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平刘东岳牛江涛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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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试读：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百科”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4册，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文学大师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世界古代著名作家、亚非现代著名作家、美洲现代著名作家、俄苏现代著名作家、中欧现代著名作家、西欧现代著名作家、南北欧现代著名作家等内容；第二部分“文学作品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品、中国现代著名作品、世界古代著名作品、亚非现代著名作品、美洲现代著名作品、俄苏现代著名作品、西欧现代著名作品、中北欧现代著名作品、东南欧现代著名作品等内容；第三部分“文学简史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近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世界古代文学简史、世界近代文学简史、世界现代文学简史等内容。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本书编委会壹 散文作家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3年，近代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既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发起人。
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致力于社会改良的同时，也关注文学的改良，于变法前一二年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与同志试作“新诗”，欲以诗歌的革命为突破口，推动文学革命，与政治改良相呼应，进而促进中国文学社会的改良。
戊戌变法之前70年，知识界，特别是维新派曾一度推崇新学、实学，认为致用的西学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认为文学是虚学，无用之学。而梁启超则提出“文学新民救国论”，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也可以为救亡强国的目的服务。而当时的“诗界革命”既是改良运动的需要，也是黄遵宪新近代进步诗歌潮流发展的结果。由此在黄遵宪的新派诗前导之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最初竞相写作新诗。即使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时仍然继续鼓吹诗界革命，提出不仅要“新名词”，更要“新意境”，使诗界革命更前进了一步。
继“诗界革命”之后，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不但是为了支持和配合维新改良运动，而且对梁启超本人来说也是其对小说的重新认识。中国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是在市井小民的通俗化娱乐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最初被文人士大夫所鄙弃，直到明代后期才有李贽、冯梦龙等极个别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文人开始重视、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在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前的几年，已有改良派出来为小说争取正宗的文学地位，而梁启超则把这种斗争推进到“小说界革命”的新阶段。
他不仅摆脱了传统士大夫对小说的偏见，而且把小说视为宣传革新、改造国民思想意识的最有力工具，如他所说“欲新一国之民，可先新一国之小说”。另外，梁启超所说的小说也包括戏剧在内，所以“小说界革命”同时也意味着“戏剧界革命”。这样，“小说界革命”就与他此前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构成了全面的创造新文学的主张。鲁迅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爱好民间艺术和绘画，稍长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较深的了解。
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亲，因而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深知他们身受的压迫和痛苦。不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入狱，父亲又长期患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里，认识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1898年，鲁迅离家到南京。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正进入高潮。鲁迅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宣传变法维新的《时务报》和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的《译书汇编》，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书里初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期望祖国的自尊自强。1902年，鲁迅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进了弘文学校。当时的东京是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刚满21岁的他，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自己爱国主义的襟怀：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阁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这一时期鲁迅的注意力主要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矿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他原准备通过学医，卒业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便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探，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本来从日本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一次深深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医治国民的精神，中止学医，改治文艺，因为他以为改变人们精神的手段首推文艺。
1906年，鲁迅回到东京，开始提倡文艺运动。原来计划创办文艺杂志《新生》，终因人力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一面埋头翻译北欧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和他弟弟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一面又在留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提倡反抗和独立精神的论文如《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他非常喜爱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引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为同调，介绍他们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提倡的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在日本读了许多介绍进化论的书籍，进化论给予鲁迅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是他前期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史地人物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据生活实感用文言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帝制虽被推翻，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不曾有丝毫动摇，帝国主义依旧虎视眈眈。鲁迅由兴奋而失望而苦闷。从1912年到1917年，他虽有时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工作之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后汉书》、《谢承》和《稽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准备。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鲁迅于1918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第一篇白话体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刊登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极大地激动了青年读者，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适应时代潮流，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这时鲁迅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引申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他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1919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另一方面到1923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坚持战斗，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鲁迅在这个时期里写了20多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篇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时的境遇。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点。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除此以外，他还写有散文诗《野草》和收录在《华盖集》正续篇中的杂文。