二个人像周迅这样从出道开始，就基本承包和垄断了“精灵”“永远的少女”这样的词。

从1991年拍摄谢铁骊的《古墓荒斋》出道，25年里，周迅一大半的日子都是在剧组度过。17岁，她演了人生的第一个角色：一只狐狸精。这似乎宿命般地开启了她最为类型化的角色方向，也塑造了鲜明的个人特质。

她是《风月》里的小舞女，《荆轲刺秦王》里的小盲女，《苏州河》里的神秘少女，《大明宫词》的少女太平，《人间四月天》的民国女子，《橘子红了》的悲剧小媳妇，《香港有个好莱坞》里的北姑，《恋爱中的宝贝》里的分裂女孩，《如果·爱》里的复杂明星，《画皮》里的千年狐妖，《李米的猜想》里的出租司机……

总之，她是很多不一样的女孩，但又似乎只是她自己——一个有着小巧脸庞，眼中似有无限故事的少女、未婚妻和精灵。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她一定是一个得到特殊垂怜的人，就连老天爷赏饭都是同时赏两碗——容貌一碗，天分一碗。

她仿佛生来就是吃这口饭的。父亲是电影放映员兼海报画师，她从小就在电影院里长大。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个录磁带的”。果然19岁时，跟着当时的男友窦鹏去了北京，当了歌手，开始北漂生涯。

1995年，她去陈凯歌的《风月》剧组试戏。当时在《风月》剧组的方励回忆说:“陈凯歌从一开始就很喜欢周迅，他把她叫到身边，生怕她年纪小不懂事。跟在陈凯歌身边学习了大半年，两年后在《荆轲刺秦王》中，周迅演的小盲女从打光到拍摄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陈凯歌感叹她是一位‘心灵沟通者’。”

她也明白自己有天赋。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她回忆拍第一部戏的时候，说话还是结巴的，当导演一喊开始，她说话居然不结巴了。“好像老天有一个通道直接到我脑子里，我现在坐这儿也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演，但等一‘action’（开机），自动就会了。”

这导致了25年里，她一直活在人戏不分、戏剧和真实生活混淆的情境里。

多年前一起拍摄《恋爱中的宝贝》的黄觉说：“都拍完一年多了，她还是带着一丝伤感，说五个月都没笑过了……她就是骏马，很放肆地燃烧自己。”陈可辛在拍完《如果·爱》的第二年，还接到了周迅给他发的短信：北京的河结冰了。“她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了孙纳，完全按角色的逻辑活着。”

邓超一直觉得自己“挺疯的”，但跟周迅拍了《李米的猜想》之后，他发现“她像一个女巫似的，像是会附体一样”。他记得那时候，周迅不让当时的男朋友来看她，因为“李米自己四年没有见到男朋友，于是她也一段时间不让男朋友来看她，不让探班。她说要感受孤独感”。“因为这个戏比较撕裂，经常导演喊停了她还在那儿演着，还在那个戏的世界里，然后导演过去把她一抱，很长很久，慢慢恢复过来。”

经纪人陈辉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得不在周迅没事儿的日子里替她找事儿，例如，给她打电话、发微信、挑好的电影跟她说你看这个，或者跟她说今天你就睡觉，就待着。有点像是你要喊‘action’，然后她就知道怎么演，她就在里面了。”

她没有辜负自己从内心到外表的双重天赋，许鞍华说，周迅是她见过最用功和做最多功课的演员，那些台词啊动作啊，她都想好了，然后现场很多时候都是一条过。

这也令她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爱和认同。

冯小刚曾经严肃地说：“我认为周迅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在她后面没有屈居第二的。”陈可辛说：“她是所有导演的梦想。”高晓松说：“她不是经验型的演员，她是个天才。”高群书说：“对她的表演不能评价，只能体会。我猜她在转世之前的上三辈应该都是做演员的。”郝蕾在看完《李米的猜想》后，也激动地发短信给周迅，称赞她：“是一个天生的女演员，一个伟大的女演员！”演员四十

这些年，周迅似乎一直演着那些最适合她的角色，与成熟、衰老、欲望这样的成年世界和现实词汇无关，但她似乎也被这类角色和观众的固有期待封印在了其中。

进入40岁之后，周迅做了许多新尝试。她投资和出演了综艺真人秀，但看点乏善可陈。她在距离上一部电视剧拍摄的11年后，又回归拍了电视剧《红高粱》，这部剧不仅给她带来了3000万片酬，还带来了视频网站播出的高关注度。或者这也能解释为何她又在去年接下了网文IP改编的古装剧《如懿传》。这次的片酬是5000万，而受众将是年龄更年轻、数量更巨大的网文粉丝。

动辄90集的长度，长达两年的拍摄、宣传、播出周期，棚内拍摄的精美灯光以及卫视之后的反复重播——显然，这是一桩比拍电影更为划算的生意，这也难怪曾经听从张艺谋教诲打死不拍电视剧的章子怡也开始拍大女主宫廷剧了。

这背后的驱动力无非是“名利”二字，在演艺圈生态环境和势力范围正在重组的当下，想要红得更久、想要更多粉丝、想要更常被看见被讨论、想要将影响力扩大到更大范围，就必须遵循游戏规则。

在周迅那里，综艺节目、电视连续剧、一线时尚品牌代言、商业电影、小成本制作、公益活动……全部没有放过。周迅像退休前的天后王菲一样，在商业王国和名利场里，犹如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被商业拱卫着，高效且竭尽全力。

几年前，黄磊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周迅是明星的一生，可她其实应该是一个更伟大的演员的一生。但她没有做这个选择。中国的电影没有给她这样的演员够大的格局。她其实有特别大的空间，却被各种角色锁在里面了。”

高晓松则说：“一个能演空气和水的人，现在演的都是生活层面的东西，都是商业片，她能满足吗？”

