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兴诗风演进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立平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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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兴诗风演进研究试读：

绪论 宋诗研究的空间与意义

一

一直期待出现一部描述确实、建构合理的宋诗史著作，但自从着手展开南宋中兴诗坛的研究之后，便逐渐感到在这一成果诞生之前，还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需要我们逐一去完成。

一代诗史的把握必须建立在洞彻明晰一代诗人、诗作的基础上，否则宏观的描述与建构便仿佛空中楼阁，因没有坚固的基石而容易坍塌。在归纳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应是一切科学研究最为准确有效的方法。虽然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个别，但是在已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广地占有个别；至少，对个别的已知相较于未知，应该达到一定的比例，然后再尝试对这些个别进行宏观描述与建构，这应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态度。那么，在一部确实、合理的宋代诗史建立之前，我们需要做哪些基础工作？答曰：继续宋诗的“经典化”。

围绕这一建议，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宋诗是否能加入经典，是否有“经典化”的价值？第

二

宋诗的总体艺术特征丰赡多姿，例如意趣隽永、事理细微、锻炼剞劂、衍裕精醇、深折透辟、坚劲密栗、瘦硬拗峭、谐俗爽利、平淡冲粹……其中，尤“以筋骨思理见胜”。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力破馀地”，发展深化了魏晋以来诗歌艺术风貌，既“潜通暗贯”又能“新变代雄”，继承的同时开拓创新，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美学内涵。宋诗之为中国文学经典，应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宋诗之为文学“经典”的认识，早已始于宋人自身。通过《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这些诗话总辑著作，我们可以觇知在宋人的品评裁鉴中，如“西昆体”诗人、欧梅、苏黄、“江西派”诗人、“中兴四大家”、“江湖”诗人等已进入了经典化的过程。而一些选本的出现，如《皇朝文鉴》、《江西诗派》、《江湖集》、《中兴江湖集》、《唐宋千家联珠诗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等，也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宋代诗话笔记的兴盛和诗歌选本的出现，使宋代诗歌尤其北宋诗歌实现了经典化；相较而言，南宋诗歌的经典化显得相对逊色。虽然宋末刘克庄、方回等人在努力进行这一工作，但毕竟势单力薄。诗歌创作实绩尚未被清理总结，南宋王朝便覆灭了。宋诗的“经典化”过程于焉中断。元、明两代诗慕唐音，弃宋诗不观。明代“前后七子”提倡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攀龙《古今诗删》竟以明接唐，不列宋、元。但这种复古思想稍后遭到以“

三

20世纪以来，陈衍《宋诗精华录》、陈幼璞《宋诗选》、程千帆《宋诗选》、钱锺书《宋诗选注》、金性尧《宋诗三百首》、上海辞书版《宋诗鉴赏辞典》等宋诗选本和品评赏析之作也相继诞生。以宋诗研究为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登载的宋诗研究论文也日益增多。在文学创作上，现代白话诗歌也从宋诗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这一切皆显示了宋诗自身的永恒魅力，显示了宋诗具备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质素。二

然而，宋诗“经典化”的程度却不尽如人意。以下，笔者想以“南宋中兴诗坛”为例，结合自己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思考，从三个方面略谈宋诗“经典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缺陷、弊端，以见出宋诗研究这一古典文学研究科目当下所宜选取的研究方向，以及所迫切需要的学术成果。

第一，宋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整理编辑的《宋诗钞》、《宋诗纪事》是影响较大的两部著作，也是此后宋诗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但这两部书却存在诸多缺憾。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前言中已指出《宋诗钞》“钞得很草率”，“小序”中的论述也容易“引人误会”。除此之外，《宋诗钞》最为严重的缺憾在于对诗坛名家、大家的遗漏。以南宋中兴诗坛为例，此一时期内（以乾道、淳熙、绍熙、庆元为主）的重要诗人被《宋诗钞》选入者有陈造、王炎、吴儆、周必大、朱熹、范成大、陆游、陈傅良、杨万里、薛季宣、叶適、林光朝、楼钥、赵师秀、翁卷、徐照、徐玑、王阮（以原书为序）。而被遗漏的重要诗人，则有年辈较长而卒于乾、淳年间的曾几、王十朋、洪适、韩元吉、喻良能等，有与陆游、杨万里同辈的李流谦、姜特立、项安世、张孝祥等，又有年辈晚于陆、杨而活跃于中兴诗坛的周孚、袁说友、曾丰、赵蕃、张镃、韩淲等。笔者据《全宋诗》进行统计，此一时期内留存诗歌作品在一卷至

四

今人编纂《全宋诗》七十二册，至20世纪末（1998）始全部出齐。此前的宋诗“经典化”过程因过于依赖《瀛奎律髓》、《宋诗钞》、《宋诗纪事》等文献，实际上是存有严重偏颇的。《全宋诗》出齐至今已有十年，十年内有不少优秀宋代诗人“破土而出”，但速度还是显得迟缓。宋诗文献的全面清理虽为时较晚，但毕竟为今后宋诗“经典化”的继续提供了有利条件。一部以《全宋诗》为基础，参酌历代选本，更为确实、公正、全面，稗莠咸除、菁华毕出的《宋诗选》或《宋诗三百首》，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第二，宋诗佳作的裁鉴与遴选。