《野草》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记录了他在“五四”退潮时期彷徨苦闷的心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职，还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课，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讲稿；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还编辑了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与《未名新集》。1925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他突破了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10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由于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1927年1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到广州后，他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野草〉题辞》等文里的思想，标志着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4月12日，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也于“四一五”发生大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自己应该自觉地走向他们。“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彻底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10月定居上海。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1929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花》，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就革命文学问题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不但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也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他在向共产主义道路迈进时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1931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1933年亲自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1936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文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1930年起，他一共写了8本杂文集，一本根据故事和传说写成的《故事新编》。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1932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通过这些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鲁迅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1932年7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他曾与之亲切会见，一度计划根据介绍写一部反映红军艰苦作战的长篇小说。因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热情款待，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集楔帖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瞿秋白和党的深厚感情；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运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呐喊》、《彷徨》
在“五四”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以实际的成绩为白话扩大阵地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呐喊》共收1918～1922年间写的14篇小说，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扬威助阵，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的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同名的作品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串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是狂人说的话里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
小说一开始利用日常生活里一般人对狂人常有的围观、注视、谈论，反激起“迫害狂”患者内心的恐惧，通过象征寓意逐渐地引出“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主题。
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认为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十分巧妙，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当时吴虞还据此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足见其影响的深入与广泛。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穿长衫的上等人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柜台外面站着喝的是穿短衣的劳动者。作品的主人公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而又穿着长衫的人。他穷困潦倒，却死守着“读书人”的身份，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流为窃贼，也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这些典型的细节鲜明地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性格，从而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也一定程度地暗喻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而治愈痨病，被杀的犯人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为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群众不仅不理解他，完全不知道他是为大家而受苦，而牺牲，反而受了迷信的愚弄蘸吃着革命者的血。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既痛心于群众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愤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这就使小说的结构含有双重的悲剧性。作家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药》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但它最后出现在革命者坟上的花环却“显出若干亮色”，透露了代表时代特征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
在鲁迅的小说中，《阿Q正传》占有显著的地位。《阿Q正传》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在同样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故乡》、《风波》、《祝福》和《离婚》中，鲁迅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欺压和迫害。《风波》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晚景图，在恬静的景色中回荡着时代的风波。当皇帝就要复辟的流言传来时，撑航船的七斤的家里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七斤在城里被人剪去了辫子。赵七爷、九斤老太等人物各具特点，一个个神态毕现。小说结尾处描绘了风波过去后的平静，暗示复辟虽然不曾成功，而生活的进行依旧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通过主人公闰土的遭遇和变化，竭力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丽，将回忆中海边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闰土，和眼前被生活压瘪了的同一个闰土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的灾难。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他淳朴、勤劳，像大地一样沉默和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得麻木。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作品中的“我”希望下一代有“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说明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和《风波》、《故乡》不同，《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强烈的控诉。这篇小说以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为主角。祥林嫂干活十分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充满了辛酸和血泪。她在新寡之后逃到鲁镇帮佣，不久便被婆家劫回，采用人身买卖的方式将她强嫁到山墺里。她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第二个丈夫又不幸死于伤寒，接着儿子被狼衔去。当她带着丧夫失子的悲痛再次来到鲁家做工的时候，镇上的人嘲笑她，奚落她，卫道的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捐一条给“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当做替身为自己赎罪。精神上的迫害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她以终年劳动所得捐了一条门槛，满以为已经出脱罪孽，可以重新做人。但是封建制度仍然不肯原谅她，鲁四老爷还是不准她动一下祭祖的杯筷。她从此失魂落魄，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最后被鲁家辞退，沦为乞丐。当人们正在欢欣地“祝福”的时候，她却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和疑惑，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让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隐隐地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不仅鲁四老爷，就是和祥林嫂处在同样地位的柳妈，周围那些带着嘲笑“赏鉴”祥林嫂痛苦的人，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离婚》里的农村妇女爱姑具有和祥林嫂不同的性格，她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3年，最后对方不得不请出“和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来调停。爱姑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丈夫和公公这些个别的人，却不知道她的真正对头是封建制度，是为她的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势力。作品着重描写爱姑会见七大人的场面，从周围气氛，从爱姑的心理感受中，刻画了这位矫揉造作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七大人的玩“屁塞”，吸鼻烟，都使爱姑感到高深莫测。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爱姑由优势转到劣势，由充满幻想转到完全屈服。
