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伦·霍妮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试读：
中译者序
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思想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显然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仅在生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人物。也许，弗洛伊德本人和由他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能够招来如此猛烈的批评和攻击，能够吸引这么多关注和兴趣，本身就表明精神分析学是一股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具有某种内在生命力的文化思潮。对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事实，简单地采取避而不谈的鸵鸟战术和嗤之以鼻的阿Q精神，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敢于正视这一事实，敢于批判地接受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对于建设健康而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积极的进取性和鲜明的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恐怕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和思想准备。
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弗洛伊德本人，还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内在矛盾。揭示这些矛盾，对于正确认识弗洛伊德和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主义的挑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就是其杰出人物不断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阿德勒、荣格、兰克、赖希、霍妮、沙利文、弗洛姆、罗洛·梅等人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偏离和背叛，一方面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壮大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当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弗洛伊德学派（The New Freudian School）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做的批判和修正。而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其著作和思想显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卡伦·霍妮（Karen），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祖先是犹太人，父亲本来是一位挪威船长，后改入德国籍，并创办了一家轮船公司。霍妮从小随父亲在海上漂泊，因而培养起热情而勇敢的性格，她对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始终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她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霍妮只身远赴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并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她的入门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柏林和德国开始心理分析治疗和开创精神分析运动的人，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而霍妮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霍妮1913年获医学学位，1917年完成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新技术》，1920年，她已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人物。1932年，霍妮因不堪忍受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而移居美国。在美国，由于接触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长期的思考，霍妮于193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与批判。此后，她进一步在一系列问题上偏离正统精神分析学，这种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同行们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1941年，霍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她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的资格，整个纽约精神分析界宣布与她决裂。然而霍妮毫不畏惧，紧接着发起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这个协会的名称表明了她决心把这门仍然属于年轻的新科学继续推向前进。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力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发展的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图从生物学的角度确定某种普遍人性。但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却证明了并不存在所谓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等，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经形成。
在本书中，霍妮反复强调：“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学。”“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他做出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乃是精神分析——由于它一成不变、亦步亦趋地追随弗洛伊德开辟的理论路线——尽管表面上似乎具有无穷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靠滥用一大堆深奥难解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装点门面的主要原因。”霍妮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尖锐，无怪乎那些恪守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的人要把她视为异端而加以驱逐。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霍妮对神经症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她认为神经症虽然是一个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具备特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神经症患者，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内心才充满了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
在本书中，霍妮运用精神分析的某些基本原理，深刻地指出，神经症患者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一方面，他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所有这些病态倾向，固然源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但更多地却源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这些冲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内部，从这一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霍妮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说”，而且实际上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文化上的，乃至社会经济上的批判。
