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之爱(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韦力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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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之爱(精)试读：

韦力

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浸淫古书三十年，私家藏书当世无两。留心古书版本、递藏掌故之外，致力于中国古代藏书家遗迹的考察与研究。著有《批校本》、《书楼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芷兰斋书跋》（初集、续集、三集、四集）、《古书之美》（合著）、《古书之媒》（合著）等。序

此书初稿的模样跟现在相差较大。近些年，我滥竽充数地讲座多场，当然所讲大多是关于古籍和藏书之事，有些主办单位可能认为还不错，就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发表在刊物上。刊出之前，一般会将整理稿发给我，命我校改和配图。进入2014年，微软公司更新操作系统，并且宣布说，如若不更新，电脑里所存的文件可能会丢失。我拙于此道，好不容易会打几个简单的字，刚刚熟悉一点，就要换系统，当然不愿意。但是，电脑中毕竟存在大量文档，若真把重要资料丢失了，也算是一种损失。于是，宁信其有地把电脑中的文档整理一过，在浏览中就看到了这些讲稿，读了几篇，感觉当年所讲还算有料，且不过时，就有了整理成书的念想。去电李世文兄问之，他竟然认为有出版价值，于是，挑拣一番，找出几次不同角度的讲座，将其修润一过，发给李兄。

本以为交稿就万事大吉，然李兄看过后，认为有几场讲座的内容大体雷同，且未分小章节，掷回让我修改。我在编选讲稿时，自认为有着不同的角度侧重，看来还是敝帚自珍地想当然。定下心来细看，确实觉得这些文字无章法，于是挥刀斫之，只保留一篇讲稿，再补上近期《藏书报》的专访以及2014年春的得书记，感觉能够组成一本小书的规模。

所留下的这篇讲稿，是我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高级培训班上所讲者。前些年保护中心成立后，分批次地组织各省市级图书馆善本部主任集中到京培训，称为高级培训班。当时，请了国内数位专家来授课，我算不上什么专家，但也受邀忝列其中，讲过这其中的一场。以我的私见，国内公共图书馆里，管着善本书的这些领导们少有了解市场者，所以我的讲座尽量贴近今日的古籍市场，介绍其中的一些稀见书以及这些善本在市场上的表现。这种讲法当然跟有些高头讲章不同，确实受到他们的欢迎和好评。然而，我将这篇讲稿收入本书中，还是因为一个小情节。讲座之后发生的一个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不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场讲座结束后，国图张志清馆长跟大家来座谈，期间问到哪位参加过古籍市场的交易。浙江省图书馆的某主任站起来说，她参加过古籍拍卖会，接着讲述了其中的细节。他们馆偶尔得到嘉德公司的一本拍卖图录，图录中有一函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正本，馆领导很重视，派员专门到北京看书，确认后，他们制定了购买计划。经几次专家讨论，制定出此书的价格上限，馆领导批准后申请下经费预算。到拍卖时，馆里专门派了三位工作人员参加，当时她自己也在场，然而拍到此书时，价格上涨之快，没容他们举牌，就超过了馆里规定的上限一倍以上，三人只好愤而离场返回。这位主任讲完经历后，接着问大家，谁知道此书最终被哪位买去了。张馆长接着她的话说，这件事你应该问韦力。张馆长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只好承认说，此书是我拍到的。众人闻此一片惊呼，说还有这么巧的事。浙馆的这位主任马上说，这部大书基本都在我们馆，你为什么要买下这一函？我向她解释说，文澜阁《四库全书》被太平军损毁后，丁丙、丁申兄弟及其他爱书人士大规模补抄了四次，补抄之后，又陆续购回一些原本，也就是所说的正本，而后文澜阁的管理者，将补抄的相同之书替换出来。百余年来，流传在市面的所谓文澜阁本基本上都是这些替换出来的补抄本。我第一次看到市面上流通的文澜阁正本，当然要不惜代价地拍下来。当然我也替自己解释了一句，我并不知道浙图也想得到这一函，假如事先知道，也就不跟公家去争了。那位主任又问，你什么时候把这部书卖给我们馆？我一怔，只好说自己不卖书。然而她接着逼问，那什么时候卖呢？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搪塞说，等我破落没钱了，肯定卖给你们馆。她马上说，那你现在破落吧。现场一阵哄笑，让我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此事后的第二年，我到浙江省图书馆做讲座，又遇到这位主任，她这次没问那函书，而是带我参观了善本库，我心里明白她的用意，她一心为公的执着让我钦佩，然而我的爱书真情也希望能得到她的理解。《藏书报》的这篇采访，是我受伤之后比较认真回答的一次，并不是说以前的采访我都不认真，只是大多数记者所问都是我回答俗滥的话题，激不起倾述的兴奋点。而这次采访，王雪霞女士认真地做了准备，她说别人问过的就不再问了，并且鼓励我直抒胸臆，她保证不作任何删改。然而刊出的报纸，仍跟我所言有些出入，她解释说，社里的领导认为我说得太直率了，故而进行了小的修润。其实，自己并没有说什么犀利的言语，没有一句涉及敏感的话题，现在，我把采访稿原文放在这本小书内，大家看后，就知道我所言不虚，当然，前提是没有再次被删改。

近几年，我每年都在写书跋，因为知识的浅薄，书跋写得并不轻松。止庵先生曾跟我说，任何一篇文章，无论长短，其中总要有一个观点是别人所没说过的，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说法。我写书跋也确实如此，每一篇文字中总有一点小发现是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然而这点小发现，需要自己细细推敲及查证，以我现在的这种写作速度要想把自己的藏书写完，估计一百年也不行，何况藏书还在增加之中。鉴于这种情况，我就先将新得之书尽快写出，仅写得书经过及买书原因，而对于该书的考证，自等以后写书跋时再细细推敲不迟。这种写法果真快了很多，本书所收十五篇得书记，我用两天时间就写出来了。蒙陆灏先生不弃，先发在上海《东方早报》上，而其中的一篇关于佛经者，被网名“五明子”的先生指出错误，我把他的指正一并放入得书记中刊出，以此表示我的谢意，同时也提醒自己今后写这样简单的得书记，也应当认真对待。