小说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土豪劣绅的丑态，同时也批判了小生产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浓重的黑暗势力要求农民觉醒起来作更坚决的斗争，这是鲁迅在这些小说里反复强调的思想。他的小说善于展示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发掘出农民悲惨生活的根源，不仅写他们由于经济剥削而受到的肉体上的痛苦，还以更多的笔墨描绘他们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思想毒害下的精神状态，揭示农民不能不革命的生活地位和他们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鲁迅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像鲁迅那样以平等态度描写过农民，还没有一篇描写农民的作品像鲁迅的作品那样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展示了如此深广的历史的图景。
和农民一样，知识分子也是鲁迅小说描写的重要对象。鲁迅亲身经历了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变化，对各类知识分子作过深刻的观察。《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是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彷徨、颠簸以至颓废的过程。吕纬甫（《在酒楼上》）本来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想没有一件实现，便敷敷衍衍的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概括：像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和吕纬甫的颓唐消沉相比，《孤独者》里魏连殳的性格表现得更为阴郁和冷漠。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亲自造了“独头茧”，把自己裹在里面。可是事实又不允许他完全和社会隔绝。流言追随着他，失业打击着他，最后不得不抛弃理想而求乞于“实际”，当了军阀部队里一个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周围的人趋奉他，颂扬他，他胜利了。然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在“胜利”的喧笑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终于背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两篇小说写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革新力量和习惯势力之间的冲突，笼罩着辛亥革命失败后令人窒息的历史气氛，同时也批判了吕纬甫和魏连殳性格的弱点。
出现在《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比较年轻一些，他们是“五四”时代的人物。子君争取婚姻自由，不顾一切非议和讥笑，勇敢地冲出家庭，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但是，个性解放却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子君在获得幸福和安宁的生活之后，沉湎在日常琐事里，不久便让生命随着希望一同幻灭。涓生对日常琐事感到烦厌。当失业的打击威胁着他们同居生活的时候，他觉悟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他没有力量去粉碎社会的更大的压力，只是归咎于子君，归咎于有了一个家庭，急急忙忙地想“救出自己”。涓生的个人奋斗思想到头来还是暴露了它的脆弱性。小说采取“手记”的方式，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了涓生的心境，寓批判于事实的缕述。在描绘个人和社会冲突的题材中，鲁迅的笔触不光是停留在对个人——也即知识分子的同情上，而是对社会和个人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清醒的剖析。
从《一件小事》中“我”对人力车夫的歌颂，《长明灯》中疯子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经夹入孩子们的歌唱，可以看出，当现实主义者鲁迅在生活里还没有看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足以改变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时，他是怀着如何拳拳的心期待着后来者啊！鲁迅的作品里经常闪烁着鼓舞人们向前的理想，这种理想已经成为他揭露抨击社会黑暗和丑恶的现实主义精神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部分。
鲁迅的小说富于独创性，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丰满而又洗练，隽永而又舒展，诙谐而又峭拔。这种风格的形成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外古典文学的影响。鲁迅佩服中国传统艺术精深朴素的表现。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现实主义创作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外作家创作艺术的时候，他称道了“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认为作家需要以极省俭的笔墨，集中地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物的外貌不重要。鲁迅是主张艺术形象应该做到“形神俱似”的，不过在他看来，一个高明的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他擅长于画龙点睛的手段，寥寥几句，既写出了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也写出了人物的画面和身型，并且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印象。尽管鲁迅笔底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很暗淡，而小说通过人物传递给读者的感情却又十分丰富，使人读了之后，无法平静也不能忘怀，油然地愿意去改变这些人曾经走过的生活的道路。“画眼睛”和“勾灵魂”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增强了艺术感染的力量，不但使作品能够吸引读者，而且能够震撼读者的灵魂。
在涉及自己艺术手法的时候，鲁迅又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戏曲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拖带和唠叨，并非绝对排除陪衬。在有些短篇里，他也偶尔写到背景，例如《风波》里的农村晚景，《社戏》里的水乡夜色，却又清新明远，仿佛美丽的水墨画一样。他写的对话往往和动作相呼应，在极经济的笔墨里曲折地传达出人物的身份和神情，这些都和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手法有关。然而，从鲁迅一些小说的艺术构思看，如《孔乙己》的全部行动被放到一个酒店小伙计的眼里来描写，《明天》从红鼻子老拱一句话——“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开始，以及《示众》的完全运用画面似的速写构图，则又大抵采取外国文学的长处，经过溶化陶冶而具备了民族的特色。
鲁迅还善于通过高度的概括，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出不平凡的主题。他要求艺术创作给人以新鲜的印象，同时又说明新鲜的意义不在于逞奇猎异，而在于深入生活的本质。这就是“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自己，在开始创作之前，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过分析，在许多问题上具有真知灼见。他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又严格地遵守着创作的信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锤炼了和深化了他的观察力，使他有可能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概括生活的现实，从常见现象里开掘出内涵的意义，道人之所未道，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内容，表现了动人的思想力量。鲁迅的部分小说之所以给人以“重压之感”，一方面，固然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艰苦探索的思想痕迹，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这个正在蜕变中的古老民族痛苦经历真实的写照。“重压之感”不但并不意味着消沉，而且往往加深了读者的感受。在鲁迅的作品里，无论是鞭挞还是激励，是唾弃还是期待，他的笔墨始终没有离开社会现实的问题。正因此，和过去时代的任何现实主义相比，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显然具有更高、更新、更深刻、更清醒、更富于战斗力的特色。《阿Q正传》《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1922年2月之间，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癫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摸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作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大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往往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像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