以上略谈了《宋诗钞》的缺憾，现在再看《宋诗纪事》。无疑《宋诗纪事》的收录范围比《宋诗钞》要广博得多，该书收录宋代诗人3200多家，旁搜广涉大量别集、诗话笔记、史乘方志、金石碑帖。这部以“纪事”命名的著作，除了收录与宋人逸事有关的诗歌作品外，许多并无本事的诗作亦被采录。当然，从宋诗文献的辑佚保存上看，是有巨大意义的。但正是由于这一性质，我们在利用这部书的时候便需小心谨慎，不应把它视同于一部宋代诗歌的“遴选”。例如，南宋诗人楼钥（1137—1213），年辈略晚于陆、杨、范，亦为中兴诗坛一大家，方回誉为“自乾淳大儒巨公沦谢之后，有一楼攻媿”。《宋诗纪事》卷五十二共录楼钥诗七首，其中两首录自笔记史乘，乃“纪事”之作；另外五首自注云：“以上《攻媿集》。”则仿佛这五首诗，是《宋诗纪事》编者对楼钥《攻媿集》做过一番阅读梳理之后，所裁鉴挑选出的作品，其实大有可疑。五首中《白醉阁》已见于《齐东野语》，《西山资国寺》、《题雪窦锦镜桥亭》二首已见于《延祐四明志》，《题苏文忠武昌西山赠邓圣求诗迹次韵》已见于《续书画题跋记》、《珊瑚网》。四首诗的题目皆与《攻媿集》原题有出入，而《宋诗纪事》皆一仍其旧、未从本集。五首中惟有一首《题杨妃上马图》未见他书选录，或是《宋诗纪事》编者所遴选，遴选原因，盖围绕《杨妃上马图》存有诸般逸事，历代文人亦率多题咏。综观《宋诗纪事》所录楼钥诗，真正从诗歌思想或艺术标准出发，以宋诗发展脉络为参照，而裁鉴遴选出的最能代表诗人个性风貌的作品，似一首皆无。又如南宋诗人曾丰（1142—？），亦中兴诗坛一作手，虞集评其诗文谓“气刚而义严、辞直而理胜，其有得于《易》之奇、《诗》之葩者乎？取譬托兴，杰然不溺，于风俗山川磅礴雄伟之气盖有以发焉”。《宋诗纪事》卷五十三录其诗四首、断句一首。其中两首自注云“以上《缘督集》”，然一首《登滕王阁》已见于方回《瀛奎律髓》，诗题与《瀛奎律髓》同，而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辑《缘督集》则作《再游登滕王阁》；诗句异文，《瀛奎律髓》作“浅”、“敢”，《缘督集》作“杂”、“远”，而《宋诗纪事》文字却与《瀛奎律髓》同。另一首《贺皇太子生日》则不见于《缘督集》，而见于宋熊晦仲《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全宋诗》第48册校记）。《贺皇太子生日》一诗之入选，显然不是从思想或艺术标准出发的。在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中，楼钥的《题杨妃上马图》即被收录，当是依据《宋诗纪事》选录，楼钥现存诗1200余首，比此诗更值得录选的作品应有更多。

由此可见，《宋诗纪事》中所谓录自诗人本集的诗作，“遴选”价值微乎其微。而录自诗话笔记、史乘方志的作品，则多与逸事相关，并非皆具较高的艺术水准。这些决定了《宋诗纪事》中“佳作”比重相应较小，《宋诗纪事》对于宋诗“经典化”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一首宋诗若是先见于《瀛奎律髓》或《宋诗钞》，而后又见于《宋诗纪事》，它的经典价值仍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被“两次”入选，而是只有“一次”，它之进入文学经典或许只是“孤证”罢了。因此，宋诗“经典化”的过程大有继续的必要，哪些诗人可以步入经典，这些诗人的哪些诗歌是代表作，大量工作还等待着今人去做，而裁鉴遴选应当直接面对《全宋诗》，面对诗人本集。

第三，宋诗风格的品评与判定。

以上指出了《宋诗钞》、《宋诗纪事》的缺憾，以见宋诗研究者在利用这两部著作时应持有审慎的态度。与唐诗相较，宋诗不仅选本数量小，遴选存在缺漏，更重要的是宋诗缺少高质量的品评。试观《唐诗汇评》、《唐诗选本提要》所录评论之作，唐代大多数诗人、诗作已经过品评，唐诗评选至明清两代蔚为大观。即使只有几首作品流传下来的诗人也得到垂青，个人风格多已被详尽细致地描述出来，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唐诗演进史便显得有血有肉、充实确切。而宋代只有少数重要诗人的作品得到后世品评。《宋诗钞》虽然对入选诗人的风格有所品评，但这些评语相对清人对唐诗的品评而言，显得粗疏、偏颇，不够细密、周到，时常“隔靴搔痒”，未能“直击要害”。更多的情况是，许多作品留存相当可观的诗人从未经明清人品评，从而造成对宋诗个人风格判定上的模糊或失误。如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对楼钥诗风的判定是：“学白居易，故平畅明达。”蔡义江、李梦生先生《宋诗精华录译注》作者小传中亦沿袭此论：“诗学白居易，力主平畅自然。”然笔者读《攻媿集》中诗歌，觉楼钥诗夭矫盘礴、排荡峭刻，与白居易平畅自然风格恰成相反。清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云楼钥“歌行学苏、黄，气或不遒，格诗枯钝，然不为杨、范佻巧取媚”，与笔者阅读感受相近。楼钥诗前人品评甚少，因而今人在对其诗风的把握上出现偏差，亦是无可厚非之事。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今天的读者、研究者在面对古典文学作品时，对艺术内蕴的感受能力已不如古人敏锐、精细、深刻，对艺术风格的概念划分也显得简单、枯燥，例如曾一度以“豪放”、“婉约”划分宋词作品，而忽略更为丰赡多姿的艺术风格。宋诗具体作品和个人风格的评定，这一明、清人没有充分展开的工作，在今后的宋诗研究中依然是急需的。

宋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宋诗佳作的裁鉴与遴选、宋诗风格的品评与判定，这是今后宋诗研究所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是继续宋诗“经典化”所需努力的方向。其中，尤以诗风品定为关键，因为风格即人，风格是诗人最本质的东西，是文体的最高范畴。

在《全宋诗》72册出版之后，辑佚、补正、考订、辨伪等接续工作正在进行。此外，诗人生平行实的考订，诗坛活动与诗歌作品的编年，也是亟待展开的。相较宋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宋诗佳作的裁鉴和风格的品定，也许进展得会更为缓慢。因为前者的可操作性较强，工作包含的技术含量更多；后者则更多依靠读者、研究者的感悟和才识，需要诗歌阅读经验，乃至古体诗创作经验的长期积累。而且，又因为这种工作更多呈现为具体诗作的赏析和品鉴，较少形成宏观的概括和建构，而不为学术界所青睐，研究者投入时间、精力之少便不足为怪了。三

以下就笔者对南宋中兴诗坛的初步研究结果略作说明。

第一，诗史分期的清晰。

南宋中兴诗坛的具体起讫时间，至今学界还存有分歧。多数论者从宋孝宗即位开始算起，但也有一些论者将高宗一朝列入“中兴”时期，并且将“中兴四大家”等同于南宋四大家。杨万里明明说：“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林谦之、范至能、陆务观、尤延之、萧东夫。”（《诚斋诗话》）可知杨万里对“四大家”的标举是以“隆兴”为时限的，隆兴以前即宋孝宗即位之前的高宗诗坛，其间的大家如陈与义、曾几、吕本中、王廷珪等，杨万里在标举“四大家”时并没有无视他们，而是将他们划入另一个时段中了。“中兴”的涵义为何，“中兴诗坛”的起讫时间，影响诗风演进的决定事件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宋诗发展演变的脉络。