其实，从2016年初至今，周迅的脸上一直有挥之不去的倦色和僵硬面具感。商业大制作显然不能满足她的全部野心，而《李米的猜想》这样的小成本制作也不常有。《李米的猜想》的导演曹保平觉得周迅必须转型了。在《人物》杂志的采访中，他表示：“很现实，周迅40岁了，女演员年龄大了以后，适合年龄段的角色会少很多。”

但是，40岁之后的周迅仍然在演少女，因为，绝大多数年轻后辈演员的资质和能力都接不了班。于是，在这个尴尬的系统闭环里，不管周迅自己是否有强烈的意愿或者是否感到勉强、吃力，她的团队、整个市场都会“合谋性”地让她继续扮演少女或者年轻女主的角色，直到《明月几时有》的特写出现，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于周迅而言，有一碗饭已经行将吃完，接下来，是去想尽一切办法留住碗底的残余，还是好好地珍惜另一碗？走出“囚笼”

其实，若干年前，周迅想象过自己的衰老。“没有人能改变变老，只是我现在的年龄还可以驾驭年轻角色而已。我也一定会变老的。”她说，“等以后年龄大了，才是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那时候才能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好演员。”

周迅和郝蕾都曾表示过，今年64岁的法国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是自己的偶像。周迅说：“我一直希望像伊莎贝尔·于佩尔那样演到这么老。她是我的一个偶像。但靠演员的一己之力并不能完成，演员和观众是相互作用的，我演你们也得来看呐。”

这一句“我演你们也得来看呐”，透露着中国观众对大龄女演员的残酷和势利，即便身处行业金字塔顶端的周迅，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到影响。

但是，越艰难的选择或许才会催生出越独特的结果。相信早已成为佛教徒的周迅，对“贪”会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一个人不可能占尽一切风光，接下来，究竟是和团队一起将自己一直维持在一个无懈可击、炙手可热的明星神坛之上，还是坦然接受胶原蛋白的流失，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然生长、自然衰老的伟大演员？

其实这个问题，在这部暴露问题的电影中，已经有所回答。

在关于《明月几时有》的评论里，作家韩松落提到了“匮乏”与“自由”。自由，现在必须要和财务连在一起。选择，也一样。但在许鞍华的故事里，还匮乏着，甚至极度匮乏着，人，就自由了，就选择了。

这部电影巧合般集齐了三个女孩/老女孩：许鞍华、周迅、春夏。人们爱用女孩、赤子、老女孩来定义她们。

春夏跟少年时的周迅一样野路子出身，凭着会说话的眼睛和异于常人的敏感闯进了圈子，两人的《踏雪寻梅》和《香港有个好莱坞》也相当类似。春夏当下的“光脚”状态和无负担，正如当年周迅刚出道时的自由。

而70岁的许鞍华还跟母亲在香港租房生活着，为每一部电影都吃力地找着投资，需要去教书和拍广告维持生活，但她一部接一部拍着自己想拍的电影，做着自己热爱了大半辈子的活计。人，是自由的。

好友兼同行的郝蕾一直在关注和观察周迅的状态。“对一个职业演员来说，重复是很可怕的事！角色、片种的重复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状态的重复。”

于佩尔则说：“我们总是谈论女演员的悲剧命运。不是电影扼杀了她们，而是生活……我们要遵循我们自己的标准。”

什么时候，待周迅自己和观众都愿意把“演员周迅”从少女和精灵的囚笼里释放出来，承认精灵也会老去，传奇主人公的脸也会逐渐被皱纹爬满，一个自由的而又始终变化和成长着的伟大演员才会真正诞生，她也才会拥有自己的标准。

届时，等待她的将是《她》里神秘性感的64岁伊莎贝尔·于佩尔，《跑调天后》里有趣的68岁梅丽尔·斯特里普，《45周年》里优雅深邃的71岁夏洛特·兰普林，《速度与激情8》里生机勃勃的72岁海伦·米伦，以及54岁的朱丽叶·比诺什和53岁的莫妮卡·贝鲁奇。

我们期待在这一代中国女演员里，能够出现像于佩尔这样堪称伟大的职业演员。当皱纹出现、衰老来临，唯有坦荡接受这一点，自由才会到来。正如于佩尔曾说过的：“做演员，最终是学会做一个自由的人。”段奕宏：暴雪将至谁悲失路之人文：卢美慧

他的姿态是低微的，甚至是谄媚的，膝盖好像永远直溜儿不起来，在大雨里瑟缩着手护着火苗儿，等一个给编制内人员点烟的机会——一个被体制异化的可怜人，唯一的梦境，就是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最后，这个做梦的人生生让这梦境给吞没了，其中的残忍和无常，曾是旧日时空里无数人必须要承受的命运，细想下来，很难不叫人伤心。

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拿下两项大奖的《暴雪将至》，给了2017年11月的中国影坛十足的惊喜，拍得又丧又冷，跌宕十足。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质感我们只能在欧美片、韩国片以及10多年前的港片中去寻找。电影市场沸腾了这么些年，大保健电影、二人转电影、主旋律电影都经过了蓬勃的生长，找到了自己特定的观众群，但越是沸腾，越是觉得少了点儿什么。终于，这一次的《暴雪将至》，补上了我们一直缺失的那部分。1《暴雪将至》的最后一场戏定格在一辆发动不了的公交车上，一群人木然地坐在车上，发动机呜呜咂咂地闷响，但车就是动不了。

段奕宏扮演的余国伟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头抵着车窗，目光空洞。下雪了，一切都结束了，他奋力想要抓紧的命运，最终甩下他绝尘而去，他就那么呆坐在一辆发动不了的公交车上，路在何方，没人知道。

这时，背景音乐十分不合时宜地响起，是那首镶嵌在一代国人记忆中的《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大约半个月前，跟导演董越聊起这部电影，他说，可能观众并不会注意到那辆车上的人，不同年龄段，包括他们的衣服，其实拍摄的时候都是有考虑的，虽然主角是余国伟，但其实他想叙述的是整整一代人。