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作为一个专替人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
小说从第7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他甚至想象革命以后“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鲁迅写出了阿Q那种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肯定了他渴望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愿望和合理要求；但对于阿Q企图通过革命站到别人头上的思想也给予痛切的批评，从而提出了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有什么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使同表面上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子弟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农民阿Q，曾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20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15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是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阿Q正传》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作者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但阿Q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的，不正确的，鲁迅也没有回避农民的弱点，因此阿Q这个人物在鲁迅笔下的出现，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小说自1926年由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将法文译本推荐给巴黎《欧罗巴》杂志刊登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40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鲁迅的杂文
杂文是鲁迅直接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它在鲁迅全部创作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尤其到了后期，鲁迅以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从事于杂文写作，使这一文学形式的战斗性和艺术性，通过他的倡导和实践，有了迅速与广泛的发展。
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它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鲁迅最早的杂文见于1918年《新青年》的《随感录》。他的前期杂文收集在《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杂文表现了烈火一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接触了为小说创作所没有或者不可能接触的问题。广泛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文创作的特色。单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而言，“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却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以及其他一系列杂感里，鲁迅猛烈地攻击腐朽的名教、吃人的礼法反对寡妇主义，反对坚壁清野主义，宣传家庭革命，号召青年扫荡封建制度，推翻吃人的筵宴，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善于运用生动的形象和幽默的语言，展开逻辑严密的论点。《热风》里的短文精悍凝练，明白晓理，一篇篇锐利如匕首；收在《坟》里的较长的杂文，则又气势跌宕，层层深入，表现了擒纵自如的特色。
新文化统一战线分裂后，鲁迅继续坚持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虽然他思想上有苦闷，但在杂文创作上，依旧高张正气，极力反对“尊孔，崇儒，专经，复古”。“五卅”事件前后，人民群众反帝浪潮高涨，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帝国主义利益，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多方阻挠人民群众的斗争。鲁迅的杂文也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收在《华盖集》后半、《华盖集续编》以及《坟》的最后一部分，环绕“五卅”事件、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而写的杂文，集中地攻击了为军阀官僚服务的欧化绅士和市侩文人，突出地显示了民主革命斗争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合流以后的新的任务和意义。
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指出：在封建统治者的血腥屠杀面前，“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预感到：形势已经推进到大战斗的前夕，“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还说：“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绅士文人们正在完成其“领头羊”的任务，更加露出了本相：“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鲁迅的杂感不仅含有精辟的见解，而且时时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揭示了帝国主义奴才们的面目。
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他提出著名的“打落水狗”的主张，反对姑息的态度。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北京工人学生又举行示威游行，促其即日下野，有人出面提倡“费厄泼赖”，说什么“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针对这个情况，鲁迅列举历史事实，说明“‘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主张不打落水狗，却不知道狗性不改，一旦爬上岸来，仍然会把人咬死。他还指出，如果以为落水狗可怜，则天下“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鲁迅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统思想中虚伪的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坚定的立场。
他在《写在＜坟＞后面》里特别提出：“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篇文章不仅是他长期以来斗争经验沉痛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鲁迅本人思想的进展。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从这时开始一直到逝世，他写了更多的杂文。1935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回顾了自己写杂文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80万字。后9年中的所写，比前9年多2倍；而这后9年中，近3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6年……”瞿秋白在1933年对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20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鲁迅的杂文实际上是时代生活的记录。
写于1927年～1929年的篇什，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转变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文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封建买办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则是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谴责。《三闲集》里收录关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作家世界观问题已经成为双方论点的中心，不能不说是抓住了重要的关键。
从1930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出现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文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艺术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
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战斗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他这样做了。
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鲁迅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了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理论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
和前期杂文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30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鲁迅揭发和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作为，指出那些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的丑态，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渣”，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