以上即是本书的大致介绍，难免有错误之处，仍然希望各位师友的指正。

从古书拍卖说起

古籍版本鉴定属于实证科学的范畴，它不同于思辨性的学问，可以空对空地来谈，必须要有实物来观看和接触。从严格意义上讲，古籍版本鉴定有些类似于考古，它是属于必须有第一手的材料，才能让自己长眼力的一个门类。但我们今天很难拿出许多实物，只好采取替代措施，用拍卖图录来让大家了解。

中国古书拍卖的起源

我们首先来说说中国古籍的流通史。到今天为止，有记载的流通史大约有三千多年，在这三千多年里，拍卖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在拍卖出现之前，图书的流通手段基本上是类似的，就是直接的买家与卖家接触，买卖方式不外乎摆在门面或者私下交易，三千多年里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近代产生拍卖之后，书籍，尤其是所谓古书、古董书的流通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世界史上来看，拍卖业虽然起源很早，但真正形成于18世纪的欧洲。而且很有意思，当今世界上最早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两大拍卖行，一个是索斯比（又译为苏富比），另一个是佳士得，都是从古书开始的。

18世纪，英国有个大书商叫塞米尔•贝克，当时是英国最大的一个书商。1744年3月11日这一天，他在伦敦考文特花园酒店组织了一场拍卖会，拍品全部是图书。这批书是约翰•斯坦利爵士的，当初拍卖并不像今天这么规范，很简单，一般就是拿起一本书来，什么书名，无底价地往上竞拍。这是英国式的竞拍方式，从低往高来加价，直到最后没有人再加价了，书就归出价最高的人。塞米尔•贝克用十天的时间拍出去四百五十七本书，拍卖金额为八百七十六英磅。这个英国大书商去世以后，个人财产全部留给他的侄子约翰•索斯比，约翰用自己的名字来给拍卖行命名，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第一大拍卖行索斯比的来由。

今天艺术品拍卖在国际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古书拍卖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二十年不到的时间。这个过程中间，相对于字画、瓷器而言，古籍拍卖一直是艺术品拍卖范畴中的小众。这里的小众是指从拍卖额来看，古籍一直不能与字画、瓷器、玉器、杂项相比。我个人的理解是，今天社会的潮流讲究个性解放，崇尚简单直观和视觉冲击力，这样必然影响到拍卖市场，影响到人们的收藏情趣。比如一幅名画，像宋徽宗的画，或者他一幅瘦金体的书法，可以给人以鲜明直观的美感；又如一件瓷器，宋代五大官窑，摆在这个地方，给人的视觉冲击力要比古书大得多。另外，古书相对来说保值性也比较差。一幅张大千，按平尺算，八平尺怎么也得到五百万左右；一个雍正的官窑，比如说八方开瓶，得两千万左右。古书虽然是拍卖行的起源，却没有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走到今天的最前列。

中国的古书拍卖，相对于其他艺术品要晚。上世纪50年代之后，拍卖行在中国大陆几近绝迹。中国的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广州拍卖行，诞生于1986年9月10日，是个杂项拍卖行，没有古籍善本专场。真正以古书为拍品的第一场拍卖会，是1993年的9月22日中国书店搞的这场拍卖，当时的叫法是“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拍卖目录没有图片，是黑白的，印得也很简陋。这第一场古籍拍卖，并不规范，这时候的中国书店实际上还没有成立自己的拍卖公司，所以严格来说属于一种竞买会的形式，就是还没有取得拍卖资格。它在分类上头也很特殊，共七大类，即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书、清朝的奏疏及国书、民国时期的旧书及期刊、伪装书、解放后的旧书、国外版的旧书、旧唱片，这种分法跟今天的拍卖公司截然不同。这场拍卖应该说是古籍拍卖的雏形，所谓前疏后密，后来的古籍拍卖会就越来越规范了。

那么国内第一场正规的古籍拍卖是什么呢？1994年秋天的嘉德古籍专场。嘉德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第一大艺术品拍卖行，古书这个行当从头就有，一直到现在。1994年，嘉德第一次举办正规的古书拍卖会，同时也从这年开始，形成了每年春秋两季大拍的做法，直到今天。国内其他拍卖公司也基本按照这种方式来做，每年春秋两季大拍，中间再穿插一些小拍中拍，虽然起了各种名字，比如像迎春拍卖、夜场之类，但是大拍这种形式基本固定下来了，古籍拍卖从此开始走入一个规范化的状态。我们可以看看嘉德第一场古籍拍卖会的图录，跟后来图录的风格也很不同，但是已经有了现代拍卖图录的基本样式，那就是图片、说明加估价。

拍卖改变古书价格

拍卖出现之前，不管是私人藏书还是公家藏书，除了自己印、抄，得书的渠道不外乎从书店、私人手里购买，或者是捐赠，从古到今没太大变化，而且价格是私密的，不为外界和大众所知。而拍卖则使古籍交易的价格公之于众，成为可以共享的信息。

拍卖刚出现的那几年，古籍拍卖的估价和底价，比当时的市场价格，就是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博古斋等这些老的古籍书店的定价，平均贵八到十倍，所以最初一般的买家都不认可。当时嘉德的第一场拍卖举办过一次预展，也跟今天不同。按照我们中国拍卖法的规定，古书拍卖之前，必须进行不少于两天的预展。我们现在的通常做法是三天，三天的预展，你可以随便看任何拍品，然后再决定是否去买。第一场拍卖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搞过，并不懂得常规的程序，大家都是借鉴国外拍卖公司的一些做法，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于是，他们到处搞巡展，到处跑，到了天津、广州去展览。大家普遍的反应是价格太高了，不认可。藏书虽然说是一个很高雅的项目，喜爱的人也很多，但对于高端人士来说，它仍然是小众收藏品种，所以最初拍卖的价格并不好，但是仍然使一些公私藏家开始关注拍卖市场。我跟图书馆界的朋友聊过天，在1993年和1994年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个价钱不能接受，因为那会儿图书馆经费远不如今天充裕，所以图书馆基本不参与拍卖这个行当。