第二，诗人研究的拓展。

南宋中兴诗坛创作繁荣、诗家辈出，虽然南宋诗人作品在后世的散佚情况较为严重，但以《全宋诗》所录作品来看，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留存作品较多因而具备个案研究条件的诗人中，尚有以下一些诗人罕受关注：王廷珪（诗作26卷）、王之道（15卷）、韩元吉（6卷）、李流谦（8卷）、周必大（14卷）、喻良能（16卷）、李洪（5卷）、张孝祥（11卷）、陈造（20卷）、许及之（18卷）、周孚（14卷）、楼钥（14卷）、陈傅良（9卷）、王炎（9卷）、曾丰（15卷）、张镃（10卷）、赵蕃（27卷）、韩淲（19卷）。对这些诗人作品的充分研究，是支撑南宋诗歌宏观把握的基石。以上诗人在南宋中兴诗坛上大多有声名，且因作品保留尚较完好，具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一些诗人如韩元吉、周必大、楼钥、陈傅良、“二泉”（赵蕃、韩淲）的个案研究，都可以作为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题目。

笔者此项研究属于中观层面，不可能做到如个案研究那样全面。笔者对所列举诗人的全部诗作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概括其风格特征，品评比较，判别优劣。此外，诗人生卒年、相关行实、作品的考证，也作为附录。

第三，诗风演进的探究。

探讨南宋中兴诗坛诗歌风貌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是笔者在宏观研究层面所欲努力的方向。对诗坛个体特征与群体风尚、共时互动与历时发展、文学内部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工作。例如在历时方面，笔者探讨了不同年辈的诗人群体所呈现的不同姿态，以及他们之间的师承、发展、变异，如韩元吉与陆游，杨万里与张镃；也探讨了同辈诗人的诗名升降过程及其成因，如陆游与杨万里；挖掘一些当日名声藉甚而后世湮没的诗人，并探讨此过程的成因，如“二泉”（赵蕃与韩淲）。

最后，诗史构架的修补。

已有的诗史构架虽然存有不足乃至偏差，但总体轮廓还是较为准确的。如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所概括的宋诗发展历程，一直以来都作为宋诗研究的参照线索：宋初三体——欧阳修、梅圣俞、苏舜钦——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曾几——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萧德藻——朱熹——永嘉四灵——余杭二赵、上饶二泉。这一名单中除了“二赵”、“二泉”在后世湮没隐晦外，其他诗人皆已进入宋诗“经典化”过程，皆已受到各种宋代文学史、宋诗史、宋诗选本的关注。这一线索也参与形成了宋诗研究主体的“前认识”。任何一位宋诗研究者都不可能不带有任何“成见”直接面对《全宋诗》文本，只能通过阅读研究来不断调整、修补对认知对象的已有“成见”，使之更接近事实真相，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对诗史构架的不断修补是切实可行的，而所谓拆倒一切的“重建”、“重构”则谈何容易。

以南宋中兴诗坛为范围，方回在“四大家”之前只列出曾几，这或许是局囿于江西诗派的诗史视野；本书在“四大家”之前强调了一些真正对中兴诗坛演进起到作用的诗人，如韩元吉、喻良能、王十朋等。方回在“四大家”之后只列出一个朱熹，实在是以偏概全、挂一漏万；本书对构架中的这一环节进行补充，努力还原当日丰富多彩的诗坛景观，指出“后乾淳”时代依然有张镃、项安世、楼钥、陈傅良、袁说友这样杰出的诗人，探究了他们在“四大家”“阴影”之下如何“安身立命”。

但笔者对个案研究的强调，并非是轻视宋诗研究中的宏观建构。房屋建造可以等所有材料都准备齐全之后才开始动工，但人类的认知活动却并不能等穷尽所有个别之后，再形成整体、综合的概念。完整、有序、连贯、系统让人类可以安心地面对、把握外部世界，如果所有知识、概念都是零碎无章、不成系统的，那人类将会时刻感到恐惧无根。同样，在学术研究领域，无论这门学科是新兴还是成熟，一种整体、综合的宏观认识都是必需的，也是开放的，它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也等待被新的研究成果所修改。例如方回的《送罗寿可诗序》虽存有偏差，但我们依然置诸脑中以作为宋诗史的宏观线索，从而作为一些微观研究的参照坐标。

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是互动的，彼此互为影响、发展、深入。只是，当下的宋诗研究，微观研究的空间巨大，进展速度却相对迟缓，较之宏观研究显得更为迫切需要。已有的宏观研究虽取得许多创获，但不少成果显得空泛。是否可以放缓一下脚步，而将更多的关注投给宋诗研究的基础工作，这是笔者对学界的期冀。笔者对作品艺术特色的分析与诗人个性风貌的把握，用力尤勤，欲借此让一些优秀的宋诗作品浮出水面，希望对宋诗经典化之进程有所裨益。然由于学识和性情所限，著中论述或有不当之处，欢迎学界同仁斧正。

第一章

中兴诗坛概观

第一节

中兴诗坛概念界定

一

中兴者，中途振兴，转衰为盛也。王观国《学林·中兴》：“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兴之君为周宣王。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起义，厉王奔彘。中经十四年，号曰“共和”。至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即位，重掌政权。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周室号称“中兴”。《诗·大雅·烝民》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烝民》作意，后人多从朱熹之说，谓：“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然与《诗》序之说并非截然相对，仲山甫辅佐周室中兴，诗中确有美颂宣王之语。《汉书》云：“成汤、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兴。”《后汉书》亦云：“夏商之时，（要服）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也。”

然中国古人出于美颂朝廷之目的，但政权失而复得、国脉断而复续即可美其名曰：“中兴”，至于国家是否真正由衰转盛则无暇顾及了。严有翼《艺苑雌黄》：“凡王室中否而复兴，谓之中兴。”陆游《南唐书·萧俨传》：“俨独建言：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复之，谓之‘中兴’。”刘秀建立东汉，史称“光武中兴”。汉刘苍曾作《光武受命中兴颂》。唐代经安史之乱，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亦号“中兴”。元结作《大唐中兴颂》，刊之浯溪石崖，历代诗人率多题咏。高仲武编辑至德迄大历中二十六人诗，名为《中兴间气集》。东晋王朝虽偏安一隅，国事衰颓，中原沦陷，但毕竟存在一自足之政权系统，毕竟“晋”之国号得以延续，于是亦被称为“中兴”。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于“中兴”结束，则要到国破家亡为止了。庾信哀梁亡，作《哀江南赋》，序云：“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清倪璠注“中兴道销”曰：“言元帝江陵之败也。《南史·元帝纪》：‘承圣三年，魏使于谨来攻。冬十月，魏军至襄阳，梁王詧率众会之。十一月，魏军至栅下，帝见执，魏人戕帝。’是年，岁在甲戌。按：元帝承制江陵，克平侯景，既雪雠耻，且应天人启中兴之业。江陵之陷，是‘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之年也。”