董越说起结尾的处理方式，很多电影，可能上了一辆车，车开走了，消失了，特别写意抒情的一个结尾。但他不想这么处理。在时代的拐角处，那些失去道路的人事实上是哪儿也去不了的，所以就有了这辆发动不起来的公交车，一代人就那么停在那儿，残酷又真实。2

凭借余国伟一角，段奕宏在2017年斩获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不得不说，在《暴雪将至》中，他奉献了漂亮的表演，最近各路声音对他的赞美已近词穷，千言万语还是那句：在这个时代拥有这样的演员，是观众的幸运。

段奕宏很精确地抓住了余国伟的魂魄，人生的前半段，在所有人都在一种低气压的时代气氛中得过且过的时候，余国伟是奋进的，他迫切地想要一个编制内的身份。他穿并不合身的皮衣，在邋邋遢遢的人群中，偶尔像模像样地系着领带，拼尽全力想成为一个体面人。他不屑于干那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希望名正言顺地获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暴雪将至》最初的名字叫“编外往事”，主角的名字一开始就想好了，“多余的余，国家的国，伟大的伟。”10多年前，在段奕宏同郝蕾合作过的《颐和园》中，在医院里被问到名字，郝蕾扮演的余虹说：“多余的余，彩虹的虹。”

同样讲述一个“多余的人”，《暴雪将至》要冷峻得多，时代怎么嘈杂，自己如何多余，《颐和园》里的余虹都是傲慢倔强的，真的像抹彩虹一般，不管不顾地去耗费爱与生命，我就是我，我就这样。

但余国伟耗不起，他的姿态是低微的，甚至是谄媚的，膝盖好像永远直溜儿不起来，在大雨里瑟缩着手护着火苗儿，等一个给编制内人员点烟的机会——一个被体制异化的可怜人，唯一的梦境，就是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最后，这个做梦的人生生让这梦境给吞没了，其中的残忍和无常，曾是旧日时空里无数人必须要承受的命运，细想下来，很难不叫人伤心。3

时间就是这么残忍。大家总调侃，如今说起10年前，原来是2007年，而不是1997年。《暴雪将至》是一个发生在1997年的故事，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于事无补的一曲挽歌。

1997年，大厦还未崩塌之时，戴着大红花站到领奖台上的余国伟，经历了人生中最风光明媚的时刻。现场道具出现问题，雪花飘落下来，逗得台下哄笑一片，余国伟什么也不管，暴突着青筋喊：“以高昂的热情，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但新的世纪，并没有余国伟的位置。

影片结束的年份是2008年。那年年初，中国南方发生了罕见的冰雪灾害。事实上，不管是1997还是2008年，沉积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但在这轰轰烈烈之中，曾经有过多少余国伟，没有人知道。

电影最初的灵感是一组摄影图片，大概2013年前后，导演董越看到网上的一组照片，拍的是甘肃玉门。这座上世纪曾因石油而繁盛的城市，在资源枯竭之后变得一片衰败，人走城空，只剩垂垂老矣、看不清具体年纪的老者陪着一座枯城静止在那儿，那种破败和萧瑟一下子击中了他，这才有了《暴雪将至》后来的故事。

后来电影的拍摄地选在湖南衡阳，一座同样曾因工厂而繁盛，也因工厂而失落的城市。之所以避开人们更为熟悉的东北，一方面是希望同此前的《白日焰火》《钢的琴》做出区分，另一方面，也是了却董越的一个心结：余国伟的故事，东北有，西北有，中南也有，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巨轮下，总有被甩下的人。他渴望记录他们。4

年初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演讲，题目是《纸工厂》，后来在网络传播时有了个更伤心的名字，叫《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东北写作者贾行家的讲述如同电影一般，描绘了上世纪90年代下岗大潮中那一代人的集体遭遇。

演讲最后，他说：“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时代和人群永远朝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新的失落者在输光了一切以后就要走向被人遗忘的路程。”

客观地说，作为处女作，《暴雪将至》的优缺点都十分明显。优点是时代氛围的重塑和把握，阴雨连绵的南方厂区，遗落在90年代的公共记忆，以及绕不开的段奕宏炸裂般的演技。缺点是故事的连贯性，必要转折之处尚有生涩的部分。

但总的说来，《暴雪将至》还是看得人很惊喜，这种惊喜跟《钢的琴》《白日焰火》等影片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结：东北不光有二人转，湖南也不只是快乐大本营，时代喧闹的歌舞场再如何欢乐，总该有人去关照那些没拿到新时代入场券的人们。

一千多年以前，唐朝诗人王勃写下千古名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这大约是每个时代都该有人去应答的疑问。因为谁也不能确定下一次转折之中，失路的人里有没有我们。陈坤四十：前半生靠脸，后半生走心文：安小庆

陈坤曾十分厌恶一些词汇，比如“戏子”“明星”“花瓶”，他认同一个对自己的评价——“帅里如一”，意思是“看起来很帅，实际真的很帅”。

一群7天没洗头的记者吸溜着鼻涕裹着羽绒服坐在草丛里，中间围着的是同样风餐露宿了一周的陈坤。

这是“行走的力量”最后一天扎营，高原的风送来厨师开饭的喊声。工作人员催了几次后，光脚盘坐的陈坤阻止了他：“最后一天了，大家想聊天，想聊多久我就陪多久。”说完，陈坤颤抖着冻成紫色的嘴唇问记者们，“你们知道我喜欢《山丘》哪句歌词吗？”“虽然已白了头！”“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副歌猜了一遍，陈坤瘪嘴苦笑：“就是‘越过山丘’啊！我还没长大呢，你们就说我老了。”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心理年龄还小，但这个上世纪末的小鲜肉代表如今已40岁了。对于美貌这件事，陈坤从不掩饰自己的自豪。行程过半的一天，陈坤与随队进行禅修指导的阿字仁波切玩自拍。手机举好角度，陈坤说：“我们先来一个帅出天际的笑容。”