霍妮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境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渗透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感染了这一病毒。”这一批判，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著名批判。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感、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因此，焦虑是霍妮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这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焦虑和恐惧，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正是从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着眼，霍妮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内在矛盾，这些无法调和的文化冲突渗透到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冲突。霍妮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与仁爱，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二是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的许诺与他实际受到的局限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使他依违不决、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动辄得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真正的自我始终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连串虚幻的、不真实的追求和幻想来代替其真实的自我。
焦虑的概念使霍妮把精神分析与社会批判相关联，从而使她的思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而在她晚期的著作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则是异化概念。所谓异化，在霍妮看来，乃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在这种状态中，不仅个人的价值标准，而且他的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指导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觉都转嫁给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这种虚假形象是他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缓和他的基本焦虑的，其作用在于使他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而他真实的自我则被视为一个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压抑。一种内在的麻木使他泯灭了真正的感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Identity）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当霍妮的神经症概念日趋成熟后，她不再简单地把神经症视为各种病态倾向的冲突，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在异化中达到最后顶点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病态倾向始终反对着健康的倾向。
总之，霍妮通过对精神障碍和心理变态的深刻洞察，发现神经症远不是什么源于生物本能（例如性本能、死亡本能）的失调，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种文化冲突以焦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内在动力，它们支配着整个人格，最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霍妮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条件，一如既往地迫使个人放弃其真正的本质，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尽管人身上先天地具有一种不断进化的建设性努力，具有努力实现其内在潜能的趋势，但在现存的文化条件下，这些价值和潜能却得不到实现。在今天的社会中，如果人要生存，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总比人格的全面崩溃强。这就是说，由于大大超出个人控制之外的社会条件，神经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霍妮认为，个人要想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伐来实行社会改造，而主要应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达到人格的重建。
通过以上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霍妮作为一名医生和心理学家，无论对西方社会做了多么尖锐的批判，最终却并不主张诉诸革命以解决现代人的困境。她更多地仍是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使个人适应外界的治疗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无怪乎有的评论家总结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最大胆、最直率地反对正统精神分析保守倾向的人，到头来却仍然接受了心理治疗最传统的应用。”
霍妮于1952年12月4日在纽约逝世。她的重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年）、《自我分析》（1942年）、《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年）、《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年），以及她死后，由她的门生编辑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年）。她的基本思想，在本书中皆可初见端倪，而本书对神经症人格种种心态的精彩而透辟的分析，对一般读者来说更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冯川于四川大学
序言
(1)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刻画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刻画出实际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个人生活和与他人交往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这本书中，我不打算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只想集中讨论我们时代所有神经症患者以不同的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
我把重点放在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所做的尝试上；放在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为对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上。这种对实际处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神经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验。但我与许多精神分析专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并不赞成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时代，并不赞成把患者后来的反应看作本质上是早期经验的重演。我要指出的是：童年时期的经验与患者后来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精神分析专家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这些精神分析专家只注意到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实际情况却是：尽管童年时代的经验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但它们却并不是后来种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精神障碍时，我们发现：神经症不仅可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所造成，同时也可以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殊文化环境所造成。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举例来说，拥有一位专断的母亲或拥有一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这可以说是个人的命运，但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发现她是专断的母亲还是自我牺牲的母亲。同时也仅仅因为存在着这些文化条件，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该人往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当我们充分意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就立刻后退到背景的位置上。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只有根据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思想倾向，使我对神经症中许多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狂问题、爱的病态需要之内涵、病态的犯罪感之意义等），它们却具有一个共同基础，即强调焦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究竟是否还称得上是精神分析。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整套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就不能算精神分析。但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路，其目的在于考察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无意识过程获得表现的方式，并以心理治疗的形式使这些潜在的过程意识化，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就算得上精神分析。我相信严格地拘泥于弗洛伊德的一切理论解释，会导致这样一种危险，即容易使我们在一切神经症中发现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西。这是一种迂腐的、食而不化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敬，应该表现为继续巩固他所奠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共同完成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使精神分析既成为一种治疗实践，又成为一种理论方法。