南宋中兴诗风演进研究第一章中兴诗坛概观同样，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宋康王赵构于南京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南宋自此始，宋室之“中兴”亦自此始。所谓“建炎渡江，中兴立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八年二月丙寅：“由中兴以来，诸儒之进退最合于义者，安国与尹焞而已。”绍兴十八年，张嵲献《绍兴中兴复古诗》，诏嘉奖。陆游《陈长翁文集序》云：“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杨万里庆元六年所作《静庵记》云：“宋中兴以来，自高宗及孝宗及太上及今上，四圣御极，七十有四祀。”宋人熊克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1127），迄绍兴壬午（1162），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名之曰《中兴小历》。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录高宗、孝宗两朝事，亦起自建炎元年。宋末黄昇于淳祐间编成《花庵绝妙词选》二十卷，前十卷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始于唐李白，终于北宋王昴；后十卷名《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始于康与之，终于洪瑹。康与之以词受知于高宗，曾上《中兴十策》。则黄昇所谓“中兴以来”即同于宋室南渡以来。宋人陈起刊有《江湖集》、《中兴江湖集》等诗歌总集，其原貌今已不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曰：“《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则所谓“中兴”亦当始自高宗朝。《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中兴玉堂制草》六十四卷，洪遵编，起建炎迄绍兴末；《中兴续玉堂制草》三十卷，周必大编，起隆兴迄淳熙改元。

赵构卒于淳熙十四年，谥曰“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绍熙二年，加谥“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赵构虽被视为“中兴”之君，但高宗一朝皇帝昏庸，奸相擅权，政治腐朽。“绍兴和议”缔结之前，战乱频仍；绍兴十二年和议成，外侮虽止，专制益深。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张俊辞枢密使职，继岳飞死、韩世忠引退后，秦桧政敌中已无构成威胁之对手。自绍兴十二年冬季至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卒，南宋政权洵可称为“秦桧的时代”。

若以中途振兴、转衰为盛的标准衡之，宋室真正的“中兴”实在秦桧去世之后，自高宗绍兴末年开始，南宋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臻于极盛，至宁宗开禧北伐后而逐渐衰落。“开禧二年（1206）伐金失败，标志南宋政权直线走向衰亡。”“以‘嘉定和议’的签订（1208）为起点，南宋从此由‘中兴’开始走向衰落，进入到它的后期。”

孝宗“乾、淳之盛”每为人所称道。“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乾、淳之际，国境宁谧”，“乾淳之风，比迹三代”。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在位二十八年，厉精求治，久而不倦”，“寤寐食息，不忘求贤，当是时，魁垒奇杰之士布在朝廷”，“一时士学之懿、人才之盛，几及嘉祐、庆历之际”。

陆游淳熙十年作《感愤》诗，将宋孝宗比作周室中兴之主“宣王”：

今皇神武是周宣，谁赋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历数，两河百郡宋山川。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京洛雪消春又动，永昌陵上草芊芊。《唐宋诗醇》评此诗道：“大声疾呼，气浮纸上，《诸将》五首之嫡嗣也。”又云：“南渡乐于偏安，谁能念此？”李调元亦谓放翁此诗乃“《渭南》、《剑南》二集压卷”。

宋孝宗有一首诗《秋日临幸秘书省因成近体诗一首赐丞相史浩以下》，方回将其选入《瀛奎律髓·升平类》，且评论道：

淳熙五年（1178）戊戌九月十二日，驾幸秘书省。翌日，赐丞相史浩以下此诗。自建炎丁未（1127）至庚戌（1130），阅四年，无非寇赋充斥之日。自绍兴辛亥（1131）至壬午（1162），三十二年，梗以奸相秦桧者十七年，天下学士大夫切齿于忘仇议和之事，贬逐相望。辛巳（1161），完颜亮背盟临江，东南震动，幸而再安，天也。中间钱塘一隅，谓之小康则可矣。至阜陵立，历隆兴、乾道以至淳熙，始可谓之升平。故取孝宗此诗，以见当时稽古右文、礼贤下士之盛。宋之极治，前言仁祖，后言孝宗，汉、唐英主有不逮也。朝廷治而天下富乐，谓之升平；天下虽尚富乐而朝廷不治，则有乱之萌，不足以言升平也。选诗之意又在乎此。

所评孝宗之治不无溢美，然“朝廷不治，则有乱之萌，不足以言升平”，则所言良是。孝宗一朝政治开明、士气激昂、学术繁盛、人才辈出，开创乾、淳盛世，实现了南宋的“中兴”，可谓南宋之“极治”。其具体情况如何，则留待下一章中详论之。

综上所论，第一，就政治权力而言，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赵姓后人重获政权，延续了赵宋命脉，即可曰宋室之“中兴”。“中兴”乃一持续过程，此后历孝宗、光宗、宁宗乃至理宗、度宗，在当时人看来皆可称为“中兴以来”，至于它的结束，则至南宋灭亡为止。它并不具有价值判断，只是一种历史时间的特殊表示方法，相当于“南渡”。第二，就国家社会而言，“中兴”应该包含有“王道衰而复兴”的内涵，如是宋室“中兴”则始于秦桧去世后之绍兴末季，经孝宗隆兴、乾道、淳熙，至宁宗开禧、嘉定年间而结束。二

以上讨论了南宋政治与社会之“中兴”，接下来论述南宋文学之“中兴”。

文学上的“中兴”，即文坛诗界之繁荣兴盛。钟嵘《诗品·总论》：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太康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280—289），太康元年（280）平吴，太熙元年（290）晋武帝卒，其间十年，无论就政治权力还是国家社会而言，皆无所谓“中兴”局面，故钟嵘此处“中兴”乃单就“文章”而论，亦即刘勰《文心雕龙》所谓：“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宋濂亦谓太康诗道“中兴”：“正始之间，嵇、阮又叠作，诗道于是乎大盛，然皆师少卿而驰骋于《风》、《雅》者也。自时厥后，正音衰微，至太康复中兴。”

陆九渊有一篇论述江西诗派的文章，也提到了“中兴”，《与程帅（一作：复程帅惠江西诗派书）》云：

诗亦尚矣，原于赓歌，委于风雅。……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骚雅，而才力宏厚，伟然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兴。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

此论江西诗派之源出杜甫，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谓：“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33页。陆九渊以杜甫为诗家之“中兴”，“自此以来，作者相望”，则诗家“中兴”之业绵延至北宋末期，超越朝代变化、政权更替。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谓北宋自王禹偁至欧阳修，诗歌实现了中兴，亦与北宋立国之时间不同步：“迨王元之以迈世之豪，俯就绳尺，以乐天为法；欧阳永叔痛矫西昆，以退之为宗，苏子美、梅圣俞介乎其间。梅之覃思精微，学孟东野；苏之笔力横绝，宗杜子美，亦颇号为诗道中兴。”