从1933年1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三本书。《伪自由书》辑录1933年1月至5月中旬的杂文，以时事短评为主。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等文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文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正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毫无教条气息的阶级的分析。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却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内外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国共产党。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随着政治压迫的加重，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刊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自此以后，言路日窄，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文的特点。这些杂文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的失败的心理。
出现在这些杂文里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东北沦陷以后，蒋介石一面向英美乞怜，一面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希特勒在德国得势，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效尤。鲁迅揭露了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奴性的“强迫服从”。他明确地指出：希特勒的“事业”正在碰壁，不需要多少时候，生活本身必将毫不留情地送给黄脸干儿们“一个大讽刺”，事实正是这样。
除此以外，《准风月谈》还有许多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对文学活动的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是表面上谈论“风月”，骨子里鼓动“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在批评社会现象方面，鲁迅鞭挞了“揩油”、帮闲、中头彩、救月亮、说风凉话、“吃白相饭”等等小市民堕落的恶习，批判精神现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毒素，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们的思索，启发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论述文学活动方面，鲁迅针砭了捧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等资产阶级文人浅薄的行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贩投机取巧的反动宣传，反对文艺领域内颠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现象，为一切必要的驳难和抗争辩护，保卫并且发展了文艺工作中战斗的传统。至于《花边文学》里的杂文，几乎全部都是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这些杂文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乃至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见解。
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内在的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揭示其深广的意义。有时是正面的论证。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实，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经济依存关系上说明“京”“海”两派的本质。又例如《运命》一文，鲁迅说明统治阶级想以优生学济“运命说”之穷，而结果还是枉然，他说：“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失去了客观的根据，这就无法使穷人安于运命而不起来革命。这些杂文都写得深刻，透彻，事理分明，一针见血，道人之所未道。
有时是侧面的讽刺，《洋服的没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势力糊涂懵懂的，但又顺便讥刺了统治集团惯于利用生理的特点以维系野蛮的法制：“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举例通俗而揭露充分。《偶感》主要是抨击投机分子骗人敛财的，但也随手讥刺了市民阶层往往利用科学的发明以维系落后的风气：“马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引证普遍而挞伐沉重。这些杂感又都写得贴切，泼辣，论证生动，鞭辟入里，发人之所未发。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谴责，《花边文学》更加深化了对于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它从精神状态上展示了一个正在沉落的社会的面貌。
鲁迅还有三集《且介亭杂文》，于1937年7月同时出版。前两集由他亲自编定，后一集部分稿件也经集中，其余则由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这些杂文不仅技巧圆熟，论证丰富，而且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也大都经过融会贯通，遵循杂文的特点结合在具体的内容里，真正达到“深入化境”，在艺术上表现了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且介亭杂文》收录写于1934年的短评以外的杂文，形式既比《花边文学》多样，内容也不限于社会批评。当时溥仪已在关外称“帝”，随着天羽独占中国的声明的发表，日本侵略者深入华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对内踌躇满志，对外进一步准备屈服，授意他的部属写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滋长。鲁迅以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们进攻，他在日文写的文章里揭露日本正在宣传的“王道”，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入侵者总是一面到处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们其实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来反抗的人称为“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在《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里，进一步以抒情的笔调，生动的故事，描绘了被奴役的命运，揭开“韵事”里面的惨痛，“艳传”背后的耻辱，说明“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鲁迅要求人们从历史里得出教训，面对残酷的现实，向国内外的压迫者抗争。在他看来，寻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战斗，中国人民本来就具有英勇不屈的传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鲁迅指出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到了30年代，即使这种力量“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然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1935年写的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杂文，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的比较集中的批评。鲁迅在书前的《序言》里说：“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其实触及国事的决不止这两篇，因为政治毕竟是鲁迅关心的问题。譬如用日文写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说这篇文章是要阐明：“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这就直接答复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日中提携”、“共存共荣”的问题：被压迫民族决不能同侵略者和平共居。在《“题未定”草》的最后一节里，鲁迅以北平居民纷纷慰劳“一二九”运动中被警察袭击的游行学生为例，热情充沛地赞扬了他们，他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分析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暇，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及之处的。”这便是革命的柱石。“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这里又对国民党反动派作出答复，表现了作家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革命未来的乐观。在30年代乌云弥漫、波涛汹涌的日子里，中国作家绝大多数是拥护革命和靠近人民的；但是，能够以这样开朗广阔的襟怀面对一切，以蔑视的态度再接再厉地同反动派斗争，千夫所指，横眉冷对，却又实在是无逾于鲁迅的了。《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在健康极坏的情况下不倦工作的成果。1936年他两次重病，拒绝易地疗养，认为“环境瞬息万变”，不应在这个时候“独自远行”。《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以及稍后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等是先后两次病稍起时的作品，或则缅怀战友，或则抒发感情。在这些文章里，反映了疾病对他情绪的影响：在义愤和亢奋中时而带着一点忧郁和焦躁。以行文而论，不仅和《二集》里许多杂文不同，也不及同书里《〈出关〉的“关”》、《我的第一个师父》等篇写得舒卷从容，不过战斗的精神是一致的。《写于深夜里》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审判和秘密杀人，被称作“童话”的几个场面，正像《为了忘却的纪念》里一些平淡然而深沉的叙述一样，渍血透纸，沁人肺腑。这两篇文章在30年代感动和激励了无数正在前进的青年。除此以外，鲁迅还写了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驳斥了托洛斯基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予了尖锐的抨击。