私人也在观察这个市场。我个人因为喜欢藏书，一直很关注市场的变化，看到的结果是，随着价格的升高，当时的很多好书逐渐集中到拍卖行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结果？后来冷静地想了想，觉得有我们特殊的原因。1949年解放之后，到1954年公私合营，大量古书归了一些公共图书馆，但1957年之后，尤其是到1966年之后，基本上公家买书就很少了。当时一些有文化的高层领导买了点好书，但毕竟有限。那会儿书店有收购功能，他们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古书库存。后来一旦放开以后，这些库存大量地出现在市场，那些价钱按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贱烂如泥。

拍卖场的价格远远高于图书馆的收购价、书店的收购价，私人藏家突然间发觉还有这样一个卖书的渠道，就把当年“文革”中抄家退赔的一些书，当然指的是善本类的，大部分给了拍卖行，这样拍卖行就变成好书的集散地。买书者也在调整心理，比如说我慢慢地意识到，市场上的拍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不认可没关系，只要有别人认可，这就叫市场，就像黄裳先生的那句名言：想得好书的唯一渠道就是花大价钱。从1995年、1996年开始，拍卖逐渐成为古籍买家得书的主渠道。大约在1996年左右，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也开始关注拍卖场，印象中当时国图善本部的李致忠先生就曾带队到预展去看展品、参拍。图书馆界终于意识到拍场是图书馆补充馆藏的渠道之一。

在市场的逐渐形成及价格的不断调整中，不管是私人藏家、公共图书馆，还是其他买家，都逐渐把拍卖视为一个重要的得书阵地。卖家也认为这是一个能将其收藏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买卖双方共同找到了拍卖这个中介。我们的古籍拍卖虽然只有这么短的一段历史，但它彻底推翻了上千年来得书的思维定式。今天，随着拍卖行业的深入和发展，很多拍卖公司意识到了市场的潜力，纷纷开辟古籍善本专场，这些举措在中国书籍的流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存世量的稀少决定价格

古书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有限性。

从投资或者收藏的角度来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物以稀为贵，像我们今天搞展览，搞珍品展，会注明某书是孤本。这一句代表了一万句，就是它的稀有度，它的珍贵度，这一个“孤本”表现出一切。如果某个门类，源源不断地有新东西产生出来，那么就不具有这种稀有性，自然投资价值就大打折扣。古书的稀有性让买家蜂拥进入这个行业，他们把它形容为一口可以舀干的井。虽然我们说有上千万册的古籍留存至今，但实际上这里面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各大公共图书馆。诸位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国内重要图书馆的善本部主任，对图书馆的管理比我要清楚得多，馆藏的古书肯定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即使馆际之间的流通，虽然探讨过，一直也没有搞成。因此，假如市面上出现了某部古书，这部古书是否有馆藏，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馆藏的多少也成为价格的参考因素。不过古书的价格并不取决于馆藏的多少，因为一部书馆藏再多，也不可能拿到市面上来流通。

到今天为止，有很多家机构拍卖过古籍，像刚才讲到的中国书店以及嘉德，但实际上的操作各有不同，可能有的只拍过几场，因为货源问题等等因素就不再拍了。实际上参与过古籍大拍的，大概是二十五家。大拍就像我刚才所指的春秋两季，中间穿插着的是小拍（够不上善本的古书）。现在常年坚持春秋两季大拍古籍专场的有十四家，集中在京沪两地。除此之外，天津、南京、广州等地也有过这种大拍，但京沪两地占了百分之九十。

就今天的情况来看，古籍拍品的质量下降速度很快。了解市场的捷径，是收集我发给大家的这种古籍图录。把历年的图录一看，就能明显地看到十几年来每况愈下的局面。这里我主要指的是质量，数量是越来越大，质量是越来越降，然后价格是越来越高，这是共同的特点。比如说一部明版书的价钱，明代白棉纸的嘉靖本，如果说以前三五万，现在平均下来，大部头的基本上加个零，上涨了十倍。这十年以来，就印证了那句话，就是古书的有限性。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古书收藏和其他门类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字画，按照他们行业的讲法，就是换手率极高。藏家会在短期内找南北差价，比如说一幅新的陆俨少，在北方拍一千二百万，下一场在上海紧接着就出现了。字画和瓷器的换手率都很高，而古书收藏毕竟跟文化的关系更直接，往往买家买到之后放在家里头不拿出来。当然，书商，就是职业经营古书买卖的除外。很多古书藏家，喜欢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除非有重大的变故，家里产生一种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变化，他们才会拿出一些东西。好的一面，是起到了市场稳定剂的作用。坏的一面，就是容易使市场枯竭，市面上没有好的货源。今天古籍市场的局面就是这样。发给大家的这几个图录，尽管全是大拍，大家能看到东西可能很一般。

我们再总结一下古籍拍卖的意义。我认为它的好处，第一个是使人们正视古籍，认识到古籍的价值。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一个老乡家，从做鞋底的鞋样儿中找出了一本《永乐大典》。如果要知道国图刚花了八百万买了一册《永乐大典》，我想他肯定不拿来做鞋样子了。拍卖对古籍是一种间接的保护作用，它让人们知道古籍的价值，认识它，并开始珍惜它。虽然我们不可以用贬义的话来说叫“小人喻于利”，但是对于市场而言，利益的驱动确实很有用，没有人会再把一个有着巨大经济价值的东西毁在自己手里。

第二个意义就在促进了流通，尤其促进了文物的海外回流。大家都知道海外这几大批古籍的回归，像上图买到了翁同龢的这批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事件。比如国图现在买到陈澄中的收藏，对提升国家的文化财富有极大的作用。又比如上博买《淳化阁帖》的宋拓零本……这一切都是源于拍卖。