狂跩炫酷的表情之后，陈坤又提议：“再来一个慈悲万物的。”说着呈悲悯状。戴墨镜的阿字仁波切以露牙和不露牙两种表情配合着。

像是个隐喻，拍照的流程暗合了陈坤的人生轨迹：凭借一张帅脸，陈坤从苦孩子变成了大明星。随之而来的名利让他不知如何自处，直到在禅定中找到自己，并发起了心灵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

2016年的行走刚刚结束，主题是“让心开出花来”。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在没有手机信号、远离城市生活的环境中，陈坤拒绝明星光环、拒绝社会期待、拒绝标签和框架，以直接到几近粗暴的方式与内心对话。一坨干净的牛粪“行走的力量”于2011年创办，2016年是第6年。这一次行走川藏线，转山、翻垭口，平均每天徒步6小时。强度比过去5年要低，而且加了拓展训练和禅修课程。

这是陈坤在总结前5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调整。他说想要更多地为参加行走的志愿者在心灵感悟上提供点拨。正式出发前的拉练，教练下了指示：“给你周围的人一个家人般的问候吧！”陈坤绽放出大大的笑容，张开双臂，把几个人结结实实地搂在了怀里。

这个上午，志愿者、媒体记者、登山学校老师、工作人员，每人至少得到了两个来自陈坤的熊抱。

出发前，有粉丝找到行走团队下榻的客栈，问陈坤能不能参加活动。陈坤安慰她：“不行妹妹，如果项目从你这开始例外，以后大家都来，我们会措手不及，希望你理解我，我知道你的名字。”

事实上，为了保证参加者是认同项目理念而不是喜欢陈坤本人，“行走的力量”选拔志愿者有一个重要条件：绝对不能是陈坤的粉丝。正式进入无人区前，队伍在藏区的小镇遇到了最后一批陈坤的粉丝。面色黑红的小男孩儿拉着妈妈的衣袖，兴奋地指指陈坤；大叔叽里咕噜地说着藏语，夹杂着仅有的两个汉字“陈坤”；看小卖铺的大姐兴奋地丢下店冲出来，要看陈坤是不是真的在喝她家的酸奶……在此之后，随着手机信号逐渐降低到一格不剩，陈坤也彻底卸下明星光环，变成了普通人。

走完一天安营扎寨，陈坤穿着双白色夹脚拖鞋，掏出睡袋在地上晾着，蹲在帐篷旁边就着铁饭盒啃馒头。席地而坐时，有人纠结旁边的牛粪，陈坤接口说：“牛粪是干净的，你回北京能找到这样一坨干净的牛粪和你坐在一起吗？”

晚上围在营地篝火边，陈坤对着手机唱歌，破音来得毫不犹豫。他说最讨厌唱歌没有瑕疵，有瑕疵才真实。一壶烈酒在人群中传递，陈坤一把接过，就着一群人喝过的壶嘴儿灌了一大口。

陈坤把“行走的力量”视为自己第二个儿子。他说“行走的力量”让他有一种存在的感觉，慢慢从一个被人照顾的明星变为照顾别人的人。

陈坤时常走在队伍末尾，因为能看到所有人。有人一脚踏空，他立马冲上去搀起来。他说自己“很喜欢当哥哥”，每个参加行走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每天临到终点时，陈坤又往往紧走几步先行赶到，与所有人逐一击掌。他清楚地记得谁走在最后，并且告诉那个“万年垫底”的姑娘：“今天比昨天走得好。”行走是另一种禅定

如此温柔的陈坤，在2011年第一次行走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行走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止语”。那一年，因为志愿者没有遵守“止语”的规则，陈坤气得对着镜头摔断了登山杖。

有志愿者直接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过是你的一个工具，在陪你作秀。”陈坤觉得血液忽地一下上了脑子：“我陈坤要作秀有300种方法，何必用行走这种最蠢最笨的方式！”

平复下来以后，他用两个小时讲了自己的故事。

陈坤自幼父母离异、家境贫寒，和母亲、弟弟挤住在一个13平方米的房子里。十几岁起，陈坤一边读职业高中一边打工，后来学了声乐，机缘巧合去东方歌舞团当了歌手。又陪同事考试，误打误撞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他盘算着租房子、分期付款买房子、吃涮羊肉……突如其来的名利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

2003年，《金粉世家》大火，陈坤红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不安，他相信一件好事是另一件坏事的开始。他陷入长达5年的迷失，抑郁症、整夜失眠、好几次差点从窗边跳下去。直到有一天，打坐——一种他“仿佛生来就会”的放松方式，帮他安静下来。“那一天，有个东西打开了。我发现，对于我正在经历的一切，唯一的方法就是坦然面对。”他开始把突然拥有的财富视为一种考验，“觉得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要多，那就去回馈。”2010年与经纪公司合约期满，陈坤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东申童画”，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行走的力量”。

陈坤认为行走是另一种禅定。在给友人书的一篇序里，陈坤写道：“行走的目的并非抵达，而是为了参悟漫长本身。”

2016年，陈坤请来活佛阿字仁波切为志愿者做禅修指导，他自己听得最认真。每天背着全套装备走在路上，陈坤手中拿的不是登山杖，而是佛珠。

一次禅修课上讨论，永远坐在第一排的陈坤突然转过身，指指自己的脸对记者说：“我前半生是靠天赏饭，之后就是为下辈子修行。”脸有什么用？

一天下午，行走队伍即将过河时下起了雨。一直走在队伍最后的陈坤披上雨衣，大步上前，喊道：“男的跟我下去搭桥！”

6名工作人员抬来一截粗壮的大木搭在河面上，陈坤和几个壮汉一起站进水里，把几十人一个个拉过了独木桥。

一个媒体人员当时忙着拍摄没穿雨衣，陈坤冲他大喊：“不要拍我！赶快把衣服穿上！”