这种说法同时也回答了另一种可能提出的问题，即我的理论是否(2)是一种阿德勒式的理论。不错，我的理论与阿德勒所曾强调过的某些观点有一些相似，但就其根本而言，我的理论却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上。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恰恰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说明：对心理过程的富于创造性的洞察，如果从片面的方向上去探索，如果不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也会变得枯燥乏味。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界定在哪些方面我同意或不同意其他精神分析专家的见解，所以我仅仅把自己的争论和辩驳局限在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有着重大歧异的那些问题上。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乃是我在对神经症的长期精神分析研究中所获得的种种印象。假如要提供我的理论所据以建立的一切材料，我就必须在本书中列出许多详细的病案，但这一程序在一本旨在概括性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中，无疑会显得冗长累赘、大而无当。同时，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乃至外行也仍然可以检验我的结论是否正确。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就可以拿我的假设与他的观察和经验相比较，并根据这一比较，对我所说的一切予以拒绝或接受、修正或坚持。
本书采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成，为了清晰起见，我尽量不去过多地讨论枝节问题；同时我也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性术语，因为这类术语往往可能被用来取代清晰的思考。因此，许多读者，特别是外行，可能以为神经症人格的问题是一个明白易懂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心理问题都必然是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如果有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那么他最好还是不要读这本书，否则他就会发现他越弄越糊涂，并因为不能找到现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本书既是写给有兴趣的外行看的，也是写给那些其职业就是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因而熟悉本书所涉及的种种问题的人看的。这些人中不仅包括精神病专家，同时也包括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包括那些开始意识到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此外，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人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神经症患者原则上并不把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对个人的侵犯和强加而予以拒斥，他就往往能够根据自己的切身痛苦，比他那些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优越地领略人的心理的错综复杂。然而遗憾的是，阅读本身并不能治愈他的疾病，使他摆脱自身的处境；在他所阅读的书中，他可能更易于发现他人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影子。
我想借此机会，对本书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表示感激。至于那些我必须对之表示感谢的专家，我在本书正文中已分别提到。我要向弗洛伊德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工具；同时我也要向我的患者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对他们的任何了解，都来源于我们共同的合作。(1) Neurotic, Neurosis：常译作神经症、神经机能病、神经官能症和神经病等，本书交替采用了以上译法。——校注(2)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年—1937年），奥地利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他因提出“个人行为是否具有社会意义表现为：对于社会的责任性，工作中与旁人的联系以及是否很好地完成性别角色的扮演”这一观点而广为人知。第一章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Neuroses
今天，“神经症”一词已被我们运用得十分随便，然而我们对它的实际含义却往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它是我们表示反对意见时，一种炫耀自己博学的表达。如果我们过去习惯于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那么我们现在很可能会径直说他是“神经症”。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还是意有所指的。我们不自觉地运用了某些标准来决定我们使用这个词的对象选择。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假如有这样一位姑娘，她甘居人下，不求上进，拒绝接受更多的薪金，也不希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她视为神经症患者。再例如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每周只有三十块钱的收入，尽管只要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就可以挣得更多的钱，但他却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情地享受人生；他要么花大把的时间与女人厮混，要么就是沉溺在那些雕虫小技和无聊嗜好中。对这种人，我们也很自然地会称他们为神经症，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熟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励我们去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金钱。
这些例证表明：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症患者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模式。如果这个没有竞争欲（或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某个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将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同样，如果那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或者生活在墨西哥，那么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绝对必需的直接需要外，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获取更多的金钱和花费更大的努力。如果回溯得更远，我们会发现，在古希腊，超过个人需要而拼命工作的态度，毫无疑问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种说法，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在使用中却不可能不具备其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在对患者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他的腿部骨折做出诊断，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声称他拥有种种幻觉(1)并对此深信不疑的印第安少年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因为在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对幻象和幻觉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一种来自神灵的福祉。拥有这种特殊禀赋的人，会郑重其事地被认为享有某种特权和威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有谁声称他曾与他已故的祖父长时间地交谈，他一定会被视为神经病或精神病患者；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里，这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却是公认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我们一定会认为他得了神经病；但在基卡里拉·(2)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是完全正常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男人因为接触一个月经期的女性而深感恐惧，无疑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病；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却是司空见惯的。