造伪最少的艺术门类

大家知道古玩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卖家并不管东西的真伪，等于买家对真伪责任自负。关于这个话题，这么多年来争论不休，很多专家也在争论。关于消协的打假问题，大家一直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去打艺术品的假，明明这个行业中间假货充斥，其实就是因为古玩行的这个规矩。你上街买一件东西，买到假货，可以旗帜鲜明地去维权，但是，古玩行当你买错一件东西，只能压在箱子底下，或者自己想办法处理掉，不敢告诉人家，因为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到现在为止，拍卖行仍然是这么一个规矩，就是不保真，不管是字画还是瓷器。相对而言，各艺术品拍卖门类中间，假货最少的就是古书，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是古书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真正的价位。我们可以从古人的一些成交纪录中看到，在古代的各种艺术品中间，一些古书的价格属于最贵的一类，远远高于瓷器字画这些东西。大家看民国年间上海的艺苑真赏社，它所列的目录，它卖的书的价钱，还有其他艺术品的价钱，包括瓷杂啊、字画啊都有，一部少见的明版书远远贵过董其昌的书法，但现在董其昌真正的精品，怎么也是百万的概念，而明版书不过是几十万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倒挂基本上相差了十倍。第二个是古书难以造假。字画造伪古已有之，仍然举董其昌的例子。他在世的时候，书法就有极大的名气，某天上午写出来的东西，下午仿制品就出来了，搁到今天，无论从纸张、墨色还是装裱来看，都与原物几乎无丝毫区别，因为它恰恰就是同时代同时间的东西，那么这个争论就很大了。瓷器也是这样子，你没办法粉碎了做高岭土测定，更何况现在造伪手段也很高明，他仍然用旧窑土来造，所以你测这种高岭土的年份啊什么的，其实也很难鉴别出来。也就是说，很多艺术品可以大量造假。现在唯一难以造假的就是古书，因为造假成本太高，不利于赚取暴利。一部书首先得从造纸开始做起，造古纸有很大费用，如果今天有一批古纸留下来，从牟取利益的角度来讲，这么多的纸能造出好多张古画来，但如果伪造书的话，可能只能造出一本，而古画的利润要远比古书高，一张大名头的古画，获利要比古书大几十倍。所以他得了古纸，没必要去造古书。而如果用新纸来伪造古书，很容易鉴定出来。更何况伪造古书还需要老墨，还需要雕版，这一系列工本下来，远远高于可预期的利润。种种原因，使得今天古书的造假要比其他门类少很多。今天能见到的古书伪品，大部分是古人所为，这些所谓的造假，也只是以明充宋，撤序撕跋，或者更改卷数等等，他们只能在这个方面做文章，没有办法彻头彻尾地凭空造出一部古书出来，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当然我所说的伪书是从版本角度来看待，并非古人从思想内容上伪撰一部书，那是另外一个学术范畴，不在我们今天的论述之列。

大家都明白了，古书这个门类逐渐受到一些投资家的追捧，第一个原因，他们把这一块视为价格洼地，跟古人相比，古书与其他艺术品价格倒挂；第二个原因，几乎没有假货，只会买得贵了或便宜了，不太可能买假了。古书这个行业因此进来很多投资家，我们在这儿不去评论这个事情的好与坏，只说这件事情对市场的影响很大，在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能看到古书的文物价值。大家知道，按照善本标准“三性九条”的定法，古书有自身的学术资料性和文物价值性，还有它的艺术代表性，作为投资来说，他们就只看它的价格因素。这一点对市场冲击很大，但是无可避免，因为今天是一个商品社会，我们无从去甄别哪些人是收藏，哪些人是投资，哪些人是投资和收藏兼顾，这些不是我们所能管得了的事情。

在拍场中寻找古书热点

我们接着再谈谈拍场中古籍的热点。当然这个热点，比如宋元本，是毋庸置疑的，谁都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它们的存世量太少。我们今天发的图录里，大家看看，没有几个真正像样的宋元本。另一些比如闵凌刻、殿版书等等，都曾经一度成为热点。

这里我们首先要涉及古书的分类。就出版方式而言，所有的书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写本与印本。这里先说明一下有关写本的问题。在印本产生之前，所有的古书，无论是稿本、抄本，统统都是手写的。应该说，唐朝之前的书属于广义上的写本，当然这里说的唐之前，是指的纸本书的概念，不包括甲骨、简牍、缣帛等非纸质出版物。在这里不谈这些，并不等于说这些不算中国的古书，其中的原因一是流传稀见，二是这些都属于出土文物，而按照文物法的规定，这类物品不能收藏，传世者除外。因此，这里说的写本是狭义上而言的，指的是有了印本之后，仍然以非印本的形式流传的古书，这是书籍的第一级分类。

写本的子目包括稿本、抄本和校本，这一类我们一般统称为批校本，其实还能再往下接着分，因为稿本也分草稿本、初稿本、写稿本，而抄本也分为录抄、经抄和影抄。同样，校本也分初校、复校和自校。

印本的子目也较为丰富，最常见的分类为刻本、排字本、钤印本和拓本。

还有一种分法，是按照印刷的方式，比如说单色印刷、套色印刷、饾版拱花。

第三种分类方式，是按照出版者，比如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当然这里面也能细分，比如官刻本可以分为内府刻本和地方政府刻本，内府本又包括司礼监本、武英殿本、礼部刻本等等，地方政府刻本则有扬州诗局刻本、两河盐运使刻本、明代的藩王刻本等等。

第四种分类方式，是按照书籍的编辑方式，例如单刻本、丛书本、汇印本等等。单刻本是相对丛书本而言的，一般说来，每一部书刻出来，都可以称为单刻本，后来有人把这部书与其他书汇印在一起，或者将某一类书重新刻印在一起，这些书就称为丛书本。相对于丛书本而言，没有汇印的书，则称为单刻本。还有一些书，最初并没有想出丛书本，只是后来有人得到书版之后，进行分类，再把不同的书版刷印成一套书，这就称为汇印本。还有一类特殊的书，就是佛经中的大藏经。这种书一千年以来约刻过二十余部，从分类角度上讲，古人并没有把它归为丛书，而汇印进大藏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经，也并不称为丛书本，而是有个单独的名称，叫做大藏零种。