陈坤常说自己没有喜怒哀乐，只有高兴和发脾气两种。经常做完一个采访，陈坤就会去问工作人员，自己这一次有没有让别人难过。一天禅修课上，上师讲到，如果安定的力量在修行中成长，但是心中还有躁，修行的人可能会一会儿又唱又跳，一会儿又不让人理。陈坤瞪大了眼睛，小声跟旁边的人说：“这不是说的我吗？”

对于“明星”身份，陈坤的感情有些复杂。他不排斥名声与财富，但被团团围住拍照的时候，被一杯又一杯敬酒的时候，他会忍不住提醒：“我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男的，最后是一个明星。”行走中的一次分享，陈坤说着说着似乎升起了一股无名火，双手抻起带给他光荣与梦想的脸皮，高声说：“脸有什么用？就是靠它混口饭吃而已！”但他也不讳言，自己还是想把这碗饭吃得长一点。

2008年，陈坤主演的《画皮》票房7亿，他拿到入行以来最高的片酬，片约潮水般涌来，“那种顺利，让我突然觉得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之后的8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思考自己和表演的关系，结果发现，自己并不热爱表演，只是热爱这个职业所带来的一切。他专门演了几个配角寻找初心，此后更是息影两年。陈坤说，只要银行账户里还有些钱，自己就会稍微挑剔一点点，因为想要有点远离感。这种远离保持了他对表演的感觉。“其实对于我来讲，七七八八的演过了也就行了，你明白吗？”陈坤盯着记者，“但是对于我来讲，做好是来自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别人的要求。”真诚得让人尴尬

除了自己，陈坤也在和各种各样的框架较劲。他认同一个对自己的评价——“帅里如一”，意思是“看起来很帅，实际真的很帅”。

陈坤曾十分厌恶一些词汇，比如“戏子”“明星”“花瓶”，为此他拼命看书学习，想要摆脱人们对这个职业的偏见。现在他已不在意这些，但也背上了更多的标签：著名演员、公益人、畅销书作家、公司老板。随着身份增多，陈坤的社交圈日益扩大，他坦承“有一些只是打哈哈的关系，有时会让我觉得我的时间不是那么有价值”。

比起外界评价，40岁的陈坤越发在意内心的平静。独处的时候，他有时跟自己对话：“陈坤你是不是在沽名钓誉啊？你做了这么多年，不就是在标榜自己吗？”对话的结果是“我觉得我有一点儿”。

面对共同行走的兄弟姊妹，陈坤袒露出同样的直白。

志愿者问：“从76万报名者中挑选20名入选，最看重什么特质？”陈坤说：“就是随便点的，你们没多优秀，我也没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委屈得直叫唤：“我们都快熬死了！明明是我们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记者问：“行走了一趟，坤哥会记住我们吗？”陈坤说：“当然不会。”

在陈坤自己的随笔集《鬼水瓶录》中，写了一个题为“空位”的故事——明星笑着与粉丝合影，但在照片中，明星的位置是空的。他说这是一种讽刺，人在心不在。自己有时也会这样，在参加一些宣传活动时做出礼貌得体的回答，其实心不在焉。但在行走过程中，“我把你们当成兄弟姐妹，我的心是在的。”

这位冷酷的大哥很容易被真诚击中。分享行走的感受时，一个男生讲起自己对已故父亲的不解和思念，陈坤揉着眼睛哭出了声。分享结束，陈坤说“我要抱抱你”，拍着背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把自己和去世外婆的故事讲给他听。但他拒绝接受来自旁人的赞美和感谢。“因为是个明星，很容易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放在我身上显得重要，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冷风吹得帐篷哗哗响，冻得双手插兜的陈坤真诚得让记者们有些尴尬：“每次活动到最后问‘你有什么感觉’每个人面子上过不去，怎么憋着也说两句，‘啊，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我不明白吗？这也就是句客套话。或者说‘感谢坤哥花这么多时间陪我们’，不过是一种同情。”

2016年，陈坤14岁的儿子也参加了行走。一路上，这个父亲给儿子按摩、在休息时和儿子吹蒲公英、把食指竖在嘴唇上提醒他止语。活动结束时，陈坤问儿子有什么收获，儿子酷酷地回答：“空气挺好的。”

最后一天的庆功宴上，原本是需要活动发起人说几句漂亮话的场合，一身运动装扮的陈坤开口了：“你们不用感谢我，‘行走的力量’根本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妈的拍掌吧！”

回到北京第一天，陈坤就忙着赶好几个通告，在从一个活动赶去另一个活动的车上，他用手机参与一场直播。视频中的陈坤，发胶做出精致的飞机头，说话抑扬顿挫，表情丰富，用各种搞怪和小机灵与网友互动。这是行走中不常出现的状态。“我不接受框架，虽然我回去还是要接受所有的标签。”行走途中的一次分享中，跪在防潮垫上的陈坤大声说，眉毛没有动，眼睛也没有放电。

或许只有在行走中，才能见到这样的陈坤：

途中一个清朗的傍晚，所有人坐在圣湖边。抬头就看见雅拉神山终年积雪的山顶，一道瀑布直泻而下，触手可及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雷声。

坐在第一排的陈坤转过身来，柔声请大家闭上眼睛，他要为所有人唱一首《心经》，他说唱这首歌的时候，自己是最干净的。

歌声、水声、风声、雷声，有人流下了眼泪。

歌毕，陈坤睁开眼睛，望着所有人说：“相信我，现在这种干净的感觉，回去以后马上就没有了。你们也不会经常见到陈坤，我继续当我的演员，你们继续当你们自己。”这位种草莓的大叔，当年是与朴树齐名的歌手文：韩逸

他身边一直有本《百年孤独》。从南方带到北京，再从北京带回南方。书从几本变成了一整箱，他不舍得丢，和那把用3000块钱买来的二手吉他一起，哼哧哼哧背回去。那些给过他精神给养的书，曾经变成他不得不呐喊的声音，又跟他一起沉默地回到故乡。1