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今天，如果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妇女因为自己有过性关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被高贵的人爱”，那她一定会被怀疑患有神经症，至少在许多社会阶层中就是如此。然而40年前，这种罪恶感会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心态。正常与不正常的观念还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封建阶级的成员会认为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在狩猎和征战中才一显身手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表现出这种态度，就会被认为是严重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女人在临近40岁的时候，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是“正常的”；而男人在这种时候因为年岁而发愁则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在我们所说的正常中，存在着种种不同和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因纽特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我们也知道土著巫医治疗患者的方法同现代医生治疗患者的方法完全两样。然而却很少懂得，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也有着种种的不同(3)和差异。人类学家曾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过这一点。正如萨皮(4)尔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人”的内涵。
每一种文化都有理由充分地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唯有它(5)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心理学也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就曾通过观察，下结论说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嫉妒，接着(6)他就企图为这一假想出来的普遍现象寻找生物学的根据。弗洛伊德(7)似乎还假设所有的人都体验过与谋杀有关的犯罪感。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在对待杀人的态度上，不同的人仍有不同的看法。正如彼得(8)·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所指出的那样，因纽特人并不觉得杀人者必须受到惩罚。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当一个家庭受到其成员被外来人杀害的伤害后，这种伤害可以由某种替换来加以抵偿。在某些文化中，儿子被人杀死后，母亲的悲痛心情却可以通过收养凶手以代替(9)儿子得到安慰。
更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就一定会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概念是十分天真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兄弟阋墙、夫妻恩爱乃是人性之固有倾向的观念，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概念，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现象对心理学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会直接导致对心理学万能的怀疑，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种种发现和涉及其他文化的种种发现之间，存在着某些类似，但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些类似而断定两者乃是基于同样的动机。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了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证明了某些社会学家的反复断言，即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局限也有它的好处，它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人性。上述人类学现象的基本内涵就在于：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这一点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有所认识，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正常心态的特殊性质。同样，既然神经症不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畸变（Deviation），我们也就有可能对种种神经症有更好的理解。
这样做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在继续弗洛伊德走过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弗洛伊德曾提示了一种迄今尚未被人们认真思考过的对神经症的理解。尽管在理论上，弗洛伊德曾把我们的怪癖归结为来自天生的生物力比多，但同时他在理论上以及更多地在实践中，也曾强调过这样一种意见，这就是：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个人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他童年时代情感上的种种决定性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的神经症。把这一原则运用到特定文化中正常的和病态的人格结构问题上，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的种种影响，(10)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
另一方面，这样做又意味着我们必须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以超越弗洛伊德，尽管这一步也只有根据弗洛伊德富于启发性的发现才有可能迈出。因为弗洛伊德虽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但在另外一些方面，特别是在他对精神特性的生物性起源的过分强调上，却深受他那个时代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他曾设想我们文化中屡见不鲜的本能驱力或对象关系乃是由生物性决定了的“人性”，或者是来自种种不可改变的情境，例如生物学上特定的“前生殖器”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等。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他做出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乃是精神分析——由于它一成不变、亦步亦趋地追随弗洛伊德开辟的理论路线——尽管表面上似乎具有无穷的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靠滥用一大堆深奥难解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装点门面的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神经症乃是对正常行为方式的偏离和畸变。这一标准非常重要，但却并不那么充分。人们可能偏离普遍的行为方式，但却未必真正患有神经症。前面说过的那位艺术家，他之所以拒绝超过必要的工作时间去挣更多的钱，可能是患有神经症，但也可能只是因为比一般人聪明，不愿意让自己卷入争名夺利的竞争之中而已。另一方面，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看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的观点和医学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
但奇怪的是，真正构成神经症的那些内涵，却又很难从这一观点去加以说明。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仅仅研究表面现象，我们就很难发现一切神经病共同的特征。我们显然不可能用各种症状来作为标准，例如惊恐不安、抑郁沮丧、机能性生理失调等，因为这些症状也可能并不出现。某种类型的抑制作用（Inhibition）倒是随时随地都存在——其原因我将在后文讨论——但它们却可能异常微妙或经过很好的伪装，以至竟然逃过了我们表面的观察。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人际关系的反常，包括性关系的反常，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现象倒是不难捕捉，难的是对它们进行鉴别。然而，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患者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