第五种分类方式，是按照书籍的版次，比如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剜改本等等。

第六种分类方式，是按照刷印的颜色，比如红印本、蓝印本、墨印本，此外还有其他的颜色。这种刷印方式应该是版次的范围，但业界习惯把颜色也作为一个分类方式。

第七种分类方式，则是按照纸张的不同。同一部书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纸张来印刷，其价值也相差甚大，贵重者如白麻纸、黄麻纸、白皮纸、白棉纸、开化纸等等，价钱略差一些的，比如太史连纸、连史纸、竹纸、毛边纸、毛太纸、玉扣纸等等。

第八种，也是我们常见的分类方式，是按时代来分。其实这种最简单，从唐宋元明清到民国，顺延下来即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每个时期都有它特殊的分期方式。举例来说，明刻本中，明代两百八十年的历史，并非按照每一百年作为一个分期，而是将明嘉靖（1522-1566）之前的刻本一律称为明初本，嘉靖和隆庆（1567-1572）两朝被视为明中期刻本，万历（1573-1620）之后被视为明末刻本。而明嘉靖本则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是中国刻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所以明嘉靖本通常会单独著录。

第九种分类方式，是按照出版的国别。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也使用汉字，它们翻刻了一些中国的书籍，尤其以日本和朝鲜为最多。这两类书也被传统藏书家看重，因为有的底本已经在国内失传，赖此翻刻本得以保存文献。这类书籍中，日本刻本国内称为和刻本，朝鲜刻本则通称为高丽本。虽然这种称呼并不严谨，但这是约定俗成的一件事，我们也照此叙述。

下面本应当将每一种类别都拿出来讲一讲，但我们今天是以各家的拍卖图录来做说明的依据，拍卖不是集锦，一场拍卖中不可能汇集所有的门类和品种，因此无法将这么多的门类一一说明，我只能按照发给大家的图录，挑选一些有说法、有故事的书来简单讲解，并且把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放在里面。

一、刻本

《近光集》

首先从封面角度上讲，一般来说，用来做封面的拍品都是本场的最佳拍品，或者可以说是拍卖公司认为的本场最好的拍品。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卖家要求必须上封面啊之类的，拍卖公司出于其他因素的考量而同意了这位卖主的要求，这是人情社会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不聊。封底当然属于次最佳，一般说是这样。打开封面，封二基本上也是本场的亮点，大家看这一本图录的封二是汪士《近光集》的手稿。汪士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状元，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与另一位书法大家姜宸英齐名，被称为“姜汪”。这部《近光集》是汪士的诗集代表作，既可以作为书法作品来欣赏，也可以视为著名诗集的稿本，这两项加在一起，把它放在封二，当然很合适。我们再往里面看，封二之后，接着是第一页，列明了拍卖的场次时间以及预展地点、拍卖地点。这些说明清楚了，再翻过来，是竞买人的须知，就是这一场的要求，比如说你怎么样具有购买资格、佣金的比例、保证金的额度、竞拍的梯价。后面紧接着就是拍卖规则，列明了按照国家拍卖法规定的一些条款，后面是英文的说明，再往后是本场的索引，按照拼音排序，然后就是正文。今天的讲座没有投影幻灯，也没有实物，所以也只能靠图录来说话。清初汪士手稿本《近光集》

《返生香》

这部《返生香》虽然是光绪本子，刻得很晚，起拍价一千五，但是拍了七千五，为什么拍这样好呢？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从晚清以来，有一批藏书家专喜欢妇人的集子，就是古代闺阁女性的一些著作。所以大家记着，历代的一些女性著作，近十几年以来卖得比较贵，因为留下来的很少。有学者做过妇女著作考、女子艺文考之类名目的研究，但遗漏不少，因为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家刻本，自刻自灭，没有商业性质，流通不广，而且地域性很强，有的人可能名不出百里，就在自己乡间有点名气，在外面几乎没有人知道，所以往往收藏起来比较费劲。但这部《返生香》不完全属于上面所说的情况。《返生香》是明代叶小鸾的诗集，叶小鸾是著名的才女，她的书法也有些名气，喜欢临王献之的《洛神赋》，可惜到十七岁时未婚而卒。她去世后其父叶绍袁把她的作品汇集到一起，出版了这部诗集。这部书刊刻得也较为精美，虽然仅是光绪刻本，仍然受到了藏家的喜爱。

《老子道德真经》

大家看下一部《老子道德真经》，这是魏国王弼注的河上公的本子。关于《老子道德经》，先秦留下来的史料很少，传说西汉的刘向把《老子》校定为两篇八十一章，但没有注本流传。今天见到的最早的《道德经》注本就是河上公所注，他把《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逐段逐句注解原文。但河上公究竟是谁，这个在历史上争议较大，司马迁认为他是战国时人，也有人认为是东汉时代的人假托其名，但不管怎么样，这是老子遗书的重要注本。而三国时期魏国的王弼注解此书也很有名气，他曾在何晏手下任尚书郎，二十四岁就病死了。王弼把《老子》、《庄子》和《周易》相沟通，将其合称为“三玄”，开创了魏晋玄学，而他的这部《老子注》又开了官学流派的先河，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大的学术贡献，真让人惊叹。

上拍的这部书确实是个明刻本，大家看这部书的字体，比较瘦长，一般按照规制来说，天启、崇祯的时候这种字体比较多。这个本子古人并没有著录多少，也就是流传的少，国内的公藏，现在就是上图、南图，另外泰州市图书馆还藏有这书，收藏单位并不多，这算稀见了，因为当初并不看重这类东西。

藏书家一般看重的东西，明版书主要是看嘉靖之前的，因为大家通常认为嘉靖是个坎儿，认为嘉靖本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嘉靖之前的本子一部书一个模样，当初刻书都是自己要掏钱，请名家写手先做写样，然后再雕版，这就增加了刻书的难度：一个是找到名家的问题；第二个是每个写手的笔法不同，对刻工来说也是个难度，所以不利于书籍的刊刻。到嘉靖年间出现了一种字体，按当时的说法，叫宋体字，实际上它跟严格的宋体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把它称为枯柴体，自从有了枯柴体之后，书籍才有了第一种标准化的刊刻用字。这个字体演变到今天，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仿宋体。通过这部《老子道德真经》大家就明白，这就是天启、崇祯时候的一种典型字体，瘦而长，后来逐渐就开始方，再往后就开始扁，大概是这么一个通用体的规律。