如果不堵车，从南宁市中心驾车去七坡机场草莓园需要45分钟。

在这段时间里，农场主尹吾的黑色现代SUV上只听得见空调嘶嘶吐气的声音。他的车上没有一张车载CD，他不听任何一个广播电台里的流行音乐，他没有播放音乐的习惯——有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他什么歌也不听。“每日人物”目睹了这个场面：他坐在一张餐桌旁，旁边是自己的朋友、南宁本地的一位音乐人卢明，一起听南宁广播电台的一位编辑神侃。“南宁来了多少歌手办演唱会，都是我主办的。你知道吗？后弦回南宁，是我管的；弦子的演唱会，是我管的；张杰来广西办的演唱会，也是我管的。”

卢明唯唯。尹吾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头一直低着，偶尔抬头，是在往火锅里下肉。“快吃，不然粘锅底。”

如果你不熟悉他，很容易以为这个47岁的中年男人跟音乐没什么关系。

正相反。

他17年前录制的专辑《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在豆瓣音乐被8447个人评论，得到9.0分。这意味着有5000多人听了这张专辑，并给出了五星好评。

这也是他出过的唯一一张专辑。作为麦田音乐制作公司“红、白、蓝”三原色系列音乐专辑里的“红”与“白”——朴树的《我去2000年》、“蓝”——叶蓓的《纯真年代》一起，在20世纪的尾巴上酝酿，带着制作人震动新千年的期待。

现在，他是南宁一家草莓采摘园兼农家乐的主人。娶妻生子后，炒股挣钱、买菜做饭、送孩子上学。剪掉了中分长发，留起了利落寸头，脸上和肚子上都有了更多肉。微信昵称也改成了草莓生态园的名字。

向别人自我介绍时，他会露出一个中年男人略带憨诚的笑容，调侃自己：“我就是个打酱油的。”2

吃完火锅，三个人回到办公室喝茶。

尹吾对卢明说：“知道刚才为什么我没有理你们吗？我是故意不说话的。那些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卢明说：“对对，我们只是音乐工作者，你是艺术家。”

尹吾不吭声了。

他上半身微微斜着，皱着眉头，语速缓慢，偶尔用大拇指支着太阳穴搓一下额头，像是这样能帮助回忆。即便说到“牛逼牛逼”，他的声调也没有任何变化，而是带着一点完成家庭作业般的满不在意。

他的青春岁月已经很远了。

他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眼看到朴树的样子。平头，很紧的紧身裤和很高的高腰皮靴，很酷。不过他不记得自己究竟穿了什么，大概就是普通日常的衣服，但他可以肯定，不是西装衬衫——那时候他用来糊口的工作是医药代表，西装衬衫是外出推销时最经常的穿着。那天，他避开了这身行头。

这份工作和音乐人有很像的地方，都是拿着自己的产品或作品到处自荐，再被反复拒绝。在这之前，尹吾鼓着勇气，把自己的小样送到了所有知名的音乐公司，但都没得到一个字的回信儿。“谁理你啊，可能听都没有听。”

改变专辑命运的见面是在亚运村的一间办公室里，在1996年。那天宋柯在，朴树也在，大家都是年轻人，没太多寒暄。来了？坐。小样带了？听听，听听。几首歌放下来，一屋子的人都点头，牛逼牛逼。

临走的时候，宋柯把合同递过来，尹吾接了。晚上，宋柯又打来电话：“怎么样哥们儿，没什么其他的就签了吧。”他几乎没怎么犹豫。

当时麦田公司的企划、日后的知名音乐制作人付翀对“每日人物”回忆：“我刚到麦田，跟高晓松说 ：‘朴树歌写得好听，但太柔弱；叶蓓的辨识度不够。咱们要是能签一个像刘铮（台湾知名男歌手）那样的艺人多好。’就第二天，听到了尹吾，我说，这不就是我们想找的人吗？没想到是一个矮小的南方人。”

尹吾与朴树、叶蓓是麦田“红白蓝”。

就这样他成了麦田签下来的第一个男歌手，合约3年。3“都在虚度。”尹吾这样总结那3年。

发动车子之后的那么一两分钟里，他抓紧时间看了看股票的走势，及时买进卖出。今天的他觉得那东西更实际，至少是养家糊口的必须。

签约麦田之后，他一度相信自己靠做音乐可以养家糊口。就像一只“绩优股”，当务之急是怎么写出几首“牛逼货”。没灵感的时候，他就在北大清华随便逛游。图食堂吃饭便宜，还托认识的学生买了一沓饭票。三角地的讲座，感兴趣的不少。杨振宁的得去，厉以宁的也得去，还得提前霸位子。电影放映也去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巴黎最后一班地铁》。书更不少淘，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北岛、舒婷、卡夫卡，遇到什么就看什么。

他那首后来被乐评人李皖撰文称道的《出门》，就是给卡夫卡的一段文章谱上了曲。“20世纪知识分子的所有勇气和困境，20世纪现代艺术的所有价值和悖论，都在这篇不足三百字的散文中，暗暗地凝结了。”

在那时，原创音乐和地下乐队像冒尖的笋，遍地都是。在那群带着梦想北漂的人当中，尹吾根本不算特别。在北大西门画家村的平房里，他认识了另外两个喜欢音乐的年轻人，一个是学京剧的山东小伙子，比他小两岁，唱歌很有爆发力，特招外国姑娘喜欢；还有一个是清华毕业生，和他同岁，唱歌挺文艺。

那时候他们和画家们喜欢互相聊天，吹牛逼。有一次，山东小伙儿对画家们说，将来他要发专辑，去美国开音乐会，其中一个画家反问了一个字：“你？”那个长长的尾音和鄙夷的眼神，深深地印在了尹吾的脑海里。

没人能听出山东小伙儿声音里的爆发力，尹吾听得出，觉得他能成。那时候大家都饥一顿饱一顿，他还借给了山东小伙儿50块钱。“音乐是情绪化的，能在舞台上更夸张地表达出来，你就牛逼。”