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后，鲁迅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终篇而遽告逝世。杂文是鲁迅一直运用到生命最后的武器。环绕着每一历史时期的中心斗争，从“五四”当时打倒封建势力和传统习惯开始，经过对反动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右翼的长期鏖战，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在狼烟遍地、短兵相接的反文化“围剿”中，这种文体以其挥洒的自由，接应的迅速，涵容的广泛，在鲁迅运用下发挥了极大的威力。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经说明，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指出杂文和现实生活“切贴”，“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战斗是杂文的生命，它必须具有现实的内容；但杂文又需要给人艺术的享受，发挥感染和陶冶的作用。鲁迅的杂文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的记录。虽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某一形象的全体”，进而综观他的所有的杂感，则又几乎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赞扬巴尔扎克，说他的《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中国，鲁迅以杂文的形式完成了《人间喜剧》的任务，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写出了复杂的斗争，写出了阶级力量的变化和消长，表现了从“五四”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整个历史的进程。鲁迅的杂文铭刻着对人民的关爱和对敌人的憎恨，描写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愿望和理想，因此具有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理论含量。他和以前的现实主义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时代不同——前人写的是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威胁，鲁迅则写出了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经过；他们的根本区别还在于对各自时代里两种对峙势力所采取的不同的立场。例如巴尔扎克，就不无惋惜地描写了“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堕落和衰亡，而鲁迅的杂文表达了他自己逐步成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全部思想历程，他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他的作品——尤其杂文是新社会的催生剂。鲁迅的精神联系着未来，永远是一个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鲁迅是语言艺术的大师，造语精密，词汇丰富。他经常向口头语言学习，经过加工而写入文章。还主张适当地采用外来语法，必要时酌量引用古语。他的时用俳句，间有对偶，往往增进语言的变化，加强了文章的气势。鲁迅杂文包含着多方面的知识：社会、历史、科学、文化，古今中外，无不网罗。因而在文章里也出现了和这种知识相适应的博采众长的语言。但就大体而论，作为骨干的仍然是加了工的口头语：简洁、凝练、有力。这种精密活泼的语言不但有助于理论逻辑的准确展开，而且使抽象的概念血肉丰满，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再加上作家幽默的才能，讽刺的手腕，貌似冷峭而内实热烈的气质，这就使他的杂文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启发了广大青年，杂文的“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30年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被称作“鲁迅风”的杂文流派，在激烈的斗争中不断地发挥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从“五四”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杂文，也由于鲁迅的实践和倡导，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运用便捷和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学形式。瞿秋白
瞿秋白，生于1899年，卒于1935年，现代作家、文学理论批评家。原名瞿爽，又名瞿霜。原号雄魄，后改号秋白，曾用笔名屈维它、史铁儿、宋阳、陈笑峰、何苦等。江苏常州人。
1920年被《晨报》聘为记者，赴苏访问，写成散文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翻译介绍过马克思文艺论著和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等苏俄作家作品。这些译著对开展左翼文艺运动，克服理论上的错误，起了推动作用。
1931年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从这时到1933年，在上海抱病工作，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发表过《“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论文，驳斥“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和作家不能超阶级的原理。对“民族主义文学”和新月派中的胡适等人，也多次著文予以批判。
他倡导过大众文艺运动，先后写了《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文章，反复阐述大众文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促进革命文艺的群众化有积极作用。
针对30年代的社会现象，写了一些杂文和通俗文学作品，有12篇杂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并由鲁迅收入自己的集子。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并作了长篇序言，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有创见的分析。
出版有杂文集《文艺杂著》、《乱弹及其他》（鲁迅编辑）、译文集《海上述林》（鲁迅编辑）和综合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等。胡适
胡适，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是五四文学革命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最早创作白话诗的新人。他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发动文学革命的第一个信号。
他于1920年出版的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1918年，胡适发表《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白话剧剧作。胡适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上，都为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开拓作用，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出，改良文学要从八个方面着手，认为写文章应该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的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主张用白话代替“之乎者也”的文言文，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诗集《尝试集》虽然艺术上还比较幼稚，但平白如话，浅显易懂，如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剧作《终身大事》开创了戏剧反映现代社会问题的风气。
由于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胡适对中国社会的前途认识不清，许多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后来他把主要活动转移到政治方面，担任国民党政府官员，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梁实秋
梁实秋，生于1903年，卒于1987年，是现代散文家、学者。原名梁治华，字实秋，有子佳等笔名。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1923年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后入哈佛大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任教授。曾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新月》月刊。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国民参政员。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等高校教授，1966年退休。1967年由远东书局出版其40卷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本，并编撰了《英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浪漫的与古典的》等多部学术著作。其文学创作以散文著称。仅抗战时期至去世前，出版了10多册散文集。其中写于四川的《雅舍小品》集、《雅舍小品续集》中的散文，以及怀念亡妻的《槐园梦忆》、怀念北京的《故都乡情》，尤其脍炙人口。他的散文简约，清丽，幽默而风趣。《雅舍小品》虽写于抗战时期，但均“与抗战无关”。《女人》写女人的“喜欢说谎”、“善变”、“善哭”、“说长道短”、“胆小”，似乎都是弱点，但却是小市民阶层女性常有的特点，并非有意攻击女性，而《男人》——可以看作是《女人》的姊妹篇，则对男人的弱点有更为直截了当的评论，即就是“脏”、“懒”、“馋”、“自私”以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等，但这也并非是恶意攻击男性，只是揭示了一些男人身上存在的劣根性。两篇作品都写得直言不讳而又辛辣幽默，颇有警世作用。《第六伦》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外，又发现另一种伦理关系，即主与仆的关系。为主为仆，各有各的难处，但作者显然把同情给予了仆人，认为“过错多半不在仆人方面”，要求主人把仆人“当作人”，以此建立又一种新的伦理关系。《中年》写人到中年，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不免有“岁月不饶人”的感慨，但“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表现出对人生的一种坦然达观的态度。以上数篇均写人事。《洋罪》则写风俗文化，认为把外国一些禁忌（例如忌“十三”）和风俗习惯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会变成“桎梏”，无疑是受“洋罪”。《旅行》则写民族的文化心理。从中国人的怕旅行，写到旅行中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苦恼，又进而写到旅行也有“乐趣”。“旅行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丑恶”，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易，连找到一个理想的旅伴也很困难。作者感叹“人是个奇怪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有陪着嫌闷”，“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居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亲切的”。作者在文中把困难、苦恼、孤寂和乐趣一一把玩，让读者领略其中的滋味，有苦有甜，有感慨有幽默，更有智慧。《结婚典礼》批判了守旧的、落后的与铺张的陋习。《“旁若无人”》则对社会上不讲公德的、不文明、缺教养的人加以讽刺和批判。