《石湖居士诗集》

《清阁全集》

其实越有名的本子流传未必少，就是当大家都追捧的时候，这件东西反而不稀见。比如说明小宛堂的《玉台新咏》，因为是影宋刻本，刊刻得很漂亮，历来藏书家很是喜爱。实际上你看公藏著录，大概著录三十四部，量很大。这个倪瓒的集子，国内十八家有藏，国图、首图、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青海图书馆，这些馆都有。

《铁网珊瑚》

《太古遗音》

请大家看《太古遗音》琴谱，这是明代杨抡辑刊的著名琴谱。杨抡的生平，今天已知甚少，只知道他是江苏南京人，除了此书外，他还写过一个《伯牙心法》，也是有名的琴学著作。此书有意思的地方是杨抡把伏羲、神农以及到明代的刘伯温共三十四个人，每个人所用的琴都画出了图像。而最有意思的是，其中还有一幅钟子期像，在钟子期像的旁边杨抡又画上了自己的像，这种做法有点像今天修图常用的PS。《四库全书总目》把此书收进了存目类。

琴谱类的东西，是近十几年来的一个亮点，当然收藏的人很窄。琴学近些年复兴，使得有些人专门买琴谱类的东西，价格很高，但是古人并不太重视，因为这属于玩的东西。这件拍品版本上比较奇怪，是个四卷本，国内公藏的有两卷本、三卷本、四卷本和不分卷本，这四种统统行格不同。比如说，四川师院有个明刻本，是九行十九字的黑口本，跟这不同；音乐研究所有个正德本子，是十行十五字的，四周单边，跟这也不同，大家看看，这是四周双边；还有一个四卷本，四川省图那里也是四卷本，但属于左右双边本，跟这也不同；另外上图藏着一个不分卷的清初抄本，跟这更不同了。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未见著录的一个本子，虽然它不是像《急就篇》一样有名的书，但是在琴学方面是个未见著录本，属于比较稀见的东西。在书名相同的情况下，要注意版本项，我们今天常常能发现一些跟所有公藏著录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很可能是一个稀见的孤本。明刻本《太古遗音》

《楚辞后语》

请大家看《楚辞后语》，这件东西主要也是涉及零种问题。它的全书应当是《楚辞》八卷，附《辩证》两卷、《后语》六卷。这个本子虽然是个零种，但是并不多见，因为它和我们常见的一些版本行格都不同。《楚辞》的宋元本今天都有留存，比如说宋刻本，九行十七字本，还有八行十六字本，国图都有藏；元刻本是十一行二十字本，这个国博有藏，上图还藏有这个书的残本，南开大学也有这个书的残本，都跟这件拍品不同。还有一个带有《楚辞后语》的正德十四年（1519）本，这个留存量最大了，国图呀，北大呀，大约十七个公藏单位都有这个本子，可是跟拍品仍然不同。从字体上看，这种字体应该是嘉靖之前的模样，晚于它的，比如明蒋之翘本，蒋之翘本数量最多，还是与它行格不同，所以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本子，我们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以残本视之。即使是一个零种，也应当看重，因为它既是明版，又是一个不见著录的本子。

《藏书》

这里所说的《藏书》是一本书的名字，而非藏书家所说的“藏书”二字。图录上标明此书的版本为明万历间刻本，实际上这个不是万历本。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焦竑本是九行二十二字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十行二十二字本，这个本子是天启三年（1623）的翻刻本。万历本是初刻本，这是第二刻。

这部书颠来倒去的历史很有意思，作者李贽是明末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他批判当时盛行的理学，有许多著述。这部《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论，讲述了战国到元末的约八百个历史人物。他对这些历史人物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判断，比如说他第一次称赞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赞武则天是圣后，总之，很多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全给翻了案。他生前受到了许多指责和攻击，后来在现在的通州被逮捕，自杀在监狱里。他的墓现在还在通州，几年前我去瞻仰时修得很好。“文革”中破四旧，砸烂了那么多的古人墓，而李贽的墓为什么反而保护得很好呢？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文革”中大受推崇，他成了“文革”中的红人，这部《藏书》也进行了多次翻印。

《列朝诗集小传》

这一部是《列朝诗集小传》。从顺治三年（1646）到顺治六年（1649），钱谦益效仿元好问的《中州集》，编了明代诗集《列朝诗集》，总计八十一卷，入选诗人一千六百多。他选择了每位作者的代表作品，并都作了小传。这部诗集名气很大，但问世以来褒贬不一，其主要原因是后来乾隆皇帝对它的贬斥，使得这部书成了禁书。一直到民国间，关于此书还有太多的评论。容庚先生曾说：“钱氏选诗仿自《中州集》，实为选诗之正轨，目光如炬，而学力足以副之，故于明朝三百年之诗，褒美贬恶，无所遁形。然抨击太过，辛辣之味，读者不无反感。”这部书的水平如何，我没有能力去评论它，但无论怎样，有一点却是很有价值的，那就是钱谦益给每位诗人写的小传，因为很多诗人名气并不大，后世研究都是从这些小传中采集资料。康熙三十七年（1698），钱谦益的族孙钱陆灿把小传从《列朝诗集》中全部辑出，单独成书，编为十卷，将小传刊刻成了单独的一部书，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件拍品。此书虽然改成了金镶玉，但原书书品还算不错，经过了民国大藏书家王寿珊和当代藏书家黄裳的收藏，可惜标价略高，以十万元流拍。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诵芬堂刻本《列朝诗集小传》

《七修类稿》

《鹤林玉露》

《秦韬玉诗集》

大家看一下《秦韬玉诗集》，这并不是一部珍罕的书，因为它属于康熙席刻（席氏琴川书屋刻本）书的《唐百家诗》本，是《唐百家诗》的一个零种，零刻而已，但以前肯定把这个看作残书了。大家看图录上的标价，一万五到两万五，如果只是一个普通本，去掉一个零，标一千五到两千五都已经很贵了，之所以能标出这个价钱来，是因为上面版本项的第四行，写着“红筋罗纹纸”。