陆游《陈长翁文集序》云：“汉之文章，犹有六经余味。及建武中兴，礼乐法度，粲然如西京时，惟文章顿衰。自班孟坚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坠卑弱，识者累欷而已。”建武“中兴”，文章却“顿衰”而不能“中兴”，故文学意义上的“中兴”，属于一种价值判断，可与政治中兴不同步。

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文坛诗界的状况，我们在后文中将予以详论，此处不妨先引用一个清人胪列的大家名单，以见文学“中兴”之一斑，清储大文《〈碧鲜斋诗集〉序》：

徽国朱文公（熹）、吕成公（祖谦）、王梅溪（十朋）、范石湖（成大）、周平园（必大）、陆放翁（游）、洪景卢容斋（迈）、杨诚斋（万里）、萧千岩（德藻）、尤延之（袤）、罗春伯（点），以暨辛稼轩（弃疾）、王顺伯（厚之）、薛季宣、郑渔仲（樵）、景望（伯熊）、陈止斋（傅良）、龙川刘改之（过）、僧宗杲辈，才彦始郁奋而出，号为文章中兴、诗律尤振。“文章中兴、诗律尤振”即发生于乾道、淳熙年间，“四大家”在此一时期达到其诗歌创作的高峰，宋室真正的“中兴”亦在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元代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亦表述了相似观点：

乾、淳之间，东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数。若益公（周必大）之温雅，近出于庐陵；永嘉诸贤，若季宣（薛季宣）之奇博而有得于经，正则（叶適）之明丽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说，驰骋纵横其间者，其锋亦未易婴也。文运随时而中兴，盖可见焉。“文运随时而中兴”，这是南宋“中兴诗坛”的特殊之处。国家社会之“中兴”带来了文坛诗界的“中兴”，两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间发生了。两种“中兴”都是含有价值判断的，不同于作为时间表述的政治权力之“中兴”（南渡、南宋）。“中兴诗坛”这一名称里的价值判断是不应被丢弃的。

以“中兴四大家”为基础而作纵向与横向的延伸，便形成了“中兴诗坛”。“中兴诗坛”以“中兴四大家”为基础，包含更多的诗人作品，更为热闹繁盛的创作活动，更为丰赡多姿的诗歌风格。“中兴诗坛”中的“中兴”与“中兴四大家”中的“中兴”概念一致，含有国家社会之“王道衰而复兴”与文坛诗界之“文章中兴、诗律尤振”这两层价值判断。因此，笔者在“中兴诗坛”前复冠以“南宋”，表明它属于南宋的一段时期，而不同于作为南渡、南宋之代替词“中兴”。本书此后出现的“中兴时期”、“中兴诗坛”、“中兴诗人”等名称，“中兴”皆取此义。

第二节

中兴诗坛起始终既

一

关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起讫，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1163—1207（胡念贻《略论宋诗的发展》、许总《宋诗史》）。

胡念贻将宋诗分为四个时期、八个阶段。南宋前期（1128—1207）为第三期，其中第一阶段为高宗时，第二阶段为孝宗、光宗、宁宗时。第三期的第二阶段相当于中兴时期。许总分宋诗为六期：唐风笼罩——北宋初期、风骚激越——北宋中期、奇峰突起——北宋后期、水阔风平——北南之际、中流砥柱——南宋中期、余波绮丽——南宋末期。南宋中期诗坛始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终于宁宗开禧三年（1207），为“宋诗史上第二座艺术高峰”。

2.1162—1200（陈植锷《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

该观点将宋诗分为六期，第四期为凝定期，由徽宗建中靖国二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02—1161）。第五为中兴期，由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至宁宗庆元六年前后（1162—1200），凡五十年，有“中兴四大诗人”、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诗派，“就这一时期诗坛的复苏和繁荣的情况来看，其成就仅仅次于北宋时代的创新时期，形成宋诗的第二个高峰。”

3.1163—1210（华岩《宋诗的分期和宋诗的主流》）。

该观点将宋诗分为初宋、盛宋、交替、中兴、晚宋五个时期，中兴时期始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终于宁宗嘉定三年（1210）。

4.1162—1209（木斋《宋诗流变》）。

木斋将宋诗分为初宋时期、盛宋时期、江西诗派时期、中兴时期、晚宋时期，中兴时期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嘉定二年（1209）。木斋称此期为“中宋期”。

此外，尚有一些有关宋诗史分期的论述，因其划分未言具体年份，故此处不予胪列。

以上分期法大同小异，即将“中兴诗坛”的起始定在宋孝宗即位（1162年即位，1163年改元），结束定在宋宁宗初年（1207年韩侂胄被杀，史弥远上台；1208年“嘉定和议”成；1210年陆游辞世）。南宋国家社会之“中兴”与文坛诗界之“中兴”正相重合，这给“中兴诗坛”起讫时间的确定带来了极大方便。以朝代更替、年号变化为诗史分期的依据，固然有其合理性与方便性，但显得不够细致深入。笔者同意学界对“中兴诗坛”结束时间的确定，即在嘉定元年（1208）前后；但关于“中兴诗坛”的起始时间，则持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起始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理由陈述于下。二

上一节曾经论述道，宋室真正的“中兴”实在秦桧去世之后，自高宗绍兴末年开始，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而臻于极盛，至宁宗开禧北伐后而逐渐衰落。秦桧去世（绍兴二十五年，1155）成为一道分水岭，这一切割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南宋鸿儒魏了翁曾说：

绍兴之季、隆（兴）、乾（道）之间，人物复振。

对于所谓的“人物复振”，我们不妨从绍兴之季的科举取士予以考察。通过下面这张《“中兴人物”及第年表》，可以对“人物复振”有具体的感知。“中兴人物”及第年表

* 资料来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全宋诗》、《宋史》等。

以上选取了40位在文学或政治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中兴人物”，列出其进士及第的年份，由此略见“绍兴之季”朝廷得人才之盛。尤其是绍兴二十四年的那场科举，就为朝廷收获了许多重要的中兴人才，张孝祥高中状元，同榜进士中，如虞允文、钱良臣、范端臣、范成大、杨万里等，皆为孝宗朝政坛、诗坛重要人物。而陆游是岁亦赴礼部试，锁厅荐送第一，因论恢复而语触秦桧，为其所黜落。此前，尤袤、朱熹中十八年进士，萧德藻、周必大、杨愿、李石、林之奇中二十一年进士；此后，王十朋中二十七年状元，同榜进士喻良能、吴儆、谢谔亦皆以诗鸣于孝宗朝。可以说，包括“四大家”在内的许多重要“中兴人物”，都已在“绍兴之季”向政治中心迈进，开始步入诗坛。