这两种特征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所谓反应上的固执，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举例来说，正常人也常常存在疑心，但那是在他感到事有可疑或发现他确有理由这样做的时候；然而神经症患者却可能随时随地没有任何理由地处于疑虑状态——无论他本人是否自觉这一状态。正常人能够分辨别人的恭维到底是出于诚心诚意，或只是出于虚情假意；而神经症患者却可以在任何场合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这些恭维表示怀疑。正常人如果发现自己受到一种不正当的欺骗，他会感到义愤填膺；而神经症患者却可能对任何好话都感到愤怒，即使他意识到这些好话对他有利也是如此。正常人有时也会因为一件重大的、难以决定的事情举棋不定，而神经症患者却可能随时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出决定。
但固执也只有在偏离文化模式的时候，才成为神经症。在西方文明中，固执地对一切新鲜的或陌生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在大部分农民中间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小资产阶级对于勤俭持家的固执强调，也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固执。
同样，一个人的潜在素质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成就，两者之间的差距和脱节也可能完全是由于外在因素造成的。但如果他具备种种天赋，外在条件又十分有利于他的发展，他却仍然无所作为；或者，尽管他拥有一切使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却不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不能从中感到幸福；或者一个女人尽管无比美丽，却仍然感到自己不能吸引男人，那么，这种脱节和差距就应该被视为神经症的表现了。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往往感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是产生和保持神经症过程的内在动力。我将在以下几章清楚地阐明这种说法的意义，这里我就不再举例了。但即使我们只是暂时地、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基本原则，也还需要对它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这种说法显然是太一般、太宽泛了。焦虑或恐惧——让我们暂且交替使用这两个词——是无所不在的，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也是如此。这些反应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如果说动物在受到某种危险的恐吓时会或者采取反击或者逃之夭夭，那么我们也恰恰可能在遭遇同样的恐惧时，采取同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我们害怕遭到雷击，我们就会在房顶上安装避雷针；如果我们害怕遭受意外事故，我们就会去购买保险，这样做就包含着恐惧与防御的因素。恐惧与防御的因素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之中，而且有可能被制度化，例如由于害怕中邪而佩戴护身符，由于害怕死者作祟而举行隆重的仪式来安抚他，由于害怕女人月经带来灾祸而制定种种禁忌，以避免接触经期中的女人。
这种类似，会使我们禁不住要做一种错误的逻辑推论。既然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因素，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对抗恐惧而制度化了的防御措施称之为“文化的”神经症呢？这一推论的谬误在于，尽管两种现象具有同一种因素，它们却并不必然是同一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所房屋是石头造成的，就把这所房屋叫作石头。那么，使神经症人成为病态人格的恐惧和防御措施，其根本特征又是什么呢？是不是病态恐惧乃是一种想象性的恐惧呢？不是，因为我们也同样可以把对死者的恐惧称之为想象性的恐惧；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仍然如堕五里雾中，茫然不知其所解。那么，是不是神经病之所以是神经病，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害怕呢？不，因为他也同样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害怕死者。显然，两者之间的分别与自觉的程度和理性化的程度全然无关，区别存在于以下两种因素之中。
首先，每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不管这些恐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却可能由外在的危险（例如大自然和敌人），由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例如因压抑不平、强迫服从、人生挫折所激发起来的仇恨），由种种文化传统（例如对鬼魂、对触犯禁忌的传统性恐惧）所引发。不同的个人蒙受这些恐惧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总的来说，在每一种特定的文化中，这些恐惧都是强加给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逃避得了的。但神经症患者却不仅分担了一定文化中每一个个人都共同具有的那些恐惧，而且，由于他个人生命环境的不同（但这种生命环境却是与普遍的生活环境交织在一起的），他还具有在量与质上都偏离了文化模式的种种恐惧。
其次，这些存在于一定文化之中的恐惧通常都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施，例如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一般来说，这些防御措施，与神经症患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因此正常人虽然不能不受其自身文化中恐惧与防御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却完全能够发挥其自身的潜能，享受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抓住和利用他的文化给他提供的种种机会。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痛苦，不会比生活在他的文化中所不可避免要遭受的痛苦更多。相反，神经症患者却不可避免地要比一般人遭受更多的痛苦，他必须为他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的代价，从而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他人格的拓展也受到阻碍；更具体地说，使他获得成就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其结果则是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差距和脱节。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受苦的人。在讨论一切神经症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发现的共同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并不必然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得到的。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也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正在受苦这一事实。
在谈论恐惧与自卫的时候，我生怕许多读者会因为我对神经症的性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居然也做了如此广泛的讨论而感到极不耐烦。为了替自己辩解，我可以指出，心理现象从来是错综复杂的，即使表面上看十分简单的问题，答案也绝不简单。我还可以指出，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遭到的困境也不例外，无论我们将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一困境都将伴随我们贯串全书。对神经症做出正确的描述之所以特别困难，就在于事实上我们既不可能单纯地利用心理学工具，也不可能单纯地利用社会学工具来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能交替地使用这两种工具，就像事实上我们所做的那样，先使用一种，然后再使用另一种。如果我们仅仅从动力学和心理结构的观点考察神经病，我们就必须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所谓正常人实体化；而一旦我们超过本国的国界，超过与我们文化相似的国家的国界，我们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神经病，将它视为对一定社会中人们共同的行为模式的偏离，我们就极大地忽略了我们有关神经症心理特征的全部已有的知识；而且，任何国家、任何学派的精神病医生，都一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结论而承认他平常就是这样鉴别神经症患者的。这两种途径的汇合，就在于采取这样一种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既考虑神经症患者外在表现的异常，又考虑其内在心理过程的动力学异常，而不把其中任何一种异常视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这两种考察必须结合起来。一般来说，我们指出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内在动力之一，但只有当它在量与质上都偏离了同一文化中模式化了的恐惧与防御措施时才构成神经症。我们所采取的就是这一观察方法。
我们还必须沿着同一方向更向前迈进一步，因为神经症还有另一种基本特性，那就是冲突倾向的存在。对这种冲突倾向的存在，或至少是对它的确切内容，神经症患者本人并不知道，因此他只是自发地企图达到某种妥协和解决。正是这后一特性，曾被弗洛伊德以种种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