这些散文虽与抗战无关，但也并非超绝尘寰，仍以人道的思想，恬淡的心情观察人生世相，每有所感，遂发为文章。梁实秋的散文简洁精致，自然率真，很少铺排渲染却谐趣迭生。喜欢直截了当开篇切题，又善用平厌，精于选词炼句，具有文调之美，读来倍感亲切，并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朱自清
朱自清，生于1898年，卒于1948年，是现代散文家、诗人。原名朱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江苏东海县一封建知识分子家庭。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开始写诗，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至1925年去清华大学任教前，出版了诗集《踪迹》和诗合集《雪朝》第1集。
其中《送韩伯画往俄国》、《光明》、《羊群》、《赠A·S》等，暴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光明的向往和对革命者的赞美长诗《毁灭》等抒发了探索人生道路过程中的苦闷孤独的情绪。这些诗明快朴实，深沉柔美，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清华时期主要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背影》、《你我》等散文集。其中的《荷塘月色》、《背影》、《给亡妇》等，或在细腻优美的景物描绘中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或在平易亲切的叙述中表达对亲人的深沉怀念；将写景、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创造了诗意浓郁的艺术境界，为其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抗战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其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写有《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杂文集。1948年8月12日病逝前嘱告家人，宁愿饿死也绝不领取美援面粉，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许地山
许地山，生于1893年，卒于1941年，现代作家。名赞堏，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
他早年受过佛家思想影响，经历过从台湾到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思想和经历在他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
最初的短篇《命命鸟》，描写一对青年爱侣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女主人公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时极其从容欣慰的态度，正是作者涅槃归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缀网劳蛛》一篇，通过女主人公尚洁的半生经历，表现了封建男权社会中妇女所受的惨重压迫。尚洁把生活比作极易残破的“蛛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像蜘蛛一样不停地补缀这个破网。这些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闽粤或国外的南洋、印度等地为背景，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晓畅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坚韧厚实，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带着宗教的虔诚和命定论的思想，很少对不合理现实进行正面反抗。
在作者自称为“杂沓纷纭”的早年散文集《空山灵雨》中，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也错综并存。著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满着一种朴实、淳厚的情致，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春的林野》虽然轻敷着一层返朴归真的色调，但春光的明媚可爱，万物的富有生机，洋溢于字里行间。许地山创作上的这种复杂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
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春桃》，尽管有强悲伤为欢笑的悬空之处，却生动地写出了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纯厚情谊和他们的高尚品格，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善良、坚强、豪爽、泼辣，性格迥异于尚洁的劳动妇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重大进步。
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写出了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寓意深刻的《铁鱼的鳃》这样的佳篇。周作人
周作人，生于1885年，卒于1967年，现代作家，鲁迅先生的弟弟。原名妇寿，字星构，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
1901年入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1911夏回国后，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后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员，1918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早年与鲁迅合作编译《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等。五四时期，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撰写《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理论文章，反对违反人性的封建礼法，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积极介绍俄国、日本、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批判封建文化的散文。
1927年以后，逐渐逃避现实，脱离时代主流，提倡写作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并写作出版了一些有关鲁迅家庭及少年时代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资料。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21种，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论文集《艺术与生命》、《中国新文学源流》、《儿童文学小论》等。著述颇丰，涉猎面广，在民俗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贡献。在文学上以散文创作最为突出，形成独特成熟的艺术风格，语言平白自然，意境淡远，对俞平伯、废名、李广田等散文作家都有影响。杨朔
杨朔，生于1913年，卒于1968年，现代散文家。原名杨毓瑨，字莹叔。山东蓬莱人。1929年到哈尔滨谋生并兼修英文，同时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写过旧体诗词。
抗战爆发后，辗转南下，先后在上海、广州从事进步文化工作。1938年创作了描写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
1939年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战地访问团，赴华北敌后根据地访问，后留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并随军转战于华北游击区。
这一时期的创作结集为《渔关之夜》（散文报告）、《铁骑兵》（通讯集）、《月黑夜》（小说集）出版。解放战争期间，在晋察冀野战军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出版中篇小说《望南山》、《北线》、通讯特写集《北黑线》等。
抗美援朝期间曾赴朝参战，1952年出版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和特写集《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
1955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并致力于散文创作。1956年后，主要从事文化外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散文集有《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来》等，另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洗兵马》（第一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朔散文选》。
杨朔的创作尤以散文成就最高，多撷取生活中的浪花和微澜，反映时代侧影，歌颂普通劳动者。艺术上主张“以诗为文”，多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手法，刻意营造意境，讲求诗意效果；结构精巧、跌宕有致；注意炼字，语言平中见奇，典雅含蓄。秦牧
秦牧，生于1919年，现代著名散文家，原名林觉夫，广东登海人，出生于香港。
他从小就同情贫苦人的不幸遭遇。少年时代，他在新加坡“端蒙学校”读书，酷爱文学，好看马戏，喜欢动物；假期常到马来亚一个大果园消闲，这更增强了他对动植物、对大自然的浓厚兴味。这段少年时代的异国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
1932年回国后，在澄海、汕头、香港等地读中学，高中时开始发表文章，接受了鲁迅、巴金、茅盾等人作品的影响。1938年春，在抗战热潮中，他结束了学生生活，到广东参加了抗敌宣传工作。曾干过演员、编辑、战地工作队员、科员、教师等等工作，失业时即以写作糊口。
1943年～1944年在报上发表的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后辑为《秦牧杂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文集，由此他踏上了文学的道路。解放前，他一直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建国后，主要精力集中在散文的写作上，散文集有《星下集》、《贝壳集》、《潮汐和船》及《花城》，此外还有中篇小说《黄金海岸》、童话故事集《巨手》和文艺散论《艺海拾贝》。粉碎“四人帮”后，他出版了散文自选集《长河浪花集》，此书代表了他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
建国以后，秦牧散文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早在解放前的一篇散文中就已经艺术地透出了它的消息：“今日，坟墓里的死人都在引颈呻吟了！而明日，将靠我们的血手奠下一份和平的基业，我们将在群星闪烁的夏夜，为孩子们谈天说地，从宇宙谈到阿米巴，不再象前辈老人一样，再用战栗的音调述说吃人肉的故事……”事实果然如此，解放后秦牧的散文以新的面貌出现了。从内容上说，它由重在揭露转变为以歌颂为主；从写法上说，它由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议论转变为环绕一个中心旁征博引、谈天说地；从语言风格上说，它由尖锐犀利转变为明快晓畅。