科举得第，不仅使一位“诗人”变成“士人”，同时也使这位诗人开始真正步入诗坛。当然，他可以在入仕之前创作许多优秀诗篇，但造成的影响却是极为有限的；只有当一位诗人成为士人后，他的创作才会引起足够的关注，进而影响诗坛的走向。

诗人科举得第，步入政治中心，并不一定会使他的诗艺有所增进；相反，应酬之所、名利之场、繁华之市，远离山水自然的一切，反而存有促使诗思滞钝、创作质量下降的可能。许多诗人往往是在远离政治中心之后，于边戍行旅之途、迁斥放逐之所、遐陬僻壤之间，才到达一生创作的高峰期。比如夔州之于杜甫，黄州之于苏轼，南郑之于陆游。山水的饱览、生活的闲适、内心的丰富，诸多酿就诗思的酵母在这里产生了，诗艺的精深也拥有实现的可能。

但是，步入政治中心的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从此赋予诗人以一种强烈的自期。这种自期，使成为了士人的诗人开始扩大其“个人视域”。他不再拘囿于一己的小天地，百姓、家国、天下占据了他的关注焦点。诗艺也许未必增进，然诗旨无疑变得重大了，题材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无意的，但更多时候却是有意为之的。因为，此时的创作不再只是抒写怀抱、陶冶性灵之具，而是一扇展示士人气象面貌、精神人格的“窗口”，仿佛交际场中的名刺，诗歌已像峨冠博带一样成为士人的身份标志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国古代社会极少纯粹的作家。依据诗人及第的时间，来进一步确定诗坛的起始时间，也许是一种更为准确的方法。三

南宋的“中兴”自高宗“绍兴之季”已开始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兴的时间作进一步确定。笔者以为，南宋政坛与诗坛中兴之始，可以定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即秦桧去世后的第一年。秦桧的去世，标示高宗朝权相专制的终结，也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高宗朝在秦桧去世后发生“更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庚午，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持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重置于法。”又：“绍兴二十有六年春正月，……丙寅，……上监秦桧擅权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时何溥、王珪、沈大廉与（冯）舜韶并为察官，而汤鹏举、周方崇、凌哲为台谏，察官具员，近世所未有。”又：“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壬寅，诏内外见任官因生日受所属庆贺之礼及与之者，各徒一年。赃重者依本法。自秦桧擅权，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馈，其后州郡监司率受此礼，极其僭侈。太学录范成象面对以为言，故立法。”高宗复于是年十月下诏，“许秦桧在位之日，无辜被罪者自陈釐正”。这一系列举措在当时士人心中反映强烈。杨万里《眉山任公小醜集序》云：

绍兴丙子（1156），高宗皇帝厉精更化，载震乾刚；有赫黎民，总揽福威，四辟言路，廪廪乎庆历、元祐之未远也。

将此年的政治更化与“庆历、元祐”相比，可见其内心的欣悦之情。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亦云：

绍兴二十五年，桧卒，太上皇帝（高宗）当宁，慨然尽斥其子孙姻党，而收用耆旧与一时名士。十一月，起公（曾几）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猾吏张镐，一路称快。明年，知台州。……时太上惩秦氏专政之后，开言路，奖孤直，应诏论事者众。

再来看政治更化给当日诗坛带来的影响。韩元吉将绍兴二十六年视为“圣政更新”，且作了一组诗《圣政更新诏书正告讦之罪因得小诗十首》：

元祐诸公秉国均，诏条先请惠吾民。孤雏腐鼠何劳逐，准拟朝廷政事新。（其四）

献可争先诋荆国，莹中居首论莆阳。十年言路皆支党，前无一语讥安昌。（其六）

荆棘谁令满路栽，雷州司户却生回。独怜阳陆真天命，不见承平公道开。（其九）

潮阳初谪八千里，中令俄成十九年。地下修文应泚笔，卫公精爽故依然。（其十）

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辑出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对此组诗歌有笺语：“《通鉴续编》：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黜桧姻党。十一月，释赵汾及李孟坚、王之奇等自便。十二月，复张浚、胡寅、张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铨于近州。二十六年正月，追复赵鼎、郑刚中等官。此诗所谓‘十年言路皆支党’，‘雷州司户却生回’，‘卫公精爽故依然’，皆记其事。”

王十朋在绍兴二十六年，写下五首同韵之作：《浴佛无雨》、《喜雨用前韵》、《雨止复用前韵》、《孟夏十有一日，时雨初霁，晨登高阁，极目四望，烟锁日出，气象一新，复用前韵》、《再用前韵勉诸友》，表达了对“圣政更化”、“气象一新”的喜悦之情，亦可诗作组诗的另一种形式。如《雨止复用前韵》：

水枯秧老农欲雨，麦黄桑绿蚕欲晴。一朝大霈满四泽，云收雾扫天还清。曰旸曰雨岂人力，圣德仰荷吾君明。庙堂况无痴宰相，不怕泥泞妨牛行。布谷催耕最知务，鸣鸠呼妇殊有情。平原出水云吐日，阴阳得所无战争。明日阳光照临足，今日阳乌已先浴。

又如《浴佛无雨》：“亿万苍生俱沐浴。”《喜雨用前韵》：“事业未容吾辈闲。”诸句皆有颇欲仕进之志，王十朋果然在次年及进士第。《雨止复用前韵》诗中“痴宰相”乃用唐代杨再思事也。据刘肃《大唐新语》载：“（武）则天朝旱涝，辄闭坊市南门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峻而又滑，驭者遽叱牛不前，乃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和得阴阳而闭坊门，遣我车行如此辛苦。’（杨）再思徐谓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又据《旧唐书·杨再思传》：“再思自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然恭慎畏忌，未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由是可知，王十朋“庙堂况无痴宰相”之句，当暗指秦桧去世。第五首诗题中“烟消日出、气象一新”及诗中“天开地廓阴不争”数语亦暗示了此番政治更化。

陆游于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作《二月二十四日作》，四月作《送曾学士赴行在》。前诗云：“崖州万里窜酷吏，湖南几时起卧龙。但愿诸贤集廊庙，书生穷死胜侯封。”钱仲联先生笺注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谓“酷吏”指秦桧死后，桧党曹泳于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徙崖州事；“卧龙”指张浚，因主战为秦桧所恶，是时尚奉祠居郴州。陆游预感政局将有巨大变动，嗣后张浚的起复果在其预料之中。后诗云：“诏书已屡下，宿蠹或未革。期公作医和，汤剂穷络脉。士生恨不用，得位忍辞责？并乞谢诸贤，努力光竹帛。”对曾几入朝寄予殷切的期望。“反对苛重剥削，关心人民疾苦，此诗已可概见，为今后立朝论奏之嚆矢。”虽然陆游对“宿蠹”难革持心谨慎，但依然充满喜悦乐观之情。