后来，他们几个都发了专辑，清华毕业生还组了乐队。山东小伙儿的名字被所有摇滚乐迷记住了，他叫谢天笑。清华毕业生是卢庚戌，他的组合也在全国出了名，叫水木年华。

但尹吾没能像他们一样星途坦荡。他的专辑，3年都没有出来。4“诗人”“遗珠”。如今，网易云音乐的专辑评论区里，喜欢他的歌迷不吝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这张专辑的赞美。

有人“震惊”，有人“满腔热泪”，有人听完多了活下去的勇气，有人却更想去自杀。相同的是，他们都喜欢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它，等待被安抚，或者被点燃。

当年，它带给尹吾的却是压力。“奔三张儿的人了，还靠家里养活，每天不知道要干吗。”签约的兴奋过去之后，就是漫长的创作和等待。每隔两三天，他就往公司里头打电话。“最近什么安排，有活动吗？”“准备了准备了。”

对方总这么回他。既然在准备，那就不好做其他事情，专心写歌吧。

那天，在北大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他脑子里突然哼出了“活着就是受罪，活着就是劳累，活着还得互相安慰，活着就会憔悴”这么几句词儿，他心里一紧，饭不打了，端着饭盆冲出学生的长队，一溜小跑回到住处。记下歌词，抱着吉他，一点一点把它们唱成曲调。

整首歌《你笑着流出了泪》完成之后，他躺在床上，饭也不吃了，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快感中。”

他确实想要真诚。每一首歌都是在心底里反复徘徊的声音，鼓胀着，不得不破土而出。“尹吾告诉你，语言也是一种作曲的容器。”李皖在《我听到了幸福》一书中诠释尹吾的作曲方式。

因为资费不足和其他当事人都无从总结的原因，直到1999年尹吾期满解约离开麦田音乐的时候，已经录完九成的这张专辑都没能发出来。最后，尹吾自费进录音棚重新录了一遍，委托付翀的新蜂音乐代为发行。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会为自己当时的音准不准懊恼，也觉得编曲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朴树的专辑上做了返工。之前先做了一个版本，不太满意，重新邀请张亚东当制作人，很多编曲重新推翻了……那段时间麦田本身的状态不是太好，就耽误了尹吾的发行。”付翀回忆，“我们当时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经验。有的事只有上帝，安排故事的人知道。”

这张专辑发行了两千张。今天，这两千分之一在网上一“砖”难求。有人把黑胶版卖到了550元一张，有人出售盗版CD，很多人把《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奉为一张“神砖”。他们身怀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人说：“这哥们儿是我活明白后真正喜欢听的华语歌手，再无其他。”

还有人在评论区寻找同类。相隔一年的同一天，两个人不约而同留下了同一句话。“有些人的人生，一张专辑足矣。”5

喜欢的人都夸那张专辑很好。但从市场反响来看，当时并不成功。高晓松的民谣专辑《青春无悔》出来以后，一天就收到几百封来信。他没有。“可以肯定，那是一张被低估的专辑。”当年负责麦田公司专辑宣传和发行的张璐对“每日人物”回忆，出乎他意料，圈内人对尹吾已经推出的单曲有着出奇一致的好评。在其他媒体乐评人的强烈推荐下，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应该回去重新听一下尹吾的歌。

走出了录音棚，尹吾又体会到童年时就有的孤独感。

他的母亲是地道的北京人，毕业后分配到南宁工作，一下子孤零零地被甩到了一片陌生的地方。他从小跟母亲学说话，口音里不自觉地带上点京腔，被小伙伴以为是北方人。他也一直把自己当作北方人，心心念念地想回到那片血脉相连的土地，重新扎根。可是到了北京，人家一听他的南宁口音，“一张嘴就知道，你是南方人。”

他也有快要抑郁的时候。无所事事的北大时光里，有好多个晚上睡不着觉。他就跑到圆明园跑步，去了一看，嚯，凌晨一点，不少人在那儿跑。他感到了在北京的好处，不管做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有人跟你一起。

心情郁闷的时候，尹吾喜欢独自开车爬上南宁的青秀山顶。那里的晚上很静，能看到整个城市的风景。最孤独的是准备回家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在玻璃窗前百折不回的苍蝇，放弃或者完成，都倍感力不从心。”

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这张承载了太多人期待的专辑发掉，然后再也不和音乐行业发生任何关系。

他最终回到了南方。在那之前，1999年的最后一天，他录完了专辑，去听崔健的跨年演唱会。在东四附近的一家酒吧，很燥、很尽兴。过了午夜12点，他一个人回家，外面还有厚厚的雪。他走出酒吧的一瞬间，窗外一阵冷风，人群熙熙攘攘。站在脏乎乎的雪地里，他想，新千年这就来了，可我还不知道未来要去干什么。

他身边一直有本《百年孤独》。从南方带到北京，2000年再从北京带回南方。书从几本变成了一整箱，他不舍得丢，和那把用3000块钱买来的二手吉他一起，哼哧哼哧背回去。那些给过他精神给养的书，曾经变成他不得不呐喊的声音，又跟他一起沉默地回到故乡。6

10月末，草莓开始种植的季节，生态园里的日头总算不再那么猛，黄豆发酵的味道淡淡地从戴着草帽的一排排酱油缸子里冒出来。那是他现在农场产品链的最后一环。

南宁的夏天太长也太热，客人很少。草莓采摘园做到第五年了，也仅仅不亏不赚。

太久没客人，草莓园里的农家乐餐厅，桌子上落满了灰尘。“你应该就在咱们这个草莓采摘园里举办一场演唱会，会有多少人来听你想想，那会给咱们这个采摘园的知名度带来多大的好处！”一位朋友当面激烈地对他说。“我跟你是鸡同鸭讲。咱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他不知是第几次拒绝了。