究竟什么是红筋罗纹纸？我们不去探讨它，从外观看，这部书所用的纸张，有着横式的细密纹路，而且上面的每一道纹，隐约看上去，像一道道红丝线，这种纸张用来印书，我仅见过的都是席刻《唐百家诗》零本。我们想说明的是，古书用什么纸来印，对书价影响极大，就像刚才解释的，如果只是一个竹纸本或者连史纸本，标一千五、两千五就已经很贵了，但这部红筋罗纹纸的《秦韬玉诗集》拍出了三万五千元的高价，就是因为藏书家很看重用纸。那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以为有他的道理在。古人刻书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当他心仪一部书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特殊的纸张来印一些特殊的印本，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作为把玩的，只用来赠送朋友，或者是自留。那么这种前提下，当然印量会很少，大批量印的自然就用便宜纸，像竹纸啊、连史纸啊，都是这一类的常见纸。所以仍然提醒大家，在馆藏中间，特殊纸印本不太引人注意，但这个话题其实很重，对特殊纸印本一定要予以特殊关注。这册《秦韬玉诗集》尽管这样标价一万五到两万五，实际落槌价到了三万五，还是远远超过了大家的预料。

二、丛书本

《群书拾补初编》

另外发给大家的这个成交单，是这几场拍卖最终的拍卖结果，请大家有空翻看一下。一个是博古斋的本场成交价，大家可能对不上价格，因为它实际是两本图录合二为一的，前面还有一场新文学，序号跟这连着。

这部《群书拾补初编》，是一部丛书的零种，就是著名的《抱经堂丛书》。《抱经堂丛书》是清代的卢文弨编辑的，卢文弨是清乾隆年间最著名的校勘家之一，他对许多古书都有自己独特的校勘意见。他的校勘方法，是每校一书一定要广搜不同版本，反复比勘，最终得出一个最接近正确的结论，所以他的书在清中期以后备受学界推崇。上拍的这部《群书拾补》虽然只是《抱经堂丛书》的零种，但是该书的乾隆原刻本，因此成交价比底价高了一倍，以八千元起拍，一万六千元成交。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怎么来看一部书是单刻还是丛书的零种？

按照传统的藏书观来说，丛书零种属于残书，而残书的概念跟全本差异很大，但是往往古人刻丛书，并非从头一下搞一大套书下来，一种是事先筹划，搞一套书，列入几十个名目，一个一个慢慢刻，始终说明是什么丛书；还有一种是当成个人著作，在家里慢慢地刻，刻多了以后，过了若干年他自己称，我这叫什么丛书，那么在此之前的东西，并不是丛书的零种。这种区分其实很复杂，版本界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我个人建议，只能从初印后印的角度来看待，就是看这个书是不是初印本。《群书拾补》是卢文弨的名著，初印本流传并不多，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抱经堂丛书》本。上拍的这部几乎无断版，印刷很清晰，装帧很完整，这种情况下就可视为丛书之前的单刻，这是我的看法。清乾隆间《抱经堂丛书》本《群书拾补初编》

《坡门酬唱》

这部书实际上是清宣统贵阳刘氏《玉海堂影宋丛书》本，宋代邵浩编，内容是宋代人跟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唱和诗。全书二十三卷，前十六卷录的是东坡诗，后面则是苏辙诗四卷以及苏门四学士跟东坡的唱酬之诗等等。坡门就是东坡之门的意思，这是古代有名的一个刻本。《玉海堂影宋丛书》就像刚才我讲，是陆陆续续刻的，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民国四年（1915），这几年时间总共刻了十几种，《坡门酬唱》是这十几种中的一个零种。影刻本历来受到藏书家喜爱和重视，这是因为，古人没有复印技术，不像我们今天用复印机可以复印东西，对于一些失传的书，只能通过影刻来看到古书的原貌。所以此书虽然是丛书本，从三千五起拍，也拍到了一万二。

《唐皮日休文薮》

下面看看《唐皮日休文薮》。这是万历徐自昌刻的《陆鲁望皮袭美二先生集》本，虽然仅收了两部书，但也是个丛书本。现在拍场上丛书本比例很高，由此也可以看出今日拍场的拍品质量。唐懿宗咸通七年（866），皮日休进京考试不第，退居寿州（今安徽寿县），将自己的诗文编集成书。这部书表现了皮日休的一些思想，他在书中说话很胆大，比如他不避“世民”二字。唐代避讳很严，唐太宗这两个字规定不可以连用，但他不顾及这点。后世对他的这个文集评价较高，鲁迅曾说过《皮日休文薮》和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件拍品虽然仅是个丛书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一部书，一直是原装两册的价钱。但一万五起价，贵了些，所以流标了。

三、稿抄校本

《揅经室诗录》五卷

再翻过来看下一部书《揅经室诗录》五卷，这是阮元的著作。就藏书而言，首先注重作者的大名头，其次注重大名头的著作，这部书虽然不是阮元的重要著作，但确实是他的作品。这部书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他的家刻本，因为可以从书里看到钤章，下面的这个“阮亨校本”，还有“弟亨仲嘉校”的字样。这是藏书家所看重的。上面还钤有当代大藏书家黄裳先生的藏章，后面写了一段题记，说明得到这个书的情况，也给这个书增加分量，名家批校本也是市场看重的。大家看到它的价格了，从两千五起拍，到两万二落槌，这个成交价是不错的。清道光间阮氏家刻本《揅经室诗录》卷首及黄裳先生题记

《白氏文集》

这部《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就是上面说的嘉靖本，钱应龙重修本。前面讲过，以前的藏书家对嘉靖本很看重，嘉靖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这个过程中间第一次产生了字体的统一性。大家看这个书，嘉靖本大概就是这模样，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枯柴体。日本汉学界跟中国的观念有所不同，他们是把善本往前一个朝，提到正德，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正德的时候字体不统一，恰恰证明古籍的稀少性。中国藏书界基本上是以嘉靖作为善本最初的概念，当然啦，和我们后来定的乾隆六十年（1795）这个角度不一样。古人经常在个人的整体藏书中单辟专题，比如嘉靖本就是其中一个专题。以嘉靖本为专题收藏的有百嘉堂、百嘉室等等，就是以一百部嘉靖本作为号召。反过来讲，一百部嘉靖本不是那么容易收集到的。