同时所作《新夏感事》则是一更为重要的作品：

百花过尽绿阴成，漠漠炉香睡晚晴。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惟有涕纵横。

首句脱自王安石《初夏即事》“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及《半山春晚即事》“春风取花去，酌我以清阴”。百花凋尽，才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绿阴的意义。用比兴之法，喻秦桧去世后，贤人志士始逐渐进入政治中心，对政局的走向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就艺术风格而言，该诗亦臻上乘，辞藻丰润、意脉深折、情感充盈。清彭元瑞《南宋四家律选》评此诗谓：“通首似杜。”《唐宋诗醇》评此诗道：“风调清苍，立言得体。直是通达治理，非寻常嘲风弄月者比。”并进而历数七律高手：“唐宋以来为此体者（七律），何啻千百人！求其十分满者，唯杜甫、李颀、李商隐、陆游及明之空同、沧溟二李数家耳。”可见此诗被视为陆游七律之代表作，证实陆游可以进入七律大家之列。《剑南诗稿》所收七律诗，第一首为《二月二十四日作》，此为第二首，均作于绍兴二十六年。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前所作诗留存甚少，当有不少被陆游删去。七律诗存自绍兴二十六年，似可证明陆游自己也将这一年视作七律成熟之始。无论就反映时事，还是诗风嬗递而言，陆游绍兴二十六年的诗歌创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套用清人何义门之语，此诗“不惟名句，而亦治象”。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杨万里焚少作千余篇，自是年秋季诗始存稿。绍兴二十六年之于陆游，与绍兴三十二年之于杨万里，应具有相似的重要性。四

前引清储大文《〈碧鲜斋诗集〉序》列有一长串“中兴人物”，在这份名单的前后，储大文复有按语曰：

比其（绍兴）季年，士乃复稍稍开口议论，而徽国朱文公（熹）、吕成公（祖谦）……才彦始郁奋而出，号为文章中兴，诗律尤振。予故曰：宋由元祐八年迄绍兴二十有五年，凡六十年，胥无诗也。

储大文与魏了翁一样，也认为南宋“中兴”、人物复振，始于“（绍兴）季年”，并且进一步划定了时间，“元祐八年迄绍兴二十有五年，凡六十年，胥无诗也”，然则，有诗自绍兴二十六年始也。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人侵宋，在此期间，韩元吉、王十朋、陆游、张孝祥、喻良能、朱熹等人创作了许多佳篇。如果将中兴诗坛的起始时间从孝宗即位（1162或1163）算起，那么势必会忽略此前的一些线索、因素对诗坛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会遮蔽绍兴二十六年（1156）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这一时期内的诗歌创作。职是之故，我们将南宋“中兴诗坛”的起始定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

第三节

中兴诗坛面貌构成

一

本书在绪论中，曾举“中兴诗坛”为例说明《宋诗钞》对诗坛名家、大家的遗漏。20世纪以来的宋诗研究，虽然相继将不少湮没的诗人重新挖掘出来，但成果还是显得非常有限，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已有定评的名家、大家身上。即使被《宋诗钞》选入的、其本集留存完好的诗人，也有许多尚未得到深入研究，甚至无一篇对其诗歌思想、艺术进行分析判定的专论。

明代胡应麟在对南宋诗人钩沉上颇有贡献，其《诗薮》云：“右杨氏所叙南渡诗人（即杨万里《诚斋诗话》‘隆兴以来以诗名者’一段），后惟列尤、杨、范、陆为四大家。萧东夫似不称，林谦之绝无传。今四家诗存，觉延之亦非三君敌也。馀子赵昌父、黄景说差著，他率卑卑。然南渡作者，殊不止此，今博考于下方。”所列诗人有：

陈去非、胡邦衡、李泰发、朱少章、乔年、逢年、仲晦、王民瞻、刘彦冲、欧阳鈇、康伯可、刘改之、姜特立、周尹潜、姜光彦、游伯庄、张孝祥、马庄父、韩元吉、张泽民、戴复古、刘潜夫、王武臣、高九万、黄子厚、喻汝楫、李大方、曾景建、王从周、叶清逸、孙季蕃、武允蹈、于去非、徐思叔、危逢吉、甄龙友、杜小山、路德章、敖陶孙、萧彦毓、游寒岩、严坦叔、黄孔旸、方巨山、周公瑾、伯弼、方万里、胡元任、严羽卿、刘会孟、谢皋羽、永嘉四灵、杜氏五高。

接着说：“大抵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杨四子，元和体也；徐、赵四灵，大中体也；刘、戴诸人，自为晚宋。而谢翱七言古，时有可采。”南宋中兴诗坛大多数重要诗人已进入这份名单，可惜这份名单并未被后来的宋诗研究者充分利用。

据《全宋诗》所辑作品来看，中兴诗坛人数众多。以下，仅将作品留存在五卷以上，因而具备可研究价值的诗人胪列于下：“中兴诗坛”诗人简表（诗存五卷以上者）

此外，如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1180—1172），虽然活到孝宗乾道八年，享年九十三，但他在徽宗政和八年（1118）即中进士，进入诗坛较早，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胡铨上疏斥秦桧，贬岭南，庭珪独以诗送，被传为佳话。故本书视王庭珪为高宗朝诗人，不将其列入“中兴诗坛”。与之相似者尚有活到乾道二年的曾几（1085—1166），亦不列入“中兴诗坛”。

以上37位诗人中，研究较为充分的目前只有数位：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刘过等，而其中张孝祥、刘过的研究偏重于词，诗的研究亦不充分。研究视野的狭窄，个体占有的稀少，造成了整体把握的模糊。上述诗人中，如韩元吉、周必大、楼钥、陈傅良、“二泉”（赵蕃、韩淲）等的个案研究，都可以作为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题目，它们等待着宋诗研究者的关注。二

本书选取“南宋中兴诗风演进”这一题目，属于“中观”性质的研究，注重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相结合。因此，不可能对如此众多的诗人皆予以个案研究。根据笔者对这些诗人作品的阅读感受，以诗歌思想、艺术价值及影响作为标准，参照当世和后代对其诗歌的评价，最终选取了“十四家”列入论文后半部分中予以专节论述，他们是：韩元吉、喻良能、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姜特立、项安世、张镃、袁说友、楼钥、许及之、陈傅良、赵蕃、韩淲。

对象确定后，接下来要做的是对这十四家予以诗风归类。以往对南宋中兴诗人的研究，除“四大家”之外，大都在归类上较为模糊：

1.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将朱熹、楼钥、洪迈、洪适、周必大都归入“学者”一类，但没有展开论述，只是列了个名单。

2.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册第十二章将朱熹、叶適、洪迈一起论述，亦是根据“学者”来归类。