其实他没有遵守自己“不再跟这个行业发生任何关系”的誓言。回到广西的最初，他成立了一家音乐公司，想把广西当地的优秀歌手集合起来，最后发现挣不到钱；他还开过音乐培训班，想培养在音乐上有天赋的孩子，为此还回过北京寻求帮助；也有朋友劝他继续写歌唱歌，他觉得自己的音乐不如朴树那样自然，多了些人为学习的“匠气”。

诸如此类的几次失败后，他不再听歌，专心炒股、做生意。

再一次听到自己的歌是在几年前。朋友把链接推送给他看，尹吾才知道自己的专辑被放到了网易云音乐。他细细看了几页留言，觉得意外和感动。

他的一首歌《繁殖吧，生命短促啊》来自《百年孤独》里的一句对白——“繁殖吧，母牛，生命短暂啊！”看到网友们在评论区里留下各种各样的文字，说着这首歌与《百年孤独》的关系，尹吾一下子觉得自己被打动了。他以为自己不会被理解。“那么厚的一本书，那么多句话，可他们偏一下子就知道了，这多神奇。”

对大叔尹吾来说，音乐不再是安身立命之本，而是一份给他带来快乐的业余爱好。“我感谢这个时代。互联网把有同样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喜欢一张专辑的人能够轻易找到彼此。”他说。“我的音乐已经过时了，可有些东西能够穿过时光，抵达一些人的心。我的歌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密码。他们肯定的，是那些歌词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专辑本身的音乐形式。”7

从今年5月份开始，一群年轻人会定期来到尹吾的办公室里排练，然后直播。平台是快手。

尹吾像平时分析股票走势一样关注着点赞数和观看数，在直播结束后分析复盘。他像个真正的大叔一样细致地关心着每一件事情，鼓手的凳子带了吗？水买了吗？吉他手的吉他线哪儿去啦？

未来的宣传方向他还没想好，也许是大家一起在酱油缸旁边弹唱，也许是其他形式。但是他认定，有流量需要先做内容。

为了跟上流行，他不得不开始听歌，知道了《中国有嘻哈》。但无论年轻人觉得那多么燃，他都没法听得进去。他打开，没有几分钟就关掉了。

有一天，尹吾发现自己的歌曲评论一下子暴涨。后来才知道，是丁磊在他的一首歌下面评论：“真心不错的歌手。”网易云音乐的小编因此给他的专辑做了推荐，这是他最近一次以“音乐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我现在也没什么热点可蹭，你们如果要写我，可以考虑蹭一下丁磊评论的热度。”他熟悉网络小编“蹭热点”的那一套，热心给“每日人物”出谋划策，“你可以去看看，我可能是丁磊在专辑下面留言评论的唯一一个音乐人。”

实际上，丁磊曾经给不少音乐人评论。他不知道。

他还是那么完美主义。前几年，《中国好歌曲》找到他，几乎成功。他一看条款，规定他要让出歌曲的改编权、商业使用权，还要配合出专辑、搞宣传。于是他拒绝了。

现在，网易云音乐又找到了他，在策划一场演唱会，大概明年。

他希望这场演唱会是这样的：“那些我的老歌迷来，大家见一下，不收门票。我怕辜负他们的期望，没有值回这50块钱。你愿意来听，我就愿意唱给你们这些人听。”

在排练室，能看到《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小小的一抹红色躲在窗台上，和清洁剂放在一起。年轻人们都听过尹吾的歌，但他们更偏爱《中国有嘻哈》里的节奏，他们觉得尹吾的那张专辑有点“负能量”。

当年陪着尹吾录制专辑的吉他已经落满灰尘。前几天，一个女学员需要一把练习吉他，尹吾买了一把新的给她。他完全忘了它的存在。叶蓓：《青春无悔》的前奏一响，我和老狼都哭了文：杨璐　肖舒妍

叶蓓和好友老狼，在那个校园民谣盛行的年代，她被誉为“民谣天后”，《白衣飘飘的年代》《b小调雨后》还有同老狼合唱的《青春无悔》等代表作，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以下为叶蓓口述，已经叶蓓授权发表）

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晓松是改变我人生的人，虽然第一次见他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那时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读大一，不想再问家里要钱，就开始自己勤工俭学。一开始是在酒店大堂弹钢琴，弹了不到一年，很无聊，有一次弹着弹着自己都睡着了。之后就去disco和pub驻唱，在左家庄胡同里一家叫“百灵”的pub里，我遇见了高晓松。

那天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选了自己喜欢但基本没人听过的歌——凤飞飞的《老情人》。唱完后，艺术总监说高晓松找我。我说高晓松谁啊不认识，他说是《同桌的你》的作者。那会儿这歌挺火的了，连我妈都会唱，但我那会儿有那种来自艺术院校的臭清高与傲慢，没太怎么研究国内的歌，对高晓松也一无所知。

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是一个瘦瘦的、尖下巴、长了特别特别多青春痘、头发乱糟糟的人。他说这里我唱得最好，难得的是在嘈杂的环境下唱自己想唱的作品，让我留个联系方式，看能不能帮他录个小样。我问他什么是小样，他说你就录吧，给大腕儿听的。

大概一个月后，宿舍一楼老大妈呼叫我，是高晓松找我，让我去录歌。那天下着雪，我请了假，坐着小公共倒着地铁，找到阜成门胡同里的小柯家。刚一进门，我就觉得来对地方了。小柯那间12平米的小屋除了一张用来睡觉的床，堆了一屋子设备，电脑、音源、琴、录音机。

在小柯家，我认识了老狼。第一次见他，我说他长得真像郭峰。我们泡在小柯家，录了《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回声》和《b小调雨后》的demo。

录完后我老惦记着这事儿，总盼着有他们的消息。大概过了两周，室友鼓励我联系高晓松，我鼓了半天勇气打给他，他说因为丢了我的联系方式一直设法在找我。但后来还是没消息，我也就淡忘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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