当然，古人指的嘉靖本不是普通常见的本子，而是说其中的稀见品种。《白氏文集》这个本子存世量不算太少，国内公藏大概有十二家，现在提出来单讲，是因为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大家看右边这些墨笔题跋，是黄永年先生的笔迹，他详细地讲明了这个本子的来由。他指出来自宋本，比我们见到的兰雪堂的铜活字本还要好。白居易的文集在他生前就已编撰完毕，此书原名叫《白氏长庆集》，是唐代的大诗人元稹编集的。至于为什么叫《长庆集》，元稹在书中作了说明。明嘉靖间伍忠光刻姑苏钱应龙重修本《白氏文集》卷首及黄永年先生题记

现在我把这段话念给大家听：“长庆四年（824），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缵，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这几句话详细地表明了书名的来由，还有编撰的原因。由此提醒大家，在版本著录上，要多留意序言，其中会有一些关于版本的信息在。到了会昌五年（845），白居易又重新编辑了自己的诗集，他在后记中说元稹所编诗集是七十卷，而自己今天又后续了五卷，故总计是七十五卷。这七十五卷本，《新唐书》的《艺文志》中有记载，但到了《崇文书目》变成了七十卷，而《郡斋读书志》又变成七十一卷，《直斋书录解题》也是七十一卷。自此之后，白居易的诗集就从七十五卷变成了七十一卷，大家看上拍的这部嘉靖本也同样是七十一卷。

关于这部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可以在此跟大家聊一聊。讲这部书之前，会涉及另一部书，就是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义证》最初藏于于省吾先生家，于先生是大学问家，专门研究中国古文字，写过许多相关的专著。他自己也藏书，主要是文字学方面的古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部《说文解字义证》。桂馥是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跟王筠、朱骏声、段玉裁齐名，并称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他用了整整四十年写出了这部巨著《说文解字义证》，成为他的代表作。但此书原稿体量较大，他自己生前无力刊刻，最初是靠传抄来流传，到清道光年间李璋煜获得了这部书的原稿，他找到杨尚文，由杨来出资刊刻。此书的校勘是请了当时最为有名的小学专家许瀚来主持，到咸丰九年（1859）刻出，汇入《连筠簃丛书》中。但刚刻出不久，仅仅刷印了少量的印样，当时的捻军打到了许瀚的老家山东日照，把书版给焚烧了，因此，这部书极为稀见。到了同治九年（1870），崇文书局得到了一部连筠簃本，重新翻刻以广流传，今天我们见到的清刻本《说文解字义证》，基本是这部崇文书局翻刻本。但是，崇文书局当年翻刻时，所用的连筠簃底本缺了一叶，只好用其他的抄本来补写，但这个抄本错讹较多，故而从内容上讲，就远不如连筠簃本。因此，到了民国年间，咸丰九年的连筠簃本《说文解字义证》已经成了文物性善本，当时的价钱就接近了宋版书。

于省吾老先生什么时候得到了这么一部罕见的书，我没有查到，他晚年的时候境遇差一些，就把这部书卖给上海博古斋了。这事情被黄永年先生知道了，不久，博古斋负责收购的韩世宝先生到西安去搞征集，黄先生提出要买这部《说文解字义证》。韩世宝说自己是来搞征集，希望能够换书，于是，黄先生拿出自己所藏的明嘉靖伍忠光刻姑苏钱应龙重修本《白氏文集》，就是现在上拍的这一部，打算和博古斋交换。按照当时的价格，嘉靖白棉纸本仍然属于好书，作价三百元人民币，而《说文解字义证》作价一百五十元人民币，这是1977年的事情。这种交换，中间有差价，黄先生提出来说我不要钱了，就再给一些书吧。

据我知道，后来博古斋又给了黄先生黄牧甫的印谱。黄牧甫是清代极有名的刻印大家，这个印谱当然也很珍贵了。大概在十年以前，黄先生来北京，到我家来看书，在聊天中我问他为什么当时用《白氏文集》来换《说文解字义证》。我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因为黄先生的学术专长是唐史研究，当年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他给我说了这么一个理由，比较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这书确实挺好，但有两个毛病，第一个这是黄连纸的，不是白棉纸本；第二个大家看上面有红圈，就是画了句读，他就认为这个有损书品。这表明一个观念，就是像黄先生这种学问家，其实也很讲书的品相，讲究初刻初印，讲究纸张，作为学问而言，纸张本来没有太大关系嘛。从这个话题展开了谈，当今图书馆界并不注重这些细节，不注重品相问题，不注重用纸问题，其实同一部书纸张不同，初印后印不同，中间是否有句读，是否有批校，对古书价格影响极大，对图书采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标明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馆藏一概不著录这些东西，使得这些信息不太明了。我曾经建议过用纸问题的著录，李致忠先生认为这个操作上难度太大，所以没有实施。

这样就翻回来一个话题，就是有故事的书往往都能卖好价钱。比如这部《白氏文集》，黄先生在跟博古斋做交换时，应韩世宝先生的要求给《白氏文集》写了一段跋语，在跋语中黄先生认为此钱应龙本原出宋本，与铁琴铜剑楼旧藏的小字宋本同出一源，跟明兰雪堂铜活字本亦同源等等，讲出了本书的一些版本信息，也同样给此书增加了学术价值。我曾问黄先生他换得的那部《说文解字义证》在哪里，他说还在自己的手中，我什么时候到西安时他可拿给我看一看。这部《白氏文集》起拍价是十五万元，我拍了下来，我是有自己的小私心的，希望有一天能跟黄先生谈一谈，可否将这两部书合璧在一起，潜台词是希望他能把《说文解字义证》转让给我，能把这个故事变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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