3.许总《宋诗史》：第五编第四章“朱熹及其他诗人”，论及朱熹、姜夔、周必大、叶適、楼钥。这五人归入一类并无根据，似乎只是对“中兴四大家”的补充。

以朱熹为代表，在中兴诗坛上分出一个“学者”诗人或“道学诗人”群体，早已始于宋末方回。其《送罗寿可诗序》论宋诗流变，于“中兴四大家”之后曰：“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梁章钜《退庵随笔》亦分出“道学派”诗人：“苏、陆二大家之外，宋诗之源流派别，亦不可不知。其初为西昆派，以杨大年为眉目；次则江西派，以黄山谷为弁冕；南渡以后有道学派，以朱子为领袖；再降而为四灵、江湖两派，而宋诗遂衰。”清代诗话《静居绪言》云：“南渡后诗一变，尤、萧、杨、范、陆时名相埓。……朱子不当以诗人论，其冲澹之致，高迥之笔，有韦、柳之风。姜尧章不离江西派，绝句颇有晚唐气味。”“不当以诗人论”，还是着眼于其学者身份。

其实，政治态度与学术思想，对个人诗歌风貌并无决定性的影响。以此作为标准来归类并不科学。归类上的无助，还是反映了学界对南宋“中兴诗坛”认识的模糊。

本书不采取“学者诗人”或“道学诗人”的分类法，而是根据诗人年辈与诗歌风貌这两方面来进行划分。

首先，根据诗人年龄将十四家分为四代：第一代：韩元吉、喻良能，在12世纪20年代前出生，在“中兴诗人”群体中属于较年长的一代；第二代：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姜特立、项安世，在12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出生；第三代：袁说友、楼钥、许及之、陈傅良、赵蕃，在12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生；第四代：张镃、韩淲，在12世纪50年代后出生。

然后，再参照诗歌风貌，将此四代诗人归为五章。其中，韩元吉、喻良能早于“中兴四大家”，归为一章，作为中兴诗坛之开篇；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归为一章；姜特立、项安世、许及之、张镃，归为“诚斋体”后进一章；楼钥、陈傅良、袁说友皆对“四大家”有明显“反拨”倾向，诗风亦相近，归为一章，强调其在“后乾淳”时代之意义；赵蕃、韩淲向被并称为“二泉”，诗风亦相近，遂归为一章，以为中兴诗坛之殿军。

第二章

中兴之治与中兴诗坛

第一节

乾淳之治与文化盛世

一

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云：“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孝宗，历隆兴、乾道、淳熙三个年号，在位二十八年，虽最终未能恢复故土、混一四海，然在此期间，南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有显著发展，有“小元祐”之称。宋室真正的“中兴”之君，洵为宋孝宗赵眘。

宋孝宗乾淳之治，最值得称述者为“权相”之消失。方回《跋胡直内诗》历数南宋权相，惟孝宗乾道、淳熙及光宗庆元年间无有此患：

学周、程，文欧、苏，诗苏、黄，与治俱极，而章、蔡乱之。南渡复矣，又厄于桧（秦桧）。谁实洗日濯月，以有乾（道）、淳（熙）。讫庆元，大儒殁，侂（韩侂胄）十三年，远（史弥远）二十七年，清（郑清之）、嵩（史嵩之）出入倾轧十八年。权归官侍，循至全（丁大全）、道（贾似道），又几二十年，而乱极不可救矣。盖江左百五十年，前七十年仅一桧为梗也；后八十年，连梗六柄臣，皆仇正嫉是。

光宗朝时间短暂，只有五年，赵眘卒于绍熙五年（1194），故赵眘对光宗绍熙一朝政治尚有影响力。赵眘卒后，赵汝愚、韩侂胄等以太皇太后命，立嘉王赵扩即皇位，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始有韩侂胄擅权，此后“连梗六柄臣”，直至南宋王朝覆灭。

宋孝宗是一位强势的君主，“惩创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并采用频繁更换宰相的策略，不予久任，防止其擅权，虞允文即曾对孝宗“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有所劝谏。计孝宗一朝，先后出任宰相者有陈康伯、史浩、汤思退、张浚、洪适、叶颙、魏杞、蒋芾、陈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怀、叶衡、赵雄、王淮、周必大十六人，两度拜相者有陈康伯、史浩、梁克家、曾怀四人，宰相任期最长者六年九个月，最短者三个月，平均任期约二年。至于宰相罢免之因，王德毅先生分析道：“除陈康伯以两朝人望，老成谋国，薨于位，及蒋芾以母丧去职外，其他或以疾辞，或政见不合求去，所占人数均不多，而一半以上则为受台谏攻击致不能安于其位；盖居台谏之职者，弹劾宰相有所不避，成为天子的耳目，孝宗颇利用他们以去宰相，藉以预防久任专权，若秦桧之祸的重演。”

孝宗对朋党之害亦深有体察，且表现出抑制朋党的信心。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淳熙己未岁夏五月之十日庚寅，有旨来日曲宴宰执于观政堂。辛卯，以雨改就澄碧轩中燕。上谓大臣曰：“朝廷用人，止可论其贤否何如，不当有党，如唐之牛、李。其党相攻，垂四十年不解，皆缘主听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敌易，去朝中朋党难。’朕常笑之。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缘为党？”少憩，再坐，群臣起奉觞为寿。上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又好唱为清议之说，不宜有此。此语一出，恐相煽成风，便以趋利赴功者为猥俗，以矫激沽誉者为清高，浸浸不已，如东汉杜、乔之徒激成党锢之风，殆皆由此，可不痛为之戒。”

但朋党之争在孝宗朝并未销声匿迹，实际上，近习势力与道学士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争执。宠信近习，是孝宗控制群臣而产生的一大弊端。《宋史·佞幸传》录两宋近习十二人，孝宗一朝即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王抃四人。林栗即曾指出孝宗因患臣下擅权、欲独揽权力而造成近习干预朝政的后果：“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必欲收揽而独持之，然未有能独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则王侯、贵戚得而持之矣；不使迩臣审之，争臣议之，则左右近习得而议之矣。人主顾谓得其权而自执之，岂不误哉！”孝宗重用近习，“目的是以他们为心腹爪牙，防止类似秦桧集团擅权情况的出现，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却引起文臣官僚和近习的对立，以及近习的弄权。”在“乾、道年间，道学士人以其‘公议’，对孝宗的独断与近幸势力进行着不懈的抗争”，“政治上的共同诉求，使朱熹、吕祖谦、陈亮、陆九渊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道学’士人，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团结而独特的朋党集团”，“以‘清议’的形态来干预朝政”。

对于近习弄权与“清议”干政，真德秀的看法颇可代表南宋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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