秦牧是一个多才多艺、知识丰富的散文家，他的作品题材广阔，写法多样。他早就痛感于现代散文题材的狭窄，主张它应该是一个“海阔天空”的领域。他认为：“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
在他的300多篇散文中，或描绘日月星辰，山川土地；或状写花鸟虫鱼，珍禽异兽；或介绍古迹名胜，风物人情；或漫话史实传说，趣事轶闻……真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人们把他这些五颜六色的散文比为一座“花城”，是很贴切的。尽管他的散文偏重于说理的较多，但同是说理，色彩也不划一。《菱角的喜剧》，讲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面包和盐》，谈平凡和伟大的辩证法；《花市徜徉录》，由赏花的观感论及文学艺术的创作；《海滩拾贝》，由贝壳的启示说到事物复杂、变化的道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这些文章选材角度别致，见解透辟，富有哲理性。
他的偏于抒情的散文，也是不拘一格的。《社稷坛抒情》、《土地》，其抒发感情的方式表现为思接千古、浮想联翩；《奇树》、《榕树的美髯》，其抒发感情的方式却求助于连类设譬、借物抒怀；《深情注视壁上人……》、《欧洲的风雪和阴霉》则又不同，前者缅怀往事，忆念生平，情真而意笃，是一篇颇为动情的回忆性散文，后者娓娓叙事，含而不露，但“曲终奏雅”，是典型的抒情散文的写法。
他还有一些偏重于叙事的散文，如《壮族与我》，追叙了一段因民族隔阂而造成的小小“误会”，从而阐发了民族之间应团结共处的思想；《摸鱼老手》，描写了一个叫“亿泉”的青年农民，他不仅擅长摸鱼，而且品德高洁，是一曲新人的赞歌。总之，在题材及体裁多样化的开拓上，秦牧是有贡献的。
在重视思想性的前提下，讲究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是秦牧散文的又一重要特色。他的散文实践了他的主张，象是和读者在星下漫语，在海滨谈心，天上地下，妙趣横生，而决然不会叫人产生读那些“干、硬、空”文章时所感到的那种苦楚。《社稷坛抒情》一文仿佛把读者带到了遥远的古代，认识了那“五行”观念的萌生过程，见到了人们对孕育着万物的土地的膜拜感情，给人以有益有趣的知识；《潮汐和船》则似乎又把读者引到了潮水涨落的海滩，面对那扬帆远征的轻舟，了解了从古至今航船发展演变的历史，使人情不自禁地要对那“人类文明的积累”大声赞美，对那种“勇敢、智慧和毅力”深表倾慕。在《珍贵植物与瑰奇传说》中，他讲了有关水稻、麦子、甘蔗、茶叶等植物的美妙传说；在《海滩拾贝》中，他介绍了诸如“椰子螺”、“蜘蛛螺”、“凤凰贝”、“波斯贝”等贝壳的名贵品类。在《花城》中，他说花；在《奇树》中，他道树；在《说牛》中，他谈牛；在《土地》中，他讲土……他每做一篇文章，每谈一个题目，在取材上常常是锐意穷搜、旁征博引。他总是结合着自己的生活体验选用材料，绝不只是“吊书袋”；加之他文思活泼、想象驰骋，故能使读者耳目一新，眼界大开，既增长了见识，又获得了“愉快和休息”。
秦牧是十分重视散文的写作技巧的。他认为，“一座大山上有小堆的乱石，无损于大山的壮观。但如果一个小园中有一堆乱石，就很容易破坏园林之美。同样的道理，短小的文章特别需要写得简洁和优美。”在他看来，散文应该“象苏州的园林，小是小了，然而却境界深邃，天地开阔，看起来花样蛮多”，应该“象扇画小幅，尺素之间，竟有烟波云海，幽谷峻崖；象牙雕，榄核雕之类，小小一片一粒之间竟有许多的人物形象，使我们目注神驰。”他叙述故事文笔生动、传神。如《左传》上有名的“晋公子重耳出亡”的情景，在他的散文《土地》中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真是叫人“目注神驰”。
他还非常善于在文章中嵌入景物描写的精彩片段，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引人遐想的幽美画面，使文章摇曳多姿、顿然生色：就是在今天，在可以登陆的沙滩以外，乱石纵横的岩岸地区，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保持着原始格调的热带岛屿的风貌。浩瀚无边的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岩石上，发出了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海蟹在石头缝里穿行，藤壶、牡蛎密布在岩石上，海参在清澈的海水里蠕动，吐着青白色的黏液。在天空上，岩鹰正在滑翔。好一片天苍苍、海茫茫、寥廓空旷的景象！
秦牧还擅长于在关键的地方极为精炼而又恰到好处地抒发感情。《古战场春晓》一文，篇短而意长，抒发了他在三元里这一古战场上凭吊怀古的激昂情怀，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开篇”。全文结束处，作者不禁放怀长吟：“呵，我们美丽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他在《土地》这篇文思泉涌的著名散文中，怀着对土地的儿女般亲昵的感情，阐发了一个如何保卫、建设从镣铐中解放了的“大地母亲”的严肃主题，他在谈及抗击侵略、保卫国土时，油然而发感喟：“呵！一寸土，一撮土，在这种场合意义是多么神圣！”
秦牧谈起自己写作散文的经验时说：“一方面，要紧紧掌握住根本的思想要求；另方面又必须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点出新意。一方面必须对材料有高度的概括；另方面又必须在‘画龙点睛’之处作细腻的加工。一方面要注意自然淳朴；另方面又必须认真修饰剪裁。一方面要多运用新鲜的口语；另方面又必须刻意作语言的加工。”特别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他认为应该格外“强烈和细腻”，在这些地方，他“往往放慢速度，特别细心地写。有时甚至另纸起稿，以一两个小时来写那刻意求工的三五百字”。另外，他强调散文作家应具有多套笔墨，注意“粗犷和细致互相结合，意笔和工笔交错运用”，使语言能在平易流畅的基础上，求得生动奇警、文采焕发，从而使自己的文字能以曲折尽意，栩栩传神。他的文章恰恰印证了这些见解。
秦牧说过，“一个作家应该有三个仓库：一个直接材料的仓库装从生活中得来的材料；一个间接材料的仓库装书籍和资料中得来的材料；另一个就是日常收集的人民语言的仓库。有了这三种，写作起来就比较容易。”显然，他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地掌握散文这一灵便武器，写出众多剖理精微、新意赫然的篇章，完全是得力于他的深厚积累。贰 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生于1792年，卒于1841年，出身于一个具有深厚文化造诣的世代官宦家庭。
龚自珍博学多才，他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数学家和杰出的诗人。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外孙，从小受到外祖父的教诲和指点，打下良好的治学基础。他目睹朝政腐败，时局艰难，积极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建议加强战备，以御外侮，但不为清政府所重视，一生只做些没有实权的闲官。后来以侍奉老父为名，辞官回家，在杭州、丹阳讲学。两年后死于江苏丹阳书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气势磅礴、渴望变革、追求理想的诗作，是首开我国近代文学植根社会现实风气的龚自珍所写。
他的诗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腐朽、避时的局面，成为“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诗歌，一部分是直接针对腐朽的社会现实，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如《咏史》、《己亥杂诗》等。更多的是一些内涵复杂的抒情诗，作者将“更法”、“改图”的强烈愿望，熔铸于炽热的诗句之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
龚自珍的诗想象奇异瑰丽，有着生动有力的意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其中最受人称颂的名句。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古体诗、近体诗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龚自珍的思想和诗作，对近代文学有很大影响。郭沫若生平与文学活动
郭沫若，生于1892年，卒于1978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幼年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
清朝政府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以后，他也偶尔有机会接触一些介绍世界大势和民主启蒙的书刊，开拓了胸襟和眼界。在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起来反对，3次遭到校方斥退，初步显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辛亥革命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政局的混乱不久便为他带来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的世界“奋飞”的愿望。
1913年底，郭沫若离国经过朝鲜于第二年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3年毕业后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他选择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21条不平等条约，郭沫若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4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神”的存在，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适合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郭沫若之所以赞同“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这种很不确切的说法，原因也在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青年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欧洲各种新思潮，也使他产生广泛的兴趣。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饱满热情，开始文学活动。还同留日的部分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夏社，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1919年2、3月间，郭沫若写了具有爱国思想的小说《牧羊哀话》。不久，他的新诗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宗白华编辑）上发表。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1921年7月创造社组成，郭沫若是它的发起人和主要的成员。1921、1922这两年中，郭沫若曾3次回国。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对“五四”后祖国弃旧图新的美丽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陡然归于破灭；向